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知识经济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9 12:22:51

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范文篇1

一、财务观念的创新

1．泛财务资源观念。传统财务学中的资源概念通常指的是资本，基本上属于硬资源的范畴。知识经济对企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影响是改变了企业的资源结构，并丰富了资源的内容。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企业必须确立新的"泛资源"财务观念，并以此拓宽理财的范围。泛财务资源概念是对传统财务资源概念的延拓。在这里，它被定义为:"对企业有用或有价值的所有部分的集合"。从形态上划分，泛财务资源可以分为硬财务资源和软财务资源两大类。其申，硬财务资源是指客观存在的、在一定技术、经济和社会条件下能被企业利用的有形资源，其构成主体是自然资源和传统的财务资源;软财务资源是以智力为基础的或无形的资源，包括知识资源和时间资源等。根据现有的研究文献，知识资源通常被划分为四类:(1)市场资源，即企业通过其所拥有的与市场相关联的无形资产而获得的潜在利益的总和，包括企业品牌、商誉、顾客信赖度、营销网络与渠道等;(2)知识产权，包括生产技术原理、专利权、商标和服务标识、版权、土地使用权、技术诀窍和商业秘密等;(3)人力资源，即企业中每个人优秀品德和能力的总和，包括领导和职员的技术专长、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领导能力、开拓能力、管理技巧及团队精神等;(4)组织管理资源，指企业采用的技术、工艺、生产流程和管理方法等，用以保证企业正常运转的基本的知识因素，如企业文化、管理哲学和管理方法、信息技术系统和网络体系、财务结构和融资关系等。

2．融智比融资更重要观念，从一般意义上说，软资源对硬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这个作用的结果又反馈于整个泛资源系统。硬资源是被动的，软资源是主动的，人往往利用软资源来开发和利用硬资源。软硬资源的这个关系在知识经济时代表现得更加明显。工业经济时代，对企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战略性资源为硬资源即传统的自然资源和财务资源，而知识经济则将战略性资源转移到知识、信息及其创新能力上来，软资源或知识资源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首位资源。据西方学者测算，本世纪初知识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5一20%，如今已达60一80%。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预计将达90%。知识经济的主体是知识型企业，而对知识型企业来说，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已不再是硬资源而是知识起源。有鉴于此，企业在理财时应确立"软资源第一"的观念，并通过合理的资金运作，培育和扩张软资源，以此优化企业资源结构，顺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

3、人本财务观念。"人本管理"是与"以物为中心"管理相对应的概念，它要求把人作为"社会人"或"文化人"而不是"经济人"来看待，要理解人、尊重人，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人本管理是知识经济的客观要求。企业的每一项财务活动均由人发起、操作和控制的，其成效如何也主要取决于人的知识和智慧以及人的努力程度，因此，在财务上贯彻以人为本的观念是必然的也是可行的。贯彻"人本财务观念"要求做到:第一，增加人力资源投资，提高企业领导和员工质量;第二，推行财务分层管理和全员财务管理，实行民主式和参与式财务管理，提高员工对财务的参与意识;第三，加大软资源投资力度，为培育企业文化和良好人际关系创造优良环境。

二、财务目标的创新

普遍的观点认为，公司财务的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从"产值最大化"和"利润最化"到"股东财富最大化"，无疑是认识上的一大迸步，但仍存在缺失。首先，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观点仅考虑了硬资源而忽视了软资源问题;其次，在资源分配问题上存在"狭隘主义"观点，在资源配置上仅考虑了股东而忽视了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正常需要以及非人类的资源分享主体的需要，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再次，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观点所追求的是单纯的"经济效率"，当企业资源配置有利于股东财富增长时，就被认为是优化的，否则就认为是非优化，照此目标运行，难免不会导致资源环境的破坏。

从一般意义上说，企业资源配置的目标就是通过合理地分配资源便其利用达到最优化。这里涉及三个问题:一是配置什么资源，二是将资源配置给谁，三是如何判断配置优化的实现?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财务目标体系结构的这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框架如下:

1．泛财务资源配置。资源配置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企业财务的对象是微观资源配置。财务所配置的资源应是"泛资源"，如上所述，它在结构上是由硬财务资源和软财务资源组成。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硬财务资源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和相对价值下降，而软财务资源的作用和相对价值在上升。因此，企业的理财应在尊重硬财务资源在整个泛资源系统中的作用的同时，重视软财务资源的战略作用及其对硬资源的调控作用。

2．利益相关者——泛财务资源配置主体。在知识经济时代，泛财务资源配置的主体是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股东;这里的利益相关者，是指与企业存在利益关系的个体和群体，而不管这种利益关系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在如今多元化的社会里，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也是多种多样的，而企业的管理层通常把利益相关者分为第一级和第二级。其中，第一级利益相关者被认为是同企业之间拥有正式的、官方的或契约的关系，包括出资人(股东与债权人)、员工和顾客，其他利益相关者如所在社区、特殊利益团体和社会公众等，都被列入第二级。在产权理论的研究中，近年来兴起的"共同所有权论"和"利益相关者合作产权论"，将企业视为"一种治理和管理着专业化投资的制度安排"和"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合约"。这里的"利益相关者"概念特指向企业投人"专用性资本"(包括"特型实物资本"和"特型人力资本U的个人和群体，这些专用性资本构成"企业剩余"生产的物质基础，而任何控制着这些联合专用性资本中任何一种的一方，必然会要求获得由整个企业所创造财富中的剩余，从而成为企业的产权主体。新的产权理论实现了从"股东至上逻辑"向"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的转变，既扩大了产权研究的视野，又给我们从更宽广的产权和利益基础上反思传统的财务目标观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当人们看到美国IBM公司把其目标定为"为员工利益、为顾客利益、为股东利益"共同服务时，多少会对流行的单一的"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观点发生动摇。而新的产权理论的基百就是对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重视，这正是符合知识经济的发展趋势和要求的。不过，新的产权理论中的"利益相关者"概念在结构上还是偏窄的，局限在"第一级利益相关者"上。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要求来看，"第二级利益相关者"也应当纳入泛财务资源配置的范围。换句话说，企业在配置财务资源时，必须考虑其全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有不同的财务利益要求，投资者期望其资本有效增值最大化，员工期望其薪金收入最大化，政府期望企业的社会贡献最大化，公众期望企业的社会经济责任与绩效最大化，等等。企业的理财，兼顾和均衡各利益相关者的财务利益要求。这样定位财务目标，既考虑了出资人的利益，又兼顾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既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又体现可持续发展财务的特征。

3．泛财务资源配置规则。在泛财务资源的配置、开发利用与分配时应遵循一定的原则，这种规则最基本的思想应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然而在现实中这两个方面又难以兼顾，要么忽视公平去获取效率，要么牺牲效率去实现公平。泛财务资源的配置规则可以作为一个体系来设计，包括社会规则、人的规则、经济规则、资源规则和环境规则等方面，后两者又可统称为生态规则。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些基本的规则，如公平与公正属于基本的社会规则;帕累托最优属于基本的经济规则;"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属于基本的生态规则。为了便于操作，每一类规则还可以细分为若干细则。资源配置规则的缺失必然会发生利益相关者过度"拥挤"和"摩擦"的问题，最终将危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三、财务治理结构的创新

企业治理的核心是财务治理，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治理权配置的核心是财务治理权的配置。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企业财务治理结构也应当进行相应的变革与创新。其要点是:

1．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财务治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不仅有财务利益要求，而且也都应有参与企业财务治理的资格和权利。这个原则在实践中的贯彻方法，就是利益相关者共同组成企业财务治理结构，尤其是让员工、债权人等第一级利益相关者进入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是分层管理的。早在1994年，汤谷良博士就从现代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性质和地位出发，提出企业财务应当划分所有者财务、经营者财务和财务经理财务三个层次的观点，并认为经营者财务处于财务管理的核心地位。同时，财务还是分权治理的，财务决策权、财务监督权与财务执行权分而治之，分属于三个彼此相独立的财务治理机构，即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监事会及以总经理为首的行政指挥系统。让员工、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迸人财务治理结构，实际上主要是进入财务决策机构和财务监督机构。这个做法，80年代以来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企业财务治理制度演进的一个趋势。如1988年德国I叨家大公司的496名监事申，员工代表平均占48·9%，英美法系国家虽不要求员工直接进人董事会，但通过劳资纠纷的谈判参与多层次的财务决策已是普遍现象。此外，银企人事结合也已成为西方企业财务治理的重要机制之一。1983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25名董事中，金融界占5名。鉴于银行是我国国有企业资金的最大供给者和企业风险的最大承担者，建议在设计我国企业的财务治理机制时也不要忽视银行的参与作用。

2．人力资本最大者拥有最重要的财务控制权。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企业财务治理，并不等于控制权要平均分配，主要的财务控制权总是由经营者掌握。这与汤谷良博士提出的"经营者财务处于财务管理的核心地位"的观点是一致的。历史地看，企业经营者经历了一个从"财务资本最大者"向"人力资本最大者"的演进过程，并且这一过程与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过程是相吻合的。据美国学者统计，1950年时企业界最高领导层中有30%是富豪家族的后裔，而到1976年就只有10%了。另外，在200家大工业公司中，后个人所有或家族所有的在1929年占到55%，而到1963年只占15·5%。现在，除极少数大的家族仍握有一些企业的多数股票外，其他家族的股票大部分都已分散出售，家族的成员也几乎全部退出大企业的领导，只有极少数的家族后裔仍在一些公司的董事会中挂个召，并不担任实际职务。

工财务相机治理。人力资本主导企业财务治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经营者治理财务无效时，财务控制权就会向非人力资本或财务资本所有者转移。财务资本所有者主导控制的选择依据，是对企业贡献和风险的大小，这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是有差别的。在股权分散的公司或银行资金占主导的公司里，贡献和风险承担最大者通常是银行，因此财务相机治理的含义通常也被解释为一种在有银行举债条件下的控制权配置。意思是:经营者主导财务控制得以保持的条件是企业财务生存能力，当经营者偿债困难时，银行就会出面干预企业财务与经营。银行在企业财务出现困难时主导财务控制，也是80年代以来新型银企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美国学者明茨和施瓦茨对1977一1981年间美国主要金融机构通过贷款千预和控制工商企业的42个案例的研究，证明了财务相机治理机制的现实性。

4．知识和信息专家参与财务治理。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财务治理结构尤其是作为财务决策机构的董事会，应当是知识型的。做到这一点，董事会成员中除各类利益相关者代表外，还应吸纳外部的知识和信息专家参加，这些专家的职能是参谋型而不是控制型的。近一、二十年来，许多西方大公司的董事会构成中外部董事有日益增多的趋势，如IBM

四、财务内容的创新

资本通常被理解为财务的起点和对象，财务学的核心是"研究资本的生产力问题"。工业经济时代的战略性资本是财务资本，因此形成于这个时代的财务学也是研究财务资本的财务学，其核心问题是解决财务资本的合理筹集与配置。很显然，这种以财务资本为核心的财务学是不能适应知识经济要求的。伴随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财务学的内容必须进行调整与拓展。

1．将知识资本纳入财务学范围。主要研究知识资本的构成、知识资本的培育、筹措、分配、运营及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等问题。企业要把知识资本作为对未来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战略资本来培育，需要财务的有效配合。一方面，企业应把培育知识资本作为理财工作的内生性要素来看待;另一方面，财务在运作资金时要有利于知识资本的培育，并将其作为最重要的理财战略。财务所筹措的资本，应当既有财务资本，又有知识资本，应尽可能多地吸收外部知识资本来改

2．将资本经营纳入财务学体系。知识经济加剧企业的技术竞争与商品竞争，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企业应善于寻找和开拓新的盈利空间和机会，资本经营就属此类。资本经营是对资本的筹划和管理活动，其类型有三种:一是资产重组，即通过调整资产存量和增量结构和资产功能来提高资产运作效率的经营活动，具体方式有多元化经营、兼并与收购、剥离与分立、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等;二是负债经营与债务重组，债务重组的具体方式有以非现金资产偿还债务、修改负债条件及债权转股权等;三是产权重组，即通过产权主体的换位、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产权功能的分割等提高资产运作效率的经营活动，具体方式有股份制改造、股份合作制改造、产权转让、合资与联营、承包制、租赁制、授权经营、托管、破产等。资本经营活动中，收益、成本与风险并存，因此应研究对资本经营进行科学决策和有效控制的程序和方法，并将其纳人财务学的体系，同时还应研究制定一套资本经营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知识经济范文篇2

一、知识经济对会计理论的影响

（一）对会计目标的影响

目前，会计信息主要满足物质资产所有者的需要。满足制定经济决策的需要，满足股东、债权人、政府机构等方面的需要，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一种全新资本，作为一种关键性的生产要素进入企业经营活动，企业生存以及经济效益的提高越来越依赖知识和创新。此时的信息使用者不仅关心物质资源的经营业绩，更关心人力资本的创新能力。会计目标也将由提供企业未来现金流量能力的信息，转向提供知识资产拥有及增长能力的信息。

（二）对会计假设的影响

在信息技术发展的推动下，企业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发生重大变化。虚拟公司是利用现代化沟通技术将众多公司编织成网络，完成一个公司所不能承担的市场功能，虚拟公司属于临时结盟组织，分合迅速。这种虚拟公司的存在改变了会计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环境，对传统会计假设产生深刻影响。

1.对会计主体假设的影响。会计主体是会计信息所反映的特定单位或组织，它规范的是会计工作的空间范围，即把会计系统限定在一个空间范围内，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原有会计主体下的企业界限变得模糊起来，虚拟公司以高度发达的通信，信息技术为必要物质基础支持，通过合作进行竞争，具有高度的弹性与灵活性，在网络空间中迅速重构和解散。打破了原有的空间界限，跨越现实中的地域界限，使会计主体具有了多元性和不确定性，改变了会计主体的存在方式，使人们对虚拟公司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确认、计量、披露方式面临挑战。因此，有专家建议在网络技术经济下，对于科技主体用经济相关联合体定议可能更加确切。

