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障碍范文10篇

主体障碍范文篇1

一、依法行政主体障碍的意识表现

依法行政主体障碍的意识表现，是行政主体在意识上对依法行政的障碍因素。依法行政主体包括机构实体和机构实体的构成人员两个方面，那么，依法行政主体障碍在意识上的表现亦是由此二方面派生并表现出来的。机构实体的意识是高度抽象化了的存在物，它作为某种评价准则连结着机构实体中的各种客观存在物，如上下级之间、平行机构之间、公职人员在法律规范之外的联系规则。这些抽象的、属于意识状态的联系规则可以说是行政系统内部的道德规范，或称之为行政伦理准则。这些准则的产生不是由法律规范加以规定的，而是由行政权的本质属性、行政权的运转规律、行政权所体现的社会意志所决定的，违反上述三者的行政伦理准则就是变态的伦理准则。机构实体中构成人员的意识因素就是存在于各个行政人员内心的心理因素，它是基于行政人员个人而言的，所反映的是行政人员个人的心理。行政人员个人健康的心理来自于其所行使的行政职权的本质，来自于行政职权运行过程中的内在规定性、来自于行政法制的第二性反映等。如果行政人员的心理意识违背了此三者，或者其心理意识与这三个东西的本质是一种背反关系时，其所产生的心理就是变态的行政心理，本文重点探讨后者。

行政伦理是行政系统内部的一种行为评价准则。这种评价准则是多种多样的，如行政权行使的有限价值准则、行政权行使的服务价值准则、行政权行使的民主价值准则、行政权行使的经济价值准则等。该宏观评价准则越健康、越全面，行政系统中机构与机构之间、人员与人员之间的关系性状也就越好，进而越能促进依法行政的实现。违反正当行政伦理准则的准则就可以说是变态伦理准则，笔者认为目前我国行政系统中最为普遍、最为明显的变态行政伦理准则有下列方面。

第一，行政权力封闭价值准则。行政权是相对于立法权、司法权而言的一个宏观概念，而行政权力则是一个限定在一定范围或一定管理事态的概念。因此，对行政权力概念的理解和认识必须和职权行使联系起来。行政权力一方面是由一定的基础决定的，如马克思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诸要素，当然也包括行政权力。另外，社会基础、行政管理所面对的各种事务基础也是行政权力的决定物。另一方面，行政权力在行使时要和各种外在因素发生关系，既有外界因素对行政权力的作用，也有行政权力对外界因素的作用等。可见，对行政权力的评价必须以开放的眼光进行。然而，行政权力封闭的价值准则已成为我国行政权力评价的一个基本伦理准则，依此准则把行政权力的运行和行使封闭在狭隘的行政圈之内。仅以行政系统内部的状况而评价行政权的质量。一个行政机构、一个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权力行使的水平如何，常以行政系统内部的各种微妙关系为评判依据，而脱离经济基础、脱离社会事态。此种评价准则虽然是主观意识范畴之内的，但对行政系统对法律的认同有极大的阻滞作用。

第二，行政权力权变价值准则。行政权力一旦被一国的法律制度确认就具有一种稳定化、连续化、规范化的倾向，正是这种倾向使行政权对行政管理事态的作用始终处于良性运行之中。那么，评价一个行政机关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就应当以是否稳定化、是否连续化、是否规范化为基本准则。我国行政系统对行政权力评价的又一个变态就是以权变的价值准则评价行政权的行使。所谓权变准则就是在对行政权行使状况的评价和认定时以变异取向为转移。权变的价值准则在行政系统中造成了诸多与管理事态格格不入的行政风气。如行政机构体系中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对人负责不对事负责，对政策负责不对法负责等不良行政风气就是此种伦理变态的直接产物。此种伦理价值的选择是行政法制在行政权行使过程中至今还没有得到全面认同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它严重地制约着依法行政的实现。

第三，行政权力超强价值准则。我国行政权从理论上可以分成归属主体和行使主体两个方面。①所谓归属主体就是行政权的所有主体。所谓行使主体，即行政权的实际行使者。毫无疑问，我国行政权力的归属主体是人民，而行政机构体系只是行政权的行使主体而已。其对行政权的行使承担着强烈的社会责任。这一基本理论决定了任何形式的行政权行使都必须以民主观念为导向，以被决定者的身份认识和对待自己手上握有的行政权力。然而，目前我国行政权力行使中对行政权评价的伦理准则发生了变态。人们常以超强的伦理价值准则评价行政权的行使，如一些行政机关或行政公职人员若能在职权行使中突出自己的管理权威、突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突出自己管理手腕的刚性化便会被认为是有效的行政权行使者。此种评价准则的来源与我国封建专制时代经历的时间长、社会影响深刻是有间接关系的。该种价值准则与依法行政的价值准则显然不可能是一致的，它或强或弱的阻碍了依法行政的实现。

第四，行政权力利益价值准则。根据行政权归属主体和行使主体的关系原理，行使主体是归属主体为了获得利益而投入的一个成本。就是说，由于归属主体是一个综合概念，不可能也没必要直接行使行政权，便不得不委任行使主体代其行使行政权，行政权行使主体只不过是行政权归属主体控制和运用的一个工具。还可以说，行政权行使主体是处于仆役状态的，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公职人员当成公仆②一样。以此必然推论出行政机构实体及其构成人员的权力行使始终具有显著的服务性。从行政系统中的伦理准则讲，行政权力服务于管理事态、服务于行政权归属主体应当成为一项基本的行政伦理准则。但是，我国行政系统中，行政权力的服务性价值准则已被利益价值准则所取代。在行政系统中，对于行政机构和公职人员行为的评价常以是否为本部门、本区域、本单位的行政管理争得利益为标准。③在地方保护中、部门保护中、行业保护中作用突出的行政机关或公职人员便可得到较高的行政评价。此种变态对依法行政的阻滞集中反映在否定行政法制统一的基本准则。

二、依法行政主体障碍的行为表现

依法行政主体的伦理准则变态和心理变态都是意识范畴内的变态。除此之外，行政系统的机构实体和公职人员还有行为上的变态，这种行为变态是行政主体依法行政障碍的客观表现。依法行政主体的行为障碍其中一些与意识障碍有密切联系，是意识障碍外化以后形成的，有些行为障碍则与意识障碍没有必然的、直接的联系。至于这种与意识障碍无关的行为障碍是基于什么原因形成的，则是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论问题，不是本文的研究范围。笔者认为，依法行政主体阻碍的行为表现亦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行政机构总体的行为变态。就是从行政机构体系的总体出发其在宏观上的行为表现。二是行政机构系统中的权力行使者的个体行为变态，当然这些行为既可以是单个行政机关的行为，也可以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这些行为都发生在对具体的行政事态的处理上，具有明显的微观性。笔者重点论证前者。

1．行政系统中人格的刻意塑造行为。行政权是一种大规模的权力，现代行政权的行使也只有较大规模的行政机构体系才能够完成。这一事实导致了行政权归属主体在日常行政权的行使中有两个方面的行为表现。一个行为是行政机构体系为完成行政管理事务而向行政权归属主体负责的行为，该行为可以说是行政机构存在的目的，只有这一行为才能证明行政机构体系存在的价值。以此论之，在此一行为范畴之中，行政权行使者只要是合法行为就是应当肯定的、是正当行为。合法与非法是判断此行为有效与否的唯一标准。第二个行为是行政机构体系为组建、完善自身而为的行为。在现代国家行政机构体系中相当一部分行为都属此类。如行政系统为向社会标榜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而为的行为，通过政府组织法和公务员法对行政系统内部的管理行为等等。这一范畴的行为与行政权归属主体所确定的目标并无直接关系，其是否能够给社会、给行政权归属主体带来利益并无一个科学的鉴别标准。就是说，通过合法与非法并不能确定该行为的真正社会意义。或许在第二类行为中，与法律规范不一致的行为能够带来社会效益，而合法行为并不一定必然带来社会效益，因为此行为本身与行政系统目标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事实上，正如英国行政管理学家帕金森讲的，行政系统都善于塑造自身的人格，包括扩大规模、包括巧立招牌、包括让机构层次升格等。④可以说，与行政权归属主体确定的目标相一致的人格塑造行为是正当的人格塑造行为。而脱离上述目标刻意的人格塑造行为则是变态的总体行为。我国行政机构中，刻意地对行政权行使主体塑造人格的行为是非常普遍的，其成了我国行政机构中的一个严重问题。行政机构的盲目升格、行政系统中机构名称的盲目变更都是具体表现。近年来我国行政机构以8．3％的速度剧增⑤的事实就是例证。此种刻意对人格进行塑造的行为与社会主义法制的总目标，与行政法制中的便民原则、精简原则、效能原则是完全的背反关系。必然阻碍着依法行政的实现。

2．行政机构运行中的纯程序行为。在行政法制体系中，一般包括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两大类。⑥实体规范就是指对实体上的权利义务作出规定的规范，其所涉及的是一些实质性内容，有着具体的物质内容。程序规范是指对有关程序内容作出规定的规范，如行政行为如何履行，履行的环节、方式、具体的途径等。在二者的关系中，实体规范居于优先地位，它是程序运行的决定因素，如果说，程序是形式的话，实体则是本质。依行政法规范的上述类型，行政机构体系内运行行为亦可分为两类，即能够直接实现权利义务等法律中实体内容的行为就可以说是实体性行政行为；与法律中权利义务没有直接关系仅是形式要件上的行政行为就是程序性行政行为。实体行为是程序行为的前提条件，只有以实体行为为依据程序行为才具有意义。脱离实体行为的程序行为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纯程序行为，这种行为就是行政机构运行中的一种行为变态。目前我国行政机构中为程序而程序，追求程序的独立价值的行政行为极为普遍。如高层行政机关的一个行政决策，本可以在短期内，以很短的时间予以执行，迅速作用于行政管理事态。然而，一些行政机关一味追求运行过程的完美化。在某省就曾发生了一个企业立项的简单事情，而前后经过了11个月，申请文件修改了300多万字，耗费纸张251．5公斤，经办人员行程2万公里的事件。⑦行政系统中纯程序行为的出现一是与立法的质量有关，二是与行政系统中机构和人员的素质有关。纯程序行为只注重了法律规则的形式方面，而忘却了法律规则的实质方面，是依法行政的又一障碍。

3．行政调控过程中的负控制行为。行政机构体系以对其之外的客观存在物发生作用为实现自身价值之根本。一方面，行政机构体系要对各种各样的社会事态发生作用，以完成对这些事态的管理。如行政机关管理经济事务的行为、管理文化事务的行为、管理科技事务的行为、管理有关政治事务的行为以及其他社会事务的行为。另一方面行政机构体系要对与处于相对一方的各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有效控制，以使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行政机构体系的调控有两种情形，即正调控和负调控。正调控指如果各社会参与主体的行为表现与行政权的总体目标价值、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使其得到有效遏制，回归到正常状态。负调控是指社会参与主体的行为表现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是一致的、而与一些行政机构实体的利益和意志不一致时，行政机构实体通过调控使其与自身保持一致的调控行为。不可否认，行政权行使中，行政系统事态与社会事态有着经常的不一致，问题在于当这种不一致发生时，使前者适应、服从后者，还是使后者适应、服从前者。显然，依我国的国家性质，依行政权归属主体和行使主体的关系原理，行政系统意志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意志和社会意志。但是，由于行政机构体系控制着国家行政权力，是调控行为实施的主体。一些行政机关利用此种有利地位使被调控的行为服从于自身的不正当意志、不正当利益。可见，负调控是违背法律原则的调控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必然阻碍着依法行政的实现。

三、依法行政主体障碍克服的对策

（一）障碍克服与行政主体的价值选择

行政机构体系的上述意识与行为变态是对行政系统若干正当价值准则的否定。纠正行政系统意识变态和行为变态的目的就是使行政系统的价值有所回归。甚至可以说，诸种变态之所以会发生亦与长期以来不明确行政系统固有的价值准则有密切联系，即由于人们不认识、不注意行政系统的价值准则，因而，在心理上和行为上就不可能向接近价值准则的方面靠拢。可见，研究依法行政主体障碍克服的对策，必须首先确定行政系统的价值准则，笔者认为，行政系统的这些价值准则主要有下列两个范畴。

1．关于行政系统独立人格的确定问题。依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检察权和审判权。宪法关于国家权力的分类和行使中的分工，是对议行合一政治制度的具体发展，它确认了立法权和其他权力对立法权的从属地位，并认同了其他各种权力的独立价值。如宪法一方面规定其他诸种权力要对行使立法权的人民代表机关负责，另一方面规定了其他机关在行使各自的权力时不受任何组织、个人或其他因素的干涉。其他诸种权力从属于立法权是顺理成章的，是立法权的逻辑发展，立法权被认为是对国家意志的表达，而其他权力则被认为是对表达出来的国家意志的执行。其他权力独自的价值不容否认亦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各有各的本质属性，如果出现一种权力和另一种权力的交叉，那就不可能有效的执行表达出来的国家意志，因为它自身的内容此时就是不确定的。我国行政权力长期以来是在错综复杂的状况下运行的，它在运行过程中已经超越了宪法当初对它内容的界定，变成为一种范围不甚明确、内容不甚确定、方式不甚规范的交叉物。在我国对行政系统进行监督和制约的主体数量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如人民代表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派、政协、监察机关、人民群众、新闻媒介等有10个左右，其中有些机关或组织的监督足以改变行政机关行为的方式，众多的监督如果依客观规律而运行，当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错综复杂的监督难以协调，各监督主体的自身价值或多或少要渗入行政机构体系中，使行政机构体系的价值发生变异。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中都忽视了这一问题，一味的强调各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对行政权的制约，使行政权在许多方面成了弹性极大的权力。笔者认为，我国行政权在一定程度上讲，已经没有了立法对其所确定的独立人格。作为行政权的独立人格讲，一是行政权具有独立的质的规定性，是一个区别于他种权力的国家权力，对其不能作任何变通解释。二是行政权除从属立法权外，对任何权力都不具有从属性。三是行政权自身是强而有力的，不受任何组织、个人、机关的干涉，就像人民法院的审判权不受外界因素干涉一样。四是任何其他国家权力都不得以若明若暗的形式渗入行政权内部，使行政权具有此种权力的属性。

2．关于行政系统硬件与软件的规则确定问题。行政系统的构成因素可以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硬件就是指行政机构体系的板块方面，包括行政机构大系统的层级构成，如层级的数量、层级之间的联系规则，包括一个行政机构内部各部门的构成，即在一个行政机构内部设立了多少主管部门、服务部门等，也包括行政机关中的人员构成等。软件指在行政系统内部形成的联系人们的意识规则或行政伦理准则。这些软件存在于人们的主观意识之中，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调适着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的行为。笔者所指的这些软件是一些深层次的连结规则，它是通过行政机构体系中人员的心理认同来实现的，与行政系统中连结人们的法律规则有着明显区别。法律规则属于行政系统中的硬件，它是被国家强力认可并保证实施的。法律规则是公开的、有形的，而连结人们的伦理准则则是隐含的、无形的。对于行政系统中硬件与软件都可以确定一些规则，通过这些规则赋予其一些属性。我们认为，我国行政机构体系中，在硬件与软件的规则选择上出现了错位，把本该属于软件的规则运用于硬件，把本该属于硬件中的东西运用于软件。造成硬件不硬，软件不软的变态现象。我国行政机构的硬件不硬表现如：我国行政机构的板块一直处于开放状态之中，而且是进口大于出口的开放系统。行政机构和其他社会阶层在板块上的能量交换是经常的、不断的，其他社会阶层都有进入行政系统的机会和途径，一旦进入行政系统其就获得了一个稳定的职位。在一般情况下，很难再被行政系统淘汰。行政系统组成人员成为其他社会阶层的现象与其他社会阶层成为系统组成人员的状况相比，前者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远远小于后者，这也可以用来解释我国行政机构每年以8．3％的速度递增的原因。行政机构软件不软的现象也有许多表现。行政系统内部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形成了独立的价值规则，该规则可以叫做行政伦理准则，如行政系统中人们潜意识中的一些服从准则、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准则、权力实用准则等等。行政系统的伦理准则必须经常的和行政系统之外的一些社会公认的准则发生交换关系。社会成员中健康的、进步的伦理准则应当能够很顺利地渗入行政系统中。这就要求行政系统已经形成的伦理准则体系应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时接受来自外界的健康准则。然而，在这一软件上，我国行政系统一直是一个封闭系统，它既不容易丢弃自身已经形成的伦理准则，更不容易接纳、吸收社会上先进的伦理准则。硬件不硬所导致的结果是机构人浮于事和臃肿。软件不软所导致的结果是行政系统与管理事态和社会的分离。基于此，要克服依法行政主体障碍，必须重新确定行政机构体系中硬件与软件的规则。即应使行政机构体系板块处于一定状态的封闭之下，至少进口不能大于出口；使行政机构体系中的伦理准则能经常性地和社会上进步的伦理准则发生交换关系。

（二）依法行政主体障碍克服的法制手段

笔者认为，对依法行政主体障碍克服的研究，首先要立足于法律角度，因为法律制度之内的东西比法外的东西来得更直接。其次要立足于对克服手段进行宏观设计，因为所有的具体克服措施都是以手段的宏观设计为前提的。

1．关于层级关系中的连结规则。我国行政机构体系中的伦理变态和心理变态与行政机构内部层级关系中的连结规则的非正当性有关。我国行政机构体系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在此层级结构中需要用双向的连结规则把高层行政机关和低层行政机关连结起来，使高低层行政机关都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然而，我国行政机构体系中的层级连结规则向来是单向式的，即强调上对下的权力，正是通过上对下的命令指示把二者联结在一起。上级的权力是不容置疑的，下级没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仅是上级手中所控制的一个工具。在此种连结规则之下，下级在行政事态、法律规范与上级命令指示的选择上，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后者。其必然阻碍依法行政。因此，我们认为，在强调上对下的命令指示的同时，还必须重视下对上运行中的独立线路，即在一些细小问题上，上层行政机构必须以下层行政机构所掌握的情况为据，不能超越下级行政机关的权力。简单地讲，我国行政机构体系中长期以来形成的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相分离的现象必须得到解决。任何一个具有独立职能并与行政管理事态发生关系的机构，都应当是既具有决策职能又具有执行职能，或者反过来说，既具有对行政事务的执行权又具有对事务的决策权。这样就可以使行政法规范的运行减少环节进而减少因无谓传递所造成的误差。该连结规则的改变必然使行政系统内部形成新型的良性关系形态，由原来的独判式指挥命令权变为相互制约的双向权力。

