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理论范文10篇

艺术理论范文篇1

艺术理论的重要性艺术创作活动是人类特有的一种高级的、复杂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是艺术家在创作欲望的推动下，运用一定的艺术语言和艺术手法将自己的生活体验与思想情感转化为具体的、生动的、可感的艺术形象，即实实在在的艺术作品[3]。但一定的艺术创作必然受到思想意识的影响，而且艺术理论对艺术创作活动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千百年来数以万计的艺术家与艺术理论家们也不会一直乐此不彼地对艺术创作经验进行总结。同时艺术理论对绘画创作的启发和作品格调的提升，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纵观古今中外有成就的画家的流芳百世的艺术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反映时代精神，把握时代命脉是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前提和基础。艺术作品表现出的是画家的内在精神、文化修养以及对事物深邃的洞察与体会，对生活和社会的认知和感悟。这些世界大师的作品大多都和社会的转折、革新、文化运动和思想革命有关，他们在世界的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除了具备高超的绘画技艺之外，普遍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强烈的意识和人文情怀，而这种思想意识与情怀是以学术修养和理论思考为雄厚基础的。因此，掌握艺术理论，可以有效地加强画家的艺术修养，增进画家的学术思考，提升画家的审美水平，进而将自己的艺术思想和人文情怀注入绘画创作之中，最终提升其作品的品位。从根本上说，艺术作品是画家的一面镜子，它折射着画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从而揭示着艺术家内心世界的奥秘。

艺术理论对创作的指导作用

印象派是法国19世纪下半期一个重要的艺术流派。19世纪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光学的迅猛发展，在光学原理和实践的启发下，印象派尤其注重研究外光对物体所产生的稍纵即逝的视觉效果。正是在这一艺术理论的指导下，印象派开创了艺术的先河，为现代艺术的发展开启了一扇新的天窗。因此，印象派的画家在创作时更为关心的是画面的美感与物象在外光条件下的变换，他们的作品也大多醉心于色彩和光线，并以此来更好地表现其作品的色感和光感，正如莫奈所说“唯一的希望是和自然密切地结合”。这种做法与以前西方绘画理论中注重绘画题材的说教性截然不同。我们不难看出艺术理论的重要性，创作理论决定了创作时的创作方向以及最后的作品表现，它不仅影响画家的个人创作，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将会影响整个时代艺术的发展走向。艺术理论对创作的指导作用不仅表现在西方，东方同样如此。我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界就极为活跃，科学文化及文学艺术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一时期的艺术理论可谓“百家争鸣”，极为丰富，特别是顾恺之对中国绘画的发展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4]。一千多年来，中国山水画并未向两个极端发展，它既不会像自然主义那样照搬对象，也不会漫无目的地玩弄笔墨，而是自始至终沿着形神兼备的道路发展，这充分说明了艺术理论对艺术创作的指导作用[5]。由此可见，艺术理论可以指导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使他们少走弯路。日常创作中或许我们无法确切而精确地感受到理论对创作的指导作用，从而易单纯地认为创作仅仅是对视觉美感的一种描绘，其实不然，理论知识往往内在地支撑着创作者对美感的认识和感悟。艺术创作体现的就是艺术家全部的修养和智慧，艺术家往往是按照“学问要博，生活要广，认识要深，情感要真，立意要新，想象要丰富锐敏，意象要饱含意蕴，形象要栩栩传神”的审美要求和标准进行创作的。因此，艺术的永久生命力就在于它具有不可替代的独创性。综上所述，艺术理论对艺术创作的指导作用，可谓体现的淋漓尽致。艺术理论不断的推陈出新引导艺术家创作出赋予时代特征的艺术作品，同时在艺术理论的指导下，艺术家才能不断地突破思维的禁锢和固守的疆域，从而创作出一件件精彩绝伦、流传千古的艺术作品。

艺术理论对艺术创作的指导作用

（一）基础理论知识对艺术创作的指导作用早在几千年前艺术的前行者便将发现的绘画规律记录在案，宝贵的基础技术理论对我们进行艺术创作起到了基础指导作用。每一次技术理论上的革新都会给艺术创作领域带来一股变革之风。15世纪以扬•凡•艾克为代表的尼德兰画家发现用油与颜料调和后，画出来的作品色彩鲜艳而充满光感。正是这一技术理论的推广与革新，形成了现今油画的基本雏形，油画作品得以长时间的保存，随后的艺术家在创作中不断探索油画技法都与这一技术理论的推广无法分离。基础理论知识不单对艺术家的创作有启发指导作用，而且在更多的时候它是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时参照的基本规律，比如绘画大师达芬奇的艺术创作之路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道理。对艺术与科学等多个门类都有深入研究的伟大人物达芬奇，不仅是一位跨时代的画家，也是位杰出的艺术理论家，他的理论散见于他流传下来的大量笔记与草图中。这些绘画经验的总结与传递，对16世纪后期西方绘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即使是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这些理论知识对我们的艺术创作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不能仅仅只注重画面的形式与趣味，而忽视基本功的训练和理论知识的学习，甚至对传统绘画持怀疑与否定的态度，认为传统的基础理论禁锢了艺术家的创作思维。纵观古今中外的美术史，我们不难发现毕加索、马蒂斯、蒙克等多位西方现代主义大师，都有着扎实的绘画功力，他们都是在充分掌握了绘画的基础技术理论后，再忠于自己的主观意识然后进行艺术创作的。艺术创作如果离开了基础技术理论的指导，那么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之路终究会黔驴技穷。

（二）跨学科理论对艺术创作的指导作用艺术创作活动是一种极为自觉的实践行为，艺术创作者的理论修养水平，直接影响着艺术品的创作质量。艺术理论以探究艺术本质、艺术创作规律等艺术学“元”问题为使命，它旨在打通各门艺术之间的壁垒，并通过各门类艺术之间的关联，对艺术的精神实质予以理性的考察，对于形成艺术创作风格具有重要的作用。毕加索、马蒂斯、蒙克等西方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之所以可以流芳百世，不单单因为他们具有深厚的绘画功力以及丰富的内心情感，同时还有更深层次的艺术理论指导他们的艺术创作。我们试想一下具有扎实绘画功力的人不占少数，可为什么艺术大师却是屈指可数的呢？因为扎实的绘画功力是艺术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但并不是说掌握了基本技法就能成为艺术大师。艺术的基本理论相当于艺术家在创作时要遵守的规则，但艺术创造并非艺术家为遵守规则而遵守规则，艺术家不是遵循了某些规则而成就了艺术，实际上只是为了某种艺术创造才去遵守这样或那样的规则。心灵对技巧的创造并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培养过程。在各类理论的灌溉与熏陶下，艺术家们在创作实践中要积极地将头脑中的意象转化为实体的作品。这就需要手、眼、脑之间高度的配合，如果说基础艺术理论是指导艺术家如何提高动手的能力，那么观摩各大师的艺术作品则是提高眼界的有效途径。随之我们的问题也就来了，绘画手法的提升与眼界的培养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可是要提高绘画的思维能力即提高脑与手、眼间的配合，又需要通过怎样的途径呢？当然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历代大师的生平与各流派的艺术理论中追寻到蛛丝马迹。20世纪初现代绘画的兴起，超现实主义在西方绘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对现代包装、建筑、设计等多个门类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超现实主义显示出不同于以往的绘画本质的语言特征和艺术技巧。这种创作方法是对以往以理性、现实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绘画的反动。引发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进行大胆革新的依据，源于同时代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超现实主义画家将精神分析学家的理论作为自己流派的理论指导思想，对他们的视觉图像进行分析。其代表画家有米罗、达利、恩斯特等人，该流派在创作中尝试各种表现手法来表现艺术家的内心想法。在弗洛依德潜意识学说的影响下，他们将现实与梦境交织在一起给观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视觉体验。创作思维打破传统，画面灵动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精神分析学理论给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另一块广阔的天地。跨学科的理论对艺术创作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它可以在思维上提升艺术家的修为与认知深度，深化艺术创造者的心灵世界，达到手、眼、脑间的高度配合。我们在创作实践中要积极的将脑中的意象具象化与图像化，使之真实的传达出艺术家要表达的内心想法。

艺术理论范文篇2

要诀一：几个重要的词缀一定要牢记在心，而且要活学活用。如：感、度、性等等，因为它们的构词能力极大。像什么危机感、时代感、失落感、短促感、理性度、深刻度、八六年度、乡土性、思辨性、哲理性、观念性、启示性、不可知性，诸如此类。它们只要一贴上某词后面，那文章也顿时高档许多。即使满纸空话，就凭这些儿感、度、性之类，便足以吓唬住一批艺术学子。

要诀二：几句“辩证”的话一定要会说。若能把它们融进血液里，那将受益终身。譬如，“既是什么又不是什么”，“它不是什么的什么”等等。例句如下：我们在进行不是哲学的哲学观念表述；我们在从事不是艺术的艺术活动；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所从事的既是艺术又不是艺术；它既是深刻的反思，又并不是反思；它既是思辨的，又不是思辨的。倘若能在这类句型里加上些定语，那效果会更好。如：我们的艺术现论既是思辨的，又不是纯粹的思辨；它是思辨里有非思辨，非思辨里包容着思辨。以此类推地运用。不要怕人家说你讲些废话，实际上没人有耐心读下去。倒是那班虔诚的艺术学子会在这些话下面划上一道道横杠，以示重点深刻。这样一来，作者利收名也收了。

要诀三：本条与要诀二类似，但更有深刻性；即，对一物的定义要用该物的对立物来规定。举例：绘画表层的肤浅性正是它内在深刻性的外在反映；这件作品所具有的朦胧度正展示出它令人回味无穷的明晰度：极度的空虚实质上是内在本质的过于丰富；绘画的本体意义表述在于非表述；厕所是展开了的厨房；等等。一篇文章如果有这些味精点缀，那么这篇文章也就立起来了。编辑不好删，因为思辨度极高；艺术学子们不敢忽略，因为这是精华所在。

要诀四：如果有时间，一定要浏览一些边缘学科或者边外学科的书籍。并不是要读懂它，只要去从中借几个本行没有的新奇古怪词。切记，越古怪越好。如果都被人借完了，就自己造几个。示例：画坛上老、中、青艺术家之间所出现的裂变层，来自于长时间的类似地壳运动和风化作用；他们以同时处在异化、变异及同化的渐近演变反馈系统中，等等。

要诀五：如果碰巧学过A、B、C、那么最好给每段话的几个重要词儿都标上洋文。无论这词原本是土还是洋，也不管它是否在翻译界早有定论，更不要去听那位作文大师怀特的“少用外来词”的忠告，只要能唬住人就径直干吧。举例：中国画（ChineseTraditionalPainting）在目前所面临的危机感（Crisis），就正如筷子（Chopsticks）所遭遇到的、来自西方（Western）的刀（Knife）和叉（Fork）的挑战（Challengt）一样，等等。未曾学过外语的也没关系，去买本《汉英词典》照抄即可。

艺术理论范文篇3

关于社会改革深化的时代大潮与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建设自身深化的关系问题。

这两者深化的对应关系，即电视艺术理论批评建设与美学的深化应当取决于并对应着整个社会改革大潮的深化，本来是老生常谈的一条原则。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之一，就是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理论发展的动力，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理论的生命在于它或迟或早能指导实践。但是，较长时期以来，无论是文学还是电视艺术领域，每当创作的实践顺应整个社会变革思潮的前进，冲破了现成理论框架的束缚，即现成的理论已经阐释和概括不了新鲜的创作经验，甚至已经证明现成的某种理论指导是有悖于创作的发展时，我们往往不是科学地考虑理论自身应当如何调整、充实和发展，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创作“越了轨”。这种僵化的思维定势不仅妨碍了创作的繁荣，而且也自然损害了理论自身的声誉和尊严。

物极必板。于是创作界有了一种责难理论、甚至排斥理论的呼声，理论界自身似乎也有人提出了一种索性主张建设“与创作实践根本不搭界”的“纯理论”的主张。而日新月异的创作现实，又总是对应着社会变革的历史大潮的，因此这“纯理论”也就自然与社会改革“不搭界”了。

我不否认，文学、电视艺术理论建设尤其是美学建设确实都应有专门人才侧重于对艺术本体进行高层次抽象思维的“纯理论”建设。而我们民族传统的文艺理论之所以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演绎能力都还不够发达，恐怕也多少与我们缺乏这种“纯理论”建设有关。这一点，只消把刘勰的《文心雕龙》、陆机的《文赋》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作个比较，便看得非常清楚。黑格尔曾指出中国哲学思辨不发达，连孔子的著述也只是“道德箴言”。翻一翻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也可以发现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在中国，代数学很早就很发达，而几何学则不然。这大概是因为代数重在“求算”，而几何则重在“求证”。凡“求算”的都很早就算出来了，如南北朝时代的祖冲之，就早于欧洲人一千多年推算出圆周率π的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并著有《缀术》、《九章术义注》等书。但凡“求证”的则很晚才证出来，如古希腊就已发现的几何学上的欧几里德定理，我们一直到明朝才由徐光启在《几何原本》中译介过来。这些都足以证明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实际存在的这一弱点。说它是弱点，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讲，呼吁整个电影理论建设中应有专门人才去从事这种“纯理论”建设，以促进理论思维的深化和提高，自有其合理性和迫切性。

但即使是这种“纯理论”建设，我以为也必须对应整个社会改革深化的大潮，也必须从整个社会改革深化的大潮中自觉汲取动力。从发生论的观点看，无论是文学界还是电影界，新的理论研究思潮和新的批评方法的崛起，从根本上讲，都是既起因于对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潮的观照，又是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潮在审美领域里抽象思维成果的直接体现。试想，没有社会改革、开放的总背景，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一些新鲜思维成果，如阐释学、现象学、符号学和意识形态分析、精神分析方法等等，能引进到我国新时期的文艺理论批评领域里来吗？文学、影视艺术理论批评的日趋细密化、理论化、科学化，是对应着整个社会改革的深化，理论批评自身也随之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一个国家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的建设，无论是实践性强的理论建设还是所谓的抽象性强的“纯理论”建设，都不能脱离这个国家的国情和它的经济实力及文化传统。因此，在我国，理论批评要深化，要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需要建立自身的尊严和相对独立的品格。但无论如何，文艺理论批评思潮的深化，只有更自觉地对应整个社会变革思潮的深化，并自觉地从中汲取动力，才是有源之流，才能形成浩博之势。

二

关于借鉴西方影视艺术理论和整个文艺理论的间接思维成果与对我国电视艺术创作的直接科学抽象的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前一问题的深化。无疑，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既是一个历史积累和横向借鉴的过程，也是一个对现实的创作实践经验进行直接抽象并上升为理论的范畴和逻辑体系的过程。这两者虽有区别，但归根结底是统一在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直接从创作实践经验中进行科学抽象并建构理论体系的任务极其艰巨，而任何个人的才智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包括刘勰那样的大师，也很难说全靠这种直接抽象建构他的理论框架。这就需要借鉴和吸收古代和外国的间接思维成果。新时期社会开放和文化开放以来，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一些新鲜思维成果被介绍进来。这是大好事。因为从宏观上讲，开放带来的认识线索的多维化和理论批评的多样化，是以承认事物本身（包括影视艺术）的复杂性、整体性为理论前提的，它打破了那种僵化的大一统的简单的理论批评模式。从微观上讲，开放引进的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新鲜思维成果，有助于电视艺术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走向细密化、科学化，以利于对电影活力（从创作到发行放映乃至批评研究）的各个环节和局部进行深入的、精细的研究剖析，推动我们电视艺术理论思维的日益全面和科学。但我感到，文学、影视界有一批最富创造力、最有潜力的理论新秀，其兴趣和希望似乎较多地寄托在对西方文艺理论间接思维成果的吸收上，他们往往倾其精力研读和套用这些间接的思维成果，写出了一批不仅在观念上、方法上，乃至在思辨上、文风上都“东施效颦”式的文章。甚至有人还从西方生吞活剥地“借”来一种批评模式，然后用以“读解”某一部中国电影或电视剧，最终证明西方批评模式的“正确”和“灵验”。这是不足取的。倘陶醉于此，我很怀疑在理论上能真有建树。因为建设新理论的难点，恐不仅只在如何借鉴和吸收间接思维成果上，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今天的时代水平上把间接的思维成果消化，并同直接的对我国创作实践经验的科学抽象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我国著名的电影美学家钟惦fěi＠①先生生前就反复强调过：“电影美学的时代使命和历史使命，既要从银幕上去寻求，更要从银幕下受其感染的观众中去寻求。”（注：《电影美学·1982后记》第344页，中国文联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版。）此言极是。

我这样说，是基于确实感到这种结合有加以强调的必要。当然，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新鲜思维成果，自有其不可否认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但从宏观的战略意义上看，我们仍须保持一种科学的、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例如，有一位青年学者著文介绍说，西方的文艺理论表现为越来越远离创作实践，它们仅仅对文艺现象作形而上的阐释，并以脱离形而下的创作经验而自豪。这种鄙视创作实践并不以指导创作实践为己任的理论，虽然很难说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因为实际上它最终还是要以各种形式作用于文艺思维和文艺实践的），但它的弊端和不足也是明显的。有时连一个一说就明、一道就破的文艺现象，也要用一连串的繁琐概念加以玄虚的描述。至于西方美学中各派分庭抗礼，各执一端，相互否定而在理论范畴和逻辑体系上较少渗透互补的情况，更是多有存在。因此，有鉴于我们的国情和文化传统，我仍然主张既注重纯粹思辨的理论演绎能力的培养，也更注重用对直接经验的归纳来弥补其不足，并以此来沟通理论与实践间的信息交流；主张既注重借鉴和吸收间接思维成果，也更注重直接从现实经验中进行科学抽象；主张既注重防止以整体意识和大一统观念去制约电影电视艺术理论思维的多元化发展进程，也更注重提醒潜心从事于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研究的某一学科分支的微观研究的同志，能正确估量本学科分支的微观研究在提高全民族电影文化水平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两者相辅相成，结合互补，才能较少片面性。

三

关于我国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的建设，乃至整个电视文化的建设，需要具备一种“着意于久远”的战略眼光的问题。

