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制度特性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2 20:49:32

制度特性

制度特性范文篇1

【关键词】制度变迁/政府主导/渐进

所谓制度，如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所表述的，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25～226页。）。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而所谓制度变迁方式则是指“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所采取的制度变迁形式、速度、突破口、时间路径等的总和”（注：杨瑞龙：《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制度变迁指的是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

一、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大致上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诱致性变迁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变迁则“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4页。）。一个社会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受制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代表国家的政府，是“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1页。）维护基本的经济结构，并通过提供其他的一系列规则来减少统活国家的交易费用。特别是在中国的集权式政治结构中，政府（本文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广义的和狭义的混合使用，但更多的时候是指广义的政府——国家）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因而，中国的改革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此外，中国在破除计划体制的同时，市场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计划和市场都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资源配置的效率，需要政府以制度创新衔接不完全的计划和不完全的市场。因此，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中国的制度变迁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无论怎样变迁，都不能背离一个基本路线，这就是由中共十三大所界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路线的核心同时也是最具操作性的实质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任何制度创新主体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自身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而核心领导者在制度创新决策时首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和加强其政治权威，使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并使公开地和潜在地反对自己的政治力量降到最小，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一切制度变迁都是在上述基本路线的范畴内进行的，一切违反和损害基本路线的行为都受到禁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偏好于采取“试错式”的渐进改革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和深度控制在预期有利于巩固和增强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限度之内。

第二，政府以制度供给者的身份，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手段实施制度供给。如根据既定目标和约束条件，规划体制改革，包括确定改革的方向、原则、形式、步骤和突破口等；根据改革的总体方案，调整所有权关系，开放市场，调整产业政策，制定新的规则或条件，建立一套新的行为约束机制；建立惩罚条令和程序，约束社会的各行为主体在政府设定的制度规则范围内活动，否则，要受到一定的违规处罚；统一思想观念，即建立一套可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意识形态，以减少新规则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阻力，降低交易费用。

第三，政府设置制度进入壁垒，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诱致性的制度安排是微观主体在感知到获利机会的情况下，通过个人之间的合作，形成自愿性契约而完成的。任何人可以通过比较一项新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率，自主行使进入或退出权。但是，在我国，制度创新方案是根据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来评估和选择的，即使微观主体感知到获利机会，如果没有政府的许可或授权，也不能自主“进入”可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创新，也难以“退出”由政府作出的制度安排（注：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等手段，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进入权，如限制市场准入权和政治体系进入权等，使制度创新活动被控制在政府所允许的范围内，避免偏离政府设定的制度变迁轨迹的情况的出现。

第四，政府有选择地放松制度准入条件，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并提高其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我们说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并不否认中国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由微观主体自愿的合作性制度安排。但是，这种自愿的安排，是在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对制度创新的需求方实行一定的进入许可的条件下发生的。“取消一种带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6页。）。哪些制度创新被许可，哪些制度创新不予许可，均由政府根据自己的效用和偏好来决定，所以，微观主体的自愿安排始终控制在政府手中。“不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必须通过政府的强制实施，诱致性制度变迁也必须通过政府放松约束才能够实现”（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而且，自发性的制度安排一般规范化水平和制度化水平较低，需要政府的介入，加以完善（注：郭小聪：《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理论：作用与地位》，《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1期。）。中国的土地承包制度创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发创造的、不规范的制度安排，后来由于地方政府的作用，才使其逐渐规范起来。但它仍是“一种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的制度和组织体系，其本身还存在着一种重大的制度和组织缺陷，隐含着一些重大而长期的基本矛盾”（注：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5页。）。最终由中央政府借助社会科学界的力量推动土地制度创新的发展，提出了“永佃制”，其制度化水平远远高于土地承包制，为土地使用权和经营主体提供了长期化和稳固化的制度基础和法律形式（注：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1页。）。

通过上述4个方面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虽然也发生过一些曲折和困难，但基本上沿着中央政府的预期稳定前进。从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来看，这一条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究其原因，首先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发生了积极作用：

第一，政府对制度变迁路线的确定，使制度的演进可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进行，避免出现大的波动。政府通过法律和其他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通过各种努力调整和改变中国传统集权体制下被人们奉为圭臬的旧的理论范式，建立新的理论结构，赋予基本路线新的内容，然后借助各种媒介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灌输，“以使反对两个基本点的力量降到最小，使由此引起的理论摩擦和政治摩擦降到最小，进而使组织摩擦或整个社会的摩擦降到最小。”（注：胡汝银：《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一个人们广泛认同的信仰和理念，要维系它的统一、稳定以及政府的权威，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1、379页。）。意识形态通过价值观、态度、观念等，影响人们对制度安排的判断、理解和支持。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基本路线作不同的理解和判断，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符合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意识形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公开的或默认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才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避免出现类似于东欧国家那样的社会动荡，为其他制度安排提供了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

第二，解决制度短缺，快速提供变迁过程中所需要的制度安排。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统治者要制定一套规则来减少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如统一度量衡、维持社会稳定、安全的一系列规则以及一套旨在促进生产和贸易的产权和一套执行合约的执行程序。在个人之间自愿合作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中，一项正式的制度安排将无法解决外部性和“搭便车”的问题。所谓外部性，实质上是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之间的差额问题。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外部性，即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有一部分好处被别人拿走了；另一种情况是负外部性，即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有一部分成本转嫁给了社会或别人。外部性产生的原因是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而所谓“搭便车”则是指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成本）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利益）的行为。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品等的存在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由于存在外部性和“搭便车”的问题，人们可以简单地模仿由别人创造的合约方式或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制度创新就缺少激励作用。因为，“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这个问题暗含的意思是，正式制度安排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91页。），出现制度不均衡和制度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以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代替个人自愿合作性安排，实施制度供给，实现制度均衡。由于政府拥有强制力，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项制度安排，减少了个人之间漫长的组织和谈判时间，并凭借其强制力以及通过税收等手段克服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外部性和“搭便车”的现象，保证制度供给的顺利进行。

第三，降低制度安排的成本。在个人之间自愿合作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中，一项正式的制度安排需要制度创新者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组织和谈判，以便得到这群人的一致性意见，从而需要花费较多的制度创新成本。而“国家具有使其内部结构有序化的相应规则，并具有实施规则……的强制力”（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106页。），使“政府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进行某些活动”（注：R?H?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2页。）。而且，政府的制度安排还具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94页。），使其可以比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以低得多的费用实施制度安排。

尽管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存在着上述种种优点，但是由于“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97页。），它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点：(1)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很难适用于所有地方和所有领域。政府（中央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不以一致性为原则，而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自上而下地予以落实。但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不同，社会环境和发展机遇也不一样，如果整齐划一地推行中央的制度安排，就有可能违背一些地方的利益，这些地方就可能不按这些制度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使这些制度很难有效率。这是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原因之一。(2)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方式容易抑制个人自愿合作的制度变迁的产生。制度安排有两种：一种是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另一种是第二级制度安排，具有个人契约的性质。一般而言，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主要是创设、修改和完善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安排需要大量的费用和多个主体的“一致同意”，要借助于政府的力量。而第二级的契约制度安排，则具有经济性、自发性和自愿性的特点，涉及的主体少，所需费用低于基础性制度安排，因此，它应是个人之间的事。但是，目前我国政府的一些活动已渗透到了契约性制度安排方面，出现制度供给过度的现象，如政企不分、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等。其后果必然是不利于契约性制度变迁的培育和生成，阻碍市场化的发展和完善。(3)政府在制度变迁中拥有过大的权力，会导致制度寻租现象的产生。如一些人抓住指挥部门经济的行政权力不放，力图维持“垄断租金”；一些人利用价格双轨制及审批特权牟取私利；一些人利用手中的部门管理权力实行各种摊派；等等。

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

在由计划到市场的制度变迁过程中，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激进式的，如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另一种是渐进式的，如中国。一个国家究竟选择哪一种方式，取决于改革的约束条件，因为它“界定了改革战略的选择空间”，“有关制度主体就只能从被限定了的选择空间出发，来确定改革战略”（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这些约束条件主要包括改革的初始条件和改革成本。关于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按照林毅夫等人的分析，主要是：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和管理体制缺乏效率，而不是经济崩溃和政治危机，这就要求要进行坚决的改革，通过改革来改进经济结构和提高效率并使其成果迅速转化为收益，但并不需要采取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那样对旧体制一下子推倒重来的创世纪式的变革；改革前经济中存在着一定范围的市场作用，价格扭曲程度相对较低，相对小的价差使我们得以承受双轨制，并利用之实现价格体系的根本转变；旧体制下的分权传统和改革之初的财政包干，有利于实行分权化改革，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注：林毅夫、蔡fǎng＠①、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202页。）中国经济上的二元性，如乡村－城市二元性、组织上的二元性、地域上的二元性等，使中国不可能通过激进的改革一下子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注：华民著：《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8页。）。关于改革成本，樊纲把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实施成本”，即搜寻、学习新制度安排、为改变制度而重新签约的成本；一种是“摩擦成本”，是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的损失。他提出，实施成本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减函数，而摩擦成本则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增函数。改革进程开始得越早，越是在旧体制下经济还没有彻底恶化的时候就开始改革进程，一个社会就越可能走上“渐进改革”道路。越是顽固地企图保留住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无效率或不再是有效率的旧体制，把改革的事业一拖再拖，越容易走上“激进”的道路。（注：樊纲：《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中国的改革属于前一种情况，而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则属于后一种情况。正是这样的初始条件和改革成本的制约，使中国选择了一条渐进式的制度变迁道路。其主要特征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所谓增量改革，是指“不从对资产存量的再配置入手，而着眼于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引入越来越多的市场机制”（注：林毅夫、蔡fǎng＠①、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即从原有体制外探索引入市场机制解决资源的新路子。如国有企业或农民在完成了他们对政府承担的义务以后的产量增量部分，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进行安排，包括在定价、销售方式和收益分配方面的安排；允许在国有经济之旁发展非国有经济；允许一些新产品的自由定价；允许在计划分配体制之旁发展出自由市场；等等。增量改革在不触动原有体制的情况下尝试新的发展模式，一方面避免了因旧制度的惯性对新制度安排的排斥，另一方面由于在体制外不存在由既定制度规定的利益格局，一般没有改革的受损者，不会遭到反对（注：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更重要的是，随着增量改革的推进，市场力量日益增强，与体制增量相联系的利益主体的政治经济实力不断壮大，逐渐形成对体制存量的压力和吸引力。这些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对体制存量进行改革，从而实现由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的过渡。从90年代以来我国的改革进程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改革的这一逻辑进程，如从价格双轨制到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由市场调节，资源由计划配置到基本由市场配置，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改革，等等，都是对存量体制的根本改革，中国的制度变迁从传统体制逐渐向其内核推进。

