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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险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8 01:27:10

责任险

责任险范文篇1

国际货运责任险的产生

国际货运所承担的责任风险主要产生于以下三种情况：

一种是国际货运本身的过失。国际货运未能履行义务，或在使用自有运输工具进行运输出现事故的情况下，无权向任何人追索。

另一种是分包人的过失。在“背对背”签约的情况下，责任的产生往往是由于分包人的行为或遗漏，而国际货运没有任何过错。此时，从理论上讲国际货运有充分的追索权，但复杂的实际情况却使其无法全部甚至部分地从责任人处得到补偿，如：海运（或陆运）承运人破产。

还有一种是保险责任不合理。在“不同情况的保险”责任下，单证不是“背对背”的，而是规定了不同的责任限制，从而使分包人或责任小于国际货运或免责。

上述三种情况所涉及的风险，国际货运都可以通过投保责任险，从不同的渠道得到保险的赔偿。

国际货运责任险的内容

国际货运投保责任险的内容，取决于因其过失或疏忽所导致的风险损失。如：

错误与遗漏，虽有指示但未能投保或投保类别有误；迟延报关或报关单内容缮制有误；发运到错误的目的地；选择运输工具有误；选择承运人有误；再次出口未办理退还关税和其他税务的必要手续保留向船方、港方、国内储运部门、承运单位及有关部门追偿权的遗漏；不顾保单有关说明而产生的遗漏；所交货物违反保单说明。

仓库保管中的疏忽。在港口或外地中转库（包括货运自己拥有的仓库或租用、委托暂存其他单位的仓库、场地）监卸、监装和储存保管工作中代运的疏忽过失。

货损货差责任不清。在与港口储运部门或内地收货单位各方接交货物时，数量短少、残损责任不清，最后由国际货运承担的责任。

迟延或未授权发货，如：部分货物未发运；港口提货不及时；未及时通知收货人提货；违反指示交货或未经授权发货；交货但未收取货款（以交货付款条件成交时）。

国际货运责任保险的方式及渠道

国际货运投保责任险时，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供选择，即有限责任保险、完全法律责任保险、最高责任保险、集体保险制度。国际货运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进行投保。

国际货运的有限责任保险

国际货运仅按其本身规定的责任范围对其有限责任投保，国际货运的有限责任保险主要分三种类型。

第一类，根据国际货运协会标准交易条件确定的国际货运责任范围，国际货运可选择只对其有限责任投保；第二类，国际货运也可接受保险公司的免赔额，这将意味着，免赔额部分的损失须由国际货运承担。保单中订立免赔额条款的目的是：一方面，使投保人在增强责任心、减少事故发生的同时，从中享受到缴纳较低保险费的好处；另一方面，保险人可避免处理大量的小额赔款案件，节省双方的保险理赔费用，这对双方均有益。免赔部分越大，保险险费越低，但对投保人来说却存在下述风险，即对低于免赔额的索赔，均由国际货运支付，这样当它面对多起小额索赔时，就会承担总额非常大的损失，而且有可能根本无法从保险人处得到赔偿；第三类，国际货运还可通过缩小保险范围来降低其保险费，只要过去的理赔处理经验证明这是合理的。但意料之外的超出范围的大额索赔可能会使其蒙受巨大损失。

国际货运的完全法律责任保险

国际货运按其所从事的业务范围、应承担的法津责任进行投保。根据国际货运协会标准交易条件确定的国际货运责任范围，国际货运可以选择有限责任投保，也可以选择完全责任投保。但有的国家的法院对国际货运协会标准交易条件中有关责任的规定不予认定，所以，国际货运进行完全法律责任保险是十分必要的。

国际货运的最高责任保险

在某些欧洲国家，一种被称为SVS和AREX的特种国际货运责任保险体制被广泛采用。在这种体制下，对于超过确定范围以外的责任，国际货运必须为客户提供“最高”保险，即向货物保险人支付一笔额外的保险费用。这种体制尽管对国际货运及客户都有利，但目前仅在欧洲流行。

国际货运的集体保险制度

在某些国家，国际货运协会设立了集体保险制度，向其会员组织提供责任保险。这种集体保险制度既有利也有弊。其优点是使该协会能够代表其成员协商而得到一个有利的保险费率；并使该协会避免要求其成员进行一个标准的、最小限度的保险，并依此标准进行规范的文档记录。这种制度的缺点是，一旦推行一个标准的保险费率，就等于高效率的国际货运对其低效率的同行进行补贴，从而影响其改进风险管理、索赔控制的积极性；同时使其成员失去协会的内部信息，而该信息可能为竞争者所利用。

国际货运主要通过四种渠道投保其责任险：

一是所有西方国家和某些东方国家的商业保险公司，可以办理国际货运责任险；二是，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公司，通过辛迪加体制，每个公司均承担一个分保险，虽然该公司相当专业，但市场仍分为海事与非海事，并且只能通过其保险经纪人获得保险；三是，互保协会也可以投保责任险。这是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运输经纪人，为满足其特殊需要而组成的集体性机构。另外一种是，通过保险经纪人（其自身并不能提供保险），可为国际货运选择可承保责任险的保险公司，并能代表国际货运与保险人进行谈判，还可提供损失预防、风险管理、索赔程度等方面的咨询，并根据国际货运协会标准交易条件来解决国际货运的经济、货运、保险及法律等问题。

国际货运责任保险的除外责任

责任险范文篇2

关键词：董事责任保险；保险经济学；保险需求；公司治理

董事责任险(全称应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本文简称“董事责任险”)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责任险，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被上市公司普遍地采用，美国某些行业的投保率甚至达到100%，因此，对这一广泛应用的险种进行研究，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董事责任险承保的是董事责任诉讼风险，而超过半数的董事责任诉讼是由股东发起的，是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董事责任险承保的实际上就是公司治理风险；另一方面，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许多假说，如薪酬说、监督说等同时也是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课题，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研究必然大大推进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此外，董事责任险的买卖双方都是具有相当专业知识的机构，企业要决定买不买以及买多少，而保险公司会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收取相应的保费。企业的决策是建立在明确具体的风险管理战略基础上，从而符合理性人的解释，还是纯粹出于惯性，从而更符合行为金融的解释?董事责任险为我们检验这些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一、基本理论及相关命题

传统上，人们将公司购买保险的动机归为风险厌恶。风险厌恶用于解释董事责任险的个人需求部分是有足够说服力的——董事和高管人员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股东诉讼的风险，而股东诉讼往往可能使董事面临巨额的赔偿，使其个人财富处于极大的不确定性之中。这样，风险厌恶的人要么不愿出任董事和高管，要么就采取过于保守的管理策略，以减少出错的机会，而这对于企业来讲都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为了吸引管理人才，并激励其开拓创新，企业就会为任职的董事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购买董事责任险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风险厌恶却无法很好地解释董事责任险的公司需求部分。因为公司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转移机制，在公司这样的企业组织形式下，风险是由股东依据其股份多少来分摊的，而股东又可以通过资产多元化来规避这部分非系统风险。另外，从投资——收益的角度来看，由于保费加成的存在，董事责任险的保费往往超过预期理赔成本，因而，作为一项投资，董事责任险的净现值为负。这就使得董事责任险公司需求部分的存在显得让人难以理解。

对公司保险需求的经典解释来自Mayers与Smith(1982)，他们从MM定理出发，提出了公司购买保险的七大动机：

第一，保险公司是最佳的风险承担者。交易成本的存在决定了公司的风险具体由哪一方来承担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是不同的。由于人力资本具有不可分割性，公司管理者和员工要求的风险补偿往往较高，而股东和债权人尽管可以利用资本市场来规避风险，但受资本存量制约，其风险承担能力有限。保险公司是专门从事风险管理的，在风险评估和防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能够降低风险管理的成本，从而提升公司的价值。

第二，保险可以降低期望破产成本。公司破产时要发生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费用，将主要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企业破产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因而，只要预期破产成本减少的现值超过保费加成的现值，企业就有动力购买保险。

第三，保险公司可以提供有效的理赔服务。由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结果，保险公司在处理索赔方面享有比较优势。对于因财产损失和责任诉讼引起的索赔，保险公司将利用其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点进行处理，公司的理赔部门还会对相关处理决定进行复核。尤其是在责任诉讼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将聘请经验丰富的当地律师，代表企业进行抗辩。

第四，保险公司可以发挥外部监督者的功能。根据理论，公司各个相关方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其决策都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由于缔约成本的存在，人们无法事先签订一个面面俱到的契约，总有一些事项是合同中没有约定的，于是就产生了监督的需要。而保险公司便可以充当监督者的角色，而且，相对于其他监督机制，如外部顾问等，保险公司会更加尽责。

第五，保险可以约束管理者的投资决策。由于股东和债权人利益上的分歧，企业有可能投资于某些净现值为负或拒绝某些净现值为正的项目，债权价值会因此而减少，股权价值却增加。意识到这种财富转移的可能性，债权人就会在购买债券时压低报价。为了降低融资成本，企业不得不在债务合同中承诺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进行自我约束，而购买某些保险便是常用的方法之一。

第六，保险可以减少期望税赋。税法某些条款的规定使得当公司的税率是累进制时，相对于自保来说购买保险会降低企业的期望税赋。

第七，保险可以降低监管成本。某些行业的产品定价是受到管制的。为了确定一个合理的价格，监管方必须对损失的分布进行估计。而保险公司在损失估算方面是专家，他们通过测算损失发生的概率与损失的期望值来确定风险的大小，并在此基础上加成，从而确定具体的保费。为了提高效率，监管者就倾向于由保险公司负责损失估算。另外，由于保费加成随着产品价格转移给了客户，企业也有购买保险的动力。