应当承认，无论从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的需要看，还是从电影创作日趋繁荣呼唤理论引导的需要看，我们的电视艺术理论批评都是有愧的。造成这种滞后现状的因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恐怕有一条是很重要的，即我们缺乏一种“着意于久远”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眼光。

目前，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研究还很难说得上已经深化。现状是：就电视艺术批评与美学研究队伍而言，似乎还未能在宏观的战略眼光下统筹规划，合理安排人才。北京虽然有专门的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北京广播学院、电视艺术家协会，三家的理论队伍却各自为战，缺少分工协作；此外的理论批评队伍则大都从属于中央和地方的电视台。将理论建设的使命附属于播出单位，理论批评联系实践的优势明显，但其独立品格和尊严恐难以保证。但令人欣喜的是，自近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电视台，都先后建立或开始筹建专门的理论研究机构。这必将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而不少高等院校文科也纷纷开设影视艺术理论与电影美学选修课，一支由高校从事影视艺术教学的师资组成的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研究的生力军正在形成。尽管如此，就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建设而言，由于缺少战略考虑和统筹安排，影视艺术理论研究、影视艺术作品批评和影视创作规律探索，在目前还基本上是混为一体的。这也不利于理论批评的深化和科学化。这三方面应当有区别也有联系。从事具体研究工作的同志也应发挥自己的优势，侧重于在某一方面有所深化。这样，理论思维和批评水平才可能改变平庸浅薄和就事论事的局面而强化理论深度，才可望顺应社会改革大潮的深化，升腾到更加科学化、细密化的新水准。至于影视艺术美学，才可能在此基础上真正进行哲学领域里形而上的抽象、概括。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所言：“审美的最高境界是哲学。”这样，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建设才可望作为“着意于久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无愧于伟大时代和伟大人民。

四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是老一辈文艺家、电影家的夙愿。我的恩师钟惦fěi＠①先生，早在五十年代，便“不甘寂寞，想写一本电影美学”（注：《中国电影艺术必须解决的一个新课题：电影美学》见《钟惦fěi＠①文集·下》第83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但一场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令他蒙冤罹难。二十余载，只能在写检讨中过日子。直至年逾花甲，才在新时期抱病组织班底，受命主编《电影美学》。只可惜，仅仅出完《电影美学·1982》和《电影美学·1984》，病魔便夺走了这位“松竹梅品格皆备，才学识集于一身”的电影美学家宝贵的生命。但他留给我们的千古文章，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也为我们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视艺术美学体系，指明了方向和要领。我们应当认真继承，反复领会，付诸实践，受用无穷。

在周扬为《电影美学·1982》所作的序中，钟惦fěi＠①融入了自己数十年来对电影美学研究的思考成果（据笔者亲身经历，知周扬这篇序的起草者即是钟惦fěi＠①）。他指出，八十年代初，“哲学美学研究之风大甚，而艺术诸门类则多忙于自身的实践，无暇顾及这方面的事情，这种状况应该改变。”这篇序精辟地阐明了建设中国电影美学所应遵循的主要原则。一是“电影美学的根本问题还是由电影与社会的关系决定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建成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私有观念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高度发达的社会，这既是我们的政治纲领，也是我们的审美理想。”“没有这样的审美理想，电影美学就将失去它崇高的目的和本身应当具有的魅力。”二是“我们的电影，正如其它艺术一样，是为人民的，首先是为劳动人民的。”“近五十年和更长时期的中国电影，应该成为中国电影美学的研究对象。所谓精通业务，就是要懂得业务自身的历史和现状。轻视自己的传统和经验是不对的。”三是“电影是一门国际性很强的艺术，我们决不可以闭目塞听，固步自封”，要善于吸取西方电影美学中适合中国国情的营养，“为我们所用，而不是‘随风飘去’”。四是要“建立良好的学风”。“美学上有些问题争论了几百年，几千年，至今没有结论。我们的学术和艺术正是在这种争论和不同艺术风格的竞赛中逐渐有所进步和有所突破的。”（注：见《电影美学·1982后记》第1～4页，中国文联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版。）

上述四条，从指导思想到研究思路、再到学风建设上，为电影美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提出了极为重要、精辟的意见，是我们后学者创建电影美学体系的宝贵精神财富。此外，新时期以来，钟惦fěi＠①还就电影美学课题，发表了一系列闪烁着真知灼见光芒的论文，如《中国电影艺术必须解决的一个新课题：电影美学》（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83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电影美学问题·序》（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196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回声——电影美学札记之一》（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230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拟〈电影美学〉序言》（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254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电影美学的追求》（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294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论电影美》（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414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论社会观念与电影观念的更新》（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453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电影美学·1984编后记》、《平安里美学——又说〈乡音〉》、《致〈电影美学〉写作组诸同志》、《电影学的思考方向》等。他深刻指出：“美学是一门边缘性的学科，电影美学尤其如此。它不仅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诸方面，并且在通常情况下显得更突出，而且在艺术诸门类中也具有边缘性，使它既从诸联系中认识它之所以成为综合艺术；又从区别中把握电影的特性。这就是我们的美学不等于政治，却比政治更深；不等于世界观，却比世界观更具有实在的内容的粗略叙述。不比诸姐妹艺术源远流长，造诣高而且深，却使诸姐妹艺术在银幕上发出难以磨灭的异彩。电影美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艺术家可以不承认它，但更严峻的还在于它是否承认艺术家。”

这段话，字字珠玑，不仅对电影美学建设，而且对电视艺术美学建设，都具有明鉴作用，足以令我们深长思之。

五

论及电影美学，钟惦fěi＠①先生还有一句名言：“我们的电影美学一刻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广大观念。这是我们的电影美学意识中最根本的意识。”这话，同样适用于受众面更广的电视艺术美学。

电影观众学即电影接受美学，是电影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再玄妙的电影，倘无观众，是无法实现其价值的。新时期以来的电影创作，提倡适应大众的审美需求，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也出现了那种以“玩艺术”为宗旨的令大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发行拷贝数几乎为零的如《雾界》这样的作品。因此，我们必须劝导电影艺术家们，万勿躲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脱离大众的审美需求，搞贵族艺术，这是决无出息的。但这只是重要的一方面。同等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必须着力于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下功夫提高大众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须知，适应大众的审美需求乃是为了提高大众的审美素养，在提高的指导下去适应，适应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这才是全面、正确、辩证地认识和处理精神生产和文化消费关系的正途。

勿庸讳言，无论在电影领域，还是在电视艺术领域，时下对“观赏性”的认识，都存在着必须引起严重关注的片面性。

一种是远离大众审美需求，无视观赏性。如前所述，这较易识别，其谬误显而易见。

另一种是盲目追求观赏性，片面抬高观赏性的地位和价值。这往往是在“尊重观众”的唯物史观旗号下堂而皇之地进行的，因此，较难识别，常常以假乱真。其实，所谓观赏性，与思想性、艺术性原本不是同一逻辑起点上抽象出来的同一范畴里的概念。前者是以观赏者的接受效应为逻辑起点抽象出来的概念，属接受美学范畴：后两者均为以艺术品自身的品格为逻辑起点抽象出来的概念，属作品美学范畴。按照语言学、逻辑学的规范，要求在同一逻辑起点上抽象出来的概念，才能在一定范畴里进行推理，从而保证判断的科学性。显然，硬将观赏性与思想性、艺术性拉到同一范畴在同一层次上进行推理、作出判断，是欠科学的。更何况，观赏性虽然与思想性、艺术性有联系，但决定它的主要因素不是艺术品自身的历史品格和美学品格，而是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譬如，电视连续剧《孔子》，在山东大学从事儒学研究的教授们那里，看得津津有味，观赏性甚高；而在文化素养较差的城市“盲流”那里，却知音寥寥，观赏性甚差。由此可见，观赏性与作品本身关系并不直接；决定它的，倒是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再，观赏性还是个变量，而非恒量。昔日的“毒草”，今成“重放的鲜花”。如老舍的《茶馆》，五十年代演出，因其舞台上烧了纸钱，适逢“一化三改造”刚过，于是被斥为“替资本家招魂”，观赏的结论是“毒草”；而新时期以来，只消于是之先生在北京人艺舞台上一站，便被观赏者赞为“一身都是文化”，《茶馆》成了传世之作。且，即便在同一历史条件下，审美接受空间不同，观赏效应亦迥异。评委们评奖，在审看间里正襟危坐、专心致志地看，与回到家里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一边看，其观赏效果能一样吗？惟其如此，以接受美学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计，倘给观赏性下一定义，则至少应表述为：它虽然与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有联系，但主要取决于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以及观赏者与作品发生关系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审美空间的一种综合效应。这是极为复杂的。

我这样分析观赏性，绝非咬文嚼字，更不是玩概念游戏，而是事关电影美学和电视艺术美学建设的大计。理论思维与美学思维的失之毫厘，势必造成创作实践里的谬以千里。此类教训，历历可鉴。

强调科学地认识与清醒地追求观赏性，不仅因为这攸关电影和电视艺术接受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还因为这关系到全民族的美育。美学与美育，关系密切。美学是美育的理论指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大众的美育水准，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文明的水平。本世纪之初，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石破天惊地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口号，兼容并包，广纳人才，造就了一个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乃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好组织准备的新北大。而新中国诞生之后，我们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误把美育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教育方针里剔除了美育。教训是深刻而惨痛的。只消看一看“”种种毁灭人性、践踏人的尊严的丑行劣迹，便令人痛心疾首。事实雄辩地证明：就人的综合素质而言，德育、智育、体育当然重要，但美育却万万缺少不得；德育不能代替美育，而德、智、体三育之中，却都须贯穿美育。美育对于开发人的智力、培养人的道德情操、激活人的创造能力、提升人的综合素质，都极为重要。据说，当代脑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发现：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不仅源于智商，更源于情商，且情商的作用远甚于智商；不仅源于左脑，更源于右脑，且右脑的能量大约为左脑的十万倍。电影和电视艺术是两门受众面极广的艺术，它们作用于大众的审美神经，正、负面效应都极明显。如果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美学观为指导，始终把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纳入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范畴，那么，我们的电影和电视艺术创作就能面对着市场经济大潮下强大的媚俗思潮而保持清醒、明智的头脑，处理好适应与提高的辩证关系，从而立于不败之地。相反，如果片面地认识和追求观赏性，盲目地媚俗从俗，那就势必弱化、消解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艺术精神，败坏大众的审美情趣，其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中华民族赖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便是靠极具东方美学神韵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艺术精神。所以，电影接受美学和电视艺术接受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便应是科学地认识和清醒地追求观赏性。

艺术理论范文篇4

一、互联网艺术理论来源

在20世纪思想界，互联网艺术理论有三个主要来源：

（一）新媒体的社会探索

自19世纪以来，媒体的革新一直令人瞩目。从整体看，这种革新是电子媒体逐渐取代书面媒体在传播领域的主导地位的过程。若加细察的话，又可发现电子媒体内部不断推陈出新，从电报、传真、广播电视一直到计算机网络，从电子邮件、BBS、QQ到博客、播客以至于各种酝酿中的新的通信服务，简直令人应接不暇。与此相适应，对新媒体社会特性的探索成为理论界的重要议题。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出版《理解媒体》（1964）一书，阐述了电子媒体所具有的非线性特征，并强调电子媒体的应用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整个世界似乎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事实上，互联网所起的正是这种作用。德国著名作家安森伯格《一种媒体理论的要素》（1970），指出媒体隶属于意识产业，其作用是通过使人们接受不公正的社会而使之不朽。他认为：对媒体掉头不顾并非好办法。我们应该致力于建设倾向于行动而非沉思、倾向于现在而非传统的新媒体。它们对待时间的态度与渴望占有、追求永生的资产阶级文化相反。它们不生产任何可以储藏与拍卖的对象，完全摒弃“知识产权”，并对“遗产”加以清算（这两者都是非物质资本）。这种观念与当今追求信息共享的互联网艺术家非常合拍。有“新麦克卢汉”之誉的鲍德里亚基于媒体、仿真及所谓“赛伯闪电战”（cyberblitz）构建其后现代社会学。他阐述了下述主张：后现代的特点是符号的激增。这些符号是由作为仿真机器的媒体生产出来的，其流行的结果是表征与现实关系的倒置。在媒体社会中，激增的符号通过抵消和分解所有的内容消除了意义，瓦解为无意义的“噪音”，这就是所谓“内爆”。媒体迎合大众，投其所好，而大众既不能也不愿生产意义，只需要奇观与娱乐。他对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信息”作了新的解释，即媒介传播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所指对象。人类将媒介内化并因此变成了传播网络的终端，由主体变为客体。媒介的发达带来了传播的狂喜，一切秘密、场景、隐私、深度或隐藏的意义都被公诸于众而变得很透明。媒体时代因此以仿真、超现实及诲淫为特征。鲍德里亚的上述论断，为互联网的发展所印证。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英国文化史学者威廉斯对麦克卢汉唯技术决定论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麦氏只谈媒体技术作为原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却不谈媒体技术的产生是诸多社会历史原因起作用的结果；只谈媒体网络如何有效，却不谈控制者的社会意图，对西方社会文化缺乏批判态度。上述论述对于互联网艺术的研究者具有警示作用。他在1972年出版的《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一书还提出了“流”（flow）这一很有影响的媒体范畴。显然，它有助于人们理解互联网艺术作为信息流的特征。法国思想家德勒兹提出“根茎”、“游牧”等观念，宛然是互联网艺术理论的直接先驱。在互联网艺术领域，有一个取名为“根茎”的网站声名远播，它的命名就受了德勒兹的启迪。此外，还有许多后现代思想家所进行的社会批判在互联网艺术中唤起了共鸣。

（二）新媒体的技术探索

对于互联网艺术而言，有一系列关于互联网建设的论著起了不可磨灭的先导作用。在二次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科学家V·布什《正如我们思虑所及》（1945），构思了以缩微胶卷为基础、包含联想式索引的文献网络Memex。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科学顾问，他批准资助了美国数学家维纳的控制论研究，协助建立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署。维纳早先是为了更准确地投掷炸弹而从事控制论研究的，但他所使用的许多术语其后成为新媒体研究乃至日常生活的惯用词，像“反馈”、“输入”、“输出”等都是如此。控制论（cybernetics）本身的前缀cyber则被广泛用于描绘与数码媒体有关的现象，如赛伯空间（cyberspace）、赛伯文化（cyberculture）、赛伯地理学（cybergeography）等。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署对网络建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那儿工作过或与之有过联系的著名科学家、发明家提出了许多重要理念，其中包括立克里德关于人机共生、在线人机通信、在线交互性社区的描述，恩格尔巴特关于智力增强系统（人和计算机的共生体）的构想，萨瑟兰关于人机通信图形系统的设计，等等。1960年，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纳尔逊开始研究新型文本系统。他在1965年发表《一种面向联合体、变化与不定性的文件结构》，提出了“超文本”范畴，“超”暗含扩展与一般化的意义。此后，纳尔逊致力于开发世界性电子出版系统与档案系统，并将它和“文学机器”联系起来。1970年，在布尔汉所组织的以“软件”为题的展览中，纳尔逊首次展出了以“迷宫”为名的超文本。在实践中，真正将纳尔逊的设想变为现实的功臣要数英国科学家、“万维网之父”伯纳斯·李。近年来，有关第二代互联网、第二代万维网、诸网互联互通、网络计算、数字地球建设等多种理论也给互联网艺术研究者以启示。

（三）新媒体的艺术探索

互联网艺术理论的又一来源是艺术家的灵思妙想。在其发展史上，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小说《歧路花园》（1941）占有重要地位。作者大胆设想了包含多种路径、多种时间、多种结局的新型作品。跨掉派代表人物、美国作家巴勒斯从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有意识地对拼贴加以探索，将叙事当成反映心灵之联想的巨大的、多线索的网络，利用并置法将诸多碎片链接起来。他标榜所谓“切碎”、“折入”技巧，与艺术家吉辛一起致力于解构词语与语言，由此对当代叙事的碎片化、非线性探索做出了贡献。他们曾运用录音机录下其口述，通过不同的程序对磁带进行前后切割，以此进行文学创作。大约与此同时，美国“偶发艺术”的代表人物卡普罗等组织了许多表演与活动，鼓励观众在观念与事件之间制造自己的联系，将由此生成非线性事件当成叙述策略。这类艺术因其交互性而驰名。卡普罗对于艺术的层系结构的攻击，与纳尔逊对于计算系统层级结构的颠覆客观上是遥相呼应的。正因为如此，他的《纽约现场的“偶发”》一文成为新媒体艺术史的重要文献。活跃于20世纪60年代的潜能文学工场是法国诗人与数学家组成的群体。这些人试图通过创造新的规则来创造新的文学形式。在他们的眼里，发明规则是最重要的，生产事实上的作品倒在其次，该群体因此以“潜能文学”为名。他们所理解的规则，涉及从情节设计到字母排列等不同水平的写作。这些规则为写作确定了形式上的限制，如诗歌、小说中使用（或禁止使用）特定字母等。潜能文学工场提出将计算机用于诗歌游戏，这样，他们可以用概率论来处理文本，以Algol编码语言写作诗歌。

像纳尔逊及麻省理工学院尼葛洛庞帝这样的人物，在开发新媒体时经常同时具备艺术目标与技术目标。1970年以“软件”为名的展览中，他们都有作品展出。不过，他们的成就往往只被一个领域承认。虚拟现实的开拓者克鲁格的遭遇比较曲折，他先是被艺术界所拒绝，在艺术界转变观念之后，他又成了艺术家。英国的阿斯科特将新媒体艺术创作与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在两个领域都博得了声名。1961年，他在英国根据维纳的控制论重塑艺术与艺术教育，“控制论与艺术”由此成为热点话题。1964年，他发表《变化的建构》一文，对此加以阐述。1966年，他在论文《行为主义艺术与控制论视野》中预见到计算机技术在艺术交流中的应用。他与凯奇一样倡导艺术的交互化，其高明之处在于将人与作品之交互的基础落实在新兴的数码媒体上。他提出这样的观点：“计算机可以被链接到一件作品，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是计算机。”②他主张将艺术从现代主义关于“完美对象”的理念中解放出来，实现与接受者的交互，而不是把作品当成固定的、静态的东西。为了实践这一主张，他不断进行探索，由此导致远程信息处理艺术（Telematicart）的问世（1980）。1983年，阿斯科特《艺术与远程信息处理：网络意识的形成》，首次为远程信息处理艺术立论。互联网恰好在该的这一年登上历史舞台。如果说远程信息处理艺术是互联网艺术的近亲或先导的话，那么，阿斯科特的论著已经为互联网艺术理论登场铺了红地毯。2003年，阿斯科特将自己的论著选辑为《远程拥抱：艺术、技术与意识的幻想理论》，付诸出版。③斯托拉布拉斯等人以“互联网艺术”为题的专著正好也在这一年问世。这种现象既是巧合，又包含了某种必然性。阿斯科特的这部论文集，为下文阐释互联网艺术理论范畴提供了指南。

