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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和经济学范文10篇

时间：2023-06-20 17:15:56

金融和经济学

金融和经济学范文篇1

关键词：货币本质债权

Abstract:Thisarticlefromthecurrencyorigin,theevolutionandinterchangersangle,theanalysis,hasproventhecurrencyessenceiscreditorsrights,actsasexchangemediumthecurrencyisthecreditorsrightscertificate.

Keywords:CurrencyEssenceCreditorsrights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关于它的本质问题，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如“金属货币论”、“货币名目论”和“一般等价物”理论。但从货币的起源、演变及交换者的角度来看，货币的本质应该是债权，而充当货币的物品则属于可用于流通的债权凭证。

1.货币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学量

日常生活中，任何经济主体都不可能同时拥有满足他自己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所有资源。为了生存和发展，各主体不得不用自己相对富余的资源，换回自己缺少而又必需的资源，即交换是主体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需要。然而交换的对象却是千差万别的，所以，为了顺利实现交换，客观上就要求存在一种能够将世间万物按一定的标准（买方所需要或关注的因素：体积、重量、某种有效化学成分等）折合成同一种社会经济学量的量存在，使万物之间具有可比性。这个社会经济学量就是价值。货币就是用来量化、反映和记录这种价值的,如按美元计价、按黄金计价、按人民币计价等，具体即表现为价格。所以说，价值、价格、货币都是客观存在的，就象重量和千克、长度和米、电流和安培、电压和伏特等自然科学界的物理量一样，价值、价格和货币是社会经济学界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学量。

2.货币的本质是债权

人类社会最初的商品交换是物物交换，如1只羊换2把斧头等，但这种交换方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即只有双方当事人都同时需要对方的物品时，交换才能实现。物物交换方式造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交换难以实现，交易者急需的物品难以及时换回，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此后逐渐产生了以羊、金、银、铜、纸币等充当交换的媒介，使世间的商品交易变得轻松、便捷。但不论用何种物品充当交换的媒介，交换时，卖方卖出商品的根本目的都不是为了直接消费交换媒介，而是想通过交换媒介的周转流通作用，最终换回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卖方卖出商品时，必然会要求买方留下相应的凭据，以划清相互间的风险、收益，确认相互间因物品转移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从原先的意识上有，到凭据化、书面化），以免以后发生不必要的纠纷。这个凭据便是交换的媒介。可见，交换媒介的本质属于债权。此后，当卖方再将这个凭据转让给他人，用以换取他人物品时，这个凭据便成了通常意义上讲的货币。所以说，货币不是一般的普通商品，它是买方开给卖方的表明商品所有权转移，确定和确认双方存在一定量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即货币的本质是债权，而充当货币的物品则属于可用于流通的债权凭证。

3.防伪性是选择和推动充当货币物品不断演变的根本原因

防伪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①技术上，难以复制；②经济上，取得（制造或复制）的成本不低于它所代表的债权价值，或者是制造者将会面临严重的惩罚。

防伪性对充当货币物品的选择及推动充当货币物品不断演变的列表分析。

技术防伪性经济防伪性优点缺点普通物品差差羊强较强寿命短，易损耗，维护成本高金、银强较强损耗小重，不便于携带铜币强一般重，易锈蚀损耗纸币较强差轻，便于携带易损毁电子货币较强差更轻便易损毁作为债权凭证的货币，买卖双方都很关心它的防伪性。防伪性的高低成了决定某种物品是否能成为货币的关键。

普通物品，由于它的防伪性太差，决定了它不能成为货币。

羊具有很强的防伪性，但它的寿命有限，易损耗，且饲养、维护成本很高，所以它只能在科技水平比较低的年代暂时充当货币。

金、银的防伪性直到现在仍然非常高，又具有不易损耗、数量适中等优势，所以金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在充当货币。但由于他的经济防伪性（冶炼技术等）随着科技的进步在逐渐降低，防伪性变弱，加之其密度大，储量有限，不能被做成大面额的货币（因为按重量计价），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它现在已逐渐被纸币代替，只作为一种储备性货币存在。

铜在一定历史阶段充当了货币，但它的经济防伪性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已变得一般，加之有密度大、储量大、易生锈等缺点，它的货币功能现在已基本丧失。

纸币：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纸币被制成了具有很强技术防伪性的物品；同时又以法律的形式禁止伪造，使纸币又具有了很强的经济防伪性，加之其质地轻、便于携带、数量和金额易于掌控，能很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它逐渐成了现代货币舞台上的主角。

电子货币：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一种具有与纸币防伪性相当，但质地更轻、制造成本更低、更便于携带和交换的电子货币开始出现，并有逐渐替代纸币的趋势。

4.货币的防伪性要求对寻找摆脱目前金融危机的现实指导意义和防范作用

金融和经济学范文篇2

关键词：金融教育；国际化；课程模块

一、概述

我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自此，我国经济全面步入全球化的轨道。我国高等教育顺应经济全球的要求，实时加快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节奏。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国际化得到较好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于1983年首先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其中面向世界为教育国际化指明了方向。随后，中共中央于1985年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我国大学要积极借鉴国外大学的办学规律和经验，促进了我国大学国际化步伐加快进行。2010年7月20日，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纲要指出我国高等教育要瞄准世界教育发展变革前沿，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我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各省教育厅设立留学项目，鼓励大学教师跨国研修、学习。同年9月，教育部出台《留学中国计划》。2015年3月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设立“一带一路奖学金”，每年向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中国大学每年吸引不少的留学生，拟于2020年，让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达到15万人。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当前金融创新工具不断出现，金融自由化趋势不断加强，不同金融市场风险相互传染，金融国际化已经成为未来不以个人意志转移的趋势。金融国际化具有世界范围内金融融合的特征，指不同国家（或经济体）的金融活动的主体跨越国界（或行政区划）参与到另一国（或经济体）的金融活动中去的状态和过程。金融业的高度开放和国际化特征要求国内外高等教育相互交流，尤其是我国需要学习借鉴国外知名大学的经验。金融人才是金融国际化的主导因素，国际化过程中其涉及的金融风险监管需要人才参与，不同国家的金融合作需要人才推动。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强，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化意识，具备能把国情特点和国际通行规则结合起来的金融人才，已经成为当前高等教育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以美国著名常青藤高校———康奈尔大学为例，介绍其金融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模式，以期对我国金融人才培养的国际化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康奈尔大学以及金融学科简况

康奈尔大学（CornellUniversity）于1865年建立，校训为：“这是一所任何人可以学习任何知识的学校”。主校区位于美国纽约州伊萨卡（Ithaca），另有两所分校位于纽约市和卡塔尔教育城，历史悠久，学术氛围浓厚，是著名的常春藤联盟（IvyLeague）名校成员，一所位于的世界顶级私立研究型大学。康奈尔大学办学理念曾影响了整个美国高等教育，规模为当时全美高校之最。截止2017年，共有56位康奈尔大学的校友或教研人员曾荣获诺贝尔奖，在全球高校中列第12位，居全美第十位，目前有在校生12904人，有教授1648人，教工共2718人。康奈尔大学名列2017-18年USNews全美大学本科排名第14。2017年世界大学排名机构CWUR排名世界第12；2017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世界第13；2018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世界第14、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世界第19、USNews世界大学排名世界第23，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世界第6。康奈尔大学正式开学的第三年，亦即1870-1871学年，学校即开设了中文课，曾为中国培养了大量有卓越贡献的人才，包括中国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中国桥梁之父茅以升，中科院奠基人赵元任，近代外交家施肇基等，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今康奈尔大学是中国问题的科研重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居世界前列。经济领域的研究覆盖广泛，包括农村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和房地产市场、消费者行为和市场改革、国际金融和贸易、以及环境和能源问题。康奈尔大学金融学科属于商学院，后者是全美最佳商学院之一。学院建立于1946年，随后于1984年更名为约翰逊管理学院研究生院。2016年康奈尔大学校董会投票通过，合并酒店管理学院（SchoolofHotelAdministration，SHA）、查尔斯•戴森应用经济和管理学院（CharlesH.DysonSchoolofAppliedEconomicsandManagement，Dyson）和塞缪尔•柯蒂斯约翰逊管理研究生院（SamuelCurtisJohnsonGraduateSchoolofManagement，Johnson）院，成立全新的“康奈尔商学院”（CollegeofBusiness），提供从本科到博士后的全阶段各种人才培养服务。商学院已经成为美国学科最全面的超级商学院。康奈尔商学院有145研究教师以及近290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2018年美国USNews商学院排名第16名。

