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机制范文10篇

制约机制范文篇1

一、建立干部监督制约机制既要更新观念，体现时代性，又要实事求是，具有可行性能

当前，干部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干部监督工作要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必须摆脱传统的思想观念和固有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放开视野，敞开思路，置身更高的层面、更大的空间、更宽的领域，多方位、多角度地思考新形势下必须建立干部监督制约机制的问题。

1、监督制约机制的运行方式应从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充分体现开放性。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干部工作的民主化程度逐步提高。干部监督工作必须打破相对封闭的格局，步入开放式监督的轨道。一是监督的途径应由组织监督向执纪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不断拓展，形成立体式、全方位的监督网络，真正做到干部的权力行使到哪里，领导活动延伸到哪里，监督工作就实施到哪里。二是监督的范围从工作圈向其生活圈、社交圈延伸，不断扩大有效监督的范围。三是监督形式要由相对单一的监督，向多形式监督转化，让群众真正参与到干部监督的整个过程之中，比如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考察环节，就应改变以往机械划定考察范围的工作方式，主动深入到所有“知情”群众中，对干部进行立体开放式考察，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考察工作中来，在更广泛的社会空间内“透视”考察对象，使干部接受群众的有效监督。

2、监督制约机制的运行程序应由事后向事前、事中转化，充分体现全程性。长期以来，对党员领导干部监督工作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事后监督上，即干部出现了不良苗头或问题才去制止，去纠正，去查处。这种事后监督，实际上是一种被动消极的监督。那么，怎样才能由被动监督转变为积极监督呢?可以从四个方面去考虑：一是从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锻炼和自身修养入手，开展思想监督；二是从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正确运用手中权力入手，实施权力制约；三是从遏制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行为等方面入手，强化组织监督；四是从增强权力运行透明度入手，引进群众监督。通过对干部行为的全方位规范和约束，可以起到超前防范性监督的作用。

3、监督制约机制的运行渠道应由单一型向复合型发展，充分体现立体性。采取自我监督与纪律监督并重，制度监督与立法监督并用，公开监督与隐形监督并施，组织监督与社会监督并举等措施，逐步实行干部监督制约机制系统化、科学化，切实改进传统的单纯依赖纪律监督和组织部门监督的做法。由组织部门牵头，每季与纪检、监察、检察院、法院、公安、审计等执纪执法部门联系一次，半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综合分析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解剖分析案例，研究相关对策，制定防范措施。对来信来访或举报中反映的比较严重的问题，由纪委、公安、检察等单位进行立案审查；对于匿名来信或一时难以查证的，或反映干部一般问题够不上立案审查的，由组织部门调查核实，进行诫勉谈话；对重要的或涉及面比较广的案件，经党委批准，组织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共同提出处理意见或建议。同时，加强与人大合作，支持人大做好对政府组成人员的述职、评议工作，强化人大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通过建立横向联动机制，形成干部监督管理工作的合力。

二、建立干部监督制约机制既要强化监督主体，使其永葆先进性，又要强化监督客体，使其外在行为具有规范性

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是一个系统工程，监督主体作为党内监督的实施者，是一种处于主导、支配地位的力量，直接影响与制约着党内监督体系的结构和效能。应通过强化党内监督主体，实现权力制约机制的现代化，来保证权力的廉洁运行。

1．通过深入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使党员领导干部增强党性，永葆先进性，提高接受监督的自觉性。党员自我监督就是通过党内教育活动，使每个党员经常对照《党章》、《准则》检查自己有无“越轨”行为，不断加强党性锻炼和理论、道德、纪律的修养，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党员的素质，发挥党员的自我约束机制，是最积极的监督，也是搞好组织监督、群众监督的基础。

2．通过严格的党的组织生活实行组织监督。党组织的监督是党内监督的基本形式，通过党组织实行监督，其方法主要有：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党员鉴定和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考核评议实行监督；通过对党员谈话，个别帮助，把问题克服在萌芽状态；通过党风党纪检查和机关思想作风整顿对党员实行监督等等。

3．依靠广大党员进行自下而上的监督。党员监督是党内监督的基础。党员对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监督，是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依靠党员群众搞好党内监督，我们已经有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民主评议党员，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和举报的工作，建立群众性的党内监督组织。

4．健全党委内部相互监督机制。一是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做到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凡属重大决策必须经集体讨论，不得由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二是严格党内民主生活。切实提高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质量，每次民主生活会应着重解决领导班子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一两个突出问题。三是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为党员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创造条件，着力营造积极向上的民主氛围。

党内监督的客体，是指党内监督的对象。党内监督对象是全方位的，一切党组织和党员都必须受到监督，但是从总体上看，权力越大的，领导职务越高的，越需要受到监督，越是重点。对待监督客体，必须严格执行人人平等的原则，领导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必须严格遵循干部制约制度，无条件地接受党内的各种监督以及来自党外的监督，不允许有任何超越监督和不受制度约束的特殊党员、特殊干部。根据党章对全党的四项基本要求，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和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各项基本条件，鉴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目前在监督客体上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建立权力授予过程中的监督制约机制。在权力授予过程中建立监督制约机制，把好干部任用的入口关，构筑起防止权力腐败的第一道防线，是十分重要的。一是要把好领导干部的选拔关，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选拔任用干部。二是要把好重要岗位干部的任用关，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制度。三是要实行用人失察追究制度。领导干部发生严重腐败行为，不仅要追究其本人的责任，而且还要追究主管领导用人失察的责任。四是要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检查，组织人事部门任用干部应事先征求纪检监察等执法部门的意见，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人和事要坚决查处。

2．强化权力运行过程中的监督制约机制。一是要形成相互制约的权力格局。合理调整部门和个人权力与职能，适当分散权力，使部门权力适度分解，避免集权于少数人，从而实现部门权力之间的协调。二是建立告诫谈话制度。在干部任职期间，发现有违纪苗头时，必须亮黄牌，由上级领导或纪委和组织部门进行谈话，做到防微杜渐。三是建立个人廉政考察制度。在干部任职期间，由纪委和组织部门抽调素质较高的同志组成联合考察组，结合年度考核进行廉政考察，同时对一些班子的调整进行不定期廉政考察。四是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交流制度。

3．加强权力运行结果的监督检查。加强权力运行结果的监督检查是震慑权力滥用和惩治腐败的重要措施。一要实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二要实行领导干部民主评议制度。三要实行领导干部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四要建立领导干部的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制度。领导干部到职后，必须向纪检机关、组织部门申报自己的财产及其来源，并登记注册，必要时可以公布。通过上述制度，可以增强党内监督的可操作性，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效的对领导干部的党内监督机制。

三、建立干部监督制约机制既要突出重点，切实解决当前干部监督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又要着眼长远，不断解决普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一、建立干部监督制约机制应突出重点，切实解决当前群众关心和反映强烈的重点难点问题。

首先，从监督对象上来说，重点要盯紧“重要岗位”。把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的监督作为工作重点落到实处，这是建立党员领导干部监督制约机制的关键环节。一把手是领导班子中居于首要地位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对一把手的权力运用过程缺乏必要的监督，势必会导致权力失衡、决策失误和行为失控，给工作带来损失，给事业造成危害。

其次，从监督内容上来说，重点要把住“重要决策”。重要决策是指重要的工程项目，重大的财政财务开支，重要的公务活动，重要的人事安排。在这方面要对领导干部重大决策权的运用过程实施有效监控，制定实施细则，包括违规后的相应处罚措施，杜绝违规操作后无人制约的现象。

再次，从监督时间上，重点要关注“重要时间”。如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子女婚丧喜庆、职务升迁调动、逢年过节，还有所谓“59岁现象”，即少数领导干部不能“慎终”，保持晚节，以及领导干部所谓“八小时之外”的“生活圈”、“社交圈”、“亲属圈”，都要作为一个重要方面予以监督。

二、建立干部监督制约机制应着眼长远，不断解决普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从严治党，必须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多年来，我们党在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监督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带普遍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着眼长远，从制度层面进行探索和努力。

一是要着力解决好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对建立干部监督制约机制认识不到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思想上不够重视，没有把加强监督干部工作摆上应有的位置；思想上有顾虑，监督部门的同志不同程度地存在不愿监督、不敢监督的思想，不能积极履行监督职责；思想上有抵触。一些领导干部害怕监督、排斥监督，缺乏接受监督的自觉性，未能妥善处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把自己置于党组织和干部群众的监督之外。

二是要着力解决好制度的系统性、方法措施的可操作性不够，导致监督执行难的问题。有些监督制度过于原则。正面要求多，具体措施少，执行中难操作，执行得好与不好，难以衡量，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如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工作，上报的收入全是明的收入，灰色收入又会有几人真正申报，又会有什么部门去真正检查；同时，有些监督措施难落实。主要是“五易五难”，即开展专项监督易，实施全方位全程监督难；对违规行为纠正易，对用人失误追究难；选拔任用程序监督易，对用人标准监督难；对下监督易，对上监督难；工作时间内监督易，八小时以外监督难。如对党政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生活圈”、“社交圈”的监督，由于受时间、地点、条件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调查难、取证难、处理难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此外，有些监督方法欠妥当。一些同志主张以教育为主，轻视和忽略了来自组织和群众的监督。

三是要着力解决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监督体制不够健全的问题。主要表现是偏重于自上而下的单向监督、在监督的功能上偏重于追惩性的事后监督，忽略预防性的事前和事中监督，监督部门各自为政，较难形成合力等。

四是要着力解决好对监督结果综合运用不够，导致监督成效不显著的问题。对监督的成果疏于运用,监督到的问题往往避重就轻，疏于解决,使干部群众看不到监督的成效,也是监督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主要原因之一。

针对上述情况，应从四个方面着力解决：

一是突出增强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解决好“愿不愿”的问题。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提高各级党员干部对监督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帮助和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不断强化自律意识。

二是创造有利于干部监督的环境和氛围，解决好“敢不敢”的问题。着力营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舆论氛围，营造层层照章办事的工作氛围，营造违纪必纠的法纪氛围，建立干部监督工作责任制，切实改变感情代替原则、人情大于法纪的政治空气淡化现象。

制约机制范文篇2

关键词：党内民主；权力监督；制度创新

党内民主建设一直是我们党各项建设中备受关注和重视的课题。在当前，发展党内民主的关键是合理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体系，做到以完备的权力监督制度保障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这对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规律，有效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党内民主的实质

党内民主，是共产党的政治本质规定性之一。党内是否实行民主及实行的程度，这是关系到党的性质和党是否有生机与活力的问题。我们虽然经常强调发扬党内民主，但对党内民主的实质问题缺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根据列宁的意思，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指全体党员有权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和处理党内一切事务，即党员是党组织的“主人”，党内事务归根到底由党员当家作主。他指出：“现在整个党组织是按民主原则建立的。这就是说，全体党员选举负责人即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全体党员讨论和决定无产阶段政治运动的问题，全体党员确定党组织的策略方针。”[1]他又进一步指出，“俄国社会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这就是说，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并且，党内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人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并可以撤换”[2]。

从列宁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党内民主，从根本上来说，是党内生活中的基本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其实质，就在于全体党员一律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和处理党内事务。扩大和发展党内民主，就是要加强制度建设，确保广大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平等的主体、“主人”地位，使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得到充分实现和确实保障，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党内民主。

二、真实有效的党内权力监督制约体系是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保障

中共党内民主监督，是中共党组织（特别是党的纪检部门）和全体党员在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在党内政治民主和组织民主的基础上，依据党规党纪从党组织内部对党的执政行为、领导行为和党员行为所开展的检查、评价和督促的活动。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则是指由党内权力监督的主体、对象、内容、程序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以及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共早在执政之初就对党内权力监督问题予以重视。1949年11月成立了中共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中共“八大”及其前后一段时间里，、刘少奇、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强调党要领导得好，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就必须接受监督，包括党内监督、派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在恢复发展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主要表现是：（1）全党对于党内监督的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深刻；（2）建立健全了纪检监督机构，扩大了党的代表大会的职权；（3）党内监督制度趋于完备，修改和制定了系列党规党法；（4）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清除了一些腐败分子，纠正了党内的某些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为等等。

可见，改革和完善党内权力监督制度，强化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是执政党防止重大决策失误，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有效遏制腐败的迫切需要。目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内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生活方式等日益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真实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对推动新时期党内民主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合理构建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推动党内民主建设

