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范文10篇

政治哲学范文篇1

一、揭示理性的限度

在休谟之前,理性已经作为一种先验的、不证自明的公设而被人们牢固地树立在心中,资产阶级就是高举理性的旗帜反封建反神学的,其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不过是理性审视、批判现实的结果。而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更增强了人们对理性的信心。人们对理性的使用频率很高,甚至有些狂妄。

休谟通过严谨犀利的分析对理性重新进行阐释,揭示了理性的限度和前人对理性的误用。休谟区分了前人使用“理性”的三种含义:一是演绎或推理意义上的理性。类似于数学定理的必然关系,如果a成立,那么b成立,这样的推理就是理性。二是发现经验或因果关系意义上的理性。休谟认为,因果关系除了能够在经验上发现它们接连发生以外,人们不可能由此得出必然性关系。因果联系是人们的习惯性联想。休谟在他的《〈人性论〉概要》中指出,“生活的指导者不是理性,而是习惯。只有后者使心灵在各种情况下都设想将来和过去相一致。不论做到这一步可能会多么容易,理性是永远做不到的”。

他还说,理性永远不能把一个对象和另一个对象的联系指示给我们,不能帮助我们发现原因和结果的最终联系。三是权利、公正、自由等行为原则意义上的理性。这样做而不那样做也不是必然的。在人们为什么要做一件事情或应该做一件事情的问题上,理性在很多时候是无力的,并不能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最终的依据。“道德上的善恶区别并不是理性的产物。理性是完全不活动的,永不能成为像良心或道德感那样,一个活动原则的源泉”。类似公正、自由这种价值选择与人的情感、爱好有着密切联系。公正、自由这些价值之所以被推崇,是因为给人们带来了好处。政治领域的许多价值是人们的某些良好愿望,反映了人们的偏好而已,是人们的习惯,而不能当成科学定理被理性所证明,不具有必然性的理由。

所以,在休谟看来,第一种意义是理性的恰当含义,后两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性。因为一个是经验,一个是价值,二者都不具有必然性,都包含有无法加以证明的因素。他把这些因素称为“习惯”。休谟对理性、经验和价值的区分,是对理性主义的重要挑战,告诉人们不能在无区别的意义上乱用理性这个概念,要有边界意识。休谟对理性的反省使其政治哲学超越了时空,超越了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水平,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审慎是最重要的政治美德

在休谟看来,处理政治事务、协调各种矛盾不是想像中的理性推理,而是一种具体的现实政治的考量,因此,对于政治问题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审慎是政治中最重要的美德。审慎就是在处理政治事务、协调各种矛盾时,不采取极端的态度,而是对于各方面的利益加以权衡、考量,谨为慎动,从而寻求一种适当的妥协方案。

休谟所处的时代是英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光荣革命已经结束,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也已经完成,但是,内在的整合才刚刚开始,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社会的,各种各样的矛盾错综复杂而且正处在深度的交锋中,这是一个深刻而痛苦的转折过程。因此,休谟认为在对待英国的政治事务时,要看到它的复杂性,必须审慎。

休谟在他的《道德原则研究》一书中,列举了20多种美德:审慎、小心谨慎、大胆进取、勤奋、刻苦、省俭、节约、理智健全、明智、明辨、自我克制、冷静、忍耐、坚贞、坚毅、深谋远虑、周密、保守秘密、有条理、善解人意、殷勤、镇定、思维敏捷、表达灵巧。在他称其为卓越品质的这些美德中,审慎列众德之首。休谟说:“成就任何有用的事业所最必需的品质是审慎;通过审慎,我们保持与他人的安全的交往,给予我们自己的性格和他人的性格以适当的注意,权衡我们所肩负的事业的各个因素,并采取最可靠和最安全的手段来达到任何目的或意图。没有一种德行是比它更必不可少的,不仅对获得成功如此,对避免最致命的失败和挫折亦如此。正如一位高雅的作家所评论的,没有审慎,最伟大的才华对于其拥有者都可能是致命的;正如丧失了眼睛的波吕斐摩斯,其巨大的力量和庞大的身躯只是使他更加暴露而已。”同样,没有审慎,只会激化社会矛盾。可见,审慎是最重要的政治美德。

协调矛盾、治理社会离不开用法律维护正义。休谟指出:“为了确立规范所有权的法律,我们必须了解人的本性和境况,必须摒弃各种虽然貌似有理但却可能虚妄不实的假象,必须寻求那些总体看来最有用的和有益的规则;只要人们没有向过分自私的热望或过于广博的热情让步,普通的感觉和稍许的经验就足以实现这个目的。”他还说:“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的供应。”

休谟对于外部自然的设想比他的前人霍布斯、洛克较为中道。霍布斯认为,人类的外部自然环境的物质资源是极度匮乏的,为了争夺生存必需品,人与人之间势必争斗,他称其为“人对人是狼”。而洛克和霍布斯相反,他假设了一个自然资源相对充裕的人类外部环境,人与人和平相处。然而,资源极度匮乏会使人类陷入无休止的争斗,难以建立稳定有序的社会;而资源富足充裕又使建立政治社会理由不足。休谟关于人类外部自然环境的预设,既不像霍布斯所说的那样极度匮乏,也不像洛克所说的那样富足充裕,而是相对稀少。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要生存下去,而且要活的快乐,也必须权衡各方面的因素,寻求适当的妥协方案。休谟提出,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只需要极少的东西。从快乐的观点看,谈话、社交、学习、甚至健康尤其是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平静的反思,这些都是日常的自然美,它们并不是买来的。这些自然的乐趣比那些奢侈昂贵而狂热空虚的乐趣更可贵。实际上,这些自然的乐趣才是真正无价的,既因为它们在获得上低于一切价格,也因为它们在享受上高于一切价格。这同样体现了审慎的美德,体现了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睿智。

休谟关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的观点,也体现了审慎的美德,体现了边界意识。休谟认为,自私是人的本性。但他不像前人那样倡导逃避社会,寻求自身快乐。休谟把自私之我置于社会之中,人的苦乐感是在社会中形成的。他认为,人的自私不是绝对的、极端的,而是有限的、相对的。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范围内,人还有另一本性即有限的慷慨或仁慈。在休谟看来,仁慈是建立在人的自私本性上的,并且它的延伸是有限度的,很少超出他们的朋友和家庭以外,最多也超不出本国以外。与法国大革命前后所鼓吹的那种绝对的博爱原则相比,休谟的仁慈体现了审慎的美德。事实上,人的本性无论是自私还是仁慈,如果走向极端都是非常可怕的,也都是无法长久存在的。抽象地说,一个人既可以自私自利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也可以仁慈到像神那样无辜受死。但在休谟看来,寻求一种在自私与慷慨之间的适当比例,是至关重要的。斯密曾说:“美德存在于对我们的个人利益和幸福的审慎追求之中,或者说,存在于对作为惟一追求目标的那些自私情感的合宜的控制和支配之中。”一般来说,任何极端都是错误的,甚至是罪恶。但有的时候极端的东西能够震撼人。那么,我们在被震撼的同时,要保持敬畏。“本性高贵的人对他们自己和他人产生一定的敬畏,这种敬畏是一切德性的最可靠的卫士。”

三、政府、政治制度不是理性设计的,而是经验习惯的产物

休谟在《人性论》“论政府的起源”一节中写道:“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利益所支配的。你和我一样都有舍远而图近的倾向,因此你和我一样自然地容易犯非义的行为。而执行正义对于维持社会是那样必需的。这就是政府和社会的起源。人们无法根本地救治自己或他人那种舍远图近的偏狭心理。各人都在找寻借口,使自己省却麻烦和开支,而把全部负担加在他人身上。政治社会就容易补救这些弊端。”政府产生的惟一基础就是它通过维持人类的和平和秩序而为社会所争得的好处。可见,休谟认为,政府、政治社会的产生是为了补救人性的缺点、执行正义,归根到底是为了利益。休谟又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过习惯、使任何情绪对我们有一种更大的影响。当我们长期惯于服从任何一派人时,则我们假设忠诚有道德约束力的那种一般的本能,便很容易采取这个方向,并且选择那一派人作为其对象。利益产生了这个一般的本能,而习惯则给以特定的方向。”他还说:“一个政府在许多世纪中建立于一套法律、政府形式和继承方法的体系上。臣民中很少有人以为自己有服从这种变革的义务,除非它有促进公益的明显倾向。”

在休谟看来,政府的产生,绝不是自然权利的抽象论证,也不是人类理性的事先发现和预见,而是为了利益、基于习惯。理性只是认识到服从秩序给人类带来的好处而予以承认而已。进而,政治制度也不是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人们长期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产物,是在社会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的。在影响和决定人类行为的诸因素当中,休谟认为,情感和习惯往往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休谟以两个人划船为例来通俗地说明这一事实。在两个人对于用力方向没有事先约定的情况下,船当然不可能沿直线行走,而且也走不快。然而,在他们具体用力的过程中,协调一致、相互配合很快就会使他们双方都感觉到省力而又有效率。发现这一点以后,他们就会按此惯例行事,并且说服他人也这样做,一项制度便由此而诞生。所以,休谟强调政治制度不是理性设计的,而是实践经验的产物。“一切假定人类生活方式要进行巨大变革的政府设计方案,显然都是幻想性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都属于这种性质。”

当然,休谟也说过“正义规则”是“人为的”。这里的“人为”是和“自然”相对而言的。“人为”的意思笔者理解是指“人的行为”。人的行为是指人表现在外面的活动,以区别于思想、设计这些表现在人里面的活动。

政治哲学范文篇2

关键词：文化视角;传统政治;政治哲学;综合创新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就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作为重要的研究领域，究其原因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政治变革的推动，另一方面为了响应世界格局不得不对国内经济、文化与政治进行体制的探索与改革。社会政治的变革必然会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并对新的政治思想与体制进行分析和探索。因此，政治哲学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当今时代的热门研究领域，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由于受到学科领域的限制,自建国以来学术界主要通过史学、哲学以及政治学三个学科对其进行研究与探索。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与中国社会的稳步发展，近几年来大批学者开始尝试从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角度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进行研究，这充分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多元化，同时也暴露了各学科之间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局限与隔阂，使各学科的研究成果无法进行有效的交流，更无法将研究力量集中于一点，从而减缓了研究速度影响了研究效果。因此，我们从文化视角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进行具体研究，同时，对现有的研究原则与前提进行必要的检讨与反省，为学术界达成共识提供理论基础，对各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一、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探析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从理论上讲，就是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研究，因此，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认知与把握就成为了学术界首先要攻克的难题。政治是人类文明的体现，也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人类发展到一定时期时就会出现社会和国家，同时伴随着国家的产生，就会出现权利纷争与资源不均等分配等问题。于是，通过战争或协商就会出现各种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类固有的权利。政治实践在社会活动中是十分复杂的过程，由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地域化差异，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政治制度，虽然我们一直在不断的进行着社会文明的探索与政治制度的研究，但直到今天，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我们仍没有对国家、权利以及政治的起源给出确切的研究结果。当然，这也受到了不同地域、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习俗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宗教与习俗的起源一直以来都是广大学者难以攻克的难题，所以我们对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的研究一直都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目前，从我国各学科各自为战的研究现状来看，其研究结果都是对传统政治哲学片面的认知，研究的方向也只局限于某一层次或某一方面，从而加大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政治本质的认知与把握难度。例如，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研究，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其研究的侧重点也不同，有的集中研究政治制度的构建，有的则侧重于弘扬传统文化，还有的对意识形态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由于大家出发点不同，侧重点的研究结果各持己见，导致社会各界对传统社会政治本质的认知与把握程度不尽相同，进而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范围、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的理解和认识。但是，从研究对象角度来看，尽管目前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其并不影响传统的社会政治成为共同的研究对象，也不影响对传统政治进行哲学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多过程，其研究内容包括了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活动与意识形态四个方面。另外，传统的政治制度又与宗教、信仰、习俗等密切相关。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简单来说，就是对相关的传统政治进行必要的哲学分析。从哲学的角度对传统政治的四项基本内容进行深入的剖析与探索，进而达到现实政治构建的目的。所以，要想达到预期的研究效果，必须将哲学、史学、政治学等学科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机构，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具有学科交叉性。我们对传统政治本质进行探索的过程中，需要且必须通过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其基本内容进行研究，这就要求广大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中走出来，并清晰的认识到各自学科中研究成果的局限性，进而广泛的学习和接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当今时代，我们在对传统政治本质进行探索的同时，应当从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等方面为出发点，运用合理的哲学手段进行分析，虽然会产生不同意见和判断，但是，由于研究目标的一致性，最终会将其融汇到现实政治构建中来。所以，从文化视角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进行研究，应当首先研究传统政治的本质，而对传统政治的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对传统政治进行全方位的把握，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传统政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对传统政治本质的探讨来指导文化视角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