三、应用经济学课程设置概况

国内大学一般的专业较为细化，如金融学院一般会设有金融学、投资学、保险学、信用管理、金融工程等专业。在大学入学招生时，学生已经确定专业方向。美国的大学招生专业是宽口径，金融学只是应用经济学的方向之一。课程包括三个大模块。第一部分类似我国的通识课程，康奈尔大学培养方案称为艺术和科学，需要修满47-55学分。第二部分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核心课程，至少需修满27学分。第三部分方向性选修课，至少需修满15学分。本科毕业至少需要修满120个学分。第一部分课程有科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需要选修至少18学分）、社会和人文（文化分析、外国语言、历史学等，需选修至少12学分）、写作和口语表述（写作表达、管理交流等，需选修至少9学分）。第二部分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核心课程有四个部分。包括管理学，经济学，数量方法和应用经济学。管理学模块可供选择的课程有：商业管理与组织、金融会计、金融学、市场学、商业法律、管理会计。经济学模块可供选择的课程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经济学1、管理经济学2。数量分析方法和工具课程有：统计学初步、微积分、微积分2、分析建模方法、电子表格建模、可持续计算、商业统计、国际发展研究方法、组织分析、风险模拟优化、农业发展中的高级金融分析、计量经济学初步、管理经济学的计算方法、战略分析、概率模型和推断、Python软件和计算、MATLAB软件和计算、统计与概率、计量经济学、博弈理论、社会科学的统计方法、社会科学的概率模型和推断。应用经济学模块包括环境、能源和资源经济学（A类），经济分析（B），国际贸易和发展（C）以及食品和农业经济学（D）。需从2个不同方向中选修6个学分。第三部分为专业方向选修课，Dyson应用经济和管理学院本科专业设有11个方向，包括会计、农业企业管理、应用经济学、商业分析、创业精神、环境与资源经济学、金融学、食品行业管理、国际贸易与发展、市场学、战略管理。学生需从这11个方向选择1-2个方向学习。

四、我国高校金融学人才培养借鉴启示

金融和经济学范文篇3

一经济发展呼唤金融人才和金融学教育的加强

现代金融已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金融经济。

论文百事通无论是政府的宏观调控，还是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老百姓个人的投资理财和创业，都与金融息息相关。金融业发展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彰显。事实证明，凡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同时也是金融业发展较快和金融人才相对集中的地区。美国、英国、日本等莫不如此，我国的上海、深、江浙等地也是这样。经济发展与金融业发展之间形成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越发达，金融业就越发展；金融业越发展，经济发展越快。与此同时，金融业越发展，对金融人才的需求就越迫切也越大。“金融业逐渐成为一个覆盖范围最广与日常生活结合最紧密的服务型行业，同时也是一个最具有创新动力的知识、智力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建立和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实现金融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加强金融法规建设，规范金融行为，完善金融市场以及加强金融监管，健全监管体系，维护金融竞争秩序；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大力加强金融人才的培养，以满足各层次、多样化的金融人才需求。而这一切又有赖于全社会金融学教育的加强。

总体上来说，现代金融学教育的内涵应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面向社会大众的金融学知识的普及型教育(在这方面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有关专家学者在东北农村手把手地教农民如何运用农产品期货交易来规避市场价格风险，增加农民收入，也能够看到遍及全国各地的形式多样的面向社会公众的金融知识讲座或短训班，内容包括股票投资、艺术品投资、国债买卖、黄金买卖、外汇交易、房地产交易、保险业务等)；第二个层面是面向在校大中专学生包括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金融学知识的系统的学院式教育。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创新日新月异，国际金融运行风险增加，通过系统扎实的学院式教育，培养既具有国际视野懂得全球一致的业务规范和取向统一的管理法规，又能够把国情特点与国际惯例结合起来的高素质金融人才是当务之急。

二现代金融学教育应体现人才需求特点，不断完善学科体系和内容

我国经济发展对金融人才的需求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金融人才的复合型特点，二是金融人才的国际化特点。复合型是指金融人才既要懂得金融又要懂得现代科技尤其是网络技术和高等数学等；既要懂得营销又要懂得管理；既要懂得法律又要有较高的政策解读能力。国际化是指金融人才首先要有较高的外语水平，特别是要具备较强的外语交流和沟通能力，其次要熟知不同的金融文化背景，还要有较高的理论研究水平和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为此，学院式教育在专业学科体系构建方面应突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技术等；第二部分是营销心理和营销行为学、不同金融文化比较研究等；第三部分是专业课程。

当然在现实中，由于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已很难截然分开，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也日益混合。以央行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操作和协调、金融监管及立法和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宏观金融，直接作用和影响于以金融机构业务经营与管理为核心的微观金融。所以，各高校在自己的经济学或管理学方向的学生培养目标中，可以结合实际有所取合，有所偏重。比如要么以宏观金融为主，要么以微观金融为主；甚至还可以在宏观、微观金融中突出某一部分的内容，比如在国际贸易专业中可突出国际金融及外汇交易、国际信贷与国际结算的内容等。而在金融学专业中则可以给学生更大的自主选择的空间。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创新既是必然又是常态。它涉及金融制度创新、金融市场创新、金融机构创新等。而就金融机构而言，又涉及金融业务创新、金融工具创新和金融服务创新等。因此，在现代金融学教育中应及时补充进去这方面内容。

金融和经济学范文篇4

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原因

我国经济学界在研究和探索本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不过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见解不一。有的学者重在研究和探索危机的制度性原因；有的学者既研究制度性原因，也研究非制度性原因；还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论述体制层等方面的原因。

不少学者探究了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层面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次危机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判断和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形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而金融资本贪婪和逐利性则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泛滥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其实质就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而且是跨国移动生产过剩。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每一次危机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确实是当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得危机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抛弃新自由主义不能解决危机问题。

有的学者既从制度方面又从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论述本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虽然经济因素确实在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信息机制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在投资者之间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的风险识别状态发生系统性改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导致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有的学者从经济周期、收入分配视角等其他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深层原因在于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间相互加强的循环，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而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美国经济中软预算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从收入分配的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国之间与各个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导致了宏观经济的金融化和消费者的债务积累。而新兴工业化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压制了国内需求。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间接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这种局面本质上就是一种无法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传导到全世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总体分析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部分学者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极大压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新型贸易壁垒。

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并且无力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此，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还有部分学者指出了后危机时代的另一些新特点，一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改革方案逐渐式微，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二是“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三是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四是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的学者探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并指出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部分学者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最根本属性在于无约束的纯信用本位货币特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正是在这种信用货币本位下的储备国道德风险作用集中表现。另有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有两种方向：一是各国通力合作创造出超主权的国际货币；二是欧元和人民币不断崛起，与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准货币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而第二种的可能性更大。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是本位货币的选择，一个公平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摆脱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由所有参与国共同管理。

有的学者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部分学者认为，由于目前美元还是最重要的全球储备货币，短期内美元的坚挺对全世界来说是重要的，贸然采取“激进式”的改革方式只能导致国际货币体系更加混乱。另有部分学者认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将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的提高，但是这依赖于国际货币地位的对称性。欧元相比美元实力仍有差距，这使得多元化国际货币结构对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效应的发挥受到制约。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构建一个稳定的超主权货币体系需要超主权机构的建立。欧元的实践表明，超主权机构优于缺乏强制执行力的外部纪律约束。但欧元区的困境同时表明世界范围内的单一货币联盟只能作为改革的长期目标。短期目标应定位于解决美元主导体系的缺陷，同时强化美国参与改革的意愿。

