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消费范文10篇

医疗消费范文篇1

医疗保健居民有效消费不足

当前，“看病贵”已成为社会热点和焦点，“看病贵”反映的就是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增幅过快、水平过高。医疗保健居民消费增长快尽管当前我国医疗保健消费总体水平不高，但是医疗保健居民消费却增长很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15%～30%左右，高于发达国家13%的增长率[6]。医疗保健消费的快速增加，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身体健康的关注程度在不断提高，在身体健康方面的投资意愿在日益增强。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上升1991～2006年，我国居民生活消费的8项支出构成排序发生了明显变化，食品支出虽然仍位居第一，但比重已快速下降（下降18.04个百分点），医疗保健支出所占比重快速增长，从1991年的2.21%上升到2006年的7.14%，上升了4.93个百分点，见表1。医疗保健消费人均支出居各类消费性支出增幅之首1998～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消费人均支出从205.16元增长到699.09元，增长了2.4倍，年均增长速度14.59%，成为居民消费增长的“领头羊”，见表2。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增速快于收入增长1998～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消费人均支出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4.59%，超过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10.92%），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3.78%提高到5.07%，提高了1.29个百分点，特别是城镇低收入家庭，医疗保健消费增速明显超过其收入增长幅度，低收入居民家庭医疗消费占生活消费份额过大，影响生活质量的提高。对于可支配收入水平较低的城镇居民家庭，由于医疗消费支出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且低收入居民家庭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增长高于消费性支出的增长，导致收入越低的居民家庭医疗消费支出挤占正常消费的情况越严重[7]，不仅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而且导致医疗消费支出压力增大，形成恶性循环，见表居民对医疗保健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除了量的急剧增长外，城乡居民对医疗保健服务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样化。为此，大多数医疗机构都开设了特需门诊及特需病房、添置了先进的设备仪器、建立了各式各样的专科治疗中心、增加了检查治疗的项目、采用了不同的管理模式，为广大病人提供更加高水平、高质量的服务。居民对基本医疗的有效消费不足尽管当前医疗保健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快、要求高，但居民对基本医疗的有效消费却仍显不足。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1998年我国居民两周未就诊率为38.5%，2003年提高到48.9%，2008年回落至37.6%；其中2003年农民的两周未就诊率达到45.8%，两周未住院率超过30%，31.4%的农民有病采取“自我医疗”的方式[8]。居民两周未就诊率、未住院率较高，显示基本医疗的有效消费不足。

医疗保健公共消费低对其他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

我国医疗保健公共消费一直都处于较低水平，近年来甚至有下降趋势，这也间接导致了我国医疗保健居民消费比重的提高。医疗保健公共消费在医疗保健消费中的比重偏低医疗保健公共消费包括政府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据卫生总费用核算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卫生总费用19980.4亿元，其中政府卫生支出5732.5亿元（占28.69%），社会卫生支出7196.6亿元（占36.02%），两者合计占64.71%[8]。可见，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卫生投入的增加和各项医疗保健制度的完善，医疗保健公共消费有所提高，但在卫生总费用中所占比重却仍然较低，远低于OECD国家，如加拿大（70.5%）、芬兰（75.1%），甚至低于部分中低收入国家，如阿根廷（71.3%）、古巴（85.5%）、泰国（74.3%）（以上均为2008年数据）。医疗保健公共消费不足，对居民其他方面的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通过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消费结构的对比发现，相同收入水平下，由于我国政府在过去数年中对教育、医疗等社会发展事业的财政投入不足，我国城乡居民用于医疗保健的支出比重分别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8个和1.45个百分点[9]。有研究显示，2005年，我国城乡居民用于教育和医疗的额外支出对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达到5810.7亿元，以此推算，如果政府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到位（5810.7亿元约占当年财政支出的17.2%），城乡居民用于教育和医疗的支出比重得以降低至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居民消费率可以从目前的38.2%提高到41.3%，最终消费率可由目前的52.1%提高到55.2%，比目前水平高出3.1个百分点[9]。

医疗消费范文篇2

关键词：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影响因素

医疗保健消费是为了满足个人生理、心理的保健需要购买医疗、保健产品的行为和活动［1］。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医疗保健产品及医疗保健服务应用而生，居民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关注度也与日俱增，由此医疗保健消费水平也随之上涨。有关数据显示2008年⁃2018年，吉林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从914．47元增长到2469．20元，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中的占比从9．40％增长到了11．02％。据国内外有关学者研究，医疗保健消费行为受居民的收入水平、人口年龄结构、文化水平、性别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为全面了解影响吉林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的因素，本研究将结合前人的研究，通过对吉林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产品消费能力进行详细的调查，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和研究，在找出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的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从而引导居民健康消费，为推动吉林省健康产业经济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为有关部门制定医疗保健产品相关政策提供借鉴。

1现状调查

通过对吉林省城镇居民进行简单随机抽样，共抽取600位居民并对其进行问卷发放以及访问，最终收回有效问卷578份。通过调查发现居民医疗保健消费行为主要具有以下特点：（1）医疗保健产品使用频率高。在所有调查者中，15􀆰22％的调查对象表示，长期使用医疗保健产品；47．4％的城镇居民表示，偶尔使用医疗保健产品，而其余37．37％的城镇居民则表示基本不用医疗保健产品。（2）消费支出水平较高。在每月平均用于医疗保健消费的调查中，花费100～299元的城镇居民最多，比例达35􀆰99％；其次是消费0～99元及以下的城镇居民；而消费300及元以上的三项合计占比29．24％。（3）信息来源多元化。城镇居民获取医疗保健信息的途径主要以网络、亲戚朋友和医生、药师推荐为主，人次分别为234人次、232人次和232人次；通过电视广告和报纸杂志获取信息的相对较少。（4）消费渠道多样化。在购买医疗保健产品方面，40􀆰3％的城镇居民是通过药店；40．5％的城镇居民是通过医院；选择在医疗保健产品专营店购买医疗保健产品的城镇居民有38．6％；27．1％的城镇居民选择在超市、网络以及其他方式购买的医疗保健产品。（5）产品功能需求多样化。通过调查发现居民对各种功能的医疗保健产品均有需求，如：免疫调节、延缓衰老、改善记忆、抗疲劳、美容、各种疾病预防和辅助治疗等，其中对免疫调节的需求最大，40．5％购买过具有免疫调节功能的医疗保健产品。

2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结合吉林省自身状况，利用Ex⁃cel2016、SPSS22．0进行数据的录入，对变量进行进行χ2检验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方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描述、分析。检验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α＝0．05为检验水准，以P＜0．05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1）文化程度。Hayes等（2016）以澳大利亚居民为研究对象，分析后认为随着国家经济水平以及人们对教育质量要求的提高，政府会加强对教育的资金投入，这有利于提高国民综合素质，同时也使得民众更加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愿意花更多的钱投资在医疗保健上［2］。韩雪梅、王增福（2015）通过分析2011年的数据，运用回归模型和方差分析等，得出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与受教育水平呈显著正相关［3］。经检验，文化程度的高低对于吉林省城镇居民是否消费保健产品上有显著性差异（χ2＝40．781，P＝0．001＜0．05），且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城镇居民对医疗保健的偏好程度更高。由此，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三，一较高文化水平的居民对自身健康重要性的认知较高，所以他们更愿意并且能够接受更多的新型健康理念，从而增加对自身健康方面的投资。二高学历会给人们带来更高的收入机会，所以更多高学历的居民有能力去享受更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三随着知识储备的提高，居民对疾病的认知更加清晰，从而能够正面的应对各种疾病，做到有病治病，无病防病。所以，文化程度的不同会影响吉林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的支出。（2）健康状况。通过分析得出，不同健康水平的吉林省城041镇居民在对医疗保健产品的偏好程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χ2＝67．701，P＝0．0000＜0．05）。且健康水平相对较差的城镇居民对医疗保健的偏好程度更高。结论显而易见，健康状况对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呈现出有着显著影响。健康状况越差，人的身体免疫力就越低，患病概率也就越大，从而对健康的追求也随之增加，所以，他们愿意支出更多的医疗保健费用。（3）收入情况。Reeves（2016）分析了美国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数据，发现收入对其有所影响，并得出弹性范围介于0．2和0．8之间［4］。刘晓红（2011）选取2002年至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各项消费数据，借助ELES方法进行研究得出，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在0与1之间变动，从而得出我们可以通过增加收入来达到提高医疗保健消费的目的［5］。据分析可得，收入与吉林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χ2＝32．669，P＝0．008＜0．05）。其原因可能为，一收入水平较高的居民，其医疗保健消费行为越明显，在做到有病治病的同时，会将更多的收入用于保健消费，做到提前预防，这便会使得消费水平不断提升，因而收入越高的城镇居民在健康方面投资越多。但很明显，较前两个因素，该因素影响程度相对较低，0．008＞0．001＞0．000。其可原因可能为低收入水平的居民由于消费理念、居住环境等因素，身体素质较差，更容易患病，对医疗保健也有很大的需求，也需要更多的支出，所以低收入和高收入均可能对医疗保健消费有一定的影响。

3政策建议

为促进吉林省医疗保健消费的相对支出，引导吉林省城镇居民理性消费，同时为了提升吉林省城镇居民的健康水平，切实彻落实我国提出的大健康战略，笔者结合本次研究提出以下建议。（1）居民个人应该增强对相关政策的关注意识并主动去了解学习有关知识。这样居民不仅能够提高防范医疗保健诈骗或过渡宣传的能力，还能提升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了解程度以及保健意识。目前，大部分居民仍停留在有病才去治病的阶段，认为自己身体没有任何症状，体检就是“花冤枉钱”。但其实定期体检是非常必要的，定期体检不仅可以使居民更全面的了解自身健康状况，还可以使居民早发现疾病并做到早期治疗，以提高疾病的治愈率。（2）生产、经营以及医疗保健服务等相关企业要诚信宣传。居民对国家医疗保健相关产品与服务的标准与信息不够了解，造成居民与企业之间的信息来源不对等，所以企业应该全面贯彻诚信的营销理念。在生产产品过程中，应该在严格依照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制定更加严格的企业内控标准，从而更好地保证产品的质量，降低在生产过程中不合格的医疗保健产品的生产率。在产品销售过程中，企业也应该严格的规范员工的销售行为，必要时应该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严禁工作人员夸大产品效果，在广告宣传方面，应该严格按照国家相关的广告管理法，做到不夸大、不暗示。（3）提高居民收入。尽管收入水平对吉林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影响较小，但是仍具有显著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居民的收入也随之不断提高，但是其增长率却低于GDP的增长率。由此，应该继续提高居民收入仍然非常重要。收入水平较高的城镇居民，其医疗保健消费行为越明显，在做到有病治病的同时，会将更多的收入用于保健消费，做到提前预防。（4）增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近年来，居民物质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相应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有所欠缺，且部分居民还停留在有病才去医院治疗的阶段，体检、疾病防治等观念还未得到全面的普及，为了进一步提高其幸福指数，需要使其彻底从思想上转变观念，从而提高精神生活。首先吉林省有关机构应该加强对吉林省城镇居民的宣传教育，普及定期体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短期内使居民实现疾病的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从而提高吉林省城镇居民的健康水平。其次，从长远来看，我国应继续普及高等教育，不断提高我国居民的文化程度，使其在思想上得到根本的转变。（5）政府应该及时完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从而防止消费者跌入不法分子的陷阱中。政府应该规范医疗保健市场，使得医疗保健市场做到尽可能的透明化、规范化。在应对不法商贩方面，政府应该严厉政府应该严厉惩罚非法商贩，将基层监管人员及时配备到位，从根本上截断不法行为，不让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对于市场来说，行业准入的低门槛和高利润，会导致非专业为利润而涌入市场的企业，所以相关医疗保健监督管理机构应该增强对医疗保健市场的把控，加强对网络宣传以及媒体广告制作、审查和批准的力度。再者，医疗保健质量参差不齐，产品鱼龙混杂，监管制度不完善，对违法行为调查不充分，虚假、违法宣传的证据不易被发现，导致市场混乱加剧。在处理相关的医疗保健市场的问题，政府应该关注私人使用官方权力的现象，坚持“打击腐败，促进诚信”的原则，采取正确的选择和就业取向，并禁止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的行为，净化医疗保健市场，减少从中的损失，从而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提高吉林省医疗保健支出。

