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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法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3 18:31:04

金融法论文

金融法论文范文篇1

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以来，以英德日韩等国的金融法制出现了从以往的纵向的金融行业规制到横向的金融商品规制的发展趋势。2006年日本将《证券交易法》改组为《金融商品交易法》，把证券、信托、金融期货、金融衍生品等大部分金融商品进行一揽子、统合性的规范，构建了一部横向化、整体覆盖金融服务的法律体系。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也深刻认识到其纵向割据的监管机构对不断创新的金融商品缺乏横向统一规制的问题。本文考察国际上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后，从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和金融业的横向规制两个角度，对适用对象范围、行业规制、行为规制、投资者种类、自律规制机构等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内容进行全面分析后，最后提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探讨我国应对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的对策。

21世纪以来，金融业混业经营成为无法阻挡的潮流，混业经营格局下的金融创新产品的多样化又进一步促进混业经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无论是破产重组或被收购，还是主动申请转型，各大独立投资银行纷纷回归传统商业银行的怀抱，开始全面组建金融控股公司。[1]这似乎又回到了1929年以前美国的混业经营模式，但这绝不是历史简单的重复，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2008年3月31日，美国财政部正式公布了《现代化金融监管架构蓝皮书》，计划通过短期、中期、长期三个阶段的变革最终建立基于市场稳定性、审慎性、商业行为三大监管目标的最优化监管架构，主旨就是将多头分业监管格局收缩为混业综合监管格局，将授予美联储综合监管金融机构的权力。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肇因就是对不断创新的金融产品缺乏有效监管，而缺乏一有效监管的原因主要是各监管机构的纵向割据造成的。美国的金融混业综合监管和金融商品的横向统一规制已经落后于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2]

2006年，日本制定了《金融商品交易法》，“吸收合并”了《金融期货交易法》、《投资顾问业法》等法律，彻底修改《证券交易法》，将“证券”的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最大限度地将具有投资性的金融商品、投资服务作为法的规制对象，避免产生法律的真空地带，构筑了从销售、劝诱到资产管理、投资顾问的横向的、全方位的行业规制和行为规制的基本框架，从以往的纵向行业监管法转变为以保护投资者为目的的横向金融法制。这是大幅改变金融法律体系的“金融大爆炸”改革，融合判例法和成文法的制度，从而成就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证券金融法制之一。其以保护投资者为目的的横向金融法制的制度设计，较好地平衡协调了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在此次美国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时，日本的金融体系未受太大影响，并且逐渐在充当美国金融危机救世主的角色。日本继受和创造金融法制的经验，值得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借鉴和参考。

面对金融危机，我国也需要大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和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将对我国金融监管模式和金融法制提出新的挑战。

此次危机虽未对我国的金融安全和金融体系造成大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战略来看，探讨金融商品的横向统一规制、资本市场统合法立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上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

近年来，以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为代表，金融法制出现了从纵向的金融行业规制到横向的金融商品规制的发展趋势，出现了根据单一监管者的功能性监管模式来重新整理和改编原有的多部与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相关的法律而将传统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金融投资业整合在一部法律中的趋势。英国率先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第一次金融大变革，制订了《金融服务法》(1986年)，20世纪90年后期又进行了第二次金融大变革，并于2000年通过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该法中的“投资商品”定义包含“存款、保险合同、集合投资计划份额、期权、期货以及预付款合同等”。通过金融变革，伦敦金融市场的国际地位日益加强。德国通过2004年的《投资者保护改善法》对《证券交易法》进行修改，导入新的“金融商品”概念，对“有价证券、金融市场商品以及衍生品交易等”作了界定，并通过修改《招股说明书法》导入投资份额的概念，将隐名合伙份额等纳入信息披露的对象。欧盟2004年4月通过的《金融工具市场指令》(MIFID)引入了“金融工具”概念，涵盖了可转让证券、短期金融市场工具、集合投资计划份额和衍生品交易。欧盟内部则出现了金融服务区域整合，欧盟成员国的金融法制也逐渐呈现横向化和统一化趋势。

战后一直学习美国金融证券法制经验的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英国的金融法制建设，在随后的证券法修改中不断学习英国和欧盟的经验，早在1998年就成立统一横贯的监管机构：金融监督厅。在完善统一金融法制的方面，日本一直努力构筑以各种金融商品为对象的横向整合的金融法制。其对金融商品进行横向规制的金融体系改革始于1996年桥本龙太郎首相的“金融大爆炸”。此后，日本的金融法制改革如同一个三级跳，第一跳是2000年制定的《金融商品销售法》，第二跳是2006年制定的《金融商品交易法》，第三跳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制定真正大一统的金融法制即日本版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存款、保险商品将真正纳入一部法律中，实现横向规制的最终目标。

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内容由四个支柱组成。第一个支柱是投资服务法制部分。具体而言，导入集合投资计划的概念，横向扩大了适用对象（证券种类、金融衍生品）的范围，与之伴随业务范围的扩大、金融商品交易业者的横向规制、以及根据投资者的属性和业务类型而进行规制的差异化等。第二个支柱是指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具体包括季报信息披露的法定化、财务报告等相关内部治理措施的强化、要约收购制度以及大量持有报告制度的修改等。第三个支柱是确保交易所自律规制业务的正常运行。第四个支柱是对市场操纵行为等加大了征收课征金（罚款）的处罚力度。《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内容虽具有复杂的体系，但其特点又可用“四个化”来简单概况：适用对象和业务范围、行业规制、行为规制等的“横向规制化”、规制内容的“灵活化”、信息披露的“公正化·透明化”、对违法行为处罚的“严格化”。[3]其中，“横向规制化”是该法的最大特点。

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援助和影响之下，1998年4月韩国成立了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即金融监督委员会。2003年，韩国政府也开始推进统一金融法的制定，2005年2月17日，韩国政府发表了将《证券交易法》、《期货交易法》及间接投资资产运用法等资本市场相关法律统一为《关于金融投资业及资本市场的法律》（简称“资本市场统合法”）的制定计划。2007年7月3日，韩国国会通过了能够引起韩国金融业“大爆炸”的《资本市场统合法》，该法于2009年2月4日正式施行，该法整合了与资本市场有关的15部法律中的6部，其余的法律将一并修改。该法将分为证券、资产运营、期货、信托等多头板块的资本市场整合为一，旨在激励各金融机构自我改革和创新，增强韩国对外国金融机构的吸引力，其推出必将给韩国资本市场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并预示韩国金融业整合期的到来。[4]

韩国《资本市场统合法》和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本质上相同，都是金融投资服务法，不是真正大一统的金融统合法，尚未达到英国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的阶段。但日本、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金融监管机构的建立和统一金融法制的制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我国资本市场逐渐进入与国际接轨的正常发展时期。我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实行分业经营的大国。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从分头监管走向统一监管，是我国金融业和金融法制发展的必然方向。我们可以考虑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分阶段加以推进。韩日两国中日本的金融法制改革的经验尤为突出，韩国的《资本市场统合法》在2007年迅速推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日本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影响。而受到日本韩国的影响，我国台湾地区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资本市场统合法的制定工作，计划于2009年12月1日提交立法机关，并预计2010年4月通过，2011年11月开始实施。

在法制完善方面，一般都是日本先行韩国和台湾地区紧随其后，金融法制的改革也大概如此。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对于完善我国金融市场法制、整合投资服务法制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纵观各国或地区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或资本市场统合法立法，一个最重要的立法原则即是由现行的商品类、金融业者规制转换成对“经济实质相同的金融功能”进行“统一规制”的功能性规制。现行资本市场相关金融规制法律的特征是以“对象商品”或“金融业者”的概念形态或种类为基础的商品类、机构类规制。这种规制在如今迅速变化的金融市场环境中日趋不能适应。因此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应从现行的商品类、机构类规制转换成对“经济实质相同的金融功能”进行“统一规制”的功能性规制。为了贯彻这种功能规制原则,各国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先将金融投资商品、金融投资业、客户等根据经济实质进行重新分类,以金融投资商品(证券、衍生商品)、金融投资业(买卖、中介、资产管理业等)、客户(专业投资者、业余投资者)为标准进行分类。[5]以下分别从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和金融投资业的横向规制两个角度，论证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的横向规制特点。

二、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

《金融商品交易法》的目的在于统一规范投资商品或者具有投资性质的各类金融商品，投资者保护是其根本目的和立法核心，其本质实际上是投资服务法。[6]与许多成文法国家相同，日本《证券交易法》对证券的定义较为狭窄，不包括很多投资产品。此次修法，日本将“证券”的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以适应近几年来金融商品和投资服务不断创新发展的现实环境。为了避免产生法律的真空地带，《金融商品交易法》以《证券交易法》的对象范围即“有价证券”和“金融衍生商品”为基础，最大幅度地横向扩大了法律适用对象的范围。

1.有价证券的范围的横向扩大

日本此次修法，虽然将“证券”的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但并未对“金融商品”做出严格定义，《金融商品交易法》第2条仍是“有价证券”的定义。《证券交易法》第2条规定了证券法相关的各种概念的定义，特别是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有价证券的定义。1991年的证券交易审议会报告书参考美国的证券概念，提倡导入“广义的有价证券”概念。即作为有价证券的定义，在个别列举之外，设置概括性条款。日本金融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证券交易法》的有价证券的概念重新定义。但1992年的修改并没有导入“广义的有价证券”的概念，仅完善了个别规定以对应证券化相关商品。1998年的修改对定义条款进行了全面的修改，扩大向投资者提供的商品类型适用公正的交易规则，构建了方便投资者购买的投资环境。此次将“证券”的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但仍未导入“广义的有价证券”的概念，未对“金融商品”做出定义，只是对有价证券的范围进行了横向扩大。在日本金融厅金融审议会金融分科会上也曾探讨根本修改“有价证券”概念，但考虑到世界上主要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仍在使用“证券”或“有价证券”概念，且“有价证券”概念长期以来已被日本社会广泛接受，“有价证券”这一用语也被其它法律大量引用，如修改将会影响向国会提交修改法案等情况，《金融商品交易法》仍然延续了“有价证券”的概念。[7]

与《证券交易法》相同，《金融商品交易法》把有价证券分为两类：发行了证券、证书的权利（有价证券）和未发行证券、证书的权利（准有价证券）。该法第2条第1款规定的有价证券包括：①国债；②地方债；③特殊债；④资产流动化法中的特定公司债券；⑤公司债；⑥对特殊法人的出资债券；⑦协同组合[8]金融机构的优先出资证券；⑧资产流动化法中的优先出资证券、新股认购权证书；⑨股票、新股预约权证券；⑩投资信托、外国投资信托的受益证券；⑪投资法人的投资证券、投资法人债券、外国投资法人的投资证券；⑫借贷信托的受益证券；⑬特定目的信托的受益证券；⑭信托的受益证券；⑮商业票据（commercialpaper）；[9]⑯抵押证券；⑰具有①至⑨、⑫至⑮的性质的外国证券、证书；⑱外国贷款债权信托的受益证券；⑲期权证券、证书；⑳预托证券、证书，21）政令中指定的证券、证书。该法第2条第2款是关于未发行证券、证书的权利而视为有价证券的规定（准有价证券）。具体有以下这些权利：①信托受益权；②外国信托的受益权；③无限公司、两合公司的社员权（只限于政令规定的权利）；④外国法人的社员权中具有③性质的权利；⑤集合投资计划份额；⑥外国集合投资计划份额；⑦政令指定的权利。

相比《证券交易法》，《金融商品交易法》中的有价证券（包括准有价证券）中增加了抵押证券（原由抵押证券法规制）、信托受益权（原由信托法规制）、集合投资计划份额等。《证券交易法》中有价证券的信托受益权仅限于投资信托、贷款信托、资产证券化法中特定目的信托的受益证券等，但在《金融商品交易法》中其它的信托受益权均作为准有价证券，无遗漏地横向扩充了适用对象范围。

《证券交易法》把有价证券分为发行证券、证书的权利和未发行证券、证书的权利，之所以如此区分，是因为考虑到表示为证券、证书的权利的流动性较高的缘故。但2009年7月之后日本的无纸化法即《关于公司债、股份等过户的法律》（2004年6月9日公布）的不发行股票制度开始全面实施，股票电子化后通过账册的过户就实现股份的转让，股份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将权利表示为证券、证书流动性高的立法理念已过时。因此，《金融商品交易法》仍依据是否具有证券、证书来分类有价证券，被批评是一种古董式的陈旧做法。[10]

2.导入集合投资计划的定义

把集合投资计划份额列入有价证券的范围内，是为了各种基金适用《金融商品交易法》的概括性规定，是此次修改的最大亮点之一。近年来在日本依据合伙合同的基金的投资对象已经扩展到了各个领域，个别投资对象已不在投资者保护的框架内。因此，迫切需要对于依据合伙合同的各类投资基金予以法律规制。

对于不断创新的多样化的集合投资计划，需要打破原有的纵向规制法制，无论运作对象资产和流动化的对象资产如何，构建着眼于运作或流动化构造功能的横向法制。其理由如下：第一，在日本，集合投资计划是“金融大爆炸”之后应成为金融领域主流的“市场型间接金融”的主角，完善其法制是当务之急。第二，集合投资计划一般是销售给普通投资者，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出发，需要对计划的组成和运营进行横向覆盖的法制化和制度建设。第三，投资者人数较多，容易产生集体行动的问题（collectiveactionproblem），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法制基础和制度建设。第四，原有的法制是纵向不全面的，其内容也不充分，产生了诸多不便和障碍。因此，需要对集合投资计划加以横向全面的根本意义上的制度建设和法制完善。[11]

集合投资计划的基本类型有两种：一种是从多数投资者筹集资金进行各种资产管理运作（资产管理型），另外一种是，特定的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加以组合然后卖给多数的投资者的构造（资产流动型），针对这两种方式需要制定相应的规则制度。从历史上、经济上、实务上来说都是不同种类的类型，因此针对这两种类型，需要制定横向覆盖的规则体系（交易规则、市场规则、业者规则）。[12]在进行集合投资计划的法制完善时，有一个根本问题需要解决：不管计划的私法上形态(公司、信托、合伙等)如何，是否课以相同的交易规则。[13]《金融商品交易法》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直接列举和导入了“集合投资计划”的概念，该法最大限度地把几乎所有具有投资性的金融商品和投资服务纳入适用对象，进行统一规制。[14]

2005年12月22日日本金融厅金融审议会金融分科会第一部会报告“为实现投资服务法（暂定）”中，对作为《投资服务法》对象的金融商品设定了三个标准：①金钱的出资，具有金钱等的偿还的可能性；②与资产或指标等相关联；③期待较高的回报，承担风险。集合投资计划的定义以此标准为基础，在《金融商品交易法》第2条第2款第5项规定：集合投资计划是指民法上的合伙、商法上的隐名合伙、投资事业有限责任合伙（LPS）、有限责任事业合伙（LLP）、社团法人的社员权以及其它权利，享有通过金钱出资进行的事业而产生的收益分配或该出资对象业务相关的财产分配的权利。集合投资计划的定义主要由三个要件构成：①接受投资者金钱的出资、支出，②利用出资、支出的金钱进行事业、投资，③具有将该事业所产生的收益等向出资人进行分配的相关权利。[15]上述条件均具备的权利，无论采取何种法律形式和进行何种事业，均属于集合投资计划份额而成为该法的适用对象。[16]