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一是作为主权分离的共同货币区，欧元区缺乏应对国际性大危机的统一政策协调工具。二是欧元区并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条件，经济的整合不仅没有产生内生性的趋同，反而出现两极化的离心趋势。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在本质上是局部的主权债务的信用危机，而并非发达国家的全面的主权债务危机。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次贷危机的延续与深化，而国际投机者的推波助澜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重要推动因素。此外，经济结构失衡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内在原因，欧元区的政策与制度安排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国际影响。部分学者认为，希腊及欧元区内其他几个成员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将会产生系列国际影响：一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对欧元作为地区统一货币可持续性提出挑战。二是可能促使欧元区外延性发展进程的节奏放缓。三是给欧洲经济复苏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四是使得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将继续走低。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使得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资本流动更加扑朔迷离。一方面，债务问题将影响市场预期进而放大市场波动幅度。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将更加紊乱。国际资本频繁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来回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市场的波动。

还有部分学者分析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一方面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可能使得欧元区政府为寻找经济增长点而实施更为强硬的贸易保护政策。这就对中国的对欧出口造成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欧元汇率的走低将影响到我国外汇储备的调整。

金融和经济学范文篇5

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对于我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如何发挥宏观治理功能，利用政府可控制的政策措施来影响家庭和企业的投资、消费、信贷、储蓄、就业决策，以维持总体物价水平的稳定，降低失业率，促进经济增长和缩小经济周期波动等。

目前的宏观经济理论分为新古典和凯恩斯两个主要流派。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市场价格的灵活调整能够使经济中的信贷、投资、消费、储蓄等的供给和需求自动达到均衡，从而使经济趋向于稳定。例如，当投资受到外来的冲击而增多时，会导致总需求增加、经济过热。此时，资金市场会因为信贷求大于供而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会抑制投资冲动，另一方面会刺激储蓄，增加信贷资金供给，从而使信贷市场恢复均衡；同时，储蓄增加意味着当前消费减少，会抵消投资需求的增加，使经济中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恢复均衡。对消费、信贷等其他变量的外来冲击，也会经由市场的类似调整而使经济恢复均衡。所以，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包括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政府的宏观治理职责只在于维持市场秩序，让市场的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由市场利率和价格的升跌来调节投资、消费、信贷等；政府不应该为了减少周期波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等目的，对市场的价格信号和资源配置进行直接的干预或指导。

凯恩斯则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是以经济处于均衡状态为前提的，如果经济严重失衡，它就会不适用。比如，当产能严重过剩、供给大于需求、出现通货紧缩，因而缺乏好的投资机会时，只要贷款要还，不管利率多低都难以刺激企业进行投资。而且，产能严重过剩必然使企业盈利减少甚至亏损、破产，不仅失业率会增加，而且未失业的劳动者对就业安全和未来收入的预期也会下降，此时不管利率多低，消费者都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也就是说，利率下降并不能刺激当前消费。因此，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这时应强调政府财政政策的作用，以积极的赤字财政直接创造投资和消费，这样才能启动市场，消化过剩产能，增加就业，使国民经济恢复正常运行。

理论的适用范围受制于其假设前提和所应用对象的条件。新古典和凯恩斯这两种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提出来的宏观经济理论，对发达国家政府发挥宏观治理职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对我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有明显的局限性。

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特点，决定了会不断出现投资“潮涌现象”并导致经济频繁波动，也决定了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发达国家的一个特征是其产业发展处于世界产业链的最前沿。对国民经济中下一个新的有前景的产业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企业的看法会不同，很难形成社会共识，政府也不可能比企业有更准确的信息。因此，以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宏观经济理论，自然以这样的情况为暗含前提。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来讲，政府对企业投资和产业升级的最好管理方式，是让企业凭自己的分析来判断新产业方向和选择投资项目。在众多投资中，少数企业的项目会成功，多数企业的项目会失败。发达国家正是靠那些经过市场筛选、事后证明成功的少数企业的投资项目，推动一批新产业的出现，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所以，在发达国家，政府除了维持物价稳定以及经济、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不应该制定产业政策，不应该干预企业投资。

在极少数情况下，发达国家也有可能出现违背这种暗含前提的情形，众多企业同时看好某个相同的产业，如上世纪90年代的信息产业和互联网。此时，企业的投资就会出现“潮涌现象”——像浪潮般涌向这个产业。在投资前，每个企业都确信这个投资项目是获利极高的好项目，于是大量资金投向这个项目，结果导致整个社会的过度投资。等这些投资完成后，产能出现严重过剩，价格大幅下跌，投资回报远低于当初预期，大量企业因此而破产，甚至导致银行坏账激增、股市暴跌，触发金融危机，出现经济萧条。

这种对某一新的有前景产业投资的“潮涌现象”，在发达国家通常是很长时间里偶然出现一次，但在以市场经济为主而又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则可能频繁出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在世界产业链中处于较低部位，其经济发展是在世界产业链内部，沿着现有各种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不同的产业台阶，由低向高不断升级的过程。由于在每个发展阶段的产业升级中，企业所要投资的是技术成熟、产品市场已经存在、处于世界产业链内部的产业，因而企业对哪个产业是新的有前景的产业很容易“英雄所见略同”，于是在发达国家偶然出现的“潮涌现象”，在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很可能会像波浪一样，一波接一波地出现。在每一波开始出现时，每个企业对其投资都有很高的回报预期，金融机构也会认为是好项目而竞相给予资金支持。此时，靠提高几个百分点的市场利率不足以打消企业的投资冲动，也难以抑制金融机构对这些项目的资金支持热情。然而，等到企业投资完成后，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导致企业普遍开工不足、市场价格下跌、大量企业亏损破产、银行呆坏账急剧上升的严重后果。如果政府遵循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不对企业投资进行指导，完全依靠市场利率的升降来调节投资，国民经济很可能出现一个产业接着一个产业的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进而出现频繁的经济周期波动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经济学文献中有不少实证研究证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和危机确实比发达国家大而且频繁。

既然投资的“潮涌现象”在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是经常出现的现象，那么，理论上就不能漠视它的存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并非像发达国家那样是属于不确定的事件，而是企业和政府都可以事先有相当准确的信息和判断，而且政府对整个经济中的投资、信贷总量、国内外市场需求等信息的掌握比个别企业和金融机构更有优势，因而，政府应该利用这种总量信息优势，制定产业政策，对市场准入和银行信贷制定标准，并监督检查这些标准的实施；同时，适时投资规模、信贷总量和市场需求情况的信息，让企业和金融机构了解整个经济现在的投资和未来供给总体情况的变化，避免“潮涌现象”在产业升级时过度发生。所以，主张限制政府宏观治理职能的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并不适用于像我国这样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当然，发展中国家政府如何才能以产业、金融、投资管理政策来更好地指导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投融资行为，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和较低通胀率的表象下，可能隐藏很大风险。治理产能过剩、投资过热、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问题，需要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创新

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产能过剩、通货紧缩时，凯恩斯理论也不完全适用。按照凯恩斯理论，此时政府应该实行赤字财政刺激消费和投资。这类旨在增加国内就业和消费、扩大国内市场需求的措施，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执行得好，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即使现有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经济疲软，产业升级的空间仍然很大，下一轮新产业投资的“潮涌现象”还会继续发生。虽然新一轮产业投资的热潮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投资拉动的较快增长，促使投资品价格上涨，部分抵消产能过剩部门产品价格下跌而缓解通缩压力，总体就业率和企业盈利率都会因此而有所上升，但等这新一轮投资完成时，这个新的产业又会加入产能过剩的行列，整个经济的产能过剩问题可能更趋严重。此时，若又依靠下一轮新的产业潮涌投资来缓解通缩压力，就成了“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经济增长模式。当一轮轮潮涌投资所积累的过剩产能和银行呆坏账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很可能诱发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不过，在大的危机爆发前，国民经济很可能呈现较快的增长和较低的通胀率，从新古典理论来看这是最理想的宏观经济状态，因而容易使人们对集中于某一产业的过热投资疏于警惕，不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等到危机爆发时再来治理，就会付出极高代价。

