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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市场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5 00:46:53

银行业市场

银行业市场范文篇1

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趋势，并且正在向纵深发展，其影响力对全球经济越来越大。在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过程中，跨国银行的出现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跨国银行的身影无处不在，不仅发达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参与国际经济金融竞争、利用世界金融资源，都在极力开放本国银行业市场，引进外资银行，废除禁止外资银行兼并本国银行的法律限制。

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典型特征是允许外资银行在我国境内设置机构和办理银行业务。国内银行走出国门设置机构和办理业务的情形并不多见，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1979年我国拉开了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序幕。首先是允许外资银行在华设立代表处，然后是有限制地允许外资银行在特定地域设置营业性机构、开展特定银行业务，并逐步放开外资银行进入的方式和渠道。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外资银行进入我国银行业市场的步伐明显加快。概括起来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一系列有利于外资金融机构的管理规章制度相继颁布，并按照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逐步落实，消除了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法律和制度限制障碍。2002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随后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银监会成立后，2003年12月了《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以部门规章形式从资产规模、资本充足性、盈利持续性等方面明确了境外投资者的资格条件，同时经国务院批准调整了投资比例，将单家机构入股比例从15%提高至20%，所有机构入股比例从20%提高至25%。二是我国这几年的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健发展，投资环境(包括金融投资环境)大为改善，国家信誉度大幅提高，给外资银行以巨大安全感。三是我国庞大的市场产生的巨大市场赚钱效应对外资金融机构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四是我国商业银行改革向纵深发展，为外资银行寻找获利机会、进行全球战略布局、快速进入我国银行业市场提供了便利机会。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使外资银行在我国银行业的渗透越来越深，市场份额逐步扩大，其影响力也逐步提高。

外资银行进入我国银行业市场的方式，包括以下几种：一是设立代表处，二是设立独资营业性分支机构，三是成立合资银行机构，四是股权投资，五是与中国银行业机构开展业务合作。特别是近两年我国银行领域出现了一波比较壮观的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的景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共有22家外资银行通过不同的形式参股17家中资银行，参股总资本占我国银行业总资本的15%。仅仅在2005年的四个月里，就有多达130亿美元的外国资金投入中国银行业。

2002年至今，外资银行进入加速发展期，在华外资银行增加了52家，营业性机构达到225家，已有105家外资银行机构获准在中国25个城市经营人民币业务，并且61家获准经营中资企业人民币业务。资产增长了1.08倍，截至2005年8月已达815亿美元，约占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2%。外资银行已成为中国银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来看，外资银行进入以后我国银行业市场格局没有明显变化，但我们不可忽视其发展在后WTO时期可能对我国银行业市场产生的重大影响。

二、后WTO时期我国银行业市场格局变化趋势

(一)我国银行业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将会明显提高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银行业市场已经彻底改变了单一的国有独资银行一统天下的格局，不仅新增设立了股份制银行、成立了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而且还引进了大量的外资银行，设立了中外合资银行。在股份制银行中，其资本构成也不再是单一的国内资本，还引进了国外资本，尤其是配合我国国有银行的改革，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都引进了国外战略投资者，许多银行的高级经营管理层都有外资银行的代表，银行业市场涌现了许多国际金融市场上才有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可以预见，外资银行在华设立的营业性分支机构、入股国内商业银行的资金、与中资银行的合作领域和范围、业务开拓领域和规模、新型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高层次银行经营管理人才的派出等都将大幅提速，从而大大提高我国银行业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这无疑会极大地推动我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增强我国银行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

(二)我国银行体系将更趋稳健

在单一的国有银行股权格局下，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程序不完善，而且基本上所有的银行经营都具有高度同质性，都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经营压力明显不足，竞争效率丧失，所。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可能会跟随经济周期的波动而波动，抵御风险的能力偏弱。银行业对外开放以后，这种状况将会有重大变化。外资银行的进入，并不一定会出现有人所想像的我国银行业将不堪一击，我们认为，恰恰相反。银行业对外开放，在我国银行体系中增加了更多的国际化元素，市场参与主体的增加，竞争效率将会逐步显现，会分担来自不同领域的风险因素，减轻政府挽救危机银行支付成本的压力。同时，外资银行进入以后，会产生巨大的示范引导效应，推动我国银行改革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提高，这无疑将大大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健性，有利于整个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

(三)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方式将呈现多元化趋势并会做战略调整

从过去20多年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的发展历程看，外资银行进入我国银行业市场的方式是多元化的。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外资银行进入我国银行业市场不可能仍然按照原来的方式有节律地进入，其进入的重点可能发生一些变化。应该说外资银行进入我国银行业市场以后，对我国银行业市场环境逐步熟悉，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必然会按照外资银行的整体发展战略做出相应的调整。外资银行入股我国商业银行只能是阶段性的战略投资，其经营重心仍然只能在自己的在华分支机构上。根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2005年10月的一份调查报告分析，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策略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他们从2005年3月开始，对进人中国内地市场的35家外资银行进行了调查，虽然外资银行对中国市场充满了信心，但是以什么方式进入中国做出了比较明确的答案，调查结果显示，“自我发展”为首要战略扩张手段，其次是与内地的商业银行建立合资股份公司，与四大国有银行的“伙伴战略”仅位列第三，并被认为仅是近期内较为重要的选择。所以，我们不能仅仅看到近期外资银行的入股浪潮，还应看到后WTO时期其可能发生的变化

以国有商业银行为基础改组而成的新型股份制银行仍然是我国银行业的主体，属于大型银行类别，仍旧会占据垄断地位。一些股份制银行(尤其是有外资参股的股份制银行)也将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时期，这类中型银行变化不大。小型股份制银行和绝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显得比较困难。外资银行将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力量而不可忽视。外资银行的进入无疑增加了新的竞争因素，包括新的市场竞争者的加入、含有外资股份的国内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提高、国内其他商业银行的发展等。同时我们不可忽视的是，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的日期已临近，外资银行的经营地域和业务经营范围都将有更多的选择，可预见的是中、外资银行的竞争会是全方位的。因此我国银行业的市场份额必然将被重新划分，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会有一个明显增长期。从已有的信息我们发现，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的市场份额相比外汇业务可能有一个显著提高(比如在上海的外资银行2006年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长额占本外币贷款增加额的七成左右)，外资银行的赢利渠道不可能主要依靠传统的存、贷款利差，而将会依靠强大的产品创新能力在中间业务方面实现突破，针对个人客户的高端理财服务会占据相当大的份额。我们已经注意到，外资银行加快了人民币衍生业务发展的步伐，目前上海已有21家外资银行推出人民币衍生产品，有7家外资银行向上海银监局递交了代客境外理财，4家外资银行递交了代客境外理财托管业务。此外，外资银行还加大了包括保险托管、基金托管和保险等中间业务的开发力度。另有3家外资银行获准开办网上银行业务。这种发展态势并不意味着中资银行的绝对衰退，而是整个银行业的发展会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把我国银行业市场这块“蛋糕”越做越大，只是市场份额的占比发生了变化。

(四)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步伐将会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波动和其全球发展战略进行适当调整，不可能持续快速大幅度地扩大

外资银行进入我国银行业市场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我们估计在前期高潮出现以后，近期不会再持续快速增加，会有一个相对平衡期。因为我国银行业市场尽管在迅速扩大，但是市场毕竟是有限增长，银行业的发展也会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周期而出现波动，而且外资银行的发展，并不是只盯着中国一个市场，其眼光是全球市场，哪里有赢利机会就会将资本和业务重心投向哪里。根据银行业经营赢利周期的规律看，一般是从亏损开始，然后过渡到持平、逐步赢利到赢利稳定期，最后进入困难期。具有敏锐战略眼光的投资者，当其经营进入稳定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考虑投资经营的转向了。所以说，投资者是不可能死守一个市场的。已经进入我国的外资银行，经过多年的奋斗，其经营已逐步进入了赢利期，只不过还没有达到收回全部投资的时候。所以最近若干年，外资银行在我国仍然会有一个相对快的发展时期，但是不可能持续。我们应该准确判断银行业发展趋势，跟踪分析投资者的行为变化，及时调整监管策略，以保证我国银行业市场的平稳发展。

(五)外资银行进入我国银行业市场将会有一个战略布局和调整期

外资银行经营的地域范围限制、业务种类限制和投资资本额的限制是我国银行监管当局的一个重要武器，其目的是保证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定，发展民族银行业。在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政策有节奏的控制下，外资银行进入我国，一般都是在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和沿江中心城市。我们发现，外资银行在这些地区的机构、投资入股的商业银行所在地、业务开展重心以及业务合作伙伴基本上都聚集在这些地方，尤其是上海、北京、深圳等地。根据一般发展规律推测，外资银行一旦完成在东南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布局以后，可能会将重心向东北及内陆地区扩展，可能会将在我国投资的各种机构进行重新整合。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外资银行在我国大型银行和中型股份制银行的投资布局完成以后，下一个目标有可能是条件比较好的城市商业银行，对此，国内商业银行和监管当局应有充分准备。

三、政策建议

我国银行业市场引进外资银行是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和环节，是一个长期的国家政策，而非单一的银行改革措施。外资银行进入以后对我国银行业市场的影响将是全面而深刻的，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准备充分的应对政策。

(一)向外资银行开放应该坚持循序渐进的政策

从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过程可看出，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是渐近式的、分阶段进行的，始终在国家严格控制下有序进行。这是保证对外开放政策取得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主要步骤是：首先是允许外资银行在华设立代表处；其次是允许设立营业性经营机构，而且设立门槛很高，审批极为严格；再次是逐步放开经营业务范围和地域，先是外汇业务，然后是人民币业务，先是公司业务，后是个人业务，先在经济特区，后扩大到沿海开放城市，再扩大到内地中心城市。这种改革思路不能变，不能因为外资投资意愿强烈而放松原则。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在后WTO时期，应尽可能充分利用WTO的规则，避免过度的行政控制可能引起的贸易摩擦和纠纷。

(二)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在银行业对外开放过程中，我国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许多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业务经营等方面的管理法规和条例，既保证了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顺利推进，又限制了推进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法律、法规的及时跟进保证了改革的稳定性。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速度非常快，对我国银行业市场、银行业结构、银行业监管及货币政策传导等许多方面都带来了许多未预见的影响，对此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必要的准备，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中国人民银行和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应该通力合作，加强日常检查、监督管理，监测其资金流量、流向和结构变化，利用各种政策工具引导其行为，将外资银行纳入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体系，以充分发挥外资银行的积极作用，保证我国金融业的稳健运行。