3.金融衍生商品的横向扩大

近年来，随着金融商品的多样性发展,钻法律间空隙进行欺诈的事件在日本也频频发生。日本传统的以行业区分的纵向金融监管体制，已逐渐不能迅速应对新型金融衍生商品、混业经营和多种新型金融商品所引发的问题。特别是2003年日本进行外汇交易的机构投资者蒙受了巨大损失，成为社会关注的大问题，虽然此后紧急修改了《金融期货交易法》，将外汇交易纳入规制范围内，但也未能达到充分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目的。因此，《金融商品交易法》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尽可能地扩大金融衍生商品的规制对象范围。对此，日本金融厅金融审议会金融分科会第一部会的“中间报告”提出：不论原资产如何，均可作为适用对象。但如果完全不限定金融衍生商品的原资产而做出概括性定义，其适用对象的范围则不明确，又会产生过度规制的问题。为避免过度规制，从保护投资者的角度出发，需要将一些金融衍生商品予以排除，但事实上操作起来又非常困难。基于此，《金融商品交易法》对于金融衍生商品没有采取“概括性定义”的方式，而是在扩大交易类型、原资产及参照指标的同时，授权政令根据情况予以追加规定。

《证券交易法》中关于金融衍生商品的定义仅限于原资产为有价证券和有价证券指数等。《金融商品交易法》对金融衍生商品的对象范围予以大幅度扩大，除《金融期货交易法》的金融期货交易之外，还包括利息、外汇互换、信用金融衍生商品、天气衍生商品等金融衍生商品。

《金融商品交易法》确立了范围广泛的“金融商品”的定义，沿用《金融期货交易法》的“货币等”定义[17]，并将有价证券和确保投资者保护所必须的价格变动明显的原资产金融衍生商品等加以融合而形成。但遗憾的是，该定义仍停留在规定金融衍生商品交易的范围或从业者的一部分业务范围上，并未形成完全横向贯通规制，此为今后改革

当前，世界各国交易的金融衍生工具种类蓬勃发展，已达数千种，新型的金融衍生工具还在不断涌现。同时，金融衍生商品具有衍生再衍生的特性，金融衍生商品交易的发展已经混淆了很多以往认为是泾渭分明的界限，很多交易类型难以界定性质，处于不同金融领域的机构通过使用金融衍生工具间接地进入了其原本无法进入的市场。在金融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诸多购买新型的金融商品的投资者(金融消费者)的权益无法从传统的以金融机构的类别划分而制定的法律规则体系中得到救济，使得金融消费者面临蒙受损失的威胁。同时传统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依照传统方法已经很难界定金融机构的类型。另外，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必然带来金融机构间兼营业务的不断扩大和融合，金融监管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调整因多头监管而导致的监管主体模糊、监管空白、监管重复等现象，坚持统一金融监管体制，成为国际金融衍生品监管的发展趋势。[18]因此，金融衍生商品的横向扩大必然会要求建立横向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

4.关于存款、保险商品

对于存款、保险商品，《银行法》、《保险业法》等各行业监管法律设置了保护利用者的框架，并不是《金融商品交易法》规制的对象，但如外币存款、金融衍生商品存款、变额保险、年金等，该法认可其具有一定投资性，但其又不属于存款保险以及保险合同人保护范围内的商品。因此，此次在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同时，对《银行法》、《保险业法》相应部分也进行了修改，设置了准用该法的规定，构建与该法同等的投资者保护的内容和框架。所以，《银行法》、《保险业法》等条文的修改实质上也是投资服务法的一部分。[19]

日本金融改革的目标原本是通过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对证券、保险、银行、金融衍生商品等具有投资性的金融商品进行横向全面的统一规制，但是因为诸多原因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规制和统一监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金融厅、财政省、经济产业省等政府机构存在部门利益的争夺，导致目前无法实现真正的金融商品的统一规制、统一规范、统一监管。《金融商品交易法》未将所有金融商品进行统一规制，固然存在遗憾和不足，但按照该法的原则和原理，通过对现行相关法律进行修改，设置准用该法的规定，构建与该法同等的投资者保护的内容和框架，亦可解决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最终实现投资者保护之目标。

该法制定后，针对金融商品、投资服务的对象范围，日本正在讨论在不久的将来制定真正大一统的金融法制即《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将存款、保险商品真正纳入统一规制中，实现横向规制的最终目标。[20]

三、金融业的横向规制

以上分析了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的内容，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趋势也必然会要求金融商品交易业者、金融商品交易的业务行为、客户（投资者）、自律规制机构等金融业的相关主体横向规制的发展。因此，《金融商品交易法》对金融业的横向规制内容做出了规定。

1.金融商品交易业者的横向规制

在扩大适用对象的范围，对金融商品的进行横向规制的同时，就会伴随业务范围的扩大以及根据投资者的属性和业务类型而进行规制的差异化。即《金融商品交易法》对已有的纵向分割的行业法进行了横向整合，使具有相同经济功能的金融商品适用同一规则，实现了业务规制的横贯化。

此前，日本针对与金融投资服务有关的行业的法律主要有：《证券交易法》（证券公司）、《关于投资信托及投资法人的法律》（信托投资委托业者）、《与有价证券有关的投资顾问业的规定等相关的法律》（投资顾问业者）、《金融期货交易法》（金融期货交易业者）、《信托业法》（信托业者）、《抵押证券业法》（商品投资交易业者）等。《金融商品交易法》为了构建横向规制的投资者保护框架，也对上述各种复杂的行业类型进行了横向整合，一并纳入该法的射程内，统称为金融商品交易业，[21]从事该行业的单位或个人统称为金融商品交易业者，并一律适用登记制度。[22]该法还并进行了重新分类，具体分为①第一类金融商品交易业；②第二类金融商品交易业；③投资咨询业；④投资运作业等四种行业类型。第一类金融商品交易业相当于原来证券公司的有价证券相关业务；第二类金融商品交易业相当于原来证券公司的金融衍生商品相关业务以及集合投资计划相关业务；投资咨询业相当于投资顾问业；投资运作业相当于投资信托委托业。除以上四种行业类型之外，该法将从事有价证券的买卖和买卖委托媒介等的证券中介业者，定义为“金融商品中介业者”。[23]

该法依照以上各类行业类型的业务特点制定行业相关规定，但对各类金融行业从业者的具体规制、具体业务内容，基本沿用了原有规定。[24]该法根据所要申请从事的行业不同，需要满足的准入要件也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对资本金额和申请人资格等的要求方面。因此，申请人既可以一次申请从事所有行业，也可以只申请从事准入要件比较低的行业，[25]体现了该法的灵活性。

2.金融商品交易业务行为的横向规制

日本金融厅金融审议会金融分科会第一部会报告中明确提出，全面扩大和完善众多金融商品的横向化法制框架，填补投资者保护法制的空白，对现有纵向分割的行业法进行重整，使具备相同经济功能的金融商品适用同一规则。《金融商品交易法》被定位为金融商品销售与劝诱的一般法，就涉及金融商品交易的业务行为而言，不分业务形态适用统一的销售和劝诱规则。具体而言，该法针对广告规制、合同缔结前的书面交付义务、书面解除、禁止行为(提供虚假信息、提供断定的判断、未经邀请劝诱)、禁止填补损失、适合性原则等各方面确定了行为规范，其他行业法(如银行法、保险业法、信托法等)均准用这些行为规范，接受同样的行为规制，以保证行为规制的统一性。[26]

该法作为金融商品交易业者的基本规则，规制各类业务的共通行为，其中，适合性原则、合同缔结前或缔结时的书面交付义务等，沿用了《证券交易法》、《投资顾问业法》等法规的原有行为规制。

3.投资者种类的横向规制

《金融商品交易法》在保护投资者的前提下，尽可能保证风险资本的供应，降低交易成本。该法根据投资者的专业程度，模仿欧盟2004年新投资服务法指令，把投资者分为特定投资者（专业）和一般投资者（业余），根据投资者经验和财力等的不同构筑灵活的规则体系。特定投资者一般具备自己收集分析必要信息的能力。

如果金融从业者的服务对象是特定投资者，则可免除行为规制的适用，力求降低规制成本。具体包括（不包括内阁府令规定的情况）金融商品交易的劝诱时，不适用适合性原则、禁止未经邀请劝诱原则，此外，合同缔结前和缔结时书面交付义务等也可免除。缔结投资顾问合同和委托投资合同时，不适用禁止接受顾客有价证券的委托保管的规定。特定投资者限定性地规定为合格机构投资者、国家、日本银行、投资者保护基金等。

以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顾客为对象时，免除适用在销售金融商品时销售业者的说明义务。区分专业的投资者和业余投资者的制度在2000年日本《金融商品销售法》中已部分导入。但《金融商品交易法》中导入的特定投资者制度涵盖从金融商品的劝诱到缔结等与金融交易相关的合同，扩大了行为规制适用除外的范围，在横向规制这一点上意义重大。[27]

4.自律规制机构的横向规制

《金融商品交易法》针对行业协会、交易所等自律规制机构，在承续原有功能地位的基础上，完善了其机能，构筑了金融商品交易业协会和金融商品交易所的横贯化规制。

包括日本在内各国资本市场都设有各种各样的行业自律机构，如证券业协会、投资信托协会、证券投资顾问业协会等，这些协会的组织形态比较丰富。为了实现一元化管理，《金融商品交易法》在第四章中将基于《证券交易法》设立的证券业协会等“核准金融商品交易业协会”和基于民法规定的公益法人制度设立的投资信托协会、证券投资顾问业协会等“公益法人金融商品交易协会”统称为金融商品交易协会，对其进行统一调整，对其设立要件、成员性质、主要业务、章程和准则等分别作出规定，实现了对行业自律机构的横向规制。[28]此外，为了灵活运用裁判外纷争处理程序，通过自律规制机构以外的民间团体对投诉等纷争进行公正迅速的处理，该法还创设了“核准投资者保护团体”。

该法又横向整合了证券交易所和金融期货交易所，将东京证券交易所等六个证券交易所和东京金融期货交易所统称为“金融商品交易所”，随着法律对有价证券以及金融衍生商品等金融商品的定义的扩大，在金融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商品的种类和范围也随之扩大。

另外，在交易所内部也进行了横向规制。2003年《证券交易法》修改后放宽了对证券交易所组织形态的要求，以前只能采用非营利性的会员组织形态的证券交易所被允许采用股份公司的形态。大阪、东京、名古屋证券交易所先后转变为股份公司的形态，其中大阪证券交易所在其本身的交易市场上市。证券交易所既是市场运营的营利主体又是自律规制的实施者，存在着利益冲突的危险。

针对此问题，《金融商品交易法》为确保金融商品交易所的自律规制功能的独立性，避免产生利益冲突，设置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具体有：第一，规定金融商品交易所可以在交易所外设立从事自律规制业务的自律规制法人，或者在交易所内部设立自律规制委员会。该法明确规定有关金融商品的上市以及停止上市的业务和有关会员等法令遵守状况的调查业务为交易所自律规制业务内容，突出了交易所作为自律规制机构的重要性。[29]第二，规定金融商品交易所或者以金融商品交易所为子公司的控股公司，设立“自律规制法人”的独立法人，被批准后可以委托自律规制业务。第三，规定金融商品交易所是股份公司时，可以在公司内设置“自律规制委员会”，授予其有关自律规制的决定权限。但作为自律规制委员会成员的董事的过半数必须是外部董事，以确保自律规制机构的独立性。第四，规定必须明确自律业务的范围，规定自律业务的实施体制，以达到强化其自律机能的目的。第五，为了防止利益冲突的发生，原则上禁止其股东单独持有超过20%的交易所的股票，而《证券交易法》中原规定为50%。[30]

四、日本金融法制改革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日本采取实用主义的立法哲学，根据国际金融资本市场发展的最新动向和趋势，及时对本国的金融立法取向做出调整以适应国际国内变动的需要，应对金融立法的横向化趋势，分阶段有效地推动。如前所述，一直学习美国的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不断学习英国，1998年成立金融监督厅，2000年出台《金融商品销售法》，2006年制定了《金融商品交易法》。[31]

结合我国实际，我们需要分阶段地逐步推动在金融商品和金融服务的横向规制立法，推动金融业的横向规制，逐渐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笔者提出以下几个具体建议。

第一，尽快出台《期货交易法》，修改现行相关法律，完善金融衍生品立法，时机成熟后，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或《投资服务法》，实现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立法。

我国有关金融商品的现行法规有《证券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信托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我国金融商品立法还很落后，特别是金融衍生商品立法欠缺。自1990年开始,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已经历了初步形成、清理整顿和规范发展三个阶段。2006年9月8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上海挂牌成立，这是我国内地成立的第4家期货交易所，也是我国内地成立的首家金融衍生品交易所。虽然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发展逐渐步入正式轨道，但我国的相关立法比较落后。我国于2007年才对1999年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作了全面修订，新修订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于2007年4月15日正式施行。原有的《暂行条例》只适用于商品期货交易。随着我国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顺利完成，逐步推出股指期货等金融期货品种的条件和时机趋于成熟。考虑到要为将来推出期权交易品种预留空间，修改后的《条例》适用范围扩大为商品和金融的期货和期权合约交易。这是可喜的进步，但还是刚起步。《期货交易法》虽然也已经列入新一届人大的立法计划中，但这只是阶段性的小目标，

我国应该尽快完善具有投资性金融商品的法制，可以借鉴日本，时机成熟时制定一部统一规制的《金融商品交易法》或《投资服务法》。

第二，导入“集合投资计划”概念，制定《投资基金法》。

2005年之后我国的股市进入迅速繁荣和强烈震荡的特殊时期，出现大量的以合伙、信托等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资组合等，目前我国对其缺乏规范。我国对私募基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和管理原则。从日本的“集合投资计划”来看，其实私募不需要很严格的监管，但应该有一个规范化的原则。我们可以考虑借鉴日本的做法，导入“集合投资计划”概念，对于资本市场上的各类合伙形式、信托形式的基金加以横向全面的规制，以达到无缝隙保护投资者的目的，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繁荣奠定基础。

投资基金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信托关系的金融产品。很多金融机构目前都设计了这类产品，包括证券公司的代客资产管理、代客集合理财、信托投资公司的集合理财计划、银行的代客理财，还有保险公司的联结投资理财产品，以及基金管理公司新批的专户理财等。这五类机构所做的业务就其本质来说都属于投资基金，就其法律本质来说，都是一种信托关系。

目前我国的现行法中只有《证券投资基金法》来规制，剩下的都是以各个监管部门的规章来规范的。《证券投资基金法》颁布至今已经五年，它对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它已经不能满足、也不太适应目前实践发展的需要。关于如何修改该法，目前的两种主流观点是“单纯完善证券投资基金法”或是“把它真正变为投资基金法”。[32]

笔者认为，借鉴日本的经验，短期内如果无法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或《金融服务法》，则可以导入“集合投资计划”概念，归纳整理具有投资性的商品，将《证券投资基金法》改组为《投资基金法》亦是一种立法思路。

第三，推动金融业的横向规制，协调好金融创新活动和金融监管之间的矛盾关系，逐渐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

我国的证券立法和金融监管多借鉴美国，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我们应该及时反省美国危机的教训，应多借鉴近邻日本韩国的经验，逐步推动金融的统一监管和金融横贯立法。

我国现行金融监管机构包括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人民银行四家，总体上是“四龙治水”的多头分业监管体制。这种体制成本高、监管重复、监管缺位、不能适应金融控股公司和混业经营发展，这与美国的多头双层监管体制颇为相像，而美国此次次贷危机监管部门的缺位、错位已经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

所以，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对已有的纵向分割的行业法进行横向整合，使具有相同经济功能的金融商品适用同一规则，实现金融业者、金融业务行为、客户（投资者）、自律机构等金融投资业的相关主体横向规制的发展。

混业经营是金融机构发展的大势所趋,金融监管模式也会向银行、证券、保险等多个主管部门之间的混业监管或者以业务为标准(而非以机构性质为标准)的监管方向进行转化和整合，从而建立统一集中的金融监管体制，以提高监管效率，防范金融系统风险。

但从短期看，由于金融改革的复杂性和金融监管体制的历史路径依赖，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目前不宜做大的改变，而应在增强各监管机构独立性的同时完善更大范围的金融监管机制，这些机构之间应该加强金融监管的横向协调和合作，建立各机构之间的横向信息共享机制和金融稳定的横向协调机制，并注重加强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和内控机制建设，注重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和社会审计机构作用的有效发挥。[33]

