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心得体会十篇

意识形态心得体会篇1

通过参加此次《新形势下如何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的学习，让我进一步深刻认识到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要胸怀大局、勇于担当，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不断提高做好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本事。

认识到作为一名**的党员干部，想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担起“三个责任”，作为科级干部，必须种好自己的责任田，当好意识形态的积极工作者。

一是担起带头学习的责任。重点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推动单位具体工作提供有力思想引导和强大精神动力。全面推行实施**平台审批制度，严格执行**和**审核，以及加快同**局和**局联合，实行联网办理**许可；深化**会组建工作,加快推进全市**管理服务，使小区居住环境和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把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结合起来，努力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集聚推动改革发展的正能量。

二是担起带好队伍的责任。主动担起“一岗双责”，带领分管工作的所属人员，认识当代中国，阐释中国特色，弄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在工作中，进一步同**搞好衔接对接，全面做好承接和办理工作。加快解决**问题，督促加快建设并投入使用，确保**得到安置妥善。充分认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坚持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两手抓，既要注重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毫不放松地抓好精神文明建设。

意识形态心得体会篇2

意识形态专题讨论心得体会发言提纲

8月21日至22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用“九个坚持”精辟概括了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用“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这15个字，明确了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的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迅速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做好学习精神的先行者。

一是在思想上“亮剑”，做意识形态工作的捍卫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就意识形态领域的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部署，进一步明确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作用。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各级党员干部要坚定政治立场，旗帜鲜明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对大是大非问题、政治原则问题决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退避三舍，必须以战士的姿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旗帜鲜明站到意识形态工作一线。

二是在行动上“亮范”，做意识形态工作的示范者。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各种方针政策、主要会议精神为首要政治任务，以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为主线，迅速兴起学习热潮。我们各级党员干部要想掌握宣传思想工作的主动权、打好意识形态主动仗，就要重心下移，俯下身子走向群众，贴近群众、深入群众，与群众面对面，心交心，传播党的方针政策和新思想，推动宣传资源更多地向基层倾斜，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基层思想文化阵地，只有将基层宣传思想工作做好、做实、做深，才能让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精髓落地生根。

三是在舆论上“亮声”，做意识形态工作的传播者。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定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

意识形态心得体会篇3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houniaoyun”为你整理了这篇网络意识形态和新闻宣传培训班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2020年10月，我有幸带队参加了在厦门大学举办的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网络意识形态和新闻宣传培训班，虽然时间不长，但收获颇丰，近距离聆听了厦门大学部分专家学者的授课，深深折服于老师们高屋建瓴的思想、深邃广博的视阈、扎实渊博的学术积淀、妙趣横生的知识讲解，其中新闻宣传方面的三个专题讲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启发很多，引发了个人对安顺所新闻工作现状和未来走向的进一步审视和思考。

省安顺所新闻宣传中心于2019年6月正式成立，所党委非常重视，工作人员也干劲十足，工作起步较快，进步明显，氛围很好，工作成效也可圈可点，但基于此次学习中接受的知识和方法来认真审视和回顾工作，用“挑剔”和发展的眼光来看，不难发现我们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具体表现为“四不”：

一是目标指向不够清晰，找不到宣传工作“灵魂”；

二是宣传手段不够丰富，方法载体单一，缺少与社会媒体的“互动”和“融合”；

三是宣传内容不够生动，内容流于形式，对受众没有“吸引力”；

四是文字材料不够精炼，经不起观众读者的“推敲”。

之所以提这些问题，不是对我们新闻工作的否定，应该说成绩和进步是主要的，我所新闻工作者的付出和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但不能“躺在成绩上睡大觉”，成绩不讲不会跑，问题不改不得了，如果忽视问题和不足，新闻工作将失去创新和发展内生动力。因此，我们要直面问题，找准方向和定位，不断砥砺技能、创新思路、丰富载体，努力把基层戒毒机关新闻宣传工作做好、做强、做出特色。

新闻工作的创新发展，既需要组织层面建立健全相关培训、考核、激励工作机制，更需要我们新闻工作者坚持问题和目标导向，加强学习思考，提升自身能力素质。结合培训中学习汲取的知识，新闻工作者应怎样通过提升素养来有效推动工作发展，本人作了一些粗浅的思考，认为新闻工作者要本着“缺什么就补什么”“什么弱就强什么”的思路，从六个方面来加强和提高：

一是思路要“清”

思路不清，累死三军。“文章合为时而著”，新闻宣传更是如此。思路清，首先体现在方向的正确上，我们基层戒毒机关的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一定要在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总体框架下展开，要接上“天线”，把握正确的宣传舆论导向，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弘扬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发出好声音。其次要把“落脚点”聚焦到宣传工作的目的意义上，坚持目标和需求导向，围绕司法行政戒毒工作价值和目标来做，切中肯綮，“有的放矢”地报道好戒毒工作，讲好戒毒好故事。

二是笔力要“强”

文字是新闻宣传报道的主要载体，“笔力”体现在文字能力上，就新闻宣传而言，可以说“得文字者得根本”，新闻宣传的成败，更多考验的是新闻宣传工作者写作的功底和功力。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首先应成为一名优秀的“笔杆子”。“空腹挑不起硬担，无才写不出好文章”，因此我们要加强学习、博览群书、勤于练笔，要多看多读、多写多练、多思多悟，在文章的章法结构上锤炼、在语言文字上精炼、在叙事析理上凝练，努力写出有文采、有内容、有思想的好文章。同时作为单位文字工作的主力军，要勇于自我加压，提高自我要求，不但能“盘好”信息简报的“豆腐块”，也要能驾驭“大部头”的文字材料。

三是素材要“活”

要深挖戒毒工作素材，宣传报道要有鲜活的事例和素材作为依托，要找得准“宣传点”，抓的准“新闻眼”，宣传的内容要有亮点、有温度、有支撑，推出人们感同身受、观众喜闻乐见、对读者有吸引力的东西，不要“新瓶装老酒”，或者“换件马甲又上来”，粗制滥造、不加鉴别、毫无指向，把一些常规工作当作宣传内容来“堆砌”，这样容易把新闻宣传报道办成单位工作的“流水台账”，数量看上去是上来了，但质量却不高，读者也不会“买账”。

四是审编要“细”

新闻宣传报道的素材大多来自基层一线实战部门，很多信息材料基层单位已经进行了一定的整理和加工，但因为工作侧重的不同以及人员专业能力素质的差异，可以说报上来的材料良莠不齐，这就要求我们专职人员不能简单当一名“二传手”，一转了之，要做负责任的“深加工者”，要“把好关”，精修细辑，既要从宏观上把好宣传的导向，还要帮助理清材料的逻辑、推敲准语法结构、斟酌好字句符号，不出原则性错误，不犯低级错误，使我们推出的东西经得起读者的“挑刺”。

五是业务要“专”

新闻宣传的本质，是为大局和主业服务的，戒毒机关的新闻宣传理应围绕戒毒矫治工作来展开，所以我们新闻工作者不但要提升“笔力”，还要钻研戒毒工作相关业务，清楚戒毒工作的目的任务，了解戒毒工作的模式流程，谙熟矫治工作的方法手段，使我们的宣传工作贴近实际、言之有物、有血有肉，不讲“外行话”。

意识形态心得体会篇4

关键词 政治意识形态；心理健康；政治行为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西方关于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的心理学研究始于19世纪50年代，但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终结的论断，有关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沉寂了将近20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有关当代政治现象如美国大选的研究，以及一些心理学家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动机、结构的研究使得政治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开始复苏。

从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角度，西方心理学界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上世纪50年代至上世纪末为第一阶段。Adorno，Frenkel-Brunswik，Levinson和Sanford（1950）对极权主义人格的研究影响了此后数十年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成为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的起源和经典。受Adorno等经典研究的影响，这一阶段心理学家主要关注人格特征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以Jost等提出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为标志，将政治意识形态研究推向更深的领域，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机制为研究重点。2008年左右至今可以归为第三阶段，其特点是研究设计更加科学和深入。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认知过程、心理机制及神经生理机制开展大量的实证研究。特别是2009～2012年间，西方心理学界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动机机制、认知神经机制及政治意识形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等领域为重点，推进了政治意识形态研究的深入发展。本文拟在有关研究成果梳理总结及评价的基础上，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2 心理学视域下的政治意识形态：概念及结构

2.1 心理学视域下政治意识形态的概念

英文ideology一词产生于18世纪末，最初是指有关于思想的科学（seience of ideas）。1846年，这一概念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中使用。在这里，意识形态具有两重不同意义（Jost，2006）：一是相对中立的意义，指用来解释或判断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的抽象的、象征性的意义系统；另一方面则是贬义的意义，指歪曲或违反现实的思想网络体系的表征，是“虚假的观念体系”。

1950年代起西方政治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逐渐摒弃了否定性的概念而从中立的意义上研究意识形态，即将意识形态作为个体精神世界中相对稳定的、前后连贯的信念系统加以研究。如Adorno等（1950）将意识形态定义为：意识形态是组织化的观念、态度和价值观，是一种思考人和社会的方式。Rokeach（1968）认为，意识形态是来源于外部权威的宗教、政治或哲学信念和态度体系，这种信念和态度体系或多或少具有制度化特点并且为一定的群体所共有。Jost（2006）进行有关文献梳理后发现，不管是心理学家还是非心理学家，其对意识形态定义本质上都是心理的，即意识形态是一个心理学概念。综合来说，心理学视域下的意识形态至少包含以下含义：（1）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所认同的群体所共有的信念体系；（2）意识形态包含认知、情感和动机成分；（3）意识形态具有组织个体的价值观和信念、驱动行为并且赋予行为以意义的作用；（4）从内容上说，意识形态包含宗教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人生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等。

