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采桑女与采莲女文学形象对比

中国远古文学的发端都与人类的劳动联系密切。采桑诗歌与采莲诗歌同样都是由日常劳作而入诗歌。在诗歌中，采莲女与采桑女都同样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同时也表现出不同的文学气质。

一、北山南水造就多情儿女

作为文学源头的农业劳动，采桑与采莲既是中国古代社会女性的典型社会劳作，同时带有浓厚的先民神灵信仰特质，覆盖着神秘复杂的面纱。

（一）根植于北方山地的采桑

在传统农耕社会里，男耕女织是基本的生活模式，其中采桑养蚕是女织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采桑”是远古时代北方地区常见的农业劳动。古代北方主要是指黄河流域诸地，那里山体环绕，整体上水体较少，气候干燥少雨，以山地耕作为主，“桑”一度成为主要的经济和生活作物。采桑在民众的生活劳作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蚕桑业在殷商时期就相当发达，桑蚕的丰收情况对国家经济和民众生活状况有直接影响。正因为如此，采桑活动在古代社会不仅是农业劳动，在采桑时还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这不仅是一种祈求丰收的愿望，深层次上是一种远古先民古老的神灵信仰，桑已经神化为生命之树，在先民看来，桑树是一种生殖力量的象征，因为桑叶采了之后又可再生。累累桑葚和再生不衰的桑叶使古人对桑树产生了对之的生殖能力的原始印象。在始祖神话传说中，有不少“生于空桑”的例子，比如少昊、颛顼、伊尹，甚至包括孔子。作为社祭的桑林，男女“奔者不禁”，在桑林中野合以期达到人口繁衍的行为在当时看来是一种虔诚和庄重的习俗，带有远古的神巫意味。《墨子•明鬼》载：“燕之有祖泽，当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梦也，此男女之所乐而观也。”所以采桑诗歌最初就带有浓厚的男女情爱主题。所以以“桑”起兴，来表达男女爱情的诗歌在《诗经》中达20多篇。《诗经•桑中》写道“期我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明确地表现了桑树在古代社会男女幽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甚至当言及爱情的失落之时，《卫风•氓》说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于嗟鸠兮，无食桑椹，于嗟女兮，无与士耽”，也要借助“桑”来表达一种爱情退潮后的失落和生命隐退于灰色的悲哀。晋代《搜神记•马男》篇中，一位女子想念外出的父亲，向家中豢养的一匹马许诺如载她找回父亲就嫁给它，后来女子不仅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还恼羞成怒杀死了马，并把剥下的马皮晒在庭院中。一日大风吹来马皮裹挟着女子飞走，众人最终在桑树上发现了化为蚕的女子和马皮。在这个传说故事里，桑树成了悲伤爱情故事的最终归宿，承载着背叛者和痴情者的化解以及合生。《马男》的故事演变同样可以看出先民原始信仰中“桑”的独特内涵。

（二）发端于南方泽国的采莲

“采莲”是江南水乡独具特色的农事活动，仲夏时节，少女三五成群采莲戏水，在采莲的劳动过程中产生了采莲民歌。随着莲这种南方植物被越来越多的文人墨客所喜爱，她逐步在古代文化中被赋予了丰富美好的含义。古人常把女人的容貌比喻成美丽的莲花，“莲”同时被赋予了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质，所以往往用莲来指称那些貌美贞洁的女子，同时芙蓉谐音“夫容”，又有异名为合欢莲、同心莲，因此还传达着男女之间同心之爱。不仅如此，“莲子”也谐音“恋子”，“怜子”，也是暗指男女爱情之语。所以南朝民歌《西洲曲》的妙龄女子才会在思念情人时“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在当时的南方一带，采莲既是一种日常劳作，同时跟端午节的祭祀活动有着紧密关联，带有浓烈的祀神色彩。在凡俗中，莲女们与鱼儿嬉戏对唱于采莲劳动中，而在祀神的意味上，民俗学家认为采莲女的戏鱼其实是对男女狎戏的隐语，鱼和莲则分别代指男女生殖器官，这让采莲在原始崇拜中具有类似于采桑一样寄托着原始欲望和生殖崇拜的内涵，所以后世诗文中描写青年男女在采莲时相会甚至欢合的例子屡见不鲜。在最早的采莲诗歌汉乐府诗《江南》中，有研究者就认为“其中的‘鱼’字并非‘鱼虾麋鹿’之‘鱼’，而是人称代词‘吾’、‘余’、‘予’等的借字，它们因音同而相通。”《江南》中的“鱼”实是那些天真烂漫的采莲少女们的自称，那些“戏”于莲叶之间的不是“鱼”而是“人”。鱼儿本身在水里及其警觉，只怕采莲船还未及接近，它们就逃遁无踪了。所以在这里，“戏”其实既指少女们自己的玩闹，也指她们跟心爱的少年郎在碧波荡漾中的调情。可以说，无论采桑还是采莲诗歌的发端都跟远古时代民众的生活相关，最初都带有浓厚的先民原始信仰成分，其中不乏巫术的意味。这也是洪荒时代民众思想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这也使得这两种南北方典型的日常劳作活动具有着深沉的爱情和生命力内涵。荣格说:“神话是揭示灵魂现象的最早和最突出的心理现象。”又说“集体无意识既不来源于个人经验，也并非从后天中获得，而是先天地存在的，它与个性心理相反，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它组成一种超个人的心理基础。”所以当采桑女和采莲女开始进入文人的视野，开始表达的都跟朴素的男女情爱有关。尽管如此，来自于北方山地的采桑女和南方泽国的采莲女们有着自己不同的文学形象的表现。

