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范文10篇

转型时期范文篇1

一、农村不良社会情绪的提出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听到或看到诸如“社会情绪”，“反社会情绪”和“不满社会情绪”等词语。这些词语我们都耳熟能详，运用起来也游刃自如，无多障碍，但却很少花工夫去深究它们的大义，研考其中旨趣。

要领略“社会情绪”，我们首先须弄清什么是“情绪”。根据心理学家的解释，“情绪”指的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体验。它是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特别是人际交往中发展起来的，因而情绪既有与生物体相联系的体验如疼痛引起的不愉快情绪，又有与社会文化相关联的高级情绪或社会情操如道德感、审美感和价值评价。[1]社会情绪显然属于后者，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境的知觉，它对个体或全体产生指导性和动力性的影响。社会情绪有时表现为舆论，社会应对此赋予应有注意。

顾名思义，农村社会情绪就是，作为特殊社会群体的广大农民对农村社会这一特殊领域以及整个社会的情绪和看法。

由于个人受文化背景、经济条件、教育水平、个性特征、性别、年龄以及地区等主客因素的影响，在同一事物，同一情境面前，通常表现出不同的社会情绪。在我国，尽管近二十年的不平衡发展，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的农村大地存在不同的程度的差异，但从全国范围来考察，整个农村社会的文化背景、经济条件、教育水平、组织化水平并无多大差别，因此我国农村社会情绪表现出惊人的同质性。这为我们从整体上研究农村社会情绪提供了可能。

对农村社会情绪可以从不同角度和方向加以分类研究，比如从情绪状态角度可分为“相对稳定社会情绪和变动不居社会情绪”两种，从怀有某种情绪人数的多少可分为“个体社会情绪与群体社会情绪”两种。笔者认为，对社会情绪的研究，目的重在考察情绪引发的行为后果及其社会影响，进而提出不同对策。因此，文章从这个角度将农村社会情绪划分为积极社会情绪和消极或不良社会情绪。

积极社会情绪，又可称为正向社会情绪，主要表现为，人们热烈拥护党在农村的政策，心理上或行为上主动配合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在农村的各项工作，诚心诚意为实现国家指引的目标而奋斗，从而营造一种爱党爱国爱农村的良好氛围。在这种氛围下农村社会鸡犬相闻，人们友好相处，邻里互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党群干群关系和谐融洽，官为民，民用官，共同为繁荣、稳定的农村社会尽心尽力。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社会情绪的塑造和维持，需要我们的党政干部和基层领导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只有服务到位了，干群关系才能融洽，农村内部矛盾才能得以解决。

消极或不良社会情绪，是指农民群众对自己所处的地位、与各级党政机关的互动关系，以及对整个农村社会普遍持某种悲观的看法和态度并在生活和劳作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农村中不良社会情绪又可分为三类：

1.逆向社会情绪。人们由于利害冲突或道德评价而抵制党的政策，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甚至可能采取敌对行动。主要的行为表现有：上访上告，群体性突发事件以及黑白合流等。这些过激的行为，一方面是农村不稳定情绪的表征，另一方面又是导致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潜在不稳定的诱因。因此，必须引起有关各方的高度注意和警惕。这种社会情绪尽管不占农村社会的主流，但它的影响可能是破坏性和灾难性的；而且，从历史上许多非常事件来看，造成社会不稳定乃至社会动乱并不一定受全体社会成员整体的心理和情绪的影响，甚至也不一定受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可能只因社会一个阶层或一部分人对社会不满，就可能对社会稳定产生很大乃至绝对性的影响。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一些典型事件便是前车之鉴。

2.异向社会情绪。人们偏离了正确的方向，陷入歧途，表面上他们并不反对党的政策，似乎响应党的号召。但事实上，他们的这种情绪与党所倡导的方向相异或相悖，他们的行为也并非党和国家所期望的。异向社会情绪在农村社会的直接体现是，建国以后曾一度销声匿迹的封建迷信已在整个农村社会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并有日趋猖獗之势；打牌，地下赌彩日渐横行；不少以前不信教的农民开始痴迷宗教，虔诚教会，地下宗教在有些地方多得不胜可数；更有甚者，一些一眼就可辨别出的粗俗愚昧、低级落后的邪教也在农村找到了活跃的市场。这种蜕变的可怕之处在于，一种新的潜在性替代力量正在渗透并掌控农村社会。因此可以说，异向社会情绪其实就是逆向社会情绪的改头换面和变种，它具有极大的隐蔽性、诱惑性和欺骗性，各级领导干部要仔细辨别，及时扭转，严于防范。否则，造成的后果将不亚于逆向社会情绪。1999年上半年，邪教“”组织围攻中南海、地方政府大楼、学校和新闻机构，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冲击我国改革开放稳定的大好局面，中央政府不得不动用所有专政工具和全部新闻媒体的力量，方得以平息。

3.中性社会情绪。表现为人们对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持观望态度，若即若离，即不表示接受，宣称拥护，也不抵制；可能受各种主观条件的限制，不能马上行动，而一旦条件成熟就会付诸行为，而万一遇到问题又停滞不前。由于怀有这个情绪的人在行动上较为谨慎，不草率，留有余地，不偏激，他们一般消极参与国家政治和政策制定，因此，精英主义论者多半认为，这种氛围下的民众最适合无为而治，对统治者而言是善莫大焉。然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投身到社会主义大建设中去，农民无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是，另一方面，中性社会情绪又会使人们缺乏主人翁责任感，不利于对新生事物的支持，涣散群众内聚力，动摇人们投身实践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而，这种社会情绪即不利于人们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利于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二、农村不良社会情绪产生的原因

（一）贫富差距导致农民的相对剥夺感。当前的贫富差距过大是引发农村社会不良情绪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可以说，在短短的十多年间，中国从经济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引起社会不安的国家。[2]城乡之间，以及农村内部各地区、家庭之间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形成一种所谓的“马太效应”：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为此，处于贫困线下的广大农民理所当然会产生不满情绪。但是，这种不满情绪同革命时代那种对贫富分层直接不满又有何不同呢？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分析指出，多数人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3]当前，不正当收入包括不合法收入和不合理收入，不合法收入指用以下手段牟取的暴利：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偷漏税费、走私贩私、制假售假等；不合理收入有少数垄断性行业收入和工资外的大量隐性收入。农民被排除在这些收入之外，必然产生强烈的剥夺感。

（二）农民作为弱势群体易遭受攻击和伤害。农村改革后，买卖重焕生机，农民的商品经济观念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崩离了集体的束缚，农民获得了自己选择和判断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的自由，自主精神开始复苏和传扬。但农民的总体力量（无论物质还是精神）还相当薄弱，加上农村自始至终没能形成行动现代的契约社会，无法甚至多数时候无意识要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联合起来。因此，不足以抵抗外来的攻击和伤害。如今，农民不仅要遭受来自自然性和市场性的各种攻击和伤害，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要受到来自中央和地方的政策性和行政性伤害。面对上述种种伤害，有的农民无力应付，牢骚满腹，敢怒不敢言，消极怠工，不积极完成交售的指标；有的则自怨自艾，怨天尤人，情绪低落，任人摆布与宰割；有的求救于超自然力量，沉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上帝和神灵，以求解脱；有的则怒发冲冠，烈火中烧，企图采取激进的攻击行为来摆脱现状；有的则缅怀集体时代的悠哉安适与均贫，逃避现状，厚古薄今。

（三）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因而社会各阶层、各团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涉及局部利益、特殊利益和个体利益时，它们又各有所求，各不相同。因此，各阶层、利益集团都竭力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向决策者表达自己的利益取向和价值目标，以图影响政府决策，从而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利益表达渠道与关节的疏通至关重要。那么，农民利益表达渠道的现状又怎样呢？首先，农民自己的人大代表无法代表自己，乡镇人大代表表选举流于形式，走过场，人大代表多为党政领导钦点，没有为农民发言的自主权；其次，与农民朝夕相处的村委会，或隅于弹丸之地，力单势薄，人微言轻，无力传达农民心声，或直接受控于乡镇一级党政，成其办事机构和传声筒，更无从为农民说话；再次，各级农口部门既不独立于政府，亦不超然于执政党，它们只是党和政府的政策执行部门，直接对上负责，断然不会平白无故或自觉地为与自己无直接利益瓜葛的农民讲话，为农民争利；最后，我们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毫无疑问，农民与其他广大社会阶层、集团一样是为其所代表的。但问题也出在此，既然党代表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集团，那么政策的制定、资源的分配和制度的安排决不会不偏不倚，必将有所倾斜；而倾斜于谁，主要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博奕。[4]诚如前文所言，农民依然是我们社会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的堵死和不畅，农民自然无法表达自己了。从纯心理学角度讲，农民无法表达或思实现自己的要求，便是遭受到了“挫折”，[5]在心理或行为上自然有所表现，借此来解脱挫折给自己带来的烦恼，减少内心的冲突与不安。这种表现就是我们所说是社会情绪。

（四）国家长期的制度性盘剥到使农民不堪重负。农民负担过重是不争的事实，它对造成当前农村不良社会情绪应当是“居功至伟”，不能忽略的。农民负担过重，必然导致多数农民无力脱贫。脱贫，不仅仅意味着摆脱某种状态而达到另一高级状态，或许，更应该理解为具体有某种能力。凭借这种能力，农民可以从容应对各种突发性灾难，并在这种恶劣环境中争取脱贫致富。然而，我国的农村的各种制度安排恰恰是制经久这种能力生成的主要障碍。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新中国选择了苏式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道路[6]，实行过度提取农业补工业，为加快工业特别的重工业发展积累基金；压榨农村“化”城市，提高固有城市化水平；剥夺农民养市民，使农民创造的财富通过各种赋税和“剪刀差”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人口袋。为了确保这种政策的合法化和有效实行，政府在农村做了诸如二元户籍制度、土地流动限制制度、城乡歧视制度以及独特的财政制度等制度安排。[7]在这一系列制度框架内，农民成了有别于城市人的“另类”，遭受着城市人无法想象的歧视、禁锢和盘剥，势必造成“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语）的尴尬局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社会的不断觉醒和进步，农民等价交换意识、身份平等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的普遍提高，而阻滞农村社会发展的旧制度却仍在运作，这势必引起农民对自己肩负的这套枷锁产生不满情绪及对其不合理性的反抗。

