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毕业生空间流动及信息化治理

1引言

当前我国高校宏观就业形势非常严峻，据教育部统计，2018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820万人【1】。但是，就业形势的严峻与待就业毕业生数量的多少并无直接关系，实际上一些研究证实，就业基数的增多可以刺激潜在就业人群的职业规划升级与择业渠道分流，反而可以拓展人才专业供给的宽度。这也就是说明，就业市场的实际需求，与毕业生个体特质的摩擦与错位，要比和数量本身的线性压力在当下更加突出。一方面，超一线城市对人才的吸引越发显现出地理惯性，使得许多毕业生的职划被城市热度所绑定，“按照房价排名选就业地”故而成为一股四处弥漫的就业心理；另一方面，相对落后城市尽管有不错的就业和发展前景，但由于经济地理上的劣势，对毕业生的吸引力严重不足，从而面临人才流失的难题。因此，毕业生空间分布的“过剩”与“不足”并存，充分说明毕业生空间流动的预测与管理应该且有必要成为当下政府、高校都亟需关注的问题。然而，国内高校目前在毕业生空间流动上的管理存在严重的滞后，其表现为三点。第一，就业空间流动方面的管理教学非常薄弱——特别是信息化程度薄弱【2】。多数高校很少甚至根本没有针对学生就业地规划与选择方面的培养与教导教学内容，且信息化程度极低，尤其缺乏至关重要的互动反馈功能。第二，有事后管理而无事前管理，即针对学生就业信息需求的分析、引导和预测的严重缺失，只留下一个调查和登记学生毕业信息的“行政性”任务。第三，最重要也是最突出的一点，学生个体特质主要包括客观结构性特质与主观心理特质，然而当前鲜有系统探讨学生个体特质与空间职业流动间关系的研究，尤其是缺乏主观心理特质与空间职业流动关系的研究。由于这部分的缺失，使得高校不知道该聚焦和捕捉哪些学生信息，就业事前管理工作便无从下手。严格来说，第三个问题要比前两个问题更加基础，但后两者决定了学校能否实现满足学生就业信息需求的目标。因此，本文主要针对第三个问题加以研究，并在对策建议部分对前两个问题加以浅述。本文主要运用吉林省J校学生调查问卷的结果，探讨学生主客观特质（尤其是主观特质）对毕业空间流动的影响，分析并检验诸种影响因子的传导机制。最后，在分析结果的推动下，从高校如何通过搭建和完善就业信息服务平台的角度出发，提出对策建议。

2文献回溯与研究设计

（1）文献回溯。马丽萍等人研究发现，高校毕业生的空间流向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下，存在就业部门、职业与工作起薪等相互隔离的现象。这种“油水分离”的现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影响毕业生空间流动的主要因素在于学术群体的差序结构【3】。岳昌君等人等人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虹吸作用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毕业生的持续流动行为有显著影响，侧面说明“推拉效应”主导了毕业生的空间流动【4】。赵晶晶探讨了毕业生内部差异与空间流动选择间的关系，发现“学历层次、学校层次、流出距离与流入距离等等都对毕业流动选择有显著影响”【5】。近期一些研究发现，毕业生的毕业流动与前期流动也有很强的关系，Faggian研究发现，流出环境与流入环境的差异影响了毕业生空间流动选择，但这种选择受到了高校所在地与前后二者间经济社会关系的影响，这意味着毕业生个体的综合迁移能力（家庭背景、高校竞争力、个人素质、流动难度、接受门槛）显著影响了其迁移动机和迁移目的地【6】。诸如此类的研究文献还有很多，可以发现，研究者大多探讨了客观结构性因素对毕业生空间职业流动选择的影响机制，并且广泛运用了包括空间（地理）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劳动市场分割理论、社会期望理论、就业偏好理论等理论工具来加以研究，但是，既有研究存在三点局限。首先，既有研究关注了影响毕业生空间流动的经济性因素，但忽视了社会心理因素对毕业生空间流动选择的塑造作用。社会资本、社会网络、期望弹性、不对称信息、局部性亚文化等因素都会极大的塑造个体的空间归属心理；其次，既有研究借用系统动力学框架、交易成本理论入手，提炼出诸如“重力模型”、“推拉模型”来解释高校毕业生的空间流动，但这些模型侧重结构性关系的探讨，忽视个体主观心理因素的探讨，而后者恰恰应该成为高校管理与服务的重点。最后，既有研究一定程度忽视了个体理性的自反馈能力，毕业生的空间流动选择是一个动态的“养成结果”，自反馈作用的存在使得学生的就业预期往往捉摸不定，这就说明如果高校仅仅停留于一次性的信息交换，而忽视了长期的双向互动，这种“刻舟求剑”的机械化管理模式会导致高校就业信息管理工作的失效。（2）研究设计。针对既有研究的可圈之处与不足，本文针对性地设计了如下研究方案。首先，本文将针对高校毕业生（应届）和在读生展开问卷调查，针对问卷调查结果，探讨学生主客观特质对空间流动选择的影响。基于主客观特质对流动选择存在双向的影响模型。本文将分成两个模型依次加以分析。①借助基准模型1，分析主客观特质变量对流动期望性变量（exp-mobility）的影响效应，并重点观察主观性心理变量在客观变量的交互效应下，对流动期望性变量的影响效应；②借助基准模型2，分析主客观特质变量对流动行为性变量（beh-mobility）的影响效应，并通过比较主观性心理变量在前后两个基准模型中影响效应的差异，分析主观心理特质在就业选择上的行为转化效应（BCA:behaviorcon⁃vertibleeffect）。③结合回归分析结果，利用PSM（倾向值匹配）分析法，基于“反事实框架（CounterfactualFramework）”逻辑，对主要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重点分析毕业生（对照组）与在读生（干预组）在核心变量上的差异，从而进一步验证主要研究假设。