参考文献：

［1］秦美娇．医疗消费的研究与探讨［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1998（08）：27⁃28．

［2］Hayes，A．＆A．Chevalier．Education：AssociationwithhealthcareexpenditureinAustralia［J］．HealthPolicy，2016，24（8）：152⁃184．

［3］韩雪梅，王增福．城市居民医疗保健消费的省际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J］．甘肃社会科学，2015，2．

［4］Reeves，A．＆M．McKee．HealthcareExpenditureandE⁃conomicGrowthinDevelopedCountries［J］．AdvancesinEco⁃nomicsandBusiness，2016，4（2）：76⁃93．

医疗消费范文篇3

在社会保险机制中，由于存在不同的起付线和共付比例设计，并受到经济水平、健康状况等群体差异的影响，不同的参保人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存在差异，很可能导致经济水平较低的人群得不到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而经济状况较好的人群则过度享有医疗卫生服务。保险机制设计存在的弊端导致国民不能公平享有医疗卫生服务。近几年来，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逐步发展，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建立健全。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是在政府的作用下，通过实施一系列的福利政策，从而保障国民健康水平的社会公益事业。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使得国民的医疗卫生需求成为政府制定卫生政策和计划的出发点。当前，中国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主的三大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基本建立，国家的医疗卫生政策旨在进一步建立一套多层次的全民医疗健康服务保障体系，以满足国民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然而，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逐步完善，社会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不断扩大的同时，医疗费用也在急速攀升。不难想象，医疗费用的急剧攀升导致居民“看病贵”，严重制约了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在城市中，不同户籍的居民之间经济状况存在差异，使得家庭医疗需求和医疗消费具有差别，面对急剧增长的医疗卫生费用，贫困家庭承担着更高的疾病风险和经济负担。基于以上背景，以医疗保险和贫困因素为研究视角，分析社会医疗保险和贫困因素对家庭医疗消费的影响，特别是探索医疗保险在影响家庭医疗消费绝对和相对医疗支出方面的作用机制，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人群中的稳健性，为完善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建设，推动医疗卫生领域的公平，保障国民健康水平提供了解释。

二、文献综述

医疗费用的增长不仅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更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早在1990年，PaulJ．Feldstein研究了美国医疗费用的发展趋势，发现当年的医疗支出比上年增长了11%，而同期的GNP仅增加了7%，并指出医疗费用持续以高于GNP的增长速度在增长［1］(P1－3)。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和发展，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逐步推行，针对医疗卫生领域出现的问题，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矛盾，医疗费用的急剧攀升是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7%，而医疗费用的增长率为18%，较GDP的增长，医疗费用的增长幅度是GDP的近两倍”［2］。不断增长的医疗费用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例如，高额的医疗费用是“因病致贫”的主要原因，尤其对于农村居民，由于经济困难看不起病，应就诊而未就诊的人数较多，致使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得不到满足［3］;从医疗费用对医疗选择的影响来看，医疗费用升高，降低了医疗选择的可能性［4］。因此，对家庭医疗消费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和探究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当前国内外学者对健康问题的研究范围日趋广泛。首先，健康对人与社会具有效用。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发展的基本需求［5］［6］［7］。对于个人和家庭来说，良好的健康状态能够帮助人们有效地投入生产生活，对提高收入和增进福利具有重要的作用［8］［9］(P24)。对于社会而言，国民健康与社会生产力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其次，健康具有风险。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一段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将会面临各种诸如环境、行为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由于这些影响因素是复杂多变的，使得人类健康具有动态性，从而衍生健康风险［10］(P4)。伴随着健康风险产生，遭受疾病的社会人群产生心理和生理的双重病痛，劳动能力下降，为了缓解和恢复健康，不得不承担由健康风险带来的疾病经济负担。疾病经济负担将会带来患病人群的经济消耗和社会经济损失［11］(P259－260)。基于上述原因，有必要通过政府和个人的共同作用进行健康投资，从而改善国民健康状况，增进个人的人力资本，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世界银行较早地对健康投资进行了研究，从政府责任的角度提出各国政府应制定相关措施改善卫生状况［12］。高梦滔、姚洋从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家庭内部成员健康投资的导向和责任［13］。可见，政府和个人都具有健康投资的责任。社会保险机制的建立是政府健康投资的方式之一，家庭的健康投资需要家庭医疗消费产出，但贫困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束缚家庭医疗消费。医疗保险、贫困因素以及家庭医疗消费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以下就三者的研究现状择要述之。从医疗保险效用的视角出发，学者们的研究存在正反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持正面的观点，认为医疗保险一方面能够有效降低医疗服务价格，提高居民的医疗消费水平，增进居民的医疗保健需求和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同时对提高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医疗服务利用率具有显著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医疗支出风险平滑的财务机制，医疗保险的费用分担制度有效降低了医疗支出，减轻了低收入群体的医疗负担，对群体差异的人群发挥了分散风险的功能［14］［15］［16］［4］［17］［18］。持负面观点的代表学者解垩通过研究发现医疗保险的补偿并没有减轻城乡患病家庭的贫困状况，反之增加了贫困家庭的医疗消费负担，贫困群体的医疗费用支出超过收入比例的增加，医疗保险对中国城乡家庭具有反贫困效应［19］。此外，医疗保险成为扩大医疗卫生服务利用不平等的约束条件，与对医疗卫生服务存在更多需求的穷人相比，富人消耗了绝大多数医疗卫生服务资源，使得穷人陷入“疾病－贫困－疾病”的恶性循环之中［20］［21］(P12－24)［22］。医疗保险设立的作用在于分担风险，互助共济，从而保障正常的生产生活，维护社会安定。然而，对于经济贫困的人群来说，医疗保险是否真正起到了分散风险的作用呢?在农村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总体呈下降趋势，而医疗消费则呈反向趋势不断上升，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医疗消费支出比例较高，同时“广覆盖、低保障”的医疗保险难以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增长，透视出医疗费用持续增长给居民带来了较大的疾病经济负担，医疗保险远远不能满足居民的医疗需求［16］［23］［24］。解垩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医疗保险补偿以后，医疗保险对城乡家庭的贫困状况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并且对城乡家庭的减贫作用存在差异，对城市家庭的减贫程度高于农村。但这种缓解并不显著，医疗保险对降低家庭的医疗支出，缓解贫困具有微弱的作用［19］。综合以上研究，针对家庭医疗消费影响因素及其结构变化的争论，文章将探索分析三个问题:第一，医疗保险制度对家庭医疗消费有何影响，是否显著改变家庭消费结构;第二，经济状况，尤其是贫困因素对家庭医疗消费是否具有显著的约束性;第三，医疗保险和贫困的联合作用是否显著影响家庭医疗消费结构，将会产生哪些影响。

三、假设、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研究假设

基于理论分析和文章需要，做出如下假设:假设1:医疗保险能够刺激家庭的医疗需求，有效提升家庭医疗消费水平。假设2:经济状况对家庭医疗消费有重要影响，贫困会约束家庭医疗需求，抑制家庭医疗消费。家庭越贫困，医疗消费水平越低。

(二)研究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是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调查跟踪数据，该数据由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联合调研获得。根据医疗保险试点先后，结合区域分布和人口、经济发展等因素，选取了乌鲁木齐、潍坊、吉林市、常德、绍兴、厦门、成都、包头、西宁九个城市，在采取随机抽样的基础上，进行跟踪调查，目前已经完成2008年—2011年跟踪调查数据，其中，2011年完成有效访问户11105户，有效访问人口30496人，随访率为87.04%，其他年份调研规模大体相同。调查主要针对城市居民(市民、流动农民)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利用、费用、保险等内容。本研究使用了2008年—2011年四年的面板数据，样本四年一共16407个家庭，127300人次①。

(三)变量选择

从总体来看，家庭医疗消费的影响因素不仅与家庭的基本情况有联系，同时也受到医疗制度、家庭医疗观念等家庭和社会层面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基于研究需要，将家庭医疗支出额度和家庭医疗支出比例作为因变量，主要反映家庭一年内医疗支出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在自变量的选取方面，家庭医疗消费状况首先受到家庭基本特征的影响，因此选取家庭规模、家庭赡养比、户主民族、户籍、家庭人均收入来控制家庭基本情况。此外，将家庭成员疾病程度作为家庭年内医疗需要的变量，选取最近医疗点时间代表居民的医疗卫生可及性，选取是否是低保户作为家庭贫困状况的变量，选择户主健康意识控制家庭医疗观念，选择家庭(主要成员)是否有医疗保险作为反映家庭医疗保险状况的变量。

四、经验分析

(一)描述分析

针对下表中的数据分布进行表述分析。自2008年至2011年，家庭医疗支出额度不断上升，从3024.11元增加到了3322.63元，说明家庭绝对医疗消费逐年上升;家庭医疗支出比例则变化不大，大致稳定在12%，家庭相对医疗消费趋势较为稳定。家庭规模保持在3.3左右，大多数家庭常住人口为3人，反映出现代家庭模式以核心家庭为主。家庭赡养比从22%提高到26%，老年人口占家庭人口的比重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老龄化趋势的发展;样本中的大部分户主为汉族，同时大多数为城市户籍;家庭人均收入不断增加，从1869.48元提高到2456.52元;家庭成员的疾病程度处于比较严重的状态，但疾病严重程度不断减轻;家庭位置距离最近医疗点的时间平均约为12分钟;家庭的健康意识由薄弱逐渐增强;家庭成员拥有保险的比例不断提高。

(二)回归分析

根据回归模型，分别使用面板数据混合效应OLS模型、固定效应OLS模型和随机效应OLS模型进行估计，同时，进行F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发现，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具有一致性。而且，不论家庭医疗消费绝对量还是相对比例，F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都支持选择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所以，本研究后续的回归均是使用面板固定效应OLS模型估计。分别比较原始估计模型和在放入医疗保险和低保户的交互项后的模型，估计结果见下表。通过回归结果，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医疗保险对家庭的医疗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具有稳健性。与没有医疗保险的家庭相比，拥有医疗保险的家庭的医疗消费水平显著高于没有医疗保险的家庭。医疗保险具有补偿和分散风险的效用，一方面，医疗保险有效降低了医疗服务价格，提高了家庭对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形成了推动作用，促使家庭购买更多的医疗服务，提高了家庭的医疗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消费形成拉力，通过较低的医疗服务价格吸引家庭的医疗消费，释放了家庭成员的医疗卫生需求，从而增加了家庭的医疗卫生支出。无论是家庭的绝对医疗消费，还是相对医疗消费，都受到医疗保险的正向影响。以家庭收入和是否是低保户来代表家庭的经济水平，经济水平对家庭医疗消费有显著的影响。家庭人均收入对家庭绝对医疗消费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人均收入越高，家庭医疗消费额度越大;以是否是低保户家庭来衡量家庭的贫困状况，检验家庭医疗消费的影响因素，发现非低保户家庭的相对医疗消费显著高于低保户家庭的相对医疗消费，即贫困家庭的医疗消费水平低于非贫困家庭的医疗消费水平。以上说明经济状况会显著影响家庭的医疗消费水平，贫困家庭的医疗消费需求受到了贫困状况的约束，符合上文的研究假设。通过医疗保险和是否是低保家庭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医疗保险和是否是低保户家庭对家庭绝对医疗消费的作用不具显著性，同时对家庭的相对医疗消费存在微弱的正向影响，低保户家庭在拥有医疗保险后，家庭的医疗消费水平会略微提高，说明拥有医疗保险的低保户家庭，其医疗消费绝对水平并不会比其他类别家庭更高。但由于医疗需求得到释放，其家庭医疗消费所占比例水平有所提高，这证明了医疗保险对贫困家庭医疗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在其他变量中，家庭成员的疾病程度对家庭医疗消费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并且具有稳健性。家庭成员的疾病程度越重，医疗需要越大，家庭医疗消费水平越高，说明家庭医疗消费水平显著受到医疗需要的影响。家庭规模对家庭绝对医疗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家庭的相对医疗消费具有负向影响，但不具有显著性，说明家庭规模越大，家庭的绝对医疗消费水平越高。家庭赡养比对家庭医疗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具有稳健性。家庭赡养比越高，家庭医疗消费水平越高，说明老年人的医疗需求可能是影响家庭医疗消费的重要因素。户籍是影响家庭医疗消费的重要因素，在城市中，户主是城市户籍的家庭医疗消费水平高于户主是农村户籍的家庭医疗消费水平。

