文学写作姿态和审美特性

一、打工作家的底层写作与底层生存自2005年曹征路的《那儿》发表，“底层写作”被正式命名以来，底层作为描述的对象，由谁来表达，谁来言说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这实际上就是关乎底层文学与打工文学谁才是真正的底层写作的问题。从作家身份来看，底层文学基本上是知识分子或已成名的作家来创作的，如曹征路、刘庆邦、王祥夫、陈应松、胡学文等，他们或是大学教授，或是作协系统的作家；而打工文学的作家本身就是打工者，如王十月、戴斌、张伟明、叶耳等。虽然两者都是怀着人道主义关怀精神描述底层生活的艰辛和无奈，关注底层的生存状态，但由于底层文学的作家并不是底层出身，是站在一个高于底层的位置来观察底层的，因此，不少人对底层文学能否真正言说底层表示怀疑。在部分评论家看来，知识分子并不能真正表述底层，他们甚至会扭曲底层生活，而只有打工文学这种由身居底层的打工者描写自身生活、自己为自己说话的文学应该才是真正的底层写作，是真正从底层发出的声音。因此，可以肯定，打工文学属于底层写作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而且是出自底层之手。排除初期因纪实性强文学性低而受人诟病的打工文本，而不以任何有色眼光来看现今的打工文本，我们同样会被作家娴熟的叙事技巧和跌宕起伏的情节所吸引，谁也不会否认《天堂凹》、《无碑》、《献血》的文学性。如果以王十月的以让人想一口气读完才是好小说的标准来看，那么他们做到了。

打工作家的这种底层写作正是他们的底层生存造就的。与专业作家相比，打工作家身份有其特殊性，其本身就是一个打工者，在底层中生活。张伟明、王十月、安子、林坚等打工作家都是从打工道路上走过来的。如林坚从1982年来深圳打工前前后后有将近十年，做过工人、服务员、机关干事等；安子、王十月、戴斌等亦是如此，写作是他们打工之余的一种爱好和奢侈。从某种角度上看，这是他们的优势，这种优势即使是专业作家潜入打工者中生活几个月搜集素材也无法与之比拟的，缺乏在场感使专业作家无法触及打工者们灵魂的深处，对他们的实际生存状况和真实心态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解，无法与他们感同身受。而打工作家对最基层的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对打工仔、打工妹生存的困境及内心深处的情感诉求是最为熟悉的，他们是真正融入社会底层之中，把底层切切实实内化为自己生命体验的作家，因此他们写作中的诉求直接来源于他们自身最真实的体验。

打工作家由于其生活的在场感使其写作与生活胶着在一起，这种写作状态被称为“在生存中写作”或“底层生存写作”。他们的写作直接取材于自身或周边打工者的境遇。以张伟明、安子、林坚为代表的第一代打工作家及王十月、戴斌等第二代打工作家所创作的作品来看，他们的笔触所指，均为从乡下进城寻找工作的农村青年、流水线上的打工妹等挣扎在底层的人物。郭建勋在他的《天堂凹》后记中所说：“上了我这趟列车的都是我非常熟悉的人，德宝、小四川、福林、雪梅、春妹、李元庆，等等，他们要么是我的乡党亲戚，要么是我的工友同事，要么是我的采访对象，要么我曾从别人的嘴里听过他们的故事。”正因为如此，打工作家才能得以近乎白描、近乎摄影的方式去展示这群生活在最底层人的粗粝、鄙俗的生活原态，能切身得体会他们那种用自己的青春和血汗所打造的这座现代化城市对自己的刻薄和遭到排斥的心情。如果没有这种生活在第一线的经历，只能是隔靴搔痒。如从重庆来深打工的打工诗人程鹏，他很多诗歌素材直接取材于自身境遇，如他的《冲凉歌》，寒冬腊月里，冰冷的水浇灌在饱受身心苦痛的身上，从头凉到脚，但诗人却唱着歌，如果没有这种体验是无法写出如此真实的诗歌；《民工程鹏的工资单》中微薄的收入所承载了太多的生活压力，正是诗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当然底层生存也会让打工作家在写作上出现瓶颈，那就是文本流于工厂生活场景的描述，沉溺于自我苦难的控诉，这只会让打工文学停滞不前，成为主流作家眼中的“不入流”作品。可喜的是打工作家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后来的文本中逐渐地其书写内容从生存层面扩展到人性层面，在城乡之间的游走所带来的漂泊无定、孤独与被拒感、彷徨与无奈感开始取代单一的求生存、求活路的书写，它表明打工文学正在不断向上提升，在精神层面完善自己。如果说早期的打工文学很大程度上是以自我抚慰的方式来舔舐身处底层的痛楚的话，那么，内容扩展后的打工文学则是站在了更高一层的台阶上，带着对人性、人情的思考深入解析当下打工一族的精神世界。在这一方面，它与专业作家的所谓“底层写作”是相通的。