(三)引进外资银行应把握好尺度

我们应认识到银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关系到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金融控制权不能落在外资手上。国外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根据新加坡银行法规规定，如果一家银行的控制权在外国政府或政府机构手里，新加坡政府就不会批准这家银行在新加坡开展银行业务。美国政府虽然标榜是完全的自由经济，但是对于一些自认为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业(如金融、石油、IT行业等)对外资仍然设置了重重障碍，对国内企业实行保护。因此对外资银行进入我国银行业市场应该把握好一定的尺度。对外资银行的入股比例、入股条件、引进外资银行的标准需要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应确保我国大型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的控制权不落入外资手中，国家应掌握大银行的绝对控股权，必要的时候也可采取措施适当放慢引进外资银行的速度和规模。今后应鼓励外资银行向东北和西部投资。对于已经进入的外资银行，应该实现中外资银行的平等对待，取消外资银行的超国民待遇，同股同利，同样的税收政策和股利分配政策。

(四)密切关注外资银行进入以后的不平等竞争

外资银行进入引起我国银行业市场竞争是可预见的，竞争可以打破垄断，提高银行业经营效率。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引进外资银行可能引发新的不平衡竞争。这主要表现在：同一外资银行在我国有多家自己的分支机构，并且又同时投资入股多家国内金融机构。如：汇丰银行在上海、深圳、北京、大连、广州、青岛、天津、武汉、厦门等地设立了分支结构，又参股了我国交通银行和上海银行；花旗银行在上海、深圳、北京、广州、天津等开设了分支机构，又参股了浦东发展银行；国际金融公司(1FC)同时参股了兴业银行、上海银行、南京商业银行、西安商业银行和北京商业银行。这就涉及到不同机构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为了外资整体集团的利益，可能将利益向自己的分支机构转移和输送，而损害所投资的国内银行的利益，或者为了保证某一机构的利益而损害其他机构的利益，或者不同外资参股的商业银行在外资的主导下，结成联盟与其他商业银行竞争，更为可怕的是外资是否会将在入股前后所获取的内部信息透露给自己的机构，造成竞争的不公平。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银行业市场范文篇2

一、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初始起点及改革的酝酿：二元银行制度取代“大一统”银行体制(1978--1984年)

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展开的，是对原有的“大一统”银行体制的扬弃。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对传统银行制度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进行了精辟的阐述，提出“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在此认识的推动下，重新审视银行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银行是经营货币资金的特殊企业，可以广泛积聚社会闲散资金，并按照国家政策和市场需要分配这些资金。

在对传统银行制度认识突破的同时，银行业单一狭隘的业务制度开始扩展。首先是扩大银行信用活动范围，逐步突破传统体制下银行信贷资金被严格地限定在企业流动资金分配领域的束缚；其次是改革国营企业流动资金管理体制，银行经营国营企业的流动资金；然后，1979年以后中国的商业信用、国家信用、消费信用等信用形式逐步恢复和发展，开办各种新的业务品种，丰富了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推动了银行业务的多样化。

在中国银行业务悄然突破和扩展的同时，传统的金融体系也开始改革和重建，改革的思路是按照市场化取向的要求，借鉴国际做法，破除原有的单一银行体系，建立“二元银行制度”。这是中国金融理论和实践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羁绊的关键一步，标志寡占型金融组织体系开始发育，竞争因素开始被引入，从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提供了新的平台，并由此走上市场化的发展轨道。因此，二元制银行制度的建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元银行制度”的建立较原有的“大一统”银行体制是银行组织结构的创新。但运行机制基本上是旧机制起支配作用。从中央银行制度来讲，首先，中央银行体系是按照行政区划设立分支机构。这种设置模式为地方政府干预银行工作提供了方便。其次，央行与财政部的职能模糊不清，央行实际上是财政部的直接融资来源，影响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最后，中国人民银行既是管制主体，也是银行服务的经营主体，不具备运用市场化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的地位。从专业银行制度来讲，首先，恢复四大专业银行基本上是在国家政策分工所限定的地域和行业范围内发挥自己的功能，使得银行体系的市场竞争结构仍旧处于高度垄断的状态；其次，国有专业银行担负着大量的政策性金融业务，专业银行内部难以形成经营的风险意识，中央银行难以通过市场对之进行宏观调控；再次，专业银行接管人民银行的商业银行业务后，在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下，网点铺设过快，成本激增；最后，专业银行继承了中国人民银行纵向组织模式，这种组织模式不是按照经济、集约、效率的原则进行组织架构安排的，保持极强的行政耦合性。随着宏观经济体制和运行模式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专业银行的纵向组织模式已显出不适应市场竞争的低效率。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金融体制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要求。

二、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逐步启动：机制转换(1985--1988年)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价格改革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在此基础上，中国银行体系改革全面展开，改革的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要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职能，逐渐加大市场和间接调控手段，理顺金融系统各方面的关系；二是专业银行开始探索企业化经营，灵活运用银行的各种经济手段，搞活金融。

在转型经济进展到一定程度、市场力量逐渐增强之后，宏观调控成为政府管理经济的一个必要手段。中国人民银行作为货币政策形成的主要机构，开始关注自己作为宏观调控主体存在的形式的和机制问题。这时关于中央银行存在形式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展。一是认为中国急需制定一项银行法，明确规定银行的权力和职能，并赋予中央银行相对独立性。1986年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条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依法履行对其他银行的监督和管理职责。二是认识到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之间的关系包括两方面：控制和交易。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成功运作的经验来看，中央银行和独立的市场利益主体之间应是交易关系的存在。在当时认识到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之间应是经济关系，应是交易关系，其意义是深远的。

在金融组织体系改革推进的同时，逐渐重视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金融控制。1985年以后注重采用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经济手段调节宏观金融。控制对象为现金和贷款规模，实行“实贷实存”信贷资金管理体制，这是金融体制和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标志着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由直接向间接的转变。然而，限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达程度和思想认识水平，中国人民银行在职能确定、货币政策目标上还不是很明确，在宏观金融调控方式上还不能完全消除“大一统”银行体制所留下的痕迹。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推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转换银行经营机制，推行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创造了条件。1986年，专业银行开始在广州等部分城市的基层行进行企业化改革试点。同年12月，邓小平指出：“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专业银行企业化试点改革的力度加大，金融机构快速发展、专业银行业务领域和地域限制逐渐取消。银行企业化改革是对传统体制下银行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的有力冲击。无论从银行经营思想、经营作风、经营方式、经营水平还是市场意识、效益意识、风险意识和竞争意识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为此后确定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换的改革目标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引入竞争机制是银行市场化的重要步骤。这一时期银行间的市场竞争势头开始出现。1985年，四大国有专业银行之间业务适当交叉。逐步建立了一批新兴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中国银行业过于单一的银行生态注入了鲜活的力量。初步形成与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竞争的局面。同时，允许外国银行机构的进入，一些外国银行被允许在中国的专有经济区设立分支机构。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迅猛发展，对于推进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变革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现代银行体系和运行机制的雏形正在形成。

这一时期银行制度市场化改革的探索认识到了通过信贷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适度分离，向市场化的运行机制趋近，但没有对国家所有产权这一必要条件有所论及。在建立竞争体制下的激励机制的同时，却没有在银行内部建立约束机制。银行没有建立一套适应市场体制的内部制度，所以银行无法在企业化改革的路上走得很远。

三、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矛盾的集结：行政干预与市场化的摩擦(1989—1993年)

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央财政逐渐弱化。政府要保证“体制内产出”一定程度的增长以维持社会的稳定，银行被要求为经济发展提供推动力。银行从简单的收集存款变成经济的补贴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没有严格按照银行功能自发扩展的规律行事。

中央银行体制确立以后逐渐重视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经济调节。但是许多间接调控手段缺乏良好的运作环境。国务院1986年《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中央银行的功能为“发展经济、稳定货币，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目标”。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中央银行还不能真正发挥央行应有的作用。它必须对经济结构调整发放贷款。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难以摆脱地方政府的干预，成为地方与中央之间的“信贷倒逼”机制中的实施者。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银行尝试建立以间接调控方式为主的金融宏观调控模式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当经济出现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更频繁地采用直接控制贷款总规模的方式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并在金融调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就形成了直接的控制手段和间接调控手段同时并存的局面，即以直接控制为主、间接调控为辅的双向调控体系。

“二元银行制度”是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它有利于银行体系的完善和银行功能的转变。但四大专业银行统揽全国政策性业务的“专业”特性，其运作模式和经营行为带着浓厚的行政属性。由于中央银行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主要通过靠行政手段控制专业银行的经营来实现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专业银行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利润目标，而是基于服务行政管理的需要，专业银行的组织结构和经营机制无明显改善。

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进程实质上反映着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两重性。一方面，国有银行比重大及政策性作用强；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主体必然会对银行业产生市场化的要求。这两方面的力量同时对银行制度的演变产生着作用。但是，中国银行制度的调整更多是属于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从而表现银行制度经量变很难进入质变的状态。因此，从形式上看，银行制度改革措施较多，但实际上难以提高银行的效能。

四、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调整：初步建立商业银行体系(1994—1997年)

直到1993年底以前，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内容基本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束缚。主要表现在：一是信贷资金融通仍然没有打破计划经济模式，信贷资金供给制有所强化；二是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专业银行政企不分，银行还不是真正的银行；三是金融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市场机制还未真正建立和发挥作用。1993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办成“两个真正”的金融实体，即把中央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把国有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金融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的关键时期，并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金融体制的基本框架。

为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政府运用立法手段加以确认。1994年颁布的《预算法》第一次禁止政府从中央银行借款。1995年公布《中央银行法》从法律上保证了中央银行不受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从1994年起，改变人民银行分支行行政、人事的总行、地方政府“双头管理”为人民银行总行单一管理制度。同时，中央银行进一步明确了其两大职能，即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稳定货币，进行宏观调控；对金融业进行有效监督管理。1995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标志着中央银行体制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是中国银行制度市场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除了对中国人民银行的重新定位外，还包括货币政策的调整两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目标的调整。从“稳定货币、发展经济”的双重目标转变为“保持货币稳定，并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根据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变化，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也有了重大改变，即由过去控制贷款规模和现金发行量转变为以基础货币作为近期操作目标。1997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体系和制度得以逐步完善。二是间接货币政策工具的积极运用。货币政策的操作手段逐步由过去的以贷款规模直接控制为主转变为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基础货币为主。中央银行宣布从1998年起取消信贷规模管理、主要依靠再贷款、法定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存贷款利率、窗口指导等间接调控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标志着中国金融调控方式实现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