(三)分低保户回归分析

在回归分析中，医疗保险对家庭绝对医疗消费和相对医疗消费都具有显著的影响，在医疗保险作用下，家庭的绝对和相对医疗消费水平均有所提升，反之，贫困因素对家庭的绝对和相对医疗消费具有抑制作用。为了进一步检验医疗保险影响的稳健性，本研究将人群分为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两类，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下表。医疗保险对低保户和非低保户家庭的医疗消费影响存在差别。医疗保险对非低保户的家庭医疗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非低保户家庭而言，有医疗保险的家庭的医疗消费水平高于没有医疗保险的家庭，医疗保险均能抬升非低保家庭的绝对医疗消费和相对医疗消费水平。对于低保户家庭而言，医疗保险对家庭的绝对医疗消费具有正向影响，而对相对医疗消费具有负向影响，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低保户家庭有无医疗保险，并不会显著抬升其家庭医疗消费。其他变量回归结果基本与上文一致，此处不再赘述。

(四)分户籍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消费影响的城乡差别，进行分户籍的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见下表。从下表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医疗保险对城市户籍的家庭医疗消费具有显著的影响，并且具有稳健性。在市民中，拥有医疗保险能够显著抬升其家庭的绝对和相对医疗支出，医疗保险释放了市民的医疗需求，并影响了其消费结构;而在城市流动的农村户籍人口中，拥有医疗保险将会显著释放其医疗需求，也会显著抬高其家庭医疗支出比例;但是，交互项回归发现，在城市流动的农村户籍人口中，拥有医疗保险的贫困家庭的绝对医疗支出并不会显著高于其他农村户籍家庭，而其相对医疗支出比例则显著高于其他农村户籍家庭，这也证明了医疗保险释放了在城市流动的农村户籍家庭的医疗需求，改变了其家庭消费结构，这种影响会显著明显于其他农村户籍家庭。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与上文基本一致，此处不再赘述。

五、研究结论与若干思考

(一)研究结论

综合上述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研究结论。第一，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医疗消费能够显著提高家庭的医疗消费水平。通过控制其他变量，考察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消费的影响，医疗保险能够有效降低医疗服务价格，进而释放家庭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增进家庭的医疗卫生可及性，进而提升家庭医疗消费的绝对量和相对水平，这一结论验证了假设1。第二，经济状况对家庭医疗消费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家庭收入越低，家庭医疗消费水平越低;另一方面，低保户家庭的医疗消费水平显著低于非低保户家庭的医疗消费水平。说明贫困会显著抑制家庭医疗消费，验证了假设2。第三，在考察医疗保险和贫困的交互作用对家庭医疗消费影响的情况下，其交互项显著正向作用于家庭相对医疗支出水平，即获得医疗保险的低保户会显著提高家庭医疗相对支出水平，而在医疗消费绝对水平上变得与其他群体基本无显著差异了，这进一步证明了医疗保险的积极作用。虽然贫困家庭会因此而承担更高的家庭财务风险，但是，它让贫困家庭能够拥有与其他家庭基本无差异的绝对医疗消费，这是非常巨大的贡献，因为由于贫困约束，贫困家庭长期医疗消费受到抑制，医疗消费显著低于非贫困家庭。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明和深化了这一结论，即医疗保险与贫困交互项之所以对家庭相对医疗消费水平影响显著，这一影响主要发生在拥有农村户籍的城市流动家庭中，这也进一步证明，让在城市的流动人口获得必要的医疗保险对其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提升极为必要。

(二)若干思考

1．强化医疗保险对贫困人口的保障作用理论和经验现实都表明，贫困人口往往更可能被暴露于疾病风险之下，相对于其他人群而言，贫困人口往往更有脆弱性。作为基本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国民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应当更加注重对以贫困人口为核心的弱势群体予以扶助，正如本研究所揭示的，医疗保险在改善贫困人口卫生服务利用的同时，可能存在加剧其家庭财务风险的可能。第一，应当通过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强对贫困人口小病预防和及时治疗的帮助，使贫困人口疾病风险得到及时控制和解决;第二，应当针对贫困家庭有针对性的完善大额医疗报销政策，在保险报销封顶线之外，优先对贫困家庭予以大额医疗扶助;第三，应当完善基本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的衔接，使贫困人口能够得到不同层面的保障和福利;第四，应当通过不断改善报销结构、提高保障水平，并有针对性地对贫困人口和方便报销程序方面给予便利，降低其保险利用成本。此外，还应当弱化经济作用对社会医疗保险的影响，削弱收入等因素对个人利用社会医疗保险的影响和限制，强化社会医疗保险作为国民基本健康权利的属性。当然，也应当在国民基本健康权利保障和控制道德风险之中寻求平衡。

医疗消费范文篇4

关键词：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家庭消费

1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家庭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影响

通过对相关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在我国的城镇地区，拥有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其日常生活过程中家庭总的消费支出要高于没有医疗保险家庭百分之六左右。由此可以看出，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在城镇地区的设定与实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家庭总体消费水平的提升。其次，在对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调查分析后发现，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提出对居民该家庭消费行为和支出数据的影响较小；对城镇地区居民的就诊观念的行为基本不会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此外，在调查分析医疗保险对非医疗家庭消费的影响后发现，在控制好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等其他变量情况后，参与城镇医疗保险的家庭在此方面的支出相对较高，所以，医疗保险对家庭在此方面的消费支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政策制度方面的建议

2.1完善基层医疗保险机制

就医疗保险这一社会保障机制本身来看，其覆盖面积的增加，在激发城镇家庭消费方面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所以，我国政府部门应该要加强该项制度体系的建设，确保该社保体系可以实现全民覆盖，从而使城镇中的所有居民和人员都可以享受到医疗保险。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医疗保险机制的管理和负责范围可以覆盖到所有有资格获得社会保障的城镇居民，我国相关政府部门需要不断的完善相关管理机制的建设。就目前来看，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在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这一工作上投入的资金数量相对较少。对此，政府部门首先应该要增加财政投入，在自己所能够支配的总资金额中划分出一部分作为社会保险工作的发展基金，从而提升其在基层医疗保险工作中的资金投入和基层社会保障的服务水平，缩小城镇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进而为城镇中收入较低的人群提供有效的社会保障。其次，施行城镇医疗保险基金使用情况公开管理监督机制，定期向人民群众和相关媒体公布基金的最新使用情况，方便公众共同监督，一旦发现违法使用行为，则要立即举报。

2.2提升城镇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

增加城镇居民的经济收入，不仅能够提升其家庭消费水平，还可以推动城镇社会经济的快速。因此，我国政府部门需要加大完善相关就业机制的力度，通过增加城镇就业资金投入总量，促进一些劳动密集型和科技密集型企业在我国城镇地区的发展，拓宽城镇居民获得经济收入和就业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部门还需要根据不同地区城镇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特色，制定和落实相关就业政策制度，通过设置一些带有公益性的工作岗位，对城镇居民本身的就业和再就业能力进行培训，帮助一些就业困难的人民群众快速就业。此外，各地区政府部门应该立足与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各项要求，结合其地区发展特色，制定出合理的工资增长方案，以现有的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状态为基础，适当的优化调整当前我国城镇地区的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确保相关扶持政策能力被落实，并积极鼓励城镇地区居民自主创业。

2.3转变城镇地区居民的消费观念

要想从根本上促进城镇家庭消费，转变居民自身的消费理念，大力向居民推广多样化的消费方式，引导消费者接受和使用新消费手段，适当进行超前消费十分必要。因此，我国城镇地区的政府部门应该要不断的完善个人信用和诚信制度建立起完善的信贷消费服务体系，强化宣传城镇医疗保险的力度，逐渐向城镇居民普及相关知识，从而确保其在形成社保意识的前提下，提升其消费水平。结束语基本医疗保险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城镇地区的居民家庭消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城镇居民整体的家庭消费水平，为扩大我国内需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因此，在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扩大基本医疗保险在我国城地区的覆盖范围，极大对该医疗保险优势的宣传力度，转变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观势在必行。

作者:卢艳玲 单位: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胥各庄街道办事处

参考文献：

[1]臧文斌,刘国恩,徐菲等.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2,07(07):75-85.

医疗消费范文篇5

本文作者：叶向明徐芸徐盛鑫胡希家工作单位：浙江卫生经济研究杂志社

扩大医疗保健消费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贵、看病难”问题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众所周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居民就医自付医疗费用给居民带来的直接经济影响。从上述分析可知，医疗服务消费包括基本医疗消费和特需医疗消费。基本医疗消费属于自发消费，价格弹性较小，在生活中必不可少；特需医疗消费属于引导消费，价格弹性较大，在生活中可有可无。试想，居民在收入不高的情况下，根本不会浪费金钱在点名手术、住高档病房和购保健产品上；同时，即使居民收入较高，也不会过度消费特需医疗服务，使自己陷入贫困境地。因此，让居民感觉有医疗经济负担的主要是基本医疗消费。消费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共消费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在一些领域，公共消费和居民消费具有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的公共消费上升，居民将大量替换出用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开支，并将其转化为其他方面的消费，居民的消费由此扩张，产生消费的“挤入效应”[2]；如果政府的公共消费不足，那么对居民来说，将在教育、医疗等方面花费更多，其他方面的消费就会被迫减少，表现为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当前，由于公共消费不足而导致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已是一个客观事实。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居民看病费用主要由自己负担，导致医疗经济负担沉重。扩大医疗保健消费主要是通过扩大医疗保健公共消费，加大政府对预防服务领域的投入，使居民少生病、甚至不生病，从而从根本上减少居民就医费用支出；同时加大政府对基本医疗服务的投入，完善医疗保险体系，以更加优惠的措施甚至免费向社会全体居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从而减少居民在基本医疗消费方面的个人支付。反过来，基本医疗服务价格下降，可以释放由于支付能力不足而压抑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使基本医疗消费总量增加。同时，居民用于基本医疗消费的个人支出减少，可以通过培育新的医疗保健消费热点，将其转化为特需医疗消费、保健服务消费，产生医疗保健消费的“挤入效应”，从而扩大医疗保健消费。因此，扩大医疗保健消费可以减轻居民医疗经济负担，而居民医疗经济负担减轻又可促进医疗保健消费的扩大，两者并不矛盾，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医疗保健消费对社会经济的贡献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扩大医疗保健消费对社会经济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对社会经济有直接拉动作用，同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二是提高劳动力身体素质，间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三是消除疾病隐患，减少疾病经济损失。直接拉动经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的《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显示[3]，受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深等因素推动，预计“十二五”期末，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上升到47%左右，超过工业成为经济增长最大贡献力量，届时中国将迎来一个“服务经济时代”。医疗保健服务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医疗保健行业从业人员的劳动，可以直接拉动GDP增长。目前，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5%左右，在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中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不仅低于OECD国家，而且低于巴西、古巴、越南、印度等发展中国家[4]。同时，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是卫生总费用占世界卫生总费用仅2%，因此我国医疗保健消费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根据国外的发展经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保健消费将会不断升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会不断提升（发达国家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也会大大增强。