政治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许多有关意识形态研究的文献特指政治意识形态。Tedin（1987）将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定义为一套相互关联的、有关于社会的合理秩序及其达成方式的态度和价值观系统。这一定义因其简单、概括、中立而得到西方政治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普遍认同。由此可以得出，政治意识形态概念具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哲学信念，即社会和政治的本质以及秩序是什么；第二个层次是工具信念，即如何实现和达到这样的社会和政治。

需要说明的是，政治意识形态概念因其主体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层次。首先从主体的角度，可以分为个体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或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两个层次。从已有文献来看，心理学界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层面，即研究和探索特定个体政治意识形态差异性的原因及机制。虽然有个别心理学家从精神分析和人格角度对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等进行了解释，但不是心理学家研究的重点和主流。其次，从个体层面出发，可以分为普通个体和领导人或政治精英两个层次。根据Jost等（2009）的理论，政治精英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政治精英尤其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建构者的政治精英的心理机制鲜有实证研究，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另一方面，1950年代以来，关于政治精英特别是领导人的信念系统、操作码（Operational Codes）的研究一直是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但信念系统、操作码等与意识形态虽然同属观念层次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有重叠和不一致之处：且在具体研究中，二者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因此，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普通个体层面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学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梳理与展望。

2.2 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

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是政治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长期关注的问题之一，分歧的焦点是政治意识形态是单维结构还是多维结构。在学术研究和实践使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单维的左倾，右倾结构，即认为政治意识形态结构具有两极性，左倾与右倾（美国等国家普遍使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代替“左倾”、“右倾”）分别位于单一维度的正反两极。个体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左倾”还是“右倾”主要取决于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1）倡导还是抵制社会变革；（2）拒绝还是接受不平等。

单维的左倾一右倾意识形态结构的观点在理论建构和经验使用中获得了很好的效果，被认为是200年来最简便和有效的区分政治意识形态的方式。但与此同时，有关研究的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常常分别受不同的潜变量的影响，且这些变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与二者分属单维变量两极的理论观点不相符合。许多研究者认为仅用一个维度来阐述公民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是不够的，因而提出了政治意识形态二维或多维结构理论。如Duckitt（2001）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双重过程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不是一个单维的结构，而是包含右翼极权主义（RWA）和社会优势取向（sDO）两个维度。右翼极权主义（RWA）以政治保守主义、传统主义和集体主义为一极，以个人的自由、开放和个人主义为另外一极；社会优势取向（sDO）以经济保守主义及对不平等、权力的信仰为一极，以社会福利、社会关注及平等主义、人道主义为另外一极。但由于SDO和RWA的得分总是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意识形态的二维SDO-RWA结构的观点也受到质疑。

针对政治意识形态结构观点的冲突，一些学者提出了调和性的观点，即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结构。如Federico（2007）提出，具有较好的政治知识和强烈的评估政治意识形态需要者更可能遵循单维的结构，相反具有较少的政治知识和较低的评估需要者则更有可能遵循二维或多维的结构。Jost等（2009）提出，对于政治活动能力和动机较强而且经常参与政治活动者、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以及政治知识较为精通者而言，政治意识形态更有可能遵循单维的左倾一右倾结构。

3 个体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

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一般从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建构、传播方式以及政治环境的影响等视角研究个体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心理学家则从另一个视角出发，关注某一特定个体为什么受自由主义的吸引而其他个体却被保守主义所吸引等问题。近年来，政治意识形态的认知神经机制和心理机制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越来越多研究证据表明，社会个体不是被动接受上层所建构和传播的意识形态，而是在遗传、人格、环境等因素影响下的重新建构和选择。正如Adomo等（1950）所说，“个体的信念系统不仅仅是匆促忙乱地从意识形态环境中捡起的观念的集合体，而是其人格特点的反映”。

3.1 遗传及生物因素

政治意识形态的遗传学研究不断证明政治和社会事件态度受遗传因素影响，影响范围在20%～70%之间，这部分地解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个体差异。如Alford，Funk和Hibbing（2005）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同卵或异卵双胞胎的研究发现，40%～50%的意识形态观念的变异可以由遗传因素来解释，同卵双胞胎较异卵双胞胎具有更为一致的政治意识形态。Bouchard和McGue（2003）、Bell，Schermer和Vernon（2009）；Kandler，Bleidom和Riemann （2012）关于双胞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

关于政治意识形态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也在近几年开始兴起，如Amodio，Jost，Master和Yee（2007）用事件相关电位法对不同意识形态取向的被试的认知神经功能进行研究发现，被试的自由主义取向越强，其与冲突相关的扣带前回活动越强，这意味着自由主义取向强的个体对惯常反应模式的线索的敏感性更高。Oxley等（2008）的一项实验研究显示，对突发噪音、威胁性视觉图像具有低敏感性生理反应的个体更有可能支持外援、自由移民、和平主义和枪支控制；而对这些刺激表现出高敏感性生理反应的个体则更可能支持国防、死刑、爱国主义和伊拉克战争。Kanai，Feilden，Firth和Rees（2011）对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与脑结构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ACC（活性碳酸钙）的体积越大越趋向自由主义；右侧扁桃体状神经丛越多则越趋向保守主义。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认知神经基础，进一步深化了对政治意识形态生物学基础的认识。

当然，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政治意识形态受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共同影响是学界共识，但二者孰轻孰重、关系怎样则鲜有研究。因此一些学者开始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研究遗传和环境在政治意识形态形成中的交互作用问题。如SeRle，Dawes，Christakis和Fowler（2010）对个体自陈的政治意识形态状况、刺激寻求有关基因（DRD4-7R）及友谊三者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具有DRD4-7R基因的个体在青少年时代朋友数量越多，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也越强：而没有DRD4-7R基因的个体其朋友数量与政治意识形态没有相关关系。这一结果符合政治意识形态产生于遗传和环境交互作用的理论假设。

3.2 人格因素

对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相关关系的关注起源于20世纪30～40年代社会科学家对法西斯和反犹太现象的解释。1950年Adomo等开展关于极权主义人格研究，成为人格特征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研究的经典。此后，人格特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心理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研究的重要问题。Carney等（2008）在左倾，右倾单维意识形态结构和大五人格结构理论框架下对70余年来关于人格特点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有影响力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梳理和整合，发现几十年的跨文化研究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即对经验的开放性和尽责性与政治意识形态取向最具有相关性，自由主义通常开放性较高而保守主义通常尽责性较强：外倾性、情绪稳定性和随和性与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不具有显著和稳定的相关关系。为验证文献研究结果，Carney等（2008）开展了一项包含6个类别、样本容量为19884的研究，发现开放性与政治取向的相关系数为-0.25，尽责性与政治取向的相关为-0.07，随和性、外倾性和情绪稳定性与政治取向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在6类样本中，自由主义者在对经验开放性上的得分的确高于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在尽责性上的得分高于自由主义者。这一研究结果也证明了Jost等（2003a，2003b）提出的关于开放性一封闭性是左倾，右倾意识形态分歧的基础心理变量的观点。

J.Block和J.H.Block（2006）开展了一项关于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时间跨度为20年的纵向研究，发现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童年早期即具有人格特征差异，远早于其政治取向的形成。他们发现学前期被老师描述为精力充沛、善于表达情感、合群、自我独立、复原力强和冲动的孩子，23岁时较同龄人更趋向政治自由主义；而学前期被老师描述为相对拘谨、犹豫不决、胆怯、易受伤害、刻板、过度自控的孩子，23岁时较同龄人更趋向政治保守主义。虽然这项研究因不可能控制所有无关变量而受到质疑，但许多学者认为它进一步证明了人格特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Sibley和Duckitt（2010）则在二维SDO-RWA政治意识形态结构理论框架下开展了关于大五人格对社会支配取向和右翼极权主义的关系研究，发现随和性和外倾性对社会支配取向有预测作用，而对经验的开放性则对右翼极权主义有预测作用，情绪稳定性和尽责性没有预测作用。4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机制

Adorno等（1950）提出：“意识形态对于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程度的吸引力，主要取决于个体的需要及其被满足的程度。”此后心理学家普遍认为，人格和环境变量能影响人的心理需要进而影响其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一些心理学家开展了大量关于意识形态需要及动机基础的理论和实验研究，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和双重过程动机理论。

4.1 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 Model）

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建立在单维的左倾一右倾意识形态结构基础之上，起源于1950年Adorno等关于极权主义人格的经典研究。近十年来，以Jost为首的心理学家开展了一系列理论和实验研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模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该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政治意识形态是由一定的需要和动机所驱动的社会认知，即人们对左倾或右倾意识形态的选择源自于一定的动机性需要。Jost等（2003a，2003b）对12个国家44年来的研究数据进行元分析性回顾整合后得出，意识形态的动机结构由三类主要的心理变量组成：认知性动机、存在性动机和关系性动机。

认知性动机来自于对认知、评估和认知闭合的需要。换句话说，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会由于具有理解、解释和预测某些事件的需要而选择某种意识形态。如在几个国家所开展的调查研究一致发现，在认知闭合需要量表上得分高的个体更有可能持保守主义或右倾的政治意识形态。Jost等（2003a，2009）总结研究发现，具有较强的对确定性、秩序、结构和闭合性的需要者更可能持保守主义政治意识形态。

