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未婚同居法律制度的法理学

本文作者：袁翠清杨兴香工作单位：山西大同大学政法学院

一、问题的产生

经济发展及由此形成的特定社会结构，再加上女权主义的作用，使非婚同居作为一个伦理、社会及法律问题显现于世。非婚同居先是成为西方人关注的焦点问题，近年来在我国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非婚同居在中国不仅表明非婚性行为事实的存在，还反映了原有民族文化、引进移植的西方法律及现有社会制度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冲突。改革开放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使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对外交往不断扩大，使人们可能获得更多、更丰富的世界信息，也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权利主体意识逐渐加强，即在不侵犯别人选择空间的基础上，主体可以自主选择，如:女性认识到性生活对自己的意义，而对于丈夫和婚姻的意义则是次要追求价值。这种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家庭内部关系及家庭的社会地位，使我国当代的婚姻家庭观及婚姻家庭法律体系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挑战。过去，由于所处社会结构、制度及文化环境不同，中国妇女不可能像西方妇女那样对性别和性有一个全方位的理解，因而女性问题的改革，从来都是只改制度而不涉及深层的理念。但女权主义的传入，使中国妇女反思自己的主体地位，重新审视自己的主体意识。女性自身变化的同时必然引起家庭及社会的变化，必然导致规范新式行为和秩序的规则的出现。婚姻自由作为一种法定的权利，赋予当事人在不干涉和强制他人婚姻的前提下，自主决定自己的婚姻。婚姻自由是我国婚姻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婚姻自由的口号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提出来的。现代意义上的婚姻自由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产生的。1791年《法国宪法》明确指出“: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1804年《法国民法典》规定“:未经合意不得成立婚姻。”这些规定把传统观念视为“神作之合”的婚姻从宗教势力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通过共诺婚的形式，肯定了婚姻自由的原则。自此以后，这一原则相继为资本主义各国亲属法所确认，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婚姻一般不再具有包办强迫的性质，在阶级内部或社会地位相当的阶层中，当事人在婚姻问题上确实享有较大的选择自由。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婚姻关系仍然无法摆脱私有制的影响。资产阶级的婚姻自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虚伪性和不彻底性。首先，资产阶级的婚姻自由是契约自由的特殊形式，它从本质上反映了商品交换的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货币关系支配一切，这种状况对婚姻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婚姻的缔结正是为了追求基于契约而产生的利益。尽管在资产阶级中追求婚姻自由的也不乏其人，但大多数婚姻关系仍然渗透着财产关系的影响。其次，资产阶级的婚姻自由往往导致对婚姻自由的滥用。在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婚姻关系很不稳定，非婚同居相当普遍，离婚率大幅度上升。一些人企图用性自由去取代婚姻自由，否定婚姻关系严肃的伦理性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和两性社会地位的深刻变化，为男女实现真正的婚姻自由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虽然已为实现婚姻自由提供了基本条件，但这方面还有许多尚待完成的任务。社会主义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前进的，婚姻自由也有一个不断扩大、不断发展的过程。经济基础决定婚姻家庭制度，但婚姻家庭制度对经济基础又有反作用。婚姻家庭制度既然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那么它也和其他上层建筑一样，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通过经济基础对生产力的发展发挥各种影响作用。历史证明，凡是维护旧的经济基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婚姻家庭制度都是落后、衰败的，注定要消亡;而拉动与巩固新的经济基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婚姻家庭制度则是文明、进步、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必定会成长壮大。我们在肯定经济基础对婚姻家庭制度的决定作用时，也不可忽视婚姻家庭制度对经济制度的反作用力，并以此作为评价特定社会婚姻家庭制度的终极标准。

