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政府行为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2 16:14:48

政府行为范文篇1

第二条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有关部门和经省级人民政府授权的市、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定价机关）依法制定或者调整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以下简称制定价格）的行为，适用本规则。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国家实行并逐步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政府制定价格的范围依据《价格法》第十八条确定，具体以中央和地方定价目录为准。定价目录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调整，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经省级人民政府授权的市、县人民政府制定价格，具体工作由其所属价格主管部门负责。

定价机关应当按照法定的权限制定价格，不得越权定价。

第四条制定价格应当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

第五条制定价格应当依据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社会平均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以及社会承受能力。商品或者服务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联系紧密的，可以参考国际市场价格。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以根据不同行业特点，确定具体的作价原则和作价办法。

第六条定价机关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反映适时制定价格。

第七条定价机关制定价格，应当依法履行价格（成本）调查、听取社会意见、集体审议、作出制定价格的决定、公告等程序。

依法应当开展成本监审、专家论证、价格听证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消费者、经营者及有关方面（以下简称建议人）可以向定价机关提出制定价格的建议。

第九条定价机关制定价格，可以要求相关经营者、行业组织提供制定价格所需的资料。

第十条定价机关制定价格时，应当对市场供求、社会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分析对相关行业、消费者的影响。

第十一条定价机关制定价格，应当开展价格、成本调查。

依法应当开展成本监审的，按照成本监审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制定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时，定价机关应当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论证。

第十三条定价机关制定价格时，对依法应当听证的，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听证的具体内容按照价格听证的有关规定执行。

对依法不实行听证的，定价机关可以选择座谈会、书面或者互联网等形式，听取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第十四条定价机关履行本规则第十条至第十三条规定程序后，应当形成制定价格的方案。方案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现行价格和拟制定的价格、单位调价幅度；

（二）制定价格的依据和理由；

（三）经过成本监审的，附成本监审报告；

（四）制定价格后对相关行业和消费者的影响；

（五）经过专家论证的，附专家论证意见纪要；

（六）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七）经过听证的，附听证会纪要；

（八）价格的执行时间和范围。

第十五条制定价格的方案原则上实行集体审议制。集体审议可以采用价格审议委员会讨论、办公会议讨论等方式。

实行集体审议的方式、人员组成和工作规则，由省级以上定价机关规定。

第十六条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和其他部门制定重要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应当按照规定报国务院批准。

第十七条定价机关是行业主管部门的，作出制定价格决定前应当书面征求同级价格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八条制定价格的方案经集体审议后，认为需要制定价格的，定价机关应当适时作出制定价格的决定。制定价格的决定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制定价格的项目、制定的价格；

（二）制定价格的依据；

（三）价格的执行时间和范围；

（四）作出决定的定价机关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制定价格的决定必须盖有作出决定的定价机关的印章。

第十九条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制定价格的决定作出后，由作出决定的定价机关在指定的报刊、网站等媒体上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条定价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定价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上级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对下级价格主管部门定价行为的监督。

业务主管部门的定价行为应当接受同级价格主管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一条制定价格有建议人的，定价机关应当以适当的方式将建议办理情况告知建议人。

第二十二条制定价格的决定实施后，定价机关应当对价格决定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和监测。跟踪调查和监测的内容应当包括：

（一）价格的执行情况，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二）企业经营状况、成本、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变化对价格的影响；

（三）相关商品或者服务市场供求状况和价格的变化情况；

（四）社会各方面对所制定价格的意见。

第二十三条定价机关有违法行为的，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据《价格法》进行查处。

第二十四条定价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制定价格工作中有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五条定价机关应当按照档案管理制度建立制定价格的卷宗并存档。

第二十六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可以依据本规则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政府行为范文篇2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行政改革浪潮催生了旨在改变政府行为模式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管理企业化模式。这一行政改革模式倍受学术界关注。本文在阐述我国行政改革中的定位问题和政府行政改革企业化的基础上，对政府改革企业化模式作了反思。

关键词：政府行政改革企业化探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传统的行政模式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和批评，行政改革势在必行。时隔20多年，这一改革过程仍在行进之中，由此可见，行政改革是一件长期而复杂的任务。现实的变革要有理论的引导，当代新公共管理（NPM）理论中出现了一股思潮，那就是：以企业精神改革政府或称“政府仿企业化”。政府仿企业化是一种崭新的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考，对于解决行政体制中的一些弊端不乏新的思路，当前，我国正处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阶段，重新思考政府行政企业化模式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了。

1、政府行政企业化模式在我国行政改革中的定位

行政体制改革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从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实践来看，中国采取了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适度分离的、又相互配套的发展模式，同时兼顾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因此，行政改革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结合部的地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我国政府行政企业化模式对于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长久以来，我们倾向于用精简、高效、统一、廉洁、民主、法治等来描述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但是，这些目标之间的逻辑关系并非总是一致，其中民主与效率的张力尤为明显。列维认为，政治现代化实际上是集权化与民主化的综合，其实质是为了达成效率与民主的统一。根据这一思想，政治现代化应以政治体制改革来追求民主，而行政体制改革则应以效率为核心目标。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看，行政改革不外乎包括行政职能合理化及行政结构合理化。应对于现行行政体制的功能和结构，行政职能合理化是通过政府行政职能转变实现的；而行政结构的合理化则借助于行政机构改革。一般说来政府行政职能转变又引导机构改革，二者相辅相成。

那么，我国政府行政企业化模式是如何在行政改革中定位的呢？首先，政府行政企业化是一种值得探索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和新途径，也就是说，政府仿企业化首先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内容层次或方式手段。其次，政府行政企业化思路应对于行政职能合理化当中的操作职能层面意义上的优化，即只有当我们可以将政府视为一种应对——操作系统之时，政府行政企业化的思路才是比较有意义的。因此，也更应该强调另两个层面意义上的政府职能，即发展职能和维持职能。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职能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促进现代化；而维持职能一般是指人们较为熟悉的政治统治、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平衡四大职能。作为一种应对——操作系统，企业是极具效率和活力的，值得政府仿效。然而企业本身的发展活动和维持活动，与政府的发展职能和维持职能相比，二者的不同是明显的，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是政府，企业是企业。第三，政府行政企业化只是行政机构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将政府视为一种典型的应对——操作系统，从操作职能层面意义上看，操作职能藉以实现的结构或机构形式的变革对于企业化思路是比较有亲和力的；而从政府发展职能和维持职能层面意义上讲，体现发展职能和维持职能的政府机构或结构形式的变革思路客观上与仿企业化改革思路的相容性则比较有限。

由此可见，政府行政企业化模式是行政改革的一种思路和途径，本身构成行政改革内容的一部分。它作为服务于政府职能合理化和结构合理化的一种手段，不能涵盖行政改革的全部内涵，也不是行政改革唯一手段或全部手段。

2、政府行政企业化模式的思考

企业为何充满生机、活力和效率，而政府何以效率低下，官僚成风，充斥着腐败、企业的效率能否通过政府模仿企业而复制到政府身上，这种思维方式建立在对政府本身特征的基础之上，以政府为中心吸取企业某些优势为我所用，实现政府改革本身的变革和发展。政府行政仿效和借鉴企业的优势，我们从三方面来分析。

2.1政府结构与企业结构的比较

在我国现阶段，政府结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宪政体制结构层面：人大制度，中共领导体制，政党制度，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体制构成了当代中国政府结构的宪政框架。相应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当代企业运作的基本框架，给了企业一个相当独立、宽松的条件，因此企业必须完全对自己负责。宪政体制及其变革属于政治体制的范畴，在这一层面上，是“仿企业化”思路所不及的。

其次，是体制化结构层面：政府在当代中国应涵盖中国共产党、人大、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军队等全部履行社会公共权力的组织机构。“政府行政企业化模式”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政府结构形式仿效企业组织机制，进行政府结构的再设计。

再次是人格化结构层面：在这一层面，政府行政企业化有更大的空间，因为就人力资源管理而言，政府和企业有理由

被视为一种操作——应对系统，企业组织和政府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有相通之处的，政府中的人力资源一般可以分为领导者——权力精英——一般公务员，这与企业人力资源存在一种对应关系。第一，政府领袖或领导者与企业领导人被要求具有的素质越来越具有相似性。政府领导者越来越被要求具有“企业家”精神，而企业领导人则被要求具有领袖气质。所谓的“以企业家精神改造政府”，很大程度上更直接更集中地体现在政府领导者被要求部分地具有企业家特质这一事实上。第二，政府权力精英和企业人才结构相对应。当代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必须拥有一定的人才结构。当代社会政府权力精英构成的人才结构配置与企业人才结构配置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政府也应当有自己的战略设计师、财务专家、管理工程师等。第三，政府内部一般公务员的管理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相比照，政府人事管理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领域中借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成功经验。

2.2政府行政过程与仿企业化

政府活动的一般过程可以借鉴企业活动一般过程中的某些规则，在这里企业过程是指企业获取、占用一定的资源，生产、销售一定的产品以获得最大利润的过程。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目标，企业过程必须遵循一定的基本规则：第一，企业活动以服务顾客为中心，这一规则包涵的内容有以顾客需要为自变量、质量管理和创新等；第二，竞争机制与高效率原则；第三，企业活动必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于政府而言，以公众为本、为公众提供优质服务；在对具体公共事务的执行性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追求高效率；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讲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等，就成为政府仿企业化的重要内容。但是，当政府过程与外部环境之间发生作用时，政府过程就表现为一定的政府功能，而政府仿企业化一般仅限于对具体公共事务、公共管理的执行层次而非决策层次，也就是说“政府行政企业化模式”尚不能回答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其借鉴意义仅限于政府功能实现方式或操作职能层面如何去做的问题。

2.3政府环境——变革与仿企业化

政府系统本身置于一定的环境当中，政府环境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动不居，系统的适应性要求政府以变应变。就我国而言，政府环境可以简明表述为：全球化，现代化，民众参与复兴。政府环境与政府为生存和取得合法性而进行的适应性努力之间的关联，将是我国政府改革的动力机制得以产生的源泉。同时，企业作为经济领域中的基本要素，自身也面临着变革的压力和必要性。面对这一切，企业必须做出回应。并且，在“政府行政企业化模式”理论中，作为政府效仿对象的企业，并非十全十美，其本身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以变革来求得生存、适应与发展。从本质上看，企业与政府面临的都是作为一个组织的问题，在当代，组织理论面临着挑战和革新，政府要变，企业要变，组织理论本身也要变。

