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伦理思想十篇

责任伦理思想篇1

关键词：责任伦理；权；时；信念伦理

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相对，是由马克斯·韦伯于1919年在一次演说中同时提出的。表面看来，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是极其对立的，因为前者的价值根据在于行为者的意图，而后者的价值根据在于行为的后果。但如果进一步去探索二者背后的深层动因，就会发现二者又是统一的，因为它们都根源于行为者内心所秉持的信念。所以，信念伦理是只关注信念而不关心后果，责任伦理则是将信念与责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此来看儒家伦理，也是信念与责任并重，所以儒家伦理也是一种责任伦理。当然在儒家伦理中，我们也可以同时发现信念伦理这种取向，但儒家伦理所追求的，则是信念与责任的和谐统一。儒家哲人尽管在言行中有诸多的不同，但都体现出一种责任伦理精神，这源于他们内心强烈的道义感和责任心，这在孔子的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

以往我们常认为，孔子是个迂腐的迂夫子，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既不是只知道因循守旧、不知道顺应时势的人，也不是只知道固守原则、不知道灵活变通的人。《论语·子罕》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其他人看来，孔子杜绝了四种不好的倾向：凭空猜测，绝对肯定，拘泥固执，唯我独是。可见孔子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更不是钻牛角尖的人。他既有崇高的理想，又能够面对现实，能够将信念与责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了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精神，这主要表现在“权”与“时”的思想当中。

孔子非常重视“权”的思想，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权在孔子这里是最高的处世原则，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在孔子看来，古代的圣贤虽然在道德上令人景仰，却往往是固执一端而不知权变。不过孔子非常自信，他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不同于古代圣贤的地方，就在于他懂得权变。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权变呢?这就要掌握“时”。时即合乎时宜，就是要符合时势发展和变化的要求。首先要审时度势，认清时势发展的趋向；其次要随时变通，采取适当的行动以顺应时势的变化。孟子对此十分景仰，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懂得“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的道理。

通权达变，应时而动，并不意味着可以离经叛道，放弃自己对道德理想的追求，更不是说可以毫无原则，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为所欲为，而是在坚持道德理想的前提之下，顺应社会现实的需求，将原则的坚守与方法的灵活运用统一起来。孔子曾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即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是无所谓可也无所谓不可的，但一定要符合道义的原则。生当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对于孔子来说最大的义，莫过于匡正这个元道的、混乱的社会。这是他的崇高理想，也是他终生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在他看来是必须坚持的。至于具体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则是可以变通的。与道义的原则相比，其他一切都是不重要的，有时为了实现这一原则，某些具体的道德规范是可以暂时违反的。只知道一味坚守道德规范而不知道随时变通的，是浅陋固执的小人，正如孔子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在这样的见解之下，孔子作出了一些不符合当时的士君子道德规范的举动，结果招致了弟子的非议。在卫国期间，为了求得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他去见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此人名声极坏)，引起了子路的不满，以至孔子不得不对天发誓，说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合乎礼的。更有甚者，当一些叛臣来礼聘时，孔子也想去一试身手，这更加让子路不满，对此他进行了辩解：“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又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在孔子看来，他不是白去，而是去弘道的，如果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就可以让周礼在东方复兴起来；他深信以自己的德行，决不会与乱臣同流合污，但如果身怀治国安民之才而不去施展，想为国为民做事却又屡次丢掉机会，这样是不对的。可见，孔子并非认可那些叛臣们的做法，他一向是反对犯上作乱的，他真正关心的是能否遇到有志于治国安民的为政者，能否给予他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之所以“欲往”，因为他不想错过任何一个这样的机会。当然，如果为政者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他也会毅然决然地离开，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事实上，孔子并没有真的去，他也从未真正得到这样的机会，但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伦理精神，不能不让人钦佩。

孔子不仅自身如此，对别人的评价也表现出这种精神，其中尤其以对管仲的评价最为典型。管仲在道德方面的修养确实不高，孔子曾经对其大加批评，说他不节俭、不知礼、不忠，确实有悖于儒家的道德标准；但另一方面，孔子却极力称赞他的仁德，因为他所成就的事功，非常符合儒家的仁道原则。可见在对一个人的评价中，孔子是将事功与道德分开来看的。管仲成就事功的手段可能有问题，但其结果与其初衷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的安定有序与人民的安居乐业。在一个道德上并不完美的世界中，在目的、手段和结果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坚守自己的信念，并在责任的驱使下，通过道德上成问题的手段，达到了目的与结果的统一，这就是责任伦理精神的体现。孔子看到了这种伦理的合理性与现实性，所以他能容忍管仲道德上的污点，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孔子确实富有责任伦理思想，不过他也有着信念伦理倾向。比如，面对“有道”与“无道”两种不同的境遇，君子究竟应该如何抉择，对此孔子曾经多次加以讨论，其典型表述是：“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在不同的场合下，孔子作出的是基本相同的选择：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君子应该积极入仕，如果甘于贫贱而出世，是可耻的；在国家政治昏暗时，君子可以消极出世，如果入仕以求富贵，也是可耻的。“有道则见”体现的是一种基于信念的责任意识，可以说是一种责任伦理精神；“无道则隐”则是为了坚持信念而放弃了责任，表现的是信念伦理倾向。这种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并存的现象，反映了孔子思想中理想与现实、信念与责任的矛盾和冲突。

孔子思想中的矛盾和冲突，也体现在他的弟子们身上。孔门弟子众多，其思想也各异，在责任与信念的问题上也有争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时，问弟子说：“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对此问题，子贡与颜回分别给出了不同回答。子贡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而颜回则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子贡认为老师的主张确实伟大，但太理想主义了，所以不能为世所用，最好能把标准稍微降低一点，这样才具有现实上的可行性。颜回也认为老师的主张伟大，但不能为世所用，这不是自己的错，而是有国者的耻辱，正显出老师理想主义的崇高。孔子听后，批评子贡志向不高远，对颜回则大加赞赏。不过最终，还是子贡到楚国搬来救兵，孔子及其弟子一行才得以脱离险境。

孔门弟子不仅在思想上有争论，在实践中的表现更不相同。仍以子贡和颜回为例。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颜回则没建立什么功业，这当然和其早死有关，但即使不如此，恐怕也没法和子贡相比，这是他们不同的人生哲学所决定的。基本上可以说，子贡遵循的是责任伦理，颜回坚守的是信念伦理。孔门弟子的这种差异，实际上是孔子思想中的矛盾冲突在其弟子身上的一种展现。

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不仅影响了他的弟子，而且影响了后来的儒家哲人；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当前仍然有着巨大的价值。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迅速，但问题也不断显现，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人的责任感的缺失和相应伦理观的混乱。由于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旧的价值观念已经动摇，新的价值观念正在形成但还未普遍确立。价值观念缺位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责任感的缺失，造成了当前社会中不负责任的现象大量出现。所以，责任伦理建设在当前中国就成为当务之急。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西方文化中的责任伦理思想值得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中丰富的责任伦理思想，同样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由于韦伯是从政治伦理的立场来提出责任伦理概念的，而儒家伦理最终也要归结为一种政治伦理，所以以下仅从信念与责任并重的角度，来看一下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对当前政治责任伦理建设的积极作用。

责任伦理是信念与责任的有机结合，而且信念是责任的源泉，任何负责任的行为都是在信念的引导下实施的。所以政治家一定要在内心充满崇高的信念，否则就很难保证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担负起真正的责任。韦伯指出，政治家是为了某种事业而去追求和运用权力的，至于这项事业是什么则属于信仰问题。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来说，现实政治生活的意义在于他为之献身的崇高信念，而不在于责任本身。如果没有崇高的信念做后盾，怎么能保证现实的责任不流于权力政治的工具?

孔子坚守着崇高的道德信念，那就是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这在《礼记·礼运》篇中借孔子之口所描述的大同世界里有着鲜明的体现。这种道德情怀是推动儒家哲人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奋斗的精神资源，它从伦理的角度说明了权力的根源、归属问题。现代的政治家必须了解，公共权力在根源上是属于公民大众的，只有对这一理念具有深切的了解，才不会把自己手中执掌的权力视为私人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为公作为政治家的道德情怀，它对现代民主制度的运作仍能起到一种支援作用。如果现代的政治家都富有这种道德情怀，这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促进力量。

责任伦理思想篇2

以往我们常认为，孔子是个迂腐的迂夫子，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既不是只知道因循守旧、不知道顺应时势的人，也不是只知道固守原则、不知道灵活变通的人。《论语·子罕》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其他人看来，孔子杜绝了四种不好的倾向：凭空猜测，绝对肯定，拘泥固执，唯我独是。可见孔子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更不是钻牛角尖的人。他既有崇高的理想，又能够面对现实，能够将信念与责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了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精神，这主要表现在“权”与“时”的思想当中。

孔子非常重视“权”的思想，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权在孔子这里是最高的处世原则，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在孔子看来，古代的圣贤虽然在道德上令人景仰，却往往是固执一端而不知权变。不过孔子非常自信，他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不同于古代圣贤的地方，就在于他懂得权变。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权变呢?这就要掌握“时”。时即合乎时宜，就是要符合时势发展和变化的要求。首先要审时度势，认清时势发展的趋向；其次要随时变通，采取适当的行动以顺应时势的变化。孟子对此十分景仰，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懂得“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的道理。

通权达变，应时而动，并不意味着可以离经叛道，放弃自己对道德理想的追求，更不是说可以毫无原则，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为所欲为，而是在坚持道德理想的前提之下，顺应社会现实的需求，将原则的坚守与方法的灵活运用统一起来。孔子曾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即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是无所谓可也无所谓不可的，但一定要符合道义的原则。生当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对于孔子来说最大的义，莫过于匡正这个元道的、混乱的社会。这是他的崇高理想，也是他终生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在他看来是必须坚持的。至于具体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则是可以变通的。与道义的原则相比，其他一切都是不重要的，有时为了实现这一原则，某些具体的道德规范是可以暂时违反的。只知道一味坚守道德规范而不知道随时变通的，是浅陋固执的小人，正如孔子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在这样的见解之下，孔子作出了一些不符合当时的士君子道德规范的举动，结果招致了弟子的非议。在卫国期间，为了求得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他去见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此人名声极坏)，引起了子路的不满，以至孔子不得不对天发誓，说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合乎礼的。更有甚者，当一些叛臣来礼聘时，孔子也想去一试身手，这更加让子路不满，对此他进行了辩解：“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又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在孔子看来，他不是白去，而是去弘道的，如果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就可以让周礼在东方复兴起来；他深信以自己的德行，决不会与乱臣同流合污，但如果身怀治国安民之才而不去施展，想为国为民做事却又屡次丢掉机会，这样是不对的。可见，孔子并非认可那些叛臣们的做法，他一向是反对犯上作乱的，他真正关心的是能否遇到有志于治国安民的为政者，能否给予他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之所以“欲往”，因为他不想错过任何一个这样的机会。当然，如果为政者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他也会毅然决然地离开，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事实上，孔子并没有真的去，他也从未真正得到这样的机会，但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伦理精神，不能不让人钦佩。

孔子不仅自身如此，对别人的评价也表现出这种精神，其中尤其以对管仲的评价最为典型。管仲在道德方面的修养确实不高，孔子曾经对其大加批评，说他不节俭、不知礼、不忠，确实有悖于儒家的道德标准；但另一方面，孔子却极力称赞他的仁德，因为他所成就的事功，非常符合儒家的仁道原则。可见在对一个人的评价中，孔子是将事功与道德分开来看的。管仲成就事功的手段可能有问题，但其结果与其初衷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的安定有序与人民的安居乐业。在一个道德上并不完美的世界中，在目的、手段和结果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坚守自己的信念，并在责任的驱使下，通过道德上成问题的手段，达到了目的与结果的统一，这就是责任伦理精神的体现。孔子看到了这种伦理的合理性与现实性，所以他能容忍管仲道德上的污点，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孔子确实富有责任伦理思想，不过他也有着信念伦理倾向。比如，面对“有道”与“无道”两种不同的境遇，君子究竟应该如何抉择，对此孔子曾经多次加以讨论，其典型表述是：“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在不同的场合下，孔子作出的是基本相同的选择：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君子应该积极入仕，如果甘于贫贱而出世，是可耻的；在国家政治昏暗时，君子可以消极出世，如果入仕以求富贵，也是可耻的。“有道则见”体现的是一种基于信念的责任意识，可以说是一种责任伦理精神；“无道则隐”则是为了坚持信念而放弃了责任，表现的是信念伦理倾向。这种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并存的现象，反映了孔子思想中理想与现实、信念与责任的矛盾和冲突。