这种文学创作方式必然会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了专业作家不可能有的底层深度，而他们的先觉悟并对同类命运进行审视和反思又使其作品具有底层的高度。

二、打工作家的身份困境身份困境从某种程度上是指包括身份在内的文化认同危机。张宁认为，文化认同的产生在于在异质文化的交往中产生自身危机感,原来自身文化的基本条件不能接受它,所以自身产生焦虑感和危机感,为了达到某种新的平衡,以此消解内心的焦虑和危机,从而产生文化认同的行为。也就是说，当对自我身份不确定时，就会诱发认同方面的焦虑。打工文学在与精英文学交往中便产生了自身危机感，这来自于初期的打工文学因文本的粗糙被视为不入流文学，被排除在精英文化之外。得不到主流文坛的认同使打工作家在当代文坛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即归属，这种身份的不确定性诱发了打工作家的焦虑感和危机感，由此带来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折磨，并进而影响到他们对自己做一个恰当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认同。

对打工文学叙述主体身份界定的不确定性导致打工作家面临着身份困境。而打工作家本身就是一个不固定的模糊的概念，就如同当年界定“女性文学”时一样，更多的人纠结于是女性写的作品还是反映女性的作品，而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性别歧视，女作家也往往对这个称号不认同。今天的打工作家面临相同的境遇，吕雷就认为“打工作家”是一种标签的滥用，是一种歧视。

但问题是打工作家对主流文坛对自己身份的界定是抱着怎样的态度呢？他们是否认同这种界定或者愿意把自己的作品看做打工小说？理清这点才是最关键的。

从打工作家来看，他们对戴在自己顶上的帽子无可奈何。追根溯源，应该要从第一代打工作家谈起，如安子、林坚、张伟明、黄秀萍等写作者大都只受过初高中的教育，文字技巧稍显稚嫩，如安子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最多只能归入纪实文学中，甚至有人认为它不是文学作品。因此，此期的打工作家缺乏与主流作家、评论家对话的实力。这时，要想进入文坛，必须借助一股助力，尽快为自己的文字、身份定位，而“打工作家”这个称号就是最好的定位，因为它既一脚跨进了文坛的门槛，而且又为自己的文字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说理。加上地方政府的关注和扶持，打工文学开始从深圳波及全国，“打工作家”的称号基本上得到了文坛的公认。但问题是，后来的第二代第三代打工作家慢慢从打工群体中脱身，他们摆脱了打工者的身份，不断地突破文学技巧及通过进修来提升自身文学素养，作品开始在知名文学刊物上发表，他们的目标不再是如何把这顶打工作家的帽子戴得更舒服稳妥，而是想摘掉这顶帽子，努力向主流文学靠近。如深圳大学教授黄玉蓉所说，在深圳文学圈，不管是作家本人还是作家的朋友，对“打工文学”这一表述都讳莫如深，好像进了这个圈子，就代表品味不高，或者就表示作家出身低微。深圳宝安打工作家群“31区”的聚散离合就是典型一例。从个体来说，不少打工作家曾因写打工作品而出名，但并不因台作为自己的一个跳板。一个个打工作家纷纷脱离打工题材的写作，如谢湘南曾以《零点的搬运工》奠定了在打工文坛上的地位，但之后并不见更多打工作品出现，他对冠于头上的“打工诗人”称号不置可否；周崇贤在腾讯草根名博访谈录中谈到：文学可能让你名利双收，但要做好一无所有的准备。打工文学确实让他名利双收了，周崇贤以《米脂妹》、《打工妹咏叹调》呈现了他的文笔功力，很快写了“打工妹情爱小说”系列，从一个工厂的打工仔成为现在的佛山文学院院长，但他也久已不再写打工题材作品了，如他所说，离开了打工的第一线，失去了那种“张扬的疼痛感”。但也有一直坚守打工题材写作阵地的作家，如王十月，他坦然地承认自己打工作家的身份并一直坚持为打工者立言的立场，虽然基本围绕单一题材进行创作，但由于他对打工题材的深入挖掘，使得作品也就有了深度。他成为了打工作家中成就最大的一位，他的作品无论是从艺术品质还是文笔技巧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此时的王十月与当年的第一代打工作家作品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获得“新浪散文奖”的郑晓琼拒绝了文职，而坚持在打工第一线写作。