2.对持续经营和会计分期的影响。持续经营，是指在可以预示的将来，企业将按当前的规模和状态继续经营下去，不会停业，也不会大规模削减业务。会计分期，是对一个企业持续经营的生产经营活动划分为相对较短期间。虚拟公司的经营活动呈现“短暂性”，虚拟公司的经营存续时间、规模、业务内容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信息使用者对信息的及时性要求更为强烈，月报、年报对投资者的重要地位大大降低，这使得传统会计的持续经营，会计分期不再具有实际意义。

3、对货币计量假设的影响。货币计量是指在会计核算过程中采用货币作为计量单位，并假定币值不变。首先，在知识经济时代，只提供货币计量信息，已远远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的要求，还应提供无法以货币单位表示的非货币信息，如知识资本含量及创新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使用者做出正确的决策。其次，货币计量会因企业产品科技含量高、价值变动幅度大，更新换代速度快，国际金融一体化发生较大变化，资本决策风险加剧。再次，随着虚拟公司与网上银行的发展，企业间的交易以“电子货币”作为交换媒体，使现实货币成为观念上的资金，在企业、银行间的交易运转，使货币需求不稳定，资本流通，资本决策在瞬间完成，这种瞬息万变的货币交换，给币值不变论假设提出了挑战。

（三）对会计等式的影响

传统会计等式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是以实体资本为基础建立的，反映的是实体资本出资人应享收益，应承担的风险。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经济增长的核心，人是知识的载体，企业是人力资本与产实体资本相结合的产物，人力资产应发挥更大的主动性，会计体系应反映人力资本的权益，反映人力资本应享收益，应担风险。会计等式应改为“实体资产+人力资产=负债+实体资产权益+人力资产所有者权益”。

二、知识经济对会计实务的影响

（一）对无形资产核算的影响

知识经济是以无形资产的投入和运营为主的经济。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使企业的竞争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决定一个公司生存发展的不再是单纯的物质因素，而是人力资本、知识产权、专有技术、商誉、信息资产等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在企业总资产的份额越来越大，无形资产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会计核算重心应由有形资产转移到无形资产上，扩大无形资产的核算范围，丰富无形资产的核算方法。传统会计体系中无形资产核算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首先，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与企业实际拥有情况不相符，无形资产价值不能全面体现出来；其次，在资产负债表中只列示“无形资产”一个项目，对无形资产揭示过于简单，信息使用权者无法了解企业无形资产的构成和科技创新能力；再次，自创无形资产费用，不纳入无形资产核算体系，尤其是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不作为无形资产核算，记入当期费用。在知识经济环境下，一方面应将企业拥有全部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版权、商标权、专营权、土地使用权、商誉等都正式纳入会计核算体系予以全面反映。无形资产价值将成为企业价值的重要决定因素，无形资产的详细情况将在会计报告中予以全面详细的披露。另一方面，应改变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有些无形资产如专利权，前期带来的收益一般大于后期，经销方法上应引入加速摊销的方法，摊销年限应具有一定弹性，由于无形资产的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企业为降低经营风险应缩短回收期，适时改变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

（二）人力资源会计

企业中的传统会计不反映人力资源的成本与价值，即使是人力资源的投资也不予资本化，而是作为期间费用处理。在知识经济环境下，人力资源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要素，对企业的经济成长和价值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现代企业竞争取决于是否拥有别人没有的核心技术，而核心技术的创造者是人。此外，在知识经济环境下，企业的组织结构、经营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哑铃型”的企业越来越多，即研究开发投入力量大，市场投入力量大，而生产投入力量小，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人的能力。会计核算因此要全面反映人力资源的有关信息。人力资源会计是鉴别和计量人力资源数据的一种会计程序。其目标是将企业人力资源变化的信息，提供给企业和外界有关人士使用。在核算中应区分，应予费用化的人力资源核算和应予资本化的人力资源核算。应予费用化的人力资源核算可参照传统会计人员费用核算方法。应予资本化人力资源核算，是指人力资本核算，主要指技术创新者和职业经理人。可单独设置一套体系核算方法。

（三）会计国际化

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世界空间距离大大缩短，经济全球化成为全球社会的基本表现形式。就企业而言，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空间不断扩大，使跨国投资、贸易等业务更容易，跨国公司这种新型会计主体将越来越多。我国在会计规范上，要制定国际业务会计，以解决企业从事国际性业务经营的核算问题。此外，为促进国际间的相互了解，促进国际间经济交往，还应注意研究不同国家会计制度的特点，分析各国社会经济环境对会计的影响，借以不断改进、完善本国的会计工作。最后，探求制定一套世界公认的会计制度，推广到所有国家使用。

（四）社会责任会计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和经济发展成为一柄“双刃剑”，企业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出现了人口拥挤、环境恶化等负面效应，面对这种状况，世界各国纷纷选择了可持续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注重社会责任的履行。从整个社会利益衡量企业经营活动的成果。因此应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社会责任会计是把企业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当作社会责任并以其为中心展开的会计。即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会计学有机结合起来。社会责任会计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企业收益方面，它既是企业财务目标，也是社会目标。收益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上缴国家税金的多少，税金是企业对社会的一项重要义务。第二、提供就业机会方面，企业除了创造收益，还担负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支付薪金、技术培训、劳动保护等责任。第三、社会福利方面，是指企业在提供捐赠、市政建设、社区环境、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责任。第四、环境保护方面，企业将环境保护、追求健康，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一方面，积极发展环保产业的绿色产品；另一方面，企业在处理“三废”、净化环境、降低能源消耗方面加大投入，并提供与此相关的信息。

三、知识经济对会计工作的影响

（一）对会计报告的影响

从会计报告反映的内容看，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会计信息的披露将从原来单纯的财务信息转向复合型信息。企业不仅披露货币信息，还要披露非货币信息。不仅披露定量信息，还要提供定性信息；不仅披露历史信息，还要披露预测信息；不仅披露确定信息，还要提供不确定信息。从会计报告时间看，企业将对发生的各种生产经营活动和事项即时反映在财务报告中，并将其存贮在供使用者查询的数据库中，信息使用者就能及时选取所需信息。

（二）对会计管理的影响

一方面，会计在整个管理工作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特殊地位。会计所提供的信息是一切管理的基础，特别是会计通过以货币作为计量尺度并有自己一套专门方法，使得其所提供的信息具有连续、全面、系统和综合性特点。目前管理会计所形成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已在企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作用还将进一步发挥。就财务会计而言，知识经济条件下仍然要求市场经济机制的存在，经济活动不可避免，而惟有通过财务会计的框架，以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等术语才可充分解释经济活动的性质。另一方面，管理科学的革命必然要打破传统管理理论和格局，从而使会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本，因此，会计的管理要求从管物发展为管人，从以物为本发展为以人为本。无形资产价值的增强说明了会计核算的对象将从以有形的生产要素为主转向以无形的生产要素为主。因此，为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和要求，会计就应加强无形资产的管理和核算，此外，知识产权是知识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产权，必须得到法律制度的保护，如何反映和维护知识产权，会计应该发挥应有作用。

（三）对会计人员的影响

随着我国入世以及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会计职能由核算型转化为管理型，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常规的、结构化较强的工作由计算机辅助完成，常规性的会计业务很容易完成，会计人员有条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企业的预测、决策分析、控制工作。这对会计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会计人员不仅要熟练掌握会计专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还应掌握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信息管理手段，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应掌握外语、国际业务会计，了解世界各国的会计准则。其次，企业面临的经济环境越来越复杂，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为适应会计职能由核算型向“管理型”的转变，会计人员不仅能够从事会计核算工作，还应具备财务预测、决策和较高的职业判断力。第三，会计人员应不断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爱岗敬业，在激烈竞争中，不断接受新观念、新知识，树立强烈的竞争观念、风险意识，培养勇于创新，开拓进取精神。因此，知识经济时代的会计人员将是兼容科技与管理知识的，具有多元知识结构和创新思维的高智能复合型会计人才。

四、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会计应对策略

（一）构建适应知识经济要求的会计模式

现有的会计模式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它已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知识经济时代的会计模式是以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后，知识资源成为企业核心资源的会计模式。在知识经济会计模式下，会计目标中的决策有用观与经营责任观将相结合，会计假设将被系统化和集成化，会计原则将不再单一，历史成本原则和权责发生制原则等不会被抛弃并与其他会计原则相互融合。会计模式的构建是一个全方面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按照知识经济的要求，对会计模式的各构成要素赋予新的内涵。

（二）研究和引入新的计量手段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源取代物质资源成为企业资源的首要因素，会计计量的中心也要由传统的物质资源转向知识资源，因此，，传统的、单一计量手段已不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需要引人多重计量手段来确认和可靠地计量以知识形态存在的、无实体性的资产。知识经济时代下常用的计量模式主要包括：历史成本计量模式、现行成本计量模式、现行市价计量模式、可变现净值计量模式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等。

（三）加强无形资产的核算

在知识经济时代，无形资产核算范围需要拓宽人的智力，知识应作为无形资产的重要内容加以确认和计量。因为人的智力知识符合无形资产的概念要求即不存在物质实体，可以在较长时期内为企业提供经济效益，所提供的未来经济效益有很大不确定性??拓展无形资产的核算范围，对于我们转变观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四）人力资源会计应成为现代企业会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劳动主体是智力劳动，智力劳动的知识价值如何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应是该时代会计的重要内容。在知识经济环境下，智力的价值应能被货币量化，人力资源价值问题在知识经济中能得到解决，这就为人力资源会计的应用创造条件。

知识经济范文篇3

21世纪是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知识经济的到来，使整个社会经济生活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网络对经济领域的影响日益巨大。网络审计亦是如此。试从网络审计产生的动因、网络时代审计的特点、审计技术等理论要素角度浅析网络审计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论文第一部分阐述网络审计产生的动因。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全球经济向一体化方向发展,新的经济模式迫使会计信息系统必须进行创新,而且信息技术也为管理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作为社会中介监督服务的审计也必然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创新,以全新的审计模式来打破传统审计模式的束缚,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来开展审计业务,不仅可以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而且使审计信息资源充分共享,网络审计是审计发展的必然趋势。网络审计的诞生主要有以下动因:1.新的经济运作机制的需要。随着信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Internet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电子商务模式在企业中的广泛运用,使信息的处理和传递突破了时空的界限,电子商务不仅提供了集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于一体的商务交易模式,而且其快捷、方便、高效率、高效益等特征也改变了经济的结构和运作方式。2.审计组织自身发展的需要。在网络经济时代,随着客户业务的发展,越来越需要中介服务机构提供实时化、个性化的服务,这就促使审计组织向在线实时服务为主的方向发展,充分利用网络的低成本、快捷性和跨越时空性等优势来开展业务。3.会计信息系统发展的需要。

第二部分介绍网络审计的特点。在全球信息化的趋势下,诞生了网络技术和审计相结合的高科技产物——网络审计。网络审计是在网络环境下,借助大容量的信息数据库,并运用专业的审计软件对资源共享和授权资源提供实时、在线的个性化审计服务。网络审计已呈现出传统审计无以伦比的特点和优越性:1.审计信息资源充分共享。众所周知,审计信息、审计报告是有关投资人、债权人及其它相关主体进行理性决策所必不可少的信息资源。2.审计信息数据传递网络化。网络审计能够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通讯设施,对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经营业绩进行审计测试,形成审计结论,维护委托人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3.审计报告的实时性。在网络环境下审计组织通过建立网络平台,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实时审计追踪,可以提高审计工作效率,强化审计工作的指向性。4.审计服务智能化。网络环境下,审计组织为委托单位提供审计服务的特征为:智能化的面向客户服务,开放式资源共享,模块化动态组合,最大限度的维护委托单位的利益。5.审计费用成本低。

知识经济范文篇4

第一部分阐述网络审计产生的动因。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全球经济向一体化方向发展,新的经济模式迫使会计信息系统必须进行创新,而且信息技术也为管理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作为社会中介监督服务的审计也必然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创新,以全新的审计模式来打破传统审计模式的束缚,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来开展审计业务,不仅可以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而且使审计信息资源充分共享,网络审计是审计发展的必然趋势。网络审计的诞生主要有以下动因:1.新的经济运作机制的需要。随着信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Internet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电子商务模式在企业中的广泛运用,使信息的处理和传递突破了时空的界限,电子商务不仅提供了集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于一体的商务交易模式,而且其快捷、方便、高效率、高效益等特征也改变了经济的结构和运作方式。2.审计组织自身发展的需要。在网络经济时代,随着客户业务的发展,越来越需要中介服务机构提供实时化、个性化的服务,这就促使审计组织向在线实时服务为主的方向发展,充分利用网络的低成本、快捷性和跨越时空性等优势来开展业务。3.会计信息系统发展的需要。

知识经济范文篇5

一、知识经济与经济法发展的关系

“除非发生社会变革，否则任何一种经济形态下法律变革的频率和幅度都不可能与知识经济下法律变革相提并论。”[1]知识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它重视社会的整体利益，重视社会的整体发展。所以，知识经济推动了现代经济法的发展，以社会利益为根本，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要旨。在知识经济环境下，经济法立法一方面要重点制定激励高科技开发、利用的边缘性经济法；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用法律手段防范高科技发展的副影响。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空前的发展，环境污染、资源匮乏、森林面积减少等一系列问题十分突出，另外电脑病毒、网络的信息公害、网络贸易犯罪、驰名商标被抢注等问题日趋严重。经济立法工作者应该关注到这些问题，按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立足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放眼中国未来的长远发展进行科学的经济立法。

