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范文10篇

中国银行业范文篇1

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二战后至80年代初期，罗纳德·麦金农、爱德华·肖、约翰·格利和雷蒙德·戈德史密斯等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欠发达”出发，认为凯恩斯主义主张的政府财政赤字政策实际上是在浅化和抑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活动，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因此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金融深化。二是90年代初期以麦金农和马克威尔·弗莱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在总结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实践基础上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次序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方法即金融自由化是有先后顺序的，如果金融自由化按照一定的次序进行，就能保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稳健性。金融自由化理论是因为金融抑制限制了竞争而导致金融的低效率，金融自由化先后次序理论说明金融深化是以发挥市场作用的一个有序过程。进一步地说，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性和金融主体的脆弱性必须以管制为基础，如何体现管制基础上的适度竞争，充分获得经济效率，是金融发展的关键。在监控每个机构运作方面，存在着有关管制体系和市场力量作用这两个主要问题。（注：参见Vittas，D.，1991：FinancialRegulationChangingtheRulesoftheGame.蒂米奇·威塔斯：《金融规管——变化中的游戏规则》，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中文版。P4.）

中国金融改革和转轨指的是将金融压制、限制性竞争以及资源直接配置的体制，转变为稳定、结构良好的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运作体制。因此，一方面要进行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另一方面要进行金融微观主体的构造，克服原国有主体的低效和脆弱性，加强金融管制。这两个方面的集合或者说金融自由化次序的基础就是实现管制与竞争的均衡。易纲、赵先信（2001）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竞争。第一次竞争发生在1984年至1997年间，以机构扩张为主要竞争手段，依托的是行政层级；第二次竞争发生在1997年之后，以金融工具为主要创新阶段，主要是对西方现代银行已经发明的金融产品的模仿。认为中国银行业必须过渡到以投资收益为目的，以制度创新为依托的竞争阶段，实现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以明晰产权为基础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制度。混业经营是西方国家放松管制后80年代以来的新趋势，中国加入WTO，面对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显然，需要回答三个问题，一是银行是以专业的形式存在还是以混合型形式存在？那一个更好？即是否具备混业经营的条件？二是金融业改革的次序问题；三是混合型金融中介是否会对金融体系稳健和安全造成威胁，即管制重建的问题。从美国经营模式的演变看，21世纪模式是新的自由主义哲理为基础，尊重和鼓励竞争。政策重点是消除竞争壁垒、防止风险扩散、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管。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竞争与创新；二是控制风险扩散。（徐诺金，2001）

本文通过对放松管制下商业银行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SCP和金融市场化程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规模不经济和金融市场化程度低，以及垄断程度高，说明竞争的不充分要求分业经营；而表现出来的范围经济对混业经营产生需求；在上述基础上决定了我国金融业改革的次序。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我国商业银行业的效率现状进行了分析，这是影响金融业实行混业与分业的条件。第三部分分析中国金融深化的次序；第四部分是结语，并给出管制重建的建议。

二、中国银行业放松管制的绩效分析

我们将从银行自身、银行业和宏观经济中金融市场化程度三个方面对中国银行业的金融深化绩效进行分析。

1.从银行本身角度，国有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分析。

（1）规模经济。徐传谌、郑贵廷、齐树天（2002）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的基础上按照“中介法”（Ashton，1998）建立成本模型。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不考虑不良贷款的情况下，中国商业银行存在较弱的规模经济，绝大多数银行的E值小于1；但是，引入不良贷款与放款的情况，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呈现出规模不经济性。张健华（2003）对1997-2001年“14家商业银行和37城市商业银行，采用非参数的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析得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处于规模报酬递减区间。同时分析表明银行业存在较大的X－无效率。

（2）范围经济。杜莉、王锋（2002）利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Translogcostfunction）分析表明，在国有银行中，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范围经济，并且范围经济性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而且，范围经济系数与银行资产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即规模较大的银行具有较强的范围经济性或较弱的范围不经济性。四大国有银行的范围经济性明显高于新兴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赵一婷（2000）分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范围经济的现状，指出，分业经营使国有商业银行业务范围过窄，是造成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范围不经济的原因。

2.从产业的角度，银行SCP分析。于良春、鞠源（1999）运用哈佛学派的SCP（结构—行为—绩效）范式对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结构分析进行统计分析，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银行业存在高度集中和国有银行垄断低效率问题。刘伟、黄桂田（2002）对运用SCP框架及其从行业结构的角度揭示中国银行业主要问题的思路及政策含义提出了批评，认为，国际上各个银行在努力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的背景下，中国银行业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率是符合国际银行业发展趋势的。中国银行业的主要问题是国有银行产权结构单一，而不是行业集中的问题。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中国商业银行市场结构正在经历一种从高度垄断到竞争程度不断增强的变化过程，但到目前为止，该市场垄断程度仍然较高（叶欣、郭建伟、冯宗宪，2001）。具有政府控制与卡特尔式的垄断市场，无论服务的产品与服务的质量，银行业的高成本都说明绩效不佳。

3.从宏观经济进程角度，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分析。金融市场化采用两项指标来衡量各地金融市场上竞争程度（樊纲、王小鲁等，2003），一是金融业的市场竞争。使用非国有金融机构吸收存款占全部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比重来反映这一状况。二是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目前非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了大半壁江山，但非国有企业得到的贷款还只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一个相当小的部分。因此，我们采用较易取得的金融机构短期贷款中向非国有部门贷款（包括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私营企业贷款、外资企业贷款）的比例来近似反映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分析表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金融业的全面市场竞争尚未形成。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不仅没能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化的国有银行部门，而且没有产生强有力的、能够与国有银行竞争的非国有银行部门。（赵志君等，2002）中国金融机构大约有25%的不良贷款，如果把无法回收的贷款从总贷款中剔除，则调整后的贷款—存款比率从1987年的102%下降到2001年的63%，远低于人民银行要求（75%）。该比率显示金融机构对金融资源利用的无效率非常严重（赵志君等，2002）。另外过多的不良贷款、产权不清、管理体制不完善、管理行为不规范等问题没有解决。（赵志君，2002）

总之，中国金融业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在规模不经济现象。同时，在银行业中存在范围经济和范围不经济共存现象，而范围经济与资产规模成正相关性。中国银行业存在较强的垄断现象；且经营绩效也支持这一点。RafaelLaPorta，FlorencioLopez-De-SilanesandAndreiShleifer（2002），通过对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金融体系中的政府所有制银行，从1960-1995年的发展分析，发现在金融体系不健全的国家中，政府所有制银行更为优越。其经验表明，政府所有制中银行是制度与金融体系不健全的产物。

三、中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导向：管制的次序分析

从规模来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在规模不经济，SCP范式分析也说明了银行业较高的垄断程度和经营绩效有较大的改善空间，金融市场化程度比较低。这些都说明要进行放松管制。同时范围经济分析说明混业经营对资源配置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这是中国金融改革次序的基础。

（一）建立以竞争为基础的管制。

中国金融业竞争的不完全性，与由于竞争的压力产生的混业经营的生成基础不同。放松管制、证券化、全球化以及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和机构的影响太快了，增大了金融体系及单个机构的集合风险。政府作为风险吸收者（如风险社会化）以及司法当局在合同方面的作用，是很重要的结构转变。另外就是汇率和国际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以及相伴随的资本跨国界的大规模的转移。这些，都会使混业经营的风险加剧。因此，要进行金融微观主体的构造，克服原国有主体的低效和脆弱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展开：

首先，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革。管制的实际方案主要有管制机构和公有企业（Viscusietc，2000）。国有银行就是对银行业管制的一种实践。由于明显的委托问题。加上银行业强烈的外部性，如特大银行难以破产，使得国有银行缺乏市场约束，从而不能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效率。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是提升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这包括国有金融机构的股份化与民营化。或许更重要的是，增强国有银行的外部竞争，从而提供激励管制是我国国有银行业提升绩效的先行改革次序。

其次，适度竞争下民营银行的发展。金融深化就是要在金融自由化前提下形成市场竞争，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民营银行的生成应是金融深化的重要举措。关于民营银行的生成，樊纲（2002）认为，通过在国有商业银行逐步退出的地区大力发展民间金融，组建地方中小银行，将有望解决金融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钱小安（2003）认为，金融民营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成立新的民营金融机构；二是对已有的金融机构进行民营化改造。实行金融民营化，就是要吸收民营资本参与金融重组，从公平、竞争、效益的原则出发，采取适当方式，引导民间资金流动，实现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和规范化发展。凡是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进入的金融领域，均应鼓励和允许民间资本投资进入。（1）在现有银行的基础上，把中小银行商业化，把它们改造成民营银行。尤其是要鼓励有条件的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改组为民营金融机构，实现城市商业银行由国家控股转变为由民营资本控股的金融企业，重建金融体系，（2）在商业银行法的框架下，允许民间资本组建区域性的中小商业银行。同时要加大试点力度和对试点总结。浙江台州商业银行以私人控股的形式组建即是重要尝试，常熟、张家港、江阴相继成立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而且三家农村商业银行全都是由当地民营企业、信用社社员和职工入股，没有政府股份。对于这些新建军民营银行，应在鼓励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发展。（3）对于四大国有银行，可以在不动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民营化发展。即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缺乏效率的分支机构，进行区域式的业务退出，引进民营银行参与。或者对于不良资产进行资产剥离。资产剥离的形式多种多样：将子公司出售给其他公司、分拆、股权分离、管理者杠杆收购。通过并购或增资扩股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

再次，注重金融结构的发展。包括股市的规范发展，债券市场的发展，尤其是企业债券市场等。“好的”金融系统应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FranklinAllen，DouglasGale，2002）

最后，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加强跨业合作，探索金融业混业经营。寻求银证、银保合作的途径，探索混业经营。我国金融业已经开始在不违背现行法规的基础上，寻求银证、银保合作的途径，探索混业经营。一些银行先后与证券公司联手推出了“一卡通”等存取款和证券投资业务、股票质押贷款等带有明显银证业务交叉性质的业务；保险公司除了为银行提供信贷保险、按揭贷款，还与银行共同开发了银保合作的银行产品和保险产品。逐步构造范围经济特征明显的全能银行。混业经营是很多大型银行的战略选择。但混业经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混业经营可以分散经营风险，获得范围经济优势；但另一方面如果一家银行的每一项业务都达不到有效的经济规模，缺乏竞争优势，或者银行实行无关联的多元化经营，进入不太熟悉的领域，反而会加大风险。因此，混业经营必须建立在专业化经营的基础上。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具有不同的资源优势和业务优势，即使同为国有银行或股份制银行，其资源优势特征、管理水平也不尽相同。因而，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进程中，没有一种“最优”的模式。规模较小，资源有限的金融机构，可以重点发展某一方面或某一地区的业务，在国内同行中成为该方面业务的佼佼者，没有必要进行混业经营；而规模较大、资源充足、管理水平较高或者拥有很强的职员培训能力的金融机构，就应该在单一业务专业化的基础上，开展混业经营，逐步构建全能银行，发挥范围经济优势。

（二）放松管制与管制重建。

金融机构的适度竞争问题只能由市场或以市场为前提来选择和决定。这既包括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也包含民营银行、股份制银行，甚至外资银行的生存与发展。当前放松管制与管制重建尤其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民营银行的生存空间只能由市场竞争来选择和决定。但并不意味政府不进行扶持。按照现代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组建的法人组织，必须具备规范的市场准入和完善的退出机制，并接受严格的外部监管。民营银行在定位上是为中小企业服务。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与保持自由竞争活力之间，发挥民营银行灵活有力的经营态势。（1）建立专门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法规。民营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方面，要根据不同种类金融机构特点和金融集团化发展现实，制定适当的市场准入规则和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目前尚未制定统一的民营金融机构市场准入规则，政策环境有待改进。合理制定民营金融准入规则，发展民营银行，促进金融同业竞争，提高金融效率。同时，要有有效的退出机制，防止银行太多也无法退出，造成银行过度。（2）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由于民营银行的特殊性，为了保护广大存款人的利益及风险防范，需要存款保险制度以支持民营银行的发展。

2.银行监管内容的加强与透明化。导致银行体系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环境不稳定；二是银行自身管理以及银行经营的结构性环境的弱点。因此，健全金融体系必须加强对民营银行的监管，主要是提高管理者的能力和品格；提高民营银行业的透明度。包括现实地评估银行资产、公开披露、审慎报告等；通过监管控制风险，包括审慎管理和审慎监督。

中国银行业范文篇2

一、国际评级方法简介

（一）国际商业性评级准则

国际评级公司采用的信用评级准则一般是在美国金融机构统一评级制度（UniformFinancialInstitutionsRatingSystem）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套评级制度包括五个基本项目：资本充足率（CapitalAdequacy）、资产质量（AssetsQuality）、管理水平（Management）、盈利能力（Earmngs）、流动性（Liquidity）。其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就是“CAMEL”，正好与“骆驼”的英文单词相同，因此该评级方法被简称为“骆驼评级法”。因为标普、穆迪等公司进行的是国际评级，因此在评级项目中又外加了“政府支持”一项。

（二）标普评级的标示方法

标准普尔的几大类评级中，从AAA、AA、A到BBB、BB、B再到C、R、SD依次降低，分别代表企业偿还债务能力由强到弱的过程，“+”号或“-”号用来区别在同一等级内更详细的信用状况，“+”号表示在同一等级内较优，“—”号表示在同一等级内较差。其中最高等级AAA，目前在全球尚没有金融机构获得，但是花旗、汇丰等国际金融机构曾获得过AA、A这样的良好评价。BBB级是投资级，在此级别以下国际投资者将不再投资。评级后有时加的后缀“Pi”表示该评级是利用已公开的财务资料或其他公开信息作为分析的依据，即标准普尔并未与该机构管理层进行深入讨论或全面考虑其重要的非公开资料，所以这类评级所依据的资料不及末标有“Pi”的评级全面。

（三）穆迪评级的标示方法

穆迪对金融机构的评级分为信用评级和财务评级两大类。其中信用评级分为A到E的五大类，表示偿债能力逐渐减弱，每个等级又以“a”的个数和“1，2，3”来区别更细致的差异，在大的级别相同的情况下，a舶个数越多。评级就越高；从1到3的级别是逐渐降低的。例如Aaa的等级要高于Aa，而Aa1的等级又要高于Aa2.穆迪中最高评级是“Aaa”，具有投资价值的是“Baa3（含）”（相当于标普的BBB-级）以上的评级，一般的国际投资者在C级以下将不再投资。例如，穆迪对荷兰银行的评级为Aaa级，花旗、汇丰同为Aa级。

在财务实力评级上，穆迪使用字母A-E来区分银行内在健康安全等因素的判断，不包括外在信用风险及信用支持的因素，A为最高级别，“+”和“-”表示同一级别中的微弱差别。

（四）惠誉的评级方法

惠誉国际对信用评级的标示方法与标普的标示方法几乎完全相同。

二、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银行业的评级结果

（一）标普对中国银行业评级的结果

标普评级涵盖了不同的比较基准，包括市场地位、资产质量。融资与资金流动性。资本率、盈利和政府支持等六项。其中，中国银行以（BB+）级居首，广东发展银行则以CCCpi级居于最末。工商银行得到的评级为（BB+）级。尽管获评银行均拥有财务状况、市场地位和政府支持的相对优势，但是，不同银行在不同的比较内容中所处位置却有明显差异。

总体看，华夏银行和广发银行的市场地位“较弱”；农业银行、广发银行和工商银行的信用风险“相当高”；光大银行、招商银行、广发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的融资与资金流动性表现“一般”；农业银行、广发银行和工商银行的资本率“相当弱”；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光大银行的盈利能力“相当弱”。

以总资产、贷款和存款所占份额衡量，相对市场地位的排序为：“相当强”的银行——农行、中行、建行。工行：“强”的银行——交行：“一般”的银行——光大。招行、民生、浦发、深发展：“较弱”的银行——华夏、广发。

在资产质量方面，整体信用风险“一般”的银行——招行、华夏、民生、浦发、深发展；信用风险“高”的银行——中行、交行、建行、光大；信用风险“相当高”的银行——农行、广发、工行。

融资与资金流动性表现“相当强”的银行是——中行、建行，工行表现“强”的是——农行。交行；表现“一般”的是——光大、招行、广发、华夏、民生、浦发和深发展。

从资本构成和对拨备不足预作的调整来衡量，资本率表现“一般”银行是——招行、华夏、民生、浦发、深发展；资本率“弱”的是——中行、交行、建行、光大；资本率“相当弱”的是——农行、广发、工行。