3、中西方行政改革中政府行政企业化的比较

政府行政企业化模式在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中的地位是有所不同的，为此，我们将对中西方行政改革作一极为简略的比较。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而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先行的策略，到1992年终于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然而政治体制改革关系重大且难于操作，于是行政体制改革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基于其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二者的关系，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又实际上成为联系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纽带。因此，中、西方的改革有不同的国情。

3.1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关联

在我国，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达成公民对政权、市场对政府、社会对国家的民主诉求：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达成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追求；还必须通过行政体制改革追求一个威权政府—有限政府—效能政府的目标模式。而在西方发达国家里，基本上不存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中国的行政改革有着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环境、背景或条件，因而也有着不同于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内容、方式和地位，西方的行政改革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行政改革。作为从西方行政改革环境中诞生的“政府行政企业化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合于极具特殊性的中国行政改革，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3.2行政文化的差异

中西方有着不同的行政文化，并且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关于后现代国家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此，发展经济学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有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后现代国家政府的角色应当是作为“市场替代者”，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后现代国家政府角色应定为“第一推动力”。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具有特殊的职能，这一点却成为共识。加之中西方行政文化的不同，在当代中国政府主导的色彩比较浓厚，并且这种主导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是有着相当的合理性的。无论是采取哪一种行政改革的思路或战略都必须体现出中国与西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区别性和特殊性（虽然不排斥相互借鉴的可能），由此决定了政府仿企业化在中国与在西方发达国家改革中的作用范围、应用前景、表现方式都将是有所区别的。

3.3重视程度差距较大

“政府行政企业化”思路及其实践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中的地位是比较高的。以美国1993年行政改革为例，这次改革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问题，而“政府行政企业化”本身也是一种方法、技术和工具。这种改革思路与改革实践的高度同质性和契合性决定了“仿企业化”方略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中相对较高的地位。不过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型政府”是否就是行政改革的核心取向，还有争论。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中的地位，也不同于“政府行政企业化”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中的地位，“政府行政企业化”思路在当代中国不可能成为行政改革的目标模式。

政府可以借鉴企业的理念和运作机制，但我国政府较之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必须更多地保持有其独特的行政理念和区别于企业的运作机制——即使是在“政府行政企业化”思路的尝试性实践当中；在我国，单纯地推进“政府行政企业化”，其效果也是有限的。

4、结束语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政府与企业共同面临挑战。因此，政府行政企业化本身并不值得推崇，最重要的是改革精神和改革思维。危机感不仅仅来源于企业运作得好而政府充斥着腐败、无能与低效，而更多的是政府和企业共同面临着新时代的挑战。

参考文献：

①吴志华。试论政府适度仿企业化[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

②胡伟，王世雄。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研究[J].政治学研究，1999，（3）。

③竺乾威。从行政到管理[J].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2000，（1）。

④任晓。中国行政改革[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⑤项飞。发展经济学视野中政府角色的演变与启示[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2－11.

政府行为范文篇3

现代市场经济是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政府承担着宏观管理的职能，同时政府又以其直接和间接掌握的社会经济资源同企业、消费者一起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因此当代市场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模式，是包括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个主体的模型。

企业组织对市场组织的替代是企业纵向一体化的结果。这种由处于相关生产阶段或相关产业的专业化的企业之间合并所形成的纵向一体化，降低了市场成本，节约了交易费用，是对市场交易的部分替代，即用企业内部的行政组织机制替代了市场自发的组织机制，尽管这～替代是有一定的边界而不是无限的，但这一替代本身对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是有益的。如果从经济运行的组织机制上看，市场机制、企业与政府组织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组织机制。只不过市场机制是一种自动组织机制，而作为企业与政府组织机制是一种他动组织机制。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无论是市场组织机制还是政府组织机制，都对经济运行发生影响，只是影响程度不同。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政府的行政权力无论在范围和形式方式上都应有所变化。

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经过了数百年的磨合而逐步发育、发展并成熟起来，而且是先有市场机制协调而后有政府组织协调。这一方面表现为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政府又以市场竞争的主要因素之一进入经济生活，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但是西方国家政府的介入从没有直接干预企业，也没有对企业实行直接的替代。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相当明确的，因而经济运行也是十分有效率的。我国中观决策是政府宏观决策的延伸，决策主体都是政府，只是层级不同而已。而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中观决策是企业化的，决策主体和微观单位属于一个系统，均是由非政府组织来高效率进行的。由此看来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中观决策政府化是我国各种经济体制的弊端所在，是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根源之一。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能应该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但是传统体制下存在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与商务困扰的矛盾。由于政府作为公有企业投资的主体，使其成为社会中一部分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从而使政府失去了对其他类型企业提供服务的公允性，同时也削弱了政府履行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能力。地方政府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被迫用于日常的商务应酬，甚至为企业跑项目。找贷款、搞产品推销、无暇顾及社会经济的管理，致使交通、能源建设严重滞后，城乡建设和城市管理不尽如人意，文教、卫生发展跟不上形势，社会治安紊乱，环境质量下降，政府职能严重错位。

2000年，国务院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的基本规范（试行）》文件中提出了一个方向性的改制思路：今后政府与企业将由行政隶属关系改为产权关系，取消企业行政级别，国有资产实行授权经营。这个变化是多年探索国有资产法人治理结构的一次方向性突破。发展是“十五”的主导思想，因此，取消企业行政级别不仅预示着国有资产结构将面临大刀阔斧的调整，对杜绝干部腐败，遏制数字账目游戏，改革经营者制度，放开工资、保险、就业市场化程度和降低财政信贷风险等都将起到根本性转变作用，也是转换产权关系的重要前提。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说，改革产权关系就是改革政资不分行为。所以，应从根本上用法律程序规范政府最近提出的三个定位问题，把国有资产按三大类经营方式划分清楚。属于政府垄断的资源，政府不能“缺位”，委托给国有大型企业集团的国有资产，政府不能“越位”，划拨给地方进行改制的国有资产，政府不能“错位”。政府要做到对企业集团既不能撒手不管，又不能管得过死，关键是要找准着力点，同时要掌握好“度”的问题。中国正处于体制转型时期亦即市场化进程的初期，企业集团化还离不开政府推动。其一，只有政府的介入，推动企业集团化，才能弥补和纠正市场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的单纯市场机制存在的内在缺陷问题，即无法避免的“市场失灵”问题。其二，只有政府的推动，才能实现政府培育市场、推进市场化改革，以克服我国市场力量薄弱、不能实现资源充分有效配置问题，从而可以节省时间，节约交易费用。如果按照市场竞争推动的企业集团化的自然演进，需要很长一个过程，这既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要求，也未能满足参与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竞争的新外部环境的要求。其三，只有政府具有权威和地位，从找国国民经济整体利益出发，打破条块分割与地方割据，协调利益关系，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支撑等，以解决“小而散”，追求规模效益，避免过度竞争。其四，从国际经验来看，对于企业集团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与发展，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政府扶持都起着催化作用。由此时见，目前的中国更需要政府在管理企业集团过程中以社会经济管理的角色发挥其不可或缺的职能。当然，我国政府在推动企业集团化的过程中，存在着若干观念和行为误区。如把企业集团化仅仅看作是拯救危困企业的临时救急措施的“脱困论”，按以强带弱、以优扶劣的思路推进企业集团化，以解决就业债务等问题和实现社会稳定。最典型的表现是近年来出现的纯粹为政府分忧、“帮贫扶困”、转嫁亏损性质的联合，结果是卸掉了政府的财政包袱，却增加了优势企业集团的负担，使优势企业集团效益下降甚至被拖垮，最终又形成了财政负担。而主张由政府取代企业的主体地位，包揽整个企业集团化过程，按照政府的意志和愿望，用行政手段随意进行干预，甚至直接操盘，进行简单的行政捏合，追求数字，在自己的圈内拼凑企业集团，这种观点是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体现。“拉郎配”“捆绑夫妻”“空壳重组”的政府行为是其最为典型的表现。依据无为论推进的企业集团化则表现为政府无为，市场有为，政府只能跟着市场走，甚至放任自流。结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为图省事只强调鼓励而忽视监督管理，往往满足于搭个架子，挂个牌子，片面求多求大，甚至以流失国有资产为代价换取政绩。

政府行为范文篇4

当然，我国政府在推动企业集团化的过程中，存在着若干观念和行为误区。如把企业集团化仅仅看作是拯救危困企业的临时救急措施的“脱困论”，按以强带弱、以优扶劣的思路推进企业集团化，以解决就业债务等问题和实现社会稳定。最典型的表现是近年来出现的纯粹为政府分忧、“帮贫扶困”、转嫁亏损性质的联合，结果是卸掉了政府的财政包袱，却增加了优势企业集团的负担，使优势企业集团效益下降甚至被拖垮，最终又形成了财政负担。而主张由政府取代企业的主体地位，包揽整个企业集团化过程，按照政府的意志和愿望，用行政手段随意进行干预，甚至直接操盘，进行简单的行政捏合，追求数字，在自己的圈内拼凑企业集团，这种观点是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体现。“拉郎配”“捆绑夫妻”“空壳重组”的政府行为是其最为典型的表现。依据无为论推进的企业集团化则表现为政府无为，市场有为，政府只能跟着市场走，甚至放任自流。结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为图省事只强调鼓励而忽视监督管理，往往满足于搭个架子，挂个牌子，片面求多求大，甚至以流失国有资产为代价换取政绩。

政府行为范文篇5

论文摘要：社会诚信受制于多种因素，尤其与政府行为相关。本文首先分析社会诚信的逻辑条件，然后分析政府的哪一类行为破坏着社会成员的诚信行为选择，在此基础上，提出规范政府行为、增强政府信用从而促进社会诚信的基本设想。

近年来，一系列有损诚信原则的事件接连发生，整个社会陷于前所未有的“信仟危机”。社会诚信的严重缺失，极大地抬高了社会运行的成本，滞碍了社会组织系统的发展成熟，使社会交往方式朝原始方向退化。诚信已成为仅次于腐败的引起全民关注的第二大热点问题社会诚信受制丁多种因素，而尤其与政府行为相关，本文即拟就此试作分析。

一、社会诚信的逻辑条件

诚信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道德行为规范。孔子就曾说过:“民无信不立”。然而，尽管有思想家的反复倡导，但诚信并没有成为社会的普遍性行为倾向，社会中的失信现象依然比比皆是。

让一个人讲诚信、守信用的逻辑条件到底是什么?

