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体制范文10篇

如何将股份制的董事会领导下的负责制、监事会的监督约束与企业经理的中心地位、企业党组织的核心作用、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管理等有机结合，又如何发挥各自的作用，增强股份制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和自我约束能力，武汉粮油食品贸易中心(以下简称“粮贸中心”)在几年的实践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现将我们调查的情况介绍如下:

一、具体做法

粮贸中心是1984年底由湖北省、武汉市粮食部门的倡议，得到部分省、市粮食部门赞同，经商业部批准，联合组织的全国粮食行业中最早的一家股份制企业。投资入股的单位由创建初期的6个省区的36家企业发展到目前的15个省、区、计划单列市的63家企业，拥有股金1486万元，股东大会为粮贸中心非常设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为股东大会的执行机构。粮贸中心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实行经理负责制。现有职工570人。1987年3月，武汉市委、市政府按照股份制企业的特征和企业的具体情况对粮贸中心实行间接管理:粮贸中心行政关系归口市商委实行行业管理(1989年调整为市粮食局管理);党群关系娜归到所在地的江岸区委实行属地领导管理。企业可以直接向市工商、税务、银行、物资、劳动等部门办理有关事项。按照《粮贸中心简章))的规定:“经理是中心的法人代表，••…在执行党和国家政策、方针、法律、法令的前提下，行使经营自主权、机构设置权、人事选聘权、财物支配权、职工的分配奖惩权”，全面负责企业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从而确立了经理在企业的权力中心和责任中心的地位。对于经理的支持、约束也因此成为企业约束机制运行的出发点和重要内容。粮贸中心围绕经理的中心地位初步建立了企业的自我约束体系。企业党委、职工代表大会和以党委为核心的监事组，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从多层次、多角度，调动企业的多种因素，按照股份制企业的特征，实行对企敢经理和下作人员的全面约束、监督。

(一)企业党组织的政治领导、监督保证。粮贸中心组建后不久就成立了临时党组，1986年成立了企业党委。党委成立以后，积极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围绕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履行监督、约束的职责。

1.维护企业经理的中心地位，把握企业的方向。粮贸中心的党委和经理属于两个不同的组织结构。经理由董事会聘任，经理的中心地位由《粮贸中心简章》所确立。这就要求企业党委要更善于处理关系.更加注意自己的工作方法。党委成立以后，不充当企业的领导者和决策者，尊重经理的中心地位，维护经理的权威。经理的一些重大决策主动与党委成员通报，征求意见;党委成员积极维护经理的决策，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琉导和政府有关部门联系的渠道，为经理的工作创造宽松的环境。党组织的监督约束不是针对经理个人，而是从大处着手，从全面出发担负维护国家、企业和职工利益的责任。党组织始终把坚持企业经营管理的社会主义方向放在首位，了解、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特别是与企业改革密切相关的重大政策、法规，及时组织党委成员(经理也属党委成员)和行政领导干部学习、贯彻，监督企业领导和工作人员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遵纪守法。对此，现任经理深有感触地说:、“有了党委的把关、撑腰，有了恰如其份的监督和约束，我感到决策更加稳妥，政令更加畅通。”

2.以党委考核为基础，确保经理正确行使人事任免权。粮贸中心党委在不违反《粮贸中心简章》的前提下，运用党的组织优势，建立干部考核体系，为经理的人事任免提供良好的条件。1990年3月，粮贸中心党委制定了《关于干部管理的若干规定》，规定:粮贸中心的干部管理，原则向下管一级。各单位正、副经理，中心各室(科)正、副主任(科长)以及相当职务的行政干部，由党委推荐或总经理提名，党政领导集体研究，由行政任免，党委和行政共同管理。当党政对具体的人事任免发生分歧时，双方都采取谨慎的态度，有时采取暂缓作决定的办法，等条件成熟了再议。3.健全廉政制度，规范经营行为。党委坚持和提倡克己奉公精神，要求职工在企业创建之初举步维艰时，更要对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负责，自觉抵制和纠正业务交往中的不正之风。工98了年，粮贸中心党委制定了义关于领导干部执行党的纪律的若干规定》，1986年初，党委又建立了举报制度。这些规章的建立，促使领导干部加强了自我约束力。中心经理、副经理等因公外出，有时受到业务往来单位超标准安排住宿和购买车、船票，回来报销时，都主动自付了超标准部分。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加强和完善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能力；需要完善社会三大部门的平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需要减少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行为，完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