二、互联网艺术理论范畴

从互联网诞生到以“互联网艺术”为题的专著问世，大约过了20年。这期间，传统艺术作品络绎向互联网迁移，新型艺术作品以互联网与母体而降生。有不少艺术家愿意充当互联网时代的弄潮儿，将自己先前所积累的艺术经验迁移到互联网艺术领域，起了开风气的作用，像舒尔金、科西克、邦廷等人就是如此。新一代艺术家伴随着互联网而成长，在作品中表现出迥异于前人的审美趣味与创作技巧。以此为背景，评论家、理论家将视野扩展到崭露头角的互联网艺术，将相关创作经验与鉴赏感受加以升华，由此提炼出诸多范畴。

（一）互联网艺术理论的社会观互联网艺术理论的出发点是对于远程社会的认识。如果说传统艺术在二维或三维空间建构的话，那么，数码艺术所占据却是远程空间（T-Space）。如果说传统文论基于身体的接触范围而发展起来的话，互联网艺术理论却以远程存在（telepresence）作为自己的基础。由于互联网的应用，人们得以同时既在此处、又在彼处，既是肉身、又非肉身，既是一体、又是多态，接触一个界面就是通过网络接触于一切他者的虚拟存在。遥在的技术前提是远程信息处理（telematic），与之相关的范畴至少有：远程克隆（teleclonics），指我们因为应用网络等技术而实现自身的跨越空间的复制；远程先见（telerescience），指我们有条件更迅速地知道遥远的地方所发生事情并据此做出预测；远程游牧（telemadic），即通过网络周游世界；网际性（inter-neticity），这是互联网艺术的特点，兼具作品以不同网络之间的关系为题材、跨越不同网络而存在、旨在推动网络之间的互联互通等涵义；远程律令（telematicimperative），指互联互通是网络的内在要求；远程狂（telenoia），即痴迷地上网，为追求远程体验而牺牲周边需求，是通过全球远程信息交流而形成的心理状态。上述现象在一定意义上是古老的心灵感应、心灵促动、离体体验等地延伸。

由于远程文化的发展，人们产生了明显的观念变化：交往主体不再是确定的自我，而是在穿越不同空间的过程中不断重塑的心理机械人（psiborg）。交往对象主要不再是面对面的人，而是以遥在形态出现的他者。他们不是统一的个体，而是众多精神碎片（phreno-fractals）非中心化、分布式、远程根茎式的集合。交往手段不再是孤立的媒体，而是体现全球信息集合的互联网的某个终端。交往内容不再来自于且诉之于特定感官的信息，而是由网络超媒体集成的数据。交往方式不再是寻求世界某种确定的意义、或对文本进行某种确定的阐释，而是通过协商产生意义、书写现实；交往环境不由既定的物理、社会或心理要素构成，而是由计算机系统通过算法产生沉浸性背景。总而言之，如果说我们自身原先由旧有的生物文化所界定的话，那么，未来将由网络广度（net-extent）在远程空间中加以定义，即作为无重量、无维度的人由自己的连接性所度量。

（二）互联网艺术理论的媒体观

互联网艺术理论将互联网作为信息社会的代表性媒体，将围绕计算机发展起来的数码技术作为当代媒体科技发展的火车头，认为只有了解技术才能把握媒体。由此发展出如下范畴：技术感受性（techno-qualia），指技术进步正促进感知觉的更新、神经中枢的扩展，从而提高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转变我们对于社会的印象；技术悟性（techostic），指由“器”及“道”、由技术领悟深奥理念的能力；技术智力美学（technoeticaesthetics），特点是承认人工生命的重要性、从创造性意识的激发把握媒体的作用，而不是像古典美学那样关注世界的表面图像；世界之心（world-mind），产生于技术智力网络（thetechnoeticWeb）的星球自我意识与环境认知。互联网艺术理论认为网络造就了空前规模的集体智能。这种集体智能又称为“超级皮质”（hypercortex），意为集体认知的全球网络。以此为依据，可能产生源于其心灵群体的“超思想”（superthought）、源于其组织系统的“超结构”（hyperstructure）、源于集体智能大脑活动的“超精神作用”（paramentation），以及将个人的神经网络混合于全球网络所创造的新意识空间——“智力网络”（noeticnetworks）。

互联网艺术理论将对赛伯世界的探索当成自己的使命，将人类因信息科技应用而获得的把握虚拟世界的能力称为“赛伯认知觉”（cyberception）；将人们因为在网络活动中进行多样化的建构而形成的心理机制称为“赛伯自我”（cyberself）；将网民在虚拟世界中迅速移位所体验的惯性称为赛伯应力（cyberstress）；希望网络成为思想自由发展、表达与交流的场所，将根茎（rhizome）作为非线性媒体的隐喻，将总根茎（horhizome）当成网络的事件地平线。互联网艺术理论将网络看成提供全球课程（planetarycolleqium）的大学堂，将在线学习看成是终身教育的途径。互联网艺术理论礼赞网络对信息传播所起的作用，同时又注意到数码媒体毒素（digitalmediatoxin）可能为害社会、数码依赖性会损害人的健康，避免坠入网络拜物教或网络巫师学（shamantics）的泥潭。互联网艺术理论欣赏野性联网（feralnetworking），认为生活于互联网丛林中的“野猫”比被纳入体制的“家猫”更具活力。不过，互联网艺术理论关注网络的关联性（connectitude），因此而重视越轨行为的矫正。同时，它又警惕赛伯权力（cyberpower）滥用所造成的腐败，激励有识之士奋起斗争。互联网艺术理论关注网络时代的超级徒步旅行者（hyper-hiker），这些人不断上载、下载，试图对信息高速公路的每一分支都加以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形成了复杂多变的非线性身分（non-linearidentity）。由于没有身体作为认知的根据，难免会在交往中遇到各种问题。首先是身份——您是我所想象的人还是机器？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经常面临图灵测验（turingtest）所提出的挑战。正视上述挑战既是对在线冲浪者的要求，也是对理论家的要求。

互联网艺术理论注意到赛伯空间是我们播种观念与种植图像的地方，赛伯合成作用（cybersynthesis）有助于思想的成熟，在线耕种（farmingon-line）因此可望有所收获。互联网艺术理论不仅借助农业活动来把握在线活动的特点，而且注意到网络上的信息实际上是以超数据（hyperdata）的形态存在，其特点是不断汇合、分散，彼此碰撞、吸收，形成不确定的意义轨迹。我们在网络上的航行，是沿着链接穿过数据泡沫（datafoam）的过程。数据流无休止地通过人类互动而变形于其间的信息库，被称为“数据池”（datapool），后生物生命形式在这些数据池中成长，它们理应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互联网艺术理论不仅关注计算机与互联网，还关注各种体现高科技的设备的价值。例如，扫描隧道电子显微镜（STM）有可能成为兆分之一雕塑与界面设计的新工具。随着媒体的发展，人们所进行探索不仅将向宏观世界扩展，而且将向微观世界深入，从而创造纳米航行（nano-navigation）的可能性。互联网艺术理论注意到赛伯世界与宇宙空间一样可能存在未被发现的暗物质（darkmatter），因此探索总是无止境的。

由此出发，互联网艺术理论要求艺术家关注通信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1996年的一份宣言中，舒尔金将“纯粹与真正的通信”界定为网络艺术家的合理目标：“艺术家！试图忘掉‘艺术’一词及相应的观念。忘掉那些愚蠢的迷信——您不得不将自己的创造活动提交给通过压制系统而强加于您的人工品。理论家！别再装作您不是艺术家。您以知识的思索通过诱拐人们而获得相对于他们的权力的意志是很明显的（虽然是可理解的）。但纯粹的与真实的通信领域是更为吸引人的，如今正在变得非常可能。媒体艺术家！不要再用您伪造的‘交互性媒体装置’与‘智能界面’来操纵人。您是非常贴近通信的观念，比艺术家与理论家贴近！摆脱您的野心，别把人们当成白痴、不适宜创造性通信。今天您可以找到那些可以在平等水平上与您发生联系的人。当然，如果您想这样做的话。”④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可以从以下六方面探索互联网与艺术的关系：其一，探索由于互联网应用而带来的身份认同、角色转换、自我意识流动等变化；其二，探索由于互联网应用而促成接受者由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化的趋势，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各种互联网服务所遇到的矛盾；其三，探索利用电子邮件、聊天室、MUDs与MOOs、基于化身的交流论坛、语音图象在线传输、万维网、移动通信等在内的计算机中介通信（即电子传播，CMC）手段创造新的艺术形式的途径；其四，探索真实性、规范性、艺术性等理论范畴的内涵因为互联网传播的发展所产生的变化，以及与文化产生、社会控制、知识产权等相关的行为准则的延伸与调整；其五，探索互联网应用所创造的呈现世界的新方式，包括电影、电视、录像等既有媒体在互联网化过程中的艺术变形，万维网、即时通信等新技术的艺术功能等；其六，探索互联网时代人们对于时间、空间、场所（本地规模或全球范围）的个人体验或社会体验的变化，以及上述变化如何影响我们自身及其在世界的位置等问题。

（三）互联网艺术理论的艺术观

传统文论经常使用“再现”、“表现”、“反映”、“欣赏”等术语，互联网艺术理论则将“访问”、“沉浸”、“交互”、“涌现”等作为核心范畴。

在英语中，访问（access）作为动词的意义是存取、接近，作为名词的意义是通路、访问、入门，作为专有名词则是微软公司生产的数据库软件。作为互联网艺术理论范畴的“访问”意味着信息共享、远程互动，以及跨越时空的沟通。因为互联网的应用，我们可以远程查考图书馆的在线目录、远程参观博物馆的仿真藏品，或者与各种互联网艺术作品实现互动。我们“访问”（而不是一般地“欣赏”、“阅读”、“观看”或“聆听”）某一作品，是由于它存在于某个网站。不能访问的网页几乎等于不存在。相对于互联网艺术的爱好者而言，作品的可访问性是“欣赏”、“阅读”、“观看”或“聆听”等活动的前提。“访问”某一作品，是主动去探求；是通过跋涉去发现，是到作品所在地去寻找互动的机会。如果我们将互联网理解为信息海洋的话，那么，“访问”必然是与“航行”联系在一起的。航行是从这一站点到另一站点、从此网页到彼网页，是古老的“卧游天下”的现代版，它用手指的点击取代了脚掌的运动。

互联网艺术理论关注“沉浸”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条：其一，建筑的智能化。自然进化正被人为进化所取代。在生物人向电子人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精明建筑（smartarchitecture）。它具备意识，与网络相联接，能预计人类的行为并做出反应。这种意识被称为KI，据信是代表高科技的人工系统、自觉机器与智能建筑中所特有的。有了意识就有进步的机遇，建筑因此成为“进化环境”（evolutionaryenvironment）；有了意识就有了深层心理与外在表现的分化，会变形，会掩饰，从而与传统建筑分道扬镳；有了意识就可能有失常的危险，相应的矫正过程便是所谓“结构分析”（structuralanalysis）我们生活在日益智能化的环境中。我们感知环境，环境也感知我们，由此形成了进化史上前所未有的“双重凝视”（doublegazing）。这是一种互动过程。其二，虚拟现实的发展。“沉浸”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虚拟现实所固有的以触觉为中心的特点。自从有了触觉反馈后（哪怕只是提供了极有限的触觉反馈），就开始有了对虚拟环境中物体相互作用的感受，从而大大地增强了虚拟环境的沉浸感和真实感。⑤当然，除了触觉以外，虚拟现实也诉诸视觉、听觉、平衡觉，甚至还可能诉诸嗅觉、味觉。虚拟现实之至境，或许是根本超越感觉，直接诉诸人的神经中枢，其三，第二自然（NatureII）的形成。建筑智能化与现实虚拟化是彼此关联的，这种关联通过遍布于建筑表面的网络节点实现。这样的环境由生物—远程通信连接所支持，是以虚拟世界与物质世界为特征的第二自然，可以支持电子人的生活，适应分布自我的要求。第二自然中的通路以“虫孔”（wormhole）知名。虫孔既是赛伯空间中超媒体所固有的节点，也是现实空间中交通系统的枢纽，同时又是介于自然与超自然之间的通路。在穿越虫孔或中介空间（interspace）时，我们要经历实在与虚在、肉体与化身之间的转变。处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具备双重意识（doubleconsciousnesss），能够把握这两个明显不同的领域的存在状态。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具备变形（transformation）能力。身体不再是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生物结构，而是可以由自己重新加工或创造的变形体。上述变形能力是人为进化的成果之一。由于人工神经网络与星球网络彼此相会并建立连接，人类的大脑将与建筑彼此渗透，从而形成心灵城市（mind-city）和神经宇宙学（neuro-cosmology）。

三论“交互”。巫术将想像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神秘的相互影响当成自己存在的理由。传统艺术比较明确地区分了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主张对作品凝神观照或静心体味。互联网艺术虽然承认想象世界有别于现实世界，但却试图通过互动对想象世界直接施加影响，并反过来将自己在想象世界所习得的技能迁移到现实世界（正如虚拟现实对于飞行训练所起的作用那样）。在强调技术对于艺术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互联网艺术理论意识到片面强调技术的作用可能使艺术变成工艺。为防止这种蜕变，必须强调艺术创作是一种赋意过程（implicateprocess），即由艺术家将观念与图像集中在网络链接密集之处，由用户通过互动创造性地展开作品所包含的链接。它并不看好技术形式主义（techno-formalism）。交互性（interactivity）作品可分为两类：一是作为封闭系统的有限数据集（finitedatasets，FDS），如光盘游戏；另一类是开放系统（open-endedsystems，OES），如网络游戏。前者的交互是在作者控制之下，根据预先设计的条件进行的；后者则赋予用户一定的控制权，因包容新变量而带有某种不可预测性。理想的交互性作品，要达到精妙（subtle）、契合（intimate）、无处不在（ubiquitous）的境界。它们能使玩家产生息息相通的感觉，同时也要求人们积极参与、不满足于充当幻影受众（phantomaudience）。这样的作品不是定位于博物馆或假设花园（gardensofhypotheses），而是融入生活本身。其实，即使是博物馆也正在经历由陈列室向实验室的转变。它们不再是艺术家展现世界的窗口，而是进入数据空间的门户。与此相应，艺术家不再将逼真地描写现实、真挚地抒发感情当成标准，而是努力为第二自然之间的航行创造景观，并为电子人创造无限制进化的可能性。

再论“涌现”。传统文论不论是强调理性、情感还是突出无意识，都是将人的心理变化、心理过程或心理能量作为灵感的来源，并以这种灵感解释艺术的奥妙。相比之下，互联网艺术理论重视软件运行当中所产生的始料未及的结果，将这种结果与人类灵感的作用相提并论，进而探索所谓“精神软件”（spiritualsoftware）的作用。与传统文论不同，互联网艺术理论认为智能是从与神经元相类似的非常简单的处理单元的相互联系中产生的。它将艺术定位在生物电子学、纳米工程与意识科学的交会处，由此产生了所谓“空隙实践”（interstitialpractice）。它在研究方法上诉诸旨在探索智能本质、涉及诸多学科的连接主义，从人工与自然的交会揭示智能的奥秘，将跨领域感受性（cross-sectoralsensibility）看成创造性实践。它关注计算机的心灵状态（state-of-the-heart），注意到计算机的内在需要，将这种需要以及由此产生的感情当成计算机能够思考的条件。它看重有情网络（sentientnet），认为只有具备情感的人工系统才能产生真正的思想。一旦软件、激情与机遇这三个因素彼此结合，便可能产生崭新的创造性。创造性也可能源于互联网，关键是人们要致虚守静，让新观念、新形式从网络的超链接性（hyper-connectivity）中涌现出来，然后培育、养育它们并重新加以播种。

以上所说的“访问”、“沉浸”、“交互”、“涌现”仅仅是现阶段互联网艺术理论有代表性的范畴。随着互联网艺术的发展，新的范畴必定层出不穷。由这些范畴相互联系而组成艺术观，由艺术观、媒体观和社会观彼此沟通而形成理论体系，在与艺术、媒体及社会互动中发挥自己的功能：这正是互联网艺术理论生生不息的途径。

三、互联网艺术理论文献

总体看来，互联网艺术理论深受后生物哲学激进建构主义（radicalconstructivism）与远程通信艺术的激进联接主义（radicalconnectivism）影响。由于互联网艺术目前从属于新媒体艺术的缘故，互联网艺术理论又和新媒体艺术理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互联网问世以来，坊间已经有不少标题包含“互联网”与“艺术”这两个关键词的出版物。但它们并非都与严格意义上的互联网艺术相关。例如，1992年，基欧出版了《禅和互联网的艺术》。这本书再版过若干次，有一定影响，但其内容不过是对互联网服务的一般介绍。类似的读物有罗宾斯《面向语言艺术的互联网活动》（1999）。虽然“艺术”一词出现于其标题，但它不过是帮助学生发现与运用网络信息的入门书。再如，里希特《艺术：从印象主义到互联网》（2001）是一本简明扼要的工具书。尽管书名很醒目，但书中有关互联网艺术的辞条实际上只有一则，即http：//www。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新媒体的著作层出不穷，至今估计已经有数百种之多。其中与互联网艺术关系较密切的有博尔特与格鲁辛所著《取鉴：理解新媒体》（1998）、曼诺维奇《新媒体的语言》（2001）、利斯特《新媒体》（2003）、沃德里普—弗鲁因选编的《新媒体读本》（2003）等。某些著作以新媒体艺术为题，如拉什所著《20世纪晚期艺术中的新媒体》（1999）、沃德里普—弗鲁因与哈里根主编《第一人：作为故事、表演与游戏的新媒体》（2004）、金贝尔主编《新媒体艺术：英国1994—2004年的实践与背景》（2004）等。国内亦有若干著作问世，如王秋凡《西方当代新媒体艺术》（2002）、张朝晖与徐翎《新媒介艺术》（2004）、张燕翔《新媒体艺术》（科学出版社，2005），以及顾丞峰主编的《新媒介艺术丛书》（2005）等。某些著作虽然未将新媒体艺术当成标题，但其内容却以之为重点，像汉森《新媒体的新哲学》（2004）就是如此。这些著作都有助于加深对互联网与互联网艺术关系的了解。