在现有产业存在产能过剩而新产业投资又出现“潮涌现象”时，政府在运用货币政策时会面临两难选择：贷款利率和储蓄利率同时提高，即使能够抑制投资冲动，却会降低消费需求，从而使产能过剩更为严重；如果仅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则会使利差扩大，银行放贷的积极性会更高，投资者可以得到的资金更多，也就是说提高利率后投资可能反而增加。所以，发展中国家在现有产业的产能已经过剩、经济中又存在许多新的产业可以升级时，政府需要组合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扩大内需，消化现有产业的过剩生产能力；同时也要运用金融和产业政策等，防范新的一轮投资“潮涌现象”，这样才能避免国民经济的过度波动以至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金融和经济学范文篇6

2.货币的本质是债权

3.防伪性是选择和推动充当货币物品不断演变的根本原因

防伪性对充当货币物品的选择及推动充当货币物品不断演变的列表分析。

普通物品，由于它的防伪性太差，决定了它不能成为货币。

羊具有很强的防伪性，但它的寿命有限，易损耗，且饲养、维护成本很高，所以它只能在科技水平比较低的年代暂时充当货币。

4.货币的防伪性要求对寻找摆脱目前金融危机的现实指导意义和防范作用

目前世界经济形势很严峻。以美元作为国际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的世界，因美国的次贷和金融危机而使全球受到波及。世界各国深受其害。而此时美国却为了能使自己尽快摆脱金融危机，准备大开印钞机，狂发美元。美国的行为严重影响了世界金融体系的安全和其他国家的金融、经济安全。近期世界各国元首、金融界、理论界及G20国峰会等都在极力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寻求据以维护世界金融和经济安全、稳定的合适方法。

从货币防伪性要求的角度来看，一种物品要想成为货币（世界性货币），它就必须具有对所有经济主体都具有很强的防伪性。这是物品成为货币的前提条件，象金、银、铜等物品，在充当货币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们对所有经济主体具有很强的防伪性。而美元现在却不具备这个条件，因为美元对其他国家或经济实体具有很强的防伪性，但对美国自己而言，它的防伪性几乎为零。所以只有在美国的印钞权受到严格控制的条件下，美元才具备充当世界货币的条件。因此，在目前情况下，要想尽快稳定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根据货币的防伪性要求，国际社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制定对策：①限制或控制美国政府的发钞权，要求其以技术、资源等换回美元，以解决自身的金融危机和稳定美元币值；②要求美国政府将美元与黄金等贵金属挂钩；③将美元与其他几个主要经济大国的货币汇率固定，以间接限制美国政府的发钞权；④要求美国将因多发货币而带来的收益用于国际性的公共事业，如联合国会费、解决温室效应问题、国际性的重大科技项目攻关等。⑤采用周小川等金融人士的建议，重新建立一个“超主权”的新型国际储备货币，以取代美元，或以IMF的特别提款权（SDR）替代美元。其次、电子货币的防伪性问题，也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在现有的货币发行方式和发行政策下，任何一国政府都可以通过一定的金融渠道大量发行他国货币，如中国政府可以大量发行美元电子货币，重创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美国也可以大量发行人民币电子货币，重创中国经济。所以，加强发行电子货币防伪性控制（包括软件开发及金融机构的内部授权控制），应该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议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协商、合作解决。

5.与现行货币本质理论的融合

货币的本质是债权，所以从货币的本质来看，它是一种财富。拥有货币就等于拥有财富。这与“金属货币论”的观点相符，也符合普通大众对货币的认知。

但从充当货币物品的角度来看，货币只是一种凭证（载体）。作为凭证（载体），它既可以用金银来充当，也可以用纸、电子等方式来表达。货币债权的价值与充当货币的物品价值是可以分离的。充当货币的物品仅仅是一种载体或符号，这又与“货币名目论”的观点相符。

再从交换的过程来看，债权凭证（货币）在交换中充当的是等价物角色，所以说它又是一种“一般等价物”。

可见，货币本质债权论观点，不仅与目前存在的“金属财富论”、“货币名目论”、“一般等价物”理论没有冲突，而且与之相互融合的很好。

参考文献

［1］樊苗江、柳欣著.货币理论的发展与重建［M］.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

［2］许崇正主编.货币银行学［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

［3］姚遂主编.李健副主编.货币银行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

金融和经济学范文篇7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经济心理学；传统金融学

一、引言

早在1890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说过：“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这个也可以理解为，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早就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与渊源。鉴于心理学对经济学的巨大影响，Wicksteed甚至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心理学对于经济学似乎就像Boethius神一样——是道路、动机、指导、起源和终点”。众所周知，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的科学。经济学的产生是始于人类为了更快、更多的获得物质财富的欲望与实践，而欲望的实现要通过人来实现。恩格斯声称：“经济学以心理学为前提条件”。由此可以判断经济学与心理学的融合是必然的趋势。而金融学作为经济学王国中最为璀璨的明珠，也必将把心理学应用于其中解决现实中的疑难问题——即行为金融学的产生。

二、经济心理学的溯源与复兴

经济心理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两本书——苏格兰报人查尔斯·麦凯的《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和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群众》。这两本最早阐述了经济心理学的著作，被许多投资者认为是投资市场群体行为领域的经典著作。《大众错觉与群体狂热》认为：“已经阐述过，人们以群体方式思考。你会看到，人们在群体中会变得疯狂，且只能缓慢的、一个接一个的逐渐恢复正常。”这一论断后来得到勒庞等人的支持，已然成为教条。勒庞在他的另一经典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声称：“在群体中，累加起来的是愚昧而非大智慧”。

标志着经济心理学诞生的是塔尔德在1902年出版的《经济心理学》。阿尔布认为这本书：“以一种古典的，同时也是一种明确的形式，构成了经济心理学的基础”。1913年，行为主义创始人约翰·沃森发表了《一个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也有某些学者认为该论文是行为金融学的起源。在以后的时间里，经济心理学仍然难以为人们所了解，几乎到了销声匿迹的地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心理学又悄然兴起。其标志是1942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埃尔·路易·雷诺撰写的“第一部将经济学和心理学有机结合的系统性著作”——《政治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一书。他后来又于1964年撰写了《经济心理学》，于1974年发表了《简明经济心理学》。这个时期是经济心理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许多现代经济学流派开始适应性的、较多的应用心理—行为分析方法。诸多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经济学中的各个分支，为以后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行为金融学的产生与发展

金融学作为经济学中的一门非常重要的分支，自然有着研究的必要性。在20世纪中期，人们对经济心理学中金融行为的兴趣日趋浓厚，主要表现为对投资行为、特别是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行为的研究已经成为了经济心理学与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的亮点，并且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行为金融学。从时间上来看，行为金融与标准金融理论大约起源于相同的时期。1951年，Burrell发表了《投资研究实验方法的可能性》一文，1969年，Bauman又发表了《科学的投资分析：科学还是幻想》。两篇文章都呼吁把心理学和金融研究相结合。同年，Slovic从行为的观点发表了一篇关于投资过程的详细研究。接着，他在1972年又发表了这个领域第一篇启发性的论文《人类判断的心理学研究对投资决策的意义》，这个是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晚期，行为金融学的发展也遭遇到了经济心理学发展过程中一样的低潮。这是因为标准金融理论体系的地位已经确立并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标志着行为金融复兴的是1985年DeBondt和Thaler合作发表了《股票市场过度反应了吗》一文。此后，Shiller，Kunreuther，Lakonishok，Statman和Shefrin以及其他一些学者陆续发表了他们有关行为金融的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就是行为金融学发展的黄金时期，相关的研究论文不胜枚举，对标准金融理论构成了严重威胁。所以，学术界一般把DeBondt和Thaler在1985年的工作作为行为金融领域的正式开端。