笔者认为，在混业经营的多种实现方式中，金融控股公司形式是符合我国金融业从分业经营过渡到混业经营的需要。它可以在保持我国现有金融监管格局的条件下，在子公司层面实行“分业经营”，而在母公司层面实现“综合经营”，通过母公司的集中管理与协调，实现子公司之间横向协同，实现在同一控制权下的金融业务多元化和横向化。[34]我国实践中金融控股公司已经发展十分迅猛，笔者建议制定专门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对金融控股公司这一重要的公司组织形式的性质、地位以及组建方式进行专门规定，通过金融控股公司这一组织形式，逐步实现混业经营和金融业务的横向规制。

第四，对投资者种类进行横向细分，导入特定投资者制度。

为培育成熟理性的合格投资人队伍，上海证券交易所专门制订并于2008年9月27日正式实施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个人投资者行为指引》。这只是一个指南而已，目前上交所正积极探索投资者分类管理制度，以证券品种和业务创新及分类为切入点，依照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知识与市场经验等标准，进行分类监管，包括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准确分析投资者特点的基础上，引入投资者资格准入制度。[35]

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区分为专业投资者和业余投资者，在立法上，导入特定投资者制度，根据投资者经验和财力等的不同，进行投资者分类管理，对于专业的投资者，免除很多行为规制的适用等，构筑灵活的规则体系。

第五，时机成熟时逐步实现行业自律机构和交易所自律机构的横向规制。

当前，我国实现行业自律机构和交易所自律机构的横向规制，把证券业协会、投资信托协会、证券投资顾问业协会等统一为金融商品交易协会，把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横向整合为金融商品交易所，尚不现实。但是，考虑到我国的行业自律机构和交易所（证券交易所、金融期货交易所、商品期货交易所）都归为中国证监会监管，相比日本来说，我国的金融期货交易和商品期货交易的监管机构统一，将来一旦实施横向规制、统一整合，困难并不大。

我国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也面临着将来是否选择转换为股份公司等组织形态的课题，交易所的自律规制功能与营利业务之间的独立性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如何确保交易所的自律规制功能的独立性，避免产生利益冲突，可以借鉴日本等国的经验，设置一系列制度措施。

五、结语

我国向来对美国、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法制和金融监管研究甚多，而对亚洲地区，特别是日本、韩国的资本市场法制、金融商品交易法制较少关注。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反思，我们的资本市场法制、金融商品交易法制的完善和实践不能“美国一边倒”、“欧盟一边倒”。

特别是近几年来，日本、韩国在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横贯化立法趋势、资本市场统合立法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而日本、韩国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制、资本市场统合法的最新发展，本身就是吸收了欧洲和美国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在研究日本、韩国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制、资本市场统合法的最新发展的同时，自然就会借鉴吸收欧美的经验和教训。

据笔者了解，日本、韩国的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横贯化发展趋势和动向目前已经引起了中国证监会等部门相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果，如果让中国学术界、政府部门、立法机关等开始重视对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的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的研究则幸甚。

注释:

本文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次贷危机对金融控股公司法制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策略”（项目编号：22382008）资助。

[1]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总爆发导致了华尔街传统投资银行的独立券商模式的终结。2008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被迫申请破产保护，其资产分别被日本野村证券、英国巴克莱银行收购。同样遭受次贷危机重挫的美国第三大投行美林，则同意让美国银行以500亿美元全面收购。美国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主动申请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

[2]参见张波：《次贷危机下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及其启示》，《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12期。

[3]参见【日】松尾直彦：《关于部分修改证券交易法的法律等》，载《Jurist》2006年第1321期。

[4]近几年，韩国金融监管机构为了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致力推进包括监管机构及法规在内的金融改革，引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推出《资本市场统合法》等都是为推进改革做出的努力，这将对韩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深远的积极影响，但也有可能加剧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参见李准晔：《韩国金融监管体制及其发展趋势》，载《金融发展研究》2008年第4期。

[5]参见许凌艳：《金融监管模式的变革及资本市场统合法的诞生》，载《社会科学》2008年第第1期。

[6]参见[日]黑沼悦郎著：《金融商品交易法入门（第二版）》，日本经济新闻社2007年版，第15页。

[7]参见【日】神崎克郎著、马太广译：《日本战后50年的金融、证券法制》，载《法学杂志》2000年第2期；马太广：《日本证券法的最新修改》，载《法学杂志》1999年第3期。

[8]与我国的合作社相类似。

[9]商业票据是一种以短期融资为目的、直接向货币市场投资者发行的无担保票据。

[10]同注⑥，第22-23页。

[11]参见【日】神田秀樹：《完善集合投资计划法制的思路》，载《关于集合投资计划的工作报告书》，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2006年版，第39页。

[12]同注⑾，第42页。

[13]美国的《联邦投资公司法》，不管私法上的形态如何，要求设置boardofdirectors或者40%以上都是外部董事。这也是横向化的交易规则。

[14]其实质是参考了美国证券法相关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并进行了成文法化。其着眼于经济性的实质内容而不是着眼于法的形式的概念。导入集合投资计划的概念后，日本法形式上仍维持“有价证券”的概念，但是其概念的内容以“结构性”和“投资对象性”为目标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至此，可以说日本20年前开始讨论，16年以来《证券交易法》修改没有完成的所谓“广义的有价证券”的概念终于得以实现。

[15]参见[日]三井秀范、池田唯一监修，松尾直彦编著：《一问一答金融商品交易法》，商事法务2006年9月初版，第91页。

[16]参见[日]花水康：《集合投资计划的规制》，载《商事法务》2006年第1778号。

[17]《金融期货交易法》将货币、基于有价证券和存款合同的权利等定义为“货币等”，作为金融期货交易的对象。

[18]同注⑤。

[19]此外，《不动产特定共同事业法》、《商品交易所法》也得以修改，使不属于《金融商品交易法》适用对象的不动产基金（不动产特定共同事业）和商品期货交易等也适用与《金融商品交易法》相同的投资者保护的内容和框架。同注⑥，第17页。

[20]负责《金融商品交易法》起草的日本金融厅金融审议会第一部会的报告中指出：“关于以全部金融商品为对象，制定更加全面的规制框架的课题，将根据金融商品交易法的法制化和其实施情况、各种金融商品的特性、中长期的金融制度的形态等情况，继续加以讨论。”

[21]参见【日】大崎贞和：《解说金融商品交易法》，弘文堂2007年版，第40-43页；同注⒂，第13-14页。

[22]但是，通过利用专用交易体系（ProprietaryTradingSystem）和多边交易设施（MultilateralTradingFacility）进行买卖交易等业务，适用核准制。另外，集合投资计划的营业者必须以金融商品交易业的形式登记，不但要提交事业报告书，还须向金融厅报告，成为金融厅检查的对象，并要求披露信息。

[23]参见【日】小立敬：《金融商品交易法案的要点—投资者保护的横向化法制》，载《资本市场季刊》2006年春季号。

[24]但也有变化，比如，《证券交易法》将营利性作为证券业的要件，《金融商品交易法》不再将营利性作为要件，《证券交易法》未将发行人自己进行的销售劝诱行为作为业务规制对象，而《金融商品交易法》将投资信托、外国投资信托的受益证券、抵押证券的自己募集、以及集合投资计划（基金）份额的私募均列为规制对象，还明确将集合投资计划中对于有价证券或衍生品交易的运作（自己投资）列为业务规制对象，横向扩大了规制范围。

[25]同注⑥，第34页。

[26]参见【日】神田秀树：《金融商品取引法的构造》，载《商事法务》2007年第1799号。

[27]同注23。

[28]同注21，第99-106页。

[29]参见【日】松尾直彦：《金融商品交易法和相关政府令的解说》，载《别册商事法务》2008年第318号，第248-252页。

[30]同注21，第107-121页。

[31]参见庄玉友：《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述评》，载《证券市场导报》2008年5月号。

[32]参见吴晓灵：《私募监管应写入基金法》，载2008年3月10日《上海证券报》。

[33]参见朱大旗：《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金融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

金融法论文范文篇2

法律原则指在一定法律体系中作为法律规则的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法律原理和准则。法律原则的特点是,第一在内容上,往往直接反映了法律体系或某一部分法的基本价值目标,是法律体系或部门法的指导思想和观念基础。第二,在形式上,法律原则不具备法律规则必备的三个要素,它往往只指出立法者对于某一类行为的倾向性要求,而没有提供具体的行为模式,这种高度抽象和概括的性质使法律原则比规则更具有稳定性,适用的范围也更为广泛。由于法律基本原则的内容具有高度的概括和抽象，它并不一定就显现于具体的法律规范条文中，但都隐现于法律的规定和精神之中。

从一般意义上说，构成法的基本原则的条件和标准是：1.被确认的法律原则，必须真实、全面、集中地反映具有特殊规定性和同类性的某一类型的社会经济关系对法律的调整和规范的要求。这是构成法律原则的客观方面的要求。2.确认的法律原则，必须能够科学地抽象和概括出以某一类型的社会经济关系为存在条件的某一独立法律部门，或者某一类内容、性质和价值取向相近似的法律规范（通常构成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子部门）的基本精神和共同本质。这是构成法律原则的主观方面的要件。3.确认的法律原则，必须为某一独立的法律部门或子部门所明确肯定或者认可。这是构成法律原则的立法方面的要件。上述三要件缺一不可。要使金融法原则对金融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也必须依上述要件和标准抽象、概括出金融法原则。

金融法的基本原则,指在一定金融法律体系中作为金融法律规则的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重要的法律原理和准则是贯穿一国金融法律体系始终的主线和纲领。它通过对若干重大基本问题的定性和定位,对国家金融法制建设起基础性的导向作用。它体现了金融法律的本质和根本价值，是金融法律的灵魂和基本精神所在，对金融活动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和统帅作用。就金融立法而言,只有立足科学的基本原则,才能提高金融立法的质量,确保金融法律制度内部协调统一,在我国加入WTO,金融法制不断变革完善的今天,金融法的基本原则对金融法制改革具有导向作用。就金融法的实施而言,金融法的基本原则构成了正确理解金融法律规则的指南,及补充金融法律规则漏洞的基础。我国处于金融体制转轨的重要历史时期，金融法制日趋健全，我认为金融法应包括下列基本原则：

一、在稳定币值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则

在一国经济体系中,金融居于关键地位。金融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制约。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保持货币价值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是指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协调的发展,而非单纯指经济的增长速度。一味追求经济的高增长而非经济地增发货币,固然可能在短期内刺激投资和生产,增加就业,但充其量不过是表面的虚假的、暂时的和病态的经济繁荣。在这一点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乏深刻的教训。不少西方发达国家曾奉行凯恩斯主义以低通货膨胀刺激有效需求的经济政策,最终误入“滞胀”的泥淖和怪圈;很多拉美国家牺牲物价稳定,以图经济的超快攀升,却欲速不达,反使经济良性发展的机制遭到破坏。相反,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重视货币稳定,倒更快地实现了高增长率。货币的稳定,无疑是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

货币的稳定,必须由制度来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可以认为，把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作为金融法的目标，是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管理经验教训的总结。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在东南亚和部分东亚国家及地区的货币纷纷贬值的情况下，作为亚洲大国的政府，中国政府对此做出了对本国、对整个亚洲经济发展负责任的决策：人民币不贬值。从根本上来说，人民币不贬值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我国现行金融立法特别是中央银行立法,以经济建设中曾经出现的失误为鉴,吸取外国成功的立法经验,全面、充分地贯彻了稳定货币的立法精神。诚然,我国的中国人民银行与国际通行的中央银行相对独立于政府的法律地位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民银行独立地执行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货币政策。但近年来的发展可以看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在不断提高，当然这也有待于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二、维护金融业稳健的原则

金融业是从事货币资金的特种行业,是时刻面临多种类型风险威胁的高风险行业。这些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国家风险(转移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风险的存在,严重影响着金融业的安全运营,并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和国家安定,必须加以防范和化解。因此,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维护金融业的稳健,杜绝金融危机,是各国金融立法刻意追求的核心目标,也是当前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中心议题。对于金融稳健的超常重视,其根据有以下三种不同的理论:(1)金融脆弱性理论。金融业是高风险产业,比之普通工商企业,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要多得多也大得多,而它们的自有资本,相对于庞大的资产负债规模,却数量甚微,在风险缓冲和亏损吸收上,作用十分有限。由于竞争的加剧、投机的升温和市场的波动,金融业的脆弱性更显突出。(2)系统性风险理论。货币信用经济的高度发展,在强化金融体系内外部联系的同时,也使金融危机具有了超强的传染能力,加大了局部金融危机诱发大面积金融风潮的可能,此即所谓系统性风险。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爆发系统性风险的范围,已突破国界,扩大至全球。(3)社会成本理论。金融业作为货币资金运动的主渠道和重要组织者,与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有着既深且广的联系。单个金融机构的失败,所致损害不只限于自身,与之往来的客户和同业,会不同程度地因此承受直接的经济损失;同一类型、同一区域乃至全国的金融机构可能因此受到牵连,遭致无形的信誉伤害;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亦会受到或大或小的冲击。而对于濒危金融机构的挽救,往往代价沉重,并且不一定奏效。所以,金融机构丧失稳健,不单会产生相应的个别成本,而且必然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

实现金融业的稳健,一要完善市场机制,强化市场约束;二要健全金融法制,严格金融监管。改革开放多年来,我国金融业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资产质量大面积下降,违法违规经营屡禁不止,金融犯罪直线上升。为了整理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稳健,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快了金融立法的进程,在改善金融监管上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强化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并成立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三会实施具体的金融监管职能；严格金融市场的准入控制；对各种破坏金融秩序犯罪和金融诈骗犯罪，依法加强了打击力度等措施。当然,在维护金融业稳健上,我国现行金融立法和金融监管还存在许多不足,比如监管力量薄弱和监管任务繁重之间的矛盾就十分突出,因此有必要增强行业自律组织的管理作用,并考虑引入外部审计制度。

三、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原则

本文所称的投资者,指在金融交易中购入金融工具融出资金的所有个人和机构,包括存款人。加大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其一,投资者乃一切金融交易的资金来源,如其利益不能得到公平、有效的保护,则资金融通势必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其二,投资者中大部分为小额个人投资者,他们高度分散,力量单薄,多半欠缺信息渠道及准确判断市场变化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突出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更能体现法律的公平理念。这部分投资者也是消费者,理应得到消费者保护法的保护。其三,多数金融工具所具有的流通性,决定了投资者的不特定性和广泛性。因此,投资者利益得到保护的程度,不仅事关金融秩序的稳定,而且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其四,投资者是金融市场不可忽视的社会监督力量,用以保护投资者的各项法律措施,有利于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及其规范运作的程度。我国经济发展的资金有70%依靠银行信贷，而银行信贷资金来源中，居民存款占居第一位。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居民储蓄的存款支撑了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只有保护投资者和存款人的合法利益，才能使他们信任金融业并对其有信心。而投资者和存款人的信任和信心，是金融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一旦他们的权益不能得到保障，他们的信任和信心就会被破坏，这极易导致发生银行业的挤兑并造成金融恐慌，从而危及国民经济。

法律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大体有普通法保护与特别法保护两个层面。前者指投资者作为普通权利主体(金融资产的所有权人和金融交易中的债权人)依民法、刑法等所享有的保护,后者则是以前者为基础,由金融立法及其他相关立法针对投资者所提供的专门保护。各国金融立法,围绕投资者利益保护,大多已形成一定的规范体系和制度框架,而最常见、最核心亦最能体现保护投资者利益精神的,主要有:(1)信息披露制度。其核心是赋予金融市场筹资主体(主要是股票和债券发行人)及金融机构以依法公开指定信息的义务,用以保证投资者公平地获取信息,并在全面、准确的信息基础上进行投资决策。(2)银行保密制度。金融机构必须信守客户秘密。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向任何人披露所掌握的客户财务资料和其他信息,否则须赔偿客户由此遭受的损失。(3)存款保险制度。即由专门的政策性存款保险机构在投保金融机构倒闭时对其存户提供补偿。