2．关于静态行政法的价值定位。行政法规范可以用不同的标准予以分类，以行政法对行政主体的作用形态为据，可以把行政法分为静态行政法和动态行政法。静态行政法就是从静态上对行政机关组织体系及其公务人员的规定。动态行政法是对上述主体行为的规定。静态行政法的价值就是指静态行政法所要追求的效果和自身的积极作用。静态行政法的价值选择有两种：静态行政法促成程序化的价值；静态行政法促成效率化的价值。我国的静态行政法在价值选择上以前者为根本取向，在行政系统内部强调机构的大而全、小而全，在机构行为中强调程式化、结构化就是例证。在这样的价值选择之下，行政机构体系对社会的消耗、对社会造成的压力往往得不到法律规则之内的重视。以行政组织法为例，其采取的是柔性原则，行政机构则有较强的伸缩性，行政机关编制法也不健全，仅有的一些编制规则亦没有严格的量化标准。而公务员法则弱化了社会技术化。《国家公务员条例》关于公务员权利义务、纪律等的规定中政治性、政策性准则占38％以上，只有20％的准则是有关履行职责的技术准则。我们认为，要克服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障碍在行政组织法的价值选择上应选择效率准则。从行政机构体系的总价值看，其应当是国家政权体系为获得较大利益而投入的一个成本。成本最小化是一个毋须证明的经济原理。依此，行政机构体系的规模越小越好。行政组织法必须选择控制行政机构规模的价值准则，行政编制法应尽可能量化，并有权威性的保障手段。公务员法应强化公务员的技术属性。

3．关于动态行政法的规制技术问题。动态行政法的规制技术是指行政法规范对行政机构体系的行为、行政机关的行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和制约的技术。该规制技术手段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行政行为的质量、关系到行政行为与法律规范关系的合理程度。我国在动态行政法的规制技术上存在误区。表现为：其一，动态行政法的规制侧重点放在微观行为上。行政系统中的行政行为可以分为微观行为和宏观行为，前者指行政系统中单个行政机关的行为和工作人员的个体行为表现，这些行为尽管是直接对相对人产生影响，但它常常是另一类行为即宏观行为的派生行为。后者是指行政机构总体的行为表现。在两类行为中后者对前者具有派生作用。行政法规制的选择侧重点应在宏观行为上，而我国在对行政行为规制的选择上多以规制微观行为为主。其二，动态行政法的规制侧重点放在程序行为上。行政行为具有实体行为和程序行为之分，实体行为是能够设定权利义务、改变权利义务的行为范畴。程序行为则是如何作出实体行为的行为范畴。实体行为是程序行为存在的前提，只有以实体行为为据程序行为才具有意义。而我国在对行政系统行为的规制上重程序规制、轻实体规制。以《行政处罚法》这一关于行政处罚的基本法为例，其中心环节还在于对程序的规制而不是对实体的规制。其三，动态行政法的侧重点放在外显行为上。行政行为有外显行为和隐含行为之分。所谓外显行为就是以一定的形式显露出来，容易判断和鉴别的行为。所谓隐含行为是指具有隐蔽性，其行为外形不甚明显的行为。如行政人员直接违反行政法规范的行为属前者，而间接违反行政法规范的行为则为后者。违反行政规则的行为为前者，违反行政道德准则的行为为后者。我国在对行政行为的规制上，动态行政法多选择对外显行为的规制，而对一些暗含的违法行为则很少有规制，如对行政系统中的权力目的行为、营造私网行为、从属意志行为鲜有规制。我们认为，要克服依法行政的主体障碍，必须在动态行政法的规制技术上发生变化，以规制宏观行为、实体行为、暗含行为为重心，以规制微观行为、程序行为、外显行为为必要补充.

①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0页。参见关保英：《行政法的价值定位———效率、程序及其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10页。

主体障碍范文篇2

一、依法行政主体障碍的意识表现

依法行政主体障碍的意识表现，是行政主体在意识上对依法行政的障碍因素。依法行政主体包括机构实体和机构实体的构成人员两个方面，那么，依法行政主体障碍在意识上的表现亦是由此二方面派生并表现出来的。机构实体的意识是高度抽象化了的存在物，它作为某种评价准则连结着机构实体中的各种客观存在物，如上下级之间、平行机构之间、公职人员在法律规范之外的联系规则。这些抽象的、属于意识状态的联系规则可以说是行政系统内部的道德规范，或称之为行政伦理准则。这些准则的产生不是由法律规范加以规定的，而是由行政权的本质属性、行政权的运转规律、行政权所体现的社会意志所决定的，违反上述三者的行政伦理准则就是变态的伦理准则。机构实体中构成人员的意识因素就是存在于各个行政人员内心的心理因素，它是基于行政人员个人而言的，所反映的是行政人员个人的心理。行政人员个人健康的心理来自于其所行使的行政职权的本质，来自于行政职权运行过程中的内在规定性、来自于行政法制的第二性反映等。如果行政人员的心理意识违背了此三者，或者其心理意识与这三个东西的本质是一种背反关系时，其所产生的心理就是变态的行政心理，本文重点探讨后者。

行政伦理是行政系统内部的一种行为评价准则。这种评价准则是多种多样的，如行政权行使的有限价值准则、行政权行使的服务价值准则、行政权行使的民主价值准则、行政权行使的经济价值准则等。该宏观评价准则越健康、越全面，行政系统中机构与机构之间、人员与人员之间的关系性状也就越好，进而越能促进依法行政的实现。违反正当行政伦理准则的准则就可以说是变态伦理准则，笔者认为目前我国行政系统中最为普遍、最为明显的变态行政伦理准则有下列方面。

第一，行政权力封闭价值准则。行政权是相对于立法权、司法权而言的一个宏观概念，而行政权力则是一个限定在一定范围或一定管理事态的概念。因此，对行政权力概念的理解和认识必须和职权行使联系起来。行政权力一方面是由一定的基础决定的，如马克思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诸要素，当然也包括行政权力。另外，社会基础、行政管理所面对的各种事务基础也是行政权力的决定物。另一方面，行政权力在行使时要和各种外在因素发生关系，既有外界因素对行政权力的作用，也有行政权力对外界因素的作用等。可见，对行政权力的评价必须以开放的眼光进行。然而，行政权力封闭的价值准则已成为我国行政权力评价的一个基本伦理准则，依此准则把行政权力的运行和行使封闭在狭隘的行政圈之内。仅以行政系统内部的状况而评价行政权的质量。一个行政机构、一个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权力行使的水平如何，常以行政系统内部的各种微妙关系为评判依据，而脱离经济基础、脱离社会事态。此种评价准则虽然是主观意识范畴之内的，但对行政系统对法律的认同有极大的阻滞作用。

第二，行政权力权变价值准则。行政权力一旦被一国的法律制度确认就具有一种稳定化、连续化、规范化的倾向，正是这种倾向使行政权对行政管理事态的作用始终处于良性运行之中。那么，评价一个行政机关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就应当以是否稳定化、是否连续化、是否规范化为基本准则。我国行政系统对行政权力评价的又一个变态就是以权变的价值准则评价行政权的行使。所谓权变准则就是在对行政权行使状况的评价和认定时以变异取向为转移。权变的价值准则在行政系统中造成了诸多与管理事态格格不入的行政风气。如行政机构体系中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对人负责不对事负责，对政策负责不对法负责等不良行政风气就是此种伦理变态的直接产物。此种伦理价值的选择是行政法制在行政权行使过程中至今还没有得到全面认同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它严重地制约着依法行政的实现。

第三，行政权力超强价值准则。我国行政权从理论上可以分成归属主体和行使主体两个方面。①所谓归属主体就是行政权的所有主体。所谓行使主体，即行政权的实际行使者。毫无疑问，我国行政权力的归属主体是人民，而行政机构体系只是行政权的行使主体而已。其对行政权的行使承担着强烈的社会责任。这一基本理论决定了任何形式的行政权行使都必须以民主观念为导向，以被决定者的身份认识和对待自己手上握有的行政权力。然而，目前我国行政权力行使中对行政权评价的伦理准则发生了变态。人们常以超强的伦理价值准则评价行政权的行使，如一些行政机关或行政公职人员若能在职权行使中突出自己的管理权威、突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突出自己管理手腕的刚性化便会被认为是有效的行政权行使者。此种评价准则的来源与我国封建专制时代经历的时间长、社会影响深刻是有间接关系的。该种价值准则与依法行政的价值准则显然不可能是一致的，它或强或弱的阻碍了依法行政的实现。

第四，行政权力利益价值准则。根据行政权归属主体和行使主体的关系原理，行使主体是归属主体为了获得利益而投入的一个成本。就是说，由于归属主体是一个综合概念，不可能也没必要直接行使行政权，便不得不委任行使主体代其行使行政权，行政权行使主体只不过是行政权归属主体控制和运用的一个工具。还可以说，行政权行使主体是处于仆役状态的，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公职人员当成公仆②一样。以此必然推论出行政机构实体及其构成人员的权力行使始终具有显著的服务性。从行政系统中的伦理准则讲，行政权力服务于管理事态、服务于行政权归属主体应当成为一项基本的行政伦理准则。但是，我国行政系统中，行政权力的服务性价值准则已被利益价值准则所取代。在行政系统中，对于行政机构和公职人员行为的评价常以是否为本部门、本区域、本单位的行政管理争得利益为标准。③在地方保护中、部门保护中、行业保护中作用突出的行政机关或公职人员便可得到较高的行政评价。此种变态对依法行政的阻滞集中反映在否定行政法制统一的基本准则。

二、依法行政主体障碍的行为表现

依法行政主体的伦理准则变态和心理变态都是意识范畴内的变态。除此之外，行政系统的机构实体和公职人员还有行为上的变态，这种行为变态是行政主体依法行政障碍的客观表现。依法行政主体的行为障碍其中一些与意识障碍有密切联系，是意识障碍外化以后形成的，有些行为障碍则与意识障碍没有必然的、直接的联系。至于这种与意识障碍无关的行为障碍是基于什么原因形成的，则是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论问题，不是本文的研究范围。笔者认为，依法行政主体阻碍的行为表现亦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行政机构总体的行为变态。就是从行政机构体系的总体出发其在宏观上的行为表现。二是行政机构系统中的权力行使者的个体行为变态，当然这些行为既可以是单个行政机关的行为，也可以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这些行为都发生在对具体的行政事态的处理上，具有明显的微观性。笔者重点论证前者。

1．行政系统中人格的刻意塑造行为。行政权是一种大规模的权力，现代行政权的行使也只有较大规模的行政机构体系才能够完成。这一事实导致了行政权归属主体在日常行政权的行使中有两个方面的行为表现。一个行为是行政机构体系为完成行政管理事务而向行政权归属主体负责的行为，该行为可以说是行政机构存在的目的，只有这一行为才能证明行政机构体系存在的价值。以此论之，在此一行为范畴之中，行政权行使者只要是合法行为就是应当肯定的、是正当行为。合法与非法是判断此行为有效与否的唯一标准。第二个行为是行政机构体系为组建、完善自身而为的行为。在现代国家行政机构体系中相当一部分行为都属此类。如行政系统为向社会标榜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而为的行为，通过政府组织法和公务员法对行政系统内部的管理行为等等。这一范畴的行为与行政权归属主体所确定的目标并无直接关系，其是否能够给社会、给行政权归属主体带来利益并无一个科学的鉴别标准。就是说，通过合法与非法并不能确定该行为的真正社会意义。或许在第二类行为中，与法律规范不一致的行为能够带来社会效益，而合法行为并不一定必然带来社会效益，因为此行为本身与行政系统目标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事实上，正如英国行政管理学家帕金森讲的，行政系统都善于塑造自身的人格，包括扩大规模、包括巧立招牌、包括让机构层次升格等。④可以说，与行政权归属主体确定的目标相一致的人格塑造行为是正当的人格塑造行为。而脱离上述目标刻意的人格塑造行为则是变态的总体行为。我国行政机构中，刻意地对行政权行使主体塑造人格的行为是非常普遍的，其成了我国行政机构中的一个严重问题。行政机构的盲目升格、行政系统中机构名称的盲目变更都是具体表现。近年来我国行政机构以8．3％的速度剧增⑤的事实就是例证。此种刻意对人格进行塑造的行为与社会主义法制的总目标，与行政法制中的便民原则、精简原则、效能原则是完全的背反关系。必然阻碍着依法行政的实现。

2．行政机构运行中的纯程序行为。在行政法制体系中，一般包括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两大类。⑥实体规范就是指对实体上的权利义务作出规定的规范，其所涉及的是一些实质性内容，有着具体的物质内容。程序规范是指对有关程序内容作出规定的规范，如行政行为如何履行，履行的环节、方式、具体的途径等。在二者的关系中，实体规范居于优先地位，它是程序运行的决定因素，如果说，程序是形式的话，实体则是本质。依行政法规范的上述类型，行政机构体系内运行行为亦可分为两类，即能够直接实现权利义务等法律中实体内容的行为就可以说是实体性行政行为；与法律中权利义务没有直接关系仅是形式要件上的行政行为就是程序性行政行为。实体行为是程序行为的前提条件，只有以实体行为为依据程序行为才具有意义。脱离实体行为的程序行为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纯程序行为，这种行为就是行政机构运行中的一种行为变态。目前我国行政机构中为程序而程序，追求程序的独立价值的行政行为极为普遍。如高层行政机关的一个行政决策，本可以在短期内，以很短的时间予以执行，迅速作用于行政管理事态。然而，一些行政机关一味追求运行过程的完美化。在某省就曾发生了一个企业立项的简单事情，而前后经过了11个月，申请文件修改了300多万字，耗费纸张251．5公斤，经办人员行程2万公里的事件。⑦行政系统中纯程序行为的出现一是与立法的质量有关，二是与行政系统中机构和人员的素质有关。纯程序行为只注重了法律规则的形式方面，而忘却了法律规则的实质方面，是依法行政的又一障碍。

3．行政调控过程中的负控制行为。行政机构体系以对其之外的客观存在物发生作用为实现自身价值之根本。一方面，行政机构体系要对各种各样的社会事态发生作用，以完成对这些事态的管理。如行政机关管理经济事务的行为、管理文化事务的行为、管理科技事务的行为、管理有关政治事务的行为以及其他社会事务的行为。另一方面行政机构体系要对与处于相对一方的各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有效控制，以使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行政机构体系的调控有两种情形，即正调控和负调控。正调控指如果各社会参与主体的行为表现与行政权的总体目标价值、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使其得到有效遏制，回归到正常状态。负调控是指社会参与主体的行为表现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是一致的、而与一些行政机构实体的利益和意志不一致时，行政机构实体通过调控使其与自身保持一致的调控行为。不可否认，行政权行使中，行政系统事态与社会事态有着经常的不一致，问题在于当这种不一致发生时，使前者适应、服从后者，还是使后者适应、服从前者。显然，依我国的国家性质，依行政权归属主体和行使主体的关系原理，行政系统意志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意志和社会意志。但是，由于行政机构体系控制着国家行政权力，是调控行为实施的主体。一些行政机关利用此种有利地位使被调控的行为服从于自身的不正当意志、不正当利益。可见，负调控是违背法律原则的调控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必然阻碍着依法行政的实现。

三、依法行政主体障碍克服的对策

（一）障碍克服与行政主体的价值选择

行政机构体系的上述意识与行为变态是对行政系统若干正当价值准则的否定。纠正行政系统意识变态和行为变态的目的就是使行政系统的价值有所回归。甚至可以说，诸种变态之所以会发生亦与长期以来不明确行政系统固有的价值准则有密切联系，即由于人们不认识、不注意行政系统的价值准则，因而，在心理上和行为上就不可能向接近价值准则的方面靠拢。可见，研究依法行政主体障碍克服的对策，必须首先确定行政系统的价值准则，笔者认为，行政系统的这些价值准则主要有下列两个范畴。

1．关于行政系统独立人格的确定问题。依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检察权和审判权。宪法关于国家权力的分类和行使中的分工，是对议行合一政治制度的具体发展，它确认了立法权和其他权力对立法权的从属地位，并认同了其他各种权力的独立价值。如宪法一方面规定其他诸种权力要对行使立法权的人民代表机关负责，另一方面规定了其他机关在行使各自的权力时不受任何组织、个人或其他因素的干涉。其他诸种权力从属于立法权是顺理成章的，是立法权的逻辑发展，立法权被认为是对国家意志的表达，而其他权力则被认为是对表达出来的国家意志的执行。其他权力独自的价值不容否认亦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各有各的本质属性，如果出现一种权力和另一种权力的交叉，那就不可能有效的执行表达出来的国家意志，因为它自身的内容此时就是不确定的。我国行政权力长期以来是在错综复杂的状况下运行的，它在运行过程中已经超越了宪法当初对它内容的界定，变成为一种范围不甚明确、内容不甚确定、方式不甚规范的交叉物。在我国对行政系统进行监督和制约的主体数量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如人民代表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派、政协、监察机关、人民群众、新闻媒介等有10个左右，其中有些机关或组织的监督足以改变行政机关行为的方式，众多的监督如果依客观规律而运行，当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错综复杂的监督难以协调，各监督主体的自身价值或多或少要渗入行政机构体系中，使行政机构体系的价值发生变异。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中都忽视了这一问题，一味的强调各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对行政权的制约，使行政权在许多方面成了弹性极大的权力。笔者认为，我国行政权在一定程度上讲，已经没有了立法对其所确定的独立人格。作为行政权的独立人格讲，一是行政权具有独立的质的规定性，是一个区别于他种权力的国家权力，对其不能作任何变通解释。二是行政权除从属立法权外，对任何权力都不具有从属性。三是行政权自身是强而有力的，不受任何组织、个人、机关的干涉，就像人民法院的审判权不受外界因素干涉一样。四是任何其他国家权力都不得以若明若暗的形式渗入行政权内部，使行政权具有此种权力的属性。