为什么打工作家不认同、不愿意接受打工作家的身份？除了评论界对打工作家身份界定模糊之外，更主要的是其所代表的作品不被主流文坛所认同，遭受集体排斥。初期的打工文学由于技巧和文笔的粗糙，自然被排拒于精英文学之外，评论家的不重视更把打工文学推向边缘。他们的书写对象是打工者，一个公认的弱势群体，需要给予人性关注，而打工作家由于文笔上的稚嫩，又被主流文坛时时宣扬“要关注”，“要扶助”，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使打工作家无法从内心深处接受，他们拒绝接受打工作家的称号，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标签；他们更愿意是用自己的作品来说话，来证明自己是凭着真才实干来确认自己在文坛上的位置，从而摘掉“打工”这个前缀。在最近几年中，不少打工作家为了摆脱这个标签，撇开打工题材，不再讲述底层。

但是，不管是底层文学还是打工文学，一旦进入文学的领地，就意味着它们本身具有了文学的品质，因此打工作家首先要做的是以平和的心态来对待冠于头上的头衔，对自己有一个恰当的自我评价和认定，同时要坚定自己的文学立场，利用自身资源，写出对生活的独特理解，这样才能实现自我超越，才会让自己走得更远。

三、聚散离合：深圳打工作家群体——31区谈及深圳打工文学，31区是绕不开的话题。31区是指深圳宝安区31区上合村的一个城中村。但它已超出了地理上的概念，一群打工作家的入驻使它声名鹊起，成为了深圳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最初，是王十月在此租房写作，随即不久，叶耳、卫鸦、徐东、韩三省、曾五定、曾楚桥、孙夜、杨文冰、于怀岸等作家也慕名而来。31区由来于这群打工作家在此成立一个文学工作室的理想。他们刚开始取名为“自由工作室”，但很快改成了“存在工作室”，最后商定为“三十一区”。2005年，唐冬梅发表的《关外→斯德哥尔摩通向诺贝尔文学奖的路途经31区》，使“31区”成为了这群打工作家的代号。

从2004年至2008年短短四年，王十月、曾楚桥、叶耳、于怀岸、徐东等人不少重要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如王十月的短篇小说《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关卡》、《示众》、《刺个纹身才安全》等，中篇小说《国家订单》、长篇小说《烦躁不安》、《活物》、《31区》等，曾楚桥的《幸福咒》、《观生》，于怀岸的《台风之夜》，卫鸦的《十里长堤》、叶耳的散文等等，其作品在全国的重要文学期刊频频亮相。就这样，一个普通的城中村因此而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人民文学》与《特区文学》相继为之做了专版。

31区打工作家群于2004年始，不断有人加入，也不断有人离开，最终于2008年分散。如今的31区只剩下叶耳在坚守着，让不少人唏嘘不已，但它的消失虽说无奈却也在意料之中。因为31区的这种聚散离合恰恰是打工作家为生存而写作的写作姿态的集中体现。

