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范文10篇

中国绘画范文篇1

第一，某些艺术家的创作价值观发生改变。在“后现代”艺术的影响下，中国美术具有工业文化追求消费的特点，有的画家告别了80年代的那种追求艺术永恒的创作精神，而转型为眼睛紧盯市场，力求通过市场效应来证实自己的价值。艺术家的创作抛掉了老一代艺术家走西北，爬黄土，进青藏，寻找文化之根，以肉体苦难换取精神升华的艺术创作过程和思想，在创作上有意回避重大题材，表现内容只求构图轻、浅、淡、简、软，以取媚社会大众，获得更多的经济利润，艺术创作具有明显的市场价值观。

第二，以美术政治波普来突出自己的先锋姿态。近几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西风东渐”，美术界的新生代或实验派以东方式的智慧重组了“后”的话语。无论是“89现代艺术展”的“后现代性”挪用，还是上世纪90年代艺术家的群体分化，无论是由《祈世鉴》的高蹈还是“猪交配”的东西方文化冲突隐喻的粗陋，都表现出当代中国美术所遭遇到的全面精神困惑和存在的困境，以及画家渴望走出这种困境的悲壮性努力。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中国的现代艺术更多地充满着政治式的绘画思维。它们消解传统的理想，嘲弄意识话语，挑战保守的秩序，有的画家采取一种政治波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将政治波普用来表现当下的生存状态、国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命境遇。如某些画家的作品，画面多表现傻、大、呆、痴的愚农和城市群氓，充斥于画面的是一种愚笨憨蠢、无所事事、咧着嘴打着哈欠不知如何打发日子的人群。画家将那种“”语言的高歌猛进式的、80年代的高瞻远瞩式的反思彻底抛在一边，而是以面无表情去表现其盲目茫然的心态。

第三，追求大众化的审美表达。在当下消费社会中，长期以来处于主流文化中心的理想的、凝重的高雅文化似乎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而轻松的、娱乐的、休闲的通俗文化则风风火火地成为畅销和时髦。他们已经不再通过绘画来证明自己的追求和价值，甚至仅仅是为了追求感官享受和生活调味。在欣赏方式上，人们更多地也已从思考意义转向感受快乐。过去人们欣赏作品时总喜欢思考其现实意义和审美价值，现在大多数人则往往只是为了感受开心快乐，满足于轻松和愉悦，人们常常选择能逗人开心的作品，作品让人看完就罢，不求回味和铭记。在欣赏目的上，过去人们认为，艺术欣赏是一种高雅的审美活动，可以启迪思维、陶冶情操、充实人生、完善自我，而现在许多人接受艺术只当作一种生活休闲，或者为了消解疲劳、平衡心态；或者为了排遣寂寞、补偿失落；或者为了打发时光、调剂视阈、享乐人生；甚至为了享乐人生，有些人不惜代价去猎奇搜怪、去追逐新鲜刺激，于是严肃文艺被冷落了，快餐文化一片火爆。中国的现代艺术作为当代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也致力追求大众审美理想的表达。在画家笔下，伟人也有了一般平民所有的七情六欲，平民也能成为理想的超人和侠士。在艺术家群体中，女性艺术家也堂堂正正地走到了艺术大堂，对性的思考、生育的幻境以及女性更加敏锐地对社会角落人和物的思考都作为文化现象在画家笔下所表现。轻松自由的创作形态下，“泼皮艺术”“唯美艺术”“消费艺术”同时被不同的受众所接受。在这里，艺术家所具有的审美愿望和大众的审美理想皆得到实现。艺术家在揣摩受众审美理想的同时，不但获取了丰厚的经济利润，同时也满足了人生社会价值的理想实现。人们像在欣赏周星驰的电影一样，轻松地对待艺术和欣赏艺术。更有甚者，现代的“消费艺术家”能把肉皮、动物毛发、蚊虫脚、儿童喜爱的果冻等都作为观念符号运用到艺术作品创作当中。瞬时即逝的艺术形象再也没有传统艺术的永恒，就像果冻一边被吃又一边被大量的生产一样，艺术家大批量的生产着能够满足受众的短暂艺术，又在快速的艺术品消费中获得了金钱和荣誉。艺术家的社会价值理想也在这种文化的创造和消费过程中得到了满足和实现。

第四，追求角色本位的艺术创作理想。在后现代语境下，中国现代艺术家力求使美术创作能满足欣赏者角色本位的审美理想，如刘晓东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死水》；岳敏君的《表情》系列等都是这种艺术理想的体现。这种艺术不是要大众艺术向精英艺术看齐，也不是要退缩到反精英文化的层次上面，而是将所有可能成为它的欣赏者的人放在同一框架内去，各种身份的人都可在此中找到其能够认同的方面，欣赏者扮演的什么社会角色，那么它就同这一角色有着某一方面的同化的可能性。某种意义上它是对作为“人”的本性，即潜意识进行的沟通。这就如同一场重要而精彩的足球赛，拉拉队中可能有绅士淑女，也可能有流氓娼妓，但在为自己球队助威这一点上他们都处在同一营垒，并且在助威中产生心心相印的共同参与感。这已经是一种全新的艺术文化，它一方面使得虚缈的远离现实人生理想而只以艺术为美的家园、只以艺术为陶冶生活情趣的精英艺术受到了冲击，另一方面也使得意图创立不同于经典艺术的大众艺术找到了一个新的创作支点。这种艺术既包括了现实人生理想的内容，同时也具备了经典艺术那种代表人类艺术文化创造的胸襟。这种角色同位的艺术实际上表现的东西是“空框”，无非是如同每一个人走到镜子面前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像，它显得可以容纳很多人，其实待人走开后它里面是空无一人。而这一点若作形而上的终极追询，也许更近于艺术的实质。

的确，具有现代工业文化要求下的大众性和大众审美特性，促使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多元与“繁荣”，但它并没有真正切入到中国具体的问题和现实语境中去，这是中国后现代艺术实践的缺憾。因此，对中国的“后”现象审理是一项相当复杂而又难有定论的工作。我们既要认识到这是世界“文明冲突”或“文化渗透”的必然，又要冷静对待由后现代文化现象所引发的否定或质疑，这种思考或许更有利于我国当代艺术能真正走向前卫和繁荣，并沿着正确而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姚晓雷著.世纪末的文学精神[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张荣翼.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当受众的理想幻境.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3]彭修银，杨爱新.后现代艺术思潮的中国变体及意义.社会科学家[J].1999年第1期.

中国绘画范文篇2

【论文摘要】中国绘画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且经数千年不断丰富、革新和发展，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丰富多采的形式手法，形成了独具中国意味的绘画语言体系，它独特的艺术精神和表现手法已成为东方艺术之代表，其艺术特征除了有“视觉艺术”的共性外，还浓缩了中国文化的许多特征，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精神。

中国绘画的传统渊源流长，历数千年而不变，蔚为中外画史之奇观。而且，这种传统的深刻与持久，随着时间之推移，其内容和形式经过不断的融汇、锤炼、积淀、愈益形成一种传统的伟力，愈益鲜明、精纯而独到。以至许多方面均难乎为继，而令创新者久久束手徘徊。透过这些表象，我们可准确无误的识别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绘画已形成的独特审美符号，领略到中国绘画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绘画的研究中，一些学者都不约而同地从中国的经典哲学里，找到了绘画美学的起点，看出了中国绘画所包容的哲学深度。

南朝刘宋时期的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指出：“圣人含道应物……山水似形媚道。“以形媚道”即是说明了绘画是以物象的“形”来反映这种哲学思考的。“道”字在老庄哲学中是一个自至关重要的词，它作为老庄则学观念中最核心的概念，表述着极其复杂和抽象的哲学范畴。客体的实在不是艺术表现的目的，而只是一个中介物，力图表现的是冥冥之中的“道”或“天”。客体(山水、人物等等)只是一个载体，一种符号，关键在于它所表征的“道”。而绘画则能表现一种“非方非默”的状态，能把它描绘出来。因此，中国绘画被看作是表现“道”的一种最有效的形式，它能在有限的空间里迹化出“道”所阐译的哲理。

因此，真实地再现客观对象便从来也与中国传统艺术无缘。PF杰拉德直截了当地说，中国艺术虽擅长于山水画，但并不着眼于描画任何现实的风景，而是根据源于现实而又包含着象征和哲理的灵感，进行富于想象力的创造。

