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功能范文10篇

政治功能范文篇1

1.从政治课与社会制度的关系看其学科功能的基本内容

在阶级社会，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社会制度不同，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式也不一样。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各级各类学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从根本上说，中学各门学科都与我国社会制度存在着联系，但是，由于各门学科的内容和特点不同，其与社会制度联系的程度和方式也不一样。思想政治课作为一门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思想基本常识和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品德教育的课程，与我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存在着十分特殊的联系。思想政治课与我国社会制度的这种密切联系决定了它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学科功能：政治功能。通过政治课教学，使学生的政治素质得到不断提高，自觉拥护党的领导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品格教育。通过政治课教学，使学生的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得到不断提高，能正确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能正确对待个人生活道路上的得失成败，进而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形成健全的人格。文化教育。通过政治课教学，使学生能够初步掌握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上述三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割的。政治功能是政治课的首要功能。在政治课教学中，我们必须把坚定学生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以提高学生的政治素质为首要任务。淡化了政治功能，必然使政治课的品格教育、文化教育步入歧途，动摇学生的社会主义信念，从根本上违背我国的教育方针。品格教育是政治课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学科功能。政治课品格教育功能的发挥程度，直接影响着学生人格的发展和将来事业的成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社会对劳动者的人格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品格教育在政治课教学中的地位也愈来愈突出。文化教育是最基本的一项学科功能，也是政治课政治、品格教育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削弱了文化教育功能，政治课只能成为空洞无物的说教，不能说服学生，政治课的政治、品格教育也就必然会被架空。

2.从理论和现实看增强政治课德育功能的必要性

政治课学科功能是三方面的统一，但各方面的地位并不一样。德育始终是政治思想教育课的主要功能。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改革大开放时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另一方面，由于旧体制尚未彻底打破，新体制尚未完全建立，整个社会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和改进政治课的德育教学工作，引导学生在孰是孰非问题上作出正确的抉择，激发他们为中华腾飞而不断进取的强烈愿望，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增强政治课的德育功能，也是为每一个学生前途高度负责的具体表现。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朝气蓬勃有活力，思维活跃敢于创新。但由于年龄和阅历的限制，他们的心理世界又具有不成熟的一面。他们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服务意识比较淡薄，容易片面地看问题，自我控制能力较差，等等。在引导学生健康成长上，每一位科任教师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政治教师的责任尤其重大，因为政治课直接回答的问题正是一个人应树立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教育学生做一个生活中的强者，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正是政治课根本宗旨所在。

由此可见，在新形势下通过改革进一步增强政治课德育功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是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主观上认识的偏差和客观上升学压力的存在，许多政治教师对政治课的文化教育功能情有独钟，而对思想品德教育则忽视了很多。他们很少去研究如何去提高德育工作的效率，很少主动去研究当代中学生的思想实际，很少直接去关心中学生在成长中遇到的烦恼和苦闷，而更关心的是本学科在高考、会考中的名次，对政治课德育功能缺乏必要的重视。这是一种认识上的错位，是目光短浅的表现，其结果必然是损坏政治课在德育工作乃至学校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影响学校德育工作整个体系的建立和运转。

3.总结经验，立足改革，开创政治课教学的新局面

目前，我们面临的德育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人民对思想政治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要适应当前的国内外形势的要求，在政治课教学改革上迈出更大的步伐。另一方面，由于新考试制度的实行，通过高考来维护政治课特殊地位的“护身符”不复存在，在“应试教育”尚未真正向素质教育转化的今天，新考试制度无疑会助长“领导不重视政治课，学生不爱学政治课”的现象，给政治教师的教学工作带来极大压力，使政治课教学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如何适应新考试制度的要求，使政治课教学走出当前的困境，是摆在广大政治教师面前的又一个艰巨任务。

要使政治课上的更好，要使政治课教学走出当前的困境，开创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局面就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应提高对思想政治课使命感的认识，切实把政治课当做一门战略学科来抓。中学政治课，是对青少年进行德育的重要途径，是主渠道，是中学的一门主要课程。把政治课当做一门战略学科来抓，是党和国家的既定方针。怎样把这个“既定方针”落到实处？关键在于转变学校领导的观念，纠正“升学率至上”以及忽视德育工作，把政治课当作三等学科的错误倾向，确保政治课的主科地位不被架空。

其次，要大力加强政治教师队伍建设。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教师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各门课程学科功能的发挥程度，关系到学校办学质量的高低。因此，教师队伍建设始终是学校各项工作的头等大事。《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建设一支良好的教师队伍，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大计。”要开展政治课教学的新局面，全面增强政治课的学科功能，最根本的途径是加强政治教师的队伍建设。

政治功能范文篇2

在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各个民族国家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动，面临诸多挑战与考验，政治稳定问题自然倍受关注。政治民主是政治稳定的直接的、重要的相关因素，围绕二者关系学术界有诸多讨论。本文拟从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及运行机制

──即从政治体制的层面上，梳理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旨在探讨民主的政治体制是否具备政治稳定的功能、能否产生政治稳定的效应。

一、制度民主与体制民主

在传统的政治思维之中，有关民主的认识主要是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展崐开的。对于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提出了古崐希腊城邦国家民主制度的标准

──“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治崐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①

即使在被称为“黑暗时代”的欧洲中世纪，在西方人的精神生活中仍有对于民主的追求，有着他们对于民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及政治制度的理解。中世纪人在精神领域中皈依于神权。但就世俗关系而论，社会关系的有序与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协调即意味着那个时代的民主。奥古斯丁认为，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在于它是“一种被安排得很好的秩序。秩序就是崐有差异的各部分得到最恰当的安排，每一部分都安置在最合适的地方。”在世俗对教会服从的前提下，世俗也受到教会的关怀与协调，便是中世纪的民崐主的制度安排。

卢梭是近代以来民主理论最重要的阐述者之一。卢梭说：“唯有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②

国家属于参加社会契约的全体人民，人民即国家，公意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卢梭的民主理论不仅把西方的民主思想推到了空前激烈的制高点，也为西方崐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卢梭是人类历史上三个不同时代中的三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们的民主思想分别代表各自所处时代中普遍的民主观念

──对于民主政治制度的理解。由于时代的差异，他们所论述的民主的制度含义和阶级属性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关于人类民主制度的观念仍然具有明显的同质性，即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民主概括为体现着平民主义价值取向的制度安排（只不过平民主义的标准因时代差异而有所区别）。回顾人类民主理论发展演进的历史，不难看出：民主，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反映的是不同时代标准下的平民主义的价值观念体系，它在本质上是对国家政治关系作出的平民主义的原则规定。当然，这种价值观念与原则最终是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换言之，当某种平民主义的价值观念被以法律形式确定为国家意志的时候，一种民主制度便诞生了。传统的政治思维从总体上就是这样认识与思考民主问题的。从表象上看，这也就是为什么

──人们一直习惯于把民主归崐入判断政治制度性质的标准范畴。

进入本世纪以来，有关民主问题认识的视角才逐渐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应首先归功于熊比特。熊比特对于传统的民主观念作出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批判，熊比特指出：以平民主义的“人民的统治”定义的民主，只是一个意识形态中的政治理念，在现实中却难于界定。而如果观念规范在现实中得不到经验的实证，这一规范也无法成立。事实上，传统的政治思维中，甚至连观察与实证民主的经验性手段都没有提出。熊比特不满足于传统政治思维对民主的理解，而要在新的层面上，以新的视角观察与认识民主问题。

在熊比特看来，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一种社会政治权力运作的方式。具体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表现为：政治精英竞取社会权力，人民选择政治领导的两个政治过程的统一，而选举则是其集中的表现形式。如果说现代西方社会是民主的话，它就具体地、实在地表现在选举之中。在政治体制层面上，选举程序即是民主。除此之外，人们不能说出民主还有什么其他崐的实际意义。

熊比特与卢梭的在民主观念上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区别。卢梭揭示的是“制度的民主”──

对于崐国家及权力的价值规定；而熊比特更关注的是“体制的民主”──对于某种价值规定的实现形式。

二、两种政治体制的结构与功能比较

从现实性看，民主建设的真正含义与其说是人们如何对国家及权力做出价值规定，还不如说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找到那些价值规定的实现形式。同一民主制度可以有不同的民主体制作为其实现形式，而不同的民主制度也可以表现为相同的民主体制。因此，选择和建立什么样的民主体制就成了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的关键。

所谓政治体制是指国家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权力结构即政治权力主体间相对固定的关系形式，表现为对权力主体权限的法律规定；权力的运作方式即行使权力的程序。集权与民主是两种基本的政治体制。

集权政体的权力结构内部为等级型政治关系，权力运行以支配—

服从的方式进行；民主政体的权力机构内部为平等型的政治关系，权力运行以博奕方式进行。集权政体与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各具特点，有十分明显的差别。

集权政体要么具有绝对的稳定性，要么处于绝对的不稳定状态。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影响结构。集权政体的自稳功能与其内部结构密切相关。集权政体的等级结构产生了政治行为的高度同质性，上层政治角色的意图决定下层角色的行为，下层的行动满足上层的需要。从而形成了“压力—稳定”机制。集权政体下的稳定性的前提是政治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的上层角色具有权威性，否则权力结构就难以稳定。这一前提条件导致了政治权力（机构）必须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排斥对于其权威可能构成的威胁，必须不断排斥来自体制内外的不同意见。换言之，“压力—稳定”机制具有使集权政体下的社会的、政治的矛盾积累起来的负面效应。从另一方面看，集权政体下社会重大矛盾的解决只能以否定政治权力的权威性为前提，集权政体下的社会矛盾、政治矛盾发展的总趋势必然是对政权的否定，终究会引发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政治不稳定、甚至政权更迭。

民主政体常常处于相对稳定和相对的不稳定之间的平衡状态。民主政体的内部结构中的平等型政治关系决定了权力角色行为的异质性，这是该体制的相对不稳定性的原因所在。但由于民主政体下的权力精英间平等的政治关系，即政治角色之间具有形式上相等的影响力、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政治权力又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平衡意味着稳定，民主政体内在的“平衡—稳定”机制导致了它的政治稳定功能。进一步讲，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具体表现为：

──缓释功能。在民主政体权力结构中平等的政治关系形成了权力精英间的制衡，同时也使政治权力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代表性。在没有绝对的政治权威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的较为通畅，各种社会矛盾可以及时释放，不易积累、酿成危机。

──微调功能。民主政体下的权力运作采取博奕方式，各种政策的制订要经过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权力精英的反复交涉、协商最终达成妥协。这样国家权力机关实施的政策、法规可以较好地综合各方面的利益要求，使社会矛盾在利益综合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调整。

──整合功能。整合，是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的最重要的体现。利益矛盾与冲突是任何一个政治系统中的客观存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有不稳定因素。民主政体的优越性在于：它使各种利益群体都可以通过合法的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或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这样，凡参与政治活动、提出利益要求的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在客观上都是以承认政权的合法性、权威性为前提的；这样，各种利益群体提出的任何否定性的意见与要求，实际上都变成了肯定现行政权前提下的否定；这样，政权就将各种社会群体整合到了现行的政治体制之下，从而获得了广泛的代表性与稳定性。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选择不同的政治体制对于其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迥然不同的。民主政体的“平衡─稳定”机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中大国的印度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印度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是极其艰难的，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社会结构复杂矛盾尖锐，这些都构成了印度社会发展的障碍，孕育着现代化道路上的危机。但是，令世人惊奇的是被认为是第三世界现代化累赘的印度，在独立后五十多年中始终保持了基本的政治稳定。印度于1947年独立后建立了民主政体，1950年印度宪法生效，此后这部宪法经过了80次的修正案的补充和修正。1952年至1997年的45年间印度进行了13次大选，成立了13届民选政府。在民主政体下，印度社会并非风平浪静，民族、种姓、阶级、地区矛盾和冲突不断、此起彼伏，面对现代化进程中不稳态社会的印度政治权力结构并不是强有力的集中制，平均每届民选政府执政时间不足4年。然而，在频繁的宪法、法律修改和政府变动条件下，在政治相对不稳定的情况下，印度社会却又保持了长时间的相对稳定。这充分表现了民主政体对于社会矛盾的适应、调节和整合能力。