第二，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使改革领导者对制度变迁的完整过程和结果缺乏准确的洞察力，只能利用有限的信息作出判断，摸索前进，“摸着石头过河”。在变革之初，往往会选择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区来试验新制度安排，以尽快获得比较利益，并积累经验，使人们掌握有关新制度安排的知识，然后才予以推广。在我国，政府首先选择东南沿海地区作为战略重点，因为这些地区的地理位置优越、有较好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也较有优势，商品经济历来比较发达，并且这些地区拥有大量的海外华侨，可以发挥血缘关系的优势，吸引海外投资。因此，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央政府除了直接投资外，对外商给予优惠政策，还给予这些地方的政府更多的自主权，允许他们大胆地进行试验，从而为这些地区的市场化创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试验成功的基础上，中央政府逐渐放开对其他地区的制度准入限制，全方位推进制度变迁。所以，我国的制度变迁呈现出由局部向整体的梯度推进格局，它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83年，宣布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试办经济特区，先由深圳、珠海试点。第二阶段是1983～1988年，扩大汕头、厦门为特区范围，开放北起大连，南到北海的14个沿海城市。1985年又开放长江、珠江和闽南三个三角洲地区。1987年成立海南省，作为特区省。第三阶段是1988年至今，以明确东西部均衡发展为主要特征。1989年邓小平指出了东西结合的问题，1992年南巡时反复强调上海和沿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995年，中央指出要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内地包括西部地区。特别是从1997年开始，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我国经济出现的不景气，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问题。至此，中央的区域政策逐步统一，缩小了地方政府制度内寻租的空间，实现地方之间协调和一致，使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进入整体性推进的阶段。

第三，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主要表现在：（注：华民著：《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1页。）(1)先农村后城市的改革顺序。中国农村是计划经济最薄弱的地方，国家虽然控制着土地的所有权，但无法控制其实际的使用权，国家的计划控制更多地停留在宏观层面；与城市相比，农民在计划体制下得到的利益要少得多，因而农民更欢迎市场新体制；更重要的是，农村的承包制改革几乎全部农村人口都受益，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而越是接近“帕累托改进”的体制改革，所引起的利益摩擦和社会震动越小，也就越容易进行（注：樊纲：《论改革过程》，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而城市的改革则会触及到许多在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改革的难度也就更大。(2)先放权让利后产权改革。在计划体制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只有作为生产单位的工厂。而从工厂制度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市场环境的培育和企业家阶层的形成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必须先进行放权让利的改革，然后再进行企业产权改革。通过放权让利的改革，为企业产权改革创造了“辅导期”，或为企业进入市场创造了一个“适应期”，政府一方面可以有相当一段时间为企业创造外部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企业在政府的辅导下可以适当调整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建立新的经营模式，并逐渐使企业领导人完成从“国家干部”到企业家的角色转变，以便顺利地进行产权改革，使企业走上市场。(3)先微观经济改革后宏观经济改革。一个完整的、有机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改革的最终结果，在改革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要素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是逐步甚至逐个引入的。这是因于微观经济的个别性与宏观经济的相对全面性，把微观经济改革置于优先的位置，更容易发生引致效应大于破坏效应的结果，从而减少制度变迁的社会代价，并通过知识的逐步积累而不断选择更有利的变革方案，以连续的制度响应而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在20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首先进行农村改革，然后依次是价格改革、城市工业企业改革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这些都属于微观性质的改革。到90年代，才把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明确地把宏观经济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并日益通过财政、金融、货币和对外贸易等手段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实现了调控手段重点由微观到宏观的转变。

制度特性范文篇2

1.1人文性

可以说传统的学校管理相关制度，刚性有余过于冰冷，具有大量的硬性规范，特别是制定过多太细致的条款时，对人的行为和思维将会造成严重的约束，导致学生和教师都难以张扬自身的个性。但是，具有人文特性的学校管理制度，则富有人情味，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其是柔性的，温情的。人文性的学校管理制度所主要体现的是学校管理上的民主性。当前我国的学校所实行的并非独权式的校长负责，是校长责任制，其是一个组合型的概念。要实现民主的管理，就需要用学校的相关制度保障民主，用民主的方法来制定学校的相关管理制度，制度与民主是相辅相成的，其所能够形成的是一个和谐的人文环境。

1.2发展性

学校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促进学生的发展。具有发展性的学校管理制度是开放的、动态的。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尤其固有的生命周期，学校也在此行列之中，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在规律和外部特征。为了进一步促进组织的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制度。学校是一个特殊的组织，学校的管理者，应该根据学校的历史、现状、人文等为学校准确定位，做出科学的判断和分析，提出与学校发展相符合的办学目标和办学理念，并且要从制度上确保能够逐渐实现目标。一般来说，教师自身也具有其相应的成长规律，在同一个成长期有着相对稳定的性格特征、发展水平、年龄特点，在不同的成长期教师的不同目标追求我们也是要进行考虑的。而学校的发展性、开放性制度，对人的发展需求恰恰能够适应。

1.3科学性

科学性是学校管理制度的一个时代内涵。科学的学校管理制度，结合了本学校的人文、现状、历史等，体现了学校的教学、教育、管理等的本质特性，符合管理和教学的客观规律，在与时俱进的同时也体现了时代的相关要求。如果是移植的或者是外来的一种制度，那么就一定要进行接纳、取舍、消化和吸收。科学性的学校管理制度就是以控制论和系统论作为指导，将各项学校的管理制度形成一个互相补充、互相协调、互相呼应的整体，在学校的管理中让制度能够充分发挥整体的效能。

1.4系统性

如果从管理制度的关系上来说，大系统则是国家和上级部门的法规、法律、政策和规章，而学校的管理制度则是一个小系统，其必须要服从国家的管理制度，这样才能确保办学方向的正确性，才能保证依法治校，才能让学校稳定健康的发展。如果从小学内部管理制度的角度来说，学校管理的各项制度和每项制度之间，应该采用普遍的联系观点，对现代和传统、未来和现在、局部和整体、个人和集体、人文性和科学性的关系要正确的进行处理，各种管理要素也要做好协调工作。营造一个和谐的教育环境，在学校的管理中充分发挥系统性制度的综合性作用，促进学校的协调发展。

1.5公平性

公平性以制度为准则，事事进行规范，人人受益，体现了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和制度平等面对人人的准则。公平不是分配制度的平均，也不是用人制度的平等，其体现的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竞争，每个人所获得发展的机会都是平等的，这就是学校管理制度的公平性特性。学校在进行管理时对制度的公平性原则要充分发挥，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必须要处理好。

2创新学校管理制度的内容以及主要的问题

2.1创新内容

创新组织制度：主要指的是对学校的整体组织框架进行相应的调整。传统上我国的学校是受到政府的行政部门控制的，而学校的各机构也都是按照相关的要求进行设置的。所以，这就造成了教育的发展需要难以适应旧体制的集权管理，此外，为了能够进一步加强学校的活力，应该按照相关的流程实施程序化的管理。创新战略管理制度：其主要包括：走向校本、追求人本以及关注成本三个方面。追求人本是学校管理制度进行创新的核心内容，以师生的发展为本就是以人为本，是对教育中师生主体的一种承认。而将学生与教师全部归入学校的管理中所指的就是走向校本，其体现了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是对自主办学法人地位的一种确认。在学校管理的水平评价优化就是提高学校的管理效能。这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是创新现在学校管理制度的主要内涵，是构建学校管理制度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创新决策制度：以对学校发展的相关要求为根据，进一步提高决策的质量。决策是否正确关系着学校是否能够根据相关的教育发展要求，快速健康成长。要以现代的教育理念为本进行管理制度的创新，要建立民主、科学的决策体系，强化决策管理，要充分发挥各项功能，进一步提高管理方面的质量。创新人事制度：在学校的管理制度中一个较为深层的改革内容就是人事制度。要求打破所有制的界限，在选拔人才时要求不拘一格，不论资排辈，打破资历等限制，在全社会范围内和学校的辐射范围内公开广泛招聘教师，有让有能力有经验的人走上相应的管理岗位，此外，要打破终身制，终身制对于提高教师的整体水平是极为不利的。所以，要实行庸者下，能者上的创新机制，要为一切有为者、有志者提供和创造公平竞争的机会。

2.2应注意的问题

从实际出发：学校所制定的相关管理制度要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行性。所以，要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相应的制度，要综合考虑执行对象的心理特征、年龄特征以及认识水平，同时对目前的发展情况和学校的历史传统也有做好衔接工作，确保制度所提出的措施和要求都能够恰到好处，切实可行。简明完整：学校的管理制度需要逐步的进行完善和完整，对于每一项制度来说，都要求内容简洁，要简明扼要，以便于记忆和掌握。目的要明确：在制定各项规章制度时，目的应该明确，只有这样，制度的监督和执行才能够拥有依据。所以，学校在制定或创新管理制度之前，要对为什么要制定管理制度进行充分的考虑，明确的目的，才知道该如何去做。要组织相关的人员在制定的过程中统一认识，进行充分的讨论，让制度拥有可靠的思想为基础。相对的稳定性：学校是一个相对稳定和不断发展的统一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组织。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对教育的要求也有所不同，而学校为了适应要求也在不断的进行改革。由于教育的周期相对比较长，所以，这就需要学校管理应该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学校的管理制度就要一成不变，其应该根据时代的要求进行不断的改革、完善和创新。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形成适应新形势的制度，应该在稳定中求创新，摒弃过时的制度，发展和完善新制度，以创新为根本进一步促进学校的发展。