关键词：和谐社会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监督与制约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观点和“度”的观念。辩证观点认为，一切事物的矛盾，不但是相克的，而且是相生的。只有对抗性矛盾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关系，而我国现今社会整体上是非对抗性社会，社会矛盾普遍存在相生、互利、共赢的关系。矛盾一方的存在和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的。例如要快速建设城市和工业，必须更好地建设乡村和农业；要保持东南部快速发展，必须同时大规模开发中西部；要鼓励更高效率，必须实现公平；人要更长久地利用自然资源，必须同时更好地保护和造就自然资源等等。要解决好这些矛盾，达到协调、均衡、共赢、共享，显然政府在和谐社会中的角色尤为重要。加快政府管理创新，是促进和谐社会发展的保证和关键。政府作为和谐社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发展战略上要打破单一经济建设型政府的思路，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由一个管制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同时要充分认识和考虑不同群体和阶层的利益、公平公正地分配社会资源和制定社会行为规则，维护不同群体和阶层之间的和谐。

一、加强和完善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能力

公共管理是指那些不以营利(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旨在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调控活动。毫无疑问，政府对社会发展负有主要责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发挥着直接提供、资金供给和监管三种作用。目前我国公共服务实现了供给主体多元化，但存在覆盖领域窄、财政供养不规范、绩效管理不严格、过度市场化又缺乏严格的监管等问题。为此，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探讨提高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以保证公共服务全覆盖、高效率和高质量。

第一，行政人员应转变服务理念。在政府中，很少有人用“顾客”一词。大多数行政人员根本不知道谁是他们的顾客。他们只知道为领导、上级服务，而无视那些真正的服务对象。从理论上讲，民主政府的存在就是为公民服务。今天的时代已不同于工业时代，人们对政府提供的服务产生了怀疑，试图改变一切：成立各种委员会，制定新的计划，筹集资金，自愿服务等，这无疑对政府提出了挑战。为适应这种变化，政府应把顾客放到司机位置上。因为一旦顾客上了汽车，就只能希望司机把自己送到目的地，这是被动的。如果让乘客自己开车，他们就会选择自己的路线抵达终点。

【关键词】农民增收、金融政策、社会经济链 农民收入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基石，也是事关全国综合经济整体发展的基础。党的十六大提出“……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为完成好这一任务，我们从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角度，对此政策性、体制性问题进行相关研究，并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一）

按支出法统计的GDP由最终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部分组成。从1990年至2001年，我国GDP各大部分的贡献率平均比重为：最终消费占59.69%，投资占38.22%，净出口占2.08%。最终消费始终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目前，从国际上看，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美国“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后，全球金融经济形势动荡不安，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净出口已遭遇到严峻的挑战。一是净出口占全球净出口总额较小，且增幅减缓。2002年尽管自己与自己比出口增幅较大，但扣除加工贸易后真正的商品净出口只占全球出口总额的2%。2003年1至9月进口增幅高于出口增幅6.2个百分点，进出口贸易顺差仅为91.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54.3%。二是一些国家和地区采取以反倾销为主的贸易手段，抑制我国产品出口。从WTO成立的1995年起至2002年底，成员方反倾销立案2160起，其中涉及我国的就达308起，占立案总数的14.29%；2002年，WTO成员反倾销立案共276起，其中涉及我国产品的有47起，占立案总数的16.67%；2003年4月美国已把我国列入《2003年各国贸易壁垒报告》清单，1至9月，有15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立案42起，涉及金额10.7亿美元。三是出口退税率下调，将会明显降低我国的净出口。2003年10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决定从2004年1月1日起降低一般性出口产品和部分资源性产品出口退税率，按现行出口结构，出口退税率的平均水平将降低3个百分点。据有关专家测算，平均出口退税率每下调一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速将下降4.9个百分点。按此测算，平均出口退税率下调3个百分点，将会使中国的出口受到两位数的影响。