3实证分析

（1）实证数据来源。为了实现以上研究目标，本文进行量化分析，数据来源于本文研究团队所组织开展的“高校学生未来毕业选择偏好网络问卷调查（网络编码2181056）”。调研时间为2018年5月。调研对象为吉林省J高校。数据样本采取逐级分层抽样方式获得。由于问卷中涉及到大量主观性认知题目，考虑到社会期望偏差效应（socialexpectbi⁃aseffect）对问卷对象的内生性干扰，研究团队对设计关键变量的题目设计进行了差异处理，并分别放置在不同题目中，从而通过对比验证，保证主观型问题的总体有效性。经过为期一周的问卷发放，回收并经过筛选得到2423份有效问卷。（2）信度和效度检验。由于研究数据为问卷型主观数据，且多数题目为主观性问题，因此需要对数据进行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本问卷题目大致分为三个类别，基本信息、自我-他者认知以及毕业流动意愿。因此，对三类问题同时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并不合理，对此，本文结合研究目标，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提炼出若干关键变量，接着对变量统一进行正向化处理，然后对关键变量进行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结果发现，基本信息、自我-他者认知以及毕业流动意愿均通过信度和效度检验（Cronbach’sAlpha检验系数值分别为0.78/0.89/0.75；KMO球形检验系数值分别为0.70/0.68/0.65）。因此，无论是信度检验还是效度检验结果都基本符合分析要求。（3）变量说明。分析模型中涉及到的各类变量及其内容如表1、表2所示。本文分别选择毕业预期变量与流动行为变量两类变量来作为被解释变量，由于前一个变量在数据中为定序变量，后一个为定类变量。因此，本文分别设计了广义线性回归模型和有序逻辑回归模型来加以分析（有序回归模型在本文中一方面作为基准模型，另一方面作为鲁棒检验模型，应对广义线性模型中被解释变量scale距较大时，回归系数估计有偏的问题）。第一个变量另外，借鉴菲戈安、岳昌君【7】、赵晶晶等人对两阶段迁移模型的变量处理方法【8】，本文对第二类被解释变量，即流动方向变量按照毕业生的家庭所在地、学校所在地和工作所在地的前后迁移状况进行了两阶段分解—组合处理，共形成5种类型，即①双重流动（RepeatMigrant；AJC），②回巢流动（ReturnMigrant；AJA），③扎根流动（Sticker；AJJ），④末程流动（LateMove；JJC）以及⑤未流动（Stayer；JJJ）。这五类毕业生分别对应：流入—流出、流出—流回、流入—驻留、未流动、驻留—流出五类流动状况。（4）基准模型。SEi=a+β1Xi+β2Xi∙Ψi-1med+∑1t∑1tΒ-1Φi-1controls+εiεi=λWiΓi+μ（1）logisticMi=a+β1Xi+β2Xi∙Ψi-1med+∑1t∑1tΒ-1Φi-1controls+εiεi=λWiΓi+μ（2）模型1为一般线性回归模型，模型2为非定序逻辑回归模型。其中，SE表示空间流动的预期偏好，M表示空间流动的真实选择。X矩阵是一系列主客观个体性因素，Ψ为矩阵变量，表示诸种调节变量（中介变量）。Ф为矩阵变量，表示一系列外生控制变量，β为回归系数，B为回归系数矩阵，ε为残差。本文将各个变量角标分别表示样本个体。由于本文的回归模型为截面数据模型，故而根据Barro（1995），进行in-scale处理，从而适当降低序列的方差齐性水平，提升模型的饱和性（saturation）。之后对各个变量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比较检验，发现各个模型的平均vif值都低于3，不存在较为严重的共线性问题。与此同时，鉴于各个模型存在不同程度的异方差问题，因此本文使用White一致估计量对模型估计方式进行修正。（5）回归分析。在各个回归模型通过共线性、异方差诊断后，我们展开回归分析。基准模型1与基准模型2的各个子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解释如下：模型1/3/5分别为初始、施加工具变量、施加中介变量的模型，被解释变量为流动期望度，模型2/4/6分别为初始、施加工具变量、施加中介变量的模型，被解释变量为流动明确度。