试图对互联网艺术进行理论概括的努力，在20世纪末就已出现。至今为止，有关互联网艺术的论文仍相当分散。比较集中的论文集有《回首：互联网上艺术与激进主义的先驱》（2005）。所收入的文章分为三组，即“对于远程艺术与激进主义者的批判回顾”、“艺术家与激进主义者重评其作品”、“互联网艺术与激进主义实践”。⑥就笔者浏览所及，直接切入互联网艺术这一“正题”而且比较有分量的著作要数以下三部：

其一，伊亚杜莱《艺术与互联网：这场革命的导论》（1996）。⑦这本书纵论艺术与技术的关系，分析了互联网的潜能与局限。它集中探讨了互联网作为媒体对推动艺术发展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如果艺术家要想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那么，互联网的性价比远高于其他大众媒体。作者对互联网的革命作用进行了如下阐述：过去，艺术、技术与商务都为把关人所控制。把关人决定了艺术家成功的机会。现代社会中，把关人从分割中获益。他们是交流与联系的人。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是想达某处者与已达某处者之间的瓶颈；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创造出自己为人们的进步不可或缺的幻象，破坏自立、创造，对一个人的能力的怀疑。互联网没有护照、把关人、娱乐业律师、画廊所有者、表演艺术经纪人之类，因而有利于艺术的发展。当然，不是说把关人在网络时代便一无可为。只要他们转变角色观念，将自己当成信息专家或顾问，而非变成艺术家与公众之间的瓶颈。

其二，斯托拉布拉斯《互联网艺术：文化与商业的在线冲突》（2003）。它论述了新艺术、互联网的结构、数据形式、作为时间的空间—作为空间的时间、交互性、商务的崛起、政治与艺术、摆脱交换、艺术机构，以及艺术、智能机与对话新艺术等问题。这本书的可读性较强。它将互联网艺术当成前卫艺术的复兴来探索，指出它们经常具备嬉戏性、社会关怀及政治色彩，阐述了互联网艺术的非物质化的特点及其与所在环境的关系，分析了艺术家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互联网朝用户至上主义转变的反应。作者关注传统艺术界与互联网艺术之间有时是带有敌意的关系，指出互联网艺术对关于艺术、作者身份与所有权等的刻板印象构成了挑战。作者是英国科陶德美术学院的艺术史讲师。⑧

其三，格林《互联网艺术》（2004）。⑨本书试图揭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科技的发展如何对艺术实践产生深刻影响，反过来，信息科技又如何受艺术实践影响。它不仅概述了艺术家所应用的若干手法，而且提供了互联网艺术年表。作者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与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受过教育，曾参与惠特尼博物馆独立研究项目。从1997年以来，她致力于推动新媒体艺术，经常撰写有关新媒体艺术的文章。目前，她是纽约当代艺术新博物馆的策展人，根茎网站的常务董事。所著《互联网艺术》一书与万维网早年的门户站点颇为相似，是根据主题来安排材料的。作者自述有心充当向导，带领新手航行，进入互联网这一浩瀚无涯而又变化多端的信息宇宙。她具备与在线艺术社区的长期联系，熟悉互联网艺术的来龙去脉，又兼有编程才能及电子商务的经验，上述条件是这一著作取得成功的保证。

此外，米尔德所编的论文集《制作数据库艺术》（2003）、沃尔夫《视频游戏理论读本》（2003）、保罗《数码艺术》（2003）、格兰特与维尼奥斯卡斯合著《面向21世纪的数码艺术：Renderosity》（2004）等论著，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与互联网艺术理论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艺术理论不仅在观点上有别于传统艺术理论，而且在形式上也酝酿着创新。特点之一是不少论著作为网站的组成部分而流传。德国范·拉登《充满活力的游戏文化》可以为例。它既是由mSQL数据库生成的论文，又是面向电脑玩家的百科全书或网站。它追溯了1961年以来的电脑游戏史，描述了各种游戏设备，并评述了现有的游戏。为了向全球游戏玩家社区提供交流平台，这一网站提供了聊天室。它获得1997年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net组荣誉奖。

国内相关研究经常是以“网络艺术”为题出现的。根据中国期刊网的检索，《电子出版》1998年第5期发表了《“网络艺术”流派方兴未艾》一文，译自美国《纽约时报》当年1月8日。这是笔者已知的国内报刊所发表的第一篇以“网络艺术”为题的文章。就刊物而言，国内作者第一篇以“网络艺术”为题的文章是王强的《网络艺术的可能》，发表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00年第5期。作者的同名著作2001年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2001年11月，许行明、杜桦、张菁等合著的《网络艺术》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笔者在1998年6月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电脑艺术学》用相当篇幅论述了网络对艺术的意义，2000年4月14日又在《福建日报》发表《网络艺术：世纪之交的学术热点》一文，呼吁学术界重视网络艺术研究。此后，笔者出版了《比特挑战缪斯——网络与艺术》（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并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发表《网络艺术学刍议》一文，提出建构网络艺术学框架的设想。网络艺术已经列入高校招生目录（2000年，北京广播学院推出网络艺术本科专业），也已成为自学考试课程。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决定自2005年1月起开考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独立本科段），其中课程之一就是网络艺术，采用笔者所著的《网络媒体与艺术发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作为教材。“网络艺术”与“互联网艺术”通而不同，因为互联网只是网络的一种类型。若论外延，前者较后者为宽；若论历史，前者出现较后者为早；若论内涵，则后者比前者更丰富；若论前景，后者更具活力。在对中国期刊网及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的检索中，尚未发现以“互联网艺术”为题的论著。这说明它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笔者正在撰写《论互联网艺术》一书，希望在该领域取得进展。

只要注意到互联网当前应用日趋广泛的事实，就易于理解互联网艺术层出不穷、互联网艺术理论与时俱进的奥秘。春华秋实，贵在扶植。不难想像：互联网艺术理论在新世纪中必将产生累累硕果，拓展人们的艺术视野，更新人们对于艺术本质、艺术特性、艺术功能的认识。

参考文献：

①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5月版，第13页。

②Ascott,Roy.BehaviouristArtandtheCyberbeticVision.CYBERNETICA:ReviewoftheInternationalAssociationforCybernetics.Vol.IX,No.4,1966&Vol.X,No.1,1967,pp.29.

③Ascott,Roy.TelematicEmbrace:VisionaryTheoriesofArt,Technology,andConsciousness.EditedbyEdwardA.Shanken.SanFrancisco:Th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3.

④Shulgin,Alexei.WeDon’tHavetoShowYounoStinkingArtistStatement(1996).www.rhizome.

org/art/member-curated/exhibit.rhiz?11,2005年6月2日访问。

⑤汪成为、祁颂平《灵境漫话》,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67页。

⑥Chandler,Annmarie,andNorieNeumark,ed..AtaDistance:PrecursorstoArtandActivismontheInternet.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MITPress,2005.

⑦Ayyadurai,V.A.Shiva.ArtsandtheInternet:AGuidetotheRevolution.NewYork:AllworthPress,1996.

艺术理论范文篇5

一、互联网艺术理论来源

在20世纪思想界，互联网艺术理论有三个主要来源：

（一）新媒体的社会探索

自19世纪以来，媒体的革新一直令人瞩目。从整体看，这种革新是电子媒体逐渐取代书面媒体在传播领域的主导地位的过程。若加细察的话，又可发现电子媒体内部不断推陈出新，从电报、传真、广播电视一直到计算机网络，从电子邮件、BBS、QQ到博客、播客以至于各种酝酿中的新的通信服务，简直令人应接不暇。与此相适应，对新媒体社会特性的探索成为理论界的重要议题。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出版《理解媒体》（1964）一书，阐述了电子媒体所具有的非线性特征，并强调电子媒体的应用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整个世界似乎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事实上，互联网所起的正是这种作用。德国著名作家安森伯格《一种媒体理论的要素》（1970），指出媒体隶属于意识产业，其作用是通过使人们接受不公正的社会而使之不朽。他认为：对媒体掉头不顾并非好办法。我们应该致力于建设倾向于行动而非沉思、倾向于现在而非传统的新媒体。它们对待时间的态度与渴望占有、追求永生的资产阶级文化相反。它们不生产任何可以储藏与拍卖的对象，完全摒弃“知识产权”，并对“遗产”加以清算（这两者都是非物质资本）。这种观念与当今追求信息共享的互联网艺术家非常合拍。有“新麦克卢汉”之誉的鲍德里亚基于媒体、仿真及所谓“赛伯闪电战”（cyberblitz）构建其后现代社会学。他阐述了下述主张：后现代的特点是符号的激增。这些符号是由作为仿真机器的媒体生产出来的，其流行的结果是表征与现实关系的倒置。在媒体社会中，激增的符号通过抵消和分解所有的内容消除了意义，瓦解为无意义的“噪音”，这就是所谓“内爆”。媒体迎合大众，投其所好，而大众既不能也不愿生产意义，只需要奇观与娱乐。他对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信息”作了新的解释，即媒介传播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所指对象。人类将媒介内化并因此变成了传播网络的终端，由主体变为客体。媒介的发达带来了传播的狂喜，一切秘密、场景、隐私、深度或隐藏的意义都被公诸于众而变得很透明。媒体时代因此以仿真、超现实及诲淫为特征。鲍德里亚的上述论断，为互联网的发展所印证。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英国文化史学者威廉斯对麦克卢汉唯技术决定论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麦氏只谈媒体技术作为原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却不谈媒体技术的产生是诸多社会历史原因起作用的结果；只谈媒体网络如何有效，却不谈控制者的社会意图，对西方社会文化缺乏批判态度。上述论述对于互联网艺术的研究者具有警示作用。他在1972年出版的《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一书还提出了“流”（flow）这一很有影响的媒体范畴。显然，它有助于人们理解互联网艺术作为信息流的特征。法国思想家德勒兹提出“根茎”、“游牧”等观念，宛然是互联网艺术理论的直接先驱。在互联网艺术领域，有一个取名为“根茎”的网站声名远播，它的命名就受了德勒兹的启迪。此外，还有许多后现代思想家所进行的社会批判在互联网艺术中唤起了共鸣。

（二）新媒体的技术探索

对于互联网艺术而言，有一系列关于互联网建设的论著起了不可磨灭的先导作用。在二次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科学家V·布什《正如我们思虑所及》（1945），构思了以缩微胶卷为基础、包含联想式索引的文献网络Memex。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科学顾问，他批准资助了美国数学家维纳的控制论研究，协助建立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署。维纳早先是为了更准确地投掷炸弹而从事控制论研究的，但他所使用的许多术语其后成为新媒体研究乃至日常生活的惯用词，像“反馈”、“输入”、“输出”等都是如此。控制论（cybernetics）本身的前缀cyber则被广泛用于描绘与数码媒体有关的现象，如赛伯空间（cyberspace）、赛伯文化（cyberculture）、赛伯地理学（cybergeography）等。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署对网络建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那儿工作过或与之有过联系的著名科学家、发明家提出了许多重要理念，其中包括立克里德关于人机共生、在线人机通信、在线交互性社区的描述，恩格尔巴特关于智力增强系统（人和计算机的共生体）的构想，萨瑟兰关于人机通信图形系统的设计，等等。1960年，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纳尔逊开始研究新型文本系统。他在1965年发表《一种面向联合体、变化与不定性的文件结构》，提出了“超文本”范畴，“超”暗含扩展与一般化的意义。此后，纳尔逊致力于开发世界性电子出版系统与档案系统，并将它和“文学机器”联系起来。1970年，在布尔汉所组织的以“软件”为题的展览中，纳尔逊首次展出了以“迷宫”为名的超文本。在实践中，真正将纳尔逊的设想变为现实的功臣要数英国科学家、“万维网之父”伯纳斯·李。近年来，有关第二代互联网、第二代万维网、诸网互联互通、网络计算、数字地球建设等多种理论也给互联网艺术研究者以启示。

（三）新媒体的艺术探索

互联网艺术理论的又一来源是艺术家的灵思妙想。在其发展史上，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小说《歧路花园》（1941）占有重要地位。作者大胆设想了包含多种路径、多种时间、多种结局的新型作品。跨掉派代表人物、美国作家巴勒斯从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有意识地对拼贴加以探索，将叙事当成反映心灵之联想的巨大的、多线索的网络，利用并置法将诸多碎片链接起来。他标榜所谓“切碎”、“折入”技巧，与艺术家吉辛一起致力于解构词语与语言，由此对当代叙事的碎片化、非线性探索做出了贡献。他们曾运用录音机录下其口述，通过不同的程序对磁带进行前后切割，以此进行文学创作。大约与此同时，美国“偶发艺术”的代表人物卡普罗等组织了许多表演与活动，鼓励观众在观念与事件之间制造自己的联系，将由此生成非线性事件当成叙述策略。这类艺术因其交互性而驰名。卡普罗对于艺术的层系结构的攻击，与纳尔逊对于计算系统层级结构的颠覆客观上是遥相呼应的。正因为如此，他的《纽约现场的“偶发”》一文成为新媒体艺术史的重要文献。活跃于20世纪60年代的潜能文学工场是法国诗人与数学家组成的群体。这些人试图通过创造新的规则来创造新的文学形式。在他们的眼里，发明规则是最重要的，生产事实上的作品倒在其次，该群体因此以“潜能文学”为名。他们所理解的规则，涉及从情节设计到字母排列等不同水平的写作。这些规则为写作确定了形式上的限制，如诗歌、小说中使用（或禁止使用）特定字母等。潜能文学工场提出将计算机用于诗歌游戏，这样，他们可以用概率论来处理文本，以Algol编码语言写作诗歌。

像纳尔逊及麻省理工学院尼葛洛庞帝这样的人物，在开发新媒体时经常同时具备艺术目标与技术目标。1970年以“软件”为名的展览中，他们都有作品展出。不过，他们的成就往往只被一个领域承认。虚拟现实的开拓者克鲁格的遭遇比较曲折，他先是被艺术界所拒绝，在艺术界转变观念之后，他又成了艺术家。英国的阿斯科特将新媒体艺术创作与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在两个领域都博得了声名。1961年，他在英国根据维纳的控制论重塑艺术与艺术教育，“控制论与艺术”由此成为热点话题。1964年，他发表《变化的建构》一文，对此加以阐述。1966年，他在论文《行为主义艺术与控制论视野》中预见到计算机技术在艺术交流中的应用。他与凯奇一样倡导艺术的交互化，其高明之处在于将人与作品之交互的基础落实在新兴的数码媒体上。他提出这样的观点：“计算机可以被链接到一件作品，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是计算机。”②他主张将艺术从现代主义关于“完美对象”的理念中解放出来，实现与接受者的交互，而不是把作品当成固定的、静态的东西。为了实践这一主张，他不断进行探索，由此导致远程信息处理艺术（Telematicart）的问世（1980）。1983年，阿斯科特《艺术与远程信息处理：网络意识的形成》，首次为远程信息处理艺术立论。互联网恰好在该的这一年登上历史舞台。如果说远程信息处理艺术是互联网艺术的近亲或先导的话，那么，阿斯科特的论著已经为互联网艺术理论登场铺了红地毯。2003年，阿斯科特将自己的论著选辑为《远程拥抱：艺术、技术与意识的幻想理论》，付诸出版。③斯托拉布拉斯等人以“互联网艺术”为题的专著正好也在这一年问世。这种现象既是巧合，又包含了某种必然性。阿斯科特的这部论文集，为下文阐释互联网艺术理论范畴提供了指南。

二、互联网艺术理论范畴

从互联网诞生到以“互联网艺术”为题的专著问世，大约过了20年。这期间，传统艺术作品络绎向互联网迁移，新型艺术作品以互联网与母体而降生。有不少艺术家愿意充当互联网时代的弄潮儿，将自己先前所积累的艺术经验迁移到互联网艺术领域，起了开风气的作用，像舒尔金、科西克、邦廷等人就是如此。新一代艺术家伴随着互联网而成长，在作品中表现出迥异于前人的审美趣味与创作技巧。以此为背景，评论家、理论家将视野扩展到崭露头角的互联网艺术，将相关创作经验与鉴赏感受加以升华，由此提炼出诸多范畴。

（一）互联网艺术理论的社会观互联网艺术理论的出发点是对于远程社会的认识。如果说传统艺术在二维或三维空间建构的话，那么，数码艺术所占据却是远程空间（T-Space）。如果说传统文论基于身体的接触范围而发展起来的话，互联网艺术理论却以远程存在（telepresence）作为自己的基础。由于互联网的应用，人们得以同时既在此处、又在彼处，既是肉身、又非肉身，既是一体、又是多态，接触一个界面就是通过网络接触于一切他者的虚拟存在。遥在的技术前提是远程信息处理（telematic），与之相关的范畴至少有：远程克隆（teleclonics），指我们因为应用网络等技术而实现自身的跨越空间的复制；远程先见（telerescience），指我们有条件更迅速地知道遥远的地方所发生事情并据此做出预测；远程游牧（telemadic），即通过网络周游世界；网际性（inter-neticity），这是互联网艺术的特点，兼具作品以不同网络之间的关系为题材、跨越不同网络而存在、旨在推动网络之间的互联互通等涵义；远程律令（telematicimperative），指互联互通是网络的内在要求；远程狂（telenoia），即痴迷地上网，为追求远程体验而牺牲周边需求，是通过全球远程信息交流而形成的心理状态。上述现象在一定意义上是古老的心灵感应、心灵促动、离体体验等地延伸。