在政治系统建立和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因需要解决矛盾的性质不同、任务不同，政治体制的稳定功能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因而，对于不同体制的政治稳定功能的评价亦不能一概而论。

一般来说，政治系统在建立过程中，主要任务是克服旧矛盾，建立起新的政治关系，这时集权体制往往是有效率的，有利于坚决、迅速地克服旧矛盾、扫除旧势力。在政治系统成功地建立起来之后，新的系统内部关系就发生了转化，旧矛盾的消除意味着新矛盾的产生，但新系统中的新矛盾的解决方式不是消除，而是控制、调解和平衡。显然，民主体制更适合于这一阶段中的政治系统自我稳定的需要，也应当成为人们的明智的政治抉择。

三、民主过剩了吗？

在对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进行一番理论分析之后，让我们再来看看现实的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广泛建立，使政治体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同时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实践也为人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于是，政治发展研究领域中便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观点，即认为民主政体对于处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是不适合的，而似乎集权体制更合乎发展的需要。早在1955年刘易斯就曾提出：“国家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软弱的政府不能维持自己境内的秩序。”③

此后，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权威主义”的发展理论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我国学术界，也曾引发过热烈的讨论。亨廷顿的“权威主义”在实践中是以韩国为代表的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即所谓“东亚模式”为支撑的。这一模式被认为是集权政体的发展模式的成功范例。

正当越来越的人们开始相信集权政体似乎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时候，所谓的“东亚模式”却发生了危机。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以韩国为代表的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遇到了明显的问题和挑战。特别是1997年年中以来蓄积已久的危机终于爆发了，从7月份泰国的金融危机开始，一连串的金融—经济风暴席卷了大部分亚洲国家。其中韩国，这个80年代亚洲乃至世界的“发展奇迹”，遭受了最为严重的打击，导致了自开始工业化进程以来最严重的衰退。11月，韩国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高达550亿，实际上宣布了国家财政、经济的破产，“东亚模式”向世界亮起了红灯。

人们似乎在一夜之间都意识到了“东亚模式”的弱点。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市场化的经济体制的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亚模式”，韩国是这一模式的代表者。在这种模式下，集权的政治体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学者阿姆斯登在总结韩国工业化发展道路时写道：“在韩国，并不是市场机制对资源进行配置，对私有企业进行指导，而是由政府作出投资决策，每个企业不是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结构中运行，而是在一个受到控制的市场里运行。”④

台湾知名经济学家李国鼎先生在分析“东亚模式”的经济与政治体制关系时也指出：“事实上，政府过去曾担任民营企业的代管人，新事业的创办人，供应原料，收购成品，及冒最大的风险提供企业所需的贷款，这些工作在经济进步的国家，都是为眼光远大的企业家和银行家所崐担任的”。⑤

在这种模式带来一些为人们所反复论及的好处的同时，也埋藏下了隐患，积累了弊端，这次席卷亚洲的危机正是这一模式的弊端与隐患的大爆发。

首先，政府动员机制造成了经济集团化与垄断。在集权政体之下，政府必然要集中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社会的经济资源，而集中与控制的有效途径即是扶植并左右国民经济关键部门和行业中的大型企业集团。在政府动员机制的推动下，韩国历届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引导，特别是通过政府主导型、间接融资为主的投资体制，将经济资源集中于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由家族管理的大型“财团”（CHAEBOL）的手中。目前，韩国最大的30家财团的财产占了该国国民财富的1/3。这些财团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实行纵向一体化的经营战略，使韩国经济具有很强的垄断性。这样，一方面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运转缺乏灵活性；另一方面，大企业集团之间激烈竞争造成了经济规模的极度膨胀，形成“泡沫经济”。只要由于某种原因，经济快速扩张的条件被削弱，这种“泡沫经济”的弊端就会暴露无遗。韩国的这次危机就是由于财团经济的过度膨胀，造成严重的生产过剩而引发的。苏黎世肯帕财物公司的经济分析家黑尔一针见血地指出：“韩国的问题是一个经济模式失灵的问题”⑥而韩国经济过度膨胀的根子则在于集权政体下的政府动员机制。

其次，集权政体积累、激化了社会矛盾。亚洲的集权政体在工业化过程中利用政权力量强制实现社会稳定的同时，使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地积累、加深和加剧。1961年5月18日，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以“革命军事委员会”（后称“国家再建最高会议”）的名义宣布禁止一切工会活动。此后劳工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均遭到了强行压制。1971年12月颁布的《关于国家保卫特别措施法》，此后于1972年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韩国政府对社会的统制达到了顶点，政府对工会、各类政治团体及普通公众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进行了极其严格的限制。以暴力为基础的严格的社会管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矛盾的公开表现，但绝不能消除社会矛盾，反而在不断地积累和激化社会矛盾。韩国在长达25年的专制集权统治下，劳工运动和民主化运动一直没有停止，有时甚至十分激烈，终于爆发了“光州起义”那样的大规模群众性的反独裁运动。

第三，集权政体不利于市场机制的运作和完善，引发严重的政治性腐败。集权政体一方面没有使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得到及时的缓释和解决；另一方面制造了一个与经济界联系密切的庞大的官僚体制，成为严重的权力腐败的温床。在集权政体下，政府广泛干预经济，政、企关系密切，进而造成了经济运行中的二元调节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社会经济活动受到两种性质、方法和目标均不相同的调节机制的左右，即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普遍发生在集权政体国家中的严重的腐败现象并非偶然，它恰恰是这种“二元调节”的直接后果。“二元调节”模式曾受到许多赞誉，被认为是“官僚—威权主义”（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政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势所在。但人们却不应忽视其与腐败的密切联系。经济的二元调节造成了腐败的“非凸组合”：

A0B

<----------------------------------->

市场调节政府调节

（计划调节）

D

腐败

在上图所示导致腐败产生的“非凸组合”关系中，OA代表市场调节的加强，OB代表政府（计划）调节的加强，OD代表腐败的加强。在这种“非凸组合”中，假定A或B，任何一个方向上的调节机制得到加强而相反方向的调节机制被减弱，都意味着腐败的经济动因减少。在二元调节的模式下，两种调节机制在配置资源的目的和方法上存在着矛盾，腐败便从这些矛盾中产生、成为一种经济需要。其典型的表现即是企业运用寻租行为通过政府而不是通过市场即可获取资源与利润。应当说，较为单纯的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计划经济）或较为单纯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腐败都是较少的和可控的，都不易发展为严重的政治性腐败。而唯独政府与市场两种调节机制大面积交叉和并存则容易造成大范围的腐败。

韩国的集权政体下出现的普遍、持久而严重的腐败现象为上述理论分析模式提供了最典型的例证。韩国的三星、现代、乐喜金星、大宇、鲜京、双龙和韩国火药等七大财团中，出身于政界、军界的经营管理人员占其副经理以上的主要经营者总数的近17％。有资料表明，韩国高级政府官员和高级军官退职后几乎都有在财团企业担任高级职务的经历。⑦官、商人事结合化解了对经济活动的种种监督制约机制、废弛了法律，使腐败大行其道。腐败强化了发展的盲目性，从总体上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效率。在经济扩张时期，韩国众多的财团和企业通过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广施贿赂，大搞人情贷款、优惠贷款，结果造成了不良贷款的迅速膨胀，埋下了金融风险的隐患。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腐败对经济及社会的危害暴露无余。

在这次韩国的危机中表现出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并存的双误现象，充分说明了集权政体于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弊端。从长远来讲，集权政体既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不利于政治稳定。

东亚模式的危机已经在提醒人们：应当重新考虑政治体制与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关系了，到底是集权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更适应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更有利于政治稳定？人们应该作出新的回答。

注释：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2页。

②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页。

③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20、516页。

④艾丽斯·阿姆斯登：《亚洲的下一个巨人：南朝鲜和后起工业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2年第3期，第50页。

⑤李国鼎：《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⑥《韩元的损失——韩国以往的政策无法医治今天的经济疾病》，载《华尔街日报》，1997年11月24日。

政治功能范文篇3

一、表彰的内涵及对象

现代意义的表彰即表扬之意，但起初是“表”和“彰”分别表示：《荀子·大略》载：“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闾”，商容是殷代贤臣，不受重用，周武王刚取代殷王统治就表扬他；《周书·毕命》曰：“彰善瘅恶”，彰是彰显、褒扬。“表”与“彰”都是为了显贤扬善，二者连用最早见《汉书·武帝纪赞》：“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意为突出，延伸为表扬之意，如《晋书·王导传》载：王导“德重勋高”，“诚宜表彰殊礼”。后世使用表彰时多延用引伸意。历史文献用来表示表扬意义的还有“旌（表）”、“扬”、“嘉”、“褒”、“显”、“励”、“劝”等诸多词语，其意与表彰相近。

古人云：“自古皇王，褒崇勋德”（注：《唐会要》卷45《功臣》。），“崇贤旌善，王教所先”（注：《南史·刘穆之传》。），认为表彰之制自古有之，是教化的首要任务，因此才有那么多的褒赠故事见诸史书野话。那么传统社会是以什么为标准衡量人们当否受表彰的呢？

《左传·僖公十四年》：“以志吾过，且旌善人”；《风俗通·正失》曰：“世俗褒扬，言其德比成王。”显然，“善”与“德”是表彰的依据。在传统文化里，“善”、“德”属伦理范畴，与忠孝节义等同。《周书·毕命》曰：“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孔（安国）传：“表异其居里”；孔颖达疏证：“表异其居里，若今孝子顺孙节妇义夫，表其门闾也”。后世的注点出了表彰对象，即忠臣义士、孝子顺孙、节妇义夫”。地方官说要将“孝子、义夫、节妇为乡里所称者”，“条析以闻”，上报朝廷（注：《宋史·礼志》。）；明代叶伯臣认为：“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视为末而不暇举，所谓宣异德化安在哉？”（注：《明史·叶伯巨传》。）清雍正帝也多次“命举忠孝节义”（注：《清史稿·孝义传》。）。把察举旌表忠孝节义做为政治事务强调，促使人们争做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传统社会的表彰不论怎么强化发展，到清末也没有突破忠孝节义组成的衡量框架。

二、表彰在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运用

表彰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内容概括为。“生则有旌擢之恩，没则有褒恤之典”（注：《明实录·明孝宗宝训》卷二《褒忠节》。），至于具体形式可谓精彩纷呈，分成以下几类：

（一）凝重形象的永恒昭示——牌坊、阙、祠、庙、碑、扁额等建筑形式给人们具体的教谕。

牌坊（又称牌楼）是有柱子像门形的建筑物，刻有各种花纹，正面依据表扬对象镌刻相应的字，如“贞孝”、“忠烈”，采用竹、木、石、砖等材料构建，常立于街旁路口、庙宇陵墓、衙署住家旁。阙，是立在宫庙门前和墓道两旁的石头柱子，一般是两根刻有花纹的柱子分离相对，有的顶上以飞檐相连，类似牌楼，称连阙。扁额，以木材制成，有题字，悬于门楣上方，旧称“榜门”、“表门闾”。以牌坊等建筑表彰形式，昭显人物行为，十分独特，可谓“旌筑之”。（注：《史记·留侯世家》：“表商容之闾”，杨＠①注：“表，筑旌之”。）如明神宗诏建表忠祠，褒扬建文忠臣；（注：《明史·方孝孺传》。）汉代孝女曹娥以身殉父，县为之立碑（注：《后汉书·列女传》。）；南朝卫敬瑜妻王氏，守节不嫁，刺史嘉其美节，乃起楼于门，题“贞又卫妇之闾”（注：《南史·孝义传》。）；清代对累世同居的义门和乐善好施的义行，不仅赐建坊银两，而且赐御书扁额（注：《清会典事例·风教》。）。牌坊、阙、碑等建筑物，不仅是对已逝人物的褒恤，更重要的是它们蕴含的政治伦理能随建筑物的流传而穿越时空，影响后世，促进忠孝节义观的普及。