根据当前发展党内民主面临的问题，如何从体制和机制两方面构造一个规范化的权力运行机制，强化对权力的制约监督，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从目前情况来看，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合理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1．发展党内民主是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基本前提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带动和示范作用。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3]。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决定，把党内民主建设与制度建设有机地统一起来，注重从制度建设高度发展党内民主，这既是对党的建设长期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强化执政党监督制约机制的基本前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强化执政党监督制约机制，把我们的党建设好，这是我们在新的世纪面临的最重大的课题。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需要党内外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实行批评监督。因此，要加强党内监督制约机制的建设，必须发展党内民主，按照要求进行制度建设，科学地配置党内的权力，要把本应属于党员的权力归还给党员，由党员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党内各种事务。发展党内民主使得民主权利得到保障，法制法规更加健全，党自我更新和执政能力更强，这一切既是党执政的价值目标所在，又将有力地促进党的执政方式的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现代转型。

2．健全法律法规是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重要基础

法律是具有国家强制力的社会规范，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制约权力异化，消除权力腐败的依据和保证。现代政治生活的实践表明，健全的法制是对权力实行有效监督制约的重要基础。建立一种以法制为主导的政治制度模式既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普遍要求，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就应该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的安全阀和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实现整个国家政权运作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在目前，要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制约机制，在健全法制方面，首先是要完善党内制度法规。制度法规既是党内生活的规矩，也是党内监督的依据。党内制度法规包括五个方面：一是组织制度，如差额选举制度、职务任期制度、干部交流制度、岗位轮换制度、亲属回避制度等；二是领导制度，如集体决策制度、分工负责制度等；三是工作制度，如请示汇报制度、办事公开制度、职务开销制度等；四是生活制度，如权利保障制度、民主生活制度等；五是监督制度，如干部考核制度、民主评议制度、信任投票制度、离任审计制度、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制度、家庭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目前制度法规还不够完善，我们还要结合社会的现实情况进一步完善党内制度法规，使它从内涵和外延方面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法规体系，同时，我们还要充分发挥制度法规的作用，必须力求实现制度法规的完整性、统一性和可操作性，从制度法规上保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确保制度法规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3．改革监督体制是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治本之策

中国共产党建设和发展的实践证明，加强党内纪律监督对保证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改革开放后，党恢复了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体系，并使其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但是，从具体的实践来看，这个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目前存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对中央委员监督难，中央以下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同级单位及其成员监督难。[4]党内监督制度对于加强党内监督至关重要，但如果没有比较完善的党内监督领导体制，这些监督制度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党内监督制度是党内监督的基础，而党内监督的领导体制则是核心。党内监督能否搞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一个良好的党内监督领导体制。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党内监督的领导体制，为各项具体制度充分实现其价值创造条件和提供保障。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明确要求要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这就要改变现行的纪委对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负责的不合理的体制。目前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但实际上却是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纪委成员中的提名、任命、调动和待遇都掌握在同级党委的手中，使纪委会完全依附于同级党委。这就限制了纪委监督制约职能的发挥，特别是很难履行对同级党委及其领导成员的监督制约，因为纪委监督制约的有效性往往取决于同级党委的态度，而同级党委的态度又取决于主要领导的素质。这种体制上的局限性，决定了纪委对同级党委及其领导成员的监督制约是很难到位，因此，就需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监督体制。按照列宁当年的思想，纪委不仅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它负责，而且改革受同级党委领导为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领导，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负责。确认纪委受代表大全的委托，实施对党的执行机关的监督制约，与执行机关具有平等的地位、平行的权力。执行机关受代表大会的委托，在政治上对检查机关实施指导，以保证执行机关与检查机关能够协调一致地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在检查机关内部实行垂直领导的体制，纪委系统不再受同级党委领导，各级纪委经费来源、干部配备使用和待遇等都由纪委系统统一管理，以保持相对独立性，这样纪委的权力也加大了，地位也提高了。纪委的主要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任期制，任期未满一般不得调离现任工作岗位，从根本上保证纪委能够独立地行使检查权。

这个体制变化的核心就是把党委领导具体化和制度化为党的代表大会或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领导。但是，这个变化必须有两个制度性的前提条件：一是使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成为制度化的组织，全面提升其在党内的地位与作用；二是在不属一级政权性质的地方或单位组织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这样，纪委的监督就能在党的整体领导体系中获得更大相对自主的空间，从而在实现更为有效的纪律监督的同时，推进党内民主的发展。

4．完善监督机制是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重要任务

要使党不断地自我发展和完善，关键在于理顺构成监督制约机制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健全党内监督制约机制。指出：“要切实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健全监督制约机制。”[5]为此，笔者认为应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所谓舆论监督，就是社会公众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通过舆论机构或借助舆论工具，从善治的角度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权力组织和决策人物的言行予以道义上的审视、评价和督促，尤其包括对官僚主义、缺德行为等社会不良现象的批评指责。”[6]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舆论监督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宽松、政务公开的扩大和民众政治参与的有序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越来越受到中央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中共“十四大”报告到“十七大”报告，都强调了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尽管舆论监督在反对专制作风、遏制腐败、推动民主和法治、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目前依然存在着新闻舆论监督疲软和舆论监督法规不健全等问题。为了加强党内监督，我们必须确保党员在法定的范围内有了解党内事务的权利、党员发表意见的权利、党员对党内重大决策的运作实施监督的权利等等。

第二，逐步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了它的派出机关外，都应由选举产生。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在进行代表资格审查时，上级组织在审批下级组织的领导成员时，应认真审查产生这些人选的选举程序，对那些不符合选举程序的组织和成员不予承认和批准，坚决摈弃用直接委托取代选举，用征求意见回避选举的做法。在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同时，不断完善差额选举。没有差额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没有竞争的差额不是真正的差额。差额选举比等额选举优越，最根本的是它给选民提供了自主选择的可能性，保证选民充分行使自主选择的权利，举优汰劣，保证选出最优秀的人才。

此外，还要真正实行竞争机制。建立和完善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机制有利于选民和选举单位对当选代表的监督。当选代表在竞选过程中对选民和选举单位所作的承诺和保证，将成为选民和选举单位对其进行监督的重要依据。实行差额选举在客观上为代表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提供了依据和可能，使我们党的干部制度真正成为出人才、出政绩、出效率的制度，从而为干部队伍茁壮成长注入新的生机活力，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开辟新政治渠道。

第三，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党员民主权利是以党和党内其他法规形式确认党员应享有的权力和利益，它是党内民主的基础，尊重和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目的在于使每个党员都能关心、参与党内事务，发挥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保证党的事业的发展。坚持党章规定的所有党员无论职位高低，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的原则。对于在遵守党纪的前提下，对党内事务发表不同意见的党员，不得采取任何形式加以打击；对于在党的会议上或在给党的组织的报告中，对党的组织和个人提出批评意见的党员，不得采取任何形式加以压制，否则必须依据党纪严肃处理。为了实施有效的监督，在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监督意识的同时，必须加强监督保障制度建设，切实保障广大党员行使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保障广大党员在申诉、控告、检举之后不受打击压制，并使违法乱纪的行为受到应有的制裁，使坚持原则敢于监督的党员得到应有的支持和表彰，从而调动广大党员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四，有效开展民主评议活动。在党内，党员是党的主人，是党的决策主体。党内民主的本质就是由党员决定党内重大问题和管理党的事务。通过个人述职、党员评议和组织考察，力求客观公正地对干部作出评价。对违法乱纪、严重失职的领导干部应当及时予以罢免，以便体现监督制约的刚性。实践表明，党内监督的重点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手中都掌握一定的权力，而权力作为一种强制力量只能以强制力量来制约。如果离开了这种强制，只停留于一般道义上的谴责，监督制约就失去了权威性，失去了威慑力。

此外，加强党内监督，还要强化领导集体内部的监督作用。各级领导班子要切实负起责任，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纠正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把党组织的严格监督与党员干部的认真自律结合起来。在从严治党中，每个党员干部要经常按照党章和党内的各项规定对照检查，自重、自警、规范行为，严以律己。完善已有的制度，逐步建立新的制度，在加大执纪执法力度的同时，要拓宽监督渠道，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要相信和依靠民众，广开言路，真诚欢迎各方面的意见和批评。

5．加强党派监督是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外在条件

“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是中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这个“合作”与“参政”的一个基本体现，就是共产党与各派“互相监督”，“互相监督”主要是派监督共产党。但是，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软监”、“虚监”、“空监”的问题。因此，要强化执政党监督制约，必须加强派的监督。

要提高派的监督的力度，必须加强派的自身建设。一方面，需要在派内部建立相应的监督工作机构。因为作为参政党的派，其主要职能是参政议政和进行民主监督。目前，各级派内部绝大部分没有负责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专门工作机构，这与派参政党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实际上已影响了派监督作用的发挥。与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相适应的一个问题是必须加强派的机关建设。派机关作为各派的工作机构，是派联系其成员的桥梁和纽带，是派形象的代表和窗口，是发挥派作用的组织保证，同时机关也是实现多党合作、政党监督的枢纽。派机关工作搞的如何，直接关系到派监督职能的实现。另一方面，造就一批专门从事参政议政和善于进行民主监督的政治家队伍。造就这样一批政治家，必须加强派领导班子建设。派领导班子建设，重在建设、重在落实、重在真抓实干。要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健全领导机制和工作制度，发挥集体领导作用；要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维护和增强领导班子的团结，这是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保证。因此，加强派的监督，为我国的政党监督创造一个良好的前提条件，这对强化中国政党的监督制约机制至关重要。

6．完善监督体系是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根本保证

构建一种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制衡是社会主义政权本身应该具有的一种内在机制，也是约束权力、消除腐败的先决条件。要在党、人大、政府三分权力的基础上形成有效的相互制衡机制。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的协调机制，科学界定各种监督制约主体的功能和职责，明晰监督制约系统的层次性和不同层次监督制约主体的职责权限，加强监督制约的整体协调，充分发挥监督系统的整体功能，增大监督系统的合力，在具体工作中要切实加强人大、政协尤其是人大对党政机关的监督，从组织上巩固人大的法定地位，依法落实人大的选举和监督职能。此外，要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制定和完善新闻舆论法规，在坚持党依法管舆论的前提下，强化新闻舆论的监督功能，通过有效的形式把各种形式的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强有力的全方位的监督制约网络，发挥监督制约的整体效能。

从国家的法律规范上讲，人大与党是互相监督和制约的关系。来自于党内的党规党法，可以对政党、人大、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人大可以运用宪法和法律对党组织和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如果把运用党规党法对人大、政府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看作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个生长点，那么，各级人大运用宪法和法律对共产党和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就是另一个重要的生长点。要构建一个理想的中国特色的政党与人大、政府之间的权力监督制约关系，需要经过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发展,它首先要有党内民主作保障。如果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民主集中制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那就根本谈不上人大、政府之间的权力制约的问题。

总之，党内权力监督能否落到实处，直接关系到执政党能否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能否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腐败现象等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关系到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否得到巩固与发展。积极探索并认真落实各种提高政党监督实效的措施，必将推动中国的政党监督向更广阔的前景发展。

注释：

[1]列宁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3）：191-192.

[2]列宁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4）：249.

[3]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2.

[4]宫杰、于贤成.新时期的党内监督[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196.

