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机制范文10篇

治理机制范文篇1

一、精准扶贫的动态治理机制

动态治理主要强调在治理的过程中依据内外环境的变化，不断地调整策略，要求治理者在能动认知基础之上，将新认识、新反思和新知识融入到治理的规则、政策和结构之中，以更具适应性和操作性回应社会公共需求。动态治理视角下的精准扶贫就是依据不同的贫困原因制定差异化的帮扶措施，培育贫困者的可持续脱贫能力。实现精准脱贫，需要建构一套动态治理机制。

（一）瞄准机制

弄清扶贫的对象是扶贫工作的首要任务。精准扶贫改变了以往以片区为主要扶贫对象的目标定位，转而以贫困户或者个人为主要对象。在充分利用前期扶贫资料、建档立卡的基础上，参考民政部门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及“五保”供养者等信息实现精准识别。通过分析得出贫困的原因，为下一步开展帮扶工作做好准备。

（二）帮扶机制

不同的贫困个体存在不同的贫困原因。对因病致贫要加强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等制度托底功能的完善，提高保障水平；对缺乏技术和资金等原因，政府要因地制宜加大投入，使之就地脱贫，如在一些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充分发挥政府、市场、个体等多元主体的合作，通过产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从而实现脱贫致富。在扶贫中要调动贫困者的积极性，增强脱贫意识使其主动参与到扶贫的项目中。

（三）退出机制

精准扶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应建立相应的退出机制。贫困退出机制需要坚持科学有效的退出原则，避免为了完成政绩目标而认为的假脱贫。第一，通过建档立卡的信息，观察贫困者在帮扶后的变化，与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进行比较，是否已经摆脱了贫困的指标。第二，关注现有脱贫的能力是否具有可持续性。避免出现财政投入停止后又陷入贫困，重新回归贫困的行列。

（四）监测机制

为防止再次返贫的发生，有必要建立跟踪监测2017.04机制。随着“互联网+”的推广，为构建监测系统营造了良好的氛围，由于我国互联网和大数据的结合不断进步，数据挖掘分析技术支持与环境支持逐步完善，这就在技术层面上保障了监测系统及时观察到脱贫者的生活状况，及时采取适当措施。在监测方式上可采取PPP模式，实现政府、企业等主体的合作。政府可将数据收集及技术操作承包给市场及社会组织等，政府发挥监督作用，参与主体多部门配合形成合力，减少成本损耗。

二、精准扶贫动态治理机制运行的基本原则

（一）扶贫对象的选择性原则

基于福利资源的有限性，福利的给予应坚持选择性。以普遍关怀为目标的福利构建者认为，国家提供的福利应坚持普惠性。社会福利是一种人人享有的权利，无需进行家境调查。这种思想随着福利资源的巨大浪费和财政的压力加大而逐渐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对扶贫对象的选择性。这就需要对目标进行定位，目标定位成为进行改革和削减财政支出的重要政策工具。精准扶贫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把需要扶贫的个体都要瞄准到，不能有遗漏；二是把不需要扶贫的对象剔除在扶贫之外。这需要我们对扶贫资源按照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标准进行分类，以往扶贫的大水漫灌，并没有过多考虑到个体的差异，造成了部分扶贫资源的浪费。因此，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需要坚持选择性的原则，使扶贫资源用到真正需要者的身上。要防止选择性的执行导致对部分贫困者的排斥。精准扶贫由以片区扶贫为主转向扶贫到人或者户，在实际操作中，有的地方为了减少到户或者到人的数量，出现将一些群体排斥在精准扶贫之外；有的地方为了快速实现政绩，将一些贫困者排斥在外，而这些贫困者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上处于劣势地位，本身的利益诉求就得不到表达。还有些地方出现非贫困者对贫困者的取代，引发对资源的争夺。有学者用“精英捕获”来解释这一现象，阐明本应该惠及大众的资源被少数群体占有，从而导致在政治和经济上权力较弱集团的利益受到损害的现象。[1]瞄准到户到人机制，要求地方政府及村干部发挥重要作用，落实驻村帮扶制度，多渠道地了解贫困者的实际情况，防止真正的贫困者被排斥在外，也严禁非贫困者占用扶贫资源。

（二）扶贫措施的差异性原则

以往一刀切的扶贫方式忽视了致贫原因的不同，经济、环境、自身能力等都是致贫的原因，贫困者的异质性特征决定了扶贫措施的差异性，当前扶贫措施要由“无的放矢”转向“有的放矢”。随着贫困类型逐渐由以往单纯的经济收入或者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到个体权利、自身发展等领域的贫困。不同的贫困原因必须对应不同的脱贫措施。精准扶贫要注意差异化的成本无限扩大化的问题。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帮扶手段主要是让贫困者拥有摆脱贫困的可持续能力；另一方面帮扶措施要考虑成本和效益。对那些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地区，即使投入大量的资金也未必能取得应有的效益。可以考虑通过搬迁的方式让贫困者离开恶劣环境，从而脱离贫困。差异化帮扶的目的是培育贫困者脱贫的能力，依靠自身的发展实现脱贫而不至于再次陷入贫困。帮扶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和效益应有科学严谨的预测，做好短期和长期的规划。

（三）脱贫能力的可持续性原则

脱贫的主要目标是追求脱贫的可持续性，让贫困者拥有可持续生计，即可行能力。可行能力主要是一种预存能力，即能够自由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能力。[2]可行能力与可持续生计理念源于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贫困理解的深入，包含诸多原则，如动态性原则，外部帮助必须认清生存战略的动态属性，随着人们境况的改变而变化，应考虑较长远的支持。[3]扶贫措施不是让贫困者短暂地脱贫，而是让贫困者拥有可持续生计，实现自我摆脱贫困。贫困者可以依据现有的扶贫资源选择适合自己的脱贫道路。以往是政府自上而下的推行扶贫工程，现在需要的是贫困者主动地参与到扶贫项目中来，提升自己抗击风险的能力，降低自身的脆弱性。

（四）多元主体的协作性原则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社会治理延伸至政府的各个领域，影响政府的行为。“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指出，鼓励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扶贫开发[4]，这是中央扶贫工作理念的重要转变。随着贫困的复杂化和不确定性增强，政府独立完成扶贫工作的难度增大，需要多元主体的协作。社会治理体系的建构为扶贫的多元主体参与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鼓励企业参与扶贫工作中来。个体作为扶贫的重要力量，无论是贫困者本人还是非贫困者，都是扶贫的重要力量。实践证明，扶贫的多元主体参与有利于扶贫工作的开展，能够起到有效的减贫效果。[5]多元主体的协作需要克服合作中一些困境。各主体首先要有合作的意识。主体越多涉及到的利益也越多，各主体要以公共利益为导向，要有一定的规则来规范各主体的行为，实现平等合作，达到互利共赢。

作者:雷咸胜 冉密 单位: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

[参考文献]

[1]左停、杨雨鑫、钟玲：《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

[2]虞崇胜、余扬：《提升可行能力:精准扶贫的政治哲学基础分析》，《行政论坛》2016年第1期。

[3]MarthaG.Roberts、杨国安：《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国际进展——脆弱性分析方法与可持续生计方法比较》，《地理科学进展》2003年第1期。

治理机制范文篇2

从实践层面来看，经相关调查，我国审计署所公布的预算执行以及财政支出审计结果中，其中绩效审计中违规行为集中表现在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范围苦扩大、资金预算超出、资金结余处理不当等。通过这些方面的审计结果可以了解到我国政府绩效审计报告中存在的问题。审计署公布的审计报告没有进行综合概述，致使整体审计结论不明确，对资金使用效益的表达过于模糊，缺乏规范性指标、标准以及方法。这也使得政府审计结果的信息价值量有限，无法满足人们对财政预算资金运行绩效的了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缺陷离构建服务型政府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综合理论与实践能够得出绩效审计实施瓶颈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政府绩效审计理念逐渐形成，但是在实践中没有契合现代化建设发展的要求，缺乏实施财政资金问责的实质要求，其中包括绩效审计指标、标准、评价方法等方面的审计技术以及管理组织等治理机制，这些都成为阻碍绩效审计改革发展的主要因素。第二，现代化绩效审计与传统合规性财务审计的过渡也会影响绩效审计改革。总体来说，影响绩效审计改革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支撑和治理机制。上述大多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研究与分析政府绩效审计所遇到的瓶颈，在实际过程中，要完善和提高绩效审计的效率和质量，就需要形成有一套良好的绩效审计技术方法，这也是当前我国绩效审计工作所遇到的技术瓶颈。针对我国绩效审计中存在的技术瓶颈，应该采取有效的技术方法，譬如，在绩效审计中应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和建模技术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针对政府、企业或单位实施绩效审计的实际情况，应该聘请绩效审计方面的专家进行授课讲解和实际应用。但是，由于这方面的技术方法需要时间来慢慢落实，而且成本费用也非常高，这样对于正在处于转型和发展时期的企业单位来说，还是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从我国现代绩效审计的实施情况来看，技术瓶颈成为绩效审计存在的主要瓶颈，由于社会经济现象的错综复杂性，以及受时间、人力、财力的限制，绩效审计往往难以对所有审计单位进行调查和分析。采用先进的技术方法不仅能够提高绩效审计结论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还能节省审计资源。

二、绩效审计技术支撑

要推动绩效审计改革，就必须要有先进的审计技术,这是保障改革实施效果的基本保障，也是明确政府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效果以及效率的前提条件。与传统绩效审计相比较，绩效审计与传统财务审计的区别就是资金使用方式与资金使用结果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科学性与先进性。由于传统财务审计结果的绩效信息以及处理方法与途径成为绩效审计改革的技术支撑。因此，要将这种传统审计方式转变成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特征的绩效审计，就需要建立一个转型后绩效审计的综合体系。要完善转型后的绩效审计，要统领绩效审计目标，将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作为载体，按照评价标准的基本路径和结构模型，为绩效审计结果提供更多真实、有效、可靠的信息资料。

三、绩效审计治理机制

绩效审计治理机制是解决绩效审计工作中，评价组织工作、审计结果公开制度以及绩效信息的再次利用等问题，健全绩效审计治理机制能够推动绩效审计改革稳定实施与落实。(一)绩效审计机构资源短缺或社会公共管理受到限制是政府绩效审计机构为社会公共提供服务的主要内容。其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资本、技术以及信息等。政府绩效审计中，政府财政收支审计人员应具备绩效信息评价技术，还应具备相适应的绩效审计评价业务素质，这样才能保证审计人员的独立性与公正性。现阶段，政府绩效审计监督体制属于行政管理模式，其中审计人员和审计者拥有同一隶属关系和共同利益，权利职责不明确。深入来说，就是政府自身在使用公共财产的同时，又反过来审计自己，出现内部审计关系，这种关心致使我国绩效审计的受托经济关系在处理上存在着审计独立性不强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在实行绩效审计改革初期应该设立绩效审计专门机构，将各项工作内容明确到位，通过专门机构治理专门工作，以此满足绩效审计对高素质人才以及客观性独立的需求。我国绩效审计专门机构的建立可以将复合型人才作为审计人员的主体，现代信息技术人才作为辅助，满足绩效审计的综合化与定量化标准，研究科学合理的绩效审计指标、标准以及模型。与审计署有隶属关系的领导管理层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审计人员的客观公正性，建立绩效信息的质量保证机制。(二)信息披露的绩效审计我国政府审计工作的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还存在一定问题，信息公布的透明度不高，反映的实时信息资料缺乏真实性与针对性，这也使得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没有得到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因素。从国外绩效审计经验中能够了解到，绩效审计效果如何取决于政府绩效审计的公开机制，合理的绩效审计结果和内容。这些不公正、不合理以及信息披露不透明等直接关系到绩效审计改革的成败。随着绩效审计在政府、社会与经济中广泛扩展，绩效审计认知度为绩效审计信息披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未来发展道路上，绩效审计信息披露应结合披露准则、内容以及相关意见等要素展开。(三)结果转换的绩效审计政府绩效审计不能只局限于绩效审计结果，还需要针对绩效审计过程中的运行情况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效果。要保证绩效审计合理运用，就需要绩效审计技术支撑以及公证的审计态度和质量，同时也需要绩效审计结果能够发挥激励奖惩机制的功能效果，以此转变绩效审计工作思路，健全绩效审计工作在各方面的积极效应。目前，我国政府绩效审计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并保证资源使用效率、效果能够被广大人民所认可，这样才能够突破绩效审计实施瓶颈，才能推动绩效审计改革不断发展与提高。

四、结语

治理机制范文篇3

关键词：金融治理机制；变革；选择

G20国家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在现有的经济管理机制中，有着显著的应用效果，在目前，以及后续的国际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的调控中，优势明显。中国在与国际上的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交流的时候，致力于建立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环境，使得各个国家都可以在经济往来中获益，使得该种发展理念逐步形成国家间金融治理、外交事业发展的新思路，最终推动国际社会新的金融治理机制的构建，刺激全球经济、国际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其注入新鲜的血液。