在我国金融立法中,进一步加强保护投资者特别是既是投资者也是金融服务的消费者的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电子银行时代,我国理应加强有关电子银行的消费者保护立法,以促进电子银行业的发展,也更全面地贯彻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原则。

四、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原则

在当今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世界经济加速一体化,我国加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历史条件下,必须重视并厉行国内金融立法与国际惯例的接轨。首先,国际惯例通常是成熟的金融交易和金融监管经验的结晶,与国际惯例接轨,可以有效地避免立法失误,提高我国金融立法的水平和金融监管的质量。其次,与国际惯例接轨,有助于改善我国的金融法制环境,减少和降低涉外金融交往中与外方不必要的冲突与摩擦,促进金融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为积极引进和利用外资创造条件。最后,放眼世界,谋求各国金融制度某种程度的统一,确立最低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并以此降低因各国制度差异所形成的竞争扭曲的程度,已然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国际潮流,而国际惯例无疑是各国金融制度趋同化的方向。中国金融法与国际惯例接轨,不仅能够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也将使中国在营造新的国际金融秩序方面,有所作为与贡献。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封闭型立法不可能适应经济对外开放的需要,中国金融立法应当而且必须与国际惯例接轨。当然,与国际惯例接轨,绝不是要片面、机械、简单地将国际惯例移植于中国,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处于自身特定的发展阶段。我国新时期金融立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立法质量的不断改进,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与国际惯例的接轨。

金融发展在当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居于核心和先导地位。金融法的基本原则更是体现了这一部门法的本质基础，因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上述金融法的几项基本原则均体现在现行金融法律中.当然，法律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经济法，金融法的基本原则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要求，不断完善有着更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

2.汪鑫,刘颖《金融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朱大旗《金融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4.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金融法论文范文篇3

法律的价值在于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就国际金融法而言，其作用在于建立和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保障国际金融安全、促进国际金融发展。简言之，安全和效率是国际金融法的两大基本价值。这两个价值是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是金融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也就无所谓金融发展；而金融发展又是金融秩序与金融稳定的根本保障。任何金融的低效率运行或停滞不前，都可能导致金融乃至整个经济的混乱与动荡。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也存在矛盾的一面。要维护国际金融秩序和保障国际金融安全，必然要求对金融业加以严格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而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金融监管，可能导致金融业效率的提高，也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反过来影响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这两大价值的博弈直接影响到国际金融法功能实现的程度。我们知道，国际金融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学科，价值取向的定位不能因人们的主观认识而转移，它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并与经济基础的要求相一致。事实也是如此，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变化着。在国际金融法形成初期，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之后，安全曾一度是其基本价值取向。各国都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视为主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

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在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重大。金融全球化表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主体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和深化，各国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在时间上相互接续、价格上相互联动，几秒钟内就能实现上千万亿美元的交易，尤其是外汇市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流动性和全天候的市场。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国际金融关系朝着多方向发展。从货币体系的全球化到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从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到金融机构的全球化，从金融信息流动的全球化到金融风险传递的全球化，从金融政策协调的全球化到金融法制建设以及金融交易规则和契约条款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内容可谓丰富多样、无所不及。例如，从国际货币体系看，伴随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转和拉美、亚洲、非洲等区域货币合作的开展，美元、欧元和日元三足鼎立的多元化货币格局正在形成；从国际资本流动看，近二十年来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流速、冲击力均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其中，私人资本已取代官方资本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主体，其逐利本性使资本流动表现出很强的波动性。金融市场作为开展金融活动的平台，其全球化则构成了金融活动的全球基础，表现为各国金融市场的贯通和连接，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等异类金融市场间界限的日益模糊，金融市场的主要资产价格和利率的差距日益缩小，市场相关度显著提高。货币、资本、金融市场等金融全球化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得金融资源在不同国家间和不同层次上转移、划拨、金融和

互动。从而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重组，促进金融效率的总体提高。

二、经济全球化下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

我们要看到，经济全球化在为金融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又具有放大金融风险的效果。纵观金融危机接踵而至的经济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全球化带来了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包括金融风险发生和传导的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体遭受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概率大大增加，金融脆弱性演变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加之一体化的市场为金融风险之跨国传递提供通道，“一荣具荣、一损具损”已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由此警示我们，在看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高效率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金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调整国际金融关系的国际金融法也要随着经济的变化而调整其价值取向。各国的立法者和监管者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加剧了金融竞争，而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活力、运行低效，势必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自然就谈不上安全与稳健，更不必谈发展了。一方面要加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力度，通过增加竞争以增加金融体系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要为确保金融稳定和公众对金融体制的信任而维持审慎监管。因此，法律必须在开放金融市场与加强管制之间加以选择。换言之，在促进金融效率与保障金融安全之间进行权衡，单一的注重安全优先或是单一的注重效率优先都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经济发展趋势了。正是对效率与安全观的重新检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体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和核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与促进金融发展相协调，当然，在以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同时，国际金融法在发展中也体现出对安全价值的兼顾。

以美国为例，在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的效率优先的放松管制时期后，尽管金融自由化给美国金融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与活力。但是给银行业带来的危机也逐年增加。据统计，1982-1992年间，美国共有1442家银行倒闭。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对于开放程度高的美国来说，强调效率优先而放松监管也加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危险。有人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放松管制改革主要是制定新法，对废法的废止是不充分的。其结果就是解除管制部分不足以提高银行的竞争力，而保留管制的部分又无力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立法者和监管当局不得不重新审视放松管制的进程。在90年代里，美国立法开始体现出了对安全与效率的并重。这些法律从不同的角度，鼓励金融机构的竞争，注重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加强对金融活动的风险管理。尤其是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提出重整金融资源、实行混业经营和功能监管，实施兼顾安全和效率的审慎监管。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日本自1994年着手进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无不如此。如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提出了“有效监管”的六条原则，要求在实施监管时必须同时考虑，并将其作为新监管方式的指南。这六条原则是：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被监管机构的管理者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带来的成本；促进金融创新；保持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避免对竞争的不必要的扭曲和破坏。

考查有关国际金融的国际条约，也能看出对效率和安全并重这种价值取向的认同。无论是WTO还是NAFTA都强调放松金融管制，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自由化。WTO倡导金融服务的多边自由化，但同时也注重对安全的保护。WTO有关协议规定了有关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例外，如各成员方可以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出现严重的收支平衡和对外财政困难时，对已作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部门采取或维持有关限制措施；《金融服务附件》规定的“审慎例外”，允许成员方出于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保护投资者、存款人、保单持有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信托责任的人而采取措施，或为保持金融体系的完整和稳定而采取措施。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效率与安全”的目标冲突。NAFTA推进金融服务的区域一体化，都要求成员方拆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限制，有条件的开放金融市场，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促进金融领域的竞争，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基金组织和《基金协定》、世界银行和《世界银行协定》也都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强调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要求尽量排除政府的干扰。而市场机制主要是强调效率。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都是推行也鼓励成员国坚推行的金融体制和制度都是以效率为基本导向，注重对安全的兼顾。

晚近国际金融法价值取向上的这一变化，与金融全球化的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因为金融全球化势必加剧金融竞争，而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活力、运行低效，势必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自然就谈不上安全与稳健，更不必谈发展了。正是对效率与安全观的重新检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体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和核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与促进金融发展相协调，当然，在以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同时，国际金融法在发展中也体现出对安全价值的兼顾。

三、对我国的启示

回顾我国的国际金融立法，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一直都是主要目标。为此，我国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控制金融产品的价格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种做法会导致金融市场得不到应有的发展，金融业竞争力低下，整个金融市场十分脆弱，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以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代价。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也随着我国加入WTO，金融市场已经大幅度的对外开放了，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经营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水平，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是通过强化监管，恐怕难以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保证金融安全。我国应该转变这种模式，在立法上应以效率为基本导向，兼顾金融安全。放松金融管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与金融业的发展。这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在管制逐渐放松的过程中，一方面，使已有的金融风险不断暴露和释放出来，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从而有利于金融安全；同时这样做也有可能使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因此，为了维护金融安全，防止过快放松管制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必须把握住放松管制的顺序、路径和节奏。

参考文献：

[1]何焰.国际金融法晚近发展的若干特点.法学杂志，2005，（4）．

[2]贺小勇.国际金融立法的新趋势与中国金融法的完善.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4）．

金融法论文范文篇4

该书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论述了“国际上主要金融市场的法律与监管”，在这部分介绍了美国的证券法，美国的国际银行法，银行与证券领域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欧洲单一金融市场，欧洲货币体系和汇率体系，欧洲货币联盟和日本银行与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等问题。

第二部分介绍了“国际金融工具和离岸市场业务”。在这一部分介绍了欧元存款和银行存款，国际支付系统，跨国的资产冻结，欧洲债券和全球债券，国际资产证券化，国际股票市场的竞争，国际清算结算系统，国际期货与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国际掉期和离岸互助基金等内容。

第三部分介绍“国际新兴金融市场”。这部分着重介绍了亚洲一些国家的项目融资、新兴市场国家的民营化与机构投资者、亚洲货币危机。

从内容来看，书中收录了两位教授的有关论文，选摘了其他著名教授的有关论文和著名著作中的片断，还引用了一些法律和国际条约的原文，严格说来，本书是作者“半写半编”而成的。由于本书的领域涉及广泛，内容复杂，每部分都请最好的专家来写，请最有名的权威来支持。这种既突出重点，又体现合作的方法，使本书内容的每个部分都是最好的，全书也是最好的。

这两位法学教授在分析国际金融法的时候，不是就有关法律条文或判例进行介绍，而是从经济学与统计学的方法出发，用统计数字和图表向读者展现国际金融的现状与发展，然后进行金融市场的各种交易分析，再转入各国的国际金融政策分析、国际机构的政策分析，最后才落实到各国的有关法律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条约。这种风格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同美国法学院着重案例教学和司法技术研究不同，在曾经创立了案例教学法的美国哈佛法学院里，这两位教授居然不用案例分析，却用经济统计的数字来分析，以引起读者对国际金融宏观的兴趣。

维仑斯教授进入法学院之前，是经济学教授，而斯卡特教授则是欧美“30人小组”的专家之一。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是著名的经济专家，斯卡特教授作为法学专家参加这个小组可见他的经济学功底之深厚。

金融法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法；影响

金融全球化的含义和特征

考察晚近的国际经济生活，其发展动向和显著特征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明确无误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全球化浪潮在经济层面上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主要以商品、服务、技术和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为特征。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延伸和必然要求，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从内容上看，经济全球化可以分为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和高级发展阶段。这是由晚近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特点-经济的金融化所决定的。所谓经济的金融化，是指实物经济被金融经济所取代，社会资产的金融资产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深入地表现为国际金融关系，如国际债权债务关系、国际股权股利关系、国际委托关系、国际风险保险关系等；金融因其更适合“数字化”和“终极市场”而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对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渗透和影响不断增强。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经济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金融的全球化。

所谓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表现为货币体系、资本流动、金融市场、金融信息流动、金融机构等要素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一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是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结果，并与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又因金融的特质和发展状况而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运行规律。

首先，从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晚近伊始的新生事物，而是一个一直处于进行之中的发展过程，是金融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与深化。这一过程不是均匀展开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空间上的地域性、结构上的非均衡性特点。金融全球化趋势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初见端倪，80年代以后迅速推进，90年代至今则因更加充分地展开了其多样化的内容而进入高潮阶段。在空间上，金融全球化可表现为区域化，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金融区域化推进和作用的结果。金融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从先后继起到同步运行，彼此间既融合又排异的互动发展，成为晚近世界金融发展的一道风景线。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涉及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扩展。但这一进程是不均衡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享受到的利益也不同，金融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则经常处于被动的、受制约的地位，面临着“边缘化”和“第四世界化”的威胁，一般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其次，从影响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国生产、贸易、投资和科技进步等实体经济因素对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外，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展和全能化运作为金融全球化构造了微观组织基础，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竞争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续的技术支持和发展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广泛兴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因打破了资本跨国流动的政策性障碍，使金融交易的市场空间进一步突破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为金融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第三，从金融全球化的内容看，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金融全球化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得各国的金融资源可以在各个层次上以多种形式转移、划拨、融合和互动，金融创新日趋活跃，全球资金光速流动，金融领域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可谓是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最主要领域之一。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金融竞争，促进了金融效率、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福利，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负效应，它使金融风险明显加大，金融波动通过一体化的市场得以迅速传导，局部的金融灾难动辄演化成为地区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每个国家的金融均成为国际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单个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削弱，国际金融市场的失灵现象不时出现。

第四，从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看，一方面，世界金融发展已经历了中介金融、信用金融和资本金融三个阶段，目前正在步入产业金融发展阶段。从其产业地位看，金融不仅是第三产业中的独立组成部分，而且日渐成为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与产业化相伴生和相适应，世界金融发展又衍生出工程化、信息化、混业化、网络化等特点，对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金融经营理念等产生强大的冲击。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金融运行不再是简单地从属、外生、决定于实体经济，而是在相融、适应、内生于实体经济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独立、超越、背离于实体经济的特点，表现出强烈的符号性和虚拟性。据统计，目前在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只有10%与实体经济有关。而与实体经济运动无关的国际资本流动大量属于投机性资本流动，其全球游荡和肆意攻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再者，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全球金融市场间的相关度提高，经济大国通过金融渠道对世界经济施加影响更为便利和直接，已超出了贸易、投资等传统渠道对世界经济发生的影响。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经济、金融发展方向和进程等方面往往被迫依从于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致使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为个别金融霸权主宰的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

显然，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金融全球化阶段，其深度和广度已然大大推进。实践证明，晚近世界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上述趋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历史过程，并已对或正在对国际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生活发生着广泛的影响。国际金融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际经济生活的调整器和控制机制，植根于国际经济生活并灵敏地回应着国际经济生活。全球经济环境的上述变化对国际金融法势必也会发生重大影响，简析如下：

第一，金融全球化凸显了国际金融法的地位。金融全球化作为经济金融化的结果，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如金融在全球市场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金融在国家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中的枢纽地位和作用等，对于全球的法制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国际金融法在当代社会经济即金融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成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部类之一，在国际经济法中逐渐占据核心地位。反映在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上，表现为学者们研究重心的转移。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经济法还是以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贸易、国际货币等领域的研究；到80年代末，学者们的研究重心就开始转向以研究国际金融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法律问题。从国家层面考察，金融全球化对各国的国内法制也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金融法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金融法发达与否已成为衡量现代各国经济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志，以及国家法律、文化乃至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如果一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比较健全，金融法制比较完备，就可以推定该国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推定其经济和社会环境相对安全和稳定，那么该国就可能成为人气旺盛的“网站”，吸引大量国际资金的流入。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和金融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金融法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最富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业所具有的显著的系统性、宏观调节性和时间信用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设计。相应地，现代金融法较之其他部门法，更加重视维护货币资金的使用权，更加重视鼓励和保障金融资产的跨国流动，更加重视营建信用环境、契约环境、产权环境和会计环境等金融业发展之必要环境。此外，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还呈现出机构国际化、体制混业化、资产证券化、业务创新化等特点，这些特点使金融法成为当前各国法律体系中发展最快、最活跃的法律部门之一。[next]