为减少专业银行转化的障碍，国家在1994年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分离专业银行承担的政策性业务。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创造了前提条件。同时，国家颁布了《商业银行法》等金融法规，加强对商业银行依法合规经营的监管；剥离政策性业务和不良贷款，取消贷款规模控制，实行资产负责比例管理。各行从加强内部经营管理入手，实行法人授权制度，改革计划管理方式，从传统的、单一的信贷计划管理转向以资金、利润、成本为主的综合经营计划管理，着手建立贷款风险管理体制，扩大抵押和担保贷款，减少信用贷款，实行行员制等。国有银行管理制度和运行方式向市场化迈出了重要一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营理念初步形成。

这一时期，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变仍然存在发展主要靠国家信用、高度的行业垄断、管理体制比照国家机关，实行官本位等问题，其结果是造成了专业银行经营效益不佳、资本金严重不足、不良贷款比例过高。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业稳定的最大威胁。国有商业银行需要化解风险，进行彻底的商业化改革。

五、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现代银行制度(1998—2003年)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特别是银行业面临全面开放的形势下，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1997年11月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2002年初召开的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必须把银行办成现代金融企业”，同时，进一步改善金融调控方式，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中国银行业进入了按照市场发展的规律进行制度创新的全新阶段。

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进一步进行了重大改革，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力争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大体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为此，首先强化中央银行组织制度的独立性的，1998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撤销了31个省级分行，并根据地域经济相关性和金融监管的需要，成立了九大分行和两个营业管理部。新的管理体制改变了按行政区划分设置分支机构的状况，有效地遏制了地方政府通过人民银行的各省分行来左右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行为，加强了货币政策执行的独立性。2003年4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标志着银行、证券和保险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的正式形成。在金融监管上逐步走上“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路子。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的格局已基本形成，跨行政区域垂直管理的金融体制已经运行，为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打下了重要基础。

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改变与传统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资金管理体制，唯此才有包括宏观调控手段和金融市场培育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的市场化。从1998年1月1日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额控制，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摒弃了已运用近五十年的直接调控手段，灵活运用利率、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间接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调控目标。并改革了存款准备金制度，加强对再贷款的管理，制定和完善信贷政策，加强“窗口”指导，引导商业银行贷款投向，迈出了走向间接调控的十分关键的一步。2004年10月，人民银行决定不再设定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上限，允许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利率下浮。人民币存款利率实行下浮制度，实现了“放开下限，管住上限”的既定目标。至此，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职能转换已基本到位。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金融调控体系基本确立，新的中央银行管理体制框架基本形成。

建立中国的现代银行制度，核心是要把国有银行办成现代金融企业。多年以来，中国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表层“修补”多于深层变革。这种不触及所有制本身的改革，使国有银行发生了显著但不深刻的变化。国有商业银行在既定产权制度框架下的边际改革效率，已经在向零迅速趋近。国有商业银行必须通过企业制度创新变革体制才能提高边际改革效率，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国有商业银行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方向的必然选择。

从1998年起，从制度上培育国有商业银行的良好内外经营环境，增发2700亿元特别国债，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进一步强化统一法人体制，实行严格的授权授信制度；制定商业银行考核评价办法，由行政评价转向经济评价等等。200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按照“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成为产权清晰、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与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商业银行”的目标，对国有商业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革，并选择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进行试点。之后，两家试点银行大规模的财务重组、战略引资和公司治理改革全面展开。2005年10月，建设银行率先在香港成功上市。2006年6月和10月，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也先后上市。随着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垄断竞争性的银行体系格局初步形成，在对国有商业银行这一“存量”进行改革的同时，继续推行“增量”上的改革。发展非国有银行，培植竞争对手，鼓励竞争，提高中国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和服务水平。至此，中国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以间接调控为主的中央银行调控体系和银监会监督、国家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工、多种金融机构合作、功能互补、共同发展的多层次的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银行模式。

银行业市场范文篇3

关键词：资本市场商业银行创新工具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其主要表现就是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结构，而且对金融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也处于转型期，正在由以往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加快向商业银行与证券市场并重的“双核”体系转变。由此看来，我国商业银行的功能转型、业务结构优化和经营管理改进正面临历史性的战略机遇，同时其业务发展、盈利能力、风险管理等方面也面临长期而严峻的挑战，这一切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我国资本市场的三大特点

从目前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市场的三个明显特点：第一，中国的资本市场不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而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它的初始阶段必然是政策式，其功能也必然主要取决于政府对它的定位。第二，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的，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因此，资本市场改革必然要符合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第三，中国上市的股票主要是改制的国有企业的股票，所以，政府是股票的主要供应者，又是股票市场的监管者——政府同时处在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地位。所以，对于政府来说，要侧重从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全面实现资本市场的公平与效率，发展一个规范的资本市场来为商业银行创新提供场所和条件。

二、资本市场发展对我国银行施加的影响

1.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性金融资源在数量上的持续增长，使我国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依赖资本市场而非银行。所谓生产性金融资源是指那些由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金融资源，是被企业用于生产领域创造财富的金融资源，它主要包括银行对企业的贷款以及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募集的资金。相对于居民手持现金和居民储蓄存款等非生产性金融资源而言，生产性金融资源在数量上的持续增长有利于国家的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在数量上，生产性金融资源可以表示为一国的金融资源总量与储蓄投资转化率的乘积，因此通过扩大一国的金融资源总量和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可以促进生产性金融资源在数量上的持续增长。目前，随着世界经济从工业经济时代向后工业经济时代的转变，相比较资本市场而言，银行在促进生产性金融资源数量持续增长中的作用逐渐下降。究其原因在于，作为后工业经济时代标志的新经济的发展更多地是依赖于资本市场而不是银行的支持，资本市场正成为财富创造的推进剂。这样一来，必然促进我国银行业在生产性金融资源上的运作，十分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善与进一步拓展。

2.资本市场分流我国银行大中型优质贷款客户。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规范市场运行的法律法规日益完善，资金供需双方之间的信息更加透明，信息不对称程度日益降低，资金需求方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不仅成为现实可行的选择，也是降低融资成本、改善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效手段。在我国，优质大中型企业可通过股票上市、发行债券等方式直接融资，一方面可增强其内在动力，一方面也可通过改善融资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防止将金融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的现状。这些能够进行直接融资的企业往往是银行的优质客户，因而直接融资分流了银行的优质贷款客户，给以存贷款为核心业务的传统银行带来巨大冲击。

3.资本市场改变我国商业银行负债结构。资本市场产品虽然存在一定风险，但其收益往往高于储蓄存款，对居民很有吸引力，成为居民新的投资渠道。当股票、债券等大量发行时，居民的储蓄存款就会不断转移到资本市场，引起储蓄存款增速减缓甚至绝对量的减少。资本市场的发展导致银行负债短期化。居民投资资本市场产品时，一般动用的是处于闲置状态的定期存款，且为便利投资交易，往往还要备用部分活期资金。因此，居民和企业在参与资本市场过程中，从商业银行流出的是期限较长的稳定资金，而流回商业银行的则是期限较短的活期资金，从而影响了银行负债结构，加大了银行资金的不稳定性。

三、资本市场环境下我国银行的驱动发展

1.我国银行应积极拓展投资银行业务，寻求复合型金融创新工具。投资银行是与商业银行相对称的金融中介机构，是资本市场的主体和灵魂，是企业直接融资的机构。作为一个产业，投资银行在国外已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对世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企业购并重组、安排直接融资、优化资源配置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我国，投资银行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目前尚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所以商业银行可通过在内部设立投资银行部等形式，大力拓展非资本业务尤其是中间业务，积极进行复合型金融工具创新。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帮助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发行股票并上市，进行股权融资。(2)策划企业兼并收购，为企业规模扩张、多元化经营，实现购并目标服务。(3)设计债券发行方案，为企业债券融资服务。(4)提供融资安排，解决企业购并、资产重组过程中的资金需求。(5)充当企业财务顾问，为企业生产经营、资本运营、长远发展提供全面的咨询服务。(6)直接投资，与企业结成命运共同体、一起发展。(7)创新金融工具，如运用可转换债券、资产证券化等为企业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增加市场品种，活跃资本市场。

2.我国银行应主动利用资本市场进行金融风险管理，形成互补。无论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还是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其核心功能之一就是管理风险，这就决定了在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体系在不断积聚风险的同时，自身也需具有化解风险的能力，并要承担风险管理的主要任务。然而银行的风险管理目前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且随着各国金融市场化的不断发展，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无法满足金融可持续发展条件下金融风险的有效管理与金融体系的稳定的要求。

3.我国应建立银行金融控股集团。以资本为纽带，以银行为主体，参股、收购或设立金融租赁公司、信托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年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逐渐发展成为金融集团，实现集团综合经营。以参股、收购或设立金融租赁公司为例，我国新修订的《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对股东的要求中，商业银行位列主要出资人的首位。因此，银行设立金融租赁公司，是在目前政策环境下实现银行金融控股集团的突破口之一。这不仅有利于商业银行发挥资金优势，扩大客户基础，提高赢利能力，最终提升其核心竞争力，也符合国际上一些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商业银行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惯例。对融资租赁行业来说，商业银行具有较丰富的专业人才、客户资源、营销网络、无形资产等方面的优势，其进入融资租赁行业，必将更好地促进融资租赁行业的健康发展，更好地促进企业设备销售、技术更新乃至社会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在信托公司方面，针对目前信托公司处境比较艰难的状况，抓住监管层支持商业银行收购信托公司的政策机会，商业银行可以收购信托公司中开展人民币理财、信贷资产转让信托、企业年金以及不良资产处置等信托创新业务。

总之，在中国经济转轨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资本市场与银行发展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关联、相互牵制、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错综复杂的联动关系。正确认识和有效利用这种关系，找准切入点，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对于促进整个银行业的发展具有深刻而远大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田瑞璋，李勇.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2]李树林.论资本市场与金融可持续发展.经济论坛，2008，（2）.