老子哲学中所具有的某些朴素辨证法思想，如“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即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万物交感运动的观念，都曾渗透在中国绘画的表现技巧中，并被广泛的应用。在中国绘画的创作过程，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下笔运作时，提出“存心要恭。落笔要松”：在处理客观物象与主观理性关系方面，强调“似与不试之间”，得“不拭之拭”：在画面布局技巧上，要求具备宾主、开合、聚散、疏密……等关系：在笔墨技巧上应体现运笔的轻重、起伏、疾徐，用墨的浓淡枯润等等。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的绘画语汇都直接起源于谈论哲学和宇宙观的用语，虚实、气理、向背、心意等。能体现这些辨证关系的经典之作是《石涛画语录》。

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中国传统艺术的实质是道家精神，道的特征与天地之美的契合，这庄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正不折不扣地是魏晋南北朝问中国艺术史上山水题材的勃兴的思想渊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老庄那里，充满了对天地之美的热情赞颂，和对与天地之美相牟的独立、自由的理想人格的倾心向往。从艺术审美意义上看，它集中体现为以人情观物态、使自然人化的思维方式，并把与自然精神的契合作为审美的理想追求。追求主客相融的审美境界，注重表现主客体的生命精神，轻视对物象外在表象的摹仿。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绘画追求天地之大美，着力表现天地万物的生机活力，表现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生命情调，表现这种大化生命的宇宙精神。因此中国传统绘画注重体现生命、生机，追求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范畴，对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绘画从南齐谢赫的“随类赋彩”到剂浩提出的“水晕墨章”，很明显是一个由重视色彩表现到重视水墨表现的绘画观念转变，这就是阴与阳的哲学思维主导下的特殊色彩意识。“运墨而五色具”的思想是中国画的一个传统，“墨分五色”——这一色彩魔方吸引了无数历代画手。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中国哲学的玄想思维的作用。应该说，水墨世界从真实感上言是无色的、虚幻的，但它却因此而具备了一种独特的“无色之色”，是十分哲理化的表现，具有特殊的“理趣美”。用相对单纯的黑白(纸地)色来表达天地万物、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概括力。

中国绘画中的儒学因素，过去人们往往只用“成教化”、“存乎鉴戒”来解释儒学的艺术功能说，是很片面的。其实，孔子是把艺术更多地视为白反自修、成就人格、求仁得仁的内省功夫的一部分。于是，我们看到，孔子儒学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是循着一条这样的原则的：关注人伦事物，但不曲意媚合强调个体独立价值和个人内心情感表现，但不宣扬“个人主义”：提倡推以及人的方式对忧患有自觉的认识和敏感的体验，但不渲染，不夸张，不愤激，而保持达观、平和的态度和勇于牺牲的现身精神，这里面闪耀着人文理想的光辉。作为一种传统，它对忧患意识的偏爱和对敦厚之风的执着，把艺术表现意识导向了沉郁、豁达、宁静、超脱的内在境界……这或许是孔学儒家对中国艺术传统的形成的最大影响。因此，在中国绘画的表现中，有时既强调变化，也注重和谐，绘画语言虽有起伏，但不张狂，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打动力，但格调平和，合乎法度，显然是儒家“中庸”思想在绘画表现中的具体体现。

中国绘画所表现出的空灵旷远的意境，富有哲学的思索，最终使人感到自然天成、不可言状的生动气韵，禅宗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南北朝的宗炳到清代的八大山人，其中画史上重要的画家大都将禅宗封为圭臬。宗禅要求“不立文字”、“以物观物”，靠的是直觉的领悟，无需理智的分析和那种相互对立、比较的感受。这把中国土夫文人对自然、对人生的审美观推进到更奇异、更神秘、更空澈晶莹的世界。更沉迷于对宁静、淡泊的审美境界的探求，和对瞬间即是永恒的壮阔幽深的宇宙情感的体验。它在对中国绘画的影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静默观照”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借助于自然、简练、含蓄的表现手法，使画面的意境深远、耐人寻味。以疏简、草略风格独立于中国绘画之林的“减笔”画风，其形成可以说直接源于禅宗思想。最能体现禅宗精神的是宋代的“减笔人物画。其笔势粗阔、减练豪放，墨色浓淡多变，不拘于形。但由此而表现出的视觉形象却流露出一种“笔情墨趣之外”的丰富内涵这些作品如同禅家解经，并不关注客观现实是什么，而旨在通过疏逸的“戏墨”追求禅的境界，追求自我的解脱。所以，“画贵有禅趣”，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绘画于禅宗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对中国绘画品评的一种标准大大地扩展了中国绘画的表现深度。

中国文化的民族心理是“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终归“道器不二”、“心物不二”、“物我相忘”、“天人合一”。故而中国画的传统也是不离此道。在客体与主体真实与虚幻、自然与人生、物质与心灵之间找寻一种平衡和整体性的和谐。

中国文化宏深而博大，在众多丰厚的文化质点中，无论是哲学，还是书法、诗文、戏曲等等，中国绘画都与他们息息相关、辉映交融。法国华裔汉学家弗朗索瓦一陈曾经说过：要想看懂一幅中国画，必须具备高深的文化素养。它不仅道出了中国绘画在中国文化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而且，看出了中国绘画很大程度上浓缩了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

中国绘画是一个白成体系的艺术领域。它的观察方法、表现方法和画面的视觉效果，都迥异于西洋绘画。“笔墨”作为构成中国绘画独特美学品格的外在符号，有着相对完整的审美价值。中国画画家作画时，有时仅用一只“单纯”的毛笔，蘸上看似黑团团的墨色，在具有一定渗透感的纸、绢上，或疾或徐地有节奏地挥动，即可迹化出一幅变幻多端、形神兼备的视觉形象。作为交流思想情感的绘画语言——“笔墨”，随着中国绘画艺术的日臻成熟，已从材料工具意义上逐渐脱离出来，具有了独立的审美意义。而且“笔墨”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绘画“形式”本身它的形成反映了中国绘画高度概括、凝练的艺术思维能力。在表述媒介方面，“笔墨”从一开始就烙印上了中国文化“以简驭繁”的特征。

中国画注重“传神”，无论是人物、山水花乌，“传神”是对中国画艺术提出的总体准则，“以形写神”其实就是“以形媚道”，把对象表现生动有神只是一种技术手段，与道契合才是最高终旨。中国绘画所注重的“表现”，又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思维特征。中国画画家对自然物象时，注重的不是如实的“再现”对象，而“撷取的是物象与情感因素交融之后在脑海中再度被唤起的、‘主观化’的、改变了的表现”。所以作画时它要求“沉思冥想，”把人引入一种物我交融的境界，强调的是主观意兴的抒展自我情感的表达。所以“韵外之致，象外之意”，即是对中国绘画艺术思维方式的概括。

中国绘画与书法都以中国文化为生长背景，书法是以有限表现无限的“写意”的美学思想为指导的艺术，其审美价值不是对具体字形的刻意的描摹和再现，而是对其改造过了的概括的形象，文作者的抒情、写意和对作者与观众的诱导，启发和暗示一种意象联想而创造的线的空间结构的形象，是一种表情达意和象征的艺术，这一点对中国绘画影响至深，由于书法艺术在历史上成熟较早，南北朝时期即已五体俱各、法度完善，书家辈出，而绘画则晚于书法而成熟。很明显书法艺术丰富的表现技巧和原则，必然会渗透到绘画中去，而成为中国绘画艺术成熟的重要营养。“永”字八法，是古人以“永”字八笔为例，讲书法用笔法则，即侧、勒、努、磔、策、掠、啄、超八法。历代画家也无不注重以“书”八画。中国绘画能如此地消化这些养料，主要取决于书画相同的材料工具媒介和近似的点、线构成元素上。

对中国绘画“诗意”的提倡，是中国绘画的另～审美意向。中国绘画对“意境”的追求，特别是画中“诗意”表达，在唐代前后一直未被提及，虽然当时的文人画家们诗文修养极高，像王维等人的绘画作品，就已经“画中有诗”了。但是，它还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然而，到了以“郁郁乎文哉”而著称的宋代，把诗的“意境”引入绘画之中，追求画面的“诗意”，即已成为当时绘画的主流。像苏东坡、黄山谷、米芾等人，都是极力倡导“以诗为法”的文人画家。这就大大提高了中国绘画的“文化品味”，也大大丰富了中国绘画的文化底蕴。