（二）入彤管理汗青的精神激励——入史列传与赠号赐谥的荣誉吸引。

秉笔直书是史家奉行不渝的原则，“褒贬之词，《春秋》所重”（注：（清）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褒赠》。），对君臣有一定约束力，故“仲尼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注：（清）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褒赠》。）。雄彪青史抑或遗臭万年取决于人们自身的表现。忠臣孝子乃表扬对象，史书自然侧重于此，扬忠孝节义而贬不忠不孝不节不义，将各类人等“列于史册，可示将来”（注：《唐会要》卷56。），激励人们向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看齐。如唐代刘感、常达忠勇不屈，帝叹曰：“刘感、常达须载之史策也”（注：《旧唐书·忠义传》。）；宋代名臣曹勋上书：“昔太宗皇帝不忘勋臣，犹次序列其传二百四家……欲乞令所在州县，有忠义报国当时，功烈出众所明知者，许缙绅之儒作为传记……州府缴进，宣付史馆”，（注：《历代名臣奏议》卷284《褒赠》。）清代表扬循良之吏也采取“宣付史馆立传”的方式（注：《清史稿·循吏传》。）。目的是激劝人们看齐。

谥或号是封建时代对有特殊地位的人死后追加的称号，《晋书·刘毅传》云：“谥者行之迹，而号者功之表”，是盖棺而论的评价，有美恶之分。赞美忠臣的谥号常见的有：忠节、忠烈、正节、端肃等，如唐代郭子仪薨亡，谥“忠武”（注：《唐会要》卷45《功臣》。）；宋代张克戬力抗强敌，谥“忠确”（注：《宋史·忠义传》。）。对孝节义行为突出的人，政府也有赐号，如“孝义之门”、“贞女”等，当然，这种赐号不及忠臣谥号使用普遍，但其人虽殁，赐号永存的效果是一样的。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精神境界是“人死留名，贤愚所共”的升华，是人们的普遍追求，历代王朝充分利用了这一点，设《忠义传》《忠臣传》《孝义传》《节义传》等，将入史列传和赠号赐谥作为使百姓认同忠孝节义的手段。

（三）光宗耀祖、封妻荫子——赠官赐爵与宗庙配享的诱惑

光耀门庭泽被后世是传统社会人们的普遍追求，它只有和政治系统发生某种联系才有实现的可能，这种联系就是做符合君主政治统治的事，即践行忠孝节义。如汉代邓彪功勋卓著，诏“赐关内侯，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注：《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北魏于什门不辱君命，诏“进为上大夫，并策告宗庙”（注：《北史·节义传》。）；北宋刘芳五世同居，赐进士出身（注：《宋史·孝义传》。）；唐代裴氏，李氏节烈行为突出，赐河东县君、孝昌县君，并被编入史册（注：《旧唐书·列女传》。）；西汉卜式疏财助官，赐爵左庶长，关内侯，官拜中郎（注：《汉书·食货志》。）。虽证这类赐封的官爵多数是荣誉性的虚职，但也足以使获得者引以为骄傲，吸引周围人等倾慕效仿他们的行为。

（四）具体实惠的物质刺激——赐物赏金与蠲免体恤的直接效应

物质奖励具体实惠，无疑有更深更广的影响效果。如明代夏言忠尽贤劳，赐银五十两，宝钞五千贯（注：《明实录·明世宗宝训》卷七《优礼大臣》。）；宋代陈竞世代孝义传家，唐僖宗时曾受旌表，南唐时被立为义门，免除徭役；到宋代则不仅免服徭役，而且免交杂科，并允许每年贷粟二千石（注：《宋史·孝义传》。）；明代徐溥施义田赡养宗族，诏免除徭役（注：《明史·徐溥传》。）；清代奖给节烈妇女养赡银和口粮（注：《清会典事例》卷270《蠲恤·安节孝》。）”传统社会人们负担的租税赋税徭役十分繁重，若蒙朝廷赦免若干年的租赋、徭役，不仅仅是荣誉，更重要的是减轻负担，为了得到这种待遇，人们自然努力做忠臣孝子义夫节妇。

除了以上四种表彰形式，还有辍朝，入选名宦图、赦罪三种方式，前两种主要针对忠臣，显示朝廷的“念功之怀，旌贤之义”。（注：《唐会要》卷45《功臣》。）；赦罪的对象是孝子顺孙，依照法律有罪当诛杀人偿命，但历朝均有赦免孝子罪行的记载，其宗旨是十分明显的。

旌表忠孝节义为的是忠孝节义，千年的史乘排列的是千年的“忠臣孝子长廊”和“忠节贞烈牌坊”，面对这种宏大气魄，我们能不叹服？

三、表彰的类型——程序分析

“类型”指具有相同性质、特点的事物形成的类别；“程序”指事物发展的步骤和次序。运用类型——程序分析表彰旨在揭示忠孝节义观念的发展与表彰的联系，以及表彰的运作过程。

（一）表彰与忠孝观念的发展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注：《孝经·开宗明义章》。），忠孝相通，始终并提。表彰在忠孝观念强化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先看下表：（注：参考五朝《忠义传》《孝友传》《列女传》《明清史料汇编》以及清代史学家赵翼《陔余丛考》（卷39第853页）的记载作的统计。）

朝代汉南北朝唐五代宋明清

数量

类型

孝孝子7398671910302

义门253823225

忠18110294352557

备注义门:累世同居共财、睦洽传家的孝义之门,故列入孝.

图表一，五朝忠臣孝义表彰人数表

受旌扬的孝子在汉代仅7人，历唐代39人到清代达到10302人；忠臣在汉代也仅18人，经唐、宋、明、清逐步增长557人。简单的数字说明了一个事实：即表彰的使用越来越频繁，伴随的是忠孝观念的日渐强化。进一步而言，表彰加深了忠孝之道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刻痕，同时它在实施过程中达到了自身的完善。表彰与忠孝之道互相作用，如同两面相对的镜子，产生了无穷的隧道式光学空间。受旌表者毕竟是少数，但这少数典型的表彰往往会产生成倍、成数百倍的效应，“入则孝亲、出则忠君”。表彰之关键不在物质爵位的犒赏，而在促进观念的形成和推广。忠孝旌表是促使忠孝观念在各个社会层面渗透的重要因素。

（二）表彰与节烈观的发展及妇女地位的变化

汉代刘向撰《列女传》开表彰节妇烈女之风，但并没有普及；及至范晔于《后汉书》首设《烈女传》，表扬孝妇顺女，节妇烈女，节烈表彰才成定例。那么表彰在节烈观念的普及，尤其是妇女地位的变化中产生了什么作用呢？我们看近人董家遵关于节烈妇女及表彰节烈妇女的统计表（参见图表二），能发现几点：

每百年表彰烈女Q每百年表彰

节妇Q的节妇(Q%)的烈女(Q%)

两汉(历406年)225.2194.5

魏晋南北朝298359.7

隋唐五代(历394年)348.9297.7

宋(历320年)1524812238

元(历163年)359403383430

明(历227年)27141983436881336

清(止1762年,历118年)94821156328413464

图表二，历代节烈人数及每百年表彰节烈比例表①

（1）节妇烈女的绝对数呈增长趋势；

（2）每百年表彰的节妇烈女的比例也在逐步扩大；

（3）宋代是个明显的界限：节烈妇女人数和每百年表彰的比例陡然上升；至明清期间更是成数倍，数百倍地增长。

这反映出节烈观向整个社会渗透的过程，以及表彰的日益频繁在推动节烈观普及过程中的强化作用。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妇女地位的变化。

虽然，汉代已有表扬贞节妇女的记载，如东汉安帝就多次下诏“赐贞妇帛”、“甄表门闾”（注：《后汉书·孝安帝纪》。），但并不限制妇女再嫁，如《白虎通·谏诤》云：“绝交令可友，弃妇令可嫁也”。到唐代贞节观念仍然不为人们广泛接受，有23位公主再嫁或三嫁（注：《唐会要》卷6《公主》。）（见图表三）。

唐高祖高密公主初降长孙孝敬、后降段纶

长广公主始降越慈景,后降杨师道

唐太宗襄城公主先降肃锐,后降姜简

遂安公主先降窦达,后降王大礼

唐中宗定安公主先降王同皎,再降韦濯,三降崔铣

唐元宗兴信公主先降裴jì＠②,再降裴颖,三降杨敷

唐肃宗宁国公主先降郑巽,再降回纥可汗,三降薛康衡

注:①降是古代公主下嫁的专有称呼;②此表仅选择典型制成

图表三，唐代公主再嫁史实

然而在宋生了剧烈变化，理学家们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注：《遗书》卷22。），妇女的生命在贞节面前形同草芥，妇女不可再嫁。至明清，守寡守节甚至上升到国家法典制度的高度：凡寡妇守节起自未满三十岁的任一年龄，能继续保持达五十岁者，可受褒赏而建立牌坊（注：《清会典事例》卷404《风教》。）。妇女由可再嫁到不可再嫁以至守节受褒赏，使“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之义得到了最完美的论证，“从一而终”判定了妇女的死刑，扭曲了妇女的人格，妇女沦落到社会的最低层。貌似尊崇女性的贞节牌坊压制了成千上万的守寡妇女的人性和尊严，因此，表彰在妇女地位的变化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三）表彰程序

传统表彰有严格的程序，按涉及的行政级别可以分为中央和地方表彰程序，这是展示表彰如何操作的过程。

1.中央政府表彰程序

中央政府表彰是皇帝颁布诏书旌表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但此前有先行程度，涉及一系列机构，以唐、宋为例说明：《旧唐书·列女传》载：郑神佐战死边城，其女剪发坏形，护父丧还，誓终身不嫁以奉双亲。节度使肃tì＠③奏，诏旌表门闾。其程序如图表四所示：

附图{图}

图表四，唐代中央表彰程序示意图郑氏女的孝行经县府层层上报，最后由朝廷礼部奉旨核实，皇帝御书诏表。《两浙金石志》卷一二《宋chì＠④赐忠显庙牒碑》记载了对岳飞的追赠过程：大学生杨懋卿等人因岳飞已追封为鄂王之故，要求改原祭祀庙额“灵通”为“忠显”，转运司两次审核，上奏朝廷，降旨批准。其程序如图表五所示：

附图{图}

图表五宋代中央表彰程序示意图

宋代政府机构比唐代复杂，增设了转运司的环节，由此观之宋代表彰程序较前代更为完善，增强了表彰的严肃与庄重色彩。

2.地方政府表彰程序

地方政府表彰是由县、州、府等各级行政机构对忠孝节义之实行的彰显措施，程序不及中央政府表彰繁琐。如，汉代孝女曹娥投江殉父，县长为之立碑（注：《后汉书·列女传》。），这是县一级表彰；孝女赵娥报父仇，“州郡表其闾”，（注：《后汉书·列女传》。）这是州郡一级表扬；明代李复新不顾赦令杀人复仇。“县愍其孝”，上奏府尹，先“驳议”，又“终用县议”，表其门“孝烈”（注：《明史·孝义传》。），这是逐级讨论决定的表彰。清人尹会一说：“节孝为风化攸关，表扬实朝廷大典”（注：参见尹会一《抚豫条教》。），不可忽略轻慢，对地方政府表彰程序有详细论述，即表彰须经过州县题请、册结、驳查、题达、（都抚学政）具题或汇题、发建坊银两等步骤，且有严格管理，防止胥吏循私作假，保证表彰落到实处，起到敦励风化的作用。