三、不良社会情绪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阻滞农村经济的发展。有资料显示，自上世纪95，96年以来，农民收入基本上呈零增长，甚至有些地区和家庭出现负增长。再加上近年来，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生产资料价格却大幅度上涨，大大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农民入不敷出；地方政府通过巧取豪夺，乱搞摊派和歪曲国家政策等手段过度盘剥农民，进一步加重农民负担；而国家在农业基础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推广农业高新科技等方面的投资力度远远不能满足于农村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要求。于是广大农民，甚至一些基层干部，对农业生产失去了信心，对农业的前景感到悲观失望，认为寓在农村种地“划不来”，不但不能赚钱填补家用，反而还要赔上整年工夫和老本。鉴于此，一些青壮、中年劳动力纷纷“逃离”土地，投奔城市寻找生存，剩下一群“老弱病残”留守着那一片荒芜的“废墟”。

（二）影响农村先进文化建设。我们党要始终代表这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实质上就是要努力做到建设和发展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广大干部群众，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人民。[8]农村的先进文化建设是整个国家文化建设的重头戏，容不得忽视和马虎。然而，当前的农村文化建设却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和障碍。一是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一些农民在心理上产生了种种失落感，滋生了消沉、迷惘和困顿的社会情绪，封建迷信、“黄毒赌”以及非法邪教趁势崛起，在农村找到了生存的土壤，并很快成为先进文化传播与建设的主要障碍。二是少数基层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罔顾实际，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甚至以权谋私，横征暴敛，严重伤害了农民群众的感情。由是在不少群众中产生了抵制情绪，部分地区群体性事件增多，干群关系相当紧张，党和政府的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得不到落实，文化公益事业无人关心，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无人问津；而诸如拉帮结派、入会入合、宗族修谱、建庙供仙和修葺祖坟等明显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悖的活动却一呼百应，，干劲十足。先进文化虽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穿透力，但在这种障碍面前，特别是在一些比较严重的地区，暂时只能见缝插针，步履维艰，很难立足。

（三）引发社会认同危机。近年关于农村问题的三部力作：《黄河边的中国》、《岳村政治》和《我向总理说实话》，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农民的这样一种呼喊：我是谁，我属于谁；社会还要不要我，我属于哪个社会。而“我是谁”和“我属于哪个社会”的问题其实就是社会认同问题。何清涟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认同危机》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对社团活动的限制，再加上在改革再加上在改革这一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了种种不良社会现象。不少党员干部以及群众都有种理想幻灭感，共同感受到一种特殊的剥夺：被排斥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之外，正在形成的新社会不是他们的社会。”农村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原先的精神家园集体解散，农民和家庭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实体，农民着实是这次改革的第一批受惠人。但是，小快分散的土地到1985年已耗尽了他的最大能量，此后，农民基本上不能直接从土地上赚取一分钱，农业成了地地道道的弱质产业，农民成了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农村在社会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正在弱化，三农对经济增长特别是政府迷信的单纯GDP的增长贡献越来越小，几乎为零，甚至有的年份为负。在政治博奕过程中，在分利争利的角逐中，农民最容易被忽视最容易受伤害。越来越多的农民感到党和政府已经把他们遗忘了，他们不再生活在受关注的视野中，他们成了社会上谁也不是，大可忽略的“游魂”了。“我们到底是什么？”他们嘶声呐喊。为了寻找自己新的精神家园，有的农民提出重建农会的主张。[9]但是，就目前中国的政治状况，重建农会在短期内根本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农村社会认同的缺位已发展到不可小觑的地步。

（四）破坏农村社会的稳定。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的新阶段。从社会发展角度看，这一时段是“非稳定因素”和“非稳定状态”多现和频发阶段。简约地说，三农问题就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的综合性社会问题，三者相互关联，相互支持，少了哪一环节，都无法实现农村社会的繁荣与富足，其中稳定是基础和前提，其余二者是保证与目的。因此，众多的学者从社会福利与社会制度两个角度研究农村稳定问题，认为农村稳定是农村社会福利与社会制度两个维度上的合力建造就的。而我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稳定更多的是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而非社会事实。有人认为，稳定就是没有上访上告，没有纠纷与矛盾，没有不同意见，而一旦出现矛盾与不同意见，就极力的压制，甚至不惜用强力打压。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死寂无声、“歌舞升平”的社会可能并不稳定，说不定哪天就会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的黯然下台，不正是“得益”于他称之为“稳定社会”中的突发动乱吗？相反，一个整天有人在政府前游行示威，在新闻媒体上攻击政府的社会却仍然不失井然秩序。如今春三四月美国纽约举行了百万人反战游行示威，很少人会认为它影响了社会稳定，干扰了人们的日常、习惯的生活。因此，我们讨论一个社会稳定与否，多半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社会情绪状态。积极的或正向的社会情绪，本身就是社会的稳定器，它向政治系统输入要求（包括正向要求与不满）和支持，政治系统给予全部或部分的满足，同时，它对政治系统的不满，是有限度的。而不良的社会情绪总是试图表达对政治系统的不满，如果不满超过了某个限度，纵然社会秩序依然，也不能说社会是稳定的；更何况，多数情况下，这种不满情绪会直接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社会出现动乱。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四、农村社会情绪治理对策

（一）宣传教育。第一，加大宣传力度，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人心。我们党向来有在农村宣传动员的优势，有一大批活跃在农村宣传战线上的能人干将。但是新时期，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新矛盾新冲突层出不穷，由此在人们的心理上和情绪上都有不同的折射和体现。我们宣传工作必须因时、因势、因人、因地、因事制宜，采取不同的灵活的战略战术，不能死报旧观念旧办法。只有这样，才能胜任当前农村的宣传工作，才能深入细致地、有针对性地做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工作，引导农民正确对待改革中的利益调整和农业结构调整，化解人们的不良情绪。第二，说服教育，消除农民心中的怨气。针对群众的不满、埋怨、抵制等社会情绪，基层干部必须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做深入扎实的思想工作，耐心地寻找矛盾的根源，体贴入微地解决人民的疑惑，从而达到沟通感情，理顺关系，凝聚人心，缓解情绪的目的。第三，加强基层干部教育，转变思想工作作风。不可否认，农村基层干部总体上是合格的，但也必须看到，不少干部的素质特别是作风还不适应新阶段农村工作的要求。比如一些干部并不真正体察关心农村贫困，除逢年过节走访几户贫困户，上上镜头，露露面，做做样子外，平时很少在思想上、政策上、措施上拿出行动来；更有甚者，少数干部工作蛮横，简单粗暴，甚至以权相压，不顾农民死活，严重干扰了干群关系，破坏了党和农民的血肉关系和鱼水深情。要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切实转变干部工作作风，经常深入农村，体察农民疾苦，解决他们的困难，提高依法合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二）依法治农。就是要在广大农村加强法制宣传力度，严格执法，使广大基层干部增强法制观念和依法行政的能力，使广大农民懂法用法，正确行使各项权力，积极履行应尽义务，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民群众向来缺乏法制意识传统，不懂得用法律手段维权；在违法侵权面前，他们要么采取私了，息事宁人，要么以暴制暴，造成更坏的后果。特别是在面对政府的违法行政和粗暴行为时，他们更是无从“讨说法”，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事情发展到严重程度，则极易采取上访，围攻、摧毁政府机关，驱逐政府工作人员等个体、群体性激进行为。这些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一个稳定的农村社会所希望看到的。除在农村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外，执法机关还必须坚决果断依法处理一些恶性违法事件，取缔一切非法组织。比如，一些农村地区出现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虽然有些规模较大，影响较坏，但它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用说服教育和做思想工作的方法加以处理；倒是对个别别有用心，煽风点火，领头闹事的则必须依法逮捕，严肃惩治；而一切农村非法组织如宗族组织、邪教组织、地下教会、和地下等，一律毫不留情地加以取缔，追究主要当事人的责任。农村法治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心灰意冷，丧失信心；也不能超之过急，或流于形式，或引发事端。

转型时期范文篇2

关键词:转型时期;刑法立法;依法治国

在我国社会高速转型的历史时期，在完善刑法立法内容和结构的过程中，要适度的拓宽处罚领域和范围，建立积极的法益保护观念，充分重视法益的抽象性危险，增强惩处手段的灵活性和多元性，以刚柔相济的方式，突出刑法的干预性和工具性特征，彰显刑法意义的独特性和优先性。

一、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思路

(一)能动立法。能动立法是指在刑法立法的过程中，基于社会主义转型时期的主要矛盾和变化趋势，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价值保护取向，对现有的犯罪行为进一步的分解和细化，新增具有时间稳定性危害行为，重视噪声污染、生态破坏等涉及人类生存的犯罪行为，合理构建刑法体系，提高新罪增减的适用性、匹配性和科学性，构建刑罚与保安处分的刑事制裁“双轨制”，不断扩大犯罪行为的打击范围，以有效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能动立法还要与谦抑立法进行有机结合，避免将反伦理以及只停留在思想层面和个人支架内的行为进行犯罪化设置，以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的正当合法权利。(二)理性立法。刑法作为控制社会高度专业化的手段，必须具有一定的公正性和客观性。首先，在立法过程中要尽可能的消除情绪化、非理性的因素的影响，对公众的处罚呼吁进行的必要的理性过滤，落实对刑事制裁的客观评估，避免“平民化”趋势的加剧［1］。其次，在现代刑法立法的犯罪化趋势中，要依据我国国情，合理界定法益保护范围，避免将在实际生活中过于抽象和稀薄的法益都纳入保护范围。最后，要反对在立法层面上的重刑化，倡导“严而不厉”，提高处罚的灵活性和轻缓性，以提高人民群众法律情感的敏感性，促进其素质修养的提升。