2．关于行政系统硬件与软件的规则确定问题。行政系统的构成因素可以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硬件就是指行政机构体系的板块方面，包括行政机构大系统的层级构成，如层级的数量、层级之间的联系规则，包括一个行政机构内部各部门的构成，即在一个行政机构内部设立了多少主管部门、服务部门等，也包括行政机关中的人员构成等。软件指在行政系统内部形成的联系人们的意识规则或行政伦理准则。这些软件存在于人们的主观意识之中，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调适着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的行为。笔者所指的这些软件是一些深层次的连结规则，它是通过行政机构体系中人员的心理认同来实现的，与行政系统中连结人们的法律规则有着明显区别。法律规则属于行政系统中的硬件，它是被国家强力认可并保证实施的。法律规则是公开的、有形的，而连结人们的伦理准则则是隐含的、无形的。对于行政系统中硬件与软件都可以确定一些规则，通过这些规则赋予其一些属性。我们认为，我国行政机构体系中，在硬件与软件的规则选择上出现了错位，把本该属于软件的规则运用于硬件，把本该属于硬件中的东西运用于软件。造成硬件不硬，软件不软的变态现象。我国行政机构的硬件不硬表现如：我国行政机构的板块一直处于开放状态之中，而且是进口大于出口的开放系统。行政机构和其他社会阶层在板块上的能量交换是经常的、不断的，其他社会阶层都有进入行政系统的机会和途径，一旦进入行政系统其就获得了一个稳定的职位。在一般情况下，很难再被行政系统淘汰。行政系统组成人员成为其他社会阶层的现象与其他社会阶层成为系统组成人员的状况相比，前者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远远小于后者，这也可以用来解释我国行政机构每年以8．3％的速度递增的原因。行政机构软件不软的现象也有许多表现。行政系统内部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形成了独立的价值规则，该规则可以叫做行政伦理准则，如行政系统中人们潜意识中的一些服从准则、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准则、权力实用准则等等。行政系统的伦理准则必须经常的和行政系统之外的一些社会公认的准则发生交换关系。社会成员中健康的、进步的伦理准则应当能够很顺利地渗入行政系统中。这就要求行政系统已经形成的伦理准则体系应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时接受来自外界的健康准则。然而，在这一软件上，我国行政系统一直是一个封闭系统，它既不容易丢弃自身已经形成的伦理准则，更不容易接纳、吸收社会上先进的伦理准则。硬件不硬所导致的结果是机构人浮于事和臃肿。软件不软所导致的结果是行政系统与管理事态和社会的分离。基于此，要克服依法行政主体障碍，必须重新确定行政机构体系中硬件与软件的规则。即应使行政机构体系板块处于一定状态的封闭之下，至少进口不能大于出口；使行政机构体系中的伦理准则能经常性地和社会上进步的伦理准则发生交换关系。

（二）依法行政主体障碍克服的法制手段

笔者认为，对依法行政主体障碍克服的研究，首先要立足于法律角度，因为法律制度之内的东西比法外的东西来得更直接。其次要立足于对克服手段进行宏观设计，因为所有的具体克服措施都是以手段的宏观设计为前提的。

1．关于层级关系中的连结规则。我国行政机构体系中的伦理变态和心理变态与行政机构内部层级关系中的连结规则的非正当性有关。我国行政机构体系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在此层级结构中需要用双向的连结规则把高层行政机关和低层行政机关连结起来，使高低层行政机关都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然而，我国行政机构体系中的层级连结规则向来是单向式的，即强调上对下的权力，正是通过上对下的命令指示把二者联结在一起。上级的权力是不容置疑的，下级没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仅是上级手中所控制的一个工具。在此种连结规则之下，下级在行政事态、法律规范与上级命令指示的选择上，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后者。其必然阻碍依法行政。因此，我们认为，在强调上对下的命令指示的同时，还必须重视下对上运行中的独立线路，即在一些细小问题上，上层行政机构必须以下层行政机构所掌握的情况为据，不能超越下级行政机关的权力。简单地讲，我国行政机构体系中长期以来形成的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相分离的现象必须得到解决。任何一个具有独立职能并与行政管理事态发生关系的机构，都应当是既具有决策职能又具有执行职能，或者反过来说，既具有对行政事务的执行权又具有对事务的决策权。这样就可以使行政法规范的运行减少环节进而减少因无谓传递所造成的误差。该连结规则的改变必然使行政系统内部形成新型的良性关系形态，由原来的独判式指挥命令权变为相互制约的双向权力。

2．关于静态行政法的价值定位。行政法规范可以用不同的标准予以分类，以行政法对行政主体的作用形态为据，可以把行政法分为静态行政法和动态行政法。静态行政法就是从静态上对行政机关组织体系及其公务人员的规定。动态行政法是对上述主体行为的规定。静态行政法的价值就是指静态行政法所要追求的效果和自身的积极作用。静态行政法的价值选择有两种：静态行政法促成程序化的价值；静态行政法促成效率化的价值。我国的静态行政法在价值选择上以前者为根本取向，在行政系统内部强调机构的大而全、小而全，在机构行为中强调程式化、结构化就是例证。在这样的价值选择之下，行政机构体系对社会的消耗、对社会造成的压力往往得不到法律规则之内的重视。以行政组织法为例，其采取的是柔性原则，行政机构则有较强的伸缩性，行政机关编制法也不健全，仅有的一些编制规则亦没有严格的量化标准。而公务员法则弱化了社会技术化。《国家公务员条例》关于公务员权利义务、纪律等的规定中政治性、政策性准则占38％以上，只有20％的准则是有关履行职责的技术准则。我们认为，要克服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障碍在行政组织法的价值选择上应选择效率准则。从行政机构体系的总价值看，其应当是国家政权体系为获得较大利益而投入的一个成本。成本最小化是一个毋须证明的经济原理。依此，行政机构体系的规模越小越好。行政组织法必须选择控制行政机构规模的价值准则，行政编制法应尽可能量化，并有权威性的保障手段。公务员法应强化公务员的技术属性。

3．关于动态行政法的规制技术问题。动态行政法的规制技术是指行政法规范对行政机构体系的行为、行政机关的行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和制约的技术。该规制技术手段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行政行为的质量、关系到行政行为与法律规范关系的合理程度。我国在动态行政法的规制技术上存在误区。表现为：其一，动态行政法的规制侧重点放在微观行为上。行政系统中的行政行为可以分为微观行为和宏观行为，前者指行政系统中单个行政机关的行为和工作人员的个体行为表现，这些行为尽管是直接对相对人产生影响，但它常常是另一类行为即宏观行为的派生行为。后者是指行政机构总体的行为表现。在两类行为中后者对前者具有派生作用。行政法规制的选择侧重点应在宏观行为上，而我国在对行政行为规制的选择上多以规制微观行为为主。其二，动态行政法的规制侧重点放在程序行为上。行政行为具有实体行为和程序行为之分，实体行为是能够设定权利义务、改变权利义务的行为范畴。程序行为则是如何作出实体行为的行为范畴。实体行为是程序行为存在的前提，只有以实体行为为据程序行为才具有意义。而我国在对行政系统行为的规制上重程序规制、轻实体规制。以《行政处罚法》这一关于行政处罚的基本法为例，其中心环节还在于对程序的规制而不是对实体的规制。其三，动态行政法的侧重点放在外显行为上。行政行为有外显行为和隐含行为之分。所谓外显行为就是以一定的形式显露出来，容易判断和鉴别的行为。所谓隐含行为是指具有隐蔽性，其行为外形不甚明显的行为。如行政人员直接违反行政法规范的行为属前者，而间接违反行政法规范的行为则为后者。违反行政规则的行为为前者，违反行政道德准则的行为为后者。我国在对行政行为的规制上，动态行政法多选择对外显行为的规制，而对一些暗含的违法行为则很少有规制，如对行政系统中的权力目的行为、营造私网行为、从属意志行为鲜有规制。我们认为，要克服依法行政的主体障碍，必须在动态行政法的规制技术上发生变化，以规制宏观行为、实体行为、暗含行为为重心，以规制微观行为、程序行为、外显行为为必要补充.

①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0页。参见关保英：《行政法的价值定位———效率、程序及其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10页。

主体障碍范文篇3

一、依法行政主体障碍的意识表现

依法行政主体障碍的意识表现，是行政主体在意识上对依法行政的障碍因素。依法行政主体包括机构实体和机构实体的构成人员两个方面，那么，依法行政主体障碍在意识上的表现亦是由此二方面派生并表现出来的。机构实体的意识是高度抽象化了的存在物，它作为某种评价准则连结着机构实体中的各种客观存在物，如上下级之间、平行机构之间、公职人员在法律规范之外的联系规则。这些抽象的、属于意识状态的联系规则可以说是行政系统内部的道德规范，或称之为行政伦理准则。这些准则的产生不是由法律规范加以规定的，而是由行政权的本质属性、行政权的运转规律、行政权所体现的社会意志所决定的，违反上述三者的行政伦理准则就是变态的伦理准则。机构实体中构成人员的意识因素就是存在于各个行政人员内心的心理因素，它是基于行政人员个人而言的，所反映的是行政人员个人的心理。行政人员个人健康的心理来自于其所行使的行政职权的本质，来自于行政职权运行过程中的内在规定性、来自于行政法制的第二性反映等。如果行政人员的心理意识违背了此三者，或者其心理意识与这三个东西的本质是一种背反关系时，其所产生的心理就是变态的行政心理，本文重点探讨后者。

行政伦理是行政系统内部的一种行为评价准则。这种评价准则是多种多样的，如行政权行使的有限价值准则、行政权行使的服务价值准则、行政权行使的民主价值准则、行政权行使的经济价值准则等。该宏观评价准则越健康、越全面，行政系统中机构与机构之间、人员与人员之间的关系性状也就越好，进而越能促进依法行政的实现。违反正当行政伦理准则的准则就可以说是变态伦理准则，笔者认为目前我国行政系统中最为普遍、最为明显的变态行政伦理准则有下列方面。

第一，行政权力封闭价值准则。行政权是相对于立法权、司法权而言的一个宏观概念，而行政权力则是一个限定在一定范围或一定管理事态的概念。因此，对行政权力概念的理解和认识必须和职权行使联系起来。行政权力一方面是由一定的基础决定的，如马克思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诸要素，当然也包括行政权力。另外，社会基础、行政管理所面对的各种事务基础也是行政权力的决定物。另一方面，行政权力在行使时要和各种外在因素发生关系，既有外界因素对行政权力的作用，也有行政权力对外界因素的作用等。可见，对行政权力的评价必须以开放的眼光进行。然而，行政权力封闭的价值准则已成为我国行政权力评价的一个基本伦理准则，依此准则把行政权力的运行和行使封闭在狭隘的行政圈之内。仅以行政系统内部的状况而评价行政权的质量。一个行政机构、一个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权力行使的水平如何，常以行政系统内部的各种微妙关系为评判依据，而脱离经济基础、脱离社会事态。此种评价准则虽然是主观意识范畴之内的，但对行政系统对法律的认同有极大的阻滞作用。

第二，行政权力权变价值准则。行政权力一旦被一国的法律制度确认就具有一种稳定化、连续化、规范化的倾向，正是这种倾向使行政权对行政管理事态的作用始终处于良性运行之中。那么，评价一个行政机关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就应当以是否稳定化、是否连续化、是否规范化为基本准则。我国行政系统对行政权力评价的又一个变态就是以权变的价值准则评价行政权的行使。所谓权变准则就是在对行政权行使状况的评价和认定时以变异取向为转移。权变的价值准则在行政系统中造成了诸多与管理事态格格不入的行政风气。如行政机构体系中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对人负责不对事负责，对政策负责不对法负责等不良行政风气就是此种伦理变态的直接产物。此种伦理价值的选择是行政法制在行政权行使过程中至今还没有得到全面认同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它严重地制约着依法行政的实现。

第三，行政权力超强价值准则。我国行政权从理论上可以分成归属主体和行使主体两个方面。①所谓归属主体就是行政权的所有主体。所谓行使主体，即行政权的实际行使者。毫无疑问，我国行政权力的归属主体是人民，而行政机构体系只是行政权的行使主体而已。其对行政权的行使承担着强烈的社会责任。这一基本理论决定了任何形式的行政权行使都必须以民主观念为导向，以被决定者的身份认识和对待自己手上握有的行政权力。然而，目前我国行政权力行使中对行政权评价的伦理准则发生了变态。人们常以超强的伦理价值准则评价行政权的行使，如一些行政机关或行政公职人员若能在职权行使中突出自己的管理权威、突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突出自己管理手腕的刚性化便会被认为是有效的行政权行使者。此种评价准则的来源与我国封建专制时代经历的时间长、社会影响深刻是有间接关系的。该种价值准则与依法行政的价值准则显然不可能是一致的，它或强或弱的阻碍了依法行政的实现。

第四，行政权力利益价值准则。根据行政权归属主体和行使主体的关系原理，行使主体是归属主体为了获得利益而投入的一个成本。就是说，由于归属主体是一个综合概念，不可能也没必要直接行使行政权，便不得不委任行使主体代其行使行政权，行政权行使主体只不过是行政权归属主体控制和运用的一个工具。还可以说，行政权行使主体是处于仆役状态的，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公职人员当成公仆②一样。以此必然推论出行政机构实体及其构成人员的权力行使始终具有显著的服务性。从行政系统中的伦理准则讲，行政权力服务于管理事态、服务于行政权归属主体应当成为一项基本的行政伦理准则。但是，我国行政系统中，行政权力的服务性价值准则已被利益价值准则所取代。在行政系统中，对于行政机构和公职人员行为的评价常以是否为本部门、本区域、本单位的行政管理争得利益为标准。③在地方保护中、部门保护中、行业保护中作用突出的行政机关或公职人员便可得到较高的行政评价。此种变态对依法行政的阻滞集中反映在否定行政法制统一的基本准则。

二、依法行政主体障碍的行为表现

依法行政主体的伦理准则变态和心理变态都是意识范畴内的变态。除此之外，行政系统的机构实体和公职人员还有行为上的变态，这种行为变态是行政主体依法行政障碍的客观表现。依法行政主体的行为障碍其中一些与意识障碍有密切联系，是意识障碍外化以后形成的，有些行为障碍则与意识障碍没有必然的、直接的联系。至于这种与意识障碍无关的行为障碍是基于什么原因形成的，则是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论问题，不是本文的研究范围。笔者认为，依法行政主体阻碍的行为表现亦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行政机构总体的行为变态。就是从行政机构体系的总体出发其在宏观上的行为表现。二是行政机构系统中的权力行使者的个体行为变态，当然这些行为既可以是单个行政机关的行为，也可以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这些行为都发生在对具体的行政事态的处理上，具有明显的微观性。笔者重点论证前者。

1．行政系统中人格的刻意塑造行为。行政权是一种大规模的权力，现代行政权的行使也只有较大规模的行政机构体系才能够完成。这一事实导致了行政权归属主体在日常行政权的行使中有两个方面的行为表现。一个行为是行政机构体系为完成行政管理事务而向行政权归属主体负责的行为，该行为可以说是行政机构存在的目的，只有这一行为才能证明行政机构体系存在的价值。以此论之，在此一行为范畴之中，行政权行使者只要是合法行为就是应当肯定的、是正当行为。合法与非法是判断此行为有效与否的唯一标准。第二个行为是行政机构体系为组建、完善自身而为的行为。在现代国家行政机构体系中相当一部分行为都属此类。如行政系统为向社会标榜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而为的行为，通过政府组织法和公务员法对行政系统内部的管理行为等等。这一范畴的行为与行政权归属主体所确定的目标并无直接关系，其是否能够给社会、给行政权归属主体带来利益并无一个科学的鉴别标准。就是说，通过合法与非法并不能确定该行为的真正社会意义。或许在第二类行为中，与法律规范不一致的行为能够带来社会效益，而合法行为并不一定必然带来社会效益，因为此行为本身与行政系统目标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事实上，正如英国行政管理学家帕金森讲的，行政系统都善于塑造自身的人格，包括扩大规模、包括巧立招牌、包括让机构层次升格等。④可以说，与行政权归属主体确定的目标相一致的人格塑造行为是正当的人格塑造行为。而脱离上述目标刻意的人格塑造行为则是变态的总体行为。我国行政机构中，刻意地对行政权行使主体塑造人格的行为是非常普遍的，其成了我国行政机构中的一个严重问题。行政机构的盲目升格、行政系统中机构名称的盲目变更都是具体表现。近年来我国行政机构以8．3％的速度剧增⑤的事实就是例证。此种刻意对人格进行塑造的行为与社会主义法制的总目标，与行政法制中的便民原则、精简原则、效能原则是完全的背反关系。必然阻碍着依法行政的实现。

2．行政机构运行中的纯程序行为。在行政法制体系中，一般包括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两大类。⑥实体规范就是指对实体上的权利义务作出规定的规范，其所涉及的是一些实质性内容，有着具体的物质内容。程序规范是指对有关程序内容作出规定的规范，如行政行为如何履行，履行的环节、方式、具体的途径等。在二者的关系中，实体规范居于优先地位，它是程序运行的决定因素，如果说，程序是形式的话，实体则是本质。依行政法规范的上述类型，行政机构体系内运行行为亦可分为两类，即能够直接实现权利义务等法律中实体内容的行为就可以说是实体性行政行为；与法律中权利义务没有直接关系仅是形式要件上的行政行为就是程序性行政行为。实体行为是程序行为的前提条件，只有以实体行为为依据程序行为才具有意义。脱离实体行为的程序行为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纯程序行为，这种行为就是行政机构运行中的一种行为变态。目前我国行政机构中为程序而程序，追求程序的独立价值的行政行为极为普遍。如高层行政机关的一个行政决策，本可以在短期内，以很短的时间予以执行，迅速作用于行政管理事态。然而，一些行政机关一味追求运行过程的完美化。在某省就曾发生了一个企业立项的简单事情，而前后经过了11个月，申请文件修改了300多万字，耗费纸张251．5公斤，经办人员行程2万公里的事件。⑦行政系统中纯程序行为的出现一是与立法的质量有关，二是与行政系统中机构和人员的素质有关。纯程序行为只注重了法律规则的形式方面，而忘却了法律规则的实质方面，是依法行政的又一障碍。