不同历史时期，表彰程序有繁简之别，但它那由简到繁的完善过程，正说明了表彰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它不仅促进忠孝节义观念的普遍化，同时又与后者并行发展，为今人了解传统教化提供了良好的视角。

四、表彰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分析

一种政治实践有何种功能在某种程序上由其特点决定。政治社会化将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原则等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和传递，形成社会成员共有的政治情感和政治心理，这属于政治体系的过程功能，具有实践性、目的性和手段性等特点。表彰也有类似特征。其一，实践性：传统表彰蕴含的政治价值，伦理规范，有指导政治实践的作用。传统社会表彰的诸多表现形式，如立牌坊、修祠堂、入史册：赐官奖物等造就了形成忠君孝亲、守节行义政治心理的环境，并以超越时空的力量引导制约后人的政治行为。其二，手段性：表彰是各个王朝向臣民展示其威严的手段，有较强的笼络性，令百姓在龙恩眷顾之下，感念皇上的恩德，在心理上自觉形成忠孝节义，并践行忠孝节义，由此王权的稳固成就于“兵不血刃”之间。其三，目的性：传统社会付出巨大的财力、物力表扬忠臣孝子节妇义夫，并非无缘无故；君王们慷慨地拿出自己拥有的财富奖赐给百姓，亦非想使臣民与之分享。这样做仅仅是示恩耳，以收买民心，稳固政权，这正是表彰的目的。实践性、手段性和目的性出了表彰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传统社会的表彰是深入人心，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政治实践，与传统政治社会化的其他途径比较，没有学校教育的说教性、政治录用的投机性、祭祀的沉重性，运用最广，效果也最佳，为维护王权，宣扬忠孝节义等伦常规范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政治社会化功能从以下两方面论述。

（一）维护功能

维护功能指表彰有助于维持封建政治秩序的稳定，维护传统政治文化，它在传统社会表现为以下两点：

1.扶植纲常，弘扬名教

“纲常”即三纲五常，核心是君臣、父子、夫妇的等级制度；“名教”是“正名分、定尊卑的封建礼教和伦理规范。纲常与名教的实质都是以等级名分划分社会阶层，规定人们按名分行事，“上以御下、父以御子，夫以御妇”，强调君权的高不可攀、父权的不可冒犯，把一切人纳入同一模式，维持君主政治统治的稳固。表彰有助于扶植纲常，弘扬名教。宋代名臣赵汝愚说：“赐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注：《历代名臣奏议·褒赠》。）《明史·忠臣传》赞曰：“（彰）足以扶植纲常、使懦有志也。”其意义在于通过表彰措施，向臣民灌输君权至上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将忠孝节义等道德伦常拔到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例如，唐太宗表扬忠臣时，对隋将裴虔通叛隋行为不以为然，认为“君臣义重，名教所先”，“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注：《旧唐书·太宗纪》。），因此把裴发配到huān＠⑤州。明代章纶亦曰：“以孝治天下，三纲五常实缘于此”（注：《明史·章纶传》。）。所以政府常彰显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如明弘治年间，诏曰：“朕以天下为家，方思励名教，……其有趋于礼义者，乌可不亟加奖励”，（注：《明史·列女传》。）史料所载的诸多表彰史实无不以宣扬纲常名教为宗旨，维护君权、父权、夫权

的统治。

2.励风化，敦风俗

风俗是一定社会物质条件下形成的生活方式和礼节习俗的总称，有民间自成部分，但更多的则是统治者倡导赞许的风俗。传统社会的风俗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注：《孟子·藤文公上》。），又称“五伦”。“风化”又称“风教”：“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是传统社会教化的形式之一，具有“厚人伦，美教化，移风谷欲”的作用，风俗是风化的主要内容。传统风俗体现的多是尊卑等级的伦理规范，“人伦有礼，朝廷有法”（注：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礼法并重，具体而言即忠孝节义，表彰践行者直接推动了纲常名教风俗化的过程，使之转化为臣民的生活习俗，具有励风化，敦风俗的社会作用。就理论而言：“盖抑引之教，异俗所先，变里旌闾，义存劝奖。是以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注：《南史·孝义传》。），旌劝百姓忠孝之行，有助于彰显君臣父子之义和人伦人道，是整个社会忠孝成俗的重要条件。从政治实践来讲，君臣具有共识，一致将表彰忠孝节义作为重要政务强调，例如，唐代为“弘长名教，敦励风俗”，特诏表义门宋兴贵家族，且“蠲免课役”，“布告天下”（注：《旧唐书·孝义传》。），使其美名远扬；《历代名臣奏议·褒赠》多次记载

大臣们请求褒扬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烈女的奏议，因为旌表之制“于风化，实非小补”，他们“欲望圣明特赐褒表，以励风俗；使知纯德至行，为世所重，多所感化”。地方官也认为如果将“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视为末而不暇举”，那么“小民不知孝悌忠信为何物，而礼义廉耻扫地矣”（注：《明史·叶伯巨传》。），会直接威胁到君主统治基础。表扬忠孝节义践行首，对树立民俗仪型，确实能将“人名教”转化为政治习俗的目的，能有效影响人们的政治选择。

（二）传递功能

传递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化的第二大功能，是政治系统通过各种有效途径使政治文化得到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传延，包括代际传递和人际传递。前者是“社会的一代向下一代传递其政治文化的方式”（注：K·P·兰顿：《政治社会化》，第67页。）；后者是同一时期人群之间政治文化的传播，直接表现为政治文化地理空间的延展。表彰具有代际传递和人际传递的功能，如物质奖励、封官赐爵、标旁门闾、蠲免课役等表彰形式不仅提高受旌扬者的社会地位，而且有助于忠孝节义观念的传播，促使周围的人效法；而修建牌坊、树碑立祠、编入史策则不仅影响当世，而且能穿越时空限制，以传统文化载体的形式永恒昭示后世。在传统社会表彰的传递功能表现如下：

1.开启天性，激发情感

开启天性，激发情感是指表彰能激发人们产生对政治系统的忠诚、热爱和信仰等情感。传统儒家认为忠孝节义存乎百姓心中，有待外力感化激发，如董仲舒所言：“民者，瞑也……今万民之性，其有质而未能觉，有如瞑者待觉，教然后善”（注：《春秋繁露·洞察名号》。）；宋儒程颐亦曰：“仁义忠信不离乎心”，（注：《宋史·道学传》。）认为忠孝节义观念出乎天性。故有“义发乎心，情非外感”（注：《南史·孝义传》。），“孝悌之行，虽曰天性，岂不有赖教化哉”（注：《明史·孝义传》。）之说。如何教化才最佳呢？《明史·孝传》云：“自古圣贤之道明，谊辟英君莫不汲汲以厚人伦、敦行义为正风俗首务。旌劝之典，赍于闾阎，下逮委芭”，使布衣匹妇，不分老幼均能“名显于朝廷之上”，这样“足以扶树道教，敦励末俗，纲常由之不泯，气化赖之维持”。“旌劝之典”不受地位、年龄、性别的限制，只有它才能激发百姓的天性。宋人吕祖佥说：“人主者，华夏蛮＠⑥之所观瞻，几近于节扬仪典，皆所以感化天下，起其忠君亲上之心，（注：《历代名臣奏议·孝亲》。）“节扬仪典”尤指旌表之典，可以使四夷敬服，心生忠君主义。清雍正帝亦云：“褒崇大节，扬表芳徽，俾远近观听，勃然生忠义之心，于治道有所裨

益”（注：《清会典事例》卷449《昭忠祠祝文》。），从治国高度证明表彰在激发情感，实现传统伦理观念传递上的重要作用。从现代观点看，说忠孝节义乃人性本存是唯心主义，但若从精神追求考虑，“旌表”能薰陶性情，使百姓自觉践行社会认同的政治规范，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2.彰显既往，激劝将来

表彰最重要的作用是以彰显既往之忠孝节义之行，产生社会效应，激劝后来人效仿，有代际传递功能，用清人的话讲就是：“盖以表扬既往。沛酬庸褒德之恩，激劝将来，励怀古钦风之志”（注：《清会典事例》卷1065《贤良祠祝文》。），伦理道德这样一代一代往下传延，社会秩序就得到保障，“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汤火，乐为陛下死矣”（注：《历代名臣奏议·褒赠》。），君王的宝座自然安稳。如晋恭帝曰：“（对刘穆之）加赠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贞之烈不泯于身后，大赍所及永秩于善人”（注：《历代名臣奏议·褒赠》。）；唐人亦曰：“劝赏义明，在褒功显节。存则酬其禄，殁则录其子孙，然后忠义不遗”（注：《唐会要》卷45《功臣》。）。表彰忠义节孝旨在将此观念流传下去，激励后人；事实上它也确乎做到了这一点：“比年以来，褒表忠义，如岳飞、刘光先等追赠王爵，中外有志功名之士，闻风兴起”（注：《历代名臣奏议·谥法》。）。因此历代君王总不忘对有功之臣。忠义之士，或追赠加封，或录用其后人，使“世世为臣者，观感奋发，知所慕效”（注：《清会典事例》卷447。）。这正是表彰的主旨。

传统社会奉行的伦理道德更近乎道德风尚即社会风气，它“直接受着某种表层的道德心理的支配”，这种道德心理是“存在于人的自我中而充塞渗透以全部心情的那种理性内容”（注：许苏民：《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黑格尔那里被称作“情致”，他说：“情致打动的是一根在每个人心里都回想着的弦子；每个人都知道一种真正的情致所蕴含的价值和理性，并且容易把它认识出来”（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270页。）传统社会遵行的伦理规范确乎蕴含着某种理性和价值，它就是三纲五常，具体表现为忠孝节义。它们经过少数劳心者的理论论证和统治集团的“教化”，逐渐为人们熟知，并形成了易于口耳相传的歌谣，如：

“忠臣事君，有死无二”，

“食人之禄，死人之事”，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

“家无二主，国无二王”，

“妇人事夫，无再醮之理”，

“好马不备双鞍，烈女不更二夫”，

“国难显忠臣”，

“子孝父心宽”……

虽只有短短十几句，却将等级制、家长制、男尊女卑、愚忠愚孝、三从四德等传统伦理观念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它们能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序，固然有学校家庭教育、宣讲等途径的传播强化作用，但因为表彰所具备的特点和功能的特殊性，它更有助于忠孝节义社会风气的形成和传播。表彰范围愈广，程度愈显，次数愈频，这种风气形成的速度就愈快，观念积淀就愈浓厚，如此绵延不已，遍布民间，深入人心。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作的左半部右加京

＠②原字为土右加自

＠④原字为束右加力

政治功能范文篇4

一、加强高中思想政治课的德育功能

1.坚持思想政治课的导向性。高中思想政治课的德育功能，应体现在教育和引导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和民主法治观念，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学会正确选择人生发展道路，具备自主、自立、自强的态度和能力，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思想政治课应该发挥的最为基本、最为首要的功能。2.重视学生道德品质的塑造。高中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萌芽到初步形成的时期，也是影响学生形成正确“三观”的关键时期。高中学生处在接受学校教育与面对社会现实的交汇处，其道德品质的形成与发展受到学校和社会的双重影响，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学校日常教学中的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对每一个高中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形成至关重要。思想政治教学就是要帮助学生学会区分好与坏、该做与不该做，明确新时代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形成高尚的道德信念和道德理想。因此，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是思想政治教学的基本任务之一。3.关注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理论联系实际是思想政治教学的基本原则，而指导学生学以致用、言行一致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这就要求政治教师在发挥思想政治课导向功能、道德品质塑造功能的过程中，重视学生的实际行为表现，引导他们不断提高对自身的要求，帮助他们形成自我控制、自我调节的能力，从而规范自己的行为，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二、体现高中思想政治课的德育功能