一、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发生变革的研究分析

（一）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现状分析。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的国内经济体均出现了严重的负利率，导致以大国为主导的治理机制中的大国，开始逐渐的无视金融体系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的平衡作用，仅仅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了本国经济的恢复上面，一时间使得国际经济出现了巨大的振荡。与此同时，中国积极的发挥出了大国的国家责任感，积极的投身到国际金融的治理工作中去，促进了国际货币基金等组织的稳定发展。虽然该组织的资金份额在危机发生后，在逐步的增加，但是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中，以美国、英国为主的国家，依然处于金融治理工作的中心位置，使得全球经济仍然处于不稳定的发展势态中。首先，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在参与国际的金融治理中，多是利用霸权来开展活动的，并在发展中，建立了以美国、英国为核心的中心与的治理机制。美国的机制主要是通过信用货币来实现管理的，其中的中心，代表着美国，以及其他的七个国家，而则指的是美国曾经殖民过的国家，以此来通过多个国家间的联系，逐步加深对于国际经济的管理。该机制在具体的应用中，主要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干预，以及对利率、贷款活动，进行调节的，但是根据应用效果来看，治理的效果不理想，导致了一些国家出现了收支失衡的问题。且美国在其中是通过大量的军费支出，来对金融治理工作进行支持的，加深了霸权。英国在发展中，使用的是殖民贸易收支的体系，并以金本位为主导，当一个国家出现收支不平衡的问题时，金本位核心国之间可以通过英镑、黄金，来进行经济的流通，减少危机造成的巨大问题。但是在实际的治理机制使用中，如果隶属于该机制的国家出现了经济收支问题，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多不会对其进行国际货币的资助。其次，则为二十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其是由二十个国家，在1999年成立的金融管理平台，通过召开多次的部长级会议，逐渐的在国际经济治理中发挥着作用，但是作用较小。此时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管理制度，则是由七国来开展的。但是金融危机后，七国治理的机制暴露出了固有的弊端，此时二十国也开始在发展中，将部长级会议，逐渐的调整为首脑峰会，使得该管理平台的世界影响力在逐渐获得提高。危机后，二十国在多次开展的峰会中，对于国际经济问题，提出了较多的科学、合理的建议，并且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使得国际社会的权利结构与经济结构，均出现了较大的变革，逐步将全球处于不同世界的国家有效的联系在一起，共同为金融治理的有效性，提出意见和建议，打破了以往常规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开展的各项经济活动管理，进一步改善了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二）进行改革的主要原因。以往以英美等国家为中心位置，其他的附属国家，或者曾经的殖民地国家，作为国家，进行国际金融治理的传统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发展，但是这些国家在发展中，通过国家间的合作，获得了较多的经济收益，也进步一促进了本国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增强，使得全球其他的国家要长期处于发达国家的霸权管理之下。在危机发生之后，这种管理机制，使得发达国家无暇管理国家的经济变化情况，多在治理本国的危机问题，导致国家在危机中遭受的损失极为严重，因此需要对传统的治理机制，结合实际的发展情况，做以相应的改进。其改进的具体原因有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霸权下的权利结构作用力逐渐消减。在以往的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中，多是通过英美中心国家与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来开展的，但是随着国家间其他经济体、国际组织的逐步建立，使得霸权国家的权利开始被消解，例如金砖国家、欧盟等。其中，欧盟的建立，使得法国、德国等老牌的发达国家，开始脱离了美国的霸权管理，使得国际货币阵容中，除了美元、英镑，逐步开始囊括了其他的类型-欧元。这些国家在新的金融治理机制下，经济发展的速率明显提升，同时也促进了国际间其他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次，金融市场的秩序逐渐变乱。国家间加深了商品贸易的交流之后，使得多个国家，开始进行了大量的外汇交易，在这种交易下，使得多种货币、资产形式，出现在经济往来中，使得外汇交易的交易额逐步扩大，远远的高于正常金融市场下的贸易发展需要，以及经济的正常发展要求，这就使得金融市场的固有秩序被打破，使得以往外汇交易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国家，也有着较多的外汇交易。外汇交易的风险性极高，使得很多的国家在交易中，出现了货币贬值，更为严重的直接引发了金融危机，造成国家经济的衰退，失业率的急剧上升。最后，国际经济管理的组织无法充分的发挥出调节的作用。在目前的国际经济组织中，其参与的成员国数量较多，他们在发展中，以该组织为指导，推动着本国与国际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大部分国家，通过该组织进行本国经济调节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较多的阻碍，很多有着大量利益获得的组织或者个人，会对具体的经济干预活动，进行阻挠，因此这些组织能够发挥出的效用较低。2008年的金融危机问题，波及的范围较广，造成的经济损失极大，被许多的经济学者评价为：自美国经济大萧条发生之后，现阶段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由于危机产生时，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未充分的发挥出治理和调节经济发展的作用，使得这一沿用了多年的治理机制，受到了较多人的质疑，面临着发展的困境问题。传统的金融治理机制，其是由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七国集团提出的，由七个国家作为治理的主导平台，来对国家经济运行发展情况，进行管理。随着全球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目前在国际间对国际金融进行治理的国家为二十个，被称之为G20，其在金融危机之后，通过2009年首脑峰会的举行，确立了最新的国际金融治理的体系。根据其在国际社会的实际应用效果来看，已经在国家经济发展、金融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中国经济发展与金融治理的途径分析

（一）提出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理念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一直处于稳固增长的情况下，但是随着国际社会政治发展的紧张局势，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越来越严重，使得中国开始在经济的增长中，开始将金融治理的视角转移到其他的国家，以此提出了促进了全球各个国家、经济体的经济能够实现稳定、平衡发展的新理念。目前，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在逐步的增加，且与较多的国家，有着较多内容的往来，因此一旦某个国家出现了经济问题，中国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因此中国在现阶段世界发展演变的大环境下，提出了互利共赢的理念，并在国际间的经济合作中，开始将这理念，发展成为了经济治理的机制。在治理机制下，不仅使得大部分国家可以获得稳定的经济收益，同时也使得亚非拉诸多的发展中国家收益，通过建设资金的援助、技术投资、债务减免等方式，切实的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进步，使得这些国家在受到发达国家金融治理机制所致的经济危机波及时，可以及时获得经济救援，实现本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平衡，减少由于经济问题，引起的国家战乱，以及社会动荡问题，维护世界整体经济发展的稳定。（二）互利共赢发展的新方向在该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开始参与和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国际性的经济组织，提出了坚持互利共赢，促进共同发展的期望。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发展中，中国将会一直致力于互利共赢经济、外交管理机制的构建，并逐步提升我国发展的软硬实力，构建新型的世界大国关系，更好的迎接挑战与机遇。同时在发展中，中国要一直坚持以G20为主导的治理平台，积极的参与到G20国际金融治理机制中去，促进该机制在适应发展的基本现状下，实时的进行改革，应用发展的眼光和视角，使得该治理机制可以有效的调节、改善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并且还需要在发展中，联合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实现全世界各项事务处理与发展的互利共赢。

三、结束语

国际金融治理机制，需要不断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进行相应的改进，在发展中，该种治理机制也需要不断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发生联系，最终在发展中，使得该机制的作用得以最大化的发挥。

参考文献：

[1]艾尚乐.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经济效应、利益诉求与路径建构[J].理论探讨,2015,(01):87-90.

[2]李巍.金砖机制与国际金融治理改革[J].国际观察,2013,(01):33-40.

[3]艾尚乐.国际金融治理的新趋向———中国参与G20机制的改革与发展[J].改革与战略,2012,28(01):73-75+113.

[4]崔志楠,邢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01):134-154+159.

治理机制范文篇4

一、镇农村社会治理现状

镇土地面积平方公里，辖14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户籍人口总数3万余，农村人口2万。是典型的以农业人口为主的新城区。近年来，镇党委、政府切实加强了领导，以组织实施基层社会管理规范化建设年为载体，切实强化基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完善基层防控工作体系，加强镇、村、组三级综治维稳机构建设,所辖镇村全部由党委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任综治维稳办主任，配齐配强了专职工作人员。搭建镇村社会管理服务平台，将社会管理服务有关内容全部纳入其中，使人民群众能够得到一站式服务。建立维护稳定重大事项社会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社情民意收集与研判机制、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切实加强了基层治保调解组织和新经济新社会组织建设,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全区呈现出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二、农村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存在的问题：虽然我们在农村社会治理创新中不断探索新思路，也不断挖掘和总结出一些好的典型经验，但是也存在一些亟待改善的问题和不足。比如，在重点工程建设、征地拆迁、农村宅基地管理中仍然存在大量矛盾纠纷，农村道路建设、劳动就业、学前教育、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环境脏乱差治理等公共服务还不能完全满足农民群众需求，流动人口增多、失地农民增加导致社会治理难度加大，农村社会治理中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一是村级组织作用发挥不到位导致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缺位。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免除农业税等政策，极大地减少了农村基层干部与群众的面对面的接触机会，农村干部与群众联系越来越少，导致基层组织作用缺位。二是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意识淡漠。村民自治以来，村民的投工投劳、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参与公共服务、维护集体利益等公共意识越来越淡漠。三是农村社会管理方式手段单一。村“两委”沿用老一套社会管理方式不管用，新的管理方式尚未建立，村民们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认识不到位。四是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低。尽管近几年各级加大了财政支农力度，但直接用于农民和农村的乡村基础设施、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仍供给不足，致使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的物质基础比较薄弱。农村文化活动、学前教育、医疗卫生、村庄道路建设、交通出行等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较低，还不能完全满足农民群众的需要。五是农村法治宣传实效差。农村法治宣传形式、手段单一，实效差，农村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对在如何依法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和集体利益方面知之甚少，从而奉行“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思想，动不动就上访。六是由于行政执法不到位导致农村资源管理混乱。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引发的矛盾纠纷成为影响农村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当前突出的是土地特别是宅基地管理混乱，有法不依、任意违法占地建房、买卖土地等现象突出，并由此引发大量的矛盾纠纷、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七是农村社会治理基础相对薄弱。虽然我们的农村综治维稳工作站都已经建立，但是相对于“1+3+N”农村社会治理新模式要求，普遍存在农村的其它社会组织发育迟缓，即使按照要求成立了一些社会组织，也都难以在短期内发挥其重要作用，农村社会管理重要力量比较薄弱。八是适应新形势下农村社会治理的服务型乡镇政府尚未真正建立。乡镇在主动为农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进而完善农村社会治理方面，明显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2、存在问题的原因：一是农村社会构成变得越来越复杂。农村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需求。对比过去，现在的农村社会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同的群体其利益需求也有很大差异。过去管理的对象主要是单一的农民，现在不仅有纯粹农民，还有一些已经被征地拆迁的农村，在主要开发区域的农民，大多已经变成了百万富翁。同时，还有大量涌入的农民工，有新经济组织成员，有个体工商业者等；过去的管理方式主要是催耕催种，现在不仅要管催耕催种，还要管创业就业，管社会保障，管民生民意，要为不同社会阶层提供更适用、全方位、有效益的服务；过去的管理手段主要是面对面的、简单化、手工式管理，现在是信息社会，农村获取社会信息的渠道多而广、新而杂，对提高管理水平的要求也与日俱增。所有这些，都对农村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二是农村社会利益需求增加。随着我区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推进，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农民温饱问题已经解决，正满怀信心地奔向小康。温饱的概念是相对单一的，小康的概念则是全方位的，温饱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而小康则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方面面的需求，是一种较高层次的需求。谋求自身发展、维护自身权益、保障自身利益已经成为农村社会的一种新追求。三是农村社会风险防范乏力。我镇正处于发展升级的关键时期，大项目建设的深入推进需要农民征地拆迁，补偿标准不一一直是我区农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我镇的农村社会进入到矛盾凸显期。同时，推进农民市民化需要安置大量人口，农村信息化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相互依存关系，加上一些突发性灾害的出现，这些无疑都会给农村社会治理带来风险，也导致农村社会治理的重心偏移，工作乏力，以至于部分地方因失控而引发社会矛盾，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三、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的对策及建议

治理机制范文篇5

1、缺乏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危机意识和危机管理意识。从目前SARS防治工作暴露的突出问题看，主要是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还不够健全，在应急处理工作中存在信息不准、反应不快、应急准备不足等问题。但首要的问题是，在政府转型过程中我们一直未能树立起足够的、非传统的危机意识和危机管理意识，这是导致危机应急工作被动的根本原因。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化成为进一步推进改革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背景。但我们在推进转轨进程中，对全球化下所滋生的各种风险和危机认识不足，对现代社会存在的各种危机缺乏基本的分析判断机制，缺少风险评估机制，导致风险不能被及时发现和有效防治。SARS的第一例病例早在2002年11月16日在广东发现，但人们被告知危机和正式启动非常状态的危机管理机制却是到2003年4月20日之后。此间有许多机会可以将SARS控制在局部，对此次危机的正确评估和启动应急机制也有机会开展的更早。实际上，这种缺失已经在过去几年的几次突发性事件的处理中多次暴露出来。

2、政府职能转变和治理目标中，经济目标和经济职能有余，公共服务与社会目标不足。〖HT〗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也是一个由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的大国。鉴于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基本矛盾，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在促进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促进生产力发展，追求经济效率方面取得显着的成绩。但在处理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等基本关系方面，因改革的策略与阶段性目标所限，遗留和积累了许多问题。如在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中，在就业与社会稳定的压力下，实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各级政府片面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标，一方面政企不分、政府对市场的各种行政干预不断，另一方面，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公共产品提供方面，政府缺位，供给不足；一方面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目标方面，不遗余力，另一方面，在公平分配、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投入不足，发展滞后。此次SARS导致危机，很深刻的原因就在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长期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长期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和对外开放步伐，医疗卫生产业严重滞后于其它产业的发展。从目前来看，受SARS冲击最大的不是商业，也不是交通部门，而是本来已经极度脆弱和紧张的医院和公共卫生系统。令各级政府真正担心的不是广州、北京等大城市，而是医疗体系极度残缺、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广大农村。与经济的快速增长相比，我们在公共卫生体系及其它社会事业建设方面，无论是制度建设、体制改革，还是政府的资金投入都严重滞后。

3、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缺乏协调，效率低下。这次SARS危机再次暴露了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将目前的政府管理的体制弊端概括为：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获利途径审批化、审批方式复杂化。在这种体制下，一级政府遇到社会危机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某些部门（如卫生部门）的有效调控能力；而某些部门自我做大，将权力的行使与自身利益纠缠在一起；各个部门在处理方式上习惯于层层审批，习惯于等待上级的行政指令，责任不明确；行政审批的复杂化，导致工作效率低下，遇到SARS之类的特殊危机事件，更缺乏足够的处理和应变能力，暴露出缺乏有效及时的快速反应机制的缺陷。SARS危机完全打破了行政部门按职能分工的工作体系，也造成管理条块分割体制下应对工作在最初的无序状况。到目前为止，SARS的有效遏制主要是靠中央政府的行政强制和全民动员。但同时，这种非常状态下的非常做法又进一步强化了原有的各地方、各部门对中央领导权威和行政命令的路径依赖。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变这种状况，在遇到新的突发事件或潜在的局部隐患时，难免将导致新的社会危机。