二、文学表现各领风骚

在文坛上，采桑与采莲两种女性题材作品在文学的发端和传承上各不相同，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上也有不同表现。

（一）从文学形象的出现时间来看，采桑女比采莲女在诗歌中出现得更早。跟中国农业社会由北逐步向南推进的发展路线相对应，文学领域的采桑女形象出现得更早。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就出现了美丽多情的桑女形象。譬如《诗经•风•桑中》：“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魏风•汾沮洳》：“彼汾一方，言乎其桑。彼其一子，美如英。英如美，殊长乎公行！”描写的都是女子采桑时跟男子发生的爱情故事。采桑女的题材在诗经发端之后，在汉魏时期仍然经久不衰。其中为人所熟知的包括刘向《列女传》中三位采桑女的故事，还有著名的汉乐府诗歌《陌上桑》，到了六朝隋唐，采桑女仍然活跃在文人的笔下。一般认为采莲诗歌的出现要晚于采桑，这主要是因为南方在先秦时期应该说是被长期排斥在中原主流文化圈之外。当时地处西和南的秦楚两国在文化上都是被轻视的对象。楚国作为当时文学背景中南方的主要区域，文人对之的印象，几乎主要来源于楚辞当中迷离梦幻的描绘。一直到东汉末年中原动荡，士大夫不少避乱南方一带，加上由三国开始对南方的开发，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提高，远离中原文化圈的南方才逐渐融入文人的世界。所以文人对于“采莲”题材的创作在时间上要后于“采桑”。采莲活动和采莲女形象的描绘应该说是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而渐渐得到了文人的关注。相比采桑的出现，采莲题材在《诗经》中难觅身影，目前的汉乐府《江南》一诗被认为是最早可见写作采莲活动的古代诗歌。在《诗经》传唱采桑女优美诗歌的年代，中原文明是文学创作的主要背景。而采莲是南方水乡的典型劳动，相对南方水路交错的地理而言，莲在北方的生长就较为稀少，采莲活动也甚为少见，对文人而言，无论来自于宫廷还是民间，这种农事活动的文学影响力自然低微。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采莲作为南方常见的一种农事活动也逐渐被带入到了文学的视野，文学家们也开始关注到了这种南方特色的劳动之美。