第二，金融全球化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范围。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跨国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国际信贷和国际证券融资规模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工具和国际金融服务方式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国际金融关系无论在主体范围方面还是客体范围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扩展，并呈现出缠结交叉、异化衍生、变幻莫测的特点。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国际金融法扩大调整范围、改进调整方法，随着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例如，伴随国际保付业务的兴起，国际保理联合会（FCI）的《国际保付通则》（1987年制订、1997年最新修订）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保付公约》（1988年正式通过）相继问世；随着互换、期权、票据发行便利、远期利率协议等金融工具的出现，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证监会组织联合了1994年《衍生工具风险管理指南》、1998年《关于银行与证券公司的衍生交易的监管信息框架》等建议案；随着广泛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企业集团的出现，由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三方组成的“联合论坛”（theJointForum）于1999年推出了一套《多元化金融企业集团的监管》文件。晚近国际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势必要求国际金融法制度跟进创新，从而导致国际金融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迄今已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所管辖的金融市场由传统市场扩大到欧洲债券市场、欧洲货币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等新兴市场。由于全球化使得国际金融关系变得复杂多样，促使国际金融法在调整方法上不断尝试、改进和发展。例如，各国金融监管立法和实践越来越强调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体现在监管思路和方法上就是发生了如下变化：由全局性管制为主向日常性监督为主转变，由质性金融控制机制向质性与量性相结合的金融控制机制转变，由事后监管向涵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转变，由针对个案的被动型业务监管向系统性的主动型全面风险管理转变，由东道国当局单一监管向东道国与母国当局合作监管转变。

第三，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和协调化。首先，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业务的规模化与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必然要求冲破地域性金融管制的藩篱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冲击了国别金融制度壁垒，推动了各国金融政策和法制的国际化；其次，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交易量增多、金融风险扩大，为了保障金融交易的有序和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和扩大，各国一方面加快本国的金融法治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参与多边金融谈判和条约缔结，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放弃或让渡金融主权，由此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例如，各国金融服务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促使跨国金融服务立法纳入法律统一化进程，最终导致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金融附件、《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等条约和协议的问世。从此，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方面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必须对照WTO金融服务贸易法和其承诺对相关国内法进行“立改废”。我国为履行入世承诺，于2001年底颁布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进行破旧立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金融竞争，各国在金融实践中还积极移植和引进他国先进立法，竞相采行金融惯例规则，以重塑或改善本国的金融投资环境，促进金融交易安全与发展，并避免本国金融业遭受歧视性待遇而陷入筹资难、进驻难的被动境地。各国的自发行动不仅促进了金融统一惯例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各国金融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的趋同。研究表明，近20年来，国际金融惯例取得了长足发展，内容广泛涉及国际货币兑换、国际商业贷款、国际证券交易、国际支付结算、国际融资担保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催生了一大批金融监管的行业性惯例，如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原则和标准、国际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的原则和规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实践中自觉贯彻和推行这些惯例和标准，其结果是各国金融监管制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此外，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大国际经济组织职能和作用的演变、相互间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加强，以及各类区域性金融组织在推动区域金融法治方面的活跃表现，则为金融法的统一化和趋同化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制度条件。金融全球化呼唤金融治理的全球化和法治化，作为全球金融法律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和维护者，重大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一方面注重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如发展国际金融监管职能，加强对国际金融事务的领导能力，建立和完善多边谈判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为国际金融统一法的形成和实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注重加强组织间的政策协调和信息沟通，例如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清算组织在监控私人资本跨国流动方面的金融合作与交流，金融行业性组织在监管规则创制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全球性金融组织和区域性金融组织在金融危机预警和救助中的协调行动等，在合作中促进国际金融统一法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实施。

第四，金融全球化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动其改革。金融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其一方面促进金融资源全球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国际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风险的全球扩散变得更为容易和迅捷，从而破坏国际金融的稳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一方面使人类休戚与共从而促进了人类的协同互助，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金融问题日益增多，从而给金融投机势力兴风作浪以及金融霸权国家转嫁风险提供了可乘之机。20世纪最后十年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便是各类国际金融问题的总爆发。惨痛的教训为世人敲响了警钟。分析这些问题的生成，它们固然暴露出某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种种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暴露出了现行国际金融法存在的调整真空与软弱性，暴露出了新形势下国际金融体制的落后与低效。而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如果长期缺乏健全有力的国际金融法治，缺乏完善有效的国际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则任何国家难以独善其身。由此，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完善国际金融立法呼声雀起，推动了国际金融法制度的变革。在国际层面上，基于货币金融领域的权威地位和职能与业务便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改革使命。世纪之交，基金组织多次组织修订《基金协定》，增加和调整资本份额、改革特别提款权制度、改善决策机制、整肃货币纪律；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试验，根据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调整基金宗旨、完善信贷制度，发展金融风险预警与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基金组织所领导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改革作为国际金融法对国际金融实践的积极回应，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在国家层面，晚近，各国金融立法和改革空前活跃。从执世界金融发展之牛耳的西方发达国家，到金融危机重灾区的发展中国家，均采取积极态度，在强化金融法治上大做文章。这一方面是出于各国完善金融法治、保障金融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呼应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的结果。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每一项修改，关涉世界184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利益和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金融立法改革中发挥了领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有关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规范方面，相关的国际法规则和法律秩序主要是几个发达国家国内法律和惯例的境外延伸；而且表现在对国内法的示范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在金融全球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对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往往更为敏感，反应更为迅速，因而金融立法和改革更贴近市场，引领着金融立法现代化的潮流。如日本1992年通过的《金融改革法案》、美国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英国2000年通过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等，提出了功能监管、并表监管等金融监管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尝试和发展了金融企业集团监管、网络银行监管等新制度，对其他国家的涉外金融立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示范效应，对金融法的统一化方向也具有潜在的影响。

金融法论文范文篇6

论文摘要：绿色金融政策是“两型社会”建设中可资利用的一种市场激励机制，它包括绿色信贷、绿色证券与绿色保险等制度。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绿色金融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在规则内容上还有完善的空间。绿色金融政策法律化的可能路径，是在“两型社会”试验区内把它从环境经济政策转化为“绿色金融促进条例”，其法律化的正当性基础是“两型社会”的“先行先试权”和“先行先试”立法模式。

论文关键词：绿色金融政策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先行先试权

一、“两型社会”建设与绿色金融政策

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的启动，对于长株潭城市群和湖南的经济建设是一个巨大的战略性机遇。两型社会的建设，只有建立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两型产业，才能达到在经济利益发展的同时，同步实现环境保护效益和生态平衡效益。这种目标的达成，既需要市场经济主体主动采取各种措施来建成两型产业，也需要政府通过各种命令一控制型(Command—andContro1)的管制措施来强制企业符合两型产业的要求，更应该通过市场激励机制来促使企业向两型产业的转变，而绿色金融政策，正是一种具备这种功能的市场激励机制。

“绿色金融”(greenfinance)，也被称为“可持续性金融”(sustainablefinance)或“环境融资”(envi—ronmentalfinancing)，主要指从环保角度重新调整金融业的经营理念、管理政策和业务流程，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具体而言，绿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门将环境保护这一基本政策通过金融业务的运作来体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而促进环境资源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并以此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金融营运战略口]。目前，在绿色金融领域中影响最大的是“赤道原则”(theEquatorPrinciples)，它是根据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的政策、指南建立的旨在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一个金融行业基准，以增加银行业的社会责任，改进压力越来越大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绿色金融政策的基本内涵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以建设生态文明为导向，以信贷、保险、证券、税收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为手段，以促进节能减排和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为目的的宏观调控政策。

2007年以来，我国环保总局等机构，相继出台了“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等政策，掀起了旨在保护环境的“绿色金融”的政策风暴。这些绿色金融政策的出台，强化了政府和企业的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的责任，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两型社会与绿色金融政策都旨在实施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二者在目标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绿色金融政策对于促进两型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

二、我国绿色金融政策的体系构成

从我国的发展实践来看，作为环境经济政策的绿色金融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绿色信贷政策

金融机构依据国家环境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对从事循环经济生产绿色制造和生态农业的企业或机构提供贷款扶持，并实施优惠性的低利率；而对污染生产和污染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贷款和流动资金进行贷款额度限制，并实施惩罚性高利率的政策手段。“绿色信贷政策”是指致力于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向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方向发展的信贷政策。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始于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改进和加强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及环保总局、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的《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标志着绿色信贷政策全面进入到我国环境保护与污染减排的主战场。同年l1月，中国银监会又印发了《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对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做了进一步的规定。

(二)绿色保险政策

绿色保险即“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环境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所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一种责任保险。2008年环保总局和保监会联合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开始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根据该《意见》要求，将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和使用危险化学品企业、易发生污染事故的石油化工企业和危险废物处置企业，特别是近年来发生重大污染事故的企业和行业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试点工作。这是继绿色信贷政策之后，环保总局推出的第二项绿色金融政策。

(三)绿色证券政策

绿色证券政策是指以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和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为核心，通过调控社会募集资金投向，遏制高能耗和高污染行业过度扩张，防范资本风险，并促进上市公司持续改进环境表现。2008年环保总局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开始建立绿色证券政策。该意见要求对从事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以及跨省经营的“双高”行业(13类重污染行业)的公司申请首发上市或再融资的，必须根据环保总局的规定进行环保核查。环保核查意见也作为证监会受理重污染行业IP0申请的必备条件之一。当然，绿色金融政策的体系范围，还应包括绿色税收、绿色采购、绿色风险投资、绿色发展基金等制度，它们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逐步予以关注的经济政策工具。

三、我国绿色金融制度的规则分析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制度尚停留在试点和政策的层面，内容还不完整，效能也难以充分发挥，要发挥绿色金融政策保护环境的作用，应当逐步完善其规则内容。

(一)绿色信贷制度

环保部门和有关机构的绿色信贷指导意见，初步建立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基本框架，但在具体的操作层面，还有一些规则需要完善。

1．建立环保与金融机构的信息沟通机制。环保部门应逐步把环保认证、环保奖励等企业环保信息提供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再把这些信息纳入企业信息数据库。在金融机构方面，应尽力完善企业征信系统和企业信息数据库，为信贷审查提供良好的信息条件，而银行在办理管理信贷业务时，应审查企业信息数据库中的企业环保信息，并把企业环保核查信息作为信贷的重要依据。

2．制定涉及基本环境风险的“绿色信贷指南”。

环保部门和银行机构在借鉴国外“绿色信贷指南”经验的基础上，应建立和完善我国有关基本环境风险的金融信贷指南和细则，必须结合国情完善绿色信贷风险审核的规则和标准，为国内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参考。“绿色信贷指南”的制定，应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设置指标：第一，建设项目授信的环保要求。建设项目或者新建项目必须满足“三同时”制度的要求；第二，建设项目授信的产业政策要求。对允许类的新建项目，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地提供信贷支持，对限制和淘汰类的项目则不能提供支持；第三，企业生产经营要达到环保要求。根据企业是否遵守环保要求，对贷款企业实行分类管理，不同类别企业实行有差别的授信政策。

(二)绿色证券制度

我国虽在绿色证券的具体内容构建上取得了重要进展，但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制度规则，应从四个方面改进。

1．企业上市融资的环保准人与核查标准。证券监管部门在企业股票上市发行审核时，应将环保核查作为一项重要的准入指标进行考察，对那些环境友好型企业，则应当优先鼓励其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同时，对于中小型企业在创业板市场上市融资的，同样应建立相应的准入机制，鼓励中小型环境友好企业在创业板市场优先上市融资。已经上市的公司申请再次融资的，也要经过环保核查环节的审查，以确保融资资金流向绿色产业。但是，目前只有重污染行业的IPO申请环节才需要环保核查意见，而没有涵盖所有行业的上市申请；另外，对于已经上市企业的再融资行为，也没有环保核查的要求。因此，证券监管部门与环保部门应制定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审查规则。

2．上市公司的环保核查制度。目前，在环保核查对象、核查内容以及核查程序等方面，已有一些具体规定，但仍然还存在着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关于核查信息公开的问题，仅规定了对环保总局进行核查的结论予以公示，对于由省级环保部门负责核查的信息是否也应当进行公示未作规定。本文认为所有上市公司的环保核查信息都应当予以公开；其次，目前的环保核查是由环境保护部门进行，核查公信力不足。应当允许社会公众对公开的环保核查结果进行举报和监督，公众参与和舆论监督是确保环保核查真实性的重要基础；再次，由于对上市公司的环保核查涉及到新制度的创立，其仅仅由效力层次较低的部门规章加以规定，显然无法保障该制度的实效性，因此，应对其进行专门立法，以法律的形式来保障其实施。

3．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目前，我国信息披露制度的组成包括首次信息披露(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定期报告(中期报告、年度报告)和临时报告(重大事项报告)三部分。但是，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中，尚未包含有环境信息的强制披露要求。在《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了上市公司重大环境事件的临时报告制度，这表明我国环境保护部门要求上市公司把环境信息作为信息披露的内容来对待。因此，证券监管部门应修改有关法律法规，以保障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实效性。

4．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评估制度。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是上市公司披露的重要环境信息之一，因此，科学地确立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是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成败的关键。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外成熟的经验，如ISO的环境绩效评估标准，它包括企业内部的环境绩效指标(EPI)和企业周围的环境状态指标(ECD，其中前者(EPI)又分为管理绩效指标(MPI)和操作绩效指标(OPI)。

(三)绿色保险制度

我国的环境保险制度的建立，要立足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应在以下方面加以考虑：

1．环境责任保险费率的设置。在保险公司对污染程度不同的企业收取统一保险费率的保费时，造成清洁生产企业与污染企业要同等保险，即意味着污染较大的企业并不需要付出更多的保险费，这可能导致清洁生产企业的逆选择行为，因此，需要对它们实行差别保险费率，从而在制度上刺激和引导企业采用环保技术和清洁生产。

2．环境责任保险模式的确定。在世界范围内，主要有三种环境责任保险模式：一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强制保险与财务保证相结合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二是以瑞典为代表的单一强制保险制度；三是以任意保险为主，强制责任保险为辅的责任保险制度。第一种模式范围窄，金融机构不愿参与，第三种模式是建立在发达的保险市场基础上的，基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企业风险防范意识较差等原因，我国应采取强制性责任保险模式。

四、绿色金融政策的立法路径及法理基础

把绿色金融制度具体落实在“两型社会”的建设之中，需要在“两型社会”试验区内对绿色金融进行区域性立法。区域性立法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1)绿色金融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表现为一种法律形态的激励机制，能够使“两型社会”试验区内的企业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和固定的行为模式，避免了经济政策的易变性和短期性，从而有利于“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可持续发展最终目标的实现。(2)我国目前的绿色金融政策，在总体上有局限性，并不能对“两型社会”建设起到完全激励机制的效应，例如绿色证券政策主要针对那些具有重大环境污染风险的上市公司和准备上市的企业，而不能影响到那些不具有重大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绿色金融的理念，只有在“两型社会”试验区内通过“先行先试”立法模式来实现，反过来，这种创新型金融立法又有利于推进“两型社会”的建设。

(一)绿色金融政策的立法路径

绿色金融政策法律化的路径，简单来说，就是把绿色金融政策转化为绿色金融法律。绿色金融政策上升为法律后，可以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通过对行为的激励以及对利益的调整而实现法律对社会的调控功能，以及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当然，政策转化为法律，应该遵循立法的正当程序，按照《立法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立法ll。把绿色金融政策转化为绿色金融法律，在法律化的表现形式上，至少有两种形式可以选择：“软法”或“硬法”。所谓“软法”是指原则上缺乏法律拘束力但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范引。在法律表现形式，“软法”主要指“促进型立法”；“硬法”多指权利义务明确对应的“管理型立法”，强制性规范较多，且违反强制性规定后的法律责任占主导地位。而“软法”或“促进型立法”中，法律主体的责任主要是道义责任、社会责任，法律责任相对弱化，倡导性规范相对较多，强制性规范较少。

我国环境保护国策与节能减排战略的实施，迫切需要金融业配合，通过环境金融政策工具来激励企业践行环保社会责任；我国“两型社会”的建设，就是要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绿色金融制度，是推动“两型社会”建设的一个比较妥当的激励机制，二者在目的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契合性。我国目前的绿色金融政策符合“促进型立法”的特点，因为绿色金融政策并不完全是一种强制性规范，在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倡导性规定。我国绿色金融政策法律化的最佳形式应是“促进型立法”，因此，由绿色金融政策转化为“软法”或“绿色金融促进法”，是我国绿色金融政策法律化的合适路径。