在分析社会诚信的逻辑条件时，我们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人性假定；其一，人从本质上说是一具有自利倾向的经济人，他总是在寻求自我效用最大化，自利是他支配行动的最终价值原则；其二，具有自利倾向的经济人不具有任何道德意识，他不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也无从对行为的善恶作道德评价。因为如果假设社会中的人已有了某种道德动机，已经采取道德立场或接受了道德原则，那么诚信作为一种社会美德自然就会被人们所接受而成为人们的一种自然行为倾向。

基于以上的人性假定，笔者认为，社会诚信的逻辑条件是:

1．把诚信植于人类白利天性的本根上，从自利的人性中获得诚信的生存基础和内在动力。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清楚地洞察到自利人性的巨大作用，指出人的自利本性不仅是个人实现其利益的不竭动力，也是他人和社会实现其福利的外在条件。我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也曾强调:“人是自利的生物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幸。由此，人类才有r最终的火同世界的理想)如果人是利他的，则任何理想都不叮能建立起来”因此，人性自利并没有错，甚至根本不在对错评价的范畴。自利的人性近乎天然，实现这种人性的形式才是社会的和历史的。同时，自利的人性因其近乎天然而具道德属性。人类的道德如同法律，从根本上说不是为矫正自利的天性而设，而是为更好地实现自利而设。自利的人性诚可谓是确保诚信美德实现的最深层的基础性条件。

2.信用信息的有效传布。

深人分析我国经济社会生活，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就是否守信是有行为选择的。守信与否的行为选择与社会结合的关.系紧密程度以及以社会关系为沟通渠道的信息传布有很大关系、凡是社会结合关系紧密以及相应的信息传布比较畅通的社会生活系统，人们往往比较注重守信。因为一个人干了坏事，所以很快让所有人知道:人类学研究表明，在乡村社会，“闲言碎语”是储存和传播信息的主要手段，它对于维持信誉机制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现代社会，行为人的自由度空前扩大，人日流动日趋频繁，社会成员之问的结合紧密程度和熟识程度相对于传统社会和部落共同体都有很大下降，社会的绝大多数交往活动都发生在陌生人之问，双方对彼此的情况郁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这种情况加剧了人际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时也提高厂失信行为的安全系数。当一个人能够失信而又不被人所知从而免于失信的任何风险时‘，他在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动机支配下就有失信的强烈冲动。所以要建?l.现代化的信用信息、传布网络，使任何人的失信行为能够最快为尽可能多的人所知，形成撇弃失信者的“联合阵线”，从而使失信者遭受失大任何可以谋利的合作机会的最大惩罚。

3.建立前后交易行为的逻辑相关性。

在市场经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人们往往对老主1顿比较诚信，而对新顾客的诚信度相对低些:之所以有此区别，是因为市场行为人对与老主顾的重复交易有可靠的预期，并看到了从这种重复性交易中获得最大化利益的可能性，因而能自动克制在一次交易中谋取利益绝对最大化的投机性冲动，这是诚信的内在根源。这里，对重复交易的可靠预期是建认在前后交易行为的逻辑相关性上的，没有这种逻辑相关性，人们就不敢一肯定是否会有重复交易，于是就会白动倾向在可能范国内用切手段谋取利益绝对鼓大化。然而前后交易行为的逻辑相关性并非自然具有，它能否建立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是否有确受保护的稳定可靠的产权。产权是一个人对凝结着白己努力的价俏物的支配权和受益权，产权制度是一套界定利益归属、利益关系的规则体系，它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它能为前后两个交易行为之间的逻辑相关性提供坚实的基础。利益最大化的人性倾向使产权成为市场主体最有力的约束。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只有有财产的人，才会最大程度地顾及自己行为的后果，才会有克己忍性、谋求长远利益的耐心，这是培养诚信最好的心理元素。二是前一个交易行为的公平性。交易是一种两利行为，交易双方都会从交易中获得自己期望的利益，当双方获得的利益被双方认为是大致相当时，交易就具有公平性，这种交易也因此具有可重复。

二、政府的何种行为破坏着社会诚信

诚信既是个人的美德，一也是社会的公共资源，属于社会资本范畴。而政府是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威性力量，是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引领者，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对社会大众有一种强烈的示范效应。在社会诚信建设上也是如此。优良的政府行为叮以大大促进社会诚信建设，使诚信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白觉行为选择；相反，败坏的政府行为则会驱使人们日趋不讲诚信不守信用，这是可以为普遍经验所证实的。在此，我们要从逻辑分析政府的哪一类行为破坏着社会的诚信。

首先是政府定位失准。

政府定位是政府管理首光要解决的问题，政府定位不清或不准，政府管理就肯定难以到位，不是缺位就是越位或错位。而政府无论是缺位还是越位错位，都会破坏社会诚信的逻辑条件，使社会的诚信选择变得不可能。比如从政府的起源上看，政府是源自公民更有效率地保护自己生命财产的普遍性需要，因而，保护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能使命:，政府如果放着这一保护职能不履行，而试图去指学私人如何运用他所拥有的资源，那么，最有助于一个人趋向诚信信用的条件—产权就处于无人保护的危险境地:，而山于缺乏产权对行动范围的界定，人们陷入了“一切人反对?切人的战争状态”，并对任何长久打算缺乏兴趣和信心。在这种战争状态，产业是无法存在的，人们处十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他对环伺着自己的所有人都不能以诚相待，坦诚相见，而必须时刻提防着来自周围一切人的侵袭所以霍布斯说:一个缺乏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没有公正，自然也就没有诚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西方世界的崛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提供了一套促进生产和贸易的产权制度，使市场主体毋需担心自己创造的价值会被他人劫夺这种基于政府保护制度而产生的社会信任大大节约了生产经营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与政府缺位相反，如果政府越位行政，政府管制超出市场所必要的最高限度，那么，政府的管制行为也会破坏市场主体对诚信的追求，整个社会的诚信氛围就会变得越来越淡薄。因为在政府过度的行政管制下，市场的不确定性会急剧增加(政府意志和行为比市场趋势更难预测)，而且，市场主体交易权利的进一步实现不是更多地取决于其前期交易行为的道德属性，而是更多的取决于政府的意志，也就是说对市场主体之行为的评价由市场转向政府。在此状况下，市场主体就没有兴趣和耐心去关心虽然有助于树立良好信誉但并不能快速促进眼前利益最大化的交易行为的合道德性，而是把自己的主要时间和精力以及相当一部分资源用干疏通与政府机关的关系上，只要得到政府批准，获得垄断权，市场主体就可以依靠垄断租金生存下去，因而也就无需在意市场和消费者的意见。

其次是政府行为失范。

在政府职能领域，规范的政府行为有助于社会诚信建设；而不规范的政府行为则会破坏社会诚信。这里，所谓政府行为规范化起码包含以下几方面义涵(1)政府行为是有预先颁布的法律作根据的，而这些法律是为所有国民所知悉的，对政府行为，国民能够作出稳定可靠的预期。(2)政府行为要经过一套严格健全的程序，与政府行为相关的那部分国民有权利也有渠道参与这一法定程序，能够了解即将实施的政府行为的全部缘由和利弊得失。(3)政府行为本身有一整套藉以约束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标准或操作规程，如政府信息的规范、行政查处行为规范、保密行为规范等。(4)对政府之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公民还有通过申诉、诉讼予以维护的机制。在规范化的政府行为管约下，公民会有一种因自己的自由和权利确受保障而产生的安全感、稳定感。这种平安的心境使公民倾向于凡事从长计议，追求长远利益，为此而更愿意牺牲一些眼前的利益。于是他会关注白己行为的道德性，力求树立一种优良的公众形象，以获得更多的与人合作的机会。当前政府行为失范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政府在处理矛盾、调节社会利益关系时立场站位有失公正，有严重的部门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在社会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对强势群体照顾过多，而对弱势群体关注不够。政府立场站位的偏斜，必然削弱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而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往往又会延及到对政府所偏向的那个阶层、群体或地区的不信任。二是政府制定有关公共政策时前后左右之间有失协调，存在政策脱节、矛盾和多变的现象。目前我国政府存在权力部门化之弊，许多政策出自部门之手。这些职能部门在制定政策时更多地从本部门出发，制定出尽可能有利于本部门的政策，而且在制定政策时又缺少与相关部门的沟通，所以政策脱节、矛盾或对立多有发生，致使企业和公民不知所从。另外，由于政策制定上的轻率—调查研究不深人，分析论证不充分，方案选择不慎重，有些政策刚刚出台即遭变更。政策相炸或多变，对社会诚信和信用有相当的破坏力，它人为地加剧了生活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市场主体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自然就倾向于追求眼前利益而不会为不确定的长远利益而注重自己的信誉了。三是政府行政信息有失公开。山于我国至今尚未有一部全国统一的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政府信息公开处于不规范状态。现有的政府信息公开存有诸多局限性。四是政府一些行为失信失德。曾有一个时期，我们政府大力推行“承诺制”，政府部门除了把一些属于法定义务本不需承诺就应尽其全力履行好的的工作职责也作了承诺外，还把一些因不确定性因素太多而无法承诺的也作出了庄严的承诺，结果常常不能兑现，失信于老百姓。

再次是政府工作失效。

我国政府行政管理的绩效总体上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否则就很难说明改革开放25年来经济社会发展何以会取得如此巨大成就。但是也不容否认，政府行政工作存在局部性失效现象。政府工作失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效能效率低落。一些政府部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存在的问题缺乏敏感性，反应迟钝，行动迟缓，办事拖沓。二是政府的政绩有些华而不实。由于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政绩考评制度，一些政府及其领导政绩追求上出现严重偏差，如不切实际地甚至非理性地追求GDP增长，大搞一些劳命伤财而没有实际价值的“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更有甚者，有的政府和领导为求政绩突出，不是踏踏实实地真抓实干，而是直接给统计数据掺假。另外，由于政绩考评方法不科学，考评结论不太具有公信力。所有这一些都严重破坏了政府的信用形象，并波及社会的信用体系。

三、培塑政府信用，促进社会诚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府行为、政府信用、社会诚信三者之间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政府行为关系到政府信用，而政府倍用又影响到社会诚信。因此，规范政府行为，培塑政府信用，不失为社会诚信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