二、知识经济条件下我国经济法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欠缺直接针对知识经济垄断的具体规则

1、因欠缺明确的界定标准所引发的难题知识经济概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各种与知识经济有关的法律规则难以对其发展做出更好的引导和必要的监管。与此同时，知识经济的发展给社会带来更多知识产权垄断的潜在可能性。根据国家对垄断所采取的态度，可以将垄断划分为合法垄断和非法垄断。合法垄断是指国家法律所允许的垄断。在反垄断法中，这种垄断通常是以适用除外条款加以确认的。虽然从现行的反垄断法来看，知识产权垄断属于合法垄断。然而，在知识经济垄断被不断扩张、强化的条件下，即使知识产权人的权利行使未超过自身权利的范围，同样也可能对市场竞争造成不应有的、过度的或实质性的损害，[2]此时，经济法应该给予有效的控制。然而知识经济多元化导致立法者难以就知识经济产权人凭借其权利限制竞争的可容忍度或者合法与违法作出正当的立法回应。此外，现行的反垄断法并没有对知识经济垄断作出具体的界定，因此不得不寻求知识产权法来作为认定知识经济产权垄断的判断标准。虽然权利要求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权利人的独占权范围，但这种重商主义形式的保护往往会加大限制竞争的力度，并减少社会增进的福利。这使得现行的经济法无法真正解决产生并发展于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经济垄断问题，从而导致实践中经济法适用的严重困难，直接影响控制和规范知识经济产权垄断的效果。

2、因欠缺针对性的制裁措施所导致的发展困境现有反垄断法最大的特点就是过于原则性和概括性。由于该法主要是为工业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垄断行为而制定的，尽管提供了各种形式的制裁措施，但仍不能完全适应解决知识经济产权垄断的需要，更没有能体现知识经济领域中出现的新型垄断特点，进而降低了对知识经济的治理效果。为了避免因缺乏针对性的制裁措施导致实践中出现的利用知识经济来限制竞争或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不良状态，作为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经济法应该制定一部更有针对性的下位法以解决实践中执法者和司法者适用法律时受到于法无据的困扰。对于英美等判例法国家来说，它们可以通过确立新判例的方法适用新的制裁措施，推动反垄断法的发展；而对于采用成文法的大陆法系国家来说，则必须依靠立法的完善、制度的补充来实现对新问题的解决。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法理念的冲击

1、对经济法价值理念提出更合理的要求知识经济以科技、知识、信息为本的取向，要求人们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优化经济法的价值体系，尤其是涉及经济法资源优化配置、社会本位、经济民主这三个重要价值理念。（1）资源优化配置原则是检验经济法优劣的根本标准原则。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经济垄断呼之欲出，尤其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容易导致资源浪费、市场恶性竞争、经济秩序紊乱等问题，这就强烈要求经济法为实现资源配给和流动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提供制度保障。（2）社会本位体现了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法的思想。社会公共利益的满足程度是与国家的宏观调控、经济个体的行为以及市场的运行和社会分配行为紧密联系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要求经济法转变观念，转换视角，更加关注社会利益和社会公平，不能因追求经济自由而忽略了大众的最大化需要。（3）法律将民主作为自身的价值目标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经济法将其纳入价值体系却是经济法现代化的产物。[4]在知识经济时代下，经济民主要求国家更加充分地尊重企业的经营自由，让企业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经济民主机制，以确保企业职工的民主权利，促进企业的民主化管理。

2、对政府干预提出更高的要求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5]需要国家干预体现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知识经济也为需要国家干预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知识经济时代，为了避免工业化可能带来的弊端和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仍有必要通过“有形之手”来弥补“无形之手”的缺陷，限制妨碍知识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经济法制需要为政府干预确立适当的位置。[6]知识经济引发产业结构重组，高新科技产业将在知识经济领域中独领风骚。因此，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与以往相比，在干预的范围、方式和重点皆有所不同，必须在高科技领域作出战略性调整，以实现产业的优化结构。在当代社会，政府创新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知识经济恰好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可行的技术条件。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改变着政府权力行使的范围和方式，促使政府进行角色和职能的创新。[7]

（三）对经济法的法律类型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知识化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是新型化的高端经济形式，其要求法律类型进行变革，需要经济法兼具独立的部门法和完整的法律类型的双重身份，这就使得在知识经济的特定背景下，经济法的法律类型进行变革成为必然。而法律以社会为基础，是社会的产物，总要反映特定时期的社会形态和经济基础，这是法对社会的回应——回应型法。回应型法作为一种便利工具的法律，能够积极地回应社会各种需要和愿望，体现法律的能动性。在法律调整过程中，回应型法更加关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这恰恰与经济法法律性质和价值追求相契合。为此，在知识经济形态下，经济法变革的方向理应朝着回应型法方向发展，“它既是一种社会变革的法律模式，又是一种法律变革的政策模式。”[8]经济法以回应型法作为自己的法律类型，无论在理论中还是在实践中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知识经济条件下推动我国经济法发展的对策

（一）在经济法中确立新制度规则以规范知识经济垄断的发展

1、扩展经济法的调整范围以改善对知识经济的调整手段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逐步深入，经济活动将逐步“推动原有的经济关系和与之相联系的其他种种社会关系的重新整合，因而对法的内容、调整范围、调整方法以及整个法制运作机制也将产生深远影响。”[9]知识经济条件下，经济交往的方式日渐虚拟化。知识经济产权垄断体现了知识经济的特征，是新型的垄断。现有的经济法的微观体制中，尤其在调整范围和调整手段上，并没有直接针对规范知识经济垄断的具体规则，因此，难以取得有效的治理。因此。经济法应该开阔自己的视野，扩展其调整范围，把调整规范知识经济垄断的行为纳入其中，并通过完善或创新其微观法律体系来监管知识经济产权垄断行为。与传统的工业知识产权相比，知识经济产权更新速度快，生命周期相对短暂，因此要求经济立法技术成熟，法律调整手段极具灵活性。

2、完善反垄断法以应对知识经济条件下的高新技术垄断问题知识经济条件下，现行反垄断法对高新技术领域的适用依然发挥其作用。在知识不断被创新与超越的年代，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虽不如以往那么稳定，但高新技术领域创造的知识产权，仍受反垄断法的保护。不过，完全以工业时代的反垄断法来监管而无视知识经济的新特点也是行不通的。所以，在充分遵循现有的反垄断法的基础上，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反垄断法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价值取向和具体制度，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3、创制新的经济子部门法以合理引导知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持续发展离不开法律的支持与服务。知识经济深化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力度，也为作为需要由国家干预经济的经济法的调整和创新提供了契机。经济发展需要知识创新，知识的更新推动经济的发展。因此，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的各经济子部门法已经难以迎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的发展，现代经济法理应创制新的经济子部门法以合理引导知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建立知识经济法，其基本内容包括知识经济的定义、基本原则、保护方法和制裁措施等等，从而鼓励和引导知识经济的良性发展。

（二）建构知识经济条件下我国的经济法理念模式

1、完善知识经济条件下政府创新的经济法实现机制法律的滞后性要求政府不断创新经济管理理念，提高服务能力，完善政府职能，优化政府角色。知识化际遇下，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知识既能成为影响政府创新目标定位的重要因素，也能成为指导经济法机制运行，促进政府创新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10]从经济法实现机制运行模式来看，作为一个有限的服务政府，其应该从经济立法、经济执法和经济司法这三个方面入手和完善，从而让政府干预经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调整知识经济时代对经济法的价值目标的要求如前所述，知识经济冲击了经济法资源优化配置、社会本位、经济民主这三个重要价值理念，对其价值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成为经济法的价值目标。由此，一部好的经济法，应该是全方位地兼顾了经济、科技、知识、资源、社会等协调和共同发展的法。

3、强化经济法在知识经济浪潮下的经济安全原则知识的可重复使用性、无形性等特点使得经济法在保护经济秩序和经济安全的功能更加明显。所谓经济安全，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及基本经济秩序以及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利益或行为的保障程序及其遭受损害的可能性。[11]与民法所关注的个体交易安全不同，经济法关注的是社会整体经济安全。由于知识经济时代高新科技的不断更新，新的经济运行手段也不断涌现，若未能从大局上把握经济安全，社会的长治久安就无法谈起。因此，更加关注经济安全是经济法义不容辞的价值追求。时下，以知识、信息、技术等为生产要素的知识经济，其形成和发展，引起了经济结构、资源配置和社会发展模式等方面的巨大变化，造成了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们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加以认真研究。与此同时，知识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已经并将继续引发法律的一系列深刻变革。本文所要探讨的即是知识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发展。

一、知识经济与经济法发展的关系

二、知识经济条件下我国经济法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欠缺直接针对知识经济垄断的具体规则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法理念的冲击

（三）对经济法的法律类型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三、知识经济条件下推动我国经济法发展的对策

（一）在经济法中确立新制度规则以规范知识经济垄断的发展

（二）建构知识经济条件下我国的经济法理念模式

知识经济范文篇6

一、知识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同一性

人类自打制石器、刀耕火种以来就开始有一定生产知识，农业社会的时时令知识、天文知识还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小手工业的生产技能知识有的至今还传为美谈。但是生产知识和技能的迅速发展和聚集是大工业发展以后的事情。工业社会的生产知识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之载体就是城市。城市经济的本质就是广义的知识经济。

有人界定：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也好，我们甚至可以把“以知识为基础”的确切含义做点“定量”分析，如有人提出过的指标体系那样。例如：知识产业的比重。“知识产业”这个概念已经被广泛使用，但其内涵现在并不规范。我以为，知识产业不仅仅是信息产业，它应是生产、传播知识及其软载体的产业的总称。科学研究与教育主要属于知识生产产业；邮电通讯、信息咨询、新闻传媒、文化交流等应属于知识传播产业；书本、文章、文件、报刊、电子软件等属于知识软载体．对这些载体进行生产与传播的产业自然上应属于知识产业。所有这些产业集中在哪里？在城市！发展知识产业就必须发展城市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经济与城市经济是同义语。统计部门应对其进行具体划分，作为第三产业中的新兴产业，或者作为第四产业提出来。只有当第四产业的统计从第三产业中分离出来，而其产值增长速度和比重相继超过第三产业，形成四次产业台阶的时候，亦即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产业的产值比重形成依次增高的阶梯时，才具备狭义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如果一个城市首先具备这个特征，这个城市就应被认为是知识经济城市；如果一个社会具备这个特征，这个社会就应被认为是知识经济社会。

再如，社会经济增长中的知识贡献率。这也是人们很重视的一个指标。社会经济增长与投入有关，其中主要有物质投入和知识投入两个方面．前者一般是外延扩大再生产的要素，后者是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要素。根据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具体划分，物质投入可以分为资金（K）和劳动力（L）两个部分，知识要素可以用技术水平（A）来代表。知识贡献率应当就是由于技术水平提高给社会所增加财富在整个社会产出中所占比重。现在研究这个比重的经济学家，既有以国家为对象进行的，也有以城市为对象进行的。如果我们认为，只有当知识贡献率稳定的超过50％时，这样的经济才称得上知识经济的话，那么，这既适用于衡量国家，也适用于衡量城市。

不过，一个国家形成知识经济社会有一个城市化程度问题。因为知识经济社会一般认为是后工业社会，而后工业社会一般出现在城市化的晚期或末期。根据国际经验判断，它的下限值应是城市化率为75％左右。当然这个指标不能孤立使用．19世纪末叶英国的城市比率就已经达到和超过75％．但那时它离知识经济还很远，因为当时英国的知识产业比重和知识贡献率并没有达到上述要求。而在今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由于农业现代化的加速，全民知识水平的提高，则有可能在城市化率达到75%以前进入知识经济社会。

总之，知识经济不可能在农村实现，也不可能在城市化水平很低的社会实现。城市是人类知识进步的产物，又是知识集中的区域。反过来，城市成为知识的摇篮。为了促使知识经济的早日到来，我们必须下大力气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加速我国城市化过程。

二、知识经济与城市经济的时代特征

从狭义的（即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知识经济概念出发考虑，知识经济的产生要晚于城市经济，它是城市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也就是说，知识经济的理论可以视为是新的重大的历史分期学说，这也许是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者本人也未必清楚意识到的重大贡献。知识经济和城市经济的高级阶段实质是指一个崭新时代的经济，这个时代是以往历史时展的高级阶段。

1、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崭新阶段人类社会生产力已经经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从生产力水平来说，农业社会是低级阶段，工业社会是高级阶段。但是知识经济和城市经济高级阶段的到来，以前两个社会发展阶段只能认为是“前知识经济”阶段，是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只有知识经济时代才是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前知识经济社会的生产要素的投入以物质性投入为主，而知识经济时代的生产要素的投入以知识性投入为主；生产环境也有根本性变化，前知识经济时代的环境酿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而知识经济时代的环境发展为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当然，以主导产业为标志进行社会阶段性划分，也可以有三分法，即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经济社会。不过两分法比三分法可能更深刻、更有意义。

2、知识经济是生产关系发展的崭新阶段我们曾经有过社会形态的划分，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以前的四个社会形态都是生产关系被动地为生产力所突破实现的，只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自觉的行为。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现点有可能同知识经济的观点统一起来、一致起来。在知识经济时代，以生产力高度发展、知识文化极大普及为背景，人类将有从约束自己的生产关系中真正解放出来、提升出来的现买可能性。也就是说：在前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和教育文化的落后，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荡涤社会一切污泥浊水是没有物质基础的，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则完全有这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经济时代的划分比以往几个阶级社会的阶段性划分更具重大历史意义。也许可以说，前知识经济时代是人束缚于生产关系、被动行为占主导的时代．而知识经济时代则是人有可能自动调节生产关系、主动行为占主导的时代。