中国诗极重视“意境”的表达，素以能引起读者想象、触发读者联想为上乘。许多优秀诗作各具特色，风彩迥异，情味相殊。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的壮阔：有“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杜甫)的寒凉：更有“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放。这些诗句，的确构成了引人人胜的“意境”。得之于“心”的诗句的“意境”和画的“境界”，有着许多的共通之处。诗与画在表现中，并不都局限于状物写形，往往超越视觉范围，重视视觉以外内容的传达，即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要求画家作画时“如骚人赋诗，吟诗性情”，将画家的诗情容入绘画“意境”之中。这种使绘画“诗化”的趋向，为中国绘画的表现注入了新的活力，并逐步成为占领统治地位的绘画审美标准。

中国绘画流派纷呈，从所掌握的阶层中，有宫廷绘画、文人绘画和民间绘画。然而，代表着中国绘画主流的文人绘画，为我们展示的则是“修身养性”的思想境界。文人画家大都释道老庄、陆王心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哺育出来的群体。他们对诗意、书意、画意之间意、韵、美的共同性具有深刻的理解。形成自己独有的一套审美品评标准。所谓雄浑、飘逸、清丽、闲适、幽澹、矿远、冷僻……这些概念的确切含义几乎都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没有相当深厚的诗文的熏陶与感染，很难领略得透彻。他们不象民间画家那样多半为生计而画，也不象宫廷画家那样奉旨行事。作为一种精神解脱的“清玩”，主旨是把绘画看做排遣情怀的一种方式，它即重视艺术本身的价值，更重视创造艺术的人格，无疑是中国高层精神文化生活追求在绘画上的沉淀。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绘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绘画浓缩了中国文化的许多特征，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可以说：整个中国文化的灿烂历史都与绘画艺术息息相关。不了解中国绘画，就不可能真正领略中国文化的悠久和辉煌。

参考文献

[1]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2]南齐谢赫古画品录[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

[3]贺西林中国美术史简编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中国绘画范文篇3

1.依物变形。通过写生，观察或者记忆默写所搞得变形，即依物象为根据的装饰变形，它是装饰变形的第一种形式。这种变形一般变化的幅度比较小，结构和动态受自然形态的约束而较拘谨，但是，作为学习的过程，它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

2.依情变形。这种方法随意性比较强。俗话说：“得意忘形”，“情动形移”，讲的都是依情而变。这种变形一般幅度都比较大，可谓随心所欲，甚至无法无天。但它仍然是具象的，具有与物象本质基本一致的形体和结构，这可以说是装饰变形的第二阶段，比依物变形又高了一个层次，这种变形的难度比较大，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练习和艺术修养，否则，就会破坏物象本质性联系，成为无目的无内涵的“乱变”。

3.主观意象变形。它不是依物或者依情变形，而是依据主观意象的发挥，它并不注重物象的形态和结构，艺术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对物象加以歪曲改变，这种变形多用于寓意和象征的艺术处理，艺术家所表现的主要不是物象的外貌形态，而是画家自我情感的表白和发泄。

4.抽象变形。抽象变形分局部和全面抽象两种，这种抽象变形，大多都是由物象的引发而出现的，因此，抽象并不一定完全与物象无缘。艺术家采用平面构成立体构成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意念和情感，有时把客观物象用非具象的写意手法来表达。这种抽象变形的手法，在现代美术设计中采用的非常普遍，而且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二、装饰变形的几种形式

1.平面变形。首先把物象从三度空间移到二度空间里，这是个创造性地魔变的过程，很多装饰变形首先从这里开始，平面化本身就意味着变形，一般采用把物象展开，压平，用线在平面上展示出物象的平面结构和景象效果。

2.立体变形。立体变形虽然自西方立体派绘画产生之后才明确提出来的，但在中国传统艺术和民间艺术中早已出现过。这在民间剪纸、民间玩具、木版年画、皮影的造型中都可以找到。立体变形是透过几何学的基本形态来分析分解对象，并把获得要素构成新的空间，通过缩短及透视，将表现的物象变形，

3.夸张变形。夸张变形是装饰艺术的造型基础之一，是创造形式美的一种手段，夸张变形要有艺术独创，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的敏感，古人说：“情动形移”，变形是主观情绪的热烈抒发，是情绪影响视觉的结果，想象力与变形关系十分密切，变形就是想象力作为一种创造性认识的结果。缺乏想象力的变形是空洞的变形，因此，夸张变形既要有情又要有理。

夸张变形必须要有根据，根据就是画家对物象的结构、特征、动态、习性等认识，凡是生动有感染力的夸张变形，都基于这个根据。夸张变形不是无目的的乱变，而是有意识的艺术夸张，如形体夸张、动态夸张、力量夸张、神态性格的夸张等。

艺术形象不是自然形象的翻版，装饰变形也渗透着艺术家丰富的想象力，把物象理想化，把现实理想化，是装饰艺术的普遍特征之一，在装饰变形中，物象不受客观、时间、空间以及透视结构等的限制，浪漫主义的、理想化的、寓意的、象征的艺术手段是艺术家所应熟悉的。理想生活的典型美，是装饰艺术创作的原则。要把物象理想化，需要有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艺术想象力是画家最杰出的本领，艺术家靠想象力创造美，而读者靠想象力欣赏美。因此，装饰变形完全是艺术想象力的创造活动，丰富的设想和联想是艺术想象力的基础。

中国绘画范文篇4

一、精神意境异流同源

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发明成为显著标志，人们开始用原始的书写工具，在陶器上绘制动物纹样和图案，真实地映射出当时人们渔猎等劳动场景。陶器经历了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河姆渡文化在长江、黄河流域的迅猛发展，原始岩画和彩陶画相继成为当时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该时期的陶器绘画作品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绘画艺术作品，也是陶瓷艺术与绘画艺术最早的契合点。在现代的一些考古著作中，部分专家学者认为陶瓷的装饰纹样的产生和发展启动了中国绘画艺术史的进程。在陶器成功转型为陶瓷后，经过艺术家的不断探索和创新，中国画的一些表现效果再次呈现于瓷器上。纵观诸多史前社会出土的陶瓷作品，如仰韶文化的半坡型彩陶—《人面鱼纹盆》的表现内容，虽考古学家尚无确切定论，但多数学者认为与半坡氏族当时的某种原始信仰有关，是当时艺术家基于现实生活的主观反映。这种艺术的形式，在战国时期出土的一种以线为主要造型手段的帛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例如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时期帛画—《人物御龙图》和《人物龙凤图》从笔墨意境来看，显然与当时“阴魂升天”的迷信思想有关，极具情感因素和人文情怀。帛画被现代学术界认定为中国画的雏形。所以从艺术形式来说国画和陶瓷艺术同样带有深厚的民族性、区域性。同样在审美性和历史性上，二者属异流同源。中国画和陶瓷绘画艺术的精神意境之所以能唤起人们美的感受，源于它生动的表现形式，将现实生活中的美萃取后在精神意境中集中展现。中国画与陶瓷绘画艺术在对精神意境的追求和描绘上有着共同的特点，均是心灵与外物的结晶。张璪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指绘画应注重创作者内心的感悟，强调精神意境的传神写照。这种传神写照的描绘手法在陶瓷绘画艺术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创新，如陶瓷艺术大师熊汉中先生创作的作品，尤其注重自然景物与内心情愫的融合，其代表作品《清趣图》，就是运用自然景物荷叶、翠鸟的传神写照给观看者营造一种祥和、宁静的氛围，充分体现了国画手法运用在陶瓷绘画上的意境美，画家对自然和生活的醇厚情意通过陶瓷装饰淋漓尽致的抒发。