制约机制范文篇3

关键词：健全；法律法规；党内权力；监督；重要基础

目录

摘要……………………………………………………………………………………

1、健全法律法规的作用………………………………………………………………

2、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重要性…………………………………………………

3、健全法律法规是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重要基础………………………

4、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结束语…………………………………………………………………………………

参考文献………………………………………………………………………………

党内民主建设一直是我们党各项建设中备受关注和重视的课题。在当前，发展党内民主的关键是合理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体系，做到以完备的权力监督制度保障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这对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规律，有效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虽然现代国家都有监督体系，但监督制约的力量大小并不一致，它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限制。从实践来看，当出现滥用权力的时候，至少要有大致平衡的力量才能阻止错误的继续运行，才有可能制约权力。监督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通过制约来防止错误的运行。所以，从理论上讲，健全的监督体系有助于形成防错纠错机制。仅就此而言，党内监督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监督是一致的。

1、健全法律法规的作用

法律是社会生活中合理分配权力、限制权力的一种工具，使人类为数众多、种类纷繁、各不相同的行为与关系崐在某种合理程度上得以理顺，并颁布一些适用于某些应予限制的行动或行为的行为崐规则或标准。法律的任务就是努力在尊重个人自由和维护社会根本制度之间保持平衡。对这崐个问题的立法决策应当事先经过充分讨论，然后再以稳健的方式作出，这一点十分崐重要。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产生对某些法律的不合理性视而不见的现象，这些法令崐可能根本达不到自己的预定目的，或者将会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为实现其造福于社会崐的目的而过份地牺牲个人利益的后果。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确认并保护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确认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

（2）运用法律形式确认市场主体的资格和法律地位，明确产权，平等地保护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作为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保证多种市场主体的长期共存、共同发展。

（3）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法律秩序，规定相应的竞争规则，创造竞争的环境和机会，促进和保障公平竞争，制裁不正当竞争，建立和培育统一的市场体系。

（4）确认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为主要原则的多种分配制度，运用税收等多种经济法律手段调整市场经济的分配关系，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5）以法律方法解决市场主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纠纷，制定解决利益冲突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对各种利益冲突进行法律疏导。

（6）建立劳动与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在市场经济中的基本社会经济利益，开辟更多的就业形式。

（7）运用法律手段确认和保证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

（8）建立并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制度，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9）打击各种犯罪行为，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2、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重要性

监督的本来含义是指监察与督促。主要是监督权力的运作过程。一般说来，监督是与“权力”相联系的，有了权力才有所谓监督。监督可以有多种形态，比如：可以有专门用来监督下级和民众的专制的监督形式(实质上是控制形式)；可以有群众监督上级、监督公共权力运作的民主的监督形式，或者是以公共权力的一部分来监督公共权力的另一部分；可以有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对上监督与对下监督相结合的形式，等等。当然，在专制形态下的监督，不包括对专制者本人的监督。无论是党内监督还是国家的监督、社会的监督，都是为了保证权力的运转不超出法律规范和社会道德所许可的范围，不滥用权力。

权利是特定主体依附其所能控制和支配、同时又是对方必须的某些大众资源和价钱，而片面确认和转变执法关连、控制和支配他人产业某人身的能量和本事。原河北省国税局长李真即是滥用自己职权的范例代表。这些“权利”的存在，在肯定水平上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破坏了党内执法规则和政策的统一性、权威性和严正性，污染了社会经济情况，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因而健全法律法规是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重要基础制约机制,缩小权利恣意使用的空间，淘汰政权滥用就显得尤为须要。

列宁指出：“现在整个党组织是按民主原则建立的。这就是说，全体党员选举负责人即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全体党员讨论和决定无产阶段政治运动的问题，全体党员确定党组织的策略方针。”他又进一步指出，“俄国社会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这就是说，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并且，党内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人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并可以撤换”。从列宁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党内民主，从根本上来说，是党内生活中的基本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其实质，就在于全体党员一律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和处理党内事务。扩大和发展党内民主，就是要加强制度建设，确保广大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平等的主体、“主人”地位，使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得到充分实现和确实保障，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党内民主。

中国共产党是政党组织，并且是执政50多年的党，长期处于国家权力运作的中心。在这种背景下，党内监督既具有通常的功能，又有自己的具体作用：第一，通过有效的监督，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出现大的失误，使党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第二，通过内部权力制约，防止党的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第三，鉴于人大、政府、政协都在党的领导之下，加强党内监督，实际上就是规范党的各级组织和共产党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活动；第四，党内监督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监督中起到导向性作用，党内监督的成效直接影响到国家和社会。这几点归结起来，就是防止出现大的失误，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现。

但是，政党内部监督毕竟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监督不完全是一回事。众所周知，政党是由党员自愿结合而组成的组织。从社会学的角度讲，任何一个组织，它本身的目标是组织生存的第一需要，因此组织内部的监督只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本组织的目标，如果监督有碍于组织目标的实现，那么自我监督就往往成为一种手段，需要时可以用，不需要时就成为形式，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同体监督”(即自我监督———编者注)的局限性。政党内部监督亦属于同体监督，同体监督的成效往往取决于党自身是否重视或是否愿意接受监督，这就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也是所有的同体监督的局限性。因此，在西方社会，来自本组织之外的监督往往是最大的监督力量。

3、健全法律法规是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重要基础

腐败，是与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目标不相容的，也与我们党的事业、与我们正在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出现腐败，有法制、制度不健全的原因，有因改革开放、体制转轨给腐败造成可乘之机的原因，也有因管理工作中存在一些漏洞与薄弱环节的原因，还有极少数领导干部素质低下的原因。这些原因都与产生腐败的源头有关。所以，源头治腐是关键。对腐败现象，既要采取有力措施一项一项地进行治理，又要深入研究滋生腐败的深层次原因，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标本兼治，常抓不懈，我们的正义之剑定会斩掉“腐败”这个恶魔。

构建一种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制衡是社会主义政权本身应该具有的一种内在机制，也是约束权力、消除腐败的先决条件。要在党、人大、政府三分权力的基础上形成有效的相互制衡机制。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的协调机制，科学界定各种监督制约主体的功能和职责，明晰监督制约系统的层次性和不同层次监督制约主体的职责权限，加强监督制约的整体协调，充分发挥监督系统的整体功能，增大监督系统的合力，在具体工作中要切实加强人大、政协尤其是人大对党政机关的监督，从组织上巩固人大的法定地位，依法落实人大的选举和监督职能。此外，要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制定和完善新闻舆论法规，在坚持党依法管舆论的前提下，强化新闻舆论的监督功能，通过有效的形式把各种形式的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强有力的全方位的监督制约网络，发挥监督制约的整体效能。

从国家的法律规范上讲，人大与党是互相监督和制约的关系。来自于党内的党规党法，可以对政党、人大、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人大可以运用宪法和法律对党组织和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如果把运用党规党法对人大、政府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看作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个生长点，那么，各级人大运用宪法和法律对共产党和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就是另一个重要的生长点。要构建一个理想的中国特色的政党与人大、政府之间的权力监督制约关系，需要经过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发展,它首先要有党内民主作保障。如果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民主集中制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那就根本谈不上人大、政府之间的权力制约的问题。

“国家以法制为先，法制以遵行为要。能遵行而后有法制，有法制而后有国家”(洪仁王干《立法制定谕》)。法制运作如何，关系国之安危。因此，反腐败必须走上法制的轨道，不仅要建立健全周密详细的惩治腐败的法规，改变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而且要建立一整套有力到足以防止滥用权力和把权力商品化、利用权力搞腐败的制度；惩防体系建设应把反腐败同深化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建立一套能够堵塞腐败据以产生的漏洞，并能及时查觉腐败现象的制度规定。近几年来，有关部门先后制定和重申了领导干部收入和财产申报、礼品登记、业务招待费向职代会报告、廉政准则、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党内监督五项制度实施办法等一系列法规制度，使廉政法规制度建设得到了新进展。但离市场经济和法制经济对法规制度的健全和完善程度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有法不依、执纪不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问题的有效根治尚需作艰苦的努力。

4、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法律是具有国家强制力的社会规范，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制约权力异化，消除权力腐败的依据和保证。现代政治生活的实践表明，健全的法制是对权力实行有效监督制约的重要基础。建立一种以法制为主导的政治制度模式既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普遍要求，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就应该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的安全阀和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实现整个国家政权运作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在目前，要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制约机制，在健全法制方面，首先是要完善党内制度法规。制度法规既是党内生活的规矩，也是党内监督的依据。党内制度法规包括五个方面：一是组织制度，如差额选举制度、职务任期制度、干部交流制度、岗位轮换制度、亲属回避制度等；二是领导制度，如集体决策制度、分工负责制度等；三是工作制度，如请示汇报制度、办事公开制度、职务开销制度等；四是生活制度，如权利保障制度、民主生活制度等；五是监督制度，如干部考核制度、民主评议制度、信任投票制度、离任审计制度、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制度、家庭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目前制度法规还不够完善，我们还要结合社会的现实情况进一步完善党内制度法规，使它从内涵和外延方面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法规体系，同时，我们还要充分发挥制度法规的作用，必须力求实现制度法规的完整性、统一性和可操作性，从制度法规上保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确保制度法规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结束语

总之，党内权力监督能否落到实处，直接关系到执政党能否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能否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腐败现象等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关系到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否得到巩固与发展。健全法律法规是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重要基础。积极并认真落实各种提高政党监督实效的措施，必将推动中国的政党监督向更广阔的前景发展。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3）：191-192.

制约机制范文篇4

［关键词］反腐监督制约机制惩防体系建设

中国共产党执政半个多世纪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多年来，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的多次专项反腐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滋生和诱发腐败的因素依然存在，而且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尤其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剧的今天，执政党的建设面临着许多新的环境和情势。面对复杂的局面，如何进一步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推进反腐惩防体系建设，如何使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体制、机制和工作方法从根本上得以改善和优化，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近年来，我们党围绕加强监督制约机制，推进反腐惩防体系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是其重大举措之一，这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个纲领性文件。要落实好这个纲领性文件，各级党委必须思想认识到位、组织措施到位、协调工作到位。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要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推进反腐惩防体系建设，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展开“大宣教”，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一大政治优势，只有把反腐倡廉教育纳入到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总体部署之中，构建反腐倡廉“大宣教”格局，使纪检、监察、组织、宣传等部门联动，形成合力，才能收到最佳实效。

1、打造廉政文化。廉政文化是近年来催生的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是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形势下构建“大宣教”格局的有效载体。在反腐败斗争中，要努力营造文化氛围，增加文化含量，注重文化规范。要进一步加强廉政文化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发展廉政文化思想，创新廉政理论，努力构建起一个包括廉政观念、廉政思想、廉政理论、廉政文化在内的学科框架，引导廉政文化建设迈向更高更新的平台。廉政文化不仅要依靠思想道德教育，依靠人的自觉性，还需要有结构性的基础，建立文化规范和政治规范，形成一整套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我们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提出的各种“不准”和“规定”，既是政治规范、制度规范，也是文化规范。只有把文化规范和政治规范双管齐下，才能养成人们的廉政文化习惯。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健全和完善这样一种机制，充分运用政治监督和文化监督的力量，培育领导者的政治文化素质，通过廉政文化建设，促进全社会树立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使每个领导干部更好地受到廉政文化的熏陶，增强其廉洁从政的自觉性。

2、发挥榜样作用。加强惩防体系建设，打牢教育基础，榜样的作用不容忽视。先进典型身上融塑着高尚品质，体现着时代精神，具有很强的感召力、说服力和影响力。积极开展先进典型教育，发挥典型效应，抑恶扬善，这是增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意识，有效推进反腐倡廉的重要举措，也是党风廉政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宣传推广正面典型，既可引导人们崇尚正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也可弘扬主旋律，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党员干部队伍和党风廉政状况，澄清模糊认识，坚定反腐倡廉的信心，增强对党的信任。同时大力宣传先进典型事迹，树立典型形象，还能够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抵制各种诱惑，实现勤政廉政。

3、注重警示教育。警示教育比一般的教育手段更具有说服力和震撼力，它具有教育对象的针对性、教育过程的真实性、教育效果的深刻性等特点。纵观腐败分子违法违纪史，不难看出，腐败分子之所以腐败，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们不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注意廉洁自律，以至思想道德蜕化变质，此外监督制约机制体制的不健全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抓好警示教育，要通过观看警示教育片，聘请专家讲解有关法律和典型案例，网上开辟警示教育专栏等途径，做到反腐倡廉预防为主，教育优先，同时发挥纪检监察机关执纪办案的优势，抓住典型案例，适时进行教育，既可做到“通报一案，震动一线，教育一片”的效果，也可表明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量；既可增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和遵纪守法意识，也能够加强对领导干部的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从而形成“以贪为耻，崇廉尚洁”的良好社会风尚。“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抓好警示教育，剖析反面典型，给犯严重错误的打一剂“救心针”，给犯一般错误的打一剂“清醒针”，给一般干部打一剂“预防针”，是行之有效的反腐倡廉手段。

二、加强制度建设，构建严密的制度反腐机制

权力的运行之所以从公共、正常的轨道滑向非公共、非正常的轨道，固然有“权力自发地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因素，但在这种自发倾向之前，倘若能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用制度管人，这种自发倾向就将受到遏制。前段时间我国反腐败的力度不能说不大，查处的大案要案也不少，但从总体上看，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制度方面是主要因素。反腐败斗争的实践证明：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必须坚持制度创新，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格，互相制约的源头治腐制度网络，以规范权力运行，强化权力监督。

1、遵循全面性、长效性原则，从总体上建立和完善防治腐败制度的工作机制，使之良性运作。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制度工作机制。首先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制度决策、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制度建设的规划、制订、论证、评审、颁布实施、监督管理。其次要建立制度的决策、执行与监督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的机制；其三要建立科学的制度效果考核评价和反馈机制，一方面根据制度不同内容明确不同的控制目标，另一方面，要找准某些容易发生腐败的环节，设置若干控制点，进行针对性控制并定期进行考核，实行综合评价。同时要在执行制度的实践中掌握情，及时反馈信息。