存在性动机来自于应对死亡焦虑、威胁及厌恶情绪的需要。一些关于恐怖事件心理反应的研究证明，当环境不安全感增强时，人们更趋向于支持保守主义。如Bonanno和Jost（2006）在9·11事件发生18个月后对9·11恐怖袭击事件幸存者的研究发现，38%的被调查者报告变得更加保守；Wilier（2004）的一项时间序列研究发现，在2001-2004年间，每当政府提高恐怖主义警戒水平时，布什总统的支持率就会上升；Echebarria-Echabe和Femfindez-Guede（2006）研究显示，2004年3月11日马德里恐怖袭击事件的后果之一是，与袭击事件之前的基线相比，调查参与者在极权主义测量中得分更高，更有可能支持保守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Jost等（2003a）文献回顾发现，对死亡的恐惧、系统性威胁和对危险的觉知与保守主义信念呈正相关。

关系性动机则源自归属和社会认同的需要。Cohen（2003）实验研究发现，实验参与者会由于自己的政党支持某项政策而支持某项政策，不管政策的内容合理与否；而且为了与群体内成员保持一致，会根据自己所在政党的立场而参与精心策划并且有失偏颇的政策信息加工过程。Jost等（2008）在理论整合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指出，关系性动机会使得人们选择某一确定的人际关系或群体所持有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意识形态。Poteat，Mereish，Liu和Nam（2011）研究发现，同辈友谊群体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相似性；政治意识形态能预测个体间建立友谊的可能性，且预测效应强于个体对同性恋态度的相似性。

4.2 双重过程动机理论

双重过程动机理论建立在二维的RWA-SDO意识形态结构基础之上，其核心观点是意识形态的两个维度SDO和RWA具有不同的动机基础，社会优势取向（SDO）起源于对权力、支配、优势的动机性需要，右翼极权主义（RWA）则起源于社会控制和安全的动机性需要。具体来说，权力动机、强硬和缺乏同情心的人格特质会使得人们将社会性世界知觉为一个充满竞争的、凶狠的世界，进而强化人们对权力、支配、优势的动机性追求，形成社会优势取向（sDO）的政治意识形态体系：服从的人格特质则使人们将世界知觉为充满危险的存在，激发人们的社会控制和安全的动机性需要，形成右翼极权主义（RWA）的政治意识形态体系。Duckitt，Wagner，du Plessis和Birum（2002）及Sibley和Duckitt（2009，2010）分别进行了相关的实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RWA和SDO具有不同的人格基础，与双重过程动机理论观点一致。

概括而育，上述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和双重过程动机理论本质上都认为政治意识形态是在人格、生物、情境等因素影响下的动机驱动性社会认知，所不同的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观点和具体动机结构内容。

5 政治意识形态对个体政治行为、心理健康的作用

5.1 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行为

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中，意识形态被认为具有激发和鼓动人类政治行为的作用。但随着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出现，一些政治学家认为，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激发集体行动的能力，政治行为不再由思想的热情而是由实用主义需要所决定。而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关于政治现象的研究仍然不断证明，政治意识形态对政治行为如选举有很好的预测作用。如，Jost（2006）对1972～2004年间美国的总统选举行为研究发现，政治思想取向对选举行为有强烈的影响：80%的自认为“自由主义”或“极端自由主义”的被试选择候选人；80%自认为“保守主义”或“极端保守主义”的被试选择共和党候选人。在对政治现实和经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Jost（2006）认为政治意识形态仍然具有激发政治行为的作用，即个体根据其政治意识形态而采取行动。当然，这一观点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如Glassman和Kamo（2007）认为，将政治意识形态界定为人类行为的辅因素的观点也许更为合适。

5.2 政治意识形态与心理健康

政治意识形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在二战后的20年间曾被大量讨论并纳入实验研究的范畴。近年来恐怖事件的频繁和升级，使得关于意识形态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社会情境，成为一个研究热点。概括来说，关于政治意识形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存在3种主要观点：

（1）政治意识形态能为处于危险中的人们提供价值观、意义和行为指引，从而增强人们在压力情境下有效应对的能力，对创伤后人们的心理健康具有保护性作用。Laufer，Solomon和Levine（2010）对有过恐怖事件经历的以色列年轻人调查研究发现，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与创伤后的成长呈正相关；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对暴露水平及创伤后的心理成长具有调节效应；政治意识形态还具有中介效应。这一结果支持了政治和宗教信念对逆境下的健康具有积极的效应的观点，强调政治和宗教信念对成长的作用以克服创伤的影响。

（2）在某些情况下，政治意识形态可能不是起到缓解和保护作用，而是起相反的作用。Laufer和Solomon（2010）对2999名7-10年级经历过恐怖袭击的以色列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持右翼思想的年轻人抑郁症状轻于持左翼思想者；但是不管是左倾还是右倾，意识形态倾向越强，心理症状水平越高。Oren和Possick（2010）对326名被以色列政府驱逐出加沙地区的犹太人的研究发现，强制驱逐者较自愿撤离者有着更强的意识形态倾向和PTSD症状水平。

（3）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不一样的影响。一些研究发现，保守主义者的心理健康水平不如自由主义者。如Bonanno和Jost（2006）对9.11幸存者的研究发现，政治保守主义者、右翼极权主义者及保守主义转向者普遍出现PTSD和抑郁水平缓慢增高。但是，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2005～2007年间，61%的共和党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但只有47%的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Subramanian，Huiits和Perkins（2009）通过对来自29个欧洲国家的个人水平数据的研究也发现，持保守主义政治思想者自评健康水平高于持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者。Napier和Jost（2008）研究认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幸福感鸿沟”不仅仅有人口学因素（收入、年龄、教育程度、性别、婚姻状况）的影响，还存在心理学因素的影响。一是自由主义可能由于喜欢反思和内省而容易不满现状：二是保守主义由于认可比较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现状合理化的理由，因此在面对社会不平等时具有缓冲剂的作用。Schlenker，Chambershe和Le（2012）进一步发现保守主义具有更强的个体自理性（personal agency）、更乐观的心态、更超然的道德信仰和更广泛的公平信念，他们认为这些差异更好地解释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幸福鸿沟”。

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健康影响的研究结果出现差异可能与被试所处的社会环境背景有关。在正常社会情境下，保守主义者由于认可现状而对一般的压力具有缓冲和保护的作用，从而健康水平普遍较高；但在极端压力情境下，保守主义者由于不善于变通、对不确定性的耐受力较差等原因而表现出较差的健康水平。

6 评价与展望

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但对它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西方国家近年来的对政治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的复苏，为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视角，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为理解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生、变化提供了依据，为社会政治精英建构意识形态提供了参考，也为更加深入的政治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启发和方向。但总体来说西方国家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研究方法局限。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动机机制的研究多数为相关研究而非因果关系研究，因而不能说明心理因素和意识形态孰因孰果，虽然相关的理论整合已进行了一定的看似合理的解释，但仍需要开展因果关系研究加以验证。另一方面，鉴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具有足够时间跨度的纵向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如Verhulst，Eaves和Hatemi（2012）在对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进行反思和探索的基础上得出，未来如果能采用多维方法开展专门小组研究，探索人格和政治意识形态从童年期至成人期的发展轨迹，对研究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本质关系将会是无价的。

二是研究样本集中于西方文化背景，缺乏东方及社会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如Jost等（2003a）所进行的关于保守主义的文献研究跨越了美国、英国、波兰、澳大利亚、南非等12个国家，但这些都是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国家。Freeden（2010）在对Jost等的著作《意识形态及系统公正化的社会和心理基础（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bases of ideology and system justification）》评论中指出，除了少数研究外，这是一本美国人写的关于美国的著作，而不是一本可以应用到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下的人类行为的著作。

中国目前还几乎没有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系统的本土化心理学视野下的研究，如何在国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的政治文化环境，拓展本土化研究，对相关理论建构和解决政治教育、社会思潮引领等现实问题都具有迫切性和重要性。笔者认为，本土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1）中国政治文化背景下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研究。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是有关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机制、影响因素和作用等研究的基础。目前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大部分在单维的左倾一右倾结构基础之上开展，但如前文所述，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观点，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在受中庸、和谐、大同等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的中国政治文化背景下，需要深入探索和研究西方左右对立的二元区分是否具有适应性。因此，未来本土化的研究需要从中国政治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出发，从理论建构和经验探索两条路径研究中国个体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特点。

（2）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是政治思想教育引导的科学依据。西方国家关于遗传、环境、人格、需要等因素对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效果的研究以单变量研究为主，多数是就某一个因素如人格、情境等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开展研究，且对情境因素的探索比较单一，可见的成果主要以对9·11等恐怖事件的影响研究为主。有必要开展多因素多变量研究，将人格因素与情境因素、生物因素结合起来，探索其交互效应；同时对媒体接触、教育、政治知识、价值观、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加以研究，建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模型。

意识形态心得体会篇5

中共XXX区委：

在区委、区政府正确领导下，在区委宣传部的帮助支持下，我局切实加强民政领域意识形态工作，把在新形势下民政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摆到更加突出位置，以坚定的政治信仰强化责任意识，做好民政文化宣传，赢民心、聚民意，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爱惠及人民，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紧紧围绕全局重点工作，共同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格局，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及时传达部署，统一思想认识

宣传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统一思想的工作，关系到民心向背，局党组把它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及时部署安排，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有关文件或会议精神。要求将宣传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融入到低保、安置、优抚、社会福利、社区建设等各项工作中，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强化组织领导，落实主体责任

一是及时成立领导小组，由局长任组长，分管宣传工作副局长任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由局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协调。二是认真履行班子集体主体责任，坚持“一把手”带头，切实当好“第一责任人”。及时组织党组中心组开展学习，辨析思想文化领域突出问题，剖析近年来发生在全省民政工作人员身上及身边的违纪违法案件及相关问题。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使全体干部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形势十分严峻，必须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认真履职尽责。