同时，我国投资与消费在发展经济中的相互关系与作用已发生变化，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已显得更加突出。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基本建设投资中的40%转化为消费基金后，居民随之将增加的收入几乎全部转化为购买力，而进入买方市场后，仅靠增加投资已不能有效拉动消费。进入90年代以来，消费需求相对于投资、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逐步增强，在我国社会总需求中，无论是按支出法计算还是按生产法计算，最终消费一般占到60%以上，是三大需求中份额最大的一部分。在GDP年新增额中，消费需求已成为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据统计，最终消费年新增额占GDP年新增的比重同样由1993年的48.98%上升到2002年的60%左右。因此，从世界经济形势发展变化格局和我国国情来看，扩大内需是必然的选择。

2002年末，我国内地共有2861个县级行政区划，县域内国土面积896万多平方公里，超过全国国土总面积的93%；总人口数为9.35亿，占73%，剔除县域中的城镇人口，农村人口约为8.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68%，已成为拉动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在力量。但由于收入分配不平衡，特别是农民收入增幅减缓，农村居民消费比重逐渐下降，致使覆盖最大的农村消费市场后劲不足，严重制约了整个消费需求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在我国居民消费中，农村居民消费的比重由1990年的56.3%下降到2000年的45.2%，而城镇居民的消费上升到54.8%；人均消费额农村居民由1990年的609元上升到2000年的2399元，而城镇居民由1288元上升到521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增长幅度从1996年的9%下降到2000年的最低点2.1%，在粮食价格上涨和务工收入增加的影响下，2001年虽反弹到4.2%，2002年上升到4.8%，但缺乏实质性发展后劲。2002年底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476元，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7703元少5227元，城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已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至5倍。

因此，从战略意义上讲，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已显得十分紧迫。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有金融资本这根血脉作支撑，而农村有效的金融服务是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业产业升级，扩展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生产收益，实现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内在动力，所以，研究农民增收问题必须要把解决好农村金融服务问题放在重要位置。

摘要：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概括了当前我省在对权力制约和监督方面进行的探索和取得的初步成效；分析了目前我省在对权力制约和监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提出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对策思考。

关键词：公共权力；制约；监督；体制；机制

中图分类号：D26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88（2003）12－0066－06

根据省纪委“关于落实省重点课题‘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研究’调研方案”的安排，我们课题组承担了“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对防止腐败、促进政治文明建设的作用意义”子课题。今年5月我们赴厦门、泉州、漳州、莆田、福州、南平等设区市及其辖区内部分县（市、区）机关、乡镇、社区，通过召开座谈会、实地考察、走访干部群众，以及向上述地区党政机关干部发放调查问卷（共发出1600份，收回有效问卷1560份，回收率为97．5％）等形式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形成以下看法：

一、当前我省在对权力制约和监督方面的探索和成效

一是对权力的本质和权力制约的必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传统观点认为，腐败与私有制相伴而生，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权力腐败问题。问卷调查表明，大多数干部群众已经不再盲目认同这样的观点，他们对权力的本质和腐败的根源，有了更加理性的思考和认识。在问卷调查中有82．6％的人认为产生腐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掌握权力的人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91．5％的人认为防止腐败最有效的手段是推进民主化进程，建立完善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建立政务公开、运作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同时，我们发现，多数领导干部能够从国家兴亡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来认识权力制约问题，普遍认为应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从体制和机制上确保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能够正常有效地进行。