间接促进经济发展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导致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因，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保健消费的增加会提高就业人员的健康水平，提高其劳动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1993年世界银行在研究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数据后提出，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提高个人的经济生产率，提高各国的经济增长率[5]。伊罗（Arora）运用9个发达国家100～125年的62个健康相关时间序列考察了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健康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非常相关，由健康相关变量导致的增长在26%～40%之间[6]。世界银行1995年采用的国民财务测量方法将国民财富分为三类：一是物质资本，二是自然资本，三是人力资本。根据世界银行对192个国家的评估，物质资本占国民财富的比重为16%；自然资本占20%；人力资本占64%。德国、日本、瑞士等高收入国家，人力资本占国民财务比重的80%左右。扩大医疗保健消费，就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资源素质，保证有更多、更好的劳动力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从而增加整个国民财富，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有学者估计，1950～1982年，我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从35年增加到69年，由此可创造经济价值24730亿元左右，平均每年大约773亿元，相当于GNP的22%[7]。2.2.3减少疾病经济损失疾病经济损失不仅包括看病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而且包括患病人员工作效率下降及其他行业需求萎缩导致的间接经济损失。例如，2003年暴发的非典疫情对我国的经济影响非常严重，不仅对旅游、餐饮、交通、娱乐等行业带来致命冲击，而且对多数产业部门也带来不利影响。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估计，非典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0.3～1.0%[8]。又如，我国艾滋病等传染病的流行形势也非常严峻，对经济持续增长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据兰德公司估计，艾滋病等各类传染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在1.8%～2.25%之间[9]。另外，日益增多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也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人力损失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扩大医疗保健消费可以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阻止疾病传播和恶性转归，从而达到减少疾病经济损失的目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面提供，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努力实现全体人民病有所医。”在政府保障居民基本医疗的背景下，鼓励在经济上尚有“余力”的居民投资健康，扩大医疗保健消费，不仅可以减少政府在非基本医疗方面的负担，从而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有更多财力来保障居民的基本医疗，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而且可以提高居民整体健康水平，促进社会经济稳步发展，从而保证政府有更多财力投入到医疗卫生行业中，形成良性循环。因此，当前扩大医疗保健消费是与时俱进，国家应切实出台相关措施，鼓励居民投资健康。

医疗消费范文篇6

关键词：老龄化；医疗消费；就诊决策；医疗支出

Abstract:ThispapermakesafieldsurveyofJiangsuprovincewheretheagingextentishighandanalysesthemedicalconsumptionoftheoldpeopleintheruralareaontheTwopartModel.Theresultshowsthatthephysiologicalfeaturesanddiseasemodesofoldpeoplemakethemfacewithmorehealthrisksandneedmoremedicalconsumption.Also,theindividualandfamilysituations,income,health,theseverityofillnessesandthequalityofmedicalservicehavedecisiveinfluencesupontheoldpeople’smedicalconsumptionintheruralarea.

Keywords:aging;medicalconsumption;decisiontoseeadoctor;medicalcareexpenditure

一、研究背景

目前，中国老龄化速度居世界首位，伴随着老年人口规模日益庞大和老龄化速度快速提高，社会在养老保障、老人福利设施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江苏是全国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省份之一，根据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年，全国老年人口抚养比①为12.72%，江苏省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4.95%，名列全国第4，其中，农村老年抚养比达到17.83%，高出城市6.16%。农村老龄化速度快于城镇的原因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转移的主要对象是年轻人，农村和城市的年龄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变化。20世纪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健康老龄化”的概念，强调人在进入老年阶段后应继续保持健康的身体状况。因此，在老龄化的背景下探讨农村老龄人口这一特殊群体医疗服务的消费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和医疗服务利用的研究主要是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医疗消费和就医状况的分析，顾大男基于1998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高龄老人患病能否得到及时医治的状况，结果表明农村高龄老人不能得到及时医治的比例略高于城镇［1］；任远初步探索了老龄消费市场的特征，提出老龄人口由于生理衰老形成了以“护理服务”、“护理商品”和“护理设施”消费为主的老衰老龄市场［2］。然而，现有相关文献大多仍主要集中于对城市老年人医疗需求和医疗服务利用的研究［3-5］，缺乏对江苏省这一老龄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的分析，对江苏省老年人医疗与健康相关问题的研究仅见于黄润龙等，他们对江苏省高龄老人健康状况的进行了分析，探讨了高龄老人的婚姻、家庭、性格和精神需求、生活自理能力、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及健康状态等问题［6］。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实地调研数据，分析江苏省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特征，构建两部模型对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行为进行实证分析，探讨老年人就诊决策与医疗支出的影响因素，为政府应对农村老龄化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决策提供依据。

二、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特征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7年11月对江苏省北部5市（每市各选择一县：新沂、东海、涟水、泗洪和响水）农村居民(包括年轻人样本和老年人样本)健康状况及医疗消费的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农村居民的个人和家庭特征、社会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医疗消费情况、参加合作医疗的情况等。调查实行面对面询问填写调查表的形式，样本兼顾了各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户收入水平和居民年龄结构等，最后获得985个农村居民有效样本，其中，18～59岁的年轻人样本为803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样本为182个。本文采用了老年人样本进行研究，总结了调查地区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特征：

1.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年轻人更差，慢性病发病率较高

居民对医疗服务的消费来源于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改善或保持，这是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制定相关医疗卫生服务公共政策的出发点。调查结果显示（表1），农村老年人自我评价健康状况为一般的比例最多，约占总样本的38%，自我评价差和良好的比例相当，自我评价健康状况非常好的比例最少，仅占8.24%。老年人样本和年轻人样本相比，年轻人自评健康状况差的比例比老年人低18.4%，而自评健康状况为良好和非常好的比例均明显比老年人的高。从有无慢性病指标来看，老年人样本有慢性病的比例占40.11%，远远高于年轻人，而且，老人所患慢性病病种主要是慢性疼痛、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和糖尿病4种。

2.老年人患病的概率高，但因经济困难应就诊未就诊的可能性也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一年里，有86.26%的老年人生过病，但在患病的样本中，只有87.90%的老年人前往诊所或医院就诊，有12.1%的样本应就诊未就诊；在就诊的样本中，看门诊的比例占到85.51%，住院的比例占14.49%。然而，年轻人患病的概率略低于老年人，进一步分析显示，老年人应就诊未就诊的原因大多是经济困难，占各种原因的57.14%。

3.老年人医疗支出较高，但收入水平较低，疾病经济负担更为严重

调查样本的老年人在过去一年的医疗支出均值为1361.66元，高出年轻人403.15元。然而，调查样本的老年人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819.4元，比年轻人家庭人均纯收入低603.63元。这说明，老年人的疾病经济负担更为严重，他们会将更多的钱用于看病就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老年人生理机能逐渐发生衰退，患病的概率较高，具有较高的医疗服务需要，但由于老年阶段收入较低，面临更为严重的疾病经济负担，因此，老年人群因为经济因素导致的应就诊未就诊的问题更为突出。

三、老年人口医疗消费的影响因素

根据老年人的生理和消费特征以及医疗产品自身的特征，本文将影响老年人医疗消费的因素分为以下几类：

1.个人和家庭特征

影响医疗服务需求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家庭人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男性的预期寿命均低于女性，这可能是生理因素决定，也可能是男性在年轻的时候对身体的折旧更大；生老病死的生理规律决定了个体随着年龄的增大将需要更多的医疗服务，年龄程度不同，对医疗服务的消费也可能会存在差异；受教育程度也可能对医疗消费有潜在的影响，越是受过较好教育的人越有预防和就诊的意识，他们生病带来的机会成本更高，同时，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可能已经具备更好的自我护理能力而拥有良好的身体状态，因此相对减少了他们患病后的医疗服务支出；单身的老年人更容易产生孤独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健康状况从而影响到医疗消费；另外，文献研究表明，家庭人数也是医疗服务消费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人数多的家庭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关怀和照顾更多，有利于老年人优良健康状态的保持，减少医疗消费。

2.健康状况与疾病特征

老年人医疗消费这一购买行为来源于对医疗产品或服务的需要，其功能在于延长寿命、恢复和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因此，健康状况与疾病特征是影响医疗消费的重要因素。老年人首先感知到的健康问题决定他是否进入医疗服务市场，本文采用自评健康状况、慢性病史和疾病严重程度3个变量反映老年人对自己是否需要消费医疗服务的感知。健康状况差或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平时可能会更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更注重医疗服务方面的消费，慢性病患者会长期服用相关药物，疾病的严重程度反映了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强度，所患疾病不严重时，老年人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就诊，当感知到疾病越严重时，他们就诊的可能性越高。

3.经济因素

影响医疗消费的重要变量还包括经济因素，例如，收入、价格和是否参加合作医疗等。收入增加意味着支付能力提高，这将促进居民医疗服务消费。大量研究表明，医疗产品是一种正常商品，医疗品价格的下降会促进人们对医疗品的消费。医疗保险与医疗服务需求之间的联系主要依靠医疗服务价格的变化来实现，因此，要获得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作用的相关信息，关键取决于医疗服务需求的价格弹性。老年医疗保险是一种疾病经济风险分摊的形式，这种第三方支付的特征间接地降低了老年人支付的医疗服务价格，当前在中国农村实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具有这样的功能。

4.生活方式

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8项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吸烟、饮酒、滥用药物、体育活动少、高热量和多盐、轻信巫医、社会适应不良和破坏生物节律。吸烟会导致癌症、冠心病、肺病等疾病，目前，烟草的使用是世界死亡增长最快的原因之一；过度饮酒对人体肝脏和脑神经的危害最大，导致肝病、心脑血管疾病。

5.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

老年人的身体活动能力远不如年轻人，因此，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方便程度也是影响他们是否就诊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医疗支出来测度的医疗消费，其内涵不仅包括数量，也暗含了质量，因此，考虑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时应加入医疗服务质量因素。治疗效果或许是医疗服务质量的最直接的指标，但难以量化，较直观的测评方法是老年人对医疗机构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的评价。四、农村老年人口医疗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

1.模型选择

本文选取两部模型法，采用是否就诊和医疗支出两个指标考察老年人的医疗消费行为，其依据主要在于医疗支出有别于其他一些变量具有特殊的分布特征。第一，在一定时期内，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没有进行医疗消费，即医疗支出为零，然而，这部分零医疗支出是实际支出而并非潜在支出，因此，不能选用类似工资方程的Heckman两阶段法；第二，非零医疗支出高度有偏，这反映了如果采用线性回归将导致模型残差也不服从正态分布，不满足线性回归的基本假设。本文的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均值为1361.66元，标准差为4135.935，偏度系数为6.5332，峰度系数为49.6532，这说明调查样本的老年人医疗支出也呈非正态分布。由兰德实验室提供的两部模型法解决了以上问题，它将居民医疗消费行为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为就诊概率模型，分析是否就诊的决策行为，公式(1)中Ii表示第i个人就诊的概率，当Ii＞0时，医疗支出为正，Xi为第i个个体的特征变量。第二个阶段为医疗支出模型，分析医疗支出水平的决定因素，公式(2)中MEDi为第i个人的医疗支出，第二阶段的方程只有在第i个人就诊的条件下才成立［7］。

Ⅰ：Ii=Xi+βlE1i,E1i～N(0，1)(1)

Ⅱ：1nMEDi=Xiβ2+ε2i,ε2i～N(0，σ2)(2)

模型的第二阶段将医疗支出取对数，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医疗支出的非正态分布。对本调查老年人医疗支出取对数后进行正态性检验，偏度系数为0.022，峰度系数为2.37，卡方值为3.93，相伴概率p值为0.1404，这说明取对数后的医疗支出已服从正态分布。

2.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两部模型和江苏省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数据，构建了就诊概率模型和医疗支出模型，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就诊概率模型为probit模型，因变量设定为是否前往医疗机构就诊（是=1，否=0）；医疗支出模型为对数线性模型，因变量为医疗支出的对数。