在后来的研究中，Mayers与Smith(1987)对保险在约束企业投资决策方面的功能进一步做出了论述：意外损失使得某些资产的价值取决于未来的追加投资，因而具有买入期权的特征——如果损失不发生，资产的价值与未来的投资决策无关，而一旦损失发生，其价值就要看公司是否会追加投资以重置该项资产。另一方面，在企业的资本结构中存在债务的情况下，追加投资的收益将主要用来偿还债务，从而使得股东的境况有可能比没有追加投资时还要差。这样，即便净现值为正，企业也不愿追加投资。投资不足将导致债权人可能无法足额收回借款。因此，债券发行时，债权人就会把投资不足的风险考虑进去，并反映在其报价中，投资不足产生的成本最后还是由股东承担。为了获得低成本的资金，企业就会千方百计使债权人打消疑虑，例如，在债务合同中规定限制分红，留存一定的资金用于偿还债务或进行投资。为某些资产购买保险也是债务合同中经常采用的措施。此外，他们还对最优保额进行了研究，认为避免投资不足没有必要足额投保，最优保额的临界点由资产结构中债务的金额与损失净额来决定，债务金额和损失净额越大，保额就应该定得越高。

在Mayers与Smith(1982)的保险监督功能基础上，Holderness(1990)将董事责任险需求与公司治理联系起来。他认为，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董事责任险可以从不同方面起到监督管理层的作用：首先，保险公司在决定承保之前，要对被保险人进行彻底的了解；其次，当董事责任诉讼发生，企业根据保单索赔时，保险公司要对引起纠纷的董事行为进行全面的调查；此外，董事责任险还有利于其他监督机制的发挥——董事责任险的存在，使企业更有可能招募到胜任的独立董事，增强了董事会的独立性，从而更有效地维护股东利益。这样，Holdemess(1990)就做出论断：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是为了实现对管理层的监督。他根据1979年Wyatt的董事责任险报告对这个论断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所有权与管理权越是分离从而问题越是严重的公司越是倾向于购买董事责任险。

Romano(1991)对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的动机有不同于前人的看法。她认为，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的目的是避免董事决策失误给股东造成的损失。通常，补偿管理者因为董事责任诉讼所遭受的损失是公司的法定义务(CorporateIndemnifieationPlans-CIPs)，公司还可以通过修改章程对董事的责任加以限制(LimitedLiabilityProvisions-LLPs)。这样，在CIPs法定LLPs普遍采用的情况下，董事的利益已经得到有效保护，公司没有必要再购买董事责任险。董事决策失误的最大受害者是股东，董事责任险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股东，因而股东最有动力购买董事责任险。

Gutierrez(2000)也是股东利益保护说的支持者。但不同于Romano(1990)关于董事责任险在CIPs法定、LLPs普遍采用下没有必要存在的论据，她认为董事责任险和LLPs都是优化董事薪酬契约的均衡解的一部分。通过一个三阶段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Gutierrez(2000)证明了股东可以通过对董事法律责任与薪酬的设定，确保董事有动力去履行职责，而股东有动力进行诉讼，从而实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她的推理可以归纳为：股东诉讼是有成本的，因此赔偿金额必须足够高股东才有动力行使诉讼权。而另一方面，股东诉讼权的行使还受到董事的支付能力的影响，在缺乏董事保障措施的情况下，对于同一赔偿金额，如果董事支付能力弱，股东因担心无法足额获得赔偿，就缺乏诉讼的动力；如果董事支付能力强，而赔偿额又高的话，即使董事存在过错的可能性很低，股东也有动力频繁提起诉讼。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实现，因此，有必要为董事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具体来讲就是，当董事支付能力强时，最好的办法是对最高赔偿额进行限定，或是对董事责任加以限制，从而防止股东诉讼过度；当董事支付能力弱时，就需要为董事购买保险，从而刺激股东诉讼的积极性。

这些理论为研究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通过后人的补充与引申，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命题：

1.风险厌恶说。董事责任险是公司吸引风险厌恶的管理人才为企业服务的手段。这样，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受到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以及公司发生诉讼风险的可能性的影响。由于大公司拥有更多的员工和更多的资产与客户，其面临的诉讼风险更大，因而公司的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正相关。一些引起公司规模变动的活动，如资产并购和剥离等会增加诉讼风险，因而会增加公司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拥有公司股份的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较高，因此董事责任险需求与管理层持股正相关。另外，由于独立董事的风险大于内部董事，独立董事的比例与董事责任险的需求也应该正相关。

2.薪酬组成说。董事被认为是风险厌恶的，对于其任职的风险会做出理性的预期，并索取相应的风险报酬。这样，董事责任险就可以看作是董事薪酬的一部分。按照这个说法，董事责任险需求应该与董事的其他形式的报酬负相关。

3.管理者资质信号说。通常，优秀的管理者较少遭到董事责任诉讼。为了向外界显示自己的才能，优秀的管理者就倾向于把免赔额定得高一些。当管理者的资质不易评价时，这种信号的作用尤其重要。由于成长型公司和股价波动大的公司的业绩容易受管理者资质之外的因素影响，其管理人员更加需要通过高免赔额增强投资者信心，因而，成长型公司和股价波动大的公司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较小。

4.财务困境说。财务困境或更严重情况下的破产，会给企业造成巨大成本，届时，破产企业很可能将无法履行对董事的损失补偿承诺。这样，董事责任险需求就与公司发生破产的可能性正相关。由于负债会增加破产风险，公司的保险需求就会随着负债比率的提高而增加。而公司过去的收益率是公司财务状况的一个很好参照，收益率越高，公司出现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小，因此过去的收益率与董事责任险的需求负相关。此外，大公司抗风险能力强，有一大部分风险是自留的，而且，破产成本并非随着公司规模增长而成比例增加，公司的保险需求就应该与公司的规模负相关。

5.监督说。董事责任险相当于为企业引入了一个外部监督者。保险公司在承保和理赔等各个环节，都要对董事的行为和决策进行严格调查，这就起到了对董事的监督作用。监督假说意味着，公司规模越大，从而由额外监督获得的益处越多，就越有可能购买董事责任险。同时，考虑到董事责任险与其他监督机制的替代性，董事责任险需求应该与独立董事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负债比率、管理层持股比例等负相关。与董事会独立性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CEO(ChiefExecutiveOfficer)兼任COB(ChairmanoftheBoard)对董事责任险购买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CEO—COB的分离有利于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从而有利于监督机制的发挥，因此二者的分离与董事责任险具有替代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保险公司在承保董事责任险时，往往要求独立董事必须达到一定比例，并且CEO与COB由不同的人分别担任，这样，董事会的独立性连同CEO—COB的分离与董事责任险就是互补的。

6.强势管理者(entrenchedmanagers)说。董事责任险是一种董事保护机制，董事只需分摊很少一部分保费，却可以享受董事责任险带来的全部利益。而且，公司购买保险是无须征得股东同意的。这样，只要董事的报酬没有因为购买了董事责任险而被相应地下调，董事就会乐于购买董事责任险。由于董事越是强势，就越可能忽视其他股东的意见，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应该与CEO的表决权正相关。另一方面，随着管理层股份持有的增加，董事分摊的保险费增加了，而所获取的好处却不变，因而，董事责任险需求就与其管理层拥有的股份负相关。

7.股东利益保护说。董事责任险的主要功能是保护股东。因为资产价值是股东损失的上限，董事责任险需求就应该与公司资产价值正相关。

8.服务效率说。保险公司作为专业的风险管理者，在风险评估、损失防控与处理索赔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企业借助于保险公司可以更有效地进行风险管理。一般来讲，大公司更倾向于设立自己的风险管理部门，并采用金融衍生工具等较复杂的手段避险，而小公司更加依赖保险这种传统的风险管理手段。这样，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与公司的规模负相关。

9.防止投资不足说。保险具有约束管理者投资决策的功能。公司资本结构中债权的比例越高，股东转移财富的可能性越大，这样，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应该与资产负债比率正相关。另外，由于成长型的公司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投资，因而成长型公司应该更倾向于购买董事责任险。

10.避税说。累进制税收意味着在低收入区税收函数是凸的，而在高收入区税收函数则是线性的。凸性税收函数使得公司的期望税赋要超过其期望税前收入所对应的税赋。这样，应税收入处于税收函数凸起部分的公司或者说预期税前收入波动性大的公司更有可能购买董事责任险。

11.降低监管成本说。监管者为了降低成本，会依赖保险公司的损失评估来定价，这样，受监管的公用事业公司更倾向于购买董事责任险。

这些假说更多的是逻辑推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情况却不得而知。而且，根据不同的假说，同一个变量对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有时是相反的。例如，按照服务效率说，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负相关，而股东利益保护说、风险厌恶说、监督说却意味着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正相关。那么，公司规模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净效应是正还是负，这些都使得相关的实证检验成为必需。

二、实证检验结果

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数据的缺乏，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假说的实证检验一直无法进行。虽然Wyatt也提供一些董事责任险方面的报告，但他的数据是通过调查来搜集的，其准确性难免让人怀疑。

最早的保险需求实证检验来自Mayers与Smith(1990)。他们以1276家所有权结构不同的产险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保险需求的一个特殊部分——再保险的需求进行了研究。检验结果发现：所有权集中程度与保险需求正相关；集团公司成员更倾向于购买保险；公司规模与保险需求负相关；信用状况与保险需求负相关；地域集中度与保险需求负相关；业务集中度与保险需求负相关。这样，保险公司是最优风险承担者和有效服务提供者的功能得到了支持，而保险在减少期望税赋、防止投资不足和降低破产成本方面的作用却不能确定。