二、气韵表现异曲同工

中国画重意境美的追求，讲究工写兼用，作品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大有意境幽远，耐人寻味之意。南朝谢赫的《古画品录》中提出六法论，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其中首法即是“气韵生动”；五代画家荆洁在“笔法记”中提出六要“气、韵、思、景、笔、墨”，其中首要即是“气”。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气韵之境”在中国画里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而气与韵之间，尤“以气为主”，“气”在中国画的艺术结构中蕴含着“笔气、墨气、色气”技法含义，以及“气势、气度”的精神意志。汉唐至北宋时期的艺术品颇重气势，荆浩的《匡庐图》、董源的《潇湘图》、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生动概括的形象和动感的线面韵律的表现，都折射了当时的中国画对气韵的推崇。时至南宋，以“气”彰显宁静优雅之韵的文人画派体系成为主流。荆洁在“笔法记”中有云“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亦立形，备遗不俗”。大意是说作画要把握主题的精神实质，汲取主题的内在神韵，在绘画创作中将自我精神情感熔铸到绘画主题之中进而获得神韵。主张气韵联动，形成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深邃广裹的审美情节，并将这种审美情节映射到各种形式的艺术观念之中。陶瓷绘画艺术是以绘画工具在瓷质表面呈现的艺术表现形式，其具备独有特性，与国画在表现和用笔上有一定的差异，但其呈现效果却有着异曲同工之意。陶瓷艺术工匠一般都是“民间美术”的传承者，其“民俗性”的基本特征决定了表现形式的“世俗性”，但其“世俗性”并不影响陶瓷表现中的气韵生动。由于宫廷富贵高雅的文人意识的介入，潜移默化地改变着陶瓷艺术创作者的美术素质，使陶瓷绘画艺术在传统的“民间美术”技法基础上汲取宫廷院体画、文人画章法，与国画艺术形式日趋接近，使之有别于民俗工艺美术作品而具气韵之美。正如许之衡云：“明瓷之画也，用笔粗疏而古气横溢，且有奇趣”。由此可见将国画中“气韵生动”的笔法融入陶瓷绘画已不再是单纯的民俗美术了，它在向文化阶级接近，明显提高了传统陶瓷绘画表现的文化品味。

三、笔墨意趣艺疏理同

中国绘画范文篇5

关键词：“得意忘形”、中国画、绘画观

中国画一开始即体现出绘画的本质特征——画的不是外在的“物”而是内在的“理”。这是由中华民族特殊的视觉特征决定的。中华先民在原始采集活动中，对周围静物观察、比较、选择是基本的视觉过程。这是一种体道的艺术境界，宗白华先生对这种境界有过深刻描述：

“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为虚境。创形象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

从中国画的发展史分析。可以得出中国画一直在“道”中运行的结论。从这些过程中我们不难体味到中国画造型由记录形体观念到创造观念形象，再到反映文化进而创造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国画并不是只靠题材或技巧之类“形而下”之论述所能理解的，这一特征同样表现在中国画的色彩观念上。色彩作为独立的“文化元素”而不是作为某些物体某种关系与某种感受被社会文化认同，黑、黄、红、青、白作为中国原始艺术中的基本色彩，最终形成了古老的“五色”原理，在中国最古老的文化中，色彩成了最重要的社会标识。

中国人原初的色彩观和时空相连，即色彩随时空把洪荒无序变成有序进而确立宇宙秩序时，中国的色彩同时还确认了人伦秩序。把五行当作组成世间万物的原初物质元素。原始五行说的黑、赤、青、白、黄五色也是人们对水、火、木、金、土五种自然物质色彩的观察、反映和总结。五色说虽有极强的哲学——伦理意味，却并不缺少合规律的因子。如五色体系中的赤、黄、青就迫近于现代色彩学中三原色红、黄、蓝，这三色基本上代表了可见光谱色的全部。五色是现代色彩学中最基本的颜色。我们远古的祖先凭观察而直觉性地察知了五色，其认识与色彩的本质正相符合。正如《淮南子》云：“色之数不过五，而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

由于色彩比形象更易于直接表达观念，因此在中国古代绘画时，色彩的使用应当比形象更重要，而更多的难于用形象表述的观念亦可借助于色彩来传达。在中国最早的美术理论体系中，关于色彩同样总结出了“随类赋彩”之法来，指明了色彩在中国画造型中“类相归合”的作用。可见，色彩在中国画中从来就被自由运用。而不受形的限制。唐代张彦远云：“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道，空善赋彩，谓非妙也。”中国画的形与色是在用笔中完成了高度统一，是在画家主体的个性特征中完成文化的本质造就。最终大千世界一切色彩与心理的最大范围归类升华。高度构合，便产生了中国绘画的至高境界——水墨画体系。它是中国色彩观念超越阴阳五行学说对“道”的直接而又形象的体认和诠释。因此可以说，水墨是一切色之综合表现，“水墨画是色彩的最大抽象”。

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问题，始终是意境问题，它是个体艺术家毕生追求的最高目标。

笔墨是一种人品、一种修养、更是一种境界。黄宾虹讲：“笔墨历古今而不变。”就因为它是一种境界，一种精神，一种“道”的外在表现。天不变，道亦不变，在形而上的层面。只有绝对精神的世界才可以永恒。中国画称为“得意”的笔墨境界就是这样一种极高境界。

以笔墨为精核的美学，是中国所独有的。单从色相上看，我国祖先喜爱明确之黑白色。老子云“知白守黑”。五色缤纷，易于杂乱。所以唐王维说“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以墨为五色之主。唐张彦远对“得意”的笔墨有段精彩的论述：

“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采；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綷，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

这里从“运墨”一词。可知所指不仅是色相。已经包括用笔了。墨呈五色、靠的是笔法来实现，这一观点在他的另一段论述中更为明确：

“然今之画人，粗善写貌，得其形似，则无其气韵：具其色彩，则失其笔法。岂日画也?”

从这两段文字分析，可以得出：笔墨所指不是笔和墨两种材料工具。而是笔法和墨法，最终归为一法即笔法，甚至也包括色彩在内了。因色彩也要靠笔法来完成。作品倘若失掉笔法，不用说得意，根本就不能称为画了。进一步推想，既然墨为五色之主，墨本身又呈五色，而“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这在色相上讲笔墨的内涵就扩大了。由运墨用笔回归到操纵它的主体——人，于是，人品自然进入笔墨的范畴。

早在元代之初的赵盂頫就指出：“结体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因时相传者当指形式面目。千古不易者当指精神实质。黄宾虹说得更为直接：“章法屡改、笔墨不移。不移者精神，屡改者面貌耳”。这里有两个名词概念需要弄清，前者的“结体”与后者的“章法”当属同一“笔墨”范畴。黄宾虹将章法同笔墨分开讲，意在就笔墨的“变”与“不变”的层面来说明。实际上笔墨在整体上是一个统一不可分的概念。王国维论绘画，说布置属于第一形式。使笔使墨属于第二形式，中国画的“笔墨”就是表现“心目界之所有”的这两个形式。它既是工具又是目的。可以说“笔墨”兼本末、包内外、是表里、心物的和谐。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是精神的具体化。“笔墨”作为中国画的“言语”。就艺术表现和鉴赏来说。言既是物。表既是里。只是由于分析的需要才加以区分。实际上如庖丁之解牛，技术与精神如何能够分开?因此说笔墨境界即为物我合一的境界。公务员之家:

艺术不是生活本身，当它发展到一个高度时。对其艺术形式的提炼就必然出现程式。中国画的程式是相对固定的笔墨结构的典型化。是一种高度成熟、精练的艺术样式。“程式”与“风格”在概念上有交叉之处，如画史上的“曹衣出水”、“吴带当风”、“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等，说的既是风格，也含程式。如果说风格是“道”那么程式就是“技”，也是“技进乎道”的必由之途径。

中国绘画范文篇6

【论文摘要】中国绘画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且经数千年不断丰富、革新和发展，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丰富多采的形式手法，形成了独具中国意味的绘画语言体系，它独特的艺术精神和表现手法已成为东方艺术之代表，其艺术特征除了有“视觉艺术”的共性外，还浓缩了中国文化的许多特征，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精神。

中国绘画的传统渊源流长，历数千年而不变，蔚为中外画史之奇观。而且，这种传统的深刻与持久，随着时间之推移，其内容和形式经过不断的融汇、锤炼、积淀、愈益形成一种传统的伟力，愈益鲜明、精纯而独到。以至许多方面均难乎为继，而令创新者久久束手徘徊。透过这些表象，我们可准确无误的识别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绘画已形成的独特审美符号，领略到中国绘画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绘画的研究中，一些学者都不约而同地从中国的经典哲学里，找到了绘画美学的起点，看出了中国绘画所包容的哲学深度。

南朝刘宋时期的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指出：“圣人含道应物……山水似形媚道。“以形媚道”即是说明了绘画是以物象的“形”来反映这种哲学思考的。“道”字在老庄哲学中是一个自至关重要的词，它作为老庄则学观念中最核心的概念，表述着极其复杂和抽象的哲学范畴。客体的实在不是艺术表现的目的，而只是一个中介物，力图表现的是冥冥之中的“道”或“天”。客体(山水、人物等等)只是一个载体，一种符号，关键在于它所表征的“道”。而绘画则能表现一种“非方非默”的状态，能把它描绘出来。因此，中国绘画被看作是表现“道”的一种最有效的形式，它能在有限的空间里迹化出“道”所阐译的哲理。