3、知识经济是人类社会理想的实现阶段人类社会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仁人志士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向往从来没有停止过。古希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分工、教育、道德、节欲等理想；我国古代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同思想，是妇孺皆知的；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等提出了“社会契约”、“人权”、“平等”、“自由”、“回归自然”、“理性王国”等一系列社会理想，对后世影响也很大；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的种种社会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更是尽人皆知的著名学说，多少人曾为之鼓舞．前赴后继为之奋斗。但不管是理想也好，空想也好。都没有如人所愿的实现。根本原因是物质条件尚不具备，社会还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知识经济社会和城市经济高级发展阶段的到来，却为人类世世代想的实现创造了这样的物质条件。用文学语言说，那是一个使人类的梦想变成真的时代。也可以这样说，前知识经济时代是人类追求理想和梦想的时代，而知识经济时代则是人类实现自己的梦寐以求理想的伟大时代。

由此可见，知识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我们应该竭力争取并为之奋斗的辉煌的明天！

三、知识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发展目标

既然知识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将把人类社会引向高级阶段，我们有必要对这个阶段的发展目标有梗概的认识。对于社会发展来说，社会进步是目的，而经济发展不过是达到社会进步的手段。因此要时刻注意和加强研究知识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会在哪些方面引起社会进步的质的飞跃的方面，并应通过城市社会目标的逐一实现，谋求逐步达到整个国家社会目标的实现。对这个社会目标的期望值不仅不能低，而且应视为知识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进程是否正常和健康的重要检验标准。这也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在发展知识经济、城市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并在这个基础上，有预见有规划地提出社会进步的目标、条件和检验标准问题。我以为，以下三条是重要的：

1、社会差别趋于缩小社会发展总是一个否定再否定的过程，先有差距的扩大而后逐渐缩小。知识经济的兴起还会有差距的继续扩大，但是知识经济发展的稳定时期一定要创造社会差距逐渐缩小的社会条件，否则这个知识经济的“知识”是有偏差的，起码是社会科学知识不发达。缩小差别的内容当然主要是这三方面：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这曾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理想。集中到一点，就是要使一直存在的社会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得到统一和解决。现在的情况是少数发达国家国内的差距有缩小的趋势，而全球的差距还在扩大，这基本反映各个国家和全球距离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也会是不一致的。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提出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同时也提出过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现在城市经济在全国的发展正在经历由无差别和差别甚小到扩大差别的过程，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研究这个差别扩大可以允许的“度”，要不失时机地实现由差别扩大到差别缩小的转变。

2、人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显著提高知识经济应比前知识经济给人类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发展环境，提供更好的食、衣、住、行条件．提供充分的学习机会和就业机会．使人的德育、智育、体育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和发展，真正出现高度物质文明与高度精神文明的统一，从而，人的平均寿命将进一步延长，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平将大幅度提高。那时，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和竞争的性质和形式也将发生变化，人们的价值观、荣辱观将发生根本性改变。对知识文化的追求和精神享受以及由此形成的比、学、赶、帮热潮将成为新的时尚。如果这样认识是必要的，那么各个国家和全球要实现这个目标．可以说都还任重而道远。我国历来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主张两手抓、两手都要过硬；最近几年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观念。这是一个重大进步。有些文明城市的建设也已取得长足的进步。但就全国范围来说，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尚需大大提高和加强。

3、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安定这是以上两项实现的必然结果。那时，人民安居乐业，收入稳定，生活安定、自由、幸福，相处亲和、友善、欢乐。患病率、犯罪率降到最低点，战争的阴影和威胁基本消除。如果不是这样，即使社会科技很发达，生活水平也很高，每人一台电脑、一辆车，想吃什么有什么，想玩什么有什么，但是社会不安宁，刑事犯罪让人提心吊胆，不减当年，甚至有所发展，算不算这个社会的经济性质是知识经济，这个城市的发展已经进入高级阶段呢？我看不能。长治久安，是千百年来人们的社会梦想，在经济水平低下的前知识经济社会是注定不能实现的，而只有在全世界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的时候才有实现的条件。现在少数发达国家是富裕了，但他们仍然感到不安定因素的威胁，美国还在坚持要搞导弹防御系统，就说明这个问题：世界大同为时尚早。

知识经济的前景和必然逻辑在昭示人类：不仅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政治的发展具有同一性，而且局部的（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全球整体的发展也具有同一性。可惜，美国总统的智商尚不能理解和接受这个“平凡的真理”，他们想到的和为之尽职尽力的只是美国一国的遥遥领先，而不是全世界的共同富裕。各国政府现在能顾及到的也只能是本国的利益和眼前的利益，有的甚至不惜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和环境代价换取经济的单纯增长。这个教训我们应该认真汲取，应从现在起就应首先在国内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摆平、摆正确。要高瞻远瞩，高屋建瓴，既励精图治社会安危于已然，也防患于未然。从城市做起，重点也在城市！

四、系统建设知识经济与城市经济

知识经济时代是人类最美好的来来，但是通向知识经济和城市经济高级阶段的道路并不平坦。现实告诉我们，一切关于知识经济的绝妙的描绘，都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只是理想、陶醉、沉湎而后已。知识经济的“桃子”并不能伸手可摘，也不可能即摘即食、它若远若近、若真若幻地摆在我们面前。你若取舍得法，功夫到家，他将届时走来，同你握手；否则．也会失之交臂，离你而去。要保持清醒头脑：在通向知识经济时代的道路上充满着荆棘和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常说机遇与挑战并存。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尽管十分严峻，但是机遇与有利条件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十分丰厚的。如何利用机遇和有利条件，迎接挑战并战而胜之可以有各种途径和方法：有认识的、技术的、制度的、政治的、经济的各个方面，而且要配套实施。本文不能胜任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仅就其中一个问题，即认识知识系统、发展知识经济系统和建设知识经济中心城市问题谈点浅见如下：

（一）认识知识系统

知识，是知识经济的“元物质”；知识系统，是知识经济的“基础构件”。到底什么是知识，现有的源于国外的4个W（即know－what，know－why，know－how,know—who）以及国人所加的几个W的认识，只是对知识的形态与分类作了表述，并未触及知识的实质，不得要领。我以为，知识是人类通过实践（劳动、科学实践和人际交往）对自然、社会、思维的现象和本质所获得的认识的总和，是可用以指导人类再实践的宝贵精神财富。知识是社会生产力．是生产所以发展的根本动力。知识形态和表现是多方面的，知识系统可以根据它的形成过程作以下分析：

能动的和规范的生产技术。能动的生产技术是指劳动者在其劳动过程中，以自己先天和后天素质为基础，根据切身体悟，随时对劳动经验直接进行总结和调整的活的操作准则和方法，能动的生产技术与劳动者的素质是“水涨船高”的关系；规范的生产技术是指在劳动者能动的生产技术基础上，由具有专业知识的人进行系统总结，得出共同认识，而后用操作规程固定下来的操作准则和方法。规范的生产技术既受专业人员素质的制约，也受科学发展水平的制约。

实用的和基础的自然科学。实用的自然科学是人类在总结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指导人类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物质形态的理论体系；基础的自然科学是对人的实践活动和实用自然科学进一步进行总结，揭示出自然演化的一般规律，而后形成的高度概括的理论体系，它对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与应用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微观的、宏观的和中观的管理科学。微观的管理科学主要是指导企业如何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理论体系，它既管理生产经营活动中物质系统的运动变化，也管理其中的人事系统的运动变化，因此它既需要自然科学知识，也需要社会科学知识作为基础理论；宏观的管理科学是指导企业间的生产经营活动，一般以一个国家为单位进行管理的理论体系，它对微观管理起着十分重要的或促进或促退的制约作用，实际上这只是宏观管理学的一种狭义理解，就广义而论，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在内的一般宏观管理科学的诞生。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的诞生，实际上提出了建立中观经济管理学的要求，实际上也已经出现了这种管理学。这种管理学是微观管理学与宏观管理学的合二而一，是管理学发展的高级阶段。[1]无论微观的还是宏观的管理科学都是人类长期进行生产斗争和社会斗争的宝贵经验结晶，但是它比人类的自然科学技术结晶要年轻。

传统的和现代的人文科学。传统的人文科学是由古人和前人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对人类生存发展的现象和本质所进行的艺术的、政治的、法律的、历史的和哲学的反映和概括；现代的人文科学是对传统的人文科学的继承和发展。二者在现代社会中有时是融为一体的，有时是混合的，但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对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反作用。

管理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总和可能就是社会科学的主体，而经济学则分属于二者。

以上关于知识系统的分类，使我们很清楚地看出各层次知识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层次越高，知识的“概括性”和“抽象性”也越高，也就是它的“软化”程度越高。各层次的“软知识”对社会经济的各种有形的物质（“硬件”）运动都会产生重要影响，而层次越高的“软知识”，从长远和全局来看，这种影响会越大。也就是说，以上四个层次的知识是一个整体，而且后者对前者具有调控作用。然而，在知识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愈前愈细，愈后愈粗的问题，与实际上应该具有的愈前愈浅，愈后愈深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以至一直存在忽视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和哲学的价值和指导作用的观点和做法，对实践造成数不尽的危害。现在看的很清楚，越是大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发生越是与哲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经济科学的落后有关，而主要不是自然科学与生产技术落后的问题。可惜，现在在实际工作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还是实质上的自然科学技术救国论、高新技术重点论、自然科学人才上乘论，如此等等。这正是我们时代的消极影响深远的认识误区之一。

（二）发展知识经济系统

由于知识系统的庞大和复杂性，知识经济的内涵不宜简单地理解为就是以某种某类知识为主（或为重点）的经济。同时应该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理解修改为“以系统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定义，这样可能更科学些。特别是城市经济的发展，既决定于自然科学和高新技术的发展，也决定于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发展。把知识经济仅仅理解为技术经济或高新技术经济是片面的。

首先，应该把知识经济系统理解为与知识系统相适应的产业结构系统和管理结构系统。最能体现“能动的和规范的生产技术知识”的产业是我们一直很重视的生产企业，在知识经济社会仍然是社会的基础和骨干；最能体现“应用的和理论的自然科学知识”产业是各类学校、培训班和科研机构，在知识经济社会应有大的发展；最能体现“微观、宏观和中观的管理科学知识”的产业是各级政府和公共事业管理部门，在知识经济社会主要不是数量的增加，而是质量和效率的大大提高；最能体现“传统的和现代的人文科学知识”的产业，在知识经济社会将发展为相对独立的具有高级人文科学知识的劳动者真正自由结合的社会团体。四者的比例关系必须协调，而且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后者的比重比前者总有逐渐依次增高的趋势。

其次，应该把知识经济系统理解为知识资源开发—知识生产—知识流通—知识消费的再生产系统。知识资源的开发主要是人的智力的开发与正确运用，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德育、智育、体育）的过程。具有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尤为重要。为此教育产业的投资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而知识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具有重要赶超意义；知识生产主要是人认识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的感性与理性知识的积累，其核心是新的自然科学技术、管理理论和方法、社会理论和意识的创新，为此自然科学的、技术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和管理科学的研究机构与产业的发展具有根本意义，而各行各业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提高具有普遍意义；知识流通主要是知识信息的传播，为此信息产业的发展具有保障、调控和制约的决定性意义；知识的消费就是知识的再生产，而知识的投入并不会消失、磨损和折旧。这是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最大不同和最大优越性之所在。以上再生产过程也必须互相衔接、协调发展。

最后，应该把知识经济系统理解为精神财富的再生产过程与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相耦合的系统。就是不能把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与知识资料的再生产截然分开，不能因强调知识经济系统的重要性而矫枉过正。二者的关系是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关系，而且前者是基础，后者是主导；前者的主要特征是被动性、可重复性和有限性，而后者的主要特征是能动性、创造性和无限性。分别来说，物质产品的生产与精神产品的生产是耦合的，没有单纯的物质产品生产而没有精神产品生产（如劳动者的产品成果与劳动技能与经验成果都是同时获得的），也没有单纯的精神产品的生产而没有物质产品的生产（如著述立说的精神生产与其物质载体纸墨、书本、电脑的生产是必须相结合的）；物质产品的流通与知识产品的流通是耦合的，没有单纯的物质流通而没有知识流通（任何经济范畴的物流，皆因市场信息知识主导的商流所引起），也没有单纯的知识流通而没有物质流通（任何经济性质的信息知识流通必然伴随和引起物质商品的流通）。电子商务则是这种结合流通的最新形式。同样道理，物质资源与知识资源的开发、物质资源的消费与知识资源的消费也具有同样的耦合性。不明确树立这种全面观点和辩正观点就容易神化知识经济，吹成虚无缥缈的天国，而放松对它踏踏实实的建设。

知识经济系统的分析，实质就是知识经济结构的分析，与我们现在通行的经济结构分析明显不同的是加进了与物质结构相提并论的知识结构的分析。只研究有形的物质形态的结构（即通常所指产业结构）调整问题，而不研究无形的知识文化形态的结构调整与发展问题，不研究后者对前者的重大作用和密切关系，是我们时代又一影响深远的认识误区和实践误区之一。

（三）建设知识经济中心城市

知识系统与知识经济系统的存在、发展和完善离不开城市经济系统的建设。城市经济系统的建设首先是城市经济中心的建设，在知识经济社会则主要是知识经济中心城市的建设，然后带动周围城乡的建设。原来关于中心城市的提法主要强调它是经济中心，或者笼统提出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中心，或者一般谈城市中心的“硬”功能：生产中心、流通中心、交通枢纽、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等等，或者进一步具体化为钢铁生产基地、煤炭生产基地、港口城市、边贸城市等等。而在知识经济社会谈中心城市的功能应该明白无误地提出与之相对应的“软”功能，即城市同时也是信息中心、科技中心、教育中心和智能中心。要建设知识经济中心城市就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

