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范文10篇

意识形态范文篇1

【关键词】意识形态、认识与实践、社会心理与个人心理、社会主义文艺

一

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支点。这是因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中反映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和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先在的，就像葛兰西所指出的，“是由每个人从其进入这个意识的世界之时起，就自动陷入的许多社会集团所强加的”（P.233）。人们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进入一定文化、接受一定意识形态的过程。阿尔都塞也认为只要一个人进入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到“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他的思想和行动无不受一定意识形态的支配和规范，所以他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文化客体”，是人们必须接受的赠品。出于对意识性质以及它与人的思想、行为之间关系的自觉认识，马克思主义才从根本上把文艺界定为一定社会意识形态，并要求无产阶级文艺自觉地担当起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以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和鼓舞人民大众的历史使命。因而意识形态性也就成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思想灵魂。

正是由于这样，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这个命题自它提出之后就遭到许多“纯艺术论”的倡导者的反对，新时期以来，在我国文艺理论界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和否定，以致有些文艺部门的领导也回避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这实际上是在思想上放弃了对文艺的领导。这些年来，我们的文艺事业在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与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完全背道而驰的创作倾向，起着腐蚀人们的意志、毒害青少年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的作用，这显然是与文艺界所出现的一股淡化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是分不开的。

这股思潮在我国出现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分析起来大概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了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想的影响。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有些思想家就竭力否定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否定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中个人存在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意识形态直接等同于国家意识形态，等同于一个纯粹的政治性的概念，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断言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也宣告终结。这观点很契合我国某些长期以来深受极“左”思潮压制和饱受“”文化专制之苦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思想和心理，他们也就趁我们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之机，以批判文艺界的极“左”思潮之名，跟着在我国掀起一股否定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试图以文艺是一种“美”、一种“文化现象”来取而代之。这些观点在理论上自然是经不起分析的，因为“美”不可能完全脱离“真”和“善”而独立存在的，所以审美评价和审美选择在根本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因此审美观的差异说到底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差异，它是不可能与意识形态完全没有联系的。另一方面，也与以往我们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片面性和不确切性是分不开的，这种片面性和不确切性具体表现为：一是纯科学的倾向，亦只是从意识论、认识论的观点，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反映被反映关系的角度，来说明意识形态的性质，对于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和价值内涵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和阐明。意识形态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意识，它作为反映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的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是属于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信念体系和行为规范的范畴的，它的任务就是为了凝聚人的思想，把人的行为引导到同一的方向、共同参与到对社会的变革实践。所以，它不仅有认识的属性，同时还有价值的属性，不仅有理论的功能，同时还有实践的功能。这些方面，葛兰西、阿尔都塞和晚年的卢卡契都曾有不少合理论述和发挥，并得到西方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同。如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作为表象体系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社会的职能比理论的职能重要得多”。卢卡契认为意识形态的“目的是使人的社会实践变得有意识有活力”，“所有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决定性问题是：Wastan（做什么）？”《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解释意识形态时也认为它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这些见解都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在我国过去，可能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早年以意识形态所指代的“虚假的意识”，亦即指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合法的统治而制造出来的一种虚幻的价值观念划清界线，在阐述意识形态时都侧重于从它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方面，亦即认识论的、科学性的观点来进行发挥，而忽视从实践性的、对社会变革的功能方面来进行理解，这就把意识形态实证化了、认识论化了、纯科学化了。这理解显然是不够全面、准确的。二、是纯理论的倾向，侧重强调意识形态是自觉反映一定社会存在的思想（理论）体系，而无视它与社会心理、个人心理和日常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认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自觉的思想观念，不但是从对社会心理加工、提升而来，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是以社会心理为“共同根源”的，同时还表现为只有经由社会心理，意识形态才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样，就把意识形态混同于意识形态理论和意识形态科学，视意识形态为远离生活、高高在上、只是少数意识形态专家在研究的纯思辨的、理论形态的东西。尽管我们在理论上都承认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是相互影响并积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但由于对这种反作用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没有足够的注意和深入的揭示，从而使得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说明上，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几乎显得无所作为。而我们之所以强调要真正阐明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反作用的道理必须深入分析揭示它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就是由于马克思所说的：“思想从来也不超出世界秩序的范围”，因为思想不可能直接打破现实关系实现对社会的变革，所以“思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表明意识形态总是以现实的人为物质载体的，它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首先必须融入生活、融入大众、融入社会心理、融入人们的人格无意识之中，唯其这样，它才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实践的精神动力。在这方面，葛兰西、赖希、弗洛姆等人都曾做出许多有益的探讨，如葛兰西提出：必须革除“哲学是一种奇怪而艰难的东西，认为它是由特定领域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理智活动”的观念，“不应把所谓‘科学的’哲学的东西，同只是观念的和意见的片断汇集的、日常的和大众的哲学分割开来”。他批评当时意大利流传的以克罗齐和金蒂雷为代表的“内在论哲学”，认为它的最大的缺陷之一就在于：“它们不能在上层建筑和底层之间、‘普遍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这些探讨对于我们克服对意识形态理解的纯科学、纯理论的倾向，全面、深入理解意识形态性质，实现意识形态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是有突出贡献和积极意义的，它应该被吸收到我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来，并作为我们探讨文艺意识形态性的重要理论依据来加以研究。

鉴于以上认识，我认为，要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有一个准确、全面的理解，就必须从克服以往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纯认识论化、纯科学化和纯理论化两方面入手。首先是纯认识论化、纯科学化的倾向。

对文艺的性质作纯认识论化和纯科学化的理解在我国由来已久。早在“五四”时期，有些作家和理论家在介绍西方现实主义（当时叫“写实主义”）的时候，就没有分清现实主义和在实证论哲学和实验医学理论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自然主义之间的差别，把现实主义混同于自然主义，认为它是“经过近代科学洗礼的最值得提倡的写作态度和方法”。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苏联文艺理论的引入，当时苏联广为流传的“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都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通过具体形象达到客观真实”的文艺观，更是被当作文艺的经典定义被我国文艺理论界所接受，以致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初，我们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编写我们的“文学概论”教科书，把文艺的性质界定为意识形态时，根据当时哲学界对意识形态的流行观点，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也完全作了纯认识论和唯科学主义的理解。如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一开篇对“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时认为它仅仅就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基于这样一种理解，以往在我国流行的前苏联的文艺观，也就很自然地被吸收和整合到我们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解释中来，致使纯认识论与唯科学主义的文艺观长期以来成为雄霸我国文艺理论界的一种主导观念，至今影响尤存。

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性质纯认识论话，并非认为文艺不是社会生活的反应，因为一切艺术的东西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从根本上说都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生活，只不过认为文艺的反映与一般的认识，特别是科学（非意识形态）是不同的，所以，把文艺意识形态性做纯认识论的解释，不仅从普遍性层面上不足以揭示意识形态本身的内容，而且在特殊性层上更与文艺的特性相悖。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所昭示的任何事物的性质都是多重的，相对的可以区分为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层面的思想，同志提出：“对于事物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这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那么，文艺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由于作家的审美反映所赋予文艺的审美特性。审美不同于一般的认识，它是以主体的审美情感为心理中介与客体建立联系的。这种情感的反映形式决定了它与一般的认识具有以下不同的特点：就反映的对象来看，认识的对象是不以主体自身利害和好恶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是事物的实体属性，而情感作为人们面对客观事物所引起的态度和体验，总是以事物能否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物质的和精神的）为转移的，它反映的是主客体之间的某种关系，是事物的价值属性；就反映的目的来看，认识既然是为了达到对事物客观属性的把握，它所要判明的是“是什么”，目的是给人以知识，而情感反映的对象既然是事物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因而它离不开人的喜好，它要判明德不仅是一个真与假、而且是一个善与恶、美与丑的问题，所要把握的不仅是“是什么”，而更是“应如何”；就反映的方式来看，由于“是什么”是事物的一种客观属性，它一般通过陈述判断的形式表达出来，一般是以概念、抽象、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方式来加以表述，而情感反映的由于是“应如何”，是人们对事物的一种评价、选择、意识和愿望，所以是以形象思维的方式表达出来。正是由于情感反映不同于一般认识反映的这些特点，使得文艺作品看似像实际生活那样不带任何主观倾向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实际上无不蕴含着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态度、评价、理想和期盼，在不同程度上无不打上作家思想倾向的烙印。尽管历史上有些作家标榜他是纯客观的，但只要他被自己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感动了，他就不仅会把自己的思想倾向融入作品，而且由于情感机制的激发，还使得作家自己长期潜伏在心灵深处，支配、驱使着自己行动的那种潜意识的追求、企盼和梦想也都浮现出来，在作品中得到集中的流露，从而使得表现在作品中的思想内容往往比作家所意识到的要深广得多。所以，出现在作家笔下的艺术形象往往也就成了作家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的载体，一种他内心期盼的“应如何”的人生图景。“应如何”是一个理想的尺度，它是需要通过人的行动去争取的，所以就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实践的意识。当然，对于这种实践意识，我们不能像西方现代人本主义那样把它完全主观化和个人化，看作只是作家个人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意向和精神向往；这是由于意识有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之分，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向来是指社会的意识、集群的意识而言，而非纯粹个人的意识。所以在实际的文艺作品中，这种“应如何”的人生图景虽然以作家个人理想、愿望、企盼和梦想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由于作家是社会的人，他的思想情感总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在接受社会的教育和熏陶过程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这样那样地受着他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关系所制约的，因而在他的作品中也必然这样那样地以个人的形式反映着一定社会、时代、集团和群众的思想愿望，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伟大作家“最主要的个人特性，‘最高的独创性’表现在这里，就是他在自己的领域里比别人更早或更好、更充分地表现了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或者精神的需要和憧憬”。愈是伟大的作家，他与社会、时代、群众的这种联系也就愈紧密、愈深刻。所以，就文艺的性质来说，毫无疑问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的。

正是由于这样，这就决定了一切进步的文艺作品也必然像其他进步的意识形态一样，在社会生活中都起着凝聚和团结群众，激励和支配人们的行动，把人们的行为引导到同一方向，共同参与和投入到社会变革中去的作用。列宁在会见埃森时提出“真正的文学”应该“教导人、引导人、鼓舞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文艺“要使群众警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号召作家“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造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都是基于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这种实践性的内涵的理解而提出来的，都表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所彰显的文艺不只是对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对社会的介入。因此作品从作家手中完成，它的价值还只是潜在的，只有通过读者阅读，把作品中的思想情感转化为读者的思想情感，并在读者的行动得以落实，作品潜在的价值才转化为实在的价值。这就要求我们把文艺不能仅仅看作是一个“实体性的定义”，同时还必须看作一个“功能性的定义”不能仅仅从作家创作及其成果一维，而且还必须从读者阅读及其功效一维来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我们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才会有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我们指出意识形态就其性质来说不仅是认识的而且是实践的；而实践是人的实践，它总是以人

