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农民工课题研究

时间:2022-09-17 05:48:00

转型期农民工课题研究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为农民的流动和分化提供了社会基础,农民群体在流动和分化中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再社会化高潮。农民阶层在再社会化过程中为我国现代化事业作出了贡献,同时自身也在经历着一个现代性成长的过程,在个人的现代化进程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本文即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的驱动力、再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做了相关对策分析。

关键词:转型期;农民工;再社会化

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城市化进程中必然的现象,但这不是简单的人口迁移,而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农民工作为一个既有别于农业劳动者又有别于城市居民的新阶层在中国已经出现。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短时间外出就业,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长期扎根城市,携妻带子,全部生活在城市,以非农职业为主。农民进入城市,无论是从经济发展需要还是从城市建设需要来看,都是一个劳动力要素自然配置的过程,也是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也就是农民工再社会化的过程。

一、对农民工再社会化概念的界定所谓人的再社会化是指一个人由于社会化的中断和失败引起的从一种生活方式向另一种生活方式急剧转变的过程。它要求人们放弃原来的社会规范和生活方式,接受一套对于他本人来说完全是新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从而与新的环境中的社会成员结成新关系,进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农民工的再社会化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环境对其自身的影响,整合新旧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特征的过程,同时也是农民工主动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并主观能动的反作用于社会环境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包含:生活技能再社会化,以保证其有独立在城市生存的经济基础;社会规范再社会化,使其行为符合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个性再社会化,农民工培养符合社会的动机、情操、能力、气质与性格等个性,其整个精神面貌体现社会的发展方向。

二、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驱动力分析农民工再社会化主客体关系中农民工具有主体地位,农民工再社会化这一概念内涵着农民工与社会两方面的因素,农民工再社会化主客体关系的基本层面是社会要以它所具有的属性去锻铸社会个体,同时农民工也是再社会化过程的主体,能够发挥主动性,能以自己的面貌去铸造社会。

1、角色过渡角色变化是农民工再社会化的一种外部驱动力。城市不同于乡村的环境、行为规范、价值标准等,使初次进城的农村人口感觉完全处在一个陌生的世界。农民工在城市中角色定位是与农村有很大差别的,在职业上,他们大多扮演产业工人的角色。由于角色的转换,使农民工有了在城市生活的现实的基础,对城市生活的梦想与对农村生活的内心排斥形成的割舍不开、摆脱不了的情感,驱使他们进行再社会化,在城市中生存下去。

2、价值观转变农民价值观的转变是农民工再社会化的内部驱动力。

中国传统农民有着天然的守土倾向,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但是,由于农村教育的发展、大众传媒的发达、文化的变迁,以及市场经济形成的社会的开放,使青年一代农民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毕竟城市聚集着社会精英,有着良好的发展条件,是社会文明的代表,他们为了子女的教育,为了自己的发展,希望在城市中能够闯出一片天地,改变自己的命运。

3、比较利益比较利益是农民工再社会化的直接动力。经济理论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已证明,当一国的工业化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城市就会发挥一种“聚集效应”,人口、财富就会向城市集中。因为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高度集中的城市,二、三产业发达,且比较利益高于农业,在其中就业可以获得比从事农业更高的收益。农民作为“经济人”,“两利相权取其重”,这种利益诱惑必然使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谋生,寻求更高的收益、更好的生存状态。因此农民工必须再社会化,适应城市的生存环境,这样才有可能在经济上获得较好的收益。

三、转型期农民工再社会化之软肋中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固化和制度化,成为农民工再社会化过程中的社会屏蔽,将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由此而来,农民工在向城市化转移的再社会化中遇到了种种困难,他们逐渐成为城市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被遇忘的角落。

首先,现存城市社会的制度体系缺乏对农民工的支持,这是阻碍其融入市民角色的无形壁垒。这些制度体系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教育和就业培训制度等。户籍的差异,导致农民工在原本就缺乏公平竞争的就业上处于弱势地位。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大多数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按户籍属地”设置的,据2006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显示,农民工真正得到的社会保障少之又少,这对现实社会规模巨大的流动就业,特别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定居,缺乏科学、统一管理理念,使得庞大的社会群体长期游离于城市社会秩序控制体系外。

(2006国家统计局全国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专项调查: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低)其次,城市的文化传统、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无形歧视。在城市中,市民阶层受到固有世俗观念影响,很多人潜意识里至今仍以农民为一种“身份”,认为农民的职业是低微的,城市人原本就比“乡下人”高一等,城市市民的这些伦理、道德观念和习俗习惯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即带来了他们对农民工的排斥和歧视。因为正式的制度体系缺乏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怀和重视,也使得意识形态领域未形成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广大农民工的支持,这就给农民工的再社会化带来了无形的障碍。