4、公共信息处理上，“内紧外松”，缺乏信息公开机制及发挥媒体舆论的引导、沟通和监督作用。在应对SARS危机初期，正是由于信息不透明以及危机管理措施失当，导致SARS危机迅速扩散蔓延。回首今年年初SARS疫情从广东局部地区爆发至今的基本过程，一个深刻的教训是，在关系公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试图隐瞒信息，以传统“内紧外松”方式解决问题的思路，最终会使整个社会付出难以估量的、更大的代价。在这次疫情中，在政府信息迟缓时，大众传媒也处于“失语”状态，客观上形成了各种虚假信息及谣言四起，对保持民众情绪稳定和理解形成很大障碍，更谈不上舆论监督对提高政府效率的作用。向社会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体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多元化背景下，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媒体和社会舆论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因为这些信息不仅关系到本国公民的健康与生命安全，还直接同国外公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相联系，不仅影响政府在国内民众中的形象，更影响政府的国际形象。SARS危机警醒政府治理改革中及早实现公共信息的公开、及时和准确的现实性。

5、社会力量和民间组织缺乏发挥独特作用的途径和保障。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政府是有限的政府，管理范围有限，责任有限。但在现实中，“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几乎成了一些政府官员的口头禅。SARS危机发生之初曾一度失控，这种在公共事务中依然自觉"全能"的政府治理思维不能不说是一个祸根。此次危机暴露政府治理在培育和发挥社会力量作用方面的缺陷：一是传统政府管理思维限制了民间组织在公共危机中扮演角色和发挥作用，政府一直处在主导地位，并习惯于以行政为主导的行为程序；二是忽视民间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实力，未能给这支力量发挥作用提供适度空间和保障。这些缺陷不仅反映在SARS危机下的科研攻关上，也反映在对SARS病人的社区帮助、民间组织的志愿行动上；不仅反映在城市，更反映在广大农村相关防治工作中。今年4月16日，我国公布了SARS病毒的基因组序列，而加拿大和美国的科研人员于4月12日和4月14日抢先一步公布了测序结果。国内负责病毒基因测试的、民间科研机构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披露，如果不是现行条块分割、僵化陈旧的科研体制的限制，提早10天拿到SARS病毒的材料，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的结果就是从中国人手里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布。此外，由于种种法律、政策、观念等障碍，目前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力量发育不良，自身也存在许多问题。

6、政府公共财政方面暴露的缺陷。SARS危机作为一个突发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对政府公共财政提出严峻挑战。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联合调查的结果，每例SARS疑似病人每天的直接治疗费用为1090元左右，观察期为2天左右；每例确诊轻症病人每天的直接费用约为1100元，重症病人每天约为3220元，疗程为21天左右。这些不菲的开支目前是由各个医院自身垫付。4月27日，北京市财政局等单位联合下发了《关于非典型肺炎患者医疗费用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对于经济困难的有本市户口的无单位人员和外地在京务工人员，将由北京市财政承担。但这份文件仅仅解决了原则问题，由于财政吃紧等种种原因，相应的财政拨款迟迟不能到位相关资料引自仇勇等，2003：SARS启示录，《商务周刊》第11期。。另一个疫情严重的地区山西太原，全年财政预算支出为33亿元，本级预算支出17亿元，总预备费只有2000万元。在这种财政状况下，已经拿出4678万元的资金，其困难可想而知。这些已经拨付的资金被广泛用于医院购置设备、医务人员补贴、环卫局特种垃圾处理和维修、客运办进行消毒、市政排水处消毒等各项种类繁多的项目上，甚至为平抑SARS疫期肉菜的价格，太原市财政也拨了100万元。地方财政少收与多支的尖锐矛盾在SARS危机中更充分地凸现出来。

实际上，目前政府公共财政体制面临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如根据中国《预算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各级政府预算应当按照本级预算支出额的1%～3%设置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救灾开支及其它难以预见的特殊开支。2003年的总额是100亿元，占中央本级支出的1.4%，目前已经划出20亿作为专项资金，但总量上的缺口如何弥补？中央财政对中西部24个省份各预拨1000万元，这种分配方式是否合理和有效？由于对农民工实施属地管理，并实行“首诊负责制”，各地方之间的财政支付如何进行等。这些问题和漏洞将是此次SARS危机后不可避免的工作，也对进一步理顺公共财政体制提出更迫切的要求。

7、缺少官员问责制度。“对上不对下”是原有的官僚制度固有的缺陷，在涉及人命关天的突发事件面前，固有的思维惯性造成某些地方和部门对相关疫情的隐瞒、缓报甚至欺骗。由于缺乏健全的考核机制，这种制度的缺失所造成的危害不断在各地的突发性事件中重演。此次危机只不过是在更高层次上暴露出已长期存在的问题，在全国的范围内，甚至全球的范围内造成更严重的危害而已。以4月20日中央政府采取强硬手段撤换两名正部级官员为转折，据新华社报道，至5月8日，已有120多名中央和地方官员因为防治SARS不力而受到惩处，范围涉及全国近一半的省、直辖市、自治区。这也是中国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处分失职官员。但问题是，这些手段都是在非常状态下的非常政府行为，这些行为有没有持续性？能否以此为转折，补正长期形成的制度缺陷？借鉴先进经验，尽快建立官员问责制有很大制度创新的空间。

8、法治的缺失。无论在正常状态下，还是在危机状态下，政府行为法制化，依法行政，是政府实施有效治理的的基本原则。政府在紧急状态下的应变能力与行政管理的权威性、主动性，以及对社会整体资源的统一调配能力，不只是政府自发性的反应，同时也应是法律规范与授权的结果。否则既使措施再完备，也难保不出重大失误。SARS危机再次暴露出我国转轨时期在公共政策制订、在依法行政方面的严重缺陷。这首先反映在现行法律规定的不适应性。如广东在SARS疫情爆发初期，完全有机会将此强传染性的疾病列入甲等传染病，启动相应的防治机制。但根据现行《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只有中央才有此项权利。其次，在SARS防治过程中，法治缺失现象比比皆是：地方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一刀切”，疫区人员一律强制隔离；居委会为实施隔离将住户屋门焊死，这种做法本身已经触犯了法律；“出现一例，负责人就地免职”，本身也不符合法律程序等等。此外，如何防止在危机状态下公共政策侵害公民权利，如何进行监督等也都是法律的空白点。目前，国家以非常效率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但这还远远不够，健全的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HT4”H〗二、在SARS危机中建立和完善现代危机管理体系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甚至政治结构都进入到全面的分化时期。在此进程中，利益和权力将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重新分配、转移，形成诸多不稳定因素，使危机的诱因多样化薛澜，张强，钟开斌，2003，防范与重构：从SARS事件看转型期中国的危机管理，《改革》第3期。。在全球化条件下和信息化社会，也使危机的发生和扩散呈现出新的特点。一个局部性危机，很可能迅速演化为全球性危机。因此，加强危机管理，尽可能降低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为社会和民众提供稳定的环境应当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SARS危机以活生生的现实警示，促进危机管理和应急机制的制度化建设刻不容缓。这是另一个意义上的现代化、国际化问题。

1、确立全面转型和开放条件下的风险和危机意识。进入新世纪，融入经济全球化是保证我国在新世纪能获得成功的经济发展的必由之途。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正面临着与现行制度的日益扩大的冲突。加入WTO后，市场化进程将明显加速，内外部压力和紧迫感也将明显增大，如果处理不当，会引发一系列经济政治问题，致使改革发展进程陷入困境。随着世界政治经济联系和相互交往的日益密切，各国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面对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同时，源于各个层面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也日益国际化。突出地表现在，来自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迅速传播和影响国内，国内的不确定性和意外危机，也能迅速输出到国外，使国内风险和危机全球化。这是全球化背景下，突发性事件发生发展的重要特征。

从转型期背景出发，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重大社会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出现深刻变化，由利益关系调整所引发的一系列利益矛盾和问题将对新世纪的改革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回顾近些年的危机事件，我国危机形态总体上体现出新的特点更详细的分析参见（薛澜，张强，钟开斌，2003），同上：第一，危机事件涉及的领域多元化；第二，危机事件呈现高频次、大规模；第三，危机事件的组织性、暴力性、危害性加强；第四，危机波动的方式多元化，震动频度增大；第五，伴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危机事件的发生也具有了一定的国际互动性，给危机事件的应对带来更大的难度。因此，危机管理对于社会普通大众的意义重大，对各国政府也是意义重大，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甚至直接影响到其存在的合法性。因此，在政府日常管理工作中，通过加强相关教育和培训，树立非传统意义上的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健全和完善适应于开放条件和全球化的危机管理体系应当是政府治理中的首要任务。

2、建立有效的危机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SARS危机除了反映出我国政府和全民的危机防范意识不强之外，也直接暴露我国危机管理机制中存在的严重漏洞。我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尚无一套支持危机管理的信息系统，在危机爆发过程中的进行信息沟通和传递的体系不健全，危机爆发后有效的、科学的回应机制还没有建立，没有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没有对危机管理的法制化，反危机的各种支持准备不足，财政、人力资源等方面都储备不足等。核心是危机预警和快速反应两大核心机制不健全，缺少一个专业的危机预警和处理机制。

毫无疑问，SARS危机是对政府社会危机管理的一大考验，也是对政府危机管理制度创新的一大推动。完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首先，从宪法上授权政府具有危机管理的权力，并限定其相应的职责；同时，制定《紧急状态法》或《危机管理法》，把各种危机的管理都纳入到统一的程序和制度中，而不是分散管理，各个政府部门各行其道。其次，建立危机预警系统。通过辅以良好的技术手段，建立公共信息监测网等，在危机爆发之前能够识别各种征兆性事件，对危机爆发的概率及后果进行科学判断。第三，建立制度化的快速反应系统。强化危机发生后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果断指挥，及时协调，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及负面影响。第四，建立信息传输和处理系统。透过疫情和舆论宣传，提高公众对危机的心理承受力，增强对政府控制危机的信心。第五，建立物资准备和调度系统。从根本上遏制危机的蔓延，保障公众在短时间内对某些特殊物质的需求。第六，建立人员培训和技术储备系统。第七，建立危机处理国际合作系统。国家之间的合作之外，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都是解决危机的有效行为主体。

3、重视已有的经验和积累，健全有效的统一协调机制。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转轨中国家，我国历年来所经历的各种公共危机和突发事件很多，在防范各种公共危机的再度发生或减少危害上，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经历多次危机后，政府处理突发事件对资源的动员能力增加，效率越来越高。2002年大连北方航空的空难、20世纪90年代中期云南丽江的地震、1998年的洪灾等事件的应对和处理中，都体现出很高的治理效率。此次SARS危机中，专门用于医治SARS病人的北京小汤山非典医院只用7天就建成投入应急，更表现了高效率，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我国各级政府缺乏一个应付大规模恶性突发事件的制度化的危机防范体系。我国处理这些公共危机和紧急状况，主要是针对特定需要，由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有关部门设立的临时机构。这些临时机构，往往缺乏专业人员，也缺乏对应急运作规则的了解。这种临时成立的领导机构有三个缺点参见清华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薛澜教授文章：临时成立的工作小组不具有延续性，因此危机处理后的经验不能够有效保留；危机处理需要政府各个机构的合作，临时成立的小组每次都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相关的机构进行协调；临时领导小组事先没有一个有效地危机处理计划，而专门的危机处理协调机构有一套成熟的危机处理操作方案。如果没有本地最高领导或者中央高层领导的具体批示，往往也缺乏跨部门协调能力救援处理能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各种危机会增加，中国要进入一个危机的高发阶段。为此，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领导、分工协作的机构体系，建立一个常设的危机管理委员会，负责全国各种的危机，作为危机的领导、控制、协调中心。建议政府成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的危机处理协调机构，以立法的形式授予其对其它政府机构进行协调和调度的权力。由此机构负责履行：危机信息的收集；反危机战略的规划；监测分析各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并评估损害程度；进行危机管理教育和训练；危机发生时，协调各级政府、各个部门进行反危机行动等。

4、开展危机管理素质教育，增强社会应对能力。在一个开放、分权和多中心治理的社会，没有社会力量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叶国文，2002，预警与救治：从“9.11”事件看政府危机管理，《国际论坛》第4卷第3期。缺少危机教育和培训，同缺少危机意识一样，会直接影响到社会个体和组织在面临危机时的反应。事实上，同其它一些人们已知的致命疾病和意外事故比较起来，SARS的死亡率并不高。之所以SARS造成较大的恐慌，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危机教育的缺位。从无端的恐惧到SARS病人擅自离开隔离区，从谣言蜂起到盲目抢购，深刻反映社会个体在遇到危机挑战时的非理性给政府力量应对危机带来额外成本的状况。在社会正常状态下，开展相关多层次的危机教育，提高社会个体面对不同危机时的心理素质，这是政府危机管理中的一项基础工程。在我国处于危机高频发时期，结合公民文化建设，加强全社会的危机教育与培训，将对提高全社会的危机应对能力，降低应对成本，提高政府危机管理效率具有深远意义。

5、加强危机管理的研究。危机管理对我国各级政府来讲是一个新的课题，尤其是在内外部不确定性和危机增多的背景下。近两年，我国科研机构相关的研究有所启动和引入，但总体上十分匮乏。SARS危机已经凸现加强危机管理研究的迫切性。为此，首先，应重视危机管理研究，增加相关投入，这些投入的效果将是不可估量的；其次，应重视各级政府和适合的科研部门的合作研究，选择实际案例，分类建立危机事件的案例库和知识系统；第三，从理论总结到实践操作，全方位寻求符合我国国情、政情的各种解决危机的计划和预案；第四，重视借鉴和学习先进国家危机管理的教训和经验，拓展国际合作研究途径，尤其是经过多年经营，美国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当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值得我们借鉴。三、在SARS危机后重塑政府治理机制面临的新课题