从资产回报率、拨备前资产回报率和盈利的可持续性反映，盈利能力“一般”的银行是——招行、华夏、民生、浦发；盈利能力“弱”的是——工行、中行、交行、深发展；盈利能力“相当弱”的是——农行、建行、光大。

而就政府对银行给予支持的能力和意愿、所有权结构而言，政府支持力度“相当强”的是政策性银行，政府支持“强”的是——农行、中行、建行、工行，政府支持“较弱”的是——交行、光大、招行、广发、华夏、民生、浦发和深发展。

标普认为对中国银行业给出较低评级的最终依据是：贷款不良率高，拨备不足；盈利能力弱；资本金不足。

（二）穆迪对中国银行业的评级

2003年穆迪提高了四大国有银行的评级。据悉，四家国有银行的信用级别都为A2级。在财务级别中，中行最高为D-工行和建行同为E+，农行最低为E.而在此之前，穆迪给四家国有银行的信用级别都为Baa1.招行和浦发的信用级别同为8a1，财务级别为D；中信的信用级别为Baa3，财务级别为D-；深圳发展银行的信用级别为Ba3，财务级别为D-；交通银行的信用级别为Baa2，财务级别为D+.穆迪对中国金融机构的评级展望均为“稳定”，穆迪认为“将银行外币存款评级的上限由Baal调升至A2，而反映这些银行独立信用质量的财务实力评级（从D-至E）则保持不变。这些银行的评级走势与主权评级一致，反映了政府的支持，无论这种支持是因为政府的所有者地位、银行重要的政策角色还是银行的规模。”

（三）惠誉对中国银行业的评级

惠誉与中诚信国际也曾做过对中国银行业的评级（其形式是非正式的评级报告）。根据以人民币债务为基础的评级方式，惠誉对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评级都为AAA级。但如果以根据外汇债务为基础的国际评级，惠誉对中国银行业的评级都低于中国主权评级（A-），其中四大国有银行的评级均在投资级（BBB-）以上。

三、中国银行业获得国际评级的分析

（一）银行业信用等级主要受国家主权评级限制

标普、穆迪和惠誉这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都对中国银行业进行了主动性评级。评级结果之间的差异除了与各评级机构的评级体系和对中国银行业的判断相关之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几大评级机构对中国主权评级的差异。国际评级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以国家主权等级为一国国内务经济主体的的等级上限。标普、穆迪、惠誉对中国的主权评级分别是BBB，A2，A-，其中标普较其他两家更为保守。由于金融机构得到的评级不可能高于主权评级，所以标普对中国主权的较低评级也使得该机构对中国银行业的评级相对保守。

（二）标普、穆迪的评级均涉及了中国银行业的核心问题

标普，穆迪等国际评级公司对中国银行业的评级结果有一定的差异，相对而言，标普显得更为保守。以工商银行为例，标普和穆迪的评级分别为BB+和A2级，相差了两个等级。但两家评级结果（尤其是标普的）均为国际投资者风险参考的重要依据，两个不完全相同的评级结果却也反映了中国银行业存在的相同问题。

1.国有商业银行的评级普遍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两家机构的评级结果中，四大国有银行几乎均是第一梯队，其中又以中国银行的评级最好，这主要是因为国有银行有国家信用作担保。相比之下，股份制银行由于主要依靠自身力量来筹集资金，评级相对就要低一些。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和浦发银行的评级要略高于其它股份制银行，因其融资渠道趋于多元化。

2.中国银行业面临三方面挑战。虽然监管机构和银行自身都希望努力改变现状，提高行业整体水平，但中国的银行体系在短期内还无法摆脱资产质量差、盈利水平低和资本充足率不足的困扰。未来的中国银行体系将面临着来自几方面的严峻挑战：一是整个运营过程中，风险管理的效率是高是低，二是整个放贷总量迅速提升的潜在风险，三是贷款的质量问题。如果没有一套高度透明且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强健的银行监管机制以及高效的公司治理体系，中国将难以避免改革中的银行体系风险所带来的威胁。

（三）标普。穆迪评级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标普、穆迪等评级机构对中国银行业的评级将产生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1.商业性评级将成为国内监管部门对银行评级的参照。我国银行监管部门一直都在寻求和建立一套有效的银行经营状况考评体系，据监管部门有关人士表示，这套体系有可能参照美、日等国流行的“骆驼评级法”，并有可能率先推出针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监管评价体系。但国内监管部门的评级方法与标普、穆迪等评级机构应用的国际商业评级法最大的不同在于，国际评级将受评国的主权资信及所有制看作很重要的评级内容，但国内的金融监管当局不需要对这两项进行评价。

对于将正式授予评级的公司，标准普尔都要派员与申请评级公司的管理层及政府官员进行会谈。在这些会谈中，评级公司收集进行信用评级所需的公共和独有信息，并了解公司的经营战略及政府的政策。分析员依据这些信息为评级委员会准备一份报告，由评级委员会来确定评级。这些商业性的评级行为，也有可能作为银监会对银行的考评要素之一。即使我国有了自己的银行评价体系，仍需要利用商业性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指导金融机构的投资和经营活动。在市场比较成熟的国家，监管部门一般也是这么做的。一旦银行商业性评级不够监管部门规定的等级，将有可能被要求更高的资本充足率、更完善的信息披露系统，以及更高的市场准入门槛。

中国银行业范文篇3

银行业的技术特点形成了经营风险大、道德风险大和危害风险大等三大风险，也决定了银行业的发展对外部制度环境的高度依赖性。就中国的银行业而言，无论是从银行内部而言，还是银行业的外部环境，都面临着许多问题，这就导致了银行业改革进程中遇到了两个两难：效益与风险的两难和快与慢的两难。

1、对内开放中效益与风险的两难

银行业对内（如民营银行）开放，因道德风险问题和制度的不完善，银行业整体风险非但没有减小，反而加大。但如果银行业不开放，则不能形成竞争的市场，无法促进国有银行的改造，提高效益，从而形成了第一个两难。

从目前看，国有银行具有低效益和低风险的两低特征。由于国有银行为国家所有，其行为不是商业化模式，很容易受到行政干预，形成了大量不良贷款。同时，又由于有国家做靠山、软预算约束，导致国有银行的自我改造动力弱和低效益。

相比之下，民营银行具有高效益和高风险的两高特征。民营银行的产权明晰，采用商业化经营模式，其效益相对于国有银行要高。但同时，民营银行的风险也大。民营银行的盈利动机十分强烈，普遍存在着道德风险大、社会信用低、不良外部效应难以控制等问题。民营银行对外部制度环境的要求最高，因而对银行业的改革不能先制度而行。

其实，即使制度环境完善，银行产权明晰，当银行只具有有限负债能力、存在道德风险及信息不对称时，经济激励理论中的委托-人模型表明，人们所能达到的最好结果可能只是次优，而不是最优。因而，银行业不开放所形成的低效益与开放后可能造成的整体风险构成了银行业改革的第一个两难：效益与整体风险的矛盾。

2、快与慢（银行业改革的紧迫性与制度建设的长期性）的两难

银行业改革要求紧迫，需要快。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银行业改革拖的时间越长，改革成本越高。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例，今后四家银行每年将新增1万多亿元贷款，每年需增加500到800亿元的资本金和准备金。这意味着银行业改革每推迟一年将增加500到800亿改革成本，况且还要产生新的不良贷款。另一方面，根据WTO的有关协议，自2006年起，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所有地域限制和允许外资银行对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等。这两个方面都说明中国的银行业改革要快。但是银行业的改革是无法脱离现有制度环境的，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完成制度转型。因此，银行业改革的迫切性与其制度环境建设的长期性构成了银行业改革的第二个两难：快与慢的矛盾。

在明确了中国银行业改革中效益与风险、快与慢这两个两难之后，我们便不难得出结论：我们希望寻找一种银行，它有着良好的盈利动机，坚持市场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通过这种银行的进入，强化中国银行业的竞争，降低风险，从而走出银行业改革的困境，推动银行业的改革进程。我们认为外资银行是当前条件下中国银行业改革最需要的那一类银行，通过参股、合资及独资，可以推动竞争、降低风险和促进银行业的改革进程。中国银行业向外资开放是克服两个两难的一个有效手段。

银行业改革与对外开放

关于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我们提出如下三个步骤。

（1）创造条件，尽快、全面对外资银行开放，首先积极鼓励外资参股、合资，进而按WTO协定向独资的外资银行开放，形成银行业竞争；（2）在竞争的环境中改造国有银行；同时建立内资民营银行试点，（3）待制度成熟后全面开放内资民营与银行外资银行。

这个整体思路包括两个目标：一个是短期目标：要减小外资银行对中国银行业，特别是对国有银行的冲击，同时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提高银行业的整体经营效益；另一个是长远目标：就是最终建立现代银行制度使得整个银行业达到产权明晰，商业化经营的目的。

在实现短期目标时，主要是执行银行业整体改革第一步骤，也就是主要对外资开放。在对外资开放的这一步骤中，应采取参股、合资和外资独资三种形式。在这三种外资开放的形式中，开放的顺序非常重要。为了避免国有银行突然面临过大压力，短期内无法适应，我们建议将利用外资的形式排在稍后，而出让产权及合资经营的办法可先行。

我们这一大力引进外资银行、加快推动银行业改革的战略性建议有四个有利之处：（1）有利于解决当前银行改革所面临的效益与风险和改革紧迫性和完善制度环境长期性的两个两难选择：既提高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益，同时又防范和避免金融危机，从而推动和加快银行业改革的进程；（2）有利于银行体系平稳转型，减少2006年外资全面开放对中国银行业的冲击；（3）有利于形成竞争的市场，优化国有银行的资产资金结构，提高管理水平和改善银行治理结构，引入金融产品创新，引进现代金融管理人才，为国有银行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4）有利于建立完善现代银行制度，最终实现整个银行业的产权明晰，商业化经营的目的，从而最终有利于国民经济长期和稳定的发展。

我们提出这样的设想，是从中国银行业面临的两难出发，从中国银行业整体改革的高度，来看待银行业利用外资的意义。

首先，我们知道WTO协议的开放顺序并非是针对改善中国银行业整体水平的改革策略，仅仅是一种时间限定；而现在最迫切要研究实施的是，在尊重WTO协议开放顺序的前提下，尽快拿出一个具体可行的方案和时间表，确定改革的思路与步骤，应主动利用外资，将利用外资看成推动中国银行业改革的积极因素，进一部扩大外资银行持股中资银行比例、在国有商业银行中引进外方管理层和行为规范等。

其次，在形式上，我们不是简单地将外资和中国银行业看成对立和竞争的关系，而是主张多种形式利用外资，目的是利用外资，提高和充实自己，避免和防范金融风险，更加有效地应对2006年外资的进入和随之而来的激烈竞争，最终形成健康发展的中国银行业。

对此，可以用国际上一些国家银行业改革的经验来验证我们的银行改革理论。在世界上91个国家和地区中，有30%的国家和地区外资占银行总资产的比重，在一半左右至100%.其中包括高收入国家：新西兰，卢森堡，新加坡；中等收入国家：土耳其，阿根廷；转型国家：匈牙利等。这说明银行业向外资开放，对整个经济并不是坏事。而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业所感到的前所未有的压力，正是改革的动力，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银行业向外资开放，对本国银行业并不可怕，可以共同发展。对中国而言，开放后很多行业会得到蓬勃发展，国际竞争力得到大幅增强。同时，外资提供的竞争和培训，也为中国银行掌握先进的管理方法提供了最好的环境和机会。

而国际上发展民营银行的经验也证明了：制度不健全，即先行大力开放民营银行，风险确实很大。在改革过程中，还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国有银行比民营银行在控制不良外部效应方面，有它的优势。中国在急于解决银行效益问题时，不要忘记风险问题。

银行业引进外资要注意的问题

以利用外资作为改革的一个战略，我们认为是一个可行的突破口，但它不是万应良药，弄得不好，也会带来风险和弊端。在美国的近期若干金融丑闻中，美国的一些大银行也参与其中，在这些丑闻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不过不管怎样，在制度严谨的情况下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及危害程度要比制度环境不完善的情况下要小得多，不在一个层次上，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不能因为外资银行也有一定的道德风险，就作为反对引进外资，反对银行改革的理由。而应在对外资银行引进和对银行业改革的同时，建立和完善各项公司治理规章制度，建立信用记录、监管机制及金融安全和风险管理法规与体制。

中国银行业范文篇4

[关键词]不良资产；经济转型；财政分权

Abstract:Thepaperprovidesatheoreticframeworktoanalyzethemechanismwhichresultsinbigvolumenon-performingloansinChinastate-ownedbanks.Intheframework,thefiscaldecentralization,localgovernmentbehaviorsandstate-ownedbank-basedfinancialsystemplaykeysrolesinexplainingChina’snon-performingloans,butallthesefactorscanbeseenasendogenousfactorsofChinaeconomictransitionintheframework.

Keywords:non-performingloans;economictransition;fiscaldecentraliz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问题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自1999年以来，中国曾先后多次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进行了剥离。1999年4家国有商业银行向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口剥离了近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2003年底核销了建行569亿元、中行1400亿元损失类贷款，2004年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又分别剥离了1498亿元和1289亿元的可疑类的不良资产，2005年中国工商银行剥离了包括损失类和可疑类在内的不良资产近7050亿元。[1]这些不良资产的剥离以及随后的国家再注资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通过对国有商业银行再注资、股份制改造以及商业银行强化内部控制和管理能否阻止新的不良贷款的产生，人们仍然心存疑问。

表1给出了1994—2005年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和不良资产余额的估算情况。剔除政策性剥离因素后，近12年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平均高达37.51%，占GDP比重在20%以上，1994—2003年10年间剔除政策性剥离因素后不良资产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均超过150%。从表1中也可以看到，虽然从2002年起国有商业银行按五级分类标准调整后的账面不良资产余额和不良资产率连续实现了“双降”的监管目标，但是如果剔除政策性剥离因素后，不良资产率和不良资产余额并没有显著的下降，不良资产率一直处于35%的高位上。此外，截止2005年年初，城市信用社的平均不良资产率也仍然高达30%以上。[1]在监管当局采取多种积极的改革措施、商业银行不断强化内部控制和管理的前提下，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仍然高居不下的事实表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问题非常艰巨和复杂，需要对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特殊性作进一步深入研究，进一步去追问我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根本成因，以便在国有商业银行陆续实施股份制改造后，真正能够从机制上控制国有商业银行新增不良贷款的形成和累积。

表11994—2005年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和不良资产余额

注：(1)将1994—2001年每年的账面不良资产率均加5%，得到按照五级分类标准的不良资产率；(2)从2000年开始每年不良资产余额均加上剥离的13932亿元、2003年开始再加上剥离的1969亿元、2004年开始再加剥离的2787亿元，2005年再加上剥离的7050亿元，得到剔除政策性剥离影响后的不良资产余额。

资料来源：施华强（2005）、谢平和李德（2003）、国家银监会网站、国家统计局网站、国家财政部网站。

尽管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长期在高位徘徊，但是我国却没有像世界许多经济体那样出现系统性银行危机，而且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还表现出一些独有的典型特征：一是地域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地理趋同性”特征；二是在不良资产中借款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具有明显的“企业所有制性质趋同性”特征。所谓“地理趋同性”特征是指尽管同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在不同地区的分行不良资产率相差较大，但对于不同的国有商业银行而言，其不良资产率具有非常近似的地区分布特征，在比率低的地区，各家商业银行（或分行）的不良资产率都低；而在比率高的地区，各家银行不良资产率都高。易钢就指出“银行不良资产率高低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这一事实是基于对各种所有制类型的银行的一个普遍观察”。[2]李杨等的经验研究也表明中国的不良资产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3]所谓“企业所有制性质趋同性”特征是指，中国各家银行的不良资产中借款企业的所有制结构非常相近。表2给出了1999年中国工商银行、2003年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按贷款对象的经济性质划分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到，剥离出的不良资产是因贷给国有企业而产生的，中行占46.78%，建行占46.02%，工行占62.36%。无论是中行、建行、还是工行，国有企业不良资产大约都占了一半左右，各行之间的不良资产具有明显的“企业所有制性质趋同性”。

表21999年工行、2004年中行和建行剥离的不良资产的所有制结构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内部资料。

注：建行数据为对江苏、河北、陕西三省抽样调查的结果。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银行业积累起了巨额的不良资产？为什么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会具有这些特征？显然，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和理解直接关系到我国银行业改革的推进和金融体系的建设，而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又在于我们对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生成机制的认识。

二、文献评述

目前，关于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生成机制大体上存在下述四种不同的看法：

(一)基于中国整体融资结构的分析，认为中国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导致了不良资产在银行的积聚