根据思想政治课的目的、任务、地位和作用，在教学中，政治教师应针对德育的现状和其应具备的功能，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1.必须承认思想道德教育功能的广泛性，要分层次、讲实效，注重可行性。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应是多功能的，以往的德育工作要求过高、过急，超出了学生可接受的程度，以致欲速则不达，出现了动机与效果的矛盾，愿望与实际的矛盾。思想道德教育要根据学生的身心、智力发展水平及特点，从他们成长的实际出发进行。如促进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应该有一个引导学生从尊重、接受一定规范到逐步自律的过程，最终让学生真正做到以一定的道德观念、道德理想支配自己的行为。这就要求政治教师必须从学生常见的和较为熟悉的心理现象入手，抓住最需要解答的心理问题和最应该解决的心理矛盾；从学生关注的和已经接触到的社会现象入手，抓住最需要解答的认识问题和最应该解决的认识矛盾，展开正确的道德观念、良好的道德品质及行为习惯的培养。2.要把灌输与自主自律结合起来，力求知、情、信、意、行的统一。“愚蠢来自无知。”要实现思想政治课的德育功能，首先要解决好学生“知”与“不知”的矛盾，从而为德育奠定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当学生实现了“知”，还要解决“信”与“不信”的问题。要把“信”与“不信”的环节作为关键环节来抓，在“信”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落实在“行”上，实现“知、情、信、意、行”的统一。3.要做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思想道德教育有其特殊性，要体现思想政治课的德育功能，应解决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可把一些内容进行量化考核，但全部进行量化，也是不科学的。在学校德育的不同阶段，面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和任务、目标，“定性”与“定量”具有不同的功能，二者不能互相替代。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训练、知识的获取，可以进行量化，而学生具体思想问题的解决、个体心理的辅导，以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则只能采用“潜移默化”的办法，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定性”与“定量”，应结合实际灵活运用。4.言传加身教，发挥教师的表率作用。“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实践证明，身教是无声的教育，它不带任何强制性，完全是靠教师的示范作用来影响学生、带动学生，其具有极大的感染力。“打铁先得自身硬”，政治教师必须重视自身的专业发展，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政治、思想、道德和业务素质，以适应做好本职工作的需要。

作者:马倩 单位:临夏回民中学

政治功能范文篇5

一、从政治课与社会制度的关系看其学科功能的基本内容

在阶级社会，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社会制度不同，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式也不一样。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各级各类学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从根本上说，中学各门学科都与我国社会制度存在着联系，但是，由于各门学科的内容和特点不同，其与社会制度联系的程度和方式也不一样。思想政治课作为一门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思想基本常识和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品德教育的课程，与我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存在着十分特殊的联系。思想政治课与我国社会制度的这种密切联系决定了它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学科功能：政治功能。通过政治课教学，使学生的政治素质得到不断提高，自觉拥护党的领导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品格教育。通过政治课教学，使学生的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得到不断提高，能正确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能正确对待个人生活道路上的得失成败，进而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形成健全的人格。文化教育。通过政治课教学，使学生能够初步掌握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上述三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割的。政治功能是政治课的首要功能。在政治课教学中，我们必须把坚定学生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以提高学生的政治素质为首要任务。淡化了政治功能，必然使政治课的品格教育、文化教育步入歧途，动摇学生的社会主义信念，从根本上违背我国的教育方针。品格教育是政治课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学科功能。政治课品格教育功能的发挥程度，直接影响着学生人格的发展和将来事业的成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社会对劳动者的人格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品格教育在政治课教学中的地位也愈来愈突出。文化教育是最基本的一项学科功能，也是政治课政治、品格教育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削弱了文化教育功能，政治课只能成为空洞无物的说教，不能说服学生，政治课的政治、品格教育也就必然会被架空。

二、从理论和现实看增强政治课德育功能的必要性

政治课学科功能是三方面的统一，但各方面的地位并不一样。德育始终是政治思想教育课的主要功能。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改革大开放时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另一方面，由于旧体制尚未彻底打破，新体制尚未完全建立，整个社会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和改进政治课的德育教学工作，引导学生在孰是孰非问题上作出正确的抉择，激发他们为中华腾飞而不断进取的强烈愿望，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增强政治课的德育功能，也是为每一个学生前途高度负责的具体表现。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朝气蓬勃有活力，思维活跃敢于创新。但由于年龄和阅历的限制，他们的心理世界又具有不成熟的一面。他们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服务意识比较淡薄，容易片面地看问题，自我控制能力较差，等等。在引导学生健康成长上，每一位科任教师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政治教师的责任尤其重大，因为政治课直接回答的问题正是一个人应树立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教育学生做一个生活中的强者，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正是政治课根本宗旨所在。

由此可见，在新形势下通过改革进一步增强政治课德育功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是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主观上认识的偏差和客观上升学压力的存在，许多政治教师对政治课的文化教育功能情有独钟，而对思想品德教育则忽视了很多。他们很少去研究如何去提高德育工作的效率，很少主动去研究当代中学生的思想实际，很少直接去关心中学生在成长中遇到的烦恼和苦闷，而更关心的是本学科在高考、会考中的名次，对政治课德育功能缺乏必要的重视。这是一种认识上的错位，是目光短浅的表现，其结果必然是损坏政治课在德育工作乃至学校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影响学校德育工作整个体系的建立和运转。

三、总结经验，立足改革，开创政治课教学的新局面

目前，我们面临的德育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人民对思想政治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要适应当前的国内外形势的要求，在政治课教学改革上迈出更大的步伐。另一方面，由于新考试制度的实行，通过高考来维护政治课特殊地位的“护身符”不复存在，在“应试教育”尚未真正向素质教育转化的今天，新考试制度无疑会助长“领导不重视政治课，学生不爱学政治课”的现象，给政治教师的教学工作带来极大压力，使政治课教学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如何适应新考试制度的要求，使政治课教学走出当前的困境，是摆在广大政治教师面前的又一个艰巨任务。

要使政治课上的更好，要使政治课教学走出当前的困境，开创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局面就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应提高对思想政治课使命感的认识，切实把政治课当做一门战略学科来抓。中学政治课，是对青少年进行德育的重要途径，是主渠道，是中学的一门主要课程。把政治课当做一门战略学科来抓，是党和国家的既定方针。怎样把这个“既定方针”落到实处？关键在于转变学校领导的观念，纠正“升学率至上”以及忽视德育工作，把政治课当作三等学科的错误倾向，确保政治课的主科地位不被架空。

其次，要大力加强政治教师队伍建设。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教师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各门课程学科功能的发挥程度，关系到学校办学质量的高低。因此，教师队伍建设始终是学校各项工作的头等大事。《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建设一支良好的教师队伍，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大计。”要开展政治课教学的新局面，全面增强政治课的学科功能，最根本的途径是加强政治教师的队伍建设。

政治功能范文篇6

关键词：文学作品；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教育资源

在2016年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大学生教育的全过程。而富含丰富多彩教育资源的文学作品可充分发挥其强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环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场域，文学作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与资源的开发利用极缺位[1]，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与影响力，也限制了文学作品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场域。因此，研讨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及资源的合理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长远价值。

一、文学作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性

1.文学作品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特殊的载体、介体。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常开展需要很多的条件，比如教育理念的选择、教育内容的设计、教育方式的整合、教育保障制度与条件的准备、教育效果的考核管理供给、教育平台的搭建等。其中，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特殊而较为普及的教育资源，可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提供一定的教育载体与平台，能够从文化、文学、历史、风俗等层面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因此，文学作品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富有吸引力的教育载体与教育养分。2.思想政治教育拓展了文学作品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场域。文学作品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很多的条件，人们的需要、社会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等等均是其条件。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为不同学科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新的舞台与发展空间。文学作品也不例外，借助思想政治教育平台，极大拓展了自己的发展空间，拓展了自己服务社会、人类的场域。3.文学作品的学习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多的相通性。文学作品的学习与思想政治教育都是教育学习活动，自然具有很多的相通性，比如终身学习理念、互动的教育理念、教学相长的理念、系统论的学习理念、科学化的学习理念、协作协同的学习理念等都是两者所需要的；文学作品中隐含诸多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比如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心理素质、道德素质等都蕴含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这些素质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必须要注重培养的；自主学习、网络学习、课堂教育、实践教学活动等教育模式是文学作品学习需要采用的，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需要选择使用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题材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所借鉴与使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也有很多理论性的东西可以为文学作品的学习提供一些理论支撑与指导。

二、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分析

文学作品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性暗示了文学作品中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具有目标功能、载体功能、介体功能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1.文学作品能够丰富与细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促进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文明社会的发展；具体目标是从知识、情感道德、能力等方面促进人的健康成长与科学发展。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品，能够丰富与细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些总体目标与子目标。其一，从知识层面上，文学作品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目标细化为受教育者的历史知识、文学589期2018•11知识、道德伦理知识、法律知识、宗教知识、地理知识、政治知识等分支。其二，从心理与情感层面上，文学作品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目标细化为各种各样的情感子目标，比如交往情感目标、职业情感心理目标、学习情感心理目标、网络情感心理目标、国家认同情感心理目标，以及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等方面的心理目标。其三，从能力培养上，文学作品能够细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分析能力、语言表达交流阐释能力、求职技能、写作能力、交往能力等等。2.文学作品能够艺术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载体。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需要通过不同的载体来进行，如网络载体、课堂载体、校地校企合作载体、社团载体、校园文化载体等。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特殊而悠久的教育资源，能够以不同形式艺术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其中，小说以文学叙事的形式来教育人；诗歌以精练、优美的语言来教育人；散文以夹叙夹议的方式来教育人；戏剧以悲欢离合的形式来感染人。这些载体均能以自己独有的文学魅力来艺术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与平台。3.文学作品能够生活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目标。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丰富多彩，既有中国革命与中共党史的内容，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与法律修养、形势与政策等方面的教育内容。这些教育内容在思政课上注重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视角来进行解读与诠释，显得亲近性不够。文学作品以其贴近生活、贴近人类、贴近社会的内容将思想政治教育涉及的各项内容以更加大众化、生活化的话语表达出来，以此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第二，细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目标与社会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目标，如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的提升目标，都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形象化展现与表达；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目标，如服务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等建设的目标，也在不同文学作品的主题表达中有所展现。因此，文学作品能够细化形象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种目标。

