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论范文10篇

政治理论范文篇1

新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近代以后西方最重要的政治思潮之一。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自我和个人，它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特别是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它认为，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以及保证这种自由选择权在公正的环境中得以实现，是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一旦个人能够充分自由地实现其自身的价值，那么个人所在的群体和社会，也必然能最终实现其公共利益。根据自由主义的逻辑，个人的利益和行为是分析和观察一切社会政治问题的基本视角。一切复杂的历史事件、社会制度和政治运动等等，最终都可以被约简为个人行为，所以自由主义的方法论是个人主义或“原子主义”。当代的新自由主义继承了传统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但它把强调的重点放在保证个人实现自由权利的社会公正上。新自由主义尤其强调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对实现个人权利的极端重要性，主张国家的中立性，反对国家对社会和个人事务过多的干预，积极倡导公民社会的作用，竭力维护社会的多元主义价值。由于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西方古典价值的弘扬，所以它又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由于它始终强调个人主义的价值，所以它也被称为“新个人主义”；由于它宣扬多元价值和多党政治，所以它还被称为“新政治多元主义”。

新保守主义

与自由主义一样，保守主义也是西方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潮之一。保守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极其重视现存的传统、秩序、等级和自由的价值，认为这四大政治价值高于其他任何价值，维护这些价值是国家的根本任务。与此相适应，保守主义反对任何激进的社会改革，认为传统和秩序压倒一切。由于传统和现存秩序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有极不相同的含义，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保守主义的意义也各不相同。当代的新保守主义在秉承保守主义经典价值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宪政秩序的重要性，倡导一种“宪政的民主”。新保守主义一方面强调国家对于维护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主张加强国家的权威。另一方面，它又竭力反对国家通过大规模干预社会经济的方式推行福利国家政策，认为福利国家对个人自由具有灾难性的后果。新保守主义反对一切激进的政治理想，尤其是反对社会主义、多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激进的政治思想都是促进人类文明堕落的腐蚀剂。

新马克思主义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同样重要的几种西方流行的政治思潮之一。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就是国外学者（主要是西方学者）试图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所作出的新的理论解释模式。它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直接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变种。新马克思主义既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其他西方的主流政治理论。它的基本特征，就是试图根据当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现实来阐释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论断，或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论断加以详尽的发挥，然后反过来又用这种修改过的新颖理论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现实。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它揭露当代西方国家政治不平等和不自由的种种事实，并试图用阶级分析、经济分析和性别分析等方法去解释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刻根源。它倡导激进的政治改革，积极推动福利国家的进程，明确反对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政治主张。

政治精英主义

现当代以来，精英主义在西方世界也是深有影响的政治理论之一。政治精英理论的基本前提是，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大阶级。统治阶级是少数。但他们垄断着政治权力，履行着所有重大的政治职能。被统治阶级是绝大多数群众，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或主权在民的观点，从来就是一个虚构的神话。不可变移的历史规律是：绝大多数民众始终都受少数精英人物的统治，这就是著名的精英主义理论的“寡头统治铁律”。精英主义既反对自由主义的代议民主理论，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当代的精英主义理论家认为，民主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主权在民”或“实现人民的意愿”，也不是自由、平等，民主是少数社会精英通过竞选而取得政治决策权的制度。当这些社会精英通过所谓的民主程序成为控制国家权力的政治精英后。他们就成为决定国家和人民命运的主宰。这种当代的精英主义理论，又被称为“民主的精英主义”。

社群主义

社群主义也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潮之一，它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产生的，是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有人说，20世纪70年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是新自由主义者的正义，而80年代的主题则是社群主义者的“社群”。到了90年代。正义和社群都成为西方政治理论的主题，社群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也因此形成了当代西方政治理论两相对峙的局面。如果说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新个人主义，那么社群主义的哲学基础则是新集体主义。社群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把自我和个人当作理解和分析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制度的基本变量，而认为个人及其自我最终是由他所在的社群决定的。因此，社群才是政治分析的基本变量。在价值观上，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优先的原则，而社群主义则强调集体权利优先的原则，比起个人权利来，社群主义特别倡导公共利益优先，用公益政治学替代权利政治学，是社群主义的根本主张。社群主义强调家庭、社区和国家的价值，倡导爱国主义，鼓励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

政治理论范文篇2

一、存在的突出问题。

1、理论学习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政治学习不够主动，学习不能经常化。以前自己对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只注意主要观点的学习，只是把学习当作一种任务去完成，不能主动的、经常的、系统的去认真学习和研读，注重业务知识和计算机技术方面的学习，淡化了政治理论学习，有时还把政治理论学习当成一种负担，认为是占了自己的时间。往往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一忙起来，就把政治理论学习放松。二是理论联系实际不够。没能把政治理论学习同自己的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自觉的运用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去认识事物、分析问题，用理论去指导解决在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遇到问题有时无从下手或者工作结果与付出的努力有一定差距。

2、理想信念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行业存在的不正之风，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丑恶现象，特别是解放后已经彻底消灭的、贩毒吸毒又死灰复燃。在党内政令不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部分地区和部门时有发生。这些现象使我对党能否消除腐败有些担心。二、对反对民族分裂和非法宗教活动的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总以为自己是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的，但没从思想深处去想。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国际反动势力把新疆作为对我国推行“西化”、“分化”战略的主要目标，公开支持新疆境内外的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自从目睹了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的种种表现和危害后，我才认识到这场斗争是多么复杂，必须坚持长期斗争。三、对“”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党中央英明果断地做出的“关于取缔非法组织的决定”是深得人心的。以前我不知道“”是什么，初闻时，认为练练功有什么问题。通过学习才知道李洪志及其“”是什么货色，逐步认清了李洪志的歪理邪说及“法轮大法”反科学、反人类、反政府的反动本质及危害。我才认识到这场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

3、工作作风不够扎实，存在急于求进的情绪。一是接到任务，有时首先想到的是怎样尽快完成，而不是怎样做到最好，特别是任务多、压力大的时候更是如此，存在应付以求过关的想法，导致工作缺乏耐心，产生急躁情绪，影响工作效果，没有时刻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二是欠缺创新意识，没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局限于上级布置什么做什么，有时产生的新想法也只是停留于心动而无行动的状态；三是对有关的政策法规研究少，工作方法简单，致使工作效果不佳。

4、公仆意识淡漠，群众观念减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由党的根本宗旨决定的，也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近几年，受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的影响，自己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追求现实，随大流，对工作的热情降低了。以致于公仆意识淡薄、群众观念减退。没有密切联系实际，关心群众疾苦，帮助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群众切身利益方面的问题，主动性和自觉性远远不够。如对窗口的同志，一般电脑有问题，都是他们找上门来了，才去处理，缺乏主动到窗口去找问题，发现问题，缺乏自觉到窗口去帮助同志学习电脑知识。

二、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1、政治理论学习不够深入，理论修养不够，在学习中自觉性稍差，不能挤出时间学习，重视不够。必须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才能从政治的高度去认识和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自己为什么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改革开放发展中出现一些新问题时，产生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疑虑，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忧虑呢？为什么在与““邪教组织的政治斗争中缺乏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呢？其根本实质就是马列主义，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没有很好学习，是理论上不成熟的表现，不能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问题，不具有用邓小平理论认识问题的能力。近几年自己注重计算机方面的学习，忽视了理论学习，对邓小平理论学习只满足上级要求学什么就学什么，使理论学习浮在表面上。缺乏理论学习的自觉性。

2、工作作风方面究其原因主要是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没有深刻领会、准确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缺少以党的事业为己任的精神，怕出力不讨好，甚至出错，反映出工作责任心、事业心不强，遇到对外、对上方面的工作，有推的现象，推给主管领导；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等的现象，等问题解决了再说；还有看的思想，总是幻想着也许有一天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3、全心为人民服务宗旨意识树立的不牢固，工作不深入，群众观念淡漠，群众工作经验不丰富。没有从思想上、行动上真正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虚心向群众学习，与群众同甘共苦，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而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上。

三、今后的努力方向。

这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是一次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的机会。通过查找剖析，使我找准了问题和不足，认识到这些问题给我的工作和自身造成的危害，抓住了产生的根源，更加认清了今后努力方向，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接受大家的批评和帮助，弥补自己的不足。

1、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1）加强政治理论学习。要以解决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以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为落脚点，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自己头脑，特别要在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上花大力气，在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实践上下真功夫，不断提高学习理论的自觉性。

（2）除重点参加好党组织布置的政治学习外，还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自学，争取在一段时间后，使自己政治理论和专业知识水平有一个提高。

（3）加强业务知识学习。要坚持利用琐碎时间弥补和更新业务知识，以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

2、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要努力做到善于克服消极思维、模糊认识所造成的各种束缚，破除急躁情绪，迎难而上，积极工作；善于对遇到的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深挖其中的规律性；善于从事物之间的种种联系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善于从政治、全局的高度认识事物；善于根据个人具体情况和自身工作特点，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脚踏实地的投入到工作中去。

政治理论范文篇3

在西方政治-社会思想史上,关于“政治社会”与“社会政治”两个基本概念的形成,曾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演化过程。“社会政治”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两个术语,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要了解什么是“社会政治”,首先要了解“政治社会”一词的含义和由来。一、“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的思想起源关于“政治社会”的思想,从其思想渊源来考察,最早始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第一个提出和系统论述了“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的概念。《政治学》开宗明义就指出:“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团体(城市团体)。”[1](第3页)看来,他把实施统治和被统治的“城邦政治”称为“政治团体”(如亚氏称一种“海太利”的组织为“政治社会”)[1](第98,483页)。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中的国家即“政治社会”的观点,其理论始源就是直接来自这里。不过亚里士多德把城邦(政治团体)视为“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即整个社会组织的一个部分,认为社会团体同政治团体是有区别的。后来,人们使用政治社会的内含又有所变化:称政治社会即指国家社会。卢梭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在写作《社会契约论》的过程中,曾明确地将国家体制称作政治社会,把国家、社会共同体、社会契约等词,几乎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1。这就为西方“政治社会”说奠定了基础。卢梭以“社会契约”理论假设,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国家同社会完全混同了起来。使后来的西方思想家们把有国家存在的社会看做是一个亘古的“政治社会”。19世纪初,孔德、斯宾塞虽然提出用实证主义、社会有机体等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但仍然停留在“政治社会”的范围内。“社会政治”的思想,到19世纪70年代才萌发出来。摩尔根发表《古代社会》一书,实现了人类学的革命。该书从社会进化论观点出发,运用社会实证的方法,详细地考察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的起源和形成,首次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两种政治方式(twoplansofgovernment)”的概念,认为氏族性的政治生活产生于社会(societas),地域性的政治生活发生于国家(civitas)。他指出:“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2](第3页)“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态都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此处使用方式(plan)一词系就其科学意义而言。这两种方式的基础有根本的区别。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在古代,构成民族(populus)的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它们是顺序相承的几个阶段。后来,同一地区的部落组织成为一个民族,从而取代了各自独占一方的几个部落的联合。这就是古代社会从氏族出现以后长期保持的组织形式,它在古代社会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直至文明发展以后,这种组织依然存在。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2](第6页)又说:人类社会“政治的萌芽必须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氏族组织中寻找”。对于这种政治的萌芽,摩尔根称为government,以区别政治社会的politics。[2](第4页)

这就十分明白,摩尔根已经把整个原始社会的政治生活叫社会的政治方式,把产生国家后的政治生活方式,称为“政治社会”。在这里,摩尔根已经超出了以往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国家、社会的学术眼光,提出了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的“社会政治”的理论。恩格斯就是以摩尔根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原始社会中的“government”,即无阶级社会的政治,首次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诠释。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就是他们两人在理论与事实的结合上,把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两个基本的概念作了区分,为建立“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然而,从《社会契约论》到《古代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时间上从1762年到1877年,再到1884年,其间相隔的一个多世纪里,西方思想家关于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的演变。从霍布斯到卢梭,再到边沁,经历了17世纪的“自然的社会结构论”、18世纪的“市民社会论”的演进,那末,到19世纪及以后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就逐渐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现代社会“是一种以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社会”[3](第87-88页),开始在一定意义上把政治(国家)与社会(市民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两大领域来对待。几个世纪一直将政治、国家、社会视为同一的“社会共同体”、政治社会即国家社会的社会契约论主流派的传统观点,首先受到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大师――黑格尔的挑战。黑格尔从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命题出发,将自由派的政治经济学及市民社会概念与孟德斯鸠的国家观相调和,提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区别。黑格尔在对人的“社会化”进行社会分析时指出:人的社会化过程,需要依靠经济利益关系和伦理世界的理性关系的结合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一是需要作出经济关系层面的“市民社会”分析,二是需要作出政治道德层面的“国家”分析。在黑格尔看来,所谓“市民社会”就是指连同其制度化的法律保障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只有在这样的市民社会里,每个人才有条件以自身为目的,同其他的人发生关系。黑格尔说:个别的人“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来规定他们的知识、意志和活动,并使自己成为社会联系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4](第201页)在市民社会里,实现的只能是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关系,市民社会只是一个“中介的、否定的环节”。要将个体与共同体完全统一起来,融合为一体,那还需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也就是说,国家是人实现“社会化”必要的理性基础。所谓“国家”,在黑格尔看来,它是“伦理世界”和“伦理理念现实”[4](第253页)。“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4](第261页),“个人本身只有作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伦理性”[4](第254页)。黑格尔出于唯心主义的本性,把国家(即道德伦理关系)看做是决定性因素,而市民社会(即经济利益关系)是被决定性因素,使两者因果关系发生了颠倒。但他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区别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19世纪西方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发生适度分离的历史新趋势,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某种现实性的状况,这对以后的思想家们思考、分析关于政治(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黑格尔把国家当做“最高伦理的表现”加以崇拜,在事实上美化了当时德国封建专制的国家制度,又不能不表现出黑格尔思想所具有的保守性一面。孔德和斯宾塞在19世纪初期和中期分别提出社会进化实证论和社会有机整体论,建立起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从而使20世纪中期有可能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社会”,建立一门“政治社会学”。在传统的政治学家们眼里,政治社会主要指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力;而在孔德、斯宾塞以及后来的政治社会学家那里,政治社会学则主要是强调对国家政治的社会分析,这种学科视野虽然扩大了研究政治社会的眼界,但没有跳出原有“政治社会”的基本框架。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热衷于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生硬地搬到政治社会领域,抽象地强调社会有机整体,而忽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回避已经尖锐起来的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们的这种政治社会观表现出了很大的保守性。现代西方“政治社会学”,在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上仍然继续着古典政治社会学抽象的社会观。所以,政治社会理论与我们所称的社会政治理论有本质的区别。

二、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社会政治”的方法论基础

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形态的经济关系中,特别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有了剩余和社会分工之后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的事实中,分析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氐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和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5](第257页)。《共产党宣言》就是根据这一基本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什么是阶级政治的著名论断:在资本同劳动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围绕政权所发生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5](第281页)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将人们的社会认识眼界引向阶级社会的历史最深处,跨进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阶级政治关系的新领域。这不能不说是对社会史、政治史在认识上的一个新突破。恩格斯后来在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时总结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第740―741页)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将社会中的政治归结为观念的东西,而历史唯物论认为,一切政治观念,最终都应归结为社会物质关系。所有受阶级关系制约的政治,说到底,它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

然而,非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其经济基础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发生必然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关系到要不要将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到底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必须要有进一步的明确回答。马克思、恩格斯自从创立了自己的唯物历史观和阶级政治论以来,也一直试图从一般唯物史观上解决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他们无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还是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人们只要仔细研读这些重要文献,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思考和论述关于史前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事实上是否存在政治上层建筑问题(即不存在阶级和国家的社会条件下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到底怎样)时,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追求(但都是建立在一种科学的假设基础上),一直迫切希望能找到充分的史实,来证实他们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原理和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真实性和正确性。这个愿望直到他们的晚年才最后由恩格斯来实现。19世纪70年代中期,马克思仍以极大的热情研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及其他人类学知识。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后来说得很明白:“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明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7](第1页)摩尔根所提供的大量关于史前社会的史实,“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7](第14页),证明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社会历史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社会观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体历史政治观也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这一整体社会历史观说明,阶级和阶级的政治,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社会历史现象。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还没有产生真实可靠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足以说明史前社会为何物,人们的认识视野中虽然提到了“原始社会”,但对其实际状况并不清楚。西方古典的自然法理论中的所谓“人类自然状态”说,也仅仅是一种虚构的理论假设,不足为据。某些关于原始血缘家庭的论著,也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那样,是零星和不可靠的。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讲到了人类社会早期的社会生产分工、部落所有制等[5](第68―70页),但他们认为,不能轻信那些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对“史前时期”的种种描述。[5](第79―80页)他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初步确认了人类“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要素”[5](第78―81页),并以此作为文明社会发展的起点。但是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设想:在文明社会之前的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着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形态,还没有可能确切地知道史前社会的具体生活状态,因而也就谈不上论及原始社会的人们到底怎样过“政治生活”的问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人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认定“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第272页),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都是阶级政治斗争的政治的一个重要缘由。也正因如此,在他们7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部分著作里,将国家与政治是同等看待的。

另外,马克思、恩格斯重视阶级斗争的政治,还有更重要的社会背景原因,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危机日益尖锐化起来,欧洲整个大陆无产阶级参与革命的斗争形势逼近,使自觉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一边的马克思、恩格斯,不能不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现实斗争方面来,以研究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及其本质,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为主要使命,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就是直接为无产阶级斗争提供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而创作的。然而,从他们的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看,始终是把人类社会当做历史的整体的。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个大家所熟知的关于什么是历史唯物论的科学定义,就明确地肯定了他们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本质上承认人类社会形态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整体历史过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几个时代。资产资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又是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8](第32―33页)马克思就是根据这个总原则,来撰写伟大的《资本论》的。

尽管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也没有忘记有关原始社会的论述。但是,在对过去和未来的事情尚缺乏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愿轻易作出结论,宁愿等待事实的到来,也不愿作出任何武断的猜想,像列宁曾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9](第186页)然而,“关于这个未来,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9](第193页)。只有当他们确信,摩尔根科学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之后,他们才明确宣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有文字以来的全部文明史的内容。阶级斗争的历史,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同时,又确认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历史的暂时性,这就等于历史的逻辑上告诉人们,无阶级、无国家社会的政治,只能是“社会政治”。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问题,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论战中谈到了“非政治国家”的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5章中,进一步论述了什么是“非政治国家”、“半国家”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就是彻底消灭国家等等。这就是说,在“政治社会”之后,必然有一个“社会政治”的到来。完全的“社会政治”的到来,是以全面超越现实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彻底消灭阶级统治及其遗留为基本前提的。自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的实现,是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为其社会历史条件的。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其内蕴不仅包括如何处理政治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而且还包括实现社会政治的历史条件。社会政治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它的高度社会化。阶级社会的政治是高度国家化,阶级后社会的政治是高度社会化。当然,实现完全社会政治,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之后,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因为旧制度在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历史遗留,还将长期影响着人们,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文化教育和科技水平在全体人民范围内提高,特别是在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这样的任务就更加艰巨、困难、长期。邓小平在总结20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时强调指出:像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水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需要十几代、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因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虽然还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政治”的境地,但开始了走向“社会政治”的新的历程。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如果不坚持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就不可能同列宁、曾经反复指出过的那种“旧政治”划清界线,就不可能从思想观念上彻底抛弃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不可能在实践中严格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与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同样,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如果不认识到实现“社会政治”是一个长期的逐步的历史过程,那就要在政治上犯超越历史、脱离实际的急性病,使社会主义遭到失败。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走向“社会政治”的独特历史阶段。

三、什么是“社会政治”?