因此，真实地再现客观对象便从来也与中国传统艺术无缘。PF杰拉德直截了当地说，中国艺术虽擅长于山水画，但并不着眼于描画任何现实的风景，而是根据源于现实而又包含着象征和哲理的灵感，进行富于想象力的创造。

老子哲学中所具有的某些朴素辨证法思想，如“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即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万物交感运动的观念，都曾渗透在中国绘画的表现技巧中，并被广泛的应用。在中国绘画的创作过程，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下笔运作时，提出“存心要恭。落笔要松”：在处理客观物象与主观理性关系方面，强调“似与不试之间”，得“不拭之拭”：在画面布局技巧上，要求具备宾主、开合、聚散、疏密……等关系：在笔墨技巧上应体现运笔的轻重、起伏、疾徐，用墨的浓淡枯润等等。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的绘画语汇都直接起源于谈论哲学和宇宙观的用语，虚实、气理、向背、心意等。

能体现这些辨证关系的经典之作是《石涛画语录》。

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中国传统艺术的实质是道家精神，道的特征与天地之美的契合，这庄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正不折不扣地是魏晋南北朝问中国艺术史上山水题材的勃兴的思想渊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老庄那里，充满了对天地之美的热情赞颂，和对与天地之美相牟的独立、自由的理想人格的倾心向往。从艺术审美意义上看，它集中体现为以人情观物态、使自然人化的思维方式，并把与自然精神的契合作为审美的理想追求。追求主客相融的审美境界，注重表现主客体的生命精神，轻视对物象外在表象的摹仿。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绘画追求天地之大美，着力表现天地万物的生机活力，表现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生命情调，表现这种大化生命的宇宙精神。因此中国传统绘画注重体现生命、生机，追求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范畴，对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绘画从南齐谢赫的“随类赋彩”到剂浩提出的“水晕墨章”，很明显是一个由重视色彩表现到重视水墨表现的绘画观念转变，这就是阴与阳的哲学思维主导下的特殊色彩意识。

“运墨而五色具”的思想是中国画的一个传统，“墨分五色”——这一色彩魔方吸引了无数历代画手。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中国哲学的玄想思维的作用。应该说，水墨世界从真实感上言是无色的、虚幻的，但它却因此而具备了一种独特的“无色之色”，是十分哲理化的表现，具有特殊的“理趣美”。用相对单纯的黑白(纸地)色来表达天地万物、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概括力。

中国绘画中的儒学因素，过去人们往往只用“成教化”、“存乎鉴戒”来解释儒学的艺术功能说，是很片面的。其实，孔子是把艺术更多地视为白反自修、成就人格、求仁得仁的内省功夫的一部分。于是，我们看到，孔子儒学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是循着一条这样的原则的：关注人伦事物，但不曲意媚合强调个体独立价值和个人内心情感表现，但不宣扬“个人主义”：提倡推以及人的方式对忧患有自觉的认识和敏感的体验，但不渲染，不夸张，不愤激，而保持达观、平和的态度和勇于牺牲的现身精神，这里面闪耀着人文理想的光辉。作为一种传统，它对忧患意识的偏爱和对敦厚之风的执着，把艺术表现意识导向了沉郁、豁达、宁静、超脱的内在境界……这或许是孔学儒家对中国艺术传统的形成的最大影响。因此，在中国绘画的表现中，有时既强调变化，也注重和谐，绘画语言虽有起伏，但不张狂，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打动力，但格调平和，合乎法度，显然是儒家“中庸”思想在绘画表现中的具体体现。

中国绘画所表现出的空灵旷远的意境，富有哲学的思索，最终使人感到自然天成、不可言状的生动气韵，禅宗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南北朝的宗炳到清代的八大山人，其中画史上重要的画家大都将禅宗封为圭臬。宗禅要求“不立文字”、“以物观物”，靠的是直觉的领悟，无需理智的分析和那种相互对立、比较的感受。这把中国土夫文人对自然、对人生的审美观推进到更奇异、更神秘、更空澈晶莹的世界。更沉迷于对宁静、淡泊的审美境界的探求，和对瞬间即是永恒的壮阔幽深的宇宙情感的体验。它在对中国绘画的影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静默观照”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借助于自然、简练、含蓄的表现手法，使画面的意境深远、耐人寻味。以疏简、草略风格独立于中国绘画之林的“减笔”画风，其形成可以说直接源于禅宗思想。最能体现禅宗精神的是宋代的“减笔人物画。其笔势粗阔、减练豪放，墨色浓淡多变，不拘于形。但由此而表现出的视觉形象却流露出一种“笔情墨趣之外”的丰富内涵这些作品如同禅家解经，并不关注客观现实是什么，而旨在通过疏逸的“戏墨”追求禅的境界，追求自我的解脱。所以，“画贵有禅趣”，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绘画于禅宗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对中国绘画品评的一种标准大大地扩展了中国绘画的表现深度。

中国文化的民族心理是“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终归“道器不二”、“心物不二”、“物我相忘”、“天人合一”。故而中国画的传统也是不离此道。在客体与主体真实与虚幻、自然与人生、物质与心灵之间找寻一种平衡和整体性的和谐。公务员之家

中国文化宏深而博大，在众多丰厚的文化质点中，无论是哲学，还是书法、诗文、戏曲等等，中国绘画都与他们息息相关、辉映交融。法国华裔汉学家弗朗索瓦一陈曾经说过：要想看懂一幅中国画，必须具备高深的文化素养。它不仅道出了中国绘画在中国文化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而且，看出了中国绘画很大程度上浓缩了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

中国绘画是一个白成体系的艺术领域。它的观察方法、表现方法和画面的视觉效果，都迥异于西洋绘画。“笔墨”作为构成中国绘画独特美学品格的外在符号，有着相对完整的审美价值。中国画画家作画时，有时仅用一只“单纯”的毛笔，蘸上看似黑团团的墨色，在具有一定渗透感的纸、绢上，或疾或徐地有节奏地挥动，即可迹化出一幅变幻多端、形神兼备的视觉形象。作为交流思想情感的绘画语言——“笔墨”，随着中国绘画艺术的日臻成熟，已从材料工具意义上逐渐脱离出来，具有了独立的审美意义。而且“笔墨”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绘画“形式”本身它的形成反映了中国绘画高度概括、凝练的艺术思维能力。在表述媒介方面，“笔墨”从一开始就烙印上了中国文化“以简驭繁”的特征。中国画注重“传神”，无论是人物、山水花乌，“传神”是对中国画艺术提出的总体准则，“以形写神”其实就是“以形媚道”，把对象表现生动有神只是一种技术手段，与道契合才是最高终旨。中国绘画所注重的“表现”，又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思维特征。中国画画家对自然物象时，注重的不是如实的“再现”对象，而“撷取的是物象与情感因素交融之后在脑海中再度被唤起的、‘主观化’的、改变了的表现”。所以作画时它要求“沉思冥想，”把人引入一种物我交融的境界，强调的是主观意兴的抒展自我情感的表达。所以“韵外之致，象外之意”，即是对中国绘画艺术思维方式的概括。

中国绘画与书法都以中国文化为生长背景，书法是以有限表现无限的“写意”的美学思想为指导的艺术，其审美价值不是对具体字形的刻意的描摹和再现，而是对其改造过了的概括的形象，文作者的抒情、写意和对作者与观众的诱导，启发和暗示一种意象联想而创造的线的空间结构的形象，是一种表情达意和象征的艺术，这一点对中国绘画影响至深，由于书法艺术在历史上成熟较早，南北朝时期即已五体俱各、法度完善，书家辈出，而绘画则晚于书法而成熟。很明显书法艺术丰富的表现技巧和原则，必然会渗透到绘画中去，而成为中国绘画艺术成熟的重要营养。“永”字八法，是古人以“永”字八笔为例，讲书法用笔法则，即侧、勒、努、磔、策、掠、啄、超八法。历代画家也无不注重以“书”八画。中国绘画能如此地消化这些养料，主要取决于书画相同的材料工具媒介和近似的点、线构成元素上。

对中国绘画“诗意”的提倡，是中国绘画的另～审美意向。中国绘画对“意境”的追求，特别是画中“诗意”表达，在唐代前后一直未被提及，虽然当时的文人画家们诗文修养极高，像王维等人的绘画作品，就已经“画中有诗”了。但是，它还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然而，到了以“郁郁乎文哉”而著称的宋代，把诗的“意境”引入绘画之中，追求画面的“诗意”，即已成为当时绘画的主流。像苏东坡、黄山谷、米芾等人，都是极力倡导“以诗为法”的文人画家。这就大大提高了中国绘画的“文化品味”，也大大丰富了中国绘画的文化底蕴。