孔子思想中的矛盾和冲突，也体现在他的弟子们身上。孔门弟子众多，其思想也各异，在责任与

信念的问题上也有争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时，问弟子说：“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对此问题，子贡与颜回分别给出了不同回答。子贡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而颜回则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子贡认为老师的主张确实伟大，但太理想主义了，所以不能为世所用，最好能把标准稍微降低一点，这样才具有现实上的可行性。颜回也认为老师的主张伟大，但不能为世所用，这不是自己的错，而是有国者的耻辱，正显出老师理想主义的崇高。孔子听后，批评子贡志向不高远，对颜回则大加赞赏。不过最终，还是子贡到楚国搬来救兵，孔子及其弟子一行才得以脱离险境。

孔门弟子不仅在思想上有争论，在实践中的表现更不相同。仍以子贡和颜回为例。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颜回则没建立什么功业，这当然和其早死有关，但即使不如此，恐怕也没法和子贡相比，这是他们不同的人生哲学所决定的。基本上可以说，子贡遵循的是责任伦理，颜回坚守的是信念伦理。孔门弟子的这种差异，实际上是孔子思想中的矛盾冲突在其弟子身上的一种展现。

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不仅影响了他的弟子，而且影响了后来的儒家哲人；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当前仍然有着巨大的价值。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迅速，但问题也不断显现，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人的责任感的缺失和相应伦理观的混乱。由于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旧的价值观念已经动摇，新的价值观念正在形成但还未普遍确立。价值观念缺位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责任感的缺失，造成了当前社会中不负责任的现象大量出现。所以，责任伦理建设在当前中国就成为当务之急。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西方文化中的责任伦理思想值得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中丰富的责任伦理思想，同样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由于韦伯是从政治伦理的立场来提出责任伦理概念的，而儒家伦理最终也要归结为一种政治伦理，所以以下仅从信念与责任并重的角度，来看一下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对当前政治责任伦理建设的积极作用。

责任伦理是信念与责任的有机结合，而且信念是责任的源泉，任何负责任的行为都是在信念的引导下实施的。所以政治家一定要在内心充满崇高的信念，否则就很难保证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担负起真正的责任。韦伯指出，政治家是为了某种事业而去追求和运用权力的，至于这项事业是什么则属于信仰问题。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来说，现实政治生活的意义在于他为之献身的崇高信念，而不在于责任本身。如果没有崇高的信念做后盾，怎么能保证现实的责任不流于权力政治的工具?

孔子坚守着崇高的道德信念，那就是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这在《礼记·礼运》篇中借孔子之口所描述的大同世界里有着鲜明的体现。这种道德情怀是推动儒家哲人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奋斗的精神资源，它从伦理的角度说明了权力的根源、归属问题。现代的政治家必须了解，公共权力在根源上是属于公民大众的，只有对这一理念具有深切的了解，才不会把自己手中执掌的权力视为私人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为公作为政治家的道德情怀，它对现代民主制度的运作仍能起到一种支援作用。如果现代的政治家都富有这种道德情怀，这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促进力量。

孔子不仅具有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而且有着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儒家的忧患意识，是对国家安定和人民幸福的关切，对个体生存和人类命运的关怀，以及对未来发展变化的关注。孔子密切注视着社会和人生，渴望在现实中建功立业，这种积极人世的品格和内心强烈的道德责任感相结合，激发起无限的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孔子曾说：“君子忧道不忧贫。”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周游列国，虽到处碰壁，仍坚持不懈。虽然孔子自己不忧贫贱，但对百姓的疾苦却非常关心，他要求统治者轻徭薄赋、节省民力，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反对不顾百姓的死活而一味索取。这些言行，反映了孔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不仅在当时有意义，而且在当前仍然有价值。

当前中国社会中也出现了韦伯曾经描述过的那种情形。工具理性过分膨胀，价值理性则严重萎缩，工具理性压倒甚至代替了价值理性，造成了意义世界的失落。意义的失落导致了信念的丧失，信念的丧失又导致责任的缺失，最终出现的是信念与责任的双重沦落。在道德领域中是如此，在政治生活中也是如此。许多官员既没有崇高的信念，也不讲现实的责任。他们参政既不是为了人民的福祉，也不是为了民族的繁荣、国家的富强，而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为了物质的利益。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他们也不为人民负责，不为民族、国家负责，而只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上级负责。这种人顶多可以被叫做“政客”，而不能被称为政治家。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在于：政治家从政的出发点是关怀公众的福祉，而政客从政的出发点则是自私自利。政治家固然离不开对权力的追求和运用，但如果仅仅是为了权力本身而享受权力，甚至无聊地炫耀权力，这决不是真正的政治家所为，必须加以贬斥和批判。所以一个从政的人，必须首先确立某种信念，把人民和民族、国家的利益放在心中，才能在现实政治中具有责任感，才能在责任伦理的引导下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在这方面，儒家哲人无疑是值得现代政治家们效仿的榜样。

责任伦理思想篇3

关键词 政治道德 责任伦理 信念伦理 马克斯・韦伯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5-0049-05

“祛魅”（disenchantment）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包括政治领域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都显现出理性化或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趋势。在此背景下，一般政治、现代政治更多地被学者以一种“技术路线图”的方式加以考察。从某种意义上说，韦伯同样如此，正如他将现代政治理解为理性的官僚制（bureaucracy，有的译成科层制）一样。然而，韦伯绝不仅仅停留在“客观性”的阐释基地上，他同时还是“价值观的旗手”，给政治生活以伦理审查，深刻地揭示出现代政治的道德伦理困境，并试图用伦理类型学解答这一困境。

一、政治道德悖论：从马基雅维利到韦伯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常常被诠释为政治权术学，“马基雅维利主义”成为此种类型的思想肖像。然而，他的思想不是如此单维度的，而是异常丰富的，至少它所揭示的一个命题就足以证明其自身的复杂性――政治与道德相互之间的关系。②谢惠媛：《善恶抉择：马基雅维里政治道德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正是如此，我们通过马基雅维利来引出现代政治遭遇的道德悖论问题，而这恰恰是韦伯面临的核心议题。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马基雅维利开启了从古典政治哲学向现代政治学的转变。在对政治的阐释上，古典政治哲学从道德-伦理维度来把握政治的本质，其核心任务在于探讨“何谓善的生活”“什么是真正的公民”等诸如此类的形上问题。政治的内在本质是由道德伦理所建构的，用一句话概括，即道德先于/高于政治。关于政治阐释的古典观点，马基雅维利明显持反对态度，他以一种非/反道德主义的视角来阐释政治：道德伦理不是政治的内在规定性，政治是外在于道德伦理的，免于道德伦理干扰的政治无非是权力之间的博弈，即政治与道德是分离的，两者是一种“平行关系”。马基雅维利消除了政治的道德-伦理维度，政治家行为的准则是权力斗争的现实原则，而不是“应当”的伦理要求。“去道德化”的政治解释模式带来了一个根本问}：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政治行为能否摆脱道德伦理的正当性审查？政治活动尤其是权力运作一旦与道德伦理发生冲突，是依循普遍的道德法则，还是为了达到某种“善”可以采取不道德的手段？②

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立场解构了古典政治哲学在现代世界的合法性，但它并没有消除权力政治与道德伦理之间的矛盾问题，毋宁说，它将这个问题更直白地呈现出来。看似隶属传统政治学的政治与道德关系命题在韦伯的政治社会学那里得到了延续。政治伦理悖论议题是韦伯政治社会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韦伯对此非常关注，并且借助理性化框架、伦理类型学重新阐释了政治与道德、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与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的矛盾、冲突问题，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现代性问题，韦伯提出了“责任伦理”概念，并力图以此作为解决现代性政治冲突的可行方案。可以说，作为现代性的“病理学家”，韦伯提供的治疗药方便是责任伦理。在展开具体论述之前，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这一对概念。韦伯将社会行为视为理解社会学的基本单位，在他看来，社会行为主要有四种：目的理性式行为、价值理性式行为、情感式（affective）行为以及传统行为。在一般社会行为的基础上，韦伯又提炼出“伦理行为”类型。他认为，从伦理的角度来看，一切行为要么是以责任伦理为准则，要么是以信念伦理（意图伦理）为根据。责任伦理（ethic of responsibility）指出，衡量一个行为的道德属性或伦理价值，在于行为的“后果”或“实际影响”；由此，衡量一个行动者的道德标准就在于，他是否预先考虑自己行动的各种后果，进而以可预见性的“行为后果”负责地、恰如其分地规制自己行动的方向，确定自己行动的计划，并且勇于为自己行为后果承担责任；信念伦理（ethic of conviction）则指出，不应当从行为外部因素――最重要的就是行为后果――衡量一个行为的道德属性或伦理价值，行动者的内在信念是衡量一个行为伦理价值的唯一根据；由此，行动者无需对行为的后果负责，“顾及后果”也许是上帝要考虑的事。总之，两种伦理行为不仅全然不同，而且存在着“极其深刻的对立”。雷蒙・阿隆将其理解为“工具格”与“道德格”的悖论。“工具格”态度，追求产生符合预期目标的结果，以一种手段-目的的思维观察世界，来分析自我行为。“道德格”态度，不考虑事件本身，不顾他人意愿，从自己内在道德信念为人处世、讲话行事。[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354页。

韦伯推崇的是责任伦理，并将其作为解决政治道德悖论的应对之策。他是如何通过责任伦理来寻求解释、解决现代政治的道德困境的？一是通过区分责任伦理与效果取向价值，批判政治现实主义；二是通过区分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批判政治理想主义。

二、责任伦理与效果价值的界分：批判政治现实主义

要准确理解韦伯关于伦理的诸多概念，现代政治的伦理议题，必须回到康德伦理学。在康德传统里，人类实践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对应着两种行为模式：技术-实践与道德-实践。技术-实践所遵循或追求的价值是“效果价值”或“功利价值”。在康德主义的立场上，“效果价值”或“功利价值”仅仅是一种文化价值，不足以构成“伦理”，它们只有在前康德主义（比如幸福论、功利论）的基地上，才能“配得上”伦理的“雅号”。立足于康德的技术-实践与道德-实践、伦理与功利之间的分野，韦伯有效地区分出效果取向行动与价值取向行动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取自康德传统的技术-实践性行动与道德-实践性行动之分，审慎与伦理之分，在韦伯的思路中都是很关键的。”李猛编：《韦伯：法律与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0页。很显然，韦伯将责任伦理领会为规范-实践，以效果为取向、以功利为考量的行为是属于技术-实践领域的。可见，韦伯是在康德主义基础上建构自己的伦理类型学的，责任伦理的首要特征就是对前康德主义的功利论或后果论的批判，进行功利价值与伦理价值的区分，“它所关注的不是工具理性的‘目的-手段’的事实关联，而是承担行为后果的‘当为’，即价值关联”。冯钢：《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韦伯伦理思想中的康德主义》，《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责任伦理概念包括了效果价值，并且它是责任伦理优于信念伦理的核心要素，由此出现的疑问是：责任伦理中的效果价值或“顾及后果”的原则是否是一种目的论或结果论原则？“顾及后果”原则会不会最终将责任伦理引向了前康德主义的目的论？仔细分析韦伯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很明显地获得这样的认识：不能把责任伦理退化理解为结果论。虽然责任伦理和结果论都注重后果，但责任伦理是一种在行为发生之前、行为选择之时的顾及后果，是行为者对自己行为的预期后果、可能出现的后果（尤其是副作用）所进行的理性考察与伦理审视，或者说，是对可能出现的后果的一种道德反思，这种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关切的是怎样防止最坏结果，怎样达到最好效果有时倒是第二位的考量；而结果论完全是把事后的结果好坏作为客观的道德评价根据。另外，责任伦理之顾及后果不是或不仅仅是影响自己的后果，而是社会公共利益。对长远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考虑，本身就带有超越一般功利的道德蕴含。