第一，准确因应市场规律和社会要求确定政府合适的定位是培塑政府信用的基础。

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能确保资源得到最合理配置、最能激发生产效率的经济型态，市场机制能够提供人类所需大部分私人服务和公共服务，而且，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其所能有效运作的范围将日趋扩大。我们没有必要诉诸人类那些不可证明的天赋权利来确保自己的最大化自由行动范围，而只要基于市场经济的逻辑，公民个人最大化自由行动范围就能稳获实现。当然市场不是万能的，有些公共服务，市场根本无法有效率地提供；市场也是没有良心的，市场并不必然带来公平的收入分配，相反倒有可能产生令人难以接受的收人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不但会抑制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甚至有可能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因此，社会的利益关系必须有市场机制之外的另一种权威力量的调节，这就是政府的作用。萨缪尔逊说:“我们的市场收入中，应该有多少转移给贫困家庭，这是一个只能由投票箱去回答的政治问题。”另外，市场的有效运转离不开一套旨在界定资本或其他资产如何购买、出售和使用的规则。这套规则虽然源自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之中，市场主体以及市场本身也有维护这套规则的积极性和力量，但它更有赖于政府的保护。政府对产权制度的保护具有由其结构决定的特殊优势。由此可见，市场和社会要求于政府的是特殊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利益关系的调节者、产权制度的保护者。这在亚当?斯密那里就是守夜人政府，在洪堡眼里是消极保护性国家，而在诺齐克看来就是最弱意义的国家。这里，政府的作用就在于提供安全和秩序，使社会中的人能够自由地放心地利用市场机制追求自己的利益、目标和幸福。由于有政府的权威性保护，人们的产权是清晰而又稳固的，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相互之间争吵的根源。再加卜安定的生活环境，于是人们就可以从容计议自己的产业发展，可以为长远的更大更多利益而慷慨地舍弃眼前的蝇头小利，更可以作出讲诚信、守信用的行为选择。也由于有政府以公平为旨向的利益协调，社会的利益差距将局限在秩序和道德的范围之内，富人没有富到足以引起穷人凯觑的程度，穷人也没有穷到要凯觑别人财富的程度。当富人不需要防范穷人，穷人也不必要嫉妒富人，贫富两个群体之间没有彼此算计的机心时，整个社会的诚信和信用不就可以乐观期待了吗?!

第二，法治是培塑政府信用的关键。

人类很早就认识到了合法垄断着暴力的政府所必然具有的潜在危险性，也认识到政府行为因为主事者的易变感情而存在的某种不确定性。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言:“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为了有效加以防范，人类构设出法治的制度安排。因为法律是全没有感情的，并具有最高程度的稳定性，因而法律能够保证政府行为的可预期性和公正性，或者说法律能够迫使政府格守信用。在西方社会，法的主旨就是为政府的权力行为提供凭据和约束，使政府行为不随意、不专制、不专横，从而获得较高的公信力。因此，法是政府信用的命脉所系。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政府，一个对法律不信仰、不遵守的政府，势必是一个不守信用的政府。目前我国法律作为一个事实早已存在，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制体系也基本完备，长期困扰我们的“无法可依”已基本解决。但我们对法的信仰可能还没有形成，法律的至上权威还没有树立，法似乎更多地是针对社会和群众而较少针对政府，公共权力还没有完全置于法律的控制之下，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个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法制而无法治的国度，这是当前导致政府信用危机如此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早在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就曾指出:“对一个视法律为从属物而无权威的国家，我理解出趋于毁灭的悲哀；但当我看到一个法律高于统治者，统治者低于法律之下的国家，这个国家就享有神所赋一予的每一祝福而得救了。”因此，我们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树立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对法律的信仰，树立法律的至上权威。只有这样，法律才不致于僵化为教条，更不致于沦落为权力的工具。当法被所有人尤其是政府官员们深深信仰着的时候，诚信的道德光辉将普照整个社会。公务员之家

第三，政德教育是培塑政府信用的重要条件。

诚信信用本来就属道德层面的规范，是为人类社会所肯定的美德。它虽然可以有外在的制度、法律来确保，但它的根本生长基点却是人内在的道德良心，即人对自己行为之道德性的理胜自觉和心理趋动当一个人经过教育发自内心地认为应该选择道德行为时，外在约束性制度之有无又有什么关系呢?因此，如果说法律、制度是诚信之外在保障的话，那么，一个人的道德良心便是诚信的内在本根。我们只有唤起人的道德良心，诚信的美德之树才能健康成长。因此，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政德教育就成了培塑政府信用的重要条件。在这方面，我们凶‘先要继承中国古代官员政德教育的优良传统，充分吸收传统政德教育中的合理因素，并加以创造性地转换:我国占代倡导贤人政治，极为重视对官员的道德教育，并概括出许多义涵丰宏的官德规范，如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恭宽惠信敏，历经几代思想家的提炼才概括出来的“公”“清”“慎”“勤”、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规范无不与政府信用有关，都有助于提高政府的信用程度。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是我们赖以继续前行的基础。除了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我们还要借鉴发达国家从政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四方发达国家并不像有人想象的那样只有冷峻的法治，其实也强调道德建设，对官员也有不低的道德要求。它有别于我们的一个特点是没有就道德论道德，而是把道德要求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使之获得一种刚性约束力。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当然政德教育更关键的是根据新环境、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创新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使政德教育更适应干部队伍的现状，更具有可接受性。这里，政德教育的要求应平实具体，普遍达不到的道德要求不提为宜，因为历史一再表明，超道德往往会流于伪道德。

政府行为范文篇6

一、政府部门自我扩张行为的表现

概括地说，政府部门自我扩张行为的表现，主要包括政府权力的膨胀、机构的庞大及其组成人员的增加、支出水平的增长等方面，这是我们从历史的实证分析中所得出的结论。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原则。掌握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迫切地要求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要求政府严格按照“法治”、“人民主权”的宪政原则办事，政府的一切活动均应严格置于制定法之下，忠实于“无法律即无行政”的政治格言。但国民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只能就国家行政管理的一些而并非所有的问题实行规定。这样，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政府权力及其活动也就被限制在比较狭窄的范围内，诸如公共需求的满足、公共产品的供应、公共资源的配置以及公共福利的增进等。至于立法权，则专属于国民议会。与上述的政府权力及活动范围相联系，政府组织结构简单，机构少，组成人员少，政府财政支出也少，真正反映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现实。

然而，随着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日益尖锐的矛盾和各种复杂的利益冲突这种社会现实，引起了政府权力的大幅度扩张，并呈递增的趋势。随之而来的是政府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机构的大量增设和人员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增长，如法、德、日、瑞典、英、美等主要发达国家，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880年平均为10％，而1991年就已经增长到48.5％，总共增长了38.5％个百分点。（注：参见世界银行《1986年世界发展报告》、《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政府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增长。政府财政支出的膨胀，显然是衡量政府部门自我扩张行为的一项重要指标，它在相当程度上表明了政府所支配的资源配置份额的大小。

另外，政府的自我扩张，还可以从能够反映政府权力膨胀的政府委任立法的出现和设置一定的经济管理机构中得到证实。以美国政府为例，从1760－1869年中，只有1830－1839年的十年里新设立了一个机构，而1970－1979年新设立的机构就达20个；1760－1769年新颁布的法规4个，1970－1979年新颁布的法规125个（注：参见莱维·巴特拉《1990年大萧条》（RaviBatra:TheGreatDepressionof1990.NewYork:VenusBooks,1987）。这表明，在近210年中，美国政府每10年制定、颁布的法规数目和增设的政府机构也是呈扩张的发展趋势。以“自由放任”典范而著称于世的美国尚且如此，其他国家政府部门扩张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国政府部门的自我扩张，就权力而言，政府部门的权力极度膨胀和高度集中。具体表现是：由政府大包大揽、直接配置经济资源、直接经营管理企业。

就政府机构和政府部门组成人员而言，1949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通过，正式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下设四大机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政务院是管理国家行政最大的部门，下设35个部、委、署、院。不过，相对于今天来说，当时的35个部委在组织机构上是简单多了。自1951年12月开始，先后经历了六次精兵简政，但一直未能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到1993年4月19日，根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国务院直属决定将直属机构调整为13个，办事机构调整为7个，国务院事业单位调整为8个，国务院下属机构总共69个。到1994年底，中国的事业单位总数达到130多万个，2600多万从业人员。

政府机构的膨胀，直接导致了政府部门组成人员的增加和政府支出的增长。经过1993年的机构调整，尽管部门数目减少了，但人员并未减少。5年后的今天，人数反而多增加了100万。截至1996年底，我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已达3673万人，比1978年增长了82.3％，大大高于我国同期总人口27.1％的增长幅度。财政供养人员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1978年的2.1％上升到1996年的3％。在财政供养人员中党政机关干部约1100万人。（注：1998年3月16日《人民日报》：“财政被‘官’压弯了腰。”）从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总人口与财政负担的脱产人员的比例来看：汉朝为3000∶1；清朝为1000∶1；而现在是38.8∶1，即使按1100万党政工作人员计算，这个比例也为156∶1。从我国与外国的对比来看：克林顿在第一任总统上台时指出，美国联邦政府近300万人的政府文职人员，占全国劳动力的2.8％；德国和日本政府的这个比例只有1.4％；英国是1.9％；而我国的这个比例数约为5％，也就是说，我国吃国家财政饭的人员与全国劳动力人口的比例是西方发达国家的2倍到4倍。（注：《作品》杂志1998年增刊第54页。）

总之，在我国，政府的行政权力和活动范围几乎无所不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是一种“泛政府”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中，政府的权力与活动范围，远远地超出了其应有的范围，政府部门极度扩张。我们正在进行的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市场取向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遏制政府部门的自我扩张，而相应地扩大市场主体的活动范围和有效地发挥其功能。

二、政府部门自我扩张行为的根源及社会危害性分析

纵观不同类型的国家政府部门自我扩张行为的表现，究其根源，既有相同的规律性，同时，也有不同的社会历史原因。

就相同的规律性来说，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的政府，一者它或多或少地总要集中反映和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和意志，具有公共性的一面；二者它又是“系统地采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构”（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47、44—45页。），具有强制性的一面。政府的这种强制性，还表现为主要源自国家政权力量的“超经济强制”和主要源自国家财产所有权的“经济性强制”。

政府所具有的公共性和强制性特征，为政府部门能够自我扩张准备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任何一个新政府，都宣称是整个社会利益和意志的代表，政府所推行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并以此号召全社会对政府意志的服从。

