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观念论文十篇

艺术观念论文篇1

民间艺术的深层次文化内涵较为稳定，几乎不因社会文化变迁而发生改变，这不仅因为这些文化内涵与人类的本能性需求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深层次文化内涵通过代代相传的象征体系，已经深度内化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了。格尔茨认为，共享性的、普遍的“意义只能‘储存’在象征”中。反而言之，只有“储存”在象征中的意义才具有普遍性与共享性，因为象征比较直观，无需借助语言文字的解释，人们就能直接感受到它的意义，而且，在象征没有受到历史意识与哲学观念批判的地方，象征体系就是生活常识，人人稔熟，了然于心。我们发现，民间艺术通过复杂的象征体系，使其文化内涵具有了普遍性与共享性。就民间造型艺术而言，除了小部分直接再现社会生活，把日常生活作为审美观照对象，绝大部分是依据象征体系创造的，这个象征体系由形象、图案、符号、色彩等构成。形象系列主要来自古老的图腾崇拜，如老虎、猪、牛、羊、麋鹿、龟、龙、蛇、鱼、蛙、凤凰、朱雀、向日葵等形象，这些形象在民间的剪纸、刺绣、印染等作品中随处可见。另一类形象虽然来自日常生活，却并非单纯地将日常生活作为审美观照对象，而往往在古老的象征思维的影响下，通过民间故事赋予其某种神话内涵，将其纳入象征体系之中，如无锡惠山泥人中的“大阿福”，也许是先有了这个形象，为了神化这个形象，就有了民间传说“沙孩儿”勇斗猛兽的故事。再有一类形象则是通过谐音被赋予某种象征意涵。如桌案上摆着花瓶象征着平安；画一位官员骑着一头梅花鹿，寓意是“进禄”；画一个胖娃娃骑着大鲤鱼，寓意是年年有余。我们发现，即使是当代的一些单纯再现日常生活场景的民间剪纸、绘画中，民间艺术家仍然会在场景中加个龙、凤、兔子等吉祥物形象，可见象征意识以及古老的象征体系对民间艺术影响之深。在民间艺术的象征体系中，除了极为丰富的具体形象系列之外，还有大量相对抽象的图案或符号，比较著名的如双喜、如意、中国结、九宫图、八卦图、阴阳鱼、“盘长”、卐字等，这些抽象符号大都来自中国阴阳、五行、八卦哲学观念以及道教、佛教等宗教观念。如卐字符，据唐代慧苑《华严音义》载，卐本非汉字，原为古印度的印度教、佛教的吉祥符号，武则天时期才权制此文，“音之为万，谓吉祥万德之所集也。”“盘长”符号也可能来自佛教，张华就认为，“盘长”并非是对“盘肠”形象的模仿，而是来自佛教的法器“盘长”。在中国民间造型艺术中，色彩也是有象征意义的，如红色象征着热血、生命，是中国人心目中镇邪的色彩；白色象征冬天的白雪，意味着万物凋零与死亡，是中国人的丧服色彩；绿色象征着春天、大地、生育，所以传统婚礼中新娘子往往穿红戴绿。在中国民间观念中，色彩甚至与空间、时间，乃至人伦道德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具体而言，东方主青色，西方主白色，南方主赤色，北方主黑色，中央主黄色；春主青色，夏主红色，长夏主黄色，秋主白色，冬主黑色；红色象征热血、忠勇，黑色象征正义，白色象征奸邪。诚如靳之林所言，中国民间美术并不全按照事物的固有色彩来处理，更不同于西方的条件色彩体系，而“是以阴阳观、五行观与八卦观为基础的观念色彩体系”。深入考察一下民间表演艺术，我们惊讶地发现，民间表演艺术也受到了象征思维的深刻影响，从舞台、服装道具到人物造型、表演流程，以及表演内容，都有某种象征性内涵。舞台以及服装道具的设计作为民间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上是受制于象征体系与象征思维的。比如古戏台的藻井形式的顶棚，井顶一般为圆形的明镜形式，象征着天圆地方，人在天地之间，顶棚的内壁上大都绘有民间常用的双鱼、龙头、八卦等象征性形象或符号。就民间艺术的表演流程来看，大都有固定的程式，比较典型的是傩戏中的请神、祭神、送神与秧歌中的“谒庙”、“排门子”、跑场图等。尤其是秧歌中的场图，看似随心所欲，变化不定，其实基本图式是相似的，而且大都暗含着某种象征意义。张华在研究秧歌场图时发现，人们花很大力气排练的秧歌场图，对于参与者来说，远不如“扭”和“逗”来得利落、痛快，对于观众来说，也大多看不出其中的门道，闹秧歌之所以重视场图显然不是出于娱乐或审美的目的，而是因为“那些图式也许是作为某种神秘内容的巫术象征，因而被认为具有了相应的神秘功能。而踩过它们，按它们的模式去跑舞图，就会得到某种超现实目的的实现”。

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民间表演程式，不仅是在秧歌中，也是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共同特征。在民族民间舞中，手心向上为阳，手心向下为阴，阴手阳手有着不同的象征，舞步上，先出哪只脚，如何变化，步距、方位、秩序，往往各有定数。就民间表演艺术的内容而言，傩戏的象征性内涵最为显著，甚至可以看作是象征体系的仪式化演练。在傩戏演出中，神坛、神像、神物的布置，巫师穿戴的面具、法衣等服装道具，巫师的念咒、作法以及神灵附身的模拟性表演与念唱神话等，无不具有象征性内涵。正是借助于象征体系，傩戏表演者将人们从日常生活的世俗世界带进了神圣世界之中，实现了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和解。不仅傩戏的内容具有象征性意义，许多地方歌舞小戏也有着丰富的象征性意义，如浙江湖州地区流行的歌舞小戏《扫蚕花地》，就是通过模拟性地表演扫地、糊窗、掸蚕蚁、采桑叶、喂蚕、捉蚕换匾、上山、采茧等一系列与养蚕生产有关的动作，叙述养蚕生产劳动过程，说唱祝愿蚕茧丰收等吉祥话语，借助于象征体系表现其在审美娱乐之外的民俗文化意涵的。通过象征体系，民间艺术的深度文化内涵转化成了日常生活常识，人们耳濡目染，代代相传。且不论专职从事傩戏表演的巫师，就是传统社会中乡间那些无知无识的村妇村姑，也熟知各种各样艺术形象的象征性内涵。靳之林在陕北考察时曾有意问一群剪纸的姑娘，“鱼戏莲”图案是什么意思，对方说，就是谈恋爱的意思，靳之林又问，那“鱼唆莲”图案是什么意思，对方一下子羞得涨红了脸，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就替她们回答说，“睡在一块儿了呗！”有一位姑娘剪了一个“莲里生子”图案，说必须放在“鱼唆莲”中，而不能放在“鱼戏莲”中，那位抱着孩子的妇女就解释说，如果放在“鱼戏莲”中，那就是说还没结婚就生了孩子。由此可见，不管是民间艺术家，还是乡间普通妇女，对民间艺术形象的象征性内涵都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对其界限区分得很严格。我们看到，通过民间艺术及其象征体系，在没有文字的底层社会，民众活态传承着最古老的民族文化观念。

二、民间艺术的当代意义

由于民间艺术的文化内涵的核心是原始的、世俗的文化观念，因此，在古代社会，官方与文化精英往往漠视、贬抑民间艺术，虽有所谓“采风”制度，却并非因为真正尊重民间艺术，而是为了补察时政之得失，以通上下之情。除却晚明的李贽、冯梦龙、凌蒙初等少数人，在古代绝大多数文化精英的眼中，无知无识的乡民是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文化的，他们只是教化的对象，他们的信仰是不合礼制的、愚昧的“淫祀”，他们的绘画、雕塑是缺乏意境的匠人之作，他们的音乐连一贯比较重视底层民众的白居易也认为“呕哑嘲哳难为听”。尤其在宋元之后，民间戏剧艺术蓬勃发展起来，由于其内容比较粗俗，不合礼教，有的甚至暗含着某种抵抗意识，因而，官方时常下令禁止。早在南宋时，就曾“京都新禁舞斋郎”，明清时期更是禁令不断。“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西方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的影响下，一批文化精英开始重新审视民间艺术，有人认真搜集、整理民间歌谣，有人甚至提出向民间艺术学习，但是，在这些文化精英的意识深处，他们仍然认为民间艺术在文化内涵方面是低俗的、不合时宜的，需要改造、提升，如哈华在1950年代初讨论秧歌时说，“北方的旧秧歌、皮影戏、自乐班、大小戏班、瞎子说书、吆号子等，南方的昆曲、南词、念佛句、山歌、弹词、评话、花鼓灯、秧歌等，数量之大，深入群众的程度，远超过新文艺和新秧歌，新的还赶不上旧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发展新秧歌，改造旧秧歌，是向封建文艺夺取阵地工作之一，是一个艰巨长期的战斗。”诚然，民间艺术中有一些不文明、不健康的思想内容，需要清理、改造、提升，但是，民间艺术是一种尚未从生产、生活中分化出来的浑然的艺术形态，其精华与糟粕往往是共生的，很难剥离，因此，我们也许应该谨慎地批判、改造，积极地保护、研究。尤其在文化全球化的当代语境下，由于文化剧烈地变迁，人们普遍面临着文化传统断裂所造成的文化认同困境，我们更应该正确认识民间艺术的文化内涵，重估其当代意义。首先，民间艺术通过象征体系成为一种民族共享性的文化符号，它是社群成员之间社会交往与情感交流的媒介，有着重要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团结功能，而且这种功能在现代社会尚未丧失。比如，孩子生日、老人寿辰时亲戚赠送礼幔，丧礼上亲友赠送各种纸扎等，这些生活中的艺术品不仅促进了亲友之间情感层面的交往，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一定的礼仪，他们共享了这些文化符号中的文化意涵，强化了他们之间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社会形成有机社群。尤其是民间集体表演艺术，如节庆、庙会时的演出，就其本质而言，其实是文化认同仪式的演练，通过审美化的仪式，人们直观地体验到他们在情感、文化上是一个共同体。在锣鼓喧天、载歌载舞的热闹之中，人们陶醉了，即使平日邻里之间、家庭内部有一些矛盾、争吵，此刻也和解了。

晚近二十年来，在乡土社会逐渐解体的当代，不仅华北的乡村，甚至一些大都市，传统节庆、庙会反而大有复兴之势，也许“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庙会依然会保留在现代城市民众的生活之中,并且成为人们文化认同与审美需求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次，民间艺术中积淀着丰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它一直是传统文化的象征，是族群文化记忆的载体，是我们活态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面对民间艺术的象征体系，尤其是通过一次次操演传统的民间集体表演艺术，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当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与传统的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连续性，感受到我们并没有远离祖先以及他们的情感与信仰。毫不夸张地说，民间艺术可以让我们与祖先共享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让我们直观地理解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大传统已经断裂的当代中国，以民间艺术为主要载体的文化小传统也许是我们通往过去，重建传统文化延续性的重要途径。也许正是意识到了这点，新世纪以来，国内兴起了轰轰烈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而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中，民间艺术占据其中一半以上。再次，民间艺术建构了一个关于过去的象征的空间，有利于形成一种“无场所的记忆”，这对于“离土”进程中的当下中国有着特别的意义。众所周知，人不可能仅仅活在当下，生命的意义离不开记忆，尤其离不开来自社会生活的“集体记忆”。德国学者扬•阿斯曼认为，集体记忆中具有“凝聚性结构”的是文化记忆，所谓文化记忆是指对共同的过去的记忆中所包含的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以及对重要事件的回忆所提供的解读当下生活意义的重要维度。对于文化记忆而言，稳定的社会空间以及诸如文字、图片、仪式等一整套符号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人们被迫迁居陌生的环境会有种种不适应，其重要的心理根源就在于记忆丧失了社会空间的依托以及熟悉的符号体系。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大批农民失去了祖祖辈辈生活的社会空间，进入陌生的城市空间之后，出现了文化记忆与文化认同危机问题。汤姆•米勒在中国调研时发现，城市里的“外来务工人员过着封闭式的生活，无论社交还是居住，都在自己的圈子里”。我们课题组2013年在江苏地区调研时也发现，80后、90后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居民之间仍然存在严重的交往困难，其主要原因就是文化观念不同，比重为27.5%。在原有生活空间丧失的情境下，凝结在民间艺术中的符号体系与文化理念却是可迁延的，通过传承民间艺术，可以建构起一种“无场所的记忆”。事实上，“离土”的乡民也非常渴望通过民间艺术重温他们的乡土记忆与文化认同。高小康发现，在远离乡土文化的都市，兰州滨河马路的休闲带有成群的人在唱《花儿》，广州越秀公园景区中心的客家山歌墟，不仅有大量客家人来此自发地唱山歌，而且台下往往聚集很多听众。

三、总结

艺术观念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自然美,艺术美,反思,艺术观念,合法性

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提到，“就它的最高的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是过去的事了。因此，它也已丧失了真正的真实和生命，已不复能维持它从前的在现实中的必须和崇高地位，毋宁说，它已转移到我们的观念世界里去了。”在黑格尔看来，“我们现时代的一般情况是不利于艺术的。”黑格尔站在古典型艺术向浪漫型艺术转向的时代点提出“艺术终结”的命题无疑动摇的了传统艺术观念的合法性。

然而从美学的角度，尤其是自然美到艺术美的角度回望西方艺术观念，不难发现以希腊辉煌时代的艺术为代表形成的传统艺术观念影响深远，尤其是关于艺术“模仿”的一系列理论，成为早期艺术创作的艺术规范。