（二）从文学的历史传承演变来看，在对原有文学传统的传承上两者显示了不同的发展轨迹。采桑女在完成从爱情主题到道德主题的转变之后离我们渐行远去，采莲女却在桑女逐渐隐去的光环中继续着爱情的传奇。在文学形象的塑造上，对采桑女而言，从先秦到魏晋，她完成了从欢爱桑林的民间少女到捍卫夫君尊严拒绝挑逗的坚贞妻子这一形象的转变，在内心世界中也从对爱情的自由追求过渡到对爱情的执着坚守，不变的是两者都跟爱情相关。先秦诗歌中，采桑女对待爱情大胆而炽烈，可以和爱人在桑林之中自由约会嬉乐甚至媾和。不仅《诗经》中有大量此类采桑诗歌，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中也描写了章华大夫与采桑女的嬉戏，诗中借助大夫的口吻不厌其烦的赞美采桑女的迷人体态和艳丽容貌，还有两人欢会的热烈和美好。到了汉代，枚乘《梁王菟园赋》也展示了贵族子弟与桑妇调情的场面，采桑女与男子沉迷于缠绵中，已把采桑养蚕之事抛到了九霄云外。采桑女形象发生转变的第一个重要变化见于汉乐府《陌上桑》中。“秦罗敷”义绝使君的光辉故事为后世的桑女形象奠定了一个重要的转型基础。诗歌从重点描述纯洁美好的桑林爱情转变为渲染采桑女子不畏权势的贞洁道德为主。到刘向《列女传》记录了陈辨女、齐宿瘤女和鲁秋胡妻三则与采桑有关的故事。其中陈辩女言辞拒绝了晋国大夫解居甫的调戏，并唱诗讽刺、拒绝大夫的恶行，得到了作者贞洁守礼的高度评价。齐宿瘤女长相丑陋，脖子生有巨瘤，有天齐闵王出城游玩，百姓围观，唯宿瘤女采桑如故，闵王很奇怪，问女原因，女以礼答之，闵王以为贤而聘为妻，女入宫后遭到众妃嘲笑，即以俭奢兴亡论不修饰，闵王深受感动于是立女为后，并倡导节俭，国势遂强。鲁秋胡娶妻五日，出外为官，五年后回家，路遇一采桑女，秋胡上前调戏并诱之，被女严词拒绝，至家方知是其妻，妻严厉指责了秋胡后，愤而投河死。可以说后世文人对采桑母题进行了一个文人化、雅化的过程，使得采桑逐渐淡化和脱离民间采桑的劳动背景与野合风俗，随之采桑女的形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说教的意味变得浓厚。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到了六朝唐人的笔下，采桑女与复仇洁身自爱以及生活苦难等主题联系了起来，曾经卓越多姿的采桑女们摇身一变，成了唐人笔下形容枯槁、风餐露宿，向世人哭诉生活苦痛的普通农妇。在“诗经”时代，采桑女和其他女性文学形象一样，率真而大胆，带着生命本原的淳朴气息。随着社会的改变，尤其是儒家礼乐之邦的治国理想的宣扬，现实生活中的女子们走进了各种社会道德束缚的囚笼，带有浓厚的原始婚恋情爱色彩的桑女形象也被文人们进行着改造，人类情感的原始力量被礼教所规范。采桑女正在逐步朝道德的方向转移，她们成为了道德说教的代言人，身上来自于山川的毓秀和灵动被逐渐抽离。应该说，这种转变的发生非常微妙而耐人寻味，正是因为对传统采桑女命题的历史大挪移，使得很多研究者发现至宋，采桑女的题材在文学的世界中已经难觅踪迹，文人们对采桑女的形象进行了喧嚣的道德宣教经营，却使得这最初表达着生动人性和生命力的纯真少女们不堪其累，也使世人看得倦乏，桑女们终于隐归到茫茫的浓雾桑林中。反观采莲女们，她们从一汪碧波中，脚踩舢板，口吟棹歌而来，从最初的一往纯真到后续的一往情深，始终不变的是采莲女们的多情和美好。在最早可见的采莲题材诗歌汉乐府《江南》中，采莲与爱情就被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首民歌流传千百余年而不衰。由此开始的多情妩媚的采莲女形象得到了延续的发挥。南朝时候甚为流行的《采莲曲》，首作者就是梁武帝萧衍。“梁天监十一年冬，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一曰《江南弄》，二曰《龙笛曲》，三曰《采莲曲》，四曰《凤笛曲》，五曰《采菱曲》，六曰《游女曲》，七曰《朝云曲》。”在当时，采莲已经成为了一种成熟的宫廷舞蹈曲目，一般都是由宫中佳人演唱表演的暗示或直接表达男女情爱的歌舞曲。从南朝开始，这种“采莲”舞曲流行于宫廷及其它享乐场所。而且总体上这个时期的采莲词有了更加浓厚的香艳气质，打上了男欢女爱的烙印。即使到唐宋诗词中的“采莲”描写，大多数都是骚人墨客在欣赏妙龄少女歌舞时的创作，当时的著名诗人如王勃、贺知章、李白、王昌龄等人都有相关的作品。可以说采莲女们的爱情欢歌在泽国的荷荡中回响，仍在近代余波有续。而诗人们对采桑题材的处理却越来越远离原有的诗情画意氛围，而不断加在她们身上的道德宣讲和日益枯燥的程式化语言描绘，最终导致采桑女这一形象在诗歌作品中的消亡。