首先看就诊概率模型，模型通过了联合性检验，回归总体是显著的。变量“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人数”、“家庭人均纯收入”、“是否参加合作医疗”和“疾病的严重程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是影响江苏省农村老年人就诊决策的主要因素。女性就诊的概率高，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中女性患病的概率更高，也有可能是在女性和男性老年人都患病的情况下，女性更注意对疾病风险的规避而寻求医疗消费。变量“受教育年限”的系数符号为负，说明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就诊的概率较高，这可能是因为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本身身体状况更差，更容易生病就诊。家庭人数与就诊概率呈负相关，这说明家庭规模越大，可以降低老年人就诊的概率，这可能是因为家庭人数多的老年人身体更健康，生病后得到子女的照顾也充分，因而同等情况下比家庭人数少的老年人就诊的可能性更小。变量“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系数为正，说明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经济水平的提高可能会促进老年人医疗消费，通过计算弹性值，老年人就诊概率的收入弹性为0.033，说明当老年人家庭人均纯收入提高1%，就诊概率提高0.033%。“是否参加合作医疗”也是影响老年人就诊决策的主要因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医疗费用实行分段按比例报销，这相当于降低了老年人医疗消费的价格，因而能促进老年人就诊的概率。本文将全部样本疾病的严重程度分为4类：没生病、轻微、一般和严重，回归结果显示，疾病的严重程度是老年人就诊的主要影响因素，所患疾病越严重，老年人就诊的概率越高。另外，变量“年龄”、“单身”、“医疗服务价格”、“健康状况”、“慢性病”、“吸烟”、“饮酒”和“交通时间”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是影响老年人就诊决策的主要因素。

模型二医疗支出模型也通过了联合性检验，回归总体是显著的。布罗施—帕甘(Breusch-Pagan)检验结果为卡方值0.10，相伴概率为0.7473，表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方差膨胀系数（VIF）均值为1.99，最大值为4.72，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总的来说，“教育年限”、“健康状况”、“疾病严重程度”和“医疗服务质量”是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老年人受教育年限与医疗支出呈正相关，说明文化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在医疗产品或服务上的支出越多；老年人健康状况越差，医疗支出越高；所患疾病越严重，医疗支出越多；医疗服务质量越高，医疗支出也越高。其他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是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从符号上看，男性的医疗支出比女性更高；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大，医疗支出越高；单身的老年人医疗支出更高；家庭人数越多，家庭中老年人的医疗支出越低；家庭人均纯收入越高，家庭中老年人医疗支出越低，可能的解释是收入增加带来的健康效应使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更为优良，因而医疗支出更低，这在封进等的研究中已得到证明［8］，她将收入水平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分为两种效应：一是直接效应，即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居民对健康的需求增加，因而医疗支出水平更高，二是间接效应（健康效应），即通常收入较低的人健康状况较差，出于对风险的规避，医疗支出较高。本文的结果证明了在本次调查中，收入水平对医疗支出的作用表现为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即收入水平的提高改善了居民的健康状况，使得医疗支出较低。医疗服务价格对老年人医疗支出的价格弹性为-0.2094，表明当医疗服务价格降低时，会促进老年人对医疗品的消费，医疗支出增加。老年人参加合作医疗会增加老年人的医疗支出，这是因为虽然合作医疗降低了医疗服务的价格，但促进了对医疗服务数量的消费而导致医疗支出较高。另外，吸烟的老年人医疗支出更低，饮酒的老年人医疗支出更高；老年人到服务态度较好的医疗机构就诊，其医疗支出也较高。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带来了一系列的老年人问题。江苏省是全国率先进入老年社会的地区之一，目前的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龄化水平也较高，因此，研究江苏省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医疗消费问题具有代表性，本文的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和政策含义：

第一，与其他年龄群体相比，老年人特有的生理特征和疾病模式决定了老年人群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更差，患慢性病的概率更高，更注重医疗和服务方面的消费。但由于老年人收入水平较低，因经济困难应诊而未诊的可能性也较年轻人更高，疾病经济负担更为严重。本文认为，对于社会来讲，老年人问题的本质不是人口老龄化本身，而是对社会养老保障、老年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老年人福利等制度的挑战。

第二，一般来说，受传统的思想观念影响，老年人更希望自己儿孙满堂、人丁兴旺，亲情对老年人良好健康状况（包括生理、心理和精神）的保持有积极作用。实证分析表明，家庭规模大有利于减少老年人对医疗的消费，医疗支出也较低。如果我们能为老人提供一个温暖的家庭氛围，为独居的老人提供家庭式集体生活的福利院，使老年人感受到家的温暖，是社会应对老龄化过程中减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一个有效手段。目前，政府对老年人救助的供养方式一般分为家庭供养和集体供养，本文的结论为集体供养提供了一个科学依据。

第三，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使老年人更倾向于规避疾病风险，导致就诊概率增加，但由于收入带来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而导致经济状况好的老年人健康状况更好，具有更低的医疗支出。因此，相应的政策含义是通过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促进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利用，这样可以降低医疗支出，节约社会医疗资源，有效地控制社会医疗卫生费用。

第四，控制医疗服务价格可以促进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利用，使经济困难应就诊而不能就诊的老年人能进入医疗市场就医，使他们获得充分的治疗。目前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就是通过降低医疗服务价格，给予居民补贴，促进了老年人医疗服务的利用。

第五，实证分析也表明，医疗服务质量也是影响医疗支出的重要因素之一，这验证了医疗支出本身已包含医疗服务质量这一要素，为我们以后研究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时需要考虑医疗服务质量提供了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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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消费范文篇7

关键词：泰州市；老年人；医疗消费行为；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都明显提高。然而经济新常态下，在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也在不断增强，于是，我国发展正面临着一个突出问题———老年人医疗消费的需求不足。根据《2016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表明，老年人的潜在医疗消费需求量很大，市场潜力巨大，因此迫切需要对老年人医疗消费行为的现状、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医疗消费行为是消费者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的健康需要，通过医疗市场而获得的，使用医疗物质资料和医疗服务资料的心理和行为活动，与一般消费行为相比较，医疗消费行为反映的是居民对健康的需求，虽然遵循消费者由需求到动机再到行为的消费者行为规律，但医疗消费行为还具有一些特殊性。本研究旨在探讨老年人医疗消费行为的特征，分析其影响因素，改善老年人的就医环境。

一、资料来源与方法

（一）研究目的。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了解泰州市海陵区老年人医疗消费的现状；探讨泰州市海陵区老年人医疗消费行为的表现及其特征；泰州市海陵区老年人医疗消费行为变化的影响因素。以此提出促进泰州市海陵区老年人医疗消费行为健康快速发展的措施及政策建议。（二）研究方法。1.文献法。通过浏览国内外大型数据库有关数据以及政府网站的相关信息，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了解已有的成果和经验，为本文的撰写提供参考依据。2.问卷调查法。2019年5—7月，通过网上发放调查问卷以及面对面询问的方式对泰州市海陵区老年人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获取相关信息资料，再通过对调查对象的定量分析比较，用于本研究。共发出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41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2.4%，调查问卷通过信效度检验显示可接受，见表1、2。3.统计学方法。用Excel2019建立数据库，录入数据，所有数据经SPSS20.0进行统计分析。将调查数据录入SPSS，利用描述性分析、卡方检验等研究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与分析，以P小于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调查结果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选取泰州市海陵区为调研地点，利用网上和实地调查的方式发放了450份问卷，由于条件限制，最终收回416份有效问卷。调查的416位老年人中，城镇户籍的老年人172人，占比41.3%；农村户籍的老年人244人，占比58.7%。男性215人，占51.7%；女性201人，占48.3%。60～69岁的老年人为主，占比63.5%；70～79周岁的老年人111人，占比26.7%；80～89周岁的老年人占比7.9%；9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1.9%。与老伴同住的老年人有268人，占比64.4%；在养老机构居住的老年人只有13人，占比3.1%。身体健康状况为“健康”的老年人有22人，占样本5.3%；不健康的老年人有130人，占31.3%；身体健康状况一般的老年人有264人，占63.5%；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有235位，占56.5%。月均收入在1000元及以下的老年人有171人，占41.1%；在1000～1999元范围内的老年人有191人，占45.9%；在2000～2999元范围内的有42人，占10.1%；收入在3000元及以上的老年人有12人，占2.9%。主要收入来源是退休金的有44人，占10.6%；依靠子女赡养的有149人，占35.8%；劳动所得有219人，占52.6%；其他来源的有4人，占1%。文化水平主要是以高中及以下的文化程度为主，占97.4%；未上过学的老年人占比7.5%，高中以上学历的老年人仅占2.6%。（二）老年人医疗消费行为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对泰州市海陵区老年人医疗消费行为进行调查发现，416位老年人中，身心不适时有60.6%的老年人选择去医疗机构就诊，34.4%的老年人选择先去药店买药，而有5.0%的老年人却选择了先不治疗。在选择首诊医疗机构时，42.5%的老年人选择去普通诊所，33.4%的老年人选择去社区/乡镇卫生院，18%选择县/区医院，3.4%的老年人选择去县级以上医院。在选择医疗机构时，老年人主要侧重于考虑就医便利(42.5%)和花费合理(33.4%)两项因素，在环境(3.8%)、医术(19.5%)、护理水平(0.5%)、医院级别(0.2%)等方面考虑的较少。在药品的选择上，老年人比较关注药品的疗效(44.2%)和费用(33.9%)，而对药品的口碑(10.6%)、品牌知名度(3.8%)以及药店或医院推荐(7.5%)的关注度较低。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决策大多由自己(45.4%)做出，其次是由伴侣(24.8%)或夫妻共同(21.9%)做出，而由子女(7.9%)做出决策的老年人比例较少。详情见表3。（三）泰州市海陵区老年人基本情况与医疗消费行为的关联性分析。利用卡方检验可知，在α=0.05的水平下，若P小于0.05，可以确定该因素对老年人医疗消费情况产生一定的影响，若P大于0.05则尚不能认为该因素对老年人医疗消费情况产生影响。由表4可知，老年人身心不适时首选方案在年龄、收入以及医疗保健的决策上具有显著差异。年龄较小(60～69周岁)的老年人在身体不适时首先选择到医疗机构就诊，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在身体不适时偏向先去药店买药。当年龄高达90周岁以后，老年人身体不适时会优先选择到医疗机构就诊，否则就先不治疗。同样地由表3可知，老年人生病时的首诊医疗机构的选择在户籍、年龄、收入、受教育水平以及医疗保健的决策上具有显著差异。同样由表5可知，老年人医疗机构选择的关键因素在年龄、收入、受教育水平以及医疗保健的决策上具有显著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在选择医疗机构时侧重于选择就医方便的医疗机构，而对医疗机构的花费是否合理的关注度则相对的逐渐减少。同样地由表6可知，老年人医疗机构选择的关键因素在年龄上具有显著差异。年龄不同，选择药品时的关注点也不同。60～69周岁以及80～89周岁的老年人购买药品时比较关注药品的花费，70～79周岁的老年人比较关注药品的花费以及疗效，而9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比较关注药品的疗效。

三、讨论

医疗消费范文篇8

关键词：老龄化；医疗消费；就诊决策；医疗支出

Abstract:ThispapermakesafieldsurveyofJiangsuprovincewheretheagingextentishighandanalysesthemedicalconsumptionoftheoldpeopleintheruralareaontheTwopartModel.Theresultshowsthatthephysiologicalfeaturesanddiseasemodesofoldpeoplemakethemfacewithmorehealthrisksandneedmoremedicalconsumption.Also,theindividualandfamilysituations,income,health,theseverityofillnessesandthequalityofmedicalservicehavedecisiveinfluencesupontheoldpeople’smedicalconsumptionintheruralarea.