为物质载体的。在对人的理解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黑格尔等德国思辨哲学家把人看作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认为他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样，实践也就不像黑格尔所理解的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运动，而首先是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同时也决定了实践不仅仅是由理性观念所支配的，同时还必须要有一种感性心理能量，如人的需要、动机、情感、意志等因素所驱动。所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意识形态不仅是认识性的，同时也是实践性的话，那么也就等于表明了意识形态不是纯理论的，它与社会心理以及它的具体表现领域——日常意识、个人意识和人格无意识有着先天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虽然同属于社会意识，但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一般来说，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意识，通常以一定思想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社会心理是一种自发的，感性的、亦即融化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未经分化、加工、定性的经验水平的意识，通常以一定社会群体的感觉、情绪、意志、愿望以及社会的风尚、习俗等形式表现出来。它们的关系是：一方面，意识形态是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加工、改造提升而来，以社会心理为“共同的根源”；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心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最为直接、紧密，是一种日常的实践意识，它作为人们“行为的调节器”，直接支配和决定着一定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以，意识形态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也就必须经由社会心理。若是只停留在理论宣传而不能转化为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也就很难成为在实际生活中激发和推动人们行为的精神力量，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意识形态范文篇2

关键词：道德；德性；信仰；意识形态

在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以来，人们普遍感受到道德水准的下降。如何提升道德水准呢？一类措施是伦理制度化：把道德规范“成文化”、或提升为奖惩制度和法律条文。如：设立见义勇为基金，规定对见“死”不救的处罚；对随地吐痰的制度化处理；职业道德的制度化，如医生不得收红包、教师不得进行有偿家教，政府官员财产收入申报等；建立学生道德银行制度。但是，现实生活中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普遍缺失，以及人与人之间不断增大的摩擦和交际成本表明这些措施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另外一类措施是意识形态化的精神建设。政府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宣传、灌输，力图在人们的内心世界中植入主流的、统一的价值观。如不遗余力地进行各种主旋律的宣讲，经常性地推出先进典型，以及根据社会情境塑造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神五精神等来占领人们的内心世界，希望以此植入一个信仰的体系，为道德建设提供精神支撑。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各种主旋律、典型和精神满天飞，却唤不回道德风气的好转。上述两种措施收效低微的原因何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规则伦理与德性伦理的关系以及德性的前提说起。

一信仰和意义是德性形成的内部基础

（一）德性是道德的本位

道德建设中存在着制度本位论（如规则道德、规范伦理和伦理制度化）和德性本位论。制度本位论持有这样的理论前提：道德建设应当关注和落足于外在行为，而不是个体的内在品质，伦理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制定道德规则。只要道德主体做出的外显行为是合道德的，其动机并不重要。这种观点的深层假定是“行为是完全独立于人们对世界结构所抱的看法的”[1]，这个假定实际上是贬低了人的精神、否弃了人的自主性，把人心降格为一个“刺激－反应系统”。此外，规则本位论也无法保证长久和永恒的道德效果。因为，规则约束的在场性毕竟是有限的，不能监管到人的复杂多样的全部行为，当个体处于不被监视的情况下，规则就无法保证道德行为的发生。

德性作为道德内化于自我所形成的内在品质，是一种向善的精神定势，能够稳定地决定道德行为的发生。向善指的是在自我利益与整体的利益（包括他人、社会以及自然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主体会让渡自我利益成就整体利益。而向善的趋向是由德性的超越性保证的。德性的超越性指的是对个我一己之利益的超越，把自我利益融于整体利益之中，寻求超越自我而与整体同一，它使德性具有利他的向度。

我们认为德性才是道德的本位。因为：首先，道德所包含的基本矛盾是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矛盾，道德的本质是利他性。德性的向善性和超越性体现了道德利他性的本质，依凭德性的伦理才具有完全的道德意义。其次，德性可以稳定地、一贯地决定道德行为的发生，落实到德性的道德建设才是最终可靠的，德性还可以使人的行为既合乎道德又出于道德。

至此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上述第一种措施既伦理制度化：制度不是道德的本位，德性才是道德的本位，伦理制度化没有抓住道德的根本：在超越和意义体验的基础上追求向善，所以不能取得实效。

德性是道德的本位，建构德性是道德建设的目标。那么，德性是怎么形成的？德性的形成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德性的形成有两个前提。首先是认识前提，德性的认识前提是认识到个人与世界是一体共生、一损俱损的，自我利益与整体的利益是相互交融的，整体的和谐发展有利于个体的生存和发展，个体当下的具体言行对于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对于个体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个人为了成就整体利益而牺牲自我利益时，自我利益就融入到整体中并化成了永恒，所以，当他做出道德的行为时，他觉得这不仅是“为他”的行为，同时也是“为己”的行为。

认识到自我与世界的一体相关性并不必然带来道德行为，许多道德准则和其中的道理人们都明白，但人们仍然是常常不遵守道德规则，“知而不做”的原因是缺乏道德情感。没有情感伴随和浸润的道德认识和观念是死的，只能沦为枯燥说教，只有那些能够激发主体强烈的情感体验的知识和观念才能推动主体去践履之，所以，道德情感是德性中的动力系统。德作为一种向善的较高境界，在认识向度上要形成对自我与世界一体相关性的把握；在情感向度上则要形成对超越个我一己而与“天地万物为一”这样一种存在状态的体验、领悟，这就是意义感。意义，作为一种高尚的心灵体验，是人从他所面临的在场性的具体生活中超越出来，洞见万物一体、万有相通之世界本然状态时所体验到的归属感、圆满感，是自我与世界相融相通的一体感。意义感带给人的愉悦推动着人迈向与整体的相融，并在实践中转化为成就整体利益的道德行为，所以说，意义作为德性的情感向度，是德性中的动力系统。意义感一方面可以经常性、稳定、自律地促发道德；另一方面还与德性这个较高的精神境界在性质和内涵上相一致。

问题在于，什么可以保证人能够认识到自我与整体的一体相关性、体验到自我回归整体的意义体验呢？信仰。信仰是一个终极的价值体系、一种通达永恒的精神设置。当我们按照信仰去生活、去观察和体验世界时，就会发现人与人之间是相融相通的关系，就会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意义充盈的世界中。在信仰的指导和意义感的推动下，主体会持久而又不自知地在实践中实现自我与世界的同一性，让渡自我利益而成全生存共同体的整体利益，这恰好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德行为的稳固的发生。

基于此，我们认为，信仰和意义是德性形成的内部基础。

德性是道德的本位，我们的道德建设应当立足于建构德性。而德性的建设又要从信仰着手，这是我们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把这个结论与上述第二种措施，我们发现一个矛盾：第二种措施恰恰就是通过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做人们的信仰和精神工作的，力图重建信仰以支撑道德，为什么又难以提升道德呢？回答这个问题是本文接下来的任务。

二与个体的意义体验和人生信仰相脱节：政治化精神建设低效的原因

（一）我国当前道德建设的背景：传统伦理的瓦解、革命伦理的隐退和现代性道德的不成熟

1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中，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成型和现代性的逐步建构，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本纽带、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与价值观念，正处于逐渐瓦解之中。现实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每一位细心观察生活的人都会对此有深切的感受。儒家传统伦理的瓦解使人们失去了旧的价值支撑，这在导致德性失落的同时，也使德性建设的一个价值资源被割断了。

2革命伦理的隐退。人们通常认为，从建国后至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中国社会有着强大、浓厚的信仰，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但我认为对此要做具体分析。

第一，这是一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信仰。它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而不是立足于人生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被“圣经化”或者“教条化”了，民众不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深刻的研究、理解和体会的基础上信仰之，而是在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信仰马克思主义。这种信仰不是本真的信仰。

第二，这是一种表面繁荣、实质贫乏的信仰。这种信仰的形成不是遵循由生活信仰到道德信仰、再到终极信仰的形态递进性的信仰形成规律；没有和主体的自我相关联的情感体验伴随其中；它是依靠伟大人物的感召力而不是植根于主体的意义系统基础上的；没有个体的理性、独立、自主这个心理基础，信仰主体的理性在信仰形成过程的作用打了折扣；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部分地是因为对新生活的接受，这是一个逆向的过程；形成的机制是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化的灌输、宣传、强制；的反常社会形态消解了人们对这种信仰的认同和理解。

第三，这种信仰派生了革命性道德。五四以来，按照李泽厚的说法，我国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是革命压倒了启蒙。革命是各种社会活动的核心，革命年代中形成了以革命为中心和目的的伦理，可以简略地称为革命伦理。源于革命时代的这种革命性伦理，依靠领袖权威和道德英雄主义精神的感召，以及社会化的政治动员和思想宣传而得以在政治突出的总体性社会中树立起来。这种道德，不是一种常态的道德，因为它不以个体的意义世界为关照点。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革命伦理随着社会重心从政治转移到经济而逐渐隐退，失去了对社会的支柱作用。

3中国的现代性处于正在形成的过程中，是尚未完成的、不成熟的现代性。这指的是把现代性的制度嫁接在中国的封建性之土壤中，导致西方现代性蕴含的进步价值观没有被继承，反而畸变出现代性与封建性的新产物，如杀熟现象等。出现这种异化的现代性的原因是：它是没有经历过思想启蒙的现代性。中国时期的启蒙是未完成的，启蒙被革命压倒。建国后的“阶级斗争为纲”不但没有完成现代性意义上的启蒙，在某种程度上还加强了封建性，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启蒙没有持续下去，此后的市场经济建设强化了经济建设而忽视了思想文化的启蒙。没有启蒙为基础的现代性是缺乏前提的。其它的原因有：没有成熟发达的公民社会；没有形成完善的民主政治；没有培育出成熟的自主性个体；没有养成契约意识；没有形成完善成熟的市场经济。