以“可计算性”为核心的工具理性日益成为现代世界的主导法则，政治领域也不断官僚化，日益成为不可抗拒的“铜墙铁壁”――韦伯将其形象地描绘为“铁笼”（iron cage）。正是洞察到现代世界的合理化趋势，韦伯立足于“价值中立”的方法论，将“现代性政治”本质性地阐释为官僚制和权力政治。在现代性政治中，政治行为遵循的无非是基于工具理性的效率原则，或者是基于利益计算的权力斗争原则，它们都从属于康德-韦伯意义中的技术-实践性领域。政治已被掏空，其内在的道德世界已然轰然倒塌，效率、权力斗争、利益驱动等构成了政治运作、政治家行为的唯一“信仰”，这便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原则。韦伯对这样的政治现实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如何看待政治？如何从事政治？政治家如何行为？韦伯的《以政治为业》演讲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把政治作为一种“志业”（Beruf）。Beruf，从字面上来说，就是职业，但韦伯赋予了人类世俗职业以宗教-伦理意义。韦伯不是仅停留在现实主义层面上理解世俗政治活动，而是要赋予政治以宗教-伦理的维度，他心目中的作为志业的政治应当是内嵌使命的责任政治。“现实主义者”所推崇的政治（典型表现就是权力政治）与“志业”全然无关、相差甚远。在权力政治中，从事政治的人是“依靠政治而活”的人，追求权力是他们天然的欲求，这样的欲求塑造了政治行为的“非伦理”的主观性。“这种追求权力的行为，一旦不再具有客观性，不是忘我地效力于‘事业’，而变为纯属个人的自我陶醉，他便开始对自己职业的崇高精神犯下了罪过。”②③[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01～103页。与以政治为业的政治家不同，“依靠政治而活”的政客深陷政治现实主义的泥沼中，完全缺乏客观性和责任心，权力完全沦落为世俗化的目的，正是由于政客缺少为某一“事业”献身的精神，由此，即便他获得了外在的世俗成就，“也免不了为万物皆空的神咒所吞噬”。②韦伯并不停留在“政治科学化”的阐释层面上，而是有着强烈的政治价值立场，他持一种责任伦理的政治观，并以此为基准展开对政治现实主义的批判，这一点又突出地表现为对权力政治的批判。不可否认，俾斯麦的政治实践给予韦伯支配社会学以重要影响，韦伯对于权力的理解多多少少也带有其烙印，但他深刻洞察到俾斯麦式权力政治的弊端：对单纯权力无批判地接受，由此导向无目标的世俗政治。1917年，韦伯在慕尼黑的著名演讲中清晰明了地表达出他对“权力政治”的批判性立场：“对政治力量最最有害的歪曲，莫过于像暴发户一样炫耀权力，无聊地沉醉在权力感之中，和一般来说对权力本身的所有崇拜。单纯的‘权力政治家’或许可以造成强烈的影响，但实际上他的工作既无目标也无意义。（在我们中间，也有着一种强烈的崇拜欲望，会给他带来荣耀。）在这方面，对‘权力政治’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③

以上可知，将韦伯责任伦理概念归置为工具理性或目的-手段理性是理论上的近视，将责任伦理退归为“结果论”或“功利论”同样是不得要领的。“顾及后果”是政治家负责任的政治行为；政治家应当将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政治内在的规定中必然包括了价值理性维度，政治行为应当具有“高度伦理性”。而政治现实主义掏空了政治的内在“客观性”与“伦理性”，一切政治行为变成了“为权力而权力”，丧失内在目标的政治行为只能被浮而不实的虚荣所包围。概括之，韦伯通过区分责任伦理与效果取向价值，彰显了责任伦理的宗教-伦理维度。政治现实主义将政治与道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裂开来，权力争斗构成了政治的唯一规定性，掏空政治作为“志业”的伦理属性。可见，在政治与道德关系上，韦伯并没有以“去道德化”的方式否定政治的伦理维度，恰恰相反，纯粹的权力政治是“不道德的”“无聊地沉醉在权力感之中”的政客是对作为“志业”的政治犯下了罪过的。

三、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界分：批判政治理想主义

效果取向的行为还构不成真正的伦理行为，其本质上是一种技术-实践。韦伯通过伦理行为与非伦理行为（效果取向的行为）的区分，阐释了责任伦理的基本内涵，尤其是“顾及后果”的责任感和以政治为业的崇高感，以此展开了对政治现实主义的批判。对政治理想主义的批判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借助两种伦理行为框架（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展开了这一任务。这两种政治伦理都摆脱了权力政治等政治现实主义的规制，它们是对政治机会主义的拒斥，“政治伦理就是承认对作为‘事业’的政治的约束”。[瑞士]G.恩德利：《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一种假对立》（上），《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如上文所说，以责任伦理为准则的行为者在事前行动要对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有清晰的认识，尤其是政治家做出自己的政治选择的时候要“顾及后果”；以信念伦理为准则的行为者只需从行为内在价值出发，行为的后果是上帝要考虑的事。信念伦理有两个特征：（1）它是“绝对命令”。信念伦理是一种“绝对伦理”，遵守信念伦理是绝对的、无条件的。（2）它是“不后果”的。这是与责任伦理根本区分之所在。

韦伯的责任伦理概念具有两项核心主题：一是责任伦理牵涉到某种信念；二是遵循责任伦理行事的人同样不得不对自己行动的可预见后果有所考虑。施路赫特指出，责任伦理的行为“不仅必须从道德信念的角度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而且还得从对可预见后果的估价方面证明自身的正当性”。李猛编：《韦伯：法律与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3页。这里涉及到“两种价值”的道德要素。第一个要素称为“信念价值”，第二个要素称为“效果价值”。恪守信念伦理的行为者并不是不负责任，但他只对自己行为的信念价值负责，无视对于效果价值所承担的责任。而在韦伯看来，效果价值具有伦理相关性，必须将之归并到其行为的道德正当性的考量之中。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一样都对信念价值负有义务，但两者的义务观是不同的。前者是历史义务观，践行的是政治价值观念，后者是绝对义务观，践行的是宗教-伦理观念。

通过区分两种伦理行为，尤其是凸显责任伦理，韦伯在政治实践上的意图是：激烈批判以信念伦理为准则的政治浪漫派和政治领域中的一切泛道德主义。韦伯是在德国在一战战败的特定背景下批判政治浪漫派或泛道德主义的，它有两个典型代表：一个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完全依循福音伦理而行事；另一个是社会主义者，倡导主张世界革命。和平主义者秉承“绝不以武力抗恶”信念，即使面对敌人入侵、国家灭亡、人民生灵涂炭，也不赞成以武力抵抗侵略者。他们在信念伦理的支配下，强调“政治诚实”的义务，认为应当公开所有的文件，哪怕是会使自己的国家受到谴责的文件。社会主义者以实现社会革命的理想为根本信念，只要有利于实现这一理想，哪怕放弃和平，多打几年战争也是可以的。韦伯认为，这样的政治浪漫派、泛道德主义者追求所谓的“纯粹信念”或“绝对伦理”，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理想主义”：“遵照纯粹的信念伦理去追求一种终极的善，这个目标很可能会因此受到伤害，失信于好几代人，因为这是一种对后果不负责任的做法，行动者始终没有意识到，魔鬼的势力也在这里发挥着作用。”④[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15、112页。以“英雄伦理”行事，带来的却是“魔鬼”的后果；以绝对的“善念”出发，带来的却是“恶果”。

韦伯不仅以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为例来揭示出信念伦理在政治领域带来的消极影响，而且从学理上给出现代政治不以信念伦理为原则的依据。第一，现代社会实现了“祛魅”，一元论的、普遍化的绝对伦理即宗教伦理日益丧失合法性，现代社会不断分化，诸领域有各自不同的伦理规范。宗教伦理无法成为政治领域的绝对规范，政治伦理不能依循普遍伦理制订，建立在暴力、权力基础上的政治活动、政治关系必然要求一种“特殊伦理”。“正是人类团体所运用的这种正当暴力本身所具有的特定用途，决定着政治中一切伦理问题的特殊性。”④试图通过普遍伦理的绝对律令规制政治活动的政治浪漫派显然无视了这一点。政治浪漫派是一种无生育力的亢奋，陶醉在一种浪漫情怀之中。第二，现代世界是一个“伦理的非理性”世界。信念伦理是一种“简单思维”的伦理，它只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构成行为者最优的道德准则：这个世界是“善果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的世界。每个人只要以“简单思维”而动，即怀揣善念行动，心无旁骛，一切令人欣慰的结果便随之而来。然而，真实的情况是，世界是异常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在于整个世界处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悖论之中，世界呈现出“伦理的非理性”，尤其是在政治领域。由于权力斗争和暴力是政治活动的重要构成因素，所以，无论是“靠政治而活”的人，还是“为政治而活”的人都与“魔鬼”相伴左右。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要获得“善”的结果，不得不使用道德上十分可疑的手段；而人们善良的美好愿望或良知很可能会给政治实践带来非常严重的恶果。

在韦伯看来，人们不得不在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保卫城邦”与“灵魂拯救”之间做出抉择。“采用暴力的手段并遵守责任伦理的政治行为，它所追求的一切事情，都会危及‘灵魂得救’。”②[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15、116页。在韦伯的自我抉择中，民族国家的利益是优于诸如“国际和平”“社会主义的未来”等伦理信条的，韦伯也不祈求在如此这般的信念伦理中获得灵魂的拯救。韦伯将自己的立场深深地扎根于“责任政治”的实践中。责任政治要求在政治行为中遵循责任伦理，这也是对政治家提出的道德-伦理准则。“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②那么，“为政治而活”的政治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能履行自己的责任，不辜负这样的“志业”？韦伯指出了三点：激情、责任感以及判断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激情、责任感体现为宗教-伦理理性，它是一种以政治为业的强烈信念，常常表现为对政治这一事业的“献身”，实际上是对信念价值的承诺与坚守。判断力是摆脱情绪、主观想法以及抽象信念的“客观理性”，是一种冷静洞察现实的能力。拥有判嗔Φ恼治家意味着，时刻清醒地认识到政治领域的现实，认识到自己行为与可能的后果之间的相关性，进而在深思熟虑后果断抉择，并且勇于对自己行为及其后果承担责任。判断力实际上是政治家对效果价值的伦理相关性的承认即顾及后果。只有具有这三种品质的政治家即具有责任感的政治家才能既超越了纯粹追逐权力的政治家，又能超越纯粹追求信念的政治家。

由上可见，韦伯同样不赞成以信念伦理的方式解决现代政治领域存在的政治与道德、暴力与伦理、手段与目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悖论问题，在他看来，主张这种观点的人是政治浪漫派，只有责任伦理才能将信念与效果、手段与目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起来，只有具备责任伦理的政治家才能真正解决政治道德悖论。

责任伦理思想篇4

海德格尔的学生、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约纳斯（HansJonas，1903年～1993年）在1979年出版了《责任原理：技术文明的伦理研究》一书。此书出版后很快就成为了当代的经典之作，于1984年被翻译成英文，于1987年获得德国图书业和平大奖。约纳斯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种与传统和现代的各种伦理学截然不同的技术时代的责任伦理学。约纳斯的技术时代的责任伦理学并不是像传统的和现代的各种伦理学那样去研究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而是力图“给科技时代的伦理一个本体论的解释”。这一本体论的解释基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的思想，从自然的本体论来论证技术时代的伦理学，使约纳斯在20世纪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1]（P214-236）