由于Mayem与Smith(1990)研究的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还有待考察。正如他们指出的那样，所有权集中度、公司规模和信用状况对保险需求的影响或许可以直接推广到工业类公司，而地域和业务的集中度与非保险公司的保险需求是否有关还存在疑问。另外，如果使用工业类公司的数据对相关论断进行检验的话，变量还要重新设计。

1992年英国的Cadbury报告和1993年加拿大的Dye报告改变了长期以来保险数据不透明的状况，两国的证券监管委员会采纳了报告的建议，将有关公司使用的避险工具及董事薪酬作为法定公开信息。至此，对董事责任险需求命题的实证检验终于成为了可能。

Core(1997)是第一个对董事责任险需求进行实证研究的人。他用222家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对加拿大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的动机进行了分析，发现企业是否购买董事责任险主要是由其诉讼风险与发生财务困难的可能性的大小来决定的，这就支持了风险厌恶说与财务困境说。检验结果不支持董事责任险是董事薪酬组成部分的说法，因为没有发现董事责任险与其他董事报酬具有替代性。在管理层持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关系方面，Core(1997)的结论是，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董事责任险的需求越低，支持了监督说以及强势管理者说。

Core(1997)对降低监管成本说的检验结果是肯定的，而董事责任险减少投资不足的作用不显著。他的模型的一个缺点是预测性太差，其对决定购买董事责任险的预测准确率为76%，而对决定不购买董事责任险的预测准确率只有34%。在后来的研究中，Core(2000)对董事责任险的保费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决定保费高低的因素与决定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因素基本相同。

O’Sullivan(1997)通过对366家英国公司的截面数据，对Holdemess(1990)的监督说进行了检验。他发现：由于董事责任险的保费相对较高，小公司多使用大股东和管理层持股作为监督机制。而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为达到一定股权比例，股东所要支付的成本也在上升，靠增加所有权来监督管理层变得昂贵，因此大公司更多地使用董事责任险和独立董事作为监督机制。此外，在管理层持股与董事责任险的关系方面，他得出的结论与Core(1997)一致，即二者具有替代性。

更晚些时候，Boyer与Delvaux-Derome(2002)第一次使用面板数据对董事责任险需求进行了分析。他们的样本包括327家加拿大公司1993年—1999年的董事责任险数据。结果表明：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正相关，但只有以资产价值来衡量公司规模时，这种相关性才显著，而以股权市值计算的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没有关系；公司的财务状况与董事责任险的需求负相关；股价波动性与董事责任险需求负相关，他们对此的解释是，股价的波动模糊了董事的管理能力与公司业绩之间的联系，使得股东胜诉的可能性下降，从而股价波动性越大，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越小；在董事会结构方面，他们只发现金融机构持股比例和独立董事比例与董事责任险需求存在负相关，而CEO—COB的分离以及CEO的投票权对董事责任险需求没有影响；对于管理层持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关系的检验，其结论同样是二者负相关；但Boyer与Delvaux—Derome(2002)在美国上市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方面得出的结论不同于Core(1997)，他们没有发现董事责任险的需求与美国上市之间存在联系的证据。

Chalmem，Dann与Hafford(2002)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动机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解释：管理层的机会主义。他们对1992年-1996年上市的72家美国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1nitialPublicOfferings，IPO)前购买的董事责任险责任限额与其IPO后三年间的股价负相关。这就表明掌握内部信息的管理层在IPO之前很可能知道公司IPO定价存在高估，为了避免IPO后股价下跌股东诉讼引起的损失，管理层购买了高额董事责任险。然而Chalmers等(2002)忽视了一点：董事责任险是索赔型责任险，因而在IPO时有没有董事责任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诉讼发生时有没有董事责任险。Chalmers等(2002)研究的数据只反映了IPO时企业董事责任险方面的信息，其结论的说服力也就大打折扣。其次，IPO的董事责任险通常将被保险人扩大到承销机构和其他股东，因而使用IPO时的董事责任险数据得出的结论不具有一般性。再者，他们的样本过小，只包括72家公司，而且存在取样的偏差，这些都会对检验结果产生影响。

Boyer(2003A)支持将购买董事责任险的主要动机解释为保护股东利益。他的论证与Romano(1990)有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对董事责任险作为董事保护机制而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质疑的基础上的：董事责任险是由公司出资购买的，目的是在发生董事责任诉讼的时候，董事可以用来支付律师费和赔偿费。然而实践表明，有一半以上的董事责任诉讼是由股东提起的。这种解释显然存在着逻辑问题——股东为董事购买保险，以防股东诉讼给董事造成损失。因此，Boyer(2003A)提出了自己的假设：董事责任险的目的是保护股东利益。他对这个假定和关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其他假定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股东保护说与董事薪酬说、管理者信号说一起最有力地解释了董事责任险的需求，监督说也得到了实证支持，而财务困境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没有明显的影响。

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Boyer(2003B)又有了新发现。当模型中增加了一个解释变量——上年度是否购买了董事责任险时，先前经检验证明对董事责任险需求有影响的所有财务指标或公司治理指标都变得不再重要，对决策有显著影响的唯一指标就是该公司在上一年度是否购买了保险以及买了多少。他的逻辑是，第一，人们往往是根据过去的经验而不是对未来的预期进行决策的；第二，管理层一旦做出一个最优决策，就会坚持下去，发展成惯例，直到实践表明有必要进行修订，而对决策进行检验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第三，推翻以前的决策等于承认自己错了，管理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当然不愿意这样做，因而就会有意推迟决策评估的时间。Boyer(2003B)的研究结果意味着被认为是高度理性的公司管理者的决策并非是在明确具体的风险管理战略指导下的理性行为，却纯粹是习惯使然。

继Chalmers，Dann与Harford(2002)之后，Kaltchev(2004)再次使用美国公司的数据对董事责任险需求进行了实证检验。他的数据是由两家保险经纪商提供的，包括113家公司在1997年—2003年间的董事责任险信息。初始的检验结果表明：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责任限额的绝对值正相关；习惯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具有一定影响，但并非决定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唯一因素，并且习惯的作用是随着时间变化的；公司的财务状况变量，如收益率，负债率与股价波动率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与Mayers与Smith(1982，1987，1990)的降低破产成本说预示的结果一致；而董事责任险需求与公司治理的联系却不明显；董事责任险与其他监督机制之间具有互补性，而非替代性，公司所处的发展阶段对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与预计的效果相反。这样，董事责任险的监督功能和减少投资不足的功能就没有得到支持。Kaltchev(2004)对此的解释是，引起股东诉讼的可能不是公司治理的问题，而是公司业绩的问题。考虑到公司规模对责任限额的影响，Kahchev(2004)用责任限额与公司价值的比率替代责任限额的绝对值作为新的因变量，再次进行检验。这一次，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关系从原来的正相关变成负相关，支持了Mayers与Smith(1982，1987，1990)的服务效率假说和降低破产成本假说，而惯性的作用基本上消失了。Kahchev(2004)因此猜测，在因变量的设计上，经过规模调整的责任限额可能比责任限额绝对值更为合适。其他方面的检验大体上维持了原来的结果。此外，在公司规模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方面，他不同意Boyer(2003A)的股东利益保护说，认为应该从管理者的角度而不是股东的角度出发去解释公司规模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因为决定买不买董事责任险以及买多少的是管理者，而不是股东，通常股东对于董事责任险的信息是不知情的。因此，公司规模之所以与董事责任险需求正相关，不是因为公司越大股东的损失可能越大，而是因为公司越大管理层的损失可能越大。

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研究基本上出自欧美一些国家的学者，由于相关数据的不可获得性，亚洲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的成果几乎没有，作者能够搜集到的唯一一篇论文是由香港地区的HongZou，SoniaWong，ClementShum，JunXiongandJunYang(2006)贡献的。考虑到在中国上市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必须由董事会提议，并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他们查询了在沪深上市的所有中国大陆公司2000年—2004年的年报和董事会公告，组成了一个包括88个获准购买董事责任险的观测值的样本，并以行业、时间以及公司规模为标准另外选取了88个没有购买董事责任险的观测值作为对照样本。

他们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大陆市场的特殊之处：首先，民事法律责任风险和董事责任诉讼风险并非迫在眉睫，因而风险厌恶不应成为决定董事责任险需求的主要原因；其次，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股权集中，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状况，而且不同于其他国家，我国法律规定购买董事责任险必须经过股东大会批准，这些因素决定了购买董事责任险的主要原因也不会是管理层投机。

检验结果表明，影响西方国家上市公司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因素，例如独立董事比例、诉讼风险、资本结构、管理层持股等，也同样影响着中国上市公司的投保决策。HongZou(2006)等人研究的一大贡献在于他们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解释：保护控股股东的利益。中国设立股市的初衷是为了给国有企业提供一个融资渠道。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都是由国有企业拿出一部分优质资产，经过改制重组和财务包装后发展而来的，这就使得上市公司与控股的母公司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长期以来因为股权分置的影响，控股股东缺乏提高公司价值的动力，而是存在着转移财富，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HongZou(2006)等人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假定，检验结果显示，大股东在董事会的席位及／或为大股东提供信贷担保较多的公司更倾向于购买董事责任险。在此基础上，他们推断，总的来看，第一批购买董事责任险的大陆上市公司的购买决策应该是大股东以及公司管理层的一个逆向选择，目的是保护控股股东及其董事免遭小股东诉讼造成的损失。