然而，政府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现实中，政府都“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47、44—45页。）诚然，政府本身不应有自己的私利，但操纵并组成政府的人却有着自身的利益，而且他们会借助政府的强制力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这时政府权力就完全表现为同人民大众的“分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执掌政府本身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只不过是通过政府来更好地实现他们自身的利益，其通常所采用的办法就是通过扩张政府部门从而间接地扩张了自己的权力，其自身利益的极大化也相应地得到了满足。在此过程中，公共性特征就起了一种很好的粉饰作用，他们利用其特殊地位，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们都是在为社会、国家、集体谋福利。

对于政府各个部门的组成人员来说，一方面他们是在以国家的名义行使权力，其行为具有相当大的自由，权力越大，自由也越大；“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注：塞利格曼主编《社会主义大辞典》第3卷第70页。）当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时，他们就会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所左右，他们对社会利益的理解也就会或多或少地夹杂着自身的利益，并促使他们不断地扩张权力；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灵活性与他们最大化利益动机的强烈刺激，使他们在实际中常常为了自身最大化的利益铤而走险。这两方面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我们不应该单纯地从官员是否正直方面去寻找原因，事实上无论谁处于这种地位，都会依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来行动。这里可能出问题的不是个人，而是官僚机构内部的约束机制。如果约束机构不能提供一种良性压力，以确保任何人处于某一特权地位时均不能过多地或丝毫没有地牟取私利，那么，再高尚的执政官也不能保证社会共同利益不被他或他的后继者有意或无意地损害。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这无疑地揭示了不论什么性质的国家中，政府部门自我扩张行为根源的共同规律性。

有共同的规律性，就必然地有特殊的矛盾性。在西方国家，政府部门扩张，还是由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所决定的。西方国家是把政府部门扩张作为其解决这些矛盾的有效途径。

“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是自由放任的古典市场经济的奠基石。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政府是消极的和充当“守夜人”角色。但是，随着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日益激化，自由放任带来的垄断、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危机等社会问题日益增多。这些问题开始危及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面对这种社会现状，那种“管事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旧有观念，以及根据这种观念所实行的控制政府权力及活动范围的法律也已经不适应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完全靠市场自发作用进行调节的自由主义的统治方法日益显示其难以解决根本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弊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从全局着眼，采用对社会经济事务的积极干预主义。政府权力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日益强化，资本主义政府部门扩张也就不可避免。

相比较而言，我国是一个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历史的东方大国，生产力水平极低，商品经济和市场事实上在我们国家过份弱小，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中一直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受封建残余的影响，形成了在政府中，一种重复地保护自己的权力范围、抗拒变革、扩大自己控制的地盘的倾向。再加上受“苏联模式”的影响，长期以来，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都实行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务，把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把太多的社会功能加在政府肩上，大大扩充了政府的职权范围，使政府权力日益强化，政府机构愈加臃肿庞大，终于形成了与这种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下政府权力无所不及，其触角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府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界限、政府与企业的界限、政治生活与市民社会的界限已经湮没，诸如经济资源完全由政府以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加以配置；人们的生活也完全笼罩在政府权力之下。缺乏制约、监督不力的情形困扰着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更进一步地助长了政府部门的自我扩张。

政府部门的自我扩张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首先表现为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增长。在西方国家中，政府部门自我扩张行为所带来的巨额代价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分析近20年我国财政支出的结构，可以看出，财政支出的大部分被“人头费”吃掉了。近年来，财政每年需要增加的工资性支出就达600多亿元，占国家新增财力的60％以上。人们戏称我国财政正在向“吃饭型财政”发展。政府部门自我扩张，必然导致机构庞大。机构庞大，也增加了行政管理费用支出。资料表明，我国财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1996年已达1040.80亿元，比1980年的60.79亿元增长了14.5倍，而同期的财政总支出只增长了5.46倍。行政管理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六五”时期为6.8％，“七五”时期为8.8％，“八五”时期上升为11.9％，到1996年进一步增加到13.1％。（注：1998年3月16日《人民日报》：“财政被‘官’压弯了腰”。）

其次，政府部门自我扩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必定要经受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482页。）恩格斯在致施米特的信中，把这种反作用进一步分解为三种情况：第一，它可以沿着经济发展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使经济发展比较快些；第二，它可以沿着经济发展相反的方向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第三，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经济发展沿着另一方向走。很明显。第二、第三种情况，都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这是政府部门自我扩张行为对社会经济发展发生负作用的典型表现。例如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正是政府部门自我扩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遏制了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和个人的积极性无法发挥，使企业丧失了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使本来在我国尚需大力发展的商品、市场经济不能建立起来，使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不能有效发挥，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以致往往把整个经济搞死，使其失去了生机与活力。

政府行政权力的极度扩张和财政支出水平的增长，是现代西方国家加强政府对市场干预的结果。面对着膨胀了的政府权力，人们意识到，市场本身不能解决问题，政府干预也未必能够奏效。市场本身有许多缺陷与不足，并非万能，但政府干预同样也非万能。这是福利国家存在近一个世纪以后人们对它理性思考的结论。面对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冲突，政府干预并非总是那么有效。相反地，在某些领域，由于政府权力的膨胀，干预越多，企业发展越缓慢，经济规律因之遭到破坏而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效益大大低于成本，由此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社会供给减少，商品服务价格上升，损害消费者利益。这不得不迫使人们重新思考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必要性。

在我国，由于政府部门的自我扩张，导致政企不分。政府部门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能形成科学决策的投资体制，造成了责任不清和决策失误。难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致使企业在实际上已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导致我国商品经济落后，市场狭小。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使许多本应该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或者通过社会中介组织来解决的问题，也是通过设立政府机构来管理，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和事务矛盾集中在政府身上。其结果是使社会产品和社会资源的运动被政府部门的这种扩张行为人为地分为能有效控制和无力控制的两块。对能有效控制的往往控制得过细过死，陷入了繁忙的企业事务之中；对于无力控制的却又往往放任，造成了我国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失衡。政府机构重叠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不仅滋生了文牍和官僚主义，助长了贪污腐败和不正之风，而且也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再次，政府部门自我扩张行为对民主政治与法治建设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18世纪盛行的消极政府时代，保障个人自由是时代的主旋律，权力分立，不能混合的观念居于主导地位。但随着资产阶级政府部门的自我扩张，国家机关之间的分权与制约的第一位已为相互合作所取代，立法、行政和司法不能混合的观念已不具有现实意义。分权原则主要地成为了一种保持国家最上层机关之间的平衡的政治原则，从而使当代政治演化的结果就是政府部门在国家机关体系中取得越来越优越的地位。人数众多、力量分散的国会除具有监督的作用外，在制定政策方面已丧失了主导地位。“事实上，现代政治体系本质上是‘官僚化的’——以文官统治为特征的。”（注：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体系：体系、过程和决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90页。）面对着这种政治现实，人们不得不提出，非经选举产生的官员行使如此巨大的权力，其合法性究竟何在？十分明显，是政府部门的自我扩张行为使“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失去了原来的政治意义。政府部门权力日趋强化，国家公共权力日趋由政府垄断，这无疑是对资产阶级议会至上的民主政治和“主权在民”的宪政原则的极大威胁。按照现代法治的原则，政府固然也应依据法律从事，但“无法律即无行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政府部门的自我扩张行为，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的直接危害是：政府行政权力由政府自己确定，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自己确定的权力由政府自己去行使，约束性很差；权力由政府领导人的讲话、指示、批示来体现，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随意性；权力由内部文件规定，只有少数官员知道，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监督也不易落实；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对其上级负责而不对法律负责，上级对其下级或不属于自身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予以干预，下级以及其他受干预的不敢提出反对意见。这样，在实践中就造成了职责不清，下级的晋升、奖励是通过满足上级的利益、欲望而获得实现的情形，形成了权力垄断、权力混淆、权力无法可依、甚至有法不依、权力制约机制不足等问题。权力商品化、权钱交易泛滥，寻租行为的出现和特权的存在亦在所难免。正如邓小平同志所严肃指出的“我们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32页。）这种特权，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也是政府部门自我扩张行为的产物，其突出的特征就是，在处理法律和权力的关系时，不是法律支配权力，而是权力支配法律，把权力凌驾于体现广大人民利益和意志的法律之上。在这种情况下，民主不复存在，“法治”不复存在，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政原则化为乌有。

三、遏制政府部门自我扩张行为的措施分析

政府部门的自我扩张行为，在过去已经引起了不少的流弊和社会危害；而对我国来说，还在继续发生阻碍国民经济市场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破坏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来遏制它。

正如一切存在的东西，在它取得存在的一般社会条件还在发生作用的限度内，我们无法凭着一己的好恶使它从历史上消失一样，资本主义既想维持其私人所有制的生产关系，继续推崇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又试图从上层建筑领域中，把加强政府部门的权力作为解决其内在矛盾冲突的良药，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面对着日益尖锐的各种矛盾，无论资本主义政治理论及其市场经济怎样发展，把如何发挥政府权力的效益摆在首位，其次才是防止权力滥用，资本主义社会自身都无法克服其所固有的矛盾。资本主义一步一步地走上国家资本主义或独占资本垄断之路，它的政治将不可避免地要极权化、官僚主义化。

马克思主义国家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国家走向消亡过程中的国家形态。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职能越来越简化，纯行政性机构将会逐渐减少，工作内容也将是逐渐减化，到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政府也就不复存在。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国家公共权力的作用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必须加强。没有这种公共权力，市场经济秩序就不能建立，社会生活就不能维持。但当权力的需要是绝对的时，权力的运行也绝对的会对社会造成伤害。现实中所存在的政府部门自我扩张行为，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因素。如何解决这对现行矛盾，对其扩张行为进行遏制，笔者认为应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必须根据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趋势，不失时机地转变政府职能。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所具有的政治性和公共性职能，在地位上并不是并驾齐驱的，而是有主次之分。社会越向前发展，政府的公共性职能就越突出。在这个过程中，就越需要政府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转变其职能。在发展的初始阶段，为了迅速地摆脱经济落后的制约局面和较快地建立起相当规模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政府对经济进行广泛的、甚至是直接的干预。我国的情况也是这样，也是政府通过给重要投资项目以财力支持的办法，或是用发展战略产品的办法，来进行直接调控。但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原有的政府干预制度造成了效率低下和发展的阻滞，市场的作用将会逐渐变得更为重要。因此，按照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形势的需要来建立、调整乃至撤消某些机构，坚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中心内容的政府机构改革方向，在现阶段就成为十分必要。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政府部门的自我扩张行为。