以上分析实际上是关于三种传统——中国儒家传统（重人情和乡情）、新中国建国后时代的传统（重政治革命、平等、正义）和改革开放25年来所形成的传统（以经济和市场为中心，追求个人的利益、独立、自由、平等）[2]——在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舞台上的较量和势力对比，事实表明，最后一种传统逐渐占据上风。这意味着当下中国的价值背景是：在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已不能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价值支撑的同时，革命性伦理也在隐退，现代性的全面内涵尤其是它所蕴含的进步的价值观念也没有建立起来，这就导致了主导性价值的缺失，并使道德处于无内在价值支撑的空虚状态，这一方面解释了当前的道德失范，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当前中国道德建设的背景。

（二）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体系因为脱离个体的意义体验和人生信仰而处于悬空状态在主导性价值缺失的情况下，中国近年来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传以集体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观，但是这种政治化的精神建设的效果如何呢？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表明以集体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标准因为已经不被人们信奉在心、践履在行了，已经处于悬空状态。说它悬空，是因为它高高在上；说它悬空，还因为它没有扎根在民众的行为方式这个实实在在的大地中。其原因在于：总体性、政治化的道德建设与个体内心的意义体验、信仰脱节。1总体性与个体性之间的矛盾。中国现阶段的道德建设，坚持社会本位，以党和国家意志为旨归，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内容，这些总体化的正统的价值取向通过意识形态和其它政治建制化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宣传、灌输和规约，个体无权对其质疑，只能被动向其靠拢。这种道德建设没有为个体留下自我空间，并且用一个总体性的、抽象的“人民”的利益遮蔽个体利益，用一个总体性的“人民民主”取代了个体真正参与和享有的民主，用一个大一统的、具有社会主义理想色彩的道德取代个体的人生意义追求，这种“人民伦理”把“我”消解了，[3]这一方面不利于成熟、自主的个体性的形成，另一方面也使总体性的、理想化的道德因为没有个体内心意义体验的支撑而流于形式。“政府不应规定一套关涉人的本质、生命意义、世界意义的思想体系。一旦它负担这样的意义体系，就以政治权力的形式设定了危及个体自由的意识形态”，[4]以意识形态压制或者取代个体的人生意义体验，以总体性取代个体性而导致的个体性和人生意义体验的不成熟，会反过来消解意识形态向个体内化的效力，甚至会使这种总体化的道德建构悬空。

2主义与现实利益的矛盾。道德建设要落实于个体内心世界中，就要对个体进行价值引导，这种引导在当前又是以各种意识形态化的主义、精神、理想等为出发点的。但是，这一路径也是难以行得通的。因为，中国传统价值中的实用理性在今天依然强韧，市场经济对利益的极力追捧，使二者相得益彰，突出表现为今天的中国人往往只关注现实生存中的切身利益问题尤其是谋生问题，只考虑现世的生存至多会虑及儿孙辈，对主义和精神是漠不关心的。这种功利主义的生存方式在两个方面与德性的特性——超越性、让渡个人利益成全整体利益——相矛盾，这两个方面是，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现代中国人只考虑当下的实际利益，不考虑超越性、终极性的价值追求，这与德性的超越性是矛盾的；另一方面是，人们往往不顾及他人利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更谈不上为生活共同体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了，这与德性的向善本性相矛盾。

3社会主义理想与怨恨情绪之间的矛盾。怨恨情绪已经在人们的心中生长着，这与社会分化加剧有关。社会学研究表明，中国当前的社会阶层结构呈现金字塔型，绝大多数人口处于中下层，上层和中上层的人口虽然较少，却占据了多数的资源，这导致社会分化急剧扩大。而最为关键的是，原先是作为社会主义政权的支柱的工人和农民阶层，现在却因为下岗和城乡二元分化的加大而沦为社会底层的主体，占全国总人口之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心中积累着对社会的怨恨，且不说这种情绪是不是正确的，但它实然地存在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政治化的道德建设和主旋律的宣传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公正和大同理想，现实中对待社会分化的态度和措施却让底层民众看不到自己生活处境改善的前景，在这种情况下，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理想怎么能够获得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和内化呢？又怎么能让民众把意识形态化的道德理念植根在自己的意义体验中并进一步转化为自己的信仰呢？道德建设乏力和低效由此可以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了。

总之，当前我国总体性、政治化的精神建设忽视了对个体自主性的培育，不关注个体的现实关怀、内心感受，忽视了对个体生存意义的关照，它和基于个体意义体验的人生信仰相脱节。其后果是由于缺乏个体的认同与内化而使其倡导的主导性价值体系处于“悬空”状态，并无法最终促成个体德性的形成。这就回答了本文开始处提到的第二种措施低效的原因。

三当前中国道德建设的出路：从个体人生意义体验出发建构信仰

回答了上述问题之后，接下来要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当前建构道德，要从个体的意义体验着手建构信仰，建构基于个体人生意义体验的信仰。如何建构这种信仰呢？本文接下来提出当前在我国建构这种信仰不可回避的而又是被人们忽略了的三对深层次的矛盾，这三对矛盾其实也就提示了当前从个体意义体验出发建构信仰的出路。

（一）实用理性与意义关切之间的矛盾

实用理性具有如下的特征：第一，它不崇拜任何抽象的理念、信仰和思辨，但仍能保持一种冷静的、以理节情的生活态度；第二，它本质上是一种讲究实用、实际和实行的经验论的思维方式；第三，它并不是从当今中国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古已有之的。[5]

无庸讳言，中国人的反抽象主义的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依然可以找到现实的例子。如“猫论”，不论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事实上，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也完全可以用实用理性命名之。“实用理性以现实人生的人伦日用、实际需要为出发点和判断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只要对今生今世、此时此地的人生有用有利，就无不可利用之，无不可变通之。”[6]社会上实际流行着的“厚黑术”就是这种实用理性的体现。

实用理性造成了中国人现实主义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不利于意义体验与信仰的生成。首先，中国人对事情往往满足于“知其然”，而不追究“所以然”，这样就只能使人的生活停留在现存状态，导致被动和保守。其次，中国人由于没有对彼岸的、超验的绝对价值的追求，而他们所看重的日常生活中的价值毕竟是相对的，所以，中国人的实用理性也很容易走向实用主义，那就是一切以眼前的个人利益为转移，缺少一以贯之的原则和操守。[7]再次，实用理性消解了中国人超越在场的有限性进入不在场的无限性的能力，使其不会为了某种超越性的追求而抛弃人眼前功利，中国人不坚执于对某种神灵的信仰，也不存在对神圣性的发自内心深处的信奉。信仰的形成需要的是对人伦日用背后的意义进行反思、体验、领悟，这却被实用理性遮蔽了。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我认为可能的措施是，进行以人文价值和生存意义为核心的思想启蒙，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个我一己与社会整体的长远发展之间的一体相关性形成发自内心的深刻认识和体验。

（二）社会分化与整体性认同之间的矛盾

“社会信仰得以确立的前提是某一特定社会或文化共同体成员的社会认同或文化认同，失去后者，前者就不可能。”[8]不同信仰之间要具有通约性，而这一点也离不开价值共识，价值共识又以对社会的整体性认同为基础。但在现代社会中，个人被“单子化”、“原子化”了、社会被“碎片化”了，因而，由单子化的个体所组成的现代社会失去了整合的社会认同的可能。[9]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还有一个社会分化加大给社会认同造成障碍的问题。

当前的中国的社会分化正在加剧，人们对社会整体认同感在降低。按照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研究，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断裂之中。“什么是社会断裂？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10]在我国，既存在着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也存在着后工业社会，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生活在不同的社会里，最关键的是，各社会之间的联系微弱，各人群之间的同类、同情之感在淡化，富人对待穷人的不良态度已经体现了为富不仁。造成社会断裂的原因是什么？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分化以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实践，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保障的不健全等共同形成之，下岗制度加剧之。“在断裂的社会中，其不同的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它使社会整合难度加大。……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11]这导致公民对社会的整体性认同更加困难，对形成价值共识和意义共契，以及全社会共享的信仰体系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当前要从个体意义体认的角度建构信仰，就必须解决社会分化和社会断裂的问题，建构社会认同。因为，对社会形成整体性认同，才能使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建立起高度的自我同一性，这种自我同一性是意义共契和信仰通约的心理基础。解决社会分化，实现社会整体性认同，“要求断裂社会中的政府和领导人，必须对来自不同群体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当性的要求，有一种明智的态度，并对其进行妥善的协调。否则，就会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12]建构和谐社会也呼唤着社会整体性认同。

（三）意识形态与信仰之间的矛盾

建构信仰回避不了意识形态的问题。意识形态就其存在的形式而言,它是以某种基本的理论为核心，由众多的思想、观点、观念及纲领等内容组成的巨大的思想框架。但就基本内容及其意义而言，意识形态是对理想政治生活的理论设计与实践计划。因此，意识形态具有体系性、扩张性、绝对性以及支配与控制性等特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来评判其它意识形态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努力确立起自身的信仰。可以说，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对政治生活做出理论上的安排，并要求人们坚信这种安排，依照这种安排所指示的方向、途径、方法来从事一定的政治生活。

意识形态要追求政治利益，甚至要讲究政治权术的，并且它的建构方式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常常忽略对个体人生意义的关照。而信仰总是要追求人生意义的丰富多样性，要从个体对生活、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开始，它关注的不是政治的稳定和阶层利益的分割，而是我作为一个人为什么活着？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意识形态和人生信仰关注的重心不同，形成的机制不同，本来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有交叉，但如果执意将意识形态变成人们的信仰，尤其是以意识形态取代、压制人们的意义体验，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如果意识形态能够建立在社会成员的意义共契和人生信仰的基础上，那就是找到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了。

建国后，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一直力图对个人的人生意义进行设定，力图取代个体的人生信仰，力图用崇高的革命理想（共产主义）作为所有社会成员的生活目的和人生意义的支撑，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再享有对道德知识及其解释的垄断权，政治设定的终极的道德与价值意义准则失去了对个人的思想与行动的控制。”[13]由于不能与个体的意义体验关联起来，不能植根在个体的人生信仰中——后者在市场经济中被拔高，我国的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危机。表现为：“第一，其特征层面的表现是，社会对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的认同程度在降低；意识形态的实践品格在削弱；意识形态笼罩社会的涵盖度在缩小；同时稳定性受到冲击与质疑。特征层面的缺失必然会影响到功能的发挥。第二，意识形态的功能方面：在政治体制的运作中有相当部分的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在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与意识形态相违背；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在削弱，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超出了意识形态的整合范围；有相当多学者认为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论证作用在减小。”[14]

要解决意识形态与信仰之间的矛盾，首先，要摆正意识形态与信仰的关系，尤其是在现代性中的关系。意识形态是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取代基于个体人生意义体验的信仰的，因为，这与社会的多元化和个体的自主性取向是矛盾的。其次，必须对意识形态进行创造性的现代性转化，使其具有世俗性、理性化和开放性的特点，摆脱政治的狭隘性。

对以上三对矛盾的深入研究和努力解决，是当前建构基于个体意义体验的信仰之必要路径，是德性得以形成的基础。

注释：

[1][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M].何怀宏、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59.