三、小结

责任险范文篇3

1不存在消费者道德风险时的最优产品责任保险契约模型

首先我们假设消费者的使用行为不会影响风险型产品所带来的意外损失，然后再给出其行为能够影响意外损失的情况。假设市场中分别有生产者、消费者和保险公司。生产者手中有一件风险型产品，它给消费者带来连带的额外风险损失是一个随机变量π，π0，分布密度为f(π)，分布函数为F(π)。π=0即不发生意外损失时，F(0)>0；π>0时，f(π)是连续的。该风险型产品的生产成本为c，价格为p，它对消费者的价值为ω0。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u(x)，不妨设u(0)=0，且消费者为风险厌恶型的，即u′>0而u″<0。生产者应向保险公司支付的保险费为σ，当发生额外风险损失π时，保险公司支付给消费者的赔偿费为g(π)0，并且g(π)π（若g(π)=π，则称为完全保险；若g(π)<π，则称为部分保险；若g(π)>π，则称为过度保险），即不存在过度保险的情况。再设该风险型产品的市场和相应保险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意味着生产者与保险公司都不能赚取超额利润，如果存在交易的剩余，则完全被消费者占有。注意到以上假设，我们构建如下基于委托理论的最优契约模型。maxg(π)、p、σF(0)u(ω0-p)+∫π>0u(ω0+g(π)-π-p)f(π)dπs.t.ìíp-c-σ0(1)σ-∫π>0g(π)f(π)dπ0(2)ω0-p0(3)模型中条件(1)、(2)分别是生产者和保险公司的参与约束，注意到该风险型产品的市场和相应保险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故(1)、(2)约束取等号。由于已经假设不存在过度保险的情况，注意到u′>0，一定有u(ω0-p)u(ω0+g(π)-π-p)，又u(0)=0，所以条件（3）是消费者的效用（即目标函数值）不小于0的必要条件，它是消费者的参与约束。令ω0-p-s+=0，即ω0-p=s+，其中s+是非负变量，于是上述模型可简化为maxg(π)、s+F(0)u(s+)+∫π>0u(s++g(π)-π)f(π)dπs.t.ω0-s+-c-∫π>0g(π)f(π)dπ=0为求解上述最优化问题，我们构造如下拉格朗日函数：L(s+,g(π))=F(0)u(s+)+∫π>0u(s++g(π)-π)f(π)dπ+λ(ω0-s+-c-∫π>0g(π)f(π)dπ)分别求L对g(π),s+的偏导数得：u′(s++g(π)-π)-λ=0(4)F(0)u′(s+)+∫π>0u′(s++g(π)-π)f(π)dπ-λ=0(5)根据库恩－塔克条件可知λ为一个正的常数(因为约束条件等号成立)[4]，由(1)式显然可得Pareto最优风险分担。注意到∫π>0f(π)dπ=1-F(0)与F(0)>0，将(4)式代入(5)式有：u′(s+)-λ=0(6)把(6)式代入(4)，注意到λ为一个正的常数且u(0)=0，所以s++g(π)-π=s+，即g(π)=π(7)将(7)式代入原模型分别得σ=∫π>0g(π)f(π)dπ，p=c+∫π>0g(π)f(π)dπ。于是可得如下定理。定理1在不存在消费者道德风险的条件下，最优产品责任保险契约可以实现Pareto最优的风险分担，最优契约要求完全保险，最优保险费为风险的期望值，消费者使用产品发生的风险成为生产者成本的一部分最终计入价格。

2存在消费者道德风险时的最优产品责任保险契约模型

一般来说，风险型产品所发生的风险是受消费者的使用行为影响的，比如锅炉，是否正确使用（需要付出学习成本），是否定期清理污垢（需要付出保养成本）等，因此设计保险契约时要考虑对消费者的激励问题。下面我们来分析此类保险契约的最优设计。用a表示消费者学习正确使用产品和保养该产品所付出的努力水平。理论上讲，努力水平a可以是任何维的决策向量，但为了讨论方便，这里我们假设a是一维变量。c(a)为消费者努力的负效用，是效用化成本，并且c′(a)>0，c″(a)>0。因为这里考虑消费者的努力会影响意外风险损失的大小，所以可以假设当产生额外损失π时的分布密度为f(π,)a（π0），分布函数为F(π,a)。显然，对于固定的π，消费者努力水平越大，达到π的损失的可能性越小，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一阶随机占优条件Fa(π,a)>0成立。再假设π=0即不发生意外损失时，F(0,)a>0且Fa(0,a)>0，Faa(0,a)<0，意为消费者的努力水平越高，不发生风险损失的概率越大，但不发生风险损失的边际概率递减；π>0时，f(π,)a对π连续、对a可导且fa(π,a|π>0)<0，即消费者的努力水平越高，发生风险损失π的概率越小。由以上假设，存在消费者道德风险的情况下，我们给出如下基于委托理论的最优契约模型：maxg(π)、p、σF(0,a)u(ω0-p)+∫π>0u(ω0+g(π)-π-p)f(π,a)dπ-c(a)s.t.ìíp-c-σ=0(8)σ-∫π>0g(π)f(π,a)dπ=0(9)a=argmaxa′[F(0,a′)u(ω0-p)+∫π>0u(ω0+g(π)-π-)pf(π,a′)dπ-c(a′)](10)ω0-p0(11)其中a′是指消费者的任何一个努力水平，因而(10)式是对消费者的激励约束；(8)、(9)、(11)式分别是生产者、保险公司、消费者三方的参与约束。我们可以用一阶条件来表示上述模型中的第三个约束条件[13]（即(10)式）有：Fa(0,a)u(ω0-p)+∫π>0u(ω0+g(π)-π-p)fa(π,a)dπ=c′(a)令ω0-p-s+=0，即ω0-p=s+，其中s+是非负变量，于是原模型可简化为：maxg(π)、s+F(0,a)u(s+)+∫π>0u(s++g(π)-π)f(π,a)dπ-c(a)s.t.ìíω0-s+-c-∫π>0g(π)f(π,a)dπ=0(12)Fa(0,a)u(s+)+∫π>0u(s++g(π)-π)fa(π,a)dπ=c′(a)(13)为求解上述最优化问题，我们构造如下拉格朗日函数：L(s+,g(π))=F(0,a)u(s+)+∫π>0u(s++g(π)-π)f(π,a)dπ-c(a)+λ(ω0-s+-c-∫π>0g(π)f(π,a)dπ)+μ(Fa(0,a)u(s+)+∫π>0u(s++g(π)-π)fa(π,a)dπ-c′(a))求L对g(π)的偏导数有：u′(s++g(π)-π)=λf(π,a)f(π,a)+μfa(π,a)=λaa+μafa(π,a)f(π,a)(14)求L对s+的偏导数并把（14）式代入有：u′(s+)=λF(0,a)F(0,a)+μFa(0,a)(15)引理原（简化后）模型的两个约束的拉格朗日乘子λ、μ均与π无关且都大于零。证明：由拉格朗日函数L(s+,g(π))的右端不含变量π（是积分变量，被积分掉）可知λ、μ均与π无关。求L对a的导数并且注意到(13)式有：λ∫π>0g(π)fa(π,a)dπ=μ(Faa(0,a)u(s+)+∫π>0u(s++g(π)-π)faa(π,a)dπ-c″(a))上式右端括号内的表达式是消费者激励相容约束的二阶条件，因此肯定小于0；又由假设π>0时fa(π,a)<0，所以λ、μ同号。显然μ≠0，否则对消费者的激励相容约束(12)不起作用，因此λ≠0。若μ<0，则λ<0，注意到π>0时fa(π,a)<0，由式(14)u′(s++g(π)-π)<0这与已知u′>0矛盾。综上只能λ、μ均大于0。为了讨论问题的需要，我们把消费者与生产者完成交易、还没有投入使用时产生的剩余ω0-p=s+称为交易的即时剩余。定理2在考虑消费者道德风险的产品责任保险契约模型下，消费者购买产品所获得交易的即时剩余s+只与其未来使用产品时为正确使用和保养该产品所付出的最优努力水平a有关，而与风险损失π无关；并且a越大，即时剩余s+越小。证明：注意到引理与(15)式，显然即时剩余s+与π无关。下面考察(15)式右端对a的导数并注意到Fa(0,a)>0、Faa(0,a)<0：[λF(0,a)F(0,a)+μFa(0,a)]′=λμF2a(0,a)-λμFa(0,a)Faa(0,a)[F(0,a)+μFa(0,a)]2>0因此(15)式右端的式子对a单调递增。又由于u″<0，所以努力水平a越大，即时剩余s+越小。π>0时，f(π,a)在a点的弹性函数为||||||afa(π,a)f(π,a)，它反映的是随a的变化f(π,a)变化幅度的大小，即随消费者努力水平a的变化，风险带来损失π的概率变化幅度的大小。现假设弹性函数||||||afa(π,a)f(π,a)对π是单调递增的。其经济含义是对于消费者固定的努力水平a，风险带来的损失π越大，消费者对其发生可能性的影响①越大。于是有如下定理。定理3在考虑消费者道德风险的产品责任保险契约模型下，若fa(π,a)<0即消费者的努力水平可降低任何风险损失发生的可能性，并且对于固定的努力水平a，弹性函数||||||afa(π,a)f(π,a)对π是单调递增的，则发生风险损失后，消费者所受的实际损失π-g(π)是π的递增函数，即最优保险契约要求部分保险。最优保险费小于损失的期望值，该保险费成为生产者成本的一部分计入价格。证明：注意到u′>0、u″<0、本定理的已知条件、引理及定理2，由(14)式易知π-g(π)是π的递增函数，即最优保险契约要求部分保险。此时，显然最优保险费σ=∫π>0g(π)f(π,a)dπ<∫π>0πf(π,a)dπ。由定理3可知，当考虑消费者道德风险时，最优契约要求随着风险损失π的增大，消费者的实际损失π-g(π)也随之增大，这正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风险行为提出的激励措施。如果保险公司预期到消费者的努力水平会影响到风险损失的发生，则最优契约要求部分保险，并且要求消费者所承受的实际损失随风险损失的增大而增大，从而有效地遏制消费者的道德风险行为。