【关键词】邓小平/权力监督/权力制约/民主政治

【正文】

权力监督与制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政治社会中，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权力的构成形式问题。只有将政治权力置于一个有效制约的机制下，才能正常合理地运作，才不至于使掌握并行使权力的人滥用权力而导致民主制度的破坏。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对政治权力必须进行监督和制约，凡是不受监督与制约的权力，必定会被滥用而导致政治的专横与腐败。在现代民主化进程中，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更是成为世界上各个国家共同面临的、同时又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中国社会长期奉行集权专制体制，革命胜利后，又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建立相应的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而使得传统的集权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被延续下来。而这种不受监督和制约的集权体制的恶性发展，给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造成了灾难性的恶果。“”的教训，引起了国人对这个问题的深刻反思。而作为带领中国人民从“”的阴影中走出，迈向现代民主社会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则是比较早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注：应当说，邓小平的思想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主要侧重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包括领导体制改革、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因为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主要是纠正“”在政治思想和路线方面的错误，拨乱反正；而80年代初期以后，则主要侧重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当然，在邓小平的思想体系中，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就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所以，有关权力监督与制约的问题，是邓小平在不同时期都始终予以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理论的核心部分。）可以说，关于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邓小平宪政思想和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核心部分。

（一）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对于权力制约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种种的误区。不可否认，权力制约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法学家最早提出的，其代表，便是以“三权分立”为基本模式的分权制衡主张。于是，人们一谈到权力制约，便立即同“三权分立”联系起来。而邓小平又说过：“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有的人也就因此认为邓小平是反对搞权力制约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邓小平不赞成搞西方式的权力制约体制，并不意味着不赞成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相反，他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坚决主张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并把这作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重要内容。邓小平在1987年10月13日的一次谈话中就曾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这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

对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是现代宪法与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原则，也是宪政与法治的精髓。而说到宪法与民主政治，资产阶级又是先行的。曾经指出：“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来的。”（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7页。）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关于权力监督与制约思想和主张的核心，就是如何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管理，加以控制，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乃至杜绝权力滥用的现象。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孟德斯鸠的这一思想，对西方国家民主宪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西方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确立了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并将权力监督与制约作为实行“法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权力制约机制。

摘要：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概括了当前我省在对权力制约和监督方面进行的探索和取得的初步成效；分析了目前我省在对权力制约和监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提出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对策思考。

关键词：公共权力；制约；监督；体制；机制

中图分类号：D26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88（2003）12－0066－06

根据省纪委“关于落实省重点课题‘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研究’调研方案”的安排，我们课题组承担了“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对防止腐败、促进政治文明建设的作用意义”子课题。今年5月我们赴厦门、泉州、漳州、莆田、福州、南平等设区市及其辖区内部分县（市、区）机关、乡镇、社区，通过召开座谈会、实地考察、走访干部群众，以及向上述地区党政机关干部发放调查问卷（共发出1600份，收回有效问卷1560份，回收率为97．5％）等形式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形成以下看法：

一、当前我省在对权力制约和监督方面的探索和成效

一是对权力的本质和权力制约的必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传统观点认为，腐败与私有制相伴而生，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权力腐败问题。问卷调查表明，大多数干部群众已经不再盲目认同这样的观点，他们对权力的本质和腐败的根源，有了更加理性的思考和认识。在问卷调查中有82．6％的人认为产生腐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掌握权力的人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91．5％的人认为防止腐败最有效的手段是推进民主化进程，建立完善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建立政务公开、运作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同时，我们发现，多数领导干部能够从国家兴亡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来认识权力制约问题，普遍认为应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从体制和机制上确保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能够正常有效地进行。

建立有限政府，切断行政权的无处不在

建立遵循正当程序政府，体现平等、公开、公正原则

建立责任政府，实现人治行政向政府行政转变

行政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行政机关管理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最重要的国家权力。由于行政权具有管理领域广、自由裁量度大、以国家强制力保证行使等特点，决定了它既是与公民、法人切身利益最密切相关的一种国家权力，又是最动态、最容易违法或滥用的一项国家权力，如不对其进行强有力的制约和监督，就有可能膨胀为恣意妄为的权杖。因此，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核心，首先是制约和监督行政权。