[2]甘阳.新时代的“通三统”——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根据作者5月12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共识”论坛第四讲的演讲录音整理，记录稿由苏延芳整理，经作者审订。论文来源：/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4290

[3]金生鋐.德性与教化——从苏格拉底到尼采：西方道德教育哲学思想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323－324

[4]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474

[5]俞吾金.超越实用理性拓展人文空间[J].探索与争鸣，2002（10）：12－14

[6]人学原理[M].黄楠森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396

[7]人学原理[M].黄楠森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397－398

[8]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154

[9]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154

[10]孙立平.断裂：中国社会的新变化[J].中国改革，2002（4）

[11]孙立平.断裂：中国社会的新变化[J].中国改革，2002（4）

[12]孙立平.断裂：中国社会的新变化[J].中国改革，2002（4）

意识形态范文篇3

本文所说的"东方"，泛指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广大地区。这里所说的"东方新社群"理念，指在具有东方儒家文化历史传统的广大地区，对传统的社会政治理念进行创新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在于严肃反思和活化东方古代的政治思想传统资源，并以理解的态度借鉴西方传统的和当代的政治思想资源，力图以此探索建构我们时代的东方政治哲学理念的可能性。

如果同意艾赛亚·柏林的价值多元性及其不可通约性(thepluralityandtheincommen-surabilityofvalues)、以及世界诸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及其不可通约性(themultiplicityandtheincommensurabilityofdifferentculturesandcivilizations)的观点所强调的对不同文化的尊重的话，那么，东方学者立足于东方社会本身的实际，在东方地缘文化中进行与促进东方文化进步相关的政治哲学理念的探索，在学术上就应该被认为是合法的，而且应该被认为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东方文化具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它随着东方文明的发展而发展，久经五千年而无中断也未衰亡，在一定意义上说，从19世纪以来，它就经历着正确处理与西方文化关系的磨练，而在已经来临的新世纪中，各个方面的发展显示，它有可能焕发出自己的独特光彩。在这个总体的态势中，建构东方政治理念的思想任务，是推进全人类政治理念进步的重要工作之一。

从理想主义的立场来说，因为我们都是人，所以，全人类的文化及其所有伟大理念似乎都应该是统一的、应该具有许多普遍性的东西。我们赞赏并且也向往这种立场。但是，从人类文化的不同历史和现今的实际状况来看，世界各地的文化，包括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具有不同的传统。因而应该承认东方的政治理念与西方的差异事实。只有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抱着寻求共同性的愿望，才能找到普遍性的东西。因而，如果要谈论全人类共同的政治理念，其思路似乎不应该是：马上不加论证地就以某一个地方的现成政治理念（例如西方的或者东方的）作为全世界政治哲学的最高范型。而应该是：首先以跨文化批判的理性态度，分别搞清楚各个地域文化的不同的政治理念（关于这一点，我十分同意著名经济学家AlbertoO.Hirschman教授30年前在《WorldPolitics》上发表的评论JohnWomack和JamesL.Payne两人研究拉丁美洲政治的著作的评论1），然后才能够有可能寻求它们的理性综合。

二、反思中国现代中的文化偏向

各个文化地区政治理念的思想基础是该地的文化基本构架。为了探索政治理念所包含的实际意义，即其依附着文化圈生存的整体意义，就应该首先明了该文化的基本构架和其时代倾向。

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人崇尚西方"科学"和西方"民主"的风潮，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在这个思想运动中隐含着一种绝对化的思想方法，即认定：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对立于西方现代文化；而且这种对立似乎是无法调和的。于是出现了如下两种偏向。

一种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不少知识分子把中国传统文化全部当作"陈旧"的东西，进行了比较简单的概括和处理，当然就把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全部内容，同"封建专制主义"一起被作为"反动的"东西统统抛弃了；同时，却把西方文化（主要是西方的政治和自然科学的概念）当作救治本民族于危难的"法宝"，而缺乏对它们进行跨文化理性审思的态度，导致了对拿它们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性的过度乐观，以至盲目崇拜。这就是惯常所说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立场的起源。

另一种是坚持中国传统文化在本土现实生活中的自足性和完满性的立场，坚持传统的"中央之国"的世界观，坚持认为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图景中的根本优越性的立场，而拒绝承认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性的东西对中国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从而在根本上对西方文化采取拒绝和蔑视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中，包括着对西方传统政治理念和近代以来的主流政治制度的完全的拒绝和激烈的批判。这就是所谓的"保守主义"的立场，也即是早期的"当代新儒家"的立场。

在其后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连续不断的革命年代，上述两种偏向得到了很大的纠正，但是，它们作为思想传统所具有的在集体无意识层面表现的顽强性，至今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影响着已经步入新的思想史时代的中国人的思路，包括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研究政治理念的一些思路1a。

三、传统中国政治哲学中的死的东西和活的东西

从历史主义的实证立场看，两千多年来，在中国传统政治实际运作中起决定作用的思想中，"封建专制主义"、"家天下"、"族群主义"等理念，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经过20世纪的传统思想批判，人们普遍认为上述理念是中国政治哲学中已经过时的"死的东西"。即使它们还在一些人们的意识中仍然还没有彻底死亡，但是它们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逐步彻底死亡是必定无疑的1b。

但是，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长河中，也不乏"民主性的精华"，不乏"仁爱"、"平等"和"自由"的哲学理念。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之为中国政治哲学传统中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即"活的东西"。由于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中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情绪的影响，人们对于这些东西并不熟悉，因而很有重申和再思的必要。

例如公元前9-8世纪的经典文献《诗经》的《大雅·烝民》篇1c写道：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上天生了民众，并且给予他们有形的身体和人性法则，从而，民众具有爱好美德的天性。]

从诗的内容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早期就存在着三种社会伦理观念：一，人性来源于天赋；二，天赋人性的本质是善；三，天生人性是人人所共同具有的，因而也就是人人平等地具有的。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继承了《烝民》的上述思想。他说："天生德于予。"2并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3他认为，仁就是"爱人"4。所以，在孔子看来，天赋人性就是内在的道德心，这内在的道德心就是"仁心"（即"爱人之心"）。同时，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5可见，在孔子那里，仁心是自主之心，即不由他人而由自己的"自由之心"。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内在德性学说。《孟子》一书中写道?quot;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6同时把内在德性具体化为四种规定性，即"仁"（同情心）、"义"（正义心）、"礼"（尊敬心）和"智"（道德良知）7。孟子还以"天爵"以德与"人爵"以禄、二者相分的话语，强调地发展了孔子关于民众是社会政治主体的思想。他提出了"德性高于官爵"、人人"贵于己身"（人人均有自己的德性主体的天赋价值和尊严）的观点8。他的民为主体的思想的极致，就是"民贵君轻"9的名言。

根据人性善的内在论观点，孔孟认为天赋人性（内在德性）普遍平等。以此为据，孔子主张"有教无类"13，"四海之内皆兄弟"14。孟子也说："人皆可以为尧舜。"11"圣人与我同类者"12。

孔孟都强调"民"在社会公共事务和政治制度中的主体性地位。孔子言"天下为公"15；孟子倡导"民贵君轻"的理论。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16。是否代表人民的愿往和意志，是君主合法性的根本标准。君失去民心则谓之"无道"，民可以使其"易位"，罪大恶目梢灾?8(例如："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19"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20等）。

《礼运·大同》篇的"天下为公"思想，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反君权、反专制、反家族世袭政治的伟大思想传统18a。孔子之后的历代儒家典籍如《吕氏春秋》、东汉郑玄（《注》）、唐朝孔颖达（《正义》）、明朝王夫子（《礼记章句》）都在政治哲学的高度，继承了孔子的这一哲学理念，以发明和解释孔子为由，发展了早期儒家"天下为公"的理念传统。历代这些论述的主要内容包括：天下属于人民（即人民主权）；国家主权和各级公共职位都应为公众所有，不能血缘化、家族化和世袭化；君主职权应该有期限，到期应该自动归还于民（以"择贤"的办法"禅位授圣"）；而且，根据"君权民授"、君主为民众所共立的原则，判断君主权力"合法性"的尺度掌管者应该是人民；从而，人民比君主有更高的政治权利：当君主违反他与人民的约定、违反人民公共意愿时，人民就有权力劝导他、批评他；在他顽固倒行逆施时，他就失去了作为君主的资格，人民就有权罢免他、推翻他。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文化传统中非但并不缺乏民主、自由的思想，而且资源丰富，源远流长。

四、在"小康"政治思维中两对理念的张力中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中，最早的政治哲学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周代建立的具有"亲亲尊尊"双向关系和二重作用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理念。它的二重性在后来分化为两种思想倾向，即两条政治哲学的思想线索。一条是在当代认为具有思想活力的思想资源，即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源；另外一条是在当代认为应该扬弃的、已经缺乏活力的思想资源，即论证以帝王权力最高点和制度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合法性的思想资源。二者虽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其倾向的差异是明显的。

中国从古代以来广大人民和许多志士仁人都具有"天下大同"的伟大政治理想，这个理想流传到今天，就是要彻底消灭几千年来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现象，实现"人的解放"，使人类真正达到高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生活境界。我们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始终不渝地在为实现这个伟大理想而积极努力。

但是，大同理想并不可能很快达到。如邓小平先生所认为的那样，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在经济上如此，在人的政治哲学理念的意识成长方面也是如此。我们现实的努力目标是建设一个"小康社会"。在中国这样一个既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政治哲学的学者们当然可以在学术理性的维度自由地谈论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等等美好的理念，这种谈论对于开阔学术思想无疑是有益的。但是，要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发展，还必须把这种谈论与真正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来龙去脉和它在当代世界政治文化地图中的现实处境结合起来。