二、我局现阶段意识形态领域分析情况

我局党组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建立意识形态分析制度，对本单位的舆情态势、舆论热点问题、干部群众思想动态等意识形态领域情况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综合分析研判，定期在党内通报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工作方向。

通过分析研判认为，目前我局意识形态工作的主流是好的。我局现阶段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平稳、安全、可控，广大干部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是非常拥护的，对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对近期开展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脱贫攻坚工作表示大力支持，没有较大的舆情、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重大事件发生。

党组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坚强有力，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比较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意识形态学习教育、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建设，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等取得明显效果。一是认真落实了党组书记负总责，班子成员分工负责，支部书记和各科所负责人具体负责的意识形态责任制，形成了层层抓好落实的良好局面；二是能够按照区委的部署，局理论中心组和党支部都能积极开展学习宣传党的精神，支部和各科室能够把意识形态工作与民政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大多数党员都能撰写心得体会，基本上做到了入心入脑。三是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了行风政风建设，狠抓了便民服务、高效服务，不断改善服务态度，服务环境，提升形象和服务效率;全体干部职工的服务意识和精神风貌得到了提升。

 三、存在问题 

在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方面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思想掌控不够全面深入，对干部职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倾向，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真实态度等调查研究不够深入，缺乏深度掌控。二是意识形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且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很大，在信息化时代受互联网、微信等新媒体的影响尤其巨大，应对这方面的创新思路举措不多。个别党员干部思想认识不足。个别党员干部没有真正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是基层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遍存在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问题，存在“重业务轻思想政治工作”，导致工作主动性不够，片面认为只要把各项业务工作完成了就是尽职尽责了。基层意识形态工作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现象。偏重于具体业务工作的部署落实，没有将实际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协调起来发展，在理论武装、干部教育、文化建设等方面存在偏软现象。

 四、下一步打算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是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好三项工作，进一步把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到实处、抓出成效。一是抓责任落实。通过有效措施，把党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分管领导直接责任真正落到实处，真正形成党组统管、书记主抓、分管领导共管的局面。二是抓工作到位。通过落实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机制，保证意识形态各项工作更加扎实到位。三是抓结果成效。通过落实领导责任和工作制度，保证意识形态工作不断加强，干部职工的意识形态更加坚强坚定，确保不发生任何意识形态问题。

意识形态心得体会篇6

收稿日期：2014-01-19

基金项目：2010年国家重大招标课题《当代中国公民思想道德素质与中国社会文明程度研究》（10&ZD049）的子课题《政治文明与当代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邵 腾，男，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张英魁，男，南开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文化与乡村社会学。

意识形态（Ideology）对于塑造一个国家的国民精神与提升政治正当性具有重要作用。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着诸多新情况与新问题。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指人类精神文明成果体系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的传播问题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电视媒体的时事新闻节目作为大众传媒中的重要政治、经济与文化信息传播渠道，承担着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职责，其传播绩效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塑造与政治正当性的损益。值得肯定地是，多数电视媒体的时事新闻节目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贡献良多。但是，从时事新闻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承载、传播方式以及媒体意识形态的系统传播三方面来考量，当前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却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与主流意识传播的疏离：传播功能弱化

传播主流意识是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一项极其重要的功能。所谓时事新闻，是指“刊期内发生的国内外大事的综合报道、综述、背景分析、大事记、专题报道等”[2]。这表明时事新闻的主要内容是国内外近期发生的大事，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事新闻因而呈现两大特征：时效性与广泛性。而在社会主义中国，电视媒体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喉舌，承担着主流意识传播的关键功能。那么，时事新闻作为电视媒体中的重要板块，更因其与政治高度相关、与社会生活紧密衔接、与受众接触频率极高，而成为电视媒体传播主流意识的主力军。时效性产生吸引力，广泛性带来触及力。时事新闻应充分发挥自身两大优势，担负好主流意识传播的职责，常态化而高频率地将主流意识输送到受众那里，扮演好主流意识传播的尖兵角色。

但在现实世界中，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与主流意识传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疏离，其传播功能弱化甚至缺失。主要体现有三：一是传播的阵地意识缺失。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自觉不自觉地忽视其主流意识传播功能的发挥，在日常新闻节目的策划环节缺乏对主流意识传播的主动性。二是传播的行为缺失。缺乏传播的阵地意识必然导致传播行为的缺失，一些电视媒体在时事新闻节目中对主流意识传播的份量不多，所占版块不大。三是传播的非常态化。部分电视媒体的时事新闻节目虽然不乏主流意识的传播意识和传播行为，然而却并未形成一种机制化传播的理念和行动，处于一种被动为之的低级状态。如此一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丧失了一条极为重要的传播渠道，传播幅度大为缩小，传播效力自然受损，进而导致其辐射力减弱。

上述时事新闻主流意识传播功能弱化现象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逐步向多领域拓展并向深层次推进。与此同时，社会生活领域发育并成长起来，社会文化呈现出与以往迥异的相对自由与世俗化特征。从这一视角来分析，导致时事新闻主流意识传播功能弱化的根源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基于新闻媒体市场化运作的收视率诉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各种媒体陆续由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从行政统辖转为市场化运作。自负盈亏与市场竞争促使各种媒体不得不遵循市场规律，注重收视率，以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电视媒体节目包括时事新闻在内，必须追随和吻合大众的阅听趣味与现时需求。在此情形下，主流意识传播的弱化就不难理解了。

其二是当下社会文化的娱乐性与消费性。有学者认为，精英文化的衰落与大众文化的兴起是20世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3]。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物质繁荣，温饱而小康之后的文化诉求开始转向以个人官能的愉悦与感性面的暂时满足。应时的娱乐文化与消费文化等迅速发展起来，并因颇受大众追捧而占据了当前文化阵地的主流位置。当这样一种文化形态与媒体的收视率诉求汇至一处，结果必然是后者毅然投入前者的怀抱。这是一种极为现实的抉择。但是，这种抉择的代价是挤压和占领了主流意识传播的生存空间。包括时事新闻在内的电视媒体节目满足了自身利益的考量，却造成了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功能的弱化乃至缺失。

上述失位现实亟待改革，时事新闻应该回归其传播主流意识的应然位置，治理之道在于促进其重回其位。时事新闻固然应为其电视媒体收视率作出贡献，但无论如何它都不能只是作为大众的娱乐佣人和消费向导一类的角色而存在。它有着更加崇高和理性化的职责。所以，时事新闻应该恢复并强化其主流意识的传播功能，总方针是统筹兼顾职责履行与市场效益。

要强化主流意识传播的主体理念。时事新闻的特性决定了其主流意识传播的主体地位，故应名正言顺而又责无旁贷地担起传播主流意识的职责。要端正对于主流意识传播重大价值的认识，真正将其作为自身功能定位而贯彻于传播实践过程中。

合理安排传播主流意识的节目与其他节目之间的版面比例。获取市场效益关乎生存，传播主流意识关乎使命，生存与使命不可偏废其一。所以，时事新闻应在节目设计上推陈出新，合理规划，既要恢复主流意识传播的节目比例，又要避免其过度挤压其他节目版面而造成收视率下滑。总之要通过精心计算寻求一种最佳规划方案。

实现主流意识传播的常态化。时事新闻应该稳健地履行传播主流意识的功能。而且，主流意识的传播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作，远非一朝一夕之功，只有坚持不懈地传播，方可深入人心并起到影响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功用。所以，时事新闻应进行机制化管理，设置相关规则，避免主流意识传播的随意性，并进而成为一种固定存在。

二、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主流意识的教条化传播：传播的异化

时事新闻节目传播主流意识的方法应遵循新闻与传播规律。一个完整的新闻传播系统包含四项要素：传播者、信息、传播媒介与受众。有学者认为，受众之所以关注新闻，是出于对异常事物、相关利益和个人偏好的关注，新闻价值就体现于满足受众上述需求[4]。承载着主流意识的时事新闻仍不脱新闻本质，因而同样要具备新闻价值，满足受众需求，进而引其关注。而传播学的核心语汇“传播”，本身就具有“‘共享’的基本内涵，表明其本意是双向、互动的，它是指信息、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动和变化”[5]。所以，时事新闻的主流意识传播应重视受众认可与接受心理。唯有取得受众的心理认同，主流意识方可发挥应有作用，其传播方可谓行之有效。这就要求时事新闻工作者应根据新闻的科学规律与受众的心理特征，将严肃的理论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受众乐为观读的新闻形式，做到时事新闻与主流意识的高度融合。在满足受众新闻需求的同时，将主流意识春风化雨般传递给受众。

然而，目前时事新闻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方法层面存在教条化传播现象。部分时事新闻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处理和转化，没有真正掌握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真谛所在，缺乏对于传播规律的理解和运用，也未将新闻与主流意识形态融为一体，反而将主流意识形态生硬地直塞给受众，致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成为单方面的“自说自话”。表面看来，每一句话、每一段文字和每一幅画面都在“传播”主流意识，但实际上已经远远背离意识形态传播规律，而且由于严重忽视受众心理认可与接受状况，激起了受众内心的反感与厌恶，出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异化：欲以传播促进受众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却导致了受众因传播不当而对此产生排斥。空耗人、财、物等资源，未取得预期认同效果不说，反而加剧了某种程度上的不认同现象的产生。