由于远程文化的发展，人们产生了明显的观念变化：交往主体不再是确定的自我，而是在穿越不同空间的过程中不断重塑的心理机械人（psiborg）。交往对象主要不再是面对面的人，而是以遥在形态出现的他者。他们不是统一的个体，而是众多精神碎片（phreno-fractals）非中心化、分布式、远程根茎式的集合。交往手段不再是孤立的媒体，而是体现全球信息集合的互联网的某个终端。交往内容不再来自于且诉之于特定感官的信息，而是由网络超媒体集成的数据。交往方式不再是寻求世界某种确定的意义、或对文本进行某种确定的阐释，而是通过协商产生意义、书写现实；交往环境不由既定的物理、社会或心理要素构成，而是由计算机系统通过算法产生沉浸性背景。总而言之，如果说我们自身原先由旧有的生物文化所界定的话，那么，未来将由网络广度（net-extent）在远程空间中加以定义，即作为无重量、无维度的人由自己的连接性所度量。

（二）互联网艺术理论的媒体观

互联网艺术理论将互联网作为信息社会的代表性媒体，将围绕计算机发展起来的数码技术作为当代媒体科技发展的火车头，认为只有了解技术才能把握媒体。由此发展出如下范畴：技术感受性（techno-qualia），指技术进步正促进感知觉的更新、神经中枢的扩展，从而提高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转变我们对于社会的印象；技术悟性（techostic），指由“器”及“道”、由技术领悟深奥理念的能力；技术智力美学（technoeticaesthetics），特点是承认人工生命的重要性、从创造性意识的激发把握媒体的作用，而不是像古典美学那样关注世界的表面图像；世界之心（world-mind），产生于技术智力网络（thetechnoeticWeb）的星球自我意识与环境认知。互联网艺术理论认为网络造就了空前规模的集体智能。这种集体智能又称为“超级皮质”（hypercortex），意为集体认知的全球网络。以此为依据，可能产生源于其心灵群体的“超思想”（superthought）、源于其组织系统的“超结构”（hyperstructure）、源于集体智能大脑活动的“超精神作用”（paramentation），以及将个人的神经网络混合于全球网络所创造的新意识空间——“智力网络”（noeticnetworks）。

互联网艺术理论将对赛伯世界的探索当成自己的使命，将人类因信息科技应用而获得的把握虚拟世界的能力称为“赛伯认知觉”（cyberception）；将人们因为在网络活动中进行多样化的建构而形成的心理机制称为“赛伯自我”（cyberself）；将网民在虚拟世界中迅速移位所体验的惯性称为赛伯应力（cyberstress）；希望网络成为思想自由发展、表达与交流的场所，将根茎（rhizome）作为非线性媒体的隐喻，将总根茎（horhizome）当成网络的事件地平线。互联网艺术理论将网络看成提供全球课程（planetarycolleqium）的大学堂，将在线学习看成是终身教育的途径。互联网艺术理论礼赞网络对信息传播所起的作用，同时又注意到数码媒体毒素（digitalmediatoxin）可能为害社会、数码依赖性会损害人的健康，避免坠入网络拜物教或网络巫师学（shamantics）的泥潭。互联网艺术理论欣赏野性联网（feralnetworking），认为生活于互联网丛林中的“野猫”比被纳入体制的“家猫”更具活力。不过，互联网艺术理论关注网络的关联性（connectitude），因此而重视越轨行为的矫正。同时，它又警惕赛伯权力（cyberpower）滥用所造成的腐败，激励有识之士奋起斗争。互联网艺术理论关注网络时代的超级徒步旅行者（hyper-hiker），这些人不断上载、下载，试图对信息高速公路的每一分支都加以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形成了复杂多变的非线性身分（non-linearidentity）。由于没有身体作为认知的根据，难免会在交往中遇到各种问题。首先是身份——您是我所想象的人还是机器？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经常面临图灵测验（turingtest）所提出的挑战。正视上述挑战既是对在线冲浪者的要求，也是对理论家的要求。

互联网艺术理论注意到赛伯空间是我们播种观念与种植图像的地方，赛伯合成作用（cybersynthesis）有助于思想的成熟，在线耕种（farmingon-line）因此可望有所收获。互联网艺术理论不仅借助农业活动来把握在线活动的特点，而且注意到网络上的信息实际上是以超数据（hyperdata）的形态存在，其特点是不断汇合、分散，彼此碰撞、吸收，形成不确定的意义轨迹。我们在网络上的航行，是沿着链接穿过数据泡沫（datafoam）的过程。数据流无休止地通过人类互动而变形于其间的信息库，被称为“数据池”（datapool），后生物生命形式在这些数据池中成长，它们理应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互联网艺术理论不仅关注计算机与互联网，还关注各种体现高科技的设备的价值。例如，扫描隧道电子显微镜（STM）有可能成为兆分之一雕塑与界面设计的新工具。随着媒体的发展，人们所进行探索不仅将向宏观世界扩展，而且将向微观世界深入，从而创造纳米航行（nano-navigation）的可能性。互联网艺术理论注意到赛伯世界与宇宙空间一样可能存在未被发现的暗物质（darkmatter），因此探索总是无止境的。

由此出发，互联网艺术理论要求艺术家关注通信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1996年的一份宣言中，舒尔金将“纯粹与真正的通信”界定为网络艺术家的合理目标：“艺术家！试图忘掉‘艺术’一词及相应的观念。忘掉那些愚蠢的迷信——您不得不将自己的创造活动提交给通过压制系统而强加于您的人工品。理论家！别再装作您不是艺术家。您以知识的思索通过诱拐人们而获得相对于他们的权力的意志是很明显的（虽然是可理解的）。但纯粹的与真实的通信领域是更为吸引人的，如今正在变得非常可能。媒体艺术家！不要再用您伪造的‘交互性媒体装置’与‘智能界面’来操纵人。您是非常贴近通信的观念，比艺术家与理论家贴近！摆脱您的野心，别把人们当成白痴、不适宜创造性通信。今天您可以找到那些可以在平等水平上与您发生联系的人。当然，如果您想这样做的话。”④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可以从以下六方面探索互联网与艺术的关系：其一，探索由于互联网应用而带来的身份认同、角色转换、自我意识流动等变化；其二，探索由于互联网应用而促成接受者由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化的趋势，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各种互联网服务所遇到的矛盾；其三，探索利用电子邮件、聊天室、MUDs与MOOs、基于化身的交流论坛、语音图象在线传输、万维网、移动通信等在内的计算机中介通信（即电子传播，CMC）手段创造新的艺术形式的途径；其四，探索真实性、规范性、艺术性等理论范畴的内涵因为互联网传播的发展所产生的变化，以及与文化产生、社会控制、知识产权等相关的行为准则的延伸与调整；其五，探索互联网应用所创造的呈现世界的新方式，包括电影、电视、录像等既有媒体在互联网化过程中的艺术变形，万维网、即时通信等新技术的艺术功能等；其六，探索互联网时代人们对于时间、空间、场所（本地规模或全球范围）的个人体验或社会体验的变化，以及上述变化如何影响我们自身及其在世界的位置等问题。

（三）互联网艺术理论的艺术观

传统文论经常使用“再现”、“表现”、“反映”、“欣赏”等术语，互联网艺术理论则将“访问”、“沉浸”、“交互”、“涌现”等作为核心范畴。

在英语中，访问（access）作为动词的意义是存取、接近，作为名词的意义是通路、访问、入门，作为专有名词则是微软公司生产的数据库软件。作为互联网艺术理论范畴的“访问”意味着信息共享、远程互动，以及跨越时空的沟通。因为互联网的应用，我们可以远程查考图书馆的在线目录、远程参观博物馆的仿真藏品，或者与各种互联网艺术作品实现互动。我们“访问”（而不是一般地“欣赏”、“阅读”、“观看”或“聆听”）某一作品，是由于它存在于某个网站。不能访问的网页几乎等于不存在。相对于互联网艺术的爱好者而言，作品的可访问性是“欣赏”、“阅读”、“观看”或“聆听”等活动的前提。“访问”某一作品，是主动去探求；是通过跋涉去发现，是到作品所在地去寻找互动的机会。如果我们将互联网理解为信息海洋的话，那么，“访问”必然是与“航行”联系在一起的。航行是从这一站点到另一站点、从此网页到彼网页，是古老的“卧游天下”的现代版，它用手指的点击取代了脚掌的运动。

互联网艺术理论关注“沉浸”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条：其一，建筑的智能化。自然进化正被人为进化所取代。在生物人向电子人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精明建筑（smartarchitecture）。它具备意识，与网络相联接，能预计人类的行为并做出反应。这种意识被称为KI，据信是代表高科技的人工系统、自觉机器与智能建筑中所特有的。有了意识就有进步的机遇，建筑因此成为“进化环境”（evolutionaryenvironment）；有了意识就有了深层心理与外在表现的分化，会变形，会掩饰，从而与传统建筑分道扬镳；有了意识就可能有失常的危险，相应的矫正过程便是所谓“结构分析”（structuralanalysis）我们生活在日益智能化的环境中。我们感知环境，环境也感知我们，由此形成了进化史上前所未有的“双重凝视”（doublegazing）。这是一种互动过程。其二，虚拟现实的发展。“沉浸”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虚拟现实所固有的以触觉为中心的特点。自从有了触觉反馈后（哪怕只是提供了极有限的触觉反馈），就开始有了对虚拟环境中物体相互作用的感受，从而大大地增强了虚拟环境的沉浸感和真实感。⑤当然，除了触觉以外，虚拟现实也诉诸视觉、听觉、平衡觉，甚至还可能诉诸嗅觉、味觉。虚拟现实之至境，或许是根本超越感觉，直接诉诸人的神经中枢，其三，第二自然（NatureII）的形成。建筑智能化与现实虚拟化是彼此关联的，这种关联通过遍布于建筑表面的网络节点实现。这样的环境由生物—远程通信连接所支持，是以虚拟世界与物质世界为特征的第二自然，可以支持电子人的生活，适应分布自我的要求。第二自然中的通路以“虫孔”（wormhole）知名。虫孔既是赛伯空间中超媒体所固有的节点，也是现实空间中交通系统的枢纽，同时又是介于自然与超自然之间的通路。在穿越虫孔或中介空间（interspace）时，我们要经历实在与虚在、肉体与化身之间的转变。处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具备双重意识（doubleconsciousnesss），能够把握这两个明显不同的领域的存在状态。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具备变形（transformation）能力。身体不再是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生物结构，而是可以由自己重新加工或创造的变形体。上述变形能力是人为进化的成果之一。由于人工神经网络与星球网络彼此相会并建立连接，人类的大脑将与建筑彼此渗透，从而形成心灵城市（mind-city）和神经宇宙学（neuro-cosmology）。

三论“交互”。巫术将想像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神秘的相互影响当成自己存在的理由。传统艺术比较明确地区分了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主张对作品凝神观照或静心体味。互联网艺术虽然承认想象世界有别于现实世界，但却试图通过互动对想象世界直接施加影响，并反过来将自己在想象世界所习得的技能迁移到现实世界（正如虚拟现实对于飞行训练所起的作用那样）。在强调技术对于艺术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互联网艺术理论意识到片面强调技术的作用可能使艺术变成工艺。为防止这种蜕变，必须强调艺术创作是一种赋意过程（implicateprocess），即由艺术家将观念与图像集中在网络链接密集之处，由用户通过互动创造性地展开作品所包含的链接。它并不看好技术形式主义（techno-formalism）。交互性（interactivity）作品可分为两类：一是作为封闭系统的有限数据集（finitedatasets，FDS），如光盘游戏；另一类是开放系统（open-endedsystems，OES），如网络游戏。前者的交互是在作者控制之下，根据预先设计的条件进行的；后者则赋予用户一定的控制权，因包容新变量而带有某种不可预测性。理想的交互性作品，要达到精妙（subtle）、契合（intimate）、无处不在（ubiquitous）的境界。它们能使玩家产生息息相通的感觉，同时也要求人们积极参与、不满足于充当幻影受众（phantomaudience）。这样的作品不是定位于博物馆或假设花园（gardensofhypotheses），而是融入生活本身。其实，即使是博物馆也正在经历由陈列室向实验室的转变。它们不再是艺术家展现世界的窗口，而是进入数据空间的门户。与此相应，艺术家不再将逼真地描写现实、真挚地抒发感情当成标准，而是努力为第二自然之间的航行创造景观，并为电子人创造无限制进化的可能性。

再论“涌现”。传统文论不论是强调理性、情感还是突出无意识，都是将人的心理变化、心理过程或心理能量作为灵感的来源，并以这种灵感解释艺术的奥妙。相比之下，互联网艺术理论重视软件运行当中所产生的始料未及的结果，将这种结果与人类灵感的作用相提并论，进而探索所谓“精神软件”（spiritualsoftware）的作用。与传统文论不同，互联网艺术理论认为智能是从与神经元相类似的非常简单的处理单元的相互联系中产生的。它将艺术定位在生物电子学、纳米工程与意识科学的交会处，由此产生了所谓“空隙实践”（interstitialpractice）。它在研究方法上诉诸旨在探索智能本质、涉及诸多学科的连接主义，从人工与自然的交会揭示智能的奥秘，将跨领域感受性（cross-sectoralsensibility）看成创造性实践。它关注计算机的心灵状态（state-of-the-heart），注意到计算机的内在需要，将这种需要以及由此产生的感情当成计算机能够思考的条件。它看重有情网络（sentientnet），认为只有具备情感的人工系统才能产生真正的思想。一旦软件、激情与机遇这三个因素彼此结合，便可能产生崭新的创造性。创造性也可能源于互联网，关键是人们要致虚守静，让新观念、新形式从网络的超链接性（hyper-connectivity）中涌现出来，然后培育、养育它们并重新加以播种。

以上所说的“访问”、“沉浸”、“交互”、“涌现”仅仅是现阶段互联网艺术理论有代表性的范畴。随着互联网艺术的发展，新的范畴必定层出不穷。由这些范畴相互联系而组成艺术观，由艺术观、媒体观和社会观彼此沟通而形成理论体系，在与艺术、媒体及社会互动中发挥自己的功能：这正是互联网艺术理论生生不息的途径。

三、互联网艺术理论文献

总体看来，互联网艺术理论深受后生物哲学激进建构主义（radicalconstructivism）与远程通信艺术的激进联接主义（radicalconnectivism）影响。由于互联网艺术目前从属于新媒体艺术的缘故，互联网艺术理论又和新媒体艺术理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互联网问世以来，坊间已经有不少标题包含“互联网”与“艺术”这两个关键词的出版物。但它们并非都与严格意义上的互联网艺术相关。例如，1992年，基欧出版了《禅和互联网的艺术》。这本书再版过若干次，有一定影响，但其内容不过是对互联网服务的一般介绍。类似的读物有罗宾斯《面向语言艺术的互联网活动》（1999）。虽然“艺术”一词出现于其标题，但它不过是帮助学生发现与运用网络信息的入门书。再如，里希特《艺术：从印象主义到互联网》（2001）是一本简明扼要的工具书。尽管书名很醒目，但书中有关互联网艺术的辞条实际上只有一则，即http：//www。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新媒体的著作层出不穷，至今估计已经有数百种之多。其中与互联网艺术关系较密切的有博尔特与格鲁辛所著《取鉴：理解新媒体》（1998）、曼诺维奇《新媒体的语言》（2001）、利斯特《新媒体》（2003）、沃德里普—弗鲁因选编的《新媒体读本》（2003）等。某些著作以新媒体艺术为题，如拉什所著《20世纪晚期艺术中的新媒体》（1999）、沃德里普—弗鲁因与哈里根主编《第一人：作为故事、表演与游戏的新媒体》（2004）、金贝尔主编《新媒体艺术：英国1994—2004年的实践与背景》（2004）等。国内亦有若干著作问世，如王秋凡《西方当代新媒体艺术》（2002）、张朝晖与徐翎《新媒介艺术》（2004）、张燕翔《新媒体艺术》（科学出版社，2005），以及顾丞峰主编的《新媒介艺术丛书》（2005）等。某些著作虽然未将新媒体艺术当成标题，但其内容却以之为重点，像汉森《新媒体的新哲学》（2004）就是如此。这些著作都有助于加深对互联网与互联网艺术关系的了解。

试图对互联网艺术进行理论概括的努力，在20世纪末就已出现。至今为止，有关互联网艺术的论文仍相当分散。比较集中的论文集有《回首：互联网上艺术与激进主义的先驱》（2005）。所收入的文章分为三组，即“对于远程艺术与激进主义者的批判回顾”、“艺术家与激进主义者重评其作品”、“互联网艺术与激进主义实践”。⑥就笔者浏览所及，直接切入互联网艺术这一“正题”而且比较有分量的著作要数以下三部：

其一，伊亚杜莱《艺术与互联网：这场革命的导论》（1996）。⑦这本书纵论艺术与技术的关系，分析了互联网的潜能与局限。它集中探讨了互联网作为媒体对推动艺术发展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如果艺术家要想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那么，互联网的性价比远高于其他大众媒体。作者对互联网的革命作用进行了如下阐述：过去，艺术、技术与商务都为把关人所控制。把关人决定了艺术家成功的机会。现代社会中，把关人从分割中获益。他们是交流与联系的人。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是想达某处者与已达某处者之间的瓶颈；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创造出自己为人们的进步不可或缺的幻象，破坏自立、创造，对一个人的能力的怀疑。互联网没有护照、把关人、娱乐业律师、画廊所有者、表演艺术经纪人之类，因而有利于艺术的发展。当然，不是说把关人在网络时代便一无可为。只要他们转变角色观念，将自己当成信息专家或顾问，而非变成艺术家与公众之间的瓶颈。