模型7/8/9，被解释变量为流动行为变量。）（6）研究发现。结合回归模型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本文得到以下几点发现。首先，在有效限制内生性问题的前提下，控制其他变量可以发现，无论对于高校毕业生还是未毕业生，多数主观心理变量都存在显著性影响。而且，情感认知、家庭归属观念、选择自主性、个人能力认知、就业期望、职业理想等因素在期望模型与行为模型中整体都多少具有显著性。高校管理者应该充分重视学生个体心理和态度对其个人未来毕业流动的影响作用。。其次，在充分考虑内生性因素的前提下，比较主客观因素与外部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效应可以发现。结构性因素在不同模型中，对主观性因素都存在一定的调节效应，反之则不成立，尽管这种调节效应会因为调节对象——主观性因素的不同、以及组内（群体）差异的不同而有不同，这说明，尽管本文认为学生个体的主客观性因素能够对期望和行为选择都具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干预。此外，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教育水平、家庭支持度、个人所学专业、高校实力等客观特质因素与结构性因素的比较也显示出一些信息。可以发现，不同模型中，客观特质因素在不同模型中的显著水平与回归系数较为不稳定，相比而言，结构性因素（城市实力、区域经济发展吸引力、人才吸引政策的力度等）无论是在显著水平还是回归系数上都更加稳定。综上可以说明，个体主客观因素与结构性因素对学生毕业流动的影响虽然同时存在，但后者却有更高的决定地位和支配地位。再者，在充分考虑内生性因素的前提下，本文研究发现，地理流动距离、经济流动距离以及城市区域流动距离能够很大程度影响个体的毕业空间选择。在以上距离调节效应的影响下，主客观特质变量的影响效应的张力变大，正向主客观特质因素在受到地理距离正向调节作用的影响下，对个体流动行为的影响会强化，但在地理距离负向调节作用的干扰下，均出现不再显著的现象。这说明，高校毕业生毕业流动基本合乎重力模型及均衡模型的一般假设，高校毕业生空间流动与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系统内的问题，相反，教育系统更类似是构成宏观人力资源的管理与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的重心应该要聚焦宏观结构性因素的长期规训与涵化作用。最后，在充分考虑内生性因素的前提下，本文考察了心理特质的行为转化效应。众所周知，个体存在适应性偏好，会不断矮化自身的期望来“服从”现实。但许多研究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财富的增长，个体面临的“受迫选择”相对减少，个体自我实现的可能越来越大。在毕业流动问题上，高校学生经常面临就业压力与就业理想间的冲突。本文研究发现，个体正向的态度有助于更积极的流动期望和流动认知，负面的态度则也强化了更悲观和消极的毕业流动期望与认知。因此，如何合理利用主观评价，诱导和塑造学生积极健康乐观的就业发展心态，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4完善高校学生就业信息服务机制的对策建议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高等教育要适应就业市场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成较完备的教育质量、学生流动、资源配置和毕业生就业状况等监测分析系统【9】。在当前的大数据时代，如何进一步实现毕业生空间流动状况的信息化管理，完善和构建科学的毕业生空间流动的信息化平台建设，提升高校毕业生空间流动倾向的前瞻性预测与科学引导机制，提高人力资本空间配置的效率，非常重要。结合上文研究的结果，本文提出如下三点对策建议。（1）高校管理者应该树立和强化学生就业服务意识。学生就业服务意识的强化应该包括如下几个内容：即人本意识、主动意识、沟通意识和数据意识。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高校对毕业生空间流动信息及动态监测方面的建设非常被动、消极和边缘化，除了体制性、机制性等因素之外，也离不开高校治理理念、教育方式、管理技术的简单与滞后。