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侦查范文10篇

刑事侦查范文篇1

1．英美法系侦查模式特点。(1)侦查的双向独立性。英美法国家认为侦查在本质上是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双方独自为审判进行诉讼准备的过程。侦查权并非国家机关所独享，犯罪嫌疑人也行使着调查取证的侦查权，控辩双方都有权各自独立收集证据。

(2)侦查权力的行使受到严格规范和限制。英美法国家明确规定了一系列的程序以规范和限制国家侦查机关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与滥用，如侦查人员具有告知义务，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审前羁押进行严格限制等。

(3)在警检关系方面相对独立、实行分离型的侦诉结构。英美法国家实行警检分离的关系模式，侦查和起诉分别由不同机关进行，互不参与，侦查犯罪是警察机关的职权，检察机关一般不直接行使侦查权，不得干涉和指挥警察机关的侦查，侦查权与控诉权相对独立。

(4)由法官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在英美法国家由法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侦查，针对侦查机关侦查权进行司法审查，以谋求对侦查权的有效制约。英美法系国家不承认侦查机关有单方面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对所有涉及限制或剥夺公民自由、财产、隐私权等权益的强制措施一律由中立的第三方以许可令状的形式批准才得实施。如一般情况下，逮捕、搜查、扣押或采取监听等秘密侦查手段，均应由侦查机关提出申请经第三方审查批准方可实施。虽然不排斥警察对现行犯和紧急情况下采取无证逮捕、搜查、扣押、监听的可能性，但一般限制较严且允许采取的时间较短，事后应向法官报批，由法官对上述行为经过司法审查后做出是否认可的裁定。另外法官可基于嫌疑人及律师的申请，就警察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在庭审中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行为进行事后审查。

(5)强化嫌疑人的防御权，控辩平等对抗获得有效保障。英美法国家为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明确赋予嫌疑人较大的权利以强化其防御权，如有保持沉默、获得律师帮助、申请人身保护令、获得保释等权利。法律还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一系列权利，如秘密会见权、在场权、调查取证权等，以保障律师充分、有效地行使辩护权。

2．大陆法系侦查模式特点。(1)侦查的单向职权性。大陆法国家受职权主义的支配实行单轨制侦查，侦查程序是侦查机关单方面依职权对嫌疑人或嫌疑事实进行的官方调查程序，而不存在控辩双方平行的两种调查收集证据活动。

(2)侦查权力的行使较为灵活与宽松。大陆法国家的侦查机关享有强大的侦查权力，拥有多种侦查手段、方法，行使时较少地受到限制，有相对多的自由裁量权，如一般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手段完全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自主行使，只有直接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如逮捕、羁押等则由检察官或预审法官批准。

(3)在警检关系方面紧密配合，采取结合型的侦诉结构。大陆法国家普遍实行检警合一的关系模式。检察院集侦查权和控诉权于一身，检察院不仅可以自行侦查，而且可以命令、指挥警察机关侦查犯罪，而警察机关作为实质的侦查机关，其任务就是协助检察院侦查犯罪或受检察院的指挥、命令侦查犯罪。

(4)主要由检察官和预审法官对警察的强制侦查行为进行司法抑制。大陆法国家司法授权与司法审查权传统上主要由预审法官或检察官行使。所不同的是，这种司法抑制的中立性不及英美法国家的治安法官，很难有效防止侦查权力的滥用。通过改革这种状况有所改变。

(5)辩方的防御权受到限制，控辩不能平等对抗大陆法国家在审前阶段为嫌疑人提供的防御权过于弱小，同时还不同程度地限制律师介入侦查，即使是在对被告人权利保护得较好的意大利和德国，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在审判前阶段也不足以与司法警察和检察官相抗衡。