二、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方法

(一)轻犯罪法的制定。早在1948年，日本就制定了旨在规范公共秩序与维护公共健康的《轻犯罪法》，该法律将大量损害公共利益或仅具有抽象危险的犯罪纳入其中，而不必提供相宜的法益实害原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型时期，中国可以借鉴《轻犯罪法》的先进思想，将其与现有的刑法体系进行有机结合，考虑将三年有期徒刑作为轻重罪的判定标准，并提高轻犯罪法与治安处罚法的适配性，将全部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措施纳入刑法的辐射和调控范围，以公安部门作为犯罪行为的执法主体，通过司法裁决的方式提高城市管理的实效性。与此同时，在制定轻犯罪法的过程中，要提高刑罚手段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整合现有的公务员法、律师法、公司法等内容，增设剥夺公权、剥夺从事重要职业或活动的权利的资格刑，构建刑罚和保安处分的二元体系，并在一定范围内扩大缓刑的适用比例，促进轻刑化的实现。除此之外，还要大力推进程序法改革，优化配置社会资源，简化大量轻微犯罪的审理和处罚流程，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重大案件的处理上，并在此过程中尽可能的控制处罚的范围，展现我国司法体系的人文性特征。(二)刑法典的制定和修正。与时俱进的优化刑法典的制定和修正，能够有效促进我国刑法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首先，要拓展刑法典总则的规模，充分借鉴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的先进经验，秉承依法治国理念，增加与我国国情相匹配的刑种、保安处分措施、财产没收及返还等相关规定，以有效维护违法的可感性和明确性。其次，要保障刑法立法逻辑的协调性。从实用角度出发，在立法上为犯罪嫌疑人留有余地，打消其鱼死网破的心理，降低举证难度，以保障司法权力的实现。再次，要防治罪刑失衡的产生，消除直观色彩偏见，科学评估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害性，有序划分刑罚的不同层次，既要避免过分的追求刑罚的趋重化，又要充分意识到刑法轻缓化对依法治国的重要作用，并在此过程中杜绝法定刑的轻重倒置。例如，对于教唆和帮助贪污腐败行为的共犯，要避免对其单独规定罪名，在未来取消介绍贿赂罪，将其以受贿罪共犯论处，以消除犯罪嫌疑人的“捡便宜”心理［2］。最后，在修改刑法典的过程中，要善于应用“加减法”，依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型时期的国情，适当删除相对落后和缺乏应用价值的犯罪，并依据时展要求和人民期望，逐步完善现有的刑事法律，以全面界定违法乱纪行为，促进刑法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三、结论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历史背景下，探索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思路与方法，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构建本土化的轻犯罪法，促进刑法典的制定和修正，是依法治国理念的集中体现，能够有效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维护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丁学鹏．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思路与方法分析［J］．法制博览，2018(22):110－111．

转型时期范文篇3

一、能动立法

我国刑法能够合理指出危害社会的某些行为的犯罪本质，只有当这种行为危害到社会和人民之后，刑法才能启动，这种刑法立法思路起源于前苏联，是实施立法犯罪质与量的有机统一。但是，随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时期，这种立法思路已经无法与时代要求相适应，影响着社会的良性运转，因此立法者要采取符合社会发展现状的立法思路，将保护宪法价值作为导向，明确指出不可容忍和忽视的行为，并对其制定针对性罪刑规范，保证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例如，我国刑法中对抢夺、盗窃他人财物以及敲诈勒索等犯罪行为的规定是:只有当这些行为标为严重或达到一定金额数量后，才会追究社会刑事责任。在能动立法思路下，基于公共利益和被害人权益，对于盗窃或侵占他人财物数量很小的情况，也应给予刑事追责，如此才能保证刑法立法更具务实性和合理性。

二、理性立法

刑法并不能作为保证社会安定的最佳方式，只有针对特定行为和目的执行刑法，才能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所以立法者应以人民群众的理性诉求和社会时展要求为主，进行科学理性立法。立法者可以对刑事制裁进行科学评估，防止某些人滥用立法权，促进社会关系稳定，例如对于侵犯他人安宁权等行为判定，要综合考虑民事赔偿和行政法规。除此之外，立法者对于刑法立法比较推崇早期化、抽象化和法益稀薄化，但是这种立法思路和方法会增加危险犯罪分子、预备犯罪群体和未遂犯罪人群，对刑法发挥治理社会的作用极为不利，所以立法者必须坚持理性立法，将法益保护作为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依据［1］。

三、多元立法

我国当前刑法调控手段有限，主要以监禁刑为主，例如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非监禁刑种类较少，财产类刑罚措施不甚灵活，而且收容教养和强制医疗等保安处分措施适用面范围狭窄，与当前的转型社会发展现状不相协调，所以立法者在进行刑法立法时必须坚持多元化立法，推动刑法立法与转型社会的具体需要相适应。多元化立法主要表现在对犯罪行为进行分层，将犯罪类型和相应刑法制度相匹配，它不使用统一犯罪概念对罪犯进行衡量，而是根据罪犯的犯罪行为轻重进行区别对待。在多元化立法的要求下，立法者可以考虑增设非监禁刑种类，增加保安处分措施，将刑法与社区矫正衔接，减少犯罪行为人的未来再犯罪的可能性。

四、修改刑法法典

立法者在制定和修改刑法法典的过程中，一定要结合实际情况和社会发展现状对其内容进行整合和修改，令刑法可以与轻犯罪法相互补充，保证刑法法典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严密性。对于扩大刑法法典规模，立法者需要在法典中增设因侵害他人权益而造成实质性伤害的为重罪，提高法典对于违法行为的明确性，强化刑法立法的稳定性，缓解滥用刑法等刑法压力。

五、制定轻犯罪法

我国社会正在不断进行转型发展，为了保证社会稳定和和人民安全，刑法也应随之变化发展，刑法立法的制定和修改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同样也是一项需要时间和社会群体共同努力的重要任务。轻犯罪法可以作为刑法法典的补充，将具有一定危险性或具有危害社会群体可能性的犯罪行为、人群纳入监控范围，在明确其具体犯罪内容后，需要结合刑法法典和社会具体情况进行量刑，并将其影响社会关系的罪名和重要条文保留于档案中，以此来实现促进社会稳定的目的［2］。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面对转型时期的发展现状，刑法立法要适应复杂且富于变化的社会关系，制定轻犯罪法，力求能够以不变应万变，极尽所能覆盖犯罪行为。对此，立法者应结合我国的地理区域环境、民族特点进行刑法立法，令刑法法典与轻犯罪法能够相辅相成，使其更加符合转型社会时期的机理，增加刑法周密性。

［参考文献］

［1］丁学鹏．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思路与方法分析［J］．法制博览，2018(22):110－111．

转型时期范文篇4

纵观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国人向来擅长辩证思维、冷落形式逻辑，这从浩瀚纷繁的经著典籍中可见一斑。“铢分毫析”、“合而观之”，“疏通源流”、“时势见理”，“虚会”与“实证”统一，以达到“十分之见”。而被李约瑟认为的“《墨经》已是比较完备的形式逻辑体系”也只是止步于先秦，先秦之后，形式逻辑再也没有得到发展。而后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形式逻辑火花也仅在唐朝西行取经的玄奘介绍到大唐的印度“因明”和明代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中偶露峥嵘，其幼芽没有得到萌发便胎死腹中。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二——“经学独断论”大行其道。中国春秋时期是一次大的社会转型时期，奴隶制社会逐步走向崩溃，封建社会逐步形成，生产力获得较快发展，新兴地主阶级开始形成，适应新经济、新政治需要的教育开始出现。新兴地主阶级为维护封建统治，对人才的要求是“明人伦”，要懂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封建伦理纲常，能够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此时期的典籍主要是阐明封建伦理关系的“四书”、“五经”。孑L子提出了六艺为内容的教育体系，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把“五经”作为全国通用教材，宋朝时又增加了“四书”。从此，“四书”、“五经”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一套完整的宣扬儒家学说的思想体系。其实质是：预设某个原理，赋予它自身绝对的权威，然后推断演绎，以论证所推出的结论的绝对合理性。所造成的后果是，用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的推行意识形态，崇尚权威主义、提倡偶像崇拜，导致社会丧失思想自由和宽容的精神。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在敲开故步自封的中国大门的时候，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也开始传人中国。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封建社会以培养明人伦，维护封建社会人才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在一些进步人士推动下，国人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从逻辑学的视角对固有的思维模式进行批判，启发民智、转换概念、确立价值导向等社会文化功能，提升社会的合理化程度，培育国民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转型。

二、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教育转型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三个阶段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840年至1949年为第一阶段。中国由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国家沦为受制于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由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逐渐开始了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1949年至1978年为第二阶段。中国的社会发展处于摸索探究阶段，选择并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发展紧紧围绕在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社会建设道路上，经济增长不规则，不时犯有急躁冒进情绪；社会发展的速度虽然缓慢，但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此阶段的具体表现为：中国社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转型的速度大大加快，转型的广度前所未有，转型的深度史无前例，转型的难度前所未遇，转型的向度十分明确。从对中国社会影响的深刻性而言，目前中国所处的第三阶段社会转型的意义更为深远，可以认为这一转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社会转型与教育转型

“社会转型”一词源自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它的英文是SocialTransformation，主要体现了社会学家对生物学transformation一词的转用。在生物学中，transformation为生物演化论，特指一个物种变为另一物种。西方社会学家借此概念来描述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化与变身。社会转型是一个多学科研究的问题，涵盖了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等研究领域。在社会转型中，从表面上来看，往往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的结果，但当我们深入到社会发展进步的具体过程之中时，就会立刻发现教育在其中的作用和价值。社会转型和教育转型是相辅相成但又相互制约的。一方面，教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另一方面，教育的发展又受到社会发展的制约。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大系统中其他要素是通过教育这个子系统来实现与社会大系统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在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教育子系统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更为突出。它既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为保持美国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方面的领先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应是教育之国，总统应是教育总统，国会应是教育国会”的理念成为美国人的共识。克林顿在当选美国第51届连任总统的就职演说时，教育是他最先谈的问题之一。他在1997年2月413美国105届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的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中，用三分之一的篇幅阐述了他对教育改革的主张。他认为，确保教育优先发展是迎接21世纪的极其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他指出：“政治必须关注教育，政治家要把教育当作事关民族存亡的大事来抓。”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实施素质教育应当贯穿于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应当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在不同阶段和不同方面应当有不同的内容和重点，相互配合，全面推进。”这就把教育的转型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次会议上，强调了教育的创新价值。他指出：“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重要摇篮。无论在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业人才方面，还是在提高创新能力和提供知识、技术创新成果方面，教育都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教育必须为经济与社会创新发展作出贡献，因为全社会的创新与发展都依赖于教育。