客观地说，时事新闻意识形态传播异化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时事新闻传播主体的传播观念未能与时代变化和受众心理的转向而同步创新，仍在惯性作用下沿袭过去那种单纯灌输传播方法。灌输理论最早源于列宁，他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这种理论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圭臬”式教育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内，灌输方法成为我国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渠道，并在特定的年挥了显著作用。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这种方法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基本上忽略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和心理认同。在规制宽松化、个人主体性获得增长和思想文化多元化发展的现代民主社会中，时事新闻的受众不再仅仅是一个个信息接收者，还是一个信息发出者。单向度的灌输之道只停留于将主流意识形态形态传递至受众，而不顾及受众对此的心理接受和认可。有学者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受众心理机制划分为四个维度：认知图示的运动与契合是受众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结构，情感体验是受众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机制，需要驱动是受众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根本动力，行为实践是强化受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念的有效方式[6]。对受众心理认同问题的认知不足与把握欠缺是当前时事新闻主流意识教条化传播的根源所在。

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的有效性要求必须摒弃教条化传播。如果将受众心理认同看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成败的关键，就应通过争取受众心理认同来控制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与结果。应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设：

其一，除了作为新闻工作者应有的基本能力之外，意识形态传播主体还应具备对于受众心理的认知和把握能力，包括对受众的语言和行为传达的心理状态的识别与判定，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进行受众心理规律总结的概括能力，以及根据受众心理变化特点适时适度调整意识形态传播策略的能力。

其二，时事新闻意识形态传播的方法应该丰富多样，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传播方法体系。传播方法还应呈现人性化与清新化特征，既充分考虑受众的精神与生活需求，又能避免因干瘪单一而引起受众“审美疲劳”，比如可以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去除意识形态传播节目过于刻板的严肃面孔，以一种生活化的姿态争取与受众之间产生共鸣。

其三，传播与反馈的双向通道建设是实现有效传播的重中之重。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只是时事新闻本身的自说自话，因为缺乏反馈的通道。而“对于新闻媒介来说，不仅要‘联系’读者，还要下更大的工夫去倾听他们的意见，咀嚼他们的批评并向他们作出交代。”[7]所以，不仅要认识到取得受众心理认同的重要性，而且要精心设计受众对于意识形态的反馈通道。现代科技突飞猛进，各种通信手段日新月异。要充分利用现代通信和网络科技的发展成果，建立起畅通无阻的反馈渠道，给予受众观点表达和观点争鸣的机会与路径，完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过程的双向反馈通道，最大限度地避免意识形态传播异化现象的产生。

三、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的主流意识孤立化传播：多元异质信息的挑战

电视媒体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含诸多部分，时事新闻只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鉴于意识形态传播的系统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时事新闻一家的传播力量不免显得单薄。因此，包括时事新闻在内的新闻媒介诸节目群，都负有且应担起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由此可见，意识形态传播的系统应是一个有机系统，即系统的每一部分能够做到相互协调和支持。各种媒体节目联袂传播，各种散化资源和力量整合为一股强大合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效果自然大幅上扬。事实上，媒体节目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总会传达出一定的思想、价值、理念和愿景，时事新闻之外的其他节目（电视剧、选秀等娱乐节目）自觉或不自觉地裹挟着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引导人们消费和购物的节目所体现出的消费主义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讴歌英雄模范与伟大人物的影视节目也在传递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就目前来说，时事新闻与其他媒体节目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上尚未做到协同传播。一些媒体没有积极主动地履行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职责。更为甚者，部分媒体节目所传播的意识形态与时事新闻正在传播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冲突和悖反，以致抵消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努力和成效。举例而言，部分影视、娱乐作品中个人主义的宣扬、自由化鼓吹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美化，就与时事新闻中主流意识形态所宣扬的集体主义、四项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优越性等背道而驰。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孤立化显而易见，多元的异质信息正在消解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成效。

以上所言孤立化传播的原因可从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来解读。就客观原因而言，全球化、通信革命与文化改革，推动了各种文化和思潮的多元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构成。各种思想文化成分投射到电视媒体节目中，就出现了电视媒体节目精神层面和行为层面的多元化。

就主观原因而言，一是新闻媒介的自身利益驱动。正如上文所述，市场化了的电视媒体需要收视率以求得生存，因此自然会逢迎受众的口味。而在当代，精粹与糟粕、先进与落后都自有市场。意识形态的理论抽象性与整体性使传播需要主客观条件，对人的理性精神与人文情感都有较高的要求。而其他娱乐化的节目，更容易引起大众的兴趣，因而在传播主流价值观时形成异质价值的挑战。同一电视媒体的不同节目间所传播的意识形态掣肘情形也就不难理解了。二是电视媒体节目管理者的失策，体现为意识形态整合传播的缺失。一些管理者尚缺乏对于其他媒体节目传播意识形态功用的清晰认知，自然不会将其纳入传播体系。一些管理者则尚未察觉其他媒体节目正在传播的意识形态与时事新闻所传播者相悖的现实，因而不能纠正传播中的冲突问题。主、客观两方面原因导致了当前媒体节目群意识形态传播上各自为战的纷乱格局。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协同传播：

首先，应当建立意识形态传播的整合机制，以改变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孤立处境。整合离不开全部电视媒体工作者的集体努力，所以要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协同传播的教育，具体内容包括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教育，帮助其树立主流意识传播的阵地意识，以及意识形态传播的协作观念等。

其次，对于电视媒体节目管理者来说，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上要具备一种整体经营思维，即在原有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阵地之外，将其他媒体节目也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场域之内。而且，所传播的主流意识形态要形成一以贯之的理念，并将其推而广之，即全体管理者、策划人和传播人对于主流意识应该达成共识，在节目设计上加强预先沟通，增进相互了解，力争将悖反消除于媒体内部，避免在具体传播过程中出现冲突和自我消解。正如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想实现有效传播，意识形态宣传者必须善于发现信息噪音，排除它们的干扰，并积极利用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其他辅助信息，增强自己的信息传递能力。”[8]

意识形态心得体会篇7

[关键词]布哈林；社会心理；当代启示

一、引言

布哈林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他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主编一职，长期分管苏联意识形态工作。他在1921年写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一书，这本书原是要向广大干部和群众系统介绍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通俗教材，但是，“在某些相当重要的地方，作者没有采用对问题的通常解释；在另一些地方，作者认为可以不局限于人所共知的一些原理，而是把他们进一步加以发挥。”[1]2在布哈林看来，理论的停滞不前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那么，布哈林究竟在什么方面加以发挥，又是如何对问题做出“不寻常”的解释呢？其中一条就是社会心理，这是布哈林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的理论贡献。马克思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对社会心理有过论述，他认为社会心理是低层次的社会意识，具有零散的、不系统、非理论化的特征。他肯定社会心理作为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对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没有系统研究过社会心理，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心理’的概念，只是将社会心理思想包含于唯物史观的有机框架之中”。[2]76这个观点符合事实。然而，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下阐发了较为完整的社会心理思想，这个事实也曾经被我们所忽视。研究布哈林社会心理思想，有助于抓住社会心理的内核，加深对唯物史观体系中社会心理的认识，对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有所启示。

二、布哈林社会心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布哈林是第一个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明确地给社会心理下定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分析了社会心理的特点，研究了社会心理的显著形式――阶级心理，用形象化的语言说明了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

1、社会心理的内涵及其特征

布哈林认为，社会心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心理是指不论何种心理意识只要形成一定的社会规模就可称之为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又称为集体心理或社会上的心理。狭义的社会心理是指占统治地位的、以单个人相互影响、交互作用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没有系统化的思想、观念、情感和生活习惯等。

社会心理具有两大显著特征：第一，社会心理具有未系统化的特征。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系统化的程度。社会心理未经人们深思熟虑过、没有经过任何加工整理的一种思想、情感、情绪、生活习惯，以杂乱无章、闪念的、片断的方式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因此，也称“日常思维”。第二，社会心理具有复杂性的特征。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一是社会意识种类繁多，如阶级心理、集团心理、职业心理等。二是属于同一个社会集团的人们会有不同的社会心理。比如在工人阶级内部就存在掌握高度技能的工人贵族、受过普通训练的工人和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工人（壮工）等，他们的社会心理就存在差异。三是一些内容完全不同的社会心理可能会在形式上相同或相近。比如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情况下，敌对的两个阶级有着完全不同的理想、愿望、情感、诉求等，“而它们的心理的形式――异常的激情、急躁性、斗争狂热、甚至英雄心理的特殊形式，又可能相当近似。”[1]249

2、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心理

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在狭义上是指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心理。“在每个特定的时期，都存在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感情、情绪的潮流，占统治地位的心理”。[1]246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心理有两大要素：一是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二是统治阶级的心理。

（1）共同的心理特征。共同的心理特征是指不论任何阶级都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布哈林举例说明，在封建社会，地主和农民尽管是处境极其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两大阶级，但是，他们可以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如“崇尚古风、因循守旧、讲求传统、崇拜权威、‘畏惧神灵’、思想停滞、不喜欢一切新事物，等等。”[1]246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地主和农民都生活在发展缓慢、人口流动很小的社会里；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在封建生产关系中处于统治地位，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封建生产方式里，农民又处在家庭生产单位中的统治地位。因此，不难理解，两个完全不同的阶级会有诸多共同的心理特征。可见，共同的社会环境和相似的经济组织是形成共同心理特征的重要条件。

（2）统治阶级的心理。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心理往往就是统治阶级的心理。在探究统治阶级心理时，布哈林首先分析了阶级心理的形成。阶级心理是社会心理中最主要、最鲜明、最凸出的一种心理形式。无论统治阶级心理还是非统治阶级心理，都是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生活条件总和的基础之上。在众多条件和因素之中，经济因素特别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在形成阶级心理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阶级心理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布哈林指出，“统治阶级拥有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制造’心理的强大手段。”[1]247统治阶级的心理“对整个社会生活显然起着定调子的作用，使其他阶级也受自己的影响。”[1]246

