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产技术论文十篇

增产技术论文篇1

论文摘要：阐述了夏玉米无土育苗方法，并结合旋转回归设计试验结果，总结了夏玉米无土育苗移栽的高产配套技术，包括选用中晚熟品种、培育壮苗、移栽苗龄不宜太大、移栽适宜密度7.80~8.25万株/hm2，最佳氮肥施用量为施纯N150.0~187.5kg/hm2，以期指导夏玉米育苗移栽技术的推广应用。

近年来，随着种植业结构调整及高产、高效农业的迅速发展，支柱粮饲作物玉米的种植面积逐年减少，因而通过改革栽培技术，增加科技投入，依靠提高单产保总产，是玉米生产的迫切要求。试验研究证明，夏玉米无土育苗移栽增产效果显著，是玉米栽培上的一次革命。育苗移栽播期可提早15～20d，成熟期提早7～9d，千粒重提高55～60g，增产13%～15%；育苗移栽可使植株基部节间缩短，次生根增多，较直播玉米株高矮32.4～65.0cm，穗位降低25.6～60.0cm，单株叶面积较小，抗倒伏能力增强，利于密植夺高产；育苗移栽可避免6月下旬多雨年份“芽涝”，抵抗玉米生育后期的风灾，也可在6月严重干旱年份保证玉米适期播种，正常成熟，获得好收成。实践证明，夏玉米育苗移栽既是实现正常年份高产优质的措施和特殊年份提高抗灾应变能力的科学手段，也是保护地区季节设施栽培实现高产、高效的有效措施之一。

1无土育苗方法

在靠近大田的空闲地上作畦，畦宽1.5～2.0m、畦深6cm，畦四周筑埂，畦底铲平踏实，畦一头开一排水沟，畦长视苗量而定，畦内放6cm厚腐熟好的土杂肥，踏实，铺平，把浸好的玉米种均匀播种在育苗基质上，在种子上再盖一薄层烂草末。为防地下害虫，播前或播后在育苗基质上喷浇250倍的敌百虫或1000倍久效磷药液，播后浇足水，播后第2天、第3天下午各喷浇1次水，直至出苗，齐苗后一般不再浇水。

苗床播种密度，应视计划的移栽苗龄而定，苗龄长的播种密度宜稀，短的宜密。五叶期移栽，据试验以播410粒/m2左右为宜，1hm2需秧畦净面积180m2，秧田与大田比例为1∶50。此播量在畦内按6cm行距、4cm株距摆播为好。育苗基质厚度以6～7cm为宜。

2配套高产栽培技术

2.1品种选择

选用中晚熟品种，育苗移栽可早播，有利于充分发挥中晚熟品种的增产潜力。

2.2培育壮苗

壮苗是高产的基础。培育壮苗，一是播前精选种子，尽可能使用饱满而大小一致的种子，可分级播种；二是育苗基质要较肥沃，一定要用腐熟好的烂草末；三是用锌肥和磷肥浸种。

2.3移栽苗龄

育苗移栽的苗龄，据笔者用登海1号所做的5因素（移栽苗龄、前期追肥苗龄、后期追肥苗龄、移栽密度和不同氮肥施用量）5水平（苗龄3～7叶、前期追肥苗龄5～9叶、后期追肥苗龄10～14叶、密度5.25~8.25万株/hm2和纯N150~300kg/hm2纯氮）的旋转回归设计试验结果，3～7叶移栽，各种水平间的产量差异都达不到显著水平。直观分析，3叶移栽的（4个小区）平均产量9057.0kg/hm2，4叶移栽的（8个小区）平均产量7105.5kg/hm2。5叶移栽的（14个小区）平均产量7030.5kg/hm2，6叶移栽的（8个小区）平均产量8590.5kg/hm2，7叶移栽的（6个小区）产量6376.5kg/hm2。综上所述，3～6叶移栽，苗龄对产量影响不大，苗龄达7叶，产量开始下降。据试验，3.72叶移栽的平均产量9504.0kg/hm2，7.5叶苗龄移栽的平均产量5038.5kg/hm2，大苗比小苗减产46.9%。

2.4增产密度

增产技术论文篇2

[关键词]菲德模型；高技术产业；生产总值；技术溢出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8-0014-04

1 研究背景

自2012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随之产业结构的调整呼声越来越高。针对制造业，现今中国面临着来自海外市场需求疲软及国内市场劳动力成本及土地价格上升的挑战，提高高技术产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已成为缓解中国制造业困局的有效方式。

高技术产业是指建立在现代科学发现基础上发明的，对国防和社会经济意义重大的，能形成产业的新技术或尖端技术，具有知识密集度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高的特征。我国的高技术产业早期是军用为主，民用为辅，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出台“863计划”、“攀登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是我国高新技术及其产业迅速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崛起，及外资投资的加大，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快速增长，2000年中国高技术产业总产值为10411亿元，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为13.86%，至2011年中国高技术产业总产值为88434亿元，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为12.05%；2000年中国高技术出口总值为3388亿元，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23.87%，2011年高技术产业出口总值为40600亿元，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40.90%。如图1所示，高技术产业持续快速的增长，对制造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均有重要的影响。

2 高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综述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已被广泛接受，如以Robert Solow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但技术进步是外生的（Solow，1957），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Romer（1986）和Lucas（1988）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打破传统理论中技术进步外生性假设，认为经济增长是由经济系统内生地决定，提出技术进步内生、外部性和资本边际收益递增等假说，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内生源泉，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R&D。高技术产业具有高智力密集、高技术密集，即高R&D投入的特点。因此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言而喻。对于技术进步内生性的探讨，Romer（1986）和Lucas（1988）的模型分别借助于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进行研究，而Romer（1990）开发了直接基于R&D的内生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体现在中间产品的增加上，它是由受市场利益驱动的私人机构专门的R&D投资所形成。赵玉林、魏芳（2006）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认为，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日益凸显，大力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带动作用的高技术产业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王玲（2008）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中国高技术产业部门水平上各类技术投入和生产率变动之间的关系，得出R&D 具有提高进口技术吸收能力的作用，从而带动经济增长。余甫功、欧阳建国（2007）应用菲德模型研究高技术产业对于工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得出我国高技术产业对工业发展存在高带动高溢出、低带动高溢出和高带动低溢出三种形式。

3 模型构建

本文首先采用菲德两部门模型，将国民经济分为高技术产业部门和非高技术产业部门，以此构建两部门模型来研究高技术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假定Y代表生产总值，H，N分别代表高技术产业及非高技术产业产出，Kg， Lg分别是高技术产业部门投入的资本（本文选取年度固定资本投资总额数据）、劳动（本文选取年度就业人员数据），Kf， Lf分别是非高技术产业部门投入的资本、劳动。则：