当然，由于时机并不成熟和实践经验不足，目前要求制定全国性的“绿色金融促进法”并无太大的可能性。但是，绿色金融政策转化为法律还有两种可能的路径：一是采取分别修法的形式，即对《商业银行法》、《证券法》或《保险法》等进行修改时，加入绿色信贷制度、绿色证券制度以及绿色保险制度的内容，即“金融法的生态化”的法律化路径。但这种立法模式，在目前似乎也不太现实，理由在于我国绿色金融政策还处于试点和摸索阶段，缺乏绿色金融制度实施的实践经验，而我国在立法上采取的“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立法策略，因此这些制度要进入各个金融单行法的可能性并不太大。因此，对于绿色金融政策转化为法律而言，可能性最大的一种路径，就是在“两型社会”试验区中，通过省级人大制定“绿色金融促进条例”，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立法策略。

(二)绿色金融政策法律化的法理基础

在“两型社会”综合试验区中，通过省级人大来制定“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既具有现实性和必要性，也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如前所述，绿色金融制度与“两型社会”的目标完全一致，都致力于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同时，推行绿色金融制度，有利于建成“两型产业”从而促进“两型社会”的建设，因此，制定“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有利于在“两型社会”综合试验区内推动“两型社会”的建设。另外，在“两型社会”建设中通过“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来推动绿色金融制度的实施，也是在“两型社会”综合试验区进行金融制度创新的一种途径，是践行金融创新理念和权限的一种积极措施。当然，这种金融创新理念应具有正当的法理基础。

那么，通过“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来实施金融制度创新的正当性何在?笔者认为，其正当性的法理基础，在于“两型社会”建设中“先行先试权”与“先行先试”立法模式。“先行先试权”的本质是改革创新，就是要突破成规的限制，通过推行创新型的制度来对现行的体制、机制及制度进行改革。可见，通过制定“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来推行绿色金融制度，也是“两型社会”中的“先行先试权”一种制度实践。“先行先试”立法模式是以适应性价值为核心的“变革性立法”模式和以安定性价值为基础的“自治型立法”模式的结合体。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先行”要求通过“立法先行”的方法，发挥法律的指引功能，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而达到对社会某种秩序的追求。“立法先行”是主观判断的产物，其变量多来自外部，是通过立法这项制度安排适应社会现实的变革性活动；二是“先试”则要求依赖“试错先行”的方式，发挥实践对理论的检验作用，通过在特定领域和时空背景下的试验获取一定的“地方性知识”，然后将其扩展，使其更具普适性。“试错先行”是客观性经验的获取，其变量更多地发端于实践本身，是通过检验立法的实效而进行的自治性活动[1。具体到“两型社会”建设中的绿色金融制度，“先行先试权”要求首先是“立法先行”，即通过地方人大制定“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来实施绿色金融制度。此外，它还要求以“试错先行”的方式来推行绿色金融制度，在绿色金融制度的实践过程中获取有益的经验与措施，一方面使绿色金融制度的法律规则更加完善，另一方面，为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绿色金融制度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支撑。

金融法论文范文篇7

（一）我国金融法制的基本框架

近些年来，我国金融立法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但不论从其系统性还是开放性方面均与国际金融立法体系存在明显的差距，一些法律如《商业银行法》的配套措施还没有出台，对外资金融机构只重管理，很少从权利义务角度进行规范。为了适应加入WTO需要，我国不仅要依据国际标准完善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立法，还要根据国情做好民族金融业的保护性立法。我们认为，我国金融法律体系应当由以下多层次、多角度的广义的法律组成：第一层次为国际法中金融服务贸易相关规定，主要包括GATS、FAS、谅解书、部长决议、巴塞尔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世界银行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共体相关金融服务贸易协定以及金融交易国际惯例等；第二层次为国内立法，包括国际多领域服务贸易在内的《国际贸易法》、《公司法》，调整和规范中央银行的《人民银行法》、规范商业银行的《商业银行法》以及《证券法》、《保险法》、《外汇法》、《票据法》、《担保法》等，与该层次相关的法律还应包括《期货法》、《信托法》等，上述法律的配套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亦应属于该层次范畴；第三层次为规章规范，即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如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和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相关的规章规范。

适应加入WTO需要的金融立法不仅要包括管理金融服务贸易的法律，还应包括调整各种金融服务贸易合同的法律以及解决处理国际和国内金融服务贸易纠纷的法律和配套规章细则等。金融立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必须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总体要求相适应，既要有一定的超前性，又要有可操作性，同时必须在借鉴外国金融立法经验和国际“游戏规则”的基础上同中国国情有机结合。

（二）我国金融服务贸易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快了金融立法步伐，先后颁行了大量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开创了中国金融立法的新局面。综观这些法律法规，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国内金融机构管理的法律规范，二是规范金融服务法律关系平等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三是对外金融机构监管的法律规范。这些法律规范的颁行对促进我国金融事业健康发展起到了法律上的保护和保障作用，但其不适应性已经明显暴露，必须加以调整。

1.进一步加快金融立法。近些年来，我国金融立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在与国际接轨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首先是立法的滞后性，如目前各银行广泛开展的资产重组、投资理财、衍生金融工具、基金管理、信息咨询、消费信贷业务等不仅在《商业银行法》中没有规定，在其他法律中仍然没有规定，这不仅不便于维护广大客户和银行的合法权益，也使商业银行在业务操作上无所适从，立法的滞后性十分明显。其次，相当多的领域在立法上仍然是空白，如关于金融机构监管没有专门的法规，一些金融业务必然涉及的领域尚无相应法律，如金融租赁业相关立法等。再次，我国加入WTO后在金融立法上尚无明确的实施对策，至今没有任何一部能够体现FAS的法律规范，在金融立法上没有做到接轨，甚至还没有必要的准备。立法上的缺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金融领域从业人员普遍对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内容了解不多。

2.修改调整有关金融法律。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的一些金融法律和规章与FAS原则精神不尽一致，存在着不协调条款。为此，需要修改《商业银行法》有关银行业务范围规定，科学合理、事实求是地扩展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并逐步解决由分业到混业经营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修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或将该条例所规范的内容上升为法律，制定《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法》），消除外国金融服务者在业务范围“歧视性待遇”和税收政策上的“超国民待遇”问题，使外资金融机构在税收、贷款利率、收费等方面与国内金融机构同享国民待遇，同时要明确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的法定条件，严格市场准入条件，依法避免外资金融机构大量涌入对我国民族金融业的冲击；修改《境外机构管理办法》，依法鼓励我国金融机构发展境外金融业务，鼓励其拓展境外金融市场，培育国内金融机构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和金融服务的输出能力。

3.采取多种形式弥补金融服务贸易法律真空状态，同时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具体实践中要依据规范对象的不同而采取相应的法律形式。首先，要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工作，根据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对有关条款作出补充性的立法解释；其次，通过国务院行政法规或国务院部委规章的形式，进一步制定各项实施细则；再次，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采用司法解释的方式进行完备补充；最后，对于明显违背GATS和FAS规定精神的现行法律规章，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清理和废除。同时，加强金融服务贸易监管执法。加入WTO后，金融监管当局能否公平执法，对创造“国民待遇”良好环境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能否有效执行GATS和FAS基本要求，而且涉及外资金融机构和国内金融机构及其相互之间的公平开展业务。良好的金融监管必须体现金融监管规范性、公平性和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4.充分利用WTO有关规定保护民族金融业。GATS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对我国进行保护性立法很有启发作用。利用GATS中“例外条款”和“保障条款”，完善我国有关金融服务贸易的保护性、过渡性立法，可以保护民族金融事业在过渡期内尽快发展，最大可能地减少外资金融机构进入给国内造成的金融风险。据美国财政部的研究显示，在WTO135个成员国中，对外资银行没有明显限制的只有13个国家。加强保护性立法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限制外资金融机构以独资、开设分支机构等形式进入中国，从法律上鼓励采用合资形式，便于国内银行业尽快掌握国际金融领域先进的管理经验，按照FSA规定，合资金融机构50%股份属于中国股东持有，这样有利于中国金融政策的宏观调控；二是限制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开业数量，尽量避免同一国家在中国设立过多的银行或过多的分支机构，防止外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形成垄断；三是逐步解决外资金融机构超国民待遇问题，使中外金融机构在同一税负起跑线上发展；四是引导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操作，可以考虑将其国际结算业务和国内贷款业务挂钩，并引导外资金融机构把资金投向国家优先发展而效益较低的产业；五是进一步加大金融监管力度，依法管理外资金融机构，对其违法经营和损害我国国家利益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为外资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银行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在金融立法上要考虑到我国过渡时期的特殊性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身份，根据GATS规定的发展中国家因服务和竞争能力的差别，允许发展中国家享受一些不对称原则，包括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第4条）和“逐步自由化”（第19条），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规定在立法上保护民族金融业；同时，在立法上还要坚持国际性和民族性的统一，国际条约并不能凌驾于我国金融立法之上。

（三）当前国有商业银行亟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银行业的主体，不论是从业人员、机构数量，还是资产规模或市场占有率均属于“超级型”，而国有商业银行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又很难在短期内加以解决。因此，国家仅从金融立法上予以保护还不能全面从法律角度保障国有商业银行的生存和发展，国有商业银行还必须注意以下几个与法律方面相关问题。

1.提高广大员工的法律意识，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信用观念和法律意识。由于多年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员工的法制意识十分淡薄，商业银行因违法等因素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惨重。信用文化的内涵包括债权人和债务人两个方面的法律意识，其实质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而这种权利与义务是以整套连贯一致的法律、监管和司法实践为基础的，在一个法制精神和信用意识缺失的商业银行里，仅靠外部法制环境是不能保障其自行的健康运行。提高员工的法律意识，首先应当进行加入WTO相关的法律业务知识培训和金融法律知识培训，其次加强银行内部的执法检查和监察，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对现有规章制度进行清理。机构庞杂、内部规章制度繁多，也是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运行机制的一个重要特点。适应加入WTO需要，各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现行的内部规章制度进行清理，主要从规章制度的合法性、有效性等方面进行清理，确保现行的各类规章制度与国家法律规定一致，避免与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相冲突。对于新制定的规章制度必须参照CATS和FSA的有关规定，从防范加入WTO产生的新的法律风险入手加强内控制度建设。

3.加强法律顾问工作，造就一批国际金融法律专才。加入WTO给国有商业银行提出了一系列法律方面的新课题，加强国有商业银行的法律顾问工作也显得日趋重要，加强法律顾问工作要从国有商业银行法律顾问的队伍培养、专业工作机构设置等方面研究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必须从多种途径入手，造就一批既懂国际金融业务，又懂国际金融服务贸易法律的专门人才，以适应入世后国有商业银行法律事务工作的需要；适当提高法律顾问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千方百计留住人才。要加强法律顾问工作，就要参照国际上管理先进的商业银行在法律顾问工作机制方面的经验，在总行和一、二级分行建立健全法律顾问工作机构，把法律顾问工作纳入国有商业银行健康运行的法律保障之中，通过法律顾问工作促进国有商业银行依法经营，维护国有商业银行的合法权益。

4.建立健全国有商业银行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国有商业银行的健康运行不仅仅需要国家在宏观金融立法上予以法律体系保障，更重要的是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必须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作为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一方面，它需要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者具备良好的法律素质，众多的从业人员具备一定的法律意识，时刻将依法合规经营理念渗透到商业银行运营的每一个环节，确保国有商业银行依法合规经营；另一方面，还应逐步解决业务工作人员不懂法、法律专门机构工作人员不懂业务的“两层皮”现象。建立国有商业银行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还应将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运行中暴露的法律风险通过多种渠道予以化解，探讨建立化解重大法律风险的快速反应机制的绿色通道，从法律风险防范的机制上适应加入WTO的需要。

【参考文献】

[1]缪剑文，罗培新.WTO与国际金融法律实务[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2]李本森.WTO与国际服务贸易法律实务[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3]朱子勤，姜茹娇.世界贸易组织(WTO)法律规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法出版社，2000.

金融法论文范文篇8

一、维护货币政策原则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对国民经济的总量控制和经济结构优化具有灵敏、有效的调节作用。运用金融手段，借助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国家可以通过控制信用货币的供应量，间接控制社会总需求，从而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的总体目标。因此，建立和完善以中央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至关重要。在整个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中，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完成其任务和实现其调控职能的核心所在。货币政策不是对单个银行或某一经济部门采取的具体经济政策，而是一种总量调节和结构调节相结合，并以总量调节为主的经济政策，其涉及国民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供应量、信用量、利率、汇率以及金融市场等诸多宏观经济指标，并通过对这些指标的调节和控制进而影响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货币政策成为各国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的重要手段，在社会经济中开始扮演“制动器”的角色，并与其他发挥驱动作用的宏观经济政策相互牵制，从而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货币政策的实质，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货币稳定的关系，使国民经济的有关指标通过货币机制的调控服从和服务于国民经济政策，并成为国民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在国家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内容相当丰富，按照其运行机制，一般将其分为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效应等。为了保证货币的合理发行，保持人民币的币值基本稳定，就要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入手，使各种金融业务活动和金融监管活动朝着稳定货币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发展。

因此，金融法应将维护货币政策确定为自己的基本原则之一，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区别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两个概念，并进一步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确保政府有效转变其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坚持这一原则，就要坚持稳定货币，抑制通胀，优化结构，发展经济，通过制定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与客观经济规律的基本要求一致起来，使货币政策在金融法的保障下在各种金融活动中得到积极有效的贯彻和实施，进而实现国家的社会经济规划目标。

二、安全流动效益原则

以商业银行为例，我国《商业银行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商业银行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由该立法规定和立法精神看，各商业银行的经营宗旨就是围绕维护银行资金运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而展开，银行资金的安全和效益不仅仅是银行的立足之本，同时也是存款人和贷款人的利益重心。应该看到，除商业银行之外，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财务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其业务经营也同样把资金（或金融资产）的安全、流动和效益作为根本宗旨，这在货币、有价证券、金融衍生工具等金融资产的经营和金融服务的市场化中都可以获得证明。如证券上市制度，其目的就是赋予证券更强的流动性。从这一宗旨的含义看，安全性着重强调金融机构旨在追求业务经营的长期稳定和免遭风险损失；效益性则突出反映了金融机构同样要追求盈利和经济效益的企业性质，盈利是所有企业经营的首要目的，当然也是终极目的；流动性关注的则是资金或金融资产的周转速度和频率，它和安全性和效益性显然不无关系。实际上，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其相互之间既会发生冲突，又可以协调统一并进而形成有效的平衡。流动性既保障安全性，又以效益性为物质基础，效益性则以安全性和流动性为实现前提。细言之，流动性是金融资产发现市场、在市场上寻求最有效利用机会的现实要求。可以说，流通是金融市场的使命，流动性是金融市场的本质。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是连接其安全性和效益性的纽带，是实现其安全性和效益性的手段和工具。金融法律制度的设计必然以保障市场流动性为其前提和目标，从而最终实现金融市场存在的资金融通价值。金融法通过规定具体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制度、利率制度、汇率制度、存贷款制度以及结算制度、保证金制度等充分保证金融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的平衡和实现。

因此，应该把金融资产的安全、流动和效益也确立为金融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强调资金和其他金融资产利用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这是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和化解金融危机，维护金融业稳健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当前金融业竞争加剧、投机升温、市场波动和管制放松下克服金融业脆弱性的治本之计。坚持这一原则，就是要在保障金融资产安全的前提下，提高金融资产的周转速度，增强金融资产的使用效益，使一切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都认真贯彻这一原则，严格各项管理制度和监督检查制度，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三、利益平衡优化原则