一、对传统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约纳斯对技术时代伦理的本体论解释并不是想在现代的各种伦理学之中加入一个所谓的“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的分支，而是要从人的本体论的根基上改变整个伦理学。约纳斯认为，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还是基督教的良心论；不论是康德的义务论，还是密尔的功利主义；不论是罗尔斯的正义论，还是各种道德相对主义，所有这些伦理学无一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约纳斯认为这些伦理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近距离的伦理”（N?chsten-Ethik）。比如说圣经上说，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人，或者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对待别人。或者像康德说，决不要把你的邻人当成手段，而总是要把他当成目的本身。这些伦理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主体上或主体间自律或他律的伦理学，是对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提出的规范和约束。无论道德的目标是在于自由，还是在于德性，也无论道德的标准是个人行为的内在准则，还是社会契约的正义和外在规范，这些伦理学的实质都是对人的善与权利的关注。概而言之，“整个传统的伦理学就是一种人类中心论的伦理”[2]（P24）。

人类中心论的伦理学不言而喻的核心就是人或人的社会，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就是研究人的学科。但是，从古至今的各种伦理学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显露出它们的贫乏和无能为力，因为它们在技术的无目的性的庞大力量面前束手无策，它们对自然和未来的生命置若罔闻。它们的那些崇高的道德价值随着技术时代里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和上帝之死而彻底崩溃，与此同时它们却未能提出一种直面技术时代的道德责任原则。各种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面对技术对地球的统治以及为争夺这种统治权的斗争无能为力，这种伦理学的失败促使约纳斯针对传统伦理学的困境提出了一种“远距离的伦理”（EthikderFerne）。这种“远的伦理”首先面对的不再是人的精神性的道德困境，而是在技术统治的威胁下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无疑是一种道德伦理，但是它的本质是首先对自然的关注的义务（FürsorgenpflichtfürdieNatur），而不是首先对人的关切（SorgefürdieMenschen）。“远的伦理”并不只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范畴，而是意味着敞开了一个新的维度，一个新的价值尺度，所有的古代的和现代的伦理学都将在这一尺度中重新得到检验和批判，所有的传统的伦理学都将在这一维度中被重写。以前的伦理学与其说是没有思考到“远”的维度，毋宁说是在根本上存在着人类中心论的限度。

当然，这一“远”的维度不同于“远”的乌托邦。在《责任原理》的最后一章“从乌托邦批判到责任原理”中，约纳斯以人的自然的“已经存在”（SchonDa）拒斥了布洛赫空洞的“尚未存在”（Noch-Nicht-Sein）的“希望原理”和“乌托邦精神”。在他看来，布洛赫的“希望原理”仍然只是是一种人类学性质的本体论。[2]（P56-376）约纳斯所说的“远”是从现在的人对“已经存在”的自然和“未来”的生命的责任出发的，因此它是一种直面已经存在的人的生存境况的本体论。约纳斯将责任原理的绝对命令表述如下：“你的行为必须是行为后果要考虑到承担起地球上真正的人的生命持续的义务。”其否定形式的表达是：“你的行为必须是行为后果不能破坏地球上人的生命的未来的可能性。”[2]（P36）

约纳斯的责任伦理是一种考虑到人类行为的后果，甚至很大一部分是不可预测的后果的伦理，他不像基督教的和康德的伦理学那样诉诸人的行为的良好动机、善良意愿和自由意志等等。在他看来，在伦理学中诉诸人的动机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它将人类从自然以及未来的生命的整体中完全剥离出来，将人类个体的自由和尊严视为最高的价值。它的原则是，个人按照正义行事，行动的后果交付给上帝或普遍的道德原则。责任伦则理要求人类充分考虑到技术的权力所带来的大量的不可预知的全球性的破坏性的后果。责任伦理也不同于效果取向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因为功利主义伦理学虽然是以理性化的、实用的效果甚至是长远的效果为目标，但是就真正的价值尺度和本体论的基础而言，它却是盲目的和虚无的，它的效果是以利益甚至是长远的利益而非以自然的目的作为评价道德行为的标准。在一个技术文明时代，在福利社会和消费的时代中，功利主义使得人们无法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利益和需要的逻辑去思考我们人类和地球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韦伯在人的行动的价值领域区分了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在韦伯看来，尽管康德的伦理学是一种理性自律的、形式反思的、可普遍立法的伦理，但仍是一种信念伦理。韦伯的责任伦理认为，在人类的政治行为中，必须从政治义务和行动的后果出发，而不是从善良意愿、良好的动机、伟大的信念等等出发。[3]（P30）如果从约纳斯的责任伦理来看韦伯的责任伦理，那么韦伯的责任伦理仍然是一种康德式的伦理，一种人类中心的伦理。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对启蒙辩证法和技术理性的批判同样陷入一种对技术文明的悲观主义之中，而缺乏一种规范技术力量的责任伦理。责任伦理的关键是我们要对什么负责，即衡量我们行动的后果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对于约纳斯来说，责任伦理要求行动的后果要对自然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负责。

二、责任关系的原型和责任原理的宏观伦理学

约纳斯的责任伦理的绝对命令是要求人对自然承担责任和义务，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对时间上未来的人类和空间上遥远的区域的影响远比我们所能想像的深刻得多。技术力量的未来的危险已经超出了人们的计算和想像。因此，人对自然和未来的人的责任和义务构成了责任原理的核心。人的责任并不仅仅是为已经做的事情负责，而且还要为未来做的事情负责，承担自己的义务。约纳斯为责任伦理学原则提出了一个生动的原型关系。约纳斯说：“所有责任的原型就是对孩子的关系。”[2]（P184）这种“父母与孩子的关系”（Eltern-Kind-Beziehung）是一种“不可逆的关系”（einnicht-reziprokesVerh?ltnis），[2]（P176）因为“孩子要求人的庇护是种不可逆的关系。”[2]（P192）一个小孩有什么用呢？他不过是个小生命而已。然而，“责任的原初的对象就是孩子。”[2]（P234）父母对他的孩子具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在不可逆的关系之中，要求庇护的是弱者，而承担庇护责任的是有行动能力的强者。相对于人而言，自然和未来的生命就是弱者，尤其在技术统治的强大力量面前，作为弱者的自然和未来的生命更需要我们当代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在技术文明中，人的力量随着技术的疯狂突进而空前地增长，但是人的欲望和需求的增长并没有同时伴随着人对弱小者的责任的增长。因技术而强大的人类的责任意识仍然需要启蒙。人的尊严不是体现在他的强大之上，而是体现在他的责任伦理之中，因为“只有人具有责任意识”[2]（P185）。

人对自然和未来的生命的伦理责任就在于：“任何行动必须从人类的长远存在着想，或者任何行动的后果不能对未来的生命造成破坏。”这是对整个人类提出的伦理原理，而不是针对某个个体。现代自由主义的个体伦理学只注重个体的自由、权利与尊严，而无力承当集体行动的责任。只有古典哲学和宗教的伦理才针对共同体或集体提出伦理原理和道德律令。自从宗教作为伦理被驱逐出现代世界以来，一种面向未来、面向集体行动和公共领域的“大伦理”再也没有出现过。现代哲学制造了宏观伦理学和微观伦理学以及元伦理学和对象伦理学之间不可弥合的分裂。结果是现代社会缺乏一种能思考人类行为的巨大后果的元伦理学，而那些诉诸个体权利或自由的伦理学却无力拓展人的道德责任能力。约纳斯的对自然和未来的责任伦理再次将道德责任承载者确立在整个人类身上，而不仅仅是理性自律或意志自由的个体上。因为责任原理所基于的“人的自然”（humannature）是处于自然和历史中的整体的存在，而不是基于人的反思理性、自我意识或良心。约纳斯认为，伦理学首先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人根本存在于世界之中？为什么要有保证未来生存的无条件的绝对命令？这一问题不可能在任何一种传统伦理学中得到回答。这是一个最为本体论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根本问题。将人置于伦理的核心的传统的意识哲学或现代的生存哲学，都追求一种高级目标的伦理，却在根本上忽视了其最低限度的本体论基础。这一本体论的基础就是被整个现代哲学所遗忘了的自然本体论。

三

约纳斯的责任伦理是从自然的本体论来界定道德伦理的绝对命令的，这意味着善的概念既要在自然中得以思考，同时也要在未来的时间维度中进行思考。善的概念既不是基于人的权利或社会的契约，也不是按照价值的原则人为地建构起来的，它是植根于自然之中的，因为自然本身就有价值和目的，而且它是人类行为的价值和目的的基础和源泉。自从康德以来，对事实和价值的区分已经成为了现代思想尤其是现代伦理学的自明的前提。然而这一前提却是以自然本身没有目的和价值为前提的。正是现代技术文明的兴起才造成了一种二元论的普遍的意见，这种现代性的分裂左右着现代哲学的基本范式。

约纳斯在《责任原理》一书中对事实与价值，或“是”与“应该”的现代性分裂的批判不遗余力。他将这些区分和对立视为“现代性的教条”：“我们时代的一个根本的教条就是从‘是’不能推导出‘应该’”[2]（P92）。他认为这是整个现代哲学内在的价值主体性（Wertsubjektivismus），或者说主体性强大的意志的恶果。[4]（P101）正是这种事实与价值的分裂造成了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即本体论和伦理学。现代所有的伦理学都建立在人权、自由、正义和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原则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传统的对自然的沉思的本体论之上。人们认为伦理学与本体论无关。与此同时，传统的本体论或自然哲学已经被现代的自然科学体系所取代。对此，约纳斯坚决拒绝认为我们时代的“自然科学说出了自然的真理”[2]（P30）。他甚至认为自然的真理恰恰是毁在自然科学手中。约纳斯试图重返古代哲学的视域，重新追问“是”与“应该”、原因与结果、手段与目的、自然与价值等等之间的关系，重新在本体论的基础上建立伦理学，从自然的本体论追问人曾经生存的基础、未来生存的权利和现在生存的伦理责任。就打破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以及对自然概念的追问而言，他和海德格尔、施特劳斯、洛维特等人的努力有许多契合之处。用谢林的话说，约纳斯的责任伦理不是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而是建立在自然的自由之上。

约纳斯批判整个现代哲学基于一种“传统主义”立场。[5]（P12）约纳斯试图重返古代的传统，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哲学对人与自然的理解，思考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人对自然的责任，以克服现代哲学包括海德格尔早年的存在主义的虚无主义的后果。约纳斯早年曾经批判了现代虚无主义对世界的漠然态度和对人的进化论生物学观点。约纳斯发现，现代虚无主义和灵知主义一样，是一种极端分裂的二元论，一种在人与世界、上帝与世界之间的二元论，它导致了人在体验世界的情绪上产生一种异化感、孤独感、陌生感、冷漠感、无家可归感和根本的虚无感。对自然的理解，现代人认为是物质的、同质的、冷酷的、僵死的；而灵知主义则认为是反神的、魔鬼的，但这个世界仍然是活生生的人的世界。约纳斯说：“现代自然科学的宇宙和灵知主义所认为的宇宙具有某些共同的东西：它们相对于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只不过在灵知主义那里，世界是敌对的，而在现代人这里，对自然完全是冷漠的、漠不关心的。人的价值只体现在人的意志之中，此外别无它矣。”[6]（P102）约纳斯在《虚无与永恒之间》（ZwischenNichtsundEwigkeit）中称光怪陆离的各种现代哲学乃是“一堆失落了世界的哲学”，一种“宇宙的虚无主义”，是“对自然的遗忘”。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经过康德的主体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人的本真生存等日益加剧的过程，已经彻底地埋葬了古代人所体验的整全的世界和自然。约纳斯批评海德格尔说：“从未有过一种哲学像存在主义这样对自然漠不关心。在海德格尔那里，人们听到的是作为烦劳操心的此在，但是这是从精神方面来谈的，而不是从定要烦劳操心的物质基础即身体来谈的。只有通过身体，我们才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且受制约地融入周围的自然世界之中。”[7]（P19）约纳斯认为存在主义是双重地或加倍地遗忘了自然世界。