“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整体政治观的基础上的。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从总体上说,“社会政治”就是指阶级后社会的政治,是剥削阶级国家政治的对立物,是相对于“政治社会”而言的。它要求将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的条件下,逐步回到社会之中;在使社会的经济、文化权利达到事实上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成员政治权利的平等和政治生活的高度自治和高度的社会化,实现社会利益关系调控机制的程序化、科学化和公众化。一句话,“社会政治”即社会化的政治。原来意义上的强制性的国家权力的形式和手段,要进历史博物馆。这种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就是实现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人们自觉地养成了共同约定俗成的社会政治纪律和公共道德规范。对极少数违规者,社会实行“强制”措施,已不是现代国家的强制力。社会性的权威机关虽仍然必要存在,但同国家强力机关比照,从内容到形式有本质性的差异,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形式,它是人类更为高级的新型政治制度文明。尽管人类达到这种政治生活境地的历史发展还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应该被看成是实行新型的“社会政治”的起点,哪怕是最初的起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应该属于这种新型政治文明的开端。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明白地指出,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权力,是一种消灭阶级、实现社会政治的过渡性政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旧式国家制度。

关于“社会”与“政治”的联用,所表达的含义在现有的各种辞典中难于找到一种现成的答案。按照上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它应当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的政治。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观”,从其本质意义和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广义角度上讲,是阶级后社会的一种新型政治。这种政治观点,不仅同资产阶级政治观相对立,而且同狭义上的阶级政治观也有重大的区别。因为,“社会主义”在其原始本意上就排斥了阶级、剥削、阶级私利等一类东西。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词,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最初使用的时候,就是指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兄弟般的、大家平等的社会。2马克思主义所指的“社会政治”,实质是经过政治的革命变革,消灭了社会关系中人对人的压迫和剥削,实现社会平等后的政治。这样,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必然要消亡,代之以“自由人联合体”的政治。所以,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结束语中,借用摩尔根的一段话,表达了关于资本主义后社会的政治生活设想。[7](第178―179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观,同孔德、斯宾塞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治社会学理论不同,前者是旨在研究从阶级转向无阶级条件下,消灭阶级的历史过程中和阶级消灭之后的社会与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特点就是政治通过社会关系直接表现出来;而后者,则是把阶级社会作为一般社会,即研究抽象性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进而使阶级的政治关系抽象化、表象化。政治社会学理论在19世纪欧洲市场经济大潮中、在社会与政治在形式上出现分离的情况下,提出强调分析政治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运行的社会条件,认识各种政治现象所必然依存的社会关系,从而扩大了观察政治的视野,对传统政治学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新的进展。但是,由于他们是打着“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论的旗号来研究阶级政治问题的,从而导致他们抹杀和掩盖已经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现存制度,用所谓“一般的社会关系”冲淡和掩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迫的实质,从而使19世纪西方政治社会学思潮在方法论上具有虚伪性,在政治上具有保守性。20世纪20年代开始形成的现代政治社会学说,虽然从社会实证方面对社会学、政治学学科研究有了一定的推进,对现代政治生活的素描与分析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直接影响到行为主义政治学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产生与发展,但从另一方面的意义上讲,它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生活的本质和规律的探讨,显然起着消极被动的作用。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政治问题时,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更不能把我们论及的关于“邓小平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视同于西方政治社会学。如果我们不对其从立场、观点、方法上作原则的区分,那就很容易使两种政治观点相混淆。因此,在研究到底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政治”政治观时,一定要注意把西方政治社会学理论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政治”理论加以区别。

四、“社会政治”的历史实证

从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社会政治的基本观点看,他们强调了对政治现象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经济的、阶级的分析。在对抗性的阶级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各种政治关系必然集中地通过阶级关系表现出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体现在国家政权最终归宿于谁的问题上,服务于谁。马克思的《资本论》,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归结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治关系,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恩格斯后来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马克思的这一根本思想作了精辟的概括。他指出: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于是,雇佣劳动制成为了资本对劳动统治的基本经济形式,“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6](第744―745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理论基石。但这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不仅是对阶级存在的社会中的政治而言的,而且还适用于无阶级社会条件下的政治上层建筑。“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后社会中的政治关系,必然要逐步回归到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从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教训开始,就考虑过资本主义后社会的“国家”和社会的政治问题。他明确地指出了几点:

第一,“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就是公社”[6](第55页)。因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6](第55―56页)“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6](第58页)因此,“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6](第58―59页)这就是工人阶级所独创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新型政府。第二,马克思以现实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眼光,指出,巴黎公社所体现的这些根本原则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他在驳斥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种种攻击的言论时非常清楚的告诫人们:“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6](第60页)这就是说,巴黎公社所创造出来的那些体现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根本利益的要求与愿望的人民权力,并不能单凭革命的热情与愿望在一个早晨就能实现的,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更高于资本主义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公社所体现的那些基本的原则,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创造过程,需要对环境和人的改造过程才能实现。马克思的这种对待巴黎公社原则的远大而求真务实的历史眼光,被目光短浅的人们所忽视。那些在革命暂时受到挫折或者资产阶级一时得势时而产生动摇的人们,认真地读读马克思128年前讲明了的这些话吧。

第三,关于无产阶级为什么应该采取实际的步骤来逐步实现向社会政治的高级阶段过渡,到了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这就是他们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给我们留下的思想遗产。由于实现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要有一个政治上的转变时期,由于在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还必须经历保持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和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阶段,因此,就不能不涉及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6](第341页)。无产阶级决不是要简单夺取国家政权,而是要按照新的“社会政治”的原则,对之实行彻底改造,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实现社会政治的桥梁。所谓工人阶级统治,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实行的是社会治理,即“人民管理”。3至于什么是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怎样建立这种新型的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或者“非政治国家”(恩格斯语),这当然是一个需要靠后人的实践来解决的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在《国家与革命》第5章中,详细地探讨了由政治社会向社会政治转变的基本理论原理。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的主要任务和宗旨是捍卫劳动者的按劳分配原则和保卫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式的权利”,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现“经济的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近一个世纪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如何正确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既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也不是在一个早晨消灭国家,而是通过“社会国家”和“走向社会政治”,实行经济的社会解放的基本思想缺乏准确和全面的理解,因而长期在政治策略上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五、结论:坚持“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道路这就是说,“社会政治”的实现,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相统一的社会历史变革过程。一方面,是实现阶级政治向非阶级政治的逐步过渡;另一方面,是社会化的政治过程。所谓“社会化的政治过程”,即由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处理同全体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从思想到制度,做到真正使政治权力的行使始终有效地置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监督之下,经由量的积累到质变过程,最后回归社会之中。这一社会化政治过程,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需要有一个历史的发展和积累的阶段。如果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需要逐步发展和进行有效积累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也同样是逐步地建设和自觉的积累过程,而且时间更长,任务更艰巨。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计划、有步骤地沿着发展“社会政治”的方向,进行新政治生活的建设与积累,是社会主义政治形成的必须自然历史阶段。因此,我们把这一新型社会政治的发展历程,称之为“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道路。只有坚持不断走向社会政治的方向和道路,才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提出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并在实践中制定出一整套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的,是邓小平和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的中国共产党。

注释:

1卢梭最初写作《社会契约论》,后将书名改为《论政治社会》,再改为《社会契约论》。现在的《社会契约论》一书的副标题:“一名:政治权利的原理”在《日内瓦手稿》本曾作过多次修改,初是《论国家的体制》,后改为《论政治的形成》,再改为《论共和国的形成》,最后在正本中定为《政治权利原理》(参见:《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6页译注)。他在正文中称:“家庭是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见《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9页)。

2据查,在圣西门逝世后的第七年,即1832年2月13日,《地球》杂志发表了名叫乔西安尔(圣西门的信徒)的一篇论文,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法文为socialisme)这个新词汇;次年,在英国欧文派的刊物《贫民卫报》上出现了英文“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1834年,圣西门派的著名活动家比埃尔?勒鲁发表了《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解释了“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

3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实质问题,恩格斯曾经说过:“要是说人民管理,这还有点意义。”但是,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设施,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他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了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共同体’[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古德文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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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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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俄]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政治理论范文篇4

在西方政治-社会思想史上，关于“政治社会”与“社会政治”两个基本概念的形成，曾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演化过程。“社会政治”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两个术语，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要了解什么是“社会政治”，首先要了解“政治社会”一词的含义和由来。一、“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的思想起源关于“政治社会”的思想，从其思想渊源来考察，最早始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第一个提出和系统论述了“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的概念。《政治学》开宗明义就指出:“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团体(城市团体)。”[1](第3页)看来，他把实施统治和被统治的“城邦政治”称为“政治团体”(如亚氏称一种“海太利”的组织为“政治社会”)[1](第98，483页)。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中的国家即“政治社会”的观点，其理论始源就是直接来自这里。不过亚里士多德把城邦(政治团体)视为“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即整个社会组织的一个部分，认为社会团体同政治团体是有区别的。后来，人们使用政治社会的内含又有所变化:称政治社会即指国家社会。卢梭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在写作《社会契约论》的过程中，曾明确地将国家体制称作政治社会，把国家、社会共同体、社会契约等词，几乎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1。这就为西方“政治社会”说奠定了基础。卢梭以“社会契约”理论假设，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国家同社会完全混同了起来。使后来的西方思想家们把有国家存在的社会看做是一个亘古的“政治社会”。19世纪初，孔德、斯宾塞虽然提出用实证主义、社会有机体等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但仍然停留在“政治社会”的范围内。“社会政治”的思想，到19世纪70年代才萌发出来。摩尔根发表《古代社会》一书，实现了人类学的革命。该书从社会进化论观点出发，运用社会实证的方法，详细地考察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的起源和形成，首次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两种政治方式(TwoPlansofGovernment)”的概念，认为氏族性的政治生活产生于社会(Societas)，地域性的政治生活发生于国家(Civitas)。他指出:“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2](第3页)“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态都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此处使用方式(plan)一词系就其科学意义而言。这两种方式的基础有根本的区别。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在古代，构成民族(populus)的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它们是顺序相承的几个阶段。后来，同一地区的部落组织成为一个民族，从而取代了各自独占一方的几个部落的联合。这就是古代社会从氏族出现以后长期保持的组织形式，它在古代社会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直至文明发展以后，这种组织依然存在。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2](第6页)又说:人类社会“政治的萌芽必须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氏族组织中寻找”。对于这种政治的萌芽，摩尔根称为Government，以区别政治社会的Politics。[2](第4页)

这就十分明白，摩尔根已经把整个原始社会的政治生活叫社会的政治方式，把产生国家后的政治生活方式，称为“政治社会”。在这里，摩尔根已经超出了以往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国家、社会的学术眼光，提出了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的“社会政治”的理论。恩格斯就是以摩尔根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原始社会中的“Government”，即无阶级社会的政治，首次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诠释。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就是他们两人在理论与事实的结合上，把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两个基本的概念作了区分，为建立“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然而，从《社会契约论》到《古代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时间上从1762年到1877年，再到1884年，其间相隔的一个多世纪里，西方思想家关于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的演变。从霍布斯到卢梭，再到边沁，经历了17世纪的“自然的社会结构论”、18世纪的“市民社会论”的演进，那末，到19世纪及以后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就逐渐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现代社会“是一种以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社会”[3](第87-88页)，开始在一定意义上把政治(国家)与社会(市民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两大领域来对待。几个世纪一直将政治、国家、社会视为同一的“社会共同体”、政治社会即国家社会的社会契约论主流派的传统观点，首先受到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大师——黑格尔的挑战。黑格尔从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命题出发，将自由派的政治经济学及市民社会概念与孟德斯鸠的国家观相调和，提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区别。黑格尔在对人的“社会化”进行社会分析时指出:人的社会化过程，需要依靠经济利益关系和伦理世界的理性关系的结合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一是需要作出经济关系层面的“市民社会”分析，二是需要作出政治道德层面的“国家”分析。在黑格尔看来，所谓“市民社会”就是指连同其制度化的法律保障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只有在这样的市民社会里，每个人才有条件以自身为目的，同其他的人发生关系。黑格尔说:个别的人“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来规定他们的知识、意志和活动，并使自己成为社会联系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4](第201页)在市民社会里，实现的只能是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关系，市民社会只是一个“中介的、否定的环节”。要将个体与共同体完全统一起来，融合为一体，那还需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也就是说，国家是人实现“社会化”必要的理性基础。所谓“国家”，在黑格尔看来，它是“伦理世界”和“伦理理念现实”[4](第253页)。“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4](第261页)，“个人本身只有作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伦理性”[4](第254页)。黑格尔出于唯心主义的本性，把国家(即道德伦理关系)看做是决定性因素，而市民社会(即经济利益关系)是被决定性因素，使两者因果关系发生了颠倒。但他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区别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19世纪西方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发生适度分离的历史新趋势，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某种现实性的状况，这对以后的思想家们思考、分析关于政治(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黑格尔把国家当做“最高伦理的表现”加以崇拜，在事实上美化了当时德国封建专制的国家制度，又不能不表现出黑格尔思想所具有的保守性一面。孔德和斯宾塞在19世纪初期和中期分别提出社会进化实证论和社会有机整体论，建立起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从而使20世纪中期有可能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社会”，建立一门“政治社会学”。在传统的政治学家们眼里，政治社会主要指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力;而在孔德、斯宾塞以及后来的政治社会学家那里，政治社会学则主要是强调对国家政治的社会分析，这种学科视野虽然扩大了研究政治社会的眼界，但没有跳出原有“政治社会”的基本框架。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热衷于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生硬地搬到政治社会领域，抽象地强调社会有机整体，而忽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回避已经尖锐起来的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们的这种政治社会观表现出了很大的保守性。现代西方“政治社会学”，在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上仍然继续着古典政治社会学抽象的社会观。所以，政治社会理论与我们所称的社会政治理论有本质的区别。

二、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社会政治”的方法论基础

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形态的经济关系中，特别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有了剩余和社会分工之后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的事实中，分析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氐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和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5](第257页)。《共产党宣言》就是根据这一基本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什么是阶级政治的著名论断:在资本同劳动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围绕政权所发生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5](第281页)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将人们的社会认识眼界引向阶级社会的历史最深处，跨进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阶级政治关系的新领域。这不能不说是对社会史、政治史在认识上的一个新突破。恩格斯后来在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时总结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第740—741页)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将社会中的政治归结为观念的东西，而历史唯物论认为，一切政治观念，最终都应归结为社会物质关系。所有受阶级关系制约的政治，说到底，它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