SARS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形成一定的冲击，使尚未解决的体制矛盾、与开放的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结构性问题得到充分的反映，也使国内各个层次对进一步推进改革的迫切性有了更深刻、更直接、更切肤的感受和认识。同时，在危机发生后的较短时间内，我们在信息披露、财政动员、采取应急措施、寻求国际合作等方面表现出非常的效率和显着改观。正如一剂催化剂，SARS危机本身将改革和建设开放现代社会的进程大大推进了一步。从这个意义上，SARS危机将成为深化改革一支新的动力，也为政府治理转型提供了重要机遇。

1、正视全球化的深远影响，全方位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全球化是当前时代的深刻背景。置身于这个背景下，处在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的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此次危机清楚地表明，在职能定位、行为规范、行为目标、治理结构等方面实现全方位的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已经不仅仅是内部的需要，更是走向国际社会、树立国际形象的必然要求。从我国体制转轨的现实进程出发，顺应全球化趋势，首要的是要实现政府治理理念的创新，实现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根本转变。结合我国政府改革的实际进程，现阶段政府治理转型的核心是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HTH〗

2、注重公共服务和社会改革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的协调，相应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国内外大量的实践表明，政府长期关注于经济增长目标和经济职能，长期使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处于失衡状态，必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造成损害。这是SARS危机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农民工的返乡和流动之所以在此次危机中成为一个问题凸现出来，正是因为长期存在的城乡发展不协调、经济建设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配套所致。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和二元结构，造成1.2亿以上的农民工在各大城市间流动，但在相应的劳动保障、就业机会、医疗卫生、子女教育、政治权利等方面，农民工得不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因此，在遇到生命危险时，为求自保而流动和返乡也是必然的。SARS危机也凸现出其它一些社会弱势群体缺乏社会保障及政府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最基本的是要注重经济、社会及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注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同步前进。

SARS危机带给我们的另一个教训是，要高度重视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正确处理好突发事件对经济的影响与人民生命安全的矛盾，时时把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反思SARS疫情带来影响，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中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观。从长远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应进一步发展，与时俱进，向以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公民的福利为中心过渡。当前，从SARS危机引发的社会改革目标有：建立健全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健全有更大覆盖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基本保障制度；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尤其是加大基础教育和对再就业者的教育培训投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提高低收入的收入水平；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城乡之间的统筹协调发展等。此外，汲取此次SARS危机发生过程中的教训，要建立防患于未然的保障机制，转向以社会目标和公共服务，还应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公共财政体制，完善中央财政的作用。

3、完善法制，切实落实依法行政。从国际经验看，为了严格地规范在紧急状态时期政府行使紧急权力，大多数国家都从法律角度给予的明确限定。如在宪法中规定了紧急状态制度，给政府的行政紧急权力划定明确的宪法界限；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来详细规范在紧急状态时期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以保障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充分、有效地行使行政紧急权力，同时也很好地限制政府的行政紧急权力，保护公民的一些基本的宪法权利不因紧急状态的发生而遭到侵害。正如1988年春，我国因上海爆发甲肝催生了1989年2月的《传染病防治法》，SARS防治也孕育出国务院2003年5月12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卫生部在紧随其后的两天内根据该条例颁布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这种高效与迅捷的立法行动正是现代危机管理制度的典型思路之一。与《传染病防治法》相比，《条例》和《管理办法》具有许多创新，如第一次在立法中确立危机管理中枢指挥系统的首要地位，强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制度性常规应急，凸显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的统一，强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的透明性等。但这些只是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在法律位阶上地位低于法律，还不足以担当建立现代危机管理制度和依法行政的完整功能。而且，这些应急规章也仅仅局限在调整公共卫生领域的危机，没有涉及其它领域和全局性的危机管理制度。此外，法规和规章的全面执行和落实还需要配套的制度环境支持，如一个开放的社会舆论背景和公正有效、具有公信力的行政、民事、刑事司法制度等。因此，健全法制建设，将危机和正常状态下的政府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还需要很大的立法努力。

4、严格政府官员问责制度，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4月20日以两名部长级高官被免职，开始追究官员责任为标志，SARS危机的防治开始出现转折。随后全国各地先后追究数百官员的责任。仅湖南一省被追究责任的官员已经达200多人，内蒙古有60多人分别受到不同的处罚，如停职检查、免职、党内警告和政纪处分。这是我国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处分失职官员参见杜钢建，2003，启动问责制，《中国经济时报》5月26日。这也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发生的重大变化，将对促进政府治理效率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关于坚决防止和查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行为的通知》提出，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干部推荐责任制、干部考察责任制、干部选拔任用决策责任制和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形成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度体系。通过体制创新，逐步铲除"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行为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这些问责制的形成有利于加强反腐倡廉，追究违纪违法行为的领导责任。但目前在SARS危机时期启动的行政法律责任的追究主要涉及公务员的责任追究，还没有认真追究行政主体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已经出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不足在于忽略了作为行政主体的国家机关及有关组织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也忽略了对行政相对方的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目前启动的政治问责制主要是同体问责，而不是异体问责，缺乏持续性同上。人大作为重要的问责主体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加强人大的问责制还需要把质询对象由国家机关扩大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完善问责制，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创新。

5、重视和引导媒体在政府治理及危机管理中发挥特殊作用。信息的公开与透明是现代政府的重要特征之一，政府通过信息满足人民群众的信息需求，也公民知情权的一部分。理想的状态是政府信息、大众传媒及民间舆论的互相推动。危机对于一个组织和政府来说，可能是灾难，也可能是转机。在危机潜在期，如果媒体能够及时发现危机存在的前兆向政府传递潜在危机的信息，就会防范危机的爆发。在危机突发期，媒体的作用体现在三方面：在激发公众情绪中实现危机传播的基调统一；在设置舆论焦点中塑造政府危机管理的良好形象；在满足公众信息需求中保持社会正常运转。为此，政府要增加透明度，畅通渠道，充分认识媒体在危机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媒体是一种公共资源，可以最大限度地为增进公共福利而发挥最大效益。在危机管理中，媒体不仅可以及时捕捉可能导致危机发生的各种潜在因素，而且在危机过程中作为政府和公众的代言人，完全可以沟通信息、疏导情绪，起到积极的作用。当前，媒体普遍开展的舆论监督，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危机防范措施。新闻和政府应当进一步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在公共治理中充当建设性力量。

6、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和各类非政府组织，使之在政府治理中扮演应有角色。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成熟的公民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同改革开放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就是根本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包揽经济、社会事务的过程，是市场和社会发育及形成的过程；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的充分发展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形成的重要内容之一。政府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件，应当相信社会力量，拓宽社会参与渠道。一个比较发达的民间社会，它与国家力量之间能够形成协调互动的良性关系。SARS的防治和根除并不可能靠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威和全民动员，“打好这一仗”就可以一劳永逸的。在目前的抗SARS战争中，能够避免社会危机的一条有效途径就是让一个成熟的、自治的社会来支持一个有效的政府。鼓励公民的参与意识，鼓励社会自组织的发展和介入。

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滞后。造成滞后的原因主要与体制转轨的背景相联系。如目前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不管是行业协会还是其它各类社会团体，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和不规范性。既不独立于政府，也不独立于市场。第一，政策法律上的得不到应有保护。社团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两种组织形式是现行法律给予的基本形式，这使NGO的发展受到很多的限制，特别是在登记管理、注册，年审等方面。第二，观念上的阻碍。社会对非政府组织缺乏信任，比如SARS捐款，老百姓一般不放心把钱捐给那些没有影响的NGO。此外，非政府组织自身的能力也需要提高，包括筹集社会资源的能力、动员志愿者的能力，内部管理运作的提高，以及向社会提供服务的能力等。因此，政府从引导观念转变、为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有利的法律政策环境等方面应有所作为。

四、明确政府治理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SARS危机再一次提出，在我国的行政体制下处理公共事务，究竟以中央部委系统为主，还是以地方政府为主，这对矛盾一直没解决好。这次从广东开始的SARS危机，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因为这种条与块之间缺乏协调统一，以致延误扩散，造成全国性危机。加快改革公共安全事务以条为主的体制，应当把一部分决策权下放到以块为主的地方政府手中，并促进地方治理模式的相应转变。

治理机制范文篇6

风险投资是指由专业机构提供的并投资于新兴、有巨大增长潜力的企业，且参与其管理的权益资本。包含了两个“循环”：一是风险资本家吸纳风险资本并偿付投资回报；二是风险资本家为风险企业注入风险资本并参与运作与管理，最后从风险企业获得收益。风险投资机构的组织形式可以分为个人风险投资公司和机构风险投资公司。个人风险投资中比较典型的是天使型风险投资。机构风险投资按其契约形式又可以分为公司制、有限合伙制和附属公司型等几种类型。其中，天使型风险投资是指由天使投资风险投资机构治理机制分析：有限合伙制者自身进行风险投资运作，附属型风险投资公司主要是由金融机构或大型企业集团出资设立的非独立的风险投资公司，美国的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等准政府型风险投资机构属于其他风险投资公司范畴，而有限合伙风险投资基金则是最重要的一种。在美国，1980年有限合伙制投资参与的风险投资额占投资总额的42．5％，到1995年达到81．2％，有限合伙制明显构成了风险投资基金的主要组织形式。有限合伙制基金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其中，普通合伙人也称为风险投资家，他们作为基金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担负着基金筹集、管理的工作，并以其个人的全部财产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一般只出资1％左右，每年收取基金额2％一3％的管理费和15％--25％的利润提成；而有限合伙人则是基金的投资者，他们作为基金的委托人，不参与基金的日常管理和投资决策，并以其出资额为限，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一般出资99％左右，每年可以收取80％左右的利润提成。

2风险投资中的问题

在现代制度经济学中，将组织内部的各种利益冲突抽象为两类主体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委托人，另一类是人。委托人以自己的资产作为对象，委托人进行操作运营，以期获得资本收益并承担风险；而人接受委托人委托进行运作，收取一定费用并负责日常的经营，他的行为将决定着资本最后的收益。与资本市场的传统投资机制相比，风险投资机制是一种制度创新，它在其投资授权链条中额外增加了一个中介环节——风险投资公司，从而形成了双层委托关系：第一，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公司(实际上是风险投资家)之间的委托一关系，即一般投资者将资金交由风险投资家进行组合投资；第二，风险投资公司与风险企业之间的委托一关系。由于风险投资流程中存在着两级契约安排，产生了两个层次的委托关系，延长了链条，增加了中的信息不对称。

2．1投资者对风险投资家的委托

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对外代表合伙组织，负责风险资本具体运作，并对合伙企业债务负无限责任；有限合伙人出资并以其出资额对公司经营承担有限责任，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对外代表合伙组织。有限合伙制企业的治理优势集中于：一是完善的激励机制，主要体现在薪酬机制和声誉机制上；二是有效的约束机制，主要包括限存续期、承诺资金制等。在有限合伙制中，普通合伙人的出资额一般占整个风险投资基金份额的1％左右，其收入来源由管理费和利润提成(或附带权益)构成，管理费由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根据协议约定，为所管理基金额的一定百分比(通常为1％～3％)，附带权益为净收入的20％左右。对一般合伙人来说，分享基金增长的收益是一个重大的激励，能激发其努力工作。有限合伙人是基金的主要出资者，其出资额往往占基金份额的99％。在有限合伙制中，由于对信息披露要求不高，而且法律监管方面比较弱，因此对普通合伙人的自主性要求较高。由于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之间只是以契约形式来实施激励和约束，契约虽然有法律效力，但比法律监管的力度要弱得多，因而在这层委托一关系中，如果人的行动不能或难以为委托人观测，那么这种“隐藏行动”就可能产生道德风险。另一方面，投资者事前并不了解风险投资家的技能水平，因此其面临一个逆向选择问题，投资者必须在有限合伙协议中规定各种控制条款，如风险投资基金的存续期、注资期及分配条款等。

2．2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的委托

当风险投资家把资金投入到风险企业，风险投资家就成为风险资金的委托人，风险企业家成了人。根据委托理论，外部人在投资一个企业时通常会产生两个问题，即分类问题和激励问题。分类问题会发生在搜寻风险企业的时候，由于风险企业家比风险投资家更了解企业，他们往往会夸大企业的优势而掩盖潜在的问题，影响了投资家的抉择。激励问题则产生于企业的经营过程，风险企业家在吸收融资获得了企业发展所需资金的同时，也失去了对企业的完整控制权，丧失了对企业的全部剩余索取权。这样，风险企业家有很多机会以风险投资家的受损为代价让自己获益。在风险投资中，由于风险企业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使得外部投资者面临的分类和激励问题更为严重。风险投资公司对风险企业的有效控制就取决于风险投资家如何有效运用专业知识与经验，努力降低信息的不对称程度，解决风险投资中的分类问题和激励问题，诸如深入地进行投资前的调研和加强投资后的管理、监督工作，对项目的筛选评估，投资契约的设计以及经营层的管理监控等。与风险企业签署一系列协议，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保障资金的安全和高效益。3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机构治理机制分析总体来说，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合伙制组织中的成本和收益结算等问题上。要解决上述的问题，只有在考虑成本和收益的情况下，从两方面人手：一是加强对普通合伙人(人)的监督机制，通过有限合伙人(委托人)的外部监督压力，最大限度地降低普通合伙人的道德风险；另一思路就是使合约的设计更加地巧妙，将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整合二者的目标，从而达到激励相容的目的。

3．1监督机制

(1)规定创业资本基金的寿命。有限合伙人可以在合伙契约中明确地规定基金的存在寿命。这样一来，风险投资家就不能无限期地掌握一项基金，他必须不断地筹集新的基金，而在一个具有一定竞争性的市场中，资金总是流向信誉更好的合伙公司。如果风险投资家滥用他的职权，那他以后就不能再从这个市场筹集到任何资金了。这不能不说对风险投资家是一个有效的制约。