三、教育转型下的艺术教育创新

在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美术教育在提高与完善人的素质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在美育被列入教育方针以后，中国艺术教育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进入了重要的发展时期。

(一)学校美术教育理念与方法的创新

1．转变美术教育理念在中国教育部制订的《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2001年7月)中，i玫变了以往单纯以学科知识体系构建课程的思路和方法，根据美术学习活动方式，划分了“造型-表现”、“设计•应用”、“欣赏•评述”、“综合•探索”四个学习领域，大大拓展了学生学习美术的空间，并使美术教育上升到综合性学习的7高度。此后制定的《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实验)》(2003年4月)中指出：(《标准》)力求体现我国普通高中教育的培养目标，鼓励学生在感受、体验、参与、探究、思考和合作等学习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基本的美术知识与技能，体验美术学习的过程和方法，形成有益于个人和社会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通过课程改革，要构建符合基础教育要求的具有时代性、基础性和选择性的美术课程体系，为不同兴趣和专长的学生提供进一步发展的平台。这两个美术新课程标准针对中国美术教育现状的全面改革，由过去单纯重视传授知识转向既重视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又重视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养成以及对学习过程与方法的体验、学习能力的培养，对培养具有美术素养的创新人才十分有利。

2．美术教学方式创新为适应美术新课程所倡导的教学理念，美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对教学方式进行了探索。第一，采用探究教学。美术新课程倡导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独立性和自主性，学会质疑、调查、探究，提倡在实践中学习，因此有必要开展探究教学。探究教学脱胎于20世纪初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问题教学法”，其本质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开展的模拟性的研究活动。它体现在学生探究性的学和教师探究性的教两个方面：强调教师要创设以“学”为中心的智力和社会交往环境，让学生通过探究来发现解决问题；在实践中，探究教学包括产生问题、形成假说、整合资料、得出结论、验证结论、进行反思等不同阶段。这些阶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有较强的灵活性，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应灵活处理。第二，采用体验教学。美术新课程提倡从学生的经验和体验出发，使知识与生活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引导学生不断地深入观察和体验真实的社会生活，积极主动地参与各种活动，在美术学习活动中发现问题，提高综合运用各种知识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体验教学中，教师应注意几个方面：首先，让学生不只是体验成功，还要体验失败与挫折；其次，要让处于不同水平、不同层次的每个学生都能体验成功，特别是那些经常受到挫折的学生；再次，采取多方面积极措施，引导学生由被动体验转变为主动体验。我们可以把体验教学看作是教师在教学中积极创设各种情境，引导学生由被动到主动、由依赖到自主、由接受性到创造性地进行体验，并在体验中学会避免、战胜和转化消极的情感和错误的认识，发展、享受和利用积极的情感与正确的认识。在学生充分感受到蕴藏于这种教学活动中的欢乐与幸福的同时，达到促进其主体充分、自由发展的目的。第三，采用计算机辅助下的协同教学。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中，计算机在学校教育中的应用已成为热门话题，加强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已成为各国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信息技术将引起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的深刻变化。例如根据美术教学需要编制各种软件，借助计算机快速、形象与及时反馈等特点配合美术教学，使教师的指导与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有效的发挥。随着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普遍应用，教师要掌握在计算机支持下进行协同教学的技能与方法，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逐步实现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师生互动方式的变革，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为学生的美术学习和发展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和有利的学习工具。

(二)社会艺术教育的兴起

学校教育隶属于专门性教育，它的教育对象较为有限，其教育时限在人的整体生涯发展中只占很小的比重。作为对学校教育的延伸和补充，社会教育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能起到丰富地区文化生活、维护地区社会安定的作用，满足人们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并能有效地实现政府提高全体国民素质的目标。20世纪60年代以来，终身教育理论开始兴起，提倡教育应贯穿于人的一生。从横向上看，它强调未来的教育体系应是联结家庭、学校和社会的；从纵向上看，它提出教育应贯穿人的幼儿期、青少年期、成人期和老年期。艺术教育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校、社会、家庭，其实在视觉文化的背景下，艺术教育在人们的生活中随时随地地发生着，并贯穿人的一生(包括胎教在内)。然而，当前中国的社会艺术教育还处于较低的层次，人民群众的艺术素质普遍较低。据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社区群众几乎100％喜爱艺术，几乎100％的群众认为有必要在社区中开展艺术教育。然而，他们中仅有2．6％的人识简谱，0．2％的人能够熟练掌握一门乐器，系统学习过音乐、美术、舞蹈基本理论的几乎为零。社区群众对社会艺术教育的需求和实际具有的艺术素质、技能形成强烈的反差。为满足人民群众对艺术教育的强烈需求，提高全民的艺术素养，我们应开发与利用各种资源大力发展社会艺术教育。

1．依托各种文化艺术场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为上海这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长达半年的展期，使上海人民思想理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2010年以后，上海进入“后世博”发展阶段，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具规模，业已完成以社区文化活动为中心，辐射博物馆、图书馆、剧场、城市景观雕塑等为主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市民人均拥有文化艺术基础设施的数量和享受文化艺术服务的质量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为大力发展面向市民的艺术教育提供了良好的硬件支持和极大的可能性。2011年1月，中国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出台了《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全面启动所有公益性文化单位的免费开放工作。2011年3月2日，中国美术馆面向社会实行免费开放，这是中国美术馆建馆史上一个新的进程。这一举措吸引了大量观众，13均参观人数多达1万余人，最高达1．3万人。事实证明，实施免费开放，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全国各地的美术馆也纷纷实行了免费开放，并增加了相应的配套设施，加强管理，使全民能够共享到美术发展的成果。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音乐厅、剧院也降低门票价格，对70岁以上的老年人等人群实行免票等。总之，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措施，让人们在各种艺术场馆获得更多元、更丰富的艺术经验。

2．整合社区艺术教育资源依照牛津辞典的定义，社区是由同住一地、一区域或一国家的人所构成的群体。台湾博物馆学学者张誉腾认为，社区不仅是指生长在同一地方的一群人，应该还有其他更积极的因素，并共同拥有几个世代以来不曾断裂的地方传统，对这群人来说，社区是一个活生生的世界。为此，我们应整合社区的各种艺术教育的资源，为开展社区艺术教育奠定强有力的基础。以上海市为例，市级的场馆有上海市群众艺术馆，许多街道都设有社区学校。社区学校是社会艺术教育的有效载体，是开展社区艺术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各社区的共同协力下，上海市形成了社区艺术教育的网络，从而凝成艺术教育的合力，提高艺术教育的效率。2011年7月12日，上海七弦古琴文化发展基金会向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捐赠古琴教室的捐赠仪式正式启动。其间，主办方通过古琴展示、古琴与古琴文化系列讲座普及古琴文化，当代古琴名家的风采也感染了市民，这使更多的人增进了对古琴文化的关注和喜爱，从而达到传承、保护和发展古琴文化的目的。又如，2011年11月，上海东方社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在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举办第三届上海市“舞动精彩”社区舞蹈及时装表演大赛。为社区文化艺术团队搭建了展示、交流的平台。

转型时期范文篇5

一、妇女信贷活动概况

在转型时期的英国社会中，有所收入的妇女中有不少都参与到了信贷体系中。她们或作为放贷人，将自己所拥有的金钱、物品、土地借贷给别人，或作为借贷人，从别人那里借贷自己所需之物。其信贷活动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其一，有息或无息的金钱借贷，这也是所有信贷活动中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其二，抵押贵重物品的典当业，即如果到期后，债务和利息都偿还了，抵押的物品就要归还原主，否则，就归典当商所有。其三，因买卖而产生的信贷关系。在那几个世纪里，很少有人在购买物品时能一次性付款并立刻将所购之物带回家，而是达成一个销售协议，将付款日期或物品的送达日期推迟，这样销售者与购买者之间便产生了信贷关系［1］85－86。金钱的借贷在中世纪后期及近代早期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在这样一个没有银行可以安全地存放钱财，没有正规的贷款人或以国家为后盾的债约，没有保险公司的社会，尤其是处于16，17世纪早期这样一个通货膨胀的时期，钱如果只是简单地存起来，它的购买力就会大大降低。有资料显示，在1500－1619这12个十年之间，只有3个十年在结束的时候比开始时货币的购买力会增加，而且增加的幅度只有1%;在另3个十年间，货币的价值下降了4%－10%，还有5个十年间，货币的价值流失了14%－20%;在16世纪40年代，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时期，最初价值为10镑的货币购买力下降了38%。也就是说，假如一个人在1540年存了10镑，那么到了1550年的时候，只相当于6．2镑了［1］100。因此，在这一时期，向外有息的贷款被视为一种相对安全并且能从金钱中获得收益的一种方式。妇女所从事的借贷一般是小规模的，只在亲戚、朋友、邻居和熟悉的人中进行，不经常也不专业，所以经常会产生纠纷。例如，1387年伍斯特郡(Worcester)的朱莉安娜•惠勒，在海尔索温庄园法庭为3马克的贷款起诉菲力普•布拉夫和他的担保人。1432年埃姆雷堡(ElmleyCastle)的艾格尼丝•亨迪，为6先令8便士起诉另一个村民。在14，15世纪，由于天主教禁止高利贷活动，因而利息的数额通常是被约定在还债数额中而被隐藏了。例如，借债人借了40先令的债务，在协议的末尾却注明要归还42先令。到16世纪的时候，利息被广泛的公开承认了，特别是在1517年的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利息在10%以下的都不属于高利贷行为。债务利息的收取开始走向标准化。15，16世纪的借贷利息一般为5%－7%，有部分妇女因收取过多的利息而被告上法庭。1592年，格瑞斯•斯科特就曾因要求借贷者理查德的妻子支付14%的利息而被起诉为“放高利贷者”。在英格兰北部的一些乡村中，债务可以用物品或者等价值的劳动来偿还。1580年，碧翠丝•贝尔斯借给托马斯•卡尼的11镑5先令的债务，最终是以2头牛、1头母马和20只母羊的形式偿还的［1］101－102。有时，为了保证债务能被安全收回，借贷双方在签订契约时会约定一个大于实际债务数额的保证金，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还款，就要支付保证金。例如，艾丽斯借了30镑给罗伯特，并通过契约约定在1520年圣诞时归还，还要支付3镑作为利息。同时，艾丽斯还要求罗伯特签署了一份在1521年2月1日借债60镑的契约，并将其附在先前契约的后面，如果罗伯特能按期还清33镑的债务，后面的契约就被废止，否则，先前的契约将被它所替代［3］。