政府行为范文篇7

一、我国政企关系的新变化

1.政企关系类型日趋多样化

当前世界各国政府与企业关系大体上有三种：第一种是"警察与司机关系"，政府与企业没有隶属关系，政府只需要告诉企业什麽是不该做，企业其余事情政府一律不过问不干涉。这种政企业关系在欧美发达国家比较普遍。第二种是"手足关系"，即政府与企业之间相互依赖，官商一体。日本的政企关系属于该种类型。第三种是"父子关系"，企业隶属于政府，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政府对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拥有决定权。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企关系大致属于这种类型。

我国经过近20年的改革，政企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原来的纯粹的"父子关系"，而是在逐步向包括上述三种类型的混合型政企关系过渡：政府与部分国有企业之间、一些乡镇政府与其所辖的乡镇企业之间依然保持着"父子关系"；政府与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交通警与司机"的关系；一些地方政府与其所办的企业、部分乡镇政府与乡镇企业之间则形成了利害相关、生死与共的"手足关系"，政府与企业一体，政府企具有了业化倾向。

2.政府职能部门与企业的关系日趋突出

以前，每当谈起政府与企业关系，首先想到的就是政府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但是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其他所有制企业迅速发展，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支柱。政府与企业关系不再局限于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而政府职能部门与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企业整体之间的关系日益引起关注。这是因为职能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具有特殊性：首先是职能部门与企业的关系涵盖所有专业领域；其次是职能部门仅仅在某些特定职能上与企业发生关系；第三是职能部门与企业的关系是随机的，非紧密性的；第四是职能部门视企业为均质的，不论企业性质如何，规模多大，都按同等方式平等对待；第五是职能部门与企业的关系多为由法律调整的法律关系，这种关系很难由行政手段调整。因此，职能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现阶段政企关系中的基本关系，在国有企业改革进展到一定阶段后，职能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将是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全部内涵。

3.企业与所在地政府之间的关系重要性增强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与上级主管政府之间的关系逐步理顺，而越来越多的与所在地政府之间发生关系，如就业、税收、企业社会负担的转移、企业支援地方建设等关系。同时，大型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也面临如何与所在地政府打交道、建立良好关系的问题。这些企业绝大部分的日常经济活动都发生在所在地，要受所在地政府约束与管辖。当地政府对企业的态度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否顺利进行，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企业对当地政府的支持也会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良性发展。

4.政企双方在职责上越位与缺位行为同时并存

政府的越位行为表现在与国有企业政企不分、干涉企业经营、乱收费等方面。其缺位行为表现在国有资产出资者缺位、公共服务提供者缺位、市场竞争监督者缺位等行为。企业的越位行为表现是一些国有企业私自处置企业资产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强迫企业职工购买企业股份等行为。其缺位行为表现有国有企业没能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功能、企业不能按国家政策规定保障下岗职工权益、不履行保护环境职责产生严重污染以及偷税漏税等行为。

5.政企关系的当事主体呈现多元化状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企业关系不再仅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而是政府与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之间的关系；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不只是企业与专业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不仅要与主管政府打交道，还要处理好与企业的本部以及各分支机构所在地政府的关系。政企关系主体日益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所呈现出的上述变化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必经的阶段。对于我国的各级政府和各类企业来说，这些变化是新生事物，在处理双方关系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会影响良好政企关系的建立，从而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运行。

二、政企关系新变化产生的原因

1.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对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变化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为适应市场竞争，企业必须成为市场的主体，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成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企业法人，从而与在法律上是行政法人的政府具有平等的主体资格，两者之间不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法律上保证的这一平等关系，对政企关系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为建立新型的政企关系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要求政府职能进行转变以提高效率，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传统体制是下中国政府的经济职能具有明显的弊端。其一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与其他职能高度集中在一起，缺少必要的独立性；其二是政府的经济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和取代了市场机能，用经济计划和行政命令排斥和取代了市场机制；其三是强调用政府的经济职能（当然同时也使用其他职能）同时解决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问题，政府的经济计划和宏观管理直接"侵入"到企业的微观经营管理内部。这种状况直接阻碍了中国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转换政府职能以越来越成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迫切要求。因此对政府职能进行了转变，经过其主要表现是：（1）部分专业经济管理机构改组为经济实体或行业协会，不再承担政府职能。（2）暂时保留的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亦将生产经营权大幅度下放给企业，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和人员精简；（3）政府管理方式发生了初步转变，如减少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强化宏观调控职能等；（4）积极探索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实行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离的新路。政府职能的转变，为政企关系的变化消除了一个直接障碍。

2.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引进了外资，也产生了同时产生了几种新新性质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资独资企业。这些企业与我国各级政府在一开始就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因而为我国原来单一的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了探索的渠道。

3.所有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我国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沿着两条线进行的，一是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确立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国家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稳定运行。二是所有制改革，构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所有制基础。所有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到1997年迅速发展到占经济总量的1/4，涌现出了一些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非国有制经济的壮大与发展，为政企关系的转变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出现，也是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出现了纷纭复杂的局面，导致了政企关系新变化的出现。

三、合理的企业与政府关系模式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企业对政企关系的转变前景十分关心，并纷纷提出了自己所希望的政企关系模式。综合起来看，合理的企也与政府关系应该具备以下原则：

1.主体平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法人；同样，政府是公共秩序的维护者，是依法行政的行政主体，是能够承担行政行为责任的行政法人。企业法人和行政法人之间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因而从主体资格上看是平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2.法治原则。行政机关和企业是不同的主体，必然有不同的利益关系，调整这种关系的准则职能是法律。行政机关的活动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必然会影响私人利益，因此，行政活动职能在法定范围内，依照本机关的职责和权限行事，所实行的行政行为必须有充分确凿的证据并且符合法定程序。当行政权力被任意行使侵害企业权益时，企业有权要其行政机关补救或赔偿。企业也必须依法进行经营活动。

3.权利、义务对等。政府的权利是征收税赋，义务是为纳税人提公共服务；企业的权利是获得政府的公共服务，义务是向政府交纳税赋。

4.平等保护原则。在职能部门面前，不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是企业法人，因此，任何企业依法经营都要受到平的保护，任何企业违反法律都将受到相应的处罚。

5.高效原则。办事效率是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和业务能力的表现，是政企关系是否协调的重要标志。政府办事效率搞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同时推动企业效率的提高。国际经验表明，高效、廉洁的政府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与发展的关键。因此政府的办事效率不仅是政府内部问题而且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6.经济原则。经济原则适用三种情况：

（1）政府机构设置应遵循经济原则。一般来说，要实现政府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行政机构过小和公务员太少是不够的，但机构庞大人员冗肿也是不行的，因为会导致人浮于事、职责不清的问题，形成政府内部自我服务的恶性膨胀。因此，机构设置应考虑经费问题，尽可能的降低纳税人的负担或把有限的资源更多的应用于科学、教育、卫生等事业上去，造福于民。

政府行为范文篇8

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关键问题。它关系到我国企业能否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完善，经济能否实现健康、持续发展等重大改革课题，因此一直受到经济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关注。本文所涉及的政企关系并不仅仅是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

，而是包含了所有性质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1.我国政企关系的新变化

1.1政企关系类型日趋多样化

1.2政府职能部门与企业的关系日趋突出

1.3企业与所在地政府之间的关系重要性增强

1.4政企双方在职责上越位与缺位行为同时并存

1.5政企关系的当事主体呈现多元化状态

2.政企关系新变化产生的原因

2.1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对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变化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为适应市场竞争，企业必须成为市场的主体，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成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企业法人，从而与在法律上是行政法人的政府具有平等的主体资格，两者之间不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法律上保证的这一平等关系，对政企关系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为建

立新型的政企关系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

2.2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2.3所有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3.合理的企业与政府关系模式

3.1主体平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法人；同样，政府是公共秩序的维护者，是依法行政的行政主体，是能够承担行政行为责任的行政法人。企业法人和行政法人之间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因而从主体资格上看是平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3.2法治原则。行政机关和企业是不同的主体，必然有不同的利益关系，调整这种关系的准则职能是法律。行政机关的活动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必然会影响私人利益，因此，行政活动职能在法定范围内，依照本机关的职责和权限行事，所实行的行政行为必须有充分确凿的证据并且符合法定程序。当行政权力被任意行使侵害企业权益时，企业有权要其行政机关补救或赔偿。企业也必须依法进行经营活动。

3.3权利、义务对等。政府的权利是征收税赋，义务是为纳税人提公共服务；企业的权利是获得政府的公共服务，义务是向政府交纳税赋。

3.4平等保护原则。在职能部门面前，不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是企业法人，因此，任何企业依法经营都要受到平的保护，任何企业违反法律都将受到相应的处罚。

3.5高效原则。办事效率是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和业务能力的表现，是政企关系是否协调的重要标志。政府办事效率搞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同时推动企业效率的提高。国际经验表明，高效、廉洁的政府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与发展的关键。因此政府的办事效率不仅是政府内部问题而且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5.6经济原则。经济原则适用三种情况：

5.6.1政府机构设置应遵循经济原则。一般来说，要实现政府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行政机构过小和公务员太少是不够的，但机构庞大人员冗肿也是不行的，因为会导致人浮于事、职责不清的问题，形成政府内部自我服务的恶性膨胀。因此，机构设置应考虑经费问题，尽可能的降低纳税人的负担或把有限的资源更多的应用于科学、教育、卫生等事业上去，造福于民。

5.6.2政府制定或实行某项法规、条例时，应综合对比该项实行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或经济效益以及带来的负效益，当社会效果大于负效应时才能实施，反之则不应该实施。

政府行为范文篇9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经省级人民政府授权的市、县人民政府制定价格，具体工作由其所属价格主管部门负责。

定价机关应当按照法定的权限制定价格，不得越权定价。

第四条制定价格应当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以根据不同行业特点，确定具体的作价原则和作价办法。

第六条定价机关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反映适时制定价格。

第七条定价机关制定价格，应当依法履行价格（成本）调查、听取社会意见、集体审议、作出制定价格的决定、公告等程序。

依法应当开展成本监审、专家论证、价格听证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消费者、经营者及有关方面（以下简称建议人）可以向定价机关提出制定价格的建议。

第九条定价机关制定价格，可以要求相关经营者、行业组织提供制定价格所需的资料。

第十条定价机关制定价格时，应当对市场供求、社会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分析对相关行业、消费者的影响。

第十一条定价机关制定价格，应当开展价格、成本调查。

依法应当开展成本监审的，按照成本监审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制定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时，定价机关应当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论证。