[3]曲彤工，姚立中.商业银行应对资本市场变革的对策分析.经济纵横，2008，（3）.

银行业市场范文篇4

一、合规管理的内涵、地位和作用

（一）合规的由来及含义合规，字面含义是“合乎规范”；英文称Com2pliance，《牛津高级英汉双语词典》将其解释为“服从、顺从、遵从”。瑞士银行家协会在2002年的内部审计指引中，将其定义为“使公司的经营活动与法律、管制及内部规则保持一致”。日本银行协会在的《伦理宪章》中，也认为“合规”是公司适应法令及社会规范等规则的经营行为。1998年9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银行业组织内部控制体系框架》中，将“合法和合规性”列为银行内部控制框架的重要要素之一。2003年10月，还就合规问题专门了《银行内部合规部门》的指引性文件，明确合规风险管理是一项日趋重要且独立的风险管理职能。2005年4月29日，又修订了《合规与银行合规职能》（com2plianceandthecom2pliancefunctioninbanks）指引，明确指出：银行的活动必须与所适用的法律、监管规定、规则、自律性组织制定的有关准则，以及适用于银行自身业务活动的行为准则（以下统称“合规法律、规则和准则”）相一致。合规法律、规则和准则应包括：立法机构和监管机构的基本法律、规则和准则；市场惯例；行业协会制定的行业规则；适用于银行职员的内部行为准则；以及诚信和道德行为准则等。

（二）巴塞尔委员会合规管理指引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合规与银行合规职能》中，不仅提供了银行合规工作的基本指引，包括合规部门、岗位设置、合规风险、合规管理等，而且明确了国际银行监管标准的新趋势。主要原则包括：1、合规风险是指银行因未能遵循合规法律、规则和准则，而可能遭受法律制裁或监管处罚、重大财务损失或声誉损失的风险。2、合规应从高层做起，应成为银行文化的一部分。当企业文化强调诚信与正直的道德行为准则，并由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作出表率时，合规才最为有效。3、合规并不只是专业合规人员的责任，合规是银行内部一项核心的风险管理活动。4、银行在开展业务时应坚持高标准，并始终力求遵循法律的规定与精神。5、银行应以与自身风险管理战略和组织结构相吻合的方式组织合规部门。6、银行应明确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在合规方面的特定职责，以及合规部门的地位、职责和工作程序，确保合规部门的独立性，并给予其足够的资源支持，合规部门工作应受到内部审计部门定期和独立复查。

（三）合规建设在银行管理中的作用合规建设是指银行主动识别合规风险，持续修订合规管理制度，采取惩戒措施，避免违规事件发生，持续管理合规风险的动态过程。加强合规建设，建立和完善合规管理工作体制、机制，对于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二、加强中资银行合规建设与监管的政策

建议合规管理对于中资银行还是一个创新领域，需要借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合规与银行合规职能》，以及国际先进银行合规建设实践，循序渐进地推进合规风险管理工作。随着中资银行各项改革的持续推进，银行治理结构不断完善，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再造逐步深入，也为合规风险管理机制的构建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以完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为切入点，强化合规风险管理基础第一，明确合规是银行公司治理的重要战略目标。要切实落实巴塞尔合规原则“合规应从高层做起”（com2pli鄄ancestartsatthetop）。董事会要履行好“看管责任”，审批银行的合规政策，评估合规风险管理效能，监督银行合规风险管理工作。高管层应负责制定、传达和及时修订合规政策，识别和评估合规风险，组建一个有效的合规管理部门，向董事会或下设委员会报告重大违规事件。

第二，制定统一的合规政策，提高合规管理透明度。合规建设是系统工程，没有固定模式，不能“一劳永逸”，需要适时根据外部环境、法律法规、银行改革等多种因素，持续改进合规政策，包括：合规文化；董事会和高管层的合规责任；合规部门的职责；识别和管理合规风险的主要程序、报告线路等。合规政策应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批准，在全行广泛宣传和学习贯彻，成为银行依法合规经营的纲领性文件。

第三，培育良好的合规文化，建立主动合规的激励机制。合规文化重塑是评价合规管理绩效的重要标志，要研究建立先进的合规文化体系，通过加强全员合规培训，在银行内部树立诚信和正直的道德观念，强化“合规人人有责”、“主动合规”、“开放及诚实面对监管部门”等合规文化。对于主动报告合规风险问题或隐患的，银行可视情况减轻违规处罚。

（二）以建立健全合规管理架构为核心，提升合规风险管理水平

第一，建立合规责任体系。要明确合规部门是专门协助银行高管层实施合规风险管理的职能部门。董事会和高管层对银行合规经营负最终责任，业务部门对合规风险负直接责任，每位员工对其业务活动的合规性负责，合规部门承担合规管理责任。对于合规风险及违规问题，要落实“五问”制度，包括经办人职责、领导人职责、前任职责、检查人员职责、用人职责等。

第二，明确与内审部门的职责边界。合规部门负责合规风险的识别、监测和报告，内审部门负责实施合规检查。合规部门设置应与内审部门分离，其履职情况要接受内审部门的监督与检查。

第三，建立部门协作机制。业务部门应支持合规部门实施合规风险监测与评估，合规部门应促进业务部门防控合规风险。业务部门应主动地进行动态合规自我评估；合规部门或合规人员应主动地识别、评估和监测合规风险，加强合规风险提示。合规部门与其他风险管理部门应分别侧重于某一风险领域。应建立合规部门与其他部门在合规管理中的沟通与合作机制。

第四，设置合理的合规部门。中资银行应根据自身经营特点，组建一个与自身风险管理战略和组织结构相一致的合规部门。考虑目前中资银行的授权制度、专业人才等现状，建议在总行及分行设立独立或相对独立的合规风险管理部门，在支行及以下机构可设立合规岗位。还应配备足够的、素质较高的合规人员，开发合规管理信息系统，制定科学、合理的合规部门绩效考核办法等。

第五，建立清晰的报告线路。要应根据业务管理垂直化和组织机构扁平化的趋势，科学设定合规风险报告线路。在中资银行目前从“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即业务单元制改造的过渡期，可先行采取“双线”报告制，即在向上级合规部门报告的同时，向所属机构负责人报告。

第六，完善合规部门职能和工作手段。按照独立性、有效性原则，明确合规部门的职能定位；合规风险监控的介入时机；在境外分支机构中落实合规管理职能；建立合规检查表（checklist）或运行指标；运用管理信息系统等。

第七，梳理合规风险点，推进合规部门工作计划。要密切跟踪银行适用的法律、规则和准则的最新发展，对照合规风险点，包括：已爆发的合规风险案件；内外审中发现的合规风险隐患；监管当局的合规风险提示等，完善相应的合规操作程序及尽职标准，开发合规风险培训项目，逐步建立合规风险的评估、监测机制。

（三）监管部门应加强窗口指导，改进合规监管

1、借鉴国际监管经验，研究出台合规风险管理指引，确定监管“名义锚”（nom2inalanchor）。在1991～2000年的10年中，先后有许多国家或地区的监管机构对银行业机构的合规部门作出了规定。进入21世纪后，又根据银行业合规风险管理的新形势，对合规部门提出了新规定。（1）美国。美国货币监理署国民银行监管部专设了合规政策部，负责制定消费者保护法、反洗钱、银行保密法等合规性政策。针对银行合规风险及由此产生的声誉风险，署长朱莉·威廉姆斯要求监管部门注重考察合规部门是否配备了合理的资源？在银行中是否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是否可以与董事会和高管层充分沟通？在识别违规保护银行利益方面是否有效？对并非明显违规的灰色地带活动是否也有所察觉？合规工作信息是否引起业务部门和风险管理人员的注意？

银行业市场范文篇5

关键词：资本市场商业银行创新工具

一、我国资本市场的三大特点

二、资本市场发展对我国银行施加的影响

三、资本市场环境下我国银行的驱动发展

参考文献：

[1]田瑞璋，李勇.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2]李树林.论资本市场与金融可持续发展.经济论坛，2008，（2）.

[3]曲彤工，姚立中.商业银行应对资本市场变革的对策分析.经济纵横，2008，（3）.

银行业市场范文篇6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是反映市场资金供求状况、衡量金融产品收益率的重要指标。从经营行为上看，利率市场化是商业银行能按照市场资金供求状况，自主决定其存、贷款利率。

一、利率市场化是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的必然趋势

在现代经济中，市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通过货币采表现，货币流向引导资源的流向。经过20多年的改革，经济实物系统的绝大部分商品和劳务价格已经由市场决定，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已经大大提高，消费者因此享受了比改革前多得多的实惠。但是货币资金的价格即利率的形成机制虽然近几年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总体上远远不如商品和劳务价格具有竞争性，因而由资金引导的资源配置效率仍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资金的利用效率还有待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有待发挥。我们知道，经济运行的实物系统与货币系统之间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在实物系统价格绝大部分已经实现市场化的条件下，货币系统的资金价格即利率客观上也有了市场化的需要。利率市场化是经济市场化的必然要求。

通过利率市场化来理顺金融商品的价格体系，提高利率的敏感性和弹性，恢复利率杠杆应有的作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运行的必然趋势。利率市场化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传统优质客户贷款利率下降；为提高资产收益率，银行贷款经营重心需要向愿意承担较高利率的一般贷款客户倾斜。从一般客户中识别出具有良好成长性的客户，与其建立长期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将是今后贷款经营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必须对现行信贷经营思路进行调整，以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为标准分析存贷款业务和客户价值，实施以经营效益为核心的收益导向战略。笔者认为，利率市场化使贷款利率成为贷款市场竞争的关键因素，贷款定价过高会在同业竞争中处于劣势甚至失去市场，贷款定价太低可能使竞争到的贷款业务无利可图或亏损。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科学的贷款定价机制，是商业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的迫切需要。在信贷管理流程中，明确信贷营销、信贷风险评估、授信批准和贷款定价、贷款组合管理等不同环节的权力和责任，根据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道德风险等不同风险因素的控制要求，整合不同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工具是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银行提高信贷经营管理能力的客观需要。推进利率市场化，有利于促进商业银行完善自我约束能力。