式中，C0为常数项，m为误差随即扰动项。为避免出现用短期时间数列数据少的问题，本文选用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克服我国高技术产业数据统计时间，短样本不足的问题，同时更好的研究近年高技术产业发展情况。

4.2 数据来源

样本取值的时间为1997—2010年，截面为31省自治区，于是样本数据为T=14，N=31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2》。

4.3 模型结果及分析

在模型1（由31个省市数据组成），无论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变量K，l，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均在1%以内，说明资本和劳动力对于区域生产总值的增长影响十分显著。以固定效应模型为例，资本增长对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25.21%，劳动力增长对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29.31%，这与中国长期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的现实相符合。

高技术产业g系数C3是高技术产业对生产总值的直接影响，其显著性水平在固定效应模型中为10%以内，说明高技术产业产值增长率对于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影响较为显著，贡献率为16.75%；在随机效应模型中为1%以内，影响十分显著，贡献率为22.78%。由C3==0.1675，得到q=0.2012，说明高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比传统产业劳动生产率高出20.12%。所以，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将是我国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变量Gf的系数估计值C4 代表高技术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溢出效应。在模型1中，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C4值分别为0.01和0 .013，显著性水平固定效应模型中并不显著，而随机效应模型在10%以内较为显著，从统计结果来看，高技术产业对传统产业外溢作用并不高，这与所期待的高技术产业带动传统产业的发展的预期相差较大。说明现阶段我国高技术产业对传统产业改造和提升作用不明显。

上述模型结论中，以31个省市作为整体考察，高技术产业对生产总值的总体影响，并没有考虑各地区较大的差异。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科技研发水平、教育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故将31省市按地理区域分为三个部分东部地区11个省市，集中了国内沿海最为发达省市。中部地区10个省市，均为人口大省，基础较好，但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有一定差距。西部地区10个省市，地理较为偏僻，经济基础较东部地区有较大差距。

在模型3中，专门针对中部10省市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其回归结果显示资本、劳动力对生产总值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内，但无论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高技术产业对生产总值直接影响及对传统产业的溢出效应均不显著，说明过去10多年中高技术产业对中部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力及资本密集型的传统产业。

在模型4中，也同样看到高技术产业对西部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并且也未对传统产业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与中部不同的是，从西部经济增长模型中反映出其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而劳动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并不显著。这与西部地区地缘广阔，自然资源丰富，但人口相对稀少的实际情况较为贴近。

5 结 论

从上述四个模型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与劳动力的增长，特别是固定资本投资的增加。从四个模型中，资本在全国和各地区中均对当地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拉动效应。

（2）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已经产生了显著带动作用，从整体模型中，这种效应更为明显，而且在国内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这种影响更为显著，而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回归分析结论中并没有体现出高技术产业对当地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拉动效应，说明当地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3）从总体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高技术产业的效率要高于传统产业约20个百分点，发展高技术产业可有效提高国内目前资本和劳动使用效率，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效益。

（4）高技术产业对于传统产业的溢出效应在4个模型中并不显著，反映出目前中国高技术产业对于传统产业的带动效应有限，这与我国高技术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偏重于加工、组装环节，基础研发存在明显不足不无关系。

6 政策建议

（1）发展高技术产业必须依靠市场力量，政府应充分发挥调动民营企业研发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在政策上更多给予真正从事研发的企业相应的扶持。

（2）促进高校与高技术企业的产学合作，让基础研究更为紧密贴近生产实际，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为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发展储备人力资本，促进高技术产业的溢出效应。

（3）国内东、中、西三个自然区域经济发展基础存在显著的差异，加快产业升级，必须首先促进劳动及传统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内迁。随着产业升级换代加速，东部及中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将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4）西部地区受多种因素影响高技术产业发展滞后，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西部发展不能走东部发展的老路，必须发展高技术产业增加产值，减少对资源和环境过度破坏，现阶段可行的发展方法，便是提高西部地区教育水平，提升人口素质，为未来依靠高技术产业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参考文献：

[1]Feder，G，On export an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2（12）.

[2]史丹.高技术产业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数据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04（12）.

[3]余甫功，欧阳建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对工业的带动作用和溢出效应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7）.

[4]王玲.Adam Szirmai 高技术产业技术投入和生产率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J].经济学（季刊），2008（4）.

增产技术论文篇3

关键词：技术选择；人均产出；经济增长

一、 引言和文献综述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推进，发达国家利用本地要素禀赋和要素结构综合作用进行技术研发与创新，而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技术引进来促进本国技术进步。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及要素质量有明显差别，即使它们采用一样的技术，发展中国家会由于技术与其要素禀赋及要素质量不相匹配，导致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个人收入存在较大差距，这种差距并未出现缩小的迹象。适宜性技术理论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技术选择必须与各生产要素相协调发展，才能提高技术效率和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关于技术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研究。技术进步通常以提高要素生产率和配置效率方式作用于经济增长，并以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估计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新技术产业、新设备投资与资本相融合的技术进步使欧美国家的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Gordon，2007），美国1954年～2001年间60%-68%的潜在经济增长归因于技术进步能（Pakko，2002），20%的经济增长是由于体现型技术进步的贡献（Hulten，1992），60%的经济增长归因于技术选择方向（Greenwood et al.，1997）。在国内，也有研究发现技术选择有利经济增长。赵志耘等（2007）构建了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界定设备投资和建设投资相对价格和边际收益与技术进步关系，认为中国存在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王林辉等（2012）基于动态前沿生产面的非参数方法获取分行业全要素生产指数，通过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不同类型技术进步及其匹配结构对我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认为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是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黄先海等（2006）通过对索洛的时期性增长模型扩展，分析了偏向性技术进步在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的作用，认为偏向性技术进步贡献了约45.31%的生产率增长。邓明（2015）认为中国大部分省份技术进步方向偏向于资本，而资本偏向的技术进步则显著强化了经济波动，即使改变度量经济波动的方式。

可以看到，现有关于技术选择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整体层面，较少文献涉及对区域层面的分析。基于此，利用C-D生产函数构建技术选择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利用1978年～2013年间31个省份的数据验证技术选择对各省份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技术选择对东中西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章的理论模型部分；第三部分是文章变量选择与来源；第四部分是文章的实证部分；第五部分是文章的结论部分。

二、 理论分析

三、 变量选择和数据说明

只要收集到各地区的产出、资本和劳动投入的信息，就可以估计出（9）式中的参数。选取中国31个省市作为研究对象，利用31个省市数据进行加可以总获得东中西部的数据。从前文理论分析可知，所需数据包括：各地区总产值Yt、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投入Kt和劳动力投入Lt。

1. 地区生产总值。用各省份GDP来衡量。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年～199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年～2004年》、各省份历年《统计年鉴》。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以2000年为基期，按2000年价格进行折算，得到以2000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数据。