在这里，应该看到中国古代传统中活的东西和死的东西两个方面在现代中国政治意识中的张力，也应该看到西方政治学术思想与中国本土的政治学术思想在现代中国政治意识中的张力。只有承认上述两个张力作为文化关系对于现实政治哲学理念的决定作用，并只有在这个"作用力场"中，真正建构为当前时代所需要的、有现实理性意义的中国政治哲学理念才是可能的。

要在这种宏观思想文化"作用力场"中建构符合时代需要的中国政治哲学理念，我认为大体应该进行如下几个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

第一，开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资源，对全社会进行政治哲学理念的广泛教化；并把它作为批判"三纲五常"残余思想的社会教材；

第二，辨析儒家的"政治的自由观念"和道家的"自然的自由观念"的异同，消除在本土"自由"话语的语义和语用上把自然主义解释应用于政治哲学研究的偏颇；使儒家政治自由理性的话语内容获得学术理解和学术应用，并使它获得社会文化理解；

第三，对中国传统的"尊尊亲亲"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真实结构进行超越"新文化运动"的新分析和新理解；解释制度化儒学长期在中国维持政治统治、并以其维护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不断发展的原因；同时也解释古代政治经济共同衰败的原因；

五、"东方新社群"理念之大意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在关于东方政治哲学的论述中21，提出"功能性概念"和"规范性概念"的对立；他强调"规范"的必然性而认为"功能"是偶然的东西。我认为，规范和功能是有着复杂同一性的一对概念。在现实社会历史、包括政治历史中，功能性理念实际上是规范性理念的起源和其形成过程的负载者。所以，功能性理念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功能性理念在文化中获得理性的发育，新规范性理念的形成是根本不可能的。"规范"就是"从功能"来"规范"，是"为功能"而"规范"。

"东方新社群"理念，是一种对具有东方儒学传统文化的中国政治思维具有具体历史适应性功能的理念。它同时也承担着对传统中两种政治哲学理念张力的调适和对东西政治文化张力的协调功能。其具体内容展开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它考虑到中国政治文化事实的既定性，考虑到中国人政治思维的历史惯性原则。这种历史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政治传统中"家文化"、"家伦理"的核心作用；二是中国近代政治运动中"革命集体主义"观念的集体经验事实。"东方新社群"观念承接上述两个历史。因而，它具有文化连续性。

第二方面，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的社会事实出发，并且以促进这种发育为政治责任，必须寻求支持市场经济巩固和发展的现代性政治哲学理念要素的资源，因而，理性地研究和吸收西方政治哲学各家各派的思想中对中国有学术意义的东西，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方面，东方新社群理念的建构，着力发扬东方集体主义的传统伦理文化活力于政治建设。政治社群的基本精神是公民的友好、平等、合作和团结。在各个社区、各个地方、各个民族和整个国家，都需要这种"善"的理念的基础支持。

第四方面，在"善"的理念的基础支持之上，形成以理想性规范为精神目标的、以实用性功能为操作程序的社群建构原则。在其中，善必须转变为对社团每个个体成员之间的权利关系进行的客体间性描述，即落实、体现在具体的法权条文上。对个体之间进行平等的法权界定，应该是理念落实的关键。在这里?quot;个体"是十分重要的。

第五，现代性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原则的"东方新社群"，应该着力解决两个从传统文化而来的思想难题。其一是社会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成长。这是真正形成新社群的关键。上文已经说到重新解释儒家政治理念传统对于重视传统的中国人的思想转变的重要重要。同时，对于西方关于自由和责任这一对概念的正确全面理解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继续逐步成长，并把它转变为一种善的法权（权利和义务）观念，中国人的政治哲学理念的进步是不可能的。中国正在农村基层推广直接选举制度，在城市积极推进基层社区自治。这是在新的政治理念支持下的中国政治体制创新的新现象。

意识形态范文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出。为了维护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梳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便尤为重要。

1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1．1意识形态的产生。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意识形态一词并不是由马克思创造出来的，而是特拉西首次明确使用的。在特拉西的著作《观念学原理》中，他把意识形态理解为观念学。他认为观念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而观念是以感觉为基础的，因此他根据“从思想回溯到感觉”的方法，得出宗教意识是谬误的，并对当时统治人们思想的宗教、哲学等提出了质疑。特拉西的意识形态概念不仅是为了建立一门学科，更是为了指导实践，他的意识形态思想不仅拒斥了当时社会的传统思想，也拒斥了维护传统观念的社会制度。1．2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首先，马克思意识形态的产生与马克思当时生活所在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马克思生长在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欧洲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在改善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加速了民主、自由思想的广泛传播。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曾经发生过三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影响着马克思意识形态的形成。首先是英国工业革命。它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出了工人阶级。与古代社会以血缘和出身为条件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劳动而实现自身价值。由此，产生了可能夺取政权的第三个阶级———无产阶级。其次，法国发生了政治大革命。人民群众在这次革命中恢复了历史主体的地位，资产阶级却暴露出了其革命的局限性：在革命前许诺建立的理性王国与革命后的现实并不相符，并且出现了新的阶级压迫。最后，发生在德国的哲学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德国哲学家为了将人们从宗教中解救出来，而批判宗教。其次，马克思意识形态的产生与马克思早年间的个人生活经历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842－1843年间，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曾多次使用过“意识形态”一词。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站到了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的一方，并用意识形态来表达社会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欺骗性。随后，当马克思移居巴黎，他不仅在社会活动中感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也认识到了社会的主体应该是无产阶级。1．3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一般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没有科学系统的阐述过意识形态一词的涵义，但是对意识形态涵义的使用是丰富的：首先，指“否定的”意义上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对以鲍威尔、施蒂娜、施特劳斯等代表人物为核心的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意识形态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这些代表人物都是唯心主义的拥护者，他们从观想的观念出发，认为思想观念不受社会存的制约，并且观念可以创造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他们不从社会现实出发，颠倒了社会存在和认识的关系。其次，指“虚假的”意识形态。这种虚假的意识被特定的阶级利用，或这种虚假意识服务于某个阶级，因此就具有虚假性、欺骗性。马恩所说的虚假的意识形态，主要指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利益而将特定阶级的利益普遍化。资产阶级在与封建阶级斗争时，为了得到更多人的支持，鼓吹自身的行为具有利益的普遍性。资产阶级以迷惑性的手段骗取更多的支持为其争取政权，并掩盖社会矛盾，从而达到永久的阶级统治。再次，指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共同构成上层建筑。马克思对观念上层建筑的描述，在《形态》中有所体现：“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除此之外，观念上层建筑与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曾表明一定的经济基础会产生相应的意识形态，不存在脱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

2中国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

意识形态范文篇5

二

我们知道，正是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这一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特拉西的意识形态(Ideology)，即观念学或观念体系，还只是一个中性的称谓，不附加价值判断，马克思正是通过对抽象的、唯心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指出对任何意识形态的理解都必须深入到其背后的以经济政治关系为核心的人的实践活动，正是通过这一路数，马克思发现了传统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关系的反向的关联，那就是意识形态总是掩盖了其关联着的经济政治关系的本质，而“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页。)。马克思的结论是明确的，资产阶级的看起来带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体系所掩盖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对立的阶级冲突关系，而一切看起来赋予了某种理论中立性的抽象哲学理论都有为其辩护的阶级基础，从这一意义而言，马克思显然要揭开意识形态的真理幻相(从哲学必须是抽象的形而上学而言，马克思就已经终结了哲学，在此，我们也许只能称为马克思思想)。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意义上看待意识形态概念的。实际上，马克思揭示意识形态与实践的表里关系，本身就要求从意识形态批判向实践批判的转变，即“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是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并不相信意识形态与实践的直接同一关系，他也不会沉浸于意识形态的体系建构和诱人的理论说教中，而是要深入到与一定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权力关系之中，由此批判、解构甚至颠覆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批判不可能源于意识形态本身，因为意识形态的形成正是通过真理式的话语系统替代并遮蔽真实的权力关系发生的，因此，对意识形态话语与真实的权力关系的批判，就不可能凭借纯粹观念的分析，而是要跳出意识形态观念，从人的实践活动入手，揭示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境遇条件并强化人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的自为性。传统哲学是无法跳出意识形态的，不仅如此，在马克思看来，传统哲学的症结就在于意识形态化，传统哲学的看起来远离世俗意识形态的抽象的观念体系所表达的正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资产阶级的抽象的法权关系。当马克思指责以前的哲学家不可能真正将唯物主义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时，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当马克思在实践意义上展开其意识形态批判时，所谓意识形态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典型当然是政治领域)，而是应该扩展为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生活领域，并表达为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在这一意义上，当代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境遇下展开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科学技术批判(工具理性批判)以及大众文化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的延伸，也值得通过与马克思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互动展开自我批判。

马克思拒绝承认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恒久性，相反要求通过“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去揭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暂时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看不到意识形态的巨大的社会效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在此，马克思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对于历史主体的教化与启蒙功能，而其理论基础正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的考察与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以及世界历史时论的构建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把代表先进历史前进方向的主体确定为大工业社会的无产阶级，进而构建了一套以政治解放为核心、以人类解放为最终要旨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包含了知识社会学，但又不是局限于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仍然不可否定地具有其价值立场，马克思是要为无产阶级建构一套意识形态学说，在同样的历史唯物主义及社会主义旨向中，这套学说也可以看成、且事实上已经被看成是被剥削、被压迫国家、民族以及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包含着两种价值立场或关怀，一是哲学人类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关怀，一是基于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及群体的立场以及由此扩展开来的社会主义关怀。这两种关怀统一于马克思的实践观，不过前者更为强调实践理念的建构，而后者则在于如何实现这一实践理念。这两种价值立场或关怀本身也客观地构成了早年马克思与成年马克思思想的差异。早年马克思关注的是实践理念，这就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展示的人道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更确切的称为“共生主义”(注：参见彭富春《马克思美学的现代意义》，《哲学研究》2001年第4期。))，在那里，马克思实际上建构了一种个人、社会以及类主体之间具有共生结构的生存论存在论结构，而成年马克思关注的则是如何通过现实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运动实现实践理念的问题。当阿尔都塞把早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的思想分别等同于“意识形态”和“科学”并由此认定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存在一种“认识论断裂”时，实际上是忽略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连续性。首先，马克思在早年提出的并不是与“科学”对立起来的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恰恰是通过对传统的抽象的、实质上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的人道主义做出了科学的批判之后提出来的实践的和历史的人道主义，而马克思由此展开的关于人的实践活动的生存论存在论结构，就不再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僵化的和抽象的形式，而是具有流动性和自我批判功能的开放性的理论结构，在此，马克思同时也展示了意识形态的新的存在样式。其次，作为实践理念的人道主义或共产主义关怀本身就是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整个马克思思想与学术研究过程中的，不过在前期表达为显性的理论，而在成年以后的理论努力中则归属于某种隐性的理论承诺，正如在早年的实践观中已经潜在地蕴含着一种从理念到实践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一样。当马克思将人道主义与共产主义统一起来时，就已经敞开了一条通向以人自身为目的的共产主义道路，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剖析也正是为了内在地表达其实践人道主义的旨向。因此并不存在一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与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之间的截然对立，而那些建立在这种对立之上的学术努力看起来也需要对自身的思想前提做出必要的甄别。