二、文化视角下的政治哲学解读

（一）政治文化因素对政治制度的影响。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政治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往往将“品德”、“性格”、“意愿”等政治文化因素视为影响传统政治现实构建的一个重要条件，尽管广大学者们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影响文化视角下的传统政治哲学分析。著名文学家、哲学家、诗人亚里士多德用犀利的语言指出:“一个国家的一种政治体制要想达到预期的管理效果，实现长治久安的终极目的，就必须让全国各族人民参与进来并有支持它存在的意愿。”著名史学家孟德斯鸠曾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对古罗马帝国的的兴盛与衰败的原因进行了专门研究，他在研究中指出“罗马帝国的盛衰完全取决于罗马公民的品德。”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对政治文化进行探讨中指出:“政治体制的建立与实施必须要以政治文化作为支撑，否则新的政治体制很难得到推行与发展。”在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时，梁启超清楚地认识到:“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中国近代文学的伟大领导者鲁迅曾经说过：“不提高百姓的政治文化基础与意识，任何政治制度均难以推行与实施。”以上这些思想意识的陈述并不是在解释传统政治的演进过程，而是在强调政治文化的重要性，政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推行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这些思想也为我们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方向和依据，并对学者们的研究给与重要启示：政治文化决定着政治制度的成败。（二）全面认识和把握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是准确判断和认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关键。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是一个相对复杂且繁琐的过程，对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进行有效的认识与把握，是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与前提。因此，在近百年的学术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研究结果，学者们将西方文化作为参照依据，以各自的思想认知为基础，得出自我的价值判断与文化观念。但是，由于各持己见的研究态度，导致至今在研究成果上仍未能达成清晰有效的共识，大量观点的提出使人眼花缭乱，不同的研究方法与标准使我们始终不能走进自己的古老文明中，只是在笼统片面地进行着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但在当今崇尚文明的社会中，我们却无法深刻地认知自身的发展历程，这在一定程度上一定会影响现实社会的政治改革进程。对我们原有的历史与文化进行好坏的评价与区分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硬性地将其作为研究标注，那么必然会产生情绪化的研究结果，片面而执着地坚持自己的研究成果最终会导致我们对历史文化以及政治哲学的研究失准，产生矛盾对立的观念，不利于在文化视角下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从文化视角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进行研究分析，需要站在不同的文化层面与角度上对传统社会政治本质进行判断和认知。

三、文化的创新推动社会政治的发展和进步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国政治制度，是我们党几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达成的共识，也是我们党几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结晶。我们不光在传统政治方面进行了“综合创新”，在文化建设方面“综合创新”也已经成为主流观念。综合创新中的“综合”，并不是将古今中外的文化以及政治精华相加到一起，而是要通过基本精神的领会，再加之现实社会政治与文化面前加以融会贯通。所以，我们所说的综合创新，并不仅仅是文化发展中的创新，更是传统政治哲学的发展与创新，是政治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实现现实构建的手段，其关键点在于对研究对象的深入理解与把握。在中国特有的文化环境与历史环境影响下，我国社会政治与政治文化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是我们进行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在多元的文化视角下，以自我反省的方式来实现现实的政治构建，并对现实中的矛盾与冲突进行诠释与反思。综上分析带给我们的启示，从文化视角研究传统政治哲学，需要对外来文化以及外来的政治传统进行深入的理解，并加以融汇贯通，需要将传统政治放到与之相对应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中来进行具体的诠释。通过文化习俗的综合创新来带动传统政治的创新，从而更好地为文化视角下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服务，以此来衡量文化中的历史传统，包括政治文明的发展视角。另外，我们要对自身拥有的传统政治活动和思想进行深刻的反思，尝试着将其融入到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史中，而不是仅仅从百年来的近现代历史来俯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我们要全面地把传统社会政治制度与其政治活动、意识形态、政治思想等共同融会为一体的传统政治现实作为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片面地截取某一具体的视角作为传统政治的代表与象征。我们还要对马克思主义等政治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为我国的历史文化发展提供新的指导思想，从而达到通过综合创新来建构今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政治文明。

参考文献：

[1]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阿尔蒙德等.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5）

[3]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4]民主与科学的呐喊—陈独秀杂文代表作品选[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7

[5]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6]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C].上卷.绪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5）

[7]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M].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8]C•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9]潘伟杰.现代政治的宪法基础[M].导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10]刘明翰等.世界史简编[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

[11]丛日云.当代世界民主化浪潮[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

政治哲学范文篇3

1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的理想实践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施特劳斯称他是独树一帜的政治哲学家、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我们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体会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绝不同于古典政治哲学，同时由于它所处的特殊社会转型时代，他也不同于他之后的近代政治哲学。他的政治哲学在政治哲学史上是一个分界点，下面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他对权力、宗教和爱国主义的考量，来深刻的体会和理解他的政治哲学。1.1政治权力。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国家政治权力的主要功能就是保证自由，保证自由国家的强大，以此来不断激发公民对于国家的热爱之情，从而让公民树立对国家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政治权力是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中最重要的主题，他从意大利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探究政治权力的行使，也就是如马基雅维利将政治与道德分离，从政治角度来对待政治权力，政治权利本身不受道德的制约，不接受道德的评判。这也就表达出马基雅维利对政治权力的见解，政治目决定政治权力运用。在《君主论》最后表达的爱国主义情感，马基雅维利说说的权力是从人的欲望出发的，权力的目的是控制他人的欲望，限制他人随意支配和奴役他人的欲望。意大利四分五裂的现实，让马基雅维利意识到必须用绝对的权力控制住人们的欲望。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权力是极端重要的，君主的权力在于控制人的欲望，在于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秩序。行使好政治权力使公民获得最好的世俗生活。古希腊贤者们推崇贤人政治，他们把权力与善连接在一起，用道德来评价权力，权力最终指向的是人的至善境界。1.2宗教权力。在上文对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的论述中，我们大体可以理解政治权力的运用是他的政治哲学实践核心。因此，我们可以大体推测出他对宗教权力的理解也不会偏离于政治权力，宗教权力应该是政治权力的一种工具。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论李维》中对宗教的论述颇多，罗马人通过宗教对共和国公民和军队发挥的作用。而在意大利教皇对意大利各邦实行的是分而治之的政策，教会并没有在意大利实现维护稳定和统一的作用，相反加剧了意大利的分裂和混乱。从这一点我们也不难理解，意大利各城邦都还受制于宗教权力，世俗权力并没有完全独立。因此，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宗教权力是可以存在的，但是世俗权力应该和宗教权力分离，如此一来意大利各城邦才可以发挥出宗教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促进作用。1.3爱国主义。不谈论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动机和欲求，我们发现马基雅维利对于祖国的热爱是难以企及的。爱国就是一种美德，公民的自由是以国家为前提的，国家灭亡之后公民也难保证自由。作为公民对国家的特殊情感，应该不断强化。在《君主论》最后一部分的那段关于爱国主义的描述中，爱国主义就是要采用极端的方式实现民族解放。马基雅维利指出最严重的奴役就是臣服于一个国家，爱国主义最高的表现就是为国家奉献出自己的生命。

2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转向的影响及当代启示

马基雅维利对于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影响巨大，众多的大思想家都对他的政治哲学思想作了相关的反思和总结。在马基雅维利以后政治不再从属于道德，笔者认为这是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最大的影响。马基雅维利把政治与道德分离开来，给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就使得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思想变的异彩纷呈。在面对不稳定的状态时，人们不应该遵守德行的制约，而是应该按照实际目的生活。面对意大利得四分五裂，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为了实现统一可以运用一切手段，他认为政治目的证明手段的正当性，政治本身并不需要任何论证，它本身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合法性依据。马基雅维利对于社会现实的认知，让他意识到政治绝对不是建构在道德基础上的，而是应该以人性恶为前提。因此，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是走向现实，是在世俗生活的基础上的，因此他的政治哲学更加深刻。政治与道德分离之后，政治获得独立，不再被道德评价。马基雅维利之后的大思想家有很多，在此笔者从马克思的思想与之做简单对比分析。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是从现实生活、从人性出发的，而马克思则从经济活动出发，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从经济活动出发论述政治的，这样政治就摆脱了道德，而经济活动遵守法律的制约也实现了与道德的断开。市场与政府是存在边界的，政府与社会也是有边界的。今天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哲学方面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道德和政治的关系也就构成了中国特色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切都应该从社会关系出发。那我国政治哲学首要问题中的首要环节就是要建构世俗生活，没有现实的物质生活保障，后面的一切都无从谈起。我们当前必须在以下几点做出努力：第一，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市场经济不断完善，逐步健全经济制度，有效的消除经济发展中资本与权力勾兑所获得的畸形财富。第二，通过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不断加大对新技术的研发创新和应用，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将蛋糕不断做大。第三，健全法律体系，给予公民法律上规定的基本权利，切实保障公民行使合法权利。第四，不断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力度，切实落实政府加强社会管理为人民服务的职责。笔者认为唯有如此，我国的人民生活水平才会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才会有更好的研究和发展空间。