对依法不实行听证的，定价机关可以选择座谈会、书面或者互联网等形式，听取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第十四条定价机关履行本规则第十条至第十三条规定程序后，应当形成制定价格的方案。方案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现行价格和拟制定的价格、单位调价幅度；

（二）制定价格的依据和理由；

（三）经过成本监审的，附成本监审报告；

（四）制定价格后对相关行业和消费者的影响；

（五）经过专家论证的，附专家论证意见纪要；

（六）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七）经过听证的，附听证会纪要；

（八）价格的执行时间和范围。

第十五条制定价格的方案原则上实行集体审议制。集体审议可以采用价格审议委员会讨论、办公会议讨论等方式。

实行集体审议的方式、人员组成和工作规则，由省级以上定价机关规定。

第十六条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和其他部门制定重要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应当按照规定报国务院批准。

第十七条定价机关是行业主管部门的，作出制定价格决定前应当书面征求同级价格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八条制定价格的方案经集体审议后，认为需要制定价格的，定价机关应当适时作出制定价格的决定。制定价格的决定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制定价格的项目、制定的价格；

（二）制定价格的依据；

（三）价格的执行时间和范围；

（四）作出决定的定价机关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制定价格的决定必须盖有作出决定的定价机关的印章。

第十九条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制定价格的决定作出后，由作出决定的定价机关在指定的报刊、网站等媒体上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条定价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定价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上级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对下级价格主管部门定价行为的监督。

业务主管部门的定价行为应当接受同级价格主管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一条制定价格有建议人的，定价机关应当以适当的方式将建议办理情况告知建议人。

第二十二条制定价格的决定实施后，定价机关应当对价格决定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和监测。跟踪调查和监测的内容应当包括：

（一）价格的执行情况，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二）企业经营状况、成本、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变化对价格的影响；

（三）相关商品或者服务市场供求状况和价格的变化情况；

（四）社会各方面对所制定价格的意见。

第二十三条定价机关有违法行为的，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据《价格法》进行查处。

第二十四条定价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制定价格工作中有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五条定价机关应当按照档案管理制度建立制定价格的卷宗并存档。

第二十六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可以依据本规则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政府行为范文篇10