三

我们说马克思使政治意识形态发展为一种新的样式，并且也使得自己的哲学活动与意识形态之间展开了一种新的关联形式。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对中国社会发展也特别具有思考价值。传统的意识形态是忽略了实践的抽象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则是通过不懈的意识形态批判、从而表达着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双重旨趣的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政治意识形态通过马克思本人所谓“无产阶级的普遍化”从而引入了自我批判机制并体现为高度的反省与自检能力。在此，作为马克思政治意识形态的实际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思想后果与历史承继者，这是当我们联想到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功能时必须承认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把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等同起来。作为马克思思想后果的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了一套理论与实践系统，马克思哲学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也承担着对这一系统的解释与建构功能，但马克思哲学的更重要的功能似乎还是在于建立一种实践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是不能取消的，事实上，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若取消了这一功能，政治意识形态也会因此失去了一种有效的制衡，而成为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极端的和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晚年要求把自己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实际上就已经表达了这份忧虑。马克思自己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既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也不能完全等同。马克思一方面努力在展开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与此同时，他也在努力地跳出这一具体的实践并反思和观察这一实践。正是后一项工作使得马克思即使在自己的理论学说成为意识形态之时，仍然能够保持一种超然的和冷静的思考，并在这一意义上培植起了一种历史理性功能。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这种既积极参与又冷静旁观的方式提示了一种特别值得提倡的学术研究方式，这一方式也间接或直接地确定了马克思哲学的学术研究方式。一方面，马克思哲学研究不能完全介入意识形态，在理解意识形态之时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距离，只有适当拉开与意识形态的距离，我们才能明确地意识并思考意识形态的存在。“马克思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哲学之谜：哲学是对意识形态的意识，说得更明确一些，哲学是旨在达到批判意识形态的自觉意识”(注：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意识形态只有通过反省的方式才能成为我们的自觉意识，而人们用以反省意识形态的凭据就是生活实践，“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在这个意义上，把马克思哲学从马克思主义中适当分离开是有必要的，这既是一种基本的学术态度，也是基本的思想立场。另一方面，与意识形态拉开距离并不意味着漠视意识形态的存在，拉开距离不是远离，更不是逃避。相对于生活事实的直观性与事实性而言，意识形态给人提供的解释总显得表面化、僵化甚至于是假相，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干脆悬置意识形态，直接面向生活事实，以使研究活动保持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这种做法或许对于纯哲学的研究有一定道理，可是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恐怕行不通。在马克思看来，就像任何纯粹观念体系都存在着使这一观念体系发生作用的利益基础一样，并不存在纯粹的生活事实，在此，马克思实际上是把直接的生活现实与意识形态都看成是哲学批判活动得以展开的“生活关系”，对“生活关系”的批判不可能绕开意识形态，不能把对意识形态的价值态度代替对意识形态的研究活动，实际上，对意识形态的反感乃至厌恶情绪，不仅不可能确立起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还会反过来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合理认识，进而影响到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学术质量与应有的社会功能。马克思哲学以及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工作者需要自觉地思考意识形态并把这一思考活动及其结果融入到整个研究活动中。在此，思考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地思考问题其实是应该区分开来的。

意识形态范文篇6

关键词：非传统安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安全治理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到国家总体安全，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对2019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作出的“四个坚持”重要指示和党的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网络安全治理和维护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信息安全、文化安全、舆情安全等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现阶段，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作为一种综合安全形式，除了与传统安全相联系之外，更多与非传统安全紧密相关。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需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更多地从非传统安全的角度进行综合布局。

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关系

当前，非传统安全重要性不断提升，集合了安全治理的诸多要素，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需要在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非传统安全以及二者辩证关系梳理的基础上提炼现阶段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升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一）非传统安全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转向非传统治理的重要杠杆。安全是一个相对综合的概念，适用范围比较广范。巴里•布赞和琳娜•汉森在《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一书中认为“安全的基本认识只有包括三个部分的综合才是全面的。这就是‘客观安全’（ob-jectivesecurity）、‘主观安全’（subjectivesecurity）、‘话语安全’（discursivesecurity）。”［1］现阶段安全可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主要指与国家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显性要素，主要体现为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外交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中除去传统安全部分的所有安全要素的集合，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呈现了安全现实和安全理论的变化和拓展，是对应于在军事、政治领域之外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生态、信息等更广泛的领域存在的生存性威胁”［2］45。非传统安全具有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问题特征和领域特征。“从问题特征的角度看，是一种具有‘始发性’‘潜在性’‘扩散性’‘多样性’‘综合性’特征的新型安全。从领域特征的视角看，是一种具有‘广义性’‘复合性’和‘多维性’特征的‘场域安全’。”［2］48-49现阶段的非传统安全要素非常丰富，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非法走私等都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2014年4月15日，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引起国家的重视，并逐渐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随着安全观由传统向非传统转变，意识形态安全已拓展至文化安全、网络安全、社会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且关联度越来越深。”［3］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安全属于传统安全领域，涉及到传统安全中的政治安全等部分，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稳定的基础性要素。但网络的快速发展使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进入网络化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成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变量，逐渐由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过渡和转变。“非传统领域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集中表现为互联网‘微空间’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维护问题。”［4］大数据、云计算等推动了信息技术在互联网传播中的运用，突破了意识形态安全单纯的传统安全范畴，使其呈现出非传统安全的属性，各种传统安全的隐性要素逐步转变为非传统安全的显性要素，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主导权与话语权成为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重要任务与时代需求。（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预警器与防火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伴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安全问题，它是意识形态在网络范畴的延伸，其本质是意识形态的冲突问题。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主要集中于“网络虚拟空间内，对网民认知事物进行指导与导向，维护网民价值观念与信仰的正确性，确保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互联网环境下稳定且不受威胁，借此制定符合国家网络安全维稳的目标与策略，用以保证国家安全在网络方面的落实”［5］。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需要抓住两个关键点，一个是网络的特质与属性，一个是安全的边缘和临界。当前，国内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内涵、特征、存在问题、形成原因、治理对策等方面，部分研究结合大数据、微媒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安全、思想政治教育等进行了拓展，这些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状况直接影响非传统安全建设效果，是非传统安全的预警器，对非传统安全有一定的缓冲与防护作用。非传统安全视阈下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主要体现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舆情安全三个方面。信息安全是信息技术和信息设备，信息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等状态不被破坏的一种安全形态，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中最基础的要素，直接决定着网络意识形态管控的方向与决策；文化安全是国家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文化符号与要素在国家文化传承与交流中不被破坏，保持相对独立的一种安全状态，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精神内核，直接决定着网络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把控力；舆情安全是现实生活或公共事件中舆情的表达、传播、互动、管控、治理等经过整合发酵后维持正常状况的一种安全形态，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最直接的外在体现。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应该在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指导下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强化对网络舆情的把握、控制和引导，提炼交集，弥合差异。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中信息安全和舆情安全对文化安全起牵制作用，文化安全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信息安全和舆情安全的维护；信息安全和舆情安全互为补充，信息安全决定舆情安全的治理限度，舆情安全牵制信息安全治理的深度和广度。鉴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辩证关系，现阶段有必要在聚焦网络舆情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安全治理研究，通过对信息安全、文化安全、舆情安全的整合，加强研究的融合，提升非传统安全理念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的指导作用。