一、我国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尤其需要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我国由于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对行政权的依赖和对行政权的制约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缺一不可，又呈现一种复杂的态势。

近年来，国税部门腐败犯罪案件时有发生，一些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滥用职权、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挪用私分税款、内外勾结骗取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致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严重扰乱了税收秩序，危害了国家经济安全。为此，在新形势下，如何深入分析、研究和总结国税部门腐败犯罪发生的原因，抓住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以及案发的主要环节，从体制、制度的建立、创新入手，探索从源头上预防国税部门腐败行为的治本性措施和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结合近年来的调查研究情况，谈几点浅见。

一、国税部门腐败犯罪的原因探析

国税部门腐败行为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但究其根本原因则是税收执法权的异化。可以说，无权力，则无腐败行为，而税收执法权的异化主要是权力失控（权力过程缺乏有力的制约和监督）引起的，正所谓“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当前，导致国税部门腐败行为发生的原因主要是：

（一）思想方面的原因

一些不良思想和特权思想仍在左右着国税部门一部门人员的处理方法。市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使权力商品化经济化。国税部门或多或少的掌握着一定的税收执法权。当在失控或约束不力的情况下，受钱权互惠效应的诱导，国税部门的部门人员便会把手中的权力作为私有化了的商品进行交易，进而产生腐败。

（二）体制、制度方面的原因

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加强整体规划。逐步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反腐倡廉建设要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各项制度为重点。以提高制度执行力为抓手。抓紧重点突破。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实效。通过制度建设制约和监督权力，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党对权力本质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为什么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党是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就是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与其他非执政党派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并通过它来实现我党的政治纲领。能否对权力加以有效的制约与监督。直接关系党的形象和威信，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客观需要。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腐败的本质是公权私用，解决腐败问题就要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机制，防止权力岗位化、岗位形成的权力个人化、个人掌握的权力商品化，从源头上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保证权力正确行使，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国成功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一方面，要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另一方面，市场失灵等情况下，要及时稳妥地采取宏观调控手段，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健康运行。同时，还要特别防止一些政治权力非正常介入经济生活，造成市场机制扭曲和秩序混乱，侵蚀公共利益。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转轨时期，还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深层次问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和权利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对党和政府执政方式、领导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当前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还比较突出，群众意见很大，必须进一步强化公共权力意识，推动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二、应对权力运行的哪些方面进行制约与监督

党在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通过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建立健全巡视制度，近年来。取得了明显成效。党的十六大以来。有效地发挥党代会和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通过制定并颁布党内监督条例、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准则。制定并执行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四项监督制度等，进一步强化了对权力的监督。政府机关把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作为政府工作的三项基本准则，并以此来部署和开展行政工作。这些，为进一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打下了良好的工作基础。当前要以加强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监督为重点，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加强对权力授予过程的制约和监督。干部的选拔、任用、调配等环节上，继续实行“三推三考二调查一评估”制度，不断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合理确定参加民主推荐人员范围，全面分析民主推荐结果，增强民主推荐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推行差额推荐、考察、酝酿，健全票决制。扩大干部工作信息公开，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和严重违规用人问题立项督促检查制度。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等四项监督制度，坚决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加大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问题的整治力度。加强对权力行使过程的制约和监督。从加强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入手，进一步健全组织体制和程序规则，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防止权力滥用。紧紧抓住那些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最大限度地减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体制机制漏洞。加强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专项治理和监管。认真治理司法领域的突出问题，规范司法人员自由裁量权行使，加强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深化干部人事制度、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等方面改革的同时，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防范权力行为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非正常干预。加强对权力运行结果的制约和监督。严格执行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四项监督制度，对干部从严要求、从严管理、从严监督。强化组织手段，全面结合群众评价、社会舆论、干部考核情况，及时调整工作懈怠、不负责任、不讲原则的干部，使干部对职务、权力和责任心存敬畏。严肃党纪政纪，严厉查处腐败分子，坚持有案必查、一查到底、严肃处理，同时，充分发挥产办案件的治本功能，使干部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不想腐败。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四项监督制度等贯彻执行的监督检查，严格执行离任检查、离任审计和责任追究等制度。