然而，非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其经济基础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发生必然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关系到要不要将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到底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必须要有进一步的明确回答。马克思、恩格斯自从创立了自己的唯物历史观和阶级政治论以来，也一直试图从一般唯物史观上解决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他们无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还是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人们只要仔细研读这些重要文献，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思考和论述关于史前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事实上是否存在政治上层建筑问题(即不存在阶级和国家的社会条件下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到底怎样)时，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追求(但都是建立在一种科学的假设基础上)，一直迫切希望能找到充分的史实，来证实他们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原理和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真实性和正确性。这个愿望直到他们的晚年才最后由恩格斯来实现。19世纪70年代中期，马克思仍以极大的热情研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及其他人类学知识。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后来说得很明白:“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明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7](第1页)摩尔根所提供的大量关于史前社会的史实，“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7](第14页)，证明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社会历史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社会观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体历史政治观也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这一整体社会历史观说明，阶级和阶级的政治，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社会历史现象。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还没有产生真实可靠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足以说明史前社会为何物，人们的认识视野中虽然提到了“原始社会”，但对其实际状况并不清楚。西方古典的自然法理论中的所谓“人类自然状态”说，也仅仅是一种虚构的理论假设，不足为据。某些关于原始血缘家庭的论著，也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那样，是零星和不可靠的。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讲到了人类社会早期的社会生产分工、部落所有制等[5](第68—70页)，但他们认为，不能轻信那些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对“史前时期”的种种描述。[5](第79—80页)他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初步确认了人类“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要素”[5](第78—81页)，并以此作为文明社会发展的起点。但是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设想:在文明社会之前的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着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形态，还没有可能确切地知道史前社会的具体生活状态，因而也就谈不上论及原始社会的人们到底怎样过“政治生活”的问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人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认定“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第272页)，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都是阶级政治斗争的政治的一个重要缘由。也正因如此，在他们7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部分著作里，将国家与政治是同等看待的。

另外，马克思、恩格斯重视阶级斗争的政治，还有更重要的社会背景原因，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危机日益尖锐化起来，欧洲整个大陆无产阶级参与革命的斗争形势逼近，使自觉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一边的马克思、恩格斯，不能不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现实斗争方面来，以研究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及其本质，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为主要使命，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就是直接为无产阶级斗争提供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而创作的。然而，从他们的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看，始终是把人类社会当做历史的整体的。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个大家所熟知的关于什么是历史唯物论的科学定义，就明确地肯定了他们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本质上承认人类社会形态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整体历史过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几个时代。资产资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又是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8](第32—33页)马克思就是根据这个总原则，来撰写伟大的《资本论》的。

尽管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也没有忘记有关原始社会的论述。但是，在对过去和未来的事情尚缺乏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愿轻易作出结论，宁愿等待事实的到来，也不愿作出任何武断的猜想，像列宁曾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9](第186页)然而，“关于这个未来，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9](第193页)。只有当他们确信，摩尔根科学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之后，他们才明确宣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有文字以来的全部文明史的内容。阶级斗争的历史，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同时，又确认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历史的暂时性，这就等于历史的逻辑上告诉人们，无阶级、无国家社会的政治，只能是“社会政治”。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问题，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论战中谈到了“非政治国家”的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5章中，进一步论述了什么是“非政治国家”、“半国家”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就是彻底消灭国家等等。这就是说，在“政治社会”之后，必然有一个“社会政治”的到来。完全的“社会政治”的到来，是以全面超越现实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彻底消灭阶级统治及其遗留为基本前提的。自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的实现，是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为其社会历史条件的。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其内蕴不仅包括如何处理政治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而且还包括实现社会政治的历史条件。社会政治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它的高度社会化。阶级社会的政治是高度国家化，阶级后社会的政治是高度社会化。当然，实现完全社会政治，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之后，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因为旧制度在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历史遗留，还将长期影响着人们，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文化教育和科技水平在全体人民范围内提高，特别是在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这样的任务就更加艰巨、困难、长期。邓小平在总结20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时强调指出:像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水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需要十几代、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因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虽然还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政治”的境地，但开始了走向“社会政治”的新的历程。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如果不坚持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就不可能同列宁、曾经反复指出过的那种“旧政治”划清界线，就不可能从思想观念上彻底抛弃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不可能在实践中严格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与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同样，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如果不认识到实现“社会政治”是一个长期的逐步的历史过程，那就要在政治上犯超越历史、脱离实际的急性病，使社会主义遭到失败。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走向“社会政治”的独特历史阶段。

三、什么是“社会政治”?

“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整体政治观的基础上的。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从总体上说，“社会政治”就是指阶级后社会的政治，是剥削阶级国家政治的对立物，是相对于“政治社会”而言的。它要求将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的条件下，逐步回到社会之中;在使社会的经济、文化权利达到事实上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成员政治权利的平等和政治生活的高度自治和高度的社会化，实现社会利益关系调控机制的程序化、科学化和公众化。一句话，“社会政治”即社会化的政治。原来意义上的强制性的国家权力的形式和手段，要进历史博物馆。这种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就是实现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人们自觉地养成了共同约定俗成的社会政治纪律和公共道德规范。对极少数违规者，社会实行“强制”措施，已不是现代国家的强制力。社会性的权威机关虽仍然必要存在，但同国家强力机关比照，从内容到形式有本质性的差异，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形式，它是人类更为高级的新型政治制度文明。尽管人类达到这种政治生活境地的历史发展还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应该被看成是实行新型的“社会政治”的起点，哪怕是最初的起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应该属于这种新型政治文明的开端。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明白地指出，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权力，是一种消灭阶级、实现社会政治的过渡性政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旧式国家制度。

关于“社会”与“政治”的联用，所表达的含义在现有的各种辞典中难于找到一种现成的答案。按照上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它应当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的政治。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观”，从其本质意义和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广义角度上讲，是阶级后社会的一种新型政治。这种政治观点，不仅同资产阶级政治观相对立，而且同狭义上的阶级政治观也有重大的区别。因为，“社会主义”在其原始本意上就排斥了阶级、剥削、阶级私利等一类东西。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词，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最初使用的时候，就是指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兄弟般的、大家平等的社会。2马克思主义所指的“社会政治”，实质是经过政治的革命变革，消灭了社会关系中人对人的压迫和剥削，实现社会平等后的政治。这样，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必然要消亡，代之以“自由人联合体”的政治。所以，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结束语中，借用摩尔根的一段话，表达了关于资本主义后社会的政治生活设想。[7](第178—179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观，同孔德、斯宾塞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治社会学理论不同，前者是旨在研究从阶级转向无阶级条件下，消灭阶级的历史过程中和阶级消灭之后的社会与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特点就是政治通过社会关系直接表现出来;而后者，则是把阶级社会作为一般社会，即研究抽象性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进而使阶级的政治关系抽象化、表象化。政治社会学理论在19世纪欧洲市场经济大潮中、在社会与政治在形式上出现分离的情况下，提出强调分析政治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运行的社会条件，认识各种政治现象所必然依存的社会关系，从而扩大了观察政治的视野，对传统政治学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新的进展。但是，由于他们是打着“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论的旗号来研究阶级政治问题的，从而导致他们抹杀和掩盖已经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现存制度，用所谓“一般的社会关系”冲淡和掩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迫的实质，从而使19世纪西方政治社会学思潮在方法论上具有虚伪性，在政治上具有保守性。20世纪20年代开始形成的现代政治社会学说，虽然从社会实证方面对社会学、政治学学科研究有了一定的推进，对现代政治生活的素描与分析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直接影响到行为主义政治学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产生与发展，但从另一方面的意义上讲，它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生活的本质和规律的探讨，显然起着消极被动的作用。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政治问题时，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更不能把我们论及的关于“邓小平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视同于西方政治社会学。如果我们不对其从立场、观点、方法上作原则的区分，那就很容易使两种政治观点相混淆。因此，在研究到底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政治”政治观时，一定要注意把西方政治社会学理论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政治”理论加以区别。

四、“社会政治”的历史实证

从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社会政治的基本观点看，他们强调了对政治现象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经济的、阶级的分析。在对抗性的阶级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各种政治关系必然集中地通过阶级关系表现出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体现在国家政权最终归宿于谁的问题上，服务于谁。马克思的《资本论》，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归结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治关系，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恩格斯后来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马克思的这一根本思想作了精辟的概括。他指出: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于是，雇佣劳动制成为了资本对劳动统治的基本经济形式，“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6](第744—745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理论基石。但这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不仅是对阶级存在的社会中的政治而言的，而且还适用于无阶级社会条件下的政治上层建筑。“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后社会中的政治关系，必然要逐步回归到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从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教训开始，就考虑过资本主义后社会的“国家”和社会的政治问题。他明确地指出了几点:

政治理论范文篇5

由共和主义者塑造的政治思维方式与政治思想习惯在今天依然有效，他们与众不同的主题就是：尽管自由的事业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法律和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人民只有在宪法之下才能享受他们的自由，但是，掌权者仍然是一种内在的威胁，人民不得不尽力“让无赖保持诚实”((。因此，自由的代价就是公民美德（civicvirtue），这种美德既包括积极自愿地参与政府，也包括对统治者保持永恒的警惕。美国的共和主义者倾向于取消君主制，而英国的共和主义者则满足于用宪政制约国王。孟德斯鸠（Montesquieu，1989：70）i明白无误地指出，英国是一个“隐藏在君主制形式之下的共和国”（Rahe，1992：524）ii。

我本人在共和主义思想传统中发现了一个令人极为振奋的思想和理想资源，在这篇文章中，我希望能够揭示其理由（参见Pettit，1997）。iii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在挖掘这一富有灵感的传统过程中，我并非孤军奋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历史学家如约翰·波考克（JohnPocock，1975）、昆廷·斯金纳（QuentinSkinner，1978、1983、1984）不仅向我们展现了共和主义的思维方式，而且他们还向我们证明，它可以为当代政治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特别是，斯金纳已经证明，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理解自由的方式，而我本人的论证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卡斯·森斯坦（CassSunstein，1990、1993a、1993b）iv等法学家则追溯了19世纪后期美国独特的共和主义传统，并强烈地主张这种传统对美国的宪法做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而且更一般地说，它为我们理解政府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深刻的洞见。犯罪学家和控制理论家，像曾经和我进行过密切合作的约翰·布莱斯怀特（JohnBraithwaite，BraithwaiteandPettit，1990），v在共和主义传统中发现了一套令人信服的思想，它既能说明我们应该对一个控制系统（regulatorysystem）——比如说，刑事司法体系——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又能说明我们对如何满足这些要求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期望（AyresandBraithwaite，1992）。vi当然，在最近一些年来开始描绘共和主义的路线并试图积极吸收共和主义思想资源的诸多评论家中，他们只是突出的几个代表而已。vii

我本人探究共和主义政治理论的路径是将重点放在自由观念（thenotionoffreedom）上，这是共和主义思想家们普遍接受的观念，而且其他的共和主义主张都是由这一理想推导出来的。在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中我将介绍共和主义的自由理想，然后在第二部分中我将力图展现这一理想对于当代政治思想的意义。

1.共和主义的自由理想

贡斯当的路线（TheConstantconnection）

19世纪早期，本杰明·贡斯当（BenjaminConstant，1988）viii发表了一篇题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TheLibertyoftheAncientsandtheLibertyoftheModerns）的著名的演讲。他将现代人的自由看作是无干涉的自由（theabsenceofinterference），亦即我们所熟悉的消极自由或自由主义的自由：我是自由的，因为“没有人可以干涉我的行动”（Berlin，1958：7）；另一方面，他将古代人的自由看作是一种从理想上说直接参与自治民主的自由：我是自由的，不是因为我没有受到其他人的控制，而是因为我与其他人分享着控制所有人的权力。古代人的自由是伊塞亚·伯林（IsaiahBerlin，1958）后来所说的积极自由之最显著的形式。

在介绍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贡斯当对古代人的自由近乎漫画式的描绘掩盖了真正的共和主义思考自由的方式，而且它只是在最近才通过贡斯当的当代追随者的眼睛而变得如此引人注目。贡斯当当初可能并没有刻意强调这一点，但他确实迷惑了后来的人，他使他们相信，唯一切实可行的或许也是唯一明智的自由观念就是无干涉的自由主义自由观念。古代人的自由不是无干涉的自由的对手——尽管它是可欲的，但人们断言它是无法实现的。而且，将这两种自由观念视为二者必居其一的对立观念，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就是自由主义的理想将取得胜利。

然而，受到贡斯当有效抑制的共和主义思考自由的方式，并没有将自由视为直接民主的立场，而是将自由视为无支配（non-domination）。无干涉的自由与无支配的自由之间的差异是不难区分的：设想一下，一个人支配着另一个人，以致于他可以任意地干涉其他人部分或全部的选择（Pettit，1996、1997）。ix无干涉的自由认为干涉之阙如就是自由的充分条件，而无支配的自由则要求，任何人都不得拥有任意地干涉其他人——个人或共同行动者（corporateagent）——之生活或事务的能力。这两种思考自由的方式之间的差异可能看起来属于细微末节，但只要稍做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其间隐藏着更多的对比维度。

干涉与任意的干涉

两种自由观念都使用了干涉（interference）的概念，因此，我们可以由此着手对两种思考自由之方式进行对比。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被视为干涉的妨碍（intrusions）毫无疑问都是故意的行为，或者至少说是行为主体（agent）能够为之负责的行为（Miller，1990：35）x：妨碍必须是故意的或准故意的行为。这一约定的原因在于，大多数的解释在定义自由的这一条件时，都将它与其他故意的行为主体相联系起来，而不涉及大自然的偏爱，即不是根据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摆脱各种各样残酷的、并非有意强加的限制这一条件来定义自由（参见Spitz，1995：382-3）。xi

但是，构成干涉的妨碍可能只限于那些使行为主体的某些选择无法实现的行为，或者扩展到那些对行为主体的选择实施强制或操纵的行为。我将假定两种自由观念所理解的干涉都是宽泛意义上的，据此，干涉的行为将包括一切导致行为主体之境遇恶化的行为——或者至少说使之明显恶化的行为，不管它们是减少了可行的选择方案，还是提高了与某些选择相联系的实际或预期成本。因此，行为主体在做某事时可能会受到阻止，可能会受到某些额外成本（比如说罚款）的胁迫，也可能会因为做了此事而受到处罚。

无支配的自由不同于无干涉自由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使用了干涉的概念，而且还使用了任意的干涉（arbitraryinterference）这一概念，即建立在一种武断基础上的干涉。那么，什么是任意的干涉行为呢？如果一项行为只受制于行为主体的任意处置（arbitrium）、决定或判断；该行为主体能够随意地做或不做它，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一项任意的行为。当我们说这是一项建立在任意基础上的干涉行为时，我们指的是它完全出于行为主体的喜好，特别是，对他人之干涉的实施与否根本不考虑对方的利益或观点。这一选择根本不按照他人自身的判断尊重其利益。xii

按照这一任意性（arbitrariness）的概念，如下一项干涉行为就不能算作任意的：它不得不遵循承受干涉者的利益和想法；或者说，即使它不能遵循涉及到的所有人的利益和想法——这些人可能会提出相互矛盾的要求，但它至少得遵循直接相关者的利益和想法。比如说，我可能对这样的国家感兴趣：它强制征收某些税收或对违法者进行惩罚，这种国家可能根据我认为恰当的手段和程序来实施这些目标；但是，我也可能不愿意国家对我本人强行征税——我可能想成为例外，或者我可能认为，即使我被证明违法了也不应该以恰当的方式受到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相关利益和想法应该是那些与其他人共享的利益和想法，而不是将我特殊对待的利益和想法，因为国家不仅为我服务，也为其他人服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税收或惩罚对我进行的干涉就不能算作任意的，也就不能算作支配。

共和主义的思想传统对于一项干涉行为——尤其是法律或政府的干涉行为——在什么情况下不能算作是任意的问题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看法，我将遵循这一传统对这个问题做出说明。想想托马斯·潘恩（TomPaine，1989：168）xiii对君主制的谴责：“它意味着个人的专断权力，行使这种权力是为他本人，而不是共和国服务的”（参见Sydney，1996：199-200）。这一评论揭示得很清楚，非专断的国家权力遵循的是公众的福利和世界观（world-view），而不是掌权者个人的福利和世界观。国家实施的干涉行为必须出于受动者共同利益的考虑，这种利益要求至少在程序意义上是为接受干涉者所共享的。

无干涉的自由将自由与干涉直接对立起来：自由就是不存在干涉。而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则将这种对立转化为另外两种形式：自由的反面不再是干涉本身，而仅仅是建立在任意基础上的干涉；自由的反面并不要求实际的任意干涉，而仅仅是指某些人拥有这种干涉的能力。

第一种对立使人们失去他们的自由或减少他们的自由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它意味着如果一个行为主体对他们选择的干涉并不是任意的，那么，这样做就没有侵犯他们的自由；不管这种干涉造成了多大损失，它只要不是任意的就足以保证他们的自由没有受到威胁。然而，第二种对立却恰好相反，它使人们失去或减少自由更加容易，而不是更加困难。因为，它意味着如果一个行为主体拥有干涉他们任何选择的能力，那么，这本身就是对他们自由的威胁；即使这个人实际上并没有运用其干涉能力，他们的自由也会受到损失。

更难失去自由的效应（Theharder-to-lose-freedom-effect）

更难失去自由的效应使得两种自由观念在理解法律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上产生了重大的差异。按照无干涉的自由观，一种法律的统治（regimeoflaw）必然是强制的，它将系统地危及人们的自由，即使实施这一统治的结果从总体上说会减少干涉的发生。服从法律本身就是自由的一种损失。而按照无支配的自由观，服从法律并不意味着任何人自由的丧失：只要法律的制定、解释与执行不是专断的，只要相关的法律强制不得不遵循承受者的利益和意见——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限制性条件。这一条件直观地表达就是：法律的统治必须代表一种公平的法治（fairruleoflaw）。