作者:岳嵩 单位: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哲学范文篇4

一、思考中国问题的几个基本维度

在西方，从17世纪开始到19世纪经历了一场技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剧烈的变革，这是现代化生产力所导致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与此同时，后发展国家19世纪先后在西方殖民列强的殖民统治过程中被纳入现代社会范畴，二战后殖民体系瓦解，西欧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大多都从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新兴民族国家建立，纷纷面临着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和新的政治秩序的历史任务，即开始了自觉、主动的现代社会建设阶段。工业文明正携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冲击着全球，欧洲似乎成了这个世界的中心。然而，日俄战争中日本人的胜利使得整个世界为之震动，这让人们都认识到，唯有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才能矗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败。就这样，现代化的革命浪潮滚滚而来，从俄国到亚洲，之后掠过南美，最后冲进了非洲。落后国家为摆脱被剥削的命运而做出最后的努力。中国在1840年开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在理论上已经被纳入现代化的范畴，面对独特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国的现代化环境和道路有其独特的特性。维度之一:后发展的张力VS矛盾。由于变革的方式不同，现代化的多样化道路也具有两种不同的起源。西方国家现代化属于“内源型现代化模式”，其动力主要来源于本国家或地区社会系统中各系统之间的矛盾运动，外部环境对其国内政治系统的变迁影响较小。中国的现代化动力不同于西方，属于“后发外源型”，其起始动力来源于西方的冲击。作为已经成熟的西方现代化的果实自然而然地被中国全盘接收，这种来自西方的冲击必然会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迅速解体和现代社会的产生，这时就必然会进入一个消化、互动、吸纳或排拒的自发性选择过程。

这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起源必然带来不同的现代化发展的背景和环境。在外来因素作为主要推动力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则容易发生社会动荡和矛盾。“外国模式的刺激在后发现代化社会是一种强烈的、激发活力的力量。但是，除非这些社会的领导具有才智，区分清楚现代性的普遍适用功能和源于外国传统的制度形式，不然外国模式的影响可能会转移他们对经验试验的注重，并且妨碍有区别地考虑本土传统思想和制度遗产对现代功能的适应性。”［2］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化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源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化困难的根源所在。确实，作为后发展国家，被西方殖民主义以强制的方式打破了传统社会自身无力克服的封闭性与停滞性，传播现代化因素，这就促使现代化启动［3］;与此同时，现代化的发展也具备了借鉴先行者的可能性，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缩短实现现代化的历程;也可以利用外部市场，利用大量过去不曾有的技术和技能［4］，来促进现代化的发展。总之，“后发外源型”的国家确实拥有所谓后发的优势，然而却无法掩饰后发国家所客观存在的各种劣势，这种劣势往往比优势更为明显，影响更深。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因素必然会给后发外源的现代化带来一系列的危机，所谓的“二元结构”的局面越来越严重，现代化带来的短期的快速增长必将会为长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埋下祸根。另外，作为后发外源性的国家，政府在不得不承担起现代化推进者角色的同时也伴随着导致了社会力量的衰弱，而社会的力量才是真正现代化所需要的推动力量，这就必然会出现强化政府能力与政治民主化发展的矛盾。而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后发展国家都置身于一个吸收、融合与抵抗、拒绝的两难困境之中。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作为后发展现代化国家所面临的背景。维度之二:传统VS现代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然与该国的文化历史相关。作为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政治感情和政治价值取向等。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深蒂固的。作为后发外源型的现代化国家，本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必然对外来的现代化因素产生制约性影响。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必然具有文化思维定势上的惯性反应。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具有很强的保守性和排外性;几千年主导的儒家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内涵和取向也不利于现性经济的发展;长期的封建宗法制度使得国家至高无上，伦常秩序盛行，权力本位严重，君主民本意识深入人心。现代化的发展首先意味着工业化和市场化，这是对中国传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一种取代，其次，现代化还意味着精神和文化层面对传统的超越，这将给人们的政治行为和价值观念带来了全方位的震荡。同时，现代化还意味着制度层面的变革。这就会导致人治与法治、依附与参与、极权与民主等等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因而，如何在扬弃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文化体系，是我们进行现代化所面临的特殊课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化的推进，民主法治意识的高涨，政治文化呈现出多维化，传统儒学与现代化表现出了紧张的态势。时期的思想家更多地是把批判矛头对准儒家伦理，以为儒家伦理在根本上有碍于现代社会个人主义原则之确立。而近年来，很多人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辩护，指出一些例如儒家思想也包含现代价值，似乎可以推理出一种儒家现代性。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属于前现代的，根本不属于现代性的范畴，我们有没有必要让时空转换，生搬硬套的拉郎配?中国不同于东亚的其他国家，儒学在中国更加不同于日本和新加坡，中国厚重的历史共鸣使得反传统的现代化不可能长久应用。一个成功的现代化是有选择性的。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即现代与传统的相互挑战、相互批评、相互适应。因此，中国如何处理内在根深蒂固的传统因素与外来的现代因素间的独立与融合就成了现代化发展的首要问题，即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固守本国传统，而应当在一个可以共契共容的限度内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尤其重要。维度之三: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VS全球主义现代性就是启蒙带来的那个现代性，独一无二，它不是从个别的民族，而是从普遍的人性和理性出发来阐释科学、社会和文化，其核心是理性，包括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由于现代化理论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理解现代化的基本规范，因而现代化也经常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化的过程，逃不脱西方现代化样板的逻辑。然而，我们必须认清现代性既非资本主义性，也非社会主义性。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进程，绝不仅仅只有一种模式、一条道路、一种实现方式。

上世纪末新左派、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发生了一场左中右论争，即“非西方化”、“欧美化”、“拉美化”三种改革前景之争。是像新左派主张的那样以社会主义资源抵抗全球资本主义，以寻求中国非西方化的社会发展前景，还是像自由主义者那样敦促通过宪政改革而使中国走向欧美化道路，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分歧。中国有着特殊国情，首先，中国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低下，如果按照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将会导致尖锐的贫富两极分化，而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其次，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现代化的实现必须依靠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这样便可以有效地利用各方资源，为社会全体成员谋取更大的利益。另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逐步明确起来。中国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又不等同于社会主义。因而，社会主义也是现代化的重要实现方式。社会主义本质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属性和内在规定性，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始终，社会主义价值包括共富、公正、自由、平等、民主、和谐、友爱、互助等，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映，是进步人类的共同理想和永恒追求。现代化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必须是基于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制度之上的，在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的前提下，根据本国国情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推进现代化进程。

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难题

正是因为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有着独特的环境和背景，也就意味着同样一个现代化对于中国会产生不一样的难题。难题之一:效率与公平抽象谈论效率与公平的文章，浩如烟海。学界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一直有三种立场。强调效率的学者往往从“自由”这个道德立场对公平进行反击。哈耶克、弗里德曼都相信一个不自由的制度一定是个低效率的制度。［5］至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不平等现象，自由思想家认为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6］而罗尔斯则反对损害一部分人的不平均分配，认为那是不正义的。对效率与公平之间采取折中立场的奥肯主张促进平等直到更高程度平等所带来的收益正好等于它所造成的效率损失，［7］这无疑只是乌托邦的幻想，直觉告诉我们，在现实中这是难上加难的。对于这对关系的争论其实表征着中国改革的深刻困境。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逐步取代了传统的计划经济，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不平等程度的扩大未必是坏事。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差距小未必有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但这也使中国形成了一种威权市场经济，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这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下唯利是图心理的后果。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不公平现象造成的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已经越来越引起重视，我们不能放弃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公平分配的目标。众所周知，公平与效率并不是简单对立的一对关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作为我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之一加以系统阐述，并进一步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然而，现实中，做好这项平衡工作无疑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大难题。进一步说，这样一个难题，难点在哪里?难在“科学发展”上。自然、社会、人，政治、经济、文化，许多巨大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乃至代际之间的平衡关系，成为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核心。而这个核心问题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呈现，只有通过更快发展才能渐次解决。问题始终纠结在解决问题的手段里。难题之二:现代化与现代性中国的现代化，由清末至今，经历了整个20世纪。

从一开始的被动适应到后来的主动迎接，就这样在一股又一股的西潮冲击下走向了现代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成功地走进了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的进程。现代化在物质与技术层面对传统的超越给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转型即是发展的难关。在较短时间内，社会体制急剧的转变，社会结构发生变迁，市场化带来了物质利益的多元化，中国的“强国家———弱社会”模式也越来越显示出结构性缺陷。孙立平曾经概括这种现象为断裂与失衡的社会，在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上，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且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城乡差距加大，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都出现了断裂的现象。在孙立平的笔下勾画出了转型社会的多元与复杂，各种伦理价值的挣扎反映了转型社会的无奈与痛苦。构建一个利益关系相对均衡、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基本能够得到维护的社会对于中国来说是现代化继续发展的一大难题。

此外，现代性带来了人类的个性解放，同时现代性对人性的规训却导致了人的客体化的趋向，产生了“疏离感”、“意义的失落”、“心灵飘泊”等等。20世纪晚期，围绕着现代性演出了一场批判与反思的多幕戏。哈贝玛斯指出今日的现代性已出现“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本雅明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历史同时也是野蛮的记录，现性作为人类心灵和生命腐蚀造成了所谓“现代野蛮人”。之后，后现代主义对此做出了深刻的批判和对质。因而，同时挑战中国的还包括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现代性。我们拥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各地区、各民族、各行业发展不平衡，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差异很大，人们所获得的外在条件和内在条件不同，这样的情况下要使每个人都适应现代性的发展涉及到社会的重构，由此会面临很多困难。也就是说，在传统和现代这样一个历史与文化的维度内，对于中国这样有着丰富传统记忆，又面临现代性困境的国家来说，人们容易陷入选择和构建的困境，这可以具体化为文化价值选择困境和人们的社会行为模式的制度建构困境。前者体现在人们的社会精神生活层面，后者体现在社会制度重构层面。难题之三:普世主义与中国特色现代化始源于西欧，现代化的“全球化”乃是西方的现代化文明模式向世界扩散的过程，因此，全球化的“文明标准”自然是西方的“特殊主义的普世化”，中国的现代化就毋庸置疑地成为现代化的“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价值在特定的历史空间中把握住了历史机遇，启蒙运动将西方价值推进到现代性时空，这些反映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是具有普世性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借鉴了人类普世文明的一项举动，但是在接受西方的这些普世价值的同时，我们如何做到警惕西方中心主义的幻想以及由非理性哲学、消费主义经济和宗教文化相互渗透形成的资本主义文化普世性的虚假幻象。［8］这一点是中国发展过程中需要时刻警醒的。

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一般意义上说，现代性是通过现代化过程而实现的社会理想，以及与这种社会理想相适应的事物的属性，包括社会精神、社会建构的原则等。但现代化过程并非是一个完全统一和具有一致性的历史过程，它在欧美国家以外，呈现着复杂多样性。特别是出现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意识形态、发展道路、战略策略等许多方面的重大差异。即使在欧美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的国家，现代化发展程度也不均衡，依然存在着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意味着现代性的社会理想具有不同意识形态性质。中国特色的命题是针对苏联模式提出来的，其本意是指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当我们将现代化问题纳入到对中国问题的系统思考中来，我们就发现，普世主义与中国特色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搞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可以说，不搞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肯定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又必须基于本国实际，甚至可以说，脱离中国实际的现代化肯定背离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基本要求。对于中国而言，基于本国的历史传统和国情特点来进行现代化的发展显得尤其重要，历史主义认为一切都只能在民族与文化的具体历史语境之中才能获得意义。一面是普世主义的普世价值，一面是本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如何处理好普世与特色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难题。这个难题显然是战略与策略层面的难题，或者说是发展道路上的难题。