从美的定义来看，西方古代更多的是从节奏，韵律，对称，和谐等自然外在的方面来诠释，这也反映出艺术观念形成过程中自然美的决定力；现代主义则偏重于事物中蕴含的意蕴，注重事物生命的表现，探究心灵深层情感。自然美在艺术观念形成过程中的决定力在于：自然美的“本真”让人感知到美，“本真”在古希腊模仿论者那里就成了艺术观念形成生的力量之源。不可否认模仿使得艺术观念合法性地位得到确立，然而，随着人类审美能力和创作能力的提升，以自然美为决定力产生的艺术观念受到艺术美的挑战并显示出其弊端，艺术作品中对艺术美的强调开始令原本稳固的艺术观念开始动摇，艺术家开始反思现存艺术观念的存在合法性。在这一过程中，艺术美开始以否认自身对自然的借用的方式来确立新的艺术观念的合法性。艺术观念也需要不断的摆脱自然美的限制和巨大影响，寻求自身救赎。

一、自然美对艺术观念的决断力及其反思

艺术观念的合法性需要在公众对艺术作品的审视和观照中获得，在古希腊时期的艺术创作中，艺术模仿自然成了唯一准绳。自然美对艺术观念的决断力体现在其本真、和谐一律的形式美为艺术创作提供了范式；自然美由于契合主体审美力而令艺术创作有了模仿冲动。

艺术创作推崇自然，较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柏拉图以“理式”的床、“木匠”的床和“画家”的床为例，谈到“模仿者的作品和自然隔着三层”。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模仿。”艺术之所以模仿自然，显然是由于自然具备模仿的因子，在阿多诺看来是“由于令人敬畏的自然的诸形象从开初就意在凭借模仿来抚慰自然，”正是自然美中蕴含的敬畏因素，促成了艺术模仿。实质上这种艺术的模仿是对自然美的一种挪用，尽管这种纯手工的艺术创作会烙上创作者的痕迹而不至于使创作的艺术美完全等同于自然美，但艺术美更多的是附庸于自然美之下的，自然美成了艺术美衍生的绝对根源，也成了艺术观念形成的支配力。

在康德美学中，同样肯定了自然美的决断力，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提到，“无论是谈到自然美还是谈到艺术美，我们都可以一般地说：美的就是那在纯然评判中（而不是在感官感觉中，也不是通过一个概念）让人喜欢的东西。”康德认为美的艺术作品虽然不是自然但又要像自然产品一样。此外康德还提到“无须概念而普遍地让人喜欢的东西，就是美的。”他还认为不以任何有关对象概念为前提的自由的美是独自存在的美是独自存在的美，而依附于一个概念的美是有条件的美，从而肯定了自然美。自然界中的花是自由的自然美，“许多鸟类（鹦鹉、蜂鸟、极乐鸟）大量海洋贝类自身就是美，这些美根本不应归于任何按照概念就其目的而言被既定的对象，而是自由地并且独自让人喜欢的。”

自然美以其自身的决断力祛除艺术美的痕迹后，形成的艺术模仿是值得反思的。康德所提及的不附加概念，无功力目的自由之美在现代工业出现之时，遇到了极大的挑战，现代复制技术的出现消解着这种纯粹的美，大规模的艺术品复制造成了传统艺术观念的变化，也让此种不附加概念的自然美在艺术创作中难以被借用，模仿的艺术作品所具有的韵味也在消散，艺术作品需要在汲取自然之外找到自身美特质的源泉，以符合其艺术作品的资格，艺术观念也需要在新的背景下重新确定自身合法性。

同样，黑格尔认为模仿只不过是“按其本来的面貌，再复制一遍”，“这种复制可以说是多余的，因为图画、喜剧等等用摹仿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例如动物、自然风景、人的生活事件之类——在我们的园子里、房子里或是远近熟悉的地方都是原来已经存在着的。”同时，他认为“这种多余的费力游戏总是要落后在自然后面。”这是因为单纯的模仿只是停留在技巧方面，难以竞争过自然，而且艺术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对现实的模仿。尽管黑格尔的说法有些绝对，但不可否认，在自然美祛除异质性因素（艺术美）之后形成的艺术观念在古典型艺术向浪漫型艺术过渡时出现了动摇。

模仿的艺术观强调现实世界的自然美，艺术模仿难以显现艺术作品的艺术美，它更多的是对自然美的挪用。自然美之所以能以如此合法的身份得到认同在于自然美和艺术美未能得到有效区，这一命题直到黑格尔那里才完成。黑格尔明确提出艺术美高于自然美，模仿的艺术观念合法性受到挑战并亟待重新立命。在美学的领域中，自然同科学中的“自然”十分相似，而自然美也不过是经过视力和听力两种最为常见的感官所统摄，因此自然美具有原初性。这种原初性可以表现为一种纯真的美感，同样也可能暴露其缺陷，这种缺陷在黑格尔看来，是自然美的不完满，停留在“自在状态”，而“生命只有作为个别的有生命的东西才能存在，善要借个别的人才能实现；一切真理只有作为能知识的意识，作为自为存在的心灵才能存在。”显然黑格尔认为艺术美才能称得上是“自为存在”，艺术美可以规避自然美的短暂性，从而令自然美得到矫正，这种矫正区别于简单的临摹和记录，不是机械的模仿而是含有技巧性的艺术创作。

此外，黑格尔还从心灵角度对自然美和艺术美做出了有效区分并极力推崇艺术美，他很明确的肯定了“艺术美高于自然美，因为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心灵和它的产品比自然和它的现象高多少，艺术美就比自然美高多少。”这一观点充分肯定了人作为创作主体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认可了艺术作品所产生的审美力量。

艺术观念在黑格尔那里被重新界定，在他看来美的艺术“在心灵领域里，尤其是在想象领域里，比起自然界来，显然是由任意性和无规律性统治着的，”艺术美之所以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在于它是人类心灵的产物。不同于山川，河流的“自在”美，艺术美需要心灵发挥巨大的创造能力，运用人脑的思维和创作技巧，经过心灵，大脑的重释，融入情感因素，才能获得美的艺术作品。由此可以看出新的艺术观念中自然美的因素被艺术美取代和扬弃，但在阿多诺看来这是“自然美概念完全受到压制”的结果。

黑格尔对艺术美的推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具有潜在影响。尽管现代主义作家也认可自然美给予了创作的激情和外在的客体刺激，但他们认为艺术的内在创造才更为关键，艺术不是表现可视的自然美，也不是模仿自然，而是要表现精神之美，艺术之美。他们反思艺术只是生活真实反映的观念，由其是在现代工业极度发达的世界，摄影技术更是让模仿的“真”难以有更大的超越，艺术作品人工痕迹的差异性也不复存在，所以内在的表现所呈现的艺术美才是艺术存在的关键。

认为艺术是表现的艺术观寻得了主体心灵情感的解放，当然也引来了非议，阿多诺就认为，“表现只能被看成是苦难感受或经历的的表现。”艺术中塑造物和模仿物能够很轻易的将与作品无关的其余粉饰物排除在艺术之外。表现本身也可能将客观物排除在外，从而将现实生活中的直观性与艺术分裂。从表现的效果而言，尽管艺术家能够完整的表达其内心情感的东西，却只是“欲言之物的徵记，或者是以密码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平淡无味的象征。”阿多诺的美学理论无疑对表现主义理论提出了挑战，主体精神的幻想和虚构性以及由此构成的艺术观念同样受到挑战。

二、艺术观念的循环

“艺术作品因为招致消亡而得以存活”,艺术观念同样如此，它通过自身的黯淡给新的艺术观念以合法性空间。古希腊艺术观念中：若要把握艺术，创造艺术就应该认识到艺术源于模仿，离不开模仿，自然界中各种形态的美以艺术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无论作品如何繁复都离不开模仿。这一艺术观念最终在黑格尔“艺术美高于自然美”的论断中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注重心灵主体性表现的艺术观念，然而这种观念也因为其暗含的虚构意识以及自身追求的虚构契机而被摒弃。

事实上，艺术观念中渗透的主体性意识在艺术创作中扩大了艺术美的视域，它试图扬弃自然美的模仿契机以奠定表现作为艺术创作的唯一形式和规范，但同时它也潜藏着危机，那就是，艺术的主要动力保存了模仿契机。注重表现的艺术观念对自然的忽视最终还是要回到自然本身。后现代主义对生活再次的关注，甚至认为艺术就是生活便是一例。

艺术观念的循环论证的发生源于模仿和表现的现代冲突，而这一冲突是有着悠久历史的。阿多诺认为，表现具有模仿的功能。表现具有强迫性的表述力，模仿作为技术性的程序妨碍着这一表述力，从两者的冲突中不难看出，艺术观念更替的必然性。

客观的模仿艺术观是如何再一次产生的，在阿多诺看来正是主观性的表现和客观性的模仿的冲突实现的。表现中的模仿契机激发了自发性和任意性，这种自发性和任意性遇到模仿力就成了客观性。主观性的形式知解落入主体的模仿力造成了客观性之重演的模仿。

总之，从美学角度反思艺术观念的合法性可以看到，艺术观念合法性确立是在不断否定异质性因素的过程中取得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及非简单纯粹的自然模仿也非纯粹精神化艺术作品，而是在多元复杂的异质性因素中获得同一性。例如，传统美学中长时间控制的美的对立面——丑，在艺术作品中常常因为表现职能而损耗丑的一面得到艺术观念的认同。阿多诺提及的“想要在事物世界面前使自身获得合法的地位，艺术——作为否定事物世界的一种东西——显得先验性地无能为力。”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艺术终结”预言不仅成了艺术观念反思的起点，也是艺术观念合法性地位确立的契机，艺术观念正是在这中契机中才具有了现实的批判意义。

参考文献

1 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2 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3 德)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艺术观念论文篇3

关键词: 周谷城“使情成体”说《文艺报》

在60年代初期“文艺调整”的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中,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后发表《史学与美学》、《礼乐新解》、《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等文章,大力倡导“使情成体”说的表现论文学观念,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性,对当时文艺界占主导地位的反映论文学观念提出了质疑。

周谷城认为,情感是艺术创作的源泉,“美的源泉只能从斗争中来。没有斗争,便没有成败可言;没有成败可言,感情或情感便不会发生;情感不发生,美的来源一定枯竭。人的生活,可能不一定都有情感;美或艺术或艺术品,却是以感情为其源泉的”,“美的源泉,可能不单纯是情感,但主要的一定是情感”[1]。因此,文艺创作的过程,便是“使情成体”,因为“情感自己是不具形体的,不借外物以为条件,即不能成体”。所以作家要通过“客观移入主观”、“主观嵌入客观”的方式,赋予情感以形体[2]。同时,“情感自身是不具形体的,虽很真切,却无法感人;摄入形体,成为一件东西,便能任人用感觉器官接触,使整个人格受到感动。形体构成之日,即创作成就之时”[3]。这就是周谷城“使情成体”说的主要内容,传达的是表现论的文学观念。

在建国后十七年中,反映论的文学观念始终处于霸权地位。反映论的文学观念强化了文学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要求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也限制了作家向内心世界的挖掘。因为周谷城“使情成体”说的文学观,与提出的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因此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在各类报刊杂志发表的批判文章多达数十篇。可以说,60年代学术界对周谷城的“使情成体”说的批判,是反映论的文学观念与表现论的文学观念的一次最为尖锐的冲突。

《文艺报》是关于“使情成体”说论争的主战场,共发表批判文章十余篇,周谷城也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评王子野的艺术评论》、《评朱光潜的艺术评论》等予以回应,捍卫“使情成体”说的文学观念。其中,朱光潜对周谷城“使情成体”说的批评,相当系统,也具学理性。朱光潜说:“周谷城的‘使情成体’的基本观点显然就是表现主义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的观点”[4]。在批判周谷城的表现主义文学观时,朱光潜明确站在文学反映论的立场上,认为“反映论并不排除情感思想,而且很重视情感思想在反映过程中的作用,而单提表现主义,就会取消反映论,把艺术引回到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4]。朱光潜对反映论与表现主义的区别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认为从哲学基础上说,表现主义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德国唯心主义,特别是主观唯心主义。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反映论的哲学思想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来说,表现主义把个人主观情感看作艺术的源泉,反映论则把客观现实生活看作艺术的源泉。从情与理的关系看,表现主义独尊情感、排斥理性,只讲以情感人,不讲以理服人,排除了文艺的思想性、倾向性、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反映论则坚决肯定艺术的目的性和自觉性,思想性和倾向性,认为世界观是创作方法的决定因素,所谓世界观是情与理的统一体,是意识形态的总的倾向。所以情与理在反映论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关系也是如此。从阶级观点上看,表现主义排斥阶级的观点,反映论则坚持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必然具有阶级性,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必然要从阶级观点来评定。从美学方法论上看,表现主义的艺术观单从情感的角度去看文艺,只是用意识去解释意识形态,把社会基础的根一刀砍掉,反映论的艺术观则从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来看文艺,既照顾到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的交互影响,更重要的是显示出社会存在的决定作用。

针对朱光潜对“使情成体”说的批评,周谷城进行了反批评,在《文艺报》发表《评朱光潜的艺术评论》,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周谷城首先与朱光潜争夺反映论的旗帜,他在文章中使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指责朱光潜的观点是表现主义的,而自己的观点则是建立在反映论的基础上的。