二、非婚同居现象的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为婚姻家庭制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而现代社会的多元化也带来了婚姻家庭制度特别是婚姻观念的多元化。一方面，世界各国已经建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儿童利益的婚姻制度。文明、健康、民主的婚姻家庭制度成为发展的主流。但另一方面，对婚姻的个性化理解、个人主义的膨胀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等都对现存的婚姻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未婚先孕、非婚同居、离婚率大幅上涨、人工生育子女的地位、空巢家庭……凡此种种，都是人类社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我国也或多或少地存在。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建立以后，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婚姻家庭领域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传统，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自由化、个性化影响下产生的种种新的婚姻家庭观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非婚同居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及社会的不断发展，非婚同居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于青年人及老年人中，成为游离于法定婚姻之外的一种两性结合方式。非婚同居是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没有办理结婚登记而同居生活，它包括了事实婚姻。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行之后，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男女，如果没有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则不再承认其婚姻的效力，因此，将1994年2月1日以后出现的无配偶男女同居，称为非婚同居，不再使用“事实婚姻”一词。非婚同居关系的构成要件有三:(1)欠缺结婚法定形式要件。(2)同居关系的男女或者以夫妻名义，或者不以夫妻名义。(3)男女双方公开同居生活。我国传统的婚姻家庭观正面临着挑战，非婚同居作为一种新的婚姻及家庭形式正朝着蔓延的趋势发展，而我国现行法律在调整此种新现象时的欠缺，带来了许多社会及法律问题。第一，非婚同居现象大量增加的趋势，使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改变其传统的做法，对非婚同居进行法律上的调整。而我国法律尚未明确解释非婚同居关系，也未界定其内涵与外延。第二，非婚同居者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我国法律没有相关制度调节非婚生子女同其生父母之间的关系，这样极大地危害了非婚生子女的人身及财产利益。第三，非婚同居与婚姻关系的效力不完全相同，婚姻关系的效力不仅包括夫妻间的各种财产关系，而且还包括夫妻间的各种人身关系，而非婚同居配偶间的关系主要是财产关系，双方几乎不享有人身方面的权益，但我国法律未规定非婚配偶双方的个人利益和财产利益及相互关系的问题，在实践中引起了许多纠纷。第四，非婚同居与婚姻关系不同，其间接效力指非婚同居作为一个稳定的生活共同体，基于一定事由的发生而与第三人之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第三人剥夺非婚同居配偶的生命时，另一方如何提起侵权损害赔偿诉讼等问题，给实践司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因此，在非婚同居日益被人们自愿选择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纠纷发生在同居当事人之间，如不及时加以解决，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的消极因素，因此，我国法律有必要借鉴两大法系国家关于非婚同居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非婚同居法律制度。

三、设立非婚同居法律制度之法理学探讨

现代法律是指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律，是人们自由意志活动的产物，它贯彻、反映、体现的是人们现实的愿望、需求、主张和见解。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作为社会生活中人们行为的共同准则，具有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工具性价值。这是人们制定与实施法律的价值前提。法律必须符合现实生活的主观需求与客观条件，这就需要有自由理性的判断，也就必然反映出立法者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认识、理解和抉择。所谓结婚自由，是指建立婚姻关系的自由。也就是说，和谁结婚、什么时间结婚，完全由当事人自己做主，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强制或干涉。《婚姻法》第5条已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实行婚姻自由，必须遵守法律的有关规定，婚姻当事人应该以对自己、对社会、对后代严肃负责的态度来对待婚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立美满幸福的家庭。但多数非婚同居者都有这样的想法:结婚是我的自由，是我的权力，与其他人及社会无关。从法理学角度分析，此种婚姻观是不合理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人是家庭的个人，从属于家庭的地位，而现代社会经济及制度的发展将个人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个人有了自己独立的空间和选择。因此家庭不再拥有独立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并丧失了曾经拥有的自治、自给、自足及协调能力。家庭传统功能及角色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个人处于放任自流状态。于此同时，国家取代了家庭的地位，即通过对一切资源、生存及发展机会和信息的控制，通过分配上述资源、机会及信息来控制每一个人，进而控制每一个家庭。当代中国法律应是一种个体与秩序平衡价值观的体现，与此相适应，法律以个体的身份及国家的秩序职责为内容，法律作为统治和治理手段，在维护个体身份利益的同时，时时不忘对社会秩序利益的追求。非婚同居虽然是个体追求性利益的私事，但基于当代中国个体与国家的特定关系，这种“私事”必须服从国家对秩序利益的维护。我国在走向开放的过程中，除进行自身立法活动外，自然会受到西方法律制度及法律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引进、移植或借鉴一些西方法律制度。例如，大部分西方国家在宪法中都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公民依自身意志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利益，不受国家及他人的干涉（有些学者将其称为私生活权）。在这种立法理念背景下，家庭生活是私生活，与别人及国家无关。导致家庭法成为完全性的私法，国家不可对这种私法给予任何的干涉，否则就是违法。因此在西方国家，当事人利用上述“私生活权”规避社会道德及法律的现象普遍存在。由此可见，法律想要将一种社会行为进行合理的规范，就必须首先有明确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须根据特定经济基础的特征及发展水平来确定，否则此法律在现实中行不通。我国法律欲将非婚同居进行合理规范，达到维护社会整体秩序的目的，应理性地引进西方国家的制度，即引进的法律制度必须与中国社会特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否则这种引进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糟。中国也可以制定自己独特的非婚同居法律制度，但这个过程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法律价值取向的指导，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种符合中国经济基础要求，并能促进经济基础发展的全新的法律制度。综上所述，结婚自由、非婚同居作为权利，在给权利主体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必须接受法律控制和调整利益的功能，只有这样，法律才能使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趋向平衡与稳定，实现法律的正义价值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