2、遵循整体性、系统性原则，从宏观设计上构建防治腐败的制度框架，使之形成体系。首先要组织权威的专门班子从整体、客观上对防治腐败的制度建设进行系统思考，规划，拿出从源头防治腐败的制度建设整体构架，列出制度体系纲目，报请有关决策机构审定，使防治腐败的制度体系具有宏观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其次，在拟制制度时，一定要着眼于制度的实效性，切实加强针对性，防止制度中看平中用；要保持制度的连续性，尽量做到前后一致；要把握制度的适度性，尽量做到宽严相济；要注意制度的关联性，尽量做到相互连接，使方方面面的制度互相连接、相辅相成、以成体系。其三，要统一审定，逐步颁布，坚持成熟一个，审定一个；审定一个，颁布一个，切忌操之过急和一刀切。

3、遵循实践性、有效性原则，从微观上抓好防治腐败的各项制度的贯彻执行，使之落实到位。制度制订出来以后，制度决策机构和执行部门要相互配合，搞好协调，监督部门要进行效能监察，切实抓好各项制度的落实。一是要加强监督检查。在制度实施过程中，执行部门和监督部门要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建立定期情况通报制度，及时听取汇报，研究解决执行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二是要建立落实制度责任制及责任追究制。要明确责任，落实到人，对制度落实不到位的责任单位、责任人要进行责任追究，以确保制度落实到实处。

三、强化监督，建立建全监督制约机制

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监督是有效防止腐败，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改善党群关系的重要手段。无庸讳言，在现行体制下，掌握在党政官员手中的公共权力处于无力监督之下，主要表现为：一是党内监督机制不健全，即上级监督不到，同级监督不了，下级监督无用；二是社会监督弱化，即社会监督的地位和作用远未得到重视和发挥。因此，如何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形成正确行使权力的有效机制，这是反腐败的关键，更是惩防体系建设的核心。在当前强化监督，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推进惩防体系建设，笔者认为除了科学界定各种监督制约主体功能和职责，明晰监督制约体系的层次性和不同层次制约主体的职责权限，加强监督制约的整体协调，充分发挥监督系统的整体功能，增大监督系统的合力外，关键要在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

1、切实做到权力运行的公开化。“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把公开、透明作为监督权力的“良药”，防止权力暗箱操作。要加大公开力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近年来，我们在推行权力运行方面作了一些有益探索，如推行政务公开、财务公开、选人用人公开、司法警务公开等等，取得了一些经验。但当前关键是要进一步拓宽行政权力运行公开、透明深度，特别是在行政审批事项、重大工程决策、干部人事任免等方面的权力运行公开深度。要通过权力的公开运行，切实保障群众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同时创新公开形式，逐步建立统一的公开平台。

2、努力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当前腐败行为的发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政府掌握着稀缺资源，且对资源配置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而忽弱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使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这就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条件。因此，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就必须要把政府掌握的稀缺资源尽可能让市场来配置，而不是让政府来配置。凡是可以通过市场配置的资源，都应该采取公开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进行，打破政府垄断、协议转让。要不断完善经营性土地使用出让、建设工程、政府采购等项目市场运作的基础上，积极推行水电、矿产、公共经营性资源等国有资产公开拍卖，让更多的资源纳入到市场配置的轨道上来。

制约机制范文篇5

【摘要】当前，我国腐败渎职事件时有发生，行政权力异化现象不断出现。要遏制这些事件的发生，必须建立完善合理的制约机制。

【关键词】行政领导权力异化防范

近年来，新闻媒体上不时传出有关领导干部违纪违规之事，纪检监察立案查处，无不令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凸现出政法、监察机关工作的力度和决心，同时也反映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加强，要遏制行政权力异化现象，必须建立完善合理的制约机制。

一、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表现

行政领导权力异化主要表现为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而权力的异化最终必然导致腐败的产生。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1、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

行政领导权力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公共利益。但如果缺乏相应的利益协调和权力制约机制，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就有可能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凭借机构或职务上的便利，非规范地运用或滥用公共权力满足私人欲望，管理者就变成贪官污吏。腐败行为对国家形象和社会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严峻考验着社会的承受能力。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腐败如此盛行不衰，肯定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如果我们舍本逐末，只讲教育和‘严打’而没有解决源头上的问题，腐败蔓延的势头恐怕是很难得到遏制的。”

2、权力寻租现象突出

当前我国处于政治、经济转型时期，相关的制度及法律还不健全，为权力腐败留下了生存空间。在行政领导权力归少数人所有与支配的社会形态中，利益错位、权力角逐和特权化等腐败现象司空见惯。权权交易、权法交易、权钱交易以及权力寻租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些权力腐败现象涣散党心民心，损害政府公正形象,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危害，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3、对权力流程监督不力

我国现有的监督体制缺乏“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我国大部分的领导腐败案件，都是在领导调离原岗位后，才被揭发出来，领导任职时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走过场。像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可以不按法律程序，直接干预土地批租和出让事务，造成国有土地资产大量流失。近年来，媒体报道腐败案件中，受贿案多、案值越来越大，“集体腐败”特征明显，领导的部属及其身边工作人员，目睹了领导权力的“至高无上”，以致于习以为常，这些现象暴露了没有及时的监督与约束，领导们就容易将手中的权力异化。

二、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原因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止”。阿克顿解释权力腐败的铁律：“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造成我国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原因主要有：

1、制约行政权力的机制严重欠缺

我国尚未建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制衡机制，使权力失去制衡，从而利用或滥用手中的权力却可能不受制裁，或者往往以罚代刑，以党纪政纪处理代替刑事制裁，致使某些严重渎职犯罪的人员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当遇到权力行使对象不明、范围不清，或有利可图时，行政越权就可能发生；当遇到不利情况时，就可能利用权力进行规避。

2、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是指行政权的行使主体不遵守为行政自由裁量权所规定的有关的法律限制而实施行政违法行为。法律法规无法预测一切将来发生的事件，只能规定一些原则，行政机关据自由裁量权可以有选择地采取相应措施。行政自由裁量权解决了法律滞后和利益冲突的很多现实问题。行政机关存在着以习惯代替法理的思维惯性，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只考虑到政府的管理效率与便利，而不考虑公民权利保护。不管是恶意腐化还是善意的滥用自由裁量权，都应受到控制。在法制建设上，我们还是相信大卫·休谟的假定原则：对可能或潜在的无赖，只有从法律程序上予以循规蹈矩。对于重刑主义和道德修养教育，不能迷信其作用。

3、非正常的“权力崇拜”

行政领导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容易产生“权力崇拜”。从历史根源上看，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推崇个人独裁专断，行使权力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从政治根源上看，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公开性差，缺少制约与监督；从经济根源上看，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和不发达的经济状况，使社会生产与分配关系矛盾突出，诱使权力行使者谋取私利。因此，在“权力崇拜”这一意识支配下，领导者有可能为追求权力而角逐，甚至把权力追求作为一切行为的主要目的。其结果，导致行政领导权力手段与目的的本末倒置。事实上，行政领导权力虽是社会少数人行使的权力，但它是为全体社会公众服务的，是用于保障行政行为的顺利实施，是为了实现行政目的而采取的行政手段。

三、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防范

1、以道德制约权力

道德制约机制能潜移默化地起作用，效果更持久；道德制约机制侧重于事先预防，期望将问题解决在可能出现之前，通过增强抵御外部不良诱惑的能力而减少滥用权力的可能性；道德制约机制以春风化雨般的柔性力量去驯化刚性力量。通过学习和教育使社会对政府官员的要求内化为道德信念，培养勤政廉政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意识和品质，使之能自觉以内心道德力量抵制外在不良诱惑，行使好手中权力。

2、以权利制约权力

这是建立在承认公民的权利的基础上的。一是让公民权利作为一种标识，提醒政府不要逾越权力界限。当政府逾越、滥用权力或有不当行为时促使公民作出积极回应，提起行政诉讼，迫使政府纠正不当行为。二是完善公民知情权的法律法规建设。三是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在制度与法律上给予保障，对不按规定公开的要有相关的处罚制度。四是推行“电子政府”，通过网络公开政府信息，办理相关手续。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说：“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使掌权者受到一定行为方式的约束。”

3、以权力制约权力

孟德斯鸠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对于行政领导权力的制约应与行政领导权力同生并存。必须建立完善合理的制约机制，以求最大限度防止和克服随时可能出现的变异。我国的权力监督早在古代就有了。封建社会的监督分为三类：一为谏官，主要针对皇帝；二为御史，主要针对官吏；三是采风，即社会舆论。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法定监督机制，其中有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国家权力机关机关的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党员的监督；政府系统的监察部门对公务员的监督；反贪污贿赂局对违反刑法的犯罪分子的监督；有审计监督；有司法、检察、审判机关的监督；还有社会团体监督、民众个体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但要使监督与制约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分清部门职责和界限，做到有法必依；变事后监督为事前监督，建立预防腐败的新机制。

4、以规范行政程序制约权力

英国早在中世纪就形成了程序先于权利的诉讼原则，主要体现在越权无效和自然公正两大原则中。行政程序是法治社会建立的必然要件。对于中国愈演愈烈的行政腐败，行政程序的特殊疗效主要体现为遏制行政自由裁量权，防止行政权不适当地侵犯公民权利，并向受到侵害的公民权利提供救济渠道。行政公开是是制止自由裁量权专横行使最有效的武器。行政公开不充分，监督行政也不会完整。

5、以公共舆论制约权力

加强新闻舆论监督，通过对事件的批露、曝光与批评，引发、唤起舆论，使被曝光者不得不面对群众的压力与监督，从而产生积极的效果。在新闻媒体发达的今天，我们应该广泛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对权力进行有效、及时的监督，以保证行政领导权力的正确行使。要继续完善“行政问责制”。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因“非典”引咎辞职后，已逐步形成了责任追究制度。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黑龙江省水源污染请辞，原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因“黑煤窑”事件离任。由此可见，责任政府的意识已在政府公务员中逐步形成。

【参考文献】

[1]吴敬琏：中国腐败的治理[J].战略与管理，2003(2)。

[5]赵瑞涛：行政领导权力行使过程中的变异现象及其克服[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6（6）。

[2]秦晖：权力、责任与宪政，兼论转轨中政府的大小问题[J].二十一世纪，2003(12)。

制约机制范文篇6

第一，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严把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入口关。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前提下，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要求和程序，建立科学的干部管理制度和相互制约的选人用人机制，把组织选派与向人才市场公开选拔竞争结合起来，以促进党政领导班子年龄结构、文化程度、专业水平的优化配置以及党政领导干部的合理流动。另外，在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选拔“一把手”时，组织和纪检监察部门要密切配合，监督和制约机制要超前到位，在选人用人方法上，还要注意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走群众路线，充分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搞好民主评议和民主推荐，以确保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较高的群众公认度，做到凡是群众不拥护、不信任、社会舆论反映强烈的干部坚决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委以重任。只有把好了选拔任用的入口关，才能为以后的权力监督和制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二，建立民主科学决策和责任追究制度。在建立党政领导班子的工作职责、职权范围、议事与决策程序等制度，合理配置权力，适度分权，以权力制衡权力的同时，凡属重大项目立项、大额资金使用以及干部人事调整等重大决策，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交班子集体讨论，让班子成员充分发表意见，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甚至在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决策前还应广泛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度，出了问题该追究的追究，该处理的处理，决不姑息。

第三，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必须正确认识经济建设与党风廉政建设的关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担负起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政治责任。“一把手”作为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第一责任人，必须从我做起，率先垂范。要注意提高自身的素质，加强自身的修养，严格要求自己，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因为大量的案例证明，相当一部分党政领导干部走上违纪违法的犯罪道路，都是因为其配偶或子女起了推波助澜甚至是“二传手”的作用。此外，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率先垂范作用还表现在带头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自觉地将自己置于领导班子成员相互监督以及上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第四，建立健全有效的内部及外部监督和制约机制。体制和制度具有稳定性、全局性、根本性和长期性。它是实行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准绳和依据，反腐败斗争的治本措施，防止和抑制腐败现象的有效办法。当前，应建立健全以下几个方面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

l、建立和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制度。明确划分同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职权范围，把权力限制在履行职务所允许的范围内，这对防止权力独揽、权力滥用，逃避权力监督和制约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2、改革旧的党政领导干部管理体制，使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法规化。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法规化是提高监督和制约权威的必要条件。现实生活中许多反面的典型案例也说明，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削弱是滋生腐败的土壤。所以，务必改革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旧的管理体制，严格执行“党纪、政纪、法纪”三到位，建立健全严格的规章制度，如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个人外出活动定时联系报告制度、请销假制度、礼品登记制度、收入申报制度、个人家庭重大事项申报制度和财务制度以及会计委派制度等，努力做到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活动到哪里，组织监督就实行到哪里，从而使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逐渐走上法规化的道路。