3总结

制度特性范文篇3

[关键词]房地产；投资信托；制度特性

一、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的制度内涵

房地产投资信托(RealEStatelnVeStmentTrUSts，简称REITs)，又称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最早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它是一种通过发行股票或者单位受益凭证来募集大众投资者的资金以形成基金，由专业投资机构投资经营房地产及法定相关业务，并将绝大部分的投资收益定期分配给投资者的特殊的集合投资制度。美国的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制度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不断趋于完善，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房地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借鉴美国做法，通过立法建立起本国的REITs制度。据全美房地产投资信托协会(NAREIT)的资料统计，截至2003年底，已有1日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REITs法规。由于各国的REITs制度都是借鉴美国REITs的理念和原理创建，因此在制度内涵上基本相同。美国的REITs制度安排主要有以下内涵和特点：(1)REITs的实物形态是一种证券化了的信托投资基金，它是通过向大众投资者发行股票或单位受益凭证募集资金而形成。为了避免REITs变成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美国法律对REITs的股东数作出严格限制，规定REITs的股东不得少于100人，且持股比例最大的5个或5个以下的个人持有的REIT股份不得超过50％。(2)REITs基金管理公司是一种专业性的信托投资组织，它扮演的是“受人之托，代人投资”的中介入角色，帮助大众投资者实现对房地产的直接投资。(3)REITs必须将大部分资产投资于能够定期产生租金收入的经营性房地产项目，且收入来源主要应是房地产项目的租金。譬如，新加坡和韩国规定REITs投资于房地产的比例至少在70％以上，美国和日本规定REITs投资于房地产的比例至少在75％以上，香港规定REITs投资于房地产的比例至少在90％以上。(4)REITs必须将其90％以上的投资净收入作为股利在当年内分配给投资者。(5)如果满足以上条件及其他规定，那么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作为一个专业投资机构，可以享受免征公司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二、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制度的契约性

REITs作为一种通过募集大众投资者的资金交由专业投资机构投资经营房地产的集合投资制度，其产生与房地产业投资的“高进入壁垒”直接相关。这种产业进入壁垒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高资本“门槛”。房地产投资动辄上千万，很多项目投资都是数亿元，甚至数十亿元，中小投资者根本无法承受。另一方面是专业化技能“门槛”。房地产投资虽然利润丰厚，但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很大。对房地产的投资需要对国家政策、宏观经济、房地产业发展周期、市场供求、房地产地段、价格、升值潜力等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否则很容易导致投资失误，损失惨重。这种很高的专业化要求，一般投资者也是难以达到的。产业壁垒的存在，阻碍了大众投资者对于房地产业的投资。REITs制度的出现就是国家在制度创设上对于这一现象所作出的反应。通过REITs制度，礼会投资者将自己的资金委托给更具有专业优势和效率的机构或者人士去运用，并从人那里获得投资回报。这实际上就在委托人和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契约关系。因此，更深入地看，REITs作为一种集合投资制度，它实质隐含着社会投资者与专业化的房地产投资管理机构之叫的特定权利义务关系，也即契约关系。与一般契约关系不同的是，REITs中体现的契约关系具有公共性和集体性的显著特点。为尽量减少因缔约双方信息不对称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害，国家对于REITs的投资对象、资产结构、收入构成、分配比例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而一般的契约对于这些问题都是山缔约双方协商确定。也就是说，在REITs这一投资活动中，田家为社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管理机构拟定了一份公共契约，需要双方协商的内容已经很少了。作为接受这份公共契约的回报，国家给予其税收优惠。REITs投资中的契约关系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集体性。在每一只REITs中虽然有成千上万个不同的投资者，但REITs契约并非由他们逐一与专业投资机构谈判签订一个个契约而形成，而是统一由专业投资机构根据国家规定提供一份集体契约(即REITs投资协议)，交由每一个投资者“背书”(即认购基金份额)，当达到法定的背书人数及投资金额时，集体契约有效成立。所以，从根本上讲，REITs这一集合投资制度就是一份山国家事先拟定好主要条款的集体投资契约，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提供税收优惠为社会大众提供一个房地产投资获利的渠道或者机会。

三、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制度的社会性

KEITs作为国家创立并推动的特殊集合投资制度，其意义远远不止于一种商业行为，它还具有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的社会职能。社会性是REITs集合投资制度更为重要、更富意义的特性所在。这具体体现在以卜三个方面。

第一，大众参与性。房地产业是大众产业，与社会大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房地产业又是一个创造巨大财富的产业，历来对于房地产的分配是决定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高资本和专业化进入壁垒，社会大众—直被排除在房地产投资之外，分享不到房地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好处，房地产业所累积的巨额财富往往被少数人所占有，从而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这种因为投资机会不均等而导致的财富占有的多寡更容易使大众产生社会不公平感，如果国家不采取措施而任其累积，势必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对于此，美国政府创设的REITs制度为大众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持有房地产、分享房地产利润的公平机会，使房地产业成为社会大众直接参与的产业。REITs不仅集合了大众投资者的资金，而且集合了大众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行为，它以一种集体行动的方式实现了房地产投资的大众化和社会化。

制度特性范文篇4

二、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制度的契约性

与一般契约关系不同的是，REITs中体现的契约关系具有公共性和集体性的显著特点。为尽量减少因缔约双方信息不对称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害，国家对于REITs的投资对象、资产结构、收入构成、分配比例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而一般的契约对于这些问题都是山缔约双方协商确定。也就是说，在REITs这一投资活动中，田家为社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管理机构拟定了一份公共契约，需要双方协商的内容已经很少了。作为接受这份公共契约的回报，国家给予其税收优惠。REITs投资中的契约关系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集体性。在每一只REITs中虽然有成千上万个不同的投资者，但REITs契约并非由他们逐一与专业投资机构谈判签订一个个契约而形成，而是统一由专业投资机构根据国家规定提供一份集体契约(即REITs投资协议)，交由每一个投资者“背书”(即认购基金份额)，当达到法定的背书人数及投资金额时，集体契约有效成立。所以，从根本上讲，REITs这一集合投资制度就是一份山国家事先拟定好主要条款的集体投资契约，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提供税收优惠为社会大众提供一个房地产投资获利的渠道或者机会。

三、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制度的社会性

第一二，资本社会化。REITs集合的是分散在千千万万投资者手中的闲散资本，有着广阔的资金来源，其对房地产业的投资是直接投资，这使得房地产业的资本来源真正实现了社会化。在房地产业高度发达的美国，REITs是房地产业投资的主导力量，它改变了原来房地产企业对于银行资金等间接资本的依赖局面，将源源不断的社会资本直接与房地产业对接起来，从而使房地产业的发展获得了坚实的社会资本支持和支撑。

第三，房地产产权社会化。在REITs出现以前，房地产主要由私人或者国家拥有，其产权的社会性很低。REITs通过对房地产进行证券化，将房地产产权(更确切地讲是受益权)分?小友“股份”，让社会大众投资购买，直接获取其租金和资产升徝等产权收益，这相当于大众投资者拥有了该房地产。比如，美国著名的商务娱乐和办公建筑群——洛克菲勒中心，在1985年通过REITs形式实现证券化，向社会发售产权份额，使原来财团私有的房地产变成现在的山千千万万的社会投资者所拥有，改变了洛克菲勒中心的产权性质。当大量的私有房地产权和国有房地产权通过REITs转变为社会产权以后，整个房地产业的产权结构将发生根本改变，房地产业最终也就实现了社会化。这将无疑是REITs这种集合投资制度对于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制度特性范文篇5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历经近3个世纪的不断发展和丰富，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成为公共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石。

公共产品（publicgoods）①一词最早由林达尔（Lindahl）1919年在《公平税收》中提出。不过早期学者如休谟、斯密等，虽没提出这一用词，但针对事物公共性论述了公共产品问题。萨缪尔森指出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为公共产品。［1］［2］但是“萨氏”将所有产品分为纯私人产品和纯公共产品未免过于简单。［3］［4］

公共产品特性和分类一直为学者所关注，例如马斯格雷夫（1959）将产品分为公共产品（纯）、私人产品、混合产品和有益产品；［5］奥斯特罗姆夫妇（2000）将产品分为私益物品、收费物品、公共池塘物品和公益物品。［6］

传统观点认为存在着市场失灵，市场不能有效供给公共产品，政府应承担供给责任。但是科斯1974年在《经济学上的灯塔》一文中以事实为依据提出公共产品供给可以引入市场机制的观点。此外，在公共产品提供上出现“政府失灵”问题，也促使学者探索政府之外的供给方式和模式。例如德姆塞茨（1970）指出如果存在排他性技术，私人企业能够有效地提供某些公共产品。［7］韦斯布罗德（1974）提出由第三部门即非营利部门提供公共产品，论证政府和第三部门的合作互补关系。［8］奥斯特罗姆夫妇（2000）提出多中心供给理论。［6］

有些经济学家指出，政府供给并不意味着政府要亲力亲为、直接生产，施莱弗指出当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比较完备的合同时，私人生产公共产品比政府更有效率。［9］但是宪政经济学认为公共产品供给关键不再是效率，而是制度设计，没有有效的集体决策制度，公共产品无法有效供给。［10］