可以说,周谷城与朱光潜之间,论争的焦点是表现主义的文艺观与反映论的文艺观之间的根本分歧。王子野认为,周谷城极力强调“艺术的源泉是生活,但不能说生活就是艺术的源泉”,其目的是想要证明,有的社会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有的社会生活不是艺术的源泉,有情感的社会生活才是艺术的源泉,没有情感的生活就不是艺术的源泉。朱光潜对周谷城的批评,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周谷城在形式逻辑方面的几个明显的漏洞。周谷城与朱光潜双方争论的焦点,是精神分析与唯物史观、阶级分析的冲突。

在当时的文学规范中,反映论的文学观念是居于霸权地位的。因而在面对朱光潜等人的批评时,周谷城与他们进行了激烈的对于反映论这面旗帜的争夺,他使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指责朱光潜的观点是表现主义的,而自己的观点则是建立在反映论的基础上的。在回应王子野的批评时,周谷城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观点,以反映论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周谷城之所以使用形式逻辑的方法为自己辩护,是有其苦衷的。但在忽视创作主体的重要性的时代,不管他使用什么方法为自己辩护,都是不可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的,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胡啸、姚介厚、樊森指责周谷城:“这是明目张胆地否定文艺创作必须反映现实斗争,否定社会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而公开宣扬艺术创作是主观拥抱客观、是作家精神自我扩张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论调”[5]。当时不少学者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哲学观念出发,把周谷城的文学观看作“唯心论的创作论”。文哲认为:“感情是属于观念的范畴,是客观实践的产物。它不是物质现象,而是精神现象;不是源,而是流。就是按照周谷城的逻辑,艺术表达感情,而感情来自‘斗争’;那么,艺术的源泉也只能是‘斗争’本身,又怎能是感情呢?在这个问题上,周谷城故意不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去寻找艺术的源泉,而从人的头脑中去寻找艺术的源泉,用‘感情是艺术的源泉’来反对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只能是企图割断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引导作家把艺术变成‘自我表现’的工具”[6]。冯景阳指出:“既然是存在决定意识,客观现实决定人们的思想情感,那么,不管思想情感在艺术创作中具有何种重要意义和作用,也不能本末倒置,视情感为艺术的源泉。因为离开了人们的社会实践,头脑中便无所反映,情感便无所激发,思想便无所产生,而艺术创作,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7]。李尧则认为,周谷城强调现实生活中的斗争引起人的感情,并不能改变其唯心主义的实质,因为“他所说的斗争,其实就是艺术家本人由于和现实发生了主客观矛盾,而产生的心身不统一的自我矛盾、自我斗争”,“这种‘斗争’和我们所说的现实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完全是两回事,而是一种纯属于主观精神的东西。这样,周谷城就把斗争的、阶级的、现实的、历史的客观内容给抽掉了,把社会的现实斗争缩小为艺术家个人的主观矛盾,以艺术家的身心痛苦来代替现实的斗争,并把这种作家艺术家的自我矛盾,自我斗争,‘痛苦难安’的精神活动当作艺术源泉和创作的推动力了。这种‘斗争’,其内容和实质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8]。

周谷城的“使情成体”说提出以后,在文艺界反响强烈,但随之引发了论争,遭到了批判。论争最初主要在《文艺报》展开,后来波及到其他多种刊物。关于周谷城“使情成体”说的论争最终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一次重要的反映论文学观念与表现论文学观念的最为尖锐的冲突,从而折射出当时文艺界的某一侧面。

参考文献:

[1]周谷城.礼乐新解[N].文汇报,1962-06-09.

[2]周谷城.史学与美学[N].光明日报,1961-03-16.

[3]周谷城.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J].新建设,1962,(12).

[4]朱光潜.表现主义与反映论两种艺术观的基本分歧:评周谷城先生的“使情成体”说[J].文艺报,1963,(10).

[5]胡啸,姚介厚,樊森.周谷城“真实感情”说的真实面目[J].学术月刊,1965,(1).

[6]文哲.人民的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批判周谷城“感情是艺术的源泉”的谬论[J].湖南文学,1964,(11),(12).

[7]冯景阳.驳周谷城资产阶级艺术源泉论[J].吉林师大学报,1964,(2).

艺术观念论文篇4

关键词：艺术；再现；表现；形式主义；观念艺术

美学用语就像隐喻，我们必须时刻注意不要按字面意义去理解这种隐喻性表达。

对“艺术是什么”这样一个涉及本质的观念问题，在后现代的今天被认为是应该抛弃的伪问题，它普遍地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也是无解的。迪弗在《艺术之名》中认为:“在这个由艺术显示并强化了的象征功能之外，人类命名为艺术的东西失去了同一性，分裂成为多种多样的艺术以及数不胜数的风格和样式”川。迪弗这里所说的艺术的多样性主要是就现代社会这一共时态来说的，艺术在我们时代分化为无数的种类和样式，艺术之名不再具有整合的能力，共名的艺术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应对艺术之名失去同一性的问题，波普尔的历史哲学提出了“情境逻辑”的概念，认为对这样一些价值概念，努力穷究其本质不如探讨其历史发展脉络。任何一个名词概念都有历史的所指，回到它的具体时代，在具体情境中探讨，是我们可以做应该做也是更具意义的事。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就是按照波普尔的情境逻辑重构了艺术发展的特定情境，告诉我们不同时代的艺术面貌，解释对于不同时代的人来说，艺术意味着什么，不同时代的艺术在社会中各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本文的写作也不期望能给出一个关于艺术的本质界定，只是希望通过对艺术观念的历史追溯，厘清艺术理论史上出现的主要艺术观念，尤其将重点放在疑问多多的现代艺术上，对其观念主张进行更深人的阐释，以对艺术有更深人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就历时的角度来说，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艺术，不同时代出现了不同的艺术观念，本文将历史上古往今来的艺术分为再现艺术、表现艺术、形式艺术和观念艺术四种，每一种艺术观念都试图从不同角度对艺术进行本质的把握，每一种艺术观念都适合解释特定样式的艺术，只有这样历时和整体的把握才能使我们对艺术的内涵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再现艺术

再现艺术观主要从艺术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来论述艺术，认为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艺术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而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古典主义都可以看作是这种艺术观念的遥远的回声。模仿说是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艺术理论，也是再现艺术观的滥筋。赫拉克利特最早提出“艺术模仿自然”，柏拉图也将艺术看作是对物质世界的模仿，只不过它与理念隔了三重。将模仿论发挥到完善境地的是亚里斯多德，由于亚里斯多德的巨大影响，模仿论影响了西方艺术理论将近两千年的时间，直至i8世纪由于人的主体灵魂世界渐受重视才逐渐式微，被随浪漫主义兴起的表现艺术取代，表现艺术逐渐占据艺术理论的主流位置。因而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亚里斯多德是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明美学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二千年。再现艺术观将艺术看作是对外在客观世界的摹仿或再现，是对世界的补充和完善，它从艺术与世界的关系人手，从艺术所模仿的客观世界的角度解释艺术，其着重点在客观世界而非艺术。因而在再现艺术中，艺术是次生的附属于客观世界而存在的，它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模仿物和再现对象。既然艺术是对世界的模仿，而按柏拉图的理解，艺术是永远不可能与现实相象，更不用说与理念接近了。亚里斯多德看到了诗歌胜于历史的一面，认为诗歌体现的是可然律和或然律，揭示的是普遍和一般的本质，因而超过了历史对于个别事件的记载。千年以来，正是因为亚里斯多德，再现艺术成了比历史更真实的本质存在。

但《现代艺术哲学》的作者布洛克将模仿与相似作了比较，揭示了模仿和再现艺术的“失真”的本质。布洛克认为“‘相似’是双向的或相互的，模仿却是单向的或仅指一方对另一方而言。换句话说，‘相似’是一种‘对称关系’，模仿则是一种非对称关系”，模仿一词即已宣告了艺术的不利位置。艺术既然是世界的模仿，它就有一个摹本，而艺术无论如何逼真、肖似，也仅仅只是逼真和肖似，它是永远也无法达到摹本的状态，更不用说超越摹本了。而再现一词相对模仿来说，似乎更可以感觉到艺术自身的价值，模仿一词似乎永远无法摆脱摹本，永远无法超越摹本，而再现似乎肯定了艺术世界存在的价值。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人们对于艺术的看法便主要强调其题材的价值。因为艺术努力要达到的目标是如客观世界般的真实，因而艺术价值的高低很大程度上与其所模仿的题材对象有很大的关系，题材重要，作品自然重要。西方古典观念将悲剧看作是高贵体裁，喜剧被看作是卑俗体裁，其原因也正是由于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悲剧模仿的是比我们一般的人要好的人，而喜剧模仿的是比我们一般的人要坏的人，现实中好人比坏人重要，艺术中悲剧自然也比喜剧高贵。就再现艺术来说，艺术并没有获得自己独立的地位，人们将艺术看作是工具、技巧，是为弥补和完善自然的手段和技艺，艺术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依赖于外在世界。

二、表现艺术

1、从再现世界到表现情感

如果说再现论主要从艺术与世界的关系人手解释艺术，表现论则从艺术品与创作者的角度人手来解释艺术。再现艺术观着眼于艺术的题材对象，着眼于艺术的再现能力、模仿能力，评价作品时称其逼真肖似生活和客观世界，便是对艺术的最高赞赏了。表现论则着眼于艺术品的独特魅力，并从观照艺术品人手过渡到对于创作者艺术家的浓厚兴趣。再现论的一个理论共识也是一种假设，即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且每个人眼中的世界都是固定的、同一的、永恒的，客观世界本身即可作为一个参照系来评价艺术是否真实，是否达到了最好的再现和模仿。表现论则逐渐发现世界的纷乱和差异，世界开始分化不再一统，且人与人间的差异日渐明显，他们从各个不同的作品人手，发现了人的巨大差异，发现了艺术家的独特品质和察赋。这种察赋在柏拉图那里被称为“神灵附体”、一种“迷狂”，在表现论这里则是天才和神似的创造者概念的出现。艺术家开始与创造、天才、神这样一些概念相联系，米开朗基罗最早被人用“神”来喻指，他的伟大创造力在作品中得到了恢宏的呈现。天才和创造这样的概念到18世纪浪漫主义时代才最终出现，标志着主体觉醒和个人化的时代的到来，与之相应的，则是浪漫主义所标举的表现观的出笼。

表现论认为艺术主要是表现艺术家的情感，表现世界在艺术家心中的投射，一种折光，杜博斯说艺术是“外界事物在我们心中所起的印象”，华兹华斯说，诗就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或诗是人们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与再现论不同，表现主义更强调个人对世界的印象和情感，个人性在此得到了鲜明的呈现，也正在此意义上，里德认为“表现主义艺术是个人主义艺术”、4。表现艺术观最早在18世纪浪漫主义时代崭露头角，之后基本占据艺术观的主流，主要代表是托尔斯泰和科林任德。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将艺术看作是情感的传达和交流，科林伍德也明确提出了艺术情感说，认为真正的艺术不是技艺、再现、巫术、娱乐，而是表现情感和想象性的活动。在《艺术原理》中科林伍德提到，“作为情感的表现，真正的艺术与上述一切毫不相干真正的艺术家尽力解决表现某一情感的问题”。现代艺术中的表现主义也可以看作是表现艺术观的后来的子民。应该说现代艺术都是强调主体表现的艺术，都强调艺术家个体对世界的独特领悟和表现，因而现代主义在早期被称为“新浪漫主义”，茅盾介绍现代派艺术时也用此概念。基西卡也认为“浪漫主义的原创性、真实性和个人天赋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艺术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这一方面来说，浪漫主义具有典型的现代主义特征”，我们轻易就可看出现代艺术与浪漫主义间精神上的联系。

2、从模仿者到创造者、天才

艺术观念论文篇5

关键词：禅宗；观念行为艺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大众传媒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一、禅宗观念行为艺术

1747年，法国的夏尔・巴托[charles Batteux]在其出版的《简化成一个单一原则的美的艺术》一书中，明确地提出了艺术为“美的艺术”的概念并把他系统化，以音乐、诗歌、绘画、雕塑和舞蹈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体系。“这五种主要艺术构成的独立王国，不仅被后来的许多美学家所接受，而且也为那些赋予艺术(Art)的第一个字母以大写的普通艺术爱好者所接受”(保罗・奥斯卡・克里斯莱尔)，艺术理论家如是说。