中国诗极重视“意境”的表达，素以能引起读者想象、触发读者联想为上乘。许多优秀诗作各具特色，风彩迥异，情味相殊。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的壮阔：有“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杜甫)的寒凉：更有“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放。这些诗句，的确构成了引人人胜的“意境”。得之于“心”的诗句的“意境”和画的“境界”，有着许多的共通之处。诗与画在表现中，并不都局限于状物写形，往往超越视觉范围，重视视觉以外内容的传达，即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要求画家作画时“如骚人赋诗，吟诗性情”，将画家的诗情容入绘画“意境”之中。这种使绘画“诗化”的趋向，为中国绘画的表现注入了新的活力，并逐步成为占领统治地位的绘画审美标准。

中国绘画流派纷呈，从所掌握的阶层中，有宫廷绘画、文人绘画和民间绘画。然而，代表着中国绘画主流的文人绘画，为我们展示的则是“修身养性”的思想境界。文人画家大都释道老庄、陆王心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哺育出来的群体。他们对诗意、书意、画意之间意、韵、美的共同性具有深刻的理解。形成自己独有的一套审美品评标准。所谓雄浑、飘逸、清丽、闲适、幽澹、矿远、冷僻……这些概念的确切含义几乎都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没有相当深厚的诗文的熏陶与感染，很难领略得透彻。他们不象民间画家那样多半为生计而画，也不象宫廷画家那样奉旨行事。作为一种精神解脱的“清玩”，主旨是把绘画看做排遣情怀的一种方式，它即重视艺术本身的价值，更重视创造艺术的人格，无疑是中国高层精神文化生活追求在绘画上的沉淀。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绘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绘画浓缩了中国文化的许多特征，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可以说：整个中国文化的灿烂历史都与绘画艺术息息相关。不了解中国绘画，就不可能真正领略中国文化的悠久和辉煌。

参考文献

[1]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2]南齐谢赫古画品录[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

[3]贺西林中国美术史简编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中国绘画范文篇7

我们生活在经济突飞猛进和文化滞后的背景下,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造成了精神上的危机。这种精神危机让我们必须思考中国的当代艺术历史与当下的中国艺术创作队伍。中国的史学界和艺术史学家把中国的当代艺术确立在新中国成立至今。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美术史揭开新的一页。当代美术界和社会公众在长期的创作、评论和研究中,逐渐形成中国当代美术特定的内涵和外延,事实上,中国当代美术可以说是从后的“伤痕美术”开始,带着对曾经或时下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和深刻反思进入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八五”新潮美术以后,在西方现代美学思想和美术思潮的影响下,一些思想活跃的美术家以西方现代美术为参照系,创作了一批带有前卫、新潮性质的作品,表现了对现实社会的怀疑、恐惧和批判,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呐喊、针砭和思考。那么,中国的当代艺术创作是否与绘画需求等同呢中国人的创作激情,尤其是自我内心的表达是根深蒂固的,这从中国传统的绘画,到近代的学习西方绘画的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也就是中国的艺术家必须强调自己的立场,独立思考绘画的语言,而不是单方面的突出当下某一个时期内的历史线索表象,中国的当下艺术不应该被商业的、模仿的、低俗化地艺术表象导入,一时的市场跟风绝对不是艺术价值的归宿,而只能成为艺术现象,供其观摩。处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绘画语言的产生与形成,不应该继续沉陷在当代艺术的领域里,不能再运用自我情绪的表达作为艺术的个性诉求。艺术创作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应大力弘扬和突出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大发展大繁荣及和谐社会的建设。

其次,所谓的新绘画,是强调不过激性、传统性、流行性、商业性的艺术形式。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思想也在不断地变化,我们的新绘画是处在一个自我存在的“新”,是生活状态的“新”,并非绝对超越前人的“新”,是在新时期自我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的表现,是新在观念思想上。只有立足了“新”,也就有了“新”的发展,这样的“新”才能为中国的新绘画语言找到独立的定位和身份。

至于说边界,应该说是与“新”密切相关的。绘画创作如果超越了绘画的边界,就不仅仅是绘画语言和形式的突围,而且是进入到多媒介的绘画语言和形式的领域中,甚至不乏把绘画看成是整个艺术表达的一种手段。绘画不是目的,是多种艺术语言的一种方式,这样的绘画才叫做“边界”的突围、突破、突击。当新绘画与其边界的问题被提出,就意味着这一切的绘画定义都要重新确立,而不仅仅是绘画的问题,而是当下的整个艺术问题。我们都把它叫做“总体的艺术问题”,也就是绘画不再是绘画本身,而是进入全面的表达欲望的艺术总体中。从立体建构到流动影像的采纳,都是新绘画思考维度,是打破绘画的静态僵局的一种尝试。凡是沉浸在原有绘画模式与方式的绘画,并不能以新来命名,即随着新的时代开始,绘画像其他艺术媒介一样,并不能脱离社会时代的具体性,这时候历史要求于绘画的,是绘画如何思考的问题。但是,新绘画艺术不是为了画出一个好看的画面,而是为了转变我们对自然的感知方式,更为丰富地表达当代人的内心世界。我们的许多艺术家有着更为优越的传统艺术资源,可以在中国画写意性的表现中,将气韵生动的东方美学精神渗透到画面的结构与用笔中,超越传统的东方神秘主义,呈现出一种新的绘画意境。而新绘画让现代知识分子找到了自身的创造权,从一种高度的智能意识和纯粹的视觉元素的把握,产生了从未被认识到的画面构成。

中国绘画范文篇8

6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历时十年的时期，更是架上绘画的黑暗时期，政治绘画几乎占据了整个艺术界，以“高、大、全”、“红、光、亮”的表现手法歌颂领导人是那时文艺工作者所必需的理念，由于当时的“当代艺术”和“前卫艺术”的概念尚未从西方传入中国，加上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环境，很多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都很小心翼翼，贸然的创新只会被加上“反革命”的帽子，所以这个时期基本上没有自由的艺术作品，绘画带有严重的政治特性。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迅速发展，中国架上绘画开始呈现“百花齐放”、“解放新思想”的热潮，很多文艺工作者开始接触外来文化，并从中吸取养分，他们渴望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大胆的创新，无论是技法、观念、题材，甚至到表现形式，都需要注入新的观念。

80年代的中国，传统架上绘画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艺术家们总会在作品的精神本质和表现形式上寻找突破性，而这正值是装置艺术开始影响中国的时期，在众多观念艺术的影响下，一些传统艺术家或索然走向装置或开始对架上绘画的观念、表现对象、表现形式、视觉效果做大胆的尝试和改革。其中改革最为明显的艺术观念、表现形式都与西方流入中国的前卫艺术有着极大的关联。装置艺术在中国有如此大的影响，并且还得到认可和容纳，有其内在的因素。一方面，当代国际艺术的整体性发展是世界艺术史的必然规律，对中国艺术家的刺激和推动也是必然的；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达、国人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增强，社会结构中的某些方面的观念也呈现出工业或后工业时代的趋势。所以，装置艺术在中国还是有了长足的发展。

装置艺术是当代中国现代前卫艺术中重要的艺术样式，它的美学特征是以对传统艺术的反诘与超越为其特征的，此思想热潮很快波及传统的架上绘画，很多传统的绘画创作者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关注绘画自身的发展问题，在其绘画语言、视觉形式、表现题材上大胆突破，融入大量空间艺术的视觉元素来表现自己的作品，通过对前卫艺术的解读与分析，来改革传统架上绘画的艺术形式，使架上绘画具有时代性的特征。再者，前卫的视觉形式与创新的观念正是架上绘画所追求探索的时代象征，它代表的是作品与时俱进的审美准则，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必须在拥有前卫观念的情况下，将与时俱进的视觉形式展现给观众。随着中国文化、经济走向世界，形形色色的西方前卫艺术也在中国艺术家们的推从下慢慢流向大众社会，并形成有力、有影响的文化意象，有的画家选择了装置艺术的观念，有的画家敏锐地把握了装置艺术中的形式美学的意蕴，也有的借鉴了装置艺术空间视觉效应。总之，装置艺术所呈现出来的形式、空间、观念、甚至色彩都已被画家们广泛采用，使架上绘画的表现空间逐渐加大，开拓出新的视野，这也必是所有画家们所孜孜以求的目的。