现实中人们往往不能或不愿表露真实偏好，蒂布特（1956）指出“用脚投票”以表露偏好。［11］格林和拉丰（GreenandLaffont）设计非市场机制诱导提供公共物品所需信息。［12］［13］

以上是间接偏好表露法，近些年经济学界以调查和问卷形式获取个人对公共产品偏好，被称为“或有估价法”（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是直接偏好表露法。

地方性公共产品理论是公共产品理论的延伸。奥兹（Oastes）在《财政联邦主义》中指出，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他们各自的选民，则总量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14］全球公共产品实践与理论的发展，［15］对已有公共产品概念及供给机制形成新的挑战，为国内公共产品问题提供新的思路与实验机会。

从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发展路径可以看出，对公共产品研究基本形成以下研究框架（见表1）。

二、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批判性解读——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

1.公共产品定义、特性以及分类的误导性。

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公共产品最基本的特性，不可分割性、共同性等多是从基本特性派生出来的，其目的是使定义与特性更具现实解释力。但是公共产品这些特性从根本上说是产品具有的物质技术特性，是基于产品自然属性的纯技术性判断标准，只是抽象出“非竞争”和“非排他”作为假设特质。用这些特性认识公共产品，一方面无法摆脱就现象论现象的认识怪圈，误导人们只从物质技术特性即自然属性出发，而对决定公共产品本质的社会属性视而不见；另一方面，误导人们在公共产品供给措施和政策上做出错误选择。

例如，萨缪尔森将公共产品定义为，“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减少的产品”。［1］可以看出，非竞争性只是产品消费机会均等性即消费属性在现实中的片面表现，许多私人产品例如私人花园，其美景、花香就符合“萨氏”的非竞争性标准。虽然布坎南等对“萨氏”定义提出异议，但也不过从公共产品一些表象出发做了补充和拓展。如布坎南的俱乐部产品是根据一定范围内的消费机会平等性和非排他性对产品从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的转换作了连续性处理。［4］这种认识虽更贴近现实，但是仍是从现象上把握公共产品性质，只不过更加注重了一定范围内产品自然属性带来的效应。

如果以西方公共产品定义、特性为标准，对同一产品例如教育进行判断，其研究结论大相径庭，例如巴罗教授认为“教育是纯粹公共物品”；布坎南和萨缪尔森认为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可见，对同一产品进行公、私判断会产生不同认识，无疑会给供给政策制定和措施选择带来很大的误导性。因此，使用“萨氏”基于自然属性的技术判断标准，抛开历史性、社会性，从根本上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不能做出符合历史逻辑的科学解释。对公共产品进行界定并科学认识本质应从其社会属性出发，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分类主要依据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程度和产品形态等。从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程度出发，只能对公共产品做有限个罗列，这种有限性源自对公共产品自然属性把握的不完全性和片面性。从产品形态分类拓展了对公共产品的认识，将长期忽视的制度和文化形态公共产品纳入到范畴中。但是这种分类依然淡化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实际上就是淡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以及制度等性质的决定作用，用这种割裂内在联系的方法，粉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

2.满足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的虚伪性。

表面看，公共产品是为满足公共需求、为社会公共利益由公共部门即政府提供的一种产品。这种“公共”性，似乎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为普通社会大众需求和利益服务的“美景”。但是将这种“公共”性纳入历史分析框架，就能够揭开“公共需求”、“公共利益”的虚伪面纱。

“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具有很大的虚伪性。这种看似社会普通大众的公共需求，只有成为符合资产阶级利益需求并为资产阶级共同利益服务时，才能成为一种能被满足的需求，也就是说某种公共产品只有在给整个资产阶级带来的收益大于损失的时候，它才能被有效供给。［16］例如规制环境污染的公共产品在威胁到社会普通大众生存的情况下还不能得到有效供给。这说明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决定社会普通大众公共需求能否满足、公共利益能否维护取决于这种公共产品能否符合资产阶级共同利益需求，能否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只有资产阶级把其“特殊社会”的需求上升为社会的普遍需求，把其局部的资产阶级利益上升为社会的公共利益，把资产阶级追求原则上升为社会的普遍原则，社会普通大众的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才能得到满足和维护。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指出，林木所有者一方面以受害人身份要求获取对私人利益的赔偿；另一方面又利用自己的立法者身份，打着“公众惩罚”的名义，企图将自己的私人利益公共化，获取更大的利益。［17］（P277）可见“公共需求”、“公共利益”的实质是以资产阶级公共需求为出发点，并从根本上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而服务的。只不过，资产阶级这种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从形式上泛化为社会普通大众的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披上了看似美好的虚伪面纱。

由于“公共”性，似乎公共产品供给与公共部门即政府有了天然的联系。但这种由“公共”性引发的政府供给，其实质是为了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顺畅运行，满足资产阶级私利需求而引发的。马克思指出在一些国家，“甚至可以在生产方面感到铁路的必要性；但是，修筑铁路对于生产所产生的直接利益可能如此微小，以致投资只能造成亏本。那时，资本就把这些开支转嫁到国家肩上，或者，在国家按照传统对资本仍然占有优势的地方，国家还拥有特权和权力来迫使全体拿出他们的一部分收入而不是一部分资本来兴办这类公益工程”，这是因为资本“总是只寻求自己价值增殖的特殊条件，而把共同的条件作为全国的需要推给整个国家”。［18］（P24）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国家采取的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即以表面上“公共利益”代表的姿态出现，但是它集中体现了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性质。那么政府活动必须与国家本质保持一致，由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其根本目的在于为统治阶级共同利益创造一种良好的社会环境，以使整个社会成为实现统治阶级共同利益的有效途径或工具。

3.以市场失灵作为划分政府、市场供给边界的局限性。

由于公共产品特性致使分散的市场力量不可能有效提供，供给存在市场失灵，从而为政府供给提供理论依据，［1］［2］市场失灵成为划分公共产品政府、市场供给的边界。但是这种划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只以市场尺度为基点，公共产品只能成为市场失灵的附属物，只是市场不能解决才让渡给政府。这种划分的局限性在于对公共产品（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绝对化认识。

首先，西方公共产品理论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认为“经济人”追求私利，存在公共产品市场供给失灵，需要政府供给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伴随着“经济人”的存在必然产生的，这就难免将公共产品（政府）和市场看作弥补与被弥补的关系；认为二者是历史的起点，而不是历史的结果，是自然的、永恒的现象。认为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是为弥补由于“经济人”本性带来的市场失灵，就会使供给主体和政策选择绝对依赖于公共产品（政府）和市场关系，选择的出发点只以市场失灵为基础，只有市场不能或不愿提供时才转而需要政府或其他供给主体，这种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必须看到公共产品是一个历史概念，是历史发展中的经济现象，并不是市场永恒伴生物，不仅仅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而存在的。早在资本主义市场制度出现前，在尚不存在纯粹市场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就已经存在所谓的公共产品，根本无从谈起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

即使在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下，公共产品的最终目的也不仅仅是弥补市场失灵。更主要的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顺畅运转、发展服务的，这突出表现为何种公共产品能提供、何时提供是不以社会普通大众意志为转移的，而以能否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为准绳。选择的标准，在于哪些弥补市场失灵的公共产品是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哪些是能听之任之的。因此，绝对化认为公共产品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产物，并以此划分政府、市场供给边界显然没有把握住市场失灵现象背后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应该说，公共产品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作用机制大不相同，不能仅局限于它与市场的关系来考察。

此外，公共产品供给已从绝对的政府、市场两分法得以扩展，形成了多中心供给、自愿供给等模式。但是，这种供给主体多元化是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关系不断调整而形成的。就公共产品供给的根本目的而言，是为了维护和促进其所依附的经济制度健康发展和完善。因此，考虑其供给主体不应该机械地认为要么是政府，要么是市场，而应基于生产力水平以社会经济制度对公共产品的现实要求为标准。

而就公共产品供给量而言，认为市场失灵导致供给意愿和供给效力不足是主流观点。诚然，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确实存在，但也存在着供给过剩问题，而决定这种供给过剩或者不足的，不是弥补市场失灵的要求，而是社会经济制度发展的要求。有些公共产品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代表主导阶级利益，往往存在着供给充足或过剩现象；有些公共产品代表着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往往会供给不足或受资本家抵制而不能得到有效供给。

由于把“经济人”的利己性归结为一般“人”的特性，即把资产者特殊人性说成一般人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只从成本收益（或付费）的角度来定义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至于供给量的决定，西方理论界倾向于采取均衡分析方法，强调在供求均衡中寻找供给的具体量。实质上，公共产品供给量是一个受多重因素制约的变量，其大小与社会经济制度所要获得的利益程度密切相关，供给量的把握更重要的是看到社会经济制度对这种公共产品的需求。如果这种需求是从社会一般利益出发，则这种供给量除了受到剩余产品量的限制之外，还会受到社会一般利益的长远利益、眼前利益以及社会一般利益内部结构等限制。

4.唯心史观与个人主义方法论上的错误性。

之所以西方公共产品理论会在定义、特性以及分类上具有误导性，在满足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上具有虚伪性，在以市场失灵作为划分政府、市场供给边界上具有局限性，其根本原因在于方法论上的错误性。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依然沿用的是西方经济学分析范式和惯用的方法论，是从唯心史观出发，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做是天然的、永恒的，不研究生产关系本身，而是把重点放在物的发展上，甚至有意、无意地用物的关系来掩盖人的关系，并运用个人主义方法看待公共产品问题。总的来说，就是割裂经济关系与其他社会制度的关系，无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沿用抽象、演绎的个人主义方法，从表象出发，将公共产品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孤立地区分开，采用边际分析和成本收益方法研究公共产品特性①与供求均衡条件，利用证实和证伪的检验理论对理论前提、结论以及本身逻辑推理的合理性进行检验和验证。