三、从话语表达视角审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不高的原因

环视当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场域，受众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兴趣不浓厚、认同度不高，这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不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表达艺术美不够强，没有很好发挥文学艺术作品的育人功能。[2]从思想政治教育现状来看，主要存在如下问题。1.在教育内容上，思想政治性多，心理素质、道德素质等方面的内容明显不足。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成功，能否有强大的吸引力，首先取决于教育内容的设计以及话语表达。目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往往重视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忽视了大学生心理素质、道德素质、思想素质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贴近学生的生活世界、心理世界与道德世界的亲近性。另外，对于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思想素质、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教育内容，没有很好地根据青年学生的特点、需求来对这些教育内容进行话语的调适与转换，这就更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亲近性与吸引力。2.在教育方式上，单一的文字信息传递较多，大众化的艺术表达不够。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成功，能否有强大的吸引力，也取决于教育方式的设计、选择与创新整合。目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与青年学生喜好不相符合适应的地方：第一，对思想政治与道德现象、场景的文学叙事不够。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往往注重用政治化、理论化的方式来解读、传播教育内容，没有积极借助各种现实的案例、现实的场景来解读与分析，致使生动性、生活性、大众性明显不足；往往借助政治学科、哲学学科的教育方式来教育学生，没有很好地使用青年学生喜欢的网络教育方式、文学教育方式来解读传授教育内容，没有很好地采用文学叙事的方式来解读与传播各种教育内容，没有很好地采用网络视频等方式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第二，对思想政治基本理论的图像化表达缺乏。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往往注重用文字语言的方式来解读教育内容、传播教育内容，对教育内容的图像化处理显得不够，尤其是采用符合青年学生口味的图像话语显得严重不足，导致青年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过程中出现文字疲劳。3.在教育目标上，侧重思想、政治、道德的目标实现，忽略了人性目标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很多，既有个体的政治、思想、文化、心理、道德、礼仪素质、人文素养等的提升，也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与时代的目标。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往往注重知识层面的目标、政治与意识形态目标的实现，忽略了大学生作为人、作为现代公民需要的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社会交往素养与社会适应能力等目标的融入与实现，忽略真善美等基本的人性目标的培养。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现状极大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亲近性与时代性。4.在教育主体上，注重专业知识与素质的提升，忽略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成功，还取决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素质高低及其配合程度。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往往注重教师本身专业素养的提升，对其人文素养的提升显得重视度不够；思政课教师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时，往往也注重本学科要求的素养提升，忽略了青年学生的文化素养、人文素养的提升。这种教育主体素质的重视现状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积极借鉴与开发利用文学作品等教育资源。

四、充分开发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

针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不高的现状，高校思政课教师应根据教学与学生成长的需要，充分开发利用文学作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与包含的教育资源，将优秀文学作品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3]，重点做好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与教育目标等方面的调适，大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与影响力，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立德树人根本教育任务的完成落实。1.以文史哲为主，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人文素养，奠定开发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与功能的基础。文学作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发利用的如何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人文素养息息相关。因此，高校思政课教师在开发利用文学作品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与功能时，务必要注重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还得注重通过各种方式来提升青年学生文学素养、哲学素养、历史素养等，这样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借鉴利用文学作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奠定坚实的主体人文素养基础。2.开发利用文学作品的德育内容，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实现文学话语转换与对接。文学作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发利用的如何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处理息息相关。因此，高校思政课教师开发利用文学作品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与功能时务必要注重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文学作品的相关内容进行有效对接，注重根据青年学生的话语世界、生活世界来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文学化、青年化的话语表达调适与转型，这样方能大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近性与吸引力。3.开发利用文学作品的艺术与生活化教育载体资源与功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艺术化与大众化发展。高校思政课教师开发利用文学作品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与功能时，针对相对的教育内容，借鉴文学作品的文学叙事的教育方式，积极引入文学叙事的方式来进行大学生政治、思想、文化、道德、心理素质的教学；积极采用生活场景与图像化的教育方式，将各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象化、生活化，这样方能不断增强青年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与兴趣。4.开发利用文学作品人性化的德育目标资源与功能，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体系。文学作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发利用的如何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处理也有很大的相关性。因此，高校思政课教师开发利用文学作品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与功能时务必要注重借鉴文学作品，注重人性美的教育目标的培养与提升，将个人的人格与审美素质提升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目标体系之中；对既有的各类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进行艺术化处理，将各类思想政治目标融入青年学生成长的目标体系之中。

总之，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教育资源的宝库，富含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具有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如何对之进行合理开发利用是一个值得从理论到教育实践好好探索的重大课题。文章做了粗浅的研讨，今后还需要多方多视角探讨，尤其是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思考如何根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借助文学作品来改革创新思想政治教育，以此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参考文献：

[1]赵楠.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及资源的合理利用[J].语文建设，2016，（29）.

[2]蒋德均.文学经典阅读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J].教育评论，2011，（1）.

政治功能范文篇7

1、深入探掘中国古典文学潜在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现实意义我们可以将中国古典文学的创作和研习视为古代艺术家提高自身修养、促进自身进步的一种途径，其中不少经典之作更是突显出了强烈的政教色彩和自觉的人文关怀。它们所倡导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当代高校人文精神的塑造、综合实力的增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文学艺术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导向功能可以有效引导社会成员坚定立场，认清方向，充实情感，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的政治理想。中国古典文学一方面是通过其独有的充满古典气息的艺术魅力，激发群众的参政热情，坚定群众的政治信念，使他们能够以主人翁的姿态主动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营造出安定团结的政治氛围。另一方面将古典文学中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情节运用到政论或演说中去，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宣传和教化的效果，使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境界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顺利完成新旧思想的蜕变。在阐述问题的时候就善于引用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经典故事和代表性语言，例如《红楼梦》：在建国初期的“三反运动”中，他用“贾政做官”来教育共产党员要警惕受人包围；在1963年最高国务会议的结束语中，用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也不那么好办的等等。

1.2很多古文经典暗含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读者能够在阅读和欣赏中逐渐认识到社会的发展轨迹，将历史和现实统一起来，所以这些作品往往又会被当成哲学经典去解读。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每个艺术家都有着自己的思想观点、生活理想和政治要求，而这些必然会有意无意地反映到他所创作的作品中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与该作家处于相同或相似经济、政治地位的某一社会集团的认可，逐渐形成具有普世意义的政治理想。“这种文学其中包蕴的政治理想与追求，以及其他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一种重要的力量，在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文化转型的重要时刻，往往充当着先导性角色，预告，召唤并促成政治、文化变革的到来。”[2]因此，纵观人类历史，很多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变革之前涌动的往往是某种政治思潮，而该政治思潮又以与之遥相呼应的某种文学思潮作为先锋，比如说“”前的新文化运动。

1.3调节现实矛盾，协调利益关系，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全面进步。很多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都倾注了作者对崇高人性的膜拜，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对文明政治的憧憬，尤其表现出对和谐社会的热烈追求，从而意味深长。古人创作的大量诗词曲赋蕴含深刻的文化涵义，表达了作者对未来的诉求，潜移默化中引导阅读者走上追求美好生活、树立崇高理想的道路，从而进一步实现对其心灵的慰藉和灵魂的涤荡。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速，人们压力增大，各种问题逐渐凸现出来，对古文精品的研习更能对阅读者起到放松心情、愉悦身心、缓解疲劳的效果，这利于调动人们学习和生活的积极性，激起群体性的参政议政热情，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最终缓解各种矛盾，净化社会风气，减轻大众压力，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

2、中国古典文学所具有的潜在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深入探掘中国古典文学中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眼。

2.1思想教化和政治启发是中国古典文学所具有的两大显著功能。中华文明有着四千六百余年的悠久历史，古典文学是传承下来的众多文明形式之一。古书中言：“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音。”实际上，除去传统的诗词曲赋，散文、传奇、小说等古典文学的其他形式也同样具有通过抒发情感、表达感受对读者起到启发和教化的作用。《古谣谚序》中曾言：“千古政教之源，未有先于‘言志’者矣。”由此可推断，“言志”之诗自古以来就具有教化功能，为政治服务。从宏观历史角度来讲，中国古典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源远流长，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民族精神的铸造做出了突出贡献，即便今日其存在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影响深远。

2.2中国古典文学精品中蕴含的对人类生存境遇的认识和反思，有助于我们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文学对人类的诠释，主要表现于对人类多面性的理解、对人类主体性的追问，以及对个体存在方式以及状态的反思。“文学能传播一种特殊的信息，即能揭示人的心理和灵魂深处极为复杂的心理过程，极为隐秘的心理机制，呈现人类心灵的辩证法。人类多亏创造了文学艺术这种形式，才得以深刻而细致地理解人的心灵、情感和思想，从而有可能饱览灵魂的奇情壮采，领略生命的万千风情，去最大限度地认识人、理解人。”[3]文学作品不仅帮助人认识人生，而且文学作品中所揭示的人物形象的人生轨迹、命运归宿，往往对树立人生观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4]

2.3在健全人格的塑造上古典文学所发挥的作用首屈一指，在理性思维的培养上古典文学也可谓功不可没。很多人认为古典文学在培养人的理性思维、解决实际问题方面没有什么作用，这样的判断显然有失偏颇。在此，革命导师的求学经历与读书经验最具说服力。早年在私塾的求学历程为他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他善于从问题根本出发，利用古典文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大量传统经典的阅读经验更是促进了他思维和精神的独立。在当代，主席也是一位善于运用古文经典教育领导干部和表达情感的人，这样的启发和教育形象生动，深入人心，幽默而不失睿智，更富民族化的特点，从侧面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在历经千年的清洗和涤荡以后所依然闪现的生命活力，值得我们每一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去深入思考和学习。

3、充分发掘利用中国古典文学中潜在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改善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局面，促进高校全面、健康发展。

政治功能范文篇8

「」现代公司制度；国家；市民社会；良性互动

诚然，人们最为关注现代公司制度的经济功能，然而，现代公司制度作为一种庞大的制度存在，在促进现代社会政治民主、制衡国家权力方面已经和正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功能。本文拟从国家和市民社会互动关系的思维路径入手，对现代公司制度的政治功能进行一些初步探索，以期对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实践有所裨益。

一

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利益分化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大相互独立的体系，整个社会分裂为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和政治国家两大领域。这种分裂在自由资本主义随着大量法人社团加盟市民社会而日趋明显。由于市民社会表现为一种经济的力量-这是一种最根本的力量。因此，市民社会本身即为对政治国家的一种控制。公司制度的普遍推行，建立了为数众多的个人力量无法比拟且意图成为社会自主代言人的新型私法主体-公司法人，直接壮大了市民社会的力量，强化了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权利主张，为防止国家权力的异化和对市民社会私域的随意介入，严格界定政治国家的活动范围，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

公司制度和现代民法典不仅划定了政治国家进入市民社会的空间范围，而且划定了公司法人（市民）相互之间不得随意进入的空间，使主体意识，人格平等观念和私法自治观念深入人心。这也是公司法人作为经济人的必然逻辑。多元化的公司利益主体势必要求政治上的机会均等和政策上的平等待遇，反对政治国家给予个别市场主体以经济上的特权和政治上的优待，监督政府行为。换言之，“社团性利益集团是从事利益表达的专门机构，它们是为了表达某些特定集团的目标而专门建立起来的。”并且“它们相对具有公开表示目的和提出要求的合法性，它们整个集体代表广泛的利益，因而也能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以至控制机构性集团和非正式小集团的比较隐蔽的行动。”[1进而要求政府行为的合法化和公开化。这种公司间基于关注自我利益而展开的“博弈”，对确保政府依法行政，廉洁奉公，公正执法，彻底消除身份等级观念，意义重大。

纵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企业改革的历程，分明体现了一个从计划企业到公司化、从强调公有到推动民营、“小政府，大社会”模式的发展轨迹。就是说，在经济改革的促动下发达起来的中国企业（尤其是私营股份制企业）正越来越多地谋求解脱它们只为国家服务的社会功能、解脱和国家的行政联系。由于它们获得了相对于国家而言的自主性，经济经营组织越来越多地在没有官僚行政渠道的垂直性居间调停下进行相互间的交换往来。这样，市民社会基面的整合在经济领域得到了促进而且市民社会开始和国家相分离。由这种分离所形成的社会二元结构，乃是实现国家和市民社会良性互动的前提条件。“假如说计划经济是以政治国家取代市民社会，把经济活动当作政治活动，把私人当作公民，则实行市场经济，就是把经济和政治相分离，把民法中的公民回复为市民法中的私人（市民，包括法人），答应牟利，不要求交易行为是政治行为或慈善行为，把民事活动从国家过多过细的干预中解放出来，概言之，就是建立中国的市民社会。”[2