三、中国难题之政治哲学思考

思考之一:时间VS空间时间是一种空间，空间是另一种时间。时间是不可分割的、一个内在的空间的连续，空间又是时间化了的空间，时间的流逝必然伴随着空间的迁移，所有的事件都可以描画成随时间的变化并投射在三维空间背景上的动图。因而，时空之间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这就启迪我们要将时间的流逝、空间的结构和事物的演化统一起来考察。从时间上看，中国属于后发展国家，后发展意味着落后，落后就等于发展空间的缩小。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扩张时期形成了宗主———卫星的关系，这就使得后发国家很难向外国垄断势力进行挑战，也就决定了后发国家的发展限度和方式，发达国家已经形成的强势地位必然会对后发展国家产生威胁，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发展和不平衡的发展环境。从空间上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现代大工业体系的建立，也正是这种宗主———卫星的关系使得率先进入现代化的西方开启了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趋势，是世界经济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是中国面临的新的空间，也给中国带来了发展的契机，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商品和服务的贸易迅速增加，资本流动的规模、速度都在加大和增多，技术成果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可以说，处理好这个空间关系就赢得了发展的时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初期，市场经济因素只是初露端倪，必须打破改革开放之前的平均主义制度，从而，效率必须优先安排，这是时间问题。但优先安排，自然带来不均衡，使得中国面临了很多严峻的问题，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失业和下岗，这是空间问题。同时引入全球化要素，效率———公平的时空难题即被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置于现代化的语境中，这个时间———空间成为立体多方位的约束结构。那么，这样一个难题，难点在哪里?难在“科学发展”上。自然、社会、人，政治、经济、文化，许多巨大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乃至代际之间的平衡关系，成为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核心。而这个核心问题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呈现，只有通过更快发展才能渐次解决。问题始终纠结在解决问题的手段里。

时间———空间的政治哲学思考，实际是探讨中国现代化根本价值的选择问题，或者说是应建构关于中国发展的政治哲学，而这个政治哲学受制于中国问题发生学的制约，只能在给定的维度中思考，因而，这里将其置于时空关系中来探索。效率和公平是个两难选择的价值。但是，这个两难一般发生于同一时空中。关于发展的中国政治哲学所要研究的恰是如何突破这个两难问题，其基本进路就是建构超越共时空限定的效率与公平的价值选择战略。一个多重的复合的时空关系结构将成为首选的研究思路。在此笔者并不是要给出一个实践中的具体对策，而仅是做一种“效率———公平”问题的时空哲学思辨，构建一个哲学的逻辑，思考解决这一问题的进路。在平面或线性的视角中，效率与公平最终将呈现对立关系。然而，多重时空关系结构可以突破这样的研究思路，从分析几何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任何物体的空间结构都是不规则和不连续的，空间结构在本质上具有层次性、内部不均匀性和间断性，如果注入时间的因素，则有可能在复杂的层面上探讨特定的时空同一性。因而，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普遍化与特殊化、以及本土化与全球化等多重时空关系中，确立“效率———公平”和“公平———效率”的不同排序，并将这种排序置于特定对应的时空中，由此将攻克“鱼翅———燕窝”选择的困境。思考之二:社会建构VS制度建构解决现代化和现代性之间关系这个难题，从政治哲学的视域来思考，就是要解决现代化进程中，人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关系，并将其置于社会建构和制度重构中。人类精神生活的本质在于人的主体性的持续显现。可分为强显现和弱显现、直接显现和间接显现。人们中的各种宗教信仰及其活动体现为弱显现，而哲学思考、学术研究、科学创造发明等，体现为强显现。人作为言谈者、创造者、领导者、组织者等等，均直接显现了人的主体性，而当人们处于倾听者、被领导者、被组织者等情景和地位时，人具有了客体性，而人的客体性本质上是人的主体性的间接显现。这个主体则是伴随着现代性的产生而产生的。如果这个理论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社会建构在形态上是指人们组成社会的方式及其关系的稳定状态，但在内容上则体现为人的精神生活对人的主体性的表达方式及其稳定的状态。学者们比较普遍地关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但其中更多的人依然更关心其组织层面，而较少、较浅关注其精神生活层面的问题。积极培育良性的社会组织是整个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途径，这无疑已经成为共识，但这样的社会组织何以能够担当现代社会应实现的凝聚与整合、活力与秩序的重任，关键还在于公民社会的精神生活内涵，特别是公民这种历史主体的主体性要求的表达方式及其稳定的状态。社会学家们认为，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社会生活是通过人的生产与交往活动展现出来的。同时，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要过社会公共生活。因而考察人的社会行动模式是有意义的。中国人的社会行动模式是一种“多元嵌套结构”(王思斌，2006)。这种模式是情理取向的，这种行动以参与互动的行动者之间的基本关系，他们互动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行动者针对现实问题对自己责任的认知，以及行动者以往共事经验为基础。［9］这样的认识恰是本文上述观念的一个证明。

政治哲学范文篇5

小康社会的提法，原先是和大同社会相对而言的，其明确的表述，最早出于《礼记》。[1]小康社会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三代社会的写照，在邓小平那里又有一种着眼于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而进行的新阐发，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是对传统中国社会理想及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也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新形势所提出的新目标，小康社会由此获得了时代所赋予的新内涵。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必须全面理解什么是小康社会。人们往往倾向于用经济指标来衡量小康水平，然而，这只是小康社会的一个方面。为此，本文试图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小康社会的政治前提和道德预设。本文提出如下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小康社会的政治前提，在于它是一个制度社会；第二、小康社会的道德预设，在于它是一个功利社会。

一、制度社会：小康社会的政治前提

制度（institution）的定义，在不同的学者那里往往有不同的表述。例如，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凡布伦将制度定义为“在一个时期里所通行的思维习惯”；康芒斯认为制度是“控制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2]；德国经济学家史漫飞、柯武刚给制度下的定义是：“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3]本文所说的制度，和上面列出的几种说法有一致之处，它是指一种广义上所说的制度，泛指一切规则和约束，不仅包括有形的、正式、成文的约束，如成文法、规章，还包括无形的、非正式的、不成文的约束，如道德习俗，意识形态。制度一词，字面上理解，便是“限制在某个合适的度以内”，便是“制”事于“度”内，“制”人于“度”内，可见，“限制”乃是制度的最基本的要义，制度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行为的规范。这种行为规范，可能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长期演化而逐步形成的，也可能是通过人类的理性构建产生。制度的作用在于限制欲望的无限扩张，在于限制权力的滥用，在于制止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在于给人们提供一个可以预期的行动空间，从而调整规范自己的行为，促进社会的协调，化解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降低和节约交易成本，由此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制度影响人的预期，而预期则影响人的行为，人的行为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个意义上讲，制度是社会的命门，制度的缺损和崩溃，预示着社会的解体。

制度是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中心词汇，无论是以凡布伦、康芒斯为代表的旧制度主义，还是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都十分重视制度的价值。现代化理论也一致主张将制度化能力和程度的高低，作为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4]。政治生活中的制度，更是事关天下兴旺、国运兴衰。[5]这正如《商君书》中所讲的那样：“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

各个社会、各个国家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都有着特定的制度，其表现形态，千差万别。但是，有制度的社会，并不等于本文所说的制度社会，我们所说的制度社会，是小康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内涵。这要从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去理解。小康社会，不同于传统的皇权社会、宗族社会，而是现代社会，具有现代性（modernity）这一最根本的特质，它不同与传统的人治社会，也不同于未来的共产主义无国家无阶级的“自由人联合体”式的社会，它是法治社会，其背后体现的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精神。所以本文提出，现在我们所奋斗的小康社会，其政治前提，正在于它是一个制度社会，这就是说，政治权威的制度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社会政治结构层面的关键所在。政治权威制度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过程，用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话来讲，便是政治权威从“卡里斯玛型”、“传统型”向“理性型”转变的过程，其间最根本的一条，便是政治权威的制度化、非人格化、理性化。韦伯区分了三种理想类型的政治统治方式，在他看来，“卡里斯玛型”统治依靠的是领袖个人所具有的超凡魅力，“传统型”统治（如家长制、长老制），依靠的是历来适用的传统，而“理性型”统治依靠的则是“非个人的制度”。[6]韦伯没有言明的是，他所谓的“理性型”统治权威，实际上也就是宪政中的政治权威。因为只有在宪政制度下，统治者的行为和权力才可以得到有效的监督制约，统治者才能克服随意性，按规章行事。

小康社会在古人那里，就明确地包含了“制度社会”的含义。《礼记》中写道：“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智勇，以功为己。”[7]“以设制度”，道出了小康社会的本质方面。《礼记》在另外一处地方还写道：“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8]在古人看来，有了制度，然后才有君臣父子的秩序。当然，古人所谓的制度，不仅包括分封建制，还包括社会礼制，甚至还包括田产制度，所谓“以设田里”，正是此意。“以设田里”，已表明古人对土地产权制度的重视。实际上，孟子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9]经济学家盛洪的解释是：“好的治国方略，是从界定产权开始的。”[10]尽管孟子当时指的是井田制这一特定的制度，但从这里我们也确实可以窥见，我国古代哲人很早就有了某种产权意识、制度意识。不过，我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对制度的重视，还是体现在对“礼”的重视上。孔子动辄提倡克己复礼，而恢复周礼，实际上就是要“恢复小康社会的制度”，因为孔子认为夏、商、周三代便是小康社会。儒家既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构建为其政治理想，便必然要重视对个人行为的制度约束。当孔子说“君使臣以礼”[11]时，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提醒君主要在制度的范围内活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儒家思想发展到宋明理学后，则更加重视个人的修身养性，对制度似乎很少关注。因此有学者主张对“制度儒学”与“心性儒学”进行区分，对“政治儒学”与“生命儒学”进行区分[12]。再者，儒家的“礼治”思想，离现代社会的“法治”思想相较，虽然都包含了对制度的尊重，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传统性的，而后者则是现代性的。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英明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3]这句话是至理名言，值得我们反复思考和体会。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第二步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号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同时又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这实际上也是小康社会、现代社会与制度社会的内在一致性的体现。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更是直接而明确地指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14]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到了大量的具体制度建设方面的问题。对制度建设的重视，可以说是十六大报告的精彩之处之一。

当然，对制度的理解应当是多层次的。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制度纵横交错，构成一个社会的经纬，从而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一个社会的构成要素，大致要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三个层面的制度，政治上要有一个权威得以维持的制度，在现代社会就是宪政国家；经济上要有一个资源配置和交换的制度，在现代社会就是市场；文化上则要有共同的信仰系统。这三个方面共同作用，构成一个社会的基本要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给我们提出了全面的要求。这就是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然则，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还会发现，现代市场制度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赖于国家和道德提供制度基础。这一见解早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设计师亚当·斯密那里，就有充分的论述。[15]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制度化的过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必定同时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社会”。

既然小康社会的政治前提就是制度社会，那么，我国的制度社会应当如构建？笔者以为，当代中国制度社会构建最核心的基本问题，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的那样，就是如何“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16]。党的十六大英明地指出：“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17]这句话可以说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的指南。在这一意义上讲，制度社会也是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因为良好的现代制度的真谛在于其普适性，它要规范所有人的行为，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以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JohnRawls）说：“学问之道在于真，制度之道在于正。”[18]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政治文明中有价值的经验，为我所用，扬长避短，循序渐进，谨慎试验，锐意创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社会，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二、功利社会：小康社会的道德预设