3、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首先，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系统化的程度。“意识形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各种要素即思想、感情、感觉、形象等等更具系统性。”[1]252其次，社会心理可以转化为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是意识形态的贮存器。社会心理是制作意识形态的材料，经过加工制作、系统化了的社会心理就是意识形态。布哈林形象地指出：可以把社会心理“比之为食言溶液，从中渐渐沉淀出意识形态的结晶”，“意识形态就是社会心理的凝聚物。”[1]252最后，社会心理的变化会影响到意识形态的改变。实际上，随时都在发生社会心理凝聚或凝结为意识形态的连续过程。所以，这就不难理解，随着社会心理的变化，意识形态也会发生变化。

三、布哈林社会心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随着时代变换，人们的社会心理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工业时代加速向信息时代转变，人们面临全新的社会环境，影响和制约社会心理的因素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布哈林虽然是在一个世纪前提出了社会心理思想，但是，他的思想抓住了社会心理的内核，可以无惧时光流转，以其理论光辉依然照耀当前。

（一）准确把握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点，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

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要不断增强引导力，必须准确把握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点，它不仅是两者的交汇点，更是意识形态的着力点。这个契合点必须符合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不能脱离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本身处于交叉融合的状态，正如布哈林所说：“从心理到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一块界碑上面刻着‘严禁入内’的字样。”“这里并不一定能指出明确的界限。”[1]253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成为脱离群众心理接受能力和范围的形而上的东西，那么，它只能束之高阁、成为供在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要想增强意识形态的引导力，意识形态本身必须要“接地气”，即贴近群众生活、联系群众实际、反映群众愿望、表现群众情感，深深植入社会心理，“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回应、吸纳，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度，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3]6二是必须克服社会心理的缺点。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与科学思维相对立，“这是一些知识的片断、杂乱无章的思想，其中存在大量的矛盾、闪念和古怪想法。”[1]244如果人民群众这种非理性、不科学的思想、愿望、情绪放任自流、不加引导，可能成为一团不符合社会整体价值的火焰最终吞噬社会本身。意识形态的职责就在于将统治阶级的观念道德和行为规范内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布哈林强调，社会心理“应当加工整理，经过剖析、检验、排除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变为科学。”[1]244三是适当高于社会心理。意识形态的引导力来源于理性的光辉，所谓理论化、系统化就是不断揭示规律、抓住事物根本的接续过程。这正是意识形态的魅力所在。“意识形态要在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凝聚力、吸引力，就需要……将实践中有利于社会整合、凝聚的一切积极有益的思想内化其中。”[4]55所以，仅仅停留在社会心理阶段不可能引导社会心理。意识形态必须在科学性上高于社会心理，凭借理论的彻底性吸引和说服民众按照意识形态提出的规范和要求自觉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5]9

（二）搭建新媒体时代网络交互平台，促进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之间交流互动

当前，要加快建立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交互平台。究其原因，第一，社会心理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马克思指出，社会心理由于未系统化、非理论化，所以是低级层次的社会意识。布哈林也指出社会心理在科学性上与意识形态相差甚远。意识形态往往反映官方或统治阶级的意志，通过国家权力强制推行和灌输。社会心理则不同，它本身是非理性的、片面的、矛盾的、甚至是不科学的，更多地代表着平民的意志，是普通民众思想、情感的真实流露。因此，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思想地位上，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相比都处于一种当然的劣等。然而，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普通公民的民主意识日益觉醒，从而使得社会心理日益带有强大的民意力量。这种“裹挟”民意力量的社会心理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能量，表现出要与官方意识形态“平起平坐”的强烈愿望。第二，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天然地存在交互关系。布哈林在论述两者的辩证关系时，已经表明了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交互性：一方面，社会心理是意识形态的贮存器，意识形态是凝聚的社会心理。社会心理随时都处在凝结或凝聚为意识形态的连续过程。另一方面，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社会心理的变化会引起意识形态的变化。基于上述两点原因，促进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平等对话、双向流动是大势所趋。新媒体时代为实现这一目标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我们要主动搭建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交流互动的网络平台。新媒体（New Media）是指与传统媒体如杂志、报纸、电视、广播等相对应的新的媒体形态，典型代表就是网络。网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的交流互动搭建重要平台，实现传统交互向现代交互的三个转变：一是地位转变。在传统媒体时代，官方哲学或意识形态掌握话语权，民众处于被动的接受地位，社会心理很少有机会在传统媒体上“发声”。传统媒体扮演着意识形态向民众单向灌输的“传音筒”。在新媒体时代，无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身份，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都具有身份和地位的平等，因此，社会心理也取得了与意识形态平等交流的资格，并且与意识形态一起共享话语权。二是制作的转变。在传统媒体时代，精神产品的制作过程复杂严格，所需的技术高端、设备成本高昂，社会心理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不符合传统媒体的制作要求，天然地被排斥在主流媒体的门槛之外。在新媒体时代，人们只需进入特定的软件和界面，进行简单的操作即可将自己的作品哪怕只是一个表情、几行文字、无厘头的情绪宣泄都可以立即传送到网络。低门槛、零成本、发表快、随意性等优势使得社会心理实现了“华丽的转身”。三是形式的转变。在传统媒体时代，意识形态以理论性和系统性著称，在形式上往往长篇大论，理论性强。在新媒体时代，社会心理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任意表现，往往获得超高的点击率，受到网民特别是年轻人的追捧。然而，“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大量沿用了程式化、概念化、说教式的叙述方式，常常引起人们的厌倦和疏远，以致形式‘拖累’了内容。”[3]7社会心理第一次取得了相较于意识形态的明显优势。这种发展情形却是始料未及的。这也促使意识形态加快实现身份、内容、形式上的转换。

参考文献：

[1][俄]布哈林.布哈林文选（上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2]严国红.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心理”内涵界定的实质[J].甘肃理论学刊，2012（04）：76-80.

[3]杨军.我国社会心理变化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J].前沿，2012（13）：4-7.

[4]罗甜田，邓淑华.从强化意识形态吸引力看中国先进文化建设[J].社会科学研究，2012（02）：53-5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意识形态心得体会篇8

    意识形态关乎人们的理想和信念,包括人们精神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建国六十多年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更是对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适应这一要求积极探索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途径,使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功能不断完善和拓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给我们提出的一项重大课题。面对复杂局势,我们要弘扬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从以下几个基本路径上主动做好工作。

    一、加强和改进舆论引导工作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手段,是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导向功能的重要路径。现代社会舆论的作用巨大,已成为影响国家生活、群众情绪、社会思潮乃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前提,是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有力工具,也是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的有效手段。没有舆论的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舆论和谐的程度反映着社会和谐的程度。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努力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引导人们树立和谐的社会观念,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至关重要。首先,必须坚守大众传媒正确舆论导向。在经济社会深刻变革、思想文化日益多样的情况下,关键是坚持正确导向,唱响主旋律。为此,大众传媒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和群众路线,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积极反映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大力宣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符合历史发展潮流、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新闻舆论。其次,必须注重舆论引导观念和方式的转变。舆论引导要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解释事实,准确、全面地反映客观世界,正确地表达公众舆论,维护新闻的真实性,这是有效舆论引导的前提。舆论引导关键在于信息公开,我们要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社会组织和政府有责任向公众开放尽可能充分的信息资源。舆论引导的起点是“先入为主”,“先入为主”是受众接受信息的普遍规律。大众传媒必须遵循信息时代舆论引导的特点和规律,“抢占先机”,“抓住”受众,占领在舆论引导中的主导地位。再次,必须抓好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工作。对于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公众历来十分关注。重大事件与突发事件是意识形态领域舆论引导的重中之重,应该成为理论和实践层面关注的焦点。新闻媒体要善于捕捉、追踪和报道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善于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热点议题,纠正由偏见、谣言、流言等所激发而形成的谬误言论,并作出权威、详尽的评论、解释。第四,必须完善舆论监督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舆论监督提升到非常重要的位置。舆论监督是舆论引导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从本质上说是一致的。正确舆论导向,包含了有效舆论监督,有效舆论监督是正确舆论导向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当前,要特别注重抓好网络舆论监督工作,建立起有利于网络舆论监督的制度与途径,使互联网成为实现政治民主、建设政治文明的有效手段。

    二、推进意识形态话语转变马克思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1](P525)语言不一样,其体现和表达的意识形态含义就截然不同。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来说,我们的“语言”如何反映现实,对社会现实作出客观评价和具有说服力的阐释,进而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导向,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程中意识形态建设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因此,推进意识形态话语转变,丰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通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来加强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解释力,是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途径。其一,必须充分挖掘原有意识形态话语实现其理论内涵的创新发展。从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我们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上采取的成功策略之一,就是对过去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创新性阐释,进而创立凸显我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这样,既实现了执政党对改革开放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凝聚和保护、动员功能,又与过去的意识形态保持历史延续性。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实践必然要求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我们必须发扬过去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优良传统,借鉴过去的成功策略,挖掘受历史条件限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尚未充分展开的意识形态理论资源,对其进行创新性解释,实现意识形态理论内涵的创新发展,弘扬传统意识形态要素中的真知灼见,革除对马克思主义解读中一些不科学甚至扭曲的认识,进而发展出体现时代特色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其二,必须提炼社会核心价值理念,开拓新的意识形态资源。任何社会建设的背后都必须有核心价值理念的支撑,因为它是支配人们行动和思维的向导。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在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要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我们必须提炼体现和谐社会要求的核心价值理念,开拓新的意识形态资源,既指引政府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获得全体人民的普遍认同。其三,必须加强公民话语体系建设。公民话语体系建设的目的是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群众掌握。普通群众往往对晦涩的理论话语兴趣不大,他们更喜欢通俗易懂的文字,更需要简单明了的观点或口号。对于普通群众来说,他们所期望接受的更多是这种理论的主要观点而不是这个理论的整个体系。当前公民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加紧话语的转换,从抽象的、政治性的学术语言或文件语言转换为具体的、面向日常生活、面向普通公民、能被广大受众理解和接受的大众语言,这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