首先，31区的聚散离合与打工作家的经济困境有关。31区打工作家群中不少人之前都担任过《大鹏湾》的编辑，由于《大鹏湾》只是一个内部刊物，最终于2004年解散。而担任其编辑的打工作家一下找不到工作，或者说怠于去工厂工作，从而萌发以文字为生的念头，用自己文学上的才华来谋生，王十月长篇小说《烦躁不安》中孙天一实际上就是当时无数打工作家的写照。之所以选择以31区作为他们的根据地，王十月在一次采访中作出了解释，“一方面宝安是打工文学的策源地，创作氛围好；加上31区的房屋租金又相对便宜；一方面大家一边打工，一边搞创作，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可以互相帮一帮。此外，大家文学志趣相投，生活经历各异，在一起可以互相出出主意，提提建议，多写出一些好作品”。王十月的表述清楚地告诉我们，经济问题是这群打工作家群体选择这里的一大原因。这群打工作家之前大多在工厂做工，没有固定的工作，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而他们要想专职于写作，就必须考虑生计问题。而31区从地理环境来看，是宝安区的一个城中村，那里最大的好处就是租金便宜，因此成为把写作当做自己事业的打工作家们的首选。

31区打工作家群因经济原因而聚合，最终也因经济原因而离散。与专业作家不同，他们大都是体制外作家，大多数靠自己多年打工的积蓄和稿费来支撑生活，收入的不稳定，使他们的生活捉襟见肘。

因此，为了生活，不少作家持“两手写作”——商业化的写作和发乎内心的写作。这种为生存而写作的文学生产方式一方面使他们的内心时刻承受灵魂的拷问，开始怀疑自己所坚持的文学创作，另一方面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选择。

其次，被“边缘化”也是31区聚散离合的另一重要因素。如上文所述，在打工文学诞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流文坛对打工作家身份的关注似乎远大于文本，这让打工作家承受着难以言说的隐痛，也使得打工文学和打工作家一步步地被边缘化。

为了创造出更好的文学作品，打工作家聚集于此决定专业写作，把文学当做自己的事业，就如徐东所说，写作是他们自己的一项事业，他们是把它当作事业来经营。所以他们在某个特定的阶段，是非常有必要拿出一整块的时间来写作。这样更有利于写出他们心中想要的那种文学的样式。他们在这段时期确实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边缘化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又加上一部分作家也稍涉其他题材的写作，因此导致了打工作家在定义自己的身份时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必然会加速这个群体的解散。

同时，我们还应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存在并非意味着其是一个有统一的文学主张或组织形式的文学流派，它的出现是打工作家们出于对文学的热忱和彼此之间的惺惺相惜而走到一起，可以说这仅是一个群体性的存在，是由个体组成的文学圈子，其成员也处于不断的流动、变化之中，凝聚力并不强，彼此不同的经历及不同的文学选择决定了这个群体最终的去向。但不管怎样，31区已经构成了深圳打工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这也是31区最主要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四、呐喊：迎流直上的拼搏主题早期的打工文学过多地停留于对苦难的倾诉，使读者忽略了打工者们在为了能继续留在这个大城市或能在这里站稳脚跟而努力的奋争着。打工艰辛的生活磨砺出他们坚韧的意志，半城半乡的身份尴尬促使了他们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对自我超越的追求。不少打工者清醒地意识到只有紧跟时代步伐，才能跟上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尽管他们的生活是那样的窘迫，“火柴盒似的厂房”、“转进旁边的一间铁皮房，里面蒸笼似的，又热有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异味。房内排满了上下层们有着对生活更为强烈的渴望和对未来更为实在的梦想。他们在艰难的处境中“对生活怀有信念，对世界有一份坚定和乐观的抱负。他们相信凭自己艰苦的劳作和机敏的争取，完全有可能为自己开创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们并不想绝望地走向社会的反面，也并不激烈地抨击当下的生活，而是在困难中相互慰勉，在挑战中从容面对”。