2. 劳动力投入。用各省份年末就业总人数来衡量。劳动力投入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各省份历年《统计年鉴》中的年末就业人员数据。1978年～1984年重庆的就业人员数据缺失，用1985年～2005年的平均增长率估算得到。

3. 资本存量。各省份资本存量并没有现成的数据，需要通过估算得来。目前，提供估算资本存量方法的文献比较多，文章借鉴张军等（2004）方法估算各省份1978年～2013年的资本存量。估算资本存量的基础数据来源于各省份历年《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年～1995年）》。

四、 实证分析

1. 经验观察。首先测算技术选择指数的区域差异性。如图1所示，从三大地区来看，2011年前，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选择指数收敛值各异。中西部地区向0.8的水平收敛，这说明中西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意味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因此，在2011年前，中西部地区提高资本投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东部地区向1收敛，说明东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后，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选择指数波动幅度较大，东部地区的技术选择指数大致向0.8靠拢，中西部地区的技术选择指数大致向1靠拢，这说明各地区单纯的依靠资本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与我国国情不相适应，东中西部地区必须由靠生产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向提高生产率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2. 实证分析。采用GMM方法对（9）进行估计，其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国民经济的人均产出与各地区滞后一期的人均产出系数值显著为正，这与前文预期分析一致。构建31个虚拟变量来分析各省份技术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针对模型（9）式，设定了工具变量进行检验。其中，AR（1）检验拒绝了随机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的原假设，而AR（2）检验却接受了其原假设，说明（9）式的设定是合理的。同时，Sargan过度识别检验的P值为0.187，说明所选择的工具变量也较为合理。

由表1中可知，东部大部分省市的技术选择指数不显著，比如广东、浙江、河北和北京等；而广西、河南和安徽这三省份的技术选择指数为负值；贵州的技术选择指数最大，达到了0.317。这说明技术选择指数在各省份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主要原因是各省资本深化程度以及产业结构不同。因此，提高资本劳动比所引起的各地区劳动生产率不同。若要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一方面各省经济发展方式需与其现实相适应，另一方面还要构建相适应的资本深入机制，才有利于要素的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人均产出在1%水平上正显著，这意味人均产出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0.237个百分点。滞后一期的人均产出在1%水平上正显著，这意味各地区前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那么它的经济结构越优化，即前期经济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地区经济将提高0.820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各省份的技术选择对经济的贡献显著小于前期经济发展水平对经济的贡献，这也诠释了我国各地区经济差距的迥异以及呈逐步拉大的事实。

接下来，利用模型（9）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一般面板模型估计，其估计结果表2所示。其中，Hausman 检验显示应采用随机效应估计较为合适。由表2可知，西部地区的技术选择指数最大，达到了0.270；中部次之，它的技术选择指数为0.178；而东部地区的技术选择指数最小，仅为0.129。这说明东中西地区的技术选择指数也存在差异，其主要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加大资本投入对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只有选择适宜的技术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中西部地区目前拥有较多的劳动力，加大资本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人均产出水平在1%水平上正显著，其系数为0.223，与表1相比，下降了0.014，这说明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得我国整体的经济带动作用在不同地区存在较大差异。滞后一期的人均产出水平在1%水平上正显著，且系数为0.841，与表1相比，该系数提高了0.021，这意味东中西地区的经济发展依赖自身的经济发展更为明显。

五、 结论与启示

利用C-D生产函数，构建了技术选择、人均产出与各地区人均产出之间理论模型，利用1978年～2013年间31个省份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1. 2011年前，中西部地区向0.8的水平收敛，而东部地区向1收敛；2011年后，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选择指数波动幅度较大，东部地区的技术选择指数大致向0.8靠拢，而中西部地区的技术选择指数大致向1靠拢。目前东中西地区单纯的依靠资本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与国情不相适应，需转变生产发展方式，技术选择指数在各省份之间也存在较大差距，滞后一期的人均产出越高，有助于提高地区经济增长。

2. 东中西地区的技术选择指数也存在差异，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使得我国整体的经济带动作用在不同地区存在较大差异，东中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对自身的经济发展依赖更为明显。

通过以上结论得到以下启示，各省份要结合自身的要素结构和注重合适的技术选择和引用，并进行适度的资本深入，才可以实现技术选择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要注重资本的投入和前沿技术的引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 赵志耘，吕冰洋，郭庆旺.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事实[J].经济研究， 2007，（11）：18-31.

[2] 王林辉，董直庆.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技术意合结构和我国生产率增长来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5）：3-18.

[3] 黄先海，刘毅群.物化性技术进步与我国工业生产率增长[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4）：52-60.

[4] 邓明.技术进步偏向与中国地区经济波动[J].经济科学，2015，（1）：5-17.

[5] 林毅夫，张鹏飞.适宜技术，技术选择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6，5（4）：985-1006.

[6] 黄茂兴，李军军.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9，（7）：143-151.

[7] 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35-44.

基金项目：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号：2014BS031）。

增产技术论文篇4

[关键词] 技术溢出 协整检验 格兰杰检验

一、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问题从来都是经济学中的最主要问题之一，认识经济增长也是经济学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斯密认为增长的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哈罗德、索洛和丹尼森指出外生技术进步、熊彼特与库兹涅兹的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到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内生技术进步，这些增长理论都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贸易和增长的关系始终是贸易理论研究的焦点，不同的理论对贸易如何引致增长这一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在传统的贸易理论框架下，无论是绝对优势理论还是比较优势理论，都强调分工的重要性，其主要目的在于解释贸易的发生机制以及福利效应，而非贸易如何引致增长的问题，因此这种分析框架并没有也无必要对自由贸易下的贸易如何引致增长的问题做出回答。

新贸易增长理论认为，传统贸易理论并非是完全的动态分析，其假定技术和资源在贸易过程中不发生任何变动，因此仍然属于一种静态分析方法，而事实上，贸易过程除了静态收益之外，更重要的在于动态收益，这种动态收益来自于贸易导致的内生在贸易品中的技术溢出效应（Romer,1990; Grossman and Helpman,1990;Coe and Helpman, 1995）, 溢出效应的大小则与贸易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Coe and Helpman（1995）的研究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进口资本品与国内资本品的生产率是不同的，因此，资本品的进口并不一定会导致资本品价格下降，其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提高本国资本品的边际产出，提高本国的生产率，加速本国资本形成，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新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Grossman和Helpman 1991）。Coe、Helpman和Hoffmaister（1997）分析了国际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四个途径：国际贸易进口新的中间产品和重要设备通过投入产出效应提升进口国生产率；国际贸易增进各国之间的关于产品设计、生产方法和市场等信息的了解从而提升各国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国际贸易给予技术落后国模仿技术前沿国的机会，而模仿是一个“干中学”提升技术的过程；国际贸易能使一个国家在技术进步或模仿外国技术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生产率，因此也就间接影响了整个经济的生产率。