(2)有限合伙人有权撤回对合伙企业的后续投资承诺。如果有限合伙人觉得风险投资基金运营不善，那他就有权拒绝对同一风险企业家管理的任何后续基金进行投入。这对于风险投资家制约的效果同上一种形式一样。

(3)规定在同一企业里投资的投资比例。为解决承担过度风险问题，合伙协议往往还规定了在同一企业里投资的资本量或投资的比例，或者限定有限合伙公司的两个到三个最大投资项目的累积投资额度占基金筹资总额的一定百分比，以此来避免在高风险企业进行无适当回报的过量投资。合约还特别规定禁止在公开交易市场和外国证券、衍生工具和别的资本市场上投资，也禁止风险投资公司偏离其专注的行业。风险投资的这种特殊的购股方式，使得基金组合投资中只要有l0％—．2O％的公司真正实现预期收益就可以完全弥补其他公司投资失败所带来的损失，而且还可以获得相当比例的整体投资收益回报。

(4)规定利润的强制性分配条款。如前所述，许多合同还规定了有关利润的强制性分配的条款，从而可以化解可能在处理投资赢利上出现的意见分歧。因为，如果允许风险资本家用已实现的投资收益投入新的企业，那他们就增加了基金不能得到适量回报的投资风险。强制性利润分配还可以防止出现与基金宗旨不相干的活动，进而保护被人的利益。这一分配政策要求创业资本家必须按期进行收益的分配，且风险资本家本人一般应在返还了投资人的资本后才能分享投资运作的收益。这使得风险资本家(主合伙人)在投资购股时无法以损害有限合伙人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利。

(5)其他限制性条款。合伙契约还通过它的各种限制条款在事前就解决了风险资本家和有限合伙人之间可能明显会出现的利益冲突。例如禁止风险资本家在投资中的个人交易行为，要求一定的工作时间投入比例，就某一单项投资的最高投资限额和管理费用作出规定等。而对于临时性出现的交易费用和各种合同利益冲突的问题，则可以由咨询委员会出面协商和解决。

3．2激励机制

薪酬制度是有限合伙公司激励机制的核心。在有限合伙公司中，创业投资家的薪酬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管理费和剩余收益分配。

治理机制范文篇7

【关键词】管理舞弊；法务会计；公司治理；联动机制

一、引言

公司财务舞弊案件的发生往往与管理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公司治理出现问题的不良后果。据统计，72%的公司舞弊案件涉及CEO，43%的舞弊案件涉及CFO，29%的案件涉及包括副总经理在内的其他管理人员，管理舞弊已经成为了严重突出的舞弊问题。2020年爆出的瑞幸咖啡有限公司（简称“瑞幸公司”）造假事件就是一起严重的舞弊案例，随着国内外相关部门对瑞幸公司财务舞弊事件的不断深入调查，其舞弊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证实了这一财务舞弊的行为亦是由管理者参与和指使的管理舞弊行为。据媒体报道，国内外相关部门对瑞幸公司财务舞弊事件已开展了调查，有关部门已经掌握了瑞幸公司董事长陆正耀对于公司财务造假的指令性电子邮件及虚增交易等相关证据。2020年7月2日，瑞幸公司公告称公司内部调查已经完成，发现公司于2019年4月开始伪造交易，当年净收入虚增21.2亿元，成本虚增13.4亿元。有证据显示，创始人兼CEO钱治亚、COO刘剑以及向他们汇报的员工均参与了虚假交易。由上述信息可知，瑞幸公司的管理层可能就是此次造假事件背后的参与者或主导者。看到这一重大造假事件，公众不禁要问：即使是在美国相对完善成熟的资本市场里，仍不能完全有效地制止公司舞弊行为的发生，符合美国治理相关公司法律法规要求的、完善的瑞幸公司内部治理为何也未能阻止公司的内部造假？解决此问题的答案又在哪里？基于此，本文以舞弊三角理论为基础，以舞弊三因素为切入点对瑞幸公司舞弊案例进行全方位解析，从而探究在美国成熟的资本市场和完善的市场监管法规下，财务舞弊案件仍频发的原因。目前国内外对于管理舞弊成因的研究较为成熟，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舞弊三角理论、GONG理论以及在GONE理论基础上延伸建立的舞弊风险因子理论。而针对管理舞弊的防范和治理问题，有的学者从公司内部治理角度进行研究，有的则建议从外部着手进行分析。在内部治理方面：Bologna等[1]提出，构建高效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和营造一个诚信的公司环境是防治管理舞弊的有力措施；Elliott和Jacobson[2]认为，在发现和预防舞弊的过程中，独立审计的作用并不明显，而公司治理结构、审计委员会审核和内部审计的有效性可以有效保障、及时发现和预防管理舞弊行为。在外部治理方面：Bologna等[1]提出采取舞弊审计和法务会计来及时对管理舞弊进行发现和预防；宋荷靓和张黎[3]提出，上市公司管理层舞弊是一种集体化行为，是经济市场下权力资本化的结果，可以通过加强监管、完善制度建设和加大违规处罚力度等三方面进行规范。公司内外部治理本应为一个完整的系统，两者只有相互协调、相辅相成才能确保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却鲜有学者从外部监管和内部治理的联动视角对公司管理舞弊问题的防范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相应的措施。法务会计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随着公司内部股票舞弊案和储蓄信贷丑闻大量出现的行业，逐步得到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认同。伴随着经济发展活动中大量舞弊问题的发生而产生的法务会计，在舞弊调查方面专业性更强、调查技术方法更为合法高效，不仅可以高效地介入公司内部舞弊调查，还可以降低公司内外部各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内部治理的法律风险，保证投资者等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本文对瑞幸公司这一经典案例进行深入研究，为我国频发的公司舞弊的有效治理提供经典参考范例，在发达地区和国家得到良好反舞弊实践应用的法务会计，未来将在我国公司治理领域大有可为。

二、法务会计参与公司内部治理的理论基础与机理分析

（一）理论基础

1.舞弊成因理论。舞弊三角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内部审计之父劳伦斯·索耶先生提出的，他认为舞弊产生需要有三个条件，即异常需要、机会及合乎情理，这就为后来舞弊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美国注册舞弊师协会创始人Albrecht博士进一步发展了舞弊学理论，他认为舞弊的产生是压力、机会和借口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压力要素是企业舞弊者的行为动机，刺激个人为其自身利益而进行企业舞弊的压力大体上可分为四类：经济压力、恶癖压力、与工作相关的压力和其他压力。机会要素是指可进行企业舞弊而又能掩盖起来不被发现或能逃避惩罚的时机。在面临压力、获得机会后，形成企业舞弊的还有最后一个要素——借口（自我合理化），即舞弊者必须找到某个理由，使企业舞弊行为与其本人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相吻合，无论这一解释本身是否真正合理。舞弊三要素缺少任一项要素都不可能真正形成企业舞弊。2.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该理论认为，同股东一样，企业利益相关者也对公司注入了一定的专用性资产，同时分担了一定的经营风险，因此要充分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并赋予他们发言权。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也包括政府部门、媒体、社区居民、环保主义者等。这些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他们有的分担了企业的经营风险，有的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有的对企业进行监督和制约，因此企业的经营决策必须要考虑他们的利益或接受他们的约束。3.冲突理论。冲突理论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该理论认为，利益冲突是普遍存在的，是社会的基本状态，具有整合社会的作用。正是因为公司内外部冲突的普遍存在，为法务会计公正、独立、合理地介入公司内部舞弊调查治理和解决冲突提供了可能。

（二）法务会计介入公司内部治理机理分析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司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经营活动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并承担了一定的风险，企业经营决策者必须考虑接受他们的约束，而管理舞弊致使外部利益相关者在虚假信息的误导下做出了错误决策，损害了利益相关者权益并产生了利益冲突。根据冲突理论，该冲突为第三方专业舞弊力量——法务会计能够公正合理地介入并解决冲突、整合矛盾提供了可能性。图1为法务会计介入内部治理的机理。法务会计借助管理舞弊引发的公司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纠纷，通过被授权等方式依法介入公司内部，独立进行舞弊调查并参与公司内部治理，协助公司内外部利益相关者解决冲突。通过发挥法务会计善于发现舞弊的专业优势，及时发现公司内部管理舞弊行为并依法对外披露，从而推动社会公众对公司进行监督，在此压力下实现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内部治理，形成公司内外部联动治理，倒逼公司及时遏制管理舞弊，主动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三、瑞幸公司舞弊案例分析

（一）舞弊事件回顾

瑞幸公司成立于2017年6月，2019年年末公司门店数量超过4500家，仅用两年时间就超过星巴克成为中国最大的咖啡连锁品牌。公司于2019年5月在纳斯达克上市，融资6亿多美元，是全球范围内从成立到上市最快的公司。2020年1月31日，知名做空机构浑水做空瑞幸公司的报告，称瑞幸公司商业模式存在重大缺陷并于2019年虚增收入及支出进行欺诈[4]。随后，瑞幸公司紧急公告否认浑水的所有指控。但在股价持续下跌、巨大的监管及舆论压力下，瑞幸公司于2020年4月对外公告，承认其2019年第二至第四季度虚增销售收入21.2亿元。同时，瑞幸公司成立了董事会特别委员会，并聘请法务会计介入内部调查程序，最终通过信息披露证实了瑞幸公司21.2亿元的财务造假。

（二）舞弊成因分析

基于舞弊三角理论针对瑞幸公司管理舞弊的案例，本文从压力、机会、自我合理化三因素对其舞弊成因进行分析，如图2所示.1.管理舞弊的压力因素。瑞幸公司的压力因素主要体现在其真实的财务业绩无法满足投资者预期，获取持续的外部融资存在较大的压力。瑞幸公司的商业模式可以简述为：前期通过疯狂的价格补贴，压低产品价格，不惜以经营亏损的代价换取客户流量，实现对市场份额的迅速侵占，后期则通过减少补贴实现获利。然而，这种商业逻辑在我国有限的咖啡市场份额下能实现吗？前期瑞幸公司的疯狂价格补贴和持续的资本扩张带来了较大的融资压力，瑞幸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活动现金累计流出24亿多元，投资活动现金累计流出29亿元（如表1所示），这表明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无法满足企业的正常运营活动。同时，资本扩张对现金流的需求加剧了企业对外部融资的依赖。那么，瑞幸公司如何持续获取外部融资呢？美国资本市场对于上市公司的商业前景和成长性等更为看重，公司需要光鲜亮丽的财务业绩作为支撑。通过对瑞幸公司2018年和2019年收入增长率的对比发现（如表2、图3所示），瑞幸公司2018年第二至第四季度的收入增幅分别高达838%、98%、93%，短期内实现了业务规模的迅速增长。但进入2019年以后，瑞幸公司业绩增长幅度放缓，第一至第三季度实际收入增长率仅分别为3%、38%、28%，这从侧面印证了其商业模式存在不可持续性。2.管理舞弊的机会因素。（1）内部机会因素。第一，从股权结构来看，瑞幸公司股权结构较为集中，实质上是“一股独大”。Pagno和Roell等[5]研究指出：若上市公司股东之间出现“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则不利于股东之间的相互监督；若上市公司有多个股权结构相似的股东，则有利于股东间的相互制衡。何浚[6]研究认为，股权集中度与内部人控制呈正相关关系，即股权越集中，公司内部人控制程度就会越高。表3为IPO后瑞幸公司前五大股东持股情况。由表3可知，瑞幸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达30.76%，前五大股东合计持股高达81.37%，同时，第一大股东陆正耀与第二大股东公司CEO钱治亚长期为同事关系并合计持股50.44%，与第三大股东MayerInvestmentsFund的实际控制人为亲属关系并合计持股43.1%，与第四、五大股东为战略投资伙伴关系并合计持股49.35%。在考虑前五大股东之间的社会关系后，通过利益和亲情纽带构建起的瑞幸公司股权结构要远比表面上的实际股权结构更为集中，这为通过股权优势实现对董事会和高管层的进一步安排提供了机会。第二，从公司内部董事来看，内部董事全部兼任公司高管或为公司大股东，内部董事之间权力相互监督的牵制力较弱。现有研究表明，公司内部董事兼任公司高管层会导致权力的进一步集中，难以形成内部董事和高管层的相互牵制，更容易导致公司舞弊行为的发生。表4为IPO后瑞幸公司董事会成员构成表。由表4可知，瑞幸公司4名内部董事全部同时兼任公司核心管理层，其中两名内部董事还分别为公司第一、第二大股东（陆正耀和钱治亚），双重股权结构下合计持有70%以上的投票权，实现了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控股股权的集中又成功实现了对内部董事的人员安排，从瑞幸公司4名内部董事的来源来看，他们均来源于同一家公司——神州优车，彼此之间曾为同事或上下级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削弱了内部董事之间的牵制作用。这些都给瑞幸公司管理舞弊埋下了伏笔。第三，从公司外部董事来看，瑞幸公司外部非执行董事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有着一定的商业互信和价值认同。瑞幸公司两位外部非执行董事均为瑞幸公司投资人（如表4），与瑞幸公司实际控制人陆正耀有着密切的投资合作，三人在外界被称为“资本铁三角”。两位外部董事黎晖、刘二海分别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大钲资本、愉悦资本不仅对瑞幸公司进行投资，还曾对同为瑞幸公司大股东陆正耀实际控制的另一家上市公司——神州租车进行了投资，三人之间有着一定的基于商业互信的合作，具体如图4所示。因此，若公司业绩良好，股价攀升为两位投资人带来丰厚的投资回报时，两位投资人作为瑞幸公司股东分享公司回报，对参与公司内部治理的作用可能不高；若公司管理舞弊损害其合法权益，或公司经营业绩和股票价格不能达到股东的预期回报时，在自身利益的导向下，两位外部投资人董事主动参与公司内部治理和经营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本案例中，瑞幸公司舞弊行为被披露后，两位外部董事也曾试图通过提议召开临时董事会，撤换董事长陆正耀，但在内部人控制的瑞幸公司董事会成员安排下，两位外部董事的维权行为最终因投票权不足而以失败告终，这反映了外部董事参与治理的力量往往较为薄弱。第四，从公司的独立董事来看，瑞幸公司独立董事监督的客观性和有效性不足。独立董事可以对公司董事和管理层及其双方合谋等行为进行监督，依法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Farber[7]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比较高时，可以阻止董事会与管理层勾结，进而抑制舞弊行为的发生。表4中瑞幸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远未达到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在董事会中成员占比2/3以上的要求，因此独立董事对高管层和内部董事的制约作用相对较弱。另外，从瑞幸公司独立董事对高管层和董事会监督的有效性来看，瑞幸公司独立董事邵孝恒在过去担任独立董事的18家公司中，有4家被指控存在欺诈行为，5家被指控存在反向收购行为。作为瑞幸公司董事会下属公司重要的反舞弊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且问题百出的邵孝恒对公司管理舞弊监督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值得质疑。第五，从公司的高管层来看，一方面，瑞幸公司CEO、COO、高级副总裁等三位公司核心高管全部兼任公司内部董事，本就削弱了董事与高管层之间的相互监督和牵制作用；另一方面，三位高管全部来源于与瑞幸公司实际控制人有着渊源的陆正耀控制下的另一家公司神州优车，因此管理层有着较高的可能性与大股东形成密切的战略联盟来确保各自利益的实现。大股东通过管理层舞弊等方式来抬高股价进而获利，而管理层可通过舞弊实现业绩大幅提升来获取丰厚的回报，双方形成了某种默契，看似实现了“双赢”，但却让中小投资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基于上述分析，瑞幸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是导致管理舞弊的内部机会因素。（2）外部机会因素。在众多公司外部治理力量中，法律制定机关和监管机关有着立法基础和国家强制力保证，对公司管理舞弊的监督和惩处力度较大，但不可避免的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公司内外部环境中，政府监管等外部监督力量难以及时、全面、主动地对市场中所有公司的舞弊违法行为介入调查，而往往是事后监管；对于外部社会审计机构对公司的监督治理，由于其审计收入来源于被审计公司，在权衡审计风险和自身利益后，社会审计机构在利益导向下存在协助公司舞弊的可能性。尽管本案中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参与瑞幸公司审计舞弊的可能性较低，但在年度审计结束后迟迟未在所审计的瑞幸公司2019年财务报表上签字，折射出了社会审计机构对公司舞弊调查的效率和效果有着一定的局限性。而做空机构作为存在于美国资本市场上的一种特殊市场监督力量，以巨大的做空利益为导向实现了对瑞幸公司的外部监督。但是，这种纯粹的市场行为对公司的外部监督有着较高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美国舞弊实践和该案例来看，若法务会计作为公司外部治理力量参与公司舞弊调查及治理，则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3.管理舞弊的自我合理化因素。内部人控制下，瑞幸公司大股东融资套现的价值认同为管理舞弊提供了自我合理化因素。表5为瑞幸公司大股票质押及减持情况。由表5可知，董事长陆正耀、CEO钱治亚、SunyingWong（陆正耀姐姐）的股票质押比例之和高达49%，在股价高位时通过股权质押及时套现，获取了巨额的经济利益。从过往案例也可以看出，瑞幸公司内部人融资套现的价值认同，在大股东陆正耀控制下的神州租车中也曾被通过相同的资本运作等方式实现了资本收割。因此，全部来源于陆正耀控制下的瑞幸公司高管、公司董事、投资者的人员安排并非巧合，而是对瑞幸公司融资套现的资本运作模式有着一致的认同。换言之，正是在此种价值观的认同下，大股东才能与高管层达成共识，默许公司管理层舞弊，以虚增业绩的方式抬高股价从而为大股东融资套现获利提供可能。