周小川指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绝大多数企业在改革初期都是依靠信贷来支持高速发展，相当多的企业资本金不足，这直接导致了银行的不良资产。[4]而吴敬琏也提到“通过银行中介，中国的高储蓄实现为高投资率，进而拉动了GDP的高增长。但在这个过程中，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导致了资金的大量浪费，高成本、低效率的增长使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进一步积累起来。”[5](373-375)中国人民银行天水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基于对各商业银行基层行的调查也发现，1985年后，中国通过投资体制、财税体制、物价体制和信贷体制的改革，使企业经营行为在缺乏市场化成本的条件下走向市场，财政不再承担对企业投入资金的责任，企业资金过分依赖银行贷款，一切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也随之转嫁给了银行，再加上国有商业银行纵向集权导致不良资产难以稀释，低劣的信用环境造成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剥而又增、居高不下。[6](113-121)

应当说，在中国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和巨额的不良资产并存是一个基本事实，但是，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是否是不良资产产生的原因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首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众所周知，德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也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而同这些国家相比，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率要高得多，这又该如何解释？其次，如何用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这一因素来解释中国不良资产的“地理趋同性”特征，显然，如果不引入其它因素，要解释这些问题是难以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

(二)基于银行产权制度的分析，认为国家拥有银行所有权使得政府干预银企关系，导致了巨额不良资产的形成王一江、田国强认为强政府制度安排下特殊的政府与银行关系是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形成的深层原因。政府作为银行的直接所有者和控制者，为了自身的政治与经济目标而介入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如为保证就业而补贴国有企业、为调节地区差距而向不发达地区转移资金、为拉动内需而要求扩大贷款规模等，这使得银企之间形成非经济借贷关系，政策负担导致资金配置效率低下，不良资产规模膨胀。[7](28-36)与之类似，沈梅、聂庆平、夏馨也认为银行的所有者代表——政府行为目标的多元化，导致了政府行政干预银行的经营行为，是不良资产形成的重要原因。[8](23-25)[9](22-31)

尽管国家拥有银行所有权，并对银行经营进行干预是中国银行业的一个基本事实，但是，基于产权视角分析不良资产形成的文献没有能够回答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中国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银行产权制度安排？政府干预银企关系是否存在某种合理性？如果政府对银行业务、人事、经营和决策的干预是内生于中国经济转型需要的话，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另一种视角来看待由此而产生的不良资产了，也需要进一步追问这种导致产权制度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才能对中国不良资产的生成机制给予合理的解释，并给出正确的防范措施。Dwight就建立了一个基于公共财政视角来看待不良资产的理论模型，该模型表明，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并且企业的成本难于验证的条件下，政府为提高就业水平，让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利用银行贷款来补贴企业的可以对企业进行有效区分，并提供适宜的补贴数量，降低转移支付成本，因此，同直接的财政补贴和低利率政策相比，不良资产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政府的就业目标。基于这一逻辑，Dwight指出改革银行产权制度，或者对银行进行再注资可能无助于银行不良资产的下降，问题的关键在于剥离国有企业的公共服务职能和政策性负担，由政府通过财政来承接工人的失业成本。[10]

(三)基于软预算约束理论的分析，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软预算约束的存在是巨额不良资产高居不下的根本原因

在转型经济学文献中，不良资产通常被视为软预算约束的一个证明。[11](1095-1136)施华强用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和国有商业银行软预算约束形成的双重软预算约束分析框架系统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内生性。通过对国有企业沉没成本的维持成本、国有商业银行复活投机和地方政府利用双重软预算约束而形成的国有商业银行“公共的悲剧”的分析，讨论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和积累的动态机制，指出逐步硬化商业银行软预算约束预期对从根本上解决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12](1-16)类似地，廖国民和周文贵基于软预算约束理论，也认为由于政府不仅关注投融资的经济效益，还关注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收益，因此，政府总是偏好给陷入困境的企业实施再融资，结果导致不良资产的产生。[

应当说，软预算约束现象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确实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但是基于软预算约束理论讨论中国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文献，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难于有效解释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地理趋同性”和“企业所有制性质趋同性”的现象。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文献也没有清楚分析银行对国有企业实施软预算约束的动机以及产生这一动机的原因，也没足够的数据来支持银行是否真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存在显著的预算约束区别。

(四)基于银行经营的分析，认为银行缺乏适当的激励机制来选择贷款项目，以及委托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导致了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从由信达总公司审批的2001年到2005年5月底的项目中选择了1100多个案例(涉及购入债权775.32亿元)来研究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成因和分布，发现大约有20%左右的不良资产是由银行经营管理水平造成的。[14]而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完成的一项对2001－2002年中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中，也发现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违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结构性调整的约占1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力的约占10%，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资产则占全部不良资产的20%。如果前述文献关于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20%是由银行经营不善引起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银行业内部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不良资产率为7%(＝35%×20%)。2004年世界前50名银行不良资产率平均数为2.73%，也就是说，与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相比，中国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低下，内控机制不健全为不良资产率多贡献了约4个百分点。除此而外，还有约28%（＝35%－7%）的银行不良资产率需要用银行经营以外的因素加以解释。此外，还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中国银行业为什么不能建立起，或者说为什么没动力来健全内控机制，以防范道德风险，提供有效激励来解决项目选择。

三、解释框架

下图给出了本文解释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生成机制的理论框架。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信息和激励的原因导致生产效率不断下降，而计划经济本身又要求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这样，生产效率低下使得一方面政府财源出现萎缩；另一方面为保持同样的产出，政府需要投入更多的经济资源，两方面的原因直接导致了巨大的国家财政压力。在意识形态的限制下，中央政府不可能通过直接放弃对经济建设的投入，实行经济自由化来减轻财政压力。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试图解决信息和激励问题的改革努力，以及中国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使得中国形成了多层级、多地区的政府组织架构。中央政府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面对意识形态的约束，在改革目标的不确定以及多层级、多地区政府管理架构的现实条件下，便选择了向地方政府转移财政压力，走上财政分权之路，但同时为维护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保持了中央政府的政治集权。而由于各地区资源要素禀赋不同，计划经济时期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各地区所形成的轻重工业比重、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也不相同，这使得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采取了不完全一致的财政分权形式，而且随着改革的进行，财政分权形式也被不断调整。这样，不同的财政分权形式和不同的经济结构就对地方政府形成了不同的行为激励和约束机制，进而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异，出现“强化市场型”、“勾结型”和“掠夺型”地方政府行为的分别。而政治集权下，使得立法总是滞后于中国经济转型的需要，立法滞后使得投资者产权的保护更加依赖于行政决策机制，再加上政治集权下中央政府为加强对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通过银行来实现其政治目标，比如提供就业、企业补贴、调节地区差距等，这导致了中国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以及银行主导型的间接融资结构体系。同时，在银行主导型的间接融资结构体系下，在“强化市场型地方政府”主导的地区，使得经济周期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代价积累在银行系统，形成大量的“经济周期性的不良资产”；而在“勾结型地方政府”主导的地区，地方政府倾向于与全国性银行的本地支行合作，干预银行经营，从而形成“金融财政化的不良资产”；在“掠夺型地方政府”主导的地区，集权制银行的理性选择是减少贷款，从而导致该地区出现金融压抑的特征，使得中央政府出于平衡地区发展的考虑，干预银行在当地的经营，导致“政策性的不良资产”。

对于上述理论框架，有几点需要加以说明：

1.理论框架中所谓“强化市场型地方政府”是指那些受到财政分权、地区经济结构以及相关政治因素的激励和约束而致力于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而不是去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的地方政府；[15]“勾结型地方政府”则通常是利用通过产业政策、进入管制、甚至直接对企业的控制等方式，以“援助之手”对特定企业进行支持，同时也抑制某些产业或企业的发展；[16](3-21)“掠夺型地方政府”则意味着该地方政府组织松散，由一群各自为政，很少受到统一公共政策指引的官僚组成，各自利用手中的职权来对经济主体进行掠夺、竞租，对市场实行掠夺性管制。[17](354-58)而框架中关于地方政府行为类型的划分，并不意味着某一地区的地方政府行为特征始终是不变的。随着整个国家经济环境的变迁，其它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本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该地区地方政府的行为会不断演化，从一种类型转变成另一种类型。同时，该地区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国家整体和其它地区的经济环境。正是地方政府行为的不断演化，使得同一地区的不良资产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成因，既有经济周期积累而致的，也有金融财政化和政策性干预所致的不良资产。基于这一逻辑，就可以很好地解释前面不良资产“地理趋同性”、“企业所有制性趋同性”这些主要特征了。

2.在该框架中中央与各地方财政分权的具体形式是由该地区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及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的谈判等因素所决定的，是内生的。本文的理论框架可以把经济转型过程中许多改革措施看作是内生的。比如，在中央和地方已经实行财政分权，而中央政府仍实施着计划价格体制的条件下，地区之间商品贸易将促使地方政府之间引入市场价格机制，从而形成价格双轨制的格局。

3.在本文理论框架中，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和不同类型地方政府行为的结合，构成了分析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生成机制的关键所在。而该理论框架认为，在转型经济中，政治集权使得立法总是滞后于中国经济转型的需要，立法滞后使得投资者产权的保护更加依赖于行政决策机制，再加上政治集权下中央政府为通过银行来实现其政治目标，从而导致了中国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以及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结构体系。这一逻辑来源于政府参与金融的“政治型”视角，这一视角得到了LaPo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经验实证研究的支持。[18]

4.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我们可以立即得到如下结论：(1)要降低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可能不能仅仅依赖于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还必须要进一步改革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完善分税制，实现地方政府行为的转变；(2)发展资本市场等直接融资渠道将有助于降低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

四、结束语

中国银行业范文篇5

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二战后至80年代初期，罗纳德·麦金农、爱德华·肖、约翰·格利和雷蒙德·戈德史密斯等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欠发达”出发，认为凯恩斯主义主张的政府财政赤字政策实际上是在浅化和抑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活动，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因此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金融深化。二是90年代初期以麦金农和马克威尔·弗莱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在总结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实践基础上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次序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方法即金融自由化是有先后顺序的如果金融自由化按照一定的次序进行，就能保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稳健性。金融自由化理论是因为金融抑制限制了竞争而导致金融的低效率，金融自由化先后次序理论说明金融深化是以发挥市场作用的一个有序过程。进一步地说，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性和金融主体的脆弱性必须以管制为基础，如何体现管制基础上的适度竞争，充分获得经济效率，是金融发展的关键。在监控每个机构运作方面，存在着有关管制体系和市场力量作用这两个主要问题。

中国金融改革和转轨指的是将金融压制、限制性竞争以及资源直接配置的体制，转变为稳定、结构良好的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运作体制。因此一方面要进行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另一方面要进行金融微观主体的构造，克服原国有主体的低效和脆弱性加强金融管制。这两个方面的集合或者说金融自由化次序的基础就是实现管制与竞争的均衡。易纲，赵先信(2001)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竞争。第一次竞争发生在1984年至1997年间以机构扩张为主要竞争手段，依托的是行政层级；第二次竞争发生在1997年之后，以金融工具为主要创新阶段主要是对西方现代银行已经发明的金融产品的模仿。认为中国银行业必须过渡到以投资收益为目的以制度创新为依托的竞争阶段，实现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以明晰产权为基础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制度。混业经营是西方国家放松管制后80年代以来的新趋势，中国加入WTO面对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显然，需要回答三个问题，一是银行是以专业的形式存在还是以混合型形式存在?那一个更好?即是否具备混业经营的条件?二是金融业改革的次序问题；三是混合型金融中介是否会对金融体系稳健和安全造成威胁，即管制重建的问题。从美国经营模式的演变看，21世纪模式是新的自由主义哲理为基础，尊重和鼓励竞争。政策重点是消除竞争壁垒，防止风险扩散、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管。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竞争与创新；二是控制风险扩散。(徐诺金2001)

本文通过对放松管制下商业银行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SCP和金融市场化程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规模不经济和金融市场化程度低，以及垄断程度高说明竞争的不充分要求分业经营；而表现出来的范围经济对混业经营产生需求；在上述基础上决定了我国金融业改革的次序。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我国商业银行业的效率现状进行了分析，这是影响金融业实行混业与分业的条件。第三部分分析中国金融深化的次序；第四部分是结语，并给出管制重建的建议。

二、中国银行业放松管制的绩效分析

我们将从银行自身、银行业和宏观经济中金融市场化程度三个方面对中国银行业的金融深化绩效进行分析。

1.从银行本身角度，国有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分析。

(1)规模经济。徐传谌，郑贵廷、齐树天(2002)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的基础上按照“中介法”(Ashton，1998)建立成本模型。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不考虑不良贷款的情况下，中国商业银行存在较弱的规模经济，绝大多数银行的E值小于1；但是，引入不良贷款与放款的情况，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呈现出规模不经济性。张健华(2003)对1997-2001年“14家商业银行和37城市商业银行，采用非参数的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析得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处于规模报酬递减区间。同时分析表明银行业存在较大的X—无效率。

(2)范围经济。杜莉、王锋(2002)利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Translogcostfunction)分析表明，在国有银行中，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范围经济并且范围经济性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而且，范围经济系数与银行资产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即规模较大的银行具有较强的范围经济性或较弱的范围不经济性。四大国有银行的范围经济性明显高于新兴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赵一婷(2000)分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范围经济的现状，指出，分业经营使国有商业银行业务范围过窄，是造成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范围不经济的原因。

2.从产业的角度，银行SCP分析。于良春、鞠源(1999)运用哈佛学派的SCP(结构一行为一绩效)范式对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结构分析进行统计分析，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银行业存在高度集中和国有银行垄断低效率问题。刘伟、黄桂田(2002)对运用SCP框架及其从行业结构的角度揭示中国银行业主要问题的思路及政策含义提出了批评，认为，国际上各个银行在努力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的背景下，中国银行业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率是符合国际银行业发展趋势的。中国银行业的主要问题是国有银行产权结构单一，而不是行业集中的问题。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中国商业银行市场结构正在经历一种从高度垄断到竞争程度不断增强的变化过程，但到目前为止，该市场垄断程度仍然较高(叶欣、郭建伟、冯宗宪2001)。具有政府控制与卡特尔式的垄断市场，无论服务的产品与服务的质量，银行业的高成本都说明绩效不佳。

3.从宏观经济进程角度，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分析。金融市场化采用两项指标来衡量各地金融市场上竞争程度(樊纲、王小鲁等，2003)一是金融业的市场竞争。使用非国有金融机构吸收存款占全部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比重来反映这一状况。二是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目前非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了大半壁江山但非国有企业得到的贷款还只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一个相当小的部分。因此，我们采用较易取得的金融机构短期贷款中向非国有部门贷款(包括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私营企业贷款、外资企业贷款)的比例来近似反映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分析表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金融业的全面市场竞争尚未形成。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不仅没能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化的国有银行部门，而且没有产生强有力的，能够与国有银行竞争的非国有银行部门。(赵志君等2002)中国金融机构大约有25％的不良贷款，如果把无法回收的贷款从总贷款中剔除则调整后的贷款一存款比率从1987年的102％下降到2001年的63％，远低于人民银行要求(75g6)。该比率显示金融机构对金融资源利用的无效率非常严重(赵志君等，2002)。另外过多的不良贷款，产权不清、管理体制不完善、管理行为不规范等问题没有解决。(赵志君2002)

总之中国金融业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在规模不经济现象。同时，在银行业中存在范围经济和范围不经济共存现象，而范围经济与资产规模成正相关性。中国银行业存在较强的垄断现象；且经营绩效也支持这一点。RafaelLaPorta，FlorencioLopez-De-SilanesandAndreiShleifer(2002)通过对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金融体系中的政府所有制银行从1960—1995年的发展分析，发现在金融体系不健全的国家中，政府所有制银行更为优越。其经验表明，政府所有制中银行是制度与金融体系不健全的产物。

三、中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导向：管制的次序分析

从规模来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在规模不经济SCP范式分析也说明了银行业较高的垄断程度和经营绩效有较大的改善空间，金融市场化程度比较低。这些都说明要进行放松管制。同时范围经济分析说明混业经营对资源配置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这是中国金融改革次序的基础。

(一)建立以竞争为基础的管制。

中国金融业竞争的不完全性，与由于竞争的压力产生的混业经营的生成基础不同。放松管制、证券化、全球化以及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和机构的影响太快了，增大了金融体系及单个机构的集合风险／政府作为风险吸收者(如风险社会化)以及司法当局在合同方面的作用，是很重要的结构转变。另外就是汇率和国际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以及相伴随的资本跨国界的大规模的转移。这些都会使混业经营的风险加剧。因此要进行金融微观主体的构造，克服原国有主体的低效和脆弱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展开：