行为金融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复兴，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标准金融体系虽然有着严密的逻辑体系，但是，实证证据表明现有的金融理论仍然存在一些基本的缺陷，而行为金融能够在某些方面弥补这些缺陷；其次，整个主流经济学潮流是越来越转向对个体行为的研究；再次，卡亨曼和特韦尔斯基提出的期望理论。期望理论用更现实的行为假设提出了一个取代主观预期效用(SUE)的决策模型。卡亨曼和特韦尔斯基在行为金融理论的确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及其追随者把心理学的研究与经济学相结合，处理了人们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如何决策的问题，从而为行为金融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四、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体系

尽管行为金融学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关于行为金融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研究体系。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学者们对行为金融学应该由“基于个人认知与决策相关的心理学研究的投资者心态和行为分析”与“有限套利及市场有效性”这样两个理论基础已经达成共识。其中，投资者心态和行为分析主要研究现实世界中投资者在买卖证券时如何形成投资理念和对证券进行分析判断；而有限套利主要探讨了为什么现实证券市场套利行为的作用不可能实现。涉及到两部分中具体哪个部分应该怎么界定和分类学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分歧。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两种：

Barberis和Thaler将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心理学研究和“套利限制”。Shefrin将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主题分为两个部分：心理学研究和非有效市场(InefficientMarket)，其中，心理学研究又分成直觉驱动偏差和框架依赖两类，非有效市场指的是股市对信息的反存在系统性的偏离。公务员之家

总的来说，行为金融学是新的以人为中心的生命范式代替传统金融理论的机械式的力学范式，但是，行为金融学也承认传统金融理论的范式在一定的范围内仍然是正确的。两者的研究方法很近似，都是通过在某些假设基础上建立模型。不同的是行为金融学关于投资者行为的假设是以心理学对人们的实际决策行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

五、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前景

总的来说，相对于传统金融学，行为金融学所提出的各种主张更加符合实际。它对传统金融学所不能解释的市场异象作出了合理解释，但它还存在着很多的缺陷与不足。鉴于行为金融学还尚未建立自己完整的框架，也没有一个赖以建构金融学大厦的基石。而传统的主流金融学有统一的、推理严密的、建立在数学理论基础上的体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强大的生命力。行为金融学要想完全取代主流金融学的位置，恐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未来的金融学应该是结合现代主流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的优点，相互借鉴与完善，以更加符合人们实际需要，并将对人们理解金融证券市场运作和预测未来走势有更好的借鉴作用。实际上，金融行为的复杂性正在于其过程与结果中理性成分与非理性成分是混杂交织的。行为金融学与主流金融学之间的共同之处也为二者将来的相互融合提供了可能。而它们的基本分歧也决定了各自的主攻方向依然不同。

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以色列籍心理学家卡恩曼教授，之所以颁奖给他实际为了表彰其“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的结合，从而解释了如何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判断与决策。”获得诺贝尔奖的青睐，对行为金融学将融入主流金融学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不管本学科有多么不成熟与幼稚，对它们的认可就会给主流金融学带来巨大的冲击与挑战。行为金融学的涌现给金融学的未来发展增添了活力，也得以让人们重新审视与反省主流金融学。这个也许预示着金融学革命的即将到来。

六、行为金融学在中国的进展

金融和经济学范文篇8

关键词：最适金融结构原则民间金融中小金融机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Goldsmith(1969)认为金融结构为一国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之和，Stulz(2000)也有近似的表述，认为金融结构是在一个时点上由金融机构、金融技术和规定金融活动的博弈规则共同组成的。通过金融结构的优化，可以增强金融业的功能和市场竞争力，提高金融产业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可以分散风险，增强金融发展的稳定性，迅速而顺畅地传导货币政策，有利于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缺乏一个好的金融结构，资本成本可能高到难以使企业家创设企业以及难以使这些企业有效率地投资。

金融结构理论综述

从已有金融结构方面的文献来看，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一类是从比较金融的视角，包括市场主导论、银行主导论、金融服务论和法律论等；第二类是从银行业结构的视角，主要包括银行业竞争和垄断对银行运营效率的影响，存在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分析的两类文献；第三类是关于最适金融结构的原则性讨论。前面两类的文献已经有比较好的综述（李木祥2004，周业安2005，殷剑锋2006，林毅夫2006），在此不再赘述。下面仅就第三类文献做一个简单的评述。

第三类是就最适金融结构的原则进行讨论的文献，它们进一步深化了金融结构理论。首先是Stulz的金融结构外生论，他认为金融结构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外在于金融系统或经济系统的力量使然，就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关系问题，Stulz(2000)认为金融结构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干预和法律管制的结果。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任何一种结构都存在着连续发展的过程，但是当某种金融结构无法再容纳经济和金融的发展要求时，非连续的结构性改革就出现了，而这种非连续性变化可能就会使反映连续发展的某些指标出现逆转（如de-intermediation使银行资产业务萎缩等）。

其次是RobertC·Merton和ZviBodie（2005）提出的功能和结构金融学理论（functionandstructurefinance），他们认为金融体系内部的特殊制度和组织形式是内生的结果，它们的目的都是把交易摩擦和行为扭曲的成本最小化，并完成每个经济体都需要的普通的融资功能。模型中特定制度环境的现实因素，是对市场的资源配置和信息效率进行正确评估，对行为因素和交易成本所导致的资本资产定价上的明显偏离做出合理解释的前提条件。金融制度结构方面的变革和本土化对所有国家都有意义，这是因为各国在历史、文化、政策和法律基础方面存在系统差异；特别对于正在重塑金融体系的国家来说，他们可以在没有历史包袱的环境中应用最新的金融技术，从而跳跃式地超越现有的最发达的金融体系。

最近国内很多学者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林毅夫的资源禀赋结构论和殷剑锋的技术阶段性结构论。林毅夫（2006）认为处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中的最优金融结构应当是内生决定于实体经济的特性，金融体系中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与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实体经济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和企业的特性相互匹配；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实体经济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变迁，该经济体的最优金融结构也会内生地相应变化。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经济的金融体系，应该以能够为产品、技术相对成熟且资金需求规模相对较小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区域性中小银行为核心；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实体经济中企业的规模和产品、技术的风险程度提高，金融体系为大企业提供短期融资服务和分散风险的大银行和股票市场的比重也应该提高。

殷剑锋（2006）的技术阶段性结构论认为不同金融结构在增长绩效上的此消彼长是历次技术革命中伴随创造性毁灭发生、发展直至平息的一个过程。他认为基础技术存在着一个从介绍、扩散到成熟和衰落的周期，在不同阶段，金融结构将有不同的表现。在技术由不为人知到日益成熟的过程中，市场导向结构在新技术的推广和成熟技术的投资上具有比较优势；银行导向结构则在技术的传播和改进阶段具有比较优势。从技术演进和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他认为最适合的金融系统应该满足两个标准：首先应该具备齐全的金融功能，具体包括为新技术提供融资的资本市场、为成熟技术提供融资的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相依相伴的非银行金融中介以及银行；其次应该富于弹性，即能够根据技术的演进和不同技术对金融功能的需要，来适时安排恰当的融资方式。富于弹性的系统应该能够在保证充分竞争性的同时降低金融风险，防止单个金融机构的竞争失败演变为大范围危机。