每个时代和社会都有其特定的道德预设，道德发出指令和召唤，提醒人们应当如何为人处事，道德的约束是柔性的，其力量却不可小觑。小康社会的道德预设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样必须先弄清小康社会的特性。《礼记》中说的小康社会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而大同社会则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状况。这表明，小康社会中有明确的“私”的观念和“私”的现象的合理存在，而大同社会则是一个“公”的社会。大同社会天下为公，不分你我，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相亲相爱，共同生产，何其美好，何其祥和！然而，美好的憧憬并不能代替严峻的现实，在“私”的存在尚具合理性的时代，我们就必须正视这一问题，而不是超越历史阶段去废除它。小康社会中“私”的存在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它所要求的道德体系，就不可能在完全公而无私、公而忘私的基础上构建。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礼记》中所描述的小康社会是一个传统私有制社会，而我们今日所说的“小康社会”，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私有制社会，有私有制存在，并不等于是私有制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承认“私”的合理存在，承认个人的合理私利的存在，但决不是全盘私有化。当代中国小康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决定了小康社会要在尊重私利的基础上构建一种社会主义功利道德。

所以，小康社会的道德预设，在于它是一个功利社会。笔者提出“功利社会”的概念，用以概括小康社会的道德预设。这一概念的好处在于它首先承认了“私”的合理性，承认了“利”的合理性，同时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因为所谓“功利”，不仅仅是指个人的一己之利，还包括集体的、社会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19]的标准，亦可作为功利社会的另一个注脚。功利道德体现了一种尊重历史发展阶段、尊重现实人性的务实精神，它是可行的民众的道德，而不是可望不可即的圣贤的道德。

西方思想史中的功利主义是近代以来的一种理论，其代表人物有边沁、密尔等思想家，其信奉的基本信条是，个人功利之和导致社会功利，衡量一件事情之好坏，要看它能够给所涉及的最大多数的人们带来最大的好处。人们往往用“效果主义、功利原则、最大化原则”来概括边沁式的功利主义理论[20]。功利主义大师边沁在其《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开篇即说：“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21]边沁接着指出：“功利原理是指这样的原理：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少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22]边沁还特别强调，功利主义所考虑的功利并仅仅指个人的功利，如果利益相关者是共同体，那么就应当考虑共同体的功利，但是，功利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前提，还是十分明显的，边沁指出：“不理解什么是个人利益，谈论共同体的利益便毫无意义。”[23]晚近以来，西方功利主义日益式微，美国学者罗尔斯便提出了一种关于正义的理论和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试图以复活康德的方法代替功利主义，从而拯救西方自由主义的危机。就本文所涉主题而言，罗尔斯提出的“公共理性”的观念，值得我们注意。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是一种介于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之间的一种道德追求和理性考量，由于它同时联结自我与他人，因此，公共理性可以成为一种新的政治社会的思维方式[24]。

中国的儒家思想传统中长期存在着“义利之辨”，显然，儒家强调的是“义”。《论语》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5]又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26]好义还是好利，成为儒家区分君子和小人的主要标准之一。《孟子》开篇即提到孟子跟梁惠王说“何必曰利”，孟子说得很清楚，如果上下争着夺利，社会的秩序就无以形成[27]。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是典型的儒者对“义”和“利”的认识的生动概括。儒家主张“义”高于“利”，在对待人们之间的交往上，就难免以一种高调的圣人道德来要求普通民众，所谓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犯而不校，宽容忍让，这种道德的本质是不等利交换[28]，好人总是吃亏的，因此，它固然十分高尚和美好，却无法成为多数人的行为。而中国古代的法家，则主张“利”是最重要的，为了“利”，可以放弃“义”，背信弃义是法家主张的控制他人的工具之一。曹操的名言可以作为其基本道德信条：“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样，忠厚老实的人也是吃亏的，同样是一种非等利交换的道德。

适应市场社会的道德，必定是一种等利交换的道德。市场社会之核心要义，就是等利交换。这种等利交换在道德上体现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种现代市场社会所需要的道德，亦即小康社会的道德，在亚当·斯密那里有精辟的论述。斯密作为现代市场制度的设计师，同时对现代市场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前提予以了充分的关注，他写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和以牙还牙似乎是造物主指令我们实行的主要规则。我们认为仁慈和慷慨的行为应该施与仁慈和慷慨的人。我们认为，那些心里从来不能容纳仁慈感情的人，也不能得到其同胞的感情，而只能象生活在广漠的沙漠中那样生活在一个无人关心或问候的社会之中。”[29]

需要注意的是，功利社会并不等于自私自利的社会，因为功利的考虑和衡量关注的不仅仅是一己私利，而是要将他人的损益纳入考虑范围之内，所谓要考虑相关人员的“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正是此意。这也就意味着，功利社会的人们是理性的人，他在行事之前，总要考虑其行为的后果，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多大的收益，又需要承担哪些成本，这样，人的行为便有了可预期性。理性的人不一定是自私自利的人，自私自利的行为是合理的，是可以理解却无法作出预期的，利己是无可非议的，但却未必是理性的，因为自私自利行为可能恰恰损害社会的功利，最终也危及自身的功利。这也就是康德哲学对“合理的”（rational）与“理性的”（reasonable）的严格区分[30]。在这个意义上讲，功利社会也就是“公利”社会。

缺乏功利考量的社会，并不一定是完美的道德社会，恰恰相反，极有可能是一个混乱无序的社会，一个道德虚无的可怕的社会，例如时期的中国便是如此，那时的人们忙着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以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和幻想，代替实际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实践，不计后果，不计成本，鲜有功利的考量，其后果则是十年浩劫，社会主义事业遭到重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空洞的利他主义，高调的理想道德，否认人的历史性，否认人的现实性，缺乏人文关怀，必然导向道德的堕落和虚无。在一个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时代，恰恰是功利道德，能导向合理的社会秩序。大同社会的无私利他，不能提前在小康社会实行，否则就要犯无视历史阶段的错误。

然而，是否小康社会就不需要无私利他的美德呢？不是。任何社会都希望无私利他，这反映了人们对高尚的道德的追求。但是，作为规约人们的道德约束，在小康社会却不能无限拔高，只能着眼于社会主义的功利道德。比如，见义勇为，舍身取义，其实是任何时代都提倡的，但它只是特定的危机时刻对人的高要求，不是在日常情况下对普通人的行为作出的道德召唤。我们必须把例外情况下的道德与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进行区分。因为，假如只有完全的无私利他才是道德的，那么我们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便是不道德的了。可见，无私利他不能作为小康社会的道德前提。小康社会是功利社会，它高扬的核心价值是正义或曰公平，而大同社会则是利他社会，它高扬的核心价值乃是奉献与仁慈。奉献和仁慈固然美好，但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那样，它不过是社会这个建筑物的装饰品，而“正义是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支柱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物就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31]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32]这个见解十分英明深刻。它说明我们追寻的道德，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这种道德，在笔者看来就是一种谋求公平正义的等利交换的功利道德。只有这种道德，才能与市场制度的契约精神、平等精神、交换意识相一致。十六大报告也提醒国人，我们在进行这种道德建设时，不仅要借鉴西方的功利主义道德中的有价值的成分，同时要注意吸收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道德资源，用一种作为公平的“义”来统摄人们对“利”的合法追求，从而提升全民族的道德水平，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新道德、新文化。

三、制度社会与功利社会的内在联系

小康社会是制度社会，也是功利社会。制度社会和功利社会在本质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具有内在的联系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功利道德的社会，有助于制度社会的构建。我们可以作一个简单的假设，来考察制度社会与功利社会之间的关联。在一个4人居住的集体宿舍内，大家共用一个公共水房。公共水房值日制度如何可能形成呢？4人中如果有一人具有利他精神[33]，每天打扫公共水房，这样，值日制度就不可能形成。因为，其他人觉得水房很干净，没有打扫的必要，他们愿意享受这样的免费之旅，搭个便车。如果人人都是利己的，不愿意多付出劳动而让别人占便宜，那么最终公共水房必定无人打扫，到一定时候，当几个人觉得需要有一种合理的安排时，轮流值日的制度便形成了。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如果大家完全没有功利的考虑，觉得可以在一种肮脏的环境下生活而仅仅投身于某种空洞的貌似更高尚的信仰追求，那么这种制度也无法形成。只要不是人人都是利他者，就会有人搭便车，这对于利他者来说便是不公平的，因为利他者总是吃亏的。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功利的考虑促成了制度的形成。我们也不免想起亚当·斯密的那句反复被人引用的话：“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34]

其二、制度社会的形成，也意味着道德作为一种无形的制度在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保证了个人和社会功利的实现。如前所述，制度本身就包含了道德。制度社会不同于其他传统社会就在于它将道德写进制度，以制度来确保道德的维系，保障个人和社会功利的增进，而不是仅仅满足于道德说教和个人的内在修炼。制度好，道德的人才可能做好事，不道德的人就无能肆意妄为；制度不好，道德的人不仅无法行善，还要遭到伤害。制度不论是何种形态，都使遵从制度的人的行为变得具有可预期性，这就降低了由于不确定而造成的成本，节省了交易成本。制度发挥约束作用，惩罚违规的人，从而保障了其他人的权益。制度使人类走出霍布斯丛林，从而得以实现个人的功利，而社会的功利亦由此得到增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有学者用“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capital）”[35]的概念来说明制度对于一个社会的重要性。

总之，“制度社会”和“功利社会”相辅相成，其间有着本质的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二者都统一于“小康社会”这一概念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党的十六大要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因为，仅有经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没有制度和道德的发展，没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小康社会。

政治哲学范文篇6

我们知道，在20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地位，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亡”。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而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都同样激烈地展开，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则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张。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则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柯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关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之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更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或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或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本身就是男性中心主义，从而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当代政治哲学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所牢笼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述范围极为广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六十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所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的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去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学界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也因此，坊间已经翻译过来的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却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当论对问题的表述和分析或许更细致，但我们更要强调的是问题本身的历史深度及其来龙去脉。我们以为，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戒绝盲目地跟风赶时髦的习气。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然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过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地遵循施特劳斯派的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讨论。同样，我们虽然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但我们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来拒斥现代。相反，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正明显地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地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则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从古希腊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古罗马特别是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要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现代，而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则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都是从西方社会本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简单信徒，而是要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而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政治哲学范文篇7