这种理论体系的确立，标志着西方艺术体系的正式确立。然而，到了现代，这一基础却产生了根本的断裂。文艺复兴以来不断追求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革命，最终导致了自我寻找的无限扩张；自古希腊、文艺复兴以来一脉相承的模仿再现的艺术表现形式到了印象派已趋于登峰造极，加之工业文明的迅速膨胀，终于爆发了西方现代艺术的革命，经过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美的艺术体系，在现代艺术的一再反叛与解构下，逐渐土崩瓦解，艺术步入了多元化发展时期。在现代艺术各流派的纷涌中，尤以观念行为艺术的表现最为极至：为了传达某种观念，直接以现成品与真人的直接参与表演为形式，生活即艺术。艺术表现走向无限。在普通人们的印象中，观念行为艺术荒诞不经，任意胡为，不可理喻，使得传统艺术意义走失与深度的瓦解。笔者认为，观念行为艺术自诞生之日起即倍受争议，其创作模式与理论体系急需整理，这不仅对于人们客观地看待它很有益处，对它自身的存在价值与发展前途及被其彻底拆散的艺术创作的混乱现状的整合也很有必要。笔者发现，禅宗作为人生解脱的成功的修证现象与观念行为的创作现象极为相象：生活即习禅，修行不拘形式，行、住、坐、卧，棒喝笑骂，于一切处皆可得度。以博大精深悉被人们接受的禅宗作为明灯来透视和整合观念行为艺术，既有极具价值的学术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禅宗为佛教的修行法门，是中国佛教十大宗门之一。始于二千五百年前的印度，以佛陀在灵山法会上拈花而唯弟子摩柯迦叶微笑为初传，及至达摩为二十八祖。达摩祖师于南朝梁时东渡中国传至二祖慧可，至六祖慧能而发扬光大，此时已是唐朝。六祖以南宗顿悟为修行特色，其后出现众多门派，在唐宋时最为兴盛。禅宗的修行法门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佛在灵山会上说：“吾有正法眼藏，涅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即为心宗禅门之宗旨。六祖继而又称：“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而离于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即放开一切知见，一切挂碍，紧紧抓住修心，不拘任何形式，于生活中任何处人手去明心去见性。因此禅宗出现了众多活泼生动的修行公案。如灵云禅师睹挑花而悟道，临济宗的四料简棒打吆喝，近代虚云老和尚见茶杯落地而悟，南怀瑾于峨眉山一脚踢昏了一个出家人而接引其修证等。这都是千奇百怪的修行方式。

观念行为艺术是个组合概念，既有单方面倾向的观念艺术、行为艺术，又有二者组合的艺术操作。1917年，纽约独立美术家协会举办展览，杜桑送来一件以现成品陶瓷小便池为表现形式的《泉》首开观念艺术之先，其后形成的达达主义如闯进艺术领域的捣蛋鬼，将传统艺术搅得四分五裂。一般认为，行为艺术始于意大利的未来主义画派，创始人为诗人马里内蒂，初始于二十世纪初，艺术家以自己的行为表演作为手段表达艺术观念，随后波及俄国、美国，随后再度使到了欧洲。1960年，法国的伊芙・克莱因安排浑身涂满油彩的裸女在乐队演奏一个长达10分钟单音的同时，在画布上打滚，最终得到图形，传达了艺术的行为观念。德国的博伊于斯把自己和一头野狼一起关在笼子里让观众参观。以此来反省人与动物在现代社会中的关系，自此，一切超乎人们日常情理的行为艺术便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也招来了社会的各种非议。这种表现方式紧紧抓住社会文化人性的特性，多以偶发性与日常性的行为来传达艺术观念。其一是将传统艺术从思维模式到表现方式彻底反动．其二是将艺术的表现推到了诨种绝对自由化、生活化场景的表现状态。艺术即生活，生活即艺术，所不同的是这种生活是经艺术家的观念整合过的生活。一切生活行为皆可成为艺术，人人皆可成为艺术家，艺术不唯表现“美”，亦可表现“真”，表现一切社会问题。

以此看来，禅宗和观念行为艺术确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以下，我们就来分析比较它们的相似和差别之处。

二、两者之似

首先分析相似点，其相似有三。

其一，自由的形式。

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排遣了传统方法模式的束缚，任运自如，形式自由活泼，不拘一格，生活中的任意行为皆可为已用，以对方式方法的突破而成就了自身的形式重建与革新价值，并由此而实现了自身的预定目的。禅宗面对修行者的各种根性而开出了各种奇思妙想的良方，使行者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悉皆得度，如药山禅师巧妙地以故意无礼嘲讽的口吻激怒虚心求教者而最终度其开解就是一例。根据众生根性，巧妙地开设接引之门，于奇险处意外地撞开心门，体现了禅宗的自由风格。1965年，约瑟夫・波依于斯创作了其观念行为艺术作品《如何对一只兔子解释艺术》，艺术家在德国史梅拉画廊，面涂蜂蜜及金属液，对怀中的兔子解释画廊的艺术作品。即为一种形式自由巧妙的行为艺术作品。对艺术存在本位的思考，人、动物及艺术的关系课题都被一一提出。这两个例子都突出了形式的自由，为了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对于那些不熟悉其运作风格的人们来讲，这当然会令人费解。

其二，超越文本，行为为主要特点。

无论在佛教还是在艺术领域，禅宗和观念行为艺术都是标新立异、风格独特的门派。二者都超越了文本的局限，直接以灵活多变的行为作为修行和表现方式。完全将生活作为自己的表现方式，生活即禅，生活即艺术。在佛教其它宗门中，都以一定的佛教经典作为修行的依据与基石，唯禅宗不立文字。虽然在初期注重《愣伽经》，后注重《金刚经》，但在修行过程中却不以诵经念佛为功课，而以坐禅、以平常心状态下的生活为修行方式。不在于经卷读了多少，教理掌握得如何，而在于实际证悟的功夫如何。在“事”与“理”上，不是落于知见的“理”上，而是因“事”而悟“理”。达摩祖师曾在嵩山面壁九年，其后在与二祖慧可的机锋问答公案中，寥寥数语即解开二祖心结，使其开悟。这一切都发生在高智慧境界的追省提顿中，对于习惯于传统常理究辨的钝根人们来说，尚在云里雾里，利根的大师就已经完成了了悟。行为艺术家谢德庆，在美 国所做的几件为期一年的行为艺术，也是典型的超越文本的例子。1978年―1979年，谢在纽约，自我孤独监禁，生活于笼子内一年，其间不做语言交谈，不阅读不书写，不听收音广播、不看电视。诸多艺术的问题、人性的问题、社会的问题、生活的问题、思想的问题，都在这里碰撞、交流、变异。其传达的观念就在这一过程中如无形的网一般罩向人们形态各异的思维神经，在这里，传统的架上绘画只能三缄其口，无以言状。

其三，现象的背后，传达了行为的观念与社会人生背景。

禅宗之所以兴盛至今，是因为其离奇行为之背后，体现了佛教彻底觉悟人生的成功之道。体现了佛家对宇宙人生认识的深奥哲理，体现了佛陀普渡众生的伟大工程。看似行为怪异，实则有着高深佛法的内涵，作为一门成功的宗法，它已使无数的众生得以超出人世的苦难而登上解脱的彼岸。因此它是一门严肃的人生大事业。观念行为艺术背景较为复杂，但也绝不是一些误解的人所说的无聊空虚甚至丑陋恶心的胡闹。其早期是以对传统艺术反叛的角色出现，而后逐渐将艺术推向了多元化，并建枸了自己绝对自由的创作模式，在怪诞的背后体现了对诸多社会人生现实问题的关注。如环境污染、战争暴力、人性的根性、社会犯罪、性、色情、道德、大众文化等问题。实际上，其前期即为以工业文明为主要躯干并以对工业文明带来的社会矛盾的反驳为另一种声音的现代艺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又进入了后现代艺术时期。其以不断地开拓与悖动，业已成为现当代艺术的主流。昭示了文化的标识。

以上皆为禅宗与观念行为艺术在诸多方面的相似之处。然而，相对于一个延续二千五百多年的非常成功的人生解脱法门，现当代艺术仅有几十年的经历，而且倍受争议，二者并非在同一层次上，虽然有些相似之处，但是在诸多方面差异很大。前者如一个成功的成熟的贤圣，后者仅为一个敢于创新但并不成熟并且经常冲动惹祸的孩子。比较两者的差距即可为后者指明归宿。

三、似者之不似

一、理论基础的迥然悬殊。

禅宗作为佛教的一大宗派，其理论即为佛教的理论。虽然在前面述及禅宗不立文字，那只是指在具体修行过程中不立文字，实际上修行则是完全建立在通晓教理的基础之上的。由教人禅，禅须通教。佛教理论博大精深已为世所公认，其三藏十二部经典谌称世界理论之最，含盖宇宙、人生、社会各个方面。性空缘起，宇宙万有，为佛教世界观；三世因果为佛教人生观；心物不二，一体圆融为佛教的认识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繁寂静”为佛教之三法印，亦为佛教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六祖的“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即为禅宗之方法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即为禅宗之究竟论。擒贼先擒王，一旦擒得心识之王，便窥见本体自性皆空，顿时彻底觉悟人生，证得永恒之佛果。因此禅宗始终以修心为宗门根本。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又有修行之利器。“身”与“心”、人与自然外界的统一与究竟也成为释道儒三家共同的基后，成为东方哲学的母体。

观念行为艺术为西方文化的产物。自柏拉图以来，对心的强调，对身等外界自然他者身份之认识与改造，最终演变成西方个人主义无限扩张，人与外界社会严重对立。观念行为艺术是现代艺术的主流。其反传统的行为也就导致了与传统理论的断裂，从而进入一种理论空置状态，成为无根之木的撼动，在风雨中飘摇。这与禅宗的深厚理论背景及对身与心的修证形成鲜明对比。之所以有这种结局与西方文明的发展不无关系。如前所述，西方的古希腊文明一直追求对内自我解放，对外改造索取，工业革命之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现代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伟大梦想，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忠实于社会发展，力求创造一种新的秩序。现代主义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实验性运动。”在艺术上，古典主义的三度空间，长期不变的语言枯燥，在现代主义的工业革命中逐渐失去了活力，最终导致了平面化的抽象艺术对三维空间的解构。于是便催生了反传统的现代艺术，催生了其主流力量观念行为艺术。现代主义的发生有其从物质条件到视觉经验的变化的基础，前者体现为工业资本主义的物质文化环境，后者体现为把这个环境从审美上理想化与永恒化。但是，其发展一直渗透着矛盾的激烈对抗。一方面工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另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又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因此现代主义一方面渴望工业文明，另一方面又猛烈批判文明所带来的人性“异化”。人的价值并没有伴随物质繁荣而同步增值，反而在认识自己的价值之后感到从未有过的脆弱。为此现代艺术所主张的“艺术自治”也逐渐变得苍白而空虚。艺术朝何处去也伴随着社会朝何处去的发问一起折磨着人们的神经。于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便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人类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文化变革之后，最终还是从现代主义的个人主义张扬中，重新回到了有规则秩序的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中来。观念行为艺术作为一种表现形式也自然地进入了后现代时期。但是，其传统根基的丢失与艺术形式终极化地推演，使其尴尬地处于一种理论的后荒境地。而后现代时期大众文化的掘起，又使其身不由己卷入一种与商业文化转嫁或嫁接的大众文化潮流中，其对心的力不从心地追问与对身等社会环境无可奈何地妥协，使其在理论无援的情况下，不得不进行着空洞虚无的形式花样翻新。其前途十分渺茫，若其能充分地利用和禅宗的形式相似之处，学习借鉴禅宗的以修心为主、身心协调统一的修行法门，相信定会柳暗花明。

二、目的归宿与自我身份价值确认之别

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法门，其目的十分清楚：通过对自我身心之修行，最终达到人生的解脱，证得永恒的佛果。在自我身份价值确认上，禅宗认为首先应该破除“我”执。“诸法无我”，“我”并不存在，物理上的“我”是行尸走肉，是房子，是假，人死之后终将变为灰泥等地水火风四大种。意识上的“我”仍是空，因为经过一番修证，剥除识的层层假相，最终见得的是自性，自性本空。所以佛教所谓的一切皆空是指一切有相事物无自性，有自性者，仍归入自性空。再来看作为法的禅宗，佛教认为法是宇宙人生之本源，是道，道的本体仍是空，法是不可名状无以言说的，一讲出来就不是法，而是“非法”，然而佛陀为度众生又不得不讲，所以只能勉强讲出“非法”，禅宗即“非法”。作为度众生的法，就象载众生之筏，及至彼岸，应弃筏登岸，“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因此，不可有法执。禅宗作为修行之“非法”，及至得解脱时也是应被舍弃的。

观念行为艺术如叛经离道者，一路反叛而来，及至当下，为反叛而反叛，已经进入了一种元目的、无评判标准状态。由于观念行为艺术的元目的性，因而也就酿成了它的最大失误。即摆出了可以对心灵进行参究的架式，却没有深参其心的实际行为；仅以其行为传达了其观念之能指，而并没有所指。行为行为，行而不为，因此没有洞开心灵之门，实在可惜!其行为距将艺术活动作为修证身心之行为仅差一步，却没有迈过去，遂成憾事!谢德庆将自己囚禁笼内一年，达摩祖师于洞中 独自打坐九年，虚云老和尚在扬州打佛七参禅，同为闭禁之行为，谢仅传达了一种艺术学术观念，揭示了人性在日常性、社会性的断裂情况下的变异与冲突，在心性的提升与参究上并没有自觉地向前再走一步，徒留了一段貌似相象的机缘而无实际之行为结果。达摩祖师则不同，不仅自己身心修证有所提升，而且成功地接引了二祖，九年面壁壮举，使得佛教在南朝与北朝声名鹊起，朝野震撼。虚云老和尚的成果也不同凡响，在不断地参究中，逐渐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寂然湛然。参禅数日后，及见值日僧的茶杯落地，于倾刻间茶水四溅，茶杯粉碎，豁然而开悟，此为修行者千古一盛事。两种相似的行为，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天壤之别的结果，此中之机，难道不值得艺术家深思吗?观念行为艺术如愿以偿地达到了空前的自由，之后却又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虚无主义尴尬境地。有今日之境完全是由于自身缺乏一种深刻的理论作为支撑，没有目的，没有自我身份的确定所造成的。走出困境的办法唯有进行艺术定位，艺术目的定位，艺术自我价值定位。

如前所述传统的观点认为艺术的目的即表现美，现代艺术颠覆了这一垄断理论，指出艺术还可以表现“真”与“善”。它不仅是供人赏心悦目的艺术品，而且也应该作为人生活的一种活动方式，反映出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一切问题。在现代艺术浪潮中，正如符号论所述：艺术是“漂浮的能指”，它不断变换着各种角色。它时而是一种符号，时而是一种行为，时而作为一种惯例体系等。在观念行为艺术那里，由于泛生活化，艺术走入一种什么都可以是，什么都可以不是的不确定状态。其实，这恰恰是艺术处于亟待整合的十字路口的时机。生活化使得艺术获得可以无限发展的自由状态，走出形式主义的阴影，参照以人生总任务――人生解脱为己任的禅宗，便可以看清，说到最后艺术仍然逃脱不了作为一种人的心灵与行为的创造活动的载体身份，艺术即人的意识虚妄造作活动。既然如此，它也必然要归人人生终极解决的归宿――通过对身心的修证达到人生的解脱。亦即艺术存在的目的。艺术即载人涉水之舟筏，不可没有，也不可执着。而艺术家即承载身心之“我”，既不可无“我”之行为，也不可执有“我”之妄念，唯应借“我”之假，以达到修解脱之真。

那么在当下的艺术活动中，作为“我”之身份的艺术家，其坐标又如何?