3．行政调控过程中的负控制行为。行政机构体系以对其之外的客观存在物发生作用为实现自身价值之根本。一方面，行政机构体系要对各种各样的社会事态发生作用，以完成对这些事态的管理。如行政机关管理经济事务的行为、管理文化事务的行为、管理科技事务的行为、管理有关政治事务的行为以及其他社会事务的行为。另一方面行政机构体系要对与处于相对一方的各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有效控制，以使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行政机构体系的调控有两种情形，即正调控和负调控。正调控指如果各社会参与主体的行为表现与行政权的总体目标价值、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使其得到有效遏制，回归到正常状态。负调控是指社会参与主体的行为表现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是一致的、而与一些行政机构实体的利益和意志不一致时，行政机构实体通过调控使其与自身保持一致的调控行为。不可否认，行政权行使中，行政系统事态与社会事态有着经常的不一致，问题在于当这种不一致发生时，使前者适应、服从后者，还是使后者适应、服从前者。显然，依我国的国家性质，依行政权归属主体和行使主体的关系原理，行政系统意志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意志和社会意志。但是，由于行政机构体系控制着国家行政权力，是调控行为实施的主体。一些行政机关利用此种有利地位使被调控的行为服从于自身的不正当意志、不正当利益。可见，负调控是违背法律原则的调控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必然阻碍着依法行政的实现。

三、依法行政主体障碍克服的对策

（一）障碍克服与行政主体的价值选择

行政机构体系的上述意识与行为变态是对行政系统若干正当价值准则的否定。纠正行政系统意识变态和行为变态的目的就是使行政系统的价值有所回归。甚至可以说，诸种变态之所以会发生亦与长期以来不明确行政系统固有的价值准则有密切联系，即由于人们不认识、不注意行政系统的价值准则，因而，在心理上和行为上就不可能向接近价值准则的方面靠拢。可见，研究依法行政主体障碍克服的对策，必须首先确定行政系统的价值准则，笔者认为，行政系统的这些价值准则主要有下列两个范畴。

1．关于行政系统独立人格的确定问题。依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检察权和审判权。宪法关于国家权力的分类和行使中的分工，是对议行合一政治制度的具体发展，它确认了立法权和其他权力对立法权的从属地位，并认同了其他各种权力的独立价值。如宪法一方面规定其他诸种权力要对行使立法权的人民代表机关负责，另一方面规定了其他机关在行使各自的权力时不受任何组织、个人或其他因素的干涉。其他诸种权力从属于立法权是顺理成章的，是立法权的逻辑发展，立法权被认为是对国家意志的表达，而其他权力则被认为是对表达出来的国家意志的执行。其他权力独自的价值不容否认亦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各有各的本质属性，如果出现一种权力和另一种权力的交叉，那就不可能有效的执行表达出来的国家意志，因为它自身的内容此时就是不确定的。我国行政权力长期以来是在错综复杂的状况下运行的，它在运行过程中已经超越了宪法当初对它内容的界定，变成为一种范围不甚明确、内容不甚确定、方式不甚规范的交叉物。在我国对行政系统进行监督和制约的主体数量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如人民代表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派、政协、监察机关、人民群众、新闻媒介等有10个左右，其中有些机关或组织的监督足以改变行政机关行为的方式，众多的监督如果依客观规律而运行，当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错综复杂的监督难以协调，各监督主体的自身价值或多或少要渗入行政机构体系中，使行政机构体系的价值发生变异。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中都忽视了这一问题，一味的强调各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对行政权的制约，使行政权在许多方面成了弹性极大的权力。笔者认为，我国行政权在一定程度上讲，已经没有了立法对其所确定的独立人格。作为行政权的独立人格讲，一是行政权具有独立的质的规定性，是一个区别于他种权力的国家权力，对其不能作任何变通解释。二是行政权除从属立法权外，对任何权力都不具有从属性。三是行政权自身是强而有力的，不受任何组织、个人、机关的干涉，就像人民法院的审判权不受外界因素干涉一样。四是任何其他国家权力都不得以若明若暗的形式渗入行政权内部，使行政权具有此种权力的属性。

2．关于行政系统硬件与软件的规则确定问题。行政系统的构成因素可以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硬件就是指行政机构体系的板块方面，包括行政机构大系统的层级构成，如层级的数量、层级之间的联系规则，包括一个行政机构内部各部门的构成，即在一个行政机构内部设立了多少主管部门、服务部门等，也包括行政机关中的人员构成等。软件指在行政系统内部形成的联系人们的意识规则或行政伦理准则。这些软件存在于人们的主观意识之中，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调适着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的行为。笔者所指的这些软件是一些深层次的连结规则，它是通过行政机构体系中人员的心理认同来实现的，与行政系统中连结人们的法律规则有着明显区别。法律规则属于行政系统中的硬件，它是被国家强力认可并保证实施的。法律规则是公开的、有形的，而连结人们的伦理准则则是隐含的、无形的。对于行政系统中硬件与软件都可以确定一些规则，通过这些规则赋予其一些属性。我们认为，我国行政机构体系中，在硬件与软件的规则选择上出现了错位，把本该属于软件的规则运用于硬件，把本该属于硬件中的东西运用于软件。造成硬件不硬，软件不软的变态现象。我国行政机构的硬件不硬表现如：我国行政机构的板块一直处于开放状态之中，而且是进口大于出口的开放系统。行政机构和其他社会阶层在板块上的能量交换是经常的、不断的，其他社会阶层都有进入行政系统的机会和途径，一旦进入行政系统其就获得了一个稳定的职位。在一般情况下，很难再被行政系统淘汰。行政系统组成人员成为其他社会阶层的现象与其他社会阶层成为系统组成人员的状况相比，前者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远远小于后者，这也可以用来解释我国行政机构每年以8．3％的速度递增的原因。行政机构软件不软的现象也有许多表现。行政系统内部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形成了独立的价值规则，该规则可以叫做行政伦理准则，如行政系统中人们潜意识中的一些服从准则、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准则、权力实用准则等等。行政系统的伦理准则必须经常的和行政系统之外的一些社会公认的准则发生交换关系。社会成员中健康的、进步的伦理准则应当能够很顺利地渗入行政系统中。这就要求行政系统已经形成的伦理准则体系应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时接受来自外界的健康准则。然而，在这一软件上，我国行政系统一直是一个封闭系统，它既不容易丢弃自身已经形成的伦理准则，更不容易接纳、吸收社会上先进的伦理准则。硬件不硬所导致的结果是机构人浮于事和臃肿。软件不软所导致的结果是行政系统与管理事态和社会的分离。基于此，要克服依法行政主体障碍，必须重新确定行政机构体系中硬件与软件的规则。即应使行政机构体系板块处于一定状态的封闭之下，至少进口不能大于出口；使行政机构体系中的伦理准则能经常性地和社会上进步的伦理准则发生交换关系。

（二）依法行政主体障碍克服的法制手段

笔者认为，对依法行政主体障碍克服的研究，首先要立足于法律角度，因为法律制度之内的东西比法外的东西来得更直接。其次要立足于对克服手段进行宏观设计，因为所有的具体克服措施都是以手段的宏观设计为前提的。

1．关于层级关系中的连结规则。我国行政机构体系中的伦理变态和心理变态与行政机构内部层级关系中的连结规则的非正当性有关。我国行政机构体系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在此层级结构中需要用双向的连结规则把高层行政机关和低层行政机关连结起来，使高低层行政机关都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然而，我国行政机构体系中的层级连结规则向来是单向式的，即强调上对下的权力，正是通过上对下的命令指示把二者联结在一起。上级的权力是不容置疑的，下级没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仅是上级手中所控制的一个工具。在此种连结规则之下，下级在行政事态、法律规范与上级命令指示的选择上，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后者。其必然阻碍依法行政。因此，我们认为，在强调上对下的命令指示的同时，还必须重视下对上运行中的独立线路，即在一些细小问题上，上层行政机构必须以下层行政机构所掌握的情况为据，不能超越下级行政机关的权力。简单地讲，我国行政机构体系中长期以来形成的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相分离的现象必须得到解决。任何一个具有独立职能并与行政管理事态发生关系的机构，都应当是既具有决策职能又具有执行职能，或者反过来说，既具有对行政事务的执行权又具有对事务的决策权。这样就可以使行政法规范的运行减少环节进而减少因无谓传递所造成的误差。该连结规则的改变必然使行政系统内部形成新型的良性关系形态，由原来的独判式指挥命令权变为相互制约的双向权力。

2．关于静态行政法的价值定位。行政法规范可以用不同的标准予以分类，以行政法对行政主体的作用形态为据，可以把行政法分为静态行政法和动态行政法。静态行政法就是从静态上对行政机关组织体系及其公务人员的规定。动态行政法是对上述主体行为的规定。静态行政法的价值就是指静态行政法所要追求的效果和自身的积极作用。静态行政法的价值选择有两种：静态行政法促成程序化的价值；静态行政法促成效率化的价值。我国的静态行政法在价值选择上以前者为根本取向，在行政系统内部强调机构的大而全、小而全，在机构行为中强调程式化、结构化就是例证。在这样的价值选择之下，行政机构体系对社会的消耗、对社会造成的压力往往得不到法律规则之内的重视。以行政组织法为例，其采取的是柔性原则，行政机构则有较强的伸缩性，行政机关编制法也不健全，仅有的一些编制规则亦没有严格的量化标准。而公务员法则弱化了社会技术化。《国家公务员条例》关于公务员权利义务、纪律等的规定中政治性、政策性准则占38％以上，只有20％的准则是有关履行职责的技术准则。我们认为，要克服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障碍在行政组织法的价值选择上应选择效率准则。从行政机构体系的总价值看，其应当是国家政权体系为获得较大利益而投入的一个成本。成本最小化是一个毋须证明的经济原理。依此，行政机构体系的规模越小越好。行政组织法必须选择控制行政机构规模的价值准则，行政编制法应尽可能量化，并有权威性的保障手段。公务员法应强化公务员的技术属性。

3．关于动态行政法的规制技术问题。动态行政法的规制技术是指行政法规范对行政机构体系的行为、行政机关的行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和制约的技术。该规制技术手段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行政行为的质量、关系到行政行为与法律规范关系的合理程度。我国在动态行政法的规制技术上存在误区。表现为：其一，动态行政法的规制侧重点放在微观行为上。行政系统中的行政行为可以分为微观行为和宏观行为，前者指行政系统中单个行政机关的行为和工作人员的个体行为表现，这些行为尽管是直接对相对人产生影响，但它常常是另一类行为即宏观行为的派生行为。后者是指行政机构总体的行为表现。在两类行为中后者对前者具有派生作用。行政法规制的选择侧重点应在宏观行为上，而我国在对行政行为规制的选择上多以规制微观行为为主。其二，动态行政法的规制侧重点放在程序行为上。行政行为具有实体行为和程序行为之分，实体行为是能够设定权利义务、改变权利义务的行为范畴。程序行为则是如何作出实体行为的行为范畴。实体行为是程序行为存在的前提，只有以实体行为为据程序行为才具有意义。而我国在对行政系统行为的规制上重程序规制、轻实体规制。以《行政处罚法》这一关于行政处罚的基本法为例，其中心环节还在于对程序的规制而不是对实体的规制。其三，动态行政法的侧重点放在外显行为上。行政行为有外显行为和隐含行为之分。所谓外显行为就是以一定的形式显露出来，容易判断和鉴别的行为。所谓隐含行为是指具有隐蔽性，其行为外形不甚明显的行为。如行政人员直接违反行政法规范的行为属前者，而间接违反行政法规范的行为则为后者。违反行政规则的行为为前者，违反行政道德准则的行为为后者。我国在对行政行为的规制上，动态行政法多选择对外显行为的规制，而对一些暗含的违法行为则很少有规制，如对行政系统中的权力目的行为、营造私网行为、从属意志行为鲜有规制。我们认为，要克服依法行政的主体障碍，必须在动态行政法的规制技术上发生变化，以规制宏观行为、实体行为、暗含行为为重心，以规制微观行为、程序行为、外显行为为必要补充.

①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0页。参见关保英：《行政法的价值定位———效率、程序及其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10页。

主体障碍范文篇4

一、依法行政主体障碍的意识表现

依法行政主体障碍的意识表现，是行政主体在意识上对依法行政的障碍因素。依法行政主体包括机构实体和机构实体的构成人员两个方面，那么，依法行政主体障碍在意识上的表现亦是由此二方面派生并表现出来的。机构实体的意识是高度抽象化了的存在物，它作为某种评价准则连结着机构实体中的各种客观存在物，如上下级之间、平行机构之间、公职人员在法律规范之外的联系规则。这些抽象的、属于意识状态的联系规则可以说是行政系统内部的道德规范，或称之为行政伦理准则。这些准则的产生不是由法律规范加以规定的，而是由行政权的本质属性、行政权的运转规律、行政权所体现的社会意志所决定的，违反上述三者的行政伦理准则就是变态的伦理准则。机构实体中构成人员的意识因素就是存在于各个行政人员内心的心理因素，它是基于行政人员个人而言的，所反映的是行政人员个人的心理。行政人员个人健康的心理来自于其所行使的行政职权的本质，来自于行政职权运行过程中的内在规定性、来自于行政法制的第二性反映等。如果行政人员的心理意识违背了此三者，或者其心理意识与这三个东西的本质是一种背反关系时，其所产生的心理就是变态的行政心理，本文重点探讨后者。

行政伦理是行政系统内部的一种行为评价准则。这种评价准则是多种多样的，如行政权行使的有限价值准则、行政权行使的服务价值准则、行政权行使的民主价值准则、行政权行使的经济价值准则等。该宏观评价准则越健康、越全面，行政系统中机构与机构之间、人员与人员之间的关系性状也就越好，进而越能促进依法行政的实现。违反正当行政伦理准则的准则就可以说是变态伦理准则，笔者认为目前我国行政系统中最为普遍、最为明显的变态行政伦理准则有下列方面。

第一，行政权力封闭价值准则。行政权是相对于立法权、司法权而言的一个宏观概念，而行政权力则是一个限定在一定范围或一定管理事态的概念。因此，对行政权力概念的理解和认识必须和职权行使联系起来。行政权力一方面是由一定的基础决定的，如马克思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诸要素，当然也包括行政权力。另外，社会基础、行政管理所面对的各种事务基础也是行政权力的决定物。另一方面，行政权力在行使时要和各种外在因素发生关系，既有外界因素对行政权力的作用，也有行政权力对外界因素的作用等。可见，对行政权力的评价必须以开放的眼光进行。然而，行政权力封闭的价值准则已成为我国行政权力评价的一个基本伦理准则，依此准则把行政权力的运行和行使封闭在狭隘的行政圈之内。仅以行政系统内部的状况而评价行政权的质量。一个行政机构、一个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权力行使的水平如何，常以行政系统内部的各种微妙关系为评判依据，而脱离经济基础、脱离社会事态。此种评价准则虽然是主观意识范畴之内的，但对行政系统对法律的认同有极大的阻滞作用。

第二，行政权力权变价值准则。行政权力一旦被一国的法律制度确认就具有一种稳定化、连续化、规范化的倾向，正是这种倾向使行政权对行政管理事态的作用始终处于良性运行之中。那么，评价一个行政机关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就应当以是否稳定化、是否连续化、是否规范化为基本准则。我国行政系统对行政权力评价的又一个变态就是以权变的价值准则评价行政权的行使。所谓权变准则就是在对行政权行使状况的评价和认定时以变异取向为转移。权变的价值准则在行政系统中造成了诸多与管理事态格格不入的行政风气。如行政机构体系中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对人负责不对事负责，对政策负责不对法负责等不良行政风气就是此种伦理变态的直接产物。此种伦理价值的选择是行政法制在行政权行使过程中至今还没有得到全面认同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它严重地制约着依法行政的实现。

第三，行政权力超强价值准则。我国行政权从理论上可以分成归属主体和行使主体两个方面。①所谓归属主体就是行政权的所有主体。所谓行使主体，即行政权的实际行使者。毫无疑问，我国行政权力的归属主体是人民，而行政机构体系只是行政权的行使主体而已。其对行政权的行使承担着强烈的社会责任。这一基本理论决定了任何形式的行政权行使都必须以民主观念为导向，以被决定者的身份认识和对待自己手上握有的行政权力。然而，目前我国行政权力行使中对行政权评价的伦理准则发生了变态。人们常以超强的伦理价值准则评价行政权的行使，如一些行政机关或行政公职人员若能在职权行使中突出自己的管理权威、突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突出自己管理手腕的刚性化便会被认为是有效的行政权行使者。此种评价准则的来源与我国封建专制时代经历的时间长、社会影响深刻是有间接关系的。该种价值准则与依法行政的价值准则显然不可能是一致的，它或强或弱的阻碍了依法行政的实现。

第四，行政权力利益价值准则。根据行政权归属主体和行使主体的关系原理，行使主体是归属主体为了获得利益而投入的一个成本。就是说，由于归属主体是一个综合概念，不可能也没必要直接行使行政权，便不得不委任行使主体代其行使行政权，行政权行使主体只不过是行政权归属主体控制和运用的一个工具。还可以说，行政权行使主体是处于仆役状态的，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公职人员当成公仆②一样。以此必然推论出行政机构实体及其构成人员的权力行使始终具有显著的服务性。从行政系统中的伦理准则讲，行政权力服务于管理事态、服务于行政权归属主体应当成为一项基本的行政伦理准则。但是，我国行政系统中，行政权力的服务性价值准则已被利益价值准则所取代。在行政系统中，对于行政机构和公职人员行为的评价常以是否为本部门、本区域、本单位的行政管理争得利益为标准。③在地方保护中、部门保护中、行业保护中作用突出的行政机关或公职人员便可得到较高的行政评价。此种变态对依法行政的阻滞集中反映在否定行政法制统一的基本准则。