中小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

本文所指中小金融机构，采用林毅夫（2001）和史晋川（2003）的界定。指在非证券、保险类金融机构中，为地方中小企业服务的地方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企业仅仅靠内部积累难以满足全部资金需求，当内部资金不能满足需要时，企业就必须选择外部融资。而资金供求双方面临着信息的不对称带来的委托—问题。我国的要素禀赋特色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格局，他们不能像高科技企业那样容易借助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而只能借助金融中介进行间接融资。金融中介在事先对资金的使用者进行甄别并通过合同的签定对资金使用者的行为进行约束，在事后则对资金使用者进行监督。其中中小金融机构在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方面更有优势，Banerjee（1994）提出了两种假说：“长期互动”假说（longterminteractionhypothesis）和“共同监督”假说（peermonitoringhypothesis）对此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解释。李志赟（2002）就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建立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发现中小企业的非匀质性（heterogeneity），贷款抵押和交易成本是影响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信贷的三个主要因素；缓和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贷款抵押、降低交易成本，都将增加中小企业得到的信贷；在将中小金融机构引入模型后，发现引入中小金融机构将使中小企业得到的信贷增加，并增加社会的总体福利；中小金融机构的信息优势、数量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总额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

民间金融包括那些分散地发生在各种非金融企业之间、企业或民间组织与居民之间以及居民相互之间的各种资金借贷活动，如民间借贷、商业信用、天使投资等，参与主体主要有家庭、风险资本投资者、私人钱庄和其他民间自助机构等。可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非正规直接融资是指最终供求者之间直接发生资金融通活动，在国外，其代表形式主要是天使融资；而非正规间接融资是指以非正规金融组织为中介而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民间金融的交易主体之间必须要有较为对称的信息，无需耗费高昂的信息生产成本，同时其交易合同必须能够自我实施，无需借助于法律的强制力量。这些约束条件使民间金融活动只能局限在具有人缘、地缘关系以及相同价值观的乡土社会的信任系统内部，并存在较强的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制裁机制来保证合同的执行。因此民间金融能够满足小企业、村民和城镇低收入阶层等被正规金融体系排斥在外的经济个体的金融需求。

可见在寻求解决中小企业资金的过程中，民间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前一部分最优金融结构原则的表述，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和金融结构处于改革变化之中，从资源禀赋的特殊性，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阶段性，金融制度、功能与结构的适应性等角度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那就是发展中国家二元金融现象普遍存在具有长期性，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民间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逻辑。

寻找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方法

金融和经济学范文篇9

从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的角度对金融全球化进行反思，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无法逃避的重要课题。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问题.

一、全球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根源在于金融经济的过度扩张。

金融经济的过度扩张是金融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自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20多年里，金融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真实经济的增长速度。目前，它的规模大约是真实经济的30-50倍。

金融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储备货币国家的货币制度和政策以及发达国家私营机构的金融创新决定的。

第一，1971年美国黄金窗口的关闭造成了储备货币与黄金的脱钩，这使得货币这一传统上真实而具体的财富变成了一种没有基本价值的抽象符号和新兴债务，从而使得金融经济与真实经济的分离成为可能。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元的价值与黄金脱钩，这不仅重新定义了货币，而且拆散了金融经济与真实经济的最后联系。

第二，货币这种没有基本价值的抽象符号或新兴债务脱离真实经济发展需要的过度创造，使金融经济与真实经济的分离与背道而驰成为现实。

中央银行创造货币非常容易。创造货币的方式有大杠杆和小杠杆之分。大杠杆指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小杠杆指中央银行改变银行存款的准备金比例和调节中央银行的贴现率或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来间接增加或者减少进入经济体系的货币。

商业银行也有创造货币的巨大能力。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传统方式是贷出存款。商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海还可以通过创造"近似货币"来增加经济体系中的货币。最典型的"近似货币"是信用卡。花旗银行发行的信用卡平均信用额度是2000美元，如果发行3000万张，花旗一家银行就可以创造600亿美元的近似货币。还有很多种近似货币，全部由私营金融机构创造出来，而且除了市场力量以外不受任何约束。

从国际方面来看，欧洲美元市场形成后的二十多年中，数以千亿计的欧洲美元在银行和银行间不断流转，反复贷出，随着欧洲美元贷款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不过欧洲美元终究不是具体的纸币或金属货币，而是一种电子货币。虽然这些货币的创造过程与国内银行的货币创造遵守同样的规则，但在1987年以前，这种无国界的美元代表一种自治的货币，完全由民间控制，因此与它们的美国表亲相比更少受到限制。例如，欧洲美元没有存款准备金的限制，经营欧洲美元的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就比国内银行要大的多。此外，在近20多年里，美国政府又通过巨大的贸易赤字把成堆的新美元送往国外。

第三，养老金、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崛起，金融期货与期权等衍生工具的开发和应用，以及布莱克－肖期权定价理论的完成使金融投机资本通过组织效率的提高、现论的指导以及金融衍生工具高杠杆率的运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

第四，电子网络和电子结算系统的引入极大地增加了货币或资本流动速度的增长潜力。科技的进步已使得每一笔交易的速度和准确性大大提高。作为购买力的货币或资金可以以光的速度在属于全球市场组成部分的各地市场间流动。在金融经济和真实经济的距离不断扩大之时，科技更造成两者间迅速的疏离。

世界经济财富价值体系示意图

金融经济过度发展的直接后果便是造成了世界经济财富价值体系的极度扭曲（如上图所示）。今天，世界经济巨大的财富价值，其形成如一座倒置的金字塔，在底层是实际的物质和知识产品，在其上是商品和真实的商业服务贸易，再往上有复杂的债务、股票和商品期货，最后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衍生期货和其它虚拟资本。金字塔的维持和扩张，有赖于各层的适当比例以及上一层结构有多大能力从下一层汲取收入。在整个财富体系难以维持所需的日益增长的收入时，整个金字塔就会轰然解体。由于连锁反应，庞大的金融体系可能就要顷刻垮掉。

世界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金融体系的可信度和稳定性归根结底还是要以货币资产转化为实物（含知识和信息）。但是，金融经济的过度扩张使得虚拟经济与实质经济严重脱节。目前，全球外汇交易额大于世界市场进出口总价值的60倍，并且还在不断繁衍。目前美国对金融和房地产投资的新信贷是制造业的3倍，美国实物贸易额不到期货贸易额的一半。跨国债券和股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分别高达151.51%、196.8%、690%和120%。其中衍生交易市场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1987年以来，每2年，这个市场的规模就要翻一番。根据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在11个国家67家银行的调查，这些机构手中持有的衍生交易合同总值在1995年以来已高达63.6万亿美元。这是全球GDP的总和的两倍多。1997年初，仅美国的商业银行就持有25.7万亿美元的衍生合同，这是美国GDP的三倍以上。与此同时，世界真实的实物生产，不论人均和地均计算，均比过去20年有实际的缩减，而实物生产中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服务于虚拟经济的运作。美国劳动生产率近20年来仅为1%左右，即使是在经济最为景气的20世纪90年代，整个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仅为1.1%，为战后甚至1870年（至1970年为2.3%）以来的最低水平。

我们可以看到，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金融经济过度扩张所带来的大量的纯粹的"虚拟"的金融资产近年来无节制地增长，结合整个世界真正物质生产的停滞和下降，已使金字塔严重变形、失真，为全球性的金融崩溃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美国经济学家乔纳森·特尼鲍姆指出：

"事实上，除了中国和其它少数国家以外，全球的实物经济都在持续的衰退。所有这些都表明，榨出更多的资本以支撑泡沫的可能性已经到了尽头。与此同时，泡沫自身已经攀升到几乎无限大的地步。"

金融经济过度发展的另一个必然后果便是投机活动的普遍化。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阿莱所指出的，世界经济已成为一个大，外汇市场每天20，000亿美元的交易中，真正与生产相关的不超过3%，其余97%与投机活动有关。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为了规避风险和逃避管制而发展起来的金融创新加剧了全球经济泡沫化的趋势。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转移风险和分散风险的作用，但从金融系统来看，它们只能起个别风险的转移和分散作用，而不能从整体上减少风险。首先，避险性创新只能降低个别风险，无法消除和减少系统风险。不仅如此，当代以衍生金融工具为特征的金融创新，在提高系统效率的同时，还增加了金融系统风险。金融创新加速了金融自由化、国际化和机构同质化，使金融业关系盘根错节、日益复杂，形成密不可分的联系，加深了金融业机构之间、机构与部门之间、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强化了系统效应。其次，金融创新的风险性还表现在衍生工具的杠杆效应。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保证金仅为4－10%，这种"以小搏大"的功能，同时蕴含着将风险放大的可能。特别是金融创新当立足点不对时容易产生泡沫经济，使创新严重脱离金融发展的现实基础，从而加大金融和经济风险。目前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衍生市场越来越为少数造市者（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经济公司等）所控制。这样，金融创新过程中所形成的风险过度集中和相互关联使风险的发生会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一旦其中的一个造市者违规，则主要市场参与者之间更大的风险暴露会加剧动荡的相互作用，直接威胁到整个金融衍生交易体系的稳定，增加了系统性风险。