在过去的几百年乃至上千年中，艺术家的身份，如同一个玩流星球的江湖卖艺者，虽然卖艺者有着娴熟的技艺，牢牢地控制着球(艺术)并将其玩弄在股掌之间，但总摆脱不了为悦他人耳目而作的身份。现代主义的兴起使艺术家猛然省悟自我身份的遗忘与自我寻找之必要，以艺术寻找自我，由寻找艺术身份演变成寻找自我身份。艺术家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究竟在干什么，过去都干了些什么，而今后该怎么干。然而，现代主义的终结与后现代的开始，在市场经济与商业大潮中，这种寻找却出现了变异，艺术家更关心以个人经验为基础的人的生存问题，尤其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家，迫于压力他们不得不更关心个人的命运，关心他的周围和社会环境，于是这种以追寻自我与身心扩展为特征的现代艺术到了当下，最终被套上了世俗商业妙作化的捆绑绳索，无奈而尴尬。以身心完善为目的的人格化工程不知何时才能在人们的心头觉醒与回归?

三、行为作风与社会形态的别样呈现

禅宗作为一种宗教形态，有着严格严肃的宗教制度。无论出家人还是在家人，都必须严守戒律和社会规范及伦理道德。虽然从表面上看，禅宗修行离奇古怪，但是这仅仅体现在修行的形式上，而在禅林生活中，以上规范都不得越雷池半步。即使是宋时的狂禅，也仅仅停留在修行形式上的狂。在社会上，佛教徒历来是最为守法的理想公民典范。而观念行为艺术自产生之日起即为传统之叛逆，为了表现自我，传达观念，从表现形式、文化结构意义到社会伦理风尚等，其无不表现出颠覆叛道之举，传统艺术大厦倾覆之后，无政府极端主义一直成为其作风特色。一场大的运动难免鱼龙混杂，何况它的自身形式体系尚不成熟完备，尤其是功利主义盛行的商业化时期，一些人为了名利，不惜哗众取宠，制造空洞低浅的轰动效应，甚至有些人已经发展到喝小便吃大便，乃至自杀的地步，虽然有其道理，但是这毕竟已经走到了一条与正法相违的入魔之道，其行不可取，也没有出路。现今，一方面，它已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与理解语境，论为少数人的圈内游戏；另一方面，和大众传媒嫁接，成为大众传媒的俘虏，逐渐失去往日艺术的严肃与神圣。其行为作风与社会形态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逃避崇高，逃避心灵对未空性的深度探索，由艺而匠，放弃自我；由于商业化的需求，而趋于文化工业的制作化。二、无节制地反叛，无目的无标准，以无意义的行为确立自己新偶像的地位。三、明星模式即当代文化的基本模式，明星即被镜像化的先锋艺术，以泛审美精神为特征的伪审美代替了审美精神的人文理想，因此，当代文化艺术从根本性上柔合了喜剧性的享乐色彩。

因此，当代艺术已逐渐落人大众快餐，其根本出路，还需超越大众的形象盲从，回归自身的存在，找回失落的价值。

艺术观念论文篇6

 

关键词：艺术；再现；表现；形式主义；观念艺术

    美学用语就像隐喻，我们必须时刻注意不要按字面意义去理解这种隐喻性表达。

                                                           —— H·G·布洛克

    对“艺术是什么”这样一个涉及本质的观念问题，在后现代的今天被认为是应该抛弃的伪问题，它普遍地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也是无解的。迪弗在《艺术之名》中认为:“在这个由艺术显示并强化了的象征功能之外，人类命名为艺术的东西失去了同一性，分裂成为多种多样的艺术以及数不胜数的风格和样式”川。迪弗这里所说的艺术的多样性主要是就现代社会这一共时态来说的，艺术在我们时代分化为无数的种类和样式，艺术之名不再具有整合的能力，共名的艺术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应对艺术之名失去同一性的问题，波普尔的历史哲学提出了“情境逻辑”的概念，认为对这样一些价值概念，努力穷究其本质不如探讨其历史发展脉络。任何一个名词概念都有历史的所指，回到它的具体时代，在具体情境中探讨，是我们可以做应该做也是更具意义的事。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就是按照波普尔的情境逻辑重构了艺术发展的特定情境，告诉我们不同时代的艺术面貌，解释对于不同时代的人来说，艺术意味着什么，不同时代的艺术在社会中各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本文的写作也不期望能给出一个关于艺术的本质界定，只是希望通过对艺术观念的历史追溯，厘清艺术理论史上出现的主要艺术观念，尤其将重点放在疑问多多的现代艺术上，对其观念主张进行更深人的阐释，以对艺术有更深人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就历时的角度来说，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艺术，不同时代出现了不同的艺术观念，本文将历史上古往今来的艺术分为再现艺术、表现艺术、形式艺术和观念艺术四种，每一种艺术观念都试图从不同角度对艺术进行本质的把握，每一种艺术观念都适合解释特定样式的艺术，只有这样历时和整体的把握才能使我们对艺术的内涵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再现艺术

    再现艺术观主要从艺术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来论述艺术，认为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艺术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而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古典主义都可以看作是这种艺术观念的遥远的回声。模仿说是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艺术理论，也是再现艺术观的滥筋。赫拉克利特最早提出“艺术模仿自然”，柏拉图也将艺术看作是对物质世界的模仿，只不过它与理念隔了三重。将模仿论发挥到完善境地的是亚里斯多德，由于亚里斯多德的巨大影响，模仿论影响了西方艺术理论将近两千年的时间，直至i8世纪由于人的主体灵魂世界渐受重视才逐渐式微，被随浪漫主义兴起的表现艺术取代，表现艺术逐渐占据艺术理论的主流位置。因而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亚里斯多德是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明美学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二千年。再现艺术观将艺术看作是对外在客观世界的摹仿或再现，是对世界的补充和完善，它从艺术与世界的关系人手，从艺术所模仿的客观世界的角度解释艺术，其着重点在客观世界而非艺术。因而在再现艺术中，艺术是次生的附属于客观世界而存在的，它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模仿物和再现对象。既然艺术是对世界的模仿，而按柏拉图的理解，艺术是永远不可能与现实相象，更不用说与理念接近了。亚里斯多德看到了诗歌胜于历史的一面，认为诗歌体现的是可然律和或然律，揭示的是普遍和一般的本质，因而超过了历史对于个别事件的记载。千年以来，正是因为亚里斯多德，再现艺术成了比历史更真实的本质存在。

    但《现代艺术哲学》的作者布洛克将模仿与相似作了比较，揭示了模仿和再现艺术的“失真”的本质。布洛克认为“‘相似’是双向的或相互的，模仿却是单向的或仅指一方对另一方而言。换句话说，‘相似’是一种‘对称关系’，模仿则是一种非对称关系”，模仿一词即已宣告了艺术的不利位置。艺术既然是世界的模仿，它就有一个摹本，而艺术无论如何逼真、肖似，也仅仅只是逼真和肖似，它是永远也无法达到摹本的状态，更不用说超越摹本了。而再现一词相对模仿来说，似乎更可以感觉到艺术自身的价值，模仿一词似乎永远无法摆脱摹本，永远无法超越摹本，而再现似乎肯定了艺术世界存在的价值。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人们对于艺术的看法便主要强调其题材的价值。因为艺术努力要达到的目标是如客观世界般的真实，因而艺术价值的高低很大程度上与其所模仿的题材对象有很大的关系，题材重要，作品自然重要。西方古典观念将悲剧看作是高贵体裁，喜剧被看作是卑俗体裁，其原因也正是由于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悲剧模仿的是比我们一般的人要好的人，而喜剧模仿的是比我们一般的人要坏的人，现实中好人比坏人重要，艺术中悲剧自然也比喜剧高贵。就再现艺术来说，艺术并没有获得自己独立的地位，人们将艺术看作是工具、技巧，是为弥补和完善自然的手段和技艺，艺术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依赖于外在世界。

二、表现艺术

艺术观念论文篇7

关键词： 求真；审美；绘画发展史；中国当代艺术

引言

王宏建在《艺术概论》中谈到艺术的功能，其中最本质的功能是艺术的审美功能，传统观念认为艺术的本质属性是审美属性，艺术作品不仅能够美化环境，更能陶冶人的情操，净化、升华人的灵魂，因此审美功能似乎是艺术的终极价值。然而，我们在谈论艺术品或艺术创作的指向性方面时，经常用“真、善、美”这样的类似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因此一件好的艺术作品往往是三种价值的统一体现，只不过在表现时某一种价值会更加明显一些，那么我们在对艺术品进行审美判断时就侧重这一价值的体现。但是当我们精心研读并掌握一定的艺术发展的历史之时，不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的疑惑，从而对艺术的价值、艺术的标准等问题重新进行反思与修正，即事实并不像我们刚刚所叙述的那样一帆风顺，在特定阶段、特定的语境下，美的价值的体现是非常隐晦的，甚至有的时候会通过相反的价值意义（比如暴力、血腥、颂丑）来显现。在这样特殊的语境下，“真”的价值反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考察整个艺术发展史之时，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在什么样的语境下，“真”的价值的显现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也是一贯而统一于整个艺术发展史之中的。因此如果我们以“求真”的角度来透析中西艺术发展的历史及其现实意义，不仅能够以一种新的视角（我把它称作是用柏拉图的眼睛）来考察艺术发展的史实，同时也能对中西艺术发展中对“真”这一价值或称为意境的塑造有全新的认识与积淀，假如这个结论成立，那么我们还要检验“真”这一贯穿古今的概念（这一价值或这一意境）能否成为当代的理论修辞，换句话说，也就是有没有当下的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检验一个概念是否当代，不在于它是否在古生，而在于它是否有试错的价值。也就是说，当我们去检验“真”这一理论是否具有当下的意义之时，就必须是它与当代的艺术现象发生交叉关系，甚至是矛盾冲突，从而使它具有被批评的价值，那么这就表明它有当代意义。中国当代艺术是西方的翻版这一定论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2004年美国艺术史家阿瑟•丹托在他发表的新著《美的滥用》（The Abuse of Beauty）中指出，“今天审美已经不再是艺术家的核心关注点，因为今天的艺术并不是仅仅以审美的方式向我们呈现，在某种程度上艺术中的‘真’可能比‘美’更为重要。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文化意义的重要。”笔者非常认同这一观点，而且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也早已由原来的审美转换为“求真”，只是中国当代艺术目前鱼龙混杂，面貌多样，难于梳理，可以说是西方当代艺术在中国发展的“初级阶段”，还没有一个比较普遍的价值意义的寻求，因此，不同于著名批评家高名潞先生的“意派论”，笔者认为，贯通古今的“求真”才是多元化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标准，因为它包含当代性的最重要的几个因素：观念性、批判性和人文价值的再现。这也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一、中国传统艺术中“真”的境界的塑造

中国古代艺术很早就注意到对“真”的境界的追求与塑造，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绚丽多姿、笔画丰富或简约的装饰图案，不仅给我们带来一种原始的朴拙之美，更能勾起我们内心里潜藏的遥远的记忆和远古的回想，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图案所表达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美，从某个角度讲更是一种记录原始历史和人文情趣的密码、天书，它非常真实地反应了原始时期人类的审美的智慧的结晶。先秦时期的青铜器艺术更是求真境界的完美诉求与表达，四羊方尊、莲荷方壶等一系列祖国瑰宝不仅纹饰繁丽雄奇，造型更是凝重浑朴，写实之极，真实之极。秦汉美术深沉雄大，写实能力，求真境界之高上古无可比拟，特别是被称为世界第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以写实的造型和完美的真实的塑造再现了大秦帝国的威武雄壮之师，其写实能力堪与古希腊、古罗马艺术比肩。而汉代青铜雕塑艺术的奇葩――马踏飞燕更是以浪漫的动态造型和逼真的写实技巧向我们展现了传说中大宛汗血宝马的风采，也是汉代太阳神崇拜的最高峰。

关于在绘画上“真”的问题，早在唐代就已提出，白居易在《画记》一文中道：“画无常长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谈到这里，我们不难得出，“真”这一概念的最初的涵义是客观现实，从原始的彩陶、岩画一直到白居易的“以真为师”，都是真实的客观现实，艺术模仿客观现实，这其实与西方绘画的模仿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这里的客观现实并不等同于自然主义，而是艺术意象塑造的现实基础。