3、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制度。一是要公开党政部门的职责权限；二是要公开服务项目、公开办事程序、公开收费标准，公开办事纪律、廉政规定、违纪违法处理规定、举报投诉的途径和方法。对直接涉及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的事项，各有部门应在职能范围内向人民群众和社会公开；三是要公开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主要公务活动、个人财产和家庭重大事务等，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以外，凡是能公开的必须一律公开，以便于群众和社会监督。凡是研究确定公开的事项，公开后必须及时通过多种形式收集人民群众所反映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研究和分析，能立即答复的应予以立即答复，不能立即答复的，应交办有关职能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并积极协助交有关分管领导审核同意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人民群众反馈处理结果，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制约机制范文篇7

一、“两权”监督制约的必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税务系统的“两权”，就是国家法律赋予税务人员行使的税收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每个税务人员为取得税收，必然要在税款征收、税源管理、税务稽查、行政处罚等税收业务中行使税收执法权。由于税收执法权具有自由裁量性，为保证每个税收执法人员行使权力过程中的公正、公平、廉洁、奉公，就必然要对权力运行的过程进行监督制约，以实现为国聚财、执法为民的宗旨。而对税务系统和队伍的人、财、物的管理，就是各级税务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行使行政管理权，而加强对行政管理权运行过程的监督制约，也是题中之义。因此，在税务系统加强对“两权”的监督制约，不仅是维护税务人员正当行使职权取得税收所必需的，也是税务部门从源头上有效预防腐败所必要的。

税务系统的“两权”运行过程，有其业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对应的监督制约就具有艰巨性。在重点监督的对象上，不仅有各级税务机关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还有一些重要岗位的人员，以及为数不少的税收执法人员，具有不同层次、人数众多的特性；在权力运行的环节上，既有税款征收、税源管理环节，又有税务稽查、行政处罚等环节，其税款征收环节，又有纳税申报、税款核定、税款解缴、欠税清理等关节点，具有环节多、过程复杂的特性；在行政管理的体制上，由于我国对税务系统实行的是以垂直管理为主的行政层级管理体制，“看得见的监督不了、监督得了的又看不见”，在这个系统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经济发展的水平上，由于经济决定税收，在税收任务的完成、税收管理的方式、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等，各地都存在差异，多少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认识，影响着“两权”监督制约的力度。

税收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重要形式。只要有国家存在就有税收，就有税务机构。税务机构作为国家设立的行政执法机关，凭借国家法律赋予的公共权力，对企业、单位和个人强制、无偿征收税收。有权力的地方就必然要有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这是被历史和现实证明了的真理。所以说，税务系统的“两权”监督虽不是社会上的热点、难点问题，却是伴随税收存在而长期存在的问题。

因此，对“两权”监督制约，既是税务系统反腐倡廉必须要抓的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其必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则是我们构建广西地税系统惩防体系中监督制约机制的出发点。

二、“两权”监督制约的目标要求和基本工作思路

当前，我国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税务系统与其它部门一样，仍然还存在着一些体制机制制度不完善的方面，存在着因权力滥用而导致腐败现象滋生的空间和漏洞。这些空间和漏洞较集中地凸现在“两权”运行的过程之中，如果我们对存在税务系统的“两权”运行监督制约轻重不分，平均使用力量，往往就达不到最好效果，我们这几年来的工作实践也说明了这点。因此，从强化对“两权”监督制约出发，我们必须明确监督过程的目标要求，理清突出重点的基本工作思路，才能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目标要求

坚持对“两权”监督制约的目标要求是：“不出大问题，少出问题，不出问题”。这是一个监督工作逐级递增的层级式目标，是针对税务系统“两权”监督制约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以及整个监督工作过程需要逐渐健全完善来确立的，是符合人们对“两权”监督制约认识不断深化，对其规律逐渐掌握的客观实际的，也是这几年来工作经验的总结。

“不出大问题”，是从性质的角度出发，来控制腐败现象发生的程度。腐败问题从惩处对象来划分，这里可分为大、中、小问题。大问题，就是违法乱纪，已经超出纪律检查的范围，要由国家司法机关来惩处，即进入刑事处分；中问题，则主要是违纪，即使违法也是轻微，还够不上用法律来制裁，基本属于纪律处分范围；小问题，就是发现的是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即使涉及违纪，也属轻微还够不上处分，这类问题主要是以日常业务监督检查发现的为多数。不出大问题，也就是说即使出问题，也还未严重到要通过司法机关来惩处的程度，其危害和社会影响不大。

“少出问题”，是从数量的角度出发，来控制腐败现象发生的次数。因为一切事物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对数量的控制就是防止腐败问题积少成多，使腐败现象控制在人民群众能承受的范围。对“两权”的监督制约，由于一些现行的客观因素和条件的制约，我们不能要求也不可能要求杜绝一切腐败现象，这样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才能朝着真正杜绝一切腐败现象的路上前行。

“不出问题”，就是杜绝一切腐败现象滋生，以实现对“两权”监督制约的最高目标要求。

（二）基本工作思路

几年来，我们对“两权”监督制约的探索和实践，初步总结出了一条基本工作思路，即按照构建惩防体系简便、易行、管用、有效的总体要求，以树立立体监督、全方位监督、重点监督、实效监督为指导，按照突出一条监督主线，打造两个监督平台，抓住三个监督重点，落实四位一体监督责任的工作思路，形成纵横交错的监督网络，以取得“两权”监督制约的最佳效果。

突出一条监督主线，就是在地税系统自上而下要明晰这样一条监督主线：即明确各级税收业务部门是首要监督层次，充分调动其他内外监督主体力量作为中间监督层次，地税系统纪检监察部门是最后监督防线的监督主线。各级税收业务部门是“两权”行使的职能部门，开展的日常业务与“两权”监督制约紧密相联，是实现“两权”监督制约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对“两权”监督制约就如空中楼阁，不会有任何成效。

打造两个监督平台，就是在各级地税机关要分别建立起对内的政务公开和对外的税务公开的两个监督平台，以调动内外监督主体的力量，使“两权”作为被监督制约方，有对应的明确监督者，置于一个经常受监督的环境和氛围中。对内的政务公开，主要是税务机关内部必须要向全体税务人员公开的人、财、物等政务内容，要求采取有关方式进行公开，以接受全体税务人员的监督。对外的税务公开，是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必须向社会和全体纳税人公开的税收业务内容，主要有“文明办税八公开”等，采取的主要方式有办税大厅的公告、网络化的“12366”纳税服务热线、各级税务机关聘请的社会监督员、行风评议员等，主动接受社会各监督主体，特别是纳税人的监督。对这两个监督平台的建设，各级地税机关都要加以重视，为积极主动接受各方监督主体的监督创造条件。

抓住三个监督重点。由于“两权”监督的对象具有不同层次、人数众多的特性，又由于“两权”运行的轨迹具有环节多、过程复杂的特性，我们不能皮毛胡子一把抓，而应该是有所侧重、有所突破。概括地说主要是抓住三个重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10个重点环节、基层税收管理重点岗位。抓住这三个重点，可以说基本上点中了“两权”运行过程的穴位，抓住了监督制约的关键所在。

落实四位一体监督责任。对“两权”监督制约，领导、业务部门、岗位人员、纪检监察部门都有责任。一是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必须承担“一岗两责”，特别是分管领导既要廉洁自律，又要管好自己的人、自己的事，在“两权”的行使中真正将监督管理融入自己分管的工作中，负起职责范围内监督管理的直接领导责任；二是职能部门根据所管的业务，必须认真履行“一岗两责”，既要抓好本部门的业务建设，又要落实从源头上对“两权”监督制约的首要责任；三是要落实岗位责任，“两权”重点环节运行的各个关节点都涉及到岗位人员的权力行使，作为这些重点岗位的人员除了要严格要求和廉洁自律外，必须明确对与自己相关岗位的其它人员，还负有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相互制衡的责任，如果这个认识不到位，就有导致走向渎职犯罪的可能；四是纪检监察部门在“两权”监督制约中，必须在党组统一领导下，承担起组织协调和监督落实的责任。

实施基本工作思路，关键是落实部门责任，着力点是进行责任追究。落实部门责任是税收业务部门作为首要监督层次，必须承担“首要”责任，将“两权”监督与开展税收业务相结合，统一安排、统一落实、统一检查、统一考核，实现堵塞漏洞、同步监督、发现问题、及时防范，确实承担起首要责任。在现行情况下，针对出现还够不上违纪违法的问题开展责任追究，很难从现行的“两权”监督制度中找到相对应的措施和办法，这是责任追究的软肋。可行的只能是“脸难看”的办法，即亮出工作的“好、坏”，让“好”的得到大家认可，让“坏”的展现在大家面前，即使采取一些激励措施作为抓手，也必须要在现行奖励政策的下允许才行。

三、“两权”监督制约的保障措施和办法

中共中央在《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年工作规划》中，提出了今后5年要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的工作目标，其中，要求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基本形成。为此，我们在推进惩防体系建设中，按照已明确的目标要求和基本工作思路，必须采取有力的保障措施和办法，经过五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形成广西地税系统“两权”监督制约机制。

（一）建立工作机制

各级地税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既是实施“两权”监督制约的组织者和责任者，也是监督制约他人的主体和被监督制约的对象，必须要以带好队的高度政治责任感抓好“两权”监督制约。为保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形成合力，取得实效，必须建立一个工作机制：实行党组统一领导，纪检监察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岗位责任落实到位，上下联动的工作体制和机制。为落实领导责任，将“两权”监督制约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列入每年的责任制布置、检查、考核当中，强化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促使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自觉地将党风廉政建设贯穿于“两权”运行的全过程，把抓“两权”监督制约摆上议事日程。

（二）明晰岗位职责

由于“两权”运行过程涉及的环节多、岗位多、人员多，对每项权力运行过程中的环节必须清晰，对涉及到的每个岗位职责必须明确，这样才便于监督制约。为此，必须规范权力运行的程序，明晰运行的环节，做到定岗定责，岗责明确。如税款征收环节，关节点是开票、收款、入库，风险点是对现金收取的监督控制，当收取的税款是现金时，为杜绝开票时有“大头小尾”的贪污税款行为发生，有效措施：一是采取计算机开票，通过软件控制，使同一业务不能重复打印，或者实行票款分离来设置岗位；二是现金入库，必须有两人同时到银行缴库，并要求当天缴库当天结报，避免现金税款发生流失。

（三）提供制度保证

对“两权”运行的监督制约，必须解决一个由谁监督、怎么监督的问题，这就要求有一整套实施监督制约的管理办法，具体分为操作规程和考核评估制度。一方面，通过致力于现行制度的运用和欠缺制度的建立完善，形成一套科学规范易于操作的制度体系，做到权力运行到哪里，规章制度就制定到哪里，使“两权”运行的每个环节、每个重点岗位都有章可循，有可操作的办法，这主要由业务部门来拟订；另一方面，为了监察业务部门对“两权”监督制约的开展，还要有以考核评估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办法。为此，我们针对三个监督重点，要出台三个监督管理制度性文件：已经出台的《广西地税系统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桂地税党组字〔*〕45号），今年将要出台的《广西地税系统“两权”重点环节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列入明年出台的《广西地税系统县（市）、城区局基层税收管理重点岗位监督管理办法（试行）》，从而为“两权”监督制约提供制度保证。

（四）采用科技监控

目前，信息化技术已成为税收工作的技术支撑，与税收业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信息化，可强化“两权”监督制约的手段，进一步加大监督制约力度，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由于信息化技术在软件设计上，可以做到规范工作流程、界定岗位权限、明确岗位责任，达到程序上不可复制、流程上不可逆转、自动汇总、及时预警的要求，在一些重点环节、关键岗位，实施重点监控，记录操作轨迹，制约权力行使，从而达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目的。如发票领用缴销，设定一个数量上限，没有缴销就不能领用，对发票的私售乱开就能起到监督制约作用。因此，税务系统的信息化人员，要充分认识到“两权”监督制约的必要性，在开发运用税收业务软件时，一定要将监督制约的理念与税收业务流程的设计结合起来，强化“两权”监督制约，建立和完善“两权”人机结合的监督制约机制。