当然，与其本身并没有对自由构成威胁相一致的是，依靠法律强制与约束的统治可能像自然障碍（naturalobstacle）一样限制人们的有效选择，或者提高这些选择的成本：它限定了人们不受控制之选择的范围。无干涉自由的赞成者并没有把自然的障碍视为对自由的威胁——这是因为它们显然不是故意的，但他们确实承认这些障碍影响了选择的范围，而这正是无干涉自由的适用领域。按照我们的区分，障碍制约了自由，但它们并没有危及自由。xiv无支配自由观的倡导者移动了自由的威胁性因素（compromisingfactors）与制约性因素（conditioningfactors）之间的界线，所以与一种公平的法治联系在一起的干涉，同自然的障碍一样，虽然制约了人们的自由，但其本身并没有危及自由：它本身不能算作侵犯、妨碍、减少或违反人们的自由。xv

霍布斯和边沁是如下这一思想最著名的倡导者：法律本身就是对自由的一大威胁，“与个人对个人施加的强制形成比照的是，一个人得到的自由恰好相当于另一个人被剥夺的自由。因此，所有强制性的法律，尤其是所有旨在创造自由的法律，都将尽可能地取消自由”（Bentham，1843）；xvi或者就像霍布斯所说的，“臣民的自由只有在主权者未对其行为加以规定的事物中才存在”（Hobbes，1968：264）。xvii

但是，当霍布斯和边沁采取这一立场时，他们在有意打断一个更加古老的思想传统，即共和主义或共和派传统（Skinner，1983）。这一传统首先由詹姆斯·哈林顿加以捍卫，他论证说，霍布斯混淆了摆脱法律的自由（freedomfromthelaw）与自由本身，即通过法律实现的自由（freedombythelaw）。约翰·洛克站在了哈林顿的一边，他看到“免于绝对、任意之权力的自由”是一项本质性的事物（Lock，1965：325），xviii并将法律视为自由的本质要素：“如果（法律）仅仅是为了使我们不致堕入泥淖和悬崖，那么就不应当被称作限制……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Lock，1965：348）。xix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Blackstone，1978：126）xx重申了18世纪的正统观点，他写道：“慎重制定的法律决不是对自由的颠覆，而是对自由的引导，因为（正如洛克先生所洞察到的）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

从霍布斯和边沁的观点来看，两种自由观在对待法律态度上的差异具有重大的意义。一切法律都对人们的自由构成威胁的观点，使得霍布斯能够经受住来自共和主义者可能的批评，即：他的利维坦与自由是完全相互抵触的，它是与法治截然不同的专制统治，共和主义的法治是一个“法律的帝国，而不是人的帝国”（Harrington，1992：8）。xxi同样，这一观点也使得边沁及其反对1770年代美国独立事业的友人能够反驳这样一种抱怨，即：既然英国议会在为北美殖民地的管理制定法律时没有对自己施加限制——既然它没有像在英国本土那样限制自己，那么，这些法律就是对美国人的任意干涉，并对他们的自由构成了威胁（Lind，1776）。xxii霍布斯可以辩护说，在尊重臣民的自由方面，利维坦并不比共和国做得更差，因为所有的法律都会危及自由。边沁及其友人也可以基于同样的理由辩护说，在自由问题上，美国人在英国议会强加的法律之下并不比英国本土更糟。

到目前为止，我们谈的都是将自由与无支配而不是无干涉对立起来所导致的更不容易失去的自由的效应，但是，在自由对立面的转换中，更容易失去的自由的效应又如何呢？

更易失去自由的效应（Theeasier-to-lose-freedom-effect）

这一效应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些人失去自由不仅仅是因为其他人任意地干涉了他们的选择，而是因为其他行为主体拥有这种能力。按照无支配自由观，某些人失去自由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别人的支配（thumb）之下，即使这种支配从来没有施之于他们。

设想一下，在现有法律与习俗之下，一个妻子可能会受到其丈夫任意的虐待，至少在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如此。即使她的丈夫可能是一个仁慈的、富有同情心的人，按照无支配自由观的解释，她仍然不能算作完全自由的。同样，一个受其雇主支配的雇员，一个受多数联盟支配的少数民族成员，一个受债权人支配的债务人，或者任何一个处于屈从地位的人都是如此。

如果说自由之对立面的转移所带来的第一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法律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上，那么，其第二种影响则表现在自由与奴役的关系问题上。自边沁以降，如下的观念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即：法律对自由构成了一种威胁，尽管这种威胁可能有助于总体的善。因此，不可能再主张说，不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奴役（Patterson，1991）；xxiii没有人会说，法律将生活于法律之下的人变为奴隶。但在边沁之前，自由最初并且首先就是与支配相对立的，不自由与奴役可以等而视之。不自由就是生活在别人的支配之下，也就是生活在一种被奴役的状态之中。

因此，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Sydney，1990：17）xxiv在17世纪80年道：“自由就在于独立于他人的意志，我们所理解的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处置自己人身与财物的人，他只能根据其主人的意志享有一切。”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加图来信》的作者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答案：“自由就是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奴役就是生活在其他人的支配之下，奴役的生活对于那些能够忍受它的人来说，就是一种连续的不确定和不幸的状态，生活在对暴力和猝死的永恒恐惧之中。”（TrenchardandGordon，Vol2，249-50）xxv

将自由与支配对立起来的更容易失去自由的效应之所以会涉及奴役的主题，是因为对一个奴隶而言，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即使他们的主人是仁慈的，并且事实上从未干涉过他们，也仍然改变不了他们是奴隶的事实。就像阿尔杰农·西德尼（1990：441）xxvi所指出的：“即使他服务于世界上最善良、最温和的人也仍然是一个奴隶，与他服务于最坏的人没有两样。”亦如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Price，1991：77-78）xxvii在18世纪所指出的：“只要个人在私生活中摆脱不了主人的权力，那么他们就不能算作是自由的，哪怕他们得到了平等的、友善的对待。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共同体。”只要有支配就没有自由，哪怕从未出现过实际的干涉。

我曾经指出，自由与支配之对立的第一种效应有助于美国独立事业的支持者们。他们可以论证说，虽然英国人不会由于法律而变得不自由，因为在这里法律不是任意强加给他们的，而美国人就不享有类似的法律之下的地位。我现在应该进一步指出，第二种影响可以巩固这一论证。他们可以论证说，即使英国议会不会过多地干预北美的事务，即使它只征收很少的税收，事实仍然是它想征多少税就征多少税，它的意志不会遇到多大掣肘。这就意味着它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就像主人与奴隶一样。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Priestly，1993：140）xxviii对此曾举过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问：这些人愤愤不平的是什么呢？答：大不列颠的议会向他们征收赋税，然而这些议员们在免除自己税收的同时却又心安理得。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那么殖民地的人民将完全陷于一种被奴役的状态，就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样。英国人可以凭借这种权力强迫他们交纳一个便士，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凭借同样的权力强迫他们交出最后一个便士。这纯粹是一方在任意地压榨，另一方却在卑躬屈膝地请愿。”

三点进一步的评论

为了更好地理解无支配的自由观，我对无支配的自由与无干涉的自由之间的两个重大差异做了评论。不过，为了充分理解这一点，我想进一步补充三点重要的评论。

首先，尽管无支配的自由是一个行为主体拥有任意地干涉他人之事务的能力所引起的，但某些合理的经验主义假设却使之与相关个人或团体的一种关于存在这种能力的共同意识系统地联结到一起。你是否受到支配的问题必然要涉及有关人的利益；而且，如果你确实没有受到支配，那么导致你没有受到支配的因素——比如说，你的可比资源（comparativeresources）、你受到法律以及其他手段保护的程度等等——必然为一切相关的人所了解。

根据人们通常的归纳和推理能力，无支配这一事实将成为相关个人之间的共识（DavidLewis，1969：56）。xxix这一点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意味着按照通常获得自由的方式，无支配的自由将与不卑不亢地对待人的能力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当孟德斯鸠（Montesquieu，1989：157）xxx写下如下这段话时，他强调的正是这一主题：“一个公民的政治自由是这样一种平和的心境，它来自于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安全的这一看法。为了让每个人都享有这种自由，政府必须保证它治下的每一个公民都不会惧怕另一个公民。”

关于无支配的自由，我想做出的第二点评论就是：其他人完全不可能实施任意的干涉这一点并不足以保证某人享有无支配的自由；其他人必须缺乏任意干涉此人生活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未必干涉。假如你屈从于某人任意的干涉，但恰巧此人真的喜欢你，并且非常不愿意干预你；然而，情况仍然是，按照通常的自由意志（freewill）标准，他们拥有干涉或不干涉的能力，且这种干涉或不干涉是任意的，那么，你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受到了支配，并且远不能算作是自由的。这不是一个很难接受的思路，因为你显然在承受一种糟糕的状态，此人拥有任意地干涉你的能力，不管他们怎么不可能进行这种干涉，但这种干涉仍然是行为主体容易做到的。比如说，他们拥有任意干涉的能力就意味着，你没有理由保持享有无支配自由的主观心态：你不得不顺从这些人，并期待他们对你的好感。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评论最为重要。在边沁及其追随者打算拒绝无支配的自由和非奴役的自由时，他们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自由与其替代观念不同，它不能逐步地实现，因此有可能成为“溢美之辞和大而无当的高调”（Paley，1825：359-60；Long，1977：Ch.4）。xxxi约翰·林德（JohnLind，1776：25）xxxii在抨击理查德·普莱斯将北美殖民地居民说成是奴隶的时候，也激烈地批评道：“事情总是走向极端，要么最大要么最小，就是没有中间状态：它不是白的就是黑的，非此即彼。”我想指出的第三点就是：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无支配的自由不是一桩要么全部要么全不（all-or-nothing）的事情。

只要稍做思考，这一点就会很清楚：行为主体实施干预的能力可能有大有小，他们有能力实施的这种干预可能有强有弱，并且实施这种干预的成本有高有低，也就是说，承担报复的风险有高有低。因此，他们能够影响的那些人拥有无支配自由的程度可能参差不一：行为主体越弱小，他们影响的那些人的自由就越多。

需要补充的是，强度（intensity）是无支配自由可能发生变化的唯一维度，随着强度的变化，无支配自由也可能相应地发生变化：它获得的选择可多可少，选择需要花费的成本可高可低，选择的重要性在直觉上可大可小。即使人们取得了社会中最大强度的无支配自由，也仍然存有一定的空间供其扩展不受支配之选择的范围：我们可以扩大选择的范围，或者降低选择的成本，或者使之在直觉上显得更重要、更有意义。即使我们消除了无支配自由的一切威胁性因素，也仍然存有一定的空间供我们消除其限制性因素。

无支配的自由可以在两个宽泛维度中的任何一个得到增进这一事实产生了如下的问题，即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应该如何权衡与协调（Pettit，1997：Chapter3）。xxxiii事实上，这一问题也出现在无干涉的自由中，因为只要干涉受到了阻碍，无干涉自由的强度就会得到加强；只要不受限制之选择的范围得到扩大——比如说，人们获得了额外的资源，无干涉自由的宽度就会得到拓展。但如果我只关心这些价值中强度的提高，那么我可以忽略这些问题。我在本文下一部分中所要处理的问题将只涉及如何实现平等的无支配在强度上的最大化。

2.共和主义理想的意义

佩利的路线（ThePaleyconnection）

在促成共和主义理想走向终结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威廉·佩利（WilliamPaley）——他甚至比贡斯当都要重要。佩利可能是他那个时代唯一明确意识到这一转变正在发生的作家，他论证说，这种转变实际上就是从无支配亦即免于任意之干涉这一公认的自由观念转向无干涉的自由。在《道德与政治哲学原理》（ThePrinciplesofMoralandPoliticalPhilosophy）中，他极为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该书首次出版于1785年，并在整个19世纪不断被重印（Paley，1825）。xxxiv

在这本书中，佩利承认通常的公民自由观念“就像许多令人尊敬的作家在通常的论述中所使用的”（Paley，1825：357），xxxv是一种无支配的自由；“这种观念将自由建立在安全之上：它不仅仅在于实际上免除无用有害之法律和支配行为的约束，而在于免除此类约束的危险”（Paley，1825：357，重点为原文所加）。xxxvi然而，佩利却反对这种公认的观念，而并在一种不同寻常的基础上支持边沁式的免于干涉的自由观。他论证说，这种理想尽管深入人心，但它对国家提出的要求过于苛刻：

“应该拒绝这些自由的定义，它们对公民自由提出的本质要求在实践中是难以实现的，它们激起的期望根本无法得到满足；并且，它们使公众牢骚满腹，政府的智慧与善行无法消除这些不满。”（Paley，1825：359）xxxvii

佩利何以认为无支配的自由虽然是公认的自由理想但它对国家过于苛求呢？我的感觉是，同18世纪后期大部分的进步主义思想家一样，在佩利看来，政治的公民身份和政治的考量不可能再像传统的共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只限于有财产的男性：妇女和仆人不可能再被整个地、永久地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每一个人当一人计算，没有人能以多于一人计算”，这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归属给边沁的一句口号（JohnStuartMill，1969：257）。xxxviii因此，尽管传统的共和主义者可能会认为，每一个与国家密切相关的人——每一个有财产的男性——都可能渴望获得不屈从于他人的支配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但对于像佩利这样的平等主义者来说，如果不附加上一种全然革命的学说就不可能这样认为，这种学说要求改善男人与女人、主人与奴仆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反应就是降低自由理想的要求——将其由无支配降格为无干涉；与此同时，他们又论证说，政治关注的对象应该扩大。收之桑榆，失之东隅，一方面，他们增加了平等，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降低了自由。

为什么对现代国家来说，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呢？简而言之，是因为它将唤起国家为一般的公民服务，尽管人们曾经只指望一个共和国——即使这一共和国隐藏在君主制的形式之下——为传统的精英服务。在有些人，如佩利、边沁或贡斯当看来，设想一个国家将在解放奴仆的同时也解放主人，在解放女人的同时也解放男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纵使这一理想暂时无法实现，也不能说它就是不可实行的。因为，对于我们能够想象的国家之行为的限制以及我们设想市民社会所允许国家之行为的限制，在过去的大约两个世纪里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国家开始变得无所不包（inclusivist），因而对国家的要求多少变得有些低调（minimalist）的时候，共和主义也就开始转入地下。xxxix现在正是这一学说恢复生机的时候，我们应当考虑一个无所不包的共和国——一个致力于增进无支配自由的共和国——将不得不采取的方向。

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试图展现共和主义观点的重大意义，我检讨了共和主义理想对我们的平等观念和共同体观念的影响；对我们为现代国家所设想的政策信条（policy-commitments）的影响；对我们思考宪政和民主价值及其制度之方式的影响；对我们处理规范和控制之方法的影响；以及对我们关于国家应该如何协调它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之主张的影响（Pettit，1997）。xl为了阐明共和主义观点对我们思维方式可能产生的影响，这里我将主要集中于它对我们思考再分配（redistribution）问题的意义。这一主题与我们尤为相关，因为它在当代的政治讨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并且它关系到佩利等人对共和主义理想的敌视态度。

再分配与无干涉的自由

无干涉自由的最大平等分配与其他维度上的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容的呢？比如说，它与如下物品的不平等分配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容的：基本好（basicgoods，如食物、住所、交通工具、获取可靠信息的媒体）、基本服务（如医疗、法律援助、意外事故保险）、与培训和教育相关的人力资本、能够充满自信地与他人交往的社会资本、诸如职位和权威之类带来的政治资本以及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资本？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这些方面的不平等成为公正的或者至少减轻其影响，特别是通过国家的主动行为强制性地使之成为公正的或强制性地减轻其影响？一句话，它能够对我所说的再分配提出多大的要求？

对这个问题的通常看法是，无干涉自由的最大平等分配在再分配问题上乏善可陈：依据大多数观念，它不能实现分配正义（Rawls，1971）。xli我认为这一老生常谈是恰当的，而我想论证的是：无支配的自由在这个问题上将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自由在实现分配的最大平等化方面对再分配提出了更具实质性内容的要求。

不过，在进行这一论证之前，看一看无干涉自由与分配正义之间的联系何以如此松懈是必要的。每当涉及再分配问题，无干涉的自由观就会产生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再分配所必需的国家对人们生活的干预将达到什么程度？第二，再分配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降低其他行为主体的干预？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再分配总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因为即使是最基本的再分配也要通过税收将财富从一些人转移给另外一些人，而这本身就构成了干涉；它剥夺了那些纳税者在如何使用自己金钱上的某种选择。除了税收问题之外，大多数形式的再分配还要求设立监察员以及其他类似的官员来监督其运行情况。因此，再分配的措施可能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新的干涉。

从无干涉自由的立场来看，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就意味着，举证的责任（onusofproof）将总是落在那些赞成再分配的人身上。因此，不管在哪个领域，是否进行再分配将取决于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即它能否确凿无疑地证明，在一个社会中，通过再分配来减少干涉的效用（margin）要大于再分配本身所带来的干涉之效用；计划改进的效用必须大到足够保证如下一点：即使当我们扣除了计划本身的不确定性，论据仍然有利于再分配。