在金融法律关系中，不同利益的存在是客观的，单纯、一味地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或者客户利益会有失偏颇。笔者认为，在金融法中应当集中体现出对各方利益的平衡协调思想，把利益平衡优化确立为金融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金融市场的发展既离不开个人以及工商企业等投资者的积极参与，也离不开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用心经营，更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扶持与协调。投资者的利益固然重要，但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不能以损害金融机构利益为代价，同样，对金融机构的利益保护也不能以牺牲社会整体利益为代价。例如，证券法律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以克服证券市场中的欺诈、误导、过度投机和市场操纵为基本目标，保护投资者利益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是，证券法律制度除了保护投资人利益之外，其终极目标则是保证证券市场运行的顺畅，保证证券流通的顺利进行，这与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证券市场主体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同样有着重要关系。国家通过公权力的介入而干预证券市场时，显然不能因为过分强调投资人的利益和安全而牺牲上市公司的利益，削弱证券市场上市证券的流通性，否则就会阻滞证券市场的发育。金融市场投资者和筹资者的利益关系是冲突的。作为投资者，总是希望使自己的投资在安全条件下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但实际上两者一般不可兼得，高收益总有高风险相伴；作为筹资者则相反，他们总希望自己在能顺利筹措到资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降低筹资成本，同时也尽可能地把筹资风险转嫁给投资者。金融市场供求双方在资金流通中的利益矛盾是客观的，能协调这种利益矛盾的金融市场才是有效的。金融法应以“调解人”的角色出现，为双方设定合理的私权益分配，补充双方的意思表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使双方磋商谈判的交易成本得以降低，或者降低法律救济成本，通过快捷地解决投资纠纷而使资本流通恢复正常。

在金融法中，各方利益的平衡优化说起来简单，实际做起来并非那么容易。平衡优化并不否定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然而，保护投资者利益并不能代替利益平衡优化。实际上，利益平衡优化原则只是一种价值体现，其旨在消弭个体追求私人利益所生之流弊，这是由金融法的社会性和公私交融性本身所决定的。在我国金融法中，商业银行接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证券交易禁止欺诈客户制度以及内幕交易制度等都是该原则的具体表现。该原则作为一种金融法律规范，在多数情况下未必在具体的金融法律关系或金融执法中直接适用，而是作为金融管理、金融执法与司法活动所遵循的一个根本理念或宏观标准，它要求有关机关在履行其职责时要仔细权衡利弊，而不是机械地理解法条而做出有违实质正义和社会利益的决定或裁判来。

四、有效监管原则

金融法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现代金融法；品性；历史考察；金融规制

一、问题的提出

金融法在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日益重要的地位是随着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壮大而凸现的。但金融法在法学体系中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受到了种种非难。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未能历史地审视金融法及其发展演变，缺乏结合金融法的发展变化对金融法基本理论进行提炼和建构。欠缺理论的支撑和担纲。这导致在诸如现代金融法品性等问题上缺乏科学认识和定位。并进一步影响到对金融法主旨和任务的分辨，同时导致金融法缺乏支撑其整个内容和体系的理念和思想，并进而造成其组成部分因有机联系的迷失而似乎呈现出一种东拼西凑的“杂烩”状态。没有坚实的科学理论支撑，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成为科学。从这一意义上讲金融法还没有完成从金融法学科向金融法学的转变。

科学地建构现代金融法理论，需要首先回答：现代金融法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品性?这是关系到金融法的主旨、任务、目标、定位、内容体系和金融法在法律体系中是否有立足之地的大问题。对此问题，国内外虽然有一定的阐述和观点，但实际上是缺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的。其中，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倾向于将金融法定性和定位为混合法或。即认为金融法既调整金融调控与监管关系，具有公法性特征，同时也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金融交易关系，包含有大量的私法规则和制度，具有明显的私法性，金融法是典型的公法和私法相融合的法，是“一个法群”(abodyoflaw)；或者认为“金融法”也是一个以“金融”事项为参照的“法域”。由性质不同的调整金融交易、金融组织法律规范与调整金融监管规范构成的二元结构的“法域”。

但是，这些看法在理论上进而在金融法制建设上由于没有解决以下问题。因而需要慎加对待：金融法为什么同时调整两类不同的关系，进而有两类不同的规范组成?难道金融法就是相关的行政法规范和民商法规范的简单累加吗?如前所述，有学者就认为金融法呈现二元规范结构。既包括金融交易、金融组织法律规范，也包括金融监管法律规范，提出金融法是以事项为参照标准的法律规范群，与作为法律部门存在的法是不同的。据此，金融法就是为调整金融关系而由两类不同规范的简单叠加和习称而已。果真如此，金融法就没有任何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可以发挥，因而“可有可无”，可以纳入到行政法和民商法之中，没有必要“另立门户”。如果金融法不是上述两类规范的简单叠加，那么，金融法是什么?金融法有无独有的个性、作用和独立存在的理念?如果有，这些个性、作用和理念在哪里?在所谓私法性和公法性的规范中。哪些应属于或不属于金融法的范畴?决定相关规范归属的理念、标准和界限在哪里?这些问题是金融法的重要基础问题，不回答这些问题，金融法作为一门法律科学的基石仍然是缺失的，且难以厘清和厘定金融法学的体系。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它的内容必定是偶然性的……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奠定现代金融法学的基石和科学体系，宜历史地对金融法律规范的发展演变进行考察，进而辨识现代金融法存在的理念、作用和品性。

法的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表明，法是随着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和人类的文明进步而演进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决定了法的演变。这意味着在不同历史时期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金融业和金融关系需要不同的法律规范来调整，金融业和金融关系如果发生了发展变化，金融法律规范迟早地会做出相应的改变，以满足其发挥调整金融关系之功能的需要。对于金融法及其品性，需要历史地结合其在不同历史时期需要发挥的作用来考察，而不宜一概而论。为此，以下主采史学通说并适当考虑金融法律规范的发展演变的历史特征，以自由资本主义出现前后和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为界将金融法律规范的变迁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时期，比较和辨别金融法规范随金融业发展而出现的变化。

二、古代金融法

金融的原本意义是资金融通，即资金剩余者与资金需求者以信用方式进行的资金余缺调剂。这一含义本身就表明金融的产生需要具备社会产品及其体现的财富出现剩余这一条件，原始社会因缺乏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因而没有金融。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之后，金融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开始出现，但在自由资本主义出现前，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社会经济的主导模式是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自我积累、丰衣足食构成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推手、主导驱动模式和形态。这不是说这一时期就没有资金融通的发生，而是说资金融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居于辅助和补充的地位。纵而观之，这一时期的金融主要有以下体现和特征：第一，伴随货币的出现而派生的金融活动。在金属货币出现以后，人类社会就出现了早期的金银兑换、保管、汇兑和借贷业务，形成了早期的货币兑换商和钱庄、银号等机构，如欧洲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就有金银保管兑换与放贷的记载。但直到漫长的中世纪结束前，这种钱庄业务一直停留在传统的形式上而没有进一步的突破，究其原因是低下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主导模式的限制所致。第二，当时的金融活动主要体现为人们之间借贷关系，这种借贷通常是直接的而不需借助金融媒介，金融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弱小而非庞大，简单而非复杂，零散而非集中，自发而缺乏组织性、专业化和社会化。适应金融的这种发展状况，早期的金融法萌芽于货币兑换、收支、借贷等活动中逐渐形成并普遍遵循的各种契约和习惯，在奴隶社会成为奴隶主和大商人高利借贷的习惯法。而在封建社会，金融法的最具重要意义的发展是统一货币制度的建立，并使有关借贷关系的不成文习惯法成文化。受到当时社会经济条件和法律文明的统制，调整金融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现在诸法合体的法律典籍中，并体现出以下特征：第一，依现代部门法的标准和观点来看，当时的金融法律规范不仅

民刑不分，而且实体法与程序化不分。第二，当时对金融关系的法律调整，以当今观念看来，以强制性的公法性规范为主，并且金融违法行为通常都具有刑法上的效果，即对金融民事违法行为通常采取刑事制裁的方法。法律对金融关系的“严讯峻法”式的调整。反映了当时的法律极力保护奴隶主和封建主私有制，剥削小生产者和其它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不是将金融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普遍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也不是出于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对社会危害的需要。

三、近代金融法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生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依靠传统自给自足条件下的家庭世代积累以及具有浓厚人际色彩的偶发借贷。已无法满足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需要。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金融业发生了严重的依赖，并催化了包括银行业和证券业在内的金融业的大发展。就银行业而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工业革命推动了传统的货币经营业向近代乃至现代金融业的转变。虽然16世纪中叶。为满足地中海沿岸各国工商业与贸易的发展而出现的融资需求，最早的商人银行出现了。虽然这些商人银行既办理存款与贷款，也从事转账结算业务，但其贷款往往带有高利贷性质，使一般工场手工业主和商人很难获得贷款，即使获得也因高额利息而无利可图。这显然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推动下，近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逐步发展起来了。这些银行取代传统的货币经营业、利贷商，以其雄厚的资本大规模地吸收社会资金，同时以较低的利率发放贷款，逐步成为社会信用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形式。就证券业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例如，工业革命后涌现出一些高回报项目，但这些项目需要大量和长期的资本投入，而财富所有人通常并不愿意长期放弃对财产的支配，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临将资产便利地转化为交换媒介的瓶颈。资本市场应需而生。有了流动性的资本市场存在，人们可以放心地以股票、债券等形式持有资产，在需要变现时可以方便和迅速地出售。资本市场通过这种方式将流动性的金融工具转换成了对生产过程的非流动的长期资本投资。据考证，工业革命最初几十年生产的产品远在此之前已经发明出来，许多发明创造需要大量和长期的资本投入，没有金融市场的配合而仅有技术创新并不能引发持续性的经济增长。在18世纪的英国引发经济增长的关键性的新要素是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因为工业革命需要大量的长期资本投资，没有这种流动性的转换，工业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所以，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

伴随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金融业的依赖及其导致的金融业的发展，近代金融立法有了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适应资本主义对市场统一、货币统一的要求和币值稳定的需要而颁布的立法，主要体现为中央银行法律制度的建立。如1844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英格兰银行条例》，该条例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央银行法。第二，规范金融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立法，主要包括银行立法和票据立法。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银行在有效聚积和配置社会资源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故一些国家在这一时期开始重视对银行的管理，对其组织和业务开展予以规范，例如，美国在1864年颁布了《国民银行法》。根据该法，美国联邦财政部设立了货币监理署(OCC)，用于负责国民银行的注册、检查和监督，并以统一的纸币代替州银行券，开始了联邦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加拿大在1871年颁布了《加拿大银行法》。在票据立法方面，1807年拿破仑主持制定的《法国商法典》第一编第8章规定了汇票和本票。1865年法国又制定了《支票法》。统一前的德国各邦都有自己的票据法，德国统一后于1871年将《普鲁士票据条例》稍加修改，颁行全国。日本于1882年制定了《汇票本票条例》，英国也于同年制定颁布了《票据法》，规定了汇票、本票和支票。

由于上述立法的颁行，这一时期的金融立法具有了一定的规制性质，例如，银行法从一开始就具有对银行的组织和经营行为进行规制的天性。但是，纵观这一时期的金融法，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私法自治鲜明。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扮演着“消极政府”、“守夜人”的角色，在经济领域实行不干预的自由主义政策，原则上不干涉经济活动。资本主义法制严格区分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在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政治利益的同时，维护私法自治，保护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的权利。在私法自治中，私法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取决于个人意思。国家和法律的任务是保护个人意思。国家一般不主动干预私法关系。只在个人有所请求时才进行干预，即便干预也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私法自治源于对市场“无形之手”的推崇。19世纪，贝戈豪特面对运行良好的英国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发挥的作用，感叹道：“在英国，资本总是肯定地和立即地流向最需要它的地方和资本能够赚取最多的地方。就象是水总能流向需要它的平面”。在这种条件下，各国对大量的市场行为并没有制定强制性的立法。例如，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虽然资本市场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对其进行规制则基本上是20世纪之后的事情。由于证券的发行和出售属于当事人私法自治的领地，因此，在证券的发行和出售中便出现了“通过出售蓝天中的建设地块而轻易收取资财(sellbuildinglotsintheblueskyinfeesimple)”的现象，即便如此，法律在长时间里仍然采取隐忍和不干预的态度。

第二，由于对市场“无形之手”的推崇和实行私法自治，金融规制范围和程度有限，而其中可视为规制金融机构市场行为的相当数量的规制性规范乃属于商法的范畴，例如。当时出现的票据立法就是规范票据行为的商法规范，而对大量的金融市场行为缺乏规制。这些有限的规制的目的除维护货币统一和币值稳定外，主要在于维护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信誉和秩序，虽然其中固然蕴含着维护金融安全稳健的成分，但防范金融风险等现代金融法的目标并不是这一时期金融立法的主旨。也正是因为金融业缺乏必要的规制，这一时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频仍发生，但一般被看作是市场机制的自我修复和修补。例如，从1825年英国发生世界上第一场经济危机开始，这种危机就频繁地造访西方国家，大约每十年发生一次，如1837年、1847年、1857年和1866年都有发生。美国自1783年取得了对英国独立战争胜利后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先后在1825年、1837年、1847年、1857年、1866年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总之，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除少数情况外，对金融关系的调整主要依靠民商法，金融法就其主流而言是金融民商法，这是当时金融法的真实写照，金融法也因而缺乏独立的品性而不具有不可或缺的法律地位。

四、现代金融法

从历史发展体现的脉络来看，现代金融法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引起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确立了自己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加剧了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过程，使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由于工业高涨和经济危机的交替作用，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大大加快，垄断组织急剧增加。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形成。与此同时，银行业也迅速地向集中和垄断发展，并出现了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相溶合的金融资本。金融资本通过对工商业的长期贷款、股票和债券的买卖以及直接向工商业投资。支配着整个工商企业，统治着整个国民经济活动。

由于金融在整个经济中取得和占据了支配性地位，频繁、深刻的经济危机对整个经济带来的创伤愈益严重，特别是1929～1933年的大危机发生后。一味强调市场自发调节的自由放任主义信条遭到沉重打击，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此情况下，为维护金融稳定，防止和制止金融这一社会经济发展的根基被动摇和侵蚀，并为防范金融风险和危机，金融法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转向和转变。

首先。几乎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大致同步，中央银行的重点转向维护金融稳定，其在消除危机中的作用也不断增强。英格兰银行在这方面的作用尤其显著。1866年。英国发生了欧沃伦?格尼银行(0verendandGurney)危机，英国通过贴现率的及时适当调整，避免了严重危机的沉重打击。这种由中央银行采取适当行动避免危机的方法传播到其他欧洲国家并受到效法之后，欧洲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减少了危机的发生。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则代表着一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和历程。约翰-昆西·亚当斯曾指出：“即使是上帝手中的权力不仅可以行善，也可以行恶”。这一格言概括了美国人对任何种类权力集中的不信任。1836年至1914年期间美国没有没有中央银行，此间美国爆发了多次危机，但仍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这表明这一时期美国的危机与增长并存。1907年，美国爆发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并蔓延的其他国家。一位法国银行家在其报告中评论到：“美国是金融界中非常重要的麻烦制造者”。这次危机带来的严重损失和经济衰退，引发了美国是否需要中央银行的再次争论。美联储于1913年建立并在1914年正式运营，但亚当斯表达的美国人对权力集中的不信任被继承了下来，其体现就是美联储的组织机构与英格兰银行等传统的中央银行是不同的。美联储具有区域结构，决策权是分散式的，自从其建立之后一直没有获得防范危机的能力。始于1929年波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之后是1933年银行业的恐慌。银行系统的问题催生了1933年的《银行法》即《格拉斯一斯蒂尔法》(Glass-SteagallAct)，依据该法美国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并规定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业经营，以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和危机。1935年的银行法扩展了美联储的权力并改变了其运作方式。可见，1933年美国银行业危机和美联储防范风险的失败，导致了美国对金融规制的广泛采用，尤其是将存款保险和其它谨慎干预作为防范危机的方法。