对国际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实证文献较多的集中在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影响。Coe和Helpman（1995）分析认为：国外研发对国内的TFP 有一个正的显著的影响，并且国内的开放度越高，这个影响越大。Coe、Helpman和Hoffmaister（1997）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提升了自己的劳动生产率。Keller(2000) 从微观厂商的角度研究发现国际贸易促进了技术进步，并且认为中间产品之间的国际贸易导致的技术溢出效应更大。发达国家之间也能通过国际贸易促进自己的技术进步。

二、模型设定与分析方法

本文在Coe和Helpman模型的基础上，将出口的学习效应和进口技术溢出模型相结合，故引入出口变量进入分析模型。因此，扩展后的Coe和Helpman模型可以表示为:

是国内R&D资本存量;表示外国R&D资本存量，定义为以进口比例加权的贸易伙伴国平均R&D资本存量，即:，其中，是i国从j国进口的商品和服务总额，是i国从所有贸易伙伴进口的总额，。M表示机器设备进口额，X表示出口额，E表示中学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T表示时间趋势项，μ表示白噪声。

三、中国区域数据的计量检验

1.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需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增广的ADF（Augmented Dicker-Fuller）检验法来检验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阶数，再进行协整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变量的时间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平稳,所以它们是一阶单整序列。

2.协整检验。本文采用JJ法来检验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有且只有1个协整关系，而西部地区没有协整关系。

3.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来在87％的置信区间下，机器设备进口是技术进步的格兰杰原因，而技术进步不是机器设备进口的格兰杰原因。中部地区在74％的置信区间下，可以教育是技术进步的格兰杰原因，但技术进步对教育的格兰杰原因并不明显。西部地区教育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且技术进步对教育的格兰杰原因也不明显。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对贸易溢出模型进行扩展分析，研究了影响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逐年增长的势态，中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比较大，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呈“U”字型。

2.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国内R&D资本存量、国外R&D资本存量、教育水平、机器设备进口、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惟一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而西部地区并不明显。

3.对东部地区来说，机器设备进口额、出口、教育水平和国内R&D存量都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对中部地区来说，教育水平、国内R&D存量和国外R&D资本存量都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对西部地区来说，只有国内R&D存量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

参考文献：

增产技术论文篇5

摘要：在分析、回顾高新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关系基础上，通过运用协整理论方法对1995年～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与高新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进行分析可知：国内生产总值与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两者之间的均衡关系对当年非均衡误差调整的修正能力较强；在滞后期为1时，两者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在滞后期大于等于2时，存在单项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说明，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拉动作用。针对这一结论，今后应努力提高高新技术的创新能力，培植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体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产、学、研合作；大力引进人才，造就一支多层次、高水平、复合型的人才队伍，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高新技术产业；经济增长；协整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201905

一、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活动中最具活力的产业，是现代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在世界新技术革命与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对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高新技术产业，是指由高技术成果转化形成的具有知识密集、R&D（创新科研经费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下同）投入高、增长速度快、附加价值高、技术进步快等特征的先导型产业[1]。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主要包括核燃料加工、信息化学品制造、医药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航天航空器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及专用仪器仪表制造业、公共软件业等[2]。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进入了迅速发展阶段，特别是1995年以来，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拉动GDP增长的有力因素，高新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20%左右，在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增长。根据科技部的有关数据显示，高新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从1995年的4098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60430亿元，增长了将近14倍，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由1995年的6.74%上升到2009年的17.75%；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企业个数由1995年的18834个增加到2010年的51764个，增幅达到175%。

当今国际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高新技术产业是各国相互争夺的战略制高点，抢先占领这个制高点的国家就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主动权。因此，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每个国家的主要发展战略，也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基于此，本文研究高新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期从高新技术产业角度为加快经济增长提供有益参考。

二、相关研究回顾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很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研究。Salz，I.S.（1992）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论证了发展中国家FDI（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3]。Easterly（1993）认为，当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收益差距很大时，引进外资会阻碍经济增长[4]。J.Cornwall和W.Cornwall（1994）提出了一个包含需求与结构变化的模型，用于估算欧洲统一大市场的效果。得出的结论是：贸易和生产要素自由移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被新经济增长模型夸大了，降低失业率促进经济增长比生产要素自由移动更可靠，而扩大需求也是生产要素自由移动的前提条件[5]。U. Walz（1997）把外商直接投资纳入包含内生技术进步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并把新产品的研制地与生产地分开，从该模型中推导出了投资国和东道国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与生产的均衡状态以及产业政策含义 [6]。Camnos和Kinoshita（2002）通过构造内生增长模型对25个中欧和东欧转型国家1990年～1998年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FDI对转型国家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但FDI与人力资本交互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7]。

赵玉林，魏芳（2006）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总体、高新技术产业各部门以及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三个层面，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大力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8]。张磊，蒋义（2007）根据1995年～2004年高新技术产业的相关数据建立数学模型，运用实证分析方法，计算出我国和典型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各行业对GDP 的产出弹性，得出不同地区均有各自优势行业的结论[9]。孟伟（2008）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高新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前GDP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单向原因，而改革开放后高新技术产业则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10]。胡水晶（2009）运用计量回归分析方法，测定高新技术产业整体和高新技术产业内部各产业部门增加值对湖北经济增长的弹性，得出湖北高新技术产业内部结构比较合理，但整体对湖北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还有待提高的结论[11]。刘新同（2010）利用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方法，对1995年～2005年度我国经济增长与研发经费各类型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建立了经济增长与研发经费各类型支出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揭示了我国研发经费各类型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均衡关系，并提出改善研发经费支出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12]。

综上所述，国内外很多学者对高新技术产业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本文将针对高新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进行协整关系分析。

增产技术论文篇6

【关键词】 FDI 高技术产业 协整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

一、引言

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城市，天津市是北方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因此，也是外商投资的重点区域。1991年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06年，国务院研究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逐步完善配套设施并制定了相关扶持政策，这不仅吸引了更多优质外资企业建厂投资，同时也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打开了新局面。根据天津市“十二五”规划，未来五年天津市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发展重点。

二十一世纪以来，天津市实际利用外资水平整体呈增长态势，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FDI）实际利用额首次突破30 亿美元，2012年则达到150.16亿美元，约为2000年的6倍。天津的高技术产业在改革开放之后获得了高速发展，高技术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TEI）已经从2000年的656.30亿元增加到了2012年的3526.90亿元，增加了5倍多。近年来天津市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变化情况见图1。天津市外商直接投资在2002年以前一直是平稳增长，在2003年由于非典的影响出现大幅下降，2004年以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从总体来看出现较大的波动，2006年之前一直平稳增长，2006年之后开始下滑，最低值出现在2009年，之后主营业务收入呈现增长的态势。