特别是安子“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的信念及她本身的事迹更是鼓舞了无数打工人，在打工文学中不管是诗歌还是小说、散文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打工者们那种敢于拼搏的精神。“在南方，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正是对未来怀着美好的憧憬，他们有了拼搏的勇气和动力，也才能在深圳这个现代化的城市扎根，实现自己的价值。安子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中的康珍深信“深圳是一个让你可以拼搏的世界，只要你能把握住自己”，她可以用三天时间学会运用电脑，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似模似样”的城市青年，利用业余时间上夜大，学会“多边外交”，这样抓住任何机遇，成为了美国公司驻深办事处的主管。她说：“是深圳，使我寻找到自我，我还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进一步实现自己的价值。”《来自女儿国的报告》中的赵露珍在深圳这复杂、艰险、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她排除种种困难，从一个农家女变成了“女儿国的国王”，成为第一个女厂长，这与其说是改革的大潮造就了她，不如说是她的那种奋斗拼搏的精神让她成功。他们在打工现实中慢慢琢磨出在这个打工世界里，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进步，才不会被激烈的竞争所淘汰。

打工者们的这种与时共进的拼搏精神使他们很快在众人中出类拔萃，也敢跟老板叫板“老板，我先炒你鱿鱼，怎样”，吹雨可以指着香港总管杜丽珠的鼻子一字一顿地说出：“告诉你，本少爷不叫马仔，本少爷叫一九九七。”并毅然炒掉了老板而继续走向下一站。

五、在场与亲历性的写作风格打工作家由于其特殊的身份，他们的写作与生活呈胶着状态，作品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都现场感极强，那种“亲历性”风格扑面而来，每读一篇，犹如同他们到现场走了一趟。正是打工作家的这种现场亲历，才使其作品独具特色，独具细腻的情感和沉甸甸的份量。

打工作家把自己身体感官所感知的事物和细节写在作品中，使人读了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王十月作品《开凉床的人》中小广西的手掌被冲床砸成肉泥时“李想当时在神游，并没意识到溅在他脸上的是血、是肉，只感觉到有东西扑打在脸上。他纳闷地看见小广西跳起来，蹲下去，又跳起来，接着身子像陀螺一样转着圈子；小广西的嘴不停地一张一合，像一条在岸上垂死的鱼；他脸上的肌肉在抽搐、扭曲，直到把身子扭成了麻花状”。这段操作事故场景的描写，作者把事故者在失去手掌时那种剧烈的痛楚用极形象的比喻写出来了，“身子扭成了麻花状”，让每一位读者如临其境，彷佛看到了扭成了麻花状的小广西在那里痛苦地嘶叫，立刻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种痛楚。打工仔在外遭遇治安队的惶恐、打工妹在工厂的流水线生活……这些都是打工作家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只有真切地感知，才能获得事物的原貌、原汁、原味，才能发现事物珍珠般的亮色。

打工文学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震撼力，这也正是打工文学亲历性风格的一个显著特点。打工作家是真正从底层爬起来的，经历了与他文本中打工者同样的打工生涯，如王十月从15岁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在工厂里摸爬打滚过多年，从最初的普通打工仔升到主管，这一番经历让他切身体会到打工者漂泊在外的苦与乐。因此，他们不仅是用用身体感官去感知事物，而且也是在用心去感知、去体验、去思考打工者抑或他们自己的生存状态，也由此而触发了每一位读者的心灵震撼，写出的作品在可读的基础上尤具深度。《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中，当天佑既失恋又因工伤而被驱逐出厂成为又一个磨刀人时，作品的震撼力油然而生。天佑式的人物在当时大有人在，如小广西走投无路挟制人质以谋求些许利益、追着经理砍的男工等……在打工世界里打工者们无安全感可言，他们的生存权利无数次地遭到践踏，尤其是《战栗》中沙和他女人揣着用儿子的命换来的三万元在墓地里遇到鬼时，双方都以为对方是鬼而彼此松了一口气，这种只有在鬼的世界里才能获得安全的生存状态让作品具有了深度，也震撼了每个读者。