在《生物与自由》（OrganismusundFreiheit）一书中，约纳斯对生物的本质进行了新的反思，尤其是批判了进化论的生物哲学和普列斯纳的新人类学。约纳斯援引亚里士多德的古典目的论说明任何存在于“永恒与虚无之间”的生命都有自身内在的目的和自己的意志，都具有其本体论的价值，任何一个生命都是对抗对自然的虚无主义的动力、条件和归宿。约纳斯认为，现代虚无主义的哲学有意忽视了生物的有死性。在进化论的生物等级的哲学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低级的关系，它无视每个植物和动物都有其作为生命存在的内在性和自身的目的，一个自然的目的。现代进化论的生物哲学将自然视为自身没有价值而只有使用价值的无意义的物质，剥夺了生物的自然的本性。启蒙运动从基督教人类学和自然法理论中发展出一种人类学的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理论，人从《圣经》所说的上帝管理自然僭越为培根所说的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人的权利不再基于自然本身的权利，进而剥夺了自然的神圣性和权利，人们再也无法体验到古人对自然和生命那种神圣的敬畏感。约纳斯说：“将自然视为冷漠的、中性的存在物实际上成了意义丧失和虚无主义的起源……这同时也是自然的价值和尊严的丧失。”[2]（P156）

约纳斯试图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思想。亚里士多德论述了自然具有自身的目的，认为自然具有最根本的存在下去的生命意愿。自然的本体论就在于所有的生命存在都通过生命自身显示其克服虚无的价值，生命的目的就是自我肯定的生命本身，生命自身的目的性要求不能破坏生命本身。约纳斯说：“所有价值中最基本的价值就是自我肯定和自我维持，它自在地就是善，就是存在对虚无的克服。”[2]（P155）自然就是最高的善，自然不是人的利益。人必须放弃他的空前膨胀、肆无忌惮的人类中心主义，承担起对自然和未来生命的责任和义务。

四

但是，在技术文明时代，让人类放弃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而承担起对自然和人类的未来的义务是何其艰难的一件事，因为技术至上论和技术乌托邦已经深入到现代文明的方方面面了，以至于我们把现代文明称之为“技术文明”。约纳斯认为，在技术的框架之内是根本不可能给出任何克服技术控制人与自然的解决答案的。技术本身不能克服技术的风险和危险。对技术本质的认识以及对技术的警惕是责任伦理首要的任务。技术实用主义者认为技术可以充分考虑到长远的利益，但是这种辩护实际上何其虚伪和软弱。[2]（P7）

首先，约纳斯认为，技术文明的本质就在于技术已经内化成为人自身的需要了。技术不再是一种人所能控制和运用的工具和媒介，而是一种深刻的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力量。技术就是人的欲望和力量的载体，是人的意志的体现，是人的权力的象征。[8]（P43-44）其次，约纳斯认为，技术时代的绝对命令是一切皆可利用，一切皆可制造，一切皆可消费。然而，能做的是不是就等于一定要做，是不是应该去做？也就是说，是否凡是技术力量所能做到的都应该去做？在约纳斯看来，现代人更多地考虑技术上能否做到，而人对技术说“不”的能力和智慧已经荡然无存了。再次，技术不仅改造了人类生存的整体的自然，更为重要的是技术重新界定了人的自然（humannature）。人不再被视为智慧的人（homosapiens）了，人的本质就是劳动的人（homofaber），或者说技术的人。因此，技术已经不再是人自身之外的东西了，而是技术的人的一整套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方式。现代人几乎不能在技术思维之外思考问题，诸如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可能与现实的区分等等都已经根深蒂固地扎根在我们时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思潮之中。最后，自从培根提出科学技术的新工具以征服自然的近代转折以来，人们形成了一整套的评价自然和生物以及人的本质的知识，成为整个现代文明技术乌托邦的基础。[2]（P251-255）因此，技术时代的伦理问题首要的就是对技术乌托邦的清醒认识。

技术乌托邦对未来的危险虽然是无法加以确切地计算的，但是它并不因此而不存在。约纳斯提出了一种尽可能想像技术在未来的难以预料的巨大危险的“恐惧的启迪术”（HeuristikderFurcht）。“恐惧的启迪术”有助于人们在面对技术时代里去测度技术的力量及其威胁，去思索自然和生命的本体论地位和意义。对于约纳斯来说，伟大的圣徒施韦泽提出的“敬畏生命”（EhrfurchtvordemLeben）是一种最值得尊敬的思想。恐惧技术，敬畏生命，这种技术悲观主义和自然生命神圣论就是约纳斯的责任伦理的基本精神。责任伦理首要针对的就是技术文明本身的危险，那些技术至上论和技术乌托邦的危险，那些使人成为“技术的人”的危险，那些疯狂地生产一切、制造一切、消费一切、享受一切的危险。责任伦理要对技术本身坚决地说“不”。对于技术文明来说，不仅仅是负责（Verantworten）的问题，而且是给出解决的答案（Antwortenzugeben）的问题。约纳斯说，在现代科学技术的世界观和现代哲学的视域之外去思考技术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使人承担起对自然和未来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哲学的未来，也是自然和生命的未来。[9]（P1-2）

[参考文献]

［1］HansJonas．DasPrinzipVerantwortung:VersucheinerEthikFürdietechnologischeZivilisation［M］．Frankfurt/Main，1979．

［2］J.C.Wolf．HansJonas:EinenaturphilosophischeBegründungderEthik［A］．A.Hügli&P.Lübcke．Philosophieim20.Jahrhundert[M]．ReinbekVerlag，1996．

［3］WolfgangSchluchter．ConvictionandResponsibility［A］．PadadoxofModernity：CultureandConductintheTheoryofMaxWeber[C]．trans.byNeilSolomon，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6．

［4］HansJonas．MachtoderOhnmachtderSubjektivit?t:DasLeib-Seele-ProblemimVorfelddesPrinzipsVerantwortung[M]．Frankfurt/Main，InselVerlag，1987．

［5］FranzJosefWetz．HansJonaszurEinführumg[M]．Hamburg：JuniusVerlag，1994．12．

［6］HansJonas．Demb?senEnden?her.Gespr?chüberdasVerh?ltnisdesMenschenzurNatur[M]．Hrsg.WolfgangSchneider.Frankfurt/Main，Suhrkamp．1993．102．

［7］HansJonas．Wissenschaftalspers?nlichesErlebnis[M]．G?ttingen,Vandenhoeck&RuprechtVerlag，1987．19．

责任伦理思想篇5

关键词：经济学；伦理思想；企业伦理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2）03-0018-06

一、引言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许多学者都在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企业伦理。管理学家则从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和当代管理理论中，归纳和引申出文化管理、人本管理、价值管理等具有时代特征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并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融入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生态管理、企业营销管理等理论中，以此求得企业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而哲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则从德性论以及正义论的角度来评价企业的道德行为，并为企业的伦理道德决策提供价值观乃至方法论的指导。中国的学者和研究者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伦理思想进行挖掘，也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事实上，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企业伦理问题，可以为企业伦理的研究提供可供借鉴的方法和视角。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和对象看，经济学是研究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主要是在技术和资源约束下对经济主体的利润极大化进行效率分析。而经济学的发展表明，仅对资源要素等硬的方面的研究和关注是不够的，还应该将企业伦理、企业社会责任等这些影响企业乃至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软因素纳入研究范围。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1987）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研究，对经济学脱离伦理的研究现象进行了批判，并在他的著作《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明确指出了经济学与伦理学同源的思想，进而揭示了现代经济学内容丰富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结合。现在，经济学也越来越趋向于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包括人与人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和人的行为对自然的影响以及“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冲突与一致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无不涉及伦理道德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从福利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中，归纳出丰富的伦理思想，从而，深刻揭示影响企业决策和行为的非经济因素，即伦理道德的重要性。这样既使得经济学的研究更加丰富、全经济学伦理思想及其对构建现代企业伦理的启示面而又有意义。同时，通过经济学的研究，又让企业伦理的研究带来理论上的支撑和更具实践的价值，为当代企业伦理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经济学中的伦理思想

西方经济学学派中的福利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经济伦理有丰富和完备的论述，蕴涵着丰富的伦理思想。福利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蕴涵丰富的伦理思想。英国经济学家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在20世纪20年代，综合了经济学和伦理学，将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融为一体，创立了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一开始建立就是以英国哲学大师边沁（J.Bentham）和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人的功利主义伦理哲学为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都是为了让自己尽可能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指数。幸福指数可以衡量和计算，伦理则可以作为对幸福指数的衡量。每个人的行为其实都有满足和增进自己福利的欲望和目的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目的和欲望的达成，就获得了个人的幸福或效用。效用就是19世纪以边沁为代表的英国哲学家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概念，边沁所提到的效用就是福利，是指人们消费时所产生的快乐和幸福的心理满足感。可以从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一概念的内涵，从个人的价值目标来看，效用是指个人获得的幸福和快乐；从社会的价值目标看，它是最大多数社会成员尽可能获得的“最大幸福”。同时边沁将伦理道德放在个人效用的总和之上来衡量，认为只有使社会中个人效用之和最大的准则和行为才是道德的，并形成了功利主义原则。功利主义认为，与行为相关的感性快乐与痛苦是伦理学思考的基本出发点。旧福利经济学家庇古和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等人将边沁的功利主义原理运用到古典经济学中，由于采用了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和以边际效用基数论为基础，使得边沁哲学原理中难以衡量的“最大幸福”概念则可用福利和效用来进行定义，并把自由、效率和公平分配作为三大社会目标，以此来评价和衡量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行。庇古认为，如果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而国民收入分配越是平等，社会福利也就越大。由此总结出两个福利经济理论：一是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理论，即对于边际社会收益小于边际私人收益的单位，政府应通过税收政策加以限制，即征收庇古税。而对边际社会收入大于边际私人收益的单位，政府则应该通过补贴政策加以鼓励，以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二是收入分配最优理论，即当穷人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等于富人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时，社会福利总量便会达到最大。而以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理论为代表的新福利经济学，继承和吸收了庇古和霍布森等人的旧福利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以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来研究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收入分配。帕累托认为，如果一种经济改变至少可以使一个人的情况变得更好，但不会使他人利益情况变得更坏时，社会福利就会得到改善。这种改变是可取的，这被称为帕累托法则。而衡量社会福利改善与否的标准被称为帕累托标准。帕累托标准作为福利经济学进行价值评价的标准，既是社会福利改善和改进的标准，又是福利经济学引入功利主义伦理理念的结果，也是福利经济学成为规范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效率和公平问题贯穿福利经济学的始终，福利经济学上的“效率”是帕累托效率，是社会和谐的最佳境界。

新制度经济学就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全面考察和实证分析，得出了“制度”是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的结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人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并且信息是完全的。而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则主张经济学应该研究现实中的人，应该从现实的组织体制出发，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新制度经济学派从而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是有限理性的，人都具有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且信息不完全。比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就认为，人的行为特征存在着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倾向。市场上的产品或服务存在质量差异和价格差异，消费者和厂商在寻找方面必然存在选择成本。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资金约束下，有限理性的消费者和厂商所掌握的信息必然不完全，交易双方之间则会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由于人总要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同时认知能力又有限。因此，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利益的不一致，交易过程中就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和逆向选择的可能，企业失信和欺诈等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就具备了存在的条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把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制度由三个基本要素组成，即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正式约束是人们有意识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法则。正式约束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各种契约以及由这些系列规则构成的等级结构。从宪法、法律到特殊的细则，甚至到个别契约，均是正式约束，共同约束着个人和企业的行为。而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是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具有持久生命力。它是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主要包括风俗习惯、价值信念、道德观念、伦理规范、意识形态等因素。度构成的第三个部分是实施机制。离开了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规则就形同虚设。可以看出，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概念里蕴涵深刻的伦理思想。