Keywords:aging;medicalconsumption;decisiontoseeadoctor;medicalcareexpenditure

一、研究背景

目前，中国老龄化速度居世界首位，伴随着老年人口规模日益庞大和老龄化速度快速提高，社会在养老保障、老人福利设施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江苏是全国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省份之一，根据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年，全国老年人口抚养比①为12.72%，江苏省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4.95%，名列全国第4，其中，农村老年抚养比达到17.83%，高出城市6.16%。农村老龄化速度快于城镇的原因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转移的主要对象是年轻人，农村和城市的年龄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变化。20世纪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健康老龄化”的概念，强调人在进入老年阶段后应继续保持健康的身体状况。因此，在老龄化的背景下探讨农村老龄人口这一特殊群体医疗服务的消费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和医疗服务利用的研究主要是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医疗消费和就医状况的分析，顾大男基于1998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高龄老人患病能否得到及时医治的状况，结果表明农村高龄老人不能得到及时医治的比例略高于城镇［1］；任远初步探索了老龄消费市场的特征，提出老龄人口由于生理衰老形成了以“护理服务”、“护理商品”和“护理设施”消费为主的老衰老龄市场［2］。然而，现有相关文献大多仍主要集中于对城市老年人医疗需求和医疗服务利用的研究［3-5］，缺乏对江苏省这一老龄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的分析，对江苏省老年人医疗与健康相关问题的研究仅见于黄润龙等，他们对江苏省高龄老人健康状况的进行了分析，探讨了高龄老人的婚姻、家庭、性格和精神需求、生活自理能力、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及健康状态等问题［6］。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实地调研数据，分析江苏省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特征，构建两部模型对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行为进行实证分析，探讨老年人就诊决策与医疗支出的影响因素，为政府应对农村老龄化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决策提供依据。

二、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特征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7年11月对江苏省北部5市（每市各选择一县：新沂、东海、涟水、泗洪和响水）农村居民(包括年轻人样本和老年人样本)健康状况及医疗消费的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农村居民的个人和家庭特征、社会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医疗消费情况、参加合作医疗的情况等。调查实行面对面询问填写调查表的形式，样本兼顾了各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户收入水平和居民年龄结构等，最后获得985个农村居民有效样本，其中，18～59岁的年轻人样本为803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样本为182个。本文采用了老年人样本进行研究，总结了调查地区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特征：

1.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年轻人更差，慢性病发病率较高

居民对医疗服务的消费来源于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改善或保持，这是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制定相关医疗卫生服务公共政策的出发点。调查结果显示（表1），农村老年人自我评价健康状况为一般的比例最多，约占总样本的38%，自我评价差和良好的比例相当，自我评价健康状况非常好的比例最少，仅占8.24%。老年人样本和年轻人样本相比，年轻人自评健康状况差的比例比老年人低18.4%，而自评健康状况为良好和非常好的比例均明显比老年人的高。从有无慢性病指标来看，老年人样本有慢性病的比例占40.11%，远远高于年轻人，而且，老人所患慢性病病种主要是慢性疼痛、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和糖尿病4种。

2.老年人患病的概率高，但因经济困难应就诊未就诊的可能性也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一年里，有86.26%的老年人生过病，但在患病的样本中，只有87.90%的老年人前往诊所或医院就诊，有12.1%的样本应就诊未就诊；在就诊的样本中，看门诊的比例占到85.51%，住院的比例占14.49%。然而，年轻人患病的概率略低于老年人，进一步分析显示，老年人应就诊未就诊的原因大多是经济困难，占各种原因的57.14%。

3.老年人医疗支出较高，但收入水平较低，疾病经济负担更为严重

调查样本的老年人在过去一年的医疗支出均值为1361.66元，高出年轻人403.15元。然而，调查样本的老年人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819.4元，比年轻人家庭人均纯收入低603.63元。这说明，老年人的疾病经济负担更为严重，他们会将更多的钱用于看病就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老年人生理机能逐渐发生衰退，患病的概率较高，具有较高的医疗服务需要，但由于老年阶段收入较低，面临更为严重的疾病经济负担，因此，老年人群因为经济因素导致的应就诊未就诊的问题更为突出。

三、老年人口医疗消费的影响因素

根据老年人的生理和消费特征以及医疗产品自身的特征，本文将影响老年人医疗消费的因素分为以下几类：

1.个人和家庭特征

影响医疗服务需求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家庭人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男性的预期寿命均低于女性，这可能是生理因素决定，也可能是男性在年轻的时候对身体的折旧更大；生老病死的生理规律决定了个体随着年龄的增大将需要更多的医疗服务，年龄程度不同，对医疗服务的消费也可能会存在差异；受教育程度也可能对医疗消费有潜在的影响，越是受过较好教育的人越有预防和就诊的意识，他们生病带来的机会成本更高，同时，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可能已经具备更好的自我护理能力而拥有良好的身体状态，因此相对减少了他们患病后的医疗服务支出；单身的老年人更容易产生孤独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健康状况从而影响到医疗消费；另外，文献研究表明，家庭人数也是医疗服务消费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人数多的家庭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关怀和照顾更多，有利于老年人优良健康状态的保持，减少医疗消费。

2.健康状况与疾病特征

老年人医疗消费这一购买行为来源于对医疗产品或服务的需要，其功能在于延长寿命、恢复和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因此，健康状况与疾病特征是影响医疗消费的重要因素。老年人首先感知到的健康问题决定他是否进入医疗服务市场，本文采用自评健康状况、慢性病史和疾病严重程度3个变量反映老年人对自己是否需要消费医疗服务的感知。健康状况差或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平时可能会更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更注重医疗服务方面的消费，慢性病患者会长期服用相关药物，疾病的严重程度反映了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强度，所患疾病不严重时，老年人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就诊，当感知到疾病越严重时，他们就诊的可能性越高。

3.经济因素

影响医疗消费的重要变量还包括经济因素，例如，收入、价格和是否参加合作医疗等。收入增加意味着支付能力提高，这将促进居民医疗服务消费。大量研究表明，医疗产品是一种正常商品，医疗品价格的下降会促进人们对医疗品的消费。医疗保险与医疗服务需求之间的联系主要依靠医疗服务价格的变化来实现，因此，要获得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作用的相关信息，关键取决于医疗服务需求的价格弹性。老年医疗保险是一种疾病经济风险分摊的形式，这种第三方支付的特征间接地降低了老年人支付的医疗服务价格，当前在中国农村实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具有这样的功能。

4.生活方式

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8项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吸烟、饮酒、滥用药物、体育活动少、高热量和多盐、轻信巫医、社会适应不良和破坏生物节律。吸烟会导致癌症、冠心病、肺病等疾病，目前，烟草的使用是世界死亡增长最快的原因之一；过度饮酒对人体肝脏和脑神经的危害最大，导致肝病、心脑血管疾病。

5.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

老年人的身体活动能力远不如年轻人，因此，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方便程度也是影响他们是否就诊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医疗支出来测度的医疗消费，其内涵不仅包括数量，也暗含了质量，因此，考虑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时应加入医疗服务质量因素。治疗效果或许是医疗服务质量的最直接的指标，但难以量化，较直观的测评方法是老年人对医疗机构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的评价。四、农村老年人口医疗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

1.模型选择

本文选取两部模型法，采用是否就诊和医疗支出两个指标考察老年人的医疗消费行为，其依据主要在于医疗支出有别于其他一些变量具有特殊的分布特征。第一，在一定时期内，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没有进行医疗消费，即医疗支出为零，然而，这部分零医疗支出是实际支出而并非潜在支出，因此，不能选用类似工资方程的Heckman两阶段法；第二，非零医疗支出高度有偏，这反映了如果采用线性回归将导致模型残差也不服从正态分布，不满足线性回归的基本假设。本文的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均值为1361.66元，标准差为4135.935，偏度系数为6.5332，峰度系数为49.6532，这说明调查样本的老年人医疗支出也呈非正态分布。由兰德实验室提供的两部模型法解决了以上问题，它将居民医疗消费行为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为就诊概率模型，分析是否就诊的决策行为，公式(1)中Ii表示第i个人就诊的概率，当Ii＞0时，医疗支出为正，Xi为第i个个体的特征变量。第二个阶段为医疗支出模型，分析医疗支出水平的决定因素，公式(2)中MEDi为第i个人的医疗支出，第二阶段的方程只有在第i个人就诊的条件下才成立［7］。

Ⅰ：Ii=Xi+βlE1i,E1i～N(0，1)(1)

Ⅱ：1nMEDi=Xiβ2+ε2i,ε2i～N(0，σ2)(2)

模型的第二阶段将医疗支出取对数，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医疗支出的非正态分布。对本调查老年人医疗支出取对数后进行正态性检验，偏度系数为0.022，峰度系数为2.37，卡方值为3.93，相伴概率p值为0.1404，这说明取对数后的医疗支出已服从正态分布。

2.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两部模型和江苏省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数据，构建了就诊概率模型和医疗支出模型，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就诊概率模型为probit模型，因变量设定为是否前往医疗机构就诊（是=1，否=0）；医疗支出模型为对数线性模型，因变量为医疗支出的对数。

首先看就诊概率模型，模型通过了联合性检验，回归总体是显著的。变量“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人数”、“家庭人均纯收入”、“是否参加合作医疗”和“疾病的严重程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是影响江苏省农村老年人就诊决策的主要因素。女性就诊的概率高，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中女性患病的概率更高，也有可能是在女性和男性老年人都患病的情况下，女性更注意对疾病风险的规避而寻求医疗消费。变量“受教育年限”的系数符号为负，说明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就诊的概率较高，这可能是因为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本身身体状况更差，更容易生病就诊。家庭人数与就诊概率呈负相关，这说明家庭规模越大，可以降低老年人就诊的概率，这可能是因为家庭人数多的老年人身体更健康，生病后得到子女的照顾也充分，因而同等情况下比家庭人数少的老年人就诊的可能性更小。变量“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系数为正，说明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经济水平的提高可能会促进老年人医疗消费，通过计算弹性值，老年人就诊概率的收入弹性为0.033，说明当老年人家庭人均纯收入提高1%，就诊概率提高0.033%。“是否参加合作医疗”也是影响老年人就诊决策的主要因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医疗费用实行分段按比例报销，这相当于降低了老年人医疗消费的价格，因而能促进老年人就诊的概率。本文将全部样本疾病的严重程度分为4类：没生病、轻微、一般和严重，回归结果显示，疾病的严重程度是老年人就诊的主要影响因素，所患疾病越严重，老年人就诊的概率越高。另外，变量“年龄”、“单身”、“医疗服务价格”、“健康状况”、“慢性病”、“吸烟”、“饮酒”和“交通时间”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是影响老年人就诊决策的主要因素。

模型二医疗支出模型也通过了联合性检验，回归总体是显著的。布罗施—帕甘(Breusch-Pagan)检验结果为卡方值0.10，相伴概率为0.7473，表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方差膨胀系数（VIF）均值为1.99，最大值为4.72，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总的来说，“教育年限”、“健康状况”、“疾病严重程度”和“医疗服务质量”是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老年人受教育年限与医疗支出呈正相关，说明文化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在医疗产品或服务上的支出越多；老年人健康状况越差，医疗支出越高；所患疾病越严重，医疗支出越多；医疗服务质量越高，医疗支出也越高。其他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是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从符号上看，男性的医疗支出比女性更高；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大，医疗支出越高；单身的老年人医疗支出更高；家庭人数越多，家庭中老年人的医疗支出越低；家庭人均纯收入越高，家庭中老年人医疗支出越低，可能的解释是收入增加带来的健康效应使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更为优良，因而医疗支出更低，这在封进等的研究中已得到证明［8］，她将收入水平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分为两种效应：一是直接效应，即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居民对健康的需求增加，因而医疗支出水平更高，二是间接效应（健康效应），即通常收入较低的人健康状况较差，出于对风险的规避，医疗支出较高。本文的结果证明了在本次调查中，收入水平对医疗支出的作用表现为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即收入水平的提高改善了居民的健康状况，使得医疗支出较低。医疗服务价格对老年人医疗支出的价格弹性为-0.2094，表明当医疗服务价格降低时，会促进老年人对医疗品的消费，医疗支出增加。老年人参加合作医疗会增加老年人的医疗支出，这是因为虽然合作医疗降低了医疗服务的价格，但促进了对医疗服务数量的消费而导致医疗支出较高。另外，吸烟的老年人医疗支出更低，饮酒的老年人医疗支出更高；老年人到服务态度较好的医疗机构就诊，其医疗支出也较高。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带来了一系列的老年人问题。江苏省是全国率先进入老年社会的地区之一，目前的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龄化水平也较高，因此，研究江苏省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医疗消费问题具有代表性，本文的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和政策含义：