当前，我国研究FDI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很多，并取得了很多的有意义的结论，但是，将研究视角转向FDI对某个具体地区和某个具体产业的研究却并不多。本文主要针对天津地区和高新技术产业来分FDI的推动作用，以期天津更好更快地发展高技术产业。

二、实证分析

1、变量选择及数据采集

本文主要采用2个指标：天津高技术产业主营业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资额。我们收集了2000―2012年的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为《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和《天津市统计年鉴》。对数据取自然对数可以使数据趋势线性化，同时还可以消除时间序列中的异方差。因此，对故TEI和FDI两个时间序列取自然对数，分别记为：LTEI和LFDI。

2、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对非平稳序列做回归产生虚假回归的现象，保证协整和因果关系检验的有效性，首先利用单位根检验（ADF）对LTEI和LFDI时间序列进行稳定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LTEI和LFDI这两个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经过一阶差分，两序列在10%显著水平上也都接受单位根假设――ADF统计量也都大于10%的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这说明LTEI和LFDI一阶差分后即表现出平稳特征，因此LTEC和LFDI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3、协整检验

通过上文的单位根检验可知LTEC和LFDI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因此，可以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EG两步检验法检验LTEC和LFDI是否协整。首先建立用最小二乘法建立回归方程：LTEC=C+？琢LFDI+？着t

运行结果如下：

LTEC=0.5637LFDI+？着t

（80.97528）

对回归方程中的残差e作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结果表明，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因此LTEC和LF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在上述检验结果中，可以认为估计残差序列e为平稳序列，从而验证了检验前所建立的回归方程是协整回归方程，同时也证实了LTEC和LFDI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由上述方程可以看到：在样本期内，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对FDI的弹性为0.5637。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则高技术产业年产出增加0.5637%。

4、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了进一步揭示LTEI和LFDI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此还要进行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

结果表明LTEI不是LFDI的格兰杰原因，而LFDI是LTEC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可以判定在天津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是高技术产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5、结论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天津地区的高技术主营业务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正向关系，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单位，高技术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将增加0.494个单位。天津市外商直接投资是高技术产业产出增长的重要原因，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不是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的原因，即天津市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原因。

三、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和高技术产业是促进天津市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力量，并且在天津市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天津市外商直接投资是高技术产业产出增长的重要原因，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不是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的原因，从长期角度来看，天津市FDI给高技术产业带来的资金流入和包括技术溢出效应在内的其他效应促进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因此，在积极引进FDI的同时还必须从其他方面来促进天津高技术产业的增长。

具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除注重增加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外，还应注重提高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质量，要把引进外资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引进现代化管理、引进专门人才等方面来，并引导FDI更多流向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第二，注重开拓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市场，打开国外市场有助于增大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需求的增加进一步拉动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第三，高新技术产业要以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为支撑，而技术和创新都来源于人力资本，因此，应该加强基础人才的培养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培训，为高新技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后劲；第四，将本土企业的学习模仿能力努力转化成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拥有知识产权的产业核心技术才是高技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吕鑫：北京FDI与高技术产业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J].科技和产业，2010（9）.

[2] 高嘉勇、刘玲、杨春妮：天津市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绩效实证分析[J].现代财经，2006（5）.

[3] 何庆光：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J].社会与经济发展，2008（12）.

[4] 李洁：世界FDI新趋势与利用外资新特点[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1）.

增产技术论文篇7

关键词：内生增长；技术创新；循环经济

最早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外生增长理论，强调的是经济增长取决于外生的资本、人力资源等要素的投入。这种外生的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廊坊地区以其优越的区位优势，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集聚了大量的外生资本和人力资源等重要生产要素，对廊坊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外生动力的推动下，廊坊于2010年，在河北省的11个地级市中跃居到第3位，而在2011年和2012年又有回落的现象。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外生经济增长对廊坊的经济发展已出现了动力不足，面对资源的有限，环境的污染等问题的出现，这种外生动力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不足和极大的局限性。自“十一五”规划以来，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全球倡导循环经济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外生经济增长为主的方式已不能顺应历史的潮流，不同的区域开始将经济增长方式向内生增长转移，有关内生增长的研究也成了热点课题。但是对于一个地级市的廊坊来讲这方面的研究还非常少，几乎没有。为此本文将从内生技术增长理论的视角探讨廊坊经济发展的一些新问题，从而能够为廊坊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

一、廊坊市产业经济总量演变与结构优化

廊坊2005年GDP为621.22亿元，2008年突破了1000亿元，2012年达到了1793.8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也从2005年的16.2：54.1：29.7转变为2012年的11.0：54.0：35.0。近年来，特别是自“十一五”规划以来，廊坊市产业体系调整优化不断取得新的成绩，“三二一”的产业格局越来越明显，这为廊坊未来时期经济较快增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尽管经济总量和三次产业结构都有很大的进步，但就三次产业结构与国内国际的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相差很远。从最近几年的发展来看，廊坊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基本没有变化。创意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等这些第三产业发达的突出特征在廊坊并不明显。从某种程度上说，第三产业的技术水平还不是很高。

对于廊坊市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由于条件限制没有找到具体的数据，但是我们可以参考河北省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平均水平。到2011年河北省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为36.33：33.31：30.36，我们据此可以推断：廊坊的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接近这个平均水平。廊坊第一产业就业结构明显高于产业结构，这说明第一产业的技术水平很低，聚集了大量的劳动力，内生发展力不足，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廊坊第二产业的就业结构相对于产业结构占比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廊坊的第二产业比较发达，具有明显的高技术、低能耗的特征。

二、廊坊地区技术创新的演进与分析

1.技术创新的演进

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整个中国经济均处于粗放式的增长阶段，大量资源和资本的投入，带动了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无论是民间资本还是国有资本都注重规模扩大等方面的投入，而用在研究开发等技术创新的部分却微乎其微，廊坊也不例外最主要的变现就是有关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专利授予量、从事科技活动人员和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等方面的数据在各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统计公报中和统计年鉴中很少提及，技术创新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但在20世纪80年代，在“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这个大的背景下，廊坊也开始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具体表现是专利的授予量、签订技术合同的数量、高新技术产值和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量等指标的出现。自2005年以来，每年专利授予量、签订技术合同数量和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都在不断地增长，并且增长速度较快。在最近4年，其中专利授予量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39%，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2%，技术合同成交总金额平均增长率为32%，技术交易额平均增长率为35%等。这说明廊坊越来越重视技术创新，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创新活动，投入创新的资金越来越充足。同时技术创新也为廊坊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

2.廊坊技术创新仍处于较低水平

虽然廊坊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在不断提升，但其创新能力还处于较低水平。国际上一般采用研发经费占生产总值比重、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我们选取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个指标。2005年以来，廊坊GDP一直都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在逐步增加，到2012年达到了19.0%。而作为近邻的北京在2010年就已经达到了19.56%，可见廊坊的技术创新水平还不是很高，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影响技术创新水平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研究经费的投入。“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这个指标要达到2%；在“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再次提出2015年达到2.2%，可见研究经费投入对于创新能力的重要性。从有关数据来看，目前廊坊在研究经费的投入上还非常欠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技术创新。