3结束语

产品责任保险具有如下几个主要功能：

（1）积累资金。保险公司的主要获利手段并不是单纯的保险活动，赚取保险费和赔偿费之间的差价。而是通过保险把分散的保险金积累起来，再将聚集的巨额资金用于各类投资活动，以便从中获得收益。

（2）经济补偿。通过对发生风险损失的受保人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增强社会保障水平。

（3）分担投保人（生产者和销售者）的生产经营风险，提高企业承受风险的能力，促进风险型产品行业的发展。

责任险范文篇4

一、抢抓市场机遇，加快业务发展

近年，公司将对整个责任险发展、管理和服务进行全面整合，实现“销售—承保—理赔—财务”服务链的有效衔接，积极应对市场变化，继续加强与机关、企事业、公司等大客户的协作关系，抓实抓好效益好的单位、行业的保险，争取90%的责任险来我司投保，并朝着由我司独家承保雇主责任险业务。大力发展个代营销，使之成为责任险发展的新亮点。继续抓好三条线：稳定续存业务、努力竞回业务、拓展新增业务。其一，深入挖掘工业园区企业财产、雇主责任保险业务。我们将加强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园区办的联系与合作，整合内外资源，上下联动，立体公关，力争更多的园区企业投保，使之成为我司非车险业务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其二，继续密切与安监、运管、城建、卫生、教委等部门的业务协作，做好非煤矿山雇主责任险、乘客承运人责任险、建筑施工责任险、医疗责任险、道路承运人责任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业务的承保稳固工作，努力拓展校园方责任险，确保校园方责任险保费收入逐年增长，稳步推进校园方责任在我县长足、有效发展；同时，积极推广旅游责任险、火灾公众责任险、林木火灾保险，促进业务结构优化。其三，抓住有力时机，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和联系，争取政府支持和政策扶持，推动雇主责任险的长效发展，适时地开展一些农房火灾保险、保险等业务。

二、严把承保关口，注重承保质量

雇主责任险是我公司责任险主要经营险种之一。在承保时严格把关，特别是被保险人的行业类别，雇员工种，责任限额等，并且要求必须实名制投保。出单前首先了解企业的行业类别，行业风险等级，并结合实际，针对各企业所承受的风险能力提供不同的保障限额。一是公司成立了雇主责任险营销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责、确保到位，形成了一把手抓全面、分管领导抓具体、业务人员抓落实、内勤人员抓基础的齐抓共管经营氛围。二是建立健全了保费进度台账，逐笔监控，并按日与业务人员核对数据，通报营销进度，做到日日有统计、月月有分析。三是严格执行《责任险管理实施细则》，始终坚持“谁签单、谁负责”的原则，逐笔落实到人。四是规范操作，恪守“先收费后出单”的承保流程，大限度地减少坏账损失，促进业务健康发展。通过有效管控，杜绝了手续费和费用挂账应收现象的发生。

三、加大宣传力度，加快渠道建设

在展业过程中宣传时主要对象以分管安全生产的领导为主。并以“雇主责任保险是对工伤保险的补充”为切入点。特别对有些不能满足工伤保险承保条件的群体进行宣传，突出我公司产品的亮点。促进责任险和其他险种共同发展。一方面抓好营销渠道建设，提升市场渗透能力。加强市场调研，因地制宜地开发各种有市场卖点的保险产品，促进公司营销渠道向层次更深、业务更广发展，满足不断增长的保险需求，充分拓宽公司的业务发展空间。一方面促进中介业务快速发展。加大与各商业银行、信用社、邮政、城建、交警、运管、专业车队等兼业的合作力度，利用它们的职能、权力，增加险种，扩大业务；同时，主动广泛接触一些保险经纪人、专业保险商，适时开展一些有效合作。

责任险范文篇5

本案是一起新类型的提单责任险保险赔偿纠纷。目前国内开展责任险业务的主要是外资保险公司如本案被告和国外的无船承运人互保协会如TTCLUB等。随着形势发展，这一在国外已经很成熟的险种将在国内大量出现，所以对该类问题的分析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案涉及是提单责任险保险赔偿纠纷，属新类型案件。审理提单责任险纠纷应优先适用《海商法》，并可适用《保险法》等法律规定。在这类案件中，承运人的提单签单应认定为具有可保利益，作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时并应承担重要事项告知义务。

〖案情〗

原告上海星星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星公司）。

被告皇家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皇家保险）。

2000年12月12日，星星公司填写了皇家保险提供的综合运输责任保险投保书，选择投保附加险中的（C）受托人责任保险和（G）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有效期限为2001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在投保书所列的基本险A提单责任保险中“损失记录：请注明在过去五年中发生的所有提单项下的索赔/损失”一栏中，星星公司填写为“无”。

2001年2月13日，星星公司以传真方式通知皇家保险决定投保该投保书中列明的险种：（A）提单责任保险和（B）财务损失，接受免费赠送（D）包装责任保险，并要求将AIRSEATRANSPORTINC.、SHANGHAIAIRSEATRANSPORTINC.（星星公司）、AIRSEAAIRCARGOINC.、AIRSEATRANSPORT（HK）LTD.、BONDEXAIR&SEALOGISTICSINC.、BONDEXCHINACO.，LTD.、HAICHENGAIRSEAINTERNATIONALTRANSPORTAGENTCO.，LTD.、CHINALOGISTICSCO.，LTD.、和AIRSEATRANSPORT（CANADA）INC.等九家公司一并列入保险单，保险期间为2001年2月1日至2002年1月31日。上述被保险人中，只有AIRSEATRANSPORTINC.、BONDEXCHINACO.，LTD和CHINALOGISTICSCO.，LTD.有自己的提单。星星公司和AIRSEATRANSPORTINC.曾经被作为共同被告，发生提单责任项下的索赔和涉讼，但星星公司未将上述事实告知皇家保险。

2001年2月15日，皇家保险签发了保险单，星星公司与其他八家公司为被保险人，险种为公众责任险下的提单责任保险、财务损失（错误和漏保）保险，以及包装责任保险，保费为47，630美元。涉案保单中公众责任险规定的责任范围为：在保险期间，被保险人因经营业务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由保险人承担；对被保险人因上述原因而支付的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而支付的其他费用，保险人亦负责赔偿。保险单中规定被保险人的义务为：被保险人应在投保时对投保书中列明的事项以及保险人提出的其他事项作出真实、详尽的说明或描述。

另查明，2001年6月，AIRSEATRANSPORTINC.为提单承运人、福建亚明电器有限公司为托运人的提单项下的货物被无单放行。2002年1月21日，该起无单放货纠纷被托运人起诉至厦门海事法院。2002年3月25日，厦门海事法院以星星公司并非提单承运人，也无证据证明星星公司是无单放货的责任人为由驳回了托运人的起诉。星星公司为应诉发生律师费计人民币33，480元。2002年4月11日皇家保险通知星星公司：由于星星公司在投保时有故意隐瞒重要事实的行为，保险单从签订之日起就属无效保险单，皇家保险不承担该保险单项下的保险责任。

由于皇家保险拒绝保险理赔，星星公司遂起诉请求确认涉案保险合同有效；皇家保险赔付星星公司因涉讼产生的案件处理费用。

〖裁判〗

上海海事法院认为，星星公司与皇家保险之间订立的是海上保险合同。但对星星公司而言，其仅作为承运人的人，对于提单项下发生的责任赔偿，并无损失产生，也不必承担责任，其不具有可保利益，就该险种为内容的保险合同应为无效。根据《海商法》的规定，星星公司投保时，应当将其知道的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所有被保险人的有关影响保险人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者确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但星星公司未履行上述义务。据此，皇家保险依法有权解除合同，并拒绝退还保险费。上海海事法院遂判决：对星星公司要求确认涉案保险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星星公司要求皇家保险支付因涉讼产生的案件处理费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星星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海商法》规定，以提单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属于海上保险合同，提单项下海上保险事故的法律责任理应由《海商法》调整。原判依据《海商法》对涉案保险合同的是否成立作出认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星星公司作为承运人的签单，有可能承担提单项下货物的装卸等承运人责任，即享有提单责任险下的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应认定有效。但在涉案保险事故中，星星公司仅为AIRSEATRANSPORTINC.在装货港的签单人，与在目的港无单放货行为无涉，不承担有关提单项下的责任，不涉及提单责任险下的保险利益问题。星星公司在原投保书提单责任险中关于近五年内“无”索赔或损失记录的陈述属实。但在要求将其与另外8家单位列入保险单时，星星公司未将自己和AIRSEATRANSPORTINC.曾经被列为共同被告，发生过提单责任项下的索赔和涉讼的事实如实告知皇家保险，构成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皇家保险拒赔理由依法有据。星星公司在厦门海事法院涉讼的案件中不负赔偿责任，所产生的律师费用不构成因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皇家保险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原判适用法律正确，但关于保险合同为无效合同的认定有误，应予纠正。星星公司要求皇家保险赔偿律师费损失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评析〗

一、提单责任险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中都有保险方面的法律规定。原、被告双方在法律适用上的争议充分体现了上述两部法律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在权利和义务的调整上存在不同之处。《海商法》与《保险法》相比较而言，《保险法》属于普通法，而《海商法》属于特别法，其侧重调整与海上货物和船舶的损失和责任有关的法律关系。本案中，星星公司以提单责任险向皇家保险提起保险赔偿诉讼，而根据投保书，提单责任险是指保险人承保因被保险人签发的海上货运行提单所引起的对客户因提单运输产生的货损的赔偿责任。根据《海商法》第二百一十六条和第二百一十八条第（六）项的规定，以提单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明显属于海上保险合同，提单项下海上保险事故的法律关系理应首先由《海商法》调整。《海商法》没有规定的，再适用《保险法》等其他相关法律，原判依据《海商法》对涉案海上保险合同的成立作出认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二、保险合同的要约和承诺问题。