妇女参与金钱的借贷还要受其婚姻状况的影响。对于单身女性来说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经济活动。艾米•弗瑞德(AmyFroide)在对1550－1750年间英国汉普郡(Hampshire)的45位单身妇女的遗嘱和财产清单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她们中有将近一半的人都对外放债，而且作为仆人的单身女性占了很高的比例。这些仆人通常会将自己的工资或储存的现金放贷给他人，以此来为自己将来的婚姻家庭积累更多的财富。1598年，罗姆福特(Romford)的一个仆人玛格丽特•皮尔特，将自己作仆人所赚得的工资分成6份对外放贷，其中有4笔是放贷给其他妇女的，金额在2先令到2镑4先令之间［4］。有多余钱的寡妇也是常见的放贷者。1480年左右，约翰•阿西亚就曾向切斯特(Chester)地区的一位名为艾丽斯的寡妇借钱20镑，艾丽斯同意借钱给他，但要求他另外找两个人来见证他们之间的契约。婚姻中的妇女也有可能参与金钱的借贷，但需要得到丈夫的同意。在一些案件中也存在妻子在丈夫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外放贷，或丈夫以不知情为由追讨妻子向外借贷的钱财。例如，一位名为休•帕克的男子就曾宣称，他的妻子艾丽斯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女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借给马库斯•贝拉米和他的妻子凯瑟琳价值20镑的钱和钻石，因此他要起诉他们还债［1］105－106。如果已婚妇女的借贷活动得到了丈夫的支持，那么她将比其他单身女性具有更多的优势。她不仅可以从丈夫那得到更多的资金，而且当出现债务纠纷时，也可由其丈夫作为代表出席法庭。

在中世纪后期及近代早期这样一个法制法规还不是很健全的社会里，人们通常愿意把钱借给那些拥有良好社会信誉的人，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而对于那些社会信誉比较差，无法从亲戚、朋友那借得金钱，或刚搬迁到一个陌生的地区，还没有建立起良好信誉的人来说，典当是唯一的可以快速获得金钱的方式。典当的物品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诸如土地之类的不动产。部分女性土地所有者将土地的使用权暂时地抵押出去，以获取金钱上的收益。但由于妇女所拥有资源的有限性，多数妇女只能作为借债人而存在，只有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能够成为典当商。从这一时期的一些典当协议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典当业并不正规，典当协议的内容仍十分模糊，没有对典当物品的价格做出明确的规定。1480年寡妇玛杰里•拜登同意将30先令借给理查德，仅收取两双鞋子、两件衬衫和他保证偿还债务的承诺作为担保;同时期的另一位寡妇伊丽莎白•拉舍特从威廉姆那借钱，只是用了她的一些齿轮作抵押。但如果典当商怀疑借债人的偿还能力，可以要求价值高于借债的物品作抵押。例如，14世纪早期，一位名为朱莉安娜•库提的女子借了4便士的债务，却被要求用16便士的衣物作为抵押物;1390年，埃塞克斯(Essex)一位制革人的妻子向当地的一位肉商借了8先令，而她所交纳的抵押物价值大致相当于她所借债务的3倍之多［5］。另外，由于典当物与那些即将出售物品界限的模糊不清也会产生法律纠纷。艾丽斯•怀特是一位已婚的独立经营金钱借贷和典当业的女性，她声称1531年约翰•沃尔顿带给她价值5镑的银子和一些其他金属，并委托她将其卖掉，于是，艾丽斯就将这些物品以5镑的价格卖了出去，并将其中的4镑给了沃尔顿。然而，不久沃尔顿便将其告上了法庭，并声称他交付给艾丽斯的金属只是用来作为他借债的抵押物，不是用来出售的，并打算还债时将其取回［1］111。

在中世纪后期及近代早期，各种非正式的信贷常常被用于商品的购买与销售中。特别是在13至14世纪之间，如果购买者经常从某个固定的销售商那里购买低价值的商品，那么销售商会允许购买者延期付款，等债务达到一定金额时再偿还。而对于那些富有而又诚信的顾客，店主会允许其赊账更长时间或达到更大金额后再偿还。这一时期人们一般会把账目保存在头脑中，到了15世纪以后，人们更倾向于将其记录下来。记账的方法是将账目刻在一根很细的木棒上，然后把木棒纵分成两部分，双方各保留一半。15世纪80年代中期，格瑞斯•巴蒂经常从琼•哈罗德那里购买面包、麦芽酒和其他食物。当出现纠纷时，琼拿出了用于记录她们之间账目的36根木棒作为卖东西的凭证［6］。在较大规模的商品交易中，购买者通常会被要求先支付一部分钱，并约定一个明确的日期将剩余的欠债都付清，以便为购买者留有充足的时间筹集资金。同样，对于并不能马上兑现所有商品的销售者来说，也可以要求购买者先行支付部分或全部款额，并约定在日后的某个时间将货物送达。另外，部分妇女将自己所拥有的房屋等财产暂时性的出租。出租房屋通常被视为一种相对安全的投资方式，虽然房产有被火烧和被故意破坏的危险，但与放贷、做生意相比所承担的风险较小。从公平法庭的记录中可以了解到，16世纪晚期妇女依靠房屋的出租来获取经济效益的现象日益普遍，其中大部分都是寡妇，已婚妇女如果同丈夫一起也经常会参与其中。例如，16世纪70年代，埃塞克斯的一个寡妇凯瑟琳•诺特就将自己庄园的一部分租给约翰•辛姆普森，自己仅保留了一个房间和商店;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凯瑟琳•艾伦和她的丈夫威廉姆把自己家的几间卧室和房间租给了理查德，并每周收取5先令的房租。同时，妇女也可以通过出租房屋之外的其他财产来获取收益。15世纪80年代前期，寡妇约翰•鲁格文就将自己在剑桥郊外市场上所拥有的18个各种各样的货摊出租了出去。她对出租摊位这件事非常谨慎，当她决定把摊位临时出租给约翰•威斯顿的时候，便当着剑桥市长的面把摊位的转让和期限等问题做了详细的记录。在伊丽莎白时期，伦敦的安妮和皮特•莫瑞是管道方面的专家，拥有从汤姆斯地区向家庭供水的权利，但他们却把这一权利租让了出去［1］115－116。

二、妇女信贷活动的局限性及影响

由于受到传统观念、法律条文以及当时社会上所盛行的“厌女症”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使得这一时期妇女的信贷活动与男性相比，存在较多的局限性。第一，妇女经济资源的局限性。由于法律支持丈夫或父亲控制家里的所有物质资源，包括妇女继承的任何土地、她可能带入婚姻的任何物品，以及她挣到的额外收入，妇女没有享有对家庭集体资源的平等权利［7］，这使得这一时期妇女所从事的信贷活动一般难有大的发展。妇女所从事的信贷活动无论是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是远远低于男性的。从男女参与信贷的比例来看，一份来自瑞特庄园(Writtle)的债务诉讼记录中显示:1382至1490年间，所有记录在案的债权人中只有14%是女性;1397至1406年间拉夫伯勤(Loughborough)地区的所有诉讼中，女性作为原告只占5%，作为被告仅占2%。从男女参与信贷的数额来看，埃塞克斯地区，女性的平均放贷金额为7先令6便士，男性为13先令10便士。而男女的平均借贷数额差距更大，女性为6先令4便士，男性为14先令;拉夫伯勤地区，女性的平均放贷金额和借贷金额分别是3先令6便士、2先令9便士，男性均为12先令1便士［1］96－97。第二，妇女信贷活动的附属性。处于中世纪晚期及近代早期这样一个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男性家长一般要为所有家庭成员的活动承担公共责任，当妇女的信贷活动卷入法庭诉讼时，常常由男性家长出面为之负责。所以，尽管有大量的妇女从事信贷活动，但多数情况下她们的价值被掩盖了。历史记载中主要是男性土地所有者、男性家长、男性诉讼人，很少出现妇女。被记录的妇女也多是作为“某人的妻子”或“某人的女儿”而被提到。这使得大量活跃在信贷领域中的妇女被推入无名状态。有历史学家曾经试图将妇女处理信贷业务的方式与男性进行比较，但现存的原始资料限制了史学家们的研究活动。最主要的问题在于，通行的法律规定:已婚妇女的债务和信贷都是由其丈夫来负责的，妇女的信贷活动需要得到丈夫的同意。并且，一旦发生法律纠纷，丈夫的姓名将作为一方的代表而被记录在案，但妻子的姓名却极少被提及［1］95。因此，单身女性和寡妇的姓名在法律记录中几乎是看不到的。只有在记载双方纠纷发生的详细经过的记录中，我们偶尔会发现妻子的姓名附在丈夫名字的后面而被提及到。完全控告妇女的诉状是没有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几乎没有资料能够完全真实地揭示妇女参与信贷的实际程度。第三，妇女追回贷款的艰巨性。妇女在要求借贷者支付没有偿还的债务时，经常处于劣势地位。在这方面，已婚妇女要比单身妇女和寡妇具备一定的优势条件。因为她们的信贷活动如果得到了丈夫的认可，可由其丈夫作为代表，通过法律诉讼追回贷款。但对于单身妇女和寡妇来说，因为没有男人可以代表她们出席法庭，因而很少能通过正规途径追回贷款。因此，她们往往与男性达成协议，通过他们的帮助来收回贷款，并支付一定的报酬。例如，1480年左右，一位伦敦的单身妇女朱莉安，被欠了至少有8镑的外债，于是，她雇佣罗伯特•拜福特来帮助她收回外债，并给予其40先令作为报酬。有时，女性放贷者可能会和欠她钱的男性达成协议以求追回债务。一位名为多罗斯•蒂克的寡妇借给托马斯•艾斯塔40镑的债务，并告诉他，自己有大量外债未能收回，希望能够委托托马斯作为自己的人，来收回以前的借款，同时，托马斯也可以用收回来的钱来抵消自己的债务［1］107。