二

在任何一个现代公司里，应首先确立公司法人财产的独立性即公司的财产所有权主体资格，这是公司参和市场竞争的首要条件，是公司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存在的物质基础，也是公司作为市场生存和发展主体的必要条件；其次，公司的出资者，无论是谁，不具有身份的外在性和非凡性，只不过是公司的内部成员而已。其具体内涵是摘要：出资者（股东）一旦将其所有的资产投入到公司后，便丧失了对其投入到公司中的资产的所有权，而换回了仅以其投资额对公司负责的有限责任特权和合法控制公司的制度纽带-股权（包括自益权和公益权）；而公司却形成了对众多股东投入其中的资产的法人所有权。这种以公司法人财产所有权和股东股权相契合的财产权结构是公司作为团体人格主体的必然逻辑。这说明，无论出资者的外在身份是什么，它们在公司面前或公司内部均被赋予平等的股东角色，从而享有股东权（股权）。而股权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则具有非所有权化的天然秉性。因此，股东控制或“干预”公司的唯一合法的手段便是股权而非所有权。这个意义上讲，诚如扬振山教授所指出的摘要：“公司之外无国家”[3.即国家作为事民主体向公司投资，随之取得的是和其他普通投资者一样的股东身份。这时，国家已进入公司内部，在公司之内起功能，而不是在公司外部起功能，从而割断了国家行政机关的超经济性和公司非超经济性的脐带联系，这是使公司成为真正独立的法人企业的理论前提和制度要求。换言之，国家要在公司面前明确界定和区分其作为主权者（管理者或裁判员）和投资者（股东）的双重角色身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和公司间的良性互动进而推动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公司法人财产权结构模式的创设，使人们找到了解决“两权”分离真正实现的中介，澄清了人们处于矛盾状态的熟悉，在公司法理上具有重大的意义[4.

由以上结论可知，公司法人财产权结构模式，对合理界定作为投资者的国家和公司的法律关系，实现国家和公司间的良性互动以及推进政治国家经济管理的民主化进程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由于我国传统体制下国家职能和所有权职能融为一体，国家所有权布满超经济强制性，政企不分，企业根本没有所有权，企业之间也无所谓产权界区。因此，在这种体制下根本不可能发展商品经济。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必须把国家的主权者职能和所有者职能分开，国家以主权者身份对整个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而以所有者身份把握国有财产，并且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使企业真正享有排他性的所有权，以形成市场交易的界区。适应这种需求的最佳选择无疑是把国有企业公司化，以股权和公司所有权的财产权结构改造国有企业。然而在我国一些国家控股的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中，却出现了“国家股权的实际所有权化”等新问题，政企无法真正分开，从而使股份制改组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初旨亦无法真正实现。可以说，如何合理建构国家股权的具体实现形式，如何明确界定国家股权的人格化代表，将是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败的关键所在。这取决于相关法规的实施和宏观体制的改革。概言之，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公司化，公司化就意味着要采取股权和公司所有权相结合的财产权结构，正确定位国家股东的角色身份。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国家权力和公司权利的平衡配置，从而顺利推进社会的经济民主化和政治法治化进程。

三

现代公司的一举一动不仅攸关其臣民（股东）和债权人的得失，而且影响着顾客、供给商、职工及社区公众的利益。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代公司的活动和方式。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公司本身是一种举足轻重的政治机构，因为在这些公司内部，就象在一个正常的民主环境下所可能做到的那样，人们相互服从于共同的目标；此外，从公司经常地在某种程度上参和国家政治活动而言，公司已具有政治意义，公司所做的一切，例如其作出设立或关闭工厂的决策，其经营的成功或失败，具有政府所不可忽视的后果，政府必须努力去促成或限制这种后果。……在各种大机构中，股份公司是仅次于国家本身的机构。在国际事务中，公司已经能够挑拔任何一个政府反对别的政府，并取得相当大的自主权。”[5此话虽有夸张，但却说明公司在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所起的功能已不可忽视。

和古典企业不同，现代公司是多种利益主体、产权多元的有机统一体。多元化的权益主体势必要求公司权力的分工和制约，这就需要有非凡的法律制度来明示和规范所有者（出资者）、经营决策者、管理者、监督者、生产者（职工）的相互权力、利益、义务和责任，从而解决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受益、决策、监督、激励、风险分配等新问题。和此同时，尽管世界各国的公司立法从内容到体例各有不同，但在公司治理结构的设置方面，却都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熟悉。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理事会部长级会议已于1998年4月制订了一套公司治理结构原则。该原则提供了一个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国际性基准。其基本框架是在公司主要是股份公司中都设有权力机关（股东大会或股东会）、经营决策机构（董事会或执行董事）、监督机构（监事会或监事）。这种“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式的公司内部管理系统对于公司适应市场经济的复杂局面，确保公司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发挥了关键性功能。当然，这种分权制衡式的管理机制的成熟和完善决非偶然，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从某种角度讲，公司治理结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分权制衡之政体在微观社会经济组织中的投射。简言之，公司治理以国家政体为圭臬。

二战以来，尽管现代公司董事会权力有增强的趋向，但这并不意味着股东大会已经不属于公司的权力机关。实际的情况是，一方面，董事会成员仍然由股东大会以表决方式选举和撤换，另一方面，董事会的管理行为或公司管理业务的意思决定权仍然应遵从股东大会的决议。因此，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之间仍然存在最终上下控制关系，股东大会仍可对董事会实施一定的制衡权力。假如说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分权制衡体现了“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的话，那么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分权制衡则体现出“经营管理权和监督权相分离”的特征，这种既授予经营者较优的利益激励机制，又注重对权力监控、制衡的巧妙设计，是公司资产社会化运营和产权明晰的必然要求，是公司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组织保证，也是企业管理从“人治”走向“法治”的重要分野。在我国，一些由国有企业改组而成的股份有限公司还形成了一种“新三会”（即常态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和“老三会”（即传统企业民主管理模式中的党委会、职代会和工会）并存的公司内部民主管理体制，从而形成“六马驾车”之势。应该说，在改革试验阶段保留新旧两种机制具有降低风险和改制成本的优点，但由于新老“三会”在组织构造、价值取向、权力定位和行为目标定位等方面有着重大差别，故而，按公司权力“分立──制衡”模式完善公司机关构造，逐渐排除旧体制的消极因素，是建立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课题。这必将是公法权力结构实现重构的艰辛历程，也是自下而上地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必由之路和中介环节。

总之，现代公司以现代国家为缩影，而现代国家又以现代公司为依托。现代公司制度的普遍确立和公司法人的大量出现，奠定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社会二元结构良性互动的历史前提和现代格局，为推动现代人类社会政治民主化进程业已或正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摘要：

[1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著摘要：《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207页。

[2徐国栋摘要：《市民社会和市民法-民法的调整对象探究》，载《法学探究》1994年第四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国“企业办社会”或“克服企业办社会的弊病”和建设中国的市民社会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新问题。

[3转引自梅慎实著摘要：《现代公司机关权力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政治功能范文篇9

高中政治教师要深入挖掘高中政治教材中的知识，要将正确的价值观、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意识教育、世界观、时代精神、人生观等德育功能知识点挖掘出来。有机结合政治教材和这些具备德育功能的知识点，例如：在讲解市场经济法制性这一课时，政治教师向学生可以讲解以下内容：当今社会，人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由法律法规规范的经济生活，还要面对由法律法规规范的社会生活。我们可以通过这样或者是类似的方式，来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在对经营者职业道德这节课程进行讲解时，为了让学生了解对于商品贸易活动职业道德的重要性，为了能够给学生在心理上带来较大的冲击，我们可以讲解如以下这样的内容：国内日用生活品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在了俄罗斯的市场当中，俄罗斯的部分电视台曾因为泛滥的假冒产品，作出了警惕中国产品的标语。

二、教师要加深自身素养

高尚的师风能够为学生带来最具体、最深远的教育，这是国家领袖主席曾经说过的话。我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也曾说过：道之德，齐之以礼。这都要求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过程中，教师也需要加强自身方面的素养。要想潜移默化的教学和培养学生，让学生效仿，那么教师就必须要先具备发自内心的思想道德情操，要具备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以及无私奉献的思想品德。政治教师要在各个方面都做到为人师表，在关注学生政治考试成绩的同时，还要育好人。教师还要有奉献主义精神，道德情操当中最崇高的表现，就是奉献精神，要做到干一行爱一行。培养甘于吃苦、甘受寂寞，乐于奉献的意志和精神，全心全意地投身到教育事业当中。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达到了强化德育功能的目的，在学生心中建立起了高大的形象，始终保持着捧着热心来，不带东西去的高尚精神。

三、加强鼓励教育

政治功能范文篇10

在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各个民族国家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动，面临诸多挑战与考验，政治稳定问题自然倍受关注。政治民主是政治稳定的直接的、重要的相关因素，围绕二者关系学术界有诸多讨论。本文拟从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及运行机制

──即从政治体制的层面上，梳理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旨在探讨民主的政治体制是否具备政治稳定的功能、能否产生政治稳定的效应。

一、制度民主与体制民主

在传统的政治思维之中，有关民主的认识主要是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展崐开的。对于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提出了古崐希腊城邦国家民主制度的标准

──“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治崐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①

即使在被称为“黑暗时代”的欧洲中世纪，在西方人的精神生活中仍有对于民主的追求，有着他们对于民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及政治制度的理解。中世纪人在精神领域中皈依于神权。但就世俗关系而论，社会关系的有序与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协调即意味着那个时代的民主。奥古斯丁认为，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在于它是“一种被安排得很好的秩序。秩序就是崐有差异的各部分得到最恰当的安排，每一部分都安置在最合适的地方。”在世俗对教会服从的前提下，世俗也受到教会的关怀与协调，便是中世纪的民崐主的制度安排。

卢梭是近代以来民主理论最重要的阐述者之一。卢梭说：“唯有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②

国家属于参加社会契约的全体人民，人民即国家，公意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卢梭的民主理论不仅把西方的民主思想推到了空前激烈的制高点，也为西方崐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卢梭是人类历史上三个不同时代中的三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们的民主思想分别代表各自所处时代中普遍的民主观念

──对于民主政治制度的理解。由于时代的差异，他们所论述的民主的制度含义和阶级属性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关于人类民主制度的观念仍然具有明显的同质性，即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民主概括为体现着平民主义价值取向的制度安排（只不过平民主义的标准因时代差异而有所区别）。回顾人类民主理论发展演进的历史，不难看出：民主，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反映的是不同时代标准下的平民主义的价值观念体系，它在本质上是对国家政治关系作出的平民主义的原则规定。当然，这种价值观念与原则最终是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换言之，当某种平民主义的价值观念被以法律形式确定为国家意志的时候，一种民主制度便诞生了。传统的政治思维从总体上就是这样认识与思考民主问题的。从表象上看，这也就是为什么

──人们一直习惯于把民主归崐入判断政治制度性质的标准范畴。

进入本世纪以来，有关民主问题认识的视角才逐渐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应首先归功于熊比特。熊比特对于传统的民主观念作出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批判，熊比特指出：以平民主义的“人民的统治”定义的民主，只是一个意识形态中的政治理念，在现实中却难于界定。而如果观念规范在现实中得不到经验的实证，这一规范也无法成立。事实上，传统的政治思维中，甚至连观察与实证民主的经验性手段都没有提出。熊比特不满足于传统政治思维对民主的理解，而要在新的层面上，以新的视角观察与认识民主问题。

在熊比特看来，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一种社会政治权力运作的方式。具体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表现为：政治精英竞取社会权力，人民选择政治领导的两个政治过程的统一，而选举则是其集中的表现形式。如果说现代西方社会是民主的话，它就具体地、实在地表现在选举之中。在政治体制层面上，选举程序即是民主。除此之外，人们不能说出民主还有什么其他崐的实际意义。