投保书是经投保人据实填写交付保险人，由保险人据以确定是否接受保险和确定保险费率的书面要约，构成了保险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作为确定被保险人是否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依据。据此，星星公司的投保书，可认为是其向皇家保险发出的保险要约。其后，星星公司以传真函方式对原投保书的内容即险种、保险期间进行了修改，并增加被保险人，应当认定星星公司对原要约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要约则成为一份新要约，而星星公司未修改的原要约内容当然延续成为新要约的部分内容。根据《保险法》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皇家保险以出具保险单的行为（交易习惯）方式承诺了新要约，星星公司接受了保险单，并对保险合同内容无异议，应视为其对新要约内容的确认。至此，星星公司和皇家保险之间的海上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双方均应诚信地履行合同，承担合同项下的义务。即使皇家保险以低廉的保险费吸引投保，并对涉案被保险人的保险索赔予以拒绝，其行为并不违背有关法律规定，也未违背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市场的运行规则。星星公司未能举证证明皇家保险存在保险欺诈的行为，对于星星公司关于涉案投保书因此为无效要约、皇家保险恶意逃避赔偿责任的上诉意见理当不予采信。

三、承运人的签单作为提单责任险的被保险人时保险合同的效力问题。

《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在投保时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而海上保险则由于其特殊性，放宽要求，只要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当时存有利益，也推定其具有保险利益。从保险利益的角度看，通常情况下，星星公司没有自己的提单，未自己签发货运行提单与货主建立海上运输合同关系，按理不会承担承运人的责任，自然不应拥有提单责任险下的保险利益。但事实上，星星公司作为AIRSEATRANSPORTINC.、BONDEXCHINACO.，LTD.和CHINALOGISTICSCO.，LTD.提单的签单，有可能承担提单项下货物的装卸等义务，甚至有时会被判定为承运人，承担了承运人责任，此时其有可能享有提单责任险下的保险利益，能够成为适格的提单责任险的被保险人，因此，该保险合同应认定为有效。虽然在涉案纠纷中，星星公司仅为AIRSEATRANSPORTINC.在装货港的签单人，与在目的港无单放货行为无涉，不承担有关提单项下承运人的责任，但不能因此断言星星公司在投保时对涉案提单下的保险标的不具有可保利益。此外，在双方当事人对可保利益未产生争议时，法院也不宜对此问题主动给予裁判。

四、投保人就提单责任险的保险告知义务问题

投保书作为保险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保险人确定被保险人是否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重要依据。通常格式投保书上填制的内容对于保险人确定是否承保和确定保险费率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关键在于，就“对于保险人确定是否承保和确定保险费率高低”的重要事实的“陈述”责任，《保险法》和《海商法》确立了不同的归责责任。《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情况，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但没有主动告知的义务。《海商法》规定被保险人有义务主动告知。星星公司主张适用《保险法》，因为依照该法，投保人没有主动告知的义务。而皇家保险则主张适用《海商法》，因为被保险人必须履行主动告知的义务。鉴于本案应优先适用《海商法》，星星公司作为被保险人应当承担主动告知义务。本案中星星公司并非无船承运人，且事实上也无证据证明星星公司曾经承担了提单项下的责任，因此可以相信，星星公司在2000年12月12日的投保书提单责任险中关于近五年内“无”索赔或损失记录的陈述属实。在2001年2月13日要求将其与另外8家单位列入保险单时，星星公司明知皇家保险在投保书中就被保险人在提单责任项下的索赔和涉讼记录明确提出询问，也明知自己和AIRSEATRANSPORTINC.曾经被列为共同被告，发生过提单责任项下的索赔和涉讼，但其未将上述事实如实告知皇家保险，可以推定构成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因此，根据《海商法》的规定，由于被保险人故意未将应当如实告知的重要情况告知保险人的，皇家保险有权解除合同，且不退还保险费，并对星星公司所称因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

责任险范文篇6

关键词:雇主责任险;市场;政府

一、引言

雇主责任险是财产保险中的一个重要险种。推广发展雇主责任险不但可以使自身在遇到意外时免受因巨额赔偿而带来的经济上的灾难,而且使受害者能得到及时的救助。正所谓一举两得。然而这么好的一个险种在我国却难以推广发展?就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也是以法律强制方式来实施的。我国雇主责任保险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恢复保险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虽已有了显着的发展,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据美国1993年统计数字,美国员工赔偿保险的净保费收入占总财产和责任险保费的13.8%,而中国2003年总责任保险保费收入仅占全国财产保险总保费的4%,从而推之雇主责任保险的保费收入还不及4%。

我国雇主责任保险发展缓慢的最主要原因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特别是有关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方面的规定缺乏力度。我国没有专门的雇主责任法,劳动法仅适用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集体企业,而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雇员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造成保险人在经营雇主责任保险时,一般只能以民法为法律基础,以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雇佣合同作为法律依据。更没有员工赔偿法方面的相关规定,而美国在1908年就已经出台了第一部《员工赔偿法》。加之,各企业雇佣合同条文不够完善、规范,彼此之间差异较大,赔偿标准也不统一,进而也不利于雇主责任保险的经营和发展。

当雇员在工作期间发生意外事故,通常都会与雇主进行协商,在协商过程中,双方都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来弄清事实,确定赔偿方案。如果赔偿方案得不到雇员或雇员家属的认可,就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纠纷,甚至由于一个案件得不到妥善的处理而影响整个生产活动,这个时候如果投保了雇主责任险则可以把一切麻烦交给保险公司了。另外投保雇主责任险还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把原先很大一部分靠政府分担的责任通过商业保险转嫁给保险公司。另一方面又可保障工人的工作安全、生活安定,保证企业全心全力投入到生产建设领域。

那么听起来这么好的一个保险为什么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在一些煤矿发展重地比如山西,雇主责任险发展可谓举步维艰。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现象?在发展雇主责任险的过程中政府该如何发展其作用?论文从煤矿业入手,力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为开发煤矿雇主责任险找到突破口,使得这一险种能在最需要它的地方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为政府减轻财政压力,保障工人生命安全,生活安定。

二、雇主责任险在山西煤矿业的发展现状及原因

有这么一则事例:从临汾到介休,越野车在山路上一路颠簸,山西省保监局的孟处长给记者讲了个真实的故事:今年初,介休金三坡煤矿发生事故,有20多位矿工遇难。当保险公司的人到达现场时,愁肠百结的县长像等到了大救星,可当他得知仅有1名矿工买了保险后,顿时颓然无语。同行的山西临汾人保业务经理小贾告诉记者,仅这条路两边的山沟里,就有大小百余座煤矿。“现在的煤矿企业保险意识薄弱,投保意愿不足,去推销保险,路难走不算什么,关键是‘脸难看,话难听’。”大型国有煤矿的安全状况好,事故率低,这些企业认为自己能够解决安全问题,对商业保险的依赖性不高。乡镇煤矿的采煤工艺落后,风险集中,但受利益驱动,承包者不愿意额外增加对矿工的安全投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索赔时,必须向保险公司出具政府有关部门的事故证明,这就暴露了事故,并因此受重罚,所以矿主们更愿意私了。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雇主责任险在山西各个煤矿里发展的状况了。也可以清楚的了解产生这些状况的原因了。首先,从保险意识谈起,煤矿一般都设在一些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区,来矿上打工的相对来说文化程度较低,他们甚至连什么是保险都说不清,更别谈为自己买份保险来保障自己了。而大多数矿主眼睛里看到的只是利益,不会去花这个钱甚至可以说不敢去花这个钱,吃力不讨好的事是没有人会做的,他们认为只要为工人上了工伤保险就没事了。工伤保险无疑成了阻碍雇主责任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从保险公司谈起,由于雇主责任险保费较低,而出事率却极高,相对于其他保险产品,可以得到的利益就少了。所以谁也不愿在这么烫手的山芋上下工夫。再则保险公司在提供保险产品时,产品单一,并没有有效区分不同的风险种类,不能满足不同煤矿不同地质结构的要求,不能满足不同规模、不同安全条件的煤矿企业的要求,也不能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保障需求的要求。其结果是产品供应和市场需求难以吻合,市场需求得不到满足。第三,从政府的角度看,政府各部门之间往往缺乏有效的联系,对保险业监管不力,对其发展难以提供有力的支持,在责任事故发生后自然成了主要的事故承担者,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社会管理风险难以有效转移。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结果使得政府发丧,雇主责任险也难以发展。

三、发展煤矿雇主责任险需要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

虽然发展煤矿雇主责任险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煤矿雇主责任险的经营仍需要以市场机制和商业化运行为主。如果单纯依靠政府,责任事故发生后的财政压力仍然很重,政府会面临较大的风险,目前存在的“业主发财,政府发丧”的局面仍无法改变,政府的社会管理风险难以有效转移。因此,煤矿雇主责任险不能纯粹运用社会保险的方式经营,而只能根据其强制性商业保险的性质来选择其经营模式。