其次，证券规制立法开始大量出台，以保护投资者、维护资本市场的根基。以证券法对世界影响最大的美国为例，虽然美国证券法最早可追溯到美国建国前几个世纪的英国有关立法，但美国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制定规制证券市场的立法。在20世纪之前美国证券市场处于自由放任状态，这导致证券欺诈泛滥。为了制止欺诈，堪萨斯州1911年率先对公募证券进行规制，通过了第一部“蓝天法”(blueskylaw)，瞄准的就是“通过出售蓝天中的建设地块而轻易收取资财”的证券出售者。此法通过后，其它各州竞相效仿。1929年爆发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导致了美国证券市场的崩溃和美国经济的瘫痪。而各州分别立法的方式不能有效地对付欺诈活动，许多证券发行者利用州与州之间法律的差异和州际竞争，逃避法律的规制。1929年证券市场崩溃使人们认识到，要建立一个统一、高效、公平、有序的证券市场。必须要有统一的联邦立法。1933年5月2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美国在联邦层面的第一部规范证券交易的法律《证券法》，要求所有的新股发行必须在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而且披露特定的信息，美国接着又在1934年颁布了《证券交易法》。这两部法律所包括的两项基本内容就是强制披露和禁止欺诈，其中强制披露包括公开发行时的初始披露和上市交易后的持续披露，两部法律都强调政府对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的监管，特别关注对证券交易违法行为的查处和制裁。1933年的《证券法》和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不仅奠定了美国证券法的基础，也为其他许多国家的证券立法提供了蓝本。例如。日本就效法美国证券立法于1948年4月制定了《证券交易法》。

最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许多国家加强了银行立法和银行监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29年～1933年的大危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的银行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结果银行业在所有国家都受到严格的规制和监管。在美国，银行制度事实上一直以规制和监管为发展趋向的。1863年国民银行制度的建立和1913年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就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里程碑。尽管如此，大危机还是暴露了当时银行制度的软弱和混乱，并给予银行业以致命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证银行体系的正常运转，就必须对原有的银行制度进行改革，于是1933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1933年《银行法》。如前所述，该法确立了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明确分开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所有证券发行、证券包售、证券分销、证券经纪人业务都属于投资银行的业务范围，由投资银行专门经营。任何以吸收存款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商业银行，除了可以进行投资、经营指定的政府债券、用自有资金有限制地买卖股票债券以外，不能同时经营证券投资等长期性投资业务。同时。经营证券投资业务的投资银行也不能经营吸收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持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和金融稳定，美国根据《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存款保险制度，同时对存款利率实行限制。美国1933年《银行法》及其确立的体制影响了许多国家的金融立法，其中对英国、日本和我国的金融立法影响尤为明显。英国仿效美国实行了银证分立的模式，英国的银行主要有《1979年银行法》和《1987年银行法》，前者赋予英格兰银行监督的责任。后者加强了这一监督职能。日本在吸收英美银行监管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银行监管法律体制，其主要银行监管立法是1981年《日本普通银行法》、《日本银行法》，对银行业务范围、财务监督、经营管理、法律责任进行了具体的规定。

总之，由于大危机的作用和结果，在有些国家，政府直接干预金融体系来分配资源，利率被控制，系统风险得以避免。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被认为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论以多大代价也要避免其发生，银行业监管的目的就是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或许是严格监管的作用，也或许是限制市场力量的结果，在二战后相当一段时期，各国政府都没有出现与银行有关的系统风险。波尔多和埃肯格林指出，除了1962年的巴西之外，1945年至1971年期间没有爆发银行业危机。

2.从20世纪80年代至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陷于重重矛盾的境地。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重新抬头，并在80年代后成为美英等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自由市场的作用，反对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严格监管，特别是强调金融资本的作用，主张放松金融规制，推动金融自由化。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成为了西方政府的基本理念。以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为核心内容的“华盛顿共识”㈣，将新自由主义经济信条作为“普遍真理”向全世界推广，也标志着西方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形成的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经济政策的逆转。

在新自由主义支配下。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许多国家的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金融自由化改革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兴起，许多国家逐步放松并最终取消利率管制，降低强制性的准备金要求，降低金融体系中的市场准人限制，放松政府对信贷配置的直接介入，许多国家还进行了国有金融机构的私有化。这些改革使得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而竞争又促使金融不断创新，金融业通过兼寻求优势互补，拓展业务领域。新技术特别是电子通讯、信息处理、计算机技术广泛应用于金融业，为金融创新以及跨国银行的跨地区经营提供了支持。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浪潮的冲击下。并伴随着金融市场全球联系的日益加强，以英、美、日为代表的金融分业经营模式在冲击中遭到挑战并最终瓦解。20世纪80年代以后，分业经营的代表——美国为了提高金融业和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对其金融体制不断地进行调整，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放松规制的规定，并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正式肯定了银行业的混业经营模式。英国、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也纷纷放弃分业经营，采用混业经营。

金融自由化导致了金融规制和监管的放松或放弃。以美国为例，在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冲击下，美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如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机构，或监管职能弱化，或监管标准降低，或不实行监管。例如，在本世纪最初的几年里，美国住房信贷机构实行了“忍者贷款”(NINJA(NoIncome，NoJobandAssets)loans)，即无收入、工作和资产，也就是无需任何证明、只要有脉搏的人都可以申请的贷款。这是金融机构为了逐利而不惜降低借贷标准，忽视住房贷款的第一还款来源即借款人自身的偿付能力的典型体现，也为次贷危机的发生埋下信用风险的巨患，而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却在金融风险的火山口上呼呼地睡起大觉。又如。在金融衍生产品监管问题上，美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前主动放弃了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规制与监管，尤其是以格林斯潘主政美联储期间更为突出。1998年春季，当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主席对场外衍生工具激增表示担忧时，格林斯潘则表示，出台新监管措施有扰乱资本市场的风险。正是受到以格林斯潘为代表人物的影响，加之华尔街金融大鳄的推动，美国国会于2000年通过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彻底解除了对包括CDS(CreditDefaultSwap，信用违约掉期)在内的金融衍生工具的规制和监管。国会通过该法正是基于对市场自我约束的考虑，认为投资者的自我选择可以有效地约束金融机构。无需政府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金融衍生产品进行监管。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金融衍生工具一直没有被人们真正认识，这不仅是因为衍生产品本身过于复杂，缺乏透明度，同时投资者也不允许调查最初借款者即抵押贷款借款人的信用状况。投资者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基本信息都无法全面了解，市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自我约束从何谈起?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人发现在许多问题上很难找到哪个监管机构来承担监管不力的责任，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新自由主义支配下的立法抛弃了金融规制。可见，金融自由化的开展、规制和监管的放松或抛弃、带有自发、盲目性的市场力量的回归，加剧了金融动荡，导致了系统风险和金融危机的再现，防范系统风险和金融危机的问题再次凸现。

3.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金融规制的松懈，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后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在那些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曾经受到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金融危机成为金融自由化的伴生物。但直到2007年始于美国、扩展全球、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才不得不对放松金融规制而付出的沉重代价进行深刻反思和矫正。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的主要经济体、相关重要的国际机构和G20峰会等，对这场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检讨，并相继出台了防范和医治金融风险和危机的系统方案，极力寻求未来避免如此规模、代价如此沉重的金融危机的重现之道。纵观国际社会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尽管加强金融规制与监管不能保证今后不发生金融危机，但国际社会对有效的金融规制与监管至少能够防范如此规模金融危机的发生、降低危机的严重性和爆发频率深信不疑，因而各金融改革方案不约而同地都将加强金融规制与监管作为防范和医治金融风险和危机的处方。

纵观危机后主要经济体、国际机构的改革方案和G20峰会的努力与成果，它们具有以下主要共同特征：

(1)各金融改革方案都以改革和加强金融规制与监管作为统领性主题和主导内容。从国际社会对金融危机的反思来看。对于引发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归结为金融规制与监管的问题。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的危机根源中，金融规制与监管薄弱或失败作为危机的主要根源自不待言。其它根源。如金融市场失灵可以说是规制与监管的“渎职”，因为金融规制与监管存在的基本理念就在于医治市场失灵；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和国际经济失衡，是宏观审慎理念和宏观审慎监管缺失的典型体现。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都把加强金融规制与监管作为防范和医治

金融风险和危机的疗法。

(2)金融规制与监管的改革，体现为相关法律制度的改革和调整，最终凝结为相关法律的出台或对原有法律规定的修改。危机发生后，许多经济体在总结危机教训的基础上而展开的一轮造法运动就是充分的体现。

(3)金融规制与监管制度的改革具有一些共同的趋势，主要体现在：加强宏观审慎与对系统风险的规制与监管改革，改革规制资本要求，提高抗周期性的规制与监管改革，加强流动性监管改革，改革对对冲基金的监管，加强对证券化和对场外衍生品的规制与监管改革，加强支持金融稳定的薪酬改革，改革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加强金融监管结构和模式的改革，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规制与监管改革，改革会计制度，加强危机化解与解决的改革等。

(4)这些金融改革方案都强调，国内金融规制和监管制度的改革需要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配合，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这是因为在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如果国际社会没有共同一致的监管及其规则和标准，必然会出现监管套利(regulatoryarbitrage)，造成金融规制和监管的短板，无法有效防控金融风险与危机，因此，改革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就成为各经济体进行金融规制与监管改革的自然延伸和重要补充。事实上，危机后国际社会出台的金融改革方案。都十分强调各项规制和监管改革，如果不能在国际间配套地、一致地实施，就不能收到应有的成效。因此，都要求在国际层面进行相应的金融监管配套改革，以保障各国监管改革取得应有的成果。

五、余论

从金融法嬗变的历史考察及由此适当拓展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和启示：

第一，金融法律规范适应不同时期金融业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任务、角色的不同以及受限于法律文明的状况而具有不同的品性。在古代，金融法律规范体现在诸法合体的“峻法”中。在近代，虽然有规范金融机构及其市场行为的少量规制性规范。但金融关系多是由民商法律规范来调整，因此，这一时期的金融法基本上是在金融领域适用的民商法原则和规则。但意思自治和由此而致的市场自发性导致一次又一次的严重金融危机，因此，到了现代，金融法转向强调金融规制，以防范金融风险和危机、保护金融消费者和维护金融市场的效率及信心。尽管在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人类围绕规制和放松规制发生过激烈博弈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这些也表明金融法在历经曲折之后以不可逆转之势愈加展现出自身的品性和科学定位。这就是现代金融法是金融规制之法，规制是现代金融法的基石和支柱，现代金融法制建设的主旨在于科学的金融规制，至此金融法才获得了不同于民商法的独立品性。公务员之家

从实证来看，各国有关金融立法多为规制之法。从国外来看，以备受推崇的美国证券法为例，美国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所包括的两个基本内容就是强制披露和禁止欺诈，这些制度都是公权力对证券的市场发行和交易的干预和介入，具有突出的规制性质。近而言之，美国总结这场金融危机的教训，于2009年12月12日由众议院通过了长达一千多页的《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WallStreetReformandConsumerProtectionAetl。2010年5月20日。美国参议院以另一名称通过了《2010年重建美国金融稳定法》(RestoringAmericanFinancialStabilityActof2010)。接下来，二者合并通过后，即可送交美国总统签字生效。这一法律的重心在于加强规制及监管，其通过生效后，将成为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改革幅度最大、最彻底的金融规制及监管改革法。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纵观我国商业银行法、银行监督管理法、证券法、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等金融法规，规制性规定占到了压倒性的优势。有些法律和条例，如银行监督管理法和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等，由清一色的监管性规范构成。有些法规即便含有少量的调整双方当事人在交易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这些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规制的原因而规定的，目的是使有关当事人因违反规制而给交易对方造成损害承担相应的责任，是规制的延伸，带有显著的规制性质和烙印。

第二，需要指出的是，金融规制因具有坚不可摧的经济社会根基而不可或缺，同时这些根基也为金融规制确立了内在的规定性，内设了金融规制的目标及任务、程度及范围、方式等，从而赋予了现代金融法以科学性。金融规制的经济社会根源就在于金融市场失灵和金融业的特殊性。金融业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如垄断、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从而使得对金融业的监管必要、正当且合理。金融业具有战略重要性、高风险性和公共信心维系性等特性，客观上要求通过规制使金融机构依法运营，维护社会公众利益。金融规制产生的这些社会经济根源决定着金融规制和金融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消除金融垄断需要放松限制竞争的金融规制，以引入竞争和提高效率，但放松这些规制并不是要放松或取消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审慎监管措施，相反，随着更充分的市场化，金融风险更易滋生和蔓延，因此，引入竞争和提高效率需要加强和完备金融审慎规制。外部性、金融业的战略重要性、高风险性以及公众信心维系性，更突出地表明金融规制旨在防范金融风险与危机，特别是系统风险及其可能引发的危机。信息不对称性意味着金融规制需要保护存款人、投资者、保单持有人等，同时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也是为了防止金融滥用和金融欺诈对公众信心进而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侵蚀和动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金融规制的目标主要防范系统风险和危机，保护保护投资者、存款人、被保险人等。提高效率。金融规制所根植的经济社会基础及其决定的金融规制目标。又决定了金融规制的范围和程度。金融规制只有出于上述经济社会根源并服务于上述规制目标，才具有正当性、合理性和科学性，否则，则不应规制，因此，金融规制不是漫无边际的，是有限度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国家在什么情况下应通过规制介入金融业，在什么情况下不应介入?这一问题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问题，但从金融规制所根植的基本理念来看，规制只有在其避免发生的损失或取得的利益大于规制监管的成本和代价时，才是正当和合理的。

第三，规制是通过制定和实施规则而实现对经济生活的调整和管理，隐含着公权力对市场的介入和干预。规制可以看作是国家运用权力规定的法律限制，通过这种限制，国家期冀产生在没有规制的情况下不会产生的结果，或阻止在没有规制的情况下会发生的结果。规制作为国家公权力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和限制，表现为两种法律关系：金融监管关系和金融交易关系。金融规制离不开金融监管，因为规制需要借助监管来实现，因此，现代金融法的许多规范体现出行政法的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金融规制在很多情况下需要通过重塑或再造金融交易关系来表达和实现，只不过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是根据规制的需要进行了重新配置而已。这种重新配置不是消灭了而是创设和改变了有关的法律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金融规制是基于和服务于金融市场的金融活动和经营行为而为的，而不是行政法单纯调整的行政关系。即在行政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金融法发生的环境是金融市场和金融活动，而行政法发生的环境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能进行的行政管理。因此，金融市场和金融活动是导致金融法在强调对金融监管关系调整的同时，亦包括对金融交易关系调整的根源所在。因此，金融法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行政法，它包括了因金融规制而产生的金融交易规范。

第四，现代金融法也不是金融民商法。虽然金融规制会导致交易类规范的出现，在交易当事方之间产生、变更或消灭权利义务关系，但这类规制性交易规范通常就是金融规制的产物和体现。很难归属于传统“纯粹自治”的民法规范。从实证来看，在金融领域，许多传统的民法规范在调整金融交易关系时普遍受到了规制性的限制，从这一意义上讲已经被改造为规制性的交易规范，不受限制的纯粹民法规范在金融法中已经很少，金融规制已遍及金融交易关系，因此，现代金融法中调整金融交易的法律规范除少数情形外几乎都有规制的性质和色彩，或者说现代金融法中调整金融交易的法律规范除少数情形外都受到了规制性的限制，从这一意义上讲，在调整金融交易关系过程中具体甄别哪些规范是规制性交易规范，哪些规范是“纯粹自治”的非规制性规范已经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尽管如此，我们至少在观念上不能将在金融领域适用的所有的交易性规范都纳入金融法的范畴，确定相关规范归属的理念、标准和界限就在于其是否基于金融规制而生。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研究、教学和司法实践中。在关注诸如当事人意思自治等传统民法规则的同时。需要更多地把握现代金融法在调整金融交易关系时对其施加的形形色色的规制性限制，将民法规范与在其之上附加的规制限制既要分离开来，又要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