    三、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性是意识形态性,其目的是要使全社会成员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实现社会团结稳定、和谐有序。具体而言,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是内容和载体、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是寻求意识形态认同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一贯重视思想理论教育工作。“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P61)思想观念必须通过灌输和教育使之掌握群众,才能转变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列宁关于“灌输理论”的论述,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和传播的一般规律,比较集中地论述了思想理论教育的价值、方法等问题,对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我们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实现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化的根本途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更好地渗透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去影响社会和凝聚群众,发挥其实现社会政治整合、协调社会利益矛盾、培育良好道德风尚的重要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统一的思想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当前,我们必须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准确定位。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开展意识形态教育、灌输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活动。抹杀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属性功能,就容易陷入“意识形态淡化论”和“去意识形态化”的误区。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提高对意识形态的驾驭能力,坚决防止淡化或否定意识形态根本属性的现象出现,这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的正确定位。我们还必须结合实际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内容,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要坚持不懈地抓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教育,要进一步加强民主法治教育、公平正义教育、诚信友爱教育和生态意识教育。要加强对网络和网民的研究,进一步探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在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工夫。

    四、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马克思主义认为,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的统治阶级,为了确保本阶级的思想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都十分注重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理论工作队伍,以加强和发掘统治阶级思想,传播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建设的任务很重,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加强队伍建设,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业务专长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是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条件和重要途径,也是党的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目前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有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强调价值多元化而淡化或偏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人提出要构建“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的新理想主义,有人片面强调和追求精神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对弘扬主旋律表现冷漠,热衷于趋时媚俗,迎合一些不健康的文化需求,等等。这些情况有悖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任务。只有提高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素质,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意识形态建设的水平。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拔尖人才的重点扶持,造就一批学贯中西、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造就一批各学科各专业的领军人物,打造一支政治强、作风正、业务精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只有这样,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使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五、积极引导和调控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它指在特定时期未经加工整理而在社会成员中普遍流行的精神状况,具体表现为理想、愿望、需要、动机、情感、道德准则、风俗习惯等社会意识的总和。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中不同的两个层次,社会心理是低水平的社会意识。社会心理虽然是一种自发的、不定型和不系统的社会意识,但它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是意识形态的重要源泉。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直接联系,为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意识素材。作为在社会心理中“提炼”出的意识形态,它反过来又对社会心理起着引导作用。意识形态调控功能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社会心理的引导。意识形态要掌握人们的思想,就必须转化为大众的社会心理。理性化的意识形态,除了需要转化为具体的方案、政策等以外,还必须转化为人们的热情、动机、愿望、意志、要求等社会心理层次的内容。意识形态通过宣传、教育等多种传播渠道,营造一种社会氛围,常常使社会群体成员置身其中,接受其影响,产生或改变自己的社会心理内容。因此,积极引导和调控社会心理,培育保持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和谐心态,营造良好社会心理环境,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途径。我们必须提升社会成员正向心理需求,善于用高层次的目标尤其是用主流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理想目标来引导社会成员产生最具优势的主导需要,使他们的需求结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培育和保持个体与社会群体诚信友爱、豁达平和、积极进取、宽容大度的社会心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理念建构的社会认同,增强社会成员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强化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成员中的心理认同。

意识形态心得体会篇9

布哈林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他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主编一职，长期分管苏联意识形态工作。他在1921年写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一书，这本书原是要向广大干部和群众系统介绍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通俗教材，但是，“在某些相当重要的地方，作者没有采用对问题的通常解释；在另一些地方，作者认为可以不局限于人所共知的一些原理，而是把他们进一步加以发挥。”[1]2在布哈林看来，理论的停滞不前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那么，布哈林究竟在什么方面加以发挥，又是如何对问题做出“不寻常”的解释呢？其中一条就是社会心理，这是布哈林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的理论贡献。马克思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对社会心理有过论述，他认为社会心理是低层次的社会意识，具有零散的、不系统、非理论化的特征。他肯定社会心理作为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对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没有系统研究过社会心理，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心理’的概念，只是将社会心理思想包含于唯物史观的有机框架之中”。[2]76这个观点符合事实。然而，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下阐发了较为完整的社会心理思想，这个事实也曾经被我们所忽视。研究布哈林社会心理思想，有助于抓住社会心理的内核，加深对唯物史观体系中社会心理的认识，对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有所启示。

二、布哈林社会心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布哈林是第一个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明确地给社会心理下定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分析了社会心理的特点，研究了社会心理的显著形式――阶级心理，用形象化的语言说明了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

1、社会心理的内涵及其特征

布哈林认为，社会心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心理是指不论何种心理意识只要形成一定的社会规模就可称之为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又称为集体心理或社会上的心理。狭义的社会心理是指占统治地位的、以单个人相互影响、交互作用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没有系统化的思想、观念、情感和生活习惯等。

社会心理具有两大显著特征：第一，社会心理具有未系统化的特征。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系统化的程度。社会心理未经人们深思熟虑过、没有经过任何加工整理的一种思想、情感、情绪、生活习惯，以杂乱无章、闪念的、片断的方式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因此，也称“日常思维”。第二，社会心理具有复杂性的特征。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一是社会意识种类繁多，如阶级心理、集团心理、职业心理等。二是属于同一个社会集团的人们会有不同的社会心理。比如在工人阶级内部就存在掌握高度技能的工人贵族、受过普通训练的工人和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工人（壮工）等，他们的社会心理就存在差异。三是一些内容完全不同的社会心理可能会在形式上相同或相近。比如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情况下，敌对的两个阶级有着完全不同的理想、愿望、情感、诉求等，“而它们的心理的形式――异常的激情、急躁性、斗争狂热、甚至英雄心理的特殊形式，又可能相当近似。”[1]249

2、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心理

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在狭义上是指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心理。“在每个特定的时期，都存在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感情、情绪的潮流，占统治地位的心理”。[1]246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心理有两大要素：一是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二是统治阶级的心理。

（1）共同的心理特征。共同的心理特征是指不论任何阶级都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布哈林举例说明，在封建社会，地主和农民尽管是处境极其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两大阶级，但是，他们可以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如“崇尚古风、因循守旧、讲求传统、崇拜权威、‘畏惧神灵’、思想停滞、不喜欢一切新事物，等等。”[1]246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地主和农民都生活在发展缓慢、人口流动很小的社会里；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在封建生产关系中处于统治地位，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封建生产方式里，农民又处在家庭生产单位中的统治地位。因此，不难理解，两个完全不同的阶级会有诸多共同的心理特征。可见，共同的社会环境和相似的经济组织是形成共同心理特征的重要条件。

（2）统治阶级的心理。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心理往往就是统治阶级的心理。在探究统治阶级心理时，布哈林首先分析了阶级心理的形成。阶级心理是社会心理中最主要、最鲜明、最凸出的一种心理形式。无论统治阶级心理还是非统治阶级心理，都是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生活条件总和的基础之上。在众多条件和因素之中，经济因素特别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在形成阶级心理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阶级心理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布哈林指出，“统治阶级拥有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制造’心理的强大手段。”[1]247统治阶级的心理“对整个社会生活显然起着定调子的作用，使其他阶级也受自己的影响。”[1]246

3、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首先，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系统化的程度。“意识形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各种要素即思想、感情、感觉、形象等等更具系统性。”[1]252其次，社会心理可以转化为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是意识形态的贮存器。社会心理是制作意识形态的材料，经过加工制作、系统化了的社会心理就是意识形态。布哈林形象地指出：可以把社会心理“比之为食言溶液，从中渐渐沉淀出意识形态的结晶”，“意识形态就是社会心理的凝聚物。”[1]252最后，社会心理的变化会影响到意识形态的改变。实际上，随时都在发生社会心理凝聚或凝结为意识形态的连续过程。所以，这就不难理解，随着社会心理的变化，意识形态也会发生变化。

三、布哈林社会心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随着时代变换，人们的社会心理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工业时代加速向信息时代转变，人们面临全新的社会环境，影响和制约社会心理的因素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布哈林虽然是在一个世纪前提出了社会心理思想，但是，他的思想抓住了社会心理的内核，可以无惧时光流转，以其理论光辉依然照耀当前。

（一）准确把握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点，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