制约机制范文篇8

一、加强对行政权的制约是世界性的普遍规律

对行政权进行制约，是自行政权产生以后就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课题。而将这种制约由“权力问题”变成一个“法律问题”的，则源自古希腊柏拉图的名著《法律篇》。柏拉图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①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在其名篇《政治学》中进一步完善了这个“法律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的两个条件或标准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②无独有偶。大约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也产生了主张“法治”的法家。③但无论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法治，还是中国古代法家所主张的法治，在当时都没有实现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基础，因而对行政权的控制和监督也就主要局限为理论层面的“法律问题”。而将这一理论层面的“法律问题”上升为实践层面的“法律制度”的，则是源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

1、20世纪以前西方国家对行政权的严格控制。资本主义国家在立国之初，政治上为了防止封建复辟和行政专横，经济上为了保障自由竞争不受行政权干预，明确提出政府管理得越少越好的“消极行政”理论。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法学家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④因此，他们主张“所有权力都必须通过法律赋予，否则行政机关不得享有和行使任何权力，与此同时，任何权力都必须通过法来制约和控制。”⑤这就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将行政权置于法律之下的“依法行政”的原则。为了保证“依法行政”原则的真正实现，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法学家提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⑥并为此设计了一套颇为繁复的法律制度：将立法权交给议会，将司法权交给法院；行政权的行使既要受到立法权的事先规范和控制，又要受到司法权的事后审查和监督。这种严格规范主义的依法行政的观念和制度，统治了西方世界200余年。

2、20世纪前半期西方国家行政权的迅速扩张。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对“消极行政”理论和严格规范主义理论提出了挑战。英国著名行政法学家韦德描写的那种“除了邮局和警察以外，一名具有守法意识的英国人可以度过他的一生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存在”⑦的田园牧歌时代已经结束。垄断经济、福利国家的出现，要求政府全面和能动地介入经济和社会管理，“积极行政”、服务行政、给付行政理论随之产生。与此相适应，“依法行政”立法已不再局限于议会的立法，而是扩大到了政府制定的法规和规章；政府也不再仅仅拥有行政执法权，而且拥有了行政立法权和行政司法权-裁决公民、法人之间的民事、经济纠纷以及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之间的行政纠纷的权力。西方国家行政权迅速扩张的一大突出例证，就是美国大量独立管制机构的兴起，以及罗斯福新政之后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张。⑧

3、20世纪后半期行政权受控与扩张并存。行政权的急剧扩张，对传统行政控权理论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对公民的民主和自由也构成了巨大威胁。西方有识之士惊呼：“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并去正视行政控制中所固有的某些危险。如果一个公共行政制度只注重结果而不关心人权，那么它就有可能导致独裁与压迫。”⑨因此，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1946年颁布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为标志，西方国家纷纷开始对行政权加强控制：在立法上，议会在委托政府立法时均规定明确的立法原则和立法范围，政府超越可以撤销；在执法上，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和建立行政公开、行政监察、行政监督、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等制度来加强行政机关的自律、内部监督和公众监督；在司法上，法院拥有对政府行为的违宪和违法审查权，以及对政府与公民、法人之间的行政纠纷的最终裁决权。但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的控权，并不是对20世纪以前控权理念的简单回归，而是实行一种控制与扩大行政权并重、保护公民民主与提高行政效率并举的新的模式。

二、我国在体制转轨过程中需要强化对行政权的制约

制约行政权这一重大而古老的课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正日益凸现其严峻性。我国由于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对行政权的依赖和对行政权的制约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缺一不可，又呈现一种复杂的态势。行政权犹如一把双刃剑。如果我们只重视依赖行政权推进改革开放和体制转轨，而不重视规范和制约行政权，就可能在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一系列弊端，并最终导致体制转轨失败。

1、体制转轨容易产生行政权力真空。我国目前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旧体制和新体制彼消此长的渐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两种体制都在发挥作用，又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现象。⑩一方面，旧体制的权力格局和体系被打破，但其运转的惯性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新体制的权力格局和体系正在形成，但还很不完善。新旧体制共生共存的局面，既会产生很大的摩擦和冲突，又会在权力设定和运行上造成新的空隙，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呈现出暂时和局部的管理无序状态。毫无疑问，这种权力真空和管理无序现象的存在是十分有害的。如果处置不当，既可能导致旧体制的复归，形成新的集权；又可能造成新体制的夭折，产生严重的腐败；还可能发展成无政府主义泛滥，社会黑暗、邪恶或落后势力丛生，引发社会动荡。“大量的历史证据证明，缺乏有组织的政府或政府的软弱无力，很容易产生等级森严的僧侣统治或经济从属地位的状况。”⑾因此，我们应当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精心设计改革方案，通过制定法律合理设定和严格规范行政权，以避免权力真空和管理无序现象的长期存在。

2、体制转轨容易引发行政道德失范。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物质生产方式。在体制转轨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全体公民、包括国家公务员价值观念的巨大转换，即从计划经济下的权力经济、无偿调拨、集权、人治、官本位等观念向市场经济下的公平竞争、等价有偿、民主、法治、效率等观念的转变。这一观念转变过程不可能瞬间完成，而是一个新旧价值观念不断冲突、不断交融又不断扬弃的嬗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绝大部分国家公务员完成了从旧观念向新观念的升华，但也确有少数公务员被新旧体制交错所提供的腐败机会击倒，引起行政道德严重失范。我国近年来消极腐败现象呈现阶段性多发、高发的严峻态势，就是最为明显的例证。“拥有高度腐化能力的社会，也是一个暴力肆意横行的社会。”⑿如果我们不对少数公务员行政道德失范引发的严重消极腐败现象予以高度重视，不坚决铲除造成公务员腐败的体制性土壤，就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严重腐败和严重动荡。

3、体制转轨容易造成行政权力滥用。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既依赖于编制严密的监控制度之网，这是关键；又需要国家公务员的道德自律，这是重要方面。在体制转轨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监控制度已经大部分失效，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行政道德也已不完全适用；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监控制度和行政道德还没有完全建立；这就为行政权力滥用提供了条件、便利和借口。因体制转轨造成行政权力滥用有种种表现形式：一是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不配套和不健全，造成行政权力滥用。如在金融、证券、期货、房地产、信息产业等新兴经济领域，各项法律、法规还不完备，政府管理还没有经验，因而容易诱发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二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退出经济领域，造成行政权力滥用。如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能源、电信、铁路、民航、原材料等经济领域，还实行国家垄断经营，缺乏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和监督，因而容易诱发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三是残存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新生的市场经济体制并存和同时转动，既使计划经济体制变形，又使市场经济体制扭曲，因而诱发行政权力滥用。如双轨制造成权力寻租，财政包干造成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金融部门监管性和经营性职能重合造成金融秩序混乱。四是各种经济成分并存条件下的不规则和不正当竞争，造成行政权力滥用。在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等将长期并存，共同发展，但它们相互之间的良性竞争规则和竞争环境还没有完全形成，因而极易诱发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五是对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政权行使的标准、条件、范围、幅度和程序等还缺乏严格的法律规定，造成行政权力滥用。如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裁决、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或管理手段缺乏统一规范，因而容易诱发政府官员滥用这些权力和以权谋私。

4、体制转轨容易导致行政责任缺失。责任是法律制度的生命，是违法者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没有法律责任规定的法律不是法律，不承担责任的行政机关不是一个负责的行政机关。但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从人治行政向法治行政转变的过程中，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导致一些行政机关只享有权力，不承担责任。这既突出表现在立法中行政机关只要求设定权力，不同意设定责任；也突出表现在执法中行政机关只重视行使权力，不注重负有责任；还突出表现在司法中行政机关只强调享有权力，不愿意承担责任。所有这些，都严重损害了政府声誉和形象，败坏了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并是造成行政道德失范、行政权力滥用、社会矛盾激化、特大恶性事故频发的制度性根源。

三、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权制约机制

建立和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权制约机制，是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过程中面临的一项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早在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中就十分深刻地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⒀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名篇中，又对法律制度的这种决定性作用作了更加全面和更加透彻的阐述。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邓小平同志最后极其精辟地总结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⒁同志对制约和监督权力问题说得更加明确。他1996年《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干部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对他们运用权力的行为就越应当严格监督。”⒂1997年他在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一切行政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

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乃至国家和政府产生以来制约行政权的全部经验，要最大限度地遏制和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与腐败，就必须全面、彻底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有限权力政府；就必须毫不动摇地推进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变，建立遵循正当程序政府和责任政府；就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要建立有限权力政府。古代政府是一种全能政府，也是一种神话政府。它统一行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一切政治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都在政府的全面控制之下；人民没有民主权利和自由权利。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打破了全能政府的神话，第一次建立了有限权力政府：它实行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权力结构；它赋予公民民主权利和自由权利；它确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也是一种新型的全能政府和神话政府。它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行政集权体制；它对国家的政治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实行全面管理；它的权力很少受到立法的规范、司法的控制和人民的监督。因此，我们必须摒弃这种全能政府和神话政府模式，代之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有限权力政府模式：即真正确立人民的权力主体地位和公民的权利主体地位，真正建立法律控制行政权、人大监督行政权、司法审查行政权的权力制约体制，真正形成政府-行业中介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市场和社会的三元社会结构；从而在权力的源头上最大限度地控制行政权的惟我独尊，切断行政权的无处不在，限制行政权的无所不管，转化行政权的无所不能。

2、要建立遵循正当程序政府。行政权不仅要受到外部的限制和控制，还要受到内部行使和运行过程中的制约和监督，这就是要遵循正当程序。正当程序是美国宪法所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源自英国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并成为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基石。我国要健全对行政权的制约机制，同样必须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具体表现为必须遵循以下三个子原则：一是平等原则：即公民、法人与行政机关在行政过程中法律地位应当平等，应当建立听证、协商、沟通等保证公民平等参与行政行为的各项制度，并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二是公开原则：即增加行政行为的公开性和透明度。阳关是最好的防腐剂。要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政务公开法》、《政府信息公开法》、《舆论监督法》、《公务员公开选拔和任职公示条例》等法律法规，建立政务公开制度。三是公正原则：公正原则既是正当程序原则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行政行为的合理主义和行政程序的公正主义，是现代行政法的“两根支柱”，也是抵御行政权违法和滥用的“两大盾牌”。

3、要建立责任政府。责任政府理论产生于近代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以后，并在20世纪得到迅速发展。与政府无责任或政府责任豁免理论相对立，责任政府理论承认政府在违法失职、滥用职权、甚至从事特定的合法行为情形之下所应负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我国要健全对行政权的制约机制，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责任政府。一是要建立政府首长和组成人员在重大违法失职、滥用职权等情形下引咎辞职的政治责任制度。二是要健全国家公务员因个人违法失职、滥用职权、贪污腐败必须受到行政处分的行政责任制度。三是要健全行政机关因违法失职、滥用职权、从事特定的合法行为损害公民、法人合法权益而引起行政行为被撤销、变更、责令重作、损害赔偿或补偿的法律责任制度，以及在此过程中国家公务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违法侵害发生而对国家的赔偿责任和个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制度。四是要建立行政机关和国家公务员因轻微违法失职或官僚主义等而向公民、法人赔礼道歉的道义责任制度。

无庸置疑，健全依法行使行政权的制约机制是一项重大、复杂而长期的任务，它必将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全过程，必将伴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全过程，也必将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①《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9页。

③当然，中国古代法家主张的“法治”，其实质是人治之下的“法治”，因而与古希腊的法治思想仍相去甚远。

④[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琛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⑤[美]《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

⑥同上法（1）。

⑦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⑧参见威廉·爱·洛克滕堡：《罗斯福与新政》，朱鸿恩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译校者前言第2页。

⑨[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55—356页。

⑩参见林昌建：《权力错位与监控》，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⑾[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⑿[美]塞缪尔·亨廷顿：《变更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⒀《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

制约机制范文篇9

权力腐败是由权力的双重性决定的：一方面，正确使用权力，它便是为社会、为人民谋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错误地使用权力，它便成了腐蚀人们灵魂、牟取个人私利的工具。权力的腐败包括权力的滥用和失控。权力的滥用是指权力的运行主体超出了授权的范围，随意扩大化，使权力变质越位的行为；权力的失控是指权力的运行避开监督，运作程序颠倒错乱。