转型时期范文篇6

关键词：发达地区“人财”战略

我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正处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时期，转型时期的显著特征是，以技术资本和管理资本为核心内涵的所谓“第三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F·H·DouglasandC·W·Cobb）测算上述地区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第三资本带来的工业增长及其收益，已经接近资金资本和普通劳动力资本带来的增长和收益。

第三资本中的技术资本和管理资本的载体是人，然而这样的人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才。一般认为：人才是智慧之才。我们说，人才只是登上了一个知识平台，而社会和企业对这个平台要求越来越高。而人才并不能马上给企业带来现实的收益，企业还要对人才进行培养和培训。但是，真正的技术资本和管理资本的载体是“人财”（HumanCapital）。“人财”可以认为是资本之才，只有资本才能产生利润，其道理不言而喻。

“人财”之一：好项目的持有人

目前，由于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着大卫·李嘉图所称的“比较优势”，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产品制造基地之一。在这些地区，不论是低端产品（如矿泉水），还是高端产品（如数码产品），都有无数生产厂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在这个地区得到充分的验证。但是，现实中的一个严峻问题是各行业企业的利润空间近年来普遍收窄。这里面固然有地区的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升高的原因，然而更主要的原因是许多厂家的产品在众多竞争对手中没有什么优势，这个优势说到底就是自己的产品，与竞争对手的产品相比较，找不到“基于消费者的差异化”。

找不到差异化的产品就是找不到卖点的产品，如果在众多厂家中均找不到产品的差异化，又要把产品销售给有限的消费者，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厂家之间的价格战。在发达地区这种价格战此起彼伏，异常残酷。实际上，企业之间的价格战对行业内的所有企业都不利，大大的压缩了企业的盈利空间。

在当代企业盈利模式中，“产品创新”占据重要地位。在21世纪，产品创新的途径是：把“专家系统”提炼成为可以表达和量化的“程序”，再把这种程序固化和设计在普通产品里面。这样的做法，使许多产品包括日用消费品，具备了“专家功能”，使普通消费者只用了比一般产品多一点的钱，就可以享受到“专家级的服务”。不言而喻，这当然是产品创新的最大卖点。

在产品创新领域，这样的做法，通常叫做提高了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往往附加值带来的利润是普通产品利润的几倍、十几倍，有时甚至能够达到几十倍。

这里所说的好项目，就是指附加值高的项目。其实好项目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关键是投资人是否认为好？如果投资人愿意投资，那一定是对项目本身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评估。然而，即便是“最完善的评估项目”并得以通过，在具体实施这个项目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风险。这些风险可能来自于技术本身的成熟度，也可能来自于市场、资金、组织、人才等各个环节。

目前，在珠江三角洲对好项目的持有人的报酬兑付，一般采取基本工资加技术入股的方法，以减轻投资人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有风险规避的作用。在好项目的持有人的调查和分析中，笔者发现，这类群体以科研机构、大学和少部分企业阶层人士为主，而且这些人一般都具有独立知识产权。

“人财”之二：职业的经理人

2002年上海在全国率先出台了《职业经理人职业标准》文件，上海的职业经理人定义是：运用全面的经营管理知识和丰富的管理经验，独立对一个经济组织或部门开展经营或进行管理的个人。“职业经理人”的英文解释是Professional，职业经理人关键在“职业”（专业）二字上，这个词带来的含义是工作能力上乘，职业操守良好。一个经理人能力不行当然谈不上职业，所以职业一词的重心偏向了经理人的职业操守——经理人应该具备的那个身份、那个领域的做事规范。例如对竞业限制的遵守、对原来雇主的尊重、对下属的责任等等。另一方面，“职业经理人”这个词给人的感觉是做事是否专业。但是从珠江三角洲目前来看，职业经理人的生存状况还不是十分理想。这里面有家族企业自身的问题，也存在着市场不成熟，“猎头”无规范和职业经理人的操守无约束等问题。以上这三个原因，导致目前职业经理人在发达地区流动率极高。鉴于这种情况，在发达地区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比较难看到职业经理人持公司股份的情况。但是，从长远来看，高级职业经理人持公司股份，是一个趋势，目前在珠江三角洲，职业经理人的薪酬制度以年薪制与年终业绩挂钩为主。

“人财”之三：营销高手

一个企业盈利与否，并不能决定这家企业生存状态。能决定一个企业生存的是企业的现金流（Cashflow）。在买方市场的情况下，现金流取决于营销人员对产品的定位和市场细分。企业营销和企业销售有本质差别：销售是企业把库存的产品千方百计的推销给消费者；企业营销是在企业还没有决定开发某个项目的时候就开始了，是对某个产品从产业链的头（市场判断、卖点分析、技术风险、产业链上游整合优势），到产业链中（生产工艺流程与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直到产业链的尾（产品市场定位，客户市场细分）的综合谋划。

在当代国内外成熟商业社会，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如何生产，而是生产什么。因为生产普通工业品和日用品的技术日益多样化、高科技化和综合化，要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并非难事，难的是市场是否有客户足够的批量需要。因此，营销的源头也就自然上溯到了产业链的上游。

考察营销“人财”在我国发达地区的存在，我们发现这部分群体人员背景十分复杂。绝大多数人由丰富的市场经验，善于策划和具有“商业直感”。文化教育背景更是参差不齐。很多人善于抓住潜在的市场需求，更能适时的利用企业的“工业语言”，表达成为消费者说不清楚的潜在需求的产品。在产业链的终端，区隔市场，进行市场细分是营销高手的特长，而且他们善于创造流行术语，整合消费者观念，引领消费趋势。“人财”之四：资本运作“人财”

考察人与资金资本的关系时发现，在当代商业社会，人与钱存在着三种关系。第一种是“人寻找钱”，这个层次基本上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第二种是“钱寻找人”，为的是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第三种是“钱寻找钱”，寄希望于用一部分资本，通过整合的手段，获得更多的资本（Capital）。

“钱寻找钱”的情况，目前企业可以得到的市场途径是：通过资本抵押，获得银行商业信贷；通过股份制改造企业，运作上市获得资本聚集和营运的可能；通过与其他企业资产重组，获得别人的直接资本优势和简介资本优势（行业地位、产品地位、品牌地位、客户优势、技术优势等）。

但是笔者考察目前珠江三角洲的众多中小企业的财务人员，一般都不具备进行资本运作的能力。在企业里面能够很好统计和报告三大财务报表的人员（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已经被高层管理者视为难得人才。

由于这类“人财”奇缺，目前多数人没有在企业，而是集中在证券公司、投资公司、保险公司、银行和少部分专门接受企业上市委托的咨询机构。在珠江三角洲这类“人财”中，有一部分是境外人员。但是现在发达地区的各重点高校，正在以很高的年增长率培养这方面的金融博士，改变这些“人财”基数过小的愿望正在快速实现。

“人财”之五：公共关系“人财”

一般认为，公共关系的主体是组织，公共关系的对象是特定的潜在公众，应当说，组织采用技术手段，为博得特定的潜在公众好感的一切行为，理所当然的可以归结为公共关系工作。当代企业的公共关系有三部分：传统的产业链下游对潜在客户和用户的公共关系；产业链中游——企业内部各部门和员工内部的公共关系；产业链上游与供应商的公共关系。

从传统的产业链下游公共关系角度看，目前在发达地区的客户发生了一些变化。大的潜在客户群体有以下四类：政府、大型超市采购人员、（国际、国内）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企业内部的公共关系强调企业内部人员不但是同事关系还是客户关系，为的是把企业的一切问题，能够解决在事情的萌芽状态，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和不断改进企业内部流程，最大可能的降低可变成本。对产业链上游供应商的公共关系，是为了适应自身企业的生产节奏，减少库存和材料返工成本，整合产业链，创造双赢机制的需要。

目前从传统的公共关系角度看，对四类大客户的公共关系“人财”非常缺乏，这样的“人财”企业很难长期留住，一般追求的是“为我所用”，不追求“为我所有”，是目前的市场状况。从对珠江三角洲的分析来看，这些“人财”主要是以某个项目的方式运作，运作成功后收取企业佣金的方式获得薪酬。企业内部的公共关系“人财”，往往是企业的关键中层。这些人承上启下在企业日常运作中起核心作用。产业链上游的整合，对企业来讲至关重要。但是在笔者看来，发达地区的企业这方面的“人财”还很少，也没有对产业链的整合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这样的企业占多数。相反，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跨国公司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发达地区企业对“人财”的吸引战略探讨

从企业战略性人力资源开发来看，吸引“人财”最关键的是企业汇集“人财”的制度设计。说到底，有三条：企业的薪酬系统；提供“人财”的进阶经验（所谓”人财”的出口）；企业文化。

在设计薪酬系统中，不能否认现金（Cash）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突出作用。也就是说，要在薪酬设计中有足够的“现金”成分。如果“以未来的钱，还未来的愿”的比例过大，对“人财”是没有吸引力的。这也就是说，不论采取年薪制还是股票期权制，或其他方式，都应当有足够的即付成分。

转型时期范文篇7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逐步完善，中国的经济形成了多元化发展的格局。经济形式的多元存在带来了人的思想观念的转变，这些观念给人们的思想注入了新的生机。同时，市场经济是凸现个人利益的求利经济，凸现金钱地位的货币经济，优胜劣汰的分化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人们思想的多样性、复杂化。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生产力尚不够发达，法制尚不够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情况下，学校德育工作希望与困难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