3．两大法系侦查模式的发展趋势。两大法系的侦查模式各有利弊，英美法系侦查模式在查明案件真相和惩罚犯罪的效果方面明显不足，而大陆法系侦查模式极易造成对嫌疑人和无辜者合法权利的不当侵犯，理想的侦查模式能在保障人权和控制犯罪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当今两大法系侦查模式都在进行改革，互相吸收和借鉴对方的一些侦查理念和做法，有逐步接近，相互融合的趋势。与英美法系的侦查模式的有限改革所不同的是，大陆法系侦查模式从英美法系侦查模式中吸收越来越多的制度设计和改革的灵感，也在构建一种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三角模式。现在两大法系的侦查模式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点：普遍建立了对强制侦查行为的司法授权与司法审查机制；辩护律师在侦查中的参与范围呈扩大趋势；嫌疑人及被告人的权利得到进一步的保障；普遍通过司法裁判程序对侦查活动进行制约等。

二、对我国侦查模式的理性反思

总的来说，我国没能建立起控辩双方相互制衡，侦查模式不具备“控、辩、裁”三方的诉讼构造，带有超职权主义特征。归纳起来，我国侦查模式的缺陷主要体现在：

1．缺少司法审查和授权机制。我国的侦查是在中立司法机构不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法官不介入侦查，侦查过程中对人身或财产的强制性处分措施，都由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通过内部审查许可令状，没有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的司法授权与审查机制。这种制度的设计背离了包括“控诉与裁判职能分离”“司法最终裁决”等一系列的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因而经常出现较多的非法羁押、刑讯逼供、任意扣押等滥用权力的现象。

2．控辩双方力量严重失衡，辩方缺乏基本的防御权。我国侦查机关独享强大的侦查权力，侦查手段多样，侦查行为的实施条件灵活宽松，侦查活动秘密封闭，不受其他中立机构的控制。同时，辩护方实为诉讼客体，无权实施任何调查活动，只能被动的服从和配合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不具有较多的自由选择权，律师参与诉讼范围也十分有限，基本上不存在辩护一方有效的防御活动，在这里甚至连典型意义的辩护方都不存在①。控辩双方力量严重失衡，如此发展下去，必然会破坏刑事追诉程序的正当性，并动摇刑事司法的公正性。

3．警检双向制约模式引发机制冲突，影响诉讼效率。我国的警检双向制约模式建立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基础上，既有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分立，又有二者的相互双向制约，其弊端突现：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具有被动性及滞后性，无法真正监督及制约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也是有名无实；警检关系的双向制约性使双方互相扯皮、内耗，引发警检冲突，减损侦控能力；无法通过检察机关对侦查工作的参与、领导与指挥提高办案水平以及时有效破案；无法从公诉的角度指导侦查行为的实施和按照证据适用规格引导证据收集工作，这会造成损害检察机关追诉效果的后果，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诉讼效率。

4．缺乏必要的司法救济机制。“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那些权益受到限制或剥夺的公民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引发法院就此事项进行的程序性裁判活动”②已成为各法治国家的基本制度设计。但在我国，针对各种强制侦查行为的实施，遭受侵犯的嫌疑人无权向法院提起诉讼以获得事后救济。此外我国至今仍未做出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定，而非法言词证据在法庭上也很难获得证明，难以发挥救济作用。

注释：

刑事侦查范文篇2

一、各国司法鉴定启动制度之比较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司法鉴定启动制度，大体分为司法官启动制和当事人启动制。

(一)司法官启动制。

司法官启动制是指司法鉴定的提起及鉴定实施人员的选定和实施内容的确定等方面均由司法官决定的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奉行的是国家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司法鉴定的启动程序通常由司法官(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来决定。在具体由谁来启动鉴定方面，又因各国传统不同而有所差异，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3条规定“法官决定需要聘请的鉴定人及其他们的人数。”<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9条规定“负责进行鉴定的专家，由预审法官指定。”冈<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65条规定“法院可以命令有学识经验的人进行鉴定。”四《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78第规定“鉴定应当由调查人员、侦察人员、检察长和法院指定。”