首先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革。管制的实际方案主要有管制机构和公有企业(Viscusietc2000)。国有银行就是对银行业管制的一种实践。由于明显的委托问题。加上银行业强烈的外部性如特大银行难以破产，使得国有银行缺乏市场约束，从而不能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效率。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是提升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这包括国有金融机构的股份化与民营化。或许更重要的是增强国有银行的外部竞争，从而提供激励管制是我国国有银行业提升绩效的先行改革次序。

其次适度竞争下民营银行的发展。金融深化就是要在金融自由化前提下形成市场竞争，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民营银行的生成应是金融深化的重要举措。关于民营银行的生成，樊纲(2002)认为，通过在国有商业银行逐步退出的地区大力发展民间金融，组建地方中小银行，将有望解决金融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钱小安(2003)认为，金融民营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成立新的民营金融机构：二是对已有的金融机构进行民营化改造。实行金融民营化，就是要吸收民营资本参与金融重组，从公平，竞争，效益的原则出发，采取适当方式，引导民间资金流动实现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和规范化发展。凡是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进入的金融领域均应鼓励和允许民间资本投资进入。(1)在现有银行的基础上，把中小银行商业化，把它们改造咸民营银行。尤其是要鼓励有条件的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改组为民营金融机构，实现城市商业银行由国家控股转变为由民营资本控股的金融企业重建金融体系，(2)在商业银行法的框架下，允许民间资本组建区域性的中小商业银行。同时要加大试点力度和对试点总结。浙江台州商业银行以私人控股的形式组建即是重要尝试，常熟、张家港、江阴相继成立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而且三家农村商业银行全都是由当地民营企业、信用社社员和职工八股，没有政府股份。对于这些新建民营银行应在鼓励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发展。(3)对于四大国有银行，可以在不动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民营化发展。即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缺乏效率的分支机构，进行区域式的业务退出引进民营银行参与。或者对于不良资产进行资产剥离。资产剥离的形式多种多样：将子公司出售给其他公司、分拆、股权分离、管理者杠杆收购。通过并购或增资扩股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

再次，注重金融结构的发展。包括股市的规范发展债券市场的发展，尤其是企业债券市场等。“好的”金融系统应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FranklinAllen。DouglasGale，2002)

最后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加强跨业合作，探索金融业混业经营。寻求银证、银保合作的途径探索混业经营。我国金融业已经开始在不违背现行法规的基础上，寻求银证、银保合作的途径，探索混业经营。一些银行先后与证券公司联手推出了“一卡通”等存取款和证券投资业务、股票质押贷款等带有明显银证业务交叉性质的业务；保险公司除了为银行提供信贷保险、按揭贷款还与银行共同开发了银保合作的银行产品和保险产品。逐步构造范围经济特征明显的全能银行。混业经营是很多大型银行的战略选择。但混业经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混业经营可以分散经营风险，获得范围经济优势；但另一方面如果一家银行的每一项业务都达不到有效的经济规模，缺乏竞争优势，或者银行实行无关联的多元化经营，进入不太熟悉的领域，反而会加大风险。因此，混业经营必须建立在专业化经营的基础上。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具有不同的资源优势和业务优势，即使同为国有银行或股份制银行，其资源优势特征、管理水平也不尽相同。因而：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进程中，没有一种“最优“的模式。规模较小，资源有限的金融机构，可以重点发展某一方面或某一地区的业务在国内同行中成为该方面业务的佼佼者，没有必要进行混业经营；而规模较大、资源充足。管理水平较高或者拥有很强的职员培训能力的金融机构，就应该在单一业务专业化的基础上，开展混业经营逐步构建全能银行，发挥范围经济优势。

(二)放松管制与管制重建。

金融机构的适度竞争问题只能由市场或以市场为前提来选择和决定。这既包括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也包含民营银行、股份制银行甚至外资银行的生存与发展。当前放松管制与管制重建尤其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民营银行的生存空间只能由市场竞争来选择和决定。但并不意味政府不进行扶持。按照现代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组建的法人组织，必须具备规范的市场准入和完善的退出机制并接受严格的外部监管。民营银行在定位上是为中小企业服务。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与保持自由竞争活力之间，发挥民营银行灵活有力的经营态势。(1)建立专门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法规。民营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方面，要根据不同种类金融机构特点和金融集团化发展现实制定适当的市场准入规则和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目前尚未制定统一的民营金融机构市场准入规则，政策环境有待改进。合理制定民营金融准入规则发展民营银行促进金融同业竞争提高金融效率。同时，要有有效的退出机制，防止银行太多也无法退出造成银行过度。(2)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由于民营银行的特殊性，为了保护广大存款人的利益及风险防范，需要存款保险制度以支持民营银行的发展。

2.银行监管内容的加强与透明化。导致银行体系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环境不稳定；二是银行自身管理以及银行经营的结构性环境的弱点。因此，健全金融体系必须加强对民营银行的监管。主要是提高管理者的能力和品格；提高民营银行业的透明度。包括现实地评估银行资产、公开披露。审慎报告等；通过监管控制风险，包括审慎管理和审慎监督。

中国银行业范文篇6

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二战后至80年代初期，罗纳德·麦金农、爱德华·肖、约翰·格利和雷蒙德·戈德史密斯等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欠发达”出发，认为凯恩斯主义主张的政府财政赤字政策实际上是在浅化和抑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活动，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因此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金融深化。二是90年代初期以麦金农和马克威尔·弗莱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在总结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实践基础上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次序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方法即金融自由化是有先后顺序的，如果金融自由化按照一定的次序进行，就能保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稳健性。金融自由化理论是因为金融抑制限制了竞争而导致金融的低效率，金融自由化先后次序理论说明金融深化是以发挥市场作用的一个有序过程。进一步地说，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性和金融主体的脆弱性必须以管制为基础，如何体现管制基础上的适度竞争，充分获得经济效率，是金融发展的关键。在监控每个机构运作方面，存在着有关管制体系和市场力量作用这两个主要问题

中国金融改革和转轨指的是将金融压制、限制性竞争以及资源直接配置的体制，转变为稳定、结构良好的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运作体制。因此，一方面要进行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另一方面要进行金融微观主体的构造，克服原国有主体的低效和脆弱性，加强金融管制。这两个方面的集合或者说金融自由化次序的基础就是实现管制与竞争的均衡。易纲、赵先信（2001）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竞争。第一次竞争发生在1984年至1997年间，以机构扩张为主要竞争手段，依托的是行政层级；第二次竞争发生在1997年之后，以金融工具为主要创新阶段，主要是对西方现代银行已经发明的金融产品的模仿。认为中国银行业必须过渡到以投资收益为目的，以制度创新为依托的竞争阶段，实现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以明晰产权为基础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制度。混业经营是西方国家放松管制后80年代以来的新趋势，中国加入WTO，面对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显然，需要回答三个问题，一是银行是以专业的形式存在还是以混合型形式存在？那一个更好？即是否具备混业经营的条件？二是金融业改革的次序问题；三是混合型金融中介是否会对金融体系稳健和安全造成威胁，即管制重建的问题。从美国经营模式的演变看，21世纪模式是新的自由主义哲理为基础，尊重和鼓励竞争。政策重点是消除竞争壁垒、防止风险扩散、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管。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竞争与创新；二是控制风险扩散。（徐诺金，2001）

本文通过对放松管制下商业银行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SCP和金融市场化程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规模不经济和金融市场化程度低，以及垄断程度高，说明竞争的不充分要求分业经营；而表现出来的范围经济对混业经营产生需求；在上述基础上决定了我国金融业改革的次序。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我国商业银行业的效率现状进行了分析，这是影响金融业实行混业与分业的条件。第三部分分析中国金融深化的次序；第四部分是结语，并给出管制重建的建议。

二、中国银行业放松管制的绩效分析

我们将从银行自身、银行业和宏观经济中金融市场化程度三个方面对中国银行业的金融深化绩效进行分析。

1.从银行本身角度，国有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分析。

（1）规模经济。徐传谌、郑贵廷、齐树天（2002）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的基础上按照“中介法”（Ashton，1998）建立成本模型。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不考虑不良贷款的情况下，中国商业银行存在较弱的规模经济，绝大多数银行的E值小于1；但是，引入不良贷款与放款的情况，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呈现出规模不经济性。张健华（2003）对1997-2001年“14家商业银行和37城市商业银行，采用非参数的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析得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处于规模报酬递减区间。同时分析表明银行业存在较大的X－无效率。

（2）范围经济。杜莉、王锋（2002）利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Translogcostfunction）分析表明，在国有银行中，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范围经济，并且范围经济性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而且，范围经济系数与银行资产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即规模较大的银行具有较强的范围经济性或较弱的范围不经济性。四大国有银行的范围经济性明显高于新兴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赵一婷（2000）分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范围经济的现状，指出，分业经营使国有商业银行业务范围过窄，是造成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范围不经济的原因。

2.从产业的角度，银行SCP分析。于良春、鞠源（1999）运用哈佛学派的SCP（结构—行为—绩效）范式对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结构分析进行统计分析，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银行业存在高度集中和国有银行垄断低效率问题。刘伟、黄桂田（2002）对运用SCP框架及其从行业结构的角度揭示中国银行业主要问题的思路及政策含义提出了批评，认为，国际上各个银行在努力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的背景下，中国银行业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率是符合国际银行业发展趋势的。中国银行业的主要问题是国有银行产权结构单一，而不是行业集中的问题。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中国商业银行市场结构正在经历一种从高度垄断到竞争程度不断增强的变化过程，但到目前为止，该市场垄断程度仍然较高（叶欣、郭建伟、冯宗宪，2001）。具有政府控制与卡特尔式的垄断市场，无论服务的产品与服务的质量，银行业的高成本都说明绩效不佳。

3.从宏观经济进程角度，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分析。金融市场化采用两项指标来衡量各地金融市场上竞争程度（樊纲、王小鲁等，2003），一是金融业的市场竞争。使用非国有金融机构吸收存款占全部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比重来反映这一状况。二是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目前非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了大半壁江山，但非国有企业得到的贷款还只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一个相当小的部分。因此，我们采用较易取得的金融机构短期贷款中向非国有部门贷款（包括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私营企业贷款、外资企业贷款）的比例来近似反映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分析表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金融业的全面市场竞争尚未形成。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不仅没能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化的国有银行部门，而且没有产生强有力的、能够与国有银行竞争的非国有银行部门。（赵志君等，2002）中国金融机构大约有25%的不良贷款，如果把无法回收的贷款从总贷款中剔除，则调整后的贷款—存款比率从1987年的102%下降到2001年的63%，远低于人民银行要求（75%）。该比率显示金融机构对金融资源利用的无效率非常严重（赵志君等，2002）。另外过多的不良贷款、产权不清、管理体制不完善、管理行为不规范等问题没有解决。（赵志君，2002）

总之，中国金融业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在规模不经济现象。同时，在银行业中存在范围经济和范围不经济共存现象，而范围经济与资产规模成正相关性。中国银行业存在较强的垄断现象；且经营绩效也支持这一点。RafaelLaPorta，FlorencioLopez-De-SilanesandAndreiShleifer（2002），通过对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金融体系中的政府所有制银行，从1960-1995年的发展分析，发现在金融体系不健全的国家中，政府所有制银行更为优越。其经验表明，政府所有制中银行是制度与金融体系不健全的产物。

三、中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导向：管制的次序分析

从规模来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在规模不经济，SCP范式分析也说明了银行业较高的垄断程度和经营绩效有较大的改善空间，金融市场化程度比较低。这些都说明要进行放松管制。同时范围经济分析说明混业经营对资源配置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这是中国金融改革次序的基础。

（一）建立以竞争为基础的管制。

中国金融业竞争的不完全性，与由于竞争的压力产生的混业经营的生成基础不同。放松管制、证券化、全球化以及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和机构的影响太快了，增大了金融体系及单个机构的集合风险。政府作为风险吸收者（如风险社会化）以及司法当局在合同方面的作用，是很重要的结构转变。另外就是汇率和国际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以及相伴随的资本跨国界的大规模的转移。这些，都会使混业经营的风险加剧。因此，要进行金融微观主体的构造，克服原国有主体的低效和脆弱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展开：

首先，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革。管制的实际方案主要有管制机构和公有企业（Viscusietc，2000）。国有银行就是对银行业管制的一种实践。由于明显的委托问题。加上银行业强烈的外部性，如特大银行难以破产，使得国有银行缺乏市场约束，从而不能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效率。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是提升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这包括国有金融机构的股份化与民营化。或许更重要的是，增强国有银行的外部竞争，从而提供激励管制是我国国有银行业提升绩效的先行改革次序。

其次，适度竞争下民营银行的发展。金融深化就是要在金融自由化前提下形成市场竞争，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民营银行的生成应是金融深化的重要举措。关于民营银行的生成，樊纲（2002）认为，通过在国有商业银行逐步退出的地区大力发展民间金融，组建地方中小银行，将有望解决金融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钱小安（2003）认为，金融民营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成立新的民营金融机构；二是对已有的金融机构进行民营化改造。实行金融民营化，就是要吸收民营资本参与金融重组，从公平、竞争、效益的原则出发，采取适当方式，引导民间资金流动，实现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和规范化发展。凡是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进入的金融领域，均应鼓励和允许民间资本投资进入。（1）在现有银行的基础上，把中小银行商业化，把它们改造成民营银行。尤其是要鼓励有条件的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改组为民营金融机构，实现城市商业银行由国家控股转变为由民营资本控股的金融企业，重建金融体系，（2）在商业银行法的框架下，允许民间资本组建区域性的中小商业银行。同时要加大试点力度和对试点总结。浙江台州商业银行以私人控股的形式组建即是重要尝试，常熟、张家港、江阴相继成立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而且三家农村商业银行全都是由当地民营企业、信用社社员和职工入股，没有政府股份。对于这些新建军民营银行，应在鼓励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发展。（3）对于四大国有银行，可以在不动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民营化发展。即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缺乏效率的分支机构，进行区域式的业务退出，引进民营银行参与。或者对于不良资产进行资产剥离。资产剥离的形式多种多样：将子公司出售给其他公司、分拆、股权分离、管理者杠杆收购。通过并购或增资扩股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

再次，注重金融结构的发展。包括股市的规范发展，债券市场的发展，尤其是企业债券市场等。“好的”金融系统应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FranklinAllen，DouglasGale，2002）

最后，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加强跨业合作，探索金融业混业经营。寻求银证、银保合作的途径，探索混业经营。我国金融业已经开始在不违背现行法规的基础上，寻求银证、银保合作的途径，探索混业经营。一些银行先后与证券公司联手推出了“一卡通”等存取款和证券投资业务、股票质押贷款等带有明显银证业务交叉性质的业务；保险公司除了为银行提供信贷保险、按揭贷款，还与银行共同开发了银保合作的银行产品和保险产品。逐步构造范围经济特征明显的全能银行。混业经营是很多大型银行的战略选择。但混业经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混业经营可以分散经营风险，获得范围经济优势；但另一方面如果一家银行的每一项业务都达不到有效的经济规模，缺乏竞争优势，或者银行实行无关联的多元化经营，进入不太熟悉的领域，反而会加大风险。因此，混业经营必须建立在专业化经营的基础上。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具有不同的资源优势和业务优势，即使同为国有银行或股份制银行，其资源优势特征、管理水平也不尽相同。因而，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进程中，没有一种“最优”的模式。规模较小，资源有限的金融机构，可以重点发展某一方面或某一地区的业务，在国内同行中成为该方面业务的佼佼者，没有必要进行混业经营；而规模较大、资源充足、管理水平较高或者拥有很强的职员培训能力的金融机构，就应该在单一业务专业化的基础上，开展混业经营，逐步构建全能银行，发挥范围经济优势。

（二）放松管制与管制重建。

金融机构的适度竞争问题只能由市场或以市场为前提来选择和决定。这既包括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也包含民营银行、股份制银行，甚至外资银行的生存与发展。当前放松管制与管制重建尤其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民营银行的生存空间只能由市场竞争来选择和决定。但并不意味政府不进行扶持。按照现代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组建的法人组织，必须具备规范的市场准入和完善的退出机制，并接受严格的外部监管。民营银行在定位上是为中小企业服务。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与保持自由竞争活力之间，发挥民营银行灵活有力的经营态势。（1）建立专门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法规。民营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方面，要根据不同种类金融机构特点和金融集团化发展现实，制定适当的市场准入规则和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目前尚未制定统一的民营金融机构市场准入规则，政策环境有待改进。合理制定民营金融准入规则，发展民营银行，促进金融同业竞争，提高金融效率。同时，要有有效的退出机制，防止银行太多也无法退出，造成银行过度。（2）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由于民营银行的特殊性，为了保护广大存款人的利益及风险防范，需要存款保险制度以支持民营银行的发展。