二、依法行政主体障碍的行为表现

依法行政主体的伦理准则变态和心理变态都是意识范畴内的变态。除此之外，行政系统的机构实体和公职人员还有行为上的变态，这种行为变态是行政主体依法行政障碍的客观表现。依法行政主体的行为障碍其中一些与意识障碍有密切联系，是意识障碍外化以后形成的，有些行为障碍则与意识障碍没有必然的、直接的联系。至于这种与意识障碍无关的行为障碍是基于什么原因形成的，则是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论问题，不是本文的研究范围。笔者认为，依法行政主体阻碍的行为表现亦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行政机构总体的行为变态。就是从行政机构体系的总体出发其在宏观上的行为表现。二是行政机构系统中的权力行使者的个体行为变态，当然这些行为既可以是单个行政机关的行为，也可以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这些行为都发生在对具体的行政事态的处理上，具有明显的微观性。笔者重点论证前者。

1.行政系统中人格的刻意塑造行为。行政权是一种大规模的权力，现代行政权的行使也只有较大规模的行政机构体系才能够完成。这一事实导致了行政权归属主体在日常行政权的行使中有两个方面的行为表现。一个行为是行政机构体系为完成行政管理事务而向行政权归属主体负责的行为，该行为可以说是行政机构存在的目的，只有这一行为才能证明行政机构体系存在的价值。以此论之，在此一行为范畴之中，行政权行使者只要是合法行为就是应当肯定的、是正当行为。合法与非法是判断此行为有效与否的唯一标准。第二个行为是行政机构体系为组建、完善自身而为的行为。在现代国家行政机构体系中相当一部分行为都属此类。如行政系统为向社会标榜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而为的行为，通过政府组织法和公务员法对行政系统内部的管理行为等等。这一范畴的行为与行政权归属主体所确定的目标并无直接关系，其是否能够给社会、给行政权归属主体带来利益并无一个科学的鉴别标准。就是说，通过合法与非法并不能确定该行为的真正社会意义。或许在第二类行为中，与法律规范不一致的行为能够带来社会效益，而合法行为并不一定必然带来社会效益，因为此行为本身与行政系统目标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事实上，正如英国行政管理学家帕金森讲的，行政系统都善于塑造自身的人格，包括扩大规模、包括巧立招牌、包括让机构层次升格等。④可以说，与行政权归属主体确定的目标相一致的人格塑造行为是正当的人格塑造行为。而脱离上述目标刻意的人格塑造行为则是变态的总体行为。我国行政机构中，刻意地对行政权行使主体塑造人格的行为是非常普遍的，其成了我国行政机构中的一个严重问题。行政机构的盲目升格、行政系统中机构名称的盲目变更都是具体表现。近年来我国行政机构以8.3％的速度剧增⑤的事实就是例证。此种刻意对人格进行塑造的行为与社会主义法制的总目标，与行政法制中的便民原则、精简原则、效能原则是完全的背反关系。必然阻碍着依法行政的实现。

2.行政机构运行中的纯程序行为。在行政法制体系中，一般包括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两大类。⑥实体规范就是指对实体上的权利义务作出规定的规范，其所涉及的是一些实质性内容，有着具体的物质内容。程序规范是指对有关程序内容作出规定的规范，如行政行为如何履行，履行的环节、方式、具体的途径等。在二者的关系中，实体规范居于优先地位，它是程序运行的决定因素，如果说，程序是形式的话，实体则是本质。依行政法规范的上述类型，行政机构体系内运行行为亦可分为两类，即能够直接实现权利义务等法律中实体内容的行为就可以说是实体性行政行为；与法律中权利义务没有直接关系仅是形式要件上的行政行为就是程序性行政行为。实体行为是程序行为的前提条件，只有以实体行为为依据程序行为才具有意义。脱离实体行为的程序行为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纯程序行为，这种行为就是行政机构运行中的一种行为变态。目前我国行政机构中为程序而程序，追求程序的独立价值的行政行为极为普遍。如高层行政机关的一个行政决策，本可以在短期内，以很短的时间予以执行，迅速作用于行政管理事态。然而，一些行政机关一味追求运行过程的完美化。在某省就曾发生了一个企业立项的简单事情，而前后经过了11个月，申请文件修改了300多万字，耗费纸张251.5公斤，经办人员行程2万公里的事件。⑦行政系统中纯程序行为的出现一是与立法的质量有关，二是与行政系统中机构和人员的素质有关。纯程序行为只注重了法律规则的形式方面，而忘却了法律规则的实质方面，是依法行政的又一障碍。

3.行政调控过程中的负控制行为。行政机构体系以对其之外的客观存在物发生作用为实现自身价值之根本。一方面，行政机构体系要对各种各样的社会事态发生作用，以完成对这些事态的管理。如行政机关管理经济事务的行为、管理文化事务的行为、管理科技事务的行为、管理有关政治事务的行为以及其他社会事务的行为。另一方面行政机构体系要对与处于相对一方的各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有效控制，以使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行政机构体系的调控有两种情形，即正调控和负调控。正调控指如果各社会参与主体的行为表现与行政权的总体目标价值、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使其得到有效遏制，回归到正常状态。负调控是指社会参与主体的行为表现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是一致的、而与一些行政机构实体的利益和意志不一致时，行政机构实体通过调控使其与自身保持一致的调控行为。不可否认，行政权行使中，行政系统事态与社会事态有着经常的不一致，问题在于当这种不一致发生时，使前者适应、服从后者，还是使后者适应、服从前者。显然，依我国的国家性质，依行政权归属主体和行使主体的关系原理，行政系统意志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意志和社会意志。但是，由于行政机构体系控制着国家行政权力，是调控行为实施的主体。一些行政机关利用此种有利地位使被调控的行为服从于自身的不正当意志、不正当利益。可见，负调控是违背法律原则的调控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必然阻碍着依法行政的实现。

三、依法行政主体障碍克服的对策

（一）障碍克服与行政主体的价值选择

行政机构体系的上述意识与行为变态是对行政系统若干正当价值准则的否定。纠正行政系统意识变态和行为变态的目的就是使行政系统的价值有所回归。甚至可以说，诸种变态之所以会发生亦与长期以来不明确行政系统固有的价值准则有密切联系，即由于人们不认识、不注意行政系统的价值准则，因而，在心理上和行为上就不可能向接近价值准则的方面靠拢。可见，研究依法行政主体障碍克服的对策，必须首先确定行政系统的价值准则，笔者认为，行政系统的这些价值准则主要有下列两个范畴。

1.关于行政系统独立人格的确定问题。依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检察权和审判权。宪法关于国家权力的分类和行使中的分工，是对议行合一政治制度的具体发展，它确认了立法权和其他权力对立法权的从属地位，并认同了其他各种权力的独立价值。如宪法一方面规定其他诸种权力要对行使立法权的人民代表机关负责，另一方面规定了其他机关在行使各自的权力时不受任何组织、个人或其他因素的干涉。其他诸种权力从属于立法权是顺理成章的，是立法权的逻辑发展，立法权被认为是对国家意志的表达，而其他权力则被认为是对表达出来的国家意志的执行。其他权力独自的价值不容否认亦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各有各的本质属性，如果出现一种权力和另一种权力的交叉，那就不可能有效的执行表达出来的国家意志，因为它自身的内容此时就是不确定的。我国行政权力长期以来是在错综复杂的状况下运行的，它在运行过程中已经超越了宪法当初对它内容的界定，变成为一种范围不甚明确、内容不甚确定、方式不甚规范的交叉物。在我国对行政系统进行监督和制约的主体数量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如人民代表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派、政协、监察机关、人民群众、新闻媒介等有10个左右，其中有些机关或组织的监督足以改变行政机关行为的方式，众多的监督如果依客观规律而运行，当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错综复杂的监督难以协调，各监督主体的自身价值或多或少要渗入行政机构体系中，使行政机构体系的价值发生变异。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中都忽视了这一问题，一味的强调各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对行政权的制约，使行政权在许多方面成了弹性极大的权力。笔者认为，我国行政权在一定程度上讲，已经没有了立法对其所确定的独立人格。作为行政权的独立人格讲，一是行政权具有独立的质的规定性，是一个区别于他种权力的国家权力，对其不能作任何变通解释。二是行政权除从属立法权外，对任何权力都不具有从属性。三是行政权自身是强而有力的，不受任何组织、个人、机关的干涉，就像人民法院的审判权不受外界因素干涉一样。四是任何其他国家权力都不得以若明若暗的形式渗入行政权内部，使行政权具有此种权力的属性。

2.关于行政系统硬件与软件的规则确定问题。行政系统的构成因素可以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硬件就是指行政机构体系的板块方面，包括行政机构大系统的层级构成，如层级的数量、层级之间的联系规则，包括一个行政机构内部各部门的构成，即在一个行政机构内部设立了多少主管部门、服务部门等，也包括行政机关中的人员构成等。软件指在行政系统内部形成的联系人们的意识规则或行政伦理准则。这些软件存在于人们的主观意识之中，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调适着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的行为。笔者所指的这些软件是一些深层次的连结规则，它是通过行政机构体系中人员的心理认同来实现的，与行政系统中连结人们的法律规则有着明显区别。法律规则属于行政系统中的硬件，它是被国家强力认可并保证实施的。法律规则是公开的、有形的，而连结人们的伦理准则则是隐含的、无形的。对于行政系统中硬件与软件都可以确定一些规则，通过这些规则赋予其一些属性。我们认为，我国行政机构体系中，在硬件与软件的规则选择上出现了错位，把本该属于软件的规则运用于硬件，把本该属于硬件中的东西运用于软件。造成硬件不硬，软件不软的变态现象。我国行政机构的硬件不硬表现如：我国行政机构的板块一直处于开放状态之中，而且是进口大于出口的开放系统。行政机构和其他社会阶层在板块上的能量交换是经常的、不断的，其他社会阶层都有进入行政系统的机会和途径，一旦进入行政系统其就获得了一个稳定的职位。在一般情况下，很难再被行政系统淘汰。行政系统组成人员成为其他社会阶层的现象与其他社会阶层成为系统组成人员的状况相比，前者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远远小于后者，这也可以用来解释我国行政机构每年以8.3％的速度递增的原因。行政机构软件不软的现象也有许多表现。行政系统内部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形成了独立的价值规则，该规则可以叫做行政伦理准则，如行政系统中人们潜意识中的一些服从准则、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准则、权力实用准则等等。行政系统的伦理准则必须经常的和行政系统之外的一些社会公认的准则发生交换关系。社会成员中健康的、进步的伦理准则应当能够很顺利地渗入行政系统中。这就要求行政系统已经形成的伦理准则体系应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时接受来自外界的健康准则。然而，在这一软件上，我国行政系统一直是一个封闭系统，它既不容易丢弃自身已经形成的伦理准则，更不容易接纳、吸收社会上先进的伦理准则。硬件不硬所导致的结果是机构人浮于事和臃肿。软件不软所导致的结果是行政系统与管理事态和社会的分离。基于此，要克服依法行政主体障碍，必须重新确定行政机构体系中硬件与软件的规则。即应使行政机构体系板块处于一定状态的封闭之下，至少进口不能大于出口；使行政机构体系中的伦理准则能经常性地和社会上进步的伦理准则发生交换关系。

（二）依法行政主体障碍克服的法制手段

笔者认为，对依法行政主体障碍克服的研究，首先要立足于法律角度，因为法律制度之内的东西比法外的东西来得更直接。其次要立足于对克服手段进行宏观设计，因为所有的具体克服措施都是以手段的宏观设计为前提的。

1.关于层级关系中的连结规则。我国行政机构体系中的伦理变态和心理变态与行政机构内部层级关系中的连结规则的非正当性有关。我国行政机构体系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在此层级结构中需要用双向的连结规则把高层行政机关和低层行政机关连结起来，使高低层行政机关都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然而，我国行政机构体系中的层级连结规则向来是单向式的，即强调上对下的权力，正是通过上对下的命令指示把二者联结在一起。上级的权力是不容置疑的，下级没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仅是上级手中所控制的一个工具。在此种连结规则之下，下级在行政事态、法律规范与上级命令指示的选择上，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后者。其必然阻碍依法行政。因此，我们认为，在强调上对下的命令指示的同时，还必须重视下对上运行中的独立线路，即在一些细小问题上，上层行政机构必须以下层行政机构所掌握的情况为据，不能超越下级行政机关的权力。简单地讲，我国行政机构体系中长期以来形成的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相分离的现象必须得到解决。任何一个具有独立职能并与行政管理事态发生关系的机构，都应当是既具有决策职能又具有执行职能，或者反过来说，既具有对行政事务的执行权又具有对事务的决策权。这样就可以使行政法规范的运行减少环节进而减少因无谓传递所造成的误差。该连结规则的改变必然使行政系统内部形成新型的良性关系形态，由原来的独判式指挥命令权变为相互制约的双向权力。

2.关于静态行政法的价值定位。行政法规范可以用不同的标准予以分类，以行政法对行政主体的作用形态为据，可以把行政法分为静态行政法和动态行政法。静态行政法就是从静态上对行政机关组织体系及其公务人员的规定。动态行政法是对上述主体行为的规定。静态行政法的价值就是指静态行政法所要追求的效果和自身的积极作用。静态行政法的价值选择有两种：静态行政法促成程序化的价值；静态行政法促成效率化的价值。我国的静态行政法在价值选择上以前者为根本取向，在行政系统内部强调机构的大而全、小而全，在机构行为中强调程式化、结构化就是例证。在这样的价值选择之下，行政机构体系对社会的消耗、对社会造成的压力往往得不到法律规则之内的重视。以行政组织法为例，其采取的是柔性原则，行政机构则有较强的伸缩性，行政机关编制法也不健全，仅有的一些编制规则亦没有严格的量化标准。而公务员法则弱化了社会技术化。《国家公务员条例》关于公务员权利义务、纪律等的规定中政治性、政策性准则占38％以上，只有20％的准则是有关履行职责的技术准则。我们认为，要克服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障碍在行政组织法的价值选择上应选择效率准则。从行政机构体系的总价值看，其应当是国家政权体系为获得较大利益而投入的一个成本。成本最小化是一个毋须证明的经济原理。依此，行政机构体系的规模越小越好。行政组织法必须选择控制行政机构规模的价值准则，行政编制法应尽可能量化，并有权威性的保障手段。公务员法应强化公务员的技术属性。

3.关于动态行政法的规制技术问题。动态行政法的规制技术是指行政法规范对行政机构体系的行为、行政机关的行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和制约的技术。该规制技术手段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行政行为的质量、关系到行政行为与法律规范关系的合理程度。我国在动态行政法的规制技术上存在误区。表现为：其一，动态行政法的规制侧重点放在微观行为上。行政系统中的行政行为可以分为微观行为和宏观行为，前者指行政系统中单个行政机关的行为和工作人员的个体行为表现，这些行为尽管是直接对相对人产生影响，但它常常是另一类行为即宏观行为的派生行为。后者是指行政机构总体的行为表现。在两类行为中后者对前者具有派生作用。行政法规制的选择侧重点应在宏观行为上，而我国在对行政行为规制的选择上多以规制微观行为为主。其二，动态行政法的规制侧重点放在程序行为上。行政行为具有实体行为和程序行为之分，实体行为是能够设定权利义务、改变权利义务的行为范畴。程序行为则是如何作出实体行为的行为范畴。实体行为是程序行为存在的前提，只有以实体行为为据程序行为才具有意义。而我国在对行政系统行为的规制上重程序规制、轻实体规制。以《行政处罚法》这一关于行政处罚的基本法为例，其中心环节还在于对程序的规制而不是对实体的规制。其三，动态行政法的侧重点放在外显行为上。行政行为有外显行为和隐含行为之分。所谓外显行为就是以一定的形式显露出来，容易判断和鉴别的行为。所谓隐含行为是指具有隐蔽性，其行为外形不甚明显的行为。如行政人员直接违反行政法规范的行为属前者，而间接违反行政法规范的行为则为后者。违反行政规则的行为为前者，违反行政道德准则的行为为后者。我国在对行政行为的规制上，动态行政法多选择对外显行为的规制，而对一些暗含的违法行为则很少有规制，如对行政系统中的权力目的行为、营造私网行为、从属意志行为鲜有规制。我们认为，要克服依法行政的主体障碍，必须在动态行政法的规制技术上发生变化，以规制宏观行为、实体行为、暗含行为为重心，以规制微观行为、程序行为、外显行为为必要补充。

①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0页。参见关保英：《行政法的价值定位-效率、程序及其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10页。

主体障碍范文篇5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障碍；对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精神和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领我国社会发展的主导价值，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价值多元化发展趋势下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依托。但各种障碍因素严重影响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极大地削弱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效果。由此，深入剖析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内化障碍及其原因，探索消除内化障碍的对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并外化为自觉行动，积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障碍的涵义及特点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障碍的涵义

内化是人类所进行的一种必需的社会活动，是内化主体对内化客体的反映、理解、择取、整合、内化的过程。正是由于内化活动，人类的文明成果才得以传承、延续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是指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中的内化活动，是内化主体（社会成员）在自身需要的驱动下，在环境的影响下，通过内化中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内化为自己的观念的活动过程。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障碍”一词的含义为“挡住道路，不能顺利通过”。通常用来比喻阻碍个体实现预期目标的各种事实或现象。心理学意义上的内化障碍，是指个体在知、情、意、行等环节的不融合，个体在注意、选择、内化、整合、形成信念过程中的一方或多方受阻，造成内化内容不被接收、不被理解，致使个体无法顺利内化内容[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障碍，是指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发生的、阻碍内化主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内化的各种因素或事实，导致内化主体无法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降低了内化主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效果，严重影响了内化主体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能力。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障碍的特点