1．市场经济自主经营的原则激发了人的主体意识生成，同时诱发个人主义倾向

理性经济人原理表明，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一方面，人们的经济活动的根本动机是追求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人们的行为又是理性的，也就是能够根据市场处境，判断自身利益，并凭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尽可能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或个人，只要进入市场，它的行为必然受市场机制的制约。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决定在交易或交换中，人们会采取哪些被认为将给自己带来最大净收益的行为，并在取得收益时规避风险。理性经济人假说表明，一方面市场主体是独立的存在体，另一方面基于独立存在的行为是有风险意识的，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是处于理性思考的。基于存在的独立性，权衡的主体性，选择的自主性，对风险的规避性，使市场在“自由”交换中有着合理的理性内核，从而使市场经济在无形的手的支配下，处在一种自发的良性运转之中。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所遵循的自主性原则要求经营主体具有充分的自主权，实行自我约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市场经济这种特质赋予人们必须具有主体意识，讲求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唤醒了人们的巨大积极性、能动性。人们的风险意识、使命感和责任心也随之加强，有利于人的独立性、创造性意识的形成，有助于促进学生主体意识的觉醒，以独立的人格关注现实，思考未来，为推进学生主体精神的发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为道德的主体性发挥奠定了基石。

从另一方面看，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着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以及“市场失灵”的情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制度还不完善，在个人主体意识与利益驱使的情况下，有可能诱发极端利已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对青少年学生而言，其主体意识的增强，只是表明他们社会化过程的加速，并不等于他们已具有良好的主体意识，不等于他们已具有行为的自控性和自主性。相反，在缺乏积极正确引导的情况下，容易助长他们的个人主义倾向，表现在思想和行为上不关心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崇尚自我，唯我独尊，我行我素。

2．市场经济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利益群体的多样化必然导致思想价值取向的多元性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遵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逐步消除了所有制结构的不合理因素对生产力的羁绊，出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公有经济，呈现出兴旺发达的态势，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实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完美契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价值规律等整合为有机的统一体，促进了多种经济成分共荣发展的局面，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物质文明的进步，推动了精神文明的发展。社会宏观环境的良性运行为学校德育工作的改进和加强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从另一方面看，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多元存在，形成了多种利益群体，相应地表现为多种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中，既有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积极的、健康的意识，也有反映小商品生产封闭、保守的意识，既有反映过去计划经济统筹过死的产品经济意识，也有反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初期原始积累的意识。在价值观方面，无私奉献，公私兼顾，合理利已和极端利已主义价值观并存；在外来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中，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并存，精华与糟粕并存等等，这种复杂多元的社会现象通过家庭和社会种种渠道渗透到学校中去，使学生的思想行为、价值取向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性，使其理想信念、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等方面面临着多种选择，而其中消极因素必然对青少年学生产生负面影响。

3．市场经济的效益原则增强了效益观念和求实精神，同时诱发了拜金主义和重利轻义倾向

市场经济效益原则、利益驱动原则，是市场经济生命力的支撑点，促使市场主体在追求经济效益过程中，遵循“低成本、高效率”“少投入、多产出”的法则，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规律。在目前我国物质生活条件不够高，生产力尚不够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推动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市场经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机制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效益观念和务实求实精神，有助于培养学生进取拼搏精神，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从另一方面看，在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机制、法制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备的情况下，使某些人钻法律的空子，谋取个人私利成为可能。市场经济竞争的严酷性会引发少数人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达到求利目的的心理倾向，诱发拜金主义、利已主义倾向，偏好于追逐短期利益，忽视长期利益，致使道德滑坡，以至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等社会阴暗面的存在。社会上的种种消极因素通过各种途径散播到学校，对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学生的行为习惯必然产生不利影响，使其滋长投机冒险心理，疏于遵守校规校纪，甚至走上违法乱纪的道路。

4．市场经济的完善发展与全球化趋势同步进行，促进了国人开放进取意识的生成，同时，在东西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中，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使青少年面临多元选择的困惑

当前，全球化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并全方位地影响着我国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载体的全球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发展我国不可避免地被全面卷入全球化浪潮，入世更强化了这一进程，使国人不仅要面对国内竞争的压力，而且要面对国际“零距离”竞争的压力，求生存、求发展，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内在的驱动力，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依赖性、等待性、保守性、封闭性和僵化性等思想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时俱进，开放进取成为时代潮流。

另一方面，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形成了一个新思想文化阵地，各种思想得以迅速在网上传播，对于其中优秀文化成果的吸收有利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而其中的文化垃圾，没落的道德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的传播，使一些人自私自利的贪欲不断膨胀，对青少年的价值选择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引导青少年正确地休闲、娱乐、消费，避免不良社会风气、生活方式的侵蚀，成为现实生活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对新时期德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德育体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德育的适应性与超越性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抉择，市场经济建设的成效在根本上取决于人的素质。德育作为素质教育的灵魂，市场经济的确立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道德作为上层建筑，必然受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基础的制约，道德必须适应而不可回避、排斥市场经济。另一方面，道德作为意识形态，对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基础具有能动作用，道德必须超越而不能仅囿于适应市场经济。只有在适应中超越，在超越中适应，螺旋上升，层递发展，德育才能在培养与造就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人才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首先，德育作为一种教育活动，属于精神活动，要受物质的、现实的生活制约。德育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性要求立足市场经济的实际，适应社会，贴近生活。但德育的适应性不是消极的适应，而是积极的适应。一方面立足于市场经济自主经营、平等互利、自负盈亏的实际，引导学生树立主体性、协调性价值观念。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充分挖掘、发挥个体的创造力，使学生确立平等互利、公平诚信的价值原则，促进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另一方面立足市场经济的竞争性、求利性引导学生树立进取、开拓、创新的观念和功利、时效、信息等功效性价值观念。并基于市场经济的风险性、不确定性培养学生适应市场经济的良好心理素质。促进新一代青少年学生实现与市场经济的契合，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能够成为弄潮儿，而不被淘汰。

第二，德育仅停留在适应市场经济的层面,还不足以发挥其对经济的能动作用。思想道德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它是对可能的未来世界的一种把握与向往。德育对市场经济的超越是在能动适应中的超越，是在扬弃中的超越，更是在可能的条件下的超越。兰刚《关于21世纪德育的前瞻性思考》《江苏高教》1999年第1期一方面引导学生积极克服、消解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促使思想意识、行为规范合理化，避免急功近利，见利忘义的思想行为。另一方面，引导青少年学生形成更高层次的思想品德、价值观念，提升他们的道德境界，形成高尚、完美的人格。从而在适应中实现超越，体现主动适应，积极作为的特征。德育正是“按照某种超越于现实的道德理想去培养和塑造人，促使人去追求一种理想精神境界与行为方式，以此实现对现实的否定”鲁杰《道德教育：一种超越》《中国教育学刊》1994年第4期。也正是由此，德育通过为未来培养具有主体性的人的现实活动，来超越现时代而不是停留在复制现有规范，从而实现对人的全面发展、社会进步的拉动作用，最终发挥其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

2．教师的主体性与学生主体性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激发了人的主体意识，为德育过程中人的主体意识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外在社会环境。从哲学意义上讲，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教师和学生都具有能动性，都应是主体。作为道德的载体，师生又表现为道德主体。道德主体主要是个体以认识、肯定、发展和完善自己为已任的。而且作为道德主体，师生又表现为德育主体。德育主体不仅要尽相应的道德义务，更要求个体和群体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修养向较高层次迈进。

德育作为德育主体的一种实践活动过程，其实质是学生主体在教师主体帮助下，消化、吸收、实践德育内容的过程张秀清《双主体合作德育论》第50页开明出版社1999年10月，在此过程中，学生处在一定社会和自身成长的发展阶段，受社会环境和自身道德发展规律的制约。因此在德育目标的确定上，不仅要考虑社会的要求，更要重视学生自身成长的需要；在德育内容的安排上，不仅要依据社会规范，更要遵循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在德育途径和方法的运用上，不仅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更要强调学生的主体参与詹万生《“整体构建学校德育体系研究与实验”开题报告》1997年。教师的主体作用体现在保证学生的自觉主动性的充分发挥方面。在德育过程中，教师的活动是可以变化的，学生的品德发展规律是不可替代的，道德认识的发展，道德情意的感化，道德行为的展开都由学生自主完成，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从德育起点、过程、终点三方面看，学生主体是第一性的，教师主体是第二性的。

在实践过程中，近、现代西方教育思想偏重于学生主体作用，夸大为学生中心论，导致学生的放任、放纵的可能。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侧重于教师的主导作用，忽视了学生主体性培养，使学生缺乏主动性、创造性。

因此，在德育过程中，树立教师主体与学生主体双主体合作关系的理念，使教师主体和学生主体双向互补，发挥两个积极性，形成合力。经由这一过程，学生主体性逐渐成长，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最终促进学生自我教育主体达到各个具体的德育目标，从而发展和完善个体道德人格，成为适应市场经济推动市场经济建设的主体。

3．德育导向的一元化与道德实践的多元性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确立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是符合我国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抉择。多种经济形式主要指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存在。经济形式的多样化决定道德实践主体的多元存在，既有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职工，又有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的员工，既有中外合资企业、外国独资企业的外商投资者及中国员工，又有私有制工商企业人员。由于所处的经济所有制性质的不同、个人生活背景、教育程度、思想观念的差异性，在现实生活中必然呈现出多元化的意识形态。

从另一方面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遵循共同富裕原则为德育一元化导向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道德基准，以公有制为主体为德育一元化导向提供了道德实践主体。

转型时期范文篇8

经济转型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华丽转身”。

首先，整体经济从依靠出口拉动转变为以内需为主的发展模式；其次，产业的优化与升级成为迫在眉睫的议题。传统的过剩产能需要调整，传统的产业需要进一步推动技术革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培育，节能减排、可替代能源、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都可能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引擎。再者，区域的协调发展再度提上国家战略的高度，相继出台的区域振兴规划反映了宏观政策的这一取向。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我们看到的则是区域板块、战略性新兴产业板块的相继登场和估值中枢的不断抬升。