2.银行监管内容的加强与透明化。导致银行体系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环境不稳定；二是银行自身管理以及银行经营的结构性环境的弱点。因此，健全金融体系必须加强对民营银行的监管，主要是提高管理者的能力和品格；提高民营银行业的透明度。包括现实地评估银行资产、公开披露、审慎报告等；通过监管控制风险，包括审慎管理和审慎监督。

中国银行业范文篇7

在上述种种报告中，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相对更为中立，分析也更为全面，因而尽管其中可能有这样或者那样不全面和准确的地方，但是同样值得我们予以关注。在这份2002年10月的研究报告中，穆迪公司宣布在综合考虑了在政府主导下的银行业改革措施、市场开放带来的压力、整个银行业正在面临的挑战等因素之后，将中国银行业的评级确定为稳定。

一穆迪公司对于中国银行业的总体评价

在研究报告中，穆迪公司注意到中国的银行业在改革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且是中国政府在制定其改革日程表时优先考虑的行业。这是由中国独特的改革路径所决定的：中国银行体系积存的高额的不良贷款，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经济转轨的成本；中国政府如果要试图建设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必须要寻求适当的方式和渠道为这些巨额的成本买单，同时控制新的不良贷款在银行体系中产生。

因为中国银行业目前问题的形成有历史的原因，其解决也需要一定的步骤和阶段，同时也考虑到银行改革过程中可能来自金融、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压力，穆迪公司认为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目前如果断然全面在银行市场引入市场机制必然是弊大于利。这种渐进的改革思路显然与前述高盛公司激烈的银行改革思路有明显的区别。

由于国有银行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一直占据主导性的地位，因此国有银行改革的进展状况直接影响到对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进展的评价。在穆迪公司看来，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继续垄断中国的金融系统，它们也是整个系统风险的来源；穆迪公司在研究报告中指出，由于业务范围狭窄、国有企业表现不佳、沉重的税负和僵硬的利率政策，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很高，而资本水平则很低。四大银行由于贷款损失准备金不足，没有足够的能力核销自己的不良贷款。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穆迪公司在研究报告中强调，如果单纯依靠银行自身的经营，四大银行很难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偿付能力；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的银行有可能需要注入更多的公共资金才能与国际标准接轨。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提及的“谁应当为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买单”的问题，巨额的不良贷款已经形成，损失也已经形成，要回避这个尖锐的问题显然是难以持续下去的，在穆迪公司看来甚至可能会威胁到国有银行对于金融体系偿付能力的支持水平。显然，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评价。如果按照穆迪公司的看法，研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就必须要注入更多的公共资金，但是如果在注入公共资金的同时又不能给国有银行形成预算软约束的预期和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目前看来还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

从总体的发展趋势看，尽管中国的不少银行的负责人反复强调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问题，在穆迪公司看来，中国银行业的透明度和公司治理机制仍然不佳，由此穆迪公司预期政府在未来五年内将国有银行转变为按照市场机制运营的商业实体的目标显得有些过于乐观。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判断：我们的监管机构陆续宣布的一系列银行改革和发展的目标，究竟是否可以按期完成？

在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中，提及的中国银行业在2002年可圈可点的改革进展并不多，无非是一些国有银行开始意识到来自中国政府的直接支持在将来会逐渐消失，有的国有银行采取了新的风险管理措施，有的还退出了无利可图的产业，撤并了位于不太富裕的农村地区的经营网点。另外，一些新上市的银行经营状况相对较好，机制也相对较为灵活，穆迪公司甚至乐观地认为这些上市银行可能也为整个行业树立了新的标准，这些银行的成功在穆迪看来甚至也有可能引领国有商业银行走出困境。如果考察目前为数不多的上市银行并不十分出色的经营业绩、以及新桥集团入主深发展之后发出的“随处可见可以改进、创造价值的空间”的感叹，我们认为穆迪公司确实是高估了这些上市银行可能的影响力，也低估了这些上市银行在股权结构、市场竞争能力方面的缺陷和不足。

从具体的银行业务领域看，穆迪的研究报告特地提及了中国的银行业在2002年的消费信贷业务和信用卡业务是增长的亮点，但是穆迪认为因为中国缺乏良好的信用文化以及个人信用数据的积累而制约了这些业务的发展。实际上，信用数据的积累和个人信用风险的管理并不一定有一个统一的、适用于全球的模式，在中国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同样可能寻求到消费信贷业务和信用卡业务的增长空间和立足点，只是银行业是否有足够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来把握这些业务的增长能力而已。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特地强调说2002年中国的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不能令人满意，并且认为相关政策和定价措施都不是十分明确是重要原因，实际上2002年中国的银行业对于中间业务的重视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中央银行在对于中间业务的管理方面也显著地放松了管制，这是十分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乐观地看到，如果价格的管制能够进一步放松，银行业的中间业务在2003年会有一个显著的发展。

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对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判断与许多媒体的刻意炒作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实际上，尽管穆迪公司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速了整个银行业的自由化，而且这些影响对于中国内地的银行的影响会在不远的将来逐步体现，但是，穆迪公司也坚持认为，外国银行的竞争则要在更长的时间以后才会对本地的银行形成真正的威胁，而且这些国际银行会带来资本和专业技术。穆迪公司没有看到的现实是，由于中国银行业在激励机制、市场开发机制、公司治理等方面与外资银行相比处于劣势，中国的银行业在客户和市场创新等方面正在逐步被边缘化；规模十分有限的外资银行重点争夺的就是中国银行业中最为优秀的客户、最为优秀的人才、推出的也是最富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这一趋势在媒体刻意炒作的南京爱立信事件之后已经成为当前国内银行界广泛关注的一个趋势。

二2002年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变迁：银行业洗牌还没有展开

在比较中国的银行改革与工业企业改革时，中国的银行界人士经常强调银行业改革是落后于工业改革步伐的，现在这一判断也出现在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中。在此基础上，尽管穆迪公司认为中国政府五年内将国有银行改造成真正的商业银行的目标有些过于乐观，但是穆迪公司还是认为会有一些银行在改革的过程中的表现将会优于其它银行，而且这种优势会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加强。显然，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只是在2002年这个洗牌过程并没有充分的展开。

首先看国有银行。因为国有银行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穆迪公司强调认为国有银行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会一如既往的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穆迪公司坚持认为国有银行要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还必须得到政府的帮助，其中特别建议要政府在恰当的时候注入资本金。这显然是呼吁政府注意在银行体系积累的巨额不良资产及其可能对于银行的稳健性和金融体系的安全性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压力。一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四大银行依然垄断了整个系统的资产、存款和贷款，根据穆迪公司的统计，目前四大银行占整个系统存贷款的份额分别为67%和61%，贷款市场份额的下降（1998年为68%）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表现不佳，而这些国有企业是四大国有银行的主要客户。

与国有银行在保持垄断地位下的市场份额下滑相对照，中国的股份制银行和城市银行的增长空间有所拓展。穆迪公司注意到，20世纪八十年代建立的10家股份制银行已有4家上市，这些银行目前看来盈利能力更强，不良贷款率更低，其关注的客户重点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外国公司和合资公司；而且这些银行也易于吸引外资银行的合作。穆迪公司还强调，中国的城市银行增长很快，一些银行，如上海银行、南京城市银行，已经获得了外资银行的投资，但城市银行的管理和内部控制水平也不高。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外资银行进入之后，其在目标客户的定位、目标市场的界定、已经相应的经营方式上，外资银行实际上与国有银行基本上没有太多直接的竞争和冲突，倒是这些股份制的银行和城市银行将更多地承受外资银行进入的压力，这一点值得穆迪公司在分析中国银行体系时重点关注。

至于政策性银行，基本上是主导政策性贷款的格局，在穆迪公司看来，国家发展银行的增长速度最快，它也是三家当中改革最深入的一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银行市场上，尽管政策性银行的业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究竟如何界定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之间的区别、政策性业务究竟应当控制在多大的规模之内、多大的范围之内？都是缺乏明确的问题，换言之，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专门的针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银行法”，这是制约中国政策性银行业务发展的关键性障碍，可惜这一点在穆迪的报告中没有提及。

随着国有银行退出农村市场，农村信用合作社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导力量。目前，中国8亿农民的金融服务主要来自于38,000个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些信用合作社大约占整个金融系统资产的10%。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注意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其经营活动蕴藏了很大的风险。穆迪公司预期，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农村信用合作社不是国有金融机构，但从稳定角度出发，穆迪认为政府会在需要时提供必要的帮助。我们认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活动中蕴藏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地方政府干预严重、关联贷款的监管不到位等因素导致的，如果由于考虑稳定的原因就过多地给予这些机构以政策性的支持或者是隐含的担保，实际上并不利于农村金融机构在未来的健康发展。

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政府会在2006年年底前完全取消对银行业的业务和地域限制。在当前阶段，外资银行一般会选择与本地的银行合作，这样运作的成本更为低廉。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在短期内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不会有很大幅度上升，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外资银行争夺的优质客户对于中国的银行业的冲击实际上在直接推动国有银行为主导的中国银行业走向边缘化。

三中国银行业的增长空间何在？

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体系不良贷款比率较高而外资银行还是纷纷涌入？其中一个最为关键性的因素，是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快速增长的前景吸引了他们的进入。具体来说，中国金融市场为银行业的增长创造了多方面的业务空间。

首先，在穆迪公司看来，零售银行业务会有一个快速的增长，实际上这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银行业的现实，不少的银行已经宣称就业务增长的重点转向零售业务。实际上中国的零售银行的两大增长点为住房信贷和汽车信贷，因为网点众多、客户的基础广泛，国有银行将在这一市场上占有优势。从国际比较角度考察，中国的消费信贷近两年来虽有增长，但水平较其他亚洲国家低，仍有增长潜力。从不同银行的市场表现来看，2001年中国的住房信贷占消费信贷增长的70%以上，工行于2001年年底超越建行，成为这一市场上的最大放贷者。汽车信贷也在价格、利息及国家政策等方面的刺激下成为另一增长点。目前看来，所谓“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所谓“小康社会应当也是小车社会”，因此未来这两个领域的增长不仅会带动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同样也会带动银行零售市场的增长。

其次，银行卡业务增长显著也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的一个显著的增长点。根据穆迪公司的观察，中国银行业在银行卡市场上的竞争已经使得市场进一步细化，不过市场的渗透率总体上依然偏低。基于当前中国信用环境的现实，中国的银行业发出的银行卡主要为给零售及公司存款客户的借记卡，真正的信用卡反而发展有限，商业银行从这些银行卡业务中刻意获得的收入除了通常的利差收入之外，还有电子支付、资金转移及购买与出售投资产品（如银证通等业务）等方面获利。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第三，穆迪公司关注到中小企业与私人借贷者的贷款满足程度问题。穆迪公司注意到中国政府正致力于改进对于中小企业和私人借贷者的贷款服务，如鼓励银行向部分企业放贷，修订法规，对中小企业重新界定，建立信用机制等，人民银行放宽了对中小企业贷款利息幅度的限制等等，不过穆迪公司考虑到这些客户的信息透明度与资信质量问题后，认为这些中小企业很难获得大笔的贷款。实际上，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没有注意到一点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首先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其次融资难并不仅仅是贷款难，仅仅依靠银行贷款也不能解决中小企业的问题，而需要政府的扶持、创业资本的介入和股票市场的建立等多个方面的支持，而且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其对于贷款的需求也是不同的。

四中国银行业当前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

穆迪公司在研究报告中重点指出了中国的银行业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从银行内部经营管理的角度看，主要有以下的问题：（1）公司治理方面的缺陷，这一问题在国有银行中尤为严重。穆迪公司注意到，最难进行改革的地方是管理责任制，国有银行的官本位导向，使得国有银行内部的运作有如政府内部的官僚体系，被委派的高级管理者任期短，多强调短期目标而非持续性的改革。同时，缺乏管理激励机制也会阻碍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归结穆迪公司的分析，国有银行的治理问题，无非是官本位和激励不足的问题，这已经成为几乎所有银行界人士的共识，但是目前的关键是如何采取行动。（2）会计与披露标准的改善：穆迪公司注意到中国政府正致力改善银行的透明度与信息披露，如2001年财政部颁布了针对金融机构的新的会计准则。2002年起，中国的银行必须公布5级分类的结果，根据不良资产水平做出计提准备并向人行做出季报。但国有银行被豁免根据新的会计准则做出计提准备。同时，穆迪公司注意到财政部对计提准备的限制放宽，但财政部对坏帐冲销仍严格控制。显然，这个领域是有一定进展的，但是进展十分有限。（3）如果说前述公司治理问题和信息披露问题是两个老问题的话，穆迪在研究报告中还专门提出了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存在的操作风险的问题。穆迪公司强调，由于经营规模与历史遗留问题，国有银行的操作风险要比股份制银行高。这主要是因为四大银行有广泛的网络与官僚体系。内部信息不流畅，决策机制官僚化，要建立全国性的数据库还需要好几年，目前为止，部分客户信息还通过手工获取与传输，易发生错误。同时，穆迪公司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存在的不恰当的管理责任制赋予高层管理者极大的决策权，导致滥用职权和舞弊现象的发生。另外，穆迪公司认为过去国有银行的管理是基于一致同意的基础，责任不明确，导致低效率和操作风险，目前国有银行正在机构扁平化、责任与权力分工明确等方面做出努力，穆迪公司认为长远来讲这可能有助于降低操作风险与提高效率。实际上，中国的银行业的庞大的分支机构网络，使得总行对于偏布各地的分支机构实际上处于失控的状况。有不少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的银行业的问题主要是层级过多、授权不当等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根本还是内部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网络的支持问题，这一点是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新的关注点。

中国银行业范文篇8

一．中国与WTO

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成立于1995年1月1日，它是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总部设在日内瓦，现有134个成员国。它取代关贸总协定（GATT），负责管理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的实施，负责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世贸组织的宗旨和基本原则与关贸总协定基本相同，旨在通过市场开放、非歧视性和公平贸易等原则，来达到推动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的目标，但它与关贸总协定又有所不同，它比关贸总协定有更宽的管辖范围，除管理传统的和乌拉圭回合新确定的货物贸易外，还包括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外的知识产权、投资措施和服务贸易等领域。世贸组织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国际组织，它在调解成员争端方面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世贸组织的最高决策权力机构是部长大会，至少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下设总理事会和秘书处，负责世贸组织日常会议和工作。总理事会设有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三个理事会和贸易与发展、国际收支、行政预算三个委员会。秘书处设总干事一人。1986年1月10日，中国总理在会晤关贸总协定秘书长亚瑟.邓克尔时表示，中国希望恢复其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1986年7月11日，中国正式照会关贸总协定秘书长，要求恢复其关贸总协定成员国席位。1986年9月15——20日，中国出席了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城举行的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正式地全面参与了乌拉圭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中国继续参加谈判，但是由于少数发达国家的阻挠，谈判一度中断。1999年11月15日，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正式协议，使得我国入世的步伐大大加快。我国与欧盟的谈判在一度中断后于2000年5月重新开始，终于在2000年5月19日达成最终协议。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已经走过了14年的历程，现在终于看到了曙光。

二．中国银行业的现状

从现状看，中国的银行体系由四部分构成：①国有商业银行；②其他商业银行；③城市商业银行；④中央银行。其中，其他商业银行是指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是指按国务院批准的计划由原城市信用社组建而成的为城市企业和个人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在上述四类银行中，其他商业银行没有历史包袱或历史包袱较小；城市商业银行资产在全部银行资产中所占比重很小很小可暂不讨论；中央银行则无论在现存状态下还是在完全开放情形下，所面临的只是监管内容和形式的转变，因此，我们要分析我国银行业，关键是分析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因为工、农、中、建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全社会储蓄、存款和信贷资产总量中占有绝大比例。

与世界发达国家的银行业相比，我国银行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以美、德、日、英四国银行业作为世界先进水平，从平均资本金、员工人数、人均资本、人均利润、人均资产五个方面，与中国银行业进行对比，附下表）:

世界银行业与我国银行业对比表

（单位：万美元）

国家资本金员工人数人均资本人均利润人均资产

美国3064129300人23．75．37370

日本198315483人128．06-26.82840.06

德国139244328人312．085.901059.35

英国170988121人19．395.21393.64

中国1193423544人2．820.13393.65

(摘自:1999年《财富》)