发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这一特殊领域中的内化障碍现象，不同于一般内化过程中出现的障碍，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主要受情感、利益等非智力因素的制约，多是非智力因素引起的障碍。在智育内化中，内化主体虽然也受到非智力因素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仅限于接收速度的快慢，接收质量的高低和接收数量的多少，从“知”到“信”的转化基本上不会存在明显的障碍，接收与认同、信仰是直接同一的，接收了某一知识也就认同、信仰了这一知识。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则不同，内化主体即使接收、认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但是受情感、利益、逆反心理等非智力因素的影响，产生了内化障碍，并不一定从内心认同、信仰它，接收与认同、信仰很难达到直接同一[2]P239。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障碍具有随机性。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乎到全社会的各个领域，方方面面的影响因素非常广泛。特别是社会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大众传媒、社会舆论等因素都会影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过程，内化过程中每一阶段随时都会形成内化障碍，影响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效果。再次，广泛性与复杂性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障碍的重要特点。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56每一个人都是受一定社会关系制约的“现实的人”，都是必定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孤立的人。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的复杂性造就了人的复杂性，也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过程中不确定因素增加，导致内化障碍的广泛性与复杂性。另外，社会、同辈群体环境的负面影响，新出现的情感、利益的影响，使内化主体对本已内化的思想产生了怀疑甚至否定，内化障碍反复出现，也削减了内化主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的效果。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障碍形成的原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障碍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严重影响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的实效，对造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障碍的现象及原因进行细致全面的分析，以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的顺利进行。

1.教育者自身存在的问题

教育者担负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这一任务要求教育者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尚的思想政治素质。大多数教育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有深刻的理解，具有优秀的政治素养和崇高的道德境界，但也不乏有些教育者观念陈旧僵化，理论学习懈怠，工作不思进取，自身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理解不透，把握不深，做不到合理科学的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不到对社会成员进行及时有效地解疑答惑。而且，社会现实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缺失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的教育者，他们具有明显的功利实用的价值取向，一味地追求个人私利，根本无敬业奉献精神可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造成负面影响，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障碍。

2.受教育者自身存在的问题

由于固有习惯使然，受教育者作为内化主体其自身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过程中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些高尚的理论，离自己太遥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些人在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能够产生认同思想，却做不到知行合一；有些人对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是口头上积极、形式上表现，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去接受和认同，理所当然地也不可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内化为自身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还有一些人反感抵触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偏执地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本就与自身无关，并不能解决自己生活、工作的实际问题，只是由于国家发展需要而进行宣传的，因而不愿意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效果大打折扣。

3.传播载体存在的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现在基本上还是条幅宣传、照本宣科、理论传授的老旧模式，忽视了内化主体———人的主动性、互动性，内化主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比较冷漠、无兴趣可言，缺乏积极参与和情感体验的冲动。即使内化主体有一定的价值需求，但往往欠缺激励互动平台，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把“标杆”弃之一边，盲目追求，很难做到正确看待和理性分析发生的一些社会现实问题，不能正确解读国家的方针、政策，做不到科学辨别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和假恶丑，阻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引领作用的正常发挥。

4.内化环境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渗入，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渗透，严重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思想。特别是随着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价值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日益迅猛，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纷乱复杂，一些利益矛盾、教育不公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就业难的问题凸显。社会成员面对现实问题不能解决而困惑时更容易受到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冲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很难做到确信不疑。再加上互联网技术的高度发达，良莠不齐、真假难辨的网络信息铺天盖地而来，怪异的生活方式、极端的思维方式、流水线的工作方式等严重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加之部分社会成员的鉴别力较差、抵御能力不强，极易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的实效。

三、消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障碍的应对策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被广泛认同内化，成为普遍的社会群体意识，才能成为国家、民族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引领力量。由此，必须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实际情况，逐步消除内化障碍，才能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效果。

1.全面提升教育者的综合素质

教育者要丰富自身理论素养，注重积累深厚的思想政治理论功底，全面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的规律和特点，娴熟的运用教育规律引导社会成员学习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潜移默化地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的有效实施。教育者要注重率先垂范，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深刻领会其精髓所在，积极主动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涤荡自己的心灵，升华自己的精神，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切实做到以身作则，能够真正走在时代的前列，以自身的先进模范作用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动楷模和道德榜样，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要使受教育者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在维护社会稳定、引领价值选择、促进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所在。通过事实、案例等社会实践的参与，发挥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受教育者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兴趣，满足受教育者精神上的需求，积极主动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使受教育者内心认同、理解和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澄清理想信念的迷茫与混乱。同时，还应加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沟通，设置互动交流、认同内化的渠道，以教育者的现身说法和亲历体验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服力，减少和避免内化障碍的发生，促使受教育者能够主动实现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对社会发展起到引领和精神支撑作用。

3.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培育过程中，面临着继续提炼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一个关键任务。必须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体现人文关怀的诉求，改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方式，使之更加符合社会大众的精神追求，与现实社会的人情世俗相契合，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亲和力，进一步明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和功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要注意从价值内容上能够体现出社会主义特性和人类性的有机统一，从价值主体上能够体现出规范国家和规范公民的内在一致，从价值基础上能够体现出现实性和理想性的历史统一。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达叙述不仅要通俗化，还要以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形式，结合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元素，使社会成员在潜移默化中产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4.营造良好的内化环境氛围

良好的环境氛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的全过程产生着重要的客观作用。充分发挥客观环境中积极因素的作用，努力营造促进社会成员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环境氛围，通过环境因素的优化和有效利用，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的实现，发挥其对社会成员的价值引领和行为规范作用。倡导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和加强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引领，创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的积极背景；充分发挥“精神领袖”和榜样楷模的熏染和感召作用，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提供良好的群体心理环境，增强社会成员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的正合力；利用有特殊意义的物理环境和特殊场所，唤起人们积极的情感，发挥积极情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的催化剂作用，使社会成员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个人发展息息相关，从而发自内心地认同信仰、内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奠定精神基石。

作者:马军红 苗立峰 单位:邢台学院

参考文献：

[1]李青风.思想政治教育内化障碍的心理学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2004,(8).

主体障碍范文篇6

(一)刑事诉讼强制医疗模式

《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程序、解除、监督、救济方式做出规定。根据规定，经法定程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在客观上实施了暴力行为且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了犯罪的程度，也就意味着如果不考虑其他犯罪构成要件，单从客观方面来看该行为已经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如果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则可能被认定为犯罪;行为对象是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安全且达到严重的程度，这就使其与一般意义上的扰乱生活、破坏公私财物以及轻微伤害公民健康等行为区分开来;同时要求行为具有持续性，即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才需要采取强制医疗的方式进行控制，否则不需要通过强制方式进行社会管控。强制医疗的适用程序明确了决定主体是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采取合议庭审理的方式决定是否进行强制医疗;对没有委托诉讼人的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强制医疗的解除方面明确了两种解除方式:强制医疗机构定期评估解除和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解除，这两种解除方式都要求对被强制医疗的人的精神状况及人身危险性进行重新评估，且都由人民法院最终批准。人民检察院作为监督机关，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实施全程监督。救济的方式为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复议，救济的主体包括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

(二)精神卫生法强制医疗模式

《精神卫生法》没有使用“精神病人”而是采用“精神障碍患者”的用语，并对其进行了限定:“精神障碍，是指由各种原因引起的感知、情感和思维等精神活动的紊乱或者异常，导致患者明显的心理痛苦或者社会适应等功能损害。严重精神障碍，是指疾病症状严重，导致患者社会适应等功能严重损害、对自身健康状况或者客观现实不能完整认识，或者不能处理自身事务的精神障碍。”。在此基础上设定的强制医疗包括两个部分:强制诊断和强制入院治疗。强制诊断的范围比较广，包括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强制入院治疗的范围就缩小了，其适用条件限定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且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情形，患者或其监护人不同意住院治疗，则需要进行强制住院治疗。精神卫生法将强制住院治疗的主导权赋予了收治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机构，公安机关处于协助的地位。患者及其监护人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对再次诊断结论仍有异议的，可以自主委托依法取得执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精神障碍医学鉴定，但再次诊断和鉴定不影响医疗机构对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解除的方式采取收治医疗机构告知解除，即医疗机构对患者病情进行评估，评估结果表明患者不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应当立即通知患者及其监护人。

(三)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

两种强制医疗程序在适用条件、决定主体、鉴定程序、救济方式、解除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

二、双轨制强制医疗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用语不统一

在立法用语上，《刑事诉讼法》采用了“精神病人”一词，而《精神卫生法》采用了“精神障碍患者”的说法，二者在用语上的不统一也必然带来适用范围上的不一致。在精神医学中，精神病曾被广义地使用借以指各种以精神活动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疾病，即把各种精神活动障碍均称为精神病。然而，从严格的医学角度来讲，精神障碍并不等于精神病，因为一些精神障碍如人格方面的障碍不完全符合“疾病”的定义，不具备构成精神疾病的要件。因此，在精神医学中，狭义的“精神病”概念很难满足研究与规定关于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的问题，而对于许多精神障碍是否属于疾病，医学界还达不成共识。所以，目前的精神医学界已不太倾向于使用精神病这一概念，而普遍采用“精神障碍”这一内涵和外延都相对丰满的概念。精神病人的用语对应的是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是由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疾病，且其行为时是否存在因严重精神活动障碍致使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情形，注重其法律意义较为宽泛。精神障碍的用语是医学上的界定，具有其适用范围上的普遍性，更为精确和充满人文关怀。

(二)界限划分不清晰

对于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适用刑事诉讼模式还是适用精神卫生法模式呢?从适用条件来看二者存在交叉竞合的可能。从立法意图上看，《精神卫生法》第53条规定了“精神障碍患者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触犯刑法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处理”。那么就意味着，精神障碍患者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达到违反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度就不适用精神卫生法模式强制医疗了，那么要适用什么办法呢?有关法律并没有规定。同时，如果精神障碍患者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达到犯罪的程度，也不适用精神卫生法模式了，要适用刑事诉讼模式。但是如果精神病人的危害行为触犯了刑法而并没有达到刑事诉讼模式要求的严重程度，精神卫生法模式不适用了，刑事诉讼模式也不能作出适用强制医疗的决定，那么该患者即处于应该被强制医疗而无法强制医疗的情况。

(三)程序设置不明确

刑事诉讼模式是否以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为前提条件，也就是说是否以刑事案件立案作为启动程序，立法中并未明确。这就使尚未进入到刑事诉讼阶段的精神病人肇事肇祸案件能否直接适用刑事诉讼强制医疗模式存在疑问。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法院决定采取强制医疗前，可以由公安机关采取临时性的保护性约束措施，那么这种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性质是什么?采取的方式是什么?采取的时间多长?是否需要通知家属?家属要求对其进行监护不同意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怎么办?这些与被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的行为人切身相关的问题都没有相应程序规定，存在权利保障的漏洞。对于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如何判定，并未做出规定，致使该项适用条件缺乏客观标准。精神卫生法强制医疗模式下，公安机关对于符合条件的精神病人仅有强制诊断的权力没有强制住院治疗的权力。根据精神卫生法的表述，最终强制收治被诊断为需要住院治疗的精神病人的主体落在了医疗机构的头上。精神病医院是医疗机构而不是国家机关，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权力和能力，让其实施该项权力也缺少相应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并且同样是对患者实施强制医疗，在刑事诉讼模式中由司法机关来决定，而在精神卫生法模式下由医疗机构来决定本身就是一种立法上的冲突。精神卫生法规定，对初次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再次诊断和鉴定，对再次诊断有异议的可以自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对鉴定结论有异议的怎么办?同时委托多家鉴定机构做出矛盾的鉴定结论怎么办?不经再次诊断是否可以直接申请鉴定?所做鉴定的性质是否是司法精神病鉴定?这些问题都需要明确。

(四)权利救济不完善

刑事诉讼模式中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权由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行使，被害人、精神病人及其近亲属对此没有提出意见的途径。当被害人或精神病人及其近亲属认为需要提出强制医疗申请而人民检察院没有提出的情况下，如何救济?精神卫生法模式中强制医疗的决定权由医疗机构行使，如果精神障碍患者及其监护人不同意住院治疗的，只能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在再次诊断和鉴定结果维持的情况下，精神障碍患者必须住院治疗。此种规定只是针对着患者家属不认为患者构成需要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的情况，而对于患者家属认为构成精神疾病，但是认为没有对他人安全构成危险，不需要住院治疗的理由，并没有提供救济途径，仅再次诊断和鉴定仍然是针对其是否存在精神障碍而言，对其人身危险性的判断并没有做出回答。

(五)保障措施不到位

刑事诉讼模式并没有规定强制医疗的执行机关，法院决定强制医疗以后怎么办，法律当中没有规定，“两高”司法解释及公安机关相关办案规定也仅是明确各自在强制医疗中的职责，回避这一执行负担问题，这就造成精神病人随案件“流转”，也可能造成法院的强制医疗决定没有机关来执行的局面。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强制医疗的费用由谁负担?据笔者了解，收治强制医疗程序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并不限定于安康医院，其他有资质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都可以收治患者，那么如何解决强制医疗费用的问题就需要明确。

三、解决问题的建议

(一)联合司法解释对立法用语进行统一

双轨制强制医疗模式的存在有其客观需要和立法目的，因而我们并不能寄希望于将二者强行并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让两种模式接轨就成为优先考虑的解决办法。形成系统的完整的互补的强制医疗制度体系，应当首先完成对立法用语的统一。在现有情况下，修改法律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那么可以通过多部门联合司法解释的情况来对不同立法中的相同对象进行界定，统一称谓，明确概念范围，消除歧义和混淆空间，使法律规定的适用更明确具体。具体而言，对于刑事诉讼模式中的精神病人和精神卫生法模式中的精神障碍患者的用语，应当在联合司法解释中统一为精神障碍患者，并对其医学含义进行明确。

(二)落实强制医疗费用承担主体

对于关系到被强制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切身利益的保障性措施应当由行政法规做出明确的规定，对各部门利益进行协调。强制医疗费用的承担不仅涉及司法机关之间的执行权分配，从实践角度来说，还涉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分配，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的核算、医疗保险的报销范围和比例、患者及其家属的经济承受能力等方面的问题。如果患者及其家属不承担任何费用，那么强制医疗可能会变为“申请医疗”;如果提供强制医疗的医疗机构不承担任何费用，那么主动收治精神障碍患者的医院会增加;如果政府不承担费用，那么强制医疗的决定率会提高。

(三)以司法精神病鉴定作为判定精神状况的依据

无论是刑事诉讼模式还是精神卫生法模式的强制医疗程序，对精神障碍患者的鉴定都不仅仅涉及其精神健康状态是否构成精神障碍，还涉及其人身危险性和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因而对其鉴定的性质就不是单纯的医学诊断行为，还包含着司法鉴定的性质。所以对精神障碍患者是否适用于强制医疗程序的鉴定应当统一为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这就避免了在精神卫生模式下，经过初步诊断、再次鉴定之后，再去寻求司法精神病鉴定的麻烦，同时也消减了患者及家属对诊断的抵触心理。具体来说，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在收治由公安机关或家属送治的患者后，首先进行初步诊断，是否达到严重精神障碍的程度，如果达到了，马上转入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由患者及家属选定有资质的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四)强制医疗决定权由司法机关行使

强制医疗程序虽以治疗为目的，但其毕竟侵犯了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如果不能对决定权做出妥善授予，其结果必将使“被精神病”事件屡禁不止。而将这一决定权授予医疗机构行使无论从伦理上还是从法律上都是不恰当的，而且处理不当甚至会加重医患关系的矛盾，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而能够承担对精神障碍患者健康自由负责、对公民人身安全负责、公正行使权力的主体非审判机关莫属。审判机关的组织形式、中立地位、强制执行力都使其具备了行使决定权的条件。刑事诉讼模式中法院决定权的行使也证明了这一点。同时，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做法也是由法院进行审理，经过听证程序做出决定。因此，我们认为精神障碍患者强制医疗决定权由人民法院行使是众望所归之举。

(五)出台程序细化规定

主体障碍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社会体育社会运行社会体育运行障碍条件对策

社会体育是一项关系全体国民身心健康的公益性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明确要求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构建全民健身体系。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满足生存需要后，需要层面不断提高，享受和发展的需要成为主要需求，而社会体育正能够满足人们的享受和发展需要，因此我们需要发展社会体育来满足社会和个体的需求，但社会体育的运行和发展不可能是直线前进的，在它发展的道路上有许多障碍条件。本文就社会体育发展中可能遇到的障碍条件及相关对策进行了简要分析。

1社会运行和社会体育运行

1．1社会运行

社会运行指社会有机体自身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表现为社会多种要素和多层次子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它们多方面功能的发挥。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类型有三种，分别是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兴运行和模糊发展以及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指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大系统之间以及各系统内不同部分、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促进，而社会障碍、失调等因素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范围之内。

1．2社会体育运行

下面首先从主客体的角度理解社会体育的构成要素。

1．2．1社会体育的主体

主体在哲学上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社会体育的主体指全体与社会体育事业有利益关系的人，这些人包括职业群体和业余群体。职业群体中分为体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者和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业余群体分为业余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骨干、积极分子和体育志愿者，广义上的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以及进行社会体育活动的普通社会成员。

1．2．2社会体育的客体

客体在哲学上指主体以外的客观事物，是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对象。社会体育的客体包括：对象要素，是指社会体育事业运行的对象即社会体育活动，这也是社会体育事业最本质，最根本的表现形态。自然环境要素，主要指社会体育事业运行和发展的地理空间和地理环境，因为任何一事物的发展必须依托一定的地理空间和地理环境。经济要素，经济基础是社会体育运行和发展的物质保障，主要表现在物质资源和资金资源两个方面，物质资源有社会体育的场地设施和器材等，资金资源主要是社会体育得以维持自身运行和发展的经费来源。政治要素，在宪法、体育法和全面健身计划纲要等相关法规中对社会体育的运行和发展做出了规定和指导，这是社会体育得以运行和发展的政治保障。文化和心理要素，社会体育的运行和发展需要一定的文化和心理来维系，而社会体育本身就属于文化活动，它的运行和发展离不开社会体育事业的主体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和心理环境。

1．2．3社会体育的多层次子系统

按照行政区域的标准把社会体育分为农村社会体育，乡镇社会体育和城市社会体育。那么依照这个标准把社会体育分为三个层次，社会体育的运行系统就分为农村社会体育运行系统、乡镇社会体育运行系统和城市社会体育运行系统三个子系统，而每个子系统内部又有不同要素和层次的区分。

1．2．4社会体育运行

根据社会运行和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社会体育运行是指社会体育有机体自身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表现为社会体育主体要素、客体要素和农村社会体育、乡镇社会体育与城市社会体育等多层次子系统的交互作用以及他们多方面功能的发挥。而社会体育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是指社会体育的多层次子系统以及各子系统内不同部分，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促进，而社会体育的障碍因素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范围之内，进而促使社会体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妨碍社会体育运行和发展的障碍因素