虽然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在不断修正中完善，但是这些修正与发展沿用的依然是唯心史观看待社会发展的思维方式，归根到底不能用科学的唯物史观看待社会历史变迁中的公共产品，这是因为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在研究问题上存在着两个共同缺陷：一是在研究问题时脱离社会性和社会关系，将事物属性视为某种与生俱来、永恒不变的共性；二是用这种抽象不变的共性来解释各种社会历史现象，把抽象孤立的属性看做是打开各种社会经济现象的钥匙。

三、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公共产品理论构建的几点设想

公共产品是一个历史概念，公共产品理论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才能科学揭示其本质，正确看待其供需特性以及选择合理的供给模式。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将公共产品放入历史长河可以看出，公共产品是为了满足某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共同需要而存在的，它关系到社会存在和发展，这种社会共同需要得到满足时往往会带来利益共享，最终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正是因为这种需要共同性与利益共享性，才会在现实中外在地表现为消费的共同性与受益的非排他性，这两个特性又受到历史条件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制约，这种制约不仅体现在公共产品的内容、结构和种类上，还体现在它与私人产品的转换上。认识公共产品，必须看到其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既不能离开共性也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因此，公共产品本质上说，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以一定范围的社会共同需要为出发点，体现社会一般利益共享，为维护和促进其所依附社会经济制度发展和完善的产品。可以看出，公共产品不仅是为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推进利益共享，更是为了维护和促进其所依附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产品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制度安排与设计，社会属性对公共产品界定起着决定性作用。

2公共产品分类要立足其本质属性，它是以“社会共同需要”为出发点，体现“社会一般利益共享”，“为维护和促进其所依附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的产品。根据社会共同需要、利益共享和维护、促进社会经济制度发展和完善的程度不同，可以将公共产品分为维护性公共产品、经济性公共产品和社会性公共产品。维护性公共产品是指维护社会正常运行和个人基本存在的公共产品，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是最基本的共同需要，覆盖范围最广，利益共享程度最高，强调消费机会平等性和供给公平性，例如国防。经济性公共产品是为了保障和促进经济顺畅运行和发展的公共产品，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需求具有针对性，是一定范围的利益共享，例如扶持某种产业发展的政策。社会性公共产品是需求层次较高的公共产品，这类公共产品更侧重促进社会完善和个人发展，关乎发展权利，例如教育。这三类公共产品的划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变动的。一般来说，在经济处于较低发展阶段时，维护性公共产品需求更多和更容易被供给；当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性公共产品日益被需求和供给出来；当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时，对社会性公共产品共同需求不断增长，供给能力也不断增强，这种公共产品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维护性和经济性公共产品所占比重相对下降并保持在一定水平。

3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与模式的选择应基于现实社会经济条件而呈现出动态变化，不能绝对地、孤立地看待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与模式，仅仅认为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使公共产品成为市场附属物。因此，在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和模式的选择上，应该坚持供求双层约束下的经济发展动态观。供求双层约束下的经济发展动态观认为，公共产品供求总量、内容、类型和结构是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约束的，其供给主体和模式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的不同呈现出动态变化，只不过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上，哪个供给主体和哪种供给模式更占主导地位而已。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有政府、市场、非营利部门等多种主体，也就形成以某个供给主体为主导的供给模式，或是多元参与有所侧重的供给模式。一般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共产品供求结构、供求重点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具有阶段性特征。在选择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和模式的时候，要立足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把握供求的阶段性特征，并以动态视角正确审视各种供给主体供给能力的大小，选择合理的供给模式。供给能力大小和公共产品对社会发展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供给主体和模式的选择，当经济发展处于较低阶段时，公共产品更多地由政府供给，居民对维持性公共产品具有更大需求；当经济日益发展时，可以将公共产品市场化供给作为政府供给的补充选择，此时居民对经济性、社会性公共产品具有更大的需求；当经济发展处于较高阶段时，公共产品供给可以不再主要依赖政府供给，而是形成市场、非营利部门、自愿等多元供给格局，供给主体和模式呈现出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

［关键词］公共产品；市场失灵；社会需求；社会利益；唯物史观

［摘要］公共产品是一个历史概念，公共产品理论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才能科学揭示其本质，正确看待其供需特性以及选择合理的供给模式。西方公共产品理论之所以会在定义、特性以及分类上具有误导性，在满足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上具有虚伪性，在以市场失灵作为划分政府、市场供给边界上具有局限性，其根本原因在于方法论上的错误性。

参考文献：

［1］SamuelsonPAThePureTheoryofPublicExpenditure［J］Th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54,（36）.

［2］Samuelson，PADiagramaticexpositionofatheoryofpublicexpenditures［J］Th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55,（37）.

［3］Colm,GCommentsonSamuelsonstheoryofpublicfinance［J］Th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56,（38）.

［4］Buchanan,JMAnEconomicTheoryofClubs［J］Economica,1965,（32）.

［5］Musgrave，RATheTheoryofPublicFinance［M］NewYork:McGraw-Hill,1959

［6］埃利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7］鲍德威，威迪逊公共部门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8］BurtonWeisbrodTowardaTheoryoftheVoluntaryNonprofitSectorinThree-SectorEconomy［A］inEPhelpsedAltruismandEconomicTheory［C］NewYork：RusselSage,1974

［9］Shleifer,AndreiStateversusprivateownership［J］Th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998,12（4）.

［10］Marmolo,EAconstitutionaltheoryofpublicgoods［J］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Organization,1999,（38）.

［11］Tiebout,CMAPureTheoryofLocalExpenditures［J］PoliticalEconomy,1965,（64）.

［12］Green,JerryRandLaffont,Jean-JaquesIncentivesinPublicDecision-making［M］NewYork:North-HollandPublishingCompany,1979

［13］Laffont,Jean-JacquesIncentivesandtheallocationofpublicgoods［A］AJAuerbach&MFeldsteinedHandbookofPublicEconomics［Z］edition11987，Vol2,No10

［14］WallaceFOatesFiscalFederalism［M］HarcourtBraceJovanovich,Inc,1972

［15］IngeKaulGlobalPublicGoods：InternationalCooperationinthe21Century［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9

［16］胡钧，贾凯君马克思公共产品理论与西方公共产品理论比较研究［J］教学与研究，2008,（2）.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文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制度特性范文篇6

[关键词]房地产虚拟经济重构稳定

在市场经济中，房地产有三个基本功能：一是为消费者提供居住和工作场所；二是为个人和企业提供投资或投机机会；三是为整个信用制度提供最基本的抵押资产（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银行抵押资产的90％是房地产）。前者是房地产的自然属性，与是否市场经济无关，后两者则是房地产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功能，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这两个功能。房地产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功能引发房地产在市场经济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基本作用：其正面的基本作用在于房地产可以迅速通过房地产信贷的杠杆撬动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发达地区，导致该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在中国这总是为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土地出让和税收收入）；而基本的负面作用就是它可能带来泡沫经济的风险。可见，房地产在现代经济运行中具有很强的虚拟经济的运行特征，把房地产作为虚拟经济的部门之一来进行研究更能体现房地产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性。

然而，在传统经济理论中，房地产（realestate）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最重要的实物资产（realassets），属于实体经济的研究范畴，房地产的变动应该与经济基本面相吻合。但是，现实经济中的“房经背离”和“房地产泡沫”等种种“异象”又说明了仅把房地产作为一种实物资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从当今经济虚拟化的现实出发，运用虚拟经济理论对之进行合理的解释。

一、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研究

在现代经济中，资本化定价方式越来越普遍，整个经济系统中虚拟经济部分的影响日益增强，相应地，虚拟经济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要。国内外学者对虚拟经济的定义和称呼有很多种，但是它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而存在的看法却是共同的。虚拟经济概念的本质意在概括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基础就是资本化的定价方式。它是观念支撑或心理支撑的价格形成系统，而实体经济是成本支撑的价格形成系统。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房地产的价格形成无疑属于虚拟经济系统。

可见，虚拟经济理论重视预期和心理活动、不确定等因素的作用，它把整个经济系统划分为由成本支撑的实体经济系统和由心理支撑的虚拟经济系统。虚拟经济是一种以资本化定价方式为其行为基础的特殊的经济运行关系，一种资产，不论其有形还是无形，也不论其是金融资产还是房地产，一旦以资本化定价方式来定价，它就具有虚拟资产的运行特征，就应该纳入虚拟经济的研究框架。虚拟经济中的所有运行特征、运行规律和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无不与资产的这种特殊定价方式有关。对房地产虚拟性的研究也是从资本化定价方式入手的。有关的研究如下：

1.关于房地产定价方式的研究。刘骏民（1998）指出：如果从定价方式的角度来看，即使是狭义的虚拟经济的定义也要包括房地产。随后，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课题组“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研究报告”指出房地产虚拟性是介于一般商品和金融资产之间的，房地产虚拟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具体包括：房地产存量与市场、经济发展与经济虚拟化的程度以及制度因素（包括土地制度、法律制度和市场结构等影响房地产虚拟性质的主要制度因素）。

2.关于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经济稳定的关系研究。郭金兴（2005）指出：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并不必然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房地产具有稳定经济的内在机理。房地产价格的长期增长趋势可以使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中的货币需求相适应，而房地产价值的相对稳定性对稳定货币发行，从而稳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王国忠（2005）通过计量经济模型的检验发现：房地产价格波动对整个经济价值系统的影响是直接而显性的。房地产价格与货币供应在整个区间内存在双向的影响机制，房地产价格对股票价格与实体经济的价格指标都有着单向的传导机制，房地产的价格波动会影响股票市场的价格及实物生产价格的波动。这说明作为虚拟经济的子集，房地产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如果把房地产部门看成是虚拟经济的一部分，然后再来考察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就会发现，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出现了增强的趋势。鞠方（2005）基于对现代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特殊性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基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二元结构分析框架，提出了房地产市场货币积聚假说，对房地产泡沫的成因进行新的解释。进而把房地产泡沫放在协调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重点剖析房地产泡沫、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为三者的互动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并指出：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具有鲜明的虚拟经济特征和实体经济特征的特殊市场，正是由于这种“虚实两重性”，决定了房地产“异象”成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二、从虚拟经济的角度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基本思路