除了上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经济学伦理思想外，还有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生态伦理经济学理论。而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和新近发展起来的生态经济学对它有深刻的认识。还在生态环境问题尚未充分显现，人们普遍对生态环境问题缺乏清醒认识的时代，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人类生产活动给生态自然带来的不良影响，极其敏锐地观察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并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索取与被索取的关系。马克思反对费尔巴哈将自然界看成是脱离人的纯粹自然的观点，在坚持自然的先在性与客观性的前提下，马克思用实践观和发展观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和研究，提出了“人化自然”观。马克思强调，形成与发展人和自然界关系的过程，不仅是人的自然化过程，同样也是自然的人化过程。人的自然化过程则是人适应自然的过程，也是人在利用和改造自然过程中的自身进化过程；而人是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同时具有能动性。自然的人化过程就是人类通过生产劳动实践利用和改造自然并使之适合和造福于人的过程。马克思在人与生态自然关系的伦理问题上，有独特的经济学与哲学思考和精辟的论述。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有很多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分析，蕴涵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均有详细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篇章。马克思提出，“人直接是自然的存在物，而自然界却是人的无机身体。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植物一样，是自然界受限制的和受制约的存在物。”明确了人与自然是完整的统一，说明了人起源于自然界，既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也成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人类的活动不但要遵循自然规律，而且受自然规律的制约。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并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索取与被索取的关系。20世纪60、70年代产生的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和经济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新兴经济学学科。人类社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经济问题，出现了近30年的世界环境与发展运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以及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人类干预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也在逐渐增强。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其严重程度是人们始料未及和触目惊心的。生态经济学还以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合系统及其运动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从而揭示生态经济发展和运动的规律，以寻求人类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发展相互适应、保持平衡的对策和途径。

三、经济学伦理思想对构建企业伦理的启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财产权、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必然要与外部和内部发生各种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中包涵着各种伦理关系。企业伦理就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处理企业与社会、企业与内部员工、企业与顾客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因此，当代企业伦理问题主要包括企业生态伦理问题、企业人力资源伦理问题以及企业营销伦理问题。这些伦理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严重危害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企业自身的发展，甚至影响企业的生存。福利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中的伦理思想，可以从新的视角为企业伦理的构建提供思想基础。妥善处理好企业与内部员工、企业与社会、企业与生态环境等利益相关者关系，将有利于解决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企业营销伦理问题和企业生态伦理问题。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主要是指企业雇员的权利问题。企业员工的权利可分为法定权利和道德权利。因此，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伦理问题既有法定权利问题，也有道德权利问题。目前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平问题和安全问题。公平问题已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最根本的问题。公平问题主要有歧视、用人不公和分配不公等问题，这些问题涵盖在企业的招聘选拔、薪酬设计、劳资关系中。而企业的安全问题是指企业员工工作场所安全伦理问题。主要有工作安全、工作压力等。企业的道德营销问题主要表现在企业营销的可控因素中——即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各个环节中。企业营销活动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一些企业不惜采用违背法律和道德的手段去扩大产品销售，以获取最大经济利益。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福利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伦理思想，为解决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和企业营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福利经济学不仅把功利主义作为伦理学的基础，而且将道义主义融入自己的体系当中。而道义主义是一种有着丰富理论内涵的伦理学理论，把义务和责任看成是其理论的核心概念。道义主义的伦理理论的显著特点，就是不诉诸行为后果，而诉诸一定的行为规则，如原则、规范等此类道德标准。道义主义认为，一个行为的正确与错误，并不是这个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来决定的。而是这个行为的动机、行为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即这个行为的动机是否是善的，行为本身是否体现了一定的道德准则，一个行为的后果的善并不能完全说明一个行为具有正当性。同时，道义主义的伦理学把道德理性看作是道德行为的内在本质，强调道德理性的基础性地位。因此，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下的微观主体企业，如果以损害别人利益来增进利益，这都不符合道义主义原则的，是不讲伦理道德的，容易造成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和营销伦理问题。而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企业对社会的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如果将这两方面的企业社会责任放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那么很显然，企业对社会的法律义务是一种正式制度安排，企业对社会的道德义务则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这两种制度安排，共同构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完整内容。企业社会责任实际就是企业行为的各种制度性安排，从而为企业伦理的构建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撑。实际上在诺思的研究中，也肯定了道德等意识形态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一个社会健全的伦理道德准则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剂，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的要素。他还将这种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对制度和理性的投资来解释。㈣因而，企业仅仅重视内外部的各种正式约束难以实现持续发展，同样也要注重伦理和道德的非正式约束力量的影响，大力维护企业的义务责任感和道德良心。而企业的责任感和道德良心可以避免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和营销伦理问题的产生。

另外，企业的生态伦理问题主要表现为环境严重污染和资源日趋枯竭。大气污染是环境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造成大气污染的原因虽有自然因素，但主要是人为的因素，特别是企业的发展，在生产过程中所释放的各种废弃物所造成的。除了大气污染，水污染也是环境污染重要方面。人类的活动会使大量的工业、农业和生活废弃物排入水中，使水受到污染。资源危机是指矿物、土地、淡水、森林、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因人口不断增长和企业不断发展导致的逐渐显现出相对紧缺的趋势。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尤其非再生自然资源日趋短缺和耗竭。特别是自20世纪以来，人口的急剧膨胀和企业的迅速发展而导致的资源过度开发和利用，给资源带来了极大地浪费和破坏。马克思从“自然一人一社会”的整体系统思想出发，科学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强调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整体；认为人与自然关系形成与发展，不仅是人的自然化过程，也是自然的人化过程；既肯定人在改造自然中的积极和能动的作用，同时又肯定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主动承担保护生态自然的责任；在人同自然的“物质交换”时，自觉地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而从生态经济学的要求来看，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问题，企业必须承担企业生态伦理责任，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可能同生态环境割裂开来，生产经营必须考虑自然资源消耗情况，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因此，马克思生态思想和生态经济学可以为企业生态伦理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

企业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微观经济实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不仅会形成其独特的精神风貌、价值观念、经营哲学、文化传统，还会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规范，以此获得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竞争能力。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世界各国都在关心企业的伦理和社会责任，企业伦理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企业伦理研究的起因是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兴起，企业不仅负有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还要承担道德责任。企业伦理是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而形成的一种深刻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企业伦理比纯粹的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乃至法律手段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和更持久。企业如果仅仅以纯经济的眼光来管理企业的经营活动，是很难让企业取得理想的发展目标。管理学家霍金斯认为，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管理早已超越了企业的范围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现代管理不应仅局限于传统的组织技术方面，而应注意反映现代人性的人文价值的研究。因而，在企业的管理中，必须体现某种道德观念和道德原则，这不仅表明企业伦理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而且也证明它有着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管理效能。从上面的分析可知，我们梳理福利经济学等经济学中的伦理思想，对构建企业伦理，培养企业先进的价值观，以先进的价值观塑造优秀的管理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良好的企业伦理管理模式有利于解决管理活动中的道德冲突和矛盾，消除诸如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生态环境治理以及投资者、债权人、消费者和员工等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益保护等问题引发的冲突和矛盾对企业持续发展的制约。法国的Francoise QuaireLanoizelee在《企业社会责任和竞争协调一致吗？》一文中认为，打算制定企业持续发展目标的企业必然会面临市场竞争带来的生存风险和企业社会责任的两难问题。其实，企业进行伦理管理，构建正确的企业伦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让企业避免市场竞争带来的风险和压力，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竞争优势和价值。因此，经济学中的伦理思想分析不仅可以为当今企业构建企业伦理提供启示，也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

责任伦理思想篇6

关键词：儒家；精神文明；五伦；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23-0176-02

伦理体系中的“人伦”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为“五伦”，即五种人伦关系，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兄弟有序、朋友有信，这符合中国古代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要求。在长期文化碰撞和文化选择的过程中，儒家“五伦”的思想经过不断的更新与再创造，经受住了历史和时间的考验，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将发挥重要作用。

一、儒家“五伦”思想解析

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为仁”的儒家传统思想。孟子在继承孔子“仁爱、忠恕、礼义”等思想的基础上，指出人天生都是向善的，要不断通过道德教育和感化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孟子在《滕文公上》提出：“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孟子“人伦”思想的核心内容。四书中的《中庸》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者谓之“天下之达道也”。后来的封建思想家将其简化为“五伦”，即五种人伦关系。

“君臣有义”，孟子曰：“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君道’，即君之义，‘臣道’，即臣之义。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为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菅，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封建的君臣之道，是一种忠心、礼义之道。“父子有亲”，孟子曰；“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亲亲”也就是‘事亲’、‘尊亲’、‘爱亲’，主要指父子之间有骨肉亲情，子要行孝道，要赡养尊敬长辈。“夫妇有别”，指夫妻双方相互挚爱而又内外有别，夫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安邦定国等重大之事，在家庭中居于首要地位。妇则主要操持家务，服侍丈夫，养育儿女。这反映了古人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的不平等观念。“长幼有序”，晚辈对长辈，兄弟对兄长的尊敬和谦恭，要遵守封建礼法的严格要求，守长幼之序，行晚辈之礼，反映出封建社会严格的礼仪教化制度。“朋友有信”指朋友之间要真诚，守信，要相互帮助和扶持。这是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儒家“五伦”思想在封建社会的历史大背景下，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在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国家、人与家庭、人与他人关系问题上，具有价值导向的教化功能，在封建社会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儒家伦理与道德文明

2011年10月3日，广东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震惊全国，这些事件的屡次发生无不在考验着中国人的良知与道德，是置之不理、袖手旁观抑或是伸出援助之手，救人于危难之时。每次类似的案例一出现，我们的社会公众总是一哄而上地进行谴责和谩骂。殊不知，社会是由一个个人构成的，社会道德的滑坡也是由一个个人的滑坡构成的。每次发生类似的事情，更多的是情绪的宣泄和谩骂，每个人都义愤填膺，每个人似乎都十分具有正义感和道德感。然而，这么多正义感和道德的化身，为什么却组成了一个日益滑坡的社会？在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哀不是坏人的过度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整个社会都在呼吁如何重建道德文明，如何建设社会信任、诚信机制，弥补道德精神领域的空白。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在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中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在人们的精神领域，伦理、道德方面却发生了种种病变，如政治生活中的腐败、贪污、渎职、卖官买官；经济交往中的制假贩假、走私贩私、不讲信用、恶劣竞争、坑蒙拐骗；公共生活中人对人的冷漠、隔膜，对他人不幸的麻木、残忍等都给人留下世态炎凉，人心不古的感慨，它使一颗颗敏感而天良尚存的心灵在刺伤中颤抖绝望着、戕害着，败坏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灵魂。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产生出许多维护血缘关系和宗法道德的伦理制度和规范，儒家伦理对于规范人们的言行、态度、价值观，提升人们的道德精神境界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儒家伦理中的“五伦”在协调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国家的关系上有许多经典的论断，增加了人们对于国家、家庭、集体和他人的道德责任感和使命感。道德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建设中重要的一环，充分发挥和利用儒家伦理对于道德文明建设的重构，创造性地扬弃儒家“五伦”思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示范效应，推进国人精神灵魂、伦理道德的前进和上升具有重要作用。

三、儒家“五伦”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政治责任篇

孟子“五伦”思想中“君臣有义”指在封建社会中君王与臣子之间的一种忠义和礼义之道。中国历来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在思想和行为上倡导臣民为国家的兴旺发展做出贡献，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国家是由一个个独立的社会个体构成的，每个社会个体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和承担着不同的责任。一个个体在同一时空范围内，可以有多种角色和多重责任，但总有一个责任是最核心，最根本的，那就是政治责任。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社会公民，如学生、老师、农民、商人等，首先要有国家意识，个人的成长、成才、发展与进步需要在一个稳定团结的大环境下才能完成，需要国家为其提供良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任何社会个体要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都是不切实际且荒唐的行为。国家的利益实质上代表了公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已使自己获益，正确处理个人主义价值观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分歧，无集体中的个人，不能称之为人，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公民履行政治责任的一个重要表现为监督国家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表现。中国是一个官本位思想比较浓厚的国家，“学而优则仕”是许许多多中国人心中的座右铭，为了有朝一日踏上仕途，数十年寒窗苦读只为此，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已经不仅仅指高考，现在更多的是指公务员考试。公务员拥有权力、地位和声望，是公民领域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不同于普通的公民，他们一方面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另一方面要设身处地地替人民群众排忧解难，为社会树立廉政、勤政之风和公共伦理道德意识，对个别官员的主人意识、权利意识、等级意识膨胀和鄙视平民百姓，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和权利视若无睹，冷漠残忍的作风进行公共媒体的揭露，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和评价，不忠于国家和人民的，均要接受法律的严惩。