在我国社会体育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障碍因素，这些障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社会体育运行和发展的主要矛盾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阶级矛盾由于国际国内因素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pJ卒土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体育事业的主要矛盾，董新光认为我国体育事业的主要矛盾是“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与社会所能提供体育资源不足的矛盾。”f41因此，社会体育的主要矛盾是全体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社会体育需求与社会体育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社会体育运行和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也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和重点解决的突出矛盾。

2．2社会体育运行和发展的主要问题

社会问题特指社会的病态或失调现象，指的是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由于存在某些使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失调的障碍因素，影响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对社会正常秩序甚至社会运行安全构成一定威胁，需要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干预的社会现象。体育社会问题是指在体育领域中发生的一种超常状态，它影响到体育系统抑制社会正常运行，使部分人意识到它的危险性并希望使之得到改善。体育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依靠社会和群众的力量l。据此分析社会体育问题是指在社会体育的运行过程中，由于存在某些使社会体育结构和环境失调的障碍因素，影响了社会体育主体的共同生活，对社会体育的正常秩序甚至社会体育运行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需要依靠社会和群众的力量来解除威胁的社会现象。社会体育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2．2．1社会体育的构成要素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主体要素方面，主要表现为我国体育人口数量和比例偏低，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和管理缺乏规范性。体育人口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体育指标，它反映了人们对体育的参与程度及亲和程度，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志[51。而(2oo1年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结果报告》表明，2000年，我国有35％的人参加了至少一次体育活动，占全部人口的33．9％，65％的人没有参加一次体育活动，占全国总人口的66．1％t51。截止到2004年底，我国各级各类社会体育指导员已达43万余人f61。显然这在我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也是偏低的，而且社会体育指导员存在职业性和业余性两种人群，对他们的管理也是缺乏规范性的，这些都使社会体育的人口结构缺乏协调性，形成了社会体育运行和发展的障碍因素。

其次在经济要素方面，缺乏体育场地设施和经费投入。尽管在我国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中，与第四次普查数据相比全国体育场地占地面积增加了11．8亿m。，场地面积增加了5．5亿m，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增加了0．38m，人均投人体育场地建设资金增加了117．09元。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数增加了1．58个川，要想使我国社会体育达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实现体育强国的目标，很显然，这些数据相对于我们13亿人口来说还是偏低的。

其三是政治要素方面，关于社会体育的法律法规仍是不健全的。《体育法》第4l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体育事业经费、体育基本建设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和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并随国民经济发展逐步增加对体育事业的投入。但在法律方面没有规定如果未能做到对社会体育提供必要资金支持或比例过低时作何处罚，体育行政部门对侵占、破坏公共体育设施的行为并没有执法权。这些都说明了社会体育的法制建设是不健全的，致使社会体育的运行缺乏相关法制的保障，可能导致社会体育运行安全方面的问题。

2．2．2社会运行系统方面的问题

即使社会实现了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但由于功能作为一种活动，常常是变动不居的，功能上的协调也是经常变化的。功能协调变动不居的特点也说明，社会运行总是处于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新的不平衡……的矛盾运动之中的。这表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即使在社会良性运行的状态下也存在一定的矛盾，那么，在中运行和恶性运行的状态下会有更多的矛盾，这样的社会运行肯定给社会体育系统造成不良的社会环境，也会制约社会体育各系统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2．2．3转型社会和迟发展社会方面的问题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加速期，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受到了转型效应的影响。转型效应是指由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等转换的不同步性而对社会运行产生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影响和制约也会折射到社会体育系统之中，使社会体育的体制和结构的转换受到制约，给社会体育的运行和发展造成障碍因素。从国际环境上看，我国属于现代化起步较迟的国家，属于迟发展国家之列，因此我国社会是一种迟发展社会n。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在国际经济分工和竞争中会受到较多的限制，因此影响了社会的良性运行，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当然这种影响也会折射到社会体育系统之中，主要表现在妨碍我国社会体育与国际社会体育的及时与平等交流。

3消除妨碍社会体育运行和发展的障碍因素的对策

为实现社会体育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需要采取相应对策来消除这些障碍因素。

3．1积极面对和解决社会体育的主要矛盾

我们要承认并紧紧抓住现阶段社会体育的主要矛盾，由于我们国家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决定了社会体育的主要矛盾。社会体育事业关系到全体国民的身心健康，是一项公益性事业，这个矛盾的解决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所以要想解决这个矛盾就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由政府作为引导者，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共同发展社会体育事业，使社会体育日益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健身需求，进而消除社会体育运行中的主要障碍。

3．2增加体育人口和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规范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体制

在改变人们体育观念的基础上，是非体育人口通过社会体育的参与转化为体育人口；在《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标准》两个制度下同时发展两类社会体育指导员，分清两类性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实现他们的统一化管理。

3．3解决体育场地设施的不足和增加社会体育经费来源渠道

充分提高现有体育场地设施的利用率，增加便民利民的体育场地设施。充分利用身边的条件，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开辟各种各样的体育健身场所，自得其乐地开展体育活动阎。近几年全国范围内逐步兴起和建设体育公园工程，有效地增加了体育场地设施；社会体育的经费来源主要靠政府财政拨款，除此之外，我们要不断开拓其他筹资渠道，例如，社会赞助、社会集资以及社会体育自身产业的开发。

3．4完善现有的法制建设

针对当前法制中的漏洞，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等规章制度，解决社会体育运行中的法制缺陷因素，使社会体育的运行和发展有充分的法律法规依据和保障。

3．5促使社会运行各系统的协调配合发展

社会运行总是处于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统一体中，要想正确解决这些矛盾，就需要社会各系统的协调配合发展。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各个社会子系统的改革应当保持同步关系，某一子系统的改革过分超前或过分滞后都会对改革产生不利影响。就某一领域看，单项改革必须由配套改革来支持。进而使社会大系统的运行给社会体育系统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而减少给社会体育系统带来的制约和不利因素。

3．6解决转型效应和迟发展效应的不利影响

针对转型效应和迟发展效应给社会体育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要努力使社会体育的体制和结构的转换同步和一致，尽量减少转型效应的不利影响；在不断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基础上，使社会体育的地位不断提高，加强社会体育的影响力，逐步使我国走向体育强国的道路。

主体障碍范文篇8

（一）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权保障的国家义务

与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直接关涉的基本权利是公民的人身权，人身权是人对其人身所享有的与人身不可分离的权利，是近代以来备受尊重的基本人权，对于人身权的含义和基本内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但是根据现有的大部分观点我们可以推断，人身权作为集合概念，一般包括生存权、生命权、人身安全权、人身自由权。我国《宪法》第37条第1款以一般条款的形式，确认并表述了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权利，而第2款、第3款以特别条款的形式，主要针对国家的刑事诉讼权能与行政权等其他公共权力的行使而作出的禁止性规定，由此具体地确定了人身自由的法定主义的底线。《精神卫生法》第4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精神障碍患者的教育、劳动、医疗以及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障。”人身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需要国家提供全方位的保障，首先从公民与国家的起源来看，依照社会契约理论，国家的产生是为了保障人，是自然状态下的“人”的“自然权利”而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平等随着私有制的发展逐渐不平等，而为了实现新的平等，“要寻找一种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和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由此看来这种“形式”要求国家有保障公民权利的义务，而人身权作为基本权利其保障自然是国家义务的应有之义。其次，从基本权利的功能上来看，人身权作为基本权利需要国家保障。根据德国基本权利理论，基本权利具有主观权利和客观规范的双重含义，从主观权利上来讲，基本权利首先意味着公民个人方面权利，是对于公民个体而言的，个人有权按照自己意愿行使基本权利，而国家负有对公民基本权利不得侵害的“消极义务”，此时，基本权利具有防御权功能。而客观规范，又称为“客观价值秩序”功能，这意味着基本权利作为一种客观价值秩序，有拘束立法、行政、司法等公权力机关的功能，公权力机关负有积极的保障和给付义务，使得基本权利成为公权力机关的价值指引。以此为基础，德国形成了一整套保障基本权利的体系，并形成了对宪法学解释的基本理论架构，而这些，对我国基本权利的保障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公民的人身权需要国家履行积极义务，推进保障人身权的实现。

（二）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下人身权限制的合宪性基准

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会存在限制公民人身权的情况，而公民人身权作为基本权利的一种，其限制应该由宪法确认，“宪法离开了基本权利是没有灵魂的宪法，基本权利离开了宪法是被抽掉了脊梁的基本权利，明确并保障基本权利才是宪法的根本宗旨。”因此对于人身权等基本权利的限制问题，涉及到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性基准问题。目前宪法学理论一般认为，基本权利的限制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但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基本权利。限制的对象是基本权利，但实质则是为了限制国家权力。纵观德、日等国的对基本权利限制的违宪审查实践，对基本权利限制可分为形式合宪性基准和实质合宪性基准，形式合宪性基准是指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用宪法或宪法授权的普通立法进行限制；而基本权利限制的实质合宪性基准是指对基本权利限制的违宪审查中应考虑限制的目的、手段和结果以及基本权利的主体、行为和法益等方面所遵循的实体标准。对人身权限制的方式与标准是对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性基准的运用，是基本权利限制在人身权限制上的具体化。依宪法对基本权利限制的基本理论，对人身权限制也应遵循形式合宪性基准和实质合宪性基准，全面考虑限制公民人身权与维护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寻求二者之间最佳的结合点，确保限制人身权在合宪性的原则下进行。从本质上讲，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权利冲突和权益平衡，其价值取向是维护和促进“人之为人”的尊严和权利，其主旨和目的是以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权利为核心，实现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性回归”，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虽然会限制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也要遵循人身权限制的合宪性基准。首先，对人身自由权的限制应当遵循形式合宪性基准，也就是要遵循宪法授权及法律保留的基本原则，依据2000年《立法法》第8条第5项“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明确将其作为法律制定的事项，并且在第9条中强调将“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列为绝对的法律保留事项，对人身自由权的限制，只能由法律进行设定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同时，应遵循正当程序原则，诚如美国大法官福兰克福特所言“自由的历史就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因此遵循正当的条件、步骤、方法等程序性规定也是设定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的应有之义。从人身自由权限制的实质合宪性基准上讲，对于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强制医疗而言，从限制的目的来考虑，显然限制精神障碍患者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精神障碍患者，这种对人身自由权的限制也归属于保障性限制之列。所以，应从限制人身自由权的目的正当性考虑，遵循比例原则，综合考虑限制公民人身权与维护公共利益的平衡。因此，需要在形式合宪性基准和实质目的正当性的宪政视角下审视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从而更好地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

二、我国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下人身权保障的立法现状及不足

（一）立法现状梳理

我国关于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的相关立法散见于不同效力等级、不同的部门法之间。其中规定最为详尽的是2013年5月1日颁布实施的《精神卫生法》，同时民事立法中的《民法通则》第17条、18条、19条及《民事诉讼法》第170条，①刑事立法中的《刑法》第18条，②《刑事诉讼法》中的第284条、285条，行政法中的《警察法》第14条、《行政处罚法》第26条及《治安处罚法》第13条，③《残疾人保障法》第15条、第46条及第28条，④也规定了与精神障碍强制医疗相关的内容。本文将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梳理分为三类：

1、行政性强制医疗：根据刑法或者行政法规，对于那些造成社会严重危害或者被证明具有极大潜在危害性的病人，由相关行政机关依照一定的法定条件和程序送往特定医疗机构进行强制治疗；

2、监护性强制医疗：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但患有精神疾病而导致病人本身欠缺行为能力，其监护人或亲属在没有经过病人同意或者在病人明确表示拒绝的情况下，履行一定手续将病人送至相关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3、救助性强制医疗：政府对严重危及自身安全的精神障碍患者履行国家救助义务，采取特定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其进行强制治疗。严格来讲，救助性医疗本来属于社会保障法中的内容，适用于所有需要治疗但却没钱看病的公民，最典型的就是流浪乞讨人群，因此笔者将社会救助医疗也列入强制医疗的范畴。需要明确的是：社会救助中的强制医疗，强制的主体是政府，对特定的个体和人群进行治疗是政府的法定义务，是国家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

（二）人身权保障的不足

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主要是针对精神障碍患者设立的，是为了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进行约束和治疗，防止其危害社会，同时限制公权力，防止将正常作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但在保障基本人权的宪政视角下检视现行的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仍可发现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下人身权的国家保障义务不足。如上文所述，“强制”一词的出现往往表示公权力机关将涉及其中，《精神卫生法》虽然规定了对精神障碍患者采取强制医疗手段治疗的情形，当公权力机关对精神障碍患者采取强制措施时会适用相应的部门法的规定，一方面是因为《精神卫生法》对于狭义的精神障碍患者强制医疗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对于这种情形没有更加具体的阐释，无法实现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优势；另一方面《精神卫生法》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在效力位阶上低于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一些部门法。而部分部门法的法律条款由于当时社会条件和人们立法观念的局限性，更多的注重社会防卫功能，在具体条文中更多的是对精神障碍患者进行限制和控制，而忽视对精神障碍患者自身权利的保障，从而出现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基本权利国家保障义务立法理念的缺失的情况。在具体适用上还有适用对象范围狭窄、适用条件模糊、程序衔接不明晰、审理和决定程序不完善、执行程序缺失、救济和监督不力等问题。

2、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的立法过于原则，精神强制医疗制度下侵犯人身权的司法救济渠道不畅。《精神卫生法》着重通过规范精神障碍患者的诊疗活动以及加大对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救助力度，对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权加强保障，但是对于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下侵犯人身权的司法救济渠道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其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达成目标非常高，从而与当前社会现实脱节。根据法条中的规定对公民人身权的合理限制的争论的焦点往往是医学专业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司法难以发挥有效的对医学制约和监督作用，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下人身权限制的合宪性基准模糊，使得审查形式化。当“医生被要求具有双重的能力，既是立法者专业顾问，又是行政管理者”，当医疗鉴定机构成为权力的“代言人”的时候，普通公民人权被侵犯情况就更为可能。因此，必须加强通过司法对医疗机构的控制和管理，亦应避免医疗机构和医生权利过于强大而滥用。

三、精神障碍患者强制医疗制度下人身权保障的完善

如上文所述，一方面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的标准、程序缺乏，难免存在非精神障碍患者被公权力机关滥用此制度的可能性，使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受到威胁，也会使该制度严重异化，沦为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借口而肆意侵犯基本人权的工具。另一方面，关于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的立法缺失，国家保障义务的缺失使大量的重症精神障碍患者长期得不到系统的强制医疗，未能及时得到医疗救助，导致其生命权、健康权等基本人身权难以保障。因此，我们应尽快构建和落实限制基本权利的基准，并设立专门的司法审查机关，纠正各种违宪现象和行为，建立起符合国情和契合实践运作的法律监督制度，而《精神卫生法》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规定过于原则化，仍然存在监护人权力过大、诉讼缺乏保障、医院解释权过大以及支持体系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具体来讲，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下的人身权保障：

（一）转变立法理念，切实保障精神障碍患者基本人权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有针对精神病人的专门立法，美国各州的《精神保健法》的立法理念值得我们借鉴：由于美国实行联邦制，因此联邦和各州有不同的立法及司法制度，各州都有制定不同的《精神保健法》，对精神病人的收容标准也不尽相同。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依据平等保障和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使各州予以修正，以实现对精神病人人权的有效保障。多数州都规定精神病患者对他人或者自己可能构成危害，同时在最低限制措施用尽的原则下，才能进行收容。在立法理念方面，美国精神立法强调维护精神病患者的自身权利，提倡患者的自由决定权，而不是强调社会防卫功能，总体上遵循为精神病患者“自己利益”医疗的原则，这也彰显了美国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这些立法理念值得我们借鉴，在立法中不仅仅需要维护公共利益，对精神病人采取社会防卫措施，更应坚持精神病人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治疗的原则，综合考虑限制公民人身权与维护公共利益的平衡。从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发展趋势来看，基本人权需要国家保障，只有国家切实履行保障公民特别是弱势群体职责的时候，公民的权利才能更加充分的获得和实现，所以，国家应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切实履行基本人权的国家保障义务，这就需要国家增加精神障碍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建立更多精神障碍医疗专业机构及培养更多精神障碍专业人员，建立起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全面有效的救助体系。

（二）完善具体立法，确保限制精神障碍患者权利的程序正义

正当程序原则，从制度上考察，来自英国法中的“自然正义”（NatureJustice），发达于美国法所继承的“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肇始于英国的《自由大宪章》，经过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发展和完善，由此正式确立了正当程序原则，并逐渐成为西方国家人权保障的一项基本原则。我们需要完善强制医疗的程序性条款，以更好规范公权力及医疗机构权利、监护权利，切实保障患者权利。如何使限制精神障碍患者权利符合正当性，是一个法律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具体立法，细化公权力机关采取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的条件和程序与救助性的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切实维护精神障碍患者权利，而不能仅仅依赖医疗领域的判断做出结论。在德国，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程序的启动有的要求行为人对社会治安的危害性，有的要求行为人具有自身危害性，总之，总体上要求精神病患者的行为人有自身或者社会危害性，并且这种危害性和行为人精神病有必然联系。因此，法院对精神病人是否收容精神病有最终决定权，这就形成了司法对监护人或者医疗机构的制约，从而更好地保障精神病人的权利，体现了“法治国”中法律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彰显对精神病患者基本人身权的司法保障，这些，对我国未来精神方面的立法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我国现有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对裁判者权力制约方面和对精神病人的程序保护方面还很缺乏，导致采取的行政性精神障碍强制医疗被滥用，因此，应该结合《精神卫生法》有关规定，规范公权力运作，完善行政性的精神障碍强制医疗的条件和程序。明确公权力机关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标准和程序，规范医疗机构的行为，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救助性的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本质上是对精神障碍患者的一种救助方式，应属于社会保障法的范围，应当根据《精神卫生法》的有关规定，加强相关立法，明确救助性的精神障碍强制医疗的救助程序及救助组织，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将精神障碍纳入社会医疗保险的范围，切实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