[摘要]本文在委托─理论的框架内分析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指出地方政府官员对控制权回报的追求以及地方官员工作绩效的选择性显示，会导致地方政府过分关注辖区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偏离建设和谐社会所要求的综合发展目标。为了减轻地方政府行为的偏差，本文提出了加强地方人大建设、推进政务公开和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评价体系等建议。[关键词]和谐社会；地方政府行为；个人控制权回报；工作绩效选择性显示一、引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和谐社会的建设要靠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其中各级政府的作用尤为重要。本文假定构建和谐社会首先是中央政府的目标，但这一目标要通过有效的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的委托─活动才能实现。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在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的委托关系中，地方政府一方面可能会偏好地方性目标，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对自身绩效进行选择性显示，作出不利于中央政府目标实现的行为。这种委托─链条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差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必将妨碍我国建设全面和谐社会目标的达成。为此，本文在委托─理论的框架内分析了在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地方政府可能的行为偏差，以及如何减轻这种地方政府行为偏差对建设和谐社会的不利影响。二、政府行为的委托─分析经典委托—理论框架包括以下主要内容:①清晰的私有产权边界和行为主体的自由选择，这是市场中形成的委托─关系的产权基础；②行为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作为委托事项的具体处理者，人因拥有关于自己工作的隐蔽信息而处于信息优势地位，相比之下，委托人处于信息劣势，并因此而不能有效地监督人的行为；③行为主体间的效用目标冲突，人会利用合约的不完整性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妨碍了委托人目标的实现；④人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委托─分析框架的落脚点在于委托人如何通过建立适当的激励约束机制来获得人的适当行动，即促使人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尽可能地增进委托人的利益，从而达到双方的利益均衡。虽然经典的委托─理论最初运用于对企业所有者和经理行为的分析，具有较浓的“公司化”气息，但自从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人假设运用到政府行为研究中以来，委托─理论在对公共决策的分析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把地方政府与企业等社会生产组织进行类比，把地方政府官员看做与企业经理人一样的管理阶层。它们是在工业社会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是公众、企业、国家、社区等各利益集团通过非市场合约建立的公共管理阶层。它们具有特殊的信息优势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并作为中央治国者的人提供公共服务。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在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显然处于一种委托─关系中，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从信息结构看，在我国行政金字塔中地方政府处于较低层级，比中央政府更贴近社会生活的现场，对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比较了解，能更好地掌握信息(钱颖一等，1995)。特别是最低层级的乡镇政府，处于国家和社会的交界面上，和其它更高层次的政治单位相比，与当地微观社会组织的联系更加紧密和直接(杨雪东，2001)。可见，就涉及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委托事项而言，中央政府在信息获取上显然不如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其次，从行为目标的冲突来看，国家统治者在理性的驱动下，追求社会总产出和垄断租金的双重最大化，通过发展经济，保持持久的政权稳定，来降低交易费用和竞争约束(诺思，1991；张宇燕等，1998)。可见，作为国家的最高决策层，中央政府面对整个社会群体，其行为目标更倾向于社会公共福利最大化，这不仅是一种理论假设，也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所证明。而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放权使得地方政府的独立利益越来越明显(Qian&Weingast，1996)，对自身独立利益的追求构成了地方政府参与制度创新的动力(杨瑞龙，1998)，地方政府有较强的动机通过对本地资源的开发来扩大并增强自身的运作能力，从而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中央政府的委托目标。第三，就契约安排而言，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为了使保证全社会福利水平最大化的政策措施得以推行，会提出一系列激励约束措施，加强对人的监督，并激励人尽职尽力。作为人的地方政府据此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向和努力水平，尽管委托人与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但通过建立一种高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有可能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三、地方政府官员对控制权回报的追求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因此，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内容。但是，物质丰富并不必然带来社会和谐，我们还必须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第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正确处理和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关系，坚持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取向以及机会平等原则。具体来说，要保证社会成员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保证他们都能够接受教育，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和社会生活。第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是一个法制健全、秩序良好的社会。衡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标准就是社会稳定、秩序良好。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第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因此，构建和谐社会要求中央政府必须追求多元化的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社会公平、生态良好和资源节约等。但由于现实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委托─关系的存在，地方政府的行为可能偏离上述目标，从而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委托─关系的形成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对推动全社会的专业化分工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专业化分工程度较低，要素所有者直接占有、支配和使用各类生产要素来实现完全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但是，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和社会分工的扩展，两权分离的公司制组织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所有者直接占有、支配和使用生产要要素的情况越来越少，职业经理实际上掌握了公司的运作，发生了所谓的“经理革命”。威尔森(1969)、罗斯(1973)、莫里斯(1974，1975，1976)、詹森和麦克林(1976)、霍姆斯特姆(1979，1982)等把这种“两权分离”情况下的股东与经理的关系描绘成委托─关系。他们发现企业经营者与所有者具有不同的目标函数，企业所有者追求利润最大化，而管理者追求个人控制收益最大化。现代股份公司的发展使得公司的股权极端分散，大量小股东没有激励去监督经营者，管理者取得了较大的企业实际控制权，所有者的产权遭到削弱。因此，企业的成败既关乎所有者的利益，更关乎到管理者人力资本的回报水平。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在不完全合约概念的基础上用“剩余控制权”来定义所有权和产权。由于签订一项就交易的每个细节都有明确条款的合约所涉及的交易成本十分巨大，导致市场上有很多合约是不完全的，企业就是一种不完备的契约。进入企业的合约是不完备的，未来也是不确定的，因此当实际事态发生时，必须有人来填补不完备合约中的漏洞，这就是“剩余控制权”(residualrightsofcontrol)的由来。企业经营者的个人控制权是指他们实际上已取得部分的企业剩余控制权，拥有剩余控制权实际上已被看成是所有权的定义。自伯利和米恩斯(1932)的研究以来，管理者主导企业的模型受到了很多学者的重视(鲍莫尔，1959；马瑞斯，1964；威廉姆森，1964)，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多数大型企业中，管理者实际控制了企业，他们通常追求个人控制权的最大化(肖伯纳，1941)。企业理论的研究表明，控制权回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货币激励不足的缺陷，对激发经营者的“企业家精神”起到积极的作用(周其仁，1997)。但是，在以控制权为主导的激励结构下，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过度偏离，管理者为获得更大的控制权，热衷于盲目投资，扩大企业规模，并抵制来自外部的兼并收购行动(张维迎，1998)。地方政府官员追求的个人控制权，与以上企业经营者追求剩余控制权的逻辑基本一致。帕金森(1961)在研究工作量、时间和工作人数三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工作人员数量与完成工作量之间毫无关系，不管工作量增加或减少，工作人员数量几乎都不受影响，官员一直有增加下属的动力。这就是著名的帕金森定律。增加下属和制造出工作岗位，相当于提高了官员地位，增加了官员的个人控制权，这就是现实中很多因人设事、机构膨胀的逻辑。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官员同企业经营者一样，都是经济人，都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政府官员的个人效用函数主要包括货币化收益和非货币化收益两部分。货币化收益有岗位工资收入和在职消费，非货币化收益主要包括个人声誉、个人成就感、对权力的自由支配程度和政治支持等。对于官员来说，非货币化收益与货币化收益同样重要，其中个人对权力的自由支配程度就是官员的“控制权回报”。地方官员都希望领导更多的人、控制更大规模的资源，从而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力的含金量，这样的控制权回报对地方政府官员来说是最大的激励。按照经济学的解释，这种控制权回报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完备合约中的剩余权利，是不同层级政府间专业化分工的结果，是激励监督者的交易成本最低的契约安排。政府官员因其岗位职能而拥有的个人控制权既是一种效用来源，也是一种体制资本(撒列尼，1994)。个人的岗位控制权能为拥有者带来实在的利益，并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经济资本，它与物质资本一样具有保值增值的内在动力。因此，地方政府官员扩大自己的控制权回报的激励是内在的，这种扩张的实现机制也与企业管理者致力于扩大企业投资规模的机制相类似。很多研究表明，人在用其委托人的钱进行投资时，具有更大的风险承担倾向和扩大投资规模的冲动。这是因为如果投资失败，则大部分投资损失由委托人承担，而一旦投资成功，人可以享受到更多的实际利益。缪勒(1971)指出企业人对规模的追求要远远超过对利润的追求。与企业经营者通过扩大企业投资规模来扩展个人控制权边界的逻辑一致，地方资源开发和经济规模的扩大也成为地方官员个人控制权回报的主要实现途径。地方投资规模的扩张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有利于增强地方官员的个人控制权:第一、地方经济规模越大，官员的各种在职物质利益也越大，官员的支配能力、成就感等非物质性效用也越高；第二、地方投资规模越大，经济社会结构越复杂，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进行监督的成本会越来越高，中央政府的控制和约束不可避免地遭到削弱，这反过来进一步增强了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控制权；第三、地方经济规模扩大还会增加地方政府官员的谈判力量(bargainingpower)，地方政府在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处于更加有力的地位，有利于争取到更大的行政独立性和更多的政策支持。目前，我国各地方官员通过扩大辖区投资规模扩张个人控制权的动机十分强烈，有时甚至达到了不计成本的程度，预算软约束(softbudgetconstraint)状态使得有些地方政府盲目地铺摊子、上项目，大搞所谓的政绩工程，积累了巨额债务。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特殊的经济、社会条件有关，具体有四:第一、在现有的政治体制框架内，目前我国的地方官员的产生并非地方公众直接选择的结果，地方官员还不是地方公众的人，其效用目标的选择受地方公众的影响较小，有可能与地方公共利益偏差较大。第二、基于我国政府层级结构的现状，很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官员，特别是基层政府官员很难获得政治上较大的提升，他们个人效用的满足主要取决于个人控制权回报。第三、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控制权回报与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放权和财政分税制等措施的推行，导致地方独立的财政利益日见突出，而地方财政的支出规模有赖于地方经济规模的扩大。第四、我国的市场经济转轨是一个渐进的增量改革过程，其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地方政府积极干预经济发展过程，发挥了较大的市场增进功能。较强的政府干预使得地方官员面对着大量体制性垄断租金，他们的个人控制权回报更加清晰，利益扩张的动机也就更加强烈。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经济转轨时期，正是我国地方政府官员对个人任期控制权回报的强烈追求使得地方政府热衷于经济发展目标，盲目追求投资和GDP增长，从而忽视了建设和谐社会所必需的其他社会发展目标，如环境保护、节约资源、维护社会平等和制度文化建设等。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根本转变，势必在长期内影响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四、地方政府绩效指标的选择性显示委托—关系的形成有多种情况，有时委托人仅就单项事务委托他人，有时委托人也会就多项工作委托他人。由于监督是有成本的，而这种成本会因为不同的工作性质而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多项工作的委托─关系中，委托人对同一人所从事的不同工作进行监督时所需要的成本是不一样的，委托人对不同工作的监督效果是不同的，有些工作可能比另一些工作更难评价。在对不同工作进行监督的难易程度不同的情况下，由于“隐藏信息”的存在，人很容易将其从事的工作进行监督难易程度上的分类，在此基础上，为了获得对自己有利的绩效评价，人会对易于监督的工作投入过度的努力，而忽视其他事项，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例如，我国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很多弊端都是由过分注重升学率的考核制度带来的，对升学率的过度关注导致教师忽视了对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和道德品质等综合素质的培养，因为对学生升学率的考核远比对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和道德品质等的考核容易。基于以上逻辑，我国地方政府会利用自己所具有的信息优势，对自身的绩效进行选择性显示，在完成上级政府考核指标的过程中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过度关注那些易于监督的工作指标的达成，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目标，在实践中偏离建设和谐社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必须与各级地方政府达成一项多任务的委托─合同，内容包括地区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保护、维护社会稳定、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等。其中GDP增长率、税收增长率和就业率等经济增长事项比较容易评价，只要通过对相关指标的统计结果进行评价就可以完成了，涉及的监督成本最低。相比之下，对生态环境保护等其他社会发展目标的监督则要困难得多，因为这些发展目标大多是隐性的，无法通过直接的统计数据进行评价，对它们的考核势必要涉及到大规模的实地调研和复杂的评估程序，从而导致较高的监督成本。因此，从中央政府作为理性的委托人的角度来看，把地方GDP增长率、税收增长率和就业率等指标作为考核和奖惩地方官员的主要指标，无疑是监督成本最小的方式，有的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为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绩合法性”(陈剩勇、马斌，2004)。周黎安(2004)在委托─框架内，对我国28个省1980-1993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各省的经济绩效与地方官员的晋升之间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性。在我国目前的行政体制下，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主要来自上级政府，辖区公众的监督机制还不完善，在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上级政府自然十分偏爱以上成本最小化的绩效考核方式。此外，从地方政府作为人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理性地认识到上级政府的选择，会利用上级政府的信息劣势采取机会主义对策，地方政府会把大部分力量投入到经济发展中去，特别是努力扩大地方经济规模，以经济增长的高指标来争取上级对自己的有利评价，这必然导致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其他发展目标重视不够。在对自身绩效进行选择性显示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还可能因为以下三方面因素而得到强化:第一、在具体实施监督的过程中，上级政府为了减少监督成本，一般主要依赖地方政府自报经济发展方面的指标数据。地方政府有动力利用我国政府层级过多、链条过长的不足，传递虚假信息，虚报经济增长数据，以获得较好的绩效评价。地方政府层层上报的统计数据大量失真的情况在我国并不少见，特别是在那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这种情况更为严重。第二、由于上级监督不力和辖区公众监督还不能完全到位，地方政府有可能为了达到上级政府易于观察的“政绩显示”目标，忽视群众利益，盲目进行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建设，制造了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例如，很多地方盲目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活动，很多被拆迁户的利益得不到及时补偿，近年来城市拆迁户上访事件频发揭示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绩显示”的巨大危害性。第三、由于隐藏信息的存在，地方政府官员很可能透支辖区未来的长期增长潜力，导致严重的届别机会主义行为。目前，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普遍在3-5年左右，很容易引发政策上的短期行为。2002年以来，有些地方政府新领导班子上任后，急于创造政绩，纷纷选择产值高、税收多的大项目，企业的利润扩张与地方政府政绩冲动互相推动导致了一些行业的投资过热。但短期的利税增长并不能准确反映一个地方经济增长的质量、结构和可持续性，在很多情况下削弱了长期增长的潜力。五、主要结论和政策含义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政府官员具有一种偏离选民利益，在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内努力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然倾向。根据以上分析，我国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效用的满足主要体现在个人控制权回报上。为了尽量扩大自己的个人控制权回报，地方政府往往会专注于地方经济规模的横向扩张，忽视其他社会发展目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中央政府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此外，在多任务委托─框架内，由于不同任务监督成本的差异，把地方经济增长指标作为主要的考核指标是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和作为人的地方政府共同的理性选择。因此，我们需要从以上两方面入手来分析如何减轻地方政府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的行为偏差。第一，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差主要是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因此，有效的解决办法在于缩短信息传递链条，提高监督者信息的有效性。从逻辑上看，我国地方政府实际上处于两个委托─链条中: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纵向委托─关系；二是辖区公众与地方政府的横向委托关系。前一个委托─关系是通过垂直的政府层级实现的，中央政府远离监督的现场，信息传递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行政链条，监督者的信息劣势十分明显。相比之下，辖区公众位于监督现场，能直接感受到地方政府施政的成效，理应能更有效地监督地方政府行为。但由于一般民众在进行监督的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和较高的监督成本，要使公众监督能够有效地实行就必须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首先，社会需要一个能代表地方公众利益的组织来实施监督，地方人大就是这样一种组织。由地方人大来代表社会公众实施监督不仅具有信息优势，也具有成本优势。因此，在上述两个委托关系中，我们要着重理顺横向委托关系，加强地方人大对地方政府的同级监督，在制度上构筑地方人大与同级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为此，我们必须强化地方人大在地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主导功能，引导地方各类利益集团的形成，以搭建有效的地方公共选择权力的制衡机制。今后特别要注意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增加地方人大的代表性，普通居民代表可以按照法定程序进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使得地方辖区内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的意志能得到更多的体现，在地方政策供给过程中保持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导性。第二，为了进一步减轻委托人信息劣势的影响，必须加强政府公开力度，进一步扩大监督主体的知情权，发挥社会舆论监督的力量。从我国政务公开的现状来看，目前最迫切的是要尽快进行我国有关政务公开的立法工作，使得政府行政信息披露法治化，消除政府和外界在信息交流上的困难，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首先，要完善群众监督网络，保持渠道畅通，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开辟政府公开的新途径；不断创新和完善群众监督的实施方式，如信访举报制度、特邀监察员制度和行风评议制度等。其次，在政府决策环节实行监督听证制度，加强政府重大决策的事中监督。所谓听证制度就是由公民推选的代表或公民监督组织，就特定的决策事项向政府部门提出质疑询问的一项制度。在实践中坚持和完善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有利于增加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和科学性，防止政府决策对公共利益的损害。第三、进一步强化舆论监督的力量，加强社会舆论监督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在西方发达国家，舆论监督被视为第四种权力，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并列，这足以说明舆论监督的强大力量。公共媒体报道能以其传播的迅捷和广泛性，对被监督者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社会压力。针对目前舆论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今后特别需要加快社会舆论监督的法制建设，不断提高舆论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及社会责任感，使舆论监督能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映社会公众的心声，成为制衡政府可能的行政不当的有效力量。第三，适应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评价体系。我们一定要用科学精神对待现有的GDP核算制度，牢固树立全面的发展观，通过确立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来正确地规范地方官员们的行为取向，引导地方官员注重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避免地方官员绩效的选择性显示。为此，应设计一套科学、规范、可量化的干部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其中不仅要有经济增长速度指标，更要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和环保指标，在现有GDP考核体系中增加绿色GDP和人文GDP指标。1993年联合国提出绿色GDP概念，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费用。人文GDP则是为保障人的全面发展而投入的财富增长指标，包括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等。笔者认为，今后新增的绿色和人文GDP至少应包括以下8方面指标:①资源利用指标；②生态指标；③环境污染指标；④历史文化保护指标；⑤公众素质指标；⑥社会风气指标；⑦公共设施建设指标；⑧政府投入之指标。[参考文献][1]胡书东.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M].上海三联书店，2001.[2]金太军.当代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现状及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9(7)[3]李军杰，钟君.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基于公共选择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04(4).[4]路易斯·普特曼，兰德尔·克罗茨纳(编).企业的经济性质[C].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5]潘小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若干思考[J]1政治学研究，1997(3)[6]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7][美]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8][美]麦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制道与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9]杨善华，苏红.从“型政权经营者”到“谋利型政权经营者”——向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乡镇政权[J].社会学研究，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