——信息中心是知识经济中心城市建设发展的向导和先导。主要由信息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心来代表，其中又可分为信息传播中心（这是各类媒体、邮电通信产业的主要职能）、信息生产中心（这是各类图书、音响、电子信息制作、出版、发行行业的主要职能）、信息技术中心（这是各类通讯设施、器材的生产和维修行业的主要职能）所构成；城市信息中心必然要求“数字城市”的建设，全方位向外向内提供尽可能全面系统信息，加速信息流转，提高信息服务质量。

——科技中心是经济中心城市建设发展的制高点和推进器。主要由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引进中心和科技辐射中心所构成，这里的“科技”是广义的，既包括自然的也包括社会的科学与技术，符合这个概念的产业或行业组织现在基本没有，或者尚处于萌芽状态。现在一些发达城市建设的高新技术园区大概能起到科技中心的半壁河山的作用；另一些城市设置的社会科学院、所或中心，是可望起另一半作用的雏形；

——教育中心是知识经济中心城市建设发展的根本保证和基础。主要由德育中心（城市应是精神文明最佳的地方）、智育中心（城市是各类学校的集中地）、体育中心（城市是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开展最活跃、水平最高的地方）所组成，是全面提高全民德智体素质的模范地区。在知识经济社会城市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浑然一体，义务教育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

——智能中心是知识经济中心城市功能的最高表现。主要由经济的政治的决策中心（政府、公司总部等）、咨询中心（各类信息服务、经纪服务、展销服务、就业服务等）、学术中心（各类创新性学术活动等）所组成，实际起着城市和地区的神经系统的作用，对调控和促进城市与地区协调发展起着无可估量的决定作用。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城市的智能作用、质量、效率和系统性军相差甚远。

应该指出的是，知识经济中心城市的软功能与硬功能一般是相辅相成的耦合关系，不能偏废。但是一批以软功能为主的中心城市会应运而生（如大学城、科学城、文化名城以及以政治、游息、会议、管理为主要任务的城市等），并在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实力和竞争力也将以拥有这批城市的数量和质量为转移。有眼光的城市管理者之深谋远虑的重点，也许就是要把现在已见端倪的这类城市或城区揣在怀里、捏在手心里，以最大的热情加以扶持、培养、“重用”、“提拔”，使其长足进步和发展。“创建知识经济中心城市”应是时代的最强音，发展城市的最响亮的口号！“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知识经济范文篇7

知识经济是区别于以前的以传统工业为产业支柱，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新型经济。信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基础，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是知识经济的核心，具有高素质并会用高科技手段处理信息的各类人才队伍建设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

1、知识经济的理论诠释

OECD在世界上1996年的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对知识经济的内涵进行了界定：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OECD的另一份报告中把迄今创造的所有知识分为四类形态：事实知识（know-what），原理知识（know-why），技能知识（know-how）和人力知识（know-who），并用统计数字说明知识是支撑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最大的不同在于，知识经济的繁荣不再直接受制于资源、资本、硬件技术的数量、规模和增量，而直接依赖于知识的积累和运用。知识经济的外形是无形资本、人类社会的知识总量、人力资本、智能、高科技、网络、电脑等等，它的内核或者内在精神、制度的精神都将更加体现人对精神的需要与物质财富的需要的真正统一。目前，尽管对于知识经济定义本身仍有不少争议，但知识经济被用于描述世界未来经济形态的名词得到了各国经济界和科学界的普遍认可。

2、知识经济的发展现状

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信息和通讯技术处于中心地位。在全球的GDP中，有约70%的产业与信息有关。1982年，全球信息产业销售额定2370亿美元，1985年为4000亿美元，1995年达6400亿美，而2000年则将超过18000亿美元。在美国，由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的两倍，其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使美国享受到了自越南战争以来经济成就最辉煌的时期。据我国科技部技术创新战略与管理研究中心设计的包括知识的生产、投入、激励、存量、流通等指标体系，若把美国现有发展标准用1来衡量，视为刚进入知识经济阶段，则我国仅有0.26，尚处于知识经济的萌芽期。但90年代以来，我国的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发展同样迅猛之势，1990年我国计算机工业产值才500亿元，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50%.而到2000年，我国计算机信息产业产值将达1700亿元。

为了适应新的挑战，美国继90年代初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决策后，又提出建设“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主线，实施包括“因特网II计划”等多项跨世纪计划；欧盟提出了建设“知识经济”的计划，并在今后10年内投资900亿法郎建设“欧洲电子高速公路”；日本明确了“科学创新立国”政策；韩国提出建设“头脑强国”；新加坡推出了“信息岛计划”；马来西亚兴建“多媒体超级走廊”；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工商业研究与发展（R&D）经费的近2/3用于高技术产业。对迅猛而来的全球性知识经济浪潮，中国则确定了“科教兴国”战略和“技术创新工程”、“211工程”、“信息产业工程”等政策和措施。

二、知识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经济学界认为知识已成为一种无形的“第一生产要素”具有了第一生产要素的基本特征：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根源，具有配置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能力，拥有知识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取得了对经济的支配权力。知识密集的高科技产业成为主要产业等等。

1、知识经济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形式下，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核心是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增长的实质性内容是结构高一档次的优化，经济增长是结构升级的一种表现。

（1）需求结构变化快，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

知识经济是以高科技知识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不仅使增长高质量，人均收入水平也稳定快速提高，从而导致了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消费方式、消费结构的变更。需求结构的变化通过市场这个中介环节影响生产和供给。对生产的直接作用就是资源配置结构发生变化，在总产值来源的产业分布上知识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和知识密集的服务业的份额相对上升，农业和传统制造业的份额相对下降。可见，需求结构的快速变化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2）科技发展迅速，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创新是知识经济的基石。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研究与开发、在职培训的投资不断增加。由于教育的发展，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人才，而且提高了全体劳动者的素质，因而知识的生产、分配和应用具有可靠的人力资源保证。由于研究和开发活动积极活跃，经费也充足，使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科技进步速度加快，而技术进步是影响产业结构的首要因素，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正相关，科技进步越快，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就越快。

（3）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知识经济，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由于经济一体化，使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很紧密。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加快各类要素、商品在国际间的速度，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在国外消费示范作用的冲击和带动下，必然引起国内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企业的生产、技术结构的变化，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一国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发生变化时，不仅推动了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而且由于国际贸易活跃，引起其他国家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生产的变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2、知识经济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可持续发展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表现，人们在工业经济时代下，实施可持续发展主要紧紧依靠科学技术这把利剑来解决，虽然使有些问题得到缓解，但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生态环境还在恶化，资源枯竭势头没有得到抑制，发展中国家在重复发达国家过去的“高生产、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等。因此，只有更加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用，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资源成为主体资源，实现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升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1）知识经济时代下高新技术发展迅猛，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

知识经济时代下高新技术产业不仅起先导作用，而且将成为第一支柱。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其高附加值有力地支撑着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据1993年联合国有关组织统计，在发达国家中，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的产值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在制造业产值中，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已占到国内生产的产值已占到达25%，比20年前增长了解1倍；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有65%与微电子技术有关。高新技术产业中信息成为发展最快的带头羊，全球GDP中，已有1/3的产值与信息产业有关。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以微软为代表的5000家计算机软件公司，微软公司市场价值现已超过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美国的经济增长有27%归功于高新技术产业。除此之外，高新技术使工业经济时代形成的（汽车、建筑、石油、钢铁、运输和纺织等）披上了“知识”的新装，并延伸出。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决定着知识的生产、传播及应用的能力和效率。知识的生产是无穷无尽的，非消耗的，通过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投入，带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使高新技术产业无可非议地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下的第一支柱产业，从而改变了工业经济时代下经济发展从萧条、复苏、繁荣到衰退的周期性，使经济可持续增长成为可能。

（2）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成为主体资源，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知识经济时代下“资源”这个概念的内涵被大大地扩展了，工业经济时代，资源原来是指自然资源，随后扩大到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等。在知识经济时代下，资源已经成为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得以进行和开展的外在条件的总称，可分为信息资源与实物资源两大类。经济活动是永远离不开实物资源的，但信息资源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实物资源，信息和知识不仅成为辅助资源，而且成为主导资源，甚至在一定情况下成为主体资源。信息和知识不仅用它来辅助与支配物质生产，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资源，进行独特的生产，形成独特的产业即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经济资源，遵循效益递增规律，即在提高资源效率方面投资越多，获取的边际效益越多。知识资源与物质资源相比，具有四个特征：①非消耗性。知识可经无数次使用而自身并不减少，在使用过程中还会增值，可以被用来创造新知识，知识越用越多，使用的成本越来越低。②共享性。知识较少受时空的局限，可为公众共享并可反复使用和同时使用而价值不被削弱，与其它生产要素结合可大幅度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使用效率。③非稀缺性。物质资源是稀缺的，尤其对不可再生资源来说，它们只能绝对地减少，而知识则可以在使用中产生知识，人类可以无穷尽地创造知识。④易操作性。知识更易于传播和处理等等。

工业经济时代社会经济活动的主流是物质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要以大规模使用或消耗原材料、自然资源和能源为基础，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依赖为60%以上。知识经济时代是以开发和利用知识资源作为生产力的要素为主要特征，以高新技术作为基础，社会活动的主流是知识产品的生产、传播和利用，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还不足20%.美国1960年消耗1.2亿吨钢材，到1990年尽管经济总量比以前增加了2.5倍，但钢材的消耗却是8500万吨，仅为1960年钢材消耗量的70%.在工业经济时代，在GDP保持持续增长的同时是与能源、原材料（如钢铁、有色金属等）的消耗同步增长的，但在知识经济时代，在保持GDP持续增长时，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原材料都是下降的。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知识成为主体资源，替代稀缺的物质资源，将会解决人类资源的危机。知识的创新，知识的传播和应用已经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重要的、取之不尽的资源和动力，从而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经济增长推动了技术进步，加快了知识经济的发展

经济增长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首先，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用于教育和科研的经费增加。教育投入的增加，不仅培养了具有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的高级人才资本，而且培养了大批在技术的传播和应用方面起重要作用的实用性人才，从而缩短了科学技术产业化的周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科研经费的增加，加快了科学技术的生产过程，使科研活动更加广泛和深入，科技成果更加丰富。充足的科研经费、优越的科研条件与高素质的人力资本相结合，使技术进步加快，产品寿命缩短，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第二、随着经济的增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资本和劳动力等投入要素虽然是重要的因素，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在下降，真正起主导作用的生产要素是能够引起投入要素不断提高效率的技术进步。当一个产业部门采用了一项新技术时，由于投入少、产出高、利润率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项技术很快就会得到扩散、发展和完善。这样，该技术的竞争优势很快会丧失。为了在竞争中始终保持有利地位，就得不断研究和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从而加快了技术进步。第三，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人均收入也快速上升，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将发生变化，从而导致需求结构的变化，产品的供需出现不平衡，导致产品结构调整、资源的重新配置，甚至导致相关产业的调整。所有这些调整，都要求有相关的新技术，出现了对新技术的需求，从而促进了技术，出现了对新技术的需求，从而促进了技术的进步。知识经济中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是高科技知识，主导产业是信息产业等高科技术产业。在当今世界上，知识经济初露端倪，大多数国家尚处于工业经济中后期。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会加快知识经济的来临和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了经济的增长，随着经济的增长，技术进步速度加快，社会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应用，促进需求发生变化，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社会需求的变化，推动了技术进步，也促使产业结构随之调整。经过一系列的循环，当结构调整到了经济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为主导产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高科技知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70%以上时，知识经济时代就来临了。

三、知识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

1、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现状

目前，我国经济呈现高速增长，但经济效益的情况却不如人意。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增长仍未摆脱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未能克服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痼疾。

经济增长方式是由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决定的。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建国后相当长时间里，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高积累、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关，同时还与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密切的关系。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资源配置主要靠计划以行政方式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分配，是一种只顾投入，不看产出，投入产出率低下，经济增长主要靠生产要素（包括资金、劳动力、原材料、能源等）量的增长而不是靠生产要素使用效率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是很必要的，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后，仍实行这种方式就会不可避免地来以下一系列问题：一是热衷于铺新摊子，忽视技术改造和科技开发投入，致使技术进步缓慢，技术装备落后。据测算，我国目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7.8%，这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60%-80%），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35%）。二是投入产出率低，经济效益低下。由于粗放经营，只顾投入不顾产出，使不少经济指标下降。“六五”期间，增加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当年平均增加国民生产总值3.2亿，“七五”为2.2亿：“八五”为2.3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越来越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三是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由于不计成本，不讲效益，使资源浪费严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12种主要原材料的物耗高出5-10倍，有的高达百倍。资源浪费不仅增加产品成本，也破坏了生态平衡，使环境恶化。四是经济总量失衡和通货膨胀。高投入低产出，必然导致货币发行过多，投资需求膨胀，产品成本上升，引起物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据统计，1983-1994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2%，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8.2%，两者之比为1：0.8，而日本1957-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年均为9.9%，消费物价上涨率为4.6%，两者之比为1：0.36；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在高速度增长的同时保持较低通胀率，主要原因是其经济增长方式是集约型。

上述问题说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不再适应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已势在必行。

2、知识经济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所起的作用

要实现中国在21世纪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必须要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知识经济逐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性、知识化转变，从而实现工业科技的产业化、集约化和市场化。按照市场需求建立市场-信息-科技-产业的工业发展机制，以持续创新能力和科技产业的发展，带动整个产业结构总体水平的提高，形成一种以知识经济扩张为主导的多元化产业创新体系。

（1）科技产业投入形成的倍增作用，使其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产业基础

知识生产与信息扩散、科技投入的递增，促使科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地加快，使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利用率得到提高，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同时，科技投入的递增，也进一步加快了“资源推动发展”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变型，并通过调整结构的投资推动发展，过渡到“创新推动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阶段。