其二，斯托拉布拉斯《互联网艺术：文化与商业的在线冲突》（2003）。它论述了新艺术、互联网的结构、数据形式、作为时间的空间—作为空间的时间、交互性、商务的崛起、政治与艺术、摆脱交换、艺术机构，以及艺术、智能机与对话新艺术等问题。这本书的可读性较强。它将互联网艺术当成前卫艺术的复兴来探索，指出它们经常具备嬉戏性、社会关怀及政治色彩，阐述了互联网艺术的非物质化的特点及其与所在环境的关系，分析了艺术家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互联网朝用户至上主义转变的反应。作者关注传统艺术界与互联网艺术之间有时是带有敌意的关系，指出互联网艺术对关于艺术、作者身份与所有权等的刻板印象构成了挑战。作者是英国科陶德美术学院的艺术史讲师。⑧

其三，格林《互联网艺术》（2004）。⑨本书试图揭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科技的发展如何对艺术实践产生深刻影响，反过来，信息科技又如何受艺术实践影响。它不仅概述了艺术家所应用的若干手法，而且提供了互联网艺术年表。作者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与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受过教育，曾参与惠特尼博物馆独立研究项目。从1997年以来，她致力于推动新媒体艺术，经常撰写有关新媒体艺术的文章。目前，她是纽约当代艺术新博物馆的策展人，根茎网站的常务董事。所著《互联网艺术》一书与万维网早年的门户站点颇为相似，是根据主题来安排材料的。作者自述有心充当向导，带领新手航行，进入互联网这一浩瀚无涯而又变化多端的信息宇宙。她具备与在线艺术社区的长期联系，熟悉互联网艺术的来龙去脉，又兼有编程才能及电子商务的经验，上述条件是这一著作取得成功的保证。

此外，米尔德所编的论文集《制作数据库艺术》（2003）、沃尔夫《视频游戏理论读本》（2003）、保罗《数码艺术》（2003）、格兰特与维尼奥斯卡斯合著《面向21世纪的数码艺术：Renderosity》（2004）等论著，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与互联网艺术理论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艺术理论不仅在观点上有别于传统艺术理论，而且在形式上也酝酿着创新。特点之一是不少论著作为网站的组成部分而流传。德国范·拉登《充满活力的游戏文化》可以为例。它既是由mSQL数据库生成的论文，又是面向电脑玩家的百科全书或网站。它追溯了1961年以来的电脑游戏史，描述了各种游戏设备，并评述了现有的游戏。为了向全球游戏玩家社区提供交流平台，这一网站提供了聊天室。它获得1997年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net组荣誉奖。

国内相关研究经常是以“网络艺术”为题出现的。根据中国期刊网的检索，《电子出版》1998年第5期发表了《“网络艺术”流派方兴未艾》一文，译自美国《纽约时报》当年1月8日。这是笔者已知的国内报刊所发表的第一篇以“网络艺术”为题的文章。就刊物而言，国内作者第一篇以“网络艺术”为题的文章是王强的《网络艺术的可能》，发表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00年第5期。作者的同名著作2001年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2001年11月，许行明、杜桦、张菁等合著的《网络艺术》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笔者在1998年6月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电脑艺术学》用相当篇幅论述了网络对艺术的意义，2000年4月14日又在《福建日报》发表《网络艺术：世纪之交的学术热点》一文，呼吁学术界重视网络艺术研究。此后，笔者出版了《比特挑战缪斯——网络与艺术》（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并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发表《网络艺术学刍议》一文，提出建构网络艺术学框架的设想。网络艺术已经列入高校招生目录（2000年，北京广播学院推出网络艺术本科专业），也已成为自学考试课程。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决定自2005年1月起开考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独立本科段），其中课程之一就是网络艺术，采用笔者所著的《网络媒体与艺术发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作为教材。“网络艺术”与“互联网艺术”通而不同，因为互联网只是网络的一种类型。若论外延，前者较后者为宽；若论历史，前者出现较后者为早；若论内涵，则后者比前者更丰富；若论前景，后者更具活力。在对中国期刊网及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的检索中，尚未发现以“互联网艺术”为题的论著。这说明它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笔者正在撰写《论互联网艺术》一书，希望在该领域取得进展。

只要注意到互联网当前应用日趋广泛的事实，就易于理解互联网艺术层出不穷、互联网艺术理论与时俱进的奥秘。春华秋实，贵在扶植。不难想像：互联网艺术理论在新世纪中必将产生累累硕果，拓展人们的艺术视野，更新人们对于艺术本质、艺术特性、艺术功能的认识。

参考文献：

①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5月版，第13页。

②Ascott,Roy.BehaviouristArtandtheCyberbeticVision.CYBERNETICA:ReviewoftheInternationalAssociationforCybernetics.Vol.IX,No.4,1966&Vol.X,No.1,1967,pp.29.

③Ascott,Roy.TelematicEmbrace:VisionaryTheoriesofArt,Technology,andConsciousness.EditedbyEdwardA.Shanken.SanFrancisco:Th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3.

④Shulgin,Alexei.WeDon’tHavetoShowYounoStinkingArtistStatement(1996).www.rhizome.

org/art/member-curated/exhibit.rhiz?11,2005年6月2日访问。

⑤汪成为、祁颂平《灵境漫话》,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67页。

⑥Chandler,Annmarie,andNorieNeumark,ed..AtaDistance:PrecursorstoArtandActivismontheInternet.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MITPress,2005.

⑦Ayyadurai,V.A.Shiva.ArtsandtheInternet:AGuidetotheRevolution.NewYork:AllworthPress,1996.

艺术理论范文篇6

关键词：艺术设计；自主创业教育；教学模式；改革

高等学校毕业生是我国宝贵的人力资源。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以及我国本科毕业生总量的跳跃式增长，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度不断加大。自主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是当前解决就业问题切实可行的方法。

艺术设计是一个文化概念，它代表的是人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设计，是人们的衣、食、住、行、用，以及潜在其中的精神层面的价值系统。如何把培养大学生自主创业能力和大学本科教学有机结合，已成为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的热点。

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艺术设计系是一个建立时间较短的专业，怎样结合艺术设计专业特点和农大的教学环境，建立合理的教学模式，进而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认识和分析了国内高校自主创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在分析现有问题的基础上，对艺术设计专业教学进行的改革和完善进行了探讨。

一、国内高等学校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1.观念问题。创业人才的培养是一种理念，在高校的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中都应该贯穿这种理念。农、林学校的大部分学生创新意识、创造精神和创业能力不够，学校需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这方面的技能和素质，使学生毕业后能大胆走向社会、自主创业。

2.理论研究不够。现有的自主创业理论系统不够完善，对创业人才培养实践总结不够，实践不能够充分发挥其指导作用。

3.缺乏专业师资。从事创业人才培养的教师除了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外，更应具备丰富的创业实践经验。目前在高校中从事创业人才培养的教师大多缺乏实践经验，没有自身创业的经历，只能纸上谈兵。这也是影响创业人才培养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

4.教材、课程设置方面的问题。目前尚无统一、科学的创业人才培养教材，且无明确的教育目的和教学内容；学科基础薄弱，缺乏系统的创业人才培养课程；现有的创业人才培养课程同其他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及课程内部的逻辑关系都有待完善。

当然，高等创业人才培养中还存在其他的一些问题。例如大学生自身素质、社会经验、资金来源、国家政策扶持力度等一系列发展初期所面临的问题。在此，作为高等学校只能尽力完善本科阶段培养模式的改革，以提高大学生综合创业能力。

二、艺术设计专业创业人才教学培养模式的改革

了解当前中国创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社会实际需要，按照“实际、实用、实践、必需、够用”的原则和专业技能培养的实际需要，对课程作一些适当地调整，突出技术应用能力培养。根据艺术设计课程自身的特点，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学生，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实践环节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采取具有创新理念的教学模式，提倡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主要采取以下方法：

1.教学内容优化和整合。首先，设定专业核心课程，其他基础课和选修课程依附核心扩展和完善。避免以往课程在教授过程中出现脱节和重复的问题，使学生从单纯的理论讲解中解脱，以便有更多的时间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增长社会经验。其次，开设创业教育课程，以系统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基本的创业技能以及正确地选择创业项目，从而减少大学生创业行为的盲目性。再者，建立高校创业教育中心、创业教育研究会，以教师为主持人的工作室。形成比较完整的大学创业教育体系和浓厚的校园创业文化，构建一个大学生创业的模拟环境，使大学生能够在学校预热，培养自己的创业意识。

2.转变传统教学思维模式。艺术设计是新兴的、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在农林、美学等不同基础上发展而来，带有不同的发展局限。例如，在农林院校框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艺术设计，学生的美术表现技巧技能起点低，创新意识相对弱。美院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美学表现技巧技能高，但在实际设计中突出美学造型，忽视功能。因此艺术设计教育应从过去单一学科发展向学科群的方向转变发展。对学生的培养要由过去的传统教育向综合性艺术设计教育转变，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3.重视实践教学。实践教学体系，是指在一定设计理论指导下，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建立起来的与理论教学体系相辅相承、着重培养创新精神和艺术设计实践能力的教学内容体系。艺术设计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它的实践性要求。企业对设计者的要求不仅限于设计作品的好坏，还要求设计者具有综合的能力。比如与客户的交流；对材料、工艺的掌握；对设计成本的预算等等，这些都成了招聘面试的一项重要考核。另外，加强艺术实践活动，还能促进教师水平的提高和艺术专业的持续发展。没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在课堂上容易出现闭门造车、脱离实际的教学现象，导致教学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而在展开艺术设计实践的过程中，教师则可以把来自实践的经验进行总结，并升华为理论知识，丰富课堂内容，指导教学。

艺术设计专业实践教学的改革思路和基本途径有：

（1）增加实践教学任务。艺术设计专业是操作性、实践性极强的专业，但从目前的教育现状来看，最重要的问题是教学实践环节缺乏力度。理论教学与实践脱节是现在许多艺术设计专业教学的通病。加强实践教学的力度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次教学改革，确定十门核心课程，加大了实践课程的设置。例如强调理论和实践结合紧密的《装饰材料学》、《模型制作》、《装修工程》等专业课程，都增加了实践课程学时，以期能提高学生对材料和工艺的认识。

（2）结合项目和工作室制进行教学。在教学中除了讲授理论知识外，还可以以企业委托的具体设计项目或者参加各类设计比赛投标任务，或者以工作室制的教学模式进行训练。其主要目的是通过一个课程项目的训练，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创新、掌控项目的能力，以达到学生一毕业就能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的目的。

（3）建立实习基地。艺术设计的特点是具有较强的社会性与实用性。“参观国外艺术设计院校的最大感触，是那里的学校更像是一个工厂的车间，学生的课题作业很大部分是在实物操作过程中完成的。由于直接接触材料，同时又因处于三维空间中，所以更容易理解在纸面上所不能充分表达的内容，教学的效果自然要好得多。”［1］但是，这在中国的国情中并不能完全实现，我们只能利用社会资源，提高我们的教学效果。学校充分和地方建立合作关系，分别建立了素描写生、家具制作等实习基地，使学生实践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升。

艺术理论范文篇7

在进行进一步讨论之前，让我们先把社会学与艺术创作、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搞个明白。首先是艺术创作与社会学的关系：社会学能够向艺术家提供对社会的理性认识，艺术创作则能够向社会学家提供反映社会的图像和代表社会趣味和审美价值观的艺术方式。社会学对社会现象进行概念的描述与界定，艺术对社会现象进行图像的描述与界定，即使是使用文字的概念艺术，也只是图像的替代，甚至依然采取图像的方式，不然便不再是艺术的方式，而成了文学或哲学的方式。

艺术批评与社会学的关系，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与界定艺术作品，就像批评家戴上一块滤色镜，过滤掉所有非社会学因素，只考虑作品的社会学属性，而非套用社会学或社会学概念(在英语文章或标题中，通常只使用socialmeaning、sociologically，以表示社会学角度)。比如从社会学角度看齐白石的虾，虾就只能是水族中的“小小老百姓”，看莫奈的《干草垛》，干草垛就只能是植物中的“平民大众”，看文人画的“四君子”，这四种植物便只能是“精神贵族”，而色彩、构图、笔法等形式要素则被忽略不计。

艺术理论与社会学的关系是前者成为后者的一个分支，一个专门研究艺术与社会关系的分支，如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各种相互影响，艺术在不同社会形态与历史时期的作用，艺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等等。这是社会学的普遍性所要求的，也就是说，社会学必须解释属于其研究领域的一切社会现象及其内在关系，包括人与艺术的各种关系，否则其真理性便是不可靠的。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学科建设中通常把社会学与人类学放在一个系，因此，艺术社会学与艺术人类学是两个相邻学科。

从以上关系上看，即便中国当代艺术是有方向的，社会学转型也不成立，因为1、艺术不能转化为社会学。2、艺术批评的社会学角度只是艺术批评的方法或曰角度之一，与之并存和还有心理学方法、符号方法、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女性主义方法，等等，而这些方法经常是互相交叉的，不是互相排斥的。十五年来，这些方法都被用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之中，如果说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中有社会学的影子，那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可交叉性，并不是什么转向。3、艺术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只能是转向艺术社会学及艺术人类学，但如果这样的转向是存在的，那么艺术理论的符号学转向、女性主义转向、语言学转向等等便也是成立的，这么多的转向而且是相互交叉的转向，不是“晕头转向”才怪！

对于熟悉上述方法及其交叉关系的人来说，进一步的解释是多余的。但我知道读者中可能有我的大二学生，估计还有和他们一样的对这些方法不甚清楚的读者，因此举例说明一下这些方法的交叉关系。以女性主义为例，德。波娃的名著《第二性》就是体现的社会学的阶级划分与阶级关系。女性主义理论的主要概念之一菲勒斯中心论中的“菲勒斯”(男性生殖器)就是一个隐喻的男权符号，菲勒斯的派生物笔和炮，则分别是代表男人的文化征服与武力征服的隐喻符号，这又是符号学的东西；同时女性主义对男性和女性本质的界定又与弗洛伊德心理学相交叉。此外，菲勒斯中心和与之像对应的他者则具有《第二性》和与之对应的“第一性”相同的社会学视角。最后，作为他者的女性和作为中心的男性又与结构主义的“标注说”结缘，“标注的”(marked，相当于传统哲学中所说的特殊的)和“不标注”(unmarked，相当于传统哲学中所说的普遍的)，man(不标注的)可以代表人，具有包含、遮蔽、无视、贬低women(标注的)的意味。

近年来西方社会学对中国美术圈注意力的吸引，主要是由于所谓“后工业社会”决定了“后现代”艺术，对于一个习惯于爱面子、攀比、嫦娥奔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社会，“后工业”和“后现代”肯定比“工业”和“现代”更有面子，更值得攀比，更具有嫦娥奔月、的意义。克隆西方“后工业社会”中国没有这个科技水平和物质条件，那就克隆它“后现代”意识形态与艺术形态，从中得到一点自我安慰。在实际运做上，不过是拿来些社会学概念给作品贴标签，这种贴标签的方式，连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法都不如。庸俗社会学的批评，好歹还有做一翻作品分析和描述，用“通过什么，反映了什么”的模式，证明作品的确反映了社会的某一方面，不能贴上“革命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等标签了事，彼时的评论家都知道对事情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艺术创作则要“具体作品，具体分析”，而且分析都尽量贴近作品本身，对作品的描述尽量用词贴切。

实际上，“庸俗社会学”只是用扣帽子的方式来否定的词组之一，起产生时间也是之后，或者叫后时期。这时，人们只是否定了，但思维方式还是式，而方式又是中国集体起哄臭人方式延续，的具体运做是扣个诸如“走资派”、“阶级敌人”之类的帽子，然后一堆跟着哄的大字报和批斗会，于是某人就被“斗倒斗臭”了。“庸俗社会学”也是这么被搞臭和被哄下台的，根本就没有经过任何理性的学术审判，没有任何人负责任地分析不庸俗的社会学方法和庸俗的社会学方法的区别何在，我们只能猜测应当是指那种被用做国家政治工具的社会学。但这并不是社会学的错误，而是使用者的错误。

其实，社会学的方法论是中国美术界应用得最好的方法论，后来引进的方法论，要么飘在空中成为洋派的玄谈，要么生硬地贴到作品上，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签，与西装成为穿在中国农民身上洋标签没有任何区别，反映的都是中国农业社会为了面子往脸上贴金的集体情结。在社会学方法的应用上，栗宪庭应当是批评家中的佼佼者，他不但有《重要的不是艺术》理论主张，还有从社会学角度对作品进行相当分析与描述的批评实践。但他的社会学批评方法绝不是“转型”转出来的，而是去“庸俗”的社会学。其实，以时代的“庸俗社会学”时代和至今仍未结束的“栗宪庭时代”的不庸俗的社会学相比，85时期的哲学、文化学热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远不足以作为“社会学转型”的前提条件。

艺术理论范文篇8

［关键词］媒介；麦克卢汉；艺术

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提出了一个在传播史上石破天惊的说法：“媒介就是讯息（Themediumisthemessage）。”此言一出，众议纷纷。一些人把它视为神谕，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不过是哗众取宠的无稽之谈。几十年来，麦克卢汉的这句“格言”不但不断地被人引用，而且一直为人们所争论，各国的传播学者都曾试图从各个角度来对其进行解释，这种探索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

鉴于麦克卢汉不同寻常的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笔者认为应该从一个新的角度而不是用传统的方式来理解他的思想。换句话说，把他作为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来看待可能会使一切更容易理解。从这一点出发，笔者试图回答为什么麦克卢汉的思维方式是艺术家的；在此基础上，尝试着解释他的主要理论“媒介就是讯息”和“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在回答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方面所做的贡献。笔者还将分析他对媒介结构所做的澄清。最后，还将讨论麦克卢汉在中国的传播学界倍受重视的原因，并对他的研究方法和“媒介就是讯息”的含义做一番归纳。

一、麦克卢汉的文学背景

麦克卢汉的教育背景基本上是文学方面的。1933年，麦克卢汉在加拿大的曼尼托巴（Manitoba）大学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然后他学了很短时间的工程，可很快发现自己并不感兴趣，于是又回过头来学文学。1934年，他在同一所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此后不久，他到剑桥大学留学，继续文学方面的研究。1942年，他获得了剑桥的博士学位。