但是，要为第二个问题所必需的答案进行辩护从来就不是那么容易。原因在于，它的反对者总是能够争辩说，我们不能把那些占据相对优势的人刻意想象成无恶不作的坏蛋，我们不应该动辄就认为他们会伤害那些不幸的人，动辄就希望国家通过再分配对他们做出限制。或许现实中的雇主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干涉其雇员，但我们为什么会期待他们实施干预，而不是努力建立一种良好的、富有成效的关系呢？考虑到丈夫的强壮有力和接受的优良教育，他们或许有能力虐待他们的妻子，但我们为什么会期待他们进行虐待，而不是对他们的爱情和诺言保持忠诚呢？那些缺乏医疗和法律援助的人或许会受到恶棍们的欺凌，但我们为什么会期待医生和律师不愿无偿地（probono）为他们提供基本的服务，尤其是当他们提供这些服务可以扩大自己的知名度时？

我对这些反诘的基本要点深有同感，因为我认为，妖魔化那些占据相对优势的人且总是将他们视为潜在的侵犯者是错误的（Pettit，1995）。xlii但是，我现在关注的是赞同无干涉的自由理想的影响，而不是提出这些反诘是否恰当。它将导致那些将这种自由理想视为社会绩效（socialperformance）之唯一相关尺度的人不会在再分配方面提出多少要求，亦即不会在我们直观地称之为分配正义的方面提出多少要求。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种最大限度地平等分配无干涉自由的政治制度将允许其他方面的巨大不平等。

再分配与无支配的自由

一旦我们注意到共和主义的自由理想和无干涉的自由各自与再分配的联系之间的差异，我们就会认识到这种自由理想的意义。我们已经看到，最大可能地平等分配无干涉的自由这一计划在两个方面与再分配都是对立的：首先，它引入了一个不利于再分配的前提，即它将举证的责任加诸那些支持再分配的人；其次，它使得任何支持再分配的论证都不得不成为或然的（probabilistic），这就使之非常容易受到反驳。我希望能够证明，最大可能地增加无支配的自由这一理想在这两个方面都不同于与无干涉自由相关的理想。

无干涉的自由之所以会引入一个反对再分配的前提，就是因为再分配本身就是一种不好的干涉。而无支配的自由就不会带来相应的论据，因为再分配的措施可以在一种公平的法治中实施，这样的话，它们本身就不至于带来任何形式的支配。我认为关于分配正义的讨论所设想的大多数再分配措施都可以在公平的法治下实施，这就意味着无支配的自由不会像无干涉的自由那样，引入任何反对再分配的前提。如果再分配的措施能够促进无支配，那么它们指向的善就不会与生产过程中的善发生抵触，生产过程本身也就不会成为一种支配。

当然，生产过程本身并不是全然无辜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任何法治（自然也包括涉及再分配的法治）都会取消某些选择或增加选择的成本。但是，这种限制选择的方式，这种构成人们享有无支配自由之条件的方式根本不会危及他们的这种自由。如果它能够成功地降低穷人、病人或弱者的自由受到威胁的程度，那么，为人们的自由提供条件的成本一般来说是完全值得支付的。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公平法治之下的再分配在共和主义的分类表上被认为是自由的一种调节形式，就如同像贫穷、残疾、疾病或其他自然因素所带来的调节形式一样。再分配不可避免地会改变某些对自由产生调节性影响的因素，并且它本身不会支配任何人，它本身不会危及任何人的无支配自由。如果改进与自由相关的因素本身能够提高社会中平等自由的程度，那么，主张再分配就很少或者根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没有理由提出一个前提来反对它。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论证只有在如下前提下才能成立，即再分配是在一种公平的法治之下进行的；而且，即使对于由国家实施的某种有限的再分配，这一前提也仍然有效。假如得到认可的再分配需要国家的人（individualagentsofthestate）运用其不受限制的判断力，比如说，需要对转移财富做出判断；假如再分配是如此广泛、如此频繁，以致于人们很难确定自己在国家中的位置，在诸如此类的假设之下，再分配的前景在一个共和主义者看来是没有多大吸引力的。

共和主义的思想传统总是将国家置于严格的审查之中，因为它害怕国家的权威会变成或者支持任意的权力。论证无支配的自由理想并不敌视再分配，尤其不像无干涉的自由那样敌视再分配，并不是要拒绝这一传统。我认为，如果我们珍惜无支配的自由，那么我们将不得不保持警惕，以避免国家沦为某种类型的权力；我们将不得不小心谨慎，以使之服从于一切宪法的和其他的约束。我的观点仅仅在于，倘若国家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也许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限制性条件，那么，就没有足够的理由来反对它通过再分配的措施以促进反权力（antipower）。xliii

关于无干涉平等化对于再分配的意义，我们注意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再分配的措施能否增加人们的无干涉自由，这仍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或许我们可以干预雇主以确保他们无法通过某些方式干预其雇员，或许我们可以干预丈夫以确保他们无法通过某些方式干预其妻子；但是，在考虑实施干涉之前，我们必须说服自己，存在极大的可能可以极大地减少雇主和丈夫的干涉。这一想法足以让无干涉自由理想的支持者对要不然自己可能觉得非常合适的再分配计划产生犹豫。

同反对再分配的前提问题一样，反权力的自由理想亦即无支配的自由理想可以产生迥然不同的效果。假如一个雇主有能力通过某些手段任意地干预其雇员的事务，比如，就业是如此紧张，被解雇的前景是如此黯淡，以致于雇主可以擅自改变既定的工作条件，恶化雇员的生活，甚或无所顾忌地非法干涉其事务。假如现在我们打算引进一种失业救济体系，或者制定一项健康与安全规定，或者建立一套劳资纠纷的仲裁机制，那么就可以极大地改善雇员的生活。在我们确认这样一种再分配制度的好处之前，我们难道非要进行一系列概率计算吗？

假如这种制度与一种公平的法治是相容的，而且它本身没有带来一种不受制约的支配来源——只要它不会导致任何支配性的副作用，那么这种计算显然就是不必要的。因为合理的失业救济的存在必然会减少雇员忍受雇主任意干涉的可能性；出于同样的理由，雇主也必然会降低其任意地、肆无忌惮地干涉雇员之生活的能力。这样我们就不必为这些难题头疼不已，或者至少说，不必为给无干涉自由带来麻烦的那些难题头疼不已。

类似的观点可以运用于目前的许多问题。人们由于贫穷、缺乏教育、无知或无力得到法律援助以及他们在任何这些方面缺乏基本能力的事实（Sen，1985），xliv使他们遭受了某种形式的剥削和压迫。因此，其他方面的平等、命运的任何改善都必将降低其他人对其生活不同程度之任意干涉的能力。这就意味着其他方面的平等——支配性副作用的阙如、任何此类的改善都必将提高他们的无支配自由。

无干涉自由与无支配自由在第二个问题上的关键性分歧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第一种理想只有当实际干涉发生时才会受到威胁，而第二种理想则会受到干涉能力，尤其是任意之干涉能力的威胁。或许我们无法弄清楚，一个既定的措施到底能否全面消除占据优势者实施的干涉，但确定无疑的是，这种措施可以降低其干涉的能力。

假如我们前面所举事例中的雇主实际上非常仁慈、宽厚，或者非常愿意维持一种和谐的、具有建设性的劳资关系，这就足以保证他们干预其雇员事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那么，引进失业救济或健康与安全规定或仲裁机制也不会显著地减少假想中的干涉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但是，引入这样的计划必然可以降低雇主任意干涉的能力，因为雇主是否干涉或者是否还保持良善、仁慈，这都将完全由超乎其意志之外的因素来决定。

有人可能会反驳这一点说，我们没有理由希望降低一个雇主干预其雇员的能力，尤其是考虑到当可以确定实际上不会发生干涉时这样做的成本。但这已经从无支配自由理想的要求问题——以及具体来说，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要求对雇主施加约束的问题——转向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它是否是一个可欲的理想问题。我这里的目标不是要论证它是一个可欲的理想（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Pettit，1997），而只是论证它是一个有再分配要求的理想。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无干涉的自由可以被最大化，并且是在不同程度的平等分配这一约束下，在无须对必需的资源进行实质性再分配的情况下实现其最大化。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同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无支配的自由在再分配问题上也是截然不同的。共和主义的理想或许在本质上能够采取再分配的措施，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些措施是对现代国家的合理要求。尽管仍然是一种自由理想，但它却可能充分地表达了我们当中的非自由至上主义者觉得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更迫切热望。

注释：

iMontesquieu,CharlesdeSecondat1989TheSpiritoftheLaws,tranded.A.M.Cohler,B.C.MillerandH.S.Ston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p70。

iiRahe,PaulAnthony，Republics,AncientandModern:ClassicalRepublicanismandtheAmericanRevolution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2：524。

iiiPettit,Philip1997Republicanism:ATheoryofFreedomandGovernment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ivSunstein,CassR.1990AftertheRightsRevolution:ReconceivingtheRegulatoryState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Sunstein,CassR.1993aThePartialConstitution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Sunstein,CassR.1993bDemocracyandtheProblemofFreeSpeechNewYork:TheFreePress。

vBraithwaite,JohnandPhilipPettit1990NotJustDeserts:ARepublicanTheoryofCriminalJustice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viAyres,IanandJohnBraithwaite1992ResponsiveRegulatio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

vii比如，米歇尔曼（Michelman，1986）、埃尔金（Elkin，1987）、帕登（Pagden，1987）、泰勒（Taylor，1989）、欧德菲尔德（Oldfield，1990）、方特纳（Fontana，1994）、赫顿（Hutton，1995）、布鲁姆（Blom，1995）、施皮茨（Spitz，1995）以及维罗里（Viroli，1995）。

viiiConstant,Benjamin1988Constant:PoliticalWritings,ed.B.Fontan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ixPettit,Philip1996’FreedomasAntipower’,Ethics,Vol106,1996,pp.576-604；Pettit,Philip1997Republicanism:ATheoryofFreedomandGovernment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xMiller,David1990Market,StateandCommunit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p35。

xiSpitz,Jean-Fabien1995aLaLibertePolitiqueParis: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p382-3。

xii需要指出的是，一项从程序上说是任意的干涉行为——它也许是在任意的基础上出现的——却可能在实质上并没有违背受动者的利益或判断。按照这一用法，说一项行为是专断的，是根据它受到的控制——具体地说就是缺乏控制，而不是根据它所产生的特殊结果。我将遵循这一用法，这就意味着当我说起任意之干涉的权力或干涉的任意权力时，并不是一种模棱两可。它们都是指一种建立在专断的、不受制约之基础上的权力。

xiiiPaine,Tom1989PoliticalWritings,ed.BruceKuklick,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p168。

xiv当这一理想的支持者谈起如何使无干涉的自由更加有效时，他们不仅仅是将它作为一种形式上的自由。我认为，他们通常考虑的是如何消除或减少构成无支配自由之实现条件的那些障碍，即如何扩大可供人们选择的范围，参见范·帕里斯（VanParijs，1995）。

xv法律干涉的极端例子就是对违法行为的惩罚。这种惩罚总是制约人们的无支配自由：完全消除不受限制之选择的能力（死刑），限定实施这些选择的范围（监狱）或者提高做出某些不受限制之选择的成本（罚金）。但它不会让接受惩罚的人的自由受到他人任意之意志的侵犯。指出这一点并不打算说明法律的惩罚是可以容忍的，而只是想阐明无支配自由观的一个或许让人感到惊讶的推论。

xviBentham,Jeremy1843’AnarchicalFallacies’,inTheWorksofJeremyBentham,ed.J.Bowring,Edinburgh,Vol2。

xviiHobbes,Thomas1968Leviathan,ed.C.B.MacPherson,Harmondsworth:PenguinBooks，p264。

xviiiLocke,John1965TwoTreatisesofGovernment,ed.PeterLaslett,NewYork:Mentor，p325。

xix同上p348。

xxBlackstone,William1978CommentariesontheLawsofEngland,9thed,NewYork:Garland(Facsimileof1783edition)，p126。

xxiHarrington,James1992.TheCommonwealthofOceanaandASystemofPolitics,ed.J.G.A.Pocock.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p8。

xxiiLind,John1776ThreeLetterstoDrPriceLondon:T.Payne。

xxiiiPatterson,Orlando1991FreedomintheMakingofWesternCultureNewYork:BasicBooks。

xxivSydney,Algernon1990DiscoursesConcerningGovernment,ed.T.G.West,Indianapolis:LibertyClassics，p17。

xxvTrenchard,JohnandThomasGordon1971.Cato’sLetters.6th(1755)ed.NewYork:DaCapo，Vol2，p249-50。

xxviSydney,Algernon1990DiscoursesConcerningGovernment,ed.T.G.West,Indianapolis:LibertyClassics，p441。

xxviiPrice,Richard1991PoliticalWritings,ed.D.O.Thoma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p77-78。

xxviiiPriestley,Joseph1993PoliticalWritings,ed.P.N.Miller,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xxixLewis,David1969Convention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p56。

xxxMontesquieu,CharlesdeSecondat1989TheSpiritoftheLaws,tranded.A.M.Cohler,B.C.MillerandH.S.Ston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p157。

xxxiPaley,William1825ThePrinciplesofMoralandPoliticalPhilosophy,Vol4,CollectedWorks,London:C.andJ.Rivingtonp359-60；Long,DouglasC.1977BenthamonLibertyToronto:UniversityofTorontoPress，Ch.4。

xxxiiLind,John1776ThreeLetterstoDrPriceLondon:T.Payne，p25。

xxxiiiPettit,Philip1997Republicanism:ATheoryofFreedomandGovernment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Chapter3。

xxxivPaley,William1825ThePrinciplesofMoralandPoliticalPhilosophy,Vol4,CollectedWorks,London:C.andJ.Rivington。

xxxv同上p357。

xxxvi同上。

xxxvii同上p359。

xxxviiiMill,J.S1969EssaysonEthics,ReligionandSociety(CollectedWorks,Vol10)London:Routledge，p257。

xxxix如果把自由主义定义为一种将自由视为首要的理想并将其视为无干涉的运动，那么，由于它缺乏一个次要理想——类似于罗尔斯的第二条正义原则（Rawls，1971），或者说它没有强调如何使自由越来越有效（参见VanParijs，1975），所以它就倾向于支持一种最低限度的国家（minimalstate）。当然，左翼自由主义者一般都接受罗尔斯和范·帕里斯所代表的路线，详见佩迪特（Pettit，1997：Introduction）。

xlPettit,Philip1997Republicanism:ATheoryofFreedomandGovernment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xliRawls,John1971ATheoryofJustice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xliiPettit,Philip1995’InstitutionalDesignandRationalChoice’,inR.E.Goodin,ed.,TheTheoryofInstitutionalDesig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xliii自由至上论者总是说他们反对大政府，共和主义者也反对大政府，但含义不同。他们并不必然反对政府拥有再分配的权利和责任，而是反对政府为了再分配的目标而任意地采取行动：必须在一种公平的法治之下追求再分配的目标。

政治理论范文篇6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

长期以来，虽然众多专家学者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系列改革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实践，但教学改革的原创性成果甚少，教学实效性难以从根本亡得到提高。对此，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精神指导下如何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须进行创造性教学尝试，只有以更适合时展的新样式、新手段、新途径等实施教学，才有可能在更深层次上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所以进行创造性教学的研究和实践显得尤为重要。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的丰富内涵

创造性教学，是指教师在充分发挥主体能动作用的前提下以创新思维为基础，制订创新方案，通过打破原有模式，建立一种全新的信息传输和信息分布，把教学内容播送到各个教学环节，集成至目标点上，促成学生创造性地学，最终实现教学目的。创造性教学就是在现有教学活动中发展起来的，是教师在对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充分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创造性完成教学任务的过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运用现代教育规律，以与时展相符合的教育理念为指导而进行的各种教学改革的理论探讨和实际操作，旨在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通过吸收、运用最新教育成果，发现和创造新的教学模式，创建更加合乎人文精神的教学活动，从而能／顷利地实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道德修养转化为大学生个人的世界观和品德素质，内化为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形成对知识及透过知识对整个世界的科学的价值评价，从而使社会意识向学生个体意识转化。此种教学活动应内在具有两个相互关联和制动的方面：一是教师的创造性地教；二是由此而引发的学生创造性地学。其中，教师的创造性地教是基础和前提，正是由教师的灵活多样赋有创新的教学启动了学生主体能动性从而自我焕发出蕴含着创新的学习活动；而这种创新又是教师创造性教学的强化剂。

我们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可以看到它务必要遵循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政治理论课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决定了创造性教学是在其政治性框架下施展的，保证其政治方向是首要的。在实施创造性教学中应有两个坚持：一是坚持与《****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有关课程设置的决议一致，按照统一安排，开展教学活动；二是坚持符合教学基本要求和课程学时安排，强调课程应有的规范性要求。

2．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创造性教学应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品德教育的内在品质。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品德教育的灵魂应是时代精神，与时俱进是其高贵的品质，发展则是永恒的主题；而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品德教育的发展要义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不断创新，由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既是其内在驱力使然，也是其本性外化表征。它本质上是展示了该理论及时代思想的精神真谛和文化创造力，这应是一种内涵特质的自觉显现。