（二）家庭责任篇

家庭是因一定的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而建立起来的，是社会中的一种基层组织形式。在五种人伦关系中“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三种是讲家庭关系的。“父子有亲”已不仅仅指父亲与子女之间的骨肉亲情，而更多地是指在家庭中父母对孩子，长辈对晚辈的关爱与教育。当部分家长以一种“虎妈、狼爸”式的棍棒之下出孝子的育儿观教育子女时，实质上是对孩子人格和肉体上的极不尊重。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起初由于生理、心理等方面的不成熟，需要父母给予价值观和人生观上的引导，但绝不是“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包办，从上幼儿园到接受高等教育，再到工作、成家，都是父母预先为其设计好的全然不考虑子女的兴趣、爱好和职业规划，只是将个人的愿景和抱负强加给子女，实质上扼杀了孩子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剥夺了他们追求个体幸福生活的诉求和能力。我们所强调的家庭责任是建立在平等、民主的氛围之中，和谐的亲子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使孩子学会回报和感恩，而不仅仅只是索取，对父母不再是简单的“孝顺”，而是要“孝敬”，要尊重双方独立的人格，并且承担属于自身的责任与义务。“夫妇有别”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再是指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观念，而是指男女双方在心理、生理、思维习惯和行为表现等诸多的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组建家庭的过程中，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所以我们提倡夫妻双方要有共同的奋斗理想、共同的事业追求和共同的价值观念，两个来自不同文化家庭背景的人，在相互理解、宽容和平等的基础上结合，各自承担着教育子女的责任。我们反对建立在物质和金钱基础上的婚姻，是对双方人格的不尊重和对家庭神圣职责的亵渎。夫妇关系是人伦关系的核心，夫妇关系的不和谐，则老人得不到赡养，孩子得不到良好教育，家庭就会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影响社会的和谐和稳定。“长幼有序”对绝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来说，指在家庭结构内部，要守谦卑之序，对包括父母在内的长辈要讲礼貌、礼节。

（三）社会责任篇

科学技术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恰好以物欲填补了公民精神上的空白点，对物质、金钱、欲望的迷恋沉醉彻底取代了以往的崇高理想、信念。缺乏全民族共同的信仰、道德、理想的长久支撑，表面的物质繁荣绝不会持久，人的精神和灵魂世界的危机会反过来导致经济的危机。21世纪初的十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此，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伦理道德的力量，决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和仰慕的国家，在物质繁荣，经济发达的背后潜伏着国民道德、伦理的危机，而这精神上、灵魂上的危机更深刻，也是更大的隐忧。孟子主张“朋友有信”，在现代社会推广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要有诚信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和道德经济，诚信经营是企业生存的唯一法则，企业要用自身的道德和良知去生存和发展，并且要严格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正确处理好企业的长远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人类生存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儒家主张用“真诚”之心感化对方，“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人与人之间讲诚信，守信用，是作为人最起码的道德底线，是社会文明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1]　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　李秋梅.传统孝道伦理的当代价值[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6）.

[3]　刘俊哲.徐国良.道德困境呼唤儒家伦理——论儒家伦理的当代价值[J].理论学刊，2007，（5）.

责任伦理思想篇7

在生态伦理实践的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强权与不公是生态失衡的深层原因，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就是使人与自然协调的前提条件。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是围绕着如何使无产阶级摆脱剥削和压迫、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而展开的，并把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人类奋斗的理想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彻底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人平等，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通过人的解放来实现大自然的解放，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意义的和谐相处。因此，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伦理。同时，我们清醒地看到，生态伦理建设让人民大众看到了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根本的解决之道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从生态伦理的维度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认可与接受。

二、生态伦理焕发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充满艰辛又充满创造的伟大事业，伟大的事业需要崇高的精神支撑与推动。同样，一种伦理价值的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同样需要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其丰厚底蕴。我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生态伦理的精髓思想，为当今中国生态伦理学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这些理念经过几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已渗透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党的十报告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沉淀着传统文化浓重色彩的生态伦理价值被国人接受。专家、学者以及教育工作者再次从中华民族巨大的文化库藏中挖掘生态伦理的思想宝藏，并努力在实践中将其融入到我们的民族意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之中。根植在中国人心灵深处对于祖国的热爱通过文化传承与发展而表露无遗，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再次焕发了瑰丽的色彩。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我国各族人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积极奋斗、努力实践所展现出来的精神面貌。改革创新既是一个时代的实践精神，又是一个时代的实践活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对当下中国经济的改革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改革创新需要有生态伦理的牵引和约禁，人们的行为不能突破生态伦理的实践理性。生态伦理如此重要，如何使其获得人们认同并成为他们行为的实践原则，还需要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引领和推动。在改革创新的实践活动中，把生态伦理逐步纳入时代精神的培育中，成为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品格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坚守与建设生态伦理再次焕发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已然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加了新的亮点。

三、生态伦理契合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责任品质

责任伦理思想篇8

关键词： 史怀泽 “敬畏生命”伦理思想 生态道德建设 生态价值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实现路径。史怀泽的“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主张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相处，其思想内涵丰富，为我国生态道德建设的推行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一、“敬畏生命”伦理思想产生的背景

首先，任何思想都是来源于生活的。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源自其独特的个人经历。阿尔贝特・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是德国哲学家、神学家、社会活动家、人道主义者，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出生在新教牧师家庭的史怀泽，从小接受宗教文化的浓厚熏陶，悲悯的情怀和基督教教义，使得少年时代的史怀泽便拥有一颗敏感的道德心。1913年，史怀泽在50年的丛林诊所服务期间，目睹了非洲人民艰苦的生存境遇，深刻体会到了生命的可贵和坚强。自1913年抵达非洲到1965年去世，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面对自然和人类自为的灾难他开始对传统的生命哲学和伦理思想进行反思和探究，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伦理观念。

其次，思想是个人的，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史怀泽的伦理思想体系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特征。其思想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时萌芽并发展，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工业迅猛发展，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也滋生了文化危机，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各派思想家都在寻找思想上的新路径，也促使了史怀泽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们精神世界的空缺和当时社会中存在的伦理缺失。19世纪末期，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迅猛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增长，各种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物质生活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但此刻人类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精神文化的作用。史怀泽认为，社会的文化正处在严重的危机当中，他指出人们已经完全忽视了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物质与精神的平衡状态已经遭到破坏。物质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给人类文化带来了普遍的危险。工业的高度发达带来了物质建设的成就，人类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但这种改善却把人类由自由引入了不自由的状态。

此外，史怀泽亲身经历了大规模的生命毁灭活动――两次世界大战，使得他从关注人类个体道德活动转而开始关注有关人类和自然命运的问题。在他看来，“敬畏生命”的信念不仅要用于保护世界生命，人类自身也要通过“敬畏生命”的思想充实和完善。人类通过无休止的竞争和战争来征服他人和自然，却放弃了自己内在的精神自由和文化建设。史怀泽在对人类的所作所为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敬畏生命”的思想主张。

二、“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理论内涵

1.所有生命都是伦理观照的对象。

“敬畏生命”是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是史怀泽伦理思想的核心。它所指的生命，是包含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而不仅仅只有人类。敬畏生命的道德关爱也是强调关爱其他生命。史怀泽极其反对人类为了追求物质而在自然界进行大肆的破坏，他在《敬畏生命的伦理》文章中写道，如果人类不能对自然界所有生命存在物产生敬畏，就无法真正的实现奉献伦理和自我完善伦理的统一。史怀泽认为：“我们一直处在这样一种必然性之中既毁灭和伤害生命，出于伦理本性，我们始终试图尽可能地摆脱这种必然性，我们渴望能坚持人道并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1]也就是说，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中，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伤害，认真考虑尽量保存其他的一切生命。

2.所有生命在存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

这是史怀泽“敬畏生命”思想的理论特征之一。这一思想建立在对世界和谐性和对生命统一性的认识基础之上。他认为人与自然万物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处在一个统一的系统之中的。人类只有一个自然，因而有责任去保护和爱护其他生命而不是伤害他们。史怀泽指出：“生物之间没有等级之分，所谓生物之间有价值的区分，人们往往主观臆断地依据与人的关系确定不同生命的价值，这种判断是以人的感受为依据的，主观色彩浓厚。”[2]所有的生命在存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人类应当撇除自身的主观臆断，尊重所有生命生存的意志。

3.实现“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三个原则。

要履行“敬畏生命”的伦理原则，首先应当珍视自己的生命。人只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只有敬畏自己的生命，才能承担对其他生命的责任和义务，才会遵守敬畏生命的原则。其次，要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大自然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它先于人类而产生，只有树立保护自然的生态意识，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互利共生。第三，需要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精神不只体现在医疗救治中，而应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履行。这需要我们呼吁和平、抵制战争。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人们应该认识到战争对生命的毁灭性打击，要努力避免战争，保存所有生命并促进其发展，努力构建和谐的世界。

三、“敬畏生命”伦理思想对当代生态道德建设的价值

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国当代生态道德建设任重而道远，史怀泽提出的“敬畏生命”伦理思想是一种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思想观，这不仅为我国生态道德方面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也对改善我国生态伦理环境和构建和谐生态系统有着重要的意义。

1.为树立生态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理念提供一种思想来源。

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否认生命之间的价值区分，把道德所关怀的对象的范围扩展到所有生命，充分显示了对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尊重和肯定，是重建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条件。从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中，我们能够找到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原点。“敬畏生命”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强调万物和谐共生的自然观。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包括对自然界的本原、演化规律、结构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的认识。”[3]“敬畏生命”的思想可以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自然观，理性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达成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生态道德的共识。

2.为将道德责任从人拓展到自然，提倡人对自然的责任提供理论支持。

传统伦理学主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问题，“敬畏生命”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纳入伦理关怀的范围，用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首次把道德问题延伸到了自然之中，这种思想的产生直接为生态伦理学合法性的论证提供了思想基础。人类的发展离不开自然，因而道德的维度也必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敬畏生命”拓展了伦理学的深度，扩大了伦理使用范围，赋予伦理学研究更广阔的视阈，完成了从人际伦理到人与自然间的伦理的理论跳跃，也为生态道德建设将人类道德责任扩展到自然界提供了合理依据。

3.促进现代生命价值观的形成，走出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困境。

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符合人目的的世界。“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否认这一观点。史怀泽认为：“对生命的神圣价值的这种主观随意的划分，正是那些肆意践踏和杀戮人的生命的暴行和战争的最深层的根源。要想彻底消灭战争，就必须死守‘生命是神圣的’这一价值防线。”[4]此外，“敬畏生命”的伦理承诺是一种无限的责任和义务，它拓展的是伦理的形而上的内涵，是对人性的内在意含的确证和展开，这对于现代生态道德建设中树立尊重一切生命的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指导意义。

阿尔贝特・史怀泽，被评为当代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人道主义者、哲学家，并在1954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开创了“生物中心主义”的先河，为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构建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渊源。在史怀泽的伦理思想中，“敬畏生命”思想不仅是对人类道德思想的诉求，更是对人类行为方式的规范，它要求人类要丢弃和其他生命对立的分裂思想，达到与自然中一切生命的和谐共处。史怀泽“敬畏生命”的思想为生态文明时代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理念提供思想来源，同时为当今将道德责任从人拓展到自然提供理论支持，它有利于促进现代生命价值观的形成，对我国当代生态道德建设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晓琴.生态伦理.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物中心主义[D].南京林业大学硕士论文，2003.