（三）主要结论

1.完善而有效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是避免舞弊的关键。通过瑞幸公司管理舞弊案例分析发现，在股权结构高度集中、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瑞幸公司，大股东通过绝对控股优势对董事会、高管层进一步安排，形成内部人控制。内部人控制下的瑞幸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高管层在内部治理结构中难以实现权力的相互制衡。此外，在公司内部人控制治理层权力失衡下构建起的内部控制体系缺乏公司高层支持，对主要决策者舞弊行为约束作用有限，进而又助长了内部人控制下公司舞弊力量的嚣张气焰，弱化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效性。在瑞幸公司“冒险”的商业模式和高管层融资套现价值观念短期内难以改变的现实下，内部治理结构缺陷是导致管理舞弊发生的关键因素。因此，建立健全公司完善而有效的内部治理结构是避免高管舞弊的关键。2.灵活高效的公司内外部联动治理是规避财务舞弊问题进一步扩大化的有效手段。瑞幸公司真正对高管层舞弊行为起到监督制约作用的内部治理力量主要有：一是在董事会中占比较少且独立性不强的独立董事，二是利益冲突特定条件下瑞幸公司两位投资人作为外部非执行董事参与公司内部治理的力量，而两股力量在参与公司内部治理中都没有与内部人控制力量实现抗衡。只是在外部治理力量浑水机构调查并披露舞弊信息后，瑞幸公司在股价持续下跌和舆论的压力下聘请了法务会计师，从而开启了内部调查。这背后反映出了处于信息劣势的公司外部监督对公司财务舞弊行为有着更强的监督和威慑力，但及时性却较弱；而处于信息优势的内部治理由于治理结构不完善，导致其难以与内部人控制下的舞弊力量实现抗衡。因此，构建法务会计作为外部治理力量参与公司内部治理并依法对外进行信息披露，实现公司内外部联动治理，有利于改善公司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实现公司内外部治理模式的优劣互补。

四、法务会计参与公司内部治理的比较优势

（一）法务会计具有综合多样的舞弊调查手段

法务会计融合了会计学、审计学、法学、证据学等多学科知识，相较于传统审计舞弊手段更为综合和高效。首先，通过多样综合调查手段，法务会计不仅关注于公司财务方面的舞弊活动，也可以从非财务视角切入对管理舞弊进行调查，更为高效地识别出企业早期舞弊的苗头和隐匿性较强的舞弊行为，从而起到事前舞弊预防和控制的作用，避免更高的事后成本。其次，法务会计介入公司舞弊调查，能规避公司各利益相关者介入治理的法律风险，依法保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最后，法务会计调查取证方法更符合法律要求，将依法取得的证据凝结成一个系统完整、令人信服的证据链，可以直接有效地支持法庭诉讼活动，及时高效地识别和遏制管理舞弊的发生[8]。

（二）法务会计介入舞弊治理更具持续性和独立性

首先，公司内部治理和内部控制偏向于在事前和事中来控制管理舞弊的发生，但不可避免地存在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和高管合谋等问题，导致内部控制机制失灵，难以有效地约束公司管理舞弊；外部治理偏向于事后控制，处于信息劣势的外部治理力量难以及时有效地实现对公司管理舞弊的监督。股东名称陆正耀家族钱治亚家族而通过法务会计介入治理可以弥补现有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不足，丰富和拓展公司治理手段，对公司舞弊治理更具持续性。其次，传统审计中审计收入一般来源于被审计单位，双方有着一定的利益关系；法务会计舞弊审计收入并非一定来源于被审计单位，还可能来源于包括法院在内的其他委托方的委托，与被审计单位的利益关联较低，因此介入治理的独立性更强。

（三）法务会计的调查事项更具针对性和高效性

传统审计一般通过审查财务资料，聚焦于对被审计单位全部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审计，而非全面聚焦于财务领域舞弊的调查，其舞弊针对性较弱，舞弊效率和效果不佳；法务会计则可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专项舞弊调查，通过综合多样的调查方法可以聚焦于小范围的专项调查，高效地针对特定调查对象并围绕某一法律事项开展调查，从而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

（四）法务会计的舞弊调查更具主动性和及时性

传统审计的时间通常固定在年末，审计内容一般为财务和经营方面的常规审计，若非发生必要的审计事项，公司很少主动要求开展审计，久而久之，管理层对审计态度逐步趋于敷衍应付。而公司内部审计，对于管理舞弊的威慑性和有效性相较于外部审计更是大打折扣。法务会计的舞弊审计具有不定期性和主动性，可以在事前、事中和事后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对管理舞弊事项进行突袭调查；同时，其调查方式也不拘泥于常规审计或经营审计，对发现的所有可疑的舞弊线索都会进行调查和收集，包括对职工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以综合识别舞弊行为，有效地弥补了外部审计和内部审计的不足。

五、公司内外部联动治理机制构想

（一）构建公司内外部联动治理机制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公司内部治理是指通过对董事会、股东大会、高管层的权力进行合理配置的一套制度和机制的安排，以降低委托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实现公司的科学决策；外部治理主要是政府、中介机构、债权人等公司外部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多元外部治理主体在这一制度和机制下，实现各自利益的同时实现公司目标。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构成公司治理的一个系统的整体，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然而在公司治理实践中，部分公司大股东通过控股优势对公司董事会、高管层进行一系列的安排，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导致内部治理结构产生缺陷，难以对公司主要决策者舞弊行为形成真正的约束。同时在信息不对称的公司内外部，处于信息劣势的外部治理力量难以及时有效地全方位掌握公司舞弊信息，具有滞后性、被动性、分散性等不足。基于本案例，瑞幸公司财务舞弊行为是在被做空机构披露、在外部舆论和股价崩盘的压力下才承认财务造假的，而法务会计对参与事实真相调查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基本路径为：做空机构对瑞幸公司调查分析后，及时对外做空报告，质疑瑞幸公司财务信息造假，引发社会监督力量的广泛关注，在社会公众的舆论和公司股价崩盘的压力下，倒逼瑞幸公司董事会被迫开启了法务会计内部调查程序并对外公布调查信息，才及时揭露并遏止了舞弊的进一步扩大。在我国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法务会计发展的不断推动和应对我国频发的公司舞弊事件的现实需求下，法务会计有望成为支持舞弊调查及诉讼等司法活动的专业化舞弊力量，为我国资本市场保驾护航。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尤其是在对中小股东保护力度更大的集体诉讼制度下，借助法务会计在舞弊调查、诉讼支持、损失计量等专业领域的优势，为法务会计参与公司治理，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为协助公司中小投资者和司法机关参与舞弊调查和发起集体诉讼提供可能。

（二）法务会计介入与公司内外部联动治理机制的构建

治理机制范文篇8

关键词:社会治理;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运行机制;上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标题下阐述了一个新的执政理念———社会治理，并对其体制改革的论述有两个不同以往的新提法:一是在总体上用社会治理来代替社会管理;二是全面强调中国社会治理方式的改进，提出“四个治理”，即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亦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1］，这标志着中国治理时代的到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明确提到“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治理的一大主体，鼓励和支持它们积极参与，对激发社会活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及领导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转制、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强化的背景下，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具有重要的紧迫性和现实性［2］。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治理”确立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无疑对战略谋划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运行机制可谓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研究的核心议题，它关乎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整体运行过程、机理等规律性内容。本研究试图归纳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基本模式，探索其内在基本机理，并结合上海的具体案例给予针对性论证，为上海乃至全国其他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良性运行提供参考。

1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运行机制概述

1.1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运行机制的基本内涵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内含一定机制。机制一词最初多用于自然科学领域，1985年，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正式将其引入社会学，把社会学对象规定为“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3］。事物的机制，也称机理，是指一个系统事物内部组织、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4］。可见，事物内在机制于确立事物存在及影响事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机制动态原理的理论探讨是学界长期青睐的学术议题。考究各种运行机制的内涵是引导和制约决策并与人、财、物等各项活动相联系的基本准则，是决定行为内外因素及相互关系的依据。因此，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运行机制是指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有规律运作过程中，影响运作的各构成要素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联系，以及各要素所发挥功能的过程和原理，即是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运行“带规律性的模式”。

1.2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运行机制的类型划分

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运行机制的类型划分，即对其“带规律性的模式”的归纳提炼，其定型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发展中国家社区服务是“在政府指导和扶持下，利用和开发社区内资源，发动和组织社区内成员，开展各种福利服务和便民服务，以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提高人的素质，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体现出服务提供的福利性和经营性特点;发达国家社区服务是“在政府的指导下，通过调动社区内外各种资源而进行的福利性服务”［5］，显现出公共服务的经营性强过福利性。有鉴于此，根据社会三大部门: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社会公共领域)［6］———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可将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运行机制大致划定为政府主导型、市场活跃型和社会组织参与型三种模式。这完全符合社会治理所倡导的多元主体共建和谐社会的理念。

2政府主导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运行机制分析

2.1政府主导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内涵

政府主导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是指政府引导、居民响应参与、自上而下推进的发展模式。政府是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最重要的供给主体，无论是顶层的制度设计与政策法规颁发、硬件的场地设施规划与经费投入、软件的活动组织协调与技术指导，还是形成闭环的监管评估等，政府的作用都举足轻重。正如公共选择学派代表布坎南所言:“根据公共物品属性，如果由私人提供公共物品，会因收费而导致福利损失和公共物品闲置，也可能导致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效率损失”［7］，在传统行政管理学视野里，政府职能由政治统治扩大到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由消极放任的“守夜人”［8］转变为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行政国家”［9］。于此可知，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政府提供无疑当属主流，而其介入方式一般通过四个方面的经济手段得以实现:①直接供应，政府通过财政预算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体育服务，如2015年，常州市级体彩公益金安排预算400万元推进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购买项目由2014年的18项增加到2015年的31项［10］。②补贴方式，作为供应的补充手段，如上海市《静安区体育局全民健身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补贴经费的构成比例初步确定为7∶3，即体育健身场所70%，公益性群众体育活动30%［11］。③特许经营，是指政府采用竞争方式依法授权境内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协议明确权利义务和风险分担，约定其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投资建设运营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并获得收益，提供公共产品或者公共服务［12］。④市场管制，政府以审批方式批准或禁止经济领域内的某种供给活动。