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应立足于整合，即教师是对新的教育理念、意识形态、知识背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依据一定“条件”(创新计划)重新编排组合，即内容与方法、目的与手段、继承与创新、感性与理性、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整合。如：受课时限制和教材信息容量限制，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始终都有一个对教学内容进行取舍、有所侧重，设计针对性强，易让学生产生共鸣的讲授内容，同时对教学方法也始终存在着如何设计、实施的问题，这些都是教师的再创造过程。从现实意义上讲，教师进行创造性教学的过程就是整合诸种因素形成新功能的过程。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的基本特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的内涵从根本上决定了它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1．目标性。目标是任何教学活动的内控因素，它不仅仅是确立新教学理念的价值前提，同时也是规定开展创造性教学的方向、基本任务和要求。因此，目标性是创造性教学取得成功并起到积极作用的前提。我们知道，目标本身是教育者进行教育活动所预期达到结果的超前反映，它是教育者开展一系列创造性教学之前预设要在一定阶段的奋斗方向，是要在教育实践展开过程中不断回应和解决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等矛盾关系，所引发的种种问题，从而驱动教育者百折不挠，达到目的。但是，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所蕴涵的内容极其丰富，因此，创造性教学的目标涉及多层次，多目标序列，无论是教育理念、创新思维、教学模式的创新，还是理论内容、背景信息、方法和手段的创新，以及教师和学生创造力的提高，都是目标。我们把这种多级分层、序列相关的全方位“目标树”统称为目标系统，可是创造性教学不可能一下子整体完成目标，只有通过许多阶段性目标和部分性目标，形成一个阶梯，才能逐步接近和达到终极目标，即把社会发展所要求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内化于大学生的身心，形成个体一种稳定的、基本的、内在的心理素质，使大学生获得内驱力。

2．主体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造性教学要发挥人的主体性，它需要教师凭借一定理念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品德的充分把握基础上，在教学活动中首创性地进行旧质形态向新质形态转化的活动。如：由传统课程设置向新课程设置转化；实现新的教学方法和纳入新的教学内容等等，都要经过创新主体的感知、判断、决策、理想、实践等自觉的、能动的、创造的活动，才能转化为现实结果。主体性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最显著的特征。在现代寓意上，这个主体不仅仅是指教育者，同时还包括受教育者。它是超越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体与客体关系模式的“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主体一主体”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主体在交往中表现出来的“主体与主体”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交互主体性。我们在这里所主张的创造性教学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由“主体与客体”提升到“主体与主体”关系。惟有如此，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创造性教学。当然，这还有赖于创造型教师的创造行为。美国心理学家托兰斯研究发现，教师的创造性与学生的创造性之间呈正相关联。可见，创造型教师是整个创造性教学的灵魂。创造型教师应该具备创新素质，即具有创新思维、创造能力和创新技法，同时还应该善于吸收古今中外最新教育成果、见解独到、知识广博、观念新颖、心态宽容、想象丰富、激情高涨等。由此，才能实现引领学生完成创造性教学，从而造就个性鲜明、自主性强、创新能力高的现代人才。

3．超越性。人的生命存在特质表现为人即是现实的存在又总在不断地超越自己存在的现实。人总是要不断地超越自我，创造生活。人在现实的存在活动中，以人对当下生活的不满足，构造出超越现实，企求理想的生命活动，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任何教育活动都内蕴着人的自我超越本性，无论从它是教育人，培育人的过程来看，还是从外在的客观要求来看，超越性不仅是教育活动所必须的，而且还是教育发展的固有张力。特别是在新世纪里，面对迅速发展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落实《****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指示精神，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探讨和实施创造性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传统教育已明显不适应变化的社会要求，教育创新势在必行。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就是对原有教学的超越，它需要实施教学创新的教学主体(包括个人主体和集体主体)超越陈旧传统的模式，进行具有前沿性、探索性和开创性的创新活动。

参考文献

[1]****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发[2004]16号)．

政治理论范文篇7

【关键词】利益集团/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决策过程

【正文】

在当代的美国政治研究中，利益集团政治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方面。伴随着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理论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主要包括：1)美国早期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2)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3)精英主义集团政治理论；4)后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5)集团代表制理论。这些理论反映了理论家们对当代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不同看法，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美国政治生活的现实，为研究和分析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美国早期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

（一）詹姆斯·麦迪逊的集团政治理论

早在美国建国初期制定宪法的时候，制宪者们就已经开始思考美国政治过程中有关个人代表制和集团代表制的两难问题。当邦联冲突使政府无法运转的情况发生后，“党争”给政府带来的“不稳定和不公正的影响”的问题也随之提出（注：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45页。）。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指出，“党争就是一些公民……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的利益。”“党争”煽动人们“彼此仇恨”，使人们“更有意于触怒和压迫对方，而无意于为公益而合作”。但“党争”的原因“植根于人性之中”，“造成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麦迪逊认为，“党争的原因不能排除，只有用控制其结果的原则来求得解决”。“自由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刻窒息的养料。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注：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46-48页。）

麦迪逊主张以共和政体的原则来解决党争的弊端。一方面多数人用正规投票的方法通过间接民主制来“击败其阴险的企图”；另一方面，共和政府管辖更为众多的公民和更为辽阔的国土，使派别联合不致那么可怕（注：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48-49页。）。以联邦制来控制派别的祸患。

麦迪逊提出了对民主制度进行结构性保护的理论观点，成为美国提出利益集团政治理论的第一人。诚然，他所论及的派别还非属当代意义的利益集团，这从他在论述中不加区别地不断更换使用政党和派别两个词中可以看出。他的观点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事实上美国的政府结构是否真正能够保护公众利益，真正防止某些利益居于优势地位，至今仍然是个值得质疑的问题。尽管如此，他对派别的理论分析对后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对美国当今的利益集团政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麦迪逊的集团理论提出了美国政治中的两难问题，即公民基本权利保护和消除派别祸患之间的矛盾。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的学者和政治家们，至今无法得以解决。

（二）19世纪其他学者对美国利益集团的评价

1.卡尔霍恩对利益集团的评价

美国的政治家卡尔霍恩曾任副总统、国务卿和美国国会参议员等职，于1840年提出“多数共存”理论，此理论的提出正值美国州权和奴隶制问题的辩论日趋激烈之时。

与麦迪逊不同，卡尔霍恩并不认为派别的内在本性是坏的，相反，他指出，不同集团利益的存在对于国家来说至关重要。他认为，社会中的每种利益都是影响国家政策的力量，只有由所有的利益集团构成的多数共存，才能使整个国家的政策得以发展，才能代表广泛的社会利益（注：DeniseLBaer,DavidABositis:PoliticsandLinkageinaDemocraticSociety.N.J.Pretice-HallInc.,1993,p.24.）。卡尔霍恩认为，利益往往集中于不同的地区和州，在联邦主义制度下，一些少数派的利益在自己的州里却构成多数，他强调“联合多数反对派和相互冲突的利益，将所有利益混合为一个共同的国家整体”。（注：MarkPPetracca,ed:ThepoliticsofInterests;InterestGroupsTransformed.Boulder,WestviewPress,1992,p.3.）。主张对利益团体反对国家政府的观点加以保护。尽管卡尔霍恩与麦迪逊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指出了集团存在的必要，他们的理论不同程度地影响着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多元主义理论，与多元主义集团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2.托克维尔对美国集团政治传统的评价

另一位早期对美国利益集团加以阐述的政治分析家是法国人托克维尔。他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分析了美国人聚集在一起构成利益集团并参与国内政治的趋势，认为这种状况与当时他所看到的欧洲国家的政治状况不同。他提出，“在法国，你所看到的新的事业中居于首位的是政府，在英国看到的是人的等级，而在美国，你却将一定会发现协会。”托克维尔得出结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加成功地把协会的原则适用于实现众多的目标。”（注：AlexisdeTocqueville:DemocracyinAmerica.AlfredA.Knopf,Inc.,1956,p.1835-1836.）他高度称赞美国人加入协会的倾向，认为这是民主的基本养分。

此后美国的政治实践表明，托克维尔所阐述的美国社会集团发展趋势一直得以保持，与西方其他民主国家如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相比，美国人更乐于组成利益集团，并利用此类组织去采取政治行动，以实现其目标。托克维尔的这一著作在美国政治研究中极具影响，成为美国政治研究的经典之作。

二、20世纪上半叶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

（一）亚瑟·本特利的集团政治理论

亚瑟·本特利是20世纪美国提出集团政治理论的第一人，也是较系统地用集团概念解释美国政治的第一位学者。1908年，他发表了《政府过程》一书，阐述了对利益集团政治的看法。

本特利认为，集团是政治的“原材料”，社会是集团复杂的组合，政府行为是利益集团作用的结果，“排除了集团现象便无所谓政治现象”，因此，“除了集团所包括的复杂性之外，社会本身什么也不存在……当集团被充分地阐述时，一切便得以阐明……”（注：ArthurBentley:TheProcessofGovernment.Cambridg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7.p.205,p.222,p.208,p.pxix,p.269,p.272,p.415,p.417.）。公共领域的一切方面如法律过程、政党、公共舆论乃至政府本身都是集团力量在发挥作用，政治过程是集团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政府部门，包括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均为集团作用于政府的中介，政府组织则是调整和协调各种利益的工具（注：ArthurBentley:TheProcessofGovernment.Cambridg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7.p.205,p.222,p.208,p.pxix,p.269,p.272,p.415,p.417.）。本特利将政府过程视为经常性的集团行为，即合作竞争、结合分裂和改革调整等等，最终构成反映公众需求的政策。在集团所推动的政府过程中，政党居于核心地位，政党代表集团，成为“选民的组织……”。政党为集团利益提供了一种选举工具，从而有利于集团利益的实现。政党成为“一种组织中的组织，一种能够在其他组织间进行协调的组织……”（注：ArthurBentley:TheProcessofGovernment.Cambridg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7.p.205,p.222,p.208,p.pxix,p.269,p.272,p.415,p.417.）。本特利认为，组织的重要性在于它具有代表的功能，集团的政治影响取决于它代表某种利益的能力和性质。政府的作用是去了解集团所代表的人群和利益，集团在这一过程中推动着公众利益的实现。

本特利的集团政治理论是一种经验性的多元主义理论，他在《政府过程》一书中所反映出的研究方法，与他那个时代美国政治学研究的特点明显不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和描绘政府结构、政府制度和法律，非政府组织不属正统的研究范畴。因此，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本特利的集团政治理论一直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直到50年代中期，随着集团在日益复杂的社会中重要性日渐增长，一批学者开始对集团政治问题加以研究，此时，本特利的理论才重新受到关注，其著作开始被一些学者称为“曾经撰写的关于政府的最重要的著作”（注：RonaldJHrebenar:InterestgrouppoliticsinAmerica.N.Y.,M.E.Sharpe,Inc.,1997,3rd.ed,p.21.）。

（二）戴维·杜鲁门的集团政治理论

戴维·杜鲁门是50年代美国研究利益集团政治的最为著名的学者。他继续了本特利的研究，并追寻到早期麦迪逊的派别研究。与本特利一样，杜鲁门给予集团以积极的评价，认为集团是美国民主过程中基本的和积极的成分。杜鲁门认为，“在任何复杂的社会中，个人较少直接受到社会整体的影响，而较多地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各个部分或集团的影响。”（注：DavidBTruman:TheGovernmentProcess.N.Y.,Alfred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他将集团视为观察世界和社会的基本出发点，提出，“集团的经验以及与个人的联系是基本的……通过集团，人们去了解、解释他们存在于其中的社会，并对社会做出反应。”他认为，社会是一幅拼图，反映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并引导着参与者的态度和行为（注：DavidKRyden:RepresentationinCrisis:TheConstitution,InterestGroups,andPoliticalParties.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6,p.70.）。杜鲁门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基础上的经验性研究，他将美国政治和政府描绘为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作用和讨价还价的复杂的结合物，提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与他人的交往。”（注：DavidBTruman:TheGovernmentProcess.N.Y.,Alfred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一旦具有共同态度的人群达到一定的规模，便需要发展某些程序去对某些行为做出决定，去解决分歧。正式利益集团是作为一种调整集团内部成员间的关系和调整与其他集团间关系的工具出现的。如美国的工会组织，当工人们具有一定的技能，发生经常性的交往时，便组成工会以稳定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并且为保障自身利益去与雇主进行谈判。同样，大多数贸易协会、职业组织和农业团体也产生于其成员间的相互交往，他们有共同的利益，相互支持，共同面对社会问题，属于商业圈子中人群的集合。

此外，当人们面临挑战时，潜在的利益或“潜在的集团”也会组织起来。杜鲁门在经验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当社会发生突变时，当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当相互作用的模式被打乱时，新的集团就会重新组织起来。他认为，在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引起“社会迅速变化的历史时期，当人们的期望持续受挫时，便趋于建立组织，这样的组织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注：DavidBTruman:TheGovernmentProcess.N.Y.,Alfred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

与本特利不同的是，本特利是用集团去描绘政府，而杜鲁门则强调集团本身，强调集团的性质和集团组织的特征，提出集团的组织特征是它表现出来的在原则上和目标上的凝聚力和团结一致性。杜鲁门认为，政治分析有赖于对集团仔细加以分类，研究集团的易变性和它所具有的动力，以及一切能够反映集团现实的内容（注：DavidBTruman:TheGovernmentProcess.N.Y.,Alfred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由于杜鲁门对集团民主性的理想化观点，使他对集团在政治中的作用持一种非常积极的看法。在他看来，集团组织会自然地采取一种民主模式，以免内部发生分裂或使组织行为失去效力。反之，集团的凝聚力使冲突发生于集团间，通过冲突发生政治分裂与联盟，最终形成共同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一定政治目标的集团努力影响政府决策，政策结果成为集团作用于政治过程的结果。杜鲁门认为，集团的种种作用均具有合法性，它意味着社会中整体利益的调整（注：DavidBTruman:TheGovernmentProcess.N.Y.,Alfred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杜鲁门将集团视为参与的工具，通过这种工具，个人寻求政治权力，集团成为各个层次的政府过程的核心，并寻求影响政府行为。这种集团形成的公共领域具有积极的多元主义的价值，多元政治使各种不同的集团具有多个点进入政府决策系统，最终产生一种稳定的理想的决策机制（注：DavidBTruman:TheGovernmentProcess.N.Y.,Alfred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政治集团是民主的基础的观点构成了杜鲁门多元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杜鲁门对于集团政治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对集团在政府和政治中作用的综合解释。他于1951年发表的具有影响的政治理论专著《政治过程》一书，进一步奠定了经验政治理论的基础，他的理论观点在学术界得到了响应，使20世纪50年代成为美国“利益集团理论的黄金时代”（注：RonaldJHrebenar:InterestgrouppoliticsinAmerica.N.Y.,M.E.Sharpe,Inc.,1997,3rd.ed,p.21.）。但他的论述中忽视了社会中那些具有共同利益却未能有效组织起来的人群，因此受到后来学者的批评。

三、多元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

美国的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产生于50年代，它与早期麦迪逊关于派别的理论观点相联系，并且与20世纪上半叶本特利和杜鲁门的理论观点一脉相承。其代表包括厄尔·莱瑟姆、罗伯特·达尔和V·K·基等。

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又可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经验的多元主义理论，另一种为政治的或称为规范的多元主义理论。经验的理论阐述政治现实是怎样的；而规范的理论则阐述政治现实应该是怎样的。多元主义的理论家认为，多元社会源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的分工，出现新的区别于以往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新的社会关系得以发展，从而使新的以共同利益为核心的集团油然而生。在复杂的多元主义社会中，大量社会组织如种族集团、工会组织和教会组织等等以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认同为中介而形成。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集团具有重要作用。集团是个人和大范围的国家政体之间的中介，是领袖和公民之间联系的媒介。在多元主义社会中，领袖需要依赖人们的广泛支持，这种支持通过选举和集团参与来体现。当集团较为强大，能够使个人不受煽动蛊惑时，社会就能保持稳定。

V·K·基提出政治制度是由集团构成的观点，他认为，“集团力量是政治过程中生气勃勃的力量，理解美国政治必须了解主要的利益以及他们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政府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是去实现合理的集团目标，协调集团冲突……因此，理解压力集团及其利益是政治家必须做的事（注：V.O.Key:PoliticspartiesandPressureGroups.N.Y.,ThomasY.CrowellCompany,1964,5th.ed.p.17.）。他认为，公共秩序是集团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政治权力的分配和政策的构成源于“竞争着的利益的不稳定的平衡”（注：V.O.Key:PoliticspartiesandPressureGroups.N.Y.,ThomasY.CrowellCompany,1964,5th.ed.p.20.）。他的论述反映了多元主义集团理论的观点。

多元主义理论家认为，正式的民主过程即选举具有局限性，尽管选举结果能够反映多数人的选择，但却不能保证决策结果能够反映多数人的意志。政府决策“总是满足那些相对小的集团。”（注：DavidKRyden:RepresentationinCrisis:TheConstitution,InterestGroups,andPoliticalParties.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6,p.73.）因此，须通过集团间的相互作用和竞争去满足多元社会的要求，一致性要通过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问题、多个集团、多成员、多资源和多个进入点，最终汇合为公共利益。

多元主义理论家提出，多元化的政治过程是动态的，随着集团对现实状况、对政府行为或其他集团行为的反应而变化。决策也更多地反映着新的社会状况，并不断受到集团力量的冲击。特有的问题产生特有的集团联盟，当某集团形成时，平衡的状况会有变化。当集团发生调整变更时，其自身利益的内容也会产生变化。当“一个阶级或集团对现行状况不满时，政治过程便发生运转，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平衡。”（注：V.O.Key:PoliticspartiesandPressureGroups.N.Y.,ThomasY.CrowellCompany,1964,5th.ed.p.40.）总之，公共政策是多数集团寻求进入公共权力的相对平衡的结果。