本文的研究发现证明，高校学生毕业流动的意识在入学后就开始萌芽，而且自我修正与目标管理的意识和能力也越发增强，这种意识和行为会持续影响到最终毕业乃至毕业后一段时间的发展。对此，高校更应该有充分的理由进行前期观察、事前引导、提前介入，从而一方面能够有效培养和帮助学生理性面对未来的毕业流动问题，科学的处理涉关自身毕业发展选择的心理情绪与不合理认知，另一方面，也能够更加精准、连贯、有效和长期的监测高校学生的毕业流动，实现高校毕业生乃至校友动态数据信息管理的升级和进步。（2）高校应提高就业管理信息化服务的水平和能力，尤其重视垂直服务能力。虽然高校在就业信息服务上的缺失主要源自于高校管理制度的滞后与被动，但技术上的单薄与信息治理能力上的不足也不可忽视。对于国内大部分高校来说，就业管理的实体责任的往往交由学生管理部门中一个办公室的人手，后者通过行政化的授权、组织、动员的方式来集中管理数万名学生的就业，这种落后的管理模式本质上属于“没有对象的服务”。没有考虑信息不对称环境下，个性化服务的重要性【10】。而借助先进的技术平台，建立信息化管理模式，推进就业服务信息化工作实体化、常态化和全覆盖，对于化解高校管理人手不足、破解管理形式机械、纾解管理权责混乱等种种困境都有很大的帮助【11】。具体来说，高校应从如下两个方面入手来提高就业管理信息化服务的能力【12】。首先是提高办公信息化服务能力，高校应搞对激励机制，组织和鼓励校部管理人员、院系对口负责人员参与专业培训，熟练掌握信息化平台的使用与日常管理，确保后者将日常的工作有效转移到以平台为主体的工作环境中进行【13】，从而确保就业服务信息化平台在学生就业服务、管理工作的主体性地位。其次，应提高智能信息化服务能力。通过对学生毕业空间流动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发现，学生就业心理与行为虽然不好追踪，但却有很强的规律性。这种规律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转化，为平台提供就业服务的底层编码储备信息，然后，针对学术的就业信息需求，实现模块化的方案匹配，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审视自身的就业选择和规划。当然，智能化的实现不仅仅体现为用深度学习方法，提高信息互动的效度、精度与适配度，还在于通过友好的信息交互环境和深沃的信息服务功能，来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就业信息需要。在一个良好完备的智能环境中，学生不仅可以获取就业信息帮助，还可以通过内容上的开发，分享与传递个人的实习、择业体会，传播公益就业信息。从而通过朋辈互助、校友提携的方式来提高就业平台的价值转化功能。（3）在政府和社会支持下，建立跨高校的联网信息管理系统，实现资源共享。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毕业生的跨区域流动已经成为较大的趋势，因此，对于学生来说，在地理分割和劳动力市场分割背景下，获取就业理想地的就业信息非常重要。此外，对于学生来说，就业经验的缺乏是一个主要挑战，因此，迁移成本风险、地理风险、社会资本风险以及劳务派遣风险应该成为平台运作管理中，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应建立起跨地区的、联网化的高校间就业信息服务工作平台，通过实现网络后台端口与实际控制层的数据对接，以及前端跨区接口的注入与制式化，从而有效实现就业信息管理的标准化、网络化。就业服务信息系统联网系统的工作重心之一是建立真实、安全和可监督的学生、用人单位双向的信用档案制度【14】，在法律框架内，结合学生的实际诉求与就业市场、用人单位的需求，推进档案体系的标准化、实效化与多功能化。总之，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城市空间的选择与就业本身的选择同样是非常棘手和纠结的问题，而这种困扰实际上源于海量就业信息下的识别与判断难题。如果高校可以通过信息共享，一次性实现有效、优质就业信息的准入、筛选、分发的精准，那么，对于不同高校学生来说，获取高质量的就业信息服务便可以实现。

作者:李善兴 盛磊 单位: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