运用市场机制来发展煤矿雇主责任保险是保险业市场化取向改革的要求。通过市场机制,可以适应煤矿企业保险市场分化和保险需求多样化的要求,使保险产品更加贴近市场,更加人性化,保险服务更有针对性。通过市场机制,可以充分发挥保险的作用。应利用费率杠杆,激励煤矿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利用保险的防灾防损功能,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强化企业的安全监督检查,消除安全隐患;利用保险的风险管控专业优势,吸纳相关部分的人才优势,通过风险监测,事故调查等,发现问题,堵塞漏洞,提供风险顾问型的服务;利用市场规律和商业手段,探索保险与安全生产的结合点,促进保险在安全生产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利用市场和政府“双轮驱动”推动煤矿雇主责任险发展,关键是要掌握相关各部门之间的关注点,寻找结合点,通过体制创新,构造相应的机制,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的各自优势,形成合力。寻找结合点,应考虑以下因素:一是有利于地方政府在负责煤矿安全生产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有利于妥善处理事故,减轻政府压力;有利于地方政府对煤炭安全生产的管理,充分发挥保险业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利用保险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二是能够调动煤炭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的积极性,加强《煤炭法》等法规中的关于建立井下职工意外伤害保险制度的执行力度。三是有利于煤矿企业的安全生产事故的预防工作。使保险融入企业的管理活动之中,不仅发挥事后有补偿,还可发挥事前预防作用。真正为煤矿经营者分担风险。四是有利于促进煤矿雇主责任险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适应市场的变化,满足市场的需求。

鉴于此,结合山西煤矿雇主责任险的开展情况,可以采取两种方案:一是由煤炭管理或安全生产部门组成专门的保险公司,利用其行业优势,为商业保险公司进行。其优点是简便、易于操作;不足是无法真正有效地调动公司进行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的积极性,同时容易导致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目前经营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仍难彻底解决;二是设立专门的煤炭行业政策性保险公司。其优点是可以对全省煤矿企业的保险进行统筹规划,以一种全新的机制实现市场功能和政府作用的结合,有利于政府对保险的利用,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并探索出一条推动责任险发展的新路。

四、结论

发展雇主责任险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把原先很大一部分靠政府分担的责任通过商业保险转嫁给保险公司。另一方面又可保障工人的工作安全、生活安定,保证企业全心全力投入到生产建设领域。更为矿主解除了发生矿难后的处理问题。也有利与保险公司从中获利。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参考文献

[1]黄雄.煤矿雇主责任险走起来好难.中国安全生产报,2005年02月19日第004版.

[2]隗永鹏.雇主责任险为雇主扛责任.证券日报,2006年09月14日第B01版.

[3]郝演苏.财产保险学.1998年07月第一版.

责任险范文篇7

[关键词]产品责任险，承保风险，核保队伍，理赔服务

一、出口产品责任险的特点及其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产品责任险承保的是被保险人制造或出售的有缺陷产品，在消费或使用过程中发生事故，对消费者或使用者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一)出口产品责任险的特点

1.“长尾巴”责任

通常，采用事故发生为基础的产品责任险保单，属于“长尾巴”的责任。30年前签发的保单，包括许多由于石棉或其他有害物质造成潜在伤害的“长尾巴”索赔至今还在发生。

“长尾巴”责任困扰保险人的是无法精确预测最终的赔偿金额，从而影响保险定价的准确性。由于保险人无法预见被保险人的产品可能造成的潜在伤害，而这些无法预见的索赔可能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提出，到那时，法律环境的变迁和通货膨胀都可能导致赔偿金额的提高，从而可能导致当初制定的保费不能满足现在的赔偿，因此容易对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2.严格责任

被保险人在销售、生产和分发的产品中，如存在违反保证、疏忽、侵权和欺诈行为，都可能导致产品责任。

而当今，大多数产品责任诉讼都以严格侵权责任为基础，因此加大了被保险人的责任。严格责任关注的是产品本身以及产品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危险，举证责任在被告方。即使是厂家在生产时已克尽谨慎之责，但是，如果产品存在不，合理的危险，法庭仍将判厂家承担责任。

3.赔付以各国法律为依据，赔付差异较大

产品责任险的赔偿处理以各国的法律制度为依据，不同地区的产品责任事故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和消费者的索赔意识不同，决定了不同地区产品责任险的赔付情况也各异。当前，从赔付的案件和数量上看，最大的是美国、其次是西欧国家和日本。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有200多家保险公司由于该险种经营不善而倒闭；90年代末，由于石棉而引发的责任索赔，使全球承保美国产品责任险的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遭到标准普尔等评级公司的普遍降级。

(二)我国出口产品责任险的发展现状

当前我国的出口产品责任险市场，保费规模还很小，与目前我国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不相匹配；不少中资保险公司对发展该险种持谨慎态度。究其原因，主要有：熟悉该险种的专业核保人才匮乏、对境外的法律制度不熟悉、在处理消费者索赔案件时渠道不顺畅和不及时等。

二、美国产品责任险市场的发展现状

(一)承保记录趋好

近年来，美国产品责任险的承保记录趋好，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净纯风险损失率降低，二是该损失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见表1)。

从表1的前两行可以看出，对于产品责任险而言，以事故发生为基础的保单，2003、2004年的综合赔付率分别为77.9%和87%，低于近六年平均水平120.6%，损失率降低；同时，以索赔提出为基础的保单，其赔付率大大低于以事故发生为基础的保单，六年的平均水平低了近100个百分点。

表1后两行的数据反映，在2004年事故年度内，产品责任险的赔付率为69.4%，低于产险公司全险种平均的损失率。

(二)法律环境趋好

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的侵权法律体系(如：近乎苛刻的严格责任、巨额的罚金等)对产品责任险的经营十分不利。而今，事态已有了改变，法院已逐步从过去的偏向消费者的非理性判决逐步回归理性。2005年通过的“ClassActionFairnessAct”、“LawsuitAbuseReductionAct”，将限制律师提交无关紧要(frivolous)的诉讼，以避免滥判而损害厂家或销售商的利益；同年通过的“枪支合法贸易法案”(ProtectionofLawfulCommerceinArmsAct)，将保护厂家和销售商免受该产品用于犯罪用途时所遭受的诉讼，同样的还有“食品消费中的个人责任法案”(ThePersonalResponsibilityinFoodConsumptionAct)，这些迹象表明，产品责任险经营的法律环境正在逐步改善。

(三)案均赔付突破100万美元，不同产品不同事故的赔付差异仍然很大

据JVR(JuryVerdictResearch)资料表明，在1995年4月至2005年4月的10年间，产品责任险的案均赔款突破100万美元，而上一次统计(1993年至2002年)的案均赔款为70万美元。造成案均赔款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汽车与汽车配件(如：座椅、安全带、轮胎等)的案均赔款从上次统计的310万美元提高到了400万美元，这也导致了交通工具类的案均赔款从140万美元提高到了270万美元，提高了近一倍。

在产品责任险案均赔款提高的同时，不同的产品在案均赔款，或同一产品在不同事故中的赔款，仍保持较大的差异性，如：从不同产品的案均赔案上看，从最低的1.3万美元到最高的400万美元，交通工具是案均赔款最高的产品；从同一产品在不同事故中的赔款上看，差异最大的是汽车配件，从1.3万美元到2。85亿美元；从起诉的成功率上看，石棉和飞机等分别高达71%和84%，而其他产品则不足20%；在所有的赔款中，14%案件在100～200万美元之间，5%的案件超过了2000万美元。

三、培育和发展我国出口产品责任险市场的对策建议

(一)承保风险控制方面

1.在保单选择上，主要以索赔提出为基础，或在事故发生为基础的保单上增加“日落条款”，以控制“长尾巴”责任，从而确保较好的承保记录。

2.在承保产品的选择上，可从低风险、低案均赔付的产品向高风险、高案均赔付的产品逐步推进，现阶段可先承保日用消费晶等类的产品，将来再逐步过渡到承保农产品、交通工具等。

3.在保单赔偿限额的设置上，可从低限额向高限额稳步推进，现阶段建议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控制在200万美元以内。

(二)核保队伍建设方面

鉴于产品责任险的技术含量较高，因此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核保队伍是十分必要的。一个合格的核保人员，应具备以下素质：

1.能够对承保产品销售前的各个环节作有效的分析和指导，即对产品的销售材料与广告的陈述、产品使用测试、原材料和供货商、产品标准、可靠性分析、包装和包装上的描述、操作指南与警告、产品保证和使用指南、分派和销售的指示、产品设计、生产程序、质量控制程序等进行有效的分析与指导。

2.能够对承保产品销售后的各个环节作有效的分析和指导，即对该产品的投诉处理程序、产品服务、客户使用检查、销售分析、召回计划等进行有效的分析与指导。

责任险范文篇8

公众责任保险主要承保被保险人在公共场所进行生产、经营或其他活动时，因发生意外事故而造成社会公众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它的主要功能：一是可以使受害人在灾害损失发生后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使企业尽快恢复生产，减轻政府善后处理的负担，促进社会稳定；二是通过保险公司在承保前的防灾防损工作及投保时采取区别对待、浮动费率等措施，鼓励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主动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在客观上使公众安全中的隐患得以有效预防和控制，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公众责任保险作为防灾救灾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受益群体广泛、覆盖面较宽、具有很好的社会公益性，参与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公众责任保险的发展有利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有利于保障公众切身利益，有利于提升社会整体安全度。可以预见，责任保险将逐步改变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成为一种社会关系管理手段，全面融入社会经济生活。

一、公众责任保险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公众责任保险的发展相对整个保险业的发展严重滞后，其应有的功能远未得到充分发挥。公众责任险投保率极低与频发的事故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形成强烈的反差。

公众责任保险发展缓慢的原因固然有保险公司对此项业务重视程度不足、产品开发力度不够等原因，但与相关制度安排的不健全更有着紧密的联系。主要表现有：相关法律对于责任事故责任的划分、赔偿标准没有明确的界定；公众维权意识淡薄，受到伤害往往很少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此外，公众责任保险保护的是第三方即公众的利益，而支付保险费用的却是业主本身，这种表象上看似投保者与需求者利益的不完全一致，使得投保者没有投保公众责任险的积极性，所以完全运用商业保险手段难以普及责任保险。公众场所、高危企业和大型工程项目，责任风险事故发生的频率高、损害大、影响大，一旦出现大的灾害事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经营主体又普遍不具备经济赔偿能力，善后处理工作无形中就转嫁给了政府，增加财政负担。所以，以立法的形式规范公众责任险的实施，既维护广大公众的利益又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的负担，是十分必要的。