不过，英美法系国家也存在着鉴定的司法官启动制。那种认为英美法系国家没有司法官启动制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例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28条在赋予法院指定译员权力的基础上，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6条赋予了法庭指定专家证人的权力，“法院可以指定经当事人同意的任何专家证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指定专家证人。”习联邦最高法院咨询委员会的注释中对此规定进一步指出，虽然从实践中的做法来看，由法院指定专家证人的办法较少采用，但选择专家证人是审案法官的固有权力。在英国的刑事案件中，警署也有委托司法鉴定的权力。法官在极少数个案的审判中出于必要，也可以委托服务性社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二)当事人启动制。

当事人启动制是指司法鉴定的提起以及实施人员和鉴定内容等方面均由诉讼当事人决定的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诉讼模式下，诉讼法或证据法一般都赋予诉讼当事人鉴定的启动权，而且实践中也通常是由当事人启动鉴定程序。例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2o6条第1款明确规定，“法庭可以指定经当事人同意的任何专家证人，也可根据自己的选择指定专家证人。法庭或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传唤指定的专家证人作证。同时该条第4款规定“本条规则不限制当事人根据自己的选择传唤专家证人。”因为英美法系国家通常把鉴定人界定为证人，在对抗制刑事诉讼模式下，证据的提出、事实的发现和程序的推进都由控辩双方负责，因此，由当事人决定是否实施鉴定体现了举证责任的归属。事实上，在美国，诉讼当事人也通常把专家证人的选择视为重要的诉讼权利，自行选择专家证人的做法也十分普遍。在加拿大，当事实审理者不具备诉讼中所遇到的专业知识时，专家证人也被广泛聘请。

大陆法系国家在鉴定人的选任上在坚持由司法机关主导的同时，也赋予了当事人的选择权或建议权，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6条规定，。任何预审法官或审判法官，在案件出现技术方面问题时，可以根据检察院的要求，或者依自己职权，或者一方当事人的要求，命令进行鉴定。咽这充分体现了大陆法系某些国家也汲取了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启动制中诉讼民主、诉讼公正价值目标的合理因素，体现了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建议权，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申请权。

(三)两种鉴定启动制度的利弊分析。

在司法官启动制的运作过程中，司法官具有超然独立的地位，由其选定的鉴定人不受诉讼当事人利害关系的影响，对双方利益均衡，体现了程序的客观、公正。同时，由司法官委托的鉴定，司法官可以对其鉴定过程进行必要的控制与监督，降低了重复鉴定率，提高了诉讼效率，公众的社会依赖程度较高。其不足之处在于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证据方面的某些取证权利，鉴定人容易产生迎合法官的预断来制作鉴定结论的心理倾向。

当事人启动制平等地赋予了诉讼当事人的证据调查权，强化了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机制，较好地体现了代诉讼构造关系中的诉与讼的关系，使法官能兼听则明、居中裁判。其不足之处在于易产生鉴定的当事人化和市场化，当事人往往竭尽全力寻找有利于自己的鉴定人，鉴定人可能会受到利益等方面的诱惑，市场逐利的倾向令人关注。

因此，怎样将司法官启动制与当事人启动制结合起来，尽量发挥二者制度优势，避免二者制度的弊端，是刑事鉴定启动制应研究的主要课题。

二、中国刑事司法鉴定启动的现状及反思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在这里没有明文规定到底谁有权“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如果结合<刑事诉讼法》第121条“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之规定，显然指明在侦查阶段决定是否鉴定以及如何开展鉴定，是侦查机关的事情，在司法实务中，也是这么来进行操作的。检察机关对自侦案件，也有当然的刑事鉴定启动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9条规定，法院“对鉴定结论有疑问的，可以指派或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机构，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这表明，在审判阶段的鉴定启动权属于法院。