第三,利益冲突使得城市市民群体排斥农民工。受到固有观念的影响,很多城市市民对农民工进城打工一直存在着狭隘的偏见。加之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体制改革,城市市民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就业危机,于是许多市民认为,农民工进城由季节性、临时性转为长期性并伴随社会变迁变成城市“新移民”,无疑是与他们争饭碗,许多城市市民从心理到实际行动都对其产生强烈的排斥感。据2006年国家统计局专项调查显示,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的农民工只占总数的10%左右,50%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在这种利益的竞争下,农民工工作的付出和回报往往是不成比例的。

最后,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过程中的主体障碍。乡村社会人格的价值取向具有“群体取向”的特征,自我主体意识处于被抑制的状态。这种自我意识的缺乏只注重群体利益而不关心个人的需求及自身的价值实现。另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社会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就会越来越高,农民工原有的较低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成了其再社会化过程中的一大障碍。尤其表现在法律意识的淡薄上,以劳动法为例,有调查显示真正了解劳动法的青年农民工仅占总数的16。7%。由于法律知识的匮乏,大多进城务工农民不懂得以正确的方式保护自己,当遇到权利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因此而进入尴尬境地。

四、持续推动农民工再社会化的进程第一,通过大众传媒等多种途径,建立相应的关怀农民工的社会机制。

各级政府和社会要通过舆论、大众传媒等手段,树立正确的“公民”观念,“权利平等”理念,改变一些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在社会伦理道德、习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不断促进城市市民与农民工的交往和沟通,从而为农民工再社会化———融入城市做好铺垫。在社会关系上,要发掘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社区的“助推器”社区工会组织、社区管理组织等组织和团体的作用,促进农民工融入社区和城市,构建与城市相契合的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推进农民工再社会化的顺利进行。

第二,培育与完善农民工劳务市场,为农民工城市就业提供合理的平台。

由于劳务市场发展滞后,缺乏公开的市场竞争,大多数农民工的就业信息是通过血缘和地缘的原始方式获得,据调查显示50%以上的农民工工作由亲朋好友介绍,这使得农民工难以发现和挖掘潜在的就业机会,不能根据自身的人力资本状况选择合适的职业,从而导致农民工的低就业率和就业的盲目性。为此,应规范中介组织结构,在保证农民工不受中介组织机构商业欺骗的同时,中介组织机构还应为农民工提供真实、及时的就业信息,为农民工提供培训、再教育机会,通过提高农民工素质改变其就业境况甚至职业地位。

全国抽样调查样本数:29425个

(2006国家统计局全国城市农民工求职途径专项调查:农民工求职主要靠亲朋好友)

图1城市农民工求职途径抽样调查(百分比)

第三,发挥农民工的主观能动性,加速其再社会化的进程。

在经济层面要力求较好地生存,引导和激励进城农民工重视知识学习和经验的积累,努力提高综合素质特别是职业技能,以适应城市生产、生活的要求;社会层面要主动扩大交往,引导并激励农民工主动和善意地扩大社会交往,尤其要积极参加社区、工会的各种活动,在城市中建立比较丰富和融洽的人际关系,利用较多的社会资源实现自身的发展;心理层面要自觉强化认同感,通过各种媒体和社会交往增加对即将进入或已经进入的城市的了解。培育乐观向上的心理,自觉增强对市民群体的归属感,增强城市“主人”意识,从而尽早完成由农民到新市民的再社会化过程。

第四,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应逐步放宽农民进入城市就业和定居的条件,分阶段、分区域地逐渐消除户籍制度,使进城农民在政治权利、就业求职、权益维护、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等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履行相应的义务。国家和地方人大、政府尽快制定出台保护进城就业农民权益的专门法律、法规和政策,为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公平就业、职业安全、卫生健康、伤残和养老保险等权益提供法律政策依据,并对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必要的法律制裁。

值得欣慰的是,在我国社会转型的现阶段,农民群体通过各种再社会化的途径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在总体上农民工的再社会化过程是朝着有利于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的。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当前的农民工整个群体中也有再社会化失范的部分群体存在,他们在抛弃了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后,接受了一些不健康的亚文化,最终走向了犯罪的道路,成为社会发展的反作用力。因此,关注进城农民工的再社会化,为流动农民提供一个有利于培养现代人格的社会环境是我国政府和社会应有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