权力滋生腐败，就其主观原因是源于邪念的滋生，即理想信念发生动摇，萌发谋取私利的念头。“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一旦思想长堤崩溃，私欲膨胀，就会利令智昏，千方百计去满足个人的需要，腐败必将乘隙而人，这是滋生腐败的根本条件，而导致权力腐败的客观原因，主要有四：

1．设权失当。即有关组织部门设置权力时有失恰当。一是党政不分，职责不清。有的是党政一肩挑，在具体工作中往往以政代党，或以党代政，忙起来党务工作便被当作软件搁置一边；有的虽然党政分了家，但彼此职责划分不清。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到底听党委的，还是听行政的，叫人无所适从；有的是党政交叉任职，有利益的事，大家争着管，没好处的事，都避之不及，造成管理上的空档。二是职位设置过多过滥。职位设置缺乏规范，因人设职。三是权力分配过于集中，一把手往往集人财物大权于一身，常常个人说了算；政府仍在包揽干涉企业事务；行政权力过大，有侵占立法权、司法权、监督权的倾向。

2．授权失误。即把权力授给了本不该授予的对象。某些人人党动机本来就是不纯的，正如胡长清所说“无非是捞取政治资本、升官发财”的不良心理，一旦窃取实权，便肆意放纵，损公肥私，为所欲为。授权失误为权力腐败种下了祸根。有的部门考察干部时没有执行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有的组织干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只凭某领导的一声招呼，就漫不经心地偏听片面之词，走走过场；有的考察人员甚至被人收买，“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即使听了不良反映，也是充耳不闻，考察结论只拣好听的写，造成了用人失误；有的公开跑官要官，有的则公开卖官鬻爵。用人腐败是影响最坏、危害最烈、群众意见最大的腐败。用错一个人，就会挫伤一大片人的积极性，甚至会带坏一种风气。“上有所好，下必甚矣”，从而败坏党风，损害党的事业。

3．用权失范。任何权力运行都需要遵守行为规范，所谓“不以规矩，难成方园”。之所以出现用权失范的现象，主观上讲，是少数党员干部淡忘了为人民服务的初衷，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发生扭曲，让那些“升官发财”、“及时行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陈腐思想占据了灵魂。以权谋私也就成了必然。客观上讲，体制和机制上的漏洞，给人以空子可钻。我国正处在两种体制转轨的过渡时期，体制上还不够完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这些客观上的疏漏，为少数意志薄弱的人用权失范提供了机会。

4．监乏力。失去监督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应该说就我国目前而言，监督部门还是众多的，看似构成了一张严密的监权网，然而深入研究后不难发现这种监督机制还很不健全，监督苍白乏力：一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太远。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就是有顺风耳、千里眼，也看不到、听不见、管不着。二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太难。且不说下级不了解情况，无法监督，即便是知情者，在现行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又能如何?三是同级对同级的监督——太软。在当前正气不浓的环境下，好人主义盛行，民主生活会上“你不是妖怪，我不是妖怪，大家都不是妖怪”，保持一团和气，所以这种监督软弱无力，尤其是同级中的一把手，更是无人敢监督，大可以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胡长清一介副省长，一年内私自出省20余次竟无人知晓。四是法纪监督——太晚。现在执纪执法多是一种事后监督。“你不告，我不动；告了也不一定管用。”且不说有的案子很难查清楚，就算查了水落石出，作了严肃处理，这种处理虽能起了警示作用，但毕竟是“亡羊补牢”，所造成的损失已无法挽回了。

二、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就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权力制衡机制

实践中我们感到，在权力进行过程中，要防止权力失制、授权失误和用权失范，就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

1．通过科学配置来制约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实现权力的正常运用，关键是对权力进行分解，使之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要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基本的方法就是将权力进行必要的、合理的分解。改变在一个班子内部，权力过分集中在“一把手”身上的状况，分工授其权，重要事项，民主决策，彼此互相监督。比如：近几年二炮一些单位的重大战备工程建设，较好地做到了申报、立项、审批、投资等权分属于不同的部门和经管人员，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公正性，防止了因“一支笔”批项目而造成的行业不正之风。再如：在物资集中采购上，二炮许多单位就坚持实行计划、采购、支付“三权分离”，通过科学配置业务部门、采购部门、财务部门的权力，较好地防止了物资集中采购过程中容易发生的吃拿回扣、暗箱操作等现象。

2．通过规范工作程序来制约权力。权力的滥用，往往是因为没有规则，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程序就是规则，违反程序就是违规。权力的运用，是由各个环节组成的，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从这一点上说，也是分权原则又一个层面的体现。如一个建设项目的审批确定，必须经过提起、申报、论证、评估、审定等多个环节，而每一个环节，又有相应的启动和决策过程。这些过程决定了权力运用必须遵守程序规则，否则，就会出现权力滥用，甚至造成失误或损失。这就要求对权力的运用要制定相应的程序，如审批程序、表决程序、执行程序等等。另外一个方面，加强对程序的监督，这本身就防止了权力运用的随意性，减少了权力滥用的机会和空间。

3．通过用权力公开来制约权力。权力的本质是公共的。从本来意义上讲，公共权力的行使就应该公开化，使之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公开本身就是一种监督和制约。近些年来，二炮不少军级单位在用权公开上作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不断提高用权公开的透明度。有的在用人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公开，提拔使用团以下干部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有的在批钱拨物上进行了公开，不断扩大官兵的知情权、参与权，得到了广大官兵的认同和支持。

三、创新授权制度，把好用人关口

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为害最烈的是吏治腐败。建立一种群众参与、客观地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的机制，依法行使好考察、选拔、任免权，是防止授权失当的关键。

1．要创新和完善干部的选任制度。要严格按照公平、民主、竞争的原则，选好选准掌权人。一是建立以公开为基本前提的推荐机制。干部工作只有坚持公开的原则，才能平等竞争，使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要从民主推荐和署名推荐制、考察预告制、到任前公示制、干部选拔使用的各个环节，都在一定的范围内公开，使群众可以较大程度地参与对干部的选拔任用。二是要建立民主为基本趋向的考察机制。要建立一种群众参与、客观地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的机制。健全选举制度，实行民主推荐、民主评议和民意测验制度，扩大干部群众对选拔任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国家权力机关在选举任命前，要行使调查权、了解权与考察权，客观地衡量拟任人员的素质。在行使选举任免权时，可创造气氛和条件，使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能自主地、独立地表达他们的意志，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干涉。三是建立以竞争为基本特征的选拔机制。要把“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贯彻到干部的选拔任用中去，变“伯乐相马”为“赛场选马”；对不称职的干部实行待岗、转岗学习、离岗分流、改任非领导职务，实行能上能下的干部制度。

2．建立失控权力的剥夺制度。要加强对授权后权力运行的监督，一旦发现干部在任职时有不廉洁、不勤政行为，或缺乏实际领导能力，可以随时行使询权、特定问题调查权、撤职权和罢免权：一是实行组织处理制裁手段。包括调离、降职、停止执行职务、免职、辞退等。对于在权力运用过程中，有不良行为造成不良影响，但情节较轻不够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可以采用停止其执行该项职务的手段予在制裁。二是实行资格剥夺。资格剥夺制裁包括公务员资格剥夺、从事专业资格剥夺、行业执业资格剥夺等方面。资格剥夺制裁就如釜底抽薪，加大了对违纪者的处理力度，增强了对违纪者的威慑力，使违纪者“心有所惧、行有所忌”。三是对权力失控者实行经济利益剥夺。对涉及经济利益的违纪行为的惩处增加经济制裁手段，使其在经济利益上得不到任何好处。包括补偿经济制裁、惩罚性经济制裁两种方式。必要时可以取消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违纪者实行经济利益剥夺，减少腐败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增大腐败行为的经济成本，使违纪者不能以腐败“发家致富”。

3．实施选人用人失察的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原则、政策、程序，导致严重选人用人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对干部任用失误的党纪追究，应分清用人失察的推荐责任、考核责任、决策责任，针对不同的情况予以追究：一是建立推荐干部责任制。明确规定领导干部个人推荐干部应遵循的原则和要求以及推荐失误应承担的责任。严重失误的应责令引咎辞职。二是要建立考察干部责任制。明确考察人员在干部考察中的权力和义务以及考察失误的责任，加强对考察人员的监督，防止考察失真失实，减少用人失察失误。三是要建立党委讨论决定干部责任制。明确规定党委决定干部任免时应坚持的原则、遵循的程序、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及党委成员各自担负的责任，加强对领导决策过程的监督。对重要部门党政一把手的任免，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方针，实行常委无记名投票制，防止授权过程中的不正之风。

四、改革行政体制，规范用权行为

我国目前政府行政审批中事项多、标准不明确、程序不健全、自由裁量空间大，很容易诱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违纪违法行为。合理设置权力边界，规范用权程序，既可以强化法律对行政权力的实际规范和约束作用，又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预防滥用权力的腐败发生。1．转变政府职能，科学设置行政程序和权力边界。以政企真正分开为着眼点，下大力气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改变政府管理方式和手段。首先，要减事放权，削减行政审批行为。要坚持职权法定的原则，还权于企业，还权于市场，凡是可以用市场机制代替行政审批行为的，都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处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要坚持责权一致的原则，减少或合并交叉、重复的审批事项，凡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下放的审批事项尽可能地下放。其次，要科学设权设事，规范行政程序。要严格规定审批内容，明确审批条件，减少审批环节，简化审批手续，确定审批时限，制定严密的审批操作规定和标准，最大限度地减少审批部门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审批制度或定期会签制度，避免多头审批和重复审批，提高工作效率。第三，要科学分解事权，严格内部制约。根据权力制约原则，调整部门职能分工，合理划分职责权限，形成部门之间、单位之间平行交互监督制约的机制。将实权单位和部门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一个人或一个部门行使的权力，分解到几个人或几个部门，并互相制约。人、财、物、项目的审批、证件核发等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以3年为限定期轮换。

2．公开行政行为，使权力在台前透明运行。腐败最怕“阳光”，只有权力在公开透明的条件下行使，避免暗箱操作，才能有效地防范腐败：一是公开决策程序。在对资源配置、工程招标、人事调配、收入分配等决策时，要在决策前公布预定的目标和计划，在决策过程中公平评估和选择，在决策之后公布方案。通过建立公开的程序，把好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这一关。二是公开行政过程。公开行政行为必须有严格的法律程序，让所有法律和政策法规的日常管理工作都公诸于众，并建立行政行为的提请复议制度和社会质询制度，接受社会舆论监督，使那些不规范的、带有不可告人目的的管理行为受到公众监督而大为收敛。三是公开财务收支。财务保密、审批一支笔、封闭决策、个人权力过于集中等为不正当开支、送礼行贿、私分挪用公款等腐败行为大开方便之门。要强化“纳税人”意识，让纳税人和交费人知道钱用在何处。公开行政部门财务收支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费支出，让本单位和本部门的职工群众以及全社会了解和监督。改变财务支出由“一把手”、“一支笔”签字的传统做法，推行财务支出联签制，并定期由财务、审计部门张榜公布财务收支情况。

3．强化责任追究，科学评估行政行为。首先，要建立立体交叉的行政行为评估和考核程序。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价公务员行政行为的评估考核办法，并尽可能做到具体化和量化，用来考核评价公务员的业绩和用权行为。要确定领导考察、同行的评估、平行部门的评价、服务对象的监督、组织人事部门的综合等几个方面的关系，公开评估和公正考核每一个公务人员的用权行为。其次，要严格执行用权不当追究制度。要明确责任追究的方式，根据责任者应负的责任，可采取口头批评、诫勉谈话、责令书面检讨、通报批评、经济处罚、调离岗位、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等手段进行处理，严重的要依法依纪实施追究。

五、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就要建立健全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

当前，加强权力运行监控的制度建设，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的是有章不循，不按规矩办事；有的是无章可循，对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防范措施明显滞后，出现一些制度上的“空挡”；有的执章不严，讲感情，不讲原则；讲私情，不讲党性；或者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践证明，制度具有普遍适用性、规范性和强制性，是加强权力监控带根本性、基础性的工作。

1．在“深化”上动脑筋，增强制度的系统性。针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不断延伸、完善规章制度，使其形成纵横交织的严密体系，力求措施在前，防范在先。比如：二炮某基地的某工程技术总队，建立健全了办事公开制度，特别是在办理官兵关注的人、财、物等事项上，在不违反保密规定情况下，都做到了条件、标准、程序、结果四公开，接受群众监督，以公开保公正。同时还在部分机关部队建立了岗位轮换制度。对在一个职位上工作时间较长的管人、管钱、管物的人员进行跨部门交流，防止出现滥用职权的腐败现象。