熊比特与卢梭的在民主观念上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区别。卢梭揭示的是“制度的民主”──

对于崐国家及权力的价值规定；而熊比特更关注的是“体制的民主”──对于某种价值规定的实现形式。

二、两种政治体制的结构与功能比较

从现实性看，民主建设的真正含义与其说是人们如何对国家及权力做出价值规定，还不如说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找到那些价值规定的实现形式。同一民主制度可以有不同的民主体制作为其实现形式，而不同的民主制度也可以表现为相同的民主体制。因此，选择和建立什么样的民主体制就成了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的关键。

所谓政治体制是指国家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权力结构即政治权力主体间相对固定的关系形式，表现为对权力主体权限的法律规定；权力的运作方式即行使权力的程序。集权与民主是两种基本的政治体制。

集权政体的权力结构内部为等级型政治关系，权力运行以支配—

服从的方式进行；民主政体的权力机构内部为平等型的政治关系，权力运行以博奕方式进行。集权政体与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各具特点，有十分明显的差别。

集权政体要么具有绝对的稳定性，要么处于绝对的不稳定状态。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影响结构。集权政体的自稳功能与其内部结构密切相关。集权政体的等级结构产生了政治行为的高度同质性，上层政治角色的意图决定下层角色的行为，下层的行动满足上层的需要。从而形成了“压力—稳定”机制。集权政体下的稳定性的前提是政治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的上层角色具有权威性，否则权力结构就难以稳定。这一前提条件导致了政治权力（机构）必须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排斥对于其权威可能构成的威胁，必须不断排斥来自体制内外的不同意见。换言之，“压力—稳定”机制具有使集权政体下的社会的、政治的矛盾积累起来的负面效应。从另一方面看，集权政体下社会重大矛盾的解决只能以否定政治权力的权威性为前提，集权政体下的社会矛盾、政治矛盾发展的总趋势必然是对政权的否定，终究会引发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政治不稳定、甚至政权更迭。

民主政体常常处于相对稳定和相对的不稳定之间的平衡状态。民主政体的内部结构中的平等型政治关系决定了权力角色行为的异质性，这是该体制的相对不稳定性的原因所在。但由于民主政体下的权力精英间平等的政治关系，即政治角色之间具有形式上相等的影响力、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政治权力又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平衡意味着稳定，民主政体内在的“平衡—稳定”机制导致了它的政治稳定功能。进一步讲，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具体表现为：

──缓释功能。在民主政体权力结构中平等的政治关系形成了权力精英间的制衡，同时也使政治权力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代表性。在没有绝对的政治权威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的较为通畅，各种社会矛盾可以及时释放，不易积累、酿成危机。

──微调功能。民主政体下的权力运作采取博奕方式，各种政策的制订要经过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权力精英的反复交涉、协商最终达成妥协。这样国家权力机关实施的政策、法规可以较好地综合各方面的利益要求，使社会矛盾在利益综合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调整。

──整合功能。整合，是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的最重要的体现。利益矛盾与冲突是任何一个政治系统中的客观存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有不稳定因素。民主政体的优越性在于：它使各种利益群体都可以通过合法的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或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这样，凡参与政治活动、提出利益要求的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在客观上都是以承认政权的合法性、权威性为前提的；这样，各种利益群体提出的任何否定性的意见与要求，实际上都变成了肯定现行政权前提下的否定；这样，政权就将各种社会群体整合到了现行的政治体制之下，从而获得了广泛的代表性与稳定性。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选择不同的政治体制对于其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迥然不同的。民主政体的“平衡─稳定”机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中大国的印度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印度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是极其艰难的，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社会结构复杂矛盾尖锐，这些都构成了印度社会发展的障碍，孕育着现代化道路上的危机。但是，令世人惊奇的是被认为是第三世界现代化累赘的印度，在独立后五十多年中始终保持了基本的政治稳定。印度于1947年独立后建立了民主政体，1950年印度宪法生效，此后这部宪法经过了80次的修正案的补充和修正。1952年至1997年的45年间印度进行了13次大选，成立了13届民选政府。在民主政体下，印度社会并非风平浪静，民族、种姓、阶级、地区矛盾和冲突不断、此起彼伏，面对现代化进程中不稳态社会的印度政治权力结构并不是强有力的集中制，平均每届民选政府执政时间不足4年。然而，在频繁的宪法、法律修改和政府变动条件下，在政治相对不稳定的情况下，印度社会却又保持了长时间的相对稳定。这充分表现了民主政体对于社会矛盾的适应、调节和整合能力。

在政治系统建立和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因需要解决矛盾的性质不同、任务不同，政治体制的稳定功能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因而，对于不同体制的政治稳定功能的评价亦不能一概而论。

一般来说，政治系统在建立过程中，主要任务是克服旧矛盾，建立起新的政治关系，这时集权体制往往是有效率的，有利于坚决、迅速地克服旧矛盾、扫除旧势力。在政治系统成功地建立起来之后，新的系统内部关系就发生了转化，旧矛盾的消除意味着新矛盾的产生，但新系统中的新矛盾的解决方式不是消除，而是控制、调解和平衡。显然，民主体制更适合于这一阶段中的政治系统自我稳定的需要，也应当成为人们的明智的政治抉择。

三、民主过剩了吗？

在对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进行一番理论分析之后，让我们再来看看现实的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广泛建立，使政治体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同时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实践也为人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于是，政治发展研究领域中便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观点，即认为民主政体对于处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是不适合的，而似乎集权体制更合乎发展的需要。早在1955年刘易斯就曾提出：“国家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软弱的政府不能维持自己境内的秩序。”③

此后，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权威主义”的发展理论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我国学术界，也曾引发过热烈的讨论。亨廷顿的“权威主义”在实践中是以韩国为代表的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即所谓“东亚模式”为支撑的。这一模式被认为是集权政体的发展模式的成功范例。

正当越来越的人们开始相信集权政体似乎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时候，所谓的“东亚模式”却发生了危机。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以韩国为代表的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遇到了明显的问题和挑战。特别是1997年年中以来蓄积已久的危机终于爆发了，从7月份泰国的金融危机开始，一连串的金融—经济风暴席卷了大部分亚洲国家。其中韩国，这个80年代亚洲乃至世界的“发展奇迹”，遭受了最为严重的打击，导致了自开始工业化进程以来最严重的衰退。11月，韩国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高达550亿，实际上宣布了国家财政、经济的破产，“东亚模式”向世界亮起了红灯。

人们似乎在一夜之间都意识到了“东亚模式”的弱点。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市场化的经济体制的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亚模式”，韩国是这一模式的代表者。在这种模式下，集权的政治体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学者阿姆斯登在总结韩国工业化发展道路时写道：“在韩国，并不是市场机制对资源进行配置，对私有企业进行指导，而是由政府作出投资决策，每个企业不是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结构中运行，而是在一个受到控制的市场里运行。”④

台湾知名经济学家李国鼎先生在分析“东亚模式”的经济与政治体制关系时也指出：“事实上，政府过去曾担任民营企业的代管人，新事业的创办人，供应原料，收购成品，及冒最大的风险提供企业所需的贷款，这些工作在经济进步的国家，都是为眼光远大的企业家和银行家所崐担任的”。⑤

在这种模式带来一些为人们所反复论及的好处的同时，也埋藏下了隐患，积累了弊端，这次席卷亚洲的危机正是这一模式的弊端与隐患的大爆发。

首先，政府动员机制造成了经济集团化与垄断。在集权政体之下，政府必然要集中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社会的经济资源，而集中与控制的有效途径即是扶植并左右国民经济关键部门和行业中的大型企业集团。在政府动员机制的推动下，韩国历届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引导，特别是通过政府主导型、间接融资为主的投资体制，将经济资源集中于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由家族管理的大型“财团”（CHAEBOL）的手中。目前，韩国最大的30家财团的财产占了该国国民财富的1/3。这些财团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实行纵向一体化的经营战略，使韩国经济具有很强的垄断性。这样，一方面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运转缺乏灵活性；另一方面，大企业集团之间激烈竞争造成了经济规模的极度膨胀，形成“泡沫经济”。只要由于某种原因，经济快速扩张的条件被削弱，这种“泡沫经济”的弊端就会暴露无遗。韩国的这次危机就是由于财团经济的过度膨胀，造成严重的生产过剩而引发的。苏黎世肯帕财物公司的经济分析家黑尔一针见血地指出：“韩国的问题是一个经济模式失灵的问题”⑥而韩国经济过度膨胀的根子则在于集权政体下的政府动员机制。

其次，集权政体积累、激化了社会矛盾。亚洲的集权政体在工业化过程中利用政权力量强制实现社会稳定的同时，使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地积累、加深和加剧。1961年5月18日，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以“革命军事委员会”（后称“国家再建最高会议”）的名义宣布禁止一切工会活动。此后劳工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均遭到了强行压制。1971年12月颁布的《关于国家保卫特别措施法》，此后于1972年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韩国政府对社会的统制达到了顶点，政府对工会、各类政治团体及普通公众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进行了极其严格的限制。以暴力为基础的严格的社会管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矛盾的公开表现，但绝不能消除社会矛盾，反而在不断地积累和激化社会矛盾。韩国在长达25年的专制集权统治下，劳工运动和民主化运动一直没有停止，有时甚至十分激烈，终于爆发了“光州起义”那样的大规模群众性的反独裁运动。

第三，集权政体不利于市场机制的运作和完善，引发严重的政治性腐败。集权政体一方面没有使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得到及时的缓释和解决；另一方面制造了一个与经济界联系密切的庞大的官僚体制，成为严重的权力腐败的温床。在集权政体下，政府广泛干预经济，政、企关系密切，进而造成了经济运行中的二元调节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社会经济活动受到两种性质、方法和目标均不相同的调节机制的左右，即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普遍发生在集权政体国家中的严重的腐败现象并非偶然，它恰恰是这种“二元调节”的直接后果。“二元调节”模式曾受到许多赞誉，被认为是“官僚—威权主义”（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政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势所在。但人们却不应忽视其与腐败的密切联系。经济的二元调节造成了腐败的“非凸组合”：

腐败

在上图所示导致腐败产生的“非凸组合”关系中，OA代表市场调节的加强，OB代表政府（计划）调节的加强，OD代表腐败的加强。在这种“非凸组合”中，假定A或B，任何一个方向上的调节机制得到加强而相反方向的调节机制被减弱，都意味着腐败的经济动因减少。在二元调节的模式下，两种调节机制在配置资源的目的和方法上存在着矛盾，腐败便从这些矛盾中产生、成为一种经济需要。其典型的表现即是企业运用寻租行为通过政府而不是通过市场即可获取资源与利润。应当说，较为单纯的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计划经济）或较为单纯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腐败都是较少的和可控的，都不易发展为严重的政治性腐败。而唯独政府与市场两种调节机制大面积交叉和并存则容易造成大范围的腐败。

韩国的集权政体下出现的普遍、持久而严重的腐败现象为上述理论分析模式提供了最典型的例证。韩国的三星、现代、乐喜金星、大宇、鲜京、双龙和韩国火药等七大财团中，出身于政界、军界的经营管理人员占其副经理以上的主要经营者总数的近17％。有资料表明，韩国高级政府官员和高级军官退职后几乎都有在财团企业担任高级职务的经历。⑦官、商人事结合化解了对经济活动的种种监督制约机制、废弛了法律，使腐败大行其道。腐败强化了发展的盲目性，从总体上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效率。在经济扩张时期，韩国众多的财团和企业通过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广施贿赂，大搞人情贷款、优惠贷款，结果造成了不良贷款的迅速膨胀，埋下了金融风险的隐患。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腐败对经济及社会的危害暴露无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