二、恐慌自我正名机制的形成

浮动汇率体系下，金融经济和实质经济的严重脱节得国际金融市场变得更为神经质、更为情绪化、更为动荡不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的大幅度波动。货币的过度创造以及由此产生的全球性通货膨胀已使稳定的利率为大起大落的利率所取代。这种汇率、利率、商品和资产价格频率加快、振幅加大的急剧波动为跨时期、跨国界的金融投机创造了巨大的可能性，每一天有太多的金钱在全球投机市场上转手。另一方面，新科技的运用、新形式的货币以及新的交易工具以使得全球金融市场更容易为市场情绪的变动所左右。同时，金融经济或全球金融市场的变动不安和急剧波动已经通过利率、汇率和资产价格的变动传递到真实经济中去。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将近30年里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环境，但是自1974年开始的10年里，全球出现了两位数的持续通货膨胀，以拉美出口价格计算的实际利率则在－29%和＋27%巨大空间波动，主要储备货币间的汇率更是急剧而大幅度地震荡。在真实经济领域内，发达国家出现过多次经济衰退，高负债的发展中国家则出现了10多年的发展危机。不确定性也已成为真实经济的自身属性。真实经济与投机经济之间的拉锯战为投机经济储蓄利润并使真实经济增加成本，真实经济在金融风险上的成本正在持续不断地攀升。

然而问题还远不只如此。事实上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对于实质经济的巨大影响远非传统经济学理论所能解释。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是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世界银行和其后马里兰大学的经济学家古勒莫·卡尔沃（GuillermoCalvo）在很多会议上的提问："如此小的过失，怎么会导致如此大的惩罚？"墨西哥和阿根廷根本没有出现严重的政策失误。如果有失误的话，也是墨西哥政府在紧张地处理问题时暂时走到了市场情绪的对立面，然后引发了一场可以自我衍生的恐惧过程。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来：为什么一个小国的货币贬值在如此广阔的地区造成投资和产出的崩溃？显然如果忽略了恐慌机制和传染机制的形成就很难理解90年代历次金融危机对各个经济体实质经济的打击。

恐慌指的是在部分投资者中出现的，无法由现实来调节的非理性的反应。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学中，不管恐慌是如何发生的，它一旦发生，马上就有一种自我正名的机制，因为恐慌本身就可以为恐慌证明其合理性。最典型的例子是银行倒闭：当所有存款人同时提款时，银行被迫以低价出售自己的资产，于是经营状况良好的银行也会倒闭，因此，那些不恐慌的存款者比早恐慌者要蒙受更大的损失。

不过，只从银行倒闭来理解恐慌未免小题大做了，但是从发展中国家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实际情况来看，恐慌自我正名的机制是一个金融混乱和信心下跌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的过程，传统的银行倒闭只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金融危机恶性循环的过程

上图描述了这个循环，这一情形在遭受危机的有关国家都出现过。以泰国为例，当市场对泰国货币和经济的信心下跌时，国内外的投资者都会将他们的资金从泰国转移出来，泰铢出现贬值的压力，由于泰国中央银行无法从外汇市场上购买泰铢以维护其汇率（因为它没有更多的美元和日元的外汇储备了），唯一的办法是提高利率和减少流通中的泰铢数量，以缓解泰铢汇率下降的速度。不幸的是，货币贬值和汇率提高都会给企业造成财务问题，不管是金融机构还是其它公司都是如此。一方面，那些有美元债务的公司发现自己的财务负担加重了，因为每个美元所对应的泰铢数量增加了；另一方面，那些有泰铢债务的公司也发现自己的财务负担加重了，因为利率大幅度上升。由于高利率和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银行体系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安全地贷出资金，这意味着商业银行不得不削减支出，从而引起衰退。当经济中出现这些坏消息时，一定会让信心进一步下跌，经济终于崩溃了。

克鲁格曼在他最新的著作中将这一过程作了一个形象的模拟。会议室中的麦克风总有回音，麦克风发出的声音会被扬声器扩大，这个声音又会进入麦克风，如此循环往复。如果会议室的回音不大，扬声器放大出来的声音也不大，这个反馈就会逐渐"缩小"，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如果麦克风的音量放到最大，这个过程就会"爆炸"：麦克风会将任何细微的声音放大，这个声音又会再次进入麦克风，再次被放大，于是会变成令耳朵难以忍受的吱吱声。这里的关键在于，不是反馈的质量变了，而是它的数量增加了，让人们耳朵难受的原因是麦克风的音量被调得太高了。同样，一旦国际金融市场市场对某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失去了信心（即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良好），强大的市场情绪能够引起自我正名的恐慌，从而引发一连串反应，直至对实质经济产生爆炸性的打击。的确，从20世纪90年代的历次金融危机都表明，国际金融体系的恐慌机制能够将一国政府政策的微小失误无限放大，给该国经济造成灾难性的打击。

三、市场的双重标准

恐慌意味着市场情绪的失控，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讲，没有一个国家对恐慌具有完全的免疫力。但是，由于市场的双重标准的存在，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对于恐慌自我正名机制的抵抗能力非常脆弱。

我们可以用同样存在着货币贬值的压力时，澳大利亚和巴西所面临的不同处境来说明这一点。1996年，1澳元差不多相当于0.8美元，到了1998年夏末跌至0.6美元多一点的水平。这毫不奇怪，澳大利亚的出口大多数流向了日本和出了问题的东亚国家。但除了1998年夏末短暂的一段时间外，澳大利亚没有想办法去维持其汇率水平，它既没有在外汇市场上买入澳元，也没有提高利率；相反，汇率水平下降居然自动停止了。当澳元下降时，投资者认为这是买便宜货的好机会，因为他们觉得澳大利亚的经济相当稳定，因此这种信心成就了"澳大利亚奇迹"--尽管澳大利亚严重依赖出了问题的亚洲经济，但1998年它实现了经济繁荣。

然而，当1998年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崩溃，触发了对巴西货币雷亚尔的攻击时，澳大利亚让汇率贬值的方式被排除在外了。雷亚尔和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是巴西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它使巴西历经数代人的恶性通货膨胀转化为价格的稳定。巴西和华盛顿都害怕取消固定汇率会打击投资者的信心。确实，人们可以想象雷亚尔的比值被高估了20%，如果汇率调低20%，对经济的好处会大于坏处，但无人相信20%的贬值是一个可行的策略。因为每个人都害怕贬值引起的恐慌会对经济产生灾难性的打击。

通过让货币的汇率实现浮动，发达国家可以实现经济调整，因为市场完全相信这些国家，当然会令它们从贬值中获益。但1994年后，一个接一个的发展中国家：墨西哥、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到最近的巴西，发现自己无法享受到这种待遇。一而再，再而三地，这些国家令汇率适度贬值的努力演变为信心崩溃。因此，市场相信在这些国家实行贬值是常灾难，也正因为市场相信这一点，结果就如此。正如有的经济学家指出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小幅度的贬值。"

金融全球化的一个基本的逻辑便是，市场从来就不是一个中性的机制，市场只青睐强者。而且我们将会看到，在预期的范围内，心理因素可以重要到哪怕投资者的偏见就可以左右实质经济，也就是所谓的"信则灵"。

四传染机制与发展中国家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受到恐慌自我正名机制的攻击而爆发金融危机时，危机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不会局限于该国，而会通过一定的途径扩散到其它的一些国家，这就是金融危机的扩散效应。