瓦茨拉夫·哈维尔，捷克的前任总统，在任总统之前，是突出的持异议人士和著名的戏剧家，已故李慎之先生称其为“我们时代杰出的思想家”，由于其出色的思想和实践，甚至被人誉为现代“哲学王”。在捷克现代历史上，哈维尔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出生于布拉格的有产阶级家庭，1960年代开始以戏剧而闻名于捷克的文化圈，并渐成为捷克公共领域内的一位风云人物。1970年代，哈维尔以《给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和参加“七七宪章运动”而成为捷克最著名的持异议人士，也因此而获罪于当时的捷克政府，几陷牢狱。这前后，哈维尔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有《无权者的权力》、《政治与良心》、《对沉默的解剖》等。1989年10月，哈维尔作为“公民论坛”的主要领导人物，参与了捷克的“天鹅绒革命”，1989年11月，哈维尔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92年斯洛伐克分出去之后，1993年哈维尔当选为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98年连任，2003年2月期满卸任。哈维尔其人其思其行，近几年来，也正逐渐受到我国学界的关注，一些学者先后作了一些介绍性的研究工作，也曾引起过一些讨论。2003年，由崔卫平编译的《哈维尔文集》，作为内部交流版的形式亦告问世。李慎之先生和徐友渔先生为之作序，对哈维尔的哲学和思想评价甚高。当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对哈维尔的理解还存在许多问题。哈维尔本人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哲学家，不同于我们今天研究的哲学史上的西方哲学家。而且，如有的论者所言，哈维尔的故事比其思想更值得关注。但是我们认为，作为一个有着独特魅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哈维尔的思想、著作及其实践中，有着坚定的哲学理念的支撑，对于这一理念的梳理，或有其意义。就本文所接触到的文献而言，我们认为，这一哲学理念集中的体现在哈维尔的政治哲学里，本文即试图对哈维尔的政治哲学作一初步的阐述。一、作为道德的政治不同于马基雅维利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在方法上也不同于学院里的政治哲学的教授们，没有罗尔斯、诺齐克、哈贝马斯们的严密论证和逻辑推演，哈维尔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力图将一种人性的尺度、将人类精神和道德的维度带到政治和生活中去。就像批评他的人说的那样，他总是试图将两种不可能结合的东西结合起来：道德和政治。在这一点上，哈维尔所做的正如康德所论证的：“在客观上（在理论上），道德和政治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争论。”[1][P138]不同的是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一文附录里的详细论证，变成了哈维尔的思想和行动。在哈维尔的视野里，政治决不再是权力的游戏和功利目的的手段。他明确的宣称：“政治不再是权力的伎俩和操纵，不再是高于人们的控制或相互利用的艺术，而是一个人寻找和获得意义的生活的道路，是保护人们和服务于人们的途径。我赞同政治作为对人类同胞真正富有人性的关怀。”[2][P136]这是他在作为持异议人士时期在体制外的呼喊，作了捷克总统以后，哈维尔依然坚信这种理念，在1991年的《政治、道德与公民性》一文中，他说：“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这个名称、也是我愿意致力的惟一的政治——就是为你周围的人们服务，为未来的人们服务。根植于政治最深的是道德，因为它是一种责任，对全体人民和为了全体人民通过行动来体现的责任，这是一个可名之为‘更高的’责任的东西，它拥有一个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它产生于意识或无意识之中的一个信念，即我们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在别的某处被永远的记录了下来，永远的给予评价，这是‘高于我们’（above-us）的某处，我将之称为‘神的记忆’——这是宇宙、自然和生命的奥秘秩序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信徒们将之称为上帝，一切事情都要接受其审判。”[2][P194]在哈维尔看来，道德是政治的基础，虽然这种观念从古希腊以来，在政治哲学领域里就不绝如缕，但哈维尔的坚持仍然赋予了这一古老观念以特殊的意义。哈维尔把人的良心看作是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他认为在有道德沦丧危险的社会里，要摆脱这个危险，就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而在哈维尔看来，这个原点就是有个性的人，在政治生活中，必须唤醒人的良知。“科学、技术、各种专业知识、专家主义并不是全部。某些东西是更必须的。简单地说，可以称之为精神，或情感，或良心。”[2][P203]近代以来，特别是在功利主义伦理和权力政治的笼罩下，从对政治的作用的角度看，鲜有政治家发出对良知或良心如此的渴盼之声，在此一点上，印度的“圣雄”甘地似或可与之并提。哈维尔宣称，要建立这样一个国家，“国家必须保持真正的人性，换句话说，国家必须是有精神、有灵魂和有道德的。”[2][P202]国家在这里，已不仅仅是一个实现社会成员目的的工具，而是一个具有德性符合人性的拟人化的实体。如果没有人性和社会价值的支撑，在这个国家里，“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机构……也将不能在自身之内保证其合法性和自由及人权。”[2][P202]“没有共同拥有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2][P202]即所有国家所能利用的最好工具也将违背其原来大的宗旨，这些工具包括我们迄今为止所能建立的制度，诸如法律、民主制度、政治多元化和市场经济。哈维尔认可现代欧美社会发展出来的价值系统，而且作为总统，他表示，要在捷克共和国予以实施。但是，他也认为，西方世界“由于某种普遍的道德危机导致的瘫痪无力，它一直未能利用民主这一伟大发明提供的所有机遇，并赋予业已为其打开的空间以某种意味深长的内涵。”[2][P252-253]这就是说，由于道德的危机，西方的民主等制度并非尽如人意，尽管基督教的道德世界曾经为西方现代民主贡献颇多。哈维尔认为，法律等制度并不能提供富有人性、尊严幸福的生活，它只起保障的作用，而不能给予生活的意义，生活的意义由道德赋予。在哈维尔看来，国家，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发展，都有赖于道德进步。这是哈维尔一贯的道德政治信念。这种道德的政治，体现在政治主体身上，尤其对政治家来说，最要紧的是责任感。政治家不同于一般的个人，他要为许多人服务，而不是局限在自己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里，他的思想和行动关涉更多人的福祉，因此，政治家要有更多的责任感。这个立场哈维尔贯穿始终。最早在给胡萨克的那封长信中，他诚恳地呼吁：“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您的责任仍然是巨大的。您间接决定了我们所有人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的氛围，因此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社会要为今天的稳定所付出账单的最终规格。”[2][P28]及至他自己当上了国家领导人，他始终考虑的也是在总统位置上他本人可能对民族所造成的影响，他将尽力按照政治理想去做。这是他不仅作为政治家，更是作为一个人的信念，在监狱里，他写出来的信提到一个人的秘密就是他的责任感的秘密，他坚信：“人的责任感，正是把人确立为一个个人面对宇宙的那种力量，作为存在的一个奇迹。”[2][P105]1996年哈维尔接受美国哈佛大学荣誉学位发表演讲时，在分析了当今世界的种种危机之后指出，除非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其他别无二途。而这“尤其是政治家的任务”，政治家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同寻常的：“我想，当前这一代政治家……他们的角色是有所不同的，就是要履行他们对我们世界的长远前景的责任，从而以他们的一言一行在公众心目中竖立榜样。他们的责任是勇敢地进行前瞻性的思考，不怕失宠於群众，让他们的行动浸透著一种精神特质(这当然与宗教仪式那种讲究排场不是一回事)，去一再向公众和他们的同行解释，政治绝不仅仅是反映个别团体或游说集团的利益。当然，政治是一种为社群服务的事业，这意味著它是实践中的道德。难道政治家们在全球(及全球受威胁的)文明中寻找自身的全球政治责任，也就是说，为人类的生存负起责任，不是比单纯服务社群和实践道德要好得多吗？”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政治家，哈维尔力图使自己坚信的政治哲学为世界造福。二、生活在真实中哈维尔的政治哲学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他的一句口号：生活在真实中。哈维尔认为：“生活在真实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不可估量的爆炸性的政治力量。”[2][P62]尽管哈维尔曾经以荒诞派戏剧家闻名于世，但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哈维尔关注现实，重视生活的真实和人性从虚伪向真实的回归。生活在真实中的提倡，是从哈维尔对当时捷克的社会状态——即他所认为的后极权社会的谎言生活——的批评中发展出来的。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一文中，反复使用水果店经理的例子来说明人们是如何和为什么生活在谎言中的。这位水果店经理在其橱窗上贴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哈维尔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谎言生活。因为，在哈维尔看来，水果店经理从来不去思考他贴在橱窗上的标语，这些标语也不是他们的真实想法，和他们每天买进卖出的生活丝毫不相关，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将这些标语混于洋葱和胡萝卜之间呢？哈维尔的回答是：“很简单因为许多年都这么做，每个人都这么做，这是必须采取的方式。如果他想拒绝，这可能带来麻烦，他可能因为没有照规定布置橱窗而受到责备，甚至指控他不忠诚。他做这件事是因为如果一个人想生存他就必须做。”[2][P52]理由如此简单。为了生存，人们选择生活在谎言之中，因为有无法抗拒的恐惧。“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入团并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恐惧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义务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2][P8]原来，生活在谎言中，是一个被迫的选择，是对真实目标大额不切实的回应，是在严厉压制下的无奈，是现实政治和生活压力下人性的扭曲，是一种异化。在这种被异化的社会生活中，渗透着伪善和谎言：“由官僚掌握的政府被称作人民政府；在劳动阶级的名义下奴役人民；对个人彻底的贬抑被描述成他的完全的自由；……滑稽的选举变成民主的最高形式；禁止独立思想变成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了兄弟援助，因为这个制度被它自己的谎言所控制，它必然篡改每一件事情。”[2][P54]在这个制度下，人性已被扭曲，人们所做的仅仅是接受谎言并处于谎言之中的生活就足够了。这种人性的扭曲，是社会道德的危机。哈维尔揭示了谎言下的生活，也批评了在谎言中的生活，“生活在谎言中导致人类自我认同的深刻危机，这种危机转而造就了在谎言中生活的条件，这其中自然存在着道德上的维度。它首先表现为社会的深刻道德危机。”[2][P64]谎言下的生活和道德上的危机处在恶性的相互影响的链条上。而社会的道德危机就是社会的堕落，哈维尔试图努力挽救危机，挽救危机的途径只能是生活在真实中。生活在真实中，按哈维尔的理解，就是人们对强迫境域的一种反抗，企图重新找回自己的责任感，这是一个道德的行动，尽管这个行动中，个人甚至可能付出高昂的代价，但为了实现有尊严的“独立的社会生活”，这样行动是值得的。独立的社会生活，是生活在真实中的充分体现，独立生活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包括自我教育、对世界的思考、自由的创造活动、人际交流、各种自由的民间立场，也包括独立的社会自我组织。”[2][P79]独立生活的核心是人之为人的高度内在解放，它相对的是在压力下和恐惧下的生活，在压力和恐惧中，人和人的心灵是被奴役的，尽管我们似乎找不到奴役我们的具体的人。而且，这种解放不再仅仅是对生活在谎言中的简单否定，而是建设性的“积极敢言”。哈维尔认为，所谓的“持异议者”正是为之努力的群体，他们为生活在真实中的目标创造空间，他们提倡生活在真实中，是对以谎言为支柱的社会的最大威胁。在他看来，他所参加的捷克“七七宪章”运动，就是生活在谎言中与生活在真实之间发生冲突。当然，哈维尔也有把“持异议者”的社会作用夸张化的趋势。基于对道德的坚定信念，哈维尔以真实的生活来反抗谎言，并希望以此解救人性和道德危机。他鼓励人们鼓起勇气真实地生活，有尊严的生活，勇敢地承担道德赋予人的责任，将人们为之服务的制度改变成为人们服务的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呼吁要把政治建立在真实的存在之上，生活在真实中。当然，哈维尔不仅仅是一个停留在著述和呼吁上的哲人，而是积极的投入到实现生活在真实中的努力中去的。哈维尔的建立在道德、良心和真实存在基础上的政治哲学，没有细致的概念推演和严密的逻辑分析，尽管它受到西方道德主义政治哲学甚至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但是他的哲学思想不是学院化的，不是系统化的晦涩的长篇论述，而是直接从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观察出来的，并且，也是以此为武器直接参与政治斗争和政治建设中去的。哈维尔的政治哲学是他个人政治活动的纲领，是他作为政治家的信条，他以一生的出色的政治实践为他的政治哲学作了最生动和最深刻的诠释。参考文献[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哈维尔.哈维尔文集（内部交流本）[M].崔卫平译.2003.