2．在“细化”上下功夫，增强制度的操作性。工作中，我们应注重把上级颁发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章制度变成符合本单位特点的实施细则，对办理有关重要事项的条件、规则、限额、程序、纪律等各个环节都提出了明确的标准和要求，使党员干部行使权力和监督权力都有据可依。

3．在“硬化”上下功夫，增强制度的严肃性。当前，应着重解决好有章不循的问题。在制定有关制度规定的同时，还要制定出确保制度落实的制约措施，对违犯制度规定的人和事，要严明纪律，坚决查清，严肃处理。如二炮机关某二级部领导失职渎职、滥用职权和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暴露后，就对其进行了严肃处理，引导党员干部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做到警钟长鸣。

六、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就要增强权力主体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

现实生活中，有的领导干部从理智上感到权力应该接受监督制约，而具体运用权力时，却又自觉不觉地逃避监督；有的看到别人滥用权力得到利益时，产生了对权力监督制约的愿望，而当自己滥用权力获得利益时，就想不到监督制约。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控，必须进一步清除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障碍，不断强化他们自觉接受监督制约的观念。

1．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强化公仆意识。要明确党员干部手中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领导就是服务、权力等于责任、权力就是奉献的观念，摒弃把权力私有化、商品化和神秘化的错误做法，反对把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防止和克服各种玩忽职守的行为。

2．要树立正确的监督观，强化自律意识。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是新形势下促使领导干部正确行使权力的必要条件，也是对党员干部的关心和爱护。权力不受监督，就像汽车失去制动一样，在横冲直撞中了加大了翻车的概率。作为领导干部，他们既是监督者，又是被监督者，都有监督他人的权力和接受监督的义务。这几年，二炮按照中央和军委总部要求，在加大对主官监督方面做了一些有益尝试。2006年底，二炮纪委组织力量，到部分军师级单位，对主官行使权力情况进行专项检查。一方面，听取主官本人汇报，另一方面进行民主测评，在部队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对促进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秉公用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3．树立正确的职位观，强化责任意识。权力意味着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和责任，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当多大的领导，就有多大的担子；管多大的事，就多大责任。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一致起来，时刻想着群众的利益，处处对人民群众负责。这些年来，二炮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能够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和期望，带头在其位、谋其政、履其职、尽其责，表现出了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

七、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就要创造有利于权力制约的环境和氛围

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是涉及个人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容易出现感情大于原则、人情大于法规的现象，加之新形势下，党内生活原则空气淡化，使监督制约缺乏应有的环境和氛围，必须认真加以克服和纠正。

1．要营造人人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舆论氛围。目前，好人主义现象比较普遍，对违纪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批评上级怕穿小鞋，批评同级怕伤感情，批评下级怕丢选票，相互之间忌讳谈相互制约问题。这种不良风气，既助长了权力的滥用，也影响了个人的成长进步，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2．要营造层层照章办事的行政氛围。上级领导干部、领导机关既要搞好对下级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也要在正确用权上为下面做好榜样。而下级要敢于坚持原则，严格照章办事，不怕得罪人。这样，自上而下，逐步营造层层照章办事的行政氛围，才能保证权力的正确运行。

3．要营造赏罚分明的奖惩氛围。积极探索建立廉政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把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有机结合起来。要严格考核奖惩，加大对廉洁从政行为的精神鼓励、政治激励和物质奖励。在建立激励机制方面，要在严格责任考核的基础上，对正确行使权力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充分调动各级领导正确行使权力的积极性。同时，也要建立严格的惩处机制，把惩防腐败体系的建设绩效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作用的重要依据，作为单位评先创优的重要条件，激励各级领导干部自觉担负起抓廉政建设的重要职责。要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震慑作用，通过对违纪违法的严肃查处，教商警示大家不越“雷池”不闯“红灯”，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4．要畅通信访举报的渠道。要加强信访举报工作，通过公开举报电话、设立举报信箱、聘请廉政监督员等形式，畅通信访举报渠道。要进一步规范举报和受理操作程序，加大对群众信访举报直查、快办力度，并及时反馈情况，确保信访举报畅通，对权力实施有效的监控。

综上所述，保证权力正确行使，防止以权谋私、滋生腐败，仅靠某一项措施和方法都是不够的，因为权力的滥用既有主观的原因，又有客观的因素；既有思想道德的因素，又有经济的原因；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因素；既有社会的原因，又有内在的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权务运行的客观规律进一步探索，从根本上保证党员领导干部正确运用权力。

制约机制范文篇10

关键词：人民监督员；监督制约；互动机制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按照有关规定产生的人民监督员，代表人民群众，依照宪法赋予的权利，独立地对检察机关部分案件行使监督权，“保障检察权的正确行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切实体现宪法关于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的原则精神”。

1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发展概况

1.1人民监督员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

2003年，检察机关从人民群众反映最突出、要求最强烈，最关注、最关心的现实问题着手，从执法办案中容易发生滥用职权、不正当使用权力的重要部位和关键环节着手，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自上而下形成了共识：第一，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确实存在几个重要部位和关键环节缺乏专门机构参与，缺乏刚性的监督制约机制。从检察机关以往的经验教训来看，检察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决定是否逮捕、是否撤销案件、决定是否起诉或不起诉等重要环节最容易发生滥用权力或不正当行使权力问题，因为职务犯罪案件在立案后，案件决定是否逮捕、是否撤销案件、决定是否起诉或不起诉等重要环节，这些都由检察院内部作出决定，透明度不高，存在较大的执法随意性，甚至滥用问题。第二，检察机关在“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应当立案而立案；超期羁押的；违法搜查、扣押、冻结的；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确认或者不执行刑事赔偿决定的；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有营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违纪情况的”等执法环节也存在五方面突出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人民群众对查办职务犯罪工作意见较多和不太满意的重要方面。如果对这些环节不加强监督制约，检察机关就很难真正做到严格规范执法，维护和保障法律正确实施的作用也难以有效地发挥。

面临上述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了务实地探索，寻求一种社会监督力量，即创立人民监督员制度，主要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的“三类案件”和“五种情形”进行社会监督，其中“三类案件”是指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中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拟撤销案件的、拟不起诉的；“五种情形”是指人民检察院在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中的下列情形：(一)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二)超期羁押的；(三)违法搜查、扣押、冻结的；(四)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确认或者不执行刑事赔偿决定的；(五)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违纪情况的。

1.2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发展概况

2003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报经中央批准后，决定在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四川等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机关先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2004年8月，报经中央批准，决定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机关扩大试点。2006年2月始，报经中央批准，我国军事检察院有12个大单位军事检察院和25个基层军事检察院也进行了军人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采用“军人监督员”的名称是考虑到军队和军事检察机关的特殊性，包括军人的社会身份以及部队用语习惯等，军人监督员同人民监督员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履行同等的义务。当前，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机关，包括军事检察院，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以福建省为例，该省是全国首批先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的十个省份之一，各项试点工作稳步地走在全国前列。截止2008年6月，全省检察机关共选任人民监督员792名，其中有各级人大代表239名、政协委员61名，占总人数的37.9%；妇女143名，占18.1%；具有法律专业或法律工作阅历的269名，占34%。全省人民监督员共监督“三类案件”871件1015人，“五种情形”案件4件4人。

2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创设依据

“人民监督员制度”要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工作制度，而且是纳入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项刚性制度，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合宪性或合法性问题。本文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价值取向、法律依据和互动机制等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论证。

2.1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价值取向分析

“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3人民群众的监督，通常形式是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的批评、控告、检举、投诉、群众评议等等，这些形式是难以使监督及时进入具体的执法过程，监督的效力也缺乏刚性的制度保障。

人民监督员制度作为社会监督的一种新的形式，弥补了社会监督的不足，是检察机关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实践。《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试行)》）第2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接受社会监督。”相对于国家机关而言，人民监督员制度体现为一种社会监督；在社会监督这个大范畴之中，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又体现为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民主监督；而相对于检察机关而言，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又表现为一种外部监督。因此，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是集社会监督、民主监督、外部监督“三位一体”的性质，但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从本质上讲更突出体现为一种人民群众的监督。

2.2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律依据分析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现实法的具体化和延伸，完全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精神，契合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首先，从我国宪法规定来看，现行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应当说，宪法对公民社会监督权的规定是相当明确和具体的，这为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宪法依据。

其次，从我国刑事诉讼原则来看，现行刑事诉讼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该原则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必须依靠群众”，同时也蕴含着公民可以对检察机关的刑事诉讼活动实施社会监督，为人民监督员的监督纳入刑事诉讼程序提供了法律依据。

再者，从我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检察官法的规定来看，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工作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检察官法》第8条规定，检察官应当履行“接受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的义务。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实践，它使得上述两部法律关于检察机关和检察官“必须接受群众监督”的规定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也使得人民监督员的监督—社会监督的规范性、及时性及其监督效力获得了制度的保障。

2.3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互动机制分析

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广泛地听取社情民意，听取人民监督员站在社会公众认知和伦理道德标准的角度下对案件拟（原）处理意见提出监督意见，与检察机关从法律专业角度对案件处理决策形成有机互补，案件处理结果也更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同时通过人民监督员的社会监督，设置了来自人民群众的防线，从理念上和制度上强化检察官的自我约束，促进司法公正。

人民监督员来自社会各界，由于不需要经人民群众选举产生，与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其常委会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存在重大区别，但都有一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来自人民群众，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人民群众，并不是代表自己。人民监督员通过具体案件的审查、评议、发表监督意见等监督过程，及时地反映了民群众对具体案件的民情、民意、民愿，特别是人民群众对具体案件中腐败问题的痛恨和他们认为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案件工作不力的不满情绪，为检察机关依法正确作出案件处理决策提供宝贵的参考。同时，人民监督员将自己在具体案件监督过程中的切实感受和体会，向社会作出说明，疏导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工作中存在误解和不满情绪，激发了人民群众投身反腐败斗争的热情，逐步形成检察机关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共同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和谐局面。人民监督员制度形成的这种互动机制，把人民群众与检察机关具体检察工作密切地联系起来，体现了检察机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精神，实现司法民主。

3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善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刚性的、程序性的监督制度，必须保证监督的严肃性，克服随意性，其范围从目前来看应严格限制在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应接受监督的“三类案件”和有权提出纠正意见的“五种情形”的范围内，不能随意扩大。

根据试行以来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运行情况，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构想：上述制度试点中存在问题直接影响制度的公信度，因而大大减弱其执行力度。只有抓紧立法，使这一制度真正脱离检察机关，成为完全的体外监督。在实践中不少人对检察机关自己“花钱请人监督自己”的监督力度和监督效果提出了质疑。“虽然人民监督员由其他单位推荐，但需要检察长聘任，检察机关对人民监督员的确定必然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检察机关可以选择人民监督员，让被监督者拥有选择监督者的权力难免会影响到监督者的监督力度。人民监督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能否处于超然的位置令人担心。”要解决此类问题，就必须改变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方法，建议其聘任程序为：根据对人民监督员的名额要求，由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街道居委会、村委会等人民群众自治组织推举出人民监督员人选，再由人大或其常委会予以选举或确认。

当前人民监督员的组织形式并不规范，人员的产生均由检察机关在各自管辖范围内自主选任，名额有限任期较长，相对固定的人民监督员在与选任的检察机关的长期接触与交往中难免会建立“深厚”的“感情”。建议对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模式进行改良，避免人民监督员“职业化”。能否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成立专门的监督人员库，如有需要监督的案件由管理机构按照法定人数从人员库中随机抽取。

独立评议、秘密投票是实施监督的必经程序，并且，有些案件的案情、卷宗需要保密，这就需要有经费保障。目前试行中大多数地方人民监督员的工作补贴由检察机关列支，这种做法有“花钱买监督”之嫌，实不可取。为了体现监督的公正性，并保障人民监督员开展工作所需的交通费、加班费、咨询费等费用，应将这些费用纳入国家和地方财政预算。

参考文献：

[1]林世雄.《关于防止职务犯罪的对策思考》，《广西调查研究》2003年第3期。

[2]卞建林.《人民才是法律监督的源头活水》（N）.检察日报.2003年12月22日。

[3]王治国.《检察工作的“阳光工程”—检察机关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两周年回顾与展望（上）》，载2005年10月17日《检察日报》第1版。

[4]检察机关人民监督员制度开局良好[N].人民日报,2003-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