首先，加强了农业的知识含量。邓小平同志指出：“农业问题的根本解决最终还要靠尖端技术，靠基因工程。”即利用生物化学技术和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发展基因营养制品、基因药物、基因治疗等新兴支柱产业，同时加强农业科学的研究和推广，优化农业结构，促进农业生产集约化发展。其次是提高工业部门的要素生产率，增加了工业生产部门中新产品的知识含量。新知识、新科技将使水利、能源、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超越发展，同时我国利用微电子、自动化、机电一体化、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激光、通讯、超导、宇航等高新技术建立和发展新兴行业。而且计算机网络等技术的运用，使批发零售商业、邮电通讯业、交通运输业、旅游娱乐业和金融保险业等扩大服务规模，提高服务速度和质量，促进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2）知识经济对教育和科研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条件

知识经济范文篇8

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结构性的变化，而二战后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必然引起产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第一次产业中的科技含量在增加，第二次产业服务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另一方面是第三次产业的内涵、总量及其知识化程度在迅速扩大，以至于其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及其重要程度逐步超过第一、二次产业。在农业生产、经营与服务“一条龙”的情况下，产值、劳动力就业比例等在统计上就很难将各产业截然分开。而第三次产业中的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等在第二次产业中的作用份额的不断增大，又使三次产业划分无法反映当今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很显然，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独特性使人们按照其性质对其进行独立的统计与分析，这样对原来的三次产业划分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影响，对原来的产业结构带来冲击，导致人们对产业结构理论与产业分类方法的进一步思考。

此外，随着新兴产业的不断涌现，第三次产业所包括的内容也越来越庞杂。本来第一、二次产业之外的所有产业都归入第三次产业，而这些产业的差别极为悬殊，从日常生活服务业到复杂的科技部门，从简单的修锅补盆到最繁杂的为航天事业服务的数据库都包括在内，饭店、理发店、报社、科研机构、咨询部门、政府机关、军事单位和商贸公司等应有尽有，五花八门，这就很难总结出它们的共同特征和发展规律，从而难以制订出共同的政策和管理方针。由此，也需要对三次产业分类方法进行修正、补充和发展。

事实上，作为三次产业分类法的最初思想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阿·费希尔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来的，他将初级阶段生产的产业称为primaryindustry，处于第二阶段的产业叫做secondaryindustry，处于第三阶段生产的产业叫做tertiaryindustry。费希尔所用的这三个单词，primary有最初、初等的含义，secondary有中等的含义，tertiary有第三级的含义。所以，翻译也有“第X个产业”（简称第X产业，反映产业发展时序）与“第X次产业”（反映产业的演进层次）两种，只是历史的局限，当时只划分为三个先后层次。面对产业不断分化、发展、演进的实际，我们可将这种划分引伸为按产业的发展时序分类与按产业的生产力层次分类，前者可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产业、航天产业、生物产业、海洋产业等，其中农业为第一产业、工业为第二产业、服务业为第三产业、信息产业为第四产业、航天或生物产业等为第五产业。后者可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知识产业等，它们依次为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和第四次产业。显然在前一分类中第四产业是信息产业，它包括信息工业（属于第二次产业）、信息服务业（属第三次产业）和信息开发业（属于第四次产业），美国经济学家拉波特就是持这种观点。而后一种分类的第四次产业是知识产业，它由知识、智力密集型产业构成，包括高科技产业中的智力知识密集型子产业，如信息开发业、航天产业、生物产业、海洋产业以及服务业中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等。显然知识产业作为第四次产业与作为第四产业的信息产业是不同层面的产业归属，二者是相交的关系。把信息产业等同于知识产业是错误的。

（二）

那么，第四次产业——知识产业究竟包括哪些产业或部门呢？对此，人们有不同的认识。美国学者马克卢普的观点是将知识产业作为与传统产业相对应的产业，是指“这样一些厂商或组织机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还包括家庭和个人，他们生产知识，特别是信息产品与服务，无论这种生产的目的为何。”由此，他把知识产业分为5大类共30小类，如表1所示。

附图

我国学者对第四次产业的认识，首先是与第四产业相混淆，其次是对其所包括的内容有不同的认识。王树林在1996年出版的《21世纪的主导产业——第四产业》一书中明确提出要“把第四产业从第三产业中分离出来”，并指出第四产业包括科学研究、教育、信息服务、咨询服务、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民间公证和法律服务等九种行业。显然，这是把第四产业定义为精神产品的生产领域。魏建国等人在《统计与决策》撰文主张“从实物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分野中，将知识产业作为与实物产品生产下三次产业相并列的第四产业。”我国著名的知识学专家宋太庆则把在“第四次产业大革命浪潮”中涌现出来的知识产业概括为科学技术产业、信息情报业、文化教育产业、传播娱乐产业、智能智慧业、规划产业、咨询策划产业和思想设计产业等8大产业群体。如前所述，国内还有学者简单地把知识产业或第四次产业界定为高新技术产业或信息产业。

笔者认为，知识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越来越广泛深入地应用，必然导致产业的深化，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形态演进。20世纪中叶以来，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生物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社会的产业形态极为丰富，出现了软件产业、信息咨询业、生物工程业和传播娱乐业等新的产业形式。这些新的产业形式过去仅仅依附于传统的产业形态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将使它们作为崭新的产业形态而独立存在。为便于研究产业结构及其形态的变化，分析知识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我们有必要把知识产业从前三次产业中（而非仅第三次产业）分离出来，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形态——第四次产业。因此笔者既不同意仅把知识产业视为信息产业或高新技术产业，也不同意知识产业仅是从第三次产业中分离出来的观点，对知识产业是对应于实物产品生产部门的精神产品生产部门的认识也不敢苟同。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确是知识产业的主体、支柱，但毕竟只是组成部分之一，从对应的支撑技术和支柱产业层面上讲，知识产业要比它们的范围和内涵都要宽。虽然作为第四次产业的知识产业是在前三次产业基础上的演进，但并意味仅从第三次产业中分离出来，它与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都存在着渗透、融合，知识产业是前三次产业日益高级化的产物，既包括精神产品的生产，也包括物质产品的生产，它与前三次产业不同的是该产业的知识含量、科技含量（即知识技术密度）很高，即以知识创造财富，可以说，知识产业是相对于“非知识产业”而言的。据此，笔者认为，作为第四次产业的知识产业应包括下图所示范图：

附图

（三）

对知识产业或第四次产业进行计量、核算是产业统计的一项新领域，主要困难在于缺乏来自上述产业部门的实物产量、市场交易以及某些服务活动的市场价格的数据，此外中间产品的采购、就业人数、生产率的变化等信息也难以掌握。针对现行统计体系和可取得的数据的不完备性，一个可行的尝试就是将知识产业逐个从统计体系中挑选出来，然后逐个进行核算和平衡。马克卢普正是按照这一思路并采用最终需求法来测度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过程的，最终需求法的公式为：

GD=C+G+I+(X-M)

式中，C代表消费，即消费者对最终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量与消费量，G代表政府的需求量与消费量，I代表投资，即厂商对最终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量与消费量，X、M分别代表进口额、出口额。这种经验性统计核算方法的优点是可以根据不同的具体产业（部门）和环境考虑知识的分配及其构成，但缺点是数据要求严格且庞大，并且有扩大知识产业部门范围的倾向。

除了核算其产值外，还应对知识产业劳动者、知识职业劳动收入进行估算，从而为知识产业经营规模与分配统计提供基础数据。对此，波拉特的信息产业测度体系具有借鉴意义，它是先把信息活动划分为市场信息活动与非市场信息活动，对那些向市场提供信息商品或服务并参与市场交换的厂商称为“一级信息部门”，将仅满足政府或非信息企业内部消费而提供信息生产与服务的部门称为“二级信息部门”，然后明确信息资本、信息劳动者和信息职业等范畴，最后依据这些范畴分别估算、一、二级信息部门的增加值。

我国著名统计学家贺铿以信息产品的性质为标志将信息产业划分为信息生产资料部门、直接信息部门和间接信息部门，其中前两个部门采用分离法从全口径投入产出表中分离出信息业并求得总产出，间接信息部门则采用典型调查法取得基础数据后在假设单位内部信息劳动者劳动生产率与所在单位全员劳动生产率相同的前提下推算信息产业的产值。这种方法可以用来核算知识产业的产值。

知识产业统计核算的另一种重要内容是计量知识产业的知识资源密集（集约）程度、丰裕程度、生产能力、发展潜力以及知识资本的存量与流量。知识密集量类似于劳动消耗量、原材料消耗量，是某种知识资源的消耗与产出之比，因而可视为科技活动的经济标准或科技进步的标志。测度知识密集量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研究与开发性投入的费用与该部门的总产出或增加值之比，反映一般知识密集量；三是用产业部门内部知识劳动收入与非知识劳动收入之比，反映各产业部门使用知道资源的集约程度。根据这些指标，可以把各产业部门划分为三类知识资源密集型部门：知识资源高度密集型部门，如电子、航天等；知识资源中度密集型部门，如石油化工、机械制造等；知识资源低度密集型部门，如冶金、食品等传统产业部门。

知识资源丰度是反映知识资源丰富（裕）程度的指标，测度方法也有三种，一是反映知道资源生产力的指标，通常是用人均知识资源生产量来测度的，公式为：

R[,1]=(P[,1]+P[,2]+P[,3]+P[,4])/M

式中，P[,1]、P[,2]、P[,3]、P[,4]分别表示数据库数量、专利和商标数量、书报刊量、视听产品生产量，M为人口数。

二是反映基本知识资源储备潜力的指标，通常是用人均拥有的基本知识资源量来测度的，公式为：

R2=(Q[,1]+Q[,2]+Q[,3]+Q[,4]+Q[,5])/M

式中，Q[,1]、Q[,2]、Q[,3]、Q[,4]、Q[,5]分别表示计算机、文化设施、新闻设施、娱乐设施、邮电信设施的拥有量。

三是反映知识资源处理潜力的指标，公式为：

R3=(T[,1]+T[,2]+T[,3]+T[,4]+T[,5])/M

式中T[,1]、T[,2]、T[,3]、T[,4]、T[,5]分别表示识字人数、各级教育在样生数、科研人员数、政府部门人数和咨询机构人数。显然是用上述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反映知识资源处理潜力。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最有价值的是知识资本，它将企业信誉、商标、员工文化水平与技能、顾客满意、组织文化、机制及经营关系等许多传统管理理论所忽视，但却日益成为企业重要资源或者说已经成为企业核心能力重要组成的这些因素整合在一起并与企业组织结构、生产能力、技术创新、市场开拓能力以及财务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企业的核心能力和经营资产。那么，如何衡量知道资本的价值呢？世界著名的金融服务机构、瑞典的斯勘的亚公司在90年代初推出的一项传统会计系统不统计、但有价值的资产核算公式IC=MV-BV具有代表性，式中，MV为企业真正的市场价值，BV为帐面价值。显然，知识资本是市场价值与帐面价值之差。斯勘的亚认为，一个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要比其帐面价值高3-8倍，这个差值就是隐藏的价值，由于它属于非金融资本，会计学上把它列为债务类。因而，有必要将这种隐蔽资本浮出水面。为此，斯勘的亚公司于1995年公布了世界上第一份知识资本年报，它着眼于顾客、流程、更新、开发、人力、财力等因素，对知识资本进行分析与评价，还有人在此基本上提出了用增长和创新指标、效率指标、稳定性指标等三个动态指标来评定知识资本的价值。

知识的存量和流量是知识价值量的另一种表现形态，也是OECD关于知识经济测度框架的一个重要方面。测度知识的存量比较困难，但可以用科学技术指标来估算，如对不同国家或企业的R&D年投入的积累可借助析旧率的假设进行成本分摊，然后再根据R&D存量指标估算R&D投资的回报率，或根据特定领域研究与开发人员年增量估算R&D人员的存量后再按照人员流动和职业变动情况进行折算。值得注意的是，有人建议将教育费用投入也列入知识的存量。教育虽然只是知识的传播和积累，但教育是需要成本的，当人们投资于教育时，他们事实上牺牲了其它投资机会而换取了所掌握的知识，这类知识显然是可以直接形成生产力的。把R&D与教育费用投入之和作为知识存量的计算公式为：

附图

知识经济范文篇9

从社会认识的表层上看，“时代”是人们对一定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及其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变动的度的范围的一种称谓，但从社会认识的深层上看，“时代”是人们认识社会发展的时空坐标系。这样，就产生了历史哲学视野中的“时代观”。然而，“时代观”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正因为如此，在人们认识社会历史发展和现实重大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才有不同的“时代观”碰撞。在对知识经济的认识上也概莫能外。近些年来，学术界有不少关于知识经济的“时代提法”，如：“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等。我以为，这类“时代提法”，如果仅用于具有“普及”意义的一般宣传上，或仅用于对我们所处时代一定阶段上科技和经济生产发展的某些特征及其趋势的称谓上，似乎还无可厚非，但若将其泛化，视为时代性质的根本变化或时代性质即将发生根本变化的标志，那就值得推敲了。本文拟通过对马克思“时代观”的考察和对有关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的辨析，试图说明我们在现时代应确立和发展什么样的时代观。

一

科学的时代观有两个重要且相互联系的方法论功能：一是从静态上把握人类社会在其不同历史时代中的最根本、最深层的社会层面与其他社会层面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揭示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或时代的性质；二是从动态上把握人类社会在其不同历史时代中的最根本、最深层的社会层面与其他社会层面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的演变发展，揭示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规律。但科学的时代观是如何实现其方法论功能的呢？我以为，必须首先认识和把握科学时代观的基本逻辑框架。科学的时代观的基本逻辑框架集中地体现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发展“图式说”中，搞清楚马克思社会历史发展“图式说”，也就明确了科学的时代观的基本逻辑框架，从而也就探明了科学的时代观是如何实现其方法论功能的。