政治哲学范文篇8

柏拉图在西西里的政治冒险活动,就其表现出来的力量及其很大的思想煽动性而言,是很有象征性的。当然,海德格尔1933年对希特勒所表示的支持不能与柏拉图的西西里计划相提并论。狄翁以及这位思想家的其他朋友们所属的柏拉图学园团体,一开始就具有一种社会政治的特征,它的这种特征普遍要比今天任何大学和学院、或者当代社会中的知识界所具有的社会政治特征都明显得多。这样就加深了这样一种思考,这里所争论的问题总归与哲学本身的各种思维方式相关。哲学家所关注的是,探究每一个问题直至达到其基本的和最终的普遍性,这种关注似乎并不会预先使他正确地看待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各种可能性和具体情况;既然我们以这样一种根本的方式考察这个论题,那么我们无疑也应该向哲学本身提出下面的基本问题:如果哲学对于那些重要的、与存在至关紧要的问题给予拐弯抹角的、反复无常的回答的话,那么哲学知识的真正本质实际是什么呢?

因而,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许多年前就对海德格尔哲学采取一种批评的观点,他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出自于魏玛共和国统治下的保守的传统和半革命的右派思想,总之,出自于所谓的“右翼革命”集团。布迪厄的分析是一种有趣的分析,但它是基于一种我既不能赞同也不能共享的预设上的,即哲学在世界中仅仅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安排(arrangement),社会学家则可以从一种批评的观点,以及从他们声称能够最终彻底揭示的知识来考虑这种安排。

当我见到对哲学提出的这样一些问题时,我感到非常不安。因为那听起来就像存在着或者也许应当存在着从事哲学的特殊种类的人,而情况并非如此。哲学被每个人从事着,尽管他们从事的哲学通常比那些所谓的哲学家们所从事的哲学更为糟糕。在我看来,这种情况足以作为一种不够贴切的解释,来说明布迪厄并非向每个人而仅仅是向所谓的哲学家们提出的那个问题。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学科而存在于我们有组织的科学世界中(作为由学者组成的一个机构,而不是处于学术界的次要部分),就此而言,人们实际上并不会怀疑布迪厄的能力。哲学在这个比较广阔的世界上受到了与艺术和宗教同等程度的欢迎和适当的响应,其受欢迎的程度超过了当今的科学文化,而在这方面布迪厄应当感到他的理解是不够的。

人们到处都在探询着哲学的问题(关于物质的起源、虚无、未来、死亡、幸福、生命的意义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没有人能够给以回答。人类普遍对这些问题有着强烈的兴趣,而并非仅仅是专业哲学家们有这样的兴趣。

在阐述这个作为开场白而提出的问题时,我本人并没有追随任何特定的思想派别。用康德的话来说,这种普遍概念的哲学表明了一种自然的人类倾向,这种倾向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易于接受宗教所提供的回答,而对这些回答,学术的哲学概念确实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与思想的激情和对人性的焦虑探询相比,这种学术概念像任何学术概念一样,是略为次要的。

无论怎样,关于我们自己未来的社会地位的问题以及对生活中个人的、个体的幸福的关注,也都属于有关人类的根本问题的同一领域。苏格拉底并非一位哲学教授,然而他最先提出了关于公正生活的问题,而且他坚持不懈地提出这个问题,以致他确实承认,对于一切人来说,他们都在内心深处问自己这同一问题,即使为了不使自己遭受答不出的难堪,他们通过回答偷偷地避开这个问题。凡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人马上会看出人们的这种探究热情,无论是与人类的前途、个人的幸福有关,还是与可怕的死亡奥秘有关,都是在不断地反抗引起疑问的愚昧。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我们无法选择而注定的出身,适用于连上帝也不能抹去的往昔的事件。所有这一切都是随着(正如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化的过程而一同发生的。由于这种社会化的过程,从幼儿的本能生活开始,我们通过家庭生活中的教育和控制锻炼,而后又通过语言的习得和语言的运用,使我们融入社会。我认为,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必须自问:为什么偏偏是哲学教授才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去理解、甚至解决当今那些诱人的、科学也无法解答的问题呢?人们设想哲学家(就学术上的意义而言)具有他人所没有的特殊的能力,由于这种能力,他也许还应被赋予一种特殊的责任,即经常对我们寄托的某种责任。对此我确实是很诧异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难道我们不更应当承认神父、医生、教师、法官甚至新闻记者发挥了更为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他们因此在当前并对将来负有更大的责任吗?人们会记得,战后一位年轻的法国人博弗雷特曾经问海德格尔他打算什么时候写一本伦理学著作,海德格尔试图对此作出详尽的回答。他回答的要点是,这个问题不能这样来提,好像哲学家的工作是以一种社会风范去“教化”他人,也就是提倡一种社会秩序或证明其合理性,或者向人们推荐这种或那种道德秩序,向人们推荐能对人们广泛接受的信念产生影响的公正方式:事实上,以上这些都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明确从事的教育过程,而且在人类开始提出通常归于哲学的各种基本问题之前,哲学教育过程已经应用于一切人了。

这里的冲突并非是某些专家的专门知识与实际生活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而是人性自身中的冲突,是人的探究和谬误之间的冲突。作为人类我们是与事物的自然秩序相互分离的,以致我们不再被任何自然的ethos所决定。希腊语ethos这个词指的是由自然指定给我们的、包括动物在内的生活方式。就动物的来说,它们的习性被一种强有力的、本能的控制机制所主宰,以致它们的行为不可抗拒地以这种机制为条件。

我曾经有过一次有趣的经验。在一个糟糕的夏天,一对燕子在我们的阳台上筑了巢。当它们孵化出第二窝雏燕时,早已是夏末了,然而燕子迁栖的天性要比它们关爱后代的有力本能表现得更为强烈。燕子父母抛下幼雏离去,致使可怜的雏燕因饥饿而死。后来,我在燕巢中发现了雏燕的尸骨。这件事表明,自然及其内在机制是怎样有力地渗透到其他生物的行为方式中的。

我们人类并非如此明显地受我们的本能的支配。我们喜欢“自由选择”,至少我们相信它,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称呼它的原因。这就是希腊人所称的prohairesis: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行事的自由。提出问题的能力就是其一部分,但它也是设想很可能根本不会实现的各种可能性的能力。一个缺乏必要的想象力去设想各种可能性的人,显然较少冒犯错误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并非只有海德格尔或那些被称为哲学家的人易于犯错误,而是人类本身易于犯错误,而且人类首先屈从于他们自己的、对自己也掩饰着的秘密志向,或者屈从于在生活中去实现闪光的梦想。对于一切人评价他们自己的生活境况以及与他人的关系时的那种方式,这就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我们都冒着出现错觉而做错事的危险。所以同样,医生与自己关系太密切了以致于不能给他们自己看病,被告与自己关系太密切了,以致不能为自己辩护。实质上这一点对一切知识都适用:其具体地应用要求一种特殊的天赋,这种天赋不能够在人们可以获得的知识自身中找到。

当今科学文化的片面性倾向于低估知识的实践形式的自主性。人们承认哲学家在阐述种种难以解决的问题方面具有某种学术才能,而且他们有时至少幸运地拿出了某些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人们可能会把哲学家当作圣人,但是他免不了会犯错误,免不了对形势作出拙劣的估计,尤其是在个人的卷入成为一个重要因素的情况下。当然,人们会说,能够被称之为“哲学家”的人们承担着一种特殊的责任,即无论他们是否喜欢这种责任,他们都作为教授或者思想领域中的典范实施着一种影响,但是同样难以否认的是,其他科学中的代表人物,而不仅仅是被称为哲学家的人,会发现他们自己也处于这样的情况下,尤其是当他们自己的学科涉及到实际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问题时,更是如此。如果设想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的能力仅只是满足于教授实际的思想,而不诉诸于人类这种有理智的生物所具有的理性,那么这个设想肯定是错误的。与此相反,那些以他们的哲学思维能力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们,能够显示出一种优越性;当我面对在海德格尔那里所见到的思想优越性时,那种情形就特别地发生在我身上。于是,就有可能发生将我们引入歧途的情况,而且我并不想否认海德格尔对他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强大的精神影响,使许多人在实践和政治的问题上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但是,在思想上就如同在生活上一样,我们各自为我们的行为负责。如果我们作为专业的哲学家所学到的事情,无非是提出人人关注的问题,而普通的人不能够对之作出有效的回答,那么,我们就可以效仿雅斯贝斯的说法,称哲学家所做之事为“存在的启蒙”。我们也能以这种方式意识到科学理智的局限。正确察觉行为目的(这些目的是可行的,并且能够变成现实)的能力,无论如何都是非常不同的。

因此便可以发生海德格尔的情况:他的思想在半个世纪中吸引并影响着人们,而且其思想焕发出无与伦比的启发力量;作为一名思想家,他阐明了存在恐惧的本性,阐明了这种恐惧不可分离地引向道德堕落的倾向,这个倾向是隐藏在对人类和世界进行的一切人类活动背后的;这样一个人可以在他自己的行为上不顾一切地服从于幻觉。海德格尔对此有亲身的经历,而且他后来对此是默认的。

不过,他承认他的政治错误一定会更容易一些,尤其是当他最终认识到那种错误的时候,就像他认识到他对纳粹运动抱有普遍幻想的那种错误那样,但那已为时太晚了。妨碍他承认政治错误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他作出那种公开声明时,已经结交了坏朋友。也许他所担心的正是不久就确实发生了的事情:因为他所犯下的大错,人们一定会忽视他的哲学观点。在这里他无疑会看到这样的证实:他关于战后各项发展的普遍历史观点,关于从希腊时代到当今技术时代欧洲命运的一致性的观点,都是不能够轻易被否定的。

当然,作为一位思想家和教师,他并没有放弃对自己的幻想的追求,这种追求可以通过他的教学生涯,可以在现在出版的许多海德格尔的演讲中看到。在第三帝国垮台后的那些年代里,情况也同样如此。他设想人们真正向往的那种转变,他承认纳粹社会主义以及希特勒对它的解释与那种转变完全不同,然而即使在这样承认之后,他心里依然坚持他关于达到那种人性的正确道路的幻想。