二、非传统安全视阈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存在的困境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既有内在因素，又有外在因素，同时受国际国内形势与大环境综合交织的制约。非传统安全环境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更容易受信息多元化、文化交融化、网络舆情泛化等方面的限制，同信息安全、文化安全、舆情安全密切相关。（一）信息安全：信息多元化加速抢占网络空间安全与舆论新场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起源于网络的普及与传播，因为对网络信息及传播渠道缺乏有效甄别与控制，从而导致各种信息泛滥，影响国家安全稳定。信息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一种，近年来遭受到的冲击尤其明显。一是信息多元化加速影响网络空间信息安全。信息多元化是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信息体量的巨大，单纯靠人工审核已经很难满足网络发展实际和网络使用需求。信息的多元化使网民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产生分化。网民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关注的领域，某些爱好相同的人可以形成网络团体，集聚到一定程度便可以成为一股很大的网络力量。特别是某些受国外敌对势力暗中支持的网络大V，动辄拥有几千万的粉丝量，假如不能进行合理的引导和管控，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某些比较激进的网民通过歪曲扭化的标题与文章吸引眼球，攻击映射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对社会上热点事件进行曲解与负面分析，搅乱民众的政治认知与信仰，动摇意识形态存在的根基。二是信息多元化加速抢占网络舆论新场域。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信息技术的变革。多媒体、新媒体、融媒体、全媒体、微媒体等不断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信息化时代，谁掌握了网络媒体与流量谁就掌握了舆论管控的主动权。当前新媒体领域鱼龙混杂，在丰富群众业余生活的同时，也给舆论管控带来了挑战。信息传播已经告别了传统点对面的方式，算法推荐、点对点、小众群体、特殊爱好成为微媒体技术传播的鲜明特点，也因为微传播受众群体的增大，使信息量的审核变得越来越有难度，各种掺杂了偏见、个人喜好、低俗、谄媚、娱乐至死的价值理念在网络间传播，民众的价值观念被分化成更多的小团体，给统一的价值信仰构建和信息安全管控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二）文化安全：文化交融化加速冲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流主体地位。文化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交流是国家交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现阶段伴随着国家间交流增多，文化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因素，给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带来了一些挑战。一是多元文化激荡弱化了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生态。国家之间交往最直接的体现便是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多元文化主要是指土著文化、殖民文化以及移民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平衡相变，协调发展而形成的有机的系统性文化。具有复杂多元、包容并蓄、共融共生三个特征。”［6］由于文化观念、思维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在国家交往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多元文化冲突。近年来，西方一些消极腐朽的思想在中国蔓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低俗色情等价值观念影响青少年特别是大学生的价值选择。年轻人群体中存在迷恋国外明星、影视作品、文化产品、电子产品、网络游戏等现象，他们对我国主流文化缺少应有的了解与认知，缺乏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二是多元文化交融将会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流地位产生一定冲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适合中国国情。西方国家以自身价值观念和思维认知来评判中国的战略选择，通过“中国威胁论”等说辞推行文化霸权主义，通过民主和平等论逻辑美化西方政治制度，通过等理念弱化中国人的历史认同与民族认同，以中国现阶段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来批评否认中国取得的成就，通过文化产品与思想输出搅乱中国人民的价值认同与价值选择。此外，还通过互联网优势培植网络水军，渗透到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技合作等方方面面，向高校、党政机关、文化机构、科研院所等渗透。这将对中国主流文化的主体地位产生一定冲击。（三）舆情安全：网络舆情泛化加速冲击主流意识形态一元主导地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工作重心放到了经济建设上，4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没有完全同步，网络舆情泛化或多或少给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一是网络舆情泛化加速了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传播。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互联互通，地球成为一个触手可及的“地球村”。网络的快速发展使公众接受与传播信息的渠道发生重要变化，信息传输速度更加快捷，网民可以不经过深层次思考便可以随意发送和接收信息，筛选过滤的环节被大大删减，人人都是麦克风，人人都是自媒体。这就为各种传播非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西式“民主、和平、人权、自由”思想价值观念，以及其他各种具有错误政治导向的信息传播提供了借口和渠道。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充斥在青少年及社会群体之中，通过网络意见领袖、网络文化宣传等方式传播，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制造了障碍。“基于个人情感和信念的网络意识形态诉求与纷争使公权力逐渐变得文明化、理性化、法治化、公平化、透明化，使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动态性、包容性、开放性和整合性，同时也使公权力行使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7］二是网络舆情泛化加速了对主流意识形态一元主导地位的冲击。“网络空间中的社会思潮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形态的思想意识，其是否能够为受众所认同和接受，主要取决于其价值观的普适性和吸引力程度。”［8］错误社会思潮的传播往往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和指向性，以行为诱导和认知误导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导向。伴随着国外非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涌入，我国一元主导的意识形态价值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如2019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带有明显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色彩，与在中东、中亚等地发生的“颜色革命”“武装威胁”等一样，并非单一的经济竞争与地缘政治威慑，而是带有很强的深层次战略敌对考虑，对我国的国家安全稳定和周边安全局势造成了威胁和挑战。

三、非传统安全视阈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路径探索

党的四中全会指出要“完善国家安全体系”，非传统安全治理方式的融入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提供了条件保障。现阶段应该从制度建设与完善、技术提升与运用、文化提升与提炼、体系建设与推广等方面入手，构建多维立体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一）加强制度建设：增强网络空间安全制度约束与法治意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要及时提出具体对策并进行实时反馈，形成适当的引导管控机制。通过体制化、机制化的建设，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能够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一是坚定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主导地位。要增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领导权，提升网民的综合素质，加强对网络空间的引导，培养意见领袖，传播正能量，加强对网络媒体的引导，倡导建设清朗的网络空间，让网络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要巩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及时揭露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本质，及时表明底线与态度，同各种错误社会思潮作斗争，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二是充分利用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各方力量。指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广大网民共同参与，共筑网络安全防线。”［9］要发挥各级组织的力量与作用，健全各级组织的权责意识，将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纳入各级组织的工作要点，实行责任落实制，提升意识形态管控的有效性。要积极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很多网络舆情事件的发酵都是源自网民的传播，“精日事件”“丑化革命英烈”等网络事件之所以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态度鲜明的对立群体与网络的两面性和网民价值选择的分化有重要关系。要进一步发挥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配套机构的作用，强化监督，充分发挥并合理利用好网民的力量，使网民成为监督管控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力量。要进一步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号召力和感召力，改进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提升工作实效，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防控能力，加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政治认同和思想认同。三是健全制度与法律法规，完善管控举措。党的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10］要强化制度、法律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坚持德治和法治相统一，及时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提升法制意识。当前，我国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法规文件。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要积极用好法律这一杠杆，既允许公民及各级组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合理发表网络言论，又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网络管控方面的规章制度，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环境，使制度建设更加完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更加有据可循。（二）加强信息过滤：提升网络舆情甄别与网络信息管控能力。信息技术的大量运用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要利用网络信息管控技术进一步提升网络舆情信息的甄别能力，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更具前瞻性与针对性。一是加强大数据技术投入，提供网络安全技术保障。政府部门要提高对新技术的重视程度，强化大数据技术应用，加强网络舆情的数据化分析与预测能力。发挥公安机关的监督管控侦查作用，巩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火墙。“依托大数据技术、云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搜集和监测舆情，采取横向联合和纵向推进等方式明确分工，展开公安警力联合、情报精准判读，为网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提供强大的力量支撑。”［11］通过互联网技术的投入，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保障能力。二是加强对互联网企业的约束，落实企业信息管理主体责任。党的四中全会指出要“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和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落实互联网企业信息管理主体责任，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10］。互联网企业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者又是网络技术的提供者和受益者，要把社会价值和企业效益结合起来，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指出：“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严格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确保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12］要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管控，坚持媒体信息报道的真实性、准确性、公正性，确保网络舆论的正能量和网络媒体导向的正向性。三是加强网络技术人才培养，提升网民的网络信息甄别能力。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要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13］“要坚持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良性生态。”［14］要加强网络技术人才的培育。近年来，高校招生中大数据、人工智能类专业比较火爆，计算机类相关行业的毕业生就业形势也比较好，要加大对此类专业的支持力度，鼓励创新，培养专业素质过硬、政治思想可靠的新时代专业技术人才，为国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要加大网络技术普及与信息公开力度，提升政府部门对网络信息的敏感度与反应速度，提升网民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加强对各类信息的有效辨别，提高网络信息的利用效率。（三）增强文化自信：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主体地位和抵御能力。中华文明是在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中逐渐积淀下来的优秀文化。意识形态安全是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增强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作用，增强文化自信，由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一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话语权。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是反映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网络空间，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努力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15］当前国家正在大力加强“双一流”建设，推进“新文科”。但从软科2019年6月公布的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情况看，社会科学领域所涉及的14个学科中中国没有一个学科位居世界首位，这表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权仍较弱。“网络意识形态问题的本质是意识形态的博弈问题，其话语权建构固然需要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但其根本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和传播。”［16］要进一步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和能力，加强理论研究和建设，为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和话语保障。二是坚持党性原则，加强网络正面宣传，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抵御能力。在党的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网络意识形态的主要面向群体是广大人民群众，网络问题产生于群众也应该在群众中进行解决。进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必须把握好度，既要进行正面宣传，又要达到宣传的效果。要认真分析人民群众获取网络信息的主要渠道和个体喜好，因势利导地进行正面宣传，抢占舆论高点和信息焦点。要及时同网络糟粕和各种负面信息作斗争，政府部门要及时进行正面发声，摒弃一味的抵御性政策，通过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做法，主动出击、主动亮剑发声，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与立场，使民众更好地理解国家政策，强化国家认同。三是立足中国国情，根植中华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四中全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10］。”当今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光是综合实力的硬实力竞争，更是文化等软实力方面的竞争。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要根植于中国文化，同现阶段中国的国情相适应，开发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积极抢占文化阵地。当前已经有不少政府部门开通了微博、微信公众号，部分部门进驻今日头条、知乎APP等，积极在网络领域亮剑发声，表明态度。各级组织要鼓励文化创新，对优秀文化产品进行扶持，鼓励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符合、同中国国情协调统一的文化产品的传播，提升中华文化的竞争力。要通过同国外国家互办文化年等方式加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力度，让国外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认同感。（四）增强治理合力：探索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共同体。网络信息来源的多样性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整体性作用的发挥产生了限制。多元化的网络环境更需要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要素进行重新排列组合。为此，有必要参考共同体理论，加强治理要素的融合，形成治理合力，探索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共同体，提升治理效率与治理效果。一是明确治理主体，形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心。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需要实现协同化，明确治理主体。要“构建由政府主导，多主体、多层级参与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体系，协同治理。政府作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领导者，必须掌握主导权，发挥引领作用［17］。”要积极发挥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等各类社会力量的作用，发挥其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沟通、协调、缓冲的作用。“要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多方协同治理转变，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法律、经济、技术等多种手段结合的综合治理格局［18］。”要坚持治理参与的群众性，发挥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监督作用，及时发现并解决网络空间的各种问题，倾听群众诉求，解决群众问题，使广大网民成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力量和保障。二是拓展治理渠道，融入非传统安全治理要素与方式。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国家安全治理提供了重要方向。一般来说国家安全治理以传统安全为主，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稳定中处于核心和主导作用。网络的快速发展使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显现，应该提升对非传统安全治理的重视程度，将其摆在同传统安全治理同等甚至更重要的地位，重视关键少数的引领作用。“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必须高度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深刻把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要求，大力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能力建设，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为意识形态安全的‘最大增量’。”［18］要充分重视网络信息、网络文化、网络舆情、网络空间等要素的发展变化，协调线上线下治理渠道，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置于网络关联信息发展过程中，把其放在总体大框架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提升治理的效率、水平和针对性。三是实现综合治理，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共同体。党的四中全会指出要“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建立健全国家安全风险研判、防控协同、防范化解机制”［10］。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存在相对分散化的趋势，缺乏整体有效的整合和引领，在治理效果和治理方式上都略显单薄，有必要借助共同体的理念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共同体，把各治理要素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治理体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共同体的建设需要把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相关的主体、客体、介体、环体，以及网络、文化、信息、舆情等要素融合起来，同时把与治理相关的各类部门连接起来，明确治理目标，做好治理规划，完善治理举措，加强治理反馈，构建统一完整的安全治理体系，形成整体合力，实现综合治理，达到共同发展。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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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筹谋划做好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

按照要求，我们要切实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做到意识形态工作常抓不懈，始终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放松。