打工作家的亲历性使他们对打工者这个弱势群体的生活困境有了理性反思，他们在作品中开始超越个人喜怒哀乐之情，把这种个人情感升华到了某种普遍性的情感，而这不仅使作品上升了一个高度，更主要的是唤起了打工群体的共鸣，触发了整个社会对这个弱势群体的心灵震撼和思考。林坚的《别人的城市》和张伟明的《下一站》之所以成为打工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在打工者中久传不衰，就是因为说出了无数打工者的心声，它反映了打工者整体的精神状态，即使到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会触动打工者纤细的情感。打工作家通过亲身经历的叙述，独特情怀的抒发，发人深思的见解，使打工文学有了社会性，充满了浓烈的时代感。

六、意象营造：动物与土地细品打工作品，我们透过质朴的语言可以看到作者对意象的择用和营造有其独特的发现，那就是动物意象和土地意象的营造。动物意象和土地意象在打工诗歌、散文和小说中多次出现，构成了打工文学中独特而鲜明的审美特色，并给读者提供了许多遐想的空间。

打工文本中动物意象多为一些平凡得让人熟视无睹抑或厌恶的动物，孤独的蚊子、玻璃中的鱼、在城市窜来窜去的老鼠、拼命挖洞的穿山甲、张牙舞爪的猫、忙着搬家的蚂蚁等等。这些动物意象身上没有了通常动物意象可能具有的原始强大的力量；相反，它们多数是弱小、卑贱的动物。以打工诗人谢湘南为例，他把打工者的生活境遇通过动物意象表达出来，如《呆着》：“我呆在深圳/这与一匹羊或一头牛呆在深圳/没有区别”；在《忧郁》中写道：“我从农村流落到城市/多像一只丧家之犬”。《一条腐烂的死鱼从风里游过》充分体现打工者在城市四处漂泊的处境：它自由自在/游得多么自豪/它把空气当作了它前世的水/把空气中漂浮的颗粒/当作自己的吃食/将那些好人一闪即逝的坏念头/当作自己的玩伴/它继续活着/在扑朔的风中活得滋润//我想躲避它/就像躲避烈日的暴晒/躲避玻璃和城市的反光/躲避我自身/四处流窜的命运诗中的鱼貌似自由自在，活得滋润，但实际上是在把生活中所遭遇到的种种极细小而又极沉重的嘲弄、挤压、伤害和痛击投以无奈的愤怒。（柳冬妩《从知青诗人到打工诗人的境遇关怀》）谈到这类弱小、低贱的动物为什么会进入作家的视野？这就涉及到作家对现实的理解、把握和评价。首先，打工文学的创作者本身就是打工者，他们更能切身体会到打工者在外四处漂泊、孤独无助的生活境遇。打工者在城市没有固定的住所和工作，还要随时应付着治安人员盘查暂住证。作者从动物身上发现自己以及千千万万的打工者们相似的命运，像被食物诱惑来的老鼠一样在这个城市里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像到处搬家的蚂蚁一样只要一点风吹雨打就不得不另择居所，像见不得光似的老鼠一样遇到盘查证件时四处逃避。在这个城市里，他们如动物般低贱、渺小，遇到一点动静就凄凄惶惶。

其次，作家对这群如动物般命运的打工者流露出强烈的道德正义的关怀，但又有着无能为力的无奈和愤怒。打工者遭遇的永远是轻视和厌恶，即使遇到不公的对待，也无力反抗，这与人们对那些低贱的动物态度是多么地相似。如谢湘南的《呆着》：“一匹羊有可能是杂技团的一匹羊/一头牛有可能是屠宰场的一头牛/羊等待演出/牛等待黎明时刻，庖丁”。这些动物意象就把人和动物拉到同一层面，不仅体现了打工者对现实的无