五代时期荆浩提出了绘画创造的“图真”的要求，“度物象而取其真”，他认为“真”是“气质俱盛”，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指出了真与似的关系，“似者，得其形，遗其气”，荆浩的图真可以说是对历代各种真的观点的总结与继承，同时对“真”的涵义又深入了一层，强调绘画艺术不仅能够表现出对象的轮廓与形似，同时还要表达出对象内在的风韵神采，而这种风韵神采又体现在对客观自然的真实而又概括的观察，把握和描绘的基础上。荆浩的图真论基本上涵盖了五代、两宋绘画的美学追求。元代绘画以追求意趣为主，正如倪云林所言：“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似乎是对两宋“求真”境界的反叛和超越，实则不然，以倪瓒为代表的元代画坛所追求的是不拘于常性物理的真性情和真意趣，他在《为方涯画山就题》一诗中说：“摩诘画山时，见山不见画，松雪自缠络，飞鸟亦闲暇……孰假孰为真。”在这里真与假的问题是靠玄解来解释的，“见物皆画似”，这恰好是假，而只有画出“松雪缠络，飞鸟闲暇”的意趣方为真。真是一种难以言传的人生空络的内心体验，恰如禅宗的拈花微笑，见性成佛一样。因此在倪瓒看来，真所表示的涵义是真的意趣的表达，同荆浩的图真比较，又更深入一层，蕴有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略带有禅宗的意味，其实这种真意趣正是他所强调的“逸”的观念的核心和精神的内因所在，并且把他提升到生命意识的自然高度，传达出他清适孤高的情致，对后世文人画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而云林追求真意趣的“逸”的精神发展到明代徐渭那里又进行了另一番风味的演化，在徐云长的笔墨里不再是孤高清适、不食人间烟火的平淡追求，而是变成了呵神骂鬼、具有强烈批判现实主义的悲愤狂怪之风。到这里，笔者认为中国艺术的“真”的境界的塑造已臻化境，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它发展的脉络，它是逐步渐进的，而且这种境界并不是仅仅浓缩在明清不再向前，它闪耀的光辉反而直透当下，因为艺术的价值不仅仅是单纯的审美、歌功颂德和自我吟唱，它总是反映社会现实的，每个时代的艺术家总要承担起某种社会责任：批判现实，唤起良知，提倡健康的国民精神。而这种责任恰恰也是中国当代艺术所普遍缺失的，在当代艺术多元化和重建其价值标准的时候，“真”这一穿透古今的境界不同于传统的审美必定成为当代艺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标准。

二、西方艺术史中“真”的境界的塑造

西方艺术发展的历史，传统观念认为以印象派艺术为分水岭，印象派之前为西方传统绘画艺术，之后则是现代艺术。对于西方19世纪以前的艺术是不是以“求真”作为境界的塑造与表达，这与西方的传统美学是相关一致的，19世纪以前的艺术主要是在“模仿论”的美学影响下，以再现现实的真实为主，研究此阶段的艺术史，德国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采用的图像学原理是很有说服力的，因此也成为研究此阶段的一个主要的方法论。图像学的研究过程一般是首先从图像的物理形式入手，然后进入图像的索引阶段，最后进入图像的意义阶段，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研究方法在任何一个过程中都不可能缺少与现实的联系，这种研究的方法实质就是以现实为基础的“求真”的境界，这里的“真”等同于客观现实，艺术意象塑造的现实基础，绝非是自然主义的机械临摹、复制。那么现代艺术的本质表达是什么？是否也是以“真”来作为基本的境界表达呢？因此要以“求真”的视角来检验西方艺术史的发展这一结论能否成立，最有说服力的还是现代艺术的本质追求。而抽象艺术正是西方现代艺术的核心产物，我们首先考察抽象艺术的历史从而探求其最本真的价值表达。所谓的抽象艺术，意思就是从某种现象中抽取出意念或者观念，，这种抽取是逻辑性的统一，是理念、物形和环境经验的整一，它是对具象的超越，使绘画不再依附于文学、叙事本身，不再表现幻觉的三度空间而纯粹的二维平面本身，它所强调的是绘画本身，绘画就是绘画，表达的是艺术最本真的自然状态，是最真实的艺术的解放。即便是到了桑塔格和格林伯格所持有的至上主义和极少主义的观念中，最本真的因素也是强调真实的空间和场的再现。因此艺术批评家高名潞在《意派论――一个颠覆再现的理论》中认为，抽象艺术是再现的再现，从这个角度看，其最核心的价值还是“求真”，不过这里的“真”的涵义是有所探讨的，它与中国传统绘画中“真”的概念是不同的，可以说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

三、中西艺术史观念中“真”的境界比较及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启示

检验中西方艺术发展史，对“真”这一意境的塑造与表达就有了明显的脉络把握，西方艺术无论是传统架上绘画还是现代艺术都是以“求真”这一境界所谓价值诉求的，真的概念也是客观现实、物质空间等等；而中国传统艺术中“真”的境界和表达更加多样化和抽象化，从荆浩“图真”的客观现实，经历了“逸笔草草”的真意趣，再到徐渭笔下呵神骂鬼、悲愤狂怪的批判现实精神。我们通过对中西艺术发展史实的检验，考察出“真”这一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塑造与表达，同时通过这种考察亦可以看出中西艺术的不同更多的不仅仅是在于外在的媒介、材料和形式，更多的是倾注在艺术的观念的不同。“求真”的这一境界在当下依然与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交叉关系，高名潞先生提出的意派论，笔者不敢苟同，以笔者观点，当下中国当代艺术人文价值沦丧，缺乏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缺失，艺术家面貌复杂，大师满天飞，特别是在“资本”意识形态的控制下，中国当代艺术一味赶风冒进，而艺术家的责任、艺术价值却日益沦落，就当下中国当代艺术而言，总体面貌是缺乏批判性，当代性的关键就是观念性和批判性，而“求真”的意境在徐云长那里早已具备了批判现实的精神实质，是“真”的意境的延伸。笔者认为，这种延伸恰好是中国当代艺术最缺乏的，也是未来中国当代艺术能够重新捡回人文精神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5年7月版

[2]李来源 林木编.《中国古代画论发展史实》.上海人民美术

出版社，1997年4月版

[3]朱良志著.《曲院风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版

[4]张弘昕,杨身源编著.《西方画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6年4月版

艺术观念论文篇8

2005年7月,首届华夏雅石艺术论坛以“奇石是否为艺术品”为题展开了学术讨论,参与名家各抒己见,但“是”与“不是”,没有最终定论;此后,上海藏家梁志伟以《奇石艺术品化将成为潮流》一文明确表态,但也仅是给处境略显尴尬的奇石一个比较中和的定位。时隔几载,业界均以奇石“是天然艺术品”和“终究成为艺术品”相守。但,只要尘埃尚未落定,就有被反复审视的可能。

此文从艺术品、美学理论的专业视角入手,环环相扣,从正反两方面对“奇石是艺术品”做了相应论证。刊登此文,只望给石界更充实的领悟。

有人说,“奇石是具有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的天然石品”。这种说法认为艺术品是人创造的,能反映社会生活,而奇石是大自然创造的,不能反映社会生活,所以奇石不是艺术品,没有艺术性。我们认为,判定奇石是否为艺术品,决定于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实践,而不是局限于一个僵硬的概念。笔者拟从艺术品概念内涵扩展的必然性和奇石文化实践两方面进行论证。

一、艺术品概念内涵扩展的必然性

“春秋战国时期,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经历着急剧的动荡和变革。这时,一方面是旧的阶级关系正在瓦解、破裂;另一方面是新的社会力量不断解放、壮大。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事物的称谓和它所指的实际事物之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或是旧的称谓没有改变,但它所指的实际事物已经发生了变化;或是出现了新的事物,旧的称谓不足以表明它的新内容。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所谓‘名实相怨’的状况,先秦时期关于名实关系的争论,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见《哲学三百体》第48页,夏乃儒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这表明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旧的观念(概念)不断消失、新的观念(概念)不断形成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刑名、名实之辩的结果,已经揭示了内涵随外延变化而变化的概念辩证法规律。越是具体概念,如猪、马、牛、羊等,其名(概念的内涵)实(概念的外延)对应关系越相对稳定;越是抽象概念,随着社会实践的逐步深入,其内涵和外延的对应关系发生的重组变化越剧烈。(以上参见拙作《奇石立法的意义与可行性研究》一文)由此可见,当一种文化形态的内容――概念的外延随实践的深化发生了本质变化时,规范这种文化形态的思维形式――概念的内涵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是概念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具体到文化艺术领域,即艺术品概念的内涵随艺术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实为客观必然。

二、奇石文化实践对艺术品概念造成的冲击

下面我们来考察艺术品概念的外延都有哪些本质变化,或说奇石文化实践在哪些方面的突破对原艺术品概念的内涵造成了革命性冲击。当代奇石文化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具体而典型的审美案例,通过与艺术、美学理论的结合,我们可以了解到奇石文化欣赏活动的基本特点:

(一)奇石文化欣赏活动具有一般艺术活动的四要素特征

“美国当代文艺批评家、康乃尔大学教授艾布拉姆斯于1953年将艺术活动的要素归结为艺术品、艺术家、宇宙、观赏者四个方面。”(见《艺术概论》第10页,李胜利编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我们姑且简称为“四要素说”。对比这个学说,奇石采集、装饰、鉴赏和赏析艺术家构成的人才队伍相当于“艺术家”;“宇宙”范畴,笔者理解它是一个包括艺术实践、主体活动环境及反映对象的“泛实践”概念;奇石文化受众即观赏者;奇石自然与“艺术品”相对应。从奇石产出到受众欣赏的过程,具有艺术活动的四要素特征。因此,奇石文化欣赏活动是艺术活动,这是奇石是艺术品的论据之一。

(二)奇石具有艺术品的结构

我们先来看一段关于艺术品结构的论述:“艺术作品(艺术品)由文本(直接载体)和载体(间接载体)构成。所谓文本,即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艺术作品,是艺术主体影响、作用于受体的直接媒介,由语言、结构、意象、主题等层次构成。所谓载体(间接载体),即艺术作品寄身其上的物质手段,是艺术作品与主体之间的媒介,譬如,声音是音乐的载体,画布与颜料是绘画的载体,胶片是电影的载体。”(见《艺术概论》第154页,李胜利编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此可见,奇石的形象(即意象)、意境、神韵、主题等层次结构,是直接载体,是意识形态的艺术要素。形态、色彩、纹理、质地等是间接载体,是塑造艺术形象的物质手段。两种载体离不开物质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分化又统一于社会实践。因此,奇石具有艺术品的结构特征。这是奇石是艺术品的又一论据。

(三)奇石具有艺术品的美学功能

1、从美的形态看,奇石美具有现实美和反映美两种形态。前者指自然美,后者包括社会美、艺术美、形式美和科学美。

自然美 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自然人化程度不断深化,奇石作为自然事物的典型代表之一,逐渐进入人类的实践和认知范畴,成为人类审美实践的对象和结果。自然质朴的感性特征,不仅契合了现有书法、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的表现手法和效果,而且以自然天成、匪夷所思的艺术形象超越传统艺术形式,大有开宗立坛之势。奇石美是自然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双重作用的结果。因此,自然美是奇石的类本质所体现出的现实美。

社会美和艺术美 奇石反映美的形象性和审美主体的发现性,引申出奇石的社会美和艺术美。奇石的社会美是对现实社会美的反映,奇石的艺术美是就它与艺术美都具有以形象反映现实美的共性而言的,它们不是社会美和艺术美本身。因此,我们不能以社会美的具体、生动性和艺术美 “自由”与“自主”的创造性否认奇石美的社会性和艺术性,进而否定奇石艺术品的定位。

形式美 形态、色彩、纹理和质地等自然形式,本来有具体内容,经过长期的重复、仿制、演化和反映,成为脱离内容的规范化形式。因此,奇石的形态、色彩、纹理和质地可以作为单独的审美对象而成为形式美。

科学美 隐含在奇石及其表现形式中的物质及生命演化信息,是科学认识的对象。在科学认识的过程中,作为客体和规律性(真)与主体和目的性(善)相统一的美感,是引导科学家实现科学发明、发现的重要途径。有科学素养的赏石者,可以体会科学家探索过程的趣旨和审美情感。因此,奇石具有科学美。尤其是矿晶、化石和陨石等标本类奇石,作为科学美的集中体现者而具有审美价值。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观察奇石的微观审美特征和利用现代科学理论提高主体的审美能力是奇石科学审美手段的两个基本发展方向。

奇石美包含所有美的形态和种类。与传统美学的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形式美、科学美的并列与辩证关系不同,奇石美是以自然美为基础、社会美和科学美为反映对象、艺术美和形式美为表现形式的塔形结构。

2、从美的本质和特征看,奇石美的本质与传统美的本质相同,也是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主客体交互作用的产物,是反映人的自由创造和生命活力的生动形象。与“形象”的狭义感性物质创造说不同,笔者认为,奇石的自然本质规定性与人工性的矛盾,决定了奇石“形象”的创造性,不能存在于“形象”之内,只能存在于“形象”之外。存在于奇石的采集、装饰、鉴赏、展出等感性物质的选择活动和奇石鉴赏过程中的理性发现两种基本形式中。奇石美的特征也具有美的形象性、感染性和社会性。由于奇石在表现人类认知范围内的社会和自然事物形象的同时,还表现人类认知范围外的社会和自然事物的形象,以特有的形式丰富着人类对自然美的认识,所以,奇石美具有传统美学形式并不突出的自然性的本质特征。