2.2政府主导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模型

根据政府主导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模式的基本特征，特总结出其运行模型，一是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供应方———政府;二是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使用方———居民。除此，政府与民众之间还需有一套连接机制，以确保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应。在政府主导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模式中，政府是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主体，政府通过提供资金支持保证公共体育服务良性运行;或是直接生产通过市场方式以出售公共体育服务;再有采用管制方式以合理规范市场提供活动，政府借助多种途径实现对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供应。政府试图建立一个健康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模式，尽可能让每一民众都能获得公共体育福利，从而利于政府对由个体组构起的整个社区乃至社会进行综合治理。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受惠者是居民，直接享受政府提供的体育福利，同时也可通过出资购买(用者付费)的方式获得由政府提供或者在其监管下生产颇具私利性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政府主导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模型如图1。图1政府主导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模型政府主导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模式的优点在于:一是充分体现出公共体育的福利性，政府以财政拨款或直接生产的方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体育服务，能够充分体现福利社会的优越性;二是有助于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实现，由政府向民众提供公共体育服务，可避免公共体育福利分配不均、公共体育资源利用不到位等不良现象的发生;三是保证社区公共体育服的综合治理，政府介入能对提供的公共体育服务进行有效且严格的管控，从而确保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质量。当然，政府主导型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模式亦存在些许不足:首先，政府的社区工作负担明显加剧，从体育公共财政支出到专业人员配备，都将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次，政府对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过度干预可能会导致公共体育资源的福利损耗，以致未能实现有限体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再次，政府提供给社区居民的公共体育服务可能较为单一，较难满足民众的多样性偏好;最后，由于政府一家独自供给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缺少激励机制及较强的专业性，极易出现持续动力不足的现实问题。

2.3政府主导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案例:上海市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探索

2011年4月，上海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社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大政府职能转变力度，通过公开招标、契约管理、绩效评估等形式，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此后，静安区、长宁区和松江区等相继颁发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专门性指导意见或实施办法。2012年8月25日，经市政府批准，市财政局正式印发了《上海市市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预算管理暂行办法》和《上海市市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目录(2013年度)》，基本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体系。2011年，上海各级政府通过购买服务、补助等形式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达到了41.02亿元［13］。2013年，上海市闵行区政府向区体育总会、老年体育协会、太极拳协会、国际标准舞协会等体育社会组织购买体育比赛、交流、推广培训等，共计30.62万元。杨浦区2013年度首批政府购买体育社会组织公共服务项目目录中，有杨浦区体育局购买“每天一小时，远离亚健康”项目，预算金额为6.5万元;杨浦区长白新村街道办事处购买“长白新村街道百姓健身屋项目委托管理”，预算金额为20万元;杨浦区延吉新村街道办事处购买“延吉社区文化体育俱乐部委托管理”，预算金额48万元［14］。足见政府主导型的涉入之多、之广。

3市场活跃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运行机制分析

3.1市场活跃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内涵

市场活跃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是借助市场的优点如资源配置效率、成本意识及管理分工专业化等，运用虚拟市场，通过竞争公开的契约方式，来满足民众的公共体育需求。此机制中，政府转变其既生产又提供的垄断形象，扮演起催化剂、规划者、监控者和购买者的角色，让具备生产资质和竞争能力的体育俱乐部、私人体育企业等成为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生产者。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政府可取消对无端消耗公共体育资源的不良企业的支持，放松规制以鼓励更多体育企业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体育服务。如借助自由市场、政府补助、合同承包等形式，委托市场中运营的私营体育企业或个人来实现供给。

3.2市场活跃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模型

市场活跃型模式是市场作为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主体，通过竞争机制为民众提供体育服务的方式。根据市场活跃型模式的特点，其模型大致包括: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购买者、竞争市场和受惠者，其中竞争市场是核心环节。购买者是指政府或个人在市场作为公共体育服务提供者的环境下所处的地位，以出资人和验收人身份通过向市场购买服务方式，为广大纳税人提供体育福利。竞争市场是指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提供的市场形态。公共体育产品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采取竞标方式向居民供给，以质优价廉满足居民需求。受惠者是指享用公共体育福利的社区居民，也是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公共性的主要体现。对于公共性强的社区，较难由私人提供公共体育服务，此时政府承担供给主体的角色，政府通过购买市场上的公共体育服务为纳税人作补充。对于私利强的社区，则可由有需要的个人出资购买，市场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有针对性的公共体育服务，以满足社区居民的体育需求，其模型如图2。图2市场活跃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模型市场活跃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模式优点表现在:一是专业性，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保证了公共体育产品的专业性，而政府供给则因缺少专业性而无法满足社会民众的体育需要;二是市场对体育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市场经济这支“看不见的手”，将社会体育资源合理配置，实现有效整合，保证社区居民获得最低廉且最高质的公共体育服务;三是市场的介入能为政府减压，通过市场提供方式可以改变完全由政府供给公共体育福利的垄断格局，以减少政府的管理压力。当然，此种模式也存有些许缺陷:一是在以市场为主导的公共体育服务提供方式中，企业必然注重公司的经济效益，而容易忽视社会民众的体育利益;二是以市场为导向会格外讲求效率而有失公平，带来诸多分配不均的现实矛盾，以影响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所以，在采取市场活跃型模式时，政府部门还需积极融入，进行对市场行为的管理和监督，以确保市场和社会民众彼此最大获益，进而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公民三者良性互动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机制。

3.3市场活跃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案例:上海东亚体育文化中心的市场化运作

上海东亚体育文化中心由上海东亚(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市场化运营，形成体育文化、宾馆酒店、房产开发、商务贸易等4大经济板块。根本上摒弃传统型体育场馆经营思路，从体育市场化、产业化及投资主体多元化(社会治理的核心)的高起点和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的高标准出发，把握社会公益(公共服务)目标与资产经营效益价值(利益最大化)取向的不同要求，寻求公司经营和管理机制的最佳模式。此经营模式严格遵循“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的游戏规则，一开始就将竞争机制引入体育场馆的经营理念，包括能力竞争、战略竞争、协作竞争和人才竞争等。“中心”坚持“以体为主、多元经营、以商养馆、反哺体育”的方针以增强自我造血功能，经营上则秉持“企业化、专业化、节约化”。无形的市场机制中，经济效益是总纲，将其作为衡量一切经济活动的着眼点，以此为根本尺度，来权衡每个经营项目的利弊和投入，因此，在营销理念上必须创新，既要满足顾客当前需要又要创造顾客需求的新营销观念;社会效益是宗旨，东亚集团企业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在经营活动中，必须重视其公益性，即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虽是企业化运作，但始终把满足市民的健身运动需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提供)摆在重要位置，有效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总体而言，上海东亚体育文化中心的经营理念为:人本理念、竞争理念、质量理念［15］。这充分反映了市场活跃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模式的内在特征。

4社会组织参与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运行机制分析

4.1社会组织参与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内涵

社会组织参与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是社会组织主导、居民主动参与、自下而上实施的发展模式。社会组织在公共体育服务提供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政府的职能仅是表现在制定政策法规、协调利益关系，为民众参与公共体育服务保证制度规范，较少涉及社会组织及计划等。此模式是伴随公民社会浪潮而出现，不仅体现了民间事务的主导性和自主性价值，且能反映出慈善组织和志愿团体的关爱、互助和利他精神。非政府体育组织在传递社会信息、为民众提供公共体育福利、维护和发展社会资本及协助、监督政府执行政策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表现在关系网络、服务供给等。公共体育服务资源提供的方式主要有:(1)社会团体生产，即特定公民团体生产和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16］;(2)社区生产，通过一定的社区组织提供或者参与生产与供应;(3)家庭生产，即家庭或个人通过自给自足或相互帮助的方式，生产那些政府无法提供或无暇顾及的微观领域、性质难以界定清楚的服务类别。

4.2社会组织参与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模型

根据社会组织参与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模式的特征，可归纳出其运行的基本模型，主要由三部分构成:支持者———政府;主导者———体育社会组织;参与者———社会公民。在社会组织参与型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中，政府不再是公共体育服务的提供者，而是转变身份以支持者出现，通过制定政策法规、进行监管评估，为社会民众的公共体育服务把握方向。社会组织则是公共体育服务提供的主导者，主要为社区建立关系网络，自主提供体育服务，发动各种组织相助帮助。一方面社会组织扮演公共体育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又会以其公益性而具备极强的号召力，可发动志愿者和公民自发提供公共体育服务。此模式中，社会公民不仅是公共体育服务的使用者和享受者，更是其重要参与者，这种自下而上的运行机制充分体现了居民的自发性和能动性，将第三部门的力量和公民个体的智慧发挥出来，以公民自治理念代替传统行政方式。社会组织参与型公共体育服务模型如图3。在社会治理背景下，坚持政府主导和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是当今多元治理的总体趋势。在社会组织日趋壮大的当下，依靠其完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渐成常态。社会组织参与型公共体育服务模式的优点在于:一是资源调动广泛，通过自下而上的体育组织治理模式，利于发挥全社会力量，从而减少政府供给负担;二是促进社区居民体育自治，摆脱传统意义上政府独揽的局面，促使公共体育服务提供充满活力;三是形成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运行的“三足鼎立”格局，加快公共体育服务多元治理主体的整合，达到协调发展的有序状态。当然，此种运行模式也有局限:一是体育社会组织作为异军突起，在监管方面存在明显缺位现象，组织内部隐患丛生，利益纠纷不断，致使组织成长受阻;二是体育社会组织本身具有一定的松散性，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略显不足。这就需要政府适当介入，联合体育社会组织共同发力，确保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持续运行。

4.3社会组织参与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案例:上海市民体育大联赛中的协会组织

2014年，上海市体育局与篮球、网球等27家市级体育协会、2家区级体育协会以及1家体育俱乐部签约，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当年市民体育大联赛、青少年十项系列赛交给体育社会组织举办。这是上海市体育局围绕“管办分离”、“简政放权”等而展开的一次有益探索，标志着上海体育改革迈出了实质性步伐，这对群众性的公共体育服务提供了更多参与机会。政府部门一改往常统领角色，而是主要进行政策协调和法律监管，以群众体育赛事为平台，大力培育扶持体育社会组织，推进体育协会改革，努力提升体育类社会团体适应市场竞争及规范化运作的能力，这是体育部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体育改革的重要举措［17］。2015年，上海市民体育大联赛政府购买服务招投标结果正式公布，共有55家单位参与投标，最终有51家单位中标。此届市民体育大联赛着力打造全民健身赛事展示平台、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平台、体育市场资源配置平台和体育文化环境建设平台。大联赛主办方在赛事项目设置过程中充分考虑赛事的兼容性和赛事覆盖广度，既有大众喜闻乐见的球类项目，也有在小众群体间流行的高智尔球、花样跳绳、跳水;既有适合老年人的木兰拳、门球、练功十八法，也有符合中青年和白领人群口味的台球、飞镖、剑道，以及青少年热衷的电子竞技、轮滑、跆拳道;既有充满民俗味儿的武术、龙舟、风筝，也有“高端洋气上档次”的帆船、击剑、体育舞蹈。这为社区居民享受公共体育服务提供了良好平台。

5上海市完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运行机制的建议

上海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运行机制是一个有机系统，按照郑杭生教授的社会运行论可将其分为运行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及保障机制。结合上海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实际情况，特提出以下建议以确保其良性运行。第一，完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运行动力机制。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工作，将其纳入社区工作的绩效考核和晋升考评，以提升政府职能部门和党政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积极培育和谐互助的社区体育文化，注重公共体育空间的打造及全民健身组织氛围营造;借助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推行转变民众体育观念，满足社区居民基本的健身需求，促其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进而推动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实施。第二，完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运行整合机制。要积极整合社区各方体育利益，创新关于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民意表达机制，及时满足公民的公共体育需求;完成社区体育工作方式整合，体育机构应协调各部门之间统筹公共体育服务工作，注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运行模式;充分整合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文化，以基层体育组织建设为抓手，通过讲座、实践指导等提供优质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内容，并培养专业人才，确保指导培训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完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运行激励机制。着力提升社区体育工作者的地位，给予经济补助及带薪休假等优惠策略，使其体会到强烈的社区归属感;提高社区体育工作者的福利待遇，保证其待遇不低于所在区县执行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的待遇水平;重视社区体育工作者的教育培训，定期举行专业技能培训，为体育工作者再教育、继续深造提供基本保障。第四，完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运行控制机制。加快推进社区体育工作专业化，鼓励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工作者参与职业化水平测试，确保持证上岗;保证社区体育工作者中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定期参加专业技能培训，规范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职业道德及技术能力;拓宽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民主监督渠道，对其工作落实实行透明管理，全面接受社区居民的监督与意见反馈，建立社区公共体育需求的表达途径，形成有效的官民对接机制。第五，完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运行保障机制。强化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经费保障，做到政府强化经费保障、合理开展居民筹资、着力发展社会筹资及坚持财政开支透明;加大力度培养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专业人才，从优化人才结构入手，积极地从转业干部和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人才，充实街道和社区体育工作队伍;健全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相关政策法规，注重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顶层制度设计和基层典型探索的结合;建立科学有效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考核评价机制，加强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建设力度，即组织设置、人员配备、制度建设及业务能力与公共体育服务效果、政策落实、达标情况及满意度等。

6结束语

社会治理是历史演进、时展的产物，绝非偶然出现。社会治理变管理为服务，突出多元主体参与，且切实将服务民生放在首位，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建设恰恰需要这种多元供给机制，强调多方共同参与。一方面要发挥政府统筹管理、制度安排、经费保障、监管评估，协调整个社会资源、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另一方面要充分引入市场和体育社会组织等力量，市场可对公共体育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高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提供的效率，而培育社会组织有助于基层体育组织的自身成长，同时进一步加强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绝不仅限于政府单一供给模式，市场和社会组织等力量将会融入进来，因此，制定扶持公共体育事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和鼓励对体育事业捐赠的经济政策，放宽公益性体育事业的准入政策，鼓励、支持社会资本和外资参与公益性体育事业，吸引和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社区公共体育实体、建设公共体育设施显得尤为重要［18］。当然，社会治理背景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运行机制并不就此模式化，在这一动态的变换进程中，随着公民意识的强化和公民社会的成熟，家庭、个人亦将成为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建设者，也就是说，关乎其自身的运行机制也处在时时运行之中，寻求着那份社会期许的良性运转。