（三）畅通司法救济途径，彰显司法正义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权利保障

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的立法不足及运行异化难免会导致精神病院和精神病医生滥用此种权力，任何权力不受外部和内部的有效制约，都会致使腐败事情的发生，较为典型的案例就是无精神障碍公民“被精神病”。如，深圳27岁的女子邹宜均在2006年被家人强行送到了精神病院———白云医院强制医疗达3个多月，其间剥夺人身自由、限制通讯自由，并强行注射、电击并强迫服食精神病药物。其后，邹宜均帐户上23万元被家人转走。2009年3月，邹宜均将白云心理医院及家人告上白云区法院，最终，邹宜均以个人原因为由提出撤诉，白云区法院裁定准许撤诉。但是，此案件中，未见任何的法院司法宣告，邹宜均家人直接将其送往精神病院，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对精神病人的民事监护的监护人问题，《民法通则》中有所涉及，但是并不全面。《精神卫生法》第30条第2款规定，强制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治疗必须符合法定条件，但存在对住院结论异议权保障有限，冗长的异议程序对公民的权利有一定的侵害，判断危害行为的危害风险的主体不明，仍然存在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可能被滥用等可能。当这种滥用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的行为发生时，权利被侵害的对象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人身权，其财产权往往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大部分的“被精神病”的案例发生都与财产纠纷有关，如何在源头上控制这种权力的滥用，需要司法机关对侵害行为所产生的责任进行明确界定。一方面，对精神障碍病情作出判断，虽然是个医学问题，但是，如果不加以规制，则有可能威胁普通人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当“医生被要求具有双重的能力，既是立法者专业顾问，又是行政管理者”，当医疗鉴定机构成为权力的“代言人”的时候，普通公民人权被侵犯情况就更为可怕。因此，我们需要法律对医学控制和介入，以避免医学的过分扩张。在很多“被精神病”案例中，庭审争论的焦点往往是否患有精神障碍，这是将法律问题转换为医学问题，根本未体现出法律对医学的有效控制，未体现出司法权对医疗权力的审查。从本质上讲，司法权的性质是判断权，具有终局性效力。因此应通过司法机关对精神障碍强制医疗程序的审查，给予精神障碍患者以更加全面的保障。另一方面，“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当公民的基本人权，特别是人身自由权受到侵犯的时候，诉诸于司法机关，由法院依据法律作出审查并进行终局性的判断，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尤其是在目前我国强制医疗程序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对保障强制医疗程序的顺利运行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对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保障需要司法介入，限制的目的和方式都应该接受司法审查，由司法机关对权利被限制者施以司法救济，唯此，才能使公民人身自由权的宪法性权利得到保障和落实。

四、结语

主体障碍范文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接受障碍原因对策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接受是指大学生出于成才需要，在一定的环境作用影响下，对教师利用各种媒介所传递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进行反映、选择、理解、整合、内化、外化的活动过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接受障碍是指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所传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和形式的阻碍、拒绝、排斥的一切心理活动。它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常常表现为大学生部分排斥或完全排斥教师所传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口服心不服”、“心服口不服”、“口不服心不服”的现象。

1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接受障碍的成因分析

11接受障碍的内在成因分析

111接受主体的内在需要接受主体的需要是接受活动的出发点和归缩。“需要”一词在汉语词典里的解释：一是应该有或必须有；二是对事物的欲望或要求。心理学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动机所支配的，动机是由需要引起的，行为的方向是寻求目标、满足需要。需要对于接受有三方面作用，需要是接受活动的基本动力；需要的指向性决定接受的选择性；需要的层次性决定接受的层次性。如果没有需要就没有主动的接受活动的发生。当传授的知识信息与接受主体需要的方向和目标不一致时，接受主体就会产生拒绝接受的心理。从需要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接受障碍的成因有3种情况：一是需要意识缺失。高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既是国家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需要，也是当代大学生成才的需要。有一部分大学生不认同这种需要，不能形成接受动机，在“反映和选择”阶段就阻断了接受过程。二是需要不足。部分大学生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立场出发，认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需要（如获得学分的需要、评奖学金的需要、考研的需要等），接受动力不足，接受过程基本上停留在“理解和整合”阶段，无法到达“内化和外化”阶段，整个接受过程不能全部完成。三是需求不能满足。部分大学生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他们按自己的目标和方向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当教师所传授的内容与自身需要的目标和方向不一致时，在课堂上必然要产生厌学、罢学或违纪等现象，这会导致接受障碍。

112接受主体的情感倾向大学生的情感包括对待人和事的情感态度、情感认识和情感关系。心理学认为，情感是学生接受活动不可缺少的因素，学生的课堂行为由情感支配；情感的主要功能是强化或抑制接受活动的运行，影响学生的接受意向、选择标准和接受各个环节中信息的流通。大学生对社会主义的情感包括对社会主义的情感态度、情感认可。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大学生的人生经历、生活体验不同，部分大学生不象他们的前辈那样，对社会主义怀有浓厚的情感；由于历史带来的负效应，特别是“十年内乱”期间,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严重的破坏，社会主义的声誉受到损坏,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势沉积在人们的心底,至今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接受障碍。

113接受主体的认知结构大学生的认知结构是大学生以前的一切生活经验包括价值规范、知识结构及思维方式等因素积淀的结果。认知结构是接受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大学生在接受活动中，首先要选择和理解教师传授的信息。如果认知结构与教师传授的信息不一致、不衔接、不协调，认知结构将成为接受障碍。从认识结构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接受障碍成因有3种情况：一是价值规范冲突。对教师传授的知识信息的选择首先取决于大学生的价值观，不合乎大学生原有的价值观的信息将被大学生排斥和拒绝。二是知识结构缺陷。对知识信息的理解是根据原有的知识来进行的。在接受活动中，学生主要通过利用认知结构中已经具有的旧知识去同化教师所传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通过这种同化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意义。当大学生原有的知识结构不能同化教师传授的内容时，就会影响接受心理，造成接受障碍。三是思维方式不适应。对知识信息的理解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不同学科之间客观上存在思维方式的差异，如文科生的思维方式和理科生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在教学实践中，如果具有文科思维定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忽视理科生思维方式的特点，学生就可能会产生厌学现象，导致接受障碍。

12接受障碍的外在成因分析

121接受客体的价值性和针对性接受的本质是接受主体对客体信息的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接受的本质是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内容的认同。教学内容能否获得大学生认同关键在于能否满足大学生的某种需要。只有具备了特定价值和针对性的教学内容才能满足大学生的某种需要，才能被大学生接受，反之，就可能被排斥和拒绝。从接受客体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障碍成因有两个：一是价值性没有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价值性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对大学生成才的价值性也不容置疑。但在现实中会出现教材内容滞后于社会发展，书本理论不能解释社会现象，特别是难以解释普遍发生在大学生视野中的行为规范等方面的不道德现象，难以解答学生因学校教育与社会现实的矛盾而产生的困惑。二是教学内容针对性不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是指教学内容要与社会实际、学生思想实际及学生专业实际的有机结合，做到有的放矢，实现教学内容与学生思想需要的契合，让学生感受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管用”。但是，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往往不重视教学内容的针对性，不关心学生的思想需要，教学内容与学生的思想实际脱离。学生认为教师所讲与己无关，对教学内容不关注，出现接受障碍。

122接受媒介的沟通性能接受媒介是指在接受活动中传授者与接受主体之间的沟通渠道和工具。传授者所传授的信息通过接受媒介传导给接受主体，接受主体才能有效地进行接受活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接受媒介是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学方法有教材体系教学法、专题教学法、比较教学法、案例式教学法、研讨式教学法、课题研究式教学法、实地考察教学法、专家专题报告教学法、师生互动教学法、联系实际教学法、时事评述教学法等等。教学手段有黑板粉、图表模式、录像资料、幻灯片、电影电视、多媒体课件、计算机辅助教学、校园局域网。佘双好教授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德育课程实效性研究”课题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认为“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是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效果的第一位因素和第三位因素。［1］从接受媒介看，沟通性能不佳的媒介会或多或少地“阻塞”信息传递和师生沟通，它是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接受障碍的主要成因。

123接受环境的不和谐一致接受环境是指接受主体在接受信息时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接受是在外部多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参与下实现，社会环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要求和内容是否和谐一致，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接受程度。由于大学生需要不断的从社会环境中学习体验，并逐步适应社会环境的要求，形成与社会环境要求相一致的各种能力和素质。同时，他们往往是通过社会环境来印证教师传授的信息，当周围社会环境包含的信息与教师传授的信息一致时，大学生就非常容易接受、理解和尊重。反之，当教师传授的信息与周围社会环境信息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会加以怀疑或拒斥。

124传授者自身素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的自身素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接受活动过程和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教师的自身素质包括政治素质、理论素质、能力素质。从教师素质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接受障碍成因有三种情况：一是政治素质不好。二是理论素质不高。三是能力素质不高。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属于精神需要，是高层次需要。当代大学生限于年龄、经历、生活体验等原因往往缺少需要意识，教师应该不断地引导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形成需要意识，产生接受动力。如果教师不做这方面的工作，学生既使从不缺课，也难以取得理想的接受效果。正常的良好的教学过程同时也是正常的良好的接受过程，如果教学过程失去引导和调控，对学生的接受效果影响更大。

2减少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接受障碍的对策

21学会重视接受主体的内在需要首先要改变传统观念，学会重视大学生的需要，满足大学生正当需要，把大学生需要作为提高教学效果的切入点。具体做法：第一，协调学生个体需要与国家社会需要的关系。第二，区分大学生层次，满足不同层次大学生的不同需要。学生是分层次的，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是不同的。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研究、总结、掌握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根据学生需要进行教学，满足学生需要，提高学生接受效果。

22努力实现接受客体的价值第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有与时俱进的态度，主动地吸收本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不断调整、充实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内容，使之更具科学性和价值性，为满足大学生需要提供必要条件。第二，重视教学内容的表现形式，实现接受客体的价值。教材表现形式新颖、通俗易懂、可读性强，能够吸引学生阅读教材，理解教材内容，提高接受效果。教师的讲课内容的表达形式，科学合理、生动活泼，趣味性强，也能够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接受效果。第三，加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实现接受客体的价值。教师应根据学生的认知基础、理论兴趣、思想实际乃至专业特点等，在不影响教学内容完整性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调整、补充，以增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实现教学目的与大学生需要的契合，使大学生感受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管用”。

23尽量提升接受媒介的性能提升接受媒介的性能，可以从两方面着手：第一，教学方法和手段多样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接受对象的实际和现有的教学条件，采用多种教学方法，选用多种教学手段，提高接受效果。第二，用好媒介，提升效果。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多样化不能搞形式。所谓用好媒介，提升效果包含几层含义：一是根据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学生实际选择适用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二是运用好每一个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发挥出最佳的效能；三是对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优化组合，实现优势互补，提升多种媒介的整体效果。

24努力营造的良好接受环境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接受障碍的外部环境很复杂，作为学校和教师可以在以下三方面有所作为。第一，创设良好的课堂情境。教师传授知识信息和学生接受知识信息都是在一定的情境中进行的，离开了情境，传授和接受都难实现。教师创设良好的课堂情境，包括创设良好的活跃的思维情境；民主、平等、和谐的氛围情境、师生情感融洽的情感情境等。第二，创建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狭义的校园文化环境，即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在学校这个空间范围内所逐渐形成的精神文化形态。它主要包括教风、学风、校风、制度、文化氛围。创建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就要加强教风、学风、校风建设和制度建设，营造宽松、和谐、奋发向上的文化氛围。第三，创建良好的网络虚拟环境。一方面，在校园网络上要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网站。另一方面，思想政治工作系统要组织对学生进行“正确认识和对待互联网信息”的辅导，降低互联网传播的负面信息对学生造成的消极影响。第四，创建全校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氛围。当前，主要是各级教学管理部门要尊重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规律；为教师开展教学活动提供良好物质条件和制度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部门更应该做好各项工作，把教学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成为深受大学生喜爱和欢迎的精品课程。

25不断提高传授者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传授者的综合素质，必须坚持三点：第一，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提高对事业的忠诚度。曾指出：“在政治上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光有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不够的，过了三年五年，就把它丢了，那还不是枉然？所以，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还要坚定，就是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②第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高教师理论水平。近年来，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方面是比较薄弱的。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理论水平的重要途径。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成为一级学科，申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课题的渠道也不断增加，教师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外部条件越来越好。当前，主要是提高教师的科研意识，并建立一种科研激励机制来调动教师开展科研的积极性。第三，讲究传授的技巧，提高接受效果。传授技巧是教师为了提高接受效果而在教学内容的加工、制作、传递等方面所运用的能够导致更有效达到预期目的策略方法。广义上说，教师传授技巧是多方面的，有教材处理的技巧、教学活动的组织技巧、讲课的技巧、师生互动的技巧、运用语言的技巧、课堂控制的技巧、运用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技巧、考试考核的技巧等等。

【参考文献】

主体障碍范文篇10

1行政沟通的重要性及存在障碍

1．1行政沟通的重要性

行政沟通即行政系统与行政系统内部各部门、人员及外界环境间通过一定方式传递思想、交换信息，进而实现内部高效有序、团结一致，与外部融洽相处的效果。行政沟通在行政管理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行政过程中的信息沟通使内部成员间目标一致，分工协调，为科学、高效行政创造了条件。良好的沟通使成员更好地了解行政目标，激发了工作热情并提高了工作的准确性，更加主动地参与决策。同时，加深了内部的互信与团结，信息的畅通传达与反馈使得工作环境更加温馨和谐，提高了工作效率，促使行政组织内部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外部，良好的行政沟通使行政主体更客观全面地了解信息，对于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有重要作用。

1．2当前行政沟通存在的障碍

行政沟通对于行政系统内部的和谐稳定以及决策的科学民主都有重要意义，但当前我国行政沟通依旧在主客观等方面存在着许多障碍。

1、客观障碍

(1)组织机构障碍组织机构是实施行政活动的基本组织，但当前行政组织机构却存在着层次过多、机构臃肿、关系不顺和渠道单一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阻碍了沟通的高效进行。沟通周期长、“政出多门”在我国行政机构中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这使得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出现失真、传递缓慢等问题，帛一的传递渠道也使反馈不及时，影响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和行政工作的效率。

(2)时空距离障碍时空距离等外部因素对信息沟通传递及其效果有很大影响。由于时空距离远、通讯交通不便等原因，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条下沟通双方接触机会较少，只能借助于通讯设施和书面媒介来传递信息，造成沟通不便，信息不畅的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工作效率。

(3)行政体制导致的障碍当前我国行政体制中对行政沟通监管仍待完善。行政体制不完善使得沟通在内外部、上下级问存在诸多问题。横向沟通是各组织内部部门、人员间的沟通，组织内部各部门既分工，又相互依赖，需要相互合作又存在相互监督。由于体制的不健全，横向沟通有机构设置不合理权债不清、推脱责任、协调力度不够、信息沟通不畅等问题。纵向沟通就是上下级间沟通的障碍。没有健全的制度．下级因害怕打扰领导、习惯听领导指挥而不主动与领导沟通。上级领导把主要精力要用于组织外的事务及组织中的大事，没有时间与下属沟通，对下级不信任，只对部分下级人员沟通且以单向沟通为主。这都导致行政组织沟通中信息不对称。不利于决策的正确性和工作的顺利开展，缺乏相互监督和信任。

2、主观障碍

(1)个人素质引起的障碍

由于行政人员的个人素质及文化水平不同，利益、观念、性格，情感、方面有种种差异，认知水平不同，大家对同一思想、事物有的表达有所不同，对同一事物可能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左的看法和结论。这些往往都会成为双方沟通过程中的障碍。在记忆的过程中，人员记忆水平的不同，也影响着沟通效果。

(2)职级差异导致的障碍

沟通双方因处于上下级关系而造成心理障碍，导致一些行政领导主管意识太强，下级又瞻前顾后唯命是从，严重影响了我国行政运行的稳定性和有效陛。

3、其他

行政沟通中除了主管、客观障碍外还存在着其他方面的障碍，如沟通方式的障碍。在行政沟通过程中，沟通渠道选择不当造成的障碍是比较常见的，在科技发达，媒介众多的今天，行政沟通中有随意选择沟通方式，如网络，只考虑沟通的范围而忽视了各种不同媒介的优缺点，没有实现应有的沟通效果。在沟通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官话和套话太多，无用的信息量太大使沟通偏离主题。另外，语言选用不当及语义不明，口头语及语言的抽象概括使不同的民族、地区间的沟通遇到障碍。

2采取的对簧

2．1健全组织机构，完善行政沟通制度

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行政组织的结构形式也深受其影响。行政组织应积极适应这一变化，健全组织机构，不断完善行政沟通制度。缩减组织层次和精简行政机构，保障信息的对称沟通和信息的真实度，明确人员的分工与责任，实现行政精确、高效，避免由于层级、人员过多造成的沟通障碍。要建立健全行政信息采集、发送制度。建立互补、相互监督的独立性系系统，为行政机构的信息收集、加工、传递存贮等过程服务。以具体的规章制度保证信息不受领导的意志影响，保障信息在内外部合理有效沟通，使行政机构及了解全面合理的信息，为制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克服单一行政沟通中存在的障碍，提高行政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2．2建立良性沟通机制

建立行政沟通监督机制，严格责任追究制度。通过严格的组织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消除象职级障碍等原因导致的沟通障碍。建立定期例会和座谈会等方式形成正式固定的沟通渠道。同时，也要实现人性化管理，开展一些集体活动实现上下级之间的和谐关系，增加双方的互信。以良f生沟通机制保障良性沟通的进行。

2．3完善信息沟通系统

行政系统应该有一套完善的行政沟通系统，以便于行政系统内外部的信息传递、沟通及监督。想建立电子政务系统，定期向内外部公布相关信息，使信息沟通、反馈更完善。与此同时，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行政沟通现代化建设也要与时俱进。不仅要要实现行政机构实现办公自动化，运用电子网络进行沟通，也要培养高素质的信息专业化行政人员．在技术上保证行政沟通渠道的畅通，为提高行政沟通效率提供有效的技术保障。

2．4强化思想教育。提高个人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