二、实行利率市场化的有关因素

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实质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会逐步加快。

（一）货币市场利率奠定了利率市场化的基础。在金融市场机制较完善的国家，货币市场不但具有短期资金融通、提供资金便利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中央银行利用间接调控手段实施和启动货币政策的支点，是传导货币政策的重要场所。货币市场所包含的重要子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票据贴现市场、国债回购市场和短期国债买卖市场等所形成的短期利率（或统称为货币市场利率）一般具有较强的联动性，货币市场利率通过影响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头寸和融资成本来影响资本市场资金的供求和价格。因而，货币市场利率也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结合点。与此同时，在国债市场规模足够大的国家，央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窗口有效地控制货币市场利率，从而影响和控制整个资金市场的利率，并及时反映或影响资金市场的资金供给和价格水平。因而，货币当局的政策意向可通过基准利率影响整个货币市场利率，通过货币市场又传递到资本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

（二）货币市场的发展为利率市场化基准利率的选择指明了方向。国债回购利率和同业拆借利率是较理想的基准利率对象。从目前金融市场状况看，由于各金融机构规模、信誉程度差别巨大，造成信用拆借利率波动巨大，风险较大。比较来说，由于债券回购是一种以债券为质押的融资方式，金融机构之间债券回购的利率差异不大，且略低于信用拆借利率，安全性要高于同业拆借。从近年发展看，交易量已远远大于同业拆借市场，因而国债回购利率较之同业拆借利率更能全面反映资金市场供求关系，是选择和培育基准利率的关键。

（三）公开市场业务已成为央行干预利率的突破口。随着货币市场交易规模的不断增大，1998年以来，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力度不断加大，不断通过调节基础货币的增长来实现货币供应量目标，并稳定货币市场短期利率水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与拆借和回购利率的关联程度不断增强，货币市场的利率逐步趋于合理。近年来，货币市场利率对央行公开市场业务变动的敏感性增强，从操作实践看，商业银行开始对央行的政策操作做出灵敏反应，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已经初步具备了调控基础货币总量和货币市场利率的能力。

三、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对国内银行而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不亚于《商业银行法》实施。前者赋予商业银行市场进入的权力，后者赋予商业银行自由定价的权力，银行要与存款人和借款人进行利率谈判，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地位更加弱化，实现由准政府机构向金融服务企业的职能回归。显而易见，利率市场化对传统的信贷经营模式提出了挑战，外国银行的大规模进入也将使同业竞争更加激烈，中资商业银行如果不能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调整信贷经营管理模式，将在今后的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其一，利率市场化将引起银行利率风险的扩大。利率变化对银行是有利还是不利主要是看资产和负债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但是不管利率上升还是下降，利率缺口必然伴随着利率风险。进一步说，利率变动的风险要求银行能够对其进行控制，而银行控制风险能力的强弱又产生了对利率的控制风险。其二，利率市场化将导致银行传统主导业务的萎缩和非利差型业务的发展。利率市场化以后，银行为争夺存款，存款利率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上涨，而为了争夺优质客户，其贷款利率又会趋于下降，银行传统主导业务的比重将会逐渐下降。与此同时，必然会有大量的新型金融产品出现，那些不受利率波动影响和不占用银行自身资金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将获得较快的发展。其三，利率市场化将加大银行的竞争压力，导致市场份额的重新分割。银行间的竞争不再局限于对客户资源的简单争夺，而是扩展到存款、贷款以及相关的中间业务领域。银行的实力、信誉、存贷款利率报价水平、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能力将成为银行竞争的关键。

此外，利率市场化还将导致银行管理模式由原来的被动型转向主动型。利率市场化以后，银行在资金的筹集以及运用上可以充分发挥主动性。在筹资方面，可以通过预测市场趋势，建立负债组合，加大主动负债的比例，对总负债利率水平进行控制并及时调整。在资金运用方面，可以建立盈利资金组合来确定收益水平，在资金负债期限、利率匹配的基础上，在金融市场上通过衍生产品来抵补利率风险。

四、商业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的策略

（一）稳健经营的发展战略

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商业银行基本的经营战略应是稳健经营，实现有质量的规模扩张和效益的不断增加。要从简单的“存款立行”向“效益立行”观念转变，从粗放经营向有质量的集约经营转移，进一步完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资金管理、风险管理等体系，从简单的信贷规模管理的传统中走出来，提高经营的自我约束力。商业银行在制订资金价格时，一方面要进行盈亏平衡点测算，目标利润倒逼计算贷款利率。另一方面要具体分析贷款客户的财务状况，综合考虑客户对商业银行的贡献度和潜在风险因素，根据不同贷款收益水平和风险额度确定不同的贷款利率，确保贷款投放的安全和利润最大化，最终实现稳健经营。

（二）建立科学预测、快速灵活的应对战略

在利率市场化以后，商业银行对利率管理工作复杂了。对利率要有敏感性分析，对利率的市场变化、波动要有预测，根据预测和变化及时进行利率调整，制订相应的资金价格和产品价格。商业银行内部要有专门人员研究利率市场变化问题。要有对市场利率变化的预测能力、分析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同时，及时落实到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

（三）加强风险防范

在利率市场化以后，为了防范风险，商业银行应选择更为有效的办法和途径。由于习惯了利率管制，我国各商业银行缺乏利率风险管理的经验和办法，大部分银行没有利率风险防范和管理技术方面的意识和技能，极易因利率风险管理防范不力而造成收益损失。所以，我国利率市场化以后，商业银行要对利率风险引起重视。加强利率风险管理，建立防范利率风险机制，比如借鉴外国银行的经验，建立相应的存款保险体系，减少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利率风险。

（四）实施业务创新、缓解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冲击和负面影响

一是为金融制度创新准备条件，从全球范围看，金融业的混业经营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商业银行自身虽不能进行金融制度创新，不能决定是否实行混业经营，但是可以在经营活动中通过扩大与证券、保险业的合作范围，共享网络信息资源等途径，为证券、银行、保险的混业经营创造条件。二是加强金融业务创新及金融工具创新，比如为特定客户量身定做的业务，诸如投资咨询、网上虚拟银行、财务顾问等。

利率市场化不可避免地会对商业银行现有的经营策略、运作模式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为了缓解冲击和影响，应注意以下工作：

1.引入以VAR为核心的风险管理机制。在银行内部建立资金中心，制订资金价格，分析资金来源的利率水平与期限，确定贷款利率和转移资金利率。通过不同的利率水平反映政策导向，降低总体风险水平。将银行多余的资金运用在资本市场中，获取短期收益，弥补资金来源与运用中的期限缺口。通过金融市场调整负债结构，增加主动型负债比重，使资金中心成为利率调节的阀门，控制综合成本，转嫁银行内部不能消化的现实及潜在风险。

2.建立利率预测模型，强化对利率走势的分析。商业银行应建立市场利率信息收集、反馈和分析系统，建立并利用利率预测模型，对利率的走向进行科学有效的分析。

银行业市场范文篇7

关键词银行业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

1银行业的市场结构

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而不断变化。1979年以前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是典型的完全垄断市场：从1979～1984年，中、农、工、建四家专业银行打破了中国人民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但由于当时四家银行存在较为严格的专业分工，每家银行都对自身业务范围拥有绝对的垄断地位，因此，这一阶段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仍旧是高度垄断的；从1986年到现在，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地位的确立，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以及众多商业银行的成立，加上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市场组织体系形成。下面我们将具体分析市场结构的各项影响因素。

1.1市场集中度

市场集中度是指某一特定市场中少数几家最大企业所占的销售份额，它综合反映了企业数目和规模分布这两个决定市场结构的重要方面。一般而言，集中度越高，竞争程度越低。在这里我们用CR4=∑Xj/∑Xi，(∑Xj代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有关数值之和，∑Xi则代表全行业有关数值之和)表示市场集中度。

由表1中的数据表明，一方面无论是资产额还是存、贷款额方面的CR4数值,都表明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居于高度垄断地位，寡头垄断的特征很明显。另一方面，资产额及存、贷款额方面的CR4数值都呈逐年微降态势，说明其他商业银行都处于成长期，正在不断拓宽生存空间。市场结构正在向着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发展。

1.2进入、退出壁垒

在我国，为了维护国有银行的安全运营，中国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受到了严格的行政性审批的限制，与透明性审批制度相差甚远。在对新业务品种的开办审批上以及一些行政规定对非国有银行在市场参与权、参与地域范围、参与程度等方面施予的政策壁垒，也显然维系了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同时，国家对银行关闭采取了过于谨慎的态度，严格控制，不能够建立正常的市场淘汰机制。

随着改革的发展，这些严格的管制制度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银行业市场的进入、退出机制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银行业从业家数不断增加，不同规模、不同产权性质的银行大量出现。目前，中国现有4个国有银行、3个政策性银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10家城市商业银行、449家城市信用合作社和35500家农村信用合作社等。从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的角度讲，银行业已初步形成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见，我国的银行业虽然保持着较高的垄断程度，但是也已经呈现出了垄断竞争的发展态势。

2银行业的市场行为

2.1四大国有银行的市场行为

虽然国有独资银行随着内部经营的商业化改革，其市场行为向市场化方向转移，但作为行业的垄断者，国有四大银行大多通过数量扩张方式参与竞争。1984~1995年，四大专业银行机构数由53898个增加到160000个，增长了1.97倍，人员由84.7万人增加到192.3万人，增长了1.27倍。在大量网点的支持下，资产规模迅速膨胀。1985~1997年，资产增长11倍，其中贷款增长11倍，存款增长16.3倍。但这种竞争依据的是机构网络方面的实力，而非资金运作效率和信贷资产质量的提高。由于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内控制度方面的固有缺陷，这种增长实际上是一种不计风险的粗放式增长。从1989~1998年，信贷资产增长了11倍，但利润仅增长26%，管理费用增长了8.9倍。

2.2新兴银行的市场行为

由于四大国有银行垄断地位存在，使得新兴银行从一开始就注重按照标准的现代商业银行管理运营模式确立内部管理机制，规范企业行为，基本上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在企业利润最大化和生存发展的行为目标指引下，利用竞争手段开拓市场，其行为特征的市场化和竞争性远较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为甚。