第一，与其他年龄群体相比，老年人特有的生理特征和疾病模式决定了老年人群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更差，患慢性病的概率更高，更注重医疗和服务方面的消费。但由于老年人收入水平较低，因经济困难应诊而未诊的可能性也较年轻人更高，疾病经济负担更为严重。本文认为，对于社会来讲，老年人问题的本质不是人口老龄化本身，而是对社会养老保障、老年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老年人福利等制度的挑战。

第二，一般来说，受传统的思想观念影响，老年人更希望自己儿孙满堂、人丁兴旺，亲情对老年人良好健康状况（包括生理、心理和精神）的保持有积极作用。实证分析表明，家庭规模大有利于减少老年人对医疗的消费，医疗支出也较低。如果我们能为老人提供一个温暖的家庭氛围，为独居的老人提供家庭式集体生活的福利院，使老年人感受到家的温暖，是社会应对老龄化过程中减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一个有效手段。目前，政府对老年人救助的供养方式一般分为家庭供养和集体供养，本文的结论为集体供养提供了一个科学依据。

第三，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使老年人更倾向于规避疾病风险，导致就诊概率增加，但由于收入带来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而导致经济状况好的老年人健康状况更好，具有更低的医疗支出。因此，相应的政策含义是通过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促进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利用，这样可以降低医疗支出，节约社会医疗资源，有效地控制社会医疗卫生费用。

第四，控制医疗服务价格可以促进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利用，使经济困难应就诊而不能就诊的老年人能进入医疗市场就医，使他们获得充分的治疗。目前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就是通过降低医疗服务价格，给予居民补贴，促进了老年人医疗服务的利用。

第五，实证分析也表明，医疗服务质量也是影响医疗支出的重要因素之一，这验证了医疗支出本身已包含医疗服务质量这一要素，为我们以后研究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时需要考虑医疗服务质量提供了依据。

参考文献：

［1］顾大男.中国高龄老人就医及时性状况研究［J］.人口学刊，2002(3):54-60.

［2］任远.老龄消费市场初探［J］.市场与人口分析,1995(3):46-49.

［3］孙明艳,刘纯艳.关于城市社区老年人日常医疗消费的调查与分析［J］.天津医科大学学报,2005(1):30-32.

［4］赵君兰,王小平,王静.社区老年人健康状况及就医方式调查报告［J］.河北医药,2003(7):531-532.

［5］陈卫民.城市高龄老人的照护资源与照护供给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4(S1):117-120.

［6］黄润龙,鲍思顿,牛飚.江苏省高龄老人健康状况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1999(5):57-62.

医疗消费范文篇9

关键词：老龄化；医疗消费；就诊决策；医疗支出

Abstract:ThispapermakesafieldsurveyofJiangsuprovincewheretheagingextentishighandanalysesthemedicalconsumptionoftheoldpeopleintheruralareaontheTwopartModel.Theresultshowsthatthephysiologicalfeaturesanddiseasemodesofoldpeoplemakethemfacewithmorehealthrisksandneedmoremedicalconsumption.Also,theindividualandfamilysituations,income,health,theseverityofillnessesandthequalityofmedicalservicehavedecisiveinfluencesupontheoldpeople’smedicalconsumptionintheruralarea.

Keywords:aging;medicalconsumption;decisiontoseeadoctor;medicalcareexpenditure

一、研究背景

目前，中国老龄化速度居世界首位，伴随着老年人口规模日益庞大和老龄化速度快速提高，社会在养老保障、老人福利设施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江苏是全国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省份之一，根据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年，全国老年人口抚养比①为12.72%，江苏省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4.95%，名列全国第4，其中，农村老年抚养比达到17.83%，高出城市6.16%。农村老龄化速度快于城镇的原因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转移的主要对象是年轻人，农村和城市的年龄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变化。20世纪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健康老龄化”的概念，强调人在进入老年阶段后应继续保持健康的身体状况。因此，在老龄化的背景下探讨农村老龄人口这一特殊群体医疗服务的消费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和医疗服务利用的研究主要是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医疗消费和就医状况的分析，顾大男基于1998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高龄老人患病能否得到及时医治的状况，结果表明农村高龄老人不能得到及时医治的比例略高于城镇［1］；任远初步探索了老龄消费市场的特征，提出老龄人口由于生理衰老形成了以“护理服务”、“护理商品”和“护理设施”消费为主的老衰老龄市场［2］。然而，现有相关文献大多仍主要集中于对城市老年人医疗需求和医疗服务利用的研究［3-5］，缺乏对江苏省这一老龄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的分析，对江苏省老年人医疗与健康相关问题的研究仅见于黄润龙等，他们对江苏省高龄老人健康状况的进行了分析，探讨了高龄老人的婚姻、家庭、性格和精神需求、生活自理能力、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及健康状态等问题［6］。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实地调研数据，分析江苏省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特征，构建两部模型对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行为进行实证分析，探讨老年人就诊决策与医疗支出的影响因素，为政府应对农村老龄化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决策提供依据。

二、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特征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7年11月对江苏省北部5市（每市各选择一县：新沂、东海、涟水、泗洪和响水）农村居民(包括年轻人样本和老年人样本)健康状况及医疗消费的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农村居民的个人和家庭特征、社会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医疗消费情况、参加合作医疗的情况等。调查实行面对面询问填写调查表的形式，样本兼顾了各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户收入水平和居民年龄结构等，最后获得985个农村居民有效样本，其中，18～59岁的年轻人样本为803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样本为182个。本文采用了老年人样本进行研究，总结了调查地区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特征：

1.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年轻人更差，慢性病发病率较高

居民对医疗服务的消费来源于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改善或保持，这是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制定相关医疗卫生服务公共政策的出发点。调查结果显示（表1），农村老年人自我评价健康状况为一般的比例最多，约占总样本的38%，自我评价差和良好的比例相当，自我评价健康状况非常好的比例最少，仅占8.24%。老年人样本和年轻人样本相比，年轻人自评健康状况差的比例比老年人低18.4%，而自评健康状况为良好和非常好的比例均明显比老年人的高。从有无慢性病指标来看，老年人样本有慢性病的比例占40.11%，远远高于年轻人，而且，老人所患慢性病病种主要是慢性疼痛、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和糖尿病4种。

2.老年人患病的概率高，但因经济困难应就诊未就诊的可能性也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一年里，有86.26%的老年人生过病，但在患病的样本中，只有87.90%的老年人前往诊所或医院就诊，有12.1%的样本应就诊未就诊；在就诊的样本中，看门诊的比例占到85.51%，住院的比例占14.49%。然而，年轻人患病的概率略低于老年人，进一步分析显示，老年人应就诊未就诊的原因大多是经济困难，占各种原因的57.14%。

3.老年人医疗支出较高，但收入水平较低，疾病经济负担更为严重

调查样本的老年人在过去一年的医疗支出均值为1361.66元，高出年轻人403.15元。然而，调查样本的老年人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819.4元，比年轻人家庭人均纯收入低603.63元。这说明，老年人的疾病经济负担更为严重，他们会将更多的钱用于看病就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老年人生理机能逐渐发生衰退，患病的概率较高，具有较高的医疗服务需要，但由于老年阶段收入较低，面临更为严重的疾病经济负担，因此，老年人群因为经济因素导致的应就诊未就诊的问题更为突出。

三、老年人口医疗消费的影响因素

根据老年人的生理和消费特征以及医疗产品自身的特征，本文将影响老年人医疗消费的因素分为以下几类：

1.个人和家庭特征

影响医疗服务需求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家庭人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男性的预期寿命均低于女性，这可能是生理因素决定，也可能是男性在年轻的时候对身体的折旧更大；生老病死的生理规律决定了个体随着年龄的增大将需要更多的医疗服务，年龄程度不同，对医疗服务的消费也可能会存在差异；受教育程度也可能对医疗消费有潜在的影响，越是受过较好教育的人越有预防和就诊的意识，他们生病带来的机会成本更高，同时，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可能已经具备更好的自我护理能力而拥有良好的身体状态，因此相对减少了他们患病后的医疗服务支出；单身的老年人更容易产生孤独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健康状况从而影响到医疗消费；另外，文献研究表明，家庭人数也是医疗服务消费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人数多的家庭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关怀和照顾更多，有利于老年人优良健康状态的保持，减少医疗消费。

2.健康状况与疾病特征

老年人医疗消费这一购买行为来源于对医疗产品或服务的需要，其功能在于延长寿命、恢复和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因此，健康状况与疾病特征是影响医疗消费的重要因素。老年人首先感知到的健康问题决定他是否进入医疗服务市场，本文采用自评健康状况、慢性病史和疾病严重程度3个变量反映老年人对自己是否需要消费医疗服务的感知。健康状况差或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平时可能会更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更注重医疗服务方面的消费，慢性病患者会长期服用相关药物，疾病的严重程度反映了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强度，所患疾病不严重时，老年人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就诊，当感知到疾病越严重时，他们就诊的可能性越高。

3.经济因素

影响医疗消费的重要变量还包括经济因素，例如，收入、价格和是否参加合作医疗等。收入增加意味着支付能力提高，这将促进居民医疗服务消费。大量研究表明，医疗产品是一种正常商品，医疗品价格的下降会促进人们对医疗品的消费。医疗保险与医疗服务需求之间的联系主要依靠医疗服务价格的变化来实现，因此，要获得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作用的相关信息，关键取决于医疗服务需求的价格弹性。老年医疗保险是一种疾病经济风险分摊的形式，这种第三方支付的特征间接地降低了老年人支付的医疗服务价格，当前在中国农村实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具有这样的功能。

4.生活方式

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8项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吸烟、饮酒、滥用药物、体育活动少、高热量和多盐、轻信巫医、社会适应不良和破坏生物节律。吸烟会导致癌症、冠心病、肺病等疾病，目前，烟草的使用是世界死亡增长最快的原因之一；过度饮酒对人体肝脏和脑神经的危害最大，导致肝病、心脑血管疾病。

5.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

老年人的身体活动能力远不如年轻人，因此，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方便程度也是影响他们是否就诊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医疗支出来测度的医疗消费，其内涵不仅包括数量，也暗含了质量，因此，考虑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时应加入医疗服务质量因素。治疗效果或许是医疗服务质量的最直接的指标，但难以量化，较直观的测评方法是老年人对医疗机构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的评价。四、农村老年人口医疗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

1.模型选择

本文选取两部模型法，采用是否就诊和医疗支出两个指标考察老年人的医疗消费行为，其依据主要在于医疗支出有别于其他一些变量具有特殊的分布特征。第一，在一定时期内，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没有进行医疗消费，即医疗支出为零，然而，这部分零医疗支出是实际支出而并非潜在支出，因此，不能选用类似工资方程的Heckman两阶段法；第二，非零医疗支出高度有偏，这反映了如果采用线性回归将导致模型残差也不服从正态分布，不满足线性回归的基本假设。本文的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均值为1361.66元，标准差为4135.935，偏度系数为6.5332，峰度系数为49.6532，这说明调查样本的老年人医疗支出也呈非正态分布。由兰德实验室提供的两部模型法解决了以上问题，它将居民医疗消费行为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为就诊概率模型，分析是否就诊的决策行为，公式(1)中Ii表示第i个人就诊的概率，当Ii＞0时，医疗支出为正，Xi为第i个个体的特征变量。第二个阶段为医疗支出模型，分析医疗支出水平的决定因素，公式(2)中MEDi为第i个人的医疗支出，第二阶段的方程只有在第i个人就诊的条件下才成立［7］。

Ⅰ：Ii=Xi+βlE1i,E1i～N(0，1)(1)