这种关于集团动力的多元主义理论强调开放的、动态的而非封闭的、停滞的决策过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政治很容易为集团力量所渗透。达尔十分肯定地提出“政治阶层不同部分的独立性、渗透性、异质性保证了任何不满的集团都能在政治领域中找到代言人。”（注：RobertADahl:WhoGoverns?DemocracyandPowerintheCity.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61,p.93.）多元主义理论设想了一种资源十分分散，权力和影响广泛分布于各种集团的制度。没有任何集团能够控制决策过程，也没有任何集团不具影响。集团之所以具有这种政治地位，是因为在日益复杂、日益专业化的社会中，它满足了填补政治制度空缺的需要，成为公共政策机制的补充部分。

多元主义理论家并不否定美国现行的制度，相反，它强调多元主义存在于现行的政党制度之中。萨托提出了“政党多元主义”的概念，强调政党和集团间的平衡关系。政党需要集团，以构成联盟去赢得选举，使集团有可能通过推举候选人，支持竞选，去寻求自己的目标，最终通过获胜的政党去影响决策。这种政党与集团间的关系保证了集团进入决策过程。当然，集团对于政治过程的涉入仍然需要受到某种控制，当集团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相悖时，集团有责任调整自身，修改自身的政策目标。同时，集团间相互对抗本身也是对集团行为的自然限制，在集团间的相互对抗中公众最终从平衡和对峙中获利。政府成为集团冲突的调解人，保证集团在规则范围内的参与，使集团行为的结果最终有利于公众。

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与麦迪逊理论观点的不同点在于：麦迪逊更多地强调共和制，而多元主义理论家们则强调多元主义社会不仅要保持稳定的共和制，还应该是民主的。麦迪逊视派别为一种“祸患”，而多元主义的理论家们则更多地从积极的方面看待集团，认为集团的存在有利于政治制度，因为它能够在政府面前反映选民的意愿，使社会的许多利益通过组织的游说，通过集团和政府间的讨价还价，达成妥协和一致，最终使决策能够反映公众的利益。

美国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的基础和核心是个人主义的，它源于美国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集团成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一种体现，即通过集团力量的平衡去体现个人的利益和独立性。

多元主义理论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经验性的科学理论基础，一度为政治学界所普遍接受，成为美国政治学中解释美国政治权力的一种重要理论模式。60年代，多元主义开始在理论上受到批判，随着民权运动的爆发，黑人、妇女被排除于政治制度之外的现实，使人们对多元主义理论提出了质疑，反越战的浪潮使人们对政府行为失去了信任。因此，多元主义将利益集团视为民主决策的基础的观点似乎失去了市场。利益集团由于在理论上不能得到庇护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

四、精英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

精英主义是与多元主义相对立的一种集团政治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精英控制着美国政治并且控制着重要决策。美国关于精英问题的研究始于1960年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关于精英问题的争论。社会学家弗洛伊德·亨特的“声望理论”提出，精英控制着所有重要决策，而以罗伯特·达尔为首的多元主义政治学家则通过经验研究的方法提出，在政治决策研究中可以发现许多集团参与于决策冲突之中，两种看法截然相反。

美国的古典精英主义理论家包括加埃塔诺·莫斯卡、维尔弗雷多·佩尔托、马克斯·韦伯、罗伯托·米歇尔和莫里斯·迪韦尔热等。其理论涉及领袖的性质，精英的必然性，精英的资源、选拔和社会化，精英阶级的渗透性，精英的可变性，精英的循环性，精英与非精英的相互关系等等。古典的精英主义理论家认为，在任何社会中，精英都是不可避免的。原因有二：第一，人本身是有区别的，一部分具有天分，寻求获得权力，而另一部分则并非如此；第二，所有的组织都不可避免地会为少数人所推动。在精英理论中，政治社会化成为精英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组织的存在成为一种需要，并成为一种价值体系。组织将这种价值传递给其成员，其成员在组织中学到许多东西，从而也体现了自己的价值。因此，事实上，使价值社会化便成为组织的一个任务。人们在社会非正式交往中或通过正式组织的训练去实现社会化，精英在其中发挥着作用。

美国当代精英主义理论家的代表主要包括E·E·斯查特斯奇内德、C·赖特·密尔、西奥多·洛伊和罗伯特·索尔兹伯里等。他们提出，多元主义理论家对于研究为什么一些问题被列入政治议程，而另一些问题却没有被列入议事日程并不是一种好的理论方法，要了解美国的政治权力，有必要了解政治议程的形成（注：AnneNCostain,AndrewSMcFarland,eds:SocialMovementandAmericanPoliticalInstitutions.Lanham,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Inc.,1998,p.8.）。意即精英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议事日程。

洛伊和斯查特斯奇内德等人还提出了多元精英主义的理论观点。认为，在美国，权力是分散的，但这种分散的权力并非被广泛地分享着。相反，在美国，权力分散于许多不同的精英手中，每个精英趋于控制一个公共政策的特别领域，构成多元的精英主义。这种特别的精英包括少数制造商公司的联盟、国会重要委员会中的少数成员、以及政府机构和管制委员会中的少数成员。对这些人来说，为保护自身利益而组织起来并保持其联盟并不困难，他们的利益通常与消费者或广大公众的目的相冲突，而广大消费者或公众却处于无组织状态。多元精英主义理论家认为，一些政策领域，如运输业、航空贸易、核能电力、银行利率、政府土地的牧业管制、联邦土地保护基金、糖业、花生、桔子和其它农产品的价格保护、以及军用飞机和其他贵金属的获得等等在多元精英主义的制度下均控制于不同精英手中。这些精英寻求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制度下，消费者、纳税人或大众的利益得不到反映（注：AnneNCostain,AndrewSMcFarland,eds:SocialMovementandAmericanPoliticalInstitutions.Lanham,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Inc.,1998,p.9.）。

在美国，多元精英主义理论一度成为一种非常吸引人的理论，它在分散的政治制度中设定了一种分散的精英控制政治权力和政策过程的模式，批评这种制度，主张维护广泛的公众的利益，进行制度性改革。

总之，精英主义是与多元主义相对立的一种集团政治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精英控制着美国政治并且控制着重要决策。80年代，它为后多元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所取代。

五、后多元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

（一）对经验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的再思考

60年代以来，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受到各个方面理论家的批评，甚至连早期的多元主义理论家查尔斯·林德布鲁姆和罗伯特·达尔都放弃了原有的主要观点。但多元主义理论在学术界仍具有深刻影响，仍吸引着许多著名的学者。学者们仍然肯定多元主义理论家关于集团存在的基本价值，关于集团在社会化过程中主要作用的论点。许多反多元主义理论的学者仍然赞同麦迪逊关于利益存在对于自由是必要的、不应被取消的观点。因此，当多元主义理论受到种种批判的时候，戴维·杜鲁门多元主义经验理论著作中关于集团发展变化的基本阐述仍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美国政治本身的复杂性使学者们至今尚不能提出一种完整的理论去取代多元主义，仍不能解决早年麦迪逊所提出的关于派别的两难问题，而多元主义又是在很大程度上追寻麦迪逊的观点所提出，强调决策过程中相互竞争着的利益集团间存在相互反对的自然倾向。因此，人们只要依然承认麦迪逊提出的两难问题，就不能完全否定多元主义理论。

在研究中，政治学家们试图同时运用多元主义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去解释利益集团以往几十年中组织起来的原因。结果表明，经验性的研究和多元主义理论仍有一定价值和部分精华，在集团政治研究中仍具有明显效用。

反对多元主义的理论家不赞成多元主义中关于利益集团有益于民主政治的观点，强调利益集团政治并不是充分动员大多数人，已有的利益集团的聚集限制了新的集团的进入。然而从当代美国政治变化的现实看，这些观点并不那么符合实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集团政治迅速发展。首先，老的集团变得更加积极，在游说政府方面更加职业化。据贝里80年代中期的统计，63%的公司公共事业部门使其办公室升级，增加了办事人员。大约有400家公司在华盛顿设置了办事处（注：JeffreyMBerry:InterestGroupSociety.LittleBrown&Co,Inc.,1984,p.21.），在华盛顿为游说服务的律师也明显增加。其次，新的集团迅速增多，杰克·沃克80年代调查了564个院外活动组织，其中三分之一是1960年到1980年期间建立的（注：DeniseLBaer,DavidABositis:PoliticsandLinkageinaDemocraticSociety.N.J.Pretice-HallInc.,1993,p.52.）。凯·施洛兹曼和约翰·蒂尔尼80年代的研究表明，40%的院外活动集团是1960年以后组织起来的，25%是1970年以后组织起来的（注：DeniseLBaer,DavidABositis:PoliticsandLinkageinaDemocraticSociety.N.J.Pretice-HallInc.,1993,p.53.）。

随着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变化，一些理论家提出新的看法，强调利益集团数量的迅速增加并没有导致极度的多元主义的出现，讨价还价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由主要的行为者来进行控制和协调变得更加困难，联盟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加大（注：RichardAHarris,SidneyMMilkis,ed:RemakingAmericanpolitics.Boulder,WestviewPress,1989,p.239.）。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利益集团数量增多，冲突加剧，面对新的政治现实，多元主义理论精英主义理论乃至多元精英主义理论都已不完全适用，政治结构的变化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加以说明。

（二）后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的提出及其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反对多元精英主义理论的趋势加强。研究院外活动和决策过程的学者们发现，集团而不是精英对公共政策有重要的影响。如在空气污染问题上，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环境集团对此类公共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其他领域情况也一样。同时，也有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产生着抵消作用。在《管制的政治》等著作中，詹姆斯·威尔逊和他的学生认为，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其他利益集团是一种有组织的抵消的游说力量，他们降低了具有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在某些政策领域中的影响。甚至政府也常常在游说着其他政府，如地方的城市和县政府游说着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政府。政治学家沃克等人认为，那些非利润组织的游说在日益增加，如教会、医院、高等院校集团、职业性集团和意识形态集团等等。学者们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华盛顿游说的数量大大增加，尽管他们认为这并没有改变游说中企业集团居于主导地位的状况。

此外，反对多元精英主义理论的学者认为，美国的政府机构常常独立地影响着决策，而不是受到压力集团的影响。斯蒂芬·克拉斯纳在他1978年的《捍卫国家利益》一书中提出，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务院常常是自主地保卫国家利益，而不是仅仅面对利益集团的压力。在《建立一个新美国》一书中，斯蒂芬·斯科龙涅克提出，从1877年到1920年，职业化的军官、公务员、独立管制委员会的成员竭力避免受压力政治和赞助人的控制（注：MarkPPetracca,ed:ThepoliticsofInterests;InterestGroupsTransformed.Boulder,WestviewPress,1992,p.66.）。威尔逊将一些政治领袖称为“政治企业家”，他们组织起广泛的分散的利益，利用这种力量去抵消游说的作用，从而增强了政府的自主性趋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学界绝大多数学者赞同政府机构常常能够自主地影响公共政策的观点。马克·P·彼得拉卡将有组织的经济利益影响决策的状况，抵消或相反力量的游说，以及自主地行动着的政府官员这三种常常出现在决策过程中的力量称之为“权力的三合一”，以之作为决策过程的一种分析模式（注：MarkPPetracca,ed:ThepoliticsofInterests;InterestGroupsTransformed.Boulder,WestviewPress,1992,p.67.）。他认为，在研究其他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如总统、国会、法院、专家和利益集团等等）时，均可与这三种因素相联系。

后多元主义理论家对政治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抵消的力量加以解释，提出，第一种相互作用相互抵消的力量是有组织的经济精英之间经常性的相互制约的作用（早期的多元主义理论家曾提出这一观点）。如，糖的种植者进行游说，主张进口限额，而可口可乐和糖果生产者却主张放宽进口政策。双方相互角逐，力量相互抵消。第二种相互作用及相互抵消的力量即“问题网状系统”。人们关注各种不同的公共政策领域，相互交往，形成政策问题的网状系统。如烟草政策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涉及种植者、生产者，还涉及科学家、公共健康专家、律师、政治家、媒体人士等等。在这种涉及面极广的“问题网状系统”中没有哪个单独的精英能够左右此类政策的制定。此类问题的解决、政策的制定成为一种政治过程。第三种相互作用相互抵消的力量表现为赞助人的作用。杰克·沃克在研究中注意到，许多集团都有赞助人，他们为组织和集团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其中最重要的赞助人是美国联邦政府，它常常通过组织会议、组织咨询机构的方式使一些组织得以成立，并通过拨款、补贴支持这些组织。其他赞助者还包括基金会、老的集团组织和富有者等。

根据后多元主义理论，社会运动是抵消、对抗精英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如环境利益集团、非裔美国人利益集团、妇女集团、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集团等，都是政治过程中的重要行为者，并且有能力向精英挑战。这些组织在社会运动中发展起来，成为后多元主义理论中的基本因素。

六、集团代表制理论

在美国的集团政治研究中，一些学者还提出了一种较为激进的理论，即集团代表制理论。代表人物有艾丽斯·马里恩·扬、拉尼·吉尼尔和罗伯特·格拉迪等。

艾丽斯·M·扬认为，公正是民主过程的基本目标，民主应该是邀请所有受到决策影响的集团和利益参与的结果。她强调“民主多元主义”，即在承认集团间社会和文化区别基础上的平等。提出，社会正义要求公众间相互交往，强调公众是不同种类的集合，要相互尊重和承认。她呼吁通过“那些受压迫的集团的特别代表”在公众面前表达他们对问题的特有的理解，以集团为基础进行投票，以此来保证人们能够听见那些受压迫的或处于不利地位的集团的声音和看法（注：IrisMarionYoung:JusticeandthePoliticsofDifferenc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0,p.92,p.163,p.168,p.119,p.183-184,p.95,p.167;"PolityandGroupDifference:ACritiqueoftheIdealofUniversalCitizenship".Ethics99,1989,p.250,p.261,p.258.）。扬认为，那些拥有充足资源的组织事实上已经得到承认，因此她只强调居于劣势的集团的代表性，而并不提倡一种全面的集团代表制，这使她的理论带有较为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拉尼·吉尼尔的利益代表制理论提出，政治上的平等非仅仅使人们听到处于不利地位的集团的声音，而是要求政治结果真正能够反映社会的多种利益。集团“充分有效的参与”权利要求在政府的结果中得到平等的反映（注：LaniGuinier:"NoTwoSeats:TheElusiveQuestforPoliticalEquality".YaleLawJournal97,1988,p.1539,p.1588.）。吉尼尔认为，除非能够确实证明立法结果的公正性，否则政治代表性就是失败的。政治代表制的目的在于社会底层人的政策要求得到满足。但她反对通过少数人集团自己选举代表来实现利益代表制的主张。拉尼·吉尼尔的利益代表制理论与艾丽斯·M·扬的观点具有相似之处，但她进一步反映了要求政府决策真正反映少数派利益的愿望。

罗伯特·格拉迪所述的集团代表制涉及的面较扬和吉尼尔涉及的面要宽。扬和吉尼尔仅涉及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低下的集团的代表性问题，而格拉迪则提出了“功能性的民主的选民”的概念。主张改变以往传统的以地域为基础的代表制，认为以往那种地域代表制在当代社会中已不再适用，相反，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们涉足于“功能性的协会”中，这种“功能性协会成为人们分享共同价值的源泉，并管辖着有效的政治参与。”（注：RobertCGrady:RestoringRealRepresentation.Chicago,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93,p.163.）尽管如此，他所提倡的那种以功能性的选民为基础的代表制在实践中究竟如何操作，却是个很大的问题。

政治理论范文篇8

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的思想观点相互关联、相互贯通，与马列主义、思想所包含的国际政治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1](P415)这三句话不仅是中国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的基本原则,也是邓小平国际政治思想的高度概括。据此，我们把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冷战时代结束以后，世界加快向多极化发展，但国际局势依旧动荡，地区性冲突与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强，而心的矛盾和冲突都具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色彩。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2]（P319）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2]（P348）

推行强权政治的一些国家，往往借口“人权”、“民主”等问题，任意干涉别国内政，对发展中国家说三道四。邓小平认为，就民主而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不需要民主，“民主是我们的目标。”[2]（P285）但是，“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末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2]（P359）就人权而言，“真正说起来国权必人权中要得多。”[2]（P345）“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上海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从鸦片战争心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多少中国人的人权！”[2]（P348）在邓小平看来，谈人权离不开国权，人权首先由国权保障的人的生存权、发展权。

论及霸权主义，邓小平常常把它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相提并论。可以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当代国际政治中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本质则是帝国主义性质所决定，是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侵略、压迫、控制和剥削。邓小平指出，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中国要主持公道，坚持正义，“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2]（P162）

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就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邓小平指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2]（P283）“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2]P359）邓小平指出：“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2]（P360）科索沃战争证明了这一点，最近得伊拉克战争也证明了这一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世界上不得人心，最终必然会遭到失败。

（二）维护世界和平、谋求发展是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洞察时代特征的发展变化，从宏观上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1984年0月，他在会见外宾时就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度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2]（P96）

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论断，是邓小平反复论述的重要思想，是对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贡献。邓小平提出这一论断的依据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演变，第一，“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2]（P105）“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2]（P127）大规模的世界战争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因此，改变了过去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迫在眉睫的观点。第二，“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2]（P127）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度不能不考虑经济或者说发展问题，以增强国际竞争中的实力和综合国力。第三，“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2]（P329）世界格局正在从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变，可能会形成三极或四极或更多的多极世界。