二、全面推行公众责任险迫切需要地方立法

将公众责任保险纳入地方立法，完全符合我国国情，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主要理由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助于因地制宜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公众责任保险维护的是公众的利益，由于受益群体广泛，覆盖面较宽，具有很好的社会公益性。在国外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责任保险覆盖面相当广，已经成为责任赔偿的首要转嫁方式。但我国因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情况、人口分布状况等各不相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立法强制保险还须经历一段时间。但在部分人口密度大、经济发达、公众法律意识较强的地方，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将公众责任保险纳入地方法规，因地制宜地解决现实问题，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已经是非常有必要的了。

（二）有助于国家的相关政策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有效实施。《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公安部消防改革与发展纲要的通知》（国办发[1995]11号，以下简称《通知》）第三十条规定：“重要企业、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场所和大型商场、宾馆、饭店、影剧院、歌舞厅等公共场所必须参加火灾保险和公众责任险。对防火工作做得好和自行购置消防车建立专职消防队的投保单位，保险公司可给予优待和奖励”。《通知》说明国家对公众聚集场所、危险性较大的企业等已经有了参加相关保险的指导意见，但因意见并不是强制性的，在实践中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如果根据纲要的精神，将公众责任保险纳入地方立法，这种执行力度将会明显增加，保险的灾前防损、灾后补偿的作用将会得到有效的发挥。所以将公众责任保险纳入地方立法，完全符合国家的大政方针。

（三）有利于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把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五大执政能力之一，这充分说明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重视，也反映构建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要求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强调要通过落实责任制，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发挥专门机关的职能以及依靠群众等，来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以地方立法推动公众责任保险工作，就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公，维护大多数群众的利益，逐步构建适应社会发展的法律制度框架，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保障，这也完全符合党中央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

（四）能够有效地保护公众切身利益。针对近年来公众场所群死群伤事故频发的情况，很多地方政府对保险在灾害事故中事前防范、事后经济补偿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出台了相关的规定，要求在公众聚集场所办理相关保险，但因这些规定仅以政府意见的形式下发，执行力度明显不足，效果并不理想。在当代社会，没有环境污染防治法，造成污染的单位或个人就不会对污染受害者承担赔偿责任；没有食品卫生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权益造成损害的人对受害人也不会有经济赔偿责任。所以健全的法制是明晰整个社会及公众权利与义务的基础。当今世界上责任保险最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必定同时是各种民事法律制度最完备、最健全的国家或地区，它表明了责任保险产生与发展的基础是健全的法律制度，尤其是民法和各种专门的民事法律与经济法律制度，所以通过立法强制推行是普及公众责任保险、切实保护公众利益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三、实行地方立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加强宣传、营造地方立法环境。要将公众责任保险纳入地方立法，必须扩大宣传，要充分利用各种公共媒体，采取多种形式，积极主动地向企业、群众和社会各界宣传公众责任保险的有关知识，宣传开展公众责任保险的重大意义，加大全社会对公众责任保险的认知和理解程度，培育社会各界的责任意识、风险意识、保险意识，为公众责任保险纳入立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责任险范文篇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以下简称高法司法解释），于2004年5月1口起正式施行。高法司法解释本养“以人为本”，充分尊重人的生命健康权，拓展厂现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赔偿项目的范围，并对赔偿标准进行了大幅的提高，在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方面作了多项的制度创新。它的实施势必将加大道路交通事故中驾车人对受害人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将对我国汽车责任保险产生广泛的影响。

高法司法解释中人身损害赔偿的制度创新

高法司法解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卜，本着“以人为本”、珍惜人的生命、人格价值的基本理念制定的一份重要的法律文件。

在人身损害赔偿方面，高法司法解释强化了对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的保护，完善了对受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司法救济措施，进行了多项制度创新。高法司法解释中确立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创新主要包括：

引入营养费。康复费。整容费和后续治疗费等体现珍惜人的生命健康权的赔偿制度。高法司法解释放弃了在我国沿用已久的将交通事故受害人视为应当受到救济以勉强生存的残疾人的传统观念，确立了健康人、社会人的新观念。高法司法解释第24条确立了受害人有获得营养费赔偿的权力，第19条确立了受害人有权要求加害人赔偿用于恢复受害人器官功能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和后续治疗费的原则。

引入更为科学合理的赔偿标准。按照健康人、社会人的理念，本着确保受害人及其被扶养人能够达到一个基本的、体面的生活标准的原则，高法司法解释放弃了在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上长期采用的生活费标准，采用可支配收入或人均纯收入标准；放弃了在被扶养人生活费上按照居民生活困难补助标准计算的做法，采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放弃了在死亡补偿费上采用生活费标准的做法，采用为可支配收入标准或纯收入标准。

引入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的赔偿制度。高法司法解释第6条规定，从事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条规定明确了公路交通运输单位或个人在运送或搭乘旅客时所应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被有些专家称为填补了我国侵权法规则的一个漏洞。

高法司法解释的实施将推动我国汽车责任保险

高法司法解释的正式实施无疑为大力发展我国的汽车责任保险提供一个极为良好的法制环境。依照我国《保险法》的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没有道路交通事故加害人对受害人的法律赔偿责任，汽车责任保险制度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和意义，同时被加强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则成为推动汽车责任保险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前提。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相比，高法司法解释在人身损害赔偿制度方面引入了多项制度创新，大幅提高了赔偿标准和赔偿额度；同时与5月1日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即将实施的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这四部法律文件的同时实施必将极大地推动我国汽车责任保险制度的创新和发展，并进而推动我国汽车保险产品结构从现在的以车损险为主的结构向以责任险为主的结构转换。

高法司法解释的正式实施必将推动我国汽车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汽车责任保险包括强制第三者责任保险和任意责任保险两大类，强制第三者责任保险一般采用的都是“低保额、全覆盖”的模式，为道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如日本的强制第三者责任保险对交通事故人身死亡的赔偿标准只有3000万日元，但受害人的近亲属在获取3000万日元最低保障后，还可以要求加害人赔偿高达数亿日元的赔偿，面对这巨额的人身损害赔付，日本的汽车消费者不得不在购买了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后，再行购买高额的任意责任保险。高法司法解释实施后，笔者初步估算，我国发达地区如北京、广东等地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平均会有三倍左右的增幅，西部地区由于基数偏低的原因，增幅还会更高一些，有人测算成都地区的死亡赔偿金最高标准会达到23.7万元，是2004年5月1日前的四倍。去年我国已经出现了单起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高达574万元的案件，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的进一步提高，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额度和规模还会有进一步的提高，面对如此高的人身损害赔偿支出增幅，我国驾车人的唯一选择就是购买更多的汽车责任保险来分散其所可能承载的巨额赔付。

我国汽车责任保险制度的未来发展

高法司法解释引入了健康人、社会人的新观念，大幅提高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支出的标准和幅度，这对推动我国汽车保险产品结构调整和促进我国汽车责任保险制度，尤其是汽车任意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笔者认为，随着法定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未来我国汽车责任保险制度将呈现下列三种发展态势。

1、在强制第三者责任险和任意责任险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以强制第三者责任保险为基硼，任意责任保险为主体的汽车责任保险险种结构。

2004年5月1日生效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要求机动车实行强制保险制度。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只能向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提供基本的保障。任意责任保险则是保险商以一国的侵权法为基础，结合其风险管理能力和社会需求制定的各类可供投保人自由选择的责任保险形式，与强制第三者责任保险不同的是，任意责任保险可以向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提供一个十分宽泛的保障范围。从理论上讲，任意性保险的保障范围很大，可以涵盖加害人的所有法律赔偿责任，而且多数任意责任保险所提供的保障正是强制第三者责任保险的除外责任。例如英国的第三者专项险就是一种将其道路交通法所设定的第三者强制责任险的保障范围拓展到任何情形的险种，因为在英国法定的第三者强制责任险往往承保的只是发生于道路交通法所规定的“道路”上的交通事故，而三者专项险则将“道路外”也纳入其范围，而且对人身和财产损害的赔偿都是无限的。强制第三者责任保险和任意责任保险在保障范围上的不同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正式实行汽车强制责任保险以后，汽车强制责任保险和任意责任保险都将获得充分的发展，并最终形成以强制责任保险为基础，以任意责任保险为主体的结构。

2、在任意财产损失保险和人身损害保险相互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以人身损害保险为主的汽车任意责任险结构。

就交通事故而言，它所可能引起的损害赔偿无非包括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两部分。财产损失主要包括汽车自身、车上货物、旅客携带的行李、驾车人管理的财产（如租人的财产、托管的财产）等的损失部分，由于汽车自身所可能导致的财产损失属于车辆损失险的保障范围，真正属于任意责任险保障范围的财产损失主要包括后三项财产损失。在一起交通事故所可能引发的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主要包括第三者、旅客、搭乘者、驾车人等，与此相应的人身损害保险主要包括自损事故保险、旅客或搭乘者伤害保险、无保险车伤害保险、人身伤害补偿保险等。虽然在任意责任保险中既包括了财产损失保险和人身损害保险，但人身损害保险无论在承保金额、责任限额还是在保费收入方面都比财产损失保险要大得多，在某些交通事故中如在去年底发生的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最高赔案——曲乐恒诉张玉宁案中所涉及的574万索赔全都属于人身损害索赔，该案并不涉及财产损失纠纷。在高法司法解释确定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中，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和精神抚慰金五项赔偿对受害人能够获得的总赔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而在高法司法解释正式实施以后，势必会出现一个任意财产损失保险和人身损害保险共同发展的局面，而人身损害保险必将在未来的汽车任意责任险中居于主体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