影响创新能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费的投入结构。虽然没有得到具体的数据资料，但是通过调研分析发现，廊坊地区有限的研究经费投入和对研究人员培养多数集中在大中型和国企，使得大量有创新潜力和创新需求的中小企业缺乏足够的研究经费和研究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诞生。跟内生增长理论是一致的：当创新资源倾斜于大企业时，创新能力和效率必然低下。

3.专利开发等科学技术难以转化成现实生产力

廊坊市专利授权量基本上保持着快速增长趋势，最近4年增长特别明显，但是专利授权量与GDP 增长之间没有同步的迹象（ 见图1） 。这说明当前廊坊专利开发多数是交差应付式的，而并没有或者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自2005年以来廊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趋势，但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与GDP 增长率之间并没有反映出同步增长的关系（ 见图2） 。因而可以推断廊坊产业成长主要是以量的扩张为核心，科技创新没有展示出对产业增长的突出贡献。即便是最近几年廊坊技术创新能力有一定的提高，但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的相互推动作用有限，贡献率依然不足。

廊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取得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的，在耗费巨大资源和高昂环境成本的前提下，获得了有限的效益。自身的研究成果没有真实的产生实效，多数技术都是靠引进，但真正决定一个地区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和可循环发展是难以靠引进来完成的。

4.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产业结构的变动是产业体系高级化、合理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要体现的是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对传统产业的替代，其中蕴含了技术创新的巨大作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不但证明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同样印证了技术创新对产业体系调整升级的巨大推动作用。技术创新的直接表现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直接作用就是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对新产品的需求，调整了不同产业的份额，从而促进产业体系的升级。我们从专利授予量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来看，廊坊在过去10年中，专利授予量的增长与第三产业比重的增长呈现一定的相关性。尤其是2008年以后，第二产业比重开始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一直在上升，而这段时期专利授予量的增长速度表现的更快（见图3）。廊坊专利授予量自2005年以来，增长的速度就非常快，由于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滞后效应，所以我们可以推断技术创新促进了廊坊产业体系的优化，但是这种优化因为创新能力和将新技术转换成现实生产力能力等的不足而远未到位。如果用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代替专利授予量指标，我们同样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见图4）。

回顾廊坊产业结构调整的历程，可见廊坊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是结果并不明显。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技术创新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能力有限，并没有像发达国家和地区那样展示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充分体现内生发展力。

三、提升廊坊地区内生发展力，促进经济健康增长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廊坊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原因，是河北省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城市之一。但是相关研究也表明，这种快速的发展是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能源为代价的，这种外生经济增长的模式根本无法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可循环。根据内生发展的理论和我们上述的分析，要提升廊坊的内生发展力，保证廊坊经济进一步增长和经济的可持续可循环，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严格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的精神，加大研发经费的投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使投资和出口等外生动力拉动的经济发展转变为依靠消费需求增长和技术进步拉动的内生经济发展。

第二，合理安排研发经费，特别是要重视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才的培养，逐步形成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提升廊坊整体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增加高新技术产值，为廊坊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发展添加新的血液。

第三，对于专利的授予要严加控制。一项专利不仅是一项新技术，更重要的是其转换成现实生产力的能力。对于通过审查的专利，要加强跟踪调查，最大限度地保证将其转换成现实的生产力，真正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实效。

第四，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式”，要注重产业体系优化调整，努力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发挥产业结构优化与技术创新的相互带动作用。

第五，廊坊市政府要坚定不移的保持在促进廊坊经济快速、持续和可循环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要不断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各种制度环境，建立健全用人用工机制等各种保障措施，为廊坊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王常健.基于因子分析的河北省11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状况分析[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12（4）：24-30.

[2]丁重，邓可斌.构建广州新型城市产业体系的战略研究[J].岭南学刊，2013（1）：90-96.

[3]王志刚，李腾飞，钟倩林.如何通过内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导刊，2012（31）：172-173.

[4]王昕，魏伟.恩施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增长动力[J].学术园地，2012（11）.

[5]2005-2012各年廊坊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6]2005-2012各年河北省经济年鉴.

增产技术论文篇8

【关键词】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变化指数；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近些年来，我国物流业发展较为迅速，但是物流行业发展模式粗放，物流业生产效率低等问题阻碍了物流业健康持续发展。以前的学者主要从物流业自身的角度出发，曾对物流业的生产效率进行过研究，但是研究结果依所选定的行业视角、所选的企业及所选企业所在区域的差异各不相同。全要素生产率既说明了技术进步对生产力增长的推动作用，又说明了技术效率的改善对提高产业生产效率的重要性。以往学者的研究缺少对物流业全要素生产效率低下的原因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本文通过采用曼奎斯特生产力指数法，将全要素生产率（TFP）分解为不变规模报酬假定下的综合技术效率变化指数（TEC）和技术进步指数（TCP），然后，将技术效率变化指数（TEC）又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PTEC）和规模效率指数（SEC），最后利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得出一些定量的结论。

一、本文的数据选取及研究方法

考虑到国内物流业的数据统计程序较不完善，数据的获得较为困难，本文中的数据是直接参考引用所列参考文献中的数据。本文选取的投入变量为劳动和资本，劳动投入指标是选用各省物流业年末的在岗职工数，资本投入指标是选用各地区物流业全社会国定资产投资额，并以1997年为基准，对数据进行了可比价格处理。产出变量选择物流业增加值。我国物流产业生产力成长与技术效率变动情况将物流产业增加值作为产出变量对曼奎斯特指数进行计算，并对其做进一步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我国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及指数分解

由表1可得，1997～2007 年我国物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速度为0.34％。严重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说明1997～2007年十年间我国年物流业虽然发展迅速，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较为缓慢。还可以看出，这十年我国物流业的技术进步平均以0.37％的速度增长，而技术效率指数总体表现为负增长。由此得知我国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但由于技术进步增长缓慢，且技术效率负增长对技术进步有削减作用比较大。因此，我国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为缓慢。对技术效率变动指数进行再分解，由表1可知，纯技术效率指数基本保持不变，这说明我国物流业的资源配置和行业管理对物流业产出能力的提升起到制约作用，也说明了技术效率变动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互相牵制作用；而规模效率指数的变动说明我国物流业的发展还未达到最佳规模效益。

下面继续对相关指数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首先，对以上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指数进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Correlations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由表2可知，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952，即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指数正相关，且相关性很高，说明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很大。然后，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指数、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纯技术效率指数、规模效率指数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Model Summary