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要不断增强引导力，必须准确把握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点，它不仅是两者的交汇点，更是意识形态的着力点。这个契合点必须符合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不能脱离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本身处于交叉融合的状态，正如布哈林所说：“从心理到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一块界碑上面刻着‘严禁入内’的字样。”“这里并不一定能指出明确的界限。”[1]253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成为脱离群众心理接受能力和范围的形而上的东西，那么，它只能束之高阁、成为供在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要想增强意识形态的引导力，意识形态本身必须要“接地气”，即贴近群众生活、联系群众实际、反映群众愿望、表现群众情感，深深植入社会心理，“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回应、吸纳，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度，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3]6二是必须克服社会心理的缺点。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与科学思维相对立，“这是一些知识的片断、杂乱无章的思想，其中存在大量的矛盾、闪念和古怪想法。”[1]244如果人民群众这种非理性、不科学的思想、愿望、情绪放任自流、不加引导，可能成为一团不符合社会整体价值的火焰最终吞噬社会本身。意识形态的职责就在于将统治阶级的观念道德和行为规范内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布哈林强调，社会心理“应当加工整理，经过剖析、检验、排除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变为科学。”[1]244三是适当高于社会心理。意识形态的引导力来源于理性的光辉，所谓理论化、系统化就是不断揭示规律、抓住事物根本的接续过程。这正是意识形态的魅力所在。“意识形态要在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凝聚力、吸引力，就需要……将实践中有利于社会整合、凝聚的一切积极有益的思想内化其中。”[4]55所以，仅仅停留在社会心理阶段不可能引导社会心理。意识形态必须在科学性上高于社会心理，凭借理论的彻底性吸引和说服民众按照意识形态提出的规范和要求自觉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5]9

意识形态心得体会篇10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历史与逻辑分析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1-0015-05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当代社会主义特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蕴含在其内核中最具有决定社会性质和发展前途意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对于这一社会中的各种思潮无疑应该处于引领地位。然而，社会思潮的复杂性甚至远远超过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在一个社会形态结构中，其精神文化板块内有多少社会思潮有时可能都是难以历数的!因此，要引领各种社会思潮，主流核心价值体系就不仅是一个占据全社会统领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集合体，而且更加是在其自身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根据社会各种思潮的布局、变动、影响和发展的多层次动态结构体。它不但具有对其全社会各种社会思潮的先进性，而且具有自身不断建设、不断与时俱进，在其核心价值体系内部各个逻辑层次上的无限活力，因而从多层面层次上始终保持着对其他各种社会思潮的引领地位。本文正是根据上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这种历史和逻辑视野，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尝试。

动态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结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历史结构，也是一个不断积累和不断丰富发展的科学整体，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进程中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价值和目标，以及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体系。

本体结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类历史发展科学规律的揭示，以及科学思想、价值观念的批判和继承。这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战斗性的思想意识形态，同时也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最高最核心的价值观念，它对以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何形态都具有根本的指导性。

发展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后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成长出来的核心价值体系形态。它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中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新变化、新问题，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所作的新贡献；资本主义在发展进程中自身历史性变化、进步积累的新的思想价值观念给马克思主义者的新启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首先出现，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建设，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构的革命性、战斗性、批判性尤为突显。

在中国特定历史情况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中国结构：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为指导，在中国革命、建设以及对长期执政时期认识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中国的形态。它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贡献；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中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新内容；当代世界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形成的对人类社会进步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益为其所接受并承认的内容(包括社会长期执政国家的，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由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逐步扩展成为具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指导层面的一整套极为丰富内涵的价值观念体系，这种价值核心体系在历史发展上的动态性就决定了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同样，这种动态性也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巨大包容性。

包容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逻辑结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发展以及它的巨大包容性表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上，即前者包容后者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体，或者说是这个体系的灵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多层面结构。这个结构中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与各国基本国情相结合中发展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吸取的世界发展历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理论和观点，包括派生在一些制度层面、机制层面、管理层面、思想观念层面的思想和思潮；社会主义在一个社会长期执政过程中形成的被各个阶层、各个政治团体所承认的共同理想、价值观、伦理道德观和行为规范等等。

这个多层面的逻辑结构犹如多层面的同心圆，最中心最核心的层面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而正是这个最核心的层面决定了这个价值体系的性质，决定了奉行这个价值体系的社会发展的方向、目标和前途。在其外层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理论、政治制度和体制的发展理论、社会文化思想思潮发展理论等等，这些层面的内容被核心价值观所决定，有什么内容的价值核心体系，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性质和其他思想观念。在再的是被当今世界和社会各个阶层、政治团体所接受的共同理想、价值观、行为规范等等，这些价值观和一些行为规范被多种价值核心体系所承认和接受。在这个多层面的同心圆中，越向扩展，社会主义核心体系的价值观包容性就越宽广，或者说意识形态的特征就越淡化(或越向圆心深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特征越突出)；越向扩展，它与其他性质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价值观的交融就越多。即它们之间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或者越向发展，它与其他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观交叉点越来越多，或包容性越来越大)。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显示出这样的逻辑结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社会主义社会所肯定和接受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共处和不反对的价值观念等等(包括宗教的一

些价值观念)。这里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多层结构的圆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他的价值观念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他观念的性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社会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价值观。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发展过来的高级社会形态，在其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上，它必须继承人类历史上经过实践检验的优秀价值观，无论在什么社会，只要它曾经对人类社会进步起过重要的推进作用的进步价值观都应该为社会主义社会所继承，这些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全部内容。比如；公平正义、民主法治、保障人权、以人为本、崇尚科学、善良正直、诚信友爱等等，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排斥这些价值观的。所以，今天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定义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但这些不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应该是社会主义社会最核心、最重要、最具有本质属性的价值观念，是社会主义社会高于其他社会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社会继承人类优秀文明所发展出来的更高的价值观念，是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体系多层面同心圆的圆心。在这个认识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意识形态)定位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其他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人成为社会的主人、自然的主人、人自身的主人，这是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主义全部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是区别于其他社会的价值观，是其他社会不追求也不可能追求的目标。从静态来讲，它是社会主义独有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社会的有些价值内容，有些社会不但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而且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为追求这些价值观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每一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其他人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其他社会不但没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而且也不可能做到。正是因为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从来反对抽象地谈论公平正义，而是把社会主义社会这样最根本最高的价值观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恩格斯晚年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就有记者提问能不能用最简明的话来概括共产主义未来社会是什么样?恩格斯用的就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一句话；从动态来看，这一价值观是贯穿社会主义社会全过程的价值目标，其它的社会价值观在资本主义社会有些就已被推到了一个很高的平台上，这样很高的平台为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实现提供了建设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就不可能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那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外层面结构的内容发育还不健全，所以我们要补这一课，但是，不能因为要补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崇尚科学、诚实守信等这些课，就把它们扩大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实际上，这些东西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做得已经很好了，当然是发达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只是为它奠定了基础，实现这一价值目标则是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建设的过程，始终是社会主义需要追求的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由内层面结构和外层面结构组成的整体，这个逻辑结构的包容性决定了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一是与其他社会的价值构成相比较，内层面结构不同，外层面结构又有互相认同的价值。当今世界各个社会有许多社会思潮、价值观念，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形态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尽管在其内在核心和本质上有所区别、或者对立，但是在价值核心体系的多层面结构中，对一些价值观念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又是互相认同的，例如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二是内层面结构相同，外层面结构有差异。一些社会有许多社会思潮、价值观念相同，社会制度、价值体系相同，但是外层面结构的一些价值观念，如民族的、宗教的观念却不同，而且往往有时在层面发生矛盾，例如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所以，从这些结构中我们看到两面，一方面，由于其价值核心体系多层面结构深层意识形态的不同，它们的矛盾和对立又是不能忽视的，其阶级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价值核心观念和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如果再往看，多种层面价值观念，如民族的、伦理的、宗教的，又使得许多看起来阶级性质相同、社会性质相同的社会，矛盾又时有发生；一些国家制度不同、社会性质不同的社会，在许多层面又有不少合作和协同行动。这些多层的组合就是逻辑结构包容性的复杂性，它可以产生非常复杂的组合。

多层次建构：引领社会思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上述包容性分析使得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命题成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多层结构说明它可以引领当代社会思潮。如果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同心圆，从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等同起来，简单地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那么本命题就不成立。因为前者更宽泛更宏大，尽管后者处于统领地位，而对各种社会思想的引领作用则是整个核心作用体系有机动作的结果。要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做到对当代社会思潮的引领，就必须根据这一内在复杂的历史和逻辑结构进行多层次的建构。

根据历史结构的发展进行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关键就是多层面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当代化建设，以保持它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他层面的价值指导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从时代的发展来看，它的发展与创新对整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历史建构的多层次性，就必须使这一历史结构的丰富内涵现代化、当代化：即从当代世界的深刻变革中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客观性、真实性、具体性；从批判吸收当代世界各种思潮中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战斗性、包容性、彻底性；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世界历史的深刻变革中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变革性、现代性；从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改革中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开放性、科学性。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他层面的与时俱进以及对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先导意义。

根据逻辑结构的多层面建构，其关键就是保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一致性，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其他价值层面的统领性以及其他各个层面价值的强大张力。具体地说：

第一，内敛性建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社会主义是一个社会形态概念，社

会形态的概念远远大于意识形态的内涵和外延。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有着许多的社会思潮，这些思潮的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能够引领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思潮，首先就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身的建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活力，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命力，决定了它的先进性和时代性，特别是在不断进步和发展的社会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加强对外部世界和各种社会发展进步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就是在其核心问题上，在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基本方法上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同层面内容的统领性，而且还要使其不同层面的结构加强对其他社会思潮不同层结构的吸引性(内敛性建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各个层面不能被其他社会思潮所吸引，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各个层面(外层面结构)不断产生与其核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离心力，如果是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多层面同心圆结构就会瓦解。而今天。在我们的价值核心体系的建构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他层面的统领性有削弱的倾向，某些层面的建设处于无为状态或者是主动放弃阵地，这样就会造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身处于解体的状态，另外，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某些层面(外层面结构)建设上，一味地排斥人类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把这些东西全部推到对立的立场上去，使得我们自己在价值体系上把自己孤立起来。所以。内敛性就是核心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层面加强对外层面结构的吸收性、向心性、统领性建设，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统领下外层面结构的适应性、包容性、丰富性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