为了实现规模经济，中国银行业的并购重组行为首先出现在新兴银行间，1999年3月中国光大银行整体收购原中国投资银行29个分支行的137家同城营业网点。这是中国银行业首例两家银行机构真正按照商业原则进行转让、重组的并购行为。这些都表明新兴银行已开始考虑运用并购扩大规模、降低成本、拓展业务空间，增强自身竞争实力。正是由于具备这些优势，新兴银行克服自身所处的不利环境，初步打破了中国银行业国有独资银行高度垄断的状态，并以优于国有独资银行的经营业绩确立了竞争优势。另外，地方性商业银行由于在掌握本地信息方面更具有优势，经营也较为灵活，适合对地方中小企业进行融资，因而已成为地区性银行竞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作为垄断者的国有独资银行和加入者的新兴银行都根据自身的特点，积极的参与竞争，随着新兴银行的壮大，竞争的程度也在扩大。因此，我国银行业的高集中度并没有抑制市场的竞争行为。

3银行业的市场绩效

垄断的形成一般都伴随着垄断利润的获得。但是四大国有银行虽然维系了资产规模的垄断结构，却没能取得维系垄断结构所应获取的垄断优势效应，具体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率的平均值低于新兴商业银行；收入利润率是净收入与营业总收入之比，它是衡量银行获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四大国有银行的收入利润率也仅是新兴银行的1/3。

由此，从资产利润率和收入利润率两个指标看，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尽管在国内银行业居于垄断地位，但其获利能力和经营绩效则明显低于新兴商业银行；这些新兴商业银行虽然成立较晚、规模较小，但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经营效率远高于四大国有银行。由于较大规模的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低效率，使得我国的整个银行业效率不高。

4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对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分析，我们发现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正在由高度的垄断向垄断竞争发展，相应的其市场的竞争程度也有所增加，竞争方式也不单是数量上的、粗放的，而是向市场化、集约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在市场绩效方面却出现了一些市场结构不相符合的特征，银行业的垄断结构并没有带来垄断利润，整体效率不高，处于垄断的四大国有银行的效率更低于新兴银行。

集中的中国银行业，并没有削弱银行之间的竞争。虽然国有银行还需根本性地转换经营机制，但国有银行之间、国有银行与其他非国有银行之间竞争程度正在不断加强。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银行运行效率低。

这种低效的根源在于四大国有银行的垄断格局并非是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形成的，而主要是由历史因素、行政手段所导致。这样形成的国有商业银行，其人员、组织结构都是旧制度下的，而且其国有性质决定它们可以在国家信用的担保下追求存、贷款规模的扩大。由于国有银行的预算软约束，国有银行对资金的占用首先并不意味着支出成本费用，而是其获取收入的源泉。使其偏离了市场化竞争的方向。另外，由于国家资本在经济生活中双重职能的存在，国有银行作为政府的金融工具，承担了太多的非商业性职能，从而造成了银行体系集中了国家信用风险、财政风险、企业风险和居民风险，使国有银行在高度垄断金融资源的同时也垄断了金融风险，这些非商业性职能给国有商行带来了大量的不良资产。

通过分析，我国银行业的症结并不全在内部管理低效、竞争不足等。因而这种低效并不能单靠管理上的改变，扩大竞争或是在宏观上的结构调整来解决。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低效就必须使银行治理的核心问题转向到如何确保投资者和存款人的资金安全、如何保障投资者和存款人的收益，做到真正的商业化，而非其他非商业目的，或因为国家信用而忽略投资者安全。因此，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应该组建一个董事会，由政府派出的代表政府的董事和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的独立董事联合组成。组建董事会以后，银行经理由银行董事会按照市场规则聘任以增加存、贷款者的利益地位，在更深的层次上做到商业化。与此同时，我国的商行改革还应当加强信息透明度，强化信息披露；强化对银行经理的制约机制，加大惩罚力度，提高道德风险成本；在区域上调整银行的分布，实现规模上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周小全.垄断与竞争：“十五”期间中国银行业产业组织问题研究[J].投资研究，2001（10）

银行业市场范文篇8

关键词：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测度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国务院于2006年11月1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规定，我国银行业将自12月11日起全面对外开放。这是我国兑现WTO承诺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银行业对外全面开放迈出的重大一步。作为我国金融对外开放核心内容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其承诺水平到底如何、在世界中大体处于什么位置等，已成为国内外金融界、监管当局和众多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将对正确判断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现状，进一步确定未来的金融开放和金融发展目标，并在对外开放进程中能始终正确防范、控制风险，维护和保持银行系统的稳定与安全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国或一地区银行业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是反映该国或该地区银行业对外开放具体承诺水平的基本内容。到目前为止，对银行业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已有很多研究：Mattoo（1998，2000）曾首先对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加入WTO所有西欧成员的银行业市场准入承诺水平进行了初步研究[1-2]；后来，Valckx（2002）利用同样的方法对世界不同区域和不同收入群体国家的平均市场准入承诺水平进行了测量；而Pontines（2002）和Dobson（2002）不仅对APEC成员国和主要OECD国家银行业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进行了估计，而且还测量了银行业市场准入承诺的真实水平[4-5]。Qian（2006）对WTO成员国1995年和1997年银行业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并与主要发达国家进行了比较。以上对市场准入承诺水平的测定均是针对银行业金融服务的具体提供模式进行的，尽管它们能在一定程度上刻画银行业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但并没有给出全面衡量一国或一地区银行业整体承诺水平的同一方法。

国内学者薛伟贤等（2002）、方友林等（2004）、郭根龙等（2004）和李雁玲等（2005）众多学者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了研究[7-10]；姜学军（2003）等初步探讨了对外开放承诺的金融监管[11]；另外，李国安（2003）、李金泽（2003）、贺小勇（2004）、周菊（2004）、李祎征（2006）、邱润根等（2006）从法律法规角度，系统地对我国金融服务市场准入承诺的内容、新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与入世承诺的差异性、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制度的局限性以及银行业对外承诺的法规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研究[12-17]。但是，对我国银行业市场准入以及以市场准入为前提的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等方面的测度研究，尚未涉及。

论文具体内容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将构建测度银行业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具体模型；第三部分将利用所构建的模型对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进行测度和比较分析；最后给出主要结论和建议。

二、银行业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测度模型的建立

本节试图给出能定量刻画银行业市场准入承诺水平与以市场准入为前提的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基本模型。为此，下面首先介绍市场准入承诺和国民待遇承诺之间的关系，然后构建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模型，进而给出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具体测度公式。

1.市场准入承诺和国民待遇承诺之间的关系

根据金融服务贸易规则WTO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包括《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及其《金融服务附件》、《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及1997年达成的《金融服务自由化协定》（GATS第五议定书）和各成员对金融服务贸易所作的承诺等。，市场准入承诺是指每一成员对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给予的待遇，不得低于其在具体承诺减让表中同意和列明的条款、限制和条件。而国民待遇承诺是指对于列入承诺表的部门，在遵守其中所列任何条件和资格的前提下，每一成员在影响服务提供的所有措施方面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其给予本国同类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根据以上定义，市场准入承诺和国民待遇承诺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共性”和“差异性”两个方面：

（1）从共性方面看：市场准入承诺和国民待遇承诺是一成员国向其它成员国开放本国金融市场时承诺的基本义务，是对外开放服务贸易的最低标准，并且这些承诺均通过法规的形式体现出来，具有可预见性和透明性，这无疑对市场准入承诺和国民待遇承诺的顺利实施与今后国际金融服务自由化的顺利实现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2）从差异性方面看：市场准入承诺是一成员国对任何其它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进入本国市场的限制所作的承诺，是允许进入本国市场的限制性规定，其开放对象是所有成员国。与市场准入不同，国民待遇承诺要求对进入本国境内的非居民享有与本国居民同等的待遇，即对于本国领土管辖范围内的居民和非居民，国内法律应平等适用；并且规定，国民待遇的标准是事实上的，而非仅法律上的，其开放对象是对已进入本国从事服务贸易的成员。因此，市场准入承诺和国民待遇承诺所处的层次是不同的，国民待遇承诺是以市场准入承诺为前提的，是建立在市场准入承诺基础之上的，它是对市场准入的又一次深化。

一般而言，银行业的服务业务主要包括存款、贷款和货币经纪业务由于货币经济业务量相对有限，影响力较小，因此，本文主要考察存款和贷款业务。，并通过跨境交付（Cross-borderSupply）、境外消费（ConsumptionAbroad）、商业存在）（CommercialPresence）和自然人流动（MovementofNaturePersons这四种服务提供方式来具体实现跨境交付是指从一成员方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方境内提供服务，这也是国际贸易理论中所谓的“跨国界可贸易型服务”，如一国银行向另一国借款人提供贷款服务；境外消费是指在成员方境内向来自任何其他成员方的金融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如一国银行对外国人的旅行支票进行支付的服务；商业存在是指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通过任何其他成员方境内的商业存在提供服务，这种跨国金融服务是目前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形式，为全球性金融机构拓展业务、进一步渗透的重要战略手段；自然人流动是指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任何其他成员方境内的自然人提供的服务，如风险评估、顾问咨询、经纪等。。基于此，可建立银行业市场准入承诺水平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模型。

2.市场准入承诺水平测度模型的建立

本文所建立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测度模型，其测度指标共分为三个层次：目标层、准则层、因素层（如图1所示）。需要说明的是，在因素层指标中，类似于Sorsa（1997）和Mattoo（1998）的处理方式，由于与“自然人流动”模式有关的金融服务项目在对外开放的金融服务项目体系中所占比例很小，影响甚微，所以本文将不予以考虑。

3.市场准入承诺水平的测度公式与计算

（1）“因素层”指标的计量

根据市场准入承诺水平测度模型的指标结构，因素层指标的计算主要按照银行业中“跨境支付”、“境外消费”和“商业存在”这三种服务模式所涉及到的金融服务项目及其法规限制来进行，而这些指标可根据Mattoo（2000）和Pontines（2002）对金融服务承诺的具体赋值来进行计算（具体赋值结果见表1）。若某一项目的受限不止一个时，可取其平均值。