三、情歌一曲绵唱千古

相比采莲女作品的丰富而言，采桑女形象在诗坛的淡出无疑令人叹息。在《陌上桑》出现的那个文学瞬间，诗坛开始了对桑女题材民间性和爱情主题逐步淘滤的一个过程，当她们完全变成了说教工具的时候，也就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亡。首先，文学创作中不能处理好劳动与爱情的平衡关系，从而导致劳动苦痛感受的强化和爱情美好体验的弱化是采桑女形象式微的直接主观原因。劳动与爱情在诗歌中的结合需要平衡。桑女和莲女最初都是在淳朴的劳动中凸显了女性本身和男女爱情的美好。劳动与爱情结合在文学作品中能唤起读者的愉悦和美感。劳动的本质是简朴繁杂而充满艰辛，爱情却是劳动中的润滑剂，中国的俗语中都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淳朴的日常劳作本身和劳作者们的爱情结合起来，让诗歌在现实和理想两个世界中达到了一种巧妙的平衡。但是从汉代开始的对桑女题材的雅化，使之承载了太多社会问题的思考，导致爱情主题的不断淡化，却正在破坏劳动和爱情之间的平衡距离。对桑女们劳动的描写也失去了往日的轻快美丽笔法，诗歌中呈现的是繁琐的劳动细节和不堪其累的呻吟。采桑女们身上完全消磨掉曾经所有的爱情意味，而变成了控诉社会弊病的哀伤劳动者，正是传统诗教观下这种改造让采桑母题走上了不归路。相比较而言，采莲女们在文学的千淘万漉之后仍然活跃在诗人笔下，应该说跟作者们始终保持着采莲主题的爱情性有密切关系。传统文学中，文人一直在“有益于政教”的儒家诗文观中难脱窠臼，由此带来的是中国传统诗歌中纯美爱情主题的淡薄和表达舞台的狭小，而“莲”由于它本身所蕴含着得丰富而美好的寓意，以及相关的审美内涵而加强了自身的纯文学性。所以在诗人笔下，采莲诗歌虽在曲辞上有了雅化的痕迹，但是在民歌特色的意味上始终保持着对情爱世界的吟唱。采莲女们与少年郎在“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的西洲诉说着衷情，她们在采莲的同时心里都怀揣着爱情的梦想，由此而快乐歌唱。而此时采桑女们已经褪去了前朝所给予的活力和美好，转变为蓬头垢面为生活所困的采桑农妇向世人大倒生活的苦水，给人一种压抑的情感体验。而采莲诗的作者们始终对生活保持着一种相对克制的态度，让采莲女们跟现实生活保持适当距离，而放在文学纯美的天地中。我们可以把采莲诗看成是备受教化禁锢的古代文人内心一块能够自由抒写的纯美圣地，畅想爱情的诗意家园。其次，传统诗歌对音乐的依赖性是采桑女题材诗歌逐渐消亡的一个客观原因。中国诗歌从产生之初就是“诗、乐、舞”三位一体，尤其是来源于民间的诗歌。采桑和采莲本身都来源于民歌，两类诗歌从流传之初就跟音乐有着密切联系。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因为音乐的流传变化而影响对应诗歌发展转变的例子并不鲜见。不少人也认为采桑母题消失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与采桑相关的乐府曲子后来在初唐的失传密切相关，音乐性的折翼也让文人失去了一部分创作热情，所以采桑母题在中唐以后便淡出了诗坛。而采莲相关曲目在经过南朝统治集团的推重之后得到了很好的流传，让后世诗人有曲可依。最后，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经济发展格局对地域文化的影响。

经济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地域经济在不同时期的强弱程度影响着地域文化（学）的发展态势。可以说采桑主题的衰落其实也是北方文化衰落的一种表现，当作为文化基础的经济重心南移之后，北方的相关文学母题也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衰落，这可以说是采桑女题材以及采桑女形象衰落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