1、盈利能力差。我国银行业的人均利润只有0.13万美元，远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美国是我国的41倍，德国是我国的45倍，英国是我国的40倍。因为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银行的盈利水平大幅下降，处于严重亏损状态。

2、资本金不足，抗风险能力低。尽管四大商业银行资本总额与总资产都相当可观，但人均资本只有2.28万美元，不足美国的12%，英国的15%，仅相当于德国的0.9%，日本的2.2%。所有者权益与贷款的比值，1997年末只有4.2%，在发行了特别国债补充了资本金后也不足6.9%。

3、资产质量差。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达25%，而这仅是保守的估计。而国外银行这一指标一般不足8%。因此，尽管四大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量在持续增长，但由于大量的不良资产，利润水平在逐步降低。

4、体制性弊病严重，人浮于事，结构设置重复，非生利资产比重过高。服务质量低下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资银行大量进入中国，现有四大商业银行的机构规模会被迫压缩，银行就业人员的下岗现象也会普遍化。四大商业银行的平均员工人数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27倍，德国的9.5倍，英国的4.8倍。如此庞大的员工队伍导致效率低下、人浮于事，人工成本居高不下。

5、从近些年的情况看，我国银行业的金融透明度日益降低，而造假数字、虚报情况的现象在四大商业银行中尤为严重，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中，各种矛盾较容易掩盖，但在外资银行的业务份额达到一定比例且会计、报告、统计等制度同国际相统一后，四大商业银行若再不提高透明度强化内部制约监管机制，就可能积聚系统性金融风险，导致我国银行业的全线崩溃。

三、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面临的挑战

随着中国加入WTO步伐的日益加快，面对实力雄厚的外资银行，我国银行业必然要感到很大的压力。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国银行业必须认清形势，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迎接挑战，在竞争中发展。

从近期看，加入WTO后我国经济和银行业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冲击，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考虑到银行业全面开放后的负面影响，其中值得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

1、业务范围问题

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强调金融自由化，银行向全能银行发展，即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和投资银行发行、包销和承兑证券业务的结合，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包括银行证券分业最严格的美国和日本，80年代以来都逐步以各种补充法规来放宽银证兼营的范围，直到最近美国通过了新的银行法案，这是对全能银行发展的全面肯定。我国的银行法则坚持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四业分管。当世界上的银行家正在以全能银行的模式进入改革开放的中国之时，而中国的银行却走着严格金融分工的美日模式的旧路，显然同改革开放的大趋势格格不入。在加入WTO之后，这个矛盾会变得更加突出。因为外国银行会依仗全能银行或其一系列子公司的业务优势来争夺客户，而我们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不但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也妨碍了自己去积累全能银行综合服务的经验。特别是信托业，这本来是银行与证券业的一个中间地带，业务范围很宽，西方称之为“金融百货公司”，我国银行不能兼营信托，又把信托业的机构作了很大收缩，管理上归属央行，而证券方面又对信托业作了诸多限制，比如不许介入证券的发行、经纪和承销。加入WTO，一旦国外信托公司介入中国，中国的信托业势必会面临灭顶之灾。

2、自主经营问题

国外银行有自主经营的优势，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自主经营则相对较弱。比如，外资银行对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掌握自主性较大，对呆账准备金的提取额度和呆坏账核销的自主性也较大。而国内银行则有诸多限制，特别是呆坏账核销还要有众多行政部门的参与。加入WTO以后，这些分权式管理，如果不改革，实际上也都将成为国内银行参与竞争的障碍。

3、人才的争夺

这实质上是一个劳动报酬即分配制度问题。外资银行能够以高薪挖人，而国内银行却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大锅饭”工资制。如果不能在劳动报酬分配制度上有重大突破，则很难留住人才。加入竞争之后，势必会导致不少既有国外工作经验、又熟悉国内客户和我国体制背景的优秀人才的流失。这些优秀人才将使外资银行的竞争如虎添翼。其实，金融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金融人才的竞争。

4、金融手段和金融创新方面的竞争

据美国单方面公布的信息，外国企业和外资银行可以介入诸如汽车之类的消费信用领域。这里说明外国银行将以某些国外已经成熟的而在中国尚未普遍推开的金融手段介入同国内银行的竞争。中国的差距恰恰在于我们在建国后的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取消商业信用和消费信用，禁止赊销和预付，禁止商业票据，实行一切信用集中于银行的原则，即使在改革开放后恢复了商业信用和商业票据，但仍然存在着商业信用不完全、商业票据和票据市场不完全（只有银行承兑汇票，没有开放商业本票，实际是由银行信用承担了本应由企业本票承担的信用风险），消费信用没有推开（没有厂商赊销和分期付款的消费信用，却贸然推行消费品信贷），中国加入WTO，外国企业和外资银行来同我们竞争，将会很容易地利用我国信用方面的这块空白，来做大消费信用、消费金融和消费信贷的文章。

四、“入世”给我国银行业带来的机遇

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将会加快与世界经济融合在一起，为国内商业银行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外资银行的进入和人民币业务的开放，大大增加了中、外资银行接洽、合作的机会，等等。所有这些方面，在给国有银行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也给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1、从整个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能够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环境，产生更多金融业务需求

首先加入WTO后，不仅仅是银行面临着外资银行的竞争，国内的所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也将面临着来自国外产品的挑战。这种挑战将促使这些企业加快改革步伐，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快技术进步，加强内部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通过兼并、联合、改制、改造、改组等措施，形成技术水平高、有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参与竞争，带动目前一些经营困难的企业走出困境。这样，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状况得到就较大的改善。其次，中国加入WTO后，国外企业来华建立独资企业、合资企业的数量会大量增加，国有商业银行以其国家信誉后盾和资金实力以及地缘优势，同样会受到一些外资企业的亲睐，这为国有商业银行选择优良信贷客户提供了较大的空间。第三，由于加入WTO后不再有过去一直纠缠不休的最惠国待遇、纺织品配额、倾销与反倾销等问题，我国的纺织品、家电等方面的出口将大幅度增长，而在汽车、电信、农产品等方面的进口也会同时增加。我国的国际贸易量也将因此而迅速增加，从而对银行的国际结算、国际卡收单和信用证业务的需求也会大量增加，并在资金配套服务、外汇买卖、远期结售汇、利率汇率保值等业务上提出更多的需求。这为国有商业银行发展其国际业务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2、为拓展海外金融业务，实现国有商业银行跨国经营提供了机遇。

首先，我国加入WTO后，WTO成员国赋予其他国家银行的优惠条件，同样要赋予中国的银行。这样就可以解决中国商业银行在国外开设分支机构所遇到的政策障碍和不平等的竞争待遇问题。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到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参与国外市场的竞争。其次，虽然我国加入WTO后，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必然会使国内银行让出一块市场，但是中国的跨国企业也将得到较快的发展，国内企业走出国门后，也需要国内金融金融机构走出去为它们服务，在国外市场争夺业务。可以肯定，中国在加入WTO后，国有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步伐将会大大加快。

3、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学习和借鉴外国银行的先进管理经验

外资银行来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既存在业务上的竞争，同时也存在着人民币配套业务、本外币结算和大型项目实行银团贷款等方面的合作。由于目前四大商业进行商业化改革时间比较短，在1995年前还是国家专业银行，1995年《商业银行法》颁布后，开始全面向商业银行转轨。虽然近几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努力推进商业化改革，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国有商业银行在组织体系、管理体制、管理方法、经营机制和业务创新等方面，与现代化规范化的商业银行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建立和完善中国商业银行制度，仍在探索之中。外资银行的进入，为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提供了参照物，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地学习国外银行成熟的管理经验，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

4、在强大的外资银行的竞争压力下，有利于促进国有商业银行尽快转换经营机制，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设立了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等一批新兴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但是这并没有动摇四大商业银行在商业金融中的地位。国有商业银行之所以服务质量难以提高，创新动力不强，经营机制转换很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没有遇到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加入WTO后，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国有商业银行不可能享有特殊的政策保护。因此，在外资银行的挑战下，国有商业银行不得不面向市场、面向客户，积极开展市场营销，加快内部改革，提高竞争能力。否则，就要无情的市场竞争所淘汰。

五、面对机遇与挑战我国银行业的应对措施。

纵观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没有哪个国家能在封闭和自我循环的状态下得到较好的发展，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发展日益趋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加入WTO后，从总体和长远来看，有利于中国在参与世界经济的分工和协作中获取比较利益，有利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而从近期来看，我国银行业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冲击，将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须争取时间，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步伐，迎接加入WTO后带来的各种挑战，把外资银行的冲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1．汲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科学设计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政策框架和步骤

需要解决的是以下三个问题：第一，要审慎的把握好开放中国金融业的力度和速度。从总体上讲，中国金融业要对外开放是必然的。但是，由于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金融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还不健全，包袱很重，金融法制建设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如果金融市场开放过快，将会对我国银行体系产生难以承受的冲击，甚至会造成大的金融危机。因此，在加入WTO谈判的过程中，我国在承诺全面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同时，克服了急于求成的心态，充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新的金融服务协议（FSA）中对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的一些保护性条款，逐步开放金融市场，使金融业的开放步伐与我国法制建设、中央银行监管能力、国有企业和商业银行的改革相适应。第二，制定引进外资银行的规划。外资银行的引入时间、每年的引入量、引入的国家、引入后在国内的区域布局和中央银行如何监管等方面，都应该制定出具体的规划，避免出现盲目性。第三，严格市场准入条件。按照国际通行的准则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并严格进行审查。同时，随着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将来也存在外资银行市场退出问题，因此还应该抓紧出台和完善外资银行退出方面的法规。

2、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

中国加入WTO后，必须发展中国的跨国银行业。否则，不可能在国外金融市场上充分享受GATS和FSA赋予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所带来的利益。从国际经验看，发展跨国银行的途径，主要有企业向金融性公司或银行业渗透和现有的的国内银行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或向其他银行参股、控股这两种途径。由于我国发展跨国银行，一开始就面临着跨国国际银行强大的竞争压力，这要求我国的跨国银行要高起点、高标准。因此，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可选择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依托，在其现有业务范围和经营实绩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向国际金融领域拓展。如果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后，可以通过跨国企业向银行参股的形式，促使国有商业银行跨国化发展。近几年国际金融业发展的迹象表明，商业银行间的国际联合和并购成为一种新的趋势，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这方面也应该有所作为。

3、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步伐

中国即使能在WTO下一轮谈判开始前加入WTO，中国金融业特别是人民币业务对外开放，仍然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在这期间，必须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一是加快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的改革。无论是提高国有商业商业银行管理水平、经营和竞争能力，还是促进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的跨国经营，都有必要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在保证国家控股的前提下，允许大型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参股，使国有商业银行与这些企业建立利益相连的紧密型信用伙伴关系，为最终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创造体制条件。二是加快剥离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改善银行资产结构。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包袱较重，特别是不良贷款较多。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很难与外资银行竞争。国务院已经决定，借鉴美国成立RTC（即信托清理公司）的经验，由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成立专门机构处置不良资产，这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已经挂牌成立，其余两家也将很快成立。今后更加重要的问题是，防止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象菜园中的韭菜，“割了又长”，必须建立防范不良贷款产生的机制，把“韭菜根”拔掉。三是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机构重组步伐。按照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要求，按经济区域设立金融机构，对现有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加快重组，特别是工、建、中行的县级机构要迅速撤并，集中精力和财力，开发城市业务和国际业务。为此，人民银行撤并各省人民银行，在全国成立了九大分行。四是落实和维护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自主权。商业银行按照《商业银行法》、《担保法》等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开展经营活动，任何地方、任何部门特别是地方党政部门不能干预银行的经营活动，更不能强迫银行贷款或对外提供担保。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监管，防止出现超负荷经营和流动性风险，让商业银行根据信贷资金的“三性”原则，自主决定资金的运用，自负盈亏。

4、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来讲，要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各种挑战

一是强化员工“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提高服务质量。与此同时，加快我国银行业电子化建设进程。通过先进的计算机操纵系统，一方面提高业务的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完善风险监控机制。二是借鉴、引进国外同业先进的经验，加快金融创新，改变目前各国有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单一、类似和低层次竞争的局面，积极开发新的服务产品，满足不同层次的客户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在远期结售汇、外汇买卖、利率汇率保值方面不断开发业务品种，适应市场的需求。同时，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整体营销机制，加大金融产品的市场营销力度，主动向客户推荐和出售自己的服务。三是要及时调整信贷投向，抓住新的增长点，积极发展优秀客户。应系统分析银行目前的主要客户在我国加入WTO后可能受到的影响，重新评估客户的资信状况和行业风险，及早采取措施防范风险，提高资产质量。四是抓紧人才培养，尽快造就一支符合国际金融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要十分珍惜现有人才，高薪延揽高级人才，积极引进国外智力，并积极为他们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5、建立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和兼并重组的保险机制

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和国内银行业竞争的加剧，有些商业银行将在竞争中破产倒闭，退出金融市场。因此，必须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的合法利益。国内商业银行之间的合并和重组，已经是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发展的趋势。近两年来，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商业银行，纷纷进行合并，通过优势互补，以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国加入WTO后，我国商业银行将面临国外“超级银行”的竞争，在这种压力下，我国商业银行进行联合和重组也将会出现。因此，国家要及早制定政策和法规，规范国内银行业的兼并和重组行为。

6、中央银行应加强对外资银行的引导与监管

对外资银行必须依法进行必要的科学监管，加强引导，健全监管机制，是外资银行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健康、稳定的发展。第一，加强对外资银行科学管理的法制建设，早日制定一部比较完整的全国性外资银行管理法规。逐步建立遵照《巴塞尔协议》精神的对外资银行的科学管理体系。第二，有条件、有步骤的开放我国银行业务，对外资银行业务的开放程序必须与我国境内的经济发展条件相适应。在服务品种方面，银行业可先开放国际结算、金融租赁、外汇及其派生业务、金融信息的提供与交换，后开放外币存放款和利息工具交易。人民币存放款业务、政府债券和人民币A股的放开应慎重进行。第三，加强政府的有效保护。我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WTO，要充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新的金融服务协议（FSA）中的有关规定，保护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借鉴其他国家加入WTO的经验，合理地对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利润汇出等有关项目进行有效的限制。第四，要取消或逐步降低对外资银行实行的诸多“超国民待遇”，为国内银行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科学监督管理，加强培训工作，建立起一批业务素质强、作风正派、办事负责的涉外金融监督管理队伍。

中国银行业范文篇9

一、2012年宏观经济运行的走势

2011年，中央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使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2011年GDP平均增速为9.2%。投资、消费、出口三大经济增长动力保持相对均衡，通货膨胀在第四季度后逐月回落，经济结构调整积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快。当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仍然十分复杂，预计2012年GDP增速回调到8.3左右，CPI涨幅回落到4.5%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左右，实际消费增长10.5%左右，出口增长10%左右。

（一）世界经济举步维艰

从整体上看，2012年世界经济复苏依然很脆弱。一是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速将在平稳中有所回落；二是全球通胀压力不减。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仍将高位波动，多数国家物价继续上涨的压力较大；三是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四是政府债务风险继续积聚。很多国家应对全球危机超常规财政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风险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转移。欧洲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短期内难以缓解，将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尽管2012年全球经济剧烈波动的概率较小，但在中短期维持低迷状态将是大概率事件。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在3.2%左右，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将整体维持在2~2.5个百分点之间。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在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中已挣扎了近五年，但其前景依然不明朗。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依然处于美国次贷危机后深刻的全球经济结构调整阶段。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是对过去长期美国“高消费、低储蓄”、以中国为代表的“高储蓄、低消费”这样一种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构调整，这一调整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原财长萨莫斯担心：美国经济可能会重蹈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的覆辙。二十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如果不是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危机自然修复的时间可能要会更长。对于本轮全球经济危机，由于再次爆发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概率很低（尽管局部战争不可避免），所以，通过世界范围的战争来摆脱危机缺乏现实性。由此，本轮危机的结束将需要一段更长的时间。笔者认为，目前发达国家低迷的经济势态，未来至少还将延续5~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为，如果全球的主要国家不联合采取行动阻止经济继续下滑，这种长期低迷局面有可能会延续10年，甚至更长时间。

（二）中国经济难言乐观

基于以上世界经济环境，中国如果既要解决自身存在的结构问题，同时又要履行世界大国的责任，那么，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难言乐观。就短期而言，尽管目前有多个省份提出了2012年GDP翻番的目标，其中19个省的预期增长率都高于10%，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为8.25%，高盛预测为8.6%，中国社科院预测为8.9%左右。笔者认为，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比2011年下降是必然的。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下降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如果是长期趋势，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不会由过去30多年的9.7％持续下滑到7％以下？进出口如果基本上维持在零左右的水平，那么，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投资和消费保持在何种水平，才能使中国经济不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而陷入“增长陷阱”。