（2）指标权重的设定

根据Mattoo（2000）等对权重的设定方法，本文对“因素层”指标权重的设定如表2所示表1—2是Mattoo对世界绝大部分国家或地区金融业中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所作的研究，是对金融服务业务度量方法的基本概括和总结，因而对中国以及其它国家对外开放承诺水平的测量是同样适用的。；“准则层”权重的设定为各具体项目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即银行业的存款权重=银行业存款额/（银行业存款额银行业贷款额），银行业的贷款权重=银行业贷款额/（银行业存款额＋银行业贷款额）在对我国加入WTO过渡期间（2001年12月11日—2006年12月10日）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进行测度时，其权重的计算可采用过渡期间具体项目资产和资产总值在这一段时间内的年均值来表示；而在下文计算过渡期后（2006年12月11日以后）对应项目的权重时，由于当时还没有统计出具体的资产数额，因此本文将采用2005年1月—2006年6月对应项目的资产数额的年均值来近似计算。

（3）市场准入承诺水平的测度公式

设i=1、2分别表示图1中对应的存款和贷款项目，k=1、2、3依次表示“跨境支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这三种服务提供模式。B1i,t表示图1准则层中第i个项目下t时刻的具体承诺测度值，α1i,t分别为B1i,t对应的权重；r1i,t表示图1因素层第i个项目、第k种服务模式下的最低限制措施取值；m1i,k,t分别为r1i,k,t对应的权重。如此，根据因素层指标的具体赋值或其平均值（如表1）及其对应的权重，就可以利用公式（1）计算出图1准则层中第i个项目下t时刻的具体承诺测度值。

然后，利用公式（2）即可得到银行业在t时刻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测度值市场准入承诺水平测度模型的建立是依据GATS中的金融服务建立起来的，是金融自由化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总结，因而更具有一般性。对于世界各国，无论是否加入WTO，市场准入的具体内容均涉及到该模型的具体指标及其具体内容，因此，任一国家或地区市场准入承诺水平的衡量均可采用此模型。

另外，利用完全类似的方法，即可得到以市场准入为前提的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公式；即，将公式（1）和（2）中对应的“市场准入”的具体指标，依次替换为“国民待遇”的相关指标，可得到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值F2t。

三、中国银行业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及比较分析

根据上述测度模型及其计算方法，下面将对我国加入WTO过渡期间（2001年12月11日—2006年12月10日）和过渡期后（2006年12月11日以后）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和以市场准入为前提的国民待遇承诺水平进行测度，并分别与世界各主要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进行比较。根据现有数据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国际金融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有关银行、保险、证券的国内、外网站，IMF、WTO等国际金融组织的金融网站，等等。，利用公式（1）—(2)即可求出我国及其他14个国家或地区过渡期间与过渡期后银行业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值（如表3所示）。根据表3，本文将对我国银行业市场准入承诺水平和以市场准入为前提的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值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

1.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纵向”比较

（1）市场准入承诺水平的“纵向”比较。加入WTO以后，我国市场准入承诺水平在过渡期间的测度值为0.616，在本文所选择的国家和地区中处于第14位；而市场准入承诺水平在过渡期之后的测度值为0.690，处于第12位；相对于过渡期间，过渡期后市场准入承诺水平的测度值提高了12％，名次提前了两名。其主要原因是：在过渡期间，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仍然存在诸多限制：在境外交付方面，对接受公众存款和其它应付公众资金、所有类型的贷款等业务没有作出实质性承诺；在商业存在方面，仍然存在人民币地域、客户限制以及营业许可限制等。然而，在过渡期之后，根据我国入世承诺，我国将向外资银行开放对境内公民的人民币业务，并取消开展业务的地域限制以及其它非审慎性限制我国政府于2006年11月1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已全面履行了扩大开放的承诺，全面提高了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水平，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一切非审慎性市场准入限制，向在我国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并且，对于在我国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实行与中资银行统一的监管标准，全面体现了国民待遇原则。；因此，与过渡期间相比，过渡期之后银行业的市场准入承诺有所放宽。

（2）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纵向”比较。我国以市场准入为前提的国民待遇承诺水平在过渡期间的测度值为0.862，在所选择的国家和地区中处于第14位；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在过渡期后的测度值为1.000，与其它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同处于第一位；相对于过渡期间，过渡期后的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值提高了16％。其主要原因是：在过渡期间，我国银行业的国民待遇虽然在跨境交付、商业存在方面没有限制，但在商业存在方面，也仍然存在关于本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客户限制。然而，在过渡期之后，根据我国入世承诺，我国将在过渡期间承诺的基础上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这意味着我国外资银行将享有完全的国民待遇基于WTO审慎性风险管理的思想，我国也在规则框架内实施了审慎监管措施：自在2006年12月11日起，我国对在中国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的同时，对已设立的外国银行分行除允许其继续经营原有的业务外，新增了吸收中国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业务，简化了业务许可层级，下调了营运资金数额。这体现了我国政府既要扩大开放又要控制好风险的战略思维。

2.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横向”比较

（1）国内外市场准入承诺水平的比较。在我国入世过渡期间，我国银行业市场准入承诺水平的测度值从排名来看，相对靠后（处于第14位），其测度值与排名第一的日本相差很大（测度值相差0.230）；然而，过渡期之后，我国银行业市场准入承诺水平的测度值与排名第一的日本的差距已有较大缩小（测度值相差0.165）。

（2）国内外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比较。在我国入世过渡期间，我国银行业以市场准入为前提的国民待遇水平的测度值排名也非常靠后（处于第14位），其测度值与第一名相差0.138；然而，过渡期之后，我国银行业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值与其它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已无差异。

产生上述状况的原因可通过“作出承诺的国家”和“提供服务的方式”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从作出承诺的国家来看，发达国家因其金融业发展水平高而普遍愿意开放银行业市场，对市场准入和以市场准入为前提的国民待遇的限制相对很少；对我国银行业而言，虽然我国也愿意引入外资银行，但由于我国银行业的发展相对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为保护我国银行业在短期内免受外资银行的巨大冲击，对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作了一些限制性规定。然而，在5年的过渡期中，我国银行业成长很快，已拥有一定的竞争实力与防范风险冲击的能力，所以过渡期结束后，根据入世承诺，我国开始放宽人民币等业务经营的相关限制，以保证外资银行享有完全的国民待遇。另一方面，从允许提供服务的形式看，发达国家允许其它国家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在本国设立银行机构，以向本国消费者和公民提供跨境服务；而我国在不违背入世规则的同时，仍采取了更为审慎的管理方式，以便对外资银行进行有效控制和监督。例如，对在我国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而对没有在境内注册的外国银行分行只允许其经营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业务。这主要是为有效保护国内存款者利益以及我国金融体系安全而采取的措施，理由如下：外国银行分行是母行的组成部分，一旦母行发生流动性风险或者支付危机，我国在外国银行分行进行存款的存款人将无法得到优先清偿保障；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银行在任何地区、任何业务领域的风险都可能传递到分行，我国监管当局难以对外国分行实施风险隔离；而对于当地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我国监管当局可以对其进行风险隔离，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和保护存款人利益。

（3）市场准入承诺水平与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比较。由表3中过渡期间的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值来看，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相比，二者还很不均衡，这与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的承诺水平都比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表3中可以看出，我国银行业市场准入承诺水平的测度值与第一名的日本相差0.235，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值与第一名的差距仅为0.088，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值相差较大；与此相反，表3中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承诺水平排在前7的国家或地区，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值差距很小，二者的承诺水平呈现出同步协调均衡的状态。

过渡期之后，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值发生了较大变化，我国银行业市场准入承诺水平的测度值由过渡期间的0.616提高到过渡期后的0.690；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值由过渡期间的0.862提高到过渡期后的1.000。因此，相对而言，银行业市场准入承诺水平的测度值与第一名的日本相差0.165，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值与其它发达国家或地区一样，同处于第一名。由此说明，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呈现出同步协调的趋势，但相对而言，二者仍存在较大差距，仍处于不均衡状态。

之所以仍存在上述不均衡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我国对银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较为严格，而对其国民待遇的限制相对宽松所致。

总之，相对于过渡期间的我国银行业，过渡期后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均有大幅提高，但提高的幅度仍存在较大差异，市场准入的承诺水平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四、结论与建议

为探究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和以市场准入为前提的国民待遇承诺的具体水平及其在世界主要国家中的位置，本文首先构建了市场准入承诺水平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测度模型，并给出了具体的测度公式；然后对我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下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进行了测度，并与我国入世过渡期间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及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进行了比较研究。主要结论为：

第一，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纵向”比较看，我国银行业过渡期后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为0.690，比过渡期间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0.616提高了12％；而我国银行业过渡期后的国民待遇承诺水平为1.000，比过渡期间的国民待遇承诺水平0.862提高了16％。由此表明，我国银行业市场准入承诺水平的提高幅度较小，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提高幅度相对较大。

第二，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横向”比较看，全面对外开放以后，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仍不高，与排名第一的日本的差距仍较大；而国民待遇的承诺水平则与其它发达国家或地区相差无异。由此说明，虽然我国银行业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的提高幅度均较大，但相对而言，市场准入承诺水平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第三，通过比较入世过渡期前后的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承诺水平二者之间的测度值差距来看，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均呈现出同步协调的趋势，但相对于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承诺水平比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而言，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与国民待遇承诺水平相比，二者还很不均衡。

通过以上结论容易看出，相对于发达国家，全面开放后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而且从自身来看，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与国民待遇承诺水平也还存在着不均衡的情况。那么，面对上述状况，我国应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呢？我们认为，应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我国银行业不应只为减少差距而加速开放，而必须根据我国国情保持适度开放。也就是说，我国银行业既要避免开放过度的冒进倾向，又要摆脱开放不足的保守倾向。因此，我们应根据全面开放后我国银行业的现状，利用本文方法对我国市场准入承诺水平进行准确定位，并通过与其它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比较分析，发现和改进不足，对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开放是否适度进行准确测定和判断，然后进一步找到并实施适合我国银行业未来稳步发展的对外开放路径，同时应不断适时地确定、调节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步伐和速度，以防止未来任何时候出现开放过度或开放不足的情况。

第二，解决我国银行业所存在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与国民待遇承诺水平不均衡问题是需要前提条件的，不可一蹴而就。首先，在银行业对外开放的进展过程中，我国银行业应继续坚持有针对性的深化改革，加大金融制度、法规和监管等方面的建设力度，逐渐解决我国银行业所存在的脆弱性问题，尽快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管理能力、盈利能力、特别是与外资银行的竞争能力，这是我国银行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解决市场准入承诺水平与国民待遇承诺水平不均衡问题的前提与基础。其次，在对外开放的驱动机制方面，适当加快利率市场化的进程，适时加大开放外汇市场的力度和步伐，逐步完善人民币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形成机制，为我国银行业内部改革与对外开放各个环节、各个层面的协调发展建立良好的运行驱动机制。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基础上，适时、适度地扩大我国银行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渐解决我国银行业所存在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与国民待遇承诺水平不均衡的问题，确保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充分性和协调性。

参考文献：

［1］MatttoA.FinancialServicesandWTO:Liberalizationin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R］.Manuscript,Geneva:WorldTradeOrganization,1998.