一是抓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落实。按照省、市、区委《关于党委宣传思想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的要求，落实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的一岗双责，建立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严格落实追责部责机制，推动党委旗帜鲜明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带头管阵地、把导向、强队伍，切实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二是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始终绷紧导向这根弦，讲导向不含糊、抓导向不放松。始终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让正面声音占据主导、成为主流，更好地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好，把社会的主流展示好。进一步加强重大突发事件和热点舆情的引导，准确把握好时、度、效。积极稳妥处理意识形态问题，注意我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个人观点问题。加强对各类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管理，不给错误思想和言论提供传播渠道。

三是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围绕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成就，重点围绕新时期主基调、主战略，切实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好，把人民群众的心声反映好。全面准确深入解读中央、省、市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性文件和改革举措，及时报道推进改革的新进展新成效。进一步发挥本委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等媒体的作用，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同步推进，使其成为弘扬主旋律、凝聚正能量的主阵地。做好全面从严治党宣传报道，大力宣传工信系统的先进典型和党风政风新气象。

四是增强创新意识，牢牢掌握话语权。面对空前活跃的各种意识形态“话语”，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舆论生态，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话语权的争夺，不断扩大意识形态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办。定期在本系统内开展行之有效的“提素质、强能力”主题活动，营造良好的意识形态氛围。

五是围绕发展先进文化主题，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要以深入研究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和研究，努力担负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更好地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

六是提升意识形态队伍的整体素质。作好意识形态工作，关键在人，时刻做到宣传思想工作队伍有人管、阵地有人守、工作有人干、舆情有人察，同时，教育和引导机关党员干部不断学习，成为“基础厚、知识宽、能力强、素质高”的复合型人才，大力弘扬团结担当奋进争先的工信精神，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纪律严的干部队伍。

二、切实担负起抓意识形态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

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主要领导负责制，切实担负起抓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区工信委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由委党委书记、主任同志任组长，分管副主任任副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下高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同志兼任，实行意识形态工作分工负责制度，切实将意识形态工作抓实、抓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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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领导组织，夯实工作基础

为加强我乡意识形态工作全面推进，按照县宣传部文件精神，我乡庚及成立以乡党委书记为组长，人大主席、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为副组长，乡党委副书记、乡纪委书记、乡政府副乡长、各村委会党支部书记为成员的乡2018年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县乡2018年意识形态实施方案》、《县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方案》、《县乡网络意识形态实施方案》等工作机制，切实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压实，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态势，将意识形态工作抓实、抓牢、抓出成效。

二、加强目标引领

（一）根据县委宣传意识形态工作部署要求，按照意识形态工作清单，按照项目化推进方式，定期进行汇报、总结、分析、讨论，做到分任务、点题目、压担子，切实将我乡意识形态工作做好、做到位。

（二）紧紧围绕“两学一做”、“讲党课”、“”常态化工作为载体，切实加强队伍建设，形成良好的作风，加强学习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精神、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省委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州委十一届三、四次会议精神。教育党员干部做到“四讲四有”即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坚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毫不动摇抓好党的建设工作。一是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党风廉政教育宣传力度，将党风廉政纳入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充分发挥乡纪委作用，认真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社情民意调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提高党风廉政建设群众满意度。

四、工作成效

2018年以来，我乡共组织开展意识形态专题会议共24场次，共计1786人次。组织专题学习会31场次，共计1325人次。组织开展党员活动18次，共计879人次，发放宣传资料共计3487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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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生态环境局党组狠抓意识形态工作，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责任制，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切实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管理和引导，进一步强化理论武装、正面宣传、文明创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队伍建设，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为中心事业健康稳步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舆论支持和文化支撑。

二、工作原则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谁主办谁负责原则，局党组领导班子对意识形态工作负主体责任。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管阵地把导向强队伍，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事件亲自处置。党委其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对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负领导责任。

三、工作计划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局党组要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纳入党的纪律监督检查范围。

 1、抓好部署推动。将意识形态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列入年度工作计划，与业务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检查。要召开专题会议，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分析研判、听取汇报和推动部署，在制度上、人员上加大投入，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 

2、积极参加宣传部门组织各项活动，扎实推进本单位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二）加强网络意识形态管理

1、着力强化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控制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增强网络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

2、加强对干部职工的网络文明教育和网络安全教育，通过网络弘扬正能量、主旋律，在全院培育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

3、建立健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问责机制，建立网上重要情况通报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三）壮大积极、健康主流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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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的本质

文学，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文字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其中诸子原创文学网站的内容最为全面，包括从儿童文学到诗歌、剧本、学术等一切形式和内容。由此可见，文学的表现形式以及所涵盖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要探究文学的本质，我们首先应该将文学看作一个整体，通过对其历史进程的纵观以及对其涉及范围的横观，加以对文学特质的把握，在全面客观的分析下，得出我们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在这样的视野下，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到，从文学出现以来，经历了从幼稚到成熟、从单一到多元、从宗教到纯文学的成长，并且在现代快速发展的网络环境下，有了更多更新的表现手法和表达形式。在这样的发展之下，我们可以通过更加清晰地表达，更加透彻地理解，更加顺畅地成长。当然，表现手法和表达形式的多元化也为文学的纯粹净化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文学创作不再圄于过去单一的表达思路，有了更多更好的方式，这样一来，创作者能够更加顺畅地将自己内心所想表达于字里行间，文学创作也就不再是作者在某几个文体之间徘徊，试图向框架妥协，从而极有限地表达。文学在这一方面的成长，能够更好地激发创作者的创作灵感，更好地提升文学作品当中的精神层次，也有了更加成熟的蜕变刺激源。这不仅有利于文学的发展和壮大，从受众上来讲，也能够更加有利地提升人们的思想觉悟层次，让读者接收到更多的信息，从而达到更加透彻的读者与作家之间的共鸣和思想冲击。

二、文学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一个属于哲学范畴的概念，在它所携带的信息当中，包含了当下社会所存在的普遍价值观、人生观，以及当下大众普遍承认的世界观等多方面的内容，是非常广泛、非常深刻的。意识形态与文学本质一样，由产生开始直至如今，经历了由幼稚到成熟、从单一到多元的成长历程。不同于文学本质的地方时，意识形态并不取决于某一个特定的领域，它是由大多数人的意识集中所形成的观念集合，是整个人类社会对于这个世界上的许多存在所持观点的交集。意识形态的存在，使得人们在思想共鸣这一方面达成了可能，也使得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人类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会随着人的际遇、个人性格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巨大的差异的。在当下文学环境当中产生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充分展示了创作者在看待这个世界时所持有的视角，更加有利于人们剖析自己在看待和处理世事的过程当中正确和偏颇的部分。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利用作者有限的文字表达，引发读者无限的联想和思考，引发读者的自省，进而达到修正读者人生观、引导世界意识形态的目的。由此可见，文学作品当中意识形态的存在肩负着改变世界的重大责任，而这一责任，是通过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充分理解和剖析，并且在透彻的解析过后充分的自省才能够完成的。

三、文学本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一)相互统一。从上文中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文学本质与意识形态具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共同点，那就是在其成长过程中，都经历了由幼稚到成熟、由单一到多元的成长历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一切事物均是在历史的进程当中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文学本质与意识形态的成长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但其成长的方向是统一的，这一特点，保证了二者能够在同一历史时间轴当中前进，进而达成二者在成长脚步上的相对同步。另一方面，文学本质的发展趋向是随着文学作品的愈加多样化而变得更加的纯粹，相应的，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势则是随着人类价值取向的愈加多样化而变得更加的和谐统一。这一方面的统一，注定文学本质与意识形态在表现形式上趋向于更加的多姿多彩，而在其本真核心上趋向于更加的统一纯粹。文学本质和意识形态在现场和本质之间的同向发展，保证了文学作品当中文学本质与意识形态的完美统一，让二者形成更见牢不可破的贴合，进而达成二者的相互促进、相互激励。当然，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的一点是，文学本质和意识形态二者都是与人类的活动密不可分的，二者都必须依赖人类的生产活动存在着，并随着人类活动方式、活动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也就是说，文学本质与意识形态一样，是人类为更加便利地表达和研究世界而创造的虚拟概念，属于物质以外的范畴，无法离开人类活动而单独存在。

(二)相互矛盾。文学本质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首要表现在他们各自依赖的载体上。也就是说，文学本质是依赖文字而存在的，而意识形态是依赖人类意识而存在的。二者在载体上的矛盾，决定了二者在交流时，由于文字表达力度和读者理解程度的不同而产生巨大的障碍。这一矛盾可以随着文学本质和意识形态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得到一定的缓解。从更加本真的角度上来看，文学本质始终局限于文学这一范畴，是一个范围较窄的概念，而意识形态则存在于人类意识的各个方面，是更加宽泛和广阔的。这一涵盖范围的矛盾，不仅表现在存在形式的差异上，也表现在接受人群的范围上，即：文学本质以文字作为载体，通过作者的表达和读者的阅读这一链锁行为来完成信息的传递；而意识形态始终存在于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当中，对象包括所有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人群，并不局限于特定的人群中间。因此可见，文学本质比起意识形态来说，在范围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文学本质的终极目的是要通过文学这一存在形式来警醒世人，是要通过作者的书写和挖掘、读者的参详和领悟，最终达到提高世界精神层次；而意识形态的存在确实没有明显目的的，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存在是无指向性的，它是当下价值观念的集合，并不为着某一特定目标而存在。

(三)和谐发展。无论是从文学本质与意识形态的统一还是矛盾来看，二者的和谐发展是显而易见的。从以上两点中所阐述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文学本质与意识形态在发展方向、进化趋向、依赖受众等方面达成了高度的统一，而在依赖载体、涵盖范围、终极目的等方面则有着较大的矛盾。但正是这些矛盾与统一特点的存在，通过二者发展中形成的巨大的内在驱动力的作用，使得文学本质能够与意识形态相互促进，共同成长。具体来说就是，文学本质与意识形态二者在统一点上，能够通过共同的发展步调，进而达成共同成长、相互激励的作用，而在矛盾点上，二者能够通过矛盾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冲击火花寻求到各自的突破点，进而在冲突中寻求全新的统一和成长。矛盾和统一从不同的方面产生作用，共同达到了相互促进共同成长的作用。由此可见，文学意识与意识形态实质上是密不可分的，由于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提高了二者自身的成长与发展，也从对另一方的冲击作用达到了相互的推动和蜕变。从这一方面来看，文学本质与意识形态是已然达到了和谐发展的相互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