作为一位文学学者，麦克卢汉以诗人的想象力来探索语言的极限，而不是接受那些现成的教条。诗歌艺术为文化定位和感觉意识提供了新的视角。麦克卢汉欣赏诗歌语言的艺术特征，在他的著作中多处可以看到诗歌的影响。麦克卢汉认为在技术特别是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代里，我们如果不想成为文盲的话，或者在“媒介本身直接影响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意识的情况下”不成为被动的受害者的话，我们就必须采取艺术家的态度。“艺术家的头脑在大家都认可的文化中对现实扭曲的暴露总是最敏感和最机智。”（Mcluhan,Nov.1955:109—110）在《理解媒介》这本书里，他又一次强调他对艺术和艺术家的观点：“严肃的艺术家是仅有的能够在遭遇新技术时不会受到伤害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是认识感觉变化方面的专家。”（1964：18）1964年，麦克卢汉出版了他的《理解媒介》，在该书的第一章第一段里，麦克卢汉这样写道：

“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中，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把所有的事物都分裂和切割，以此作为控制事物的手段，如果有人提醒我们说，在事物运转的实际过程中，媒介就是讯息，我们难免会感到吃惊。”（1964：7）麦克卢汉的“媒介就是讯息”之所以令世人震惊，是因为社会科学家们长期以来忽略了对媒介本身的观察和研究。

在麦克卢汉以前的五六十年间，大众传播研究一直被效果分析所统治。北美的大众传播研究一向侧重于研究媒介的内容和受众。他们的大众传播学者之所以对媒介的内容感兴趣，是因为他们认为媒介的内容可以被用来控制受众。例如，政治传播学者对有关宣传的研究、传播对选民投票影响等等感兴趣，另外一些学者则从经济角度出发，研究劝服和消费行为。除此以外，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也用在研究大众电子媒介的内容对社会暴力和犯罪的影响。①

正是北美乃至全世界的大众传播学界的这种忽略对媒介自身研究的现状使得麦克卢汉觉得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大众传播学的研究走入了误区。换句话说，他认为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大众传播到底是怎么回事。

施拉姆观察到，麦克卢汉对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非常蔑视，他认为传统的实证式的研究方法不能论述电子传播的概念。(Schramm，1973：128）正因为此，麦克卢汉在对传播的研究中进行了独特的探索，他试图从艺术的角度来解释媒体本身，而不是用实证的方式来得出结论。在这种艺术的探索中，麦克卢汉得出了那个后来震惊世人的结论：“媒介就是讯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

用艺术的方式进行探索，就意味着放弃逻辑推理式的话语，就是说放弃因为、所以那类的推断。麦克卢汉说：“我不解释，我探索。”（Stearm，1967：xiii）当他说他探索的时候，他指的是他喜欢发现和辨识、用双关语等类似的技巧，而不是利用逻辑分析和实证测试等学院派的传统做法。

麦克卢汉的文学背景，他在学术上的艺术尝试，传统社会科学界对媒介本身研究的忽略，这三者结合在一起，说明了“媒介就是讯息”这一警句的出现以及它为何震动了传播学界。然而，这也意味着麦克卢汉的理论在他毕生工作的学术圈里要遭到冷遇。

二、历史地评价麦克卢汉的理论和方法

“媒介就是讯息”这样的警句源于对艺术的探索，所以经不起逻辑上的推敲。这样的话不能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对这类警句的说明需要判断、理解和引申。遗憾的是，很少有社会科学家愿意认真地从艺术的角度去理解麦克卢汉和他的艺术探索。

实证传播学者认为麦克卢汉的系统阐述问题的可引用性和貌似坦率的风格有问题。正是这种问题使得麦克卢汉受到学术圈的责难。（Olso，1981：137）在这里，研究方法成为主要的问题。②

搞实证的社会科学家虽然以往对媒介本身注意不够，但他们不能忽略麦克卢汉像诗一样的警句“媒介就是讯息”以及关于媒介“凉”和“热”的分类。美国南伊利诺（Illinois)大学搞市场研究的教授道莫缪斯（W.Dommermuth）还真做了一项试验，试验的目的是检验媒介本身怎样影响信息。结果是没有证据表明媒介可以用“凉”和“热”这类概念加以区分。这是北美实证科学家研究问题的典型做法。也就是说，理论需要通过检验和测试来证实。

实证学者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对麦克卢汉的理论和观点加以验证。对于“媒介就是讯息”，验证后的结论是媒介并不完全是讯息，恰如媒介并不能控制讯息一样（Kostelanetz：1968：220）。

麦克卢汉的理论起码从研究方法上来说是离经叛道的东西，因此传统的实证学派不喜欢他也就在情理之中。问题是不但实证学派不欢迎他，而且批判学派也不欣赏他。大家知道，西方学术界主要只有两大学派：实证学派和批判学派，两大学派都对麦克卢汉的理论不感兴趣，事实上也就意味着麦克卢汉在学术圈并没有得到承认或者说陷入了孤立。

著名传播学批判学家赫伯特·切拉（HerbertI.Schiller）曾经说过：“传播之所以发展起来了，是因为它是支持和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全球环境。”（1970：76）但麦克卢汉的论述对这些只字不提。他并不主要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方面去考虑问题，而是从人和物或者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方面去考虑问题。这样，如果我们接受麦克卢汉的方法，我们就必须忽略政治、经济、军事、权利和阶级利益等因素。问题是，起码对批判学派来说，这些因素形成传播的发源地。由于麦克卢汉对这些因素视而不见，他的理论就被传统的批判学派理解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这种意识形状的主要趋向是对二次大战后期的操纵和霸权结构的修饰。（Tekete，1977：135—38）③

这里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管是批判学派的学者对麦克卢汉的批评还是传统实证学派学者对他的冷淡都没有影响麦克卢汉成为一个名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里，麦克卢汉凭着他的警句般的理论赢得了世界级的声誉，他甚至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施拉姆在谈到他在传播学研究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时说，说不定正是麦克卢汉，才使得“媒介这个曾经主要是艺术家、细菌学家和大众传播学家才使用的词风靡一时。”（［美］W.施拉姆：《传播学概论》，136页）④

麦克卢汉对于媒介本质的探索被他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们给予极高的评价，美国《新闻周刊》1967年3月的一篇文章盛赞麦克卢汉“思路开阔”，认为“他的传播理论不啻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人类文化提出一种解释。”《纽约先驱论坛报》甚至言过其实地把他列为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之后“最重要的思想家”。⑤那么，支持和追随麦克卢汉的主要都是些什么人呢？

事实上，追随麦克卢汉左右的大多数是学术圈子以外的人，包括中小学教师、画家、雕刻师、建筑师、工程师、一些头脑发热的商人、广告人、图书馆管理人员、电影制片人、电视制片人、公关人员、报纸新闻记者、诗人和嬉皮士。（Rockman，Nov.1968：28）

以上这些人对麦克卢汉十分感激，对他的妙言警句赞不绝口。因为，麦克卢汉为他们参与讨论媒介影响的问题打开了一扇门。而在此之前这一直被认为是学院派内部的事情.他们把麦克卢汉当成一位电视明星一样来看待，要想了解他的观点，用不着读什么书，从电视上看他谈话就行了。简单地说，麦克卢汉被所有那些想参与但被传统标准的学院派人士挡在门外的人当成了一位知音（Rockman，Nov.1968：28）这些人中当然包括在传统学术界不受欢迎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

正是麦克卢汉一手挑起了全世界的关于媒介效果的学术争论。（Katz，March，1988：20），反过来他也受到了学术圈的大量批评。笔者认为，试图用传统的实证方法来检验麦克卢汉的理论可能会劳而无功；但若换个思路，用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他的理论和方法，则有豁然开朗之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麦克卢汉当作一位艺术家而不是传统的社会科学家来看待，可能更有助于理解他的理论探索。

三、从艺术角度理解“媒介是人体的延伸”

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待麦克卢汉，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对他的理论进行任何科学的试验，尤其是“媒介就是讯息”这样的警句。蒋森（Jansonn）曾经说过：“艺术不是真实的，艺术是使我们认识真实的一个谎言，至少，（从中获得的）这种真实将有助于我们对事物的理解。”（Jansonn，1976：122）举个例子说，毕加索的绘画中有许多扭曲、夸张、变形乃至残破的女人脸和女人身体。很明显，对于真实的女性身体来说，毕加索的画是一个谎言。然而不但没有人指责毕加索的做法，而且大家还把他当作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这是因为，我们相信通过他的“谎言”我们发现了一些真实。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毕加索的画是对人欲物欲极端膨胀的西方社会的较深层次的理解和反映。

从常识来看，“媒介就是讯息”是对媒介效果的一种错觉。常识告诉我们无论我们看电视还是读报纸，我们关心的都是其内容而非媒介本身。媒介并不就是讯息，起码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媒介就是讯息”是对媒介效果的极度夸张，就是在这种夸张中，我们发现了媒介影响的某种真实性。（Ouinton，1969：192）可见，无论是麦克卢汉的“错觉”还是毕加索的“歪曲”，在艺术这个领域都有其合法性。重要的是，我们有可能从他们的“谎言”中挖出尽可能多的真实。

那么“媒介就是讯息”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麦克卢汉说：‘媒介就是讯息’指的是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1964：7）

所以我们可以把“媒介就是讯息”理解成描绘媒介影响的一幅图像，也就是说，媒介不是中性的。我们不能忽略媒介的属性。媒介一直在对我们发生作用。从麦克卢汉给我们描绘的那幅图，我们可以理解我们人类已经被新技术带来的延伸改变得扭曲变形。换句话说，我们的延伸长期以来处于不平衡状态。让我们从印刷时代开始讨论这种不平衡。

根据麦克卢汉的观点，印刷媒介是人们眼睛的延伸（Mcluhan，1967），在印刷时代人们可以通过读书读报了解他人的思想，知晓千里之外发生的事情，这种延伸依赖于纸和印刷术的发明。

问题是，眼睛被延伸了，而其他感官（如耳朵、嘴等）依然保持着原来的状态。换句话说，它们依然停留在口语时代。如果我们认为人体是一个完美的创造物，人体能够很协调地发挥功能，感官能以互补的方式进行交流、对话和传播（起码在口语社会里是这样），那么，由于印刷时代的到来，人的眼睛被延伸，这种协调被扭曲了。具有印刷时代特征的畸形人，由于眼睛的增大而变得对空间、地域的胃口大了起来。这也就是对空间的倾向性（biasedtowardsspace）。在麦克卢汉的笔下，印刷时代的人就像一个怪物一样，至少称得上是一个陌生人。

当我们步入电的时代时，情形变得更复杂，新的交通传播技术急速地改变了人们使用5种感觉的整个方式。飞机和车辆延伸了我们的腿脚，收音机延伸了我们的听觉，更重要的是电影、特别是电视同时延伸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然而这些延伸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感觉器官达到了新的平衡或者说能以协调互补的方式行使它们的职能。当然，我们这是和口语社会相比较。换句话说，在电的时代，我们人的形象如果不是畸形的话，就是很丑的。

不过，对人体的机械延伸使人感到自身力量的增强。然而，就传播而言，大多数能对我们的感官进行延伸的新媒介基本上都是单向的。这种延伸只适用于一种目的，那就是被动地接收信息。例如，人们从电视上看到无数的广告，广告不但告诉我们去商场，而且告诉我们应该买什么。可是很少有人能找到那些试图通过电视广告卖东西给我们的人。所以我们也不能为电子时代的人们描绘出一幅匀称的图像。想一想这个时代人的形态，长长的四肢，巨大的眼睛和耳朵，但嘴小到几乎无意义的程度（因为它发不出有意义的声音）。在电子时代，单向传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种感官延伸极不平衡的情况下，人们感到更加灰心丧气和异化。

然而，麦克卢汉认为，所谓的不平衡（延伸的不平衡、传播系统的不平衡）由于电视的出现而矫正过来。由于电能使传输瞬间完成，使得先后顺序不存在了。换句话说，“非专家（性质的）电技术重新恢复部落（社会）。”（McLuhan，1964：12，24）麦克卢汉的这句话不太容易懂，他的进一步解释涉及媒介结构，我们将在下面讨论这一点。

至此，我们根据麦克卢汉的理论，讨论了人的感官的机械延伸。要想进一步弄清楚来自媒介的影响或者讯息，我们首先需要澄清各种延伸以及延伸之间的关系。理由很简单，就像麦克卢汉所说的：“要想发现媒介对我们的环境和我们有何影响，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媒介是怎样构造的。”（Stearn，1967：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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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麦克卢汉对“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含义的澄清，“热”和“凉”的分类。

麦克卢汉通过把媒介区分为热媒介和凉媒介来试图对媒介的结构作一澄清。按照他的说法，热媒介属于那种具有高清晰度并能延伸我们单一感官的媒介，如无线电收音机、照片、电影等，这些媒介提供大量的数据供接收者吸收。凉媒介是那种具有低清晰度和高参与性的媒介，比如电话和电视，特别是后者能提供的数据非常少。（McLuhan，964：22—40）

麦克卢汉就是在这类区分上遇到了困难。比方说电影和电视的区分，麦克卢汉把前者归类于“热媒介”而把后者划分为“凉媒介”，这种牵强的分类后来一直困扰着麦克卢汉。在1967年，他宣布“热”和“凉”并不是一种分类，他只是试图对媒介的结构作一些澄清。我们在下边将会看到，麦克卢汉的澄清实际上是有争议的。至少，麦克卢汉为了澄清媒介的属性而进行的论述很明显已经使他不仅远离了艺术的探索，而且跨入了实证的行列。⑦

麦克卢汉是根据技术方面的不同来断定电视和电影之间的区别的。“电视每秒钟（显示）3万点，而观众的眼睛能够接受的不过70来个点。就是这70来个点在观众脑海里‘形成图像’。所以，构成的这种图像就像连环漫画那样粗糙。而电影图像每秒展示的点要多得多。观众在形成他的印象时不必进行同样幅度的过滤或者缩减。就像一揽子交易那样，他倾向于接受整幅图像。”（McLuhan，1964：164，313）这里的关键是电视每秒呈现的点的数量及电影每秒呈现的更多的点的数据是坚实的科学数据。

这就是说，基于一些严格的科学数据，麦克卢汉提出了电影和电视之间属性的差别。根据这种差别，他进一步认为电视不仅使我们能从遥远的地方接收信息，而且还能帮助我们表达我们自己。麦克卢汉用的具体语汇是“参与”（participation）和“卷入”（involvement），电视的主要功能不是对我们眼睛和耳朵的同时延伸，而是对“触觉的延伸。因为电视画面不但提供的‘点’要比电影少而且极具触知性和参与性，所以对触觉的延伸包括所有感觉的最大限度的互相影响”（Mcluhan，1968：266）。这样，就像无线电收音机引入欧洲以后所发生的以及目前正在美国出现的那样，电视这个媒介的讯息就是它可以恢复高度“卷入”（involvement）的部落模式。（Mcluhan，1964：24）

这里的问题是是否极度的触觉和参与可以等同于双向传播。根据部落文明及重新部落化的定义，只有两条路可以完成重新部落化。⑧选择之一是放弃我们所有感官的延伸。另外一条是提高我们双向传播的能力。这样，我们才可以开始在新一层的远距离传播中进行对话。

事实上麦克卢汉在他的“热”和“凉”媒介的论述中，从未使用过“双向传播”这个词。根据他的看法，电话是一个凉媒介是因为耳朵所能接受到的信息量很贫乏，而不是因为它具有双向传播的能力。（McLuhan，1964：22—23）关于电视，很明显，麦克卢汉所使用的“极度触觉和参与”这个短语也不是指“双向传播”，所以，我们很难想象电视如何能够“重新恢复高度陷入的部落模式”。作为一个观众，他必须看电视台所提供的节目。在美国，从新闻到游戏栏目，所有的节目都由收视率来控制。这意味着观众必须观看大多数人想看的节目。更严重的是，一旦一个观众加入了收视的行列，他就被广播者卖给了广告商。他必须被动地接收广告商所提供的广告内容。不管这些内容是什么，他都不能通过麦克卢汉所宣称的“极端参与”手段对其加以澄清。实际上，电视传播是典型的不平衡传播。在笔者看来，似乎电视对于重新恢复部落化社会帮助很小。

在1968年，麦克卢汉对关于电视的论述作了进一步的展开。他说：“无论黑白还是彩色电视都不是图像，而是X光射线。光线通过影像指向观众，观众不是一台摄像机（camera），而是一个屏幕。电视摄像机没有快门。它像移动的马赛克（mosaic）那样工作，电视和摄影和电影完全不同，它的影像是不连续和单调的。”（266）

就电视的技术指标和质量而言，很难发现有任何论据说明人们对电视和电影屏幕上光点的感觉和组合差异会构成效果方面的实质性不同。从技术上来说，所有的图像都是由点来组成的。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可能感受到的是反射光，看电视的时候感受到的是直射光。这里的关键是，在反射光和直射光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起码从光谱上说是这样。所以，说电视和电影的不同是光的原因是没有根据的。

就媒介而言，很难发现另外一对比电视和电影更类似的了。如果说电视图像是不连续的，那么电影也是如此。任何电子技术员都知道电影每秒呈现24帧图像，电视是30帧（NTSC）。因为我们的眼睛有视觉暂留的特点，我们并不感到这些图像是间断的。换句话说，我们欺骗了我们的眼睛。当然，电视和电影还是有些不同。因为电视图像在水平方向上也是不连续的。这里的核心问题是，电视和电影之间的这点技术区别是不是个问题。如果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欺骗了我们的眼睛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欺骗了我们的眼睛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电影和电视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不是什么连续不连续的问题，而是电视图像上的点比电影图像上的点少，即所谓清晰度方面的区别。也就是说，电视图像只不过比电影图像模糊一些罢了。但麦克卢汉认为这就使得电视能提供实质性的心理优势。