[2]盛夏.从“非人类中心主义”到“无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敬畏生命”伦理思想批判与反思[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

责任伦理思想篇9

关键词：责任伦理 大学生 职业伦理 中医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5）11（b）-0209-02

德国哲学家马克思・韦伯第一提出了责任伦理的概念。目前为止，责任伦理已在诸多领域成为重要研究课题。责任伦理强调伦理义务、强调美德、强调伦理效益、强调“兼善天下”。责任伦理更注重自律而非他律。而这种发自内心的理性自律则需要通过外在限制性的他律磨练而来。大学生正是处在身心快速发展、伦理观逐步成型的人生阶段，能否对外部或软性或硬性的限制性他律形成习惯、自觉接受约束并最终达到知行合一，是责任伦理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更为重要的是，中医学专业大学生今后职业的严肃性特征对这些即将要步入医务人员队伍的准医生有着更为严苛的责任伦理要求。出于对人类生命的尊重，必须对他们在入行前加强职业伦理教育，而这又与责任伦理的要求不谋而合。所以，对中医专业大学生的责任伦理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1 中医学专业大学生的现状

总体上来说，当代中医专业的大学生在职业的责任伦理方面呈现出“知行不一”的态势。大部分的中医学专业的大学生没有按照既定的规划实现自己的目标，对大学生活的状况不太适应。上专业课的动力不足，觉得专业课程多、难、复杂，对专业知识的学习要求不高，基本上是求过就好。缺乏生活节奏感，生活成了高中时期的三点一线，限于教室、食堂和寝室，对未来生活有所迷茫。学习处于被动，逃课、迷恋游戏不在少数。熬夜通宵、自杀，对生命无比轻视；不理解父母的苦心，只知道一味的索取，部分大学生精神萎靡不振、学习自律性和计划性差、作息无规律、迟到旷课屡禁不绝，考试违纪。对专业知识认识不足，轻易就对自己的专业产生怀疑，正如吴小勇所说“中医药类的从业人员在从业过程中往往因西医的强势而产生对中医药专业的怀疑”。又有另外一种人一心放在了学习中，两耳不闻窗外事，在对进行日常生活的交流和工作都有所困难。学生在实习阶段就表现出没有自信，没有责任，没有诚信。

2 中医学专业大学生现状产生的原因

中医在我国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社会民众对中医认识不足，存在误解和偏见，医疗卫生偏向于西医，中医发展受到阻拦，是导致中医学专业不自信的主要原因。现在大多数的孩子是独生子女，是导致了部分学生产生为我独尊，自私自利的思想且严重缺乏合作、服务、奉献意识的主要原因。甄晶说，当代大学生缺乏自觉与自省的意识、责任感与道义感松懈、诚信与廉耻缺失，在一定的程度上呈现出道德虚无感和道德异化现象。主要是自我责任的缺失、他人责任的忽视、社会责任的淡化；直接导致了现在的大学生没有责任感的主要原因之一。苏玲表示社会现象的默化、家庭导向的局限、学校教育的不完善、大学生素质的欠缺是当代大学生意识淡化、价值错位、道德缺失、行为示范等方面的主要原因。李浩对大学生责任伦理的现状进行了描述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知行脱节，践行能力弱；崇尚自我，社会责任感缺乏；心理脆弱，自我责任感薄是当代大学生现状产生的主要原因。

高云说“虽然当代大学生的主流思想是积极向上的，但是也存在着部分大学生的责任意识薄弱甚至缺失的问题。”薛玉刚表示主要是利他奉献意识、具体责任意识的缺失以及爱国责任意识的行为上有所缺失。高云说主要是大学生责任意识淡薄甚至缺失、感恩意识弱化、家庭责任意识缺失、诚信度偏低、社会责任缺失等等。

3 中医学专业大学生责任意识的构建

3.1 遵守主要原则

只有严格的要求当代大学生遵守主要原则，才能提高大学生的总体综合素养。赵阿华，宋湘绮提出构建当代大学生责任伦理的主要原则是集体主义原则，仁爱原则，诚信原则三大原则。

3.2 遵守伦理规范

苏玲对大学生主要伦理规范提出三点：奉献、感恩、宽容。只有懂得感恩的人，才知道回报社会，才会不去为鸡毛蒜皮的事去斤斤计较；只有懂得宽容的人，才懂得珍惜，才会全心全意的对病人负责；只有会去奉献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人，才是一名合格的中医学专业的大学生。

3.3 增加教育培养

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做一个好的引导是至关重要的。很多的人都是在大学生期间形成三观。所以教育显得至关重要。赵阿华，宋湘绮提出构建的途径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坚持养成教育，深化实践教育，强化榜样示范作用，突出艰苦奋斗教育。李萍认为加强大学生的责任伦理教育是培养大学生责任感的重要途径，也是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发展的内在需求。

3.4 提高专业认识

大多数的中医学专业的学生，一走出校门就不在从事本专业，因为他们觉得中医学专业是根本无法理解的，他们甚至会站在非专业的立场上去抨击中医。苟娜说要稳定与壮大中医药专业人才对自身专业的自信心，并增强中医药专业人才对自身专业的认同感和使命感。就必须要提高中医学专业学生对中医的认识。

4 结语

中医专业大学生的责任伦理培养对于他们日后的职业道德、中医行业的发展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责任伦理与我国中医哲学的伦理思想不谋而合，相互贯通。必须要让中医专业大学生对责任伦理从理论上的“知”到内在驱动的“行”。一方面，要加强大学生责任伦理教育不能仅从行为引导上进行宣传，那会导致责任伦理变成口号而缺乏行为动力。而应该从责任伦理逻辑与哲理，才有可能从理性上说服受教育者。正如苏格拉底所说：“德性即是知识”。另一方面，责任伦理教育不能仅限于课堂教育，更应该深入到实践领域和公共领域。这就需要整个社会为此共同付出努力，而仅靠学校教育则难成气候。责任伦理是科学理论，更是社会实践。要使中医专业大学生做到“知行合一”才是责任伦理真正得以实现的理想状态。

参考文献

[1] 赵阿华，宋湘绮.对当代大学生责任伦理问题的解读[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49-51.

[2] 苏玲.当代大学生责任伦理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6.

[3]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Z].党建，2013-12-01.

[4] 黄君录，陶书中.大学生责任伦理教育研究综述[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10（6）：89-92.

[5] 徐涛，李萍.论大学生责任教育[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5（6）：152-153.

[6] 李洁.追因与反思：大学责任教育之现状[J].江苏高教，2006（4）：97-99.

[7] 苏玲.论当代大学生责任伦理的主要原则[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85-86.

[8] 甄晶.基于责任伦理视阈的大学生网络伦理责任伦理论析[J].中国成人教育，2014（9）：38-41.

[9] 高云，王恒.列维纳斯“他者”伦理学与大学生责任意识培养[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3（4）：79-82.

[10] 卢卫林.论大学生主体意识培养的现实意义[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5（3）：69-71.

[11] 吴小勇，苟娜.中医药相关专业大学生职业承诺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5（14）：84-86.

责任伦理思想篇10

一、外部控制，政府组织本身的变革

1、加强行政组织伦理建设

道德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时候，就变成了制度。制度是按照某种道德要求建立起来的。制度成为人们活动的出发点，这就是制度伦理的优点。部分公务员离他们的行政角色即公仆角色定位还相差甚远，甚至背道而驰。行政伦理体系必须在社会主义现实的基础上，设计成为有导向意义的行为规范，从而对公务员公共人角色的合理定位。公务员奖惩、任免必须要有其行政伦理道德水平的相关报告。公务员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人格和权力。因此，任用公务员时，考核考察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即为行政伦理。通过对公务员任免的控制，在用人机制上赏善罚恶，可以让公务员感到外有压力内有吸引力，由此一来，在内外双重作用下，开展行政活动时，公务员可自觉趋善避恶。

2、强化公务员的行政伦理监督体制

通过监督体制的完善，可有效规范公务员的行政行为。洛伦茨曾经表示：道德仅仅是一种力量非常有限的补偿机制。所以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控制才能保障行政伦理的规范，避免权力变成绝对的、不可控制的，同时，权力还应利用法制、民众、道德等手段监督。公务员伦理建设的重中之重是对领导干部行为的监督。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不仅是构筑伦理建设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扭转和社会风气的重点之一。特别是党风的好坏直接取决于党员领导干部伦理状况，而且社会风气也会受到党风很大程度的影响。目前，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滥用权力的现象比较普遍，败坏了党和社会风气。领导干部不仅要增强行政组织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提高行政行为的透明度，还要模范地执行党内监督的规定，而且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从而达到监督制度化及道德法制化。

加强行政伦理规范的执法监督。公务员遵守行政伦理规范的重要保证是对于那些已经违反行政伦理规范的公务员予以严厉的惩处。因此，通过立法的设立专门监查机关，负责对公务员行政道德行为进行监督查处。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可以在我国设立行政廉洁公署。行政廉洁公署宗旨是:维护行政道德法规的尊严，促进廉政建设，提高行政效能。公署应按照法定程序工作。全国人大能对公署的监督，还可以知晓公署的工作情况，同时公署还受公众的监督。一旦发现公署成员有滥用职权、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违法的情况，对其严惩不贷。

3 、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法制建设

行政伦理立法化，简单而讲是把普通伦理行为变法律行为，使伦理由法律进行监督。伦理由立法执法司法三方面监督。在发挥道德良心的伦理作用时，要想使其作用发挥最大化，法律强硬手段是建设时必不可少的一个手段。现代国家中，社会法律规则体系逐渐的纳入伦理规范，一个国家的法制越健全、文明越发达，法律中关于伦理规范的内容越多，可以说法律中汇编了伦理规则。纵观现代国家的发展，共同的，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为以法律手段来保证道德的纯洁性。我国也非常重视行政道德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例如《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同时，为了规范公务员的行为，还有针对性地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及要求，比如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等;在集体方面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通过这些要求，我国在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这与我们的现实需要和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实现公务员行为法制化的必要措施为立法。与其他职业相比，公务员工作具备特殊性，如果仅仅依靠公务员自身的自觉来规范其行为，规范效果并不理想，通过立法进行严格的他律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是行政伦理立法的操作性，伦理立法要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易操作性，要做出定量规定。如招待宴会的标准，参加的人员，菜品的价格、种类、数量、招待的时间等，我国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每年吃掉的招待费数以万计。相比之下，德国就对招待标准做出严格的规定。

二、内部控制，提高公务员个人伦理自主性，提高自身素质

根据库珀的内外控制理论，除了上述外部因素之外，更要加强公务员自身的行政伦理建设，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1、提高公务员个人伦理自主性

提高公务员伦理自主性要从培养公务员树立科学的三观做起，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正确思想和行为，为树立正确的道德观打下坚实的基础。公务员要掌握中国发展的方向，学会用科学发展观看世界。戒骄戒躁、谦虚谨慎，本份做人，廉明做官，心系人民疾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以及权力观念，不断的提升自身的职业道德，时刻提醒自己贪念的危害，以相关的法律约束自己，将人民群众放在中心位置，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杜绝贪污腐败的行为。

2、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教育

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教育，提高全体公务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公务员要强化自身能力，要能理论联系实际，要有举一反三的能力，要有开阔的胸襟，敏锐的政治头脑，要有长远的眼光，发展变化的思想，同时，精神上坚持开拓进取，品质上保证坚韧不拔，品格上实现勤政廉政，促进自身道德觉悟及道德素质的提升。提高公务员的自律的道德觉悟。日常生活及工作中，无论事情多小，公务员均应对自身严格要求，做到慎言敏行，多做事，少跑官，对于各种落后思想、腐朽文化，从思想及行为两个方面坚决抵制，抵制不良嗜好的形成，促进自身自控能力的提升。能耐住清贫，能守住寂寞，做到见利不忘义、见钱不眼开、见色不起意。将来自于法律法规的外在的强制性要求转化为内在的自觉习惯，把要我做好变成我要做好，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习惯，并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发挥和运用，真正做到天下为公。

提高强化公务员的道德监督意识。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强化我国公务员伦理的意识和思想。制定符合我国公务员实际情况和伦理道德建设现状的法律法规，形成公务员的统一认识。传统行政道德的继承和弘扬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问题。我们要弘扬传统德政，唤醒和提高权力主体的自律意识，制造廉洁自律的政治氛围。具体一些讲，就是要弘扬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的儒家思想，努力提高民本和民富的意识，继承和发扬民族和我党的公正、廉洁、自律的形象，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和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我党的宗旨，树立执政为公的人民公仆意识，淡化权利的欲望，诚心为民，廉明公正，克己为公，任人唯贤，为戒徇私，开拓创新，努力进取。加强政治伦理建设，目的是要以德倡廉，提高公公务员的廉政、勤政意识，引导公务员为国家掌好权、用好权，彻底消除滋生腐败的空间，树立一大批廉政、勤政的典型，发挥榜样的力量、影响和带动作用，通过树立公务员廉洁公正的道德形象来形成全社会良好的廉洁风气，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风气和道德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