1．克思“时代观”的主体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即生产方式为“划分标准”的“五形态”论

我曾在有关文章中指出，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历史”与“社会形态”是属于同构的范畴。（参见拙文：《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5期）“世界历史”标示着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空间规定性，“社会形态”标示着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而具有特定的空间规定性和一定性质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就是所谓的“时代”。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五形态”（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论就是从总体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以及时代演变发展规律的逻辑论证。可以说，没有“五形态”论，就谈不上对“时代”的科学把握。当然，仅确定上述之点还不足以说明马克思“时代观”的主体是“五形态”论。笔者之所以认为马克思“时代观”的主体是“五形态”论，还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由。

首先，唯物史观在“时代”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就是科学的“时代观”，故唯物史观最核心的理论也就是科学“时代观”的最核心的理论。生产方式和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唯物史观最核心的理论，而马克思的“五形态”论正是依据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以及时代的演变发展的规律的。所以，只有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即生产方式为“划分标准”的“五形态”论，才能构成马克思“时代观”的主体。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及其手稿和《历史学笔记》等著作中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大量有关论述中得到印证，当然，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也有其他种类的划分（见下文），但这些划分并不能构成科学的“时代观”的主体。因为，以生产方式和社会基本矛盾为基础的“五形态”的演变发展是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主线，毫无疑问，只有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即生产方式为“划分标准”的“五形态”论，才能直接、全面地昭示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主线，从而在总体上把握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过程。此外，科学的“时代观”必须能够把握一定历史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作用，确定一定时代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指有阶级存在的时代）。显而易见，只有“五形态”论才能把握一定历史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作用，确定一定时代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其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的历史观根据也正在于“五形态”论。因此，无视“五形态”论在马克思“时代观”中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就是在“时代观”的层面上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在马克思整个学说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而这又等于在逻辑上否定了马克思“时代观”的价值取向。马克思全部学说的主旨就在于为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指明道路，“五形态”论则是这一主旨的“时代观”层面上的集中体现。由上可见，马克思“时代观”的主体只能是“五形态”论。至于如何理解“五形态”论普遍的方法论意义的问题，笔者已在有关论著中作了比较充分的阐释，故不赘言。（参见拙作：《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第四、七两章，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版）

2．以“五形态”论为主体的科学“时代观”在逻辑上规定和包容了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多层面的考察

由于社会是多层面的，放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可从不同的视角上来考察，因此，在马克思那里，除了“五形态”论以外，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还有其他种类的划分，如：两阶段划分：必然王国→自由王国。三阶段划分：（A）人的依赖性（自然经济社会）→物的依赖性或人的独立性（商品经济社会）→自由个性（产品经济社会）；（B）个人从属于共同体→个人与共同体对立→共同体从属于个人；（C）原生的社会形态→次生的社会形态→未来的社会形态；（D）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共同占有制；（E）带有共同体外观的私有制→“纯粹私有制”和“私有制的现代形式”→共同占有生产力总和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四阶段划分：（A）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自动化时代，等等。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上述划分形式与“五形态”论究竟是什么关系。学术界有些人认为：对马克思来说，包括“五形态”论在内的“各种划分形式之间不存在哪种更根本的问题，因为，马克思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各划分形式在认识对象上各有其限定的范围，而针对不同对象的认识角度是不能相互取代的”。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即看到了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多方位的考察，但却忽略了他考察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多种视角是有根本和非根本或主导和非主导之分的。

我以为，在马克思那里，既然“五形态”的演变发展是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主线，那么“五形态”论就必然是马克思科学地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逻辑视角。只要仔细揣摩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其他划分形式的“文本背景”，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他划分形式”都是在马克思考察“五形态”演变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它们不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上的把握，故对它们的论述在马克思那里也就不具有系统的形态。只有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即生产方式为“划分标准”的“五形态”论，才能在总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以及时代的演变发展规律。笔者的这种认识丝毫不意味着否认“其他划分形式”特定的方法论功用，而是强调：“其他划分形式”都只是在某个社会层面上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的，故它们在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中不可能与“五形态”论处于相同的地位。那么，它们与“五形态”论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在笔者看来，“其他划分形式”是对“五形态”论的逻辑补充和扩展，而“五形态”论则在逻辑上规定和包容了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不同层面的考察。其“文本”根据是：首先，在“其他划分形式”中每一序列的第一个阶段，大都或是专指原始社会形态及其某一特征，或是指包括原始社会形态在内的社会历史发展一定过程的某一特征，如原生的社会形态、原始公有制、采集和渔猎时代、人的依赖性、个人从属共同体等。再者，在“其他划分形式”中每一序列的最后一个阶段，都是指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或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某一特征，如未来的社会形态、自由王国、自由个性（产品经济社会）、共同体从属于个人。自动化时代、共同占有制、共同占有生产力总和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等。其次，在“其他划分形式”中每一序列的某个阶段，大都或是专指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某一特征，如物的依赖性或人的独立性、个人与共同体对立、纯粹私有制和私有制的现代形式、工业时代，或是指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内的社会历史发展一定过程的某一特征（“两阶段划分”中的必然王国、“三阶段划分”中的次生的社会形态和私有制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其四，在“其他划分形式”中每一序列的某个阶段，大都或是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某一共有特征，或是指包括这两个社会形态在内的社会历史发展一定过程的某一特征，如带有共同体外观的私有制、农业时代、人的依赖性、个人从属于共同体、次生的社会形态、私有制等。

之所以如此，其根本的原因是：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其他划分形式主要是为了全面地把握人类社会五形态的演变发展，特别是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历史性及其向共产主义历史时展的必然性（包括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和复杂性。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构成马克思“时代观”主体的只能“五形态”论。当然，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其他划分形式也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我们只有在搞清楚“五形态”论与这些“划分形式”关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地把握这种方法论意义。

3．马克思的“时代观”科学地昭示了时代的性质与时代的特征的关系，从而全面地把握了时展的总脉络

实际上，在考察“五形态”论与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其他划分形式间关系的过程中，笔者已从一个侧面论及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所谓时代的性质是指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力量或因素对时代的规定性。对此，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了它们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4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一种一定的生产”，指的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力量或因素”。对于马克思的“时代观”来说，确定一定的时代的性质是考察一切重大社会问题的逻辑基点。离开了这一逻辑基点，对任何重大社会问题的考察都无从谈起。与“时代的性质”相对应的是“时代的特征”。“时代的特征”与“时代的性质”无疑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但决不能因此而把它们混为一谈。

与“时代的特征”相比较，“时代的性质”有着更为稳定、单一的特点。而“时代的特征”则是复杂多样的。它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是，一定时代的某一社会层面的特征，其内容如该时代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特点等。这方面的提法有：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自动化时代；原始公有制、私有制、“私有制的现代形式”、共产主义的“个人所有制”等。二是，一定时代的某一发展阶段的特征，其内容如该时代某一发展阶段上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总体状况及其发展导向等。这方面的提法有：“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等。三是，一定时代某一发展阶段的某一社会层面的特征，其内容如在该时代某一发展阶段中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及其社会生活影响的特点等。这方面的提法有：“蒸汽革命时代”、“电力革命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等。因此，具有特定的空间规定性和一定性质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即“时代”会呈现出多种特征，人们可以从社会发展的不同层面来把握“时代的特征”。但“时代的特征”与“时代的性质”毕竟不是一回事。19世纪的马克思既经历了以工人运动或社会主义运动高涨为特征的时代，又经历了以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发展为特征的时代，同时还经历了“蒸汽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和“电力革命时代”的初期（他为“电力革命”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即将产生的深远影响而欢欣鼓舞），但他关于时代性质的观点（即他所处的时代仍是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观点）始终没有改变。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看，自20世纪初以来，人类社会开始由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历史时代过渡，当代社会主义处于这一过渡的整个过程的起点上。不过，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历史时代过渡是一个漫长、曲折、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将占据统治和支配地位。所以，更确切地说，人类自20世纪初外来所处的历史时代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的多种特征都是由这个时代的根本性质所直接或间接规定的。

我以为，马克思的“时代观”对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我们所处时代及其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既然“时代的特征”不等于“时代的性质”，那么，用“时代的特征”来直接界定“时代的性质”或把“时代的特征”视为“时代的性质”，就必然会把“时代的性质”搞得模糊不清。例如，无论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提法，还是围绕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都不是对我们所处时代性质的界定。如果用上述这两类时代提法来直接界定我们所处时代的性质，关于时代问题的研究中就会出现思想理论上的混乱。此外，把“时代的特征”等同于“时代的性质”，在方法论上把时代的某一方面、某一时期或某一时期的某一社会层面的特征绝对化，还会导致实践中的重大错误。对现时代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科学考察（包括重大的战略方针的正确制定过程）必须以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性质的正确界定为基点，因此，对“时代的性质”的界定出现了偏差，就会导致实践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从而也就必然会导致实践中的重大失误。例如，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曾把“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提法绝对化，从而在国内外形势、战争与革命等问题上出现一系列的编差，这就使得我们的实践活动往往受“左”的倾向的干扰。再如，近些年来，一些人又把“和平与发展”以及有关“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绝对化，而忽略了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以及科学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一面，发达国家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剥削和控制的一面，这种错误的倾向也同样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损害。

4．马克思的“时代观”科学地揭示了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展的必然性及其复杂性

从逻辑上看，以“五形态”论主体、科学昭示时代的性质与时代的特征的相互关系，从而全面把握时展总脉络的马克思的“时代观”，当然内在地包含着对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展的必然性及其复杂性的科学揭示。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时展的必然性及其复杂性的论述上。鉴于人们对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时展的必然性的论述较为熟知，放在此笔者仅简略地谈谈马克思关于对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时展的复杂性的认识及其过程。

19世纪50年代中期，在从科学的时代观的角度考察美国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将会对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的过程中，马克思作出了这样预测：“美国最大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现代是英国，而目前将是北美半岛南半球。”“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像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欧洲的文明国家要不陷入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样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引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3－264页）可见，马克思从科学的时代观的角度预见到了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在20世纪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即美国的出现以及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性；人类将经历一个两种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并存、竞争，且资本关系仍占据统治和优势地位的发展阶段。虽然当代两种社会制度存在的“地区界限”并不是象马克思所预想的那样，但这毕竟说明他从科学的时代观的角度上把握了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时代过渡的复杂性。此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时展的复杂性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19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马克思根据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围绕着限制和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病的问题，从科学的时代观的角度阐述了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具体过程及其复杂性；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马克思根据俄国农村公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状况，围绕着限制和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病的问题，从科学的时代观的角度昭示了尚未完全资本主义化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具体过程及其复杂性。关于马克思在上述这两个时期对“复杂性”问题的具体论述，我曾在有关文章中作了详尽的说明，故不赘述。（参见拙文《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载《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

综上所述，马克思时代观的基本逻辑框架决定了其特有的方法论功能。这种方法论功能使当今人们能够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他们所处时代的性质、演变发展的总脉络及其向更高一级时展的必然性和复杂性。

二

我以为，从方法论上看，目前学术界出现的把关于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如：“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泛化的倾向，与长期以来学术界不少人把从传统农业社会（或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或现代社会）转变一般过程的图式的“应用范围”扩大化有直接的关联。以下，笔者拟从对这一逻辑“描述”的局限性的剖析人手，对有关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作时代观上的梳理，旨在搞清楚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时代观的问题。

同把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般过程的图式的“应用范围”扩大化一样，近些年来学术界所出现的把“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提法泛化的倾向，在方法论上也是把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技术经济层面上的把握视为社会发展历史过程的总体上的把握。目前学术界为这种倾向的合理性作论证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人类科学现在已从传统的小科学进入大科学阶段”，“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日益成为历史的潮流”。所谓“大科学”即是指当代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科学与技术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越来越广泛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的态势。应当承认，这种态势的确存在，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也的确是事实，但问题在于是否能由此得出可以直接从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的层面上确定时代的性质或社会历史整体发展阶段性的结论。我以为恐怕还不能。首先，科学技术对社会整体发展的推动作用是通过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中介环节实现的，而不是直接的或“立竿见影”的，无论科学技术和所谓“大科学”发展的程度有多高，这一点都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由社会“组织一结构”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所谓“一系列社会中介环节”指的是“技术一工艺生产方式”、生产劳动的组织一管理形式、社会分工、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历史文化传统、－般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等。如果这些社会环节不发生根本性变化，那么社会历史或时代的整体的质的变化就是不可能的。再则，科学技术对社会其他各个层面的影响又是复杂的。有的社会层面接受科学技术的影响比较快，如“技术一工艺生产方式”、生产劳动的组织一管理形式、部分的社会分工形式、一般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等，而有的社会层面接受科学技术的影响则比较慢，如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特别是上层建筑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同时，即便是接受科学技术影响比较快的社会层面，其深层也不会立刻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就构成了科学技术作用的不均衡性。其三，上述一系列社会中介环节的重大变化不仅仅取决科学技术本身的作用，而且取决于这些社会中介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自身的发展状况。进而言之，上述每一个社会中介环节都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科学技术对这些社会中介环节作用的程度取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它们自身发展的程度。最后，科学技术作用的本身又受其他社会层面的制约。例如，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科学技术的作用被赋予了“正负”双重性。或许正因为如此，学术界不少人把科学技术称之为“双刃剑”，虽然这种称谓并不很准确。

可见，从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角度确定时代的性质，抑或说，把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层面上的把握视为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上的把握，这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不科学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实际也在一再向人们印证这一点。