作者: 单位:1．河南科技大学 2．河南师范大学 3．上海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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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机制范文篇9

摘要:我国民营企业大都采用的家族治理模式,成为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民营企业治理制度创新的目标是建立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和员工等资本所有者共同治理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其主要包括治理主体的创新与治理机制的创新。

关键词:民营企业;家族治理模式;治理主体创新;治理机制创新

0前言

全世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在生生灭灭,只有少数民营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得以延续和发展。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壮大的关键问题。对民营企业实施制度创新是其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治理制度创新将构成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主要环节。

一、民营企业治理的一般理论

传统意义上的企业治理起源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它是企业制度不断发展的产物。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企业经历了从单业主制到合伙制,再到股份制的发展过程。在此背景下,以“有限责任”和“两权分离”为根本特征的现代股份制企业形式应运而生。股份企业的最基本特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可以说,传统意义上的企业治理就是源于两权分离而产生的委托-问题。这需要良好的激励约束机制,以使人在实现委托人目标的同时,实现自己的利益,达到“双赢”的效果。

两权分离是传统意义上企业治理产生的源头。按照这种理论,似乎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企业里,就不应该存在治理的问题。我们知道,资产属于私人所有的民营企业最大的特征就是两权合一,而在民营企业中,治理问题一直是抑制其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看来,传统意义上的治理理论已经无法解释民营企业的治理问题,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民营企业的治理理论。笔者认为,现代企业治理源于企业具备独立的人格。也就是说,企业人格独立是现代企业治理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当然,两权分离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引发了治理问题,如“内部人控制”,但是这只是个表面原因,它是企业独立人格在所有权安排中的一个表象反映而已,企业的独立人格才是治理问题产生的最深层次的原因。或者说,两权分离只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企业所有权安排的一种形式,它本质上也可归结为企业的一种治理结构,不过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治理结构。

二、我国民营企业治理模式的现实分析

民营企业采用家族治理模式,在企业发展的初期,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提高企业的稳定性,加快企业的决策速度,因而是有效率的,对企业的成长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一旦企业规模扩大,产业资本日益社会化,家族治理模式所具有的缺陷便暴露无遗,而且这些缺陷逐渐成为阻碍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家族治理模式的缺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家族股东“一股独大”,损害了广大小股东的利益。在民营企业中,企业创业者或其家族作为大股东“一股独大”,控制着企业的所有权和主要经营管理权,并主导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家族外的小股东由于人数众多,人员分散,所持股份少,一般很难介入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进行的重大决策和重要经营活动,就由掌握企业控制权的家族成员围绕着家族的利益展开,而很少围绕包括小股东在内的所有股东的利益展开。另外,在小股东不能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实施必要的监督的情况下,家族控股大股东或其经营者的道德风险,严重地损害了广大小股东的利益,小股东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

第二,个人财产所有权与企业法人所有权不分。在我国民营企业中,企业法人所有权深受家族个人所有权的干扰和控制。对于民营有限责任企业而言,企业组织只是一种形式,民营企业并没有按规范的法人企业来运作,没有健全的企业法人制度来保证企业以独立的法人资格存在。民营企业个人财产所有权,在企业的经营和继承问题上,对企业法人所有权进行大量的干预和控制。

第三,企业主“家长制”作风严重,高度集中化的管理方式排斥人力资本的民主参与和决策。在我国民营企业中,这种“家长制”决策机制固化了民营企业主的“心智模式”,使他们变得更加专制和跋扈。这会不断加大企业主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而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企业的成长更多地依赖于知识和人力资本,依赖于人力资本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和决策。市场里的企业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而排斥人力资本民主参与决策的民营企业主的“家长制”作风,必将越来越阻碍民营企业的发展。

三、我国民营企业治理制度创新的目标和思路

1.治理主体的创新。谁参与治理,是出资者还是利益相关者?这是民营企业治理主体的问题。传统意义上的企业治理理论认为,治理源于两权分离,这实际上就是对民营企业治理主体应按股东主权的逻辑认定,其表现为资本雇佣劳动条件下的单边治理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民营企业的治理主体是雇主或股东。基于企业独立人格的治理理论,强调民营企业的法人性和建立规范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因此,民营企业的治理主体就是主要利益相关者,即资本所有者,包括: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和一般雇员。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是企业的法人财产,而不仅仅是股东投入的资产。企业法人财产包括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及无形资产。这些资产主要由股东的直接投资和债权人的债权形成。如果股东凭借其专用性资产获取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那么债权人也可以凭借其债权参与治理。同时,债权人的债权若无抵押,一旦企业亏损或破产,其损失也不可低估。故债权人应当成为民营企业的治理主体。另一方面,经营者和一般员工等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一旦企业面临亏损或倒闭,不仅面临青春年华与自信心等的投资损失,甚至会危及自己及其家人的生存。同时,当代民营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经营者和员工的人力资本。随着竞争日趋激烈,企业要巩固自己的竞争优势,必须有充足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只能来自于这些人力资本所有者——企业经营者和员工。

2.治理机制的创新。如何合理分配企业所有权或治理权,企业所有权或治理权如何行使?这是民营企业治理机制的问题。为建立高效能的治理机制,民营企业要注意和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在保证股东利益的基础上,坚持资本所有者利益最大化将是民营企业治理的根本宗旨。如上所述,传统意义上的治理理论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生产经营的目标,而企业独立人格的治理理论,坚持在保证股东利益基础上实现资本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的治理原则。它坚持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资本所有者是主要利益相关者,只有资本所有者才能够拥有企业所有权,才能成为治理主体,才能拥有治理权。无论作为物质资本所有者的股东和债权人,还是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经营者和员工,他们都对民营企业做了专用性投资,因而都应该拥有企业的所有权,成为治理的主体。他们与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高度相关,他们的利益最大化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生产经营所追求的目标。

(2)治理形式多样化。现在论述民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文章很多,但是它们大都把完全的社会化,看作成实现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必然趋势。完全社会化,实际上就是放弃家族所有或控股,把民营企业变为完整的社会化企业,在此意义上构建现代化的企业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可能是民营的,也可能是公有的,那要看控股主体是谁,谁是第一大股东。我们认为,完全社会化在理论上成立,在实践上也不乏其例,不过它并不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惟一趋势。因为完全社会化是在民营企业遇到资金“瓶颈”和融资渠道不畅等问题下的无奈选择,因为市场上的“经济人”是不会随便把视作为自己或其家族的财产社会化的,只要解决了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问题,非社会化将是民营企业治理形式的首要选择。

(3)科学划分三会权责,实施民主化的管理方式。民营企业的家族治理模式表现出的“家长制”作风,已经使得企业内部的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企业事务无论大小,皆以企业主“家长”为准,这与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是不相符的。为此,民营企业要科学地划分董事会、经理班子、监事会的权责:董事会负责决定企业发展战略、方针、长期经营计划及人事安排等重大事项;企业经营班子负责经营管理工作;企业监事会要通过有关制度建设等措施,对企业董事会与经营者行为,企业财务与投资等有关决策行为进行监督。同时,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实施民主化的管理方式,不断吸收人力资本的参与和决策。这要求企业主建立与员工的协商对话制度。

参考文献:

[1]李维安.现代治理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经济研究,1996,(6):71～72.

治理机制范文篇10

关键词:证券公司;IT;治理

2008年9月，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信息技术治理工作指引(试行)》，从治理的高度制订了IT建设的指导性原则，这对证券期货行业信息技术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本文将对证券公司进行IT治理的原因、目标以及如何建立完善IT治理机制进行探讨。

一、IT治理的内涵

IT治理是在IT应用过程中，为实现公司总体战略目标而制定的有关IT决策权分配和责任承担的框架，主要包括在IT原则、IT架构、IT基础设施、IT应用和IT投入5个关键的IT决策方面制定相关制度并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实现IT决策的责任与权力有效分配与控制，提高IT资源的有效性、可用性和安全性。

五个关键IT决策的基本含义是：IT原则决策——阐述IT的商业作用；IT架构决策——定义集成和标准化的要求；IT基础设施决策——决定共享和可提供的服务；商业应用需求决策——确定购买或内部开发应用的商业需求；IT投资和优先权决策——选择资助哪一个立项以及投入多少资金。如何确定以上五个关键决策是一个与公司治理结构密切相关的问题，对公司的最高管理层至关重要。

二、证券行业推行IT治理的原因

（一）IT关系到证券市场运行的安全问题。

证券公司IT一旦出现故障，小而言之是影响一个公司的投资者，大而言之其影响范围几乎就是全国性的。尤其是在行情异常火爆的时候，如果因IT系统的处理能力不足导致堵单、交易中断甚至系统垮掉，会给证券公司带来致命性的灾难。如果IT系统故障影响了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营，如“三方存管”系统的大型银行出现故障，将影响大半个市场的安全运行。此外，侵入IT系统盗取资料、修改交易数据、网上盗买盗卖等刑事安全事故也将危机证券市场运行的安全稳定。

（二）IT关系到证券市场运行的效率问题。

从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看，从人工白板交易到自动撮合，从纸质股票存托到电子存托的无纸化，从人工报单和有形席位到电脑自助下单、无形席位直至网上交易，无一不是依赖IT技术的进步。IT不仅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无比便捷的市场参与方式，更是极大提高了交易效率。比如，深交所1995年9月上线的内存撮合系统，把整个市场的交易处理效率提高了6倍，并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响应速度和处理容量。

（三）IT关系到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问题。

证券柜台系统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少数个人或法人利用柜台系统恶意窜改数据，甚至要求开发商开发专门的功能或模块以便于违规操作；二是缺乏可稽核历史数据的存储与管理，数据修改或删除无存证记录，数据恢复与核查的难度很大；三是IT人力资源管理不善，开发与管理人员频繁变动，导致系统运作混乱。这些问题极大助长了证券公司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最后导致相当大比例的证券公司走向被接管和倒闭的不归路。

近年来，证券行业IT应用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问题和不足也是不容回避的，一些事故更是为行业的决策者们鸣响了警钟，警示决策者们去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源和对策，寻找今后更好地驾驭IT的启示和经验教训。其实，证券公司IT在某些方面出现的“乱象”，已非IT本身的问题。在探究这些问题、破解其中的迷局时，除了寻找IT本身的原因之外，更需要探索发现更高、更深层次的东西，这就是关于IT决策方面的制度和责任承担机制，其中包含的关于IT的战略决策、资源调配和资金投入等需要高层决策考虑的重大问题正是IT治理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实质上也是公司治理的问题。可以说，IT“乱象”背后的根源就是IT治理缺失。

三、证券公司IT治理的目标

（一）保证信息系统与业务目标的一致性。IT治理应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目标制定信息化战略，根据公司发展战略所需的信息和功能需求形成完善的IT治理框架，保证信息系统建设与运营跟上持续变化的业务目标。

（二）促进信息资源的整合和有效利用。针对信息系统资源分散、资源滥用、信息系统不能完美支持业务应用、信息系统性能瓶颈等问题，IT治理应对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和有效管理，明确管理职责和资源使用权限，保证IT投资的回收。

（三）完善信息系统相关的风险管理。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新技术缺乏有效的管理、新技术可能不符合现有法律和监管要求等新风险不断涌现。IT治理应强调风险管理，通过制定信息资源的保护级别，对关键的信息技术资源实施有效监控和事故处理，实现公司内部业务流程中资源的有效利用，从而达到改善管理水平和效率的效果。

总之，证券公司IT治理的目标是推动管理层建立以公司发展战略为导向，促进业务与IT的整合，合理平衡公司发展与IT投入的关系，正确定位IT部门在公司的作用，针对不同业务发展要求整合信息资源，制定并执行推动公司发展的IT战略，有效控制风险，使信息系统始终成为公司各项业务发展的支撑和驱动平台。

四、建设与完善证券公司IT治理机制的有效措施

（一）提高IT治理意识。证券公司总是许多IT应用的最先使用者，其最高管理层（董事会）在树立IT战略地位的同时，应意识到建设完善IT治理机制的重要性，树立公司战略与IT战略的互动观念；准确定位IT的角色，从业务的角度制定信息技术指导原则。从公司的发展战略出发而不是从系统的需求出发，可以避免脱离目标而进行建设的困境；从业务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技术的角度出发，有利于充分利用公司的现有资源来满足关键需求。公务员之家

（二）加强行业环境建设。缺乏优良的公司治理和IT治理机制是前些年许多证券公司无法抵御市场低靡和适应市场环境快速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监控机制不断健全，行业对证券公司治理结构中缺陷的关注程度逐步提高，证券公司的信息风险管理意识也逐步增强。在证券公司建设完善IT治理机制过程中，证券监管机构必须扮演一个重要的推动角色，通过上下协商、交互式地制定规则和标准，解决规则的充分合法性、可执行性问题，为证券公司建设完善IT治理提供一个具有约束力和指导性的外部环境。

（三）借鉴COBIT控制框架建立IT委员会。COBIT提供了一种国际通用的IT管理及问题解决方案，可以进行基于角色的IT管理、定义流程措施、改善IT服务质量、提高IT治理水平。借鉴COBIT框架建立治理机制委员会是IT治理中最重要的环节。IT委员会应由证券公司最高管理层（董事会）、管理执行层及IT管理和业务管理有关部门负责人、技术管理人员组成，定期召开会议，就公司战略与IT战略的互动与设置等议题进行讨论并做出决策，为公司IT管理提供导向与支持，把IT治理的相关规范融入到公司的内部控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