麦克卢汉认为在清晰度低的图像中包含有信息空白。当观众填补这种空白的时候，会发生所谓心理上的运行（transaction）。但这种说法从意识卷入的感觉方面说不过去。通常我们感受图像的完整依据是自动的纯视觉推断。如果这种视觉活动达到了意识层，那就不再令参与者感到轻松满足，反而容易使人精疲力竭。这种情况实际上往往破坏注意力。事实上，在笔者看来，图像质量越差，人们越容易放弃它。

然而，电影和电视之间确有一些差别。比如说，电视深入到千家万户的客厅和卧室，并且具有现场直播的能力。

而要看电影，人们就必须到电影院去，而且从摄制到观众观看必然有一个时差。然而，这些区别不是麦克卢汉所关心的，他认为“点”数的差别比其他任何差别都更重要。

一些人曾问过麦克卢汉如果技术进步可以使电视的图像质量和电影媲美，又将意味着什么。麦克卢汉的回答是那将不再是电视而是变成了另一种热媒介。（Stearn，1967：278）

从以上我们对麦克卢汉关于媒介结构所作的澄清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麦克卢汉在试图提出和论证他的这些论点的过程中，他的艺术方法事实上被削弱了。但是他的探索和解释又不可能得到实证的支持。坚持电视由于点数的原因而应被划分为凉媒介的观点使他滑向了技术决定论者。

在我们看来，麦克卢汉关于艺术探索和科学研究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他似乎无法确定究竟应该用何种方法来表达他的思想和观点，是用诗歌、绘画、音乐之类的艺术形式，还是用严肃的学术方法。这种方法论上的混淆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失败。最终，麦克卢汉变成了他自己的半艺术半实证方法的牺牲品。

五、麦克卢汉在中国传播学界风行的原因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在北美，麦克卢汉在严肃的学术界倍受冷落，但在中国，麦克卢汉在传播学界却是享有盛名。翻开几乎任何一本传播学教科书，都能看到作者拿出专门的章节介绍麦克卢汉的理论。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传播学者对麦克卢汉特别感兴趣呢？

笔者认为，这要从麦克卢汉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现实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理解。前面说过，麦克卢汉的观点从纯学术方法上难以理解，但从文学艺术角度就容易理解。而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开展较晚，研究者中有相当一批人是中文系出身。相同的文学背景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和理解麦克卢汉艺术化的表达方式。第二，起码在过去的那些年里，新闻受文学的影响是很深的。这从我们各家媒介里充满了中文系毕业的记者编辑中便可见一斑。前些年各种报告文学、大特写的风行是另一种证明。各种文学化、艺术化的方法常常被用来增强这些作品的感染力。第三，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界多年来的研究是以新闻学为主，侧重于实际的应用和宣传。可以说没有什么实证的传统（近几年情况有所改观），因而不像西方的学者那样非要用实验来检验麦克卢汉的理论后才肯信服。

笔者认为，正是以上原因造成了麦克卢汉在中国传播学界的风行。

注释：

①参阅Lower，S.&Defleur，M.Milestonesin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Longman,1988

②参阅Carey,J.“McluhanandMumford:theRootsofModernMediaAnalysis”.JournalofCommunication,Summer1981.Vol.31,

③参阅Quinton,A.“Cut-RateSalvation”,inRosenthal,R.(Ed.),Mcluhan:Pro&Con,PenguinBooks,1969.p.192

④转引自李彬《传播学引论》第156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⑤转引自李彬《传播学引论》第156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⑥进一步的讨论请参阅Janson,H.Perspective,Prentice-HallInc.,1976and

⑦参阅Heyer,municationandHistory,Green-WoodPress,1988.p.136

艺术理论范文篇9

关键词：理论专著；山水画论；绘画史；绘画理论

古代绘画与理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创作者绘画水平的提升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不断成熟的绘画理论体系。早在《论语》中，就有对于绘画的品评，发展至清代，画论更趋全面和细致。无论在传统文化还是现当代文化中，艺术文化无疑是体量很大、十分活跃的板块。因此，梳理和研究中国古代画论，对于理解中国传统绘画体系和绘画方式具有重要作用。

一、魏晋南北朝画论专著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艺术在当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其中，绘画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石窟壁画、墓室壁画、装饰画和人物画方面，此外，山水画和花鸟画也从这一时期萌芽。绘画的发展，也促进了绘画理论著作的进步。古代第一部对于绘画的系统性理论专著是南齐谢赫《画品》[2]，书中对27位画家及其作品进行点评，提出了“六法”作为评价画作的标准。“六法”是人物画的品评标准，对画作的气韵、用笔、形象再现、色彩运用、构图、作品的思想都作了系统的要求，其标准无论在绘画实践还是各类指导绘画的理论上都有着开创性的意义。《画品》开创了史实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体例，对中国绘画编年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南朝宗炳的《画山水序》是中国最早的山水画理论著述。宗炳是思想家、佛学家[3]，倡导“万趣”与“神志”的融合，在其对绘画分析的著作中，对山水画形都提出了形而上学的解读，他认为山水等自然之灵于外形的绘画中体现了“道”。魏晋玄学对宗炳有着深刻的影响，因而他“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思想重在画作中表达思想、气节。他在《画山水序》中也阐述了“以小观大”“神托于形”等观点，对绘画的创作理念、形象的表达再现甚至于具体表现技法、空间上的透视方法都有精辟的概括。有别于《画品》，《画山水序》在山水画尚未形成系统科目之前，作者就提出了山水画创作的规律和方法，并初步概括了透视原理。除理论专著外，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涌现出大批的绘画理论。如东晋画家顾恺之提出的“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人物画创作标准，完成了众多描述绘画的著作。顾恺之在文学和绘画上的造诣出众，撰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等理论著作，提出了新的观察人物形象的方法和艺术表现的目的。他对人物画的描绘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要求表现出人物的精、气、神，并反复强调其重要性。后人对其评价中写道：“顾恺之得其神。”

二、隋唐五代画论专著

隋唐五代时期是在绘画史上取得极大成就的进步时期，绘画创作的繁荣推动了绘画理论的发展。晚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是中国第一部体例完备、史论结合、内容丰富的绘画通史著作。全书用一半篇幅整理了自古以来至张彦远成书之时的370位画家的传记资料和作品著录，并指出古代绘画中存在“疏”“密”二体的发展线索和唐代以来画家师承关系中的南北传授系统[4]。《历代名画记》也为绘画通史开创了先河，后代无数著作都以此为参考，如宋代的《太平广记》《太平预览》《图画见闻志》等。唐代流传至今的完整著作还有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录》、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唐朝名画录》中提出了评画标准“神、妙、能”三品，外增逸品，这些画论术语是古代的评画标准，注重绘画的精神性[5]。五代时期的山水画家多深入自然，表现出较之前更加真实的自然面貌，其中代表人物是荆浩。荆浩的《笔法记》，是五代时期最有价值的单篇山水画论。《笔法记》中提出“六要”，总结了山水画逐渐成熟的时期前人的画法技巧等，对郭熙、韩拙等后人的绘画理论著作有着极大的影响[6]。王维的《山水论》和《辋川画诀》、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李嗣真的《续画品录》，都是唐代流传至今的画论的佳作[7]。许多画家、文学家、思想家在这一时期都著有绘画理论，绘画理论在唐代大规模发展。

三、两宋和元代画论专著

北宋期间，社会保持着相对安定的局面，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科技的进步也促进了工艺美术的发展[8]。宋代是中国史上蓬勃发展的时期，山水、人物、花鸟三大画科的技法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民间绘画、宫廷绘画、士大夫绘画各成体系，在整个宋代绘画大环境中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了完整的绘画体系。在山水画方面，北宋郭熙从绘画和理论两个方面推动了山水画的变革与发展。郭熙的绘画理论《林泉高致》提出山水画创作方法“三远”透视法，即“高远”“深远”“平远”，是宋代画论中最能体现山水画理论成就的著作[9]。郭熙作为宫廷的山水画师，对山水画提出了全新的理解，颠覆了前人寄情山水、隐居深林的出世想法，提出君子既可以向往山石林泉，又可以身伴君亲。与西方绘画不同，郭熙认为绘画不一定以实景写生，画作中的意境表达尤为重要，不应模仿一家一作，也不应该拘泥于一时一地的景色。他还阐述了山水画在空间表达上的意境与章法。《图画见闻志》是由宋代郭若虚所著的画史著作，为继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而作，由史论、传记、绘事遗闻三部分构成，其中提出的“尊卑贵贱之形”是一大亮点。但《图画见闻志》过于强调创作方法的共性，对后世创作有所限制，易成规范化套路，使创作缺乏个性。元代绘画史论著述数量庞大，但有分量的不多，主要有夏文彦《图绘宝鉴》、汤垕《画鉴》、王绎《写像秘诀》等[10]。元代文人画是画坛的中心，赵孟頫和“元四家”对明清绘画的影响十分深远。其中，赵孟頫在艺术理论上提出了“古意”“书画本来同”等艺术主张[11]。

四、明清画论专著

明代的画论著述比前代丰富，不仅画史、画论众多，而且出现了丛书辑录，题跋、笔记也多成为专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绘画理论有王履《华山图序》、王世贞《艺苑卮言》、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等[12]。明代重要的绘画理论是董其昌提出的以纯文人画为宗旨的“南北宗论”。董其昌借南北禅宗解释自唐代以来中国山水画的演变历史，按创作方法和画家出身把山水画作南北分野。“尚率真，轻功力，崇士气，斥画工，重笔墨，轻丘壑，尊变化，黜刻画。”[13]在理论方面，他更加偏向于南宗山水，使笔墨组合成为画面的中心。虽然“南北宗论”这一概括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但这也表明艺术创作并不是为了纪实，而是表达画家现实的感受，这一美学艺术观点也为后人所继承和延续[14]。清代绘画著述众多，既有通史、断代史，又有专史、地方史等，论述类和品评类的专著也逐渐出现。其中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十分出众。石涛是“清初四僧”之一，与“四王”不同，其虽仍有不废弃传统的特点，但更注重表达自己的个性见解和大胆创作，注重体现对现实的感受，乐于从自然中摄取灵感，不单纯临摹，不照本宣科，突破了“四王”的表现内容。其山水不归于一家，看似没有章法，实际上是将前人的绘画方法变为“我法”。《苦瓜和尚画语录》从较高的哲学层面提升了山水画的理论水平，主张“借笔墨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笔墨随当代”“搜尽奇峰打草稿”等，对当时被摹古笼罩的画坛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结语

中国美术史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文化财富，画论专著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绘画的发展与前人的画作，取其精髓，给予后人以方法借鉴和指导。通过对画论专著的整理和研究，人们可以系统性的方式梳理中国美术史的发展，用更加专业化的眼光鉴赏和品评古代画作。但由于宗教思想的影响，自元代后的绘画专著更多融入了佛家或道家的思想，在绘画专著的指导下，艺术家创作的画作中也更多地体现了宗教思想。这一方面丰富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内涵，另一方面因不同理论指导限制了艺术家的自由创作[15]。因而选择性参考成为绘画表现中的重要原则，继承先人的精华，添加艺术家的自我表达，方是中国美术发展之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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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理论范文篇10

关键词陶瓷艺术；审美意识；与时俱进；

一．陶瓷艺术的审美意识特征

通常情况下，审美意识得以相对独立的发展也是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出现了相对独立的精神生产部门和生产者，并使得审美领域规律性的认识获得了独立而迅速的发展，以至于审美意识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作为陶瓷艺术的审美意识既遵循这种发展规律，同时又具有自身发展的特殊性。

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审美意识与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经济状况以及文化特征都有重要的关系，它影响决定了古人审美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并造就了古代艺术家审美意识各个方面的特征，传统的审美意识与整个社会背景、文化观念长期保持了一种交融渗透、浑然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关系，陶瓷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物化形式，自始至终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识，体现了当时的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审美情感。

由于陶瓷艺术与生活的互相融合、互相促进的关系，社会的生活方式促使了陶瓷艺术形态的不断变化发展，使陶瓷艺术形态不断出现新的面貌，陶瓷的创造不具一格，陶瓷艺术的历史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样式；另一方面，社会生活方式的共时性差异也使陶瓷艺术的形态特色各异，陶瓷的样式更趋多样化。这种共时性的差异也是陶瓷艺术发展过程中不同特征的显现.。

陶瓷艺术深受社会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规约，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因素，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民众的生活方式有着较大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伦理及政治的重视所产生的影响。因此，人的个体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得不到充分发展，自然科学和技术手艺与经史子集的经典相比，也一直被摆在次要地位。于是，这便促使从事技艺的匠人局限在一个狭小的领域里劳作，并通过劳作的过程，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和情感上的慰藉.因此，陶瓷制作带有较强的感情色彩，经验性，程式化造型特点，造物环境被限制在小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这就促进了造物思想的追求自然的模仿．对实用功利和民俗感情渗透的主要特征的形成。这些特征既为陶瓷提供了发生和发展的有利土壤，也从社会学意义上阻碍了本来意义上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由此而形成了非纯理性思维的中国式的陶瓷艺术观念，创立了“就材加工”、“量材为用”、“物化创造”的民间造物原则。西方的科学，从严格意义讲，是排除非理性的感情因素和经验性的造物思想的，但中国的民间匠人在其封建社会特定的环境中却选挥了经验性的造物方式，然而，这种不由自主的选择未必是不合理的，至少有它的独特之处。与现代西方科学理论格格不入的中国陶瓷造物理论干百年来，却一直引导着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创造了绚丽的画卷。

中国人习惯于适应自然的选择和社会环境的现实性。几千年来形成的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的儒家思想，排挤了自然科学应有的地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环境成为民间工匠发挥才能的唯一场所。当然．匠人们也有自己的选择，不过这种选择有一定的限度,即建立在社会需求之上的。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和以物表情的造型规律。

陶瓷制造的过程始终离不开以人为中心的法则。在纹饰造型上，匠人们更有别出心裁的创造，把一头牛画成多头一身的造型，用多种兽禽的部分组合成理想化的龙、凤、麒麟，这种创造极大程度上发挥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它注重自我的感悟．注重人的创造本性，这种工艺形态的造型范例，也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以我为中心的经验性的创造模式，同西方以物为中心的科学方法不同，这种模式在今天信息泛滥使大脑真空，艺术家普遍感到缺乏想象力现象，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不能完全用西方科学的标准尺度来判断中国陶瓷文化。

—个民族文化总是与这一民族的心理、民族性格以及风俗、思维方法和伦理观念等方面密切相关的。作为伦理性的文化体系，中国人把人视为主体，以物相辅助，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天有四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智”，这表明中国文化系统中，重视人与物的关系，在对自然物的摄取和创造中，又找到社会意义，使造物的真、美与善统一起来。完美的民艺品都成为真、善、美的统一体。

中国陶瓷造物十分注重物品的人伦性和社会意义，并特此作为美与丑的标准之一。这种审美标准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人伦道德的—种推崇。但在民间造物活动中，这一特点体现为两个方面，广义的人伦道德作为规范制约人行为的一种标准，更多地反映在人的创造意识方面；但民间造物则主要表现在造物中对题材的选择和对情感的表达方面。例如民艺经常表现祥瑞题材，表现人们对理想相愿望的追求，大部分内容都是吉祥、富贵、求生、避邪等，这关系到人生的现实，这种表达不是用抽象化的概念，而是用人伦道德的符号，也就是说，用一种寓意性的物来表现这种理想。画鸡和羊——表现吉祥；画牡丹、芙蓉——寓意富贵，画莲花、石榴——象征求生；画五毒——意在消灾避邪。这种寓意、象征、符号性的表现手法当然是中国民间文化特有的产物，虽然是一种表现方法，但它同时也具有一种文化内涵，一种执着于对善良、美好追求不懈的内涵，这也是强调伦理和道德标准，讲究人的主体性和人伦性的直观表现形式。在工艺技术上自觉不自觉地注重人与物的感情沟通，从而在作品中显示出很浓的人情味。这是中国工艺造型中“求善”特征的表现。

指导艺术创作的审美意识的形成应当是艺术家对艺术传统、对人类文明的历史,对艺术家所处时代的思想、情感、观念充分了解与深刻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认真思考的结果。而这种思考是一种“人类共同情感”的交流,是人类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之所共有的对宇宙,对人生,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永不泯灭的情感相互交流、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绵延与扩展。这种情感的历史绵延是流动的、鲜活的,过去的情感并不是“化石”也不是“凝固的熔岩”。艺术创作的现代意识只有通过这种深入、认真的思考,才是真正得以产生的基础。

二.陶瓷造型的审美意识特征

中国传统哲学中气的原始意义是本体的，是具有生命起源意义的概念。在许多领域的应用中，气仍是具有本体意义的概念。气化生万物，万物也皆以气为根本。

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个基本思想相当程度地表现于陶瓷艺术的思想和行为中。对民间工匠作品评价的最高标准莫过于“栩栩如生”和“巧夺天工”了。“生”和“天”这一类的概念无非是指造型上神气完备的作品。

气道相通．皆体现了中国人文观念中对宇宙最本源的理解。“气”、“道”在工艺制作中的本体意义体现了中国造物“达道”的愿望，造物本身就是宇宙生命运动永恒秩序的体现，器的“载道”事实上沟通了现实人生与天地宇宙精神的交流，令人回忆起生命灵魂的本源和生命的终极价值。

陶瓷艺术中带有普遍意义的造物特征，往往能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心理倾向、思维方式以及文化类型特征。中国陶瓷艺术造型的基本特点，反映了民间匠人习惯于在观察上从整体出发，在工艺技术上重视局部；在物体造型上，重视整体；而在装饰上，则注重局部的刻画。

整体意识的形成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当然最基本的原因还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对于自然条件、物质生产和社会组织结构，中国文化倾向上这三者的和谐与统一。所以造成了在观念、形式和过程上的整体意识，这也与中国政治上的“大一统”体制有着密切关系。小国封建社会奉行的是“内圣外王”，政权、父权、神权的一体化原则。中国哲学主张天与人、理与气、心与物、体与用、文与质等诸方面的对称关系，是一种“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统一观念。早在先秦时期老子就用有与无、始与终、一与二、阴与阳的立论，来观察宇宙空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从整体的角度把世界上的事物相互关系及制约关系视为一体化的系统规律。

AnAnalysisonAppreciationofCeramics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