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创造一个“网络世界”，使“地球村”真正成为现实，但它在给人们的经济生产、社会交往关系等带来巨大的正面影响的同时，也使人类同临着前所未有的种种困扰：经济生产中泛起“新型泡沫”；泛滥着的无政府主义猛烈地冲击着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国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经济安全）受到严峻挑战；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特别是那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通过网络世界大肆推行精神霸权主义；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高科技犯罪不断“花样翻新”；网络关系中道德相对主义愈来愈盛行，道德人格严重扭曲，从而道德失范现象愈演愈烈；私人生活领域和个人的权力被严重侵犯；人与人之间产生新的隔阂①，等等。学术界有人乐观地断言，“网络曾以前所未有的优势造福于人类，消除人的异化现象”。在这里笔者试图“修正”和“补全”这句话，即：网络在以前所未有的优势造福于人类，消除一些旧的人的异化现象的同时，也对人类构成了新的威胁，造就了新的人的异化现象。

虚拟技术的发展给人类提供了一个“数字化”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原有的主一客体活动方式，提高了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然而，只看到这一点就显得太“单纯”了。虚拟空间的主体及其活动归根结底是由现实生活中的主体来“虚拟”的，虚拟技术是“不管”谁来虚拟和虚拟什么的。这里就有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阶级观的冲突。众所周知，目前虚拟犯罪、虚拟战争（包括地球上的战争和星际战争）、虚拟“三角”恋爱、虚拟“同居”和“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家庭关系等，已向人类的政治、法律、文化和伦理提出了的挑战。学术界有的人说，“数字化生存”能使人类抽象的思维直接转化为“数字化”生存空间的真实，这并不错，但要加以说明：正是因为出现在“数字化”世界中的真实是由现实生活中人类的抽象思维转化而来的，所以，现实生活中的任何美的东西与丑的东西、富有朝气和创造性的东西与腐朽的和情性的东西都会在“数字化”世界中以各种形式淋漓尽致地表现和“发挥”出来。

微电脑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现时代人在更大的程度上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这无疑为人的多方面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不过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伴随着微电脑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而来的还有：“无解”的结构性失业的规模越来越庞大；患有“信息综合症”的人日益增多；“信息垃圾”对整个社会特别是青年的污染日趋严重；人类生活模式特别是语言模式日益单一化；信息程序使人越来越陷入了一种“由电脑世界带来的新的孤独之中”；个人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丧失了“文化直觉”，等等。在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说明是，微电脑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只是为人的多方面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但是否所有的人都利用闲暇时间来在各方面提高自己，这则是另一个问题。在一定的条件下，闲暇时间的增加也可能导致更多的社会的矛盾、冲突或紧张关系。（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学术界不少人认为，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核心的十大高新技术的发展使知识资源成为人类的共享。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只是在一定的层面上即一般知识传播的层面上是正确的。所谓“一般知识传播”至少不包括世界性的尖端技术或最先进技术资源的传播。如果超越了一般知识传播的层面，上述观点就会变成为谬误。因为，首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不可能均等享受知识资源，从而也就不可能均等享受知识“爆炸式”增长所带来的全球收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一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能够分取到多大份额，与一国原来拥有的知识资源优势以及认识与利用知识的速度、规模、范围和效果直接相关。显然，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知识资源方面的巨大历史差距，故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高新技术所带来的全球利益分配明显不利于缺乏知识资源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当然，笔者的这种看法并不是说发达国家的知识和技术资源不向发展中国家流动，而是说发达国家的尖端技术或最先进的技术资源是不会也不可能成为人类共享的资源（如我国从发达国家引进的先进技术至少在发达国家已有十年以上的周期）。正因为以上所述，在所谓“信息时代”，世界性的两极分化日益加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力发展报告》中指出：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外国直接投资激增，但半数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并未受益。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国际贸易、劳务和金融市场等方面所受到的限制，它们每年损失金额高达5000亿美元，相当于它们每年接受外援总额的10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占世界人口10％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份额已下降到0．3％，比20年前减少了一半；占世界人口20%的最贫穷人口占世界总收入的比例已经下降到1．1％。两年之后（即1999），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继而又在《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全球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富裕的国家20％的人口控制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全球出口总额的68％；世界上最富有的200人在1994－1998年使自己的资产增加了l．2倍，总收入占全球人口收入的41％。1990－－1998年，世界最富的20％人口和最穷的20％人口收入之比，从30：l上升到74：l。

……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笔者的以上分析，并不是要简章地印证科学技术作用的“双重性”（法国的启蒙学者早在几百年前就印证了这一点），而是旨在说明：把人类文明和现代社会的根本性变化或即将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囊括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提法中，这至少在学理上是很不严肃的。当然，“知识经济”、“网络化”、“数字化”、“虚拟化”和“新经济”等，的确是对我们所处时代一定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及其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某些特点的种种概括（姑且不论是否准确），但决不能将它们“泛化”为我们所处时代性质即将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标志”。否则，一个与此相关的最重要的事实就无法解释：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发生的包括所谓“全球问题”在内的主要社会问题至今非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所以，不能脱离开对社会结构的各个环节的科学分析，直接从现代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中推导出人类文明和现代社会即将发生质的变化。在这方面，马克思的“时代观”为后人树立的典范。

马克思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指科学技术--引者）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775页）

就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整体发展关系的复杂性而言，马克思的以上论述至少说明了科学的时代观的一个重要特点：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及其作用，但不是“唯科学技术”论。马克思曾把科学技术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对这一论断是有限定的：科学技术不会直接导致社会的整体进步，它对社会整体发展的推动作用是通过与一系列社会中介环节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说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这是就其作用的最终意义而言的，而不是就其作用的具体过程而言的。如果就其作用的具体过程而言，至少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科学技术的作用仍然是双重的，即如诺伯特·维纳斯所说：“技术的发展，对善和恶都带来无限的可能性”。马克思从科学时代观的高度把科学技术的这种双重作用归结为“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对抗”，并进而指出，“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而这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历史时代取代资本主义历史时代来实现。当然，这将是一个漫长、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如前文所述，人类自20世纪初以来所处的历史时代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历史时代。虽然近百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不过时代的这一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对现代科学技术及其作用的具体过程的科学考察必须基于我们对所处时代的性质的正确认识才有可能。

科学的时代观的上述重要特点也表明：从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角度直接确定时代的性质，这既不能昭示人类社会在其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最根本、最深层的社会层面与其他社会层面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确定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或时代的性质，也不能正确认识时代的性质与时代的特征间的关系，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脉络，揭示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展的规律及其复杂性，从而也就更不可能合理地解释科学技术与社会整体发展间关系的复杂性。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在目前学术界关于“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中所反映出的从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角度直接确定时代性质的观点，其方法论的错误就在于：用技术经济形态的分析取代社会形态的分析，把时代的特征等同于时代的性质，把历史时展的某一层面等同于历史时展的总体，忽略由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展的复杂性，从而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整体进步的关系简单化。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在我们所处的风云变幻时代中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时代观。

主要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叶险明：《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5期。

叶险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叶险明：《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载《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

叶险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初探》，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2期。

知识经济范文篇10

一

1．克思“时代观”的主体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即生产方式为“划分标准”的“五形态”论

2．以“五形态”论为主体的科学“时代观”在逻辑上规定和包容了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多层面的考察

3．马克思的“时代观”科学地昭示了时代的性质与时代的特征的关系，从而全面地把握了时展的总脉络

二

把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般过程机为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必经的社会发展道路，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即：试图从技术经济的角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但也有其明显局限性。首先，这一发展图式舍去了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把并存的不同社会制度（指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纳入同一发展序列，这就必然易于在方法论上导致把复杂的社会发展问题简单化，忽略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参见拙文《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初探》，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21第2期）因此，如果把这一图式的“应用范围”扩大化，就会直接得出“趋同论”（指在方法论上抹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区别的“趋同论”）的结论。再者，即便从“技术经济”的角度上看，这一发展图式也仅是比较适合于20世纪以前的世界发展状况，而不适合于20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状况。如果硬要把这一发展图式“严丝合缝”地套于现代，那么就会产生“历史的虚构”。帕特（AlejandroPotters）在从方法论上分析西方现代化理论和演化分化理论的弊病时指出：“现代化理论与演化分化论一样迷信于发展是从一初期的传统时代走到一前进的终点，如果把传统视为与现代在逻辑上相对立的状态，当代存在的第三世界国家，没有一个是‘传统的’这种过程中初期阶段的虚构性，归咎于它的观察完全不凭据社会事实，却凭据"最后"阶段的性质臆造出来。用OwenLattmore（1962）的话来说，是‘文明造就了野蛮’。”（转引自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5版，第46页）同时，把这一发展图式的“应用范围”扩大化还易于在方法论上导致把西方国家所走的社会发展道路（或西方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模式）“泛化”。众所周知，对西方国家来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就是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而迄今为止，能够被人们通常称之为世界上的现代化强国的国家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见，看不到上述逻辑“描述”的局限性，并将其“应用范围”扩大化，即把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技术经济层面上的把握视为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上的把握，就必然会在方法论上导致种种错误的出现。同把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般过程的图式的“应用范围”扩大化一样，近些年来学术界所出现的把“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提法泛化的倾向，在方法论上也是把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技术经济层面上的把握视为社会发展历史过程的总体上的把握。目前学术界为这种倾向的合理性作论证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人类科学现在已从传统的小科学进入大科学阶段”，“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日益成为历史的潮流”。所谓“大科学”即是指当代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科学与技术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越来越广泛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的态势。应当承认，这种态势的确存在，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也的确是事实，但问题在于是否能由此得出可以直接从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的层面上确定时代的性质或社会历史整体发展阶段性的结论。我以为恐怕还不能。首先，科学技术对社会整体发展的推动作用是通过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中介环节实现的，而不是直接的或“立竿见影”的，无论科学技术和所谓“大科学”发展的程度有多高，这一点都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由社会“组织一结构”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所谓“一系列社会中介环节”指的是“技术一工艺生产方式”、生产劳动的组织一管理形式、社会分工、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历史文化传统、－般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等。如果这些社会环节不发生根本性变化，那么社会历史或时代的整体的质的变化就是不可能的。再则，科学技术对社会其他各个层面的影响又是复杂的。有的社会层面接受科学技术的影响比较快，如“技术一工艺生产方式”、生产劳动的组织一管理形式、部分的社会分工形式、一般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等，而有的社会层面接受科学技术的影响则比较慢，如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特别是上层建筑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同时，即便是接受科学技术影响比较快的社会层面，其深层也不会立刻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就构成了科学技术作用的不均衡性。其三，上述一系列社会中介环节的重大变化不仅仅取决科学技术本身的作用，而且取决于这些社会中介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自身的发展状况。进而言之，上述每一个社会中介环节都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科学技术对这些社会中介环节作用的程度取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它们自身发展的程度。最后，科学技术作用的本身又受其他社会层面的制约。例如，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科学技术的作用被赋予了“正负”双重性。或许正因为如此，学术界不少人把科学技术称之为“双刃剑”，虽然这种称谓并不很准确。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群”的一个重要环节。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将会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点应是不言而喻。可是，如果因此而认为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将会直接导致人类新的文明形态的出现，那似乎又颇显得幼稚。首先，通过应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人类大规模制造或合成的自然界没有的物种、生命和各种消费资料将会对整个自然生态环境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这至今仍是需要有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此外，至少在可以预料到的将来，人类还不能对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使用加以有效的规范。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既能用于有益的生产上，也能用于武器的制造上。目前，由于种种利益上的需要，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或集团正在大力发展生化武器特别是基因武器。从长远来看，这类武器对整个人类生存的危害将会比核武器要大得多。二是，“科隆”技术的发展方向难以控制。我国有的科学家就此指出，在缺乏伦理探讨和技术保障的现阶段，要严格区分治疗性科隆和生殖性科隆。生殖性科隆将会对人类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产生极大冲击，其恶果难以预料。目前，尽管主流生命科学界反对科隆人，但仍有人在实施科隆人的计划（如意大利医生塞韦里诺·安蒂诺里就正在实施有5000人参与的科隆人的研究计划）。学术界不少人认为，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核心的十大高新技术的发展使知识资源成为人类的共享。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只是在一定的层面上即一般知识传播的层面上是正确的。所谓“一般知识传播”至少不包括世界性的尖端技术或最先进技术资源的传播。如果超越了一般知识传播的层面，上述观点就会变成为谬误。因为，首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不可能均等享受知识资源，从而也就不可能均等享受知识“爆炸式”增长所带来的全球收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一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能够分取到多大份额，与一国原来拥有的知识资源优势以及认识与利用知识的速度、规模、范围和效果直接相关。显然，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知识资源方面的巨大历史差距，故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高新技术所带来的全球利益分配明显不利于缺乏知识资源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当然，笔者的这种看法并不是说发达国家的知识和技术资源不向发展中国家流动，而是说发达国家的尖端技术或最先进的技术资源是不会也不可能成为人类共享的资源（如我国从发达国家引进的先进技术至少在发达国家已有十年以上的周期）。正因为以上所述，在所谓“信息时代”，世界性的两极分化日益加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力发展报告》中指出：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外国直接投资激增，但半数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并未受益。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国际贸易、劳务和金融市场等方面所受到的限制，它们每年损失金额高达5000亿美元，相当于它们每年接受外援总额的10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占世界人口10％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份额已下降到0．3％，比20年前减少了一半；占世界人口20%的最贫穷人口占世界总收入的比例已经下降到1．1％。两年之后（即1999），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继而又在《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全球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富裕的国家20％的人口控制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全球出口总额的68％；世界上最富有的200人在1994－1998年使自己的资产增加了l．2倍，总收入占全球人口收入的41％。1990－－1998年，世界最富的20％人口和最穷的20％人口收入之比，从30：l上升到74：l。

……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该论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十五”规划项目--“对知识经济的历史观透视”（项目编号02BZX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主要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叶险明：《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5期。

叶险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叶险明：《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载《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