传染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某国在危机期间及其前后，邻国的贸易能力将受到危机国贬值的打击，从而使邻国的货币、进而整个经济体受到冲击。这种危机传染机制实质上是由于国家间实质经济联系所引起的传动机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出口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且都向第三地出口类似的产品，当泰铢贬值时会间接造成印度尼西亚出口收入的下降。

所有的估算表明，遭受危机打击的经济体之间的市场溢出效应并不是危机扩散的主要原因。最明显的例子是泰国和韩国的关系，泰国并不是韩国的市场，也不是韩国的竞争对手。它与庞大的多的韩国经济基本上毫无关系。

第二种传染机制是指恐慌情绪的迅速蔓延。此时市场力量有意识地寻求对付其它国家。这些国家与危机国可能处于同一区域，也可能在区域以外，但都有一共性，即经济可能有系统性的弱点，比如：薄弱的银行系统、金融和地产部门容易受到高利率的打击以及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水平低等。在危机之间，这些国家通过高回报率吸引间接投资进行融资，这些系统性弱点尚不碍事。这种系统性弱点可能是确实存在的，也可能只是投资者头脑中虚幻的假象。但这无关紧要，只要投资者对这一经济体失去信心，它便无法抵御传染的侵袭。

所以，在东亚金融危机中，造成东亚经济体在短时间内相继倒下的原因主要不是实质经济间的相互影响，更重要的是投资者头脑中对亚洲经济的印象。投资者的胃口是被这些经济体共有的"亚洲奇迹"刺激起来的。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再具有传奇色彩时，他们会立刻怀疑其它的经济体，而不会考虑到该经济体的实际状况如何。很明显，不管这些经济体有何区别，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容易受到自我正名的恐慌机制的青睐。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市场信心的丧失，开始造成金融和经济崩溃的循环。这些国家实物经济联系有限，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投资者的心目中，一个国家的坏消息就是所有人的坏消息，当一个经济体对自我正名的恐慌缺乏抵制的时候，恐慌就降临了。同样，我们可以理解1998年当俄罗斯的经济遭到金融危机的打击时，何以与其实质经济并无多大联系的巴西经济会受到危机的感染。传染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者突然发现两个国家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巴西同样有难以应付的钜额财政赤字--尽管在危机前夕，麦肯锡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生产力急升的阶段，下一个10年它的收入肯定会大大增加，财政赤字还是相当合理的，因而与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有着本质的不同。

因此，20世纪90年代的历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即使对一个成功的经济体来说，市场和媒体对于其管理者的推崇，并不能保证该经济体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有足够的免疫力。对于缺乏国际金融市场信任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况尤其糟糕。

当经济对自我强化的危机缺乏抵抗力的时候，危机会在没有实质联系的经济体间扩散，但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类似齿轮的传动机制，让金融恐慌机械地传遍世界。

五、发展中国家政策选择的困境

正因如此，我们应当从国际金融体系的角度来思考发展中国家的困境，而不是赞同所谓的"后遗症理论"（hangovertheory）。这一理论认为金融危机是发展中国家为所犯的错误付出的代价。然而，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并不要求它的政府总是执行完满的政策。令人震惊的是，从日本到韩国这样最近遭灾的国家中，大部分不久以前还被当作榜样。显然，在此之前的推崇者是过度的盲目崇拜。但是它们的经济状况真的是像人们现在认为的那样糟吗？抑或是这种分析只不过是马后炮？我们可以作一个比喻：如果说在亚洲和拉美的经济衰退中高处不胜寒的美国经济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权威们可以深刻地解释美国经济何以遭此大难。显然，那些不受管制的对冲基金；那些得到错误信息进入高度流动的股票市场的小投资者；过度宽松的信贷消费以及由此带来的零储蓄率等等，都预示着大难临头。事实上，所有国家都有结构性问题。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结构性问题那么它也不再是发展中国家。

一旦发展中国家受到了金融危机的打击，就不得不在两难选择的抉择：要么冒着国家破产的危险坚持自己的政策的独立性（像马来西亚），要么听从IMF和美国财政部，采用严厉的紧缩政策。即使实施紧缩的经济政策同样会感到左右为难：如果达到了紧缩的目的，会减少需求，加重衰退；如果没有达到紧缩的目的，意味着情况已经失控，又会加深市场的恐慌情绪。

本来，在遭遇危机时，政府政策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平抑市场情绪。但是由于危机是自我强化的，那些理性的对实质经济起作用的政策不足以挽回市场信心，人们要令政策迎合市场情绪，即使是市场的偏见，市场的奇谈怪论。或者说，政府必须要令政策迎合市场的期望。这正是传统凯恩斯经济学破产的原因，国际经济政策居然与经济学毫无关系，它竟然成为纯心理学的试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不得不推行那些它们觉得市场认可的政策，无怪危机到来时，传统经济学的教科书被扔到了窗外。

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没有经过专业化论证的情况下，IMF已经决定在经受着市场恐慌的国家施行宏观经济紧缩政策。以韩国为例，1997－1998年里，韩元贬值了80%，亦即从840韩元兑1美元跌落到1565韩元兑1美元。无疑，货币贬值会使贸易物资的价格越升。然而，尽管如此，IMF仍然要求韩国以保持基本不变的通涨率为首要目标（与1997年的4.2%相比，1998年应为5.2%）。这样，为了在剧烈的货币贬值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稳定的低通涨率，韩国需要一次猛烈的通货紧缩。事实上，这正是IMF所期待的，而且，它也是这样命令的。在这项援助项目签署以后，短期利率从12.5%上升到21%。

对此，IMF辩解说，这些严厉的货币政策及举措的目的在于"恢复并保持市场的平静"。很难想象这样的政策会"恢复并保持市场的平静"。事实上，自从项目协议签署以后，市场上的恐慌气氛愈发加剧，以至韩国银行濒临破产危局。在协议出台后的第一天，韩国银行突然拒绝发放短期贷款，随后，11家大企业集团宣布破产。而近来则有更多的知名公司接连落马。

除了利率的提升，IMF亦坚持1%-1.5%的GDP增长率，以此加强财政政策。在此基础上，IMF要求30家商业银行中的9家停止运转。由此看出，IMF正致力于将韩国1997年6%的增长率在1998年降至2%。这项"减速"计划在1998年将被证明是多于的，因为韩国自身的宏观经济政策将无声无息地将其经济的紧缩一步到位。过度的杀伤对于几个月前还在追求稳固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国家经济而言是毫无意义的。

于是，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国家不得不接受危机是自身过错带来的惩罚的观点，因为除了以此等待投资者的信心恢复以外，它们根本没有其它任何选择。即使是全力避免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对象的马哈蒂尔，在一定程度上也采取了正统的紧缩措施，接受了由此带来的经济衰退。可以肯定的是，对避免危机处理方案的底线是：没有好方法。新世界秩序的规则似乎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

90年代一连串的金融危机警示人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确有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对自我正名的恐慌和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脆弱性。对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的认识，必须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成为各个民族国家的共识，这是维护金融安全的社会基础和根本保证。

注释：

1.金融经济作为国际金融领域的新名词尚无明确的定义。根据乔尔·库尔兹曼（JoelKurtzman）的说法，金融经济是一种与权益相关的金融资产及债务的交易相联系的一种投机经济。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和其它债务是金融经济中最基本的金融工具，货币是金融经济中最重要的一种新兴债务。有关问题可参见潘英丽："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与变革"，载于朱钟棣主编《21世纪世界经济走势预测》，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

2.刘劲松："从东亚金融危机看世界经济的体制性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5期。

3.（美）乔纳森·特尼鲍姆："世界金融体系崩溃的历史进程"，《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3期。

4.引自《本周金融信息》，1998年第40期。

5.（美）克鲁格曼：《萧条积极性学的回归》，朱文晖、王玉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6.国际经济学中传统的"J曲线效应"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