但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上述司法解释也赋予了有关当事人可以就司法鉴定事项提出有关申请鉴定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侦查机关可以进行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同时第159条规定了“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法庭对于上述申请，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解释对此作了类似规定。尽管如此，我们要注意的是，有关申请鉴定的最终决定权仍然在侦查机关和法院。换言之，如果他们拒绝当事人的有关申请，当事人只能服从，而不能自行聘请鉴定人并要求法庭予以传唤作证，也不能向其他有关机构提出疑义或司法救济。这是一种带有浓烈纠问色彩的“强决定——弱申请”启动制，与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的那种主要由控辩双方决定鉴定事项以及大陆法系国家主要由司法官决定启动事项的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种刑事鉴定启动制度，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严重的后果，是直接导致“多头鉴定”和“重复鉴定”，“自侦自鉴”，“自检自鉴”、“自审自鉴”不仅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还由于各职能部门之间因鉴定而相互扯皮，损害了司法鉴定应有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影响了对案件的及时审理和法律的正确适用，也为司法腐败提供了某些条件。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应引起重视：

一是由于鉴定的提起及过程没有必要的监督或中立审查措施，容易导致在司法鉴定问题上的“暗箱操作”。尤其在侦查和提起公诉这两个刑事诉讼阶段，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由于刑事诉讼职能的差异，实际处于两边对立的状态。此时并没有中立的第三方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可能滥用权力的措施进行必要的监督。为此，鉴定结论的可靠性几乎完全取决于侦查人员和鉴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技术水平。这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显然极为不利，在侦查阶段或者提起公诉阶段他们没有权利对鉴定结论的有效性提出异议。二是“多头鉴定”和“重复鉴定”容易出现错案、冤案。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公检法机关可以在各自的诉讼阶段中，独立决定鉴定事项，委托鉴定人。这样，如果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对公安机关的相关鉴定结论有异议，可以再行鉴定，在审判阶段，法院还可以“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同时，法律没有对“再行鉴定”、“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相应条件作出规定，这极易导致上述鉴定的随意性，造成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容易形成相互矛盾的鉴定结论同时并存的现象，以至于影响刑事诉讼的效率。同时，被聘鉴定人的相对固定化，导致法官或检察官对这些“熟人”的鉴定结论偏昕偏信，从而影响对相关问题的认定。

总之，我国司法鉴定的决定权和鉴定人委任权仍然被垄断在公检法三机关手里，当事人无权直接聘请自己所信任的鉴定人。这种具有纠问色彩的鉴定启动制度，显然与已经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无论是从立法精神还是制度设计方面都是不相符合的，转变观念，重新构建我国刑事诉讼司法鉴定的启动机制已势在必行。

三、构建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启动制之设想

对于应怎样分配司法鉴定启动决定权的问题，我国学者观点颇不一致。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事诉讼中的司法鉴定决定权、委托权应当由法院统一行使；嘲第二种观点则主张赋予当事人更大的鉴定启动权，同时基于我国司法传统，不必剥夺人民法院及检察院的鉴定启动权，可以与当事人的鉴定启动权同时并存，但应处于辅助地位；第三种观点则主张赋予控辩双方平等的委托鉴定权，同时为了调查核实证据，法院也可以申请鉴定，但是，法院不能自鉴，自认。应当说，这些观点坚持了大陆法系司法官启动制的精神，并且汲取了当事人启动制的先进理念，有一定合理性。不过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应结合我国文化传统、法治环境、刑事政策、司法资源等因素，从中国实际出发，建立以当事人主义为基调，结合职权主义并引入司法审查的综合式启动机制。这种启动制度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注重当事人的参与，注重诉讼程序上控辩双方的平等问题。从法理上讲，当事人作为案件纠纷最直接的利害关系人，是最应该有权直接启动鉴定的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规定“经审判长同意，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英美法系国家的庭审抗辩机制实际上已经引入了我国诉讼制度之中。为了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辩论权，使法庭辩论得以真正展开，就要赋予当事人申请启动鉴定的权利，收集对自己有利的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为自己辩护。尤其是要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司法鉴定救济的可能及途径，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对于控方具有相对平等的对抗权利。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体尊严，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的自由的自我决定权，已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共同选择。因此，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该享有的司法鉴定启动方面的权利的保护尤为重要。