三、怎样对权力进行制约与监督

摘要：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脆弱性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混合型脆弱性，既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银行市场脆弱性共性，又主要表现为体制性的脆弱性。随着非国有经济部分在我国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的逐步提高和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经济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四大商业银行的特殊脆弱性必然向一般意义上商业银行的脆弱性转换，其管理也纳入市场条件下一般意义上商业银行脆弱性的管理。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金融制度

一、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业特殊脆弱性的特征

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期间的特殊情况使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业不仅具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具有的一般意义上的银行脆弱性，还具有经济转轨时期我国银行特有的脆弱性，与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银行脆弱性存在根本差异，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脆弱性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混合型脆弱性，既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银行市场脆弱性共性，又主要表现为体制性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脆弱性，另一类是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制度转化和相应的摩擦、错位等因素导致的特殊的体制性脆弱性。

（一）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的体制性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信用的金融企业，只考虑在市场制度安排的既定约束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在我国，由于社会的稳定是经济体制渐进转轨的约束条件，基于社会稳定和国家政权存续的考虑，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国家所有的银行，其行为方式也必须首先满足国家的效用函数，满足低效的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避免其破产倒闭所带来的社会震荡，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逐利行为既失去了传统计划的制约，又缺乏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市场机制的制约，转换的新旧体制使得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脆弱性更大程度上体现为体制性脆弱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经营货币信用的现代金融企业，为了自身生存，商业银行有足够的激励建立一套相对健全的内控机制和风险防范与化解机制，使其脆弱性不致太严重。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各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主要是市场力，银行与企业也是产权清晰，彼此平等的经济主体。政府不要求银行承担政府应承担的责任，企业也不能向银行转嫁其经营失败的风险，再者，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追求，商业银行也不可能接受政府的干预其正常经营的活动和企业经营失败的转嫁。所以，商业银行脆弱性的生成在于其固有不稳定性被其他市场因素触发的结果。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的生成固然有商业银行一般脆弱性的一面，但更多地体现在体制面。具体地讲，宏观上财政、投资、金融、社会保障制度不合理，造成“财政挤信贷，投资挤信贷，保障挤信贷”，微观上银行和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国有企业存在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刚性依赖。一方面，银行自身无力改变这种造成银行极大脆弱性的体制，另一方面，这种体制也不可能使银行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现代金融企业，银行自身也就没有动力弱化其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不是银行自身的缺陷造成的，尽管银行自身也具有因宏观体制因素导致的制度缺陷，但是这种缺陷不能通过自身努力而改进。

（二）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业脆弱性的阶段性特征。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转轨完成之后，确立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制度成为规范经济主体之间关系的主要制度安排，国有商业银行、国有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银行、企业。而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性脆弱性所赖以生存的体制性土壤也随之消失，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这种特殊脆弱性自身也就随之逐步弱化，直至消除，而融入市场体制下商业银行一般意义上的银行脆弱性。也就是说，我国特有的银行脆弱性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阶段性特征。相应的，弱化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的对策选择也具有特殊性，对于一般市场经济过程中所产生的脆弱性，其本身是不可避免的，弱化脆弱性的对策选择是在商业银行内部，强化内控制度等；在商业银行外部，加强监管以及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主要侧重于技术型防范。而对于体制性脆弱性，就不能离开制度变革而单纯追求技术防范，而是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市场金融制度，运用经济政策调整制度结构，从制度构建和完善的角度予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