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本身密切关联，相互促进。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需要，发展商是和平的目的和保证。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解决，与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团结合作密不可分。邓小平明确指出：“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2]（P56）“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2]（P104）邓小平认为，发展问题就是南北问题，南方不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的发展就受到限制，就没有出路；南北贫富差距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2]（P56）甚至影响世界的稳定。因此，邓小平认为，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也要加强合作，这样才能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药材虚心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2]（P20）南方发展了才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面临着发展的迫切问题，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经济建设。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同时中国的发展将会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2]（P104）

（三）第三世界之间包括中国相互加强团结与合作，是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世界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压迫和帝国主义的掠夺，经济不发达、至今仍程度不同地遭受着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发面的控制和剥削。渴望和平，反对霸权，谋求发展，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的愿望。邓小平从世界战略的高度，就第三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加强联合，增进合作，谋求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论述，构成了其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第三世界在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发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第三世界希望发展，不希望发生战争，在维护和平发面，广大第三世界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2]（P105）

第二，解决发展问题需要第三世界加强联合和合作。第三世界的发展，需要阿南北对话，更需要南南合作，邓小平对南南合作非常赞赏，反复强调要加强南南合作，而些要采取新途径。认为“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2]（P106）南北对话南南合作将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第三，第三世界发展经济需要联合与合作，第三世界维护国家独立与主权也需要加强联合与合作，这样才能抑制霸权主义的控制与干涉。

第四，第三世界加强团结与合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贡献。邓小平说：“帝撒播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2]（P56）冷战结束以后，邓小平同第三世界领导人会谈时反复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因为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3]（P166）而且强调这“这两件事情要同时做。”[2]（P282）

第五，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与第三世界有着共同的命运，发展水平接近，读面临发展经济的任务，中国要主持公道，坚持原则，与第三世界合作，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三个发面是相互联系、紧密结合的。反对霸权主义作为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其他两个发面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反对霸权主义，才能维护世界和平、求的世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求的世界发展则是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的主体和核心，而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则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二、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阶级斗争理论、三个世界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同志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适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国际政治理论一脉相承相互衔接的，是邓小平把马列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具体地讲，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一是和马列主义国际阶级斗争理论相衔接，二是和三个世界理论相联结。邓小平强调的和平问题主要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主要是南北问题。东西问题的实质主要是国际阶级斗争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反映，南北问题的实质就是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一）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列级斗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国际阶级斗争理论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洞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第一次在历史上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同时指出了国际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进入20世纪之后，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发展变化的情况后，指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列宁指出：“现在地球上两个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的旧世界，一个是正在成长的新世界。”[4]（P123）针对广大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列宁提出了民族殖民地理论，指出“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根据列宁的观点，国际阶级斗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会更加尖锐、激烈，加上帝国之一本身的矛盾，世界已进入了革命与战争的年代。

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他在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时就认为，当时的国际环境，从根本上说，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建国之后，制定了维护国家权益，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战略原则。邓小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国际阶级斗争理论，根据新的形势变化，加以创新和发展。他强调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大胆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老殖民主义。

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之一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国政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2]（P382）这里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必然性、长期性。邓小平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从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说，这就是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发展的更高一些、更快一些，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2]（P137）“我们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为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3]（P48）邓小平还说，生产力发展起来，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是最大的阶级斗争。[5]（P126）

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一直强调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强调，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2]（P380）“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着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2]（P344）因此，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国际政治领域阶级斗争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高枕无忧。

（二）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是对三个世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70年代初开始使用“三个世界”、“第三世界”的提法。1974年2月他在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6]（P441）的这一战略思想，依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对世界上流行的“三个世界”和“第三个世界”的概念作了新的解释，赋予新的政治含义。

第三世界从50年代形成以来，在当代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两极体制瓦解过程中，进一步显示了强大生命力。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发展，继承和发展了的三个世界理论，更加明确了“第三世界”的概念和作用。第一，第三世界主要指亚、非、拉国家，还有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5]（P22）也大致等同于“南方”的概念，第三世界是“多样的”。第二，从人口数量上说，第三世界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发达国家，包括前苏联、东欧、西欧、北美、日本和大洋洲。第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即使今后发达了，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并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发达国家也属于第三世界。[5]（P40）

邓小平曾指出：“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1]（P127）并赞扬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的战略“是多么英名，多么富有远见”，指出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P160）应该看到，从到邓小平，都非常重视第三世界，把它与发达国家并列，作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的重要力量，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了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加强第三世界团结与联合，解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距问题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这些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新发展和重要贡献。

三、全面正确理解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

（一）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度没有解决；世界正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但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当年马克思、恩格斯从分析社会基本矛盾、社会运动的基本规律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发展趋势出发，提出了资本主义时代必然为共产主义时代所取代的“大时代观”，后来列宁、斯大林认为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年代。也长期坚持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用革命制止战争”。列宁、斯大林、都是依据其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在马克思主义“大时代观”的的框架内来把握时代主题的。本世纪中期以前，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和一度存在的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情况下，这种认识有其必然性。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世界人民痛恨战争，和平运动不断发展，各种力量都不希望发生新的大战，许多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取得独立，发达资本之一国家由于内部调整，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无产阶级革命形势一直没有出现。可以说，50、60年代世界形势已在逐渐发生变化，70年代“和平与发展”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80年代到90年代，邓小平反复强调，和平与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论断高屋建瓴，内涵丰富，至少包括两发面的基本含义：其一，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2]（P127）“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2]（P127）高科技的经济实力的竞争，日益激烈。正是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发展趋势，我们党从1987年十三大开始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明确表述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并将仍然是“时代主题”，世代主题是邓小平两大问题论断的题中已有之义，作为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已经取代过去的“战争与革命”当今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这一时代主题仍没有改变。其二，和平与发展是人们的普遍愿望，是一种潮流，一种趋势，一种现实的努力。邓小平是出：“和平是有希望的，”“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多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到1992年，邓小平再次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2]（P383）可以说，经过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避免战争是有可能的。同时也应看到，冷战结束后，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南北差距越来越大。21世纪，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始终在干扰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她别是美国的“新干涉主义”和“单边计划”更具威胁性。从北约东扩到以反恐为名的伊拉克战争，世界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

20世纪70年代以来，占否雅尔塔体制下形成的两极对立格局已逐渐向多极化转变。多极之间的牵制、制衡比起两霸象征格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有利于一个时期的稳定，对霸权主义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多极化趋势是一个过渡状态，能不能形成多极格局，与国际斗争的力量对比相关，目前多极格局还未最终形成。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愿看到多极化格局，力图阻挠多极化趋势，就是想独霸天下。尽管这种企图难以得逞，但应该看到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任务还很艰巨，决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还没有结束，“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反对霸权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P289）也强调指出：“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之一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第三世界国家既面临着谋求发展经济任务，也有维护主权、独立的政治任务；第三世界可以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贡献，也需要加强团结和与合作。

邓小平关于第三世界的论述是人们认识到，第三世界谋求经济发展的任务还十分繁重，没有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也将面临许多问题，人类的共同发展就难以实现，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

第三世界的发展，需要自身的努力，需要南南合作，也需要发达国家的帮助，这不是一种施舍和恩惠，而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因为经济全球化，“北方也需要南方”，需要自身的“继续发展”。同时应看到，帝国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国际垄断资本业是一个世界体系。发达国家的资本实际上通过一个控制与被控制的链条仍然在剥削第三世界，使利润流向西方。在这一链条中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受剥削最深的是第三世界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过去以直接政治统治为表现形式的殖民提醒早已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逐步形成的以国际垄断资本龙之链条为表现形式的新殖民体系。

从维护主权、独立、保持领土完整的角度说，第三世界国家也面临着艰巨的政治任务。美国推行霸权主义，不断以人权、反恐等种种借口和理由，入侵亚非拉一些国家，干涉他国内政，插手别国内部事务，以武力推行其政治理念，其实质都是为建立一霸主宰的世界体系作铺垫。

第三世界的崛起，对于改变国际政治格局的力量对比，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重大意义。邓小平认为，第三世界的力量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力量发展中的“重要因素。”第三世界面临艰巨的经济、政任务，内部矛盾复杂，民族宗教纠纷不断，地区性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是有发生，因此，第三世界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团结与合作，增进联合，共同发展。

（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以此来观察中国和世界。他坚信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同时也清醒地看到这要经过“很长期的斗争，”“是一个很长期的历史过程。”[5]（P73）回顾20世纪国际政治的发展演变，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对理由并存，而且并存还将是长期的。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和并存，已不像过去那样阵营分明、双峰对峙，而是相互联系、渗透，又相互制约、斗争，既有不可避免的摩擦与斗争，还有为我所用、扬长避短的相互吸引与借鉴，表现出复杂微妙的关系。的呢高小平高瞻远瞩，把握历史机遇，倡导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保证中国革命和建设沿着合乎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的方向发展，正是着眼于世界范围和长远历史过程看待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必然趋势的。她说：“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2]（P225）“更重要的是想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P135） 

面对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永不当头的二十四字方针。冷静观察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是分析和把握国际形势变化的本质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前提。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是马克思主义原则性和坚定性的具体表现。西方国家“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P344）“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打我们的主义。”[2]（P319）在和西方七国集团制裁我们的时候，邓小平非常沉重地说，“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这点小风吹不倒我们。”[2]（P359）

韬光养晦欲有所作为是辩证统一的。我们不称霸，不扛旗，不当头，包括不当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要“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2]（P321）“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我们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P57）也就是把握机遇发展自己。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大力发展生产力，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在社会主义占主体的前提下，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团结、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致力于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争取一个较为长期的和平与发展的有利的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4]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政治理论范文篇9

一、寓思想性于知识性之中

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本质特征，其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学生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是必要的。应依据教材内容，深入浅出地阐述基本概念，论证基本原理，强化基本观点，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寓思想性于理论知识性之中，一是要体现教学内容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性，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尝观点、方法；二是在教学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

一些学生对学习政治经济学有两种倾向：视为理论过时了，否认真理的普遍性；机械静止地认为有的现行政策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从而降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此必须用理论的科学性打通学生的思想，说明真理的生命力在于发展，应根据社会进步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条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把真理当成模式生搬硬套。有的学生对社会上腐败问题的滋生蔓延，错误认为是由于改革开放造成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这就必须说理透彻，启迪学生辩证思维。

政治理论的概念是很抽象的。如果教师纯理论化、模式化说教，学生不容易理解，索然寡味，往往会产生厌倦情绪。如果不能解决学生的思想和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学生会感到理论离他们遥远，从而会淡化学习兴趣，甚至对理论不情愿接受。因此，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走出误区，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增强实效。

教学应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始终为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合格人才，做为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四有”体现了合格人才的素质要求，为此应坚持在传播知识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偏重或忽视了哪一方面都是顾此失彼的倾向。

根据学生的年龄、心理特征、知识素养，并广泛了解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状况，使教学贴近学生实际。把教学内容放在社会大环境当中，贴近时代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

坚持《教学大纲》的要求和教学评价标准。《教学大纲》规定了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目的、指导思想和任务，科学地表述了教学的内涵、外延、方法、途径，是教学中必须遵循的准则，教学评价也应以此为依据。应加强教学目标管理，把教学目的、任务转化为教学目标，激励教师、学生为达到教学目标努力进取。

二、理论联系实际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密切相关，是对实践的高度概括、总结和升华，并对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理论联系实际是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坚持的基本原则。直观教学学生容易接受，并可使学生具体应用理论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体会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丰富内涵及学习的重要意义。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各种思潮非常活跃，社会生活绚丽多彩。其中有正确的思想、行为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也不乏有消极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使学生耳濡目染，发生不良影响，对政治理论课教学冲击很大。让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的教学是注定要失败的。必须强调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培养学生识别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形形色色的腐朽思想、行为侵蚀的能力。学校教育是学生社会化过程的起始阶段，使学生了解社会、体验社会生活，为将来参加工作步入社会增强适应能力，这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环节。理论如何结合实际，笔者认为：

1．运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讲授体现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渗透到教学的全过程。如讲解市场经济、价值规律，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并存及一部分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等经济学问题，用现实情况说明理论、论证理论，用理论分析现实情况，进而深化理论学习，使学生提高观察和理解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

2．学生有习惯于比较的思维特点，教学中可通过比较鉴别，给学生以冷静的思考和理论的启迪。如新旧社会及改革开放前后的纵向对比，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从感性到理性深化对执行基本路线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认识。横向对比：把我国改革开放、人民当家做主、充分显示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同两级分化、虚伪民主及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对比，使学生对资本主义本质有深刻地认识，坚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的信念，真正明白“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①

3．体现主导性与突出主体性相结合。教学是教师与学生教与学的双向活动，应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对政治理论学习不盲从、不迷信，然而往往因为其理论基础不丰厚，认识狭窄、肤浅，缺少对社会的深入了解，内心会有很多质疑、迷惘和误解。教师一言堂，学生对理论知识生吞活剥，教学难以奏效。教师要了解学生心理，欢迎学生提出问题并充分发表见解，教师顺势启发引导。组织参观、访问、社会调查，使学生在接触社会、接触实际中开拓视野，充实知识，接受教育。

三、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

教学是有规律可循的，然而改进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势在必行。

教学与教育相结合。备课挖掘教材思想内容。讲课知识性与思想性有机结合，克服盲目性、油水分离的弊端，增强说服力和实效性。

精心设计，优化教学过程。教师注入情感，创造和谐融洽的教学氛围。开展课外活动，补充和延伸课内教学。进行专题研究，组织讨论、论辩、知识竞赛，互相交流，加强学生自我教育，促进科学理论的内化。

政治理论范文篇10

一、寓思想性于知识性之中

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本质特征，其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学生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是必要的。应依据教材内容，深入浅出地阐述基本概念，论证基本原理，强化基本观点，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寓思想性于理论知识性之中，一是要体现教学内容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性，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尝观点、方法；二是在教学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

一些学生对学习政治经济学有两种倾向：视为理论过时了，否认真理的普遍性；机械静止地认为有的现行政策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从而降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此必须用理论的科学性打通学生的思想，说明真理的生命力在于发展，应根据社会进步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条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把真理当成模式生搬硬套。有的学生对社会上腐败问题的滋生蔓延，错误认为是由于改革开放造成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这就必须说理透彻，启迪学生辩证思维。

政治理论的概念是很抽象的。如果教师纯理论化、模式化说教，学生不容易理解，索然寡味，往往会产生厌倦情绪。如果不能解决学生的思想和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学生会感到理论离他们遥远，从而会淡化学习兴趣，甚至对理论不情愿接受。因此，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走出误区，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增强实效。

教学应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始终为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合格人才，做为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四有”体现了合格人才的素质要求，为此应坚持在传播知识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偏重或忽视了哪一方面都是顾此失彼的倾向。

根据学生的年龄、心理特征、知识素养，并广泛了解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状况，使教学贴近学生实际。把教学内容放在社会大环境当中，贴近时代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

坚持《教学大纲》的要求和教学评价标准。《教学大纲》规定了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目的、指导思想和任务，科学地表述了教学的内涵、外延、方法、途径，是教学中必须遵循的准则，教学评价也应以此为依据。应加强教学目标管理，把教学目的、任务转化为教学目标，激励教师、学生为达到教学目标努力进取。

二、理论联系实际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密切相关，是对实践的高度概括、总结和升华，并对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理论联系实际是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坚持的基本原则。直观教学学生容易接受，并可使学生具体应用理论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体会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丰富内涵及学习的重要意义。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各种思潮非常活跃，社会生活绚丽多彩。其中有正确的思想、行为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也不乏有消极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使学生耳濡目染，发生不良影响，对政治理论课教学冲击很大。让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的教学是注定要失败的。必须强调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培养学生识别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形形色色的腐朽思想、行为侵蚀的能力。学校教育是学生社会化过程的起始阶段，使学生了解社会、体验社会生活，为将来参加工作步入社会增强适应能力，这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环节。理论如何结合实际，笔者认为：

1．运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讲授体现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渗透到教学的全过程。如讲解市场经济、价值规律，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并存及一部分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等经济学问题，用现实情况说明理论、论证理论，用理论分析现实情况，进而深化理论学习，使学生提高观察和理解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

2．学生有习惯于比较的思维特点，教学中可通过比较鉴别，给学生以冷静的思考和理论的启迪。如新旧社会及改革开放前后的纵向对比，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从感性到理性深化对执行基本路线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认识。横向对比：把我国改革开放、人民当家做主、充分显示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同两级分化、虚伪民主及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对比，使学生对资本主义本质有深刻地认识，坚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的信念，真正明白“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①

3．体现主导性与突出主体性相结合。教学是教师与学生教与学的双向活动，应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对政治理论学习不盲从、不迷信，然而往往因为其理论基础不丰厚，认识狭窄、肤浅，缺少对社会的深入了解，内心会有很多质疑、迷惘和误解。教师一言堂，学生对理论知识生吞活剥，教学难以奏效。教师要了解学生心理，欢迎学生提出问题并充分发表见解，教师顺势启发引导。组织参观、访问、社会调查，使学生在接触社会、接触实际中开拓视野，充实知识，接受教育。

三、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

教学是有规律可循的，然而改进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势在必行。

教学与教育相结合。备课挖掘教材思想内容。讲课知识性与思想性有机结合，克服盲目性、油水分离的弊端，增强说服力和实效性。

精心设计，优化教学过程。教师注入情感，创造和谐融洽的教学氛围。开展课外活动，补充和延伸课内教学。进行专题研究，组织讨论、论辩、知识竞赛，互相交流，加强学生自我教育，促进科学理论的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