Ⅱ：1nMEDi=Xiβ2+ε2i,ε2i～N(0，σ2)(2)

模型的第二阶段将医疗支出取对数，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医疗支出的非正态分布。对本调查老年人医疗支出取对数后进行正态性检验，偏度系数为0.022，峰度系数为2.37，卡方值为3.93，相伴概率p值为0.1404，这说明取对数后的医疗支出已服从正态分布。

2.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两部模型和江苏省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数据，构建了就诊概率模型和医疗支出模型，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就诊概率模型为probit模型，因变量设定为是否前往医疗机构就诊（是=1，否=0）；医疗支出模型为对数线性模型，因变量为医疗支出的对数。

首先看就诊概率模型，模型通过了联合性检验，回归总体是显著的。变量“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人数”、“家庭人均纯收入”、“是否参加合作医疗”和“疾病的严重程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是影响江苏省农村老年人就诊决策的主要因素。女性就诊的概率高，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中女性患病的概率更高，也有可能是在女性和男性老年人都患病的情况下，女性更注意对疾病风险的规避而寻求医疗消费。变量“受教育年限”的系数符号为负，说明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就诊的概率较高，这可能是因为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本身身体状况更差，更容易生病就诊。家庭人数与就诊概率呈负相关，这说明家庭规模越大，可以降低老年人就诊的概率，这可能是因为家庭人数多的老年人身体更健康，生病后得到子女的照顾也充分，因而同等情况下比家庭人数少的老年人就诊的可能性更小。变量“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系数为正，说明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经济水平的提高可能会促进老年人医疗消费，通过计算弹性值，老年人就诊概率的收入弹性为0.033，说明当老年人家庭人均纯收入提高1%，就诊概率提高0.033%。“是否参加合作医疗”也是影响老年人就诊决策的主要因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医疗费用实行分段按比例报销，这相当于降低了老年人医疗消费的价格，因而能促进老年人就诊的概率。本文将全部样本疾病的严重程度分为4类：没生病、轻微、一般和严重，回归结果显示，疾病的严重程度是老年人就诊的主要影响因素，所患疾病越严重，老年人就诊的概率越高。另外，变量“年龄”、“单身”、“医疗服务价格”、“健康状况”、“慢性病”、“吸烟”、“饮酒”和“交通时间”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是影响老年人就诊决策的主要因素。

模型二医疗支出模型也通过了联合性检验，回归总体是显著的。布罗施—帕甘(Breusch-Pagan)检验结果为卡方值0.10，相伴概率为0.7473，表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方差膨胀系数（VIF）均值为1.99，最大值为4.72，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总的来说，“教育年限”、“健康状况”、“疾病严重程度”和“医疗服务质量”是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老年人受教育年限与医疗支出呈正相关，说明文化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在医疗产品或服务上的支出越多；老年人健康状况越差，医疗支出越高；所患疾病越严重，医疗支出越多；医疗服务质量越高，医疗支出也越高。其他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是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从符号上看，男性的医疗支出比女性更高；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大，医疗支出越高；单身的老年人医疗支出更高；家庭人数越多，家庭中老年人的医疗支出越低；家庭人均纯收入越高，家庭中老年人医疗支出越低，可能的解释是收入增加带来的健康效应使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更为优良，因而医疗支出更低，这在封进等的研究中已得到证明［8］，她将收入水平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分为两种效应：一是直接效应，即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居民对健康的需求增加，因而医疗支出水平更高，二是间接效应（健康效应），即通常收入较低的人健康状况较差，出于对风险的规避，医疗支出较高。本文的结果证明了在本次调查中，收入水平对医疗支出的作用表现为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即收入水平的提高改善了居民的健康状况，使得医疗支出较低。医疗服务价格对老年人医疗支出的价格弹性为-0.2094，表明当医疗服务价格降低时，会促进老年人对医疗品的消费，医疗支出增加。老年人参加合作医疗会增加老年人的医疗支出，这是因为虽然合作医疗降低了医疗服务的价格，但促进了对医疗服务数量的消费而导致医疗支出较高。另外，吸烟的老年人医疗支出更低，饮酒的老年人医疗支出更高；老年人到服务态度较好的医疗机构就诊，其医疗支出也较高。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带来了一系列的老年人问题。江苏省是全国率先进入老年社会的地区之一，目前的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龄化水平也较高，因此，研究江苏省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医疗消费问题具有代表性，本文的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和政策含义：

第一，与其他年龄群体相比，老年人特有的生理特征和疾病模式决定了老年人群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更差，患慢性病的概率更高，更注重医疗和服务方面的消费。但由于老年人收入水平较低，因经济困难应诊而未诊的可能性也较年轻人更高，疾病经济负担更为严重。本文认为，对于社会来讲，老年人问题的本质不是人口老龄化本身，而是对社会养老保障、老年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老年人福利等制度的挑战。

第二，一般来说，受传统的思想观念影响，老年人更希望自己儿孙满堂、人丁兴旺，亲情对老年人良好健康状况（包括生理、心理和精神）的保持有积极作用。实证分析表明，家庭规模大有利于减少老年人对医疗的消费，医疗支出也较低。如果我们能为老人提供一个温暖的家庭氛围，为独居的老人提供家庭式集体生活的福利院，使老年人感受到家的温暖，是社会应对老龄化过程中减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一个有效手段。目前，政府对老年人救助的供养方式一般分为家庭供养和集体供养，本文的结论为集体供养提供了一个科学依据。

第三，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使老年人更倾向于规避疾病风险，导致就诊概率增加，但由于收入带来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而导致经济状况好的老年人健康状况更好，具有更低的医疗支出。因此，相应的政策含义是通过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促进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利用，这样可以降低医疗支出，节约社会医疗资源，有效地控制社会医疗卫生费用。

第四，控制医疗服务价格可以促进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利用，使经济困难应就诊而不能就诊的老年人能进入医疗市场就医，使他们获得充分的治疗。目前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就是通过降低医疗服务价格，给予居民补贴，促进了老年人医疗服务的利用。

第五，实证分析也表明，医疗服务质量也是影响医疗支出的重要因素之一，这验证了医疗支出本身已包含医疗服务质量这一要素，为我们以后研究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时需要考虑医疗服务质量提供了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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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消费范文篇10

关键词：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家庭消费;预防性储蓄

居民家庭消费的基本类型依然是以传统的消费类型为主，尽管从2001年进入世界贸易之后，我国开始了经济的转型发展，也鼓励居民的预支消费，但是成效基本上不太明显。国家经济的发展转型会直接影响到居民的消费情况。从1990年到2007年之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在逐年的提高，但是城镇居民消费与总体收入之比却在逐年的下降。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中国储蓄率居高不下。在我国，高储蓄低消费的状态是长期以来没有改变的情况，形成这种经济消费情况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收入的不稳定性、传统消费的影响、以及金融投资渠道的缺乏和投资风险高等。据调查显示，上个世纪80年代中更主要的是医疗保险、教育基金等社会福利体系增加了居民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建立稳定的基本医疗体系能够减少居民对不稳定性的担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居民对医疗消费的负担，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家庭消费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本文结合现阶段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现状和居民消费观，谈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发展现状

1.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概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面向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学生、少年儿童和其他非从业城镇居民的一项保险制度，重点保障非从业居民的大病医疗水平，主要是家庭缴费为主，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居民按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金，享受相应的保险待遇。这是一项改善民生的保险制度。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一直都是政府致力在做的事，加快医疗保障体系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求。

2.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发展的现状。任何一项制度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也是这样。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实施中还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如：一是城镇居民的界定范围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忽视掉一些群体的利益；二是制度覆盖未能实现应保尽保，也就是说由于对群体的界定不明确，导致在居民医疗基本保险的地区没有实现应有人员的参保。三是基金风险控制和监管能力不足，有待提高。在医疗保险参保情况下，什么可以报什么不可以报未明确，在实际的实施中也存在不报、多报、漏报等情况，居民的利益得不到维护。在这种情况下要努力做到：明确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面向的群体，确定或者扩大医保报销范围和比例，改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完善、改进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二、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观

中国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我国消费者的购买力。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居民的消费观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中高阶层的居民已经不再满足简单的日常消费，而是追求能够体味生活的商品。居民的家庭消费观念在也逐渐的发生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环境的改善、社保体系的逐步完善，教育融资和消费信贷的不断扩大，我国的消费比例也将有一个巨大的发展。居民投资证券和保险的比例也在逐步的上升。

三、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发展的今天，基本上实现了城镇居民的全部参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家庭的消费情况。下面笔者具体谈一下。通过2007年和2008年国务院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入户的调查情况，分析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参保家庭的非医疗消费和医疗消费的开支影响，以及对日常生活开支、教育开支和其他开支的影响。总体上来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低收入家庭的非医疗消费影响较大，对中等家庭影响次之，对于高收入家庭基本上没有影响。

1.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总消费的影响。通过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家庭和未参保家庭的调查，对比显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没有导致城镇居民自付医疗费用的增加，也就是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没有增加居民的经济负担的情况下，极有可能改善了居民的医疗服务，也因此可能会提高城镇居民的健康以及他们享受到的福利。在调查的样本中，参保家庭的医疗消费平均比未参保家庭的医疗消费多9.7%，这说明未参保的平均健康水平可能比参保家庭的健康水平差些。当然这不排除居民自我选择的情况。调查中随着居民年龄的增大，在医疗保险的花费上会随之增加，年龄分段在30岁之前和30岁之后。已婚和未婚家庭在医疗消费上的情况也不相同，通常情况下，已婚家庭在医疗保险上的开支要比未婚家庭的消费多。家庭学历水平的不同在医疗保险上的消费情况也不相同。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家庭人员平均医疗花费比学历最低的家庭（小学）高15.5%，具有初中、高中学历的家庭和小学学历家庭的医疗消费水平没有显著的差别。家庭中有患慢性疾病病人的医疗开支要高于其他家庭医疗开支85%。在调查结果上可以看出，家庭的学历水平、家庭的收入水平、已婚家庭、未婚家庭和有长期患者的家庭，在医疗上的支出截然不同。但是同等水平下的参保家庭和未参保家庭在医疗消费上没有显著的差异。

2.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非医疗总消费的影响。居民在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之后，家庭的年非医疗消费额平均增加13.1%，这也说明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虽未增加参保家庭的医疗消费，但是对于非医疗总消费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家庭比具有小学学历的家庭每年平均多消费17.2%，可能是两者的消费习惯和观念的不同，也有可能是收入水平的不同，大学以上学历的家庭稳定的消费，减少了预防性的储蓄资金。患有慢性疾病病人的家庭，其非医疗消费总支出要比其他家庭约低2%。调查结果显示，家庭中拥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公费医疗保险的人越多，非医疗总消费就越高。家庭人数越多，消费也越高。从数据资料中可以看出，学历水平高的和拥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公费医疗保险以及家庭人口多的，其非医疗消费一般要高。而收入较低和有长期病人的在非医疗消费上要低。

3.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各分项消费的影响。家庭各分项消费包括家庭教育、住房、家庭日常开支和其他开支。在家庭教育方面，参保的居民家庭教育开支大约增长了10%，这表明医疗花费的不确定性会直接影响家庭的教育消费。通常在预期的医疗花费较少的情况下，学生家长可能会增加教育的投资，增加对孩子的教育辅导。在住房上主要是房租和房贷的花费。在短期内医疗保险的花费不会直接影响到住房的消费。日常生活开支主要有衣服、食品、日常用品、水、电、煤气、娱乐等费用，占家庭消费的主要支出。而日常生活的消费增加了12.5%，也就是说参保家庭的消费增加大部分是由于生活日常的开支增加。四、结语由于我国社会福利的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我国居民低消费、高储蓄的消费观念。尽管政府推出了多种拉动内需的政策，但是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来讲，消费依然不同。总体上来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对于高收入的家庭基本上没有影响，对于低收入的家庭影响最大。因此，在实施推广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也要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这样才可能保障居民的基本权益。

作者:来君 单位:廊坊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