在认识到房地产的虚拟性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按照虚拟经济的理论框架（刘骏民，2003），从虚拟经济角度来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这种重构包括以下几个有机的组成部分：①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研究。这是从虚拟经济的行为基础——资本化定价方式的角度对房地产虚拟性进行的研究。②对房地产自身的稳定性的研究。首先，从虚拟经济的运行特征——强波动性入手，然后，对房地产这种虚拟经济成分自身的稳定性进行研究。③从价格的角度来研究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说明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互动关系——房地产如何影响宏观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什么影响。④从资金流的角度阐述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这种资金流包括货币资金流和信贷资金流。分析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波动）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新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核心部分。⑤指出在虚拟经济条件下政府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干预，以促进经济稳定。⑥案例研究。研究美国、英国、日本、中国等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

由此，从虚拟经济的角度来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图大致如下：

三、从虚拟经济角度来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意义

在经济虚拟化背景下，研究房地产虚拟性质与宏观经济稳定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大体而言，从虚拟经济的角度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强调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功能，从而将股市、债市、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等看作一个整体来考察房地产，考察资金在这些领域中转移流动的规律及其影响；第二，强调房地产作为资产的虚拟性质和可能的房地产引发的泡沫经济的风险。这种从市场经济功能视角的研究将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有利于正确解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传统经济理论难以有效解释房地产市场运行中的“异象”，只有在对房地产虚拟性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会对虚拟经济的定义和研究领域有更深刻的了解；才会对虚拟经济的理论出发点是把整个经济看作一个价值系统而非物质系统有更深刻的理解；这种研究必将极大地丰富虚拟经济的理论。

有利于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研究房地产虚拟性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指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有利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稳定和协调发展，这在客观上为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并有利于提高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

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协调发展。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房地产的健康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研究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协调发展，从而为经济增长服务。

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事关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和社会稳定，房地产泡沫引发的财富分配效应可能加剧收入分配差距，造成社会利益主体的矛盾激化。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也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房地产业也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各国的GDP增长对房地产业的依赖性较强。在此情形下，如果房地产业出现不正常的发展，不仅会导致房地产业衰退，还会对金融体系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不良影响。因此，认识房地产虚拟性并在此基础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发展中的问题，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金融安全、投资决策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AlanGreenspan.Newchallengesformonetarypolicy．beforeasymposiumsponsoredbytheFederalReserveBankofKansasCityinJacksonHole［R］．Wyoming，August27，1999.

[2]刘骏民.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39～42.

[3]刘骏民.虚拟经济的理论框架及其命题[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4]王千.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D].南开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5]王国忠.虚拟经济稳定性研究［D］.南开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6]李杰,王千.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的理论和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2006,(2).

制度特性范文篇7

【摘要】刑事诉讼程序的双重价值对非法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具有重要影响，明确此点，将有助于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一、关于非法取得证据的概念

“非法取得的证据”是一个在各国刑事诉讼理论中广泛使用概念，根据英国《牛津法律词典》的解释，“非法取得的证据是指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理论中对“非法取得证据”的概念作了进一步的界定，“非法取得的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司法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违反国家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收集证据应当遵守的原则和程序的规定所收集的证据。”{1}

二、对非法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的理论探索

笔者认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观是影响非法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的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刑事诉讼程序的整体价值观实际上就是决定非法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时所执的判断标准。因此，在这里，先对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内容，特征及权衡进行一定的分析是必要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探讨这样的价值内涵对非法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的影响，从而获得建立我国非法取得证据取舍标准的理论根据。

到目前为止，关于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问题，理论界有相当热烈的讨论，具体观点有“绝对工具主义”、“相对工具主义”、“程序工具主义”，“经济效益主义”等等，这里不一一阐述。笔者以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特征为基础将刑事诉讼程序价值区分为共性价值和特性价值。“共性价值”是指刑事诉讼程序作为一种“程序”所具备的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前提的价值特征，这种共性价值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也可将之称为刑事诉讼程序的“静态价值”。“特性价值”是指刑事诉讼程序自身具有的独立的内在品质，是其区别于其他程序的根本所在。

1．刑事诉讼程序的共性价值：如上所说，这一价值主要是体现刑事诉讼程序作为“程序”的一种所具有的价值，这种价值的外在表现是刑事诉讼程序作为“程序”的特征和属性，因此，如果违背了这些共性价值的要求，刑事诉讼程序就可能丧失其程序性的功能。这里笔者借用了陈瑞华先生在论述程序公正性的最低评价标准时使用的几个名词（但赋予它们不同的内涵）来阐述共性价值的各个属性：{2}a．“参与性”：程序的“参与性”是指程序的形成和运作必须依赖于有关因素的参与，这些因素不仅包括程序的主体因素，同时包括程序的客体因素。

首先，从“参与性”来说，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客体因素符合程序参与性的要求，排除这类证据对程序的参与，程序是不完整的，程序的运行和发展也会因此而缺乏相应的动力和基础。实践中因否定某项非法取得的证据尤其是非法取得的关键性证据的证据能力而导致诉讼程序的延误，侦查工作的停滞就是这个原因；其次，从程序的“自治性”来看，非法取得的证据”本身是程序运行的自身因素，而非法手段则不属于程序运行的自身因素，“手段”并不参与程序的运行过程。如果用生产流水线来比喻就是只要“原材料”（证据材料）这一参与生产过程的因素本身是真实的、充分的，不管获得“原材料”的手段如何，“产品”（程序结论）的质量都不会受到影响。

最后，从程序的“秩序性”上来看，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可取，还应视这种非法手段的使用是否破坏了对程序内部各因素尤其是主体因素之间力量的平衡和关系的协调，如果是，那么这种证据就是不可取的，反之，则是可取的。比如说“刑讯逼供”这种非法手段已经造成了刑事诉讼主体即犯罪嫌疑人与追诉机关之间力量的不平衡和关系的不协调，因而以刑讯逼供方式获得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就是不可取的证据；另一方面，从“刑讯逼供”获得的口供（即“毒树”）中获得的其他证据（即“毒树之果”）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对平衡关系的破坏，因而笔者认为作为“毒树之果”的证据应该是具有可采性的。[3]

从以上对共性价值的分析，可得出第一步的结论，即非法取得的证据符合参与性和自治性的共性价值要求，也并未完全违背“秩序性”的要求，但不尽然，对非法取得证据取舍这一问题的探讨还应进一步对刑事诉讼程序的另一种重要的价值即特性价值进行分析。

2．刑事诉讼的特性价值：如上文所述，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性价值属上层建筑的范畴，因此，特性价值即刑事诉讼程序独立的内在的品质是与人们设立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期望密不可分的。美国著名法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曾经说过“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的确，现代人们对法律这种制度的期望正在或已经被广泛地接受为“正义”或者“公正”这一价值理念。然而，正如另一美国综合法学的代表博登海默尔说的“‘正义’是一张有着普洛透斯似的变幻莫测的脸”一样，“正义”是一个内容复杂的，综合性极强的概念，不仅如此，“正义”的历史性、主观性特征更增加了它的复杂性。

首先：从“公正”的综合性特征来看，非法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中包含的价值冲突最突出的就是惩罚犯罪与保障公民正当权利之间的价值冲突。从根本上来说，我认为，惩罚犯罪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秩序，而社会的安定秩序是公民个人得以享受个人权利的前提和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惩罚犯罪”代表的是更宏观的、更长远的、更根本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惩罚犯罪”本身是不择手段的，并且这种不择手段已经构成对社会安定秩序更大的破坏，也就是说这时的“惩罚犯罪”已经无法实现其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价值目标，同时个人权利也因此失去了得以实现的前提而最终落空。

其次：公正的“相对性”要求：对“惩罚犯罪和保障公民正当权利”价值冲突的权衡而达到的并非就是绝对的均衡即绝对的公正，在相对公正的状态下某种价值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损失，笔者将之称为正当或合理损失，这种情况不应被视为是非公正的。如上例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未履行某项具体的程序义务如签字，盖章就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正当（或合理）的损失，以此作为程序非公正的理由是不具有充分性的。

最后，公正的“动态性”要求在权衡惩罚犯罪与保障公民正当权利的价值冲突时，应当考虑个案的具体情况，反对以固定的模式去决定非法取得证据的取舍，例如对未告知沉默权而获得的犯罪嫌疑人的重要口供如果可以推知犯罪嫌疑人是已知该权利的（如犯罪嫌疑人本身是法律工作者，或者是累犯），那么，虽然该行为造成了被告人权利的损失，但事实上未造成当事人之间力量平衡的破坏，可视为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合理损失，因而该证据应是可取的；反过来如果犯罪嫌疑人由于不知道该权利的存在而导致了其在诉讼上地位上的不利状态，则该口供应是不可取的。

从上文对刑事诉讼程序共性价值和特性价值各自对非法取得证据的取舍的影响可以得出最后结论，即：非法取得的证据并非必然不可取，因为：一方面它并没构成对刑事诉讼程序共性价值中参与性和自治性要求的违背．另一方面，它也没有完全违反程序的特性价值“公正性”。但同时，程序的“秩序性”要求及程序“公正性”要求又包含了对非法取得证据能力予以否定的倾向。因此，如何构建一种体现特性价值与共性价值的统一的非法取得证据的取舍标准，就成为有关非法取得证据证据能力的核心问题。笔者认为的一定规则的引导和限制下赋予法官以判断非法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的自由裁量权是一较好的解决方案。