近些年出现的当代架上绘画，特别是当代油画创作已经充分向我们证明：伴随着文化背景的巨大转换以及外来文化与新媒介艺术的巨大影响，一种更新的创作方式已经迫不及待的展现在众人面前。90年代初，以石冲和冷军为主的画家群体开始用架上绘画来表现根据自己的观念制作出来的装置作品。石冲在90年代初创作的一张油画作品《行走的人》就是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当代架上绘画作品之一，它是先由一个观念到装置，再由实物转向画面的过程。以创作此画为例，在前一阶段，石冲更强调的是以象征性的图式符号隐喻生存的荒诞与无奈；而在后一阶段，石冲则重在以非同寻常的想象力与高超的技巧来处理架上绘画的真实空间与幻觉空间这一现实命题。作品中的石膏人物是石冲根据真人翻制的，其处于行走状态中，不仅目无表情地直视着前方，还双手捧着一条被晒干的鱼。这种装置性的绘画作品，以逼真描绘的形式表现甚至会使人忽视画布的二维平面性，而那僵硬冷漠的石膏“人”则在观众眼里变成了不可思议的真实；按照他自己所说的“我试图在不丢开架上绘画的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输入了装置、行为艺术的创作过程和观念形态，从而创造出‘非自然的摹本’。”

中国绘画范文篇9

论文摘要：装饰绘画汲取了优秀的中国及世界传统文化营养，使得其具有特殊的艺术价值和生命力。"下文化艺术处于多元化格局的大文化语境之下，把握时代的脉搏，以现代的全球化、多元化文化观念，以及后现代主义、和合的审美视角来审视装饰绘画的认识观，具有现实的社会价值。

一、装饰绘画本体语言的内涵

沈柔坚先生说得好：“任何一个画种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强调特点为的是能更好地认识和掌握它的规律性，求得更充分地发挥它的特殊效果。”的确，任何一个画种都有自己的特点，装饰绘画是一种既现代又传统的艺术形式。我国装饰绘画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历代的新陈代谢，新旧交替，从远古时代的彩陶，商周的青铜器，春秋战国的漆器，到汉代的像砖，魏晋至唐宋的敦煌壁画，明清的民间木版年画……上下几千年，形成了我国装饰画独具风格的艺术传统。装饰绘画脱胎于装饰艺术，它之所以能越来越受到关注，在于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意趣，即装饰画的本体语言。装饰画的语言包括“求变”的语汇，即寻求“变化”的构成元素；求美的“语法”，即追求形式美的法则；求合的“句式”，即综合多变的表现方法，三者的有机结合，焕发了装饰绘画的独特魅力。

二、装饰绘画的语态认识观

装饰绘画灵魂是求美，形式美感高于一切，即形式高于内容。这正是装饰绘画区别于其他画种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装饰绘画艺术功能在各种绘画中比较起来更长于歌颂、象征、启发、诱导”…的原因。正因如此，装饰绘画被有些人认为是肤浅的，缺乏崇高的审美理想，而难登大雅之堂。艺术就像一个大舞台，各种艺术形式就像不同的演员，它们在艺术的舞台上极尽能事表现自己，目的是在愉悦中教育观者。在这里，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任何一种客观存在的艺术形式，都有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条件，当然这是以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前提。

现代科技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应用，使得“全球化”的生存趋势也影响着艺术领域，艺术语言、艺术风格趋向国际化、多元化，而多元化、民族化的文化特征，使得装饰绘画在现代社会显示出特有的生命力和特殊的艺术价值。装饰绘画有它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语言形式，审视装饰绘画的语态认识观，具有现实的社会价值。

1．装饰绘画的“现代”时态认识观

“现代”时态的语态认识观，是将装饰绘画的语言，放置于当下的时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使装饰绘画的本体语言保持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装饰的风格是以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中心思想为基础一～诸如宗教、哲学、王权、风俗、实用和唯美等意识形态所产生出的装饰艺术，往往会形成一种不同于前一历史时期的艺术风格。已故工艺美术家陈之佛先生曾说：“装饰艺术即是思想的表性，故装饰亦与其他美术同样有其时代的背景。埃及时代的装饰，希腊时代的装饰，罗马时代的装饰，文艺复兴时期的装饰，王权中心的装饰，自然各自由时代思想为背景而表现出来的。”由此可见，任何艺术形式、美术样式都不能脱离当下的时代文化背景。要坚持装饰绘画的本体语言，就必须将其置于当下文化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只有坚持“现代”时态的认识观，才能更准确、更有效地反映时代的精神。

(1)全球性、多元化的时代背景

当我们穿着牛仔裤，吃着肯德基，喝着可口可乐，看着世界足球赛，挂在互联网上聊天、购物，欣赏着高清好莱坞大片，谈论着次贷危机、金融风暴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提醒着我们，在人们的13常生活中，正在发生着全球化的过程。“全球化”是一个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多维、复合的概念。全球化不仅带来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也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当代中国文化正处在全球范围的国际性文化交流的大环境中，中国艺术也在这样的语境中转型。一个民族的艺术想要得到振兴发展，必须吸收他种文化先进的、科学的、有益成份，经过异质同构，使民族民间的艺术获得新生。“当一项艺术开始拒绝向另一项艺术吸收营养时，它就开始僵化了。”丁韶光先生的重彩装饰绘画，就是传统中国重彩画与西方现代观念的完美结合。丁韶光先生的画作融中国线条、中国风格的重彩、敦煌主题，以及西方画家毕加索和马蒂斯创作中的平面变形人物于一体，形成了一种风格独特的现代装饰重彩画。由于有中国古代工笔重彩的传统技法、又有西方装饰绘画的韵昧以及世纪末分离派艺术的情趣，丁先生的现代装饰重彩画作品能为东西方普遍接受。

(2)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

后现代主义也是当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哲学思想潮流，它深受尼采、弗洛依德的影响，表现出深刻的怀疑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后现代主义艺术家试图突破传统审美法则的约束，淡化和消解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主张艺术贴近民众，大量采用大众传播媒介。在多数作品中带有某种戏谑的调侃的意味，带有强烈的娱乐性。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探索，实际上都是要求改变以往西方文化艺术“人”的“主体”和“物”的客体相分离、相对立的状况，以人们需要为本，进入“人”和“物”、“主体”和“客体”相联系，相融合的更高的境界。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同传统文化的联系，在其创作中，传统被引用、被改造和重构，使之生成新的意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的装饰艺术吸收历史上各种装饰风格，汇集了各种文化、历史、美学和视觉语言的材料，表达出了从未有过的多种多样的方式；鲜亮色彩的不调和，在自然中看似矛盾的材料组合，奇异造型的堆砌，让材料自身说话，以表达个人情愫，使艺术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美国艺术家麦克·j·阿信布莱纳的作品常以玻璃、金属、麻绳以及树皮等材料制作，以表现“骨骼”为主，以此来象征战争之恐怖。他的作品通过综合材料和奇特的造型构成关系，给人的视觉和精神上带来强有力的刺激，风格独特、制作精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3)和合的审美趋势

自从“国家问世界”转变成了“全球世界”，许多知名学者提出了关于全球文明的见解，其中费孝通先生与张立文先生的学说最有代表性。费孝通先生认为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下，我国文化应在“天人合一”、’中和位育”、“和而不同”的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加上新人文精神的追求，促进世界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多元和谐共生状态；张立文先生指出，中国文化目前面临着人类共同的五大冲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不同文明间。他根据和合生存世界(地)、和合意义世界(人)、和合可能世界(天)的原理，提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用和合观来化解冲突、构建新文化。“和”即和谐，和睦，和平；“合”即融合，结合，合作；“和合”即是两种以上不同要素的协调、结合、融合与和谐。和合包括了冲突和融合，冲突是融合的原因，融合是冲突的结果。这些不同的要素处于共同存在、共同生长的状态。

滕守尧先生在《审美文化与艺术生存》一文中指出了文化与艺术的关系，“一种健康的文化最终必然发展成一种审美文化，而审美文化就是以文学和艺术为核心的文化，就是物质生活不断向审美和艺术的层面提升的文化，也是真、善、美融为一体的文化。”张先生的“和合”的文化观建构了“融突”、和和愉悦、审美意象，以及审美体验的主客体、情与景、心与物、善与美的融突和合。这些和合美学要素的构成方式，是最具生命力的方式，是艺术创造和心灵境界的生命活动。但它们只有在融突和合中才能获得生命的存在、延续以及发展，“全球化”、“多元化”、“后现代主义”、以及“和合”的审美趋势，是装饰绘画本体语言的大语境，装饰绘画的本体语言要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就要坚持“现代”的语法时态。