3、从美感的产生看,奇石美感与一般美感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

相同点:都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由实用形式感到审美形式感、由不自觉到自觉、由狭窄到广阔、由肤浅到细致深入的过程。是先民“比德”、“畅神”、“移情”等审美实践的结果或产物。

不同点:奇石美感是借鉴绘画、雕塑艺术的审美模式或经验,以现代美学理论为指导和最新发展形式的艺术感知。

4、从美感的特征看,奇石美感与传统美感的特征有同有异。

直觉性:传统美感有潜藏着理性的个体直觉性,本质上是直觉审美。奇石美感是个体直觉性与理性认识的统一,本质上是理性感悟,是“养眼、养心和悟道”的升华过程。

情感性:传统美感和奇石美感都是人在自己所创造(或选择)的对象世界中直观自身的心理活动,是区别于科学意识、道德意识的对对象世界的特殊反映形式,是以认识为前提的情感判断。

愉悦性:奇石美感与一般美感是相同的。从个体审美看,表现为无功利的纯审美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个体超功利审美所依赖的观念,却是功利的延伸物。所以,奇石美感和传统美感都是个体无功利性与社会功利性的统一。

(四)奇石(及文化欣赏活动)与传统艺术品(及艺术活动)比较

综合以上三点,可比较如下:

相同点:(1)奇石文化欣赏活动与传统艺术活动都具有四要素特征。(2)奇石和造型艺术品的结构都由直接载体和间接载体组成。(3)都有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形式美和科学美五类美学形态。(4)艺术性都通过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完美程度得以体现。(5)塑造艺术形象的手段都是形态、色彩、线条(或纹理)或质地。(6)传统造型艺术规律对奇石欣赏活动具有借鉴意义,遵循基本相同的审美规律。(7)都具有审美价值。(8)都具有保值、流通功能,因而具有收藏价值。

不同点是:(1)传统艺术创作的主体是艺术家,艺术家是具体的人或有组织的创作集体,创作活动基本是一次性完成。完成的标志是产品的产出。奇石文化欣赏活动是“人的创造和大自然创造的统一”(见陈慧明《浅论我国赏石文化现状与展望》)。创作活动是由采集、装饰、鉴赏和展出过程的人才结构,独立或分散逐步完成。完成的标志是艺术形象(谱)的确立和摆放方式的确定。(2)在由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中,传统造型艺术是先有艺术意象,再有艺术形象,最后又有艺术意象。艺术形象已经产生相对稳定。两个意象分布分明和作用不同。第一个意象的产生来源于艺术家的生活积累。意象向形象的转化,在艺术家的感性物质的创造活动中完成。在消费者的审美过程中,完成由艺术品的形象到消费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象的转化。在奇石文化欣赏活动中,也有艺术形象和意象。当奇石进入第一个采集收藏者的收藏审美过程中,审美意象和形象就结伴产生,审美形象(谱)随摆放方式的确定而相对确定。当这种形象在展出或流通过程中得到普遍认可,或者被具有相应资历的鉴赏家鉴评后,审美形象转化为艺术形象。当奇石进入爱好者(消费者)的审美消费过程中,艺术形象最终转化为艺术意象。奇石的艺术形象和意象不像传统造型艺术那样易于区分,因而有较多的再发现机会。(3)传统造型艺术的创造性,体现于艺术形象之内,奇石艺术的创造性体现于艺术形象之外。(4)五类美学形态的结构不同。

三、奇石艺术品悖论辨析

要论证奇石是艺术品,除了正面论证之外,还要从反面论证一些代表性观点的错误和局限性。本文开篇所引观点和美学家王朝闻只承认奇石“具有相对意义的艺术性”而不是“艺术品”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是流与源的关系。因而后者是我们论证的重点。诚然,作为唯一一个关心、垂顾奇石文化事业的大师级雕塑艺术家、美学家、艺术理论家,留下堪称经典的《石道因缘》等宏论,我们每一位石友都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但为了实现大师“终有一天能够穿越探索石道的艰辛,出现系统化、民族化为举世公认、名实相符的赏石美学”(见《石道因缘》第150页,王朝闻著,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愿望,我们不得不对大师的部分观点提出保留意见。

“客:对于观赏石,有人说它也是艺术品,你说对吗?主:我先问你观赏石所引起的美感,和艺术品所引起的美感,对你有没有明显的差别?客:不消说,艺术不止反映客观的美,它还创造艺术美……石头虽能引起美感,但这种美与人们精心创造的美不同。”(同上,第12页)用美感的差异性否定奇石是艺术品。这是大师否定奇石艺术品的第一个观点。从本质上讲奇石美是自然美,进一步说,奇石的自然美中契合了社会生活、自然事物的艺术形象,具有社会美、艺术美,与传统艺术美的平衡、对称、整齐划一、随心所欲等“主观性与独创性”的特点不能等而论之。但它对社会美和自然美的表现力,是传统艺术家意想不到、传统艺术美无法企及的。因此,奇石的艺术美是对传统(人工)艺术美的拓展与补充。奇石艺术美与传统艺术美是对立统一关系。用传统艺术美感的标准去衡量奇石美,就是只看到事物的差异性没看到事物的统一性,是形而上学艺术观的表现形式。

“主:说简单点,凡是未经过人类加工的观赏对象,包括具有审美作用的石头,不论它的形体、色彩、斑纹和硬度多么接近动人的艺术品,我只承认它们具有相对的艺术性。客:‘品’与‘性’的概念不能混淆。观赏石的美,在于观赏主体的发现,而不在于它的创造。”(同上,第12页)用感性物质活动对艺术形象的规范性,否定奇石的艺术品定位。这是大师否定奇石艺术品的第二个观点。我们拥护大师对“感性物质活动”的坚持,因为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路线。不坚持这条基本路线,艺术品概念将变得宽泛无比,所有具审美功能的自然景物都将进入艺术品范畴,这无异于取消艺术品概念的规范性。大师认为“从事选石、配基座、选择拍摄角度和命名等活动……这一切活动都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不过,这些活动还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观赏石的审美特性与价值”(同上,第17页),“能够发现观赏石的美,也表现出主体的感受有创造性。但实际上并没有改造观赏对象”(同上,第12页)。由此可见,大师对“选石、配基座”等感性物质活动和感受发现过程的创造性地肯定与对艺术形象感性物质创造性地坚持。但他忽视了奇石的自然本质规定性与人工性的矛盾决定了奇石“形象”的创造性,不能存在于“形象”之内,只能存在于“形象”之外。存在于奇石的采集、装饰、鉴赏、展出等感性物质的选择活动与奇石鉴赏审美过程中发现性的统一。在互为前提的条件下,感性物质的选择活动和鉴赏过程中的发现都具有“创造性”。

美学家王朝闻虽然发现了奇石文化欣赏活动中的创造性,但囿于艺术品概念的既定模式,得出了违反概念辩证法的错误结论,不经意间为奇石文化设置了新的障碍,这是奇石文化理论建构中必须扬弃的。

四、结论

艺术观念论文篇9

关键词 艺术学 艺术人类学 艺术真理 核心理念

一

在现代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历史上,艺术的真理问题历经尼采、海德格尔、阿多诺等哲学家的思考和开掘早已大有气象,虽然亦难免有陷入理论困局的迹象,不过问题本身总归处在求解的路途上。很遗憾,艺术人类学家对艺术的真理这个疑难问题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和力不从心,长期以来几乎采取了集体回避和隐退的姿态。在莱顿(R. Layton)的《艺术人类学》(1981年首版、1991年第二版)、哈彻(E. P. Hatcher)的《作为文化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导论》(1985年首版)和盖尔(A. Gell)的《人类学的艺术》(1999年首版)等这样一些带有总体性或通论性的代表论着中,艺术的真理问题明显缺席,在诸如音乐人类学、视觉人类学等艺术人类学分支学科中,情形亦大致如此,如美国当代音乐人类学家布鲁诺·内特尔(Bruno Nettl)的名着《民族音乐学研究:三十一个问题和概念》(2004年修订版),用了三十一章的篇幅分别精心梳理和分析了民族音乐学的诸多重要问题和概念,可谓气势恢宏,但人类音乐的真理问题还是无缘受到关注。

推究起来,艺术人类学家在艺术真理问题上的这种几乎是集体退却的姿态和事实,固然有诸多原因,但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往往有其相应的问题领域的选择或许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例如,霍贝尔(E. A. Hoebel)在哈彻《作为文化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导论》一书的“序言”里曾颇为中肯地指出,在处理将人类学理论应用于艺术这件事情上,哈彻的着作与其说是“最新版的博厄斯”(Boas up to date),倒不如说是在检验一些特定的概念①。其中,检验的重点还只是“原始艺术”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问题,指证艺术人类学领域称为“原始艺术”的讨论自1970年以后就已经从考虑“原始的”一词转向考虑“艺术”一词,其“新的兴趣点集中在该词的用法是否是民族中心主义的、是否应当被应用于那些没有这样一个词的民族的活动中去、它又该如何界定这样一些问题上”②。

相比之下,盖尔的艺术人类学理论明显要新锐一些,激进一些。他不但意识到艺术人类学要关注现代主义艺术,“赞同和艺术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的那些美学先入之见决裂”,而且认为“美学方法的平庸并没有被其他可能存在的方法充分地表现出来”③,例如布尔迪厄(P. Bourdieu)的唯社会学论实际上从未考虑艺术品本身,而仅仅考虑艺术品表示社会差别的能力,如此等等。不过,盖尔的此类观点尽管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但在他试图与之“决裂”的西方美学理论和观念清单上,艺术的真理观问题还是未能直接进入其中,因而也照例无意把艺术真理问题纳入艺术人类学视野。这似乎又表明,对艺术真理问题的回避或忽视与艺术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处于何种历史阶段没有必然的联系。不管怎么说,这种集体性的回避和退却已成事实,它毕竟在艺术人类学本身的问题链上留下了一个根本性的缺环,甚至可以说是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理念滞后的一种表征。

富有意味的是,在哈彻出版《作为文化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导论》一书的第二年,亦即1986年,推出了一本颇具地震效应的、在西方人类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该书编者之一克利福德(J. Clifford)旗帜鲜明地为该书撰写了题为“部分真理”(Partial Truths)的导言,在他看来,民族志的写作至少受到语境、修辞、制度、文体、政治和历史上的决定因素支配,因此,他称民族志为虚构(fictions),“民族志的真理本质上是部分的真理——受约束的(committed)、不完全的(incomplete)真理”④。由于该书的论题并未有意识地正面应对艺术人类学的“部分真理”问题,而编者也坦承该书的人类学偏见使它忽视了对摄影、电影、表演理论、纪录片艺术、非虚构小说等艺术文本的关注⑤,再加上以上所述的艺术真理问题在西方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中的总体处境,所以,我们确乎有理由认为,艺术的真理问题(哪怕是所谓的“部分真理”问题)对艺术人类学学科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的疑难话题。这样,尽管在《写文化》出版十多年后问世的《写文化之后》一书的编者判定《写文化》已逐渐被看作是一部“有几分像人类学思想上的分水岭”⑥那样的书,但就艺术真理问题而言,这条分水岭实质上并没有清晰地绵延到西方艺术人类学的田园之中。

关于艺术的真理问题,我在1999年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成立之际所撰的《艺术人类学与知识重构》一文中曾把该学科的一个根本追求定位成“重新追问艺术真理的学术知识生产运动”,随后的一些文章或演讲又进一步强调这样一门立足于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从艺术的角度研究人的学科是一种新式的艺术人类学,它不仅仅是关于“原始艺术”的,“不仅仅是关于‘艺术’的,也不仅仅是关于‘艺术’的感性学或某种新的知识论,而且还是一种人类学立场上的艺术真理论”⑦。本文拟针对上文所阐述的问题情境,对我所主张的“完全的艺术真理观”这一艺术人类学的核心理念作一番尝试性的阐述。

二

事实上,我们一旦把艺术真理问题引入艺术人类学的议事日程,首先就会真切地体会到类似于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所表述的那种复杂心情和态度取向:“一方面,各种哲学相继出现,相互矛盾,相互诋毁,使真理看上去是变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史是怀疑主义的课程;另一方面,我们向往一种真理,精神之间的一致即使不是其标准,至少也是其标志。”⑧不过,如此鲜明的态度取向并不能直接拿来给克利福德所标举的“部分真理”说作出属性判断。因为这一民族志写作的理念确乎在很大的程度上注意到了文化叙述的真理(the truths of cultural accounts)所遭逢的语言、修辞、权力和历史诸方面带来的不确定性或偶然性,这对文化叙述的真理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无疑是一种尊重,一种张扬,因而我们也确乎不能说这种“部分真理”说只是在简单地修读“怀疑主义的课程”;但克利福德同时又声称:“至少在文化研究中,我们不再会认识到完整的真理,或者哪怕是宣称接近它”⑨,这显然是急剧地朝着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甚或怀疑主义的方向挪步,并终将稀释和失落“部分真理”说原本所具有的那份反思和鞭策的意义。

由此,我们不难推想,如果艺术人类学家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类艺术现象和艺术史的时候,无意把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真理问题勾连起来,无意警惕和克