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存在着继续高速增长的潜力和机遇，中国未来20年持续8%的GDP增速是可能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中国大陆目前的经济发展处于日本1951年、韩国1977年和台湾地区1975年的水平。在随后20年中，这三个经济体保持了9.2%、7.6%和8.3%的增速，相信中国能够继续高速增长20年。但是，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收入达到5000美元时，长期高增长的投资局面将难以维持；在社会两极分化较为严重的时期，消费的快速增长是一个缓慢过程；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外需处于较长时期的调整等因素，未来中国经济必然会从过去两位数高增长的平台，逐步迈向相对趋缓增长的平台。这一趋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力量决定的，并不是经济周期性的问题，也不是宏观政策力量所能调控的。从短期看，2012年是中国政府的换届年。鉴于中国的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高度相关，地方政府换届后，通常会开始一系列规模庞大的中长期投资。如果这一规律不被打破，2012年中国将会开始兴建一系列新的建设项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经济的下行风险。尤其是2011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达到10.3万亿元，为政府继续扩大投资提供了资金支持。从出口方面看，尽管欧洲需求可能会进一步萎缩，但美国经济走强的趋势很明显，来自美国的需求有可能超出预期，这将有助于降低中国出口大幅滑坡的风险。从消费看，中国的国内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是相对稳定的。同时，中国2012年通胀率会进一步下降，货币政策有可能放松。在这样的情况下，2012年中国经济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亮点。IMF预计中国2012年投资增长率约为9.2%，消费增长率约为9.6%，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进一步下降至-0.9%，全年通胀水平将维持在3.25%的水平，较2011年5.4%的水平显著回落[1]。

从投资方面看，历史规律显示，每个五年规划的第二年都是各种项目集中落地的时间，这意味着2012年将是大批中央和地方重大规划项目真正启动的一年。目前来看，地方政府虽然受到资源约束，但投资热情仍十分高涨。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空间较大，这对投资增长带来一定支持。但是，由于房地产投资大概占到城镇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4，对上下游行业拉动作用明显，因此，房地产投资的大幅下滑对整体投资和经济增长将产生较大冲击。尽管保障性住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收缩的影响，但保障住房投资的拉动效果不能过于乐观，2012年开工面积很可能会有一定幅度的下降。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有可能降至20%左右，增速比2011年下降约4个百分点。从投资方向上看，尽管扩大硬实力投资是必要的，但最佳选择是多投资一些社会工程和可以促进内部市场增长的项目。当然，这会面临另外一个难题：在扩大内部市场，增加社会福利的同时，如何保持经济的竞争力？德国之所以在债务危机中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就因为它之前进行了长达10年的改革，限制了社会福利和工资增长。10年前，德国人均收入在欧盟中排名第3位，10年后下降到第12位。德国付出了如此牺牲才保住了今天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中国提高国民收入和福利水平是必要的，但也要防止福利与工资收入增长过快而损害竞争力。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关键在于强化产品创新，提高产品质量。

从消费方面看，2011年中国消费形势总体良好，全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万亿元，同比增长17.1％，比过去十年平均增速高2.1个百分点。2012年，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上升，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影响市场平稳运行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在增多，但消费保持平稳增长的基础依然坚实。尽管商务部预计2012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14％以上有些乐观，但全年保持10.5%的消费增速是可能的。

从进出口方面看，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下降，中国的出口形势不会太差，预计2012年仍将有10%的增长。笔者认为，欧美经济在低迷状态徘徊可能会持续3~5年，也可能持续5~8年，但不会出现较大的负增长。由于发达国家在全球GDP所占的比重已下降到50%左右，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不会特别大。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80%，中国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会持续增长。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大幅增长，对中国的出口是一个积极因素。近期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也给中国出口带来积极影响。2011年以来，欧美国家都在金融“去杠杆化”，对资金的需求大幅增长，很多跨国公司把国外的资金调回本国使用，2011年末中国就有数百亿美元流出。2012年中国出口形势不会太差，预计仍然会有10%的增长。

从物价方面看，2011年CPI涨幅突破了年初确定的4%的调控目标，全年平均涨幅接近5.5%。本轮CPI上扬之猛、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已经不是结构性物价上涨，而是全面的、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尽管此轮通货膨胀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叠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根本原因还在于近年采取的刺激性宏观政策。2009、2010年两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新增67.3万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21.7万亿元，分别相当于同期GDP的64.3%、20.7%。未来一段时期，撇开投资膨胀和货币流动性充裕两个因素，通胀的压力并未消除。从外部看，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持续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未来一段时间全球范围内流动性过剩还将持续，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可能继续在高位震荡，这些将直接推升国内相关商品价格。从国内看，成本推动压力将成为长期趋势。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能源、原材料、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要素成本逐步攀升，节能减排和资源价格改革、税费改革也要推进，这些都加大了物价上涨的压力。尽管目前物价持续回落，但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物价正处于一个相对温和上涨的时期，通货膨胀压力将始终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即使通过这轮调控，使物价上涨中的货币性因素减弱，但由结构调整、价格改革和工资上涨等因素引发的物价温和上涨，仍会持续一个时期[2]。相对而言，2012年通货膨胀水平下行是大概率事件，瑞士信贷和中国社科院均预测，2012年中国的物价涨幅为4.6%。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厦门大学的联合课题组预测为4.9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预测为3.25%左右。笔者认为预测，2012物价水平将保持在4.5%左右。

从房地产方面看，目前房地产调控已经呈现明显效果，一线城市和部分地区房价持续下跌。2012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价格将继续下滑，但整体价格回落超过25%的概率较小。无论从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需求角度，还是从中央政府对于宏观经济增长速度的需求角度，都无法承受房地产价格超过25%的下滑。估计2012年三季度中央政府可能放松限贷、限购政策。房地产建设占中国GDP的13%，在总投资中的份额超过1/4，因此，房地产市场是观察中国经济走向的“晴雨表”。房地产价格大幅回落对各方都不利，房地产调控的目标应该实现房地产价格的软着陆，而不是简单让价格大幅度下降。正确的选择是，通过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房地产市场的有效调控，用3至5年时间实现房价的相对合理，切忌操之过急，导致房地产硬着陆。英国、西班牙、爱尔兰等房地产的硬着陆，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到今天还没有得到解决。中国的情况和欧洲不一样，作为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房地产大起大落的负效应是很大的。

从小企业经营方面看，2011年下半年以来，小企业倒闭以及一些小企业主跑路问题比较突出，引起了中央政府高层关注。政府和媒体认为，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小企业的融资难。笔者认为，当前小企业经营困难，不完全在于融资难，而是许多企业对自己的经营发展目标定位不清。近些年来，许多中小企业纷纷退出实业投资，盲目投资于房地产或向金融公司转向。由于中小企业在解决就业方面绩效显著，大量中小企业退出实业投资，对实体经济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深刻影响。以浙江温州为例，2011年上半约有20%的企业处于半停工或停工中，第四季度增加到30%，预计2012年第一季度可能会上升到40%。特别是，一些小企业在实业投资不振的同时，呈现出向金融公司“转型”的趋势。以位于长江三角洲的某地级市为例，2011年1—8月，全市各类新增公司数量总计1.2万多家，其中最多的就是投资公司，约占全市新增公司总数的30%。

笔者认为，振兴实体投资关键是提振中小企业的产业投资。引导民间资金向实体经济、产业投资领域渗透，是2012年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内容。近一段时间，有关放松小企业信贷政策的呼声较高，但是，在目前货币环境下，即使小企业拿到贷款，也难以投入到实体经济，它们有足够的动力转手去放高利贷。为了促进小企业对实体经济的真实投资，应根据企业的投资方向、生产盈利能力等指标进行分类处理，并采取定向资金投放托管的措施，防范产业资金挪用到民间借贷市场。

二、2012年宏观政策演变趋势

2011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了2012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要密切监测经济运行的变化，适时适度做好必要的预调与微调，保持前瞻性，提高针对性，增强有效性，合理把握调控的力度和节奏，推动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笔者认为，对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不仅要有利于短期的周期性调整，更应立足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在通胀压力逐步得到缓解的情况下，2012年宏观调控的重点应定位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有效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从国际经验观察，本轮经济回落很可能表明中国已经进入由高速增长阶段到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期。二战以后，日本、韩国、德国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都曾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增长，在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一种国际公认度较高的购买力平价指标）左右时，都出现了增长速度的“自然回落”，回落幅度30%~40%，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中国已经经历了超过30年年均10%左右的高增长，2010年人均收入接近8000国际元，如果继续保持8%~9%的增长速度，将会在2014年左右达到11000国际元。因此，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经济增长速度将由10%左右回落到6%~7%[3]。需要注意的是，增长速度下降有比较平缓的，也有短期内大幅下滑的。保持稳定增长是未来几年的重要政策目标。而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就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解决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国有垄断性大企业与小微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关系，真正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和政策的着力点定位于实体经济、产业升级和创新活动。从日本、韩国的经验来看，中国要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助推产业升级和创新活动，就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抑制房地产泡沫，打破行政行垄断，鼓励竞争。

（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

“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长周期增长趋势性放缓和短周期总需求紧缩的叠加状态。从长周期看，潜在增长率正处于放缓的开始阶段。从短周期看，外需不振和投资放缓将拖累GDP增长率的持续下滑。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有三次显著加速。期间，劳动力与资本的增速相对稳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主要贡献因素。而潜在增长率的三次显著提升均与改革有关，体现了体制改革的红利。1980年初，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开始，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从1980年的8.7％快速上升到1986年的9.8％，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41％。1990年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潜在经济增长率从1990年的9.8％上升到1994年的10.3％，全要素生产率为之贡献了30％。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从2001年的9.8％上升到2006年的10.7％，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了37％。目前，潜在增长率由“十一五”期间的10％以上回落到9％左右。主要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都趋于衰减：入世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已经逐渐释放完毕；农村可以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已所剩不多；房地产的畸形发展，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合理[4]。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趋势不可避免，但是，只要能够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效促进科研、教育、政府效率大幅改善，消除限制劳动力转移的体制与政策因素，未来30年中国经济仍会保持8%以上的增长速度。

（二）宏观调控政策选择面临的几个问题

1.调控部门对经济走势如何判断的问题。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调控部门是乐观的，企业界是悲观的，研究界和金融投资界是混乱的。各地政府普遍认为经济形势好于预期，尤其是2011年财政收入又创了历史新高，这容易使宏观调控部门对未来经济下滑估计不足。在信贷收紧、房地产严控、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欧美债务危机加深等因素作用下，2011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超出预期，经济增长指标、结构指标和效益指标都没有明显下降，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内生动力和超常韧性。如果宏观调控部门只拘泥于观察宏观数据，有可能出现对宏观经济形势过于乐观，对后期经济回落估计不足，从而出现政策调整不及时、不到位的问题。

2.宏观调控目标的多元化问题。中央银行的核心职能是通过稳定币值来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部门除了要促进经济增长外，更要维护社会稳定。其实，此轮通货膨胀对实体经济运行并没有产生过大的负面影响，它所引发的问题主要是社会层面的。因此，如何界定和选择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单一还是多元？是经济目标还是社会目标？目标之间的先后次序如何安排？考验着中央政府的智慧。

3.通货膨胀根源与控通胀手段的非一致性问题。本轮通胀在很大程度上是2009、2010两年货币投放过多导致的。2011年以来，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使通胀率半年来持续回落，通胀问题似乎不再突出。但是，中国本轮通胀的核心根源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与输入型通胀叠加形成的，这些因素对紧缩货币都不敏感，一味紧缩信贷并不能控制当前通货膨胀的根源，但会使实体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实体经济下来会使需求减小，通胀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这种调控的代价需要评估。在复杂的通货膨胀背景下，紧盯着CPI实行货币紧缩，容易造成对实体经济调控过头而通胀又难以真正控制的局面[5]。

4.对金融风险生成机制的认识不到位问题。目前，许多金融问题源自政府的金融抑制政策。民间借贷与影子银行的发展，表明这些金融管制已经难以为继。短期内，因为违约增加，这些活动会有所收缩。但长期来看，只要金融抑制政策不消除，这些活动一定会死灰复燃。积极的应对策略应该是逐步取消管制政策，推动金融市场发展，将这些非正规的金融活动纳入正规的监管体系之下。

（三）宏观调控政策选择

1．财政政策。中国正处在结构调整时期，在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尚在可控范围内的情况下，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但是，财政政策要把社会资金的配置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相适应，把资金引导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农业现代化、公共服务投资等方面，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具体政策安排上，必须严格控制赤字规模和债务余额规模，特别要加强对地方债务的监管。同时，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发挥财政政策在改善民生、调整经济结构中的积极作用。2012年财政政策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提高补贴、结构性减税等措施，降低生产流通成本、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提高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从而保障供给、缓解物价上涨压力。严格控制并逐步减少中央赤字和国债余额规模，切实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改进和强化预算管理，防范债务风险。要抓紧研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税制和转移支付的制度安排，彻底解决“土地财政”问题。

2．货币政策。基于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2012年必须增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避免政策的滞后效应与多种因素叠加。要注重以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优化的政策来取代总量紧缩的政策；要合理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提高政策的针对性；要把握好各种政策工具的平衡点并进行合理组合，强化银行表外业务监管，防止风险积聚，保持金融系统健康稳定；要加强价格型工具的运用，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变银行系统与民间融资市场贷款利率利差过大问题，以及存款利率与理财产品利率利差过大的问题；要有选择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尤其是向小微企业、三农和战略新兴产业等特定领域实施定向放松。同时，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应促进与小微企业相配套的小微金融机构及债券市场的发展。

3．税收政策。重在推进结构性减税，为实体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动力，为微观经济层注入活力。进一步加强对小微企业的财税支持力度，加大减免税收力度。同时，应加快推进增值税的改革试点，解决营业税重复征税的问题，进一步降低生产型服务业的营业税税负水平，为服务业的专业化细分与结构升级创造条件。应尽快对房地产增值收入征收资产所得税，从税收制度上落实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的调控理念。

4．产业政策。政策的重心在于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进一步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和节能减排的政策力度，促进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建立产业退出机制，促进落后生产能力有序退出；要着力培育新的增长点，加快重点产业调整和技术改造，进一步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科技含量高、市场需求潜力大的产业和产品的支持力度，尽快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加强对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5．收入分配政策。重在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健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制度，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促进农民增收，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社会政策重在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就业、社会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三、2012年中国银行业发展趋势

基于以上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分析，2012年中国银行业资产增速将会较为平稳，资产质量也会基本保持稳定，有望实现平稳运行的局面。但是，存款增长、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等问题，必须充分重视。

（一）2012年商业银行经营运行趋势

根据银监会的统计数据，2011年银行业利润增长了近50%。有关统计也显示，2011年前三季度，沪深两市2000多家上市公司整体业绩增速为18.76%，而16家上市银行业绩增速却高达31.49%。需要指出的是，2011年银行业的辉煌业绩，是一种短期现象。总体判断，2012年银行业的业绩仍会保持2011年的基本态势，尽管有可能回落，但回落幅度不会太大，总体上保持稳定[6]。

1.存款规模会有所回升。2012年，综合考虑信贷投放规模有所扩大、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外汇占款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存款余额增速有望回升，但大幅回升的可能性不大。预计2012年末，人民币存款余额同比增长15％。首先，信贷投放规模扩大，相应贷款派生出的存款规模也会随之增加。如果2012年新增贷款规模8.5万亿元，将直接推动存款增加8.5万亿元。其次，新增外汇占款规模下降限制了存款扩张。2012年外汇占款增长将显著放缓。在主要发达国家复苏前景暗淡，我国外需不振的影响下，2012年出口增速将放缓，贸易顺差有所收窄；国外企业自身资金不足，预计FDI规模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回落；在欧洲债务危机蔓延、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的大环境下，总体短期资本流入将明显放缓甚至流出。预计2012年新增外汇占款规模将在2万亿元左右。

2.新增贷款规模将有所扩大。2012年，实体经济信贷需求依然不低。首先，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仍将稳步推进，保障房建设持续推进，以及继续推进在建、续建项目，预计投资增速将趋稳，这将带来一定规模的贷款需求。其次，在收入增长和鼓励消费政策的带动下，2012年实际消费增速有所上升，从而带动相应贷款需求增加。第三，对“影子银行”加强监管，表外融资转移到表内，导致一部分融资需求转移到银行信贷上。第四，对小微企业、“三农”、战略新兴产业等领域的信贷支持进一步加强。最后，个人住房贷款需求和房地产开发贷款需求难有明显增长。综上，在经济增速不会大幅回落的情况下，2012年贷款需求依然维持在一定水平，预计全年新增贷款8.5万亿元，增长15％。