奈，而且也表达出作者对这群待宰割的打工者强烈的道德正义的关怀。谢湘南等打工作家把有异于人类的低贱的动物去扮演人类生活中特别是打工者的各种角色，这种人如动物般命运使得他们的写作中始终贯穿着悲伤的语境，对生活本质有着极强的穿透力。同时能让社会更清醒地去审视打工者的生存困境，唤起人们对弱势群体的同情。

土地意象也是打工文本中常用的一个重要的意象。土，是与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关系的自然物质之一，中国神话中泥土造人神话就是确认人与土的本质关联，即人的土地性。当土地由自然物质提升为文学领域审美观照的意象后，逐渐成为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精神意象，进而演化为一种情结，用来寄托人们对家园的思恋。打工者包括打工作家背井离乡，远离故土，来到这个只重时间、金钱、效率的世界，他们茫然，找不到自己的坐标点。这时，打工者往往通过对土地的追怀来获得心灵的安宁，重构精神家园，抒发对故土的依恋。在戴斌的《我长得丑，我容易吗》中，胡七索曾为了钱而与哥哥在深圳海关当科长的阿宁结婚，但在婚姻中周转一番之后无奈离婚而开始追怀起故乡的土地：“好想闻一闻田野里的牛粪和泥巴的味道，穿一双破鞋，到山上去砍一砍柴”、“青黛的山在钢筋水泥的丛林外绵延起伏，不壮观，也不雄伟，可以说是一点看头都没有，但我还是有滋有味地看着，不管怎么说那也是山呀!”戴斌另一短篇小说《地》中的黄卫星对土地的疯狂占有，不惜倾其所有，并借债若干，也要买土地。在这里土地意象充当了源地与归属的角色，只要有土地，打工者们就有了归属感。土地还成为了打工者心灵疗伤的最好良药，“在城市遭受的不公，你为我抚平/在城市得的病，回来治疗”。只有土地才能让这群漂泊的或受伤的灵魂得到暂时的栖息和抚慰。

结语打工文学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它丰富了文学形态，为当代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它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拥有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面对着一个庞大的读者群，虽然它目前的文学地位还处于备受争议阶段，还不能与当年的知青文学、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相提并论，但它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能抹杀的。它第一次彻底地把文学由知识分子或专业作家的事情变成了大众的事情，打破了传统的文学生产方式，成为所有文学样式中参与创作者最多的一种文学活动，把文学从神圣的殿堂拉下来，成为普通打工者们情感宣泄的一种渠道，当然这种生产方式和过程也许缺乏深邃的思考和纯熟的文学技巧导致给人以打工文学粗糙的印象。但从另一角度看反映了当代文坛文艺创作和谐宽松的创作氛围。打工文学的出现还拓宽了底层文学的局面。打工文学以“底层写”、“写底层”的写作姿态闯入文坛，这种从底层出身反映底层生活的写作使底层文学写作有着更加深刻的情感表述和底层生活展示，成为了底层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打工文学对实现农民工的文化权利有着很大的贡献，它以文字的方式反映了农民工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诉求，使中国内部阶层的矛盾和冲突不再被遮蔽，他们灵魂深处的矛盾和现实问题的存在也让任何人都不能回避。

因此，打工文学的发展成为目前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往多元化发展是当前关注打工文学的评论家和作家的一个共识，温远辉曾谈到，文化是多元的，文学是讲究特色的，打工文学同样要讲究特色，也要讲究多元。鄢文江在他的《打工文学：一个未来的文学流派》中指出打工文学需要更多的打工元素，加班，白领蓝领灰领，社保，工伤，跳槽，老板，等等，一切围绕打工各元素来展现人物命运或生存状态的书写，都可以像军旅文学那样形成自己鲜明的个性特色。同时，打工文学还要把打工这一生态场景放置到社会背景中去，建立宏大的叙事背景，放大自身的特色，而不再停留在个体生命的体验上，才能实现新的跨越。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打工作家应该拓展自己的精神，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放眼全世界的嘈杂与混沌，提炼出生活的精髓，从而显现出打工文学与打工作家在这个时代存在的价值。此而荣，更多地是利用这样一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