2．装饰绘画的“主动”态认识观

装饰绘画本体语言的演进和丰富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它在不断地自我增益、完善中成为了语汇丰富、句式多样的语言形式，它不断以主动的姿态完善自我，作为主体的创作者也应以主动的姿态坚持装饰绘画的本体语言。

自然界的物种多种多样，才使得整个生物世界的生态保持着平衡；人类的艺术世界也因为不同艺术门类，不同画种各自独立的面目，才使整个文化艺术世界生机勃勃。纵观人类艺术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艺术门类都具有其它艺术门类不能替代的本体语言。同样是戏剧，话剧不能代替歌剧；同样是曲艺，相声不能代替小品；同样是绘画艺术，油画不能代替版画，水粉不能代替水彩，装饰不能代替装饰绘画。不同艺术门类的本体语言构成了艺术种类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根源，就在于客观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和人们审美感觉能力的丰富多样。装饰绘画以其独特的面目和形式，记载和表达了人类的情感，扩大了人类的审美感受，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如果装饰绘画不坚持自己的本体语言，而向某一大画种看齐，那它就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因为装饰绘画原本就是借助于别的画种的表现方式，由于具备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得以脱离依附，具有任何画种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装饰绘画如果放弃自身的本体语言，就等于放弃了装饰绘画本身。

装饰绘画在装饰艺术的母胎中经过了漫长的孕育，并且逐渐成形、不断完善起来的，正是由于充分发挥了装饰绘画在材料、技法、风格等方面的特性，才使得装饰绘画能从装饰艺术的母胎中脱离出来，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绘画表现形式。当代社会竞争十分激烈，现代人普遍承受着较大的心理压力，装饰绘画所特有的轻松、乐观、唯美，正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们的压力，释放不良的情绪。试想，一幅冷色调画面、图形简洁明快新、线条圆润优美、微微流动而有韵律感的长形现代装饰绘画作品，置于工作节奏快、严谨、高效的现代高科技企业的办公室、会客室、休息室内，人们会产生惬意、舒畅、平和的心情，起到了缓解现代工业环境下的人们的紧张和不适感。再如，将质地粗矿的大型纤维艺术品，缀以自然属性的竹材、木块、或粗陶、石块，搭配色彩不同的织物，作成装饰壁饰作品放置于某人工智能齐全的现代化办公环境中，就会打破单调、冷漠的人工化的空间氛围，激发出人们对自然的追忆，产生返朴归真的亲切感。这说明装饰绘画的本体语言以及由本体语言而产生的独特审美魅力，在当代社会具有十分强大的生命力。装饰绘画的本体语言蕴涵着巨大的审美价值和旺盛的生命力，因此，每一位从事装饰绘画创作的工作者，都应充分发挥装饰绘画的特点，在当代“全球文化”的大环境下，坚持装饰绘画的语态认识观，并将它运用于创作中。

中国绘画范文篇10

一、文化心理结构的一致性

(一)题材选择结构后果的趋同

中国古代，视人为自然之子，“天人合一”即是古人与自然之间通畅、和谐、完满、契合的态度和对生命精神的自由体验状态。春秋战国后，儒家典型代表人物孔子有“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汉代刘向的《说苑》中也记载了一段以水比君子之德的论述。其中元代画家倪瓒的《六君子图》画上有黄公望等人的题诗“居然相对六君子，正直物立无偏颇”，就表现了“比德”的审美观以及对自然伦理的追求。在张扬个性的魏晋玄学的推化下又发展为“畅神”的自然审美观。“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招隐诗二首》)左太冲所言的“山水清音”不仅触发了士人纵情山水、经日忘归，也使其探寻生命意蕴的旨趣发散到文艺领域的各个角落。于是乎文道画艺，山水诗文无不以追求动人的生命节奏为上。唐代文学家王维在《山水论》中将山水之神称为“气象”，其诗《山居秋瞑》:“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孟浩然的《宿建德江》:“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等往往皆是“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1］242。使得情景交融，物我两忘。宋代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画意、境界时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为何山有如此之“意态”，那是因为“看此画令人生此心……此画之意外妙也”。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大部分以山水为题材的诗和画，都表现了“畅神”的审美观。

(二)常规意念上的融通

由于中国艺术精神的自觉，主要表现在文学与绘画两方面，使得这两种艺术相辅相成而成为千载史实。画家涵蕴着的思想感情，每因题诗而得到倾诉，构成了文学与绘画在创作主体常规意念上的融通。古人刘勰也讲:“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2］朱熹在《楚辞集注》中就提到“托物兴词”，后代则有“观物有感焉，则有兴”［1］187。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文人画梅、兰、竹、菊“四君子”等植物，借物抒情、托物言志，具有“诗人感兴，不必定理、定情，景逐意生，境由心造”先言他物的意念上的融通。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常规的心理状态和艺术意念，也形成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互补性人生趋向。如宋亡后的爱国诗人兼画家郑所南所画的一幅“寒菊”上题有:“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诗句。由此可看出，文学创作主体乃是缘心感物的过程，同时也就不难理解诗人张鹤野为石涛所画《渔翁垂钓册页》所题绝句:“寒夜灯昏酒盏空，关山偶见图画中，可怜大地鱼虾尽，犹有垂竿老钓翁。”经此一题，石涛那种国破家亡的心情便跃然纸上了。

二、艺术存在方式上的交叉性

中国人的宇宙观念、时空意识与西方人有本质的差别。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文学(主要是抒情文学，尤其是山水诗)在艺术形象的存在方式上达到了时空一体化的艺术境界，这也是我们对其艺术形态做符合民族文化特质的审视和界定的原因。

(一)时空一体化的艺术境界

中国人的宇宙观念是由时间的节奏(一岁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率领着空间方位(东南西北等)表现在秦汉的哲学思想意识里。而中国文学的主体是诗歌、散文，突破了艺术世界为它划定的疆界。诸如唐朝诗人王维的《汉江临眺》:“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韦应物的《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些山水诗由诸多景点连接在一起，远近相形，俯仰相应，动静相生，分明是以视觉的位移牵引和转动着一个个瞬间的静态的画面空间。

(二)散点透视的章法

《易•系辞下》云:“仰以观乎地理，十幽明之故。”中国的山水诗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广阔视野展现了一幅幅仰视俯察往返流动的全景观照的画卷，完全是散点透视的产物。以表现自然山水的宋朝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更是将千里江山开阔的景致集于一画之中，使之“咫尺有千里之趣”。画幅不大，但方寸之中乃辨千寻之峻，所表现的范围和境界即使是千里江山也可以尽收眼底。另有李白的《下江陵》:“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构图章法更是如此。中国古代文学与绘画创造的这种富于诗意的、流动辗转的、渗透时间节奏的“散点透视”空间，在艺术存在方式上可说是时间化了的空间艺术。

三、审美观念范畴的契合与形态的互补

(一)审美观念范畴的契合

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通天下只是一“气”。气作为一个美学范畴是由文学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文以气为主，气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气韵生动”的命题是南齐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刘勰也在《文心雕龙•原色》中云:“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另有宋画家郭熙的《林泉高致》、清画家邹一桂的《小山画谱》，均从画家作画的角度谈过气韵的体现与运用。然生命精气，宇宙元气，书卷灵气，又与诗人画家的性情息息相关。例如曹操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苏东坡的“大江东去”;等等。诗歌属于韵文，“舍气无以生韵，舍韵气则贫乏无味，甚至是一种死气”［3］，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因此“气韵”作为一个法度的确立，由美的理想，美的经验参与的美感心理迹化的一种高效率性、和谐性、活跃性境界的追求。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意境”成为文学与绘画一致的最高审美追求。唐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亦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已而补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南齐画家谢赫提出的“取之象外”又引发了唐代诗歌美学中“境”的范畴的出现。如唐刘眘虚的《阙题》:“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李商隐的“残阳西入崦，茅屋访孤僧。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意境”更是融作者的诗心，诗境与画景———“情与景会，意与象通”而形成的一种境象。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明确提出山水画“画意”“境界”，但因境而类，朝暮阴晴，雨露风霜，万境有别。“意境说”由清末民国初年学者、美学家王国维将其系统理论化。由此可见，无论诗与画，“意与境浑物我并存”的“意境说”成为文学与绘画一致的最高的审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