我们不应当为一位具有优秀思想才能的人会被人们误解而感到惊奇。凡是思想着的人都看到各种可能性,凡是具有强大思想力量的人都真切地看到各种可能性。某些事情很容易被人们看似为真,因为这些事情对这些人们所显现的正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而实际上,每件事情都是非常不同的。年轻的海德格尔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在他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尤其是在当代的大学生活中,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各种社会的弊端和衰落的迹象。德国已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崩溃中发展起来,在它身上还强加了一种德国人尚无准备的引进的民主,在这样的德国,那些迹象是很明显的。在那些年里,魏玛共和国曾经经历过的种种冲突和争论,种种暴力行为,种种政变尝试,种种欺诈行为,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即使由于所谓的中产阶级的掠夺以及比其前辈更为众多的知识无产阶级的出现使国家得到巩固之后,德国人只要没有得到一个和平条约,没有享受到明确规定的经济地位,不能保证他们的工作和对生活的合理期望,那么他们对未来就仍然不会有信心。甚至英国人后来也承认,这种状况对一个已经变得无业可做的民族的极端激进化起到了促成的作用。海德格尔也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从人类历史整体的大景观来看待这种状况。他的结论是,这里必将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开端,这个开端必将会到来,而这就是海德格尔认为在1933年他所看到的情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得出如此错误的结论是不足为怪的。而另一方面,令我吃惊的是,人们总是不断地让这位哲学家去面对一个伦理学的问题。我把那看作是一种可悲的迹象,甚或看作一个社会中道德贫乏的证据,在这个社会中,需要向他人询问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体面的,什么是人性的,并且希望从他人那里,从哲学家那里获得对那个问题的回答。而这仅仅表明了那个社会已经失去了一切方向感。

政治哲学范文篇9

克洛德•勒福尔（1924-2010）于1924年生于法国巴黎，17岁进入卡尔诺中学就读，并师从梅洛•庞蒂，在其精神启蒙下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并为《现代》杂志撰稿。20岁进入亨利四世高中就读，在此期间加入了法国的托派组织，23岁那年，结交了卡斯托里亚迪斯，并与其成为好友，一同创立了“肖利尔•蒙塔尔”派，后来与托派分子决裂，成立“社会主义或野蛮”组织。由于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分歧，勒福尔坚决站在老师的战线上，于1958年离开了该组织，并退出政治领域，致力于理论研究。后来在雷蒙•阿隆的推荐下，勒福尔来到卡昂大学任教，并开始研究马基雅维利。1968年，他与卡斯托里亚迪斯合作出版了《1968年5月：突破口，关于那些事件的最初思考》，1971年以论文《马基雅维利的事业》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任职。此时，他开始系统分析东欧官僚政权，并于1975年出版了专著《一个多余的人：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研究论文集》。1981年他出版了《民主的发明：极权统治的局限性》一书，阐明了极权主义和民主的关系。后来，他进入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工作，并一直工作到1989年退休，于2010年10月与世长辞。

二、梅洛•庞蒂的反整体性本体论思想的影响

勒福尔在卡尔诺中学读书时，梅洛•庞蒂是他的老师。在他的启蒙和影响下，两人结成了终生的良师益友关系。可以说，在法国以外的理论界，勒福尔以研究梅洛•庞蒂的思想而著称。长期受老师的耳濡目染，他从不迷信权威，并保持对问题进行最真诚而又彻底的追问和反思。因此，对于政治现象的关注，他比同时代人更加敏锐，并努力将其拓展至政治哲学领域。梅洛•庞蒂晚年发展了总体本体论，并逐渐增强对早年的共产主义抱有同情情结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勒福尔尾随其后，在认识论研究方面推进了梅洛•庞蒂的这种努力，并试图发展梅洛•庞蒂的自然主义政治哲学和反整体性的本体论思想。沿着这一方向，我们在梅洛•庞蒂的最具神秘性的遗著即1949年的《关于马基雅维利的笔记》中，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1947年，梅洛•庞蒂发表了为斯大林的审讯做辩护的《人道主义与恐怖》，1955年他又出版了以谴责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为主题的《辩证法历险》，而《关于马基雅维利的笔记》创作于这两本著作的中间时期。在这本遗稿中，针对马基雅维利的批评者，他为马基雅维利做辩护。即使人道主义日益遭受现象学渗透，并担忧政治共同体概念的变异，但是梅洛•庞蒂依然试图把马基雅维利纳入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之中。他把人性的概念作为一个问题，把共同性作为争论点，是因为他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轮廓中发现了把政治本体论化的倾向。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通常把政治看作为理所应当的，而不是将其看作为现代历史的存在主义的基础。当然这也与他试图脱离马克思主义范式逻辑有关。从梅洛•庞蒂的笔记中，我们发现他为存在主义的立场提供了一个简明的复兴的可见性，由于他没有提供有力的理论证明，却使之变成了一种争论。这一争论在勒福尔有关马基雅维利的核心著作中得到了阐明。正是这一争论，勒福尔被看作为20世纪70年代法国反极权主义时期的最重要的哲学家，更促成他成为法国政治思想转向共和主义的领军人物。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一政治思想在法国仍占据主导地位。正是通过对马基雅维利著作的文本研究，勒福尔发展了自己导师的理论，并消解了上述争论。他试图以社会对立和斗争实践为依据来摸索这一具有存在主义特性的“政治”概念。对于勒福尔来说，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社会学的主要错误在于把社会想象成一种同一性。但是社会现实是不能通过同一性来通达的，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对象。

三、二战以来国际环境和法国政治现状的显微影响

伴随中世纪神学秩序的崩塌，勒福尔认为，现代性问题实质上是由脱离实体的社会引起的。典型性在于，随着主权的丧失，国王成为了一个虚拟的实体，主权蜕变为虚无，沦为了一种空场，成为了社会中没有身份性的独特场所。当一个人物，例如一个具有魅力的领导者、政党或者国家的官僚试图填补这一空场，并占有这一虚无时，极权主义便产生了。而当空场隐藏起来，“政治”也随之被遮蔽了。真正的政治实践是不断地对未来开放，并试图通过坚韧不拔的手段来协调幸运的偶然性的意志。而这种偶然性要自如地应对这样的事实：非神圣的知识要么是一个整体世界的基础，要么能预兆未来。换句话说，一个真正的实践和对政治的理解并不像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描述的那样。勒福尔同样集中于将“政治”的时间性孤立起来，并将其作为回归到世俗政治的主要理论来源，将这种时间性悬置在工业化和现代历史哲学的产生之前。对“政治”的这种“回归”和它虚设的世俗性将会在纷繁复杂的法国研究领域得到反响。从世俗化哲学的历史和由勒福尔的学生马歇尔•戈榭创立的民主的产生到历史学家弗兰西斯•弗雷对马克思主义历史革命的划时代的拒绝，都是在对原极权主义即雅各宾主义的民主合法性空场的占有并重新编码的名义下产生的。勒福尔的哲学研究在修正主义历史学和政治思想的联盟过程中起着模棱两可的作用，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名义上他保持了中间派的立场，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他又断然地向右派转移。实际上，这一转变不仅跟法国革命复辟有关，而且也跟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主义相连。尽管在法国思想中并未起到重要的影响，勒福尔在与萨特同行的过程中，由于长期与阿隆共处，他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开始走向了终结。而这也与法国在反苏冷战联盟中易变的国家地位的表现分不开。20世纪70年代，冷战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东欧异议分子展开了对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左”倾的批判，但这并不能被讽刺为一种反动。这些左派分子的善意的行为迅速在法国高深莫测起来，然而这些异议分子发动了地方性斗争来反抗国家政治强硬化，即社会主义者共同议程和共产主义者获得政治权力带来的威胁。而在20世纪80年代，反极权主义的右翼政治合作开始走向国际化和标准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融合雷蒙•阿隆的狂热的反极权主义的思想和梅洛•庞蒂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勒福尔发展了一种政治哲学化的模式。作为一种庇护，他不仅倾向于消除反动的革命标签，而且主张积极地排除与政治理论的关联性。对于勒福尔来说，他把对“政治”的存在主义研究看作民主多元化的一个方面和“野蛮人民主”中平等理想的价值。勒福尔政治思想最为关注的是理论主张本身和它们采用的哲学形式。与修正主义历史学和法国自由主义概念复兴一样，勒福尔试图努力为法国现象学提供一种哲学的理论基础。他对马基雅维利的研究，贯穿着把“社会”本体论化的努力，从而实现把“政治”存在主义化的目的。当然，对本体论的质疑明显地带有世俗化的色彩。尽管方式不合时宜，渗透着诸多马基雅维利思想的主体性，通过对世俗哲学的拒绝，以无限的有限性的意识为基础，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时间性。就像他的哲学通常表现的那样，他对马基雅维利研究的核心仍然同时保留了对一种明显的后海德格尔式的悬置的本体论的运用。可见，国际环境和法国的政治现状，都推动了勒福尔理论立场的转变。

四、马克思主义的显性渗透

在青年时期，勒福尔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官僚主义的看法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思考的。他认为，官僚阶层与国家紧密相连，不是从私有财产中产生的，它依赖于国家权力。但是作为一个阶级的组织力量，官僚主义与其成员的卑微的地位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认为，无产阶级是历史的特权主体，只有无产阶级在解放斗争中被异化时，官僚阶层才会出现。也就是说，他认为异化是必要的，因为无产阶级必须经历这个阶段才能在反对自身中不断被分离出去，最终消灭私有财产和取消社会的分化状态。因而，他反对苏联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但是后期，勒福尔放弃了这种观点。虽然被马克思吸引，但是，他强调要带着问题去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他欣赏马克思思想中表现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即马克思在不同时期与自己原先的思想分离，看重马克思关于历史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的对立。但是倘若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为一种确定的既成的思想体系，他就要放弃这种马克思主义。因为在他看来，思想本身是不确定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本质又是确定性的，两者是相互矛盾的。在参与托派的经历中，他更加坚定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他认为，俄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实质上是一种小型的带有极权主义色彩的官僚阶层，由此，他怀疑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理论的实践可行性。尽管在勒福尔的早晚期思想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发生了转变，但是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对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勒福尔政治哲学思想的渊源，首先是他的恩师梅洛•庞蒂的影响，他的反整体性理论使勒福尔特别强调思想的不确定性，在他对马基雅维利思想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这条痕迹。其次是当时的国际背景和法国的现状为勒福尔思想铺设了历史境域，一方面他的政治理论立场开始右移，另一方面他突出地强调政治的本体论特性，试图将其存在主义化。最后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渗透，正是透过马克思前后期思想的转变，他认为马克思也强调不确定性，马克思主义还是贯穿在其政治哲学的始终。

参考文献：

[1]MauriceMerleauPonty,Signs[1960],trans．RichardC．McCleary,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EvanstonIL,1964．

[2]KnoxPeden．Anti-revolutionaryrepublicanism——ClaudeLefort’sMachiavelli,Rad-icalPhilosophy182,November/December,2013．

[3]ClaudeLefort,MachiavelliintheMaking[1972],trans．MichaelB．Smith,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EvanstonIL,2012．

政治哲学范文篇10

我们知道，在20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地位，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亡”。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而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都同样激烈地展开，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则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张。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则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柯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关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之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更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或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或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本身就是男性中心主义，从而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当代政治哲学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所牢笼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述范围极为广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六十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所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的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去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学界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也因此，坊间已经翻译过来的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却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当论对问题的表述和分析或许更细致，但我们更要强调的是问题本身的历史深度及其来龙去脉。

我们以为，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戒绝盲目地跟风赶时髦的习气。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然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过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地遵循施特劳斯派的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讨论。同样，我们虽然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但我们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来拒斥现代。相反，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正明显地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地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则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从古希腊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古罗马特别是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要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现代，而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则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都是从西方社会本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简单信徒，而是要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而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