三、对我国非法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的探讨

在我国，对非法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实际上，是默许了这种证据的效力，这种作法导致的结果是侦查机关权利的滥用和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丧失，司法腐败成为最大的社会公害之一，也就是说在我国，不仅保障公民正当权利的价值没有得到实现，惩罚犯罪、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价值也在事实上大打折扣，人们对法治的信心也因此受到挫折。很显然，我国目前立法上的这种作法，是对刑事诉讼程序价值权衡上的畸形偏颇，甚至是一种单一的价值取向。在我国非法取得证据的取舍标准要实现共性价值与特性价值的统一，笔者主人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完善侦查活动本身的立法以尽可能杜绝“非法取证”的发生。

首先：赋予有侦查权、取证权的人员取得证据的必要的权限和必要的手段；

其次：在侦查阶段，建立完善的司法审查制度。主要是要置侦查活动于有中立地位的法官的监督之下。

2、从法律上确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自我保护的权利：

首先：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质疑非法取得证据的法律效力的诉讼权利，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有权向法院提出非法取得证据的无效申请；另一方面，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法院作出的确认某项非法取得证据法律效力的裁决提出程序性上诉的权利。

其次，建立完善的对法官裁量权的监督和保障措施，这包括：建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对司法工作人员的指控权和获得赔偿的权利；确立判决理由在判决书中的法律地位，要求法官在作判决书时，要详细写明证据采信的理由，及证据的取舍和法律事实的确定之间的逻辑说理过程，使法官在非法取得的证据的自由裁量权受到广泛的监督；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陪审制度，由陪审员对案件的事实问题作出判断，并以此牵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从程序上完善相关的制度，使法官对非法取得证据的自由裁量权的运作始终基于两种价值统一的轨道，从而收获真正的法律效益，是完善我国非法取得证据证据能力制度的根本所在。

【注释】

制度特性范文篇8

1.1自身特性影响

风电工程的自身特性会对其进度管理产生不同程度的作用，这一作用可以通过不同的案例表现出来，例如当工程的进度较为滞后时较多的原因与工程自身的特性有着较为明显的关系。即许多风电工程企业对于进度管理的重视程度往往比不上对于工程质量的重视和投资目标的重视。除此之外，其自身特性的影响主要还体现在工程自身需要协调工作量大，并且投资建设公司内部的体系、措施、方法往往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风电工程的内容较为复杂并且工程施工范围较广，这使得其自身的协同工作较难顺利开展，并且协调工作的难度也较大。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会对于风电工程进度管理工作的开展带来较大的影响。

1.2地理特性限制

地理特性往往会限制风电工程的发展。由于我国大多数的风电工程受到风能资源地理位置的限制而处于我国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地的电网建设情况往往不是非常乐观，这种矛盾即是风电工程进度管理中明显的地理特性限制。除此之外，地理特性限制主要还体现在风电工程的高压电力线路自身的施工要求较高，同时往往还会需要跨越铁路、公路、桥梁、河流、湖泊、厂矿等不同的地形，这些地理上的难度往往会导致其施工受到较大影响，最终导致项目进度管理工作受到较大的影响。

1.3支持力度不高

支持力度不高是导致风电工程项目进度管理无法有效开展的外表因素之一。部分电网公司对于建设风电工程项目的积极性较低，因此这也导致了对于风电工程的支持力度也不高。因此能否尽快对不同工作进行协调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这必然会影响到风电工程项目的进展。除此之外，支持力度不高主要带来的问题还包括了部分电力企业对于风电工程项目建设进度管理没有采取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等管理措施，从而使得风电工程项目建设进度始终无法处于最为有效的控制状态，并且无法做到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尽快完成风电工程项目的建设，最终使得项目进度管理效率长期无法提升。

1.4工作水平有待提升

部分风电工程项目管理人员的工作水平有效提升。例如在通常的情况下风电工程的施工单位往往会通过工程部门和组织部门来对于工程进度进行监督，但是工程部门和组织部门本身并不是专业的施工进度管理部门，这导致了其工作水平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但是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由于工作人员自身的专业水平、综合素质无法满足管理工作的要求，从而使得风电工程项目进度管理缺乏全过程、全方位、多层次的动态管理，因此在这一前提下进行合理的风电工程项目进度管理就有着非常高的必要性。

2风电工程项目进度管理

2.1完善项目管理机构

完善项目管理机构是风电工程项目进度管理的基础和前提。在完善项目管理机构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搭建进度管理机构工程项目投资建设方往往应当对于其机构设计进行合理的革新，从而能够更加实际、更加客观地使风电工程的进度管理工作落到实处。除此之外，在完善项目管理机构的过程中，电力企业应当确保由专业人员负责工程进度的计划、核查、调整、反馈等工作，从而能够促进这些工作的进度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另外，在完善项目管理机构的过程中，其管理机构的设置应当遵循便于项目公司及经理部层面控制各单位工程的建设进度，从而能够在此基础上促进风电工程项目进度管理水平的有效提升。

2.2合理制定进度计划

合理制定进度计划对于风电工程项目进度管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合理制定进度计划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应当注重要对相应的进度进行制定，在进行计划制定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应当注重对于相关的数据和资料进行收集，这些工作的有效开展将会促进工程进度工作变得更加合理、准确、可靠。除此之外，在合理制定进度计划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应当确保各项信息随着工程建设的进展而逐步丰富和明晰，并且可以分阶段、分层次地制定，从而能够在此基础上确保工程计划分级的详细执行。另外，在合理制定进度计划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应当注重将进度计划分为3级，并且坚持分级执行的工作原则，最终能够在此基础上促进风电工程项目进度管理效率的持续进步。

2.3组织落实进度

组织落实进度是风电工程项目进度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组织落实进度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应当确保进度计划图中能够清晰的显示出关键路径，从而能够更好地促使执行人员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便于分清轻重缓急，能够更好地抓住重点。除此之外，在组织落实进度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应当确保进度落实工作已经被落实到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阶段中，同时经过了不同单位的审核与判定。这意味着进度的落实工作可以从上到下都得到合理的确认。另外，在组织落实进度的过程中施工人员应当注重时刻对于组织进度落实工作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检测，对于不足的地方进行合理的补足，最终能够在此基础上促进风电工程项目进度管理可靠性的不断提升。

2.4贯彻奖惩措施

贯彻奖惩措施是风电工程项目进度管理的重中之重。在贯彻奖惩措施的过程中，工程单位应当明确在进度管理过程中对于奖惩措施进行贯彻本身是为了更好地确保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这意味着风电管理单位在进行奖惩措施的贯彻过程中应当根据切实的检查结果来对于工作人员进行相应的奖惩。除此之外，在贯彻奖惩措施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促进激励制度得到有效的建立，并且确保激励制度和奖惩措施能够得到有效的结合，从而能够在此基础上促进风电工程项目进度管理精确性的持续进步。

3结语

制度特性范文篇9

关键词：派民主监督；国家治理体系；基本特性；实际作用；综合能力；保障机制

关于派民主监督，主要研究视野有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等。其中被采用最多的研究视野是政治学。政治学研究的主要视角有政治制度、政治组织、公共选择、国家治理等。国家治理的概念并不新鲜，但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在当前比较流行。国家治理的主要视点有国家治理主体体系、职能体系、理念体系、制度体系、能力体系等。关于派民主监督，主要研究方法有学理体系法、语义分析法、历史追踪法、社会调查法、中外比较法、类型比较法、量化评估法、态势分析法等。它们各有优点，但也有局限。在派民主监督诸具体论题中，对其基本特性、实际作用、综合能力培育、保障机制建设四个论题关注度高。基本特性主要着眼于主体，属于派民主监督“是什么”的问题；实际作用主要着眼于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属于派民主监督“为什么”的问题；综合能力主要着眼于主体，保障机制主要着眼于客体与主体之间关系，二者皆属于派民主监督“怎么办”的问题。本文选择国家治理视角中国家治理主体体系、职能体系、制度体系、能力体系等视点，采用学理体系法、语义分析法、类型比较法等方法，探讨上述四个热点问题。