Dependent Variable：TFP

由表5可知，全要素生产率对技术进步指数X1、技术效率变化指数X2、纯技术效率指数X3，规模效率指数X4的回归方程为：Y=0.962X1-3.226X2+4.125X3+4.245X4-5.11，对回归方程及回归方程的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由表4可知，F值为473.678，Sig值为0可得，回归方程显著。同理，由表5可知回归方程的系数也都显著。由表3，R为0.999（a），R Square为0.997，可知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显著，回归方程高度显著。此项分析为在未来预测全要素生产率对技术进步指数、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纯技术效率指数、规模效率指数的变化提供了依据，为进一步分析各指数的变化及其对生产率的影响提供了保障，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结论

我国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低下主要是由于技术效率负增长造成的，虽然近几年物流业技术进步增长比较明显，但由于技术效率负增长对技术进步的削减作用比较大。因此，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通过对技术效率变动指数进行再分解，得知规模效率指数较低是技术效率负增长的主要原因，规模效率指数的变动说明我国物流业的发展还未达到最佳规模效益。通过以上分析可得知要提高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政府需要制定一些政策法规规范物流业的发展，物流企业和相关机构需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以提高物流业的规模效益，从而提高技术效率，伴随着物流业技术的不断进步，进而提高物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最后通过对相关指数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得出回归方程，为在未来预测全要素生产率对技术进步指数、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纯技术效率指数、规模效率指数的变化提供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杨沛．物流业生产率及其测度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8（10）

[2]邓学平，王旭．我国物流企业全要素生产效率分析[J]．系统工程．2008（6）

[3]徐宏毅，詹永雄，杨沛．我国物流业生产率实证研究[J]．集体经济・商贸流通．2009（10）

增产技术论文篇9

关键词：马克思；技术决定论；技术哲学

abstract: the paper argues that marx is not a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t from two perspective: first, marx maintains that it was the growing market demands, not the technological factor that determined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the western europe. he also argues that technology itself was determined by societal demands. second, the dialectical method was used by marx in his studies of society and technology and their changes. the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t, however, is the opposite of dialectical reasoning.

key words: marx,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马克思是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关于这个问题，国际上有三种观点：1）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2）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3）马克思既是又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这个问题在我国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为什么在马克思是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的问题上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呢？我认为，问题主要出在两个方面：1）对技术决定论的界定；2）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

本文认为，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并从马克思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和马克思的方法论两个方面提出论证。

1 技术决定论的涵义

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有着多种定义。

按人类学家l. a. white的界定，技术决定论认为，社会系统是技术系统的函数；在这里，技术是自变量，社会系统是因变量。社会系统乃是由技术系统决定的；社会系统随着技术系统的变迁而发生变迁。

美国经济学家n. rosenberg在这样的意义上界定技术决定论，即技术力量是导致社会经济变迁的决定性因素。就是说，技术因素是导致社会变迁的自变量，社会变迁是因变量。([7])

技术哲学家krogh将技术决定论定义为这样一种理论，即它认为：1）技术的发展决定着所有其他社会关系；2）技术本身的发展独立于所有其他因素。([8])

技术建构论者w. e. bijker认为，技术决定论包括两层思想：1）技术发展是自主的；2）社会的发展是由技术决定的。([9])

我国对“技术决定论”的权威界说，见之于《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通常指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认为技术能直接主宰社会命运的一种思想。技术决定论把技术看成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技术的状况和作用不会因其他社会因素而变更；相反，社会制度的性质、社会活动的秩序和人类生活的质量，都单向地、唯一地决定于技术的发展，受技术的控制。” ( [10])这一定义将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推向极端，明显地把技术决定论变成了贬义词。我认为是不妥的。其实，就连负责《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该条目的分科主编陈昌曙先生后来也认为这样的界定值得商榷([4])。

综合上述定义，本文提出：所谓技术决定论，即认为：1）技术是决定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2）影响社会变迁的其他因素，是技术因素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技术是第一位的原因，其他因素是第二位的原因。本文即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技术决定论这一概念。

2 从马克思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看，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马克思是不是技术决定论者？我们只要看马克思对重大历史事件所做的解释，便可得知。在马克思的研究中，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个核心问题。马克思是如何解释资本主义兴起的呢？ 如果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兴起归结为技术因素，那么，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能说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

研读马克思的有关文本可以发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和发展，是对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而做出的反应，技术因素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并没有起到根本性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合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化大工业化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愈是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11])

我在这里之所以做“文抄公”，是因为我认为这段文字是对“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这种观点的一个强有力的、决定性的反驳。现分析如下：

1）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并做了原因分析。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经历两次转型：封建的工业经营方式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型，以及工场手工业向大工业的转型。是什么因素决定着这两次转型促成的？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两次转型从根本上讲均是由于市场需求的增长所致，而非技术使然。

2）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变迁并分析了技术变迁的原因。在工场手工业阶段，蒸汽和机器之引入到工业生产中；在大工业阶段，航海业和陆地交通的巨大发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技术变迁？是因为市场需求和营利机会的扩大。

也许有人会辩解说，我承认是市场需求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技术变迁，然而，市场需求的增长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归根到底是因为航海技术的发展。本文认为，这种解释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这明显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意思。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主张技术（和科学）的发生和发展是社会需求决定的，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技术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在上文中也表达了这一观点。他两次提到航海技术的发展是由于市场和商业机会的增长所致：第一次是在第一段“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第二次是在第四段“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概言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市场需求的增长，而不是技术变迁；技术及技术变迁，也是由于市场需求的增长所致，而不是什么自变量。也就是说，社会的变迁，市场需求是第一位的原因，而技术变迁只不过是第二位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认为马克思不看重技术因素在社会经济变迁中的作用。事实上，马克思对技术在社会经济变迁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论述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是调节人与外部世界的媒介。人作用于物质世界，不仅改变了自然（自然成为了人类活动的器官），同时也改变了自身（改变了人类自身的自然），走向自我实现。

3 对“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的误读

最常用来证明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的一段话是：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1]）比如，r. heilbroner引用这句格言，把技术决定论确立为“马克思的范式”(转引自[1])。确实，这句格言看上去是给人一种印象，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然而，我认为，对这段格言的诠释，必须进行语境分析。

这句格言，出自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的，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1])接着，马克思写出了那段引文。

我同意krogh对这段引文所做的语境分析，他认为把这段话诠释为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是错误的。([8])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的一个基本宗旨，是批驳马克思称之为蒲鲁东倾向，即试图从普遍范畴（universal category）的观点出发，来理解某一历史时期特有的事件。正是与这种倾向一致，所以马克思才在同一部著作中写道：

“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11])