经济转型带给资本市场的不仅仅是一个投资话题。目前，代表传统周期性行业的大盘股和代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小盘股的估值差异达到历史高点。随着A股市场的调整，投资者又该如何看待这条投资主线呢？经济转型之年更应着眼长远，把目光转向3—5年后的中国。那时，我国将经历怎样的剧变？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要素价格，进而影响上市公司利润，并传导到市场估值？

首先，老龄化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我国的“人口红利”在2015年左右消失。这就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抬升，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初级加工产业将走向衰退。而医疗保健、技术密集型产业、自动化／半自动化产业将逐步兴起。

其次，节能减排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是今后相当长时间的一项挑战。为实现我国2020年单位GDP能耗下降45％的目标，发展节能照明、智能电网、建筑新材料、废弃物处理等产业，将是今后产业政策的重点之一。

第三，资源瓶颈仍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应对资源瓶颈，发展包括核能、太阳能、风能在内的新能源，推动煤电一体化建设，改变我国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实施资源税改革，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政策。

第四，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路网建设、特别是高铁的建设都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

转型时期范文篇9

1.1政府转型对电子政务的新要求

政府转型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包括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以及阳光政府的实现。因此，新时期电子政务的发展不仅要配合政府各类服务方向的进程，同时也应对政府的运行服务体系进行有效整合以及信息化改造。尤其是新时期“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政府转型目标，对电子政务的发展提出了进一步优化要求。另外，阳光政府的转型目标作为近期政府改革的热点，同样对电子政务的配套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政府在结构设置、服务体系以及日常运行机制上须逐步完成公开、公正的发展任务，电子政务应实现在秩序范围内的政府服务透明化；其次，监督机制的完善要求电子政务加大在沟通社会与政府联系方面的力度，扩大公民对政府服务的监督范围，从而提高其政事参与度，促进政府公信力的提升，最终达到构建和谐政群关系的目的。

1.2多种机制电子政务间优化配置问题

一般来说，电子政务服务系统应以服务对象为基础分为“政府与政府”、“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政府与雇员”体系，并根据其服务的主要内容、流程进行个性化设置，从而提高各种类型的政务效率和质量。但在我国多数政府信息化政务体系中，并未建成分割明确、流程细致、公开透明、分配合理的信息化运行机制；且在各类政务体系中部门间的资源共享机制缺乏，导致各体系、各部门之间无法实现有效的资源整合以及配置，对电子政务的发展以及政府转型形成阻碍。

1.3电子政务运行的安全问题

电子政务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包括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以及物联网等方面。政府转型的信息化进程不仅要实现政务高效化、透明化、人性化等目标，同时也应从信息安全、政府运作机密等方面入手，充分保障国家意义上的信息安全，以避免信息泄密、盗用等违法行为导致社会安全隐患的现象发生。可见，信息时代对电子政务的发展增加了安全与保密技术的难题。

1.4信息技术多变性、复杂性带来的机遇和困境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以及物联网等属于时代前沿的新兴技术，信息技术在当前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且具有多变性和复杂性。电子政务虽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但在多数层面上看，仍需与政府发展进程相契合。对此，电子政务在处理信息技术与政府服务的关系中出现了分歧与矛盾。首先，电子政务体系在配合政府职能方面存在许多不足，如信息化机制在政府运作预算方面不完善、电子政务体系组织结构与政府结构不同步、信息化管理不到位、运作方式不明确等。其次，发展中的电子政务建设未与转型中的政府状态相匹配，尤其在信息资源共享方面，信息化机制仅仅处于办公自动化或部门内部信息交流的低层次水平，无法满足“服务型政府”以及“阳光政府”的基本要求。

2新时期电子政务的发展趋势

2.1由单项应用阶段向共享协同阶段发展

电子政务的单项应用阶段在我国政府发展进程中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单项应用阶段指政府在日常运作过程中能实现办公电子化、自动化以及简单软件应用的程度，且该类应用的范围仅限于个体部门。而随着政府转型以及社会深化改革的进程不断推进，电子政务将由单项应用阶段向共享协同阶段发展。共享协同旨在促进政府内部各部门间、各级政府间、政府与广大群众间等联系的发展，并通过信息资源的实时、有效共享加快政府转型步伐。目前，可有助于实现共享协同的技术包括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算以及大数据等，经与政府职能的有效配合发展成为结构合理、管理明确、透明公正、高效人性的电子政务体系。

2.2网内资源整合，一窗受理实现政务现代化转型

我国的电子政务体系在发展进程正朝着资源的整合集中方向迈进，实现政府服务、业务以及政府信息资源的整合是推进政务“一窗受理”现代化转型的必经之路。首先，各级政府的服务正进行与行政事务的有效整合，力争在为社会群众提供满意的各项服务基础上加大行政事务透明度，以此增加政府公信力，拉近政府与群众的距离。其次，电子政务正从各项政府服务业务出发，通过政务渠道整合将社会群众的需求集中至一条服务渠道进行解决；由此可有效解决群众以及企业“办事难、时间长”的顾虑，进而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另外，网内资源的整合对电子政务的管理水平要求较高，一体化的管理体制将促进政府运行模式的转变和升级。

2.3推动政府创新发展，进一步完善民主建设

随着电子政务的不断发展，我国各级政府将实现运行以电子化文件为基础，更加关注于面向企业和群众等群体的服务流程制度的改进，通过使用各项新兴信息技术将政府内各部门由分散、冗杂化升级为高度整合、简洁化水平。政府信息化体系的完善可通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实现新时期政府运行模式的创新；企业、雇员、群众等群体将不再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等因素，直接通过有效网络进行政务办理，对社会的深化改革进程起极大的推动作用。另外，电子政务使用通信技术实现了群众对政务的有效监督，直接提高了政府各项业务的透明度，促进政府形象以及公信力的提升，对我国民主建设的完善具有积极影响。

3结语

转型时期范文篇10

职业精神是社会转型发展的基础，而其核心便是职业道德。所谓职业道德，指的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履行本职工作职责的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道德准则和规范。职业道德的概念，既蕴含了特定职业一致的利益诉求，也同样存在着法律予以承认并加以保护的个体利益，而这些利益的衍生是与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相匹配的，认识到这一点对做好广义社会转型时期范围上的职业道德观念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当前，我国的职业道德培养体系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稳定性和规范性，政府正是通过将这一理性化的框架落到实处来推进整个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平稳发展。通过国家的整体发展历程，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政治文明与之相匹配，更需要独特的文化信仰来赋予其灵魂，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发展趋势正是通过夯实自身文化的根基，来应对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异文化冲击。从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角度出发，必须通过文化氛围和社会心理的培养尽快使职业道德精神融入到这种文化的积淀进程当中，使其成为其完整文化的组成部分。道德是文化体系中核心的一环，是对人的社会性的自我约束和心理约束意识。当前，党中央大力倡导的“八荣八耻”正是对中国道德信仰现状的一种诊治。事实上，道德观念的背后往往有一整套的价值观念作为支撑，或者说道德是一种文化的内核，也是一种文明建设的关键。在综合国力全面提高，深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的重要战略时期，着重提出文化建设中的道德问题，说明道德建设已经不在是知识分子的一己之责，而成为全民共识，发展到了树立信仰的攻坚阶段。

2发挥传统道德作用，打造诚信氛围

在社会资源整合的今天，我们尤其需要通过道德的认同和共同规范的遵守使国人在认知行为方面实现和谐，形成强大的民族向心力，推动社会转型时期发展。在实现和谐的诸要素中，共同的道德价值观至关重要。共同的道德价值观的培养，需要从传统道德中汲取营养。五千年文化积淀而成的传统道德中蕴含了大量合理的、有益的因素，值得我们弘扬和继承。基于其自身的双重性，我们必须将其与现代化建设相衔接，在保留其精华的基础之上，赋予其符合时代特征的新内涵，实现其现代转化，形成更加理性的传统道德，才能真正成为和谐社会的道德信仰。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岁月中积淀而成的，其核心之一就是主张“天人合一”式的“和谐”，其实质是一种在强调固有等级结构不可逾越的前提下，以抽象的共性和谐压抑人的个性和谐的理论。在重塑传统的今天，如何立足时展的需要，以吸收性复原和创造性发展的态度去对待这种传统道德，吸收其中的合理因素，创造属于我们的“和谐道德”，是一项开拓性的课题。

对于中国传统道德在现代意义上的转换与发展，人们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明确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怀。传统道德作为非理性时代的产物，包涵了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但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厚德载物的仁爱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见贤思齐的自律精神等，却是中华民族的道德特性，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转型时期必须继承的优秀道德传统。道德建设应着眼于长远，但一定要立足于当前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在实践中区分，而不是仅凭主观上臆测，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与糟粕，从而在时间中清除尘垢。道德是人的属性，我们在改造传统道德的同时，还要与弘扬人的主体性相统一，提高国民的道德鉴别能力，使其成为传统道德中优秀成分的自觉弘扬者和腐朽落后因素的自觉批判者，把道德建设扩展为全民的事业。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任何道德都不可能脱离其产生的历史基础，我们倡导传统绝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要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实现对原有事物的超越创新。这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重新认识和阐释传统道德的现实价值，努力寻求并创造其现代转换的契机和条件，使其超时代性的合理成分与当前的时代精神相融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相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激活传统道德的生命力，赋予其时代价值和现代意义，成为和谐文化的基本内核。

3重塑职业平等观念，提升敬业精神

社会成员的文化状态是隐藏于日常工作生活当中的隐性层面，例如，由于人治传统在中国根深蒂固，在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潜规则”依然顽固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对待这种文化现象，我们不能任其蔓延或流于表面地许愿，而要充分发挥文化的行为引导作用，通过有的放矢的机制改革，从根源上培育一种更具生命力的道德规则。相对于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法的公平，普世大众更加愿意接受伦理道德教化下的平等。中国是一个深受传统等级文化熏陶的国家，政府尚且在大力倡导依法治国的同时，明确提出以德治国，普通民众更是在这种人文价值观的基础上去构建自己的世界观体系。创造公平的过程首先应当始自于对职业平等理念和标准的明确与普及，甚至很多误解与矛盾的化解需要的不是另起炉灶去创造一套新东西，而仅仅是需要说明当前所执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