一、确当描述派民主监督的基本特性

派民主监督作为一种独立监督类型，有其不同于其他监督类型的独一无二特性集。单就其某个特性而言，其他监督类型亦有，但就其整个特性集而言，唯派民主监督独具。那么，派民主监督特性集中究竟有哪些元素呢？基于国家治理职能体系划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出发，可对派民主监督的基本特性进行分析。国家治理职能体系有多种划分，最常见的划分为决策、执行、监督三部分。监督子体系是国家治理职能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职能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监督有政治性监督与非政治性监督之分，组织性监督与个体性监督之分，攻讦性监督与协商性监督之分，规制性监督与言论性监督之分，体制内监督与体制外监督之分。体制内监督可进一步分为自体监督与异体监督、敌对性监督与合作性监督、界别性监督与跨界别性监督等。派民主监督作为政治组织的非权力监督，具有政治性（或公共性）、组织性（或集体性）、协商性（或温和性）、言论性（或话语性）、体制内异体性（或体制内外部性）、合作性（或建设性）、界别性（或派系性）等基本特性。（一）政治性。政治性也可称公共性或非私人性。在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中，政治性往往被理解为意识形态性，但本文所指有所不同，它将回归其词源学语义。在古希腊语中，“政治”（πολιτεια）源自“城邦”（πολιs），其词源学语义就是公共事务或公务治理，其拉丁语翻译（respublica）符合其词源学语义。派民主监督指向中共组织和其所领导行政司法机构工作人员的公务行为，而不是私人行为，更不是非公共权力机构工作人员的行为。政治性使派民主监督与一切私人性监督（窥探隐私行为、私家侦探行为等）区别开来。（二）组织性。组织性也可称集体性或非个人性。派民主监督是组织对组织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其组织性双向展开，故还可称组织间性或集体间性。虽是组织行为，但派民主监督须由某一或某些派成员个人执行，落实到执政党组织和其所领导行政司法机构某一或某些公务人员个人身上。因此，它实际上不仅受组织-组织间关系影响，而且受个人-组织间关系和个人-个人间关系影响。派民主监督受社会关系影响愈多，其阻力愈大。组织性使派民主监督与公民个人监督区别开来。（三）协商性。协商性也可称温和性或非命令性、非攻讦性。派民主监督主要采用协商方式进行，比较温和，不下命令，不强迫接受，不以揭短曝丑为能事，不会流于谩骂攻讦，一般不会针锋相对、措辞激烈、充满硝烟气和火药味。协商性使派民主监督与当代中国各种强制性监督（中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区别开来，也与西方国家反对党（在野党）的监督存在本质区别。（四）言论性。言论性也可称话语性或非规制性。派民主监督的基本形式是提意见、作批评，不诉诸纪律和法律采取规制行动。民主监督是派所享有的一种权利（right），而非一种权力（power），这种权利属于话语权而非执行权。言论性使派民主监督与当代中国各种权力性监督区别开来。（五）体制内异体性。体制内异体性也可称体制内外部性或非自体性。中共与派荣辱与共，同属一个政治命运共同体。派民主监督是体制内监督，但不同于中共党内监督和受中共领导之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这些自体监督。它属于异体监督，具有某种外部性，即体制内外部性。体制内异体性使派民主监督既与体制外监督（部分舆论监督、部分群众监督）区别开来，又与体制内自体或准自体监督（中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区别开来。（六）合作性。合作性也可称建设性或非敌对性，此特性由体制内异体性延伸而来。派民主监督的直接目的在于帮助执政党组织和其所领导行政司法机构工作。它出自真诚合作意图，不带敌意，具有建设性。合作性使派民主监督与西方国家反对党（在野党）的监督区别开来。（七）界别性。界别性也可称合作性或非散漫性、非杂合性。派恪守立党为公、参政为民宗旨，作为由某一或某些社会界别成员所组成的政党组织，它们必将反映所联系群众的利益。因此，派在民主监督中难免带有对所联系群众利益的考量，显示出一定界别性，但这种利益不同于为某一特殊目的杂然集合民众的临时诉求。界别性使派民主监督与政协民主监督区别开来。与派民主监督在特性上最近似的政协民主监督一般具有跨界别性。政协民主监督往往由两个（含）以上界别实施，这些界别可能是派界别，也可能是社会团体等其他界别。

二、正确评价派民主监督的实际作用

对当前中国派民主监督的实际作用，国内外、体制内外、统战系统内外、派内外评价不太一致。部分人认为，派民主监督现状可用“六多六少”来描述：就派履职而言，议政多、监政少；就监政而言，言说多、行动少；就监督行动而言，个人多、集体少；就集体监督而言，建议多、批评少；就批评性监督而言，对下多、对上少；就对上监督而言，监督多、实效少。评价派民主监督的实际作用，是一个具有极高关注度、不可回避的问题。首先，要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主体体系来看派民主监督的可能作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主体主要有：中共（执政党）、人大、政府、政协、军队、法院、检察院、派、半官方社会组织（惯称人民团体）、非官方社会组织（惯称民间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领导机构、立法机构、执法/行政机构、司法机构、保卫机构构成国家治理主体第一方阵，处于前列；咨议机构、参谋机构构成国家治理主体第二方阵，处于中列；其他社会组织构成国家治理主体第三方阵，处于后列。派作为政党组织属于国家治理主体第二方阵，处于中间偏后位置，在国家治理方面（包括监督）的影响相对有限。其次，要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职能体系来看派民主监督的可能作用。在一般观念中，决策比执行重要，而执行又比监督重要。若着眼于国民利益，决策和执行固然非常重要，但监督亦同等重要。若无有效监督，决策权和执行权极有可能违背其本意初衷，甚至公器私用或恣意妄为。英国政治思想家阿克顿勋爵曾断言：一切权力皆倾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权力存在腐败的可能性，就需要监督。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由中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派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公民个人监督等组成。政治权力机构所作监督（中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第一板块，处于上层；政治非权力机构所作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派民主监督）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第二板块，处于中层；非政治非权力机构和个人所作监督（舆论监督、公民个人监督等）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第三板块，处于下层。此处上、中、下三层之分，所据乃离权力中心远近，而非实际作用大小。派民主监督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第二板块，处于中间位置。在现实实践中，派民主监督实际作用尚小于其他类别的集体监督。在承认当前中国派民主监督作用发挥不甚理想的前提下，要理性、切实、全面、深入看待其实际作用。（一）理性理性，要求慎重思考，合理怀疑，不感情用事，不从狭隘经验和个人印象出发。一切参政活动（包括民主监督）都是在表达意见。从意见到实效一般要经历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可用五条命题来描述：（1）意见人人可有，但证成意见并非人人都能；（2）唯有得到证成的意见才能令人理性信服；（3）唯有为足够多个体理性信服的意见才能成为共识；（4）一般情况下唯有共识才能被审慎决策吸纳；（5）决策结果（法律法规政策）唯有得到执行才能产生实效。各阶段都圆满成功是低概率事件，而整个过程成功更是低概率事件。适当扩大参政文案（包括议案、提案、建议书、调研报告、社情民意信息稿等）数量规模，以提升参政成功率，其深层现实缘由就在于此。（二）切实切实，要求立足当前中国政治现实，把握当前中国特殊国情，不要攀比实行“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不要心存不切实际的期望。（三）全面全面，要求不仅看到派民主监督在廉政建设方面的作用，更要看到其在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和执行公平化、效率化方面的作用，不能作狭隘和片面理解。（四）深入深入，要求具体细致了解派在广义参政过程中在民主监督方面所做大量隐性工作（一般不向社会公众公布）、融入式工作（融入参议政事之中），既不要仅仅关注那些见诸报端的民主监督工作，也不要仅仅关注民主监督专门工作。不少派民主监督活动着眼于法律法规政策实施情况——如环境污染破坏现象监督、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监督、惠农惠学资金使用情况监督等，具有宏观性、全局性、长期性，其效果并非立竿见影，且往往难以量化，其受益者并非特定个人，而是不确定公众。因此，一般民众对其作用感受不直接不强烈，有时甚至无感，这完全正常。

三、高度重视派民主监督综合能力培育

民主监督是派三大基本职能中民众最期待发挥的职能，是派自身和中共皆迫切希望加强的职能。在派三大基本职能中，民主监督受力最少、常规化程度最低、成效最不显著。派民主监督实效不佳，固然有种种客观原因，但与派自身监督能力较弱也有关系。从国家治理能力体系来看，派民主监督综合能力培育具有高度重要性。对国家治理能力体系包含哪些要素，学界并无定论。但是，国家治理能力体系中不能没有监督能力。监督缺席的国家治理必定陷入混乱和腐败。执政党要提升监督能力，包括派在内的其他国家治理主体亦需提升监督能力。监督能力对于派来说至关紧要。民主监督是派存在必要性的第一理由和首要根据。新中国成立后，八个派保留下来，主要就是出于党际监督考虑。为派存在和发挥作用计，为提升派参与国家治理能力计，为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计，为推进当前和未来中国廉政建设计，确有必要高度重视派民主监督能力培育。能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此处取其广义，故称综合能力。对派民主监督综合能力构成，可有不同解析。本文提出“胆识才德情说”。派民主监督需要“胆”，需要“识”，更需要“才”和“德”，此外还需要“情”。（一）胆胆，即勇气。派成员要敢于开展民主监督。监督勇气内在地看源于为国为民公心和为执政党好立场，源于自身才识不凡和品行出众；外在地看源于法律、法规、政策赋权，源于被监督者接受监督的雅量和诚意。正所谓：“容纳肚量决定监督胆量。”（二）识识，即学识。派成员从事民主监督，至少要具备三个方面的学识：相关政策、法律、法规、规章方面学识；相关世情、国情、区情方面学识；相关学科特别是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等人文社会学科方面学识。监督所需学识主要来自自主学习，部分来自对方或第三方信息供给。（三）才才，即才能。派成员要善于开展民主监督，而这需要较强监督才能。监督才能包括选题能力、调研能力、写作能力、交流能力、现场辩论能力、理性批判能力。提升监督才能主要靠个人修炼，机构培训可起辅助作用。（四）德德，即品德。派成员自身要有强烈责任感、敏锐正义感、为国为民公心、自觉遵纪守法意识。有道是：“己身不正，焉能正人？”一个人若自身不正，就没有底气、没有信心监督他人，也没有本钱、没有资格监督他人。监督品德归根结底只能靠自身修养。（五）情情，即激情。派成员要充满激情地从事民主监督活动。激情体现为积极主动、倾力投入、坚持不懈（甚或不屈不挠）。监督激情需以监督者个人坚定意志做内源，更需以健全的保护机制和相应的监督成效作外源。在派民主监督综合能力结构中，胆是前提，识是基础，才是主体，德是支撑，情是动力。无胆，监督不出；无识，监督不中；无才，监督不力；无德，监督不硬；无情，监督不继。派民主监督对胆、识、才、德、情五方面要求较高，不是任何人都适合从事民主监督工作。因此，派要慎选民主监督人员。选人不当，会导致民主监督工作失败，可探索民主监督工作专人化（专职化目前尚不具备条件），可参照政协委员给予专门或主要从事民主监督工作者以政治待遇和工作便利。民主监督综合能力出众的派成员，应能把握好监督“六度”：把握好广度，就特定事项而言，该监督尽监督，不留盲区死角；把握好高度，从宏观大处着眼，不局限于细枝末节；把握好深度，深入调研，充分掌握相关情况，不流于表浅浮泛；把握好角度，选择独特角度切入，见人所未见，思人所未思，言人所未言；把握好力度，不监督则已，一监督就要切中肯綮，直指要害；把握好适度，监督有力又有节、合理又合情。

四、大力加强派民主监督保障机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