所以，krogh认为，这段引语的最合理的解释是：马克思主张，技术系统只有把它放到特定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条件之框架中去分析，才能正确地理解它的社会作用。如果把技术从具体的时代背景（context）中抽象出来，这样的出发点很难说有什么用处。所以，这段引语实际上正好表达的是与技术决定论相反的观点。krogh最后评论说，仅仅凭这段话就把马克思说成是技术决定论者，这样的文本阐释是极其肤浅的。([8])

另一个被人们常用来证明“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的一段话是：“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2]) 把这句话解释为技术决定论，就好比说体温是由温度计决定，大气压是由气压计决定的一样。把表征时代的指标和因果关系混为一谈，无疑是错误的。

4 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看，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马克思对技术变迁问题的研究，跟他对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的研究，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和辩证的方法，应用到对技术（和科学）的研究，这是他为什么在对技术（和科学）的认识上比其同时代其他任何人更为深刻、更有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7])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着重分析社会阶级而不是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把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作为社会集体过程来分析。不管科学家和发明家其个人天才在科学技术、发明创新活动中起到多么大的作用，都不能视作个体行为。因此，马克思在探讨技术变迁时，他的分析焦点不是放在个体科学家和发明家身上，不管他们有多么的伟大，而是聚焦于作为社会过程的科学、技术和创新活动，这些活动受制于其所在的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

第二，历史的方法 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演进过程，它既表现出连续性，也会出现间断性。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在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中，又经历着从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到大工业的三个阶段。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中，始终贯穿着历史的、动态的眼光。

第三，辩证的方法 马克思对历史变迁的分析，始终贯穿着辩证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斗争是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它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无论是在历史的哪一个时期，新的生产力出现，绝不是某种神秘力量使然，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现存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结果。因此，对马克思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互动的结果；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辩证的方法也是理解马克思对技术的分析何以具有特殊洞察力的最重要因素。马克思对技术变迁的因果分析，不是做单向的因果分析，而是强调经济与技术的互动和反馈。这一分析方法及其观点对技术创新的模型从早期的线性模型发展到互动反馈模型，肯定是有启发的，因为后一模型的提出者rosenberg是很欣赏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和观点 。

技术决定论是非辩证思维，与马克思的辩证分析是根本对立的。如果把马克思划归为技术决定论者，这就等于说马克思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分析中、在对技术发展的分析中没有采取辩证的分析。然而，事实明摆着，辩证分析在马克思的整个研究中是贯穿到底的。

综上分析，本文认为：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因而马克思的技术哲学不是技术决定论的。我认为，在探讨马克思的技术观和技术哲学时，应该明确这一点。

最后，我想指出邓小平对技术决定论的一个论述。他说：“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什么都是技术决定，不要完全迷信这个。当然，我们也要讲究技术，不讲究技术是要吃亏的。”[13]我认为，这跟马克思的技术观是一脉相承的。

参考文献

[1] 牟焕森. 马克思与技术决定论研究[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2(3):35-38, 49, 35.

[2]陈凡. 马克思主义是技术决定论吗？——对马克思主义技术观的探讨[n]. 科技日报，1988年10月10日.

[3]牟焕森. 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吗？[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2(9): 32-37.

[4] 陈昌曙. 技术哲学引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189-193.

[5 ]黄顺基. 科学技术哲学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426-436.

[6] 陈文化，李立生. 马克思主义技术观不是“技术决定论”[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6):34-37. 36.

[7] rosengberg, n., inside the black box: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35-36.

[8] krogh, k., technology and rationality[m], ashgate, 1998. 58.

[9] jasanoff, s., et al.,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m], sage publications, 1995. 238.

[10] 于光远等. 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225.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3-274，142，141—142，161.

增产技术论文篇10

关键词：技术创新；经济增长

一、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对接

经济学关于创新演化规律及其作用于经济增长机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形成若干有代表性的理论。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考虑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作用。熊彼特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当经济出现均衡状态时，没有变革也没有发展，经济均衡状态是由企业家通过技术创新打破的。

新古典经济学也强调了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索洛率先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又称为索洛模型，该模型表明经济增长是资本、劳动和技术共同的结果，经济增长是由资本与劳动的增长率，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以及技术进步共同决定的。

可见，技术进步理论研究始终是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或者说，最初的技术进步理论总是寓于经济增长理论当中的，这些理论侧重点不同，但都认为经济的最终增长因素是技术创新。

二、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技术创新是一个从产生新产品或新工艺的设想到市场应用的完整过程，它包括新设想的产生、研究、开发、商业化生产到扩散这样一系列活动，本质上是一个科技、经济一体化过程，是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共同作用催生的产物。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技术创新促进经济结构升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技术创新对经济结构的带动作用，愈来愈具有世界性。先进技术的产生可以很快在全世界得到应用，并带动世界性的经济结构调整。所以，技术进步是经济结构升级，实际上也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2.技术创新促进经济效益提高

首先表现在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通过渗透，扩散到生产诸要素中去，使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人们运用现代科技进行科学管理，更好地把生产力诸要素结合在一起，综合效能得到成倍提高。此外还表现在技术发明到应用周期的缩短和技术成熟期，即从应用到产业化、工程化、商业化过程的缩短。

3.技术创新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是一国或地区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所选择的模式、机制、途径、战略和源泉。科技创新投入递增促使科技产业化的进程进一步地加快，使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利用率得到提高，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科技创新投入的递增也加快了“资源推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转型。

三、加快技术创新，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

对于我国当代技术创新，本文提出以下观点。

1.提供创新体系依赖运转的制度框架。经济能力的增长一方面源于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源于制度与意识的调整，制度是先进技术得以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我国要加强有关国家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方面的立法， 建立健全技术市场， 并依法对技术市场进行规范和管理， 全方位的支持和推动技术创新，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环境。

2.加大科技投入，重视基础研究。加大科技投入，才能在全社会形成有规模的创新平台，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初始的扩散保障，从而提升规模经济性引致的乘数效应。此外，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泉，其社会效益大于私人投资者的市场收益，因此特别需要政府的支持。

3.建立良好的人才，教育体制。制定正确的政策，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和以科教为中心的创新体系，把发展高科技当作提高综合国力以及人民福利、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信息化的决定因素；大力发展教育，积极培养人才，构建人才高地，营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

4.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保护，对于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的科技项目，充分运用知识产权信息资源，选准高起点，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 对于取得的科研成果，要重视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持其合法权益。

5.要建立技术创新的风险投资机制，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建立技术创新的风险投资机制。一方面国家要建立风险基金，由政府分担一部分风险。另一方面要逐步创造条件，发展社会风险投资。这两部分风险投资共同用于国家和企业的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参考文献：

[1][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理论（何畏等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英]海韦尔·G·琼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郭家麟等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3]菲利普·阿吉翁 彼得·霍依特：内生增长理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4]G.M.格罗斯曼、E.赫尔普曼：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9-40.

[5][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上、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顾 海：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动力因素分析[J]. 学海， 2000（4）：6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