服极端的相对主义或怀疑主义的理论迷雾,无心打造甚或自动放弃种种寻求艺术真理的武器或可能性,转而简单地移植或运用迄今仍被许多西方人类学家所信奉的、随时有可能走得太远的“部分真理”说,那么,艺术人类学研究工作的意义本身很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其实,在这一关键点上,克利福德本人的一番交待恰恰成了某种有力的印证:“我在这篇‘导言’中一直极力主张的那种不完全性(partiality)总是预先假定了一个地方性历史的困境”⑩,并声称自己的这种历史主义观念应大量地归功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但在各种“地方叙事”(local narratives)和它们的替代物亦即“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之间并没有接受后者。在我看来,这里所假定的这种“地方性历史的困境”同时也是他的“部分真理”说所要面临的困境,而其内在的迷障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与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所倡导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是在逻辑上预设了非“地方性知识”或非“地方性历史”的存在,而它们事实上指的是西方知识或西方历史;二是在这种非“地方性知识”或非“地方性历史”中,依然隐含地指称存在着优先于非西方世界的普遍性和自主性的价值。(11)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到“部分真理”说背后所潜藏着的寓意微妙、具有悖论意味的理论指向。

这样,在艺术人类学的核心理念的定位、设计和选择上,我们与其在那种“部分真理”说的万花筒里端详艺术真理的种种局部的、变幻莫测的容貌,还不如明智地选择有望在“一”与“多”之间、在完全性与不完全性之间进行平等贯通和整合的一种完全的艺术真理观。

那么,围绕新式艺术人类学的这一核心理念,又有哪些基本理念在支撑呢?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把研究范围推及全景式的人类艺术来达成艺术真理的完全性。以往的艺术人类学主要研究无文字社会的艺术,以及文明社会里的民间艺术或少数民族的艺术传统。新式的艺术人类学尽可能地把自身的研究范围推及全景式的人类艺术,把世界上所有民族和所有文化系统内的艺术作为自己的合法的关注对象。如果还是继续像从前那样主要研究无文字社会的艺术,而此类社会的很多艺术形态都已经消失,而且有些还在随时随刻地消失,那么,这个学科可以研究的东西事实上是走向萎缩的,因此,只有在最大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上逼近人类艺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才有望在各种或大或小的艺术世界中追索到完全的艺术真理的讯息,而因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总有其实在性和情境约定性,所以,在艺术真理的叙述或书写上即便需要某种“想象”或“虚构”的诗学,需要融入一些打破情境约定才能顺利叙述或书写的情境非约定性因素,但它们本身并不能改变艺术真理在总体指向上的确定性、一致性和完全性。

2.在“作为文化的艺术”这一艺术观念总谱中努力寻求艺术真理的完全性。以往的艺术人类学已经有一个变化,注意力开始从“美的艺术”(fine arts)转向“作为文化的艺术”,考察艺术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形成了几个主要的相关观念:一个是把艺术视作“文化的表现”,一个是“作为文化系统的艺术”,另一个是“作为技术系统的艺术”。这和原先美学里所面对的那个“艺术”概念相比,显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实质性的差别。对此,哈彻的体会颇有代表性。由于在实际的现代用法中,“艺术”一词不再限于雕塑和绘画,其界定的范围非常广泛,并且包括纺织品、人体绘画、机遇剧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因此她感到,过去那些狭隘的定义就像它们从前所做的那样虽然并不限制跨文化的观点,但是,当我们试图从跨文化上来使用“艺术”观念时,还是有许多问题,尤其是因为在西方文化传统内有许多艺术定义,并且只有某种非常宽泛的一致意见。因此,“在工业文明中,当艺术概念在媒介和内容方面被放宽到异乎寻常的程度时,至少含蓄地表明艺术概念的用途、功能和意义已经被缩小了,而艺术与它的(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少。这正是那种被当作纯粹为了审美静观、为艺术而艺术、纯粹艺术、称为‘艺术’之物的无用之必要性的艺术概念。它对跨文化研究来说不是一个很有用的概念,即使有人相信有如此纯粹的动机存在”。(12)基于这样的认识,哈彻就把“艺术”的成分解析为纯粹审美(purely esthetic)、技能或技术(craftsmanship)、意义(meaning)这样三个层面。而盖尔在20世纪90年代试图从“作为技术系统的艺术”(art as a technical system)这样的艺术人类学观念上来考察包括原始艺术和现代艺术在内的各种艺术的魅力技术(the technology of enchantment),(13)显然又是一种有效的推进。

诸如此类的艺术观念群及其相应的研究方式或学术转向,说明艺术人类学已不再把“美的艺术”作为一个终极性的考察目标,而是在“作为文化的艺术”这个观念总谱的鞭策下,勘探人类艺术形态和观念上的复杂群落,注重发掘艺术与某种具体的文化表现、文化行为和文化技术之间的普遍联系。虽然这里也难免还是有一些艺术概念上的预设,有一些猜想性的成分,但艺术人类学研究努力把这些预设和成分融入一个个情境性的解析过程之中,通过这种解析过程的展开,不断地反思、检验和调整自身的艺术观念,让它们经受旧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各个时期、各个区域和各个族群的艺术所构成的事实大熔炉的考量,从而全方位地解析出人类艺术的真理性因子,在最充分的特殊性、最高的普遍性上提炼艺术真理的话语,于是,艺术人类学在艺术观念和艺术真理的话语问题上的种种“作为”式的语句和表述,也就有望经受最大限度的、最完全的合法性洗礼。当然,这种集群式解析的过程性演历,既要有与解析对象之间充分的情境关联,以期掌握充分的事实判据,又不排斥解析主体与解析对象之间复杂的情境性互动,建构情境性表达关系的空间,从而在艺术观念和艺术真理的复杂认知和书写的历史过程性中通过不断地扬弃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来达成艺术真理的完全性。

3.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反思性地、有限度地运用那种强调空间性和地域性特征的地方性知识,转而强调非西方艺术的种种样式、形态、意识、观念和价值与西方艺术至少处在理论上完全平等和合法的境地,中国艺术、日本艺术和印度艺术等,都不只是具有某种“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经验和地方性价值的东西,确切地说,它们各自都是某种情境性的艺术,它们在认知自身的艺术经验、表达自身的艺术真理或本民族的人生真理的历史过程中,均有各自特有的生命感受和生存理解上的情境约定、情境内涵,因而和西方艺术一样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具有西方艺术所无法替代的知识性价值和真理性内容。由于无意把它们置入那种依然隐性地带有西方知识至上和西方价值优先意味的“地方性知识”的阴影中自我降格,因而随着新式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不断推展,历代的东方艺术和世界上各种小型社会的艺术都将有望被视作一个个在艺术的真理性内容上具有足够的自主性的世界,而不只是流于西方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的一个个带有被压迫意味的对象。于是,这样一些独特的艺术世界就有可能被赋予自呈自现、自我决断的机理,从而在一定的现实性上和西方艺术世界之间形成一种互为他者、双向乃至多向制导的全景式机制,让艺术真理的完全性问题在不断多维化和细密化的他者之间的互动、对话、交流甚或交变中得以开显。也就是说,各种艺术世界的自主、自恰和价值地位上的平等,必将在现实性上强化艺术真理的完全性程度。

4.以往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偏重于对艺术作品的静态描述,而忽视对艺术家的行为以及行为过程的动态解释,换句话讲就是对艺术的研究总是习惯于针对艺术品本身,而制作、观看艺术品的人在研究视野中往往是缺席的。新式的艺术人类学研究除了继续重视艺术品的解析之外,也关注人类艺术活动当中的艺术行为和人的在场(包括艺术家的在场)这些环节,力图对各种文化情境条件下从事艺术制作、艺术生产和进行艺术交往的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行为等整体流程进行情境性的探究,以期在具体的艺术生产、艺术交往或艺术消费的完整格局中来全面地考察人类在艺术需要、艺术创造和艺术交往上的真理诉求。

三

艺术观念论文篇10

[论文摘要]观念艺术是西方当代艺术中重要的艺术形式，它强调艺术观念的重要性。通过对观念艺术概念的解析和发展过程的梳理，总结出观念艺术的创作特点和意义。

观念艺术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和西欧国家发展起来的重要的新艺术形式，它强调艺术的创造核心是表现观念。具体说来就是艺术家以某种思想观念作为创作的目的，运用任何可利用的物质或非物质形式作为表达其观念的载体。由此艺术家主观上的选择和意象拼接就成为最重要的因素，这一点改变了自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来的欧洲古典艺术注重对象价值的审美观。

一、观念艺术的起源和发展

观念艺术是从达达主义的观念、实践中演变、发展过来的，1917年马塞尔·杜尚的作品《泉》可以视作是观念艺术的发端。但是，到1963年“观念艺术”这个概念才由美国艺术家爱德华·基因荷兹提出，荷兰极少主义雕塑家索尔勒·维特借用了它，用以描述自己的作品。他在1967年发表的《关于观念艺术的短评》一文中说：“在观念艺术之中，观念或概念是作品最为重要的方面。当一个艺术家使用了艺术的一种观念的形式，这就意味着一切计划和决定都已事先完成，而其实施则只是一种敷衍了事的工作。观念成为创作艺术的机器”。观念艺术最重要的实践者们，比如约瑟夫·科苏斯在1969年发表的两篇影响重大的文章中将观念艺术定义为“哲学之后的艺术”，他在文章中开始审视艺术的角色、地位以及人们赋予艺术品的意义背后所隐藏的东西，探讨交流的界限以及现存各种视觉语言的内在同一性，由此他认为艺术作品的本质主要是传达某一观念。WWW.133229.Com约瑟夫·科苏斯也制作了一些作品来表达这样的观念。他在1965年创作的《一把和三把椅子》表达了如何把艺术的视觉形式直接向观念过渡的思路。他认为以实物为依据的图像最终是为了给人提供一种观念，艺术品提供的观念才是艺术的本质。

二、观念艺术的创作特点

观念艺术家用各种媒介和材料来表达自己的观念和思考，并在形式上不断创新，形成了以下特点：

（一）图像和文字结合的观念艺术

图像和和文字结合起来，是观念艺术表达的主要手段。利用文字来表现艺术，是艺术上的很大的革新，在艺术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观念艺术中的文字并不仅仅表现文字原来代表的意思，文字在观念艺术中仅仅是表达的工具而已，它们原来的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所被使用的方式和艺术家利用它们来表现的思想观念。观念艺术家在选择图形和文字结合时，往往采用具有大众文化的视觉符号来作为图形。比较典型的作品有布鲁斯·瑙曼的作品《享受乐趣/美好生活》。

（二）非文字形式的观念艺术

一些观念艺术家创作的作品根本不用文字，但是作品也表达出强烈的观念因素。例如，法国艺术家卢·维莫斯创作的作品《椅子的各面观》是由一张高背椅和二十面镜子组成的。每面镜子的大小同椅背上由衬条分隔出来的空间一致。椅子靠在一堵墙的中间，镜子挂在椅子后面的墙上，同椅背等高。镜子同椅子浑然一体，似乎是拓宽了的椅背，它们也成为了椅子的一部分。这样的设置使平常毫无生气的沉闷的日用品椅子，突然具有了“感觉”的功能。观众在凝视椅子的时候，似乎也在被注视着，镜子就是椅子的感觉器官，是椅子的“眼睛”。它似乎是在告诉我们，那些沉默的东西也具有“知觉”的能力，它们在每个幽闭的角落，默默注视着自认为是这世界主宰的精灵“人”的一切。我们也许从不曾意识到，在我们注视他人的时候，我们也是他人注视的对象，处于被注视的境地，无论它们是活人还是静物。

（三）观众参与的观念艺术

观念艺术非常强调观众的参与。观念艺术家认为，他们作品中传达的观念只有传达到观众的心灵之后，才是成功的艺术，而且，只有经过观众参与之后形成的观念，才是完整的观念。创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观众参与活动的组织者。

观念艺术家始终坚持“生活即艺术”的观念，将作品走向生活，走进观众，艺术更加独立与自由。马戎里·斯特里德1969年在纽约街头做了一个名叫《街景》的装置，这件作品由30个空空的镜框组成，摆放在街道上。当行人走过时，他们就成为镜框中的人物，成为一道“即时风景”。当他们透过镜框看出去时，纳入镜框的街头景物和建筑以及远处的天空都成为“天然的画作”，也成为他们通过自己的眼睛拍摄下来的“街头风景”。作者借此作品提醒每一个路过的行人，让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三、观念艺术的意义

综上所述，西方观念艺术无关形式或材料，而是关于观念和意义的。它不可能被定义为任何媒介或风格，而更多的关系到什么是艺术的疑问，尤其是观念艺术对艺术对象作为独特的、可收藏的或可买卖的传统地位提出了挑战，由于作品不再以一种传统形式出现，它需要观众作出更为积极的反应。观念艺术不只存在于观众的头脑参与之中，这种艺术具有各种形式：日常用品、摄影照片、地图、录像、图表，特别是语言自身。这些形式常常结合在一起，通过提出一种对艺术的彻底批判、表述和它们被使用的方式，观念艺术对大部分艺术家的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观念艺术作为一种艺术思潮和现象，它的存在意义主要是它开辟了新的领域，特别是在语言学的范畴里；它试图创建新的表现手段，例如重视过程和记录，显示行为的轨迹；它有强烈反艺术商业化、反画廊和富有者垄断艺术的倾向，更重要的是它含有哲学的思考。它关心的是如何以理念的实在性来对抗感官的实在性。观念艺术是一种艺术的探索，也是一种探索性的艺术。一个新生艺术类型的产生一定有它的必然性，观念艺术在全球的发展和壮大更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参考文献

[1]爱德华卢西·史密斯.1945年以后的现代视觉艺术[ml.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

[2]杜尚访谈录[ml.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罗伯特·休斯.新艺术的震撼.刘萍君等译[ml.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