3.中间业务收入增速将有所回落。随着经济增速的回落，实体经济对贷款的需求将有所下降，从而使商业银行由利息收入外化而来的财务顾问费用收入的增速将比2011年明显降低。同时，表外融资向表内的回流，使得相关中间业务收入的增速也会相应走低。特别是，随着CPI的逐步回落，以及银监会全面加强对银行理财产品的监管，包括理财、等在内的相关中间业务的增速也都会有所回落。预计2012年手续费收入增速会明显放缓，大约在30%左右。

4.银行理财业务在规范中稳步发展。2011年商业银行理财市场的发行数量和规模创新高。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源于通货膨胀和负利率催生了居民的投资理财热情，另一方面是可替资品的竞争力减弱，凸显了银行理财产品的优势。此外，存款增长乏力也激发了银行通过发行理财产品揽存的强烈动机。预计2012年银行理财市场将呈现以下变化：一是理财产品发行数量和产品金额增速将有所放缓。二是信贷类和票据类资产存量将进一步下滑，债券类资产占比将保持相对平稳或稳中有升，利率产品占比继续提升的空间有限，高风险的股票资产比重有望出现微幅上升。三是理财产品期限将有所拉长，3-6个月期限的理财产品将占主流，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将逐步下行。四是资金池类理财产品将更加规范，对银行风险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5.资产质量保持基本稳定。2012年资产质量会基本保持稳定，但部分领域的风险隐患仍不容忽视。相对稳定的宏观形势对银行业资产质量的正面支持作用会继续存在，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尚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出现风险集中爆发的概率不大，系统性风险可控，但局部隐患仍应引起关注。房地产贷款质量将面临一定的挑战，房地产组合的不良率会略有上升，但总体风险不会很大。随着监管机构的进一步规范化管理，民间借贷问题对小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将被弱化，小企业贷款仍将是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的重点，该业务会承受一定的风险压力但与收益基本平衡，对整体风险状况的影响不大。

6.盈利增速将略为降低。受银行贷款增速保持稳定、银行体系外资金回流有所增加、境外资金流入放缓等因素的影响，2012年信贷资产增速可能略有放缓，但仍是拉动盈利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经济增速下行使得信贷供需矛盾有所缓解，净息差基本稳定；信贷替代型中间业务收入增长速度可能有所放缓，手续费收入对盈利增长的贡献有所下降；由于收入增长放缓而管理费用增长稳定，前期持续下降的成本收入比将基本保持稳定，不会对银行盈利增长产生明显贡献；“拨贷比”监管要求为信用成本率设置了“底限”，银行进一步降低信用成本率来释放盈利的空间将受到限制。预计2012年上市银行净利润增速将下降至20%左右。

（二）2012年银行业运行与发展的重点

2012年，中国银行业运行与发展的重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在目前体制下，货币政策偏紧后必然会使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进一步突出。2012年，各商业银行应进一步扩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7]。对于村镇银行信贷规模，应按照存贷比而不是按资本金进行控制；对于评级优良的小额贷款公司，应放开杠杆率比率50%的上限，支持其适当扩大贷款规模；对于小额贷款公司向银行借款用于实业投资的，可视作同业拆借，不占银行贷款规模；对中小企业经优质担保公司担保发行的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支持商业银行给予贴现，且不占银行贷款规模。中国人民银行应将其与银行承兑汇票同等待遇，予以再贴现支持，以促进小企业的生产贸易活动；对各商业银行每年新增贷款中支持小微企业的份额，监管部门应按照不同类型银行，分别规定不同的比例。对超比例部分，可进一步下浮存款准备金率，并酌情追加贷款规模；支持小微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行集合债券（不面向自然人），利率随行就市，并将集合债的审批权限下放到地方人民银行分行，缩短过去长达六个月的审批期限；允许并鼓励各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开展买卖、转让业务，释放其贷款规模限制；鼓励商业银行在小微企业融资方面的各类金融创新，建立适合小微企业特点的贷款风控体系。在确保风险控制前提下，大力鼓励对小微企业开展无质押、无担保的贷款等。

2.要处理好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目前，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尚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地方融资平台系统性风险可控，虽然单发性的债务风险可能发生，但风险集中爆发的概率不大。2012年，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要处理好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要做到对每个项目债务进行实事求是的精细分类，区别不同情况，应偿债项目公司只要能提供符合市场条件的偿债方案，商业银行应尽可能满足其后续融资或展期还本息。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切忌采取“一刀切”的限期整顿政策；可以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筹资偿还银行贷款，但必须规范发债行为，发债主体要编制独立的资产负债表；对实在无能力偿还债务的地方政府，允许以债转股、出售股权、资产重组等方式偿债，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出售其控股的实业、金融机构股权筹资偿债。

中国银行业范文篇10

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为中国加入WTO扫清了最大的障碍。加入WTO之后，中国银行业将得到众多收益，同时，也将付出相当成本。

一、收益

(一)引进竞争机制外资银行具有充足的资金实力和先进管理经验和服务技术，高水平的服务效率和卓越的商业信誉，必然对中国银行业产生强大的竞争压力。外部竞争力量的引进，有利于推动中国银行业素质和各方面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推动中国银行业改革和服务现代化的进程。

(二)增加外部资金进入渠道外资银行的进入增加了外部资金进入中国的渠道，为中国境内企业、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增加新的融资渠道。到1999年8月底，中国批准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已达到33.55万家，已开业的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万家。毫无疑问，如此众多的外商投资企业，如果单靠几家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很难满足其数额巨大的金融需求。

(三)有利于中资银行扩展海外业务根据WTO互惠原则，在允许大量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同时，中资银行开展海外业务将会较少受到市场准入的限制，这就为国内经营状况良好的一些商业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争取更广泛的生存空间创造了条件。

(四)改变中资银行税负不利地位目前外资银行与内资银行之间的不平等竞争，突出表现在税收负担水平相差过大。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可享受免征或减征营业税、所得税等税收优惠。由于外资金融机构享受着众多的税收优惠，因而极大地削弱了中资银行的竞争力。中国加入WTO后，内外资银行的税负水平将会统一，使内资银行能够与外资银行进行平等的业务竞争。

(五)促进向国际惯例接轨加入WTO，意味着中国银行业将全面融入国际金融市场，中国银行业必须遵循国际银行业经营管理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按照国际银行业经营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惯例来运作，特别是要根据以巴塞尔协议为准则的国际银行业有效监管原则及标准和方法进行经营管理。这必然迫使中国的银行业加快实施全面的风险管理、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同时，促使中央银行推进全方位和规范化的监管、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二、成本

(一)银行业市场份额的损失预计在中国加入WTO五年之后：外资银行的外币存款和人民币存款的市场份额将分别上升到15％和10％左右；外资银行的外币贷款市场份额可超过1/3，人民币贷款市场份额将达到15％左右；外资银行中间业务的市场份额很有可能超过50％；外资银行将获得绝大部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市场份额。预计在中国加入WTO十年之后，从整体上来看，外资银行将占有1/3左有的银行业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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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削弱赢利能力伴随着中资银行市场份额的缩小和优质客户的减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将丧失很大部分的赢利业务和赢利区域，极有可能进入亏损状态。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不仅历史包袱沉重，而且在开展新业务时必须顾及国家利益，因此不赢利业务在中资银行中占有相当比重。虽然目前外资银行的许多银行业务市场份额都还不占优势，但其业务基本上都是赢利业务。这将导致中资银行的不赢利业务比例上升，使中资银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三)影响中资银行的流动性中国加入WTO之后，随着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银行业市场，外资银行将逐渐分流中资银行的资金来源，从而影响中资银行的流动性。在中资银行存在流动性被大量不良资产侵蚀的情况下，如果外资银行大规模进入并且扩大吸收国内居民与企业持有的外币和人民币存款，必然对中资银行的流动性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甚至会影响中资银行的生存。

(四)金融风险监管面临严峻考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由于中国金融监管水平较低、监管工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如果对外资银行在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监管不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金融体系风险。目前，在中国境内的一些外资银行存在的问题有：多存少贷，将其在境内吸收的外汇资金调往境外套汇和套利；转移利润，逃避中国税收；违规经营，少交存款准备金；利用非价格手段，进行不公平竞争，采用如回扣等手法与国有银行争揽业务和客户、争夺市场，采用高薪等优厚条件从国有银行挖走人才等。（2）在追求高额利润的动机驱动之下，外资银行将其业务的重点集中在成本低、风险小、收益高的中间业务方面，特别是国际结算业务，在这些方面与国有银行展开激烈竞争，而对那些中国经济建设中急需资金支持的项目则不屑一顾。外资银行的这种经营活动将风险转嫁给中资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金融业的风险。（3）外资银行大规模进入后，随着银行结构的复杂化以及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而使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和系统性风险进一步增加，对这一体系的监管将变得更为困难，谨慎性监管成本将大幅度增加。

(五)加大金融宏观调控难度首先，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加大。由于外资银行可以通过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资金来抵制货币政策的影响，从而弱化货币政策的效应。而且，外资银行进入中国货币市场可能强化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传导机制，将进一步加大中央银行的调控难度。其次，对资本流动风险控制的难度增加。由于外资银行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低成本融资，中国加入WTO之后将逐步取消对外资银行经营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的客户限制，中国的各类企业都可通过外资银行融资，这就意味着本币与外币的融通、国际资本的流出入将更加频繁，因此中央银行对资本流动风险控制的难度加大。再次，将增加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不确定因素。在中国金融业监管措施尚不够严密和完善的情况下(据估计近年来每年约有上百亿美元的资本通过各种途径外逃)，当人民币汇率出现波动时，持有大量人民币资产的外资银行将是一个十分不确定的因素，有可能推波助澜，加剧汇率波动，影响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

三、五年过渡期

从长远来看，加入WTO对于中国的银行业来说将是净收益，即收益大于成本或利大于弊。但是，从短期来看、甚至从中期来看，加入WTO对于中国的银行业来说可能是成本大于收益即弊大于利。中国银行业必须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充分利用短暂而十分宝贵的5年过渡期，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自身改造、彻底改善商业银行的运营环境、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一)建立健全国有现代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业属于“幼稚行业”。国有商业银行虽已有20年的历史，但商业化经营经验不足十年。加入WTO后，中国银行业面临的大多是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型外资银行的竞争，以“十年”应对“百年”，中国银行业面临的竞争是“敌强我弱”的恶性竞争。为此中国银行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必须进行改革与完善。①加强自身改革与完善。首先，健全商业银行的治理组织结构，完善监事会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督下的行长负责制。加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完善内部稽核与监察体制、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制度、贷款审贷分离和贷款担保抵押制度、信贷资产质量管理责任制度等。其次，按市场规律和谨慎会计等原则反映商业银行有效资产，参照国际惯例，结合中国实际，完善现行信贷资产分类和考核办法，按照贷款风险五级分类方法，改革现行呆账准备金提取和核销制度等。再次，按照精减、高效原则，精减分支机构的同时精减人员。合并国有商业银行省会城市分行，撤销地市重复设置的分支行，精减业务量小、长期亏损的县市支行及营业网点。鼓励商业银行之间交叉合并、收购、重组分支机构。第四，改革和完善符合商业银行特点的干部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建立统一、严格的财务会计、统计报表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未来中外银行的竞争中，中资银行间的业务合作十分重要，如果对外业务处理基本达成同一口径，不仅可增强竞争力，还可以节约成本。在统一口径对外方面，日本银行业表现非常突出，形成整体合力，增强了影响力。另外，香港和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实行的“银行公会”制度值得借鉴。可通过这一制度，在中资银行间以协议形式达成某些共同准则、防止不公平竞争，协调解决部分银行间的业务矛盾，增强中国银行业的整体实力。②改善运营环境。改善中国银行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营环境，包括许多内容，但最紧迫、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快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进程。目前在世界范围内金融资产的增长远远超过国民收入、财政收入的增长，如果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继续维持国有独资组织形式，其资本充足率不仅得不到提高，甚至将会进一步下降。解决国有银行资本金不足问题，无非三条途径，一是由财政继续注资，但近期来看可能性不大；二是通过商业银行发行债券，但受巴塞尔协议有关条文的限制，不可能随意发行；看来只有实施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实行产权多元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金不足问题。另外，产权多元化之后，外部监督加强。现行的各项管理制度才能发挥效益。

第二，加快商业银行实施全能化步伐。与西方主要国家全能银行的业务范围相比，中国商业银行的业务活动局限在相当狭小的范围之内，这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了其赢利能力和竞争力的提高。因此，必须尽快放宽对中国商业银行业务经营范围的限制，除了逐步允许商业银行从事各项投资银行业务外，还应当考虑允许国有商业银行进入保险领域。

第三，减轻国有商业银行负担。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国有商业银行不再承担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职责，由中央银行完全承担；二是国有商业银行承担的政策性业务全部交由各家政策性银行承担；三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完全按照商业化原则进行，商业银行在贷款和投资上应有完全自主权，在机构设置方面的限制也应放宽。

第四，彻底解决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美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比率仅为0.6796，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比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在它的几十倍以上。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主要是由自身无法控制的政策性因素造成。为此，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AMC以平价形式，并主要依靠冲销国有银行对中央银行再贷款的方式来置换国有银行剥离出去的不良债权；二是按照十五届四中全会的要求，为配合对国有企业增资减债，财政部应尽快落实扩大国有银行呆帐准备金的打消规模，应当在五年内基本打消所有呆帐。

第五，落实商业银行经营活动自主权。要真正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赋予商业银行经营的自主权，商业银行除了拥有业务经营和自主权以外，还必须拥有工资、人事方面的自主权。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在用人方面存在很大局限性。尽管国有商业银行虽然名义上是企业，但工资、奖金的发放办法受到严格限制。

第六，完善中央银行监管体系。需要特别注重以下几个方面：在监管内容上必须将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与违规经营区别开来；在监督方式上，以合规性监管和非现场检查为主：在监管效率上，应有明确的时限要求；在监管力度上，真正遵循国民待遇原则，对中、外资银行一视同仁。

(二)有效监管外资银行追求高额利润、或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这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最根本的决定性动机。除此之外，外资银行还存在着开拓外国市场、分散风险，以及全球战略等动机。问题在于如何将外资银行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为此必须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可考虑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第一，尽快完善外资银行管理法规。199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加强外资银行外部审计工作的通知》，目的在于从业务审计方面对外资银行的经营活动加以规范。但是，目前中国还没有完整的《外资银行法》，显然不利于全面规范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业务经营活动。

第二，控制外资银行进入速度。许多国家都采用适当控制外资银行来源国分布、总数以及每家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数量的方法、从而确保本国银行在银行体系中的份额，以防止外资银行对其国内金融市场的垄断经营或控制。例如希腊、韩国、墨西哥、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土耳其等都对外国银行设立分支机构有严格限制。中国台湾省每年准入的外资银行仅2-3个。美国制定的综合监管标准(CCS)十分严格，许多外资银行都被拒之门外。中国应当借鉴国外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准入条件和监管措施，控制外资银行的进入速度。对外资银行的审批速度要适当，掌握节拍，避免外资银行在短时间内大量涌入。

第三，适当控制外资银行扩张速度。通过对外资银行资产规模和经营业绩等方面提出要求进而实行有效监管，达到适当控制外资银行扩张速度的目的，这是西方一些国家通常采用的措施。以加拿大为例，其银行法规定，所有外国银行总资产占国内银行总资产的比率不得超过8％，或总资产的数量不得超过110亿加元。在对外资银行机构监管上，按照美国《国际银行法＞的要求，在美国联邦注册的外国银行分行和处须将一定数量的资金以现金和合格证券的方式存放在指定的存款银行，该资金须不少于分行或处负债的5％，或与当地联合注册的银行等同的资本金。香港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采用银行经营牌照制度，通过设置各类等级的牌照来控制从事不同业务经营范围的外资银行的数量和规模，等等。对此中国有必要加以借鉴，以适当控制外资银行的扩张速度。

第四，引导外资银行向不发达地区发展。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区性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国有商业银行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外资银行在取得国民待遇之后，国有商业银行则仍需承担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义务。国有商业银行的负担相对加重。为此应当参照国外做法采取一些优惠措施鼓励外资银行进入不发达地区，以便使外资银行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更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