［2］MattooA.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s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cs［R］TheWorldEconomy,2000,23(3).

［3］ValckxN.WTOFinancialServicesLiberalization:Measurement,ChoiceandImpactonFinancialStability［R］.ResearchMemorandumWTOno705,2002.

［4］PontinesV.TheRoleoftheGeneralAgreementonTradeinServices(GATS)-FinancialServicesAgreement(FSA)intheFinancialLiberalizationEffortsofAPECEconomies［R］.PhilippineAPECStudyCenterNetwork(PASCN)DiscussionPaper,2002.

［5］DobsonW.FurtherFinancialServicesLiberalizationintheDohaRoundPolicyBrief［R］.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2002，6.

［6］QianY.FinanicialServicesLiberalizationandGATS-AnalysisoftheCommitmentsundertheGeneralAgreementonTradeinServices(GATS)and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WTO)［J］.ABAJournal,XXI,2006.

［7］薛伟贤，冯宗宪，郭根龙.GATS框架下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研究［J］.世界经济，2002，（11）：41－48.

［8］方友林，冼国明.市场准入交换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2）：83－88.

［9］郭根龙，冯宗宪.WTO下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国家经济安全［J］.中国流通经济，2004，（3）：15－18.

［10］李雁玲，程桂枝.对金融服务贸易与资本项目关系的探讨［J］.金融与经济，2005，（7）：41－42.

［11］姜学军.刍论改善金融服务与加强金融监管［J］.财经问题研究，2003，（6）：33－36.

［12］李国安.中国的金融服务市场准入承诺透视［J］.厦门大学学报，2003，（2）：99－106.

［13］李金泽.我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制度的局限性及其克服［J］.法律科学，2003，（1）：108－118.

［14］贺小勇.论我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条件与WTO规则的冲突与完善［J］.南京社会科学，2004，（11）：47－52.

［15］周菊.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立法重构［J］.政法学刊，2004，（3）：40－43.

［16］李祎征.WTO下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准入制度［J］.时代经贸，2006，（9）：1－5.

［17］邱润根，张志勋.我国金融业的入世承诺与法律监管体制的调整［J］.企业经济，2006，（4）：185－187.

［18］刘颖.对中国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思考［J］.经济与管理，2005，（4）：71.

［19］苏宁.坚持对外开放加快金融业发展［J］，中国流通经济，2006，（8）：7－9.

［20］邓朗星，顾朔南，徐滇庆.加拿大对外开放银行业的经验［J］，国际金融研究，2005，（4）：27－31.

［21］姜波克.开放经济与经济发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

［22］李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度量与比较［J］.经济研究，1998，（1）：28-31.

［23］Dobson,WendyandPierreJacquet,FinancialServicesLiberalizationintheWTO,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WashingtonD.C.,1998.

［24］Mattoo,A.,NationalTreatmentintheGATS:CornerStoneorPandora''''sBox?JournalofWorldTrade,31,1997.

［25］NadeenU.Haque,KajalLahiriandPeterJ.Montiel,Amacroeconometricmodelfordevelopingcountries,IMFStaffPapers,37(3),1990.

［26］NicoValckx，WTOFinancialServicesLiberalization:Measurement,ChoiceandImpactonFinancialStabilityResearchMemorandumWOno705，2002.

银行业市场范文篇9

一是银行业经营转型刻不容缓。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金融脱媒”日趋明显的背景下，银行业收入结构、业务结构、盈利模式亟待调整。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推进，一方面将进一步增强银行业自主定价能力，推动经营模式由同质化发展转向差异化竞争，增强可持续发展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将进一步打破对传统存贷利差的依赖，督促形成多元化的业务增长格局，优化金融服务、提高服务质效。二是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逐步积聚。我国经济结构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产能过剩、部分领域债务水平过高、影子银行等金融风险因素不断积聚，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任务非常艰巨。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解除利率管制，可从根本上消除银信合作等金融套利通道业务发展动机，理顺各金融子市场之间的价格联动机制，最大程度地降低交叉性金融风险。三是金融国际化趋势加快。一方面，中国金融正快速融入全球化进程中，面临中资银行业“走出去”和外资银行业“走进来”的双向要求。要实现内外金融机构的公平、有序竞争，需要高度市场化的利率定价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对人民币走出去的要求日益增强，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可有效降低市场套利机会和预期，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稳健推动。

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大进展有效释放了改革红利

继贷款利率全面放开后，存款利率上限又进一步扩大至基准利率的1.5倍，利率市场化改革再次取得实质性进展，释放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信号，意义重大。一是凸显政府坚定推进改革的决心。存款利率上限进一步放开是在经济运行面临下行风险的情况下推出的，充分体现了新一届政府强化市场基础性功能的决心，传达了坚定不移推动金融改革、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的重要信号，凸显了政府异乎寻常的改革魄力和勇气。二是推出的时机恰逢其时。当前，从微观主体看，随着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的稳步推进，金融机构财务硬约束进一步强化、自主定价能力不断提高，企业和居民对市场化定价的金融环境也逐步适应。存款利率上限的进一步放开，有利于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更大程度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奠定坚实的基础。三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更加显著。在贷款利率管制全面放开后，存款利率定价上限的扩大，使金融机构与客户自主协商定价的空间进一步扩大，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采取差异化的定价策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是盘活金融资源存量的有效举措。

三、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阶段在于存款利率管制全面取消

从国际经验来看，放开存款利率管制是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最为关键、风险最大的阶段，对银行业经营产生的影响最深最直接。根据稳妥推进的要求，利用先进的经济模型和工具，对存款利率上浮空间扩大进行前瞻性的研究和分析，充分评估可能产生的结果和影响非常必要。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较早使用压力测试工具，对山东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利率承受力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存款利率进一步放开后，银行业金融机构将直面三大挑战。一是盈利空间快速挤压的挑战。在假定贷款市场份额和贷款利率定价不变的前提下，存款利率区间扩大幅度和净利息收入下降幅度成正比关系，如存款利率扩大到1.5倍和2倍时，山东样本银行业金融机构净利息收入平均降幅分别为24.3%、52.2%。这同国外利率市场化经验是一致的，利率市场化初期，存款利率水平整体上升，存贷利差缩小，银行利润缩减。但是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中后期，随着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水平的提升，净息差或将出现恢复性增长。二是流动性管理压力徒增的挑战。随着存款定价差别化和自主化程度不断上升，存款在银行体系内的流动性增强，负债来源的稳定性减弱，流动性风险和管理压力必然增大。在存款市场竞争日渐加剧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必然更加依赖银行间市场作为流动性管理的主要补充渠道，但银行间市场资金具有价格高波动性和规模不可控性，对商业银行准确预测流动性需求、管理自身流动性的能力要求将会更高。三是经营模式转型紧迫的挑战。目前，银行业盈利依然对利差收入存在“高依赖性”，中间业务等非利息收入发展明显不足。2014年，山东金融机构中间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仅为15%左右，与发达国家40%左右的水平相比差距巨大。盈利对利差的“高依赖性”使银行面对利率波动呈“高敏感性”，缩减了业务调整空间，增大了风险防控压力。同时，随着《巴塞尔协议Ⅲ》等国际银行业监管规定的落地实施，国内银行业要参与国际竞争，必须尽快转变“高资本消耗”的放贷模式，加快以多元化业务结构和盈利模式构建为中心的发展转型。

四、银行业提高利率市场化承受力的重要途径是优化信贷结构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负债领域的竞争性、波动性和不可控性必然加大，银行业盈利能力的自主权将更多取决于资产业务，特别是贷款总量和信贷结构配置。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贷款总量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其资本、资产状况和稳健性参数等方面，单靠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增长难以为继，而信贷结构优化作用凸显。优化信贷结构是决定经营优势的关键因素，也是提高利率承受力的重要途径。一是优化信贷结构体现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是银行业适应各项改革的根本支撑。银行业只有扎根实体经济，实现与优势产业、主导行业、国计民生等领域微观主体的高效融合，才能源源不断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自身良性发展，从根本上提高适应各种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能力。实现经济金融高效融合、良性互动的关键点正是优化信贷结构。国家宏观调控和稳健货币政策要求中，优化信贷结构的方向，如“三农”、小微企业、战略新兴产业等，都是成长前景好、信贷资源相对稀缺的领域，也是下一步贷款业务竞争的焦点。哪家金融机构早谋划、早进入，就会早受益、早发展，在未来的竞争中占领先机，为适应各项改革未雨绸缪。二是优化信贷结构有助于提高银行业精细管理水平，增强差别化的自主定价能力。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市场竞争将日趋激烈，势必将倒逼银行业尽快调整过度依靠大客户的同质化经营模式，大力开发小微企业、个体经营等客户，这正与信贷结构优化的方向一致。这些领域的客户信息不对称状况较为突出，个体差异大，逆向选择风险高，因此建立差异化的风险定价体系尤为重要。金融机构须进一步强化风险预警和风险组合管理技术方面的建设和研究，准确实现风险收益匹配，这无疑将快速推动定价能力的提升。三是优化信贷结构是银行业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的主要手段，有助于加快转型。利率市场化改革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具备更高的资产负债组合管理水平，优化资产组合与主动负债管理可以更好地实现资金资源的有效配置。从管理的主动性来看，资产的优势要大于负债。存款客户、存款规模、期限、流动性等指标，具备波动性大和可控性差的特点，而且越来越受到成本的强约束。但资产业务则能实现主动管理、可控发展。特别是在信贷投向方面，金融机构完全可以通过行业、授信、定价等差别化政策，将信贷资金配置到发展前景好、投入产出高效率的领域和项目，优化资产组合，提高资本回报，更好应对利率市场化改革。

五、利率市场化承受力的差异更多地体现在信贷结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