二是基于效率的考虑注重将司法鉴定程序的决定权由法官与控辩双方共同分享，建立“预审法官”审查制度，具体而言，可以将鉴定启动决定权分割为鉴定启动申请权和鉴定启动审查权，鉴定启动申请权由当事人享有，鉴定启动决定权由“预审”法官享有。前已述及，司法官鉴定启动制与当事人鉴定启动制的共同特点是均由单方面决定，没有一个制约机制。前者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的取证权，易导致司法专断，后者可能由于利益驱动，容易造成鉴定变向，最终导致诉讼效率低下以及个案事实的不公。为此从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的中立理念出发，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与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同等的申请鉴定权，这样可以结合两种启动制的优点，克服两种制度各自的不足。“预审法官”只审查鉴定申请的程序性要件，对于符合程序要件的申请，应当认定当事人申请有效，而对专门问题聘请相关专家进行鉴定。他与庭审法官的职责不同，无权对鉴定的实体问题进行评定。如果“预审法官”不接受鉴定申请，需在一定期限内详细说明理由，并允许当事人提出上诉。这样“预审法官”就与庭审法官一样，均居于中立裁判的地位，对控辩双方提出的鉴定申请行使审查裁判权。他也可以对司法鉴定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审查。这种“预审法官”与庭审法官分离的设计，显然不同于实行司法官启动制的某些国家的鉴定决定权完全由法院统一行使的做法。他更有利于庭审法官居中判案，不被牵扯进案件事实的调查之中，从而带有某种预断或内心偏见去判案。另一方面，当事人由于鉴定结论的中立性、科学性和极高的证明力，必然重视充分利用这样一种证据方法，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这样，司法鉴定启动的主体不再是法院，而是在诉讼中为了法庭上的辩论而享有取证权的控辩双方当事人。

三是为了防止隶属于法院的审查法官的司法专断，滥用鉴定启动程序中的鉴定启动审查权，法律可允许控辩双方各自聘请专家担任自己的技术顾问。这些技术顾问有权参与司法鉴定的全过程，及时向鉴定人提出疑问，给予委托自己的当事人一定的技术咨询意见，并有权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作为证人发表自己的意见，或与鉴定人进行一定的对质和辩论。这也是进一步保障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诉讼权利的有效手段。

刑事侦查范文篇3

关键词：催眠侦查催眠者催眠状态侦查人员摄心术角色属性催眠原则催眠过程催眠技巧注意问题数字法催眠作用

引言：

随着侦查环境进入变动交替时代，侦查人员应致力拓展侦查思维，发展侦查方式，为我国犯罪侦查注入新的侦查观念。催眠侦查作为新的一种侦查方式，有利于发展案件侦查的线索、勾画出犯罪现场原貌、重现犯罪现场、协助发展侦查方向。

当前，我国社会环境随着民主改革日益提高，法律制度日益完善之际，人权保障愈发受到重视，影响所及势必使打击犯罪的侦查工作备受掣肘，作为警察将陷于维护治安和保障人权的两难之间。因此，为避免侦查人员在侦查案件发现事实的职责下身陷法网，在侦查环境的变动交替时代，侦查人员应致力拓展侦查思维，发展侦查方式，为我国犯罪侦查注入新的侦查观念。

在我国，当犯罪发生以后，侦查机关对犯罪案件的认知，除了部分案件由侦查人员主动发现外，大部分均来自目击证人或被害人的供述。而一般目击证人因认知上的偏见或掺杂个人的臆测或扭曲，时常导致不正确的证词出现，如有利害关系更容易造成说谎；被害人易因惊吓造成精神创伤，导致回忆困难或不愿再回忆不愉快的犯罪案件；再则受时间推移的影响，被害人和目击证人会遗忘曾经经历过的事件细节，更容易受到他人的暗示，意见的影响，从而导致供述的正确性发生变化，使侦查人员无法确实了解犯罪过程，掌握案情，进而使侦查方向发生错误，陷于迷雾之中，无法突破案情。然而，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频繁发生，在国外，诸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在犯罪侦查过程中，如果遇到侦查陷入困境，无法顺利破获案件时，便使用催眠技术协助发展侦查线索，为侦查犯罪提供相关参考。

催眠侦查作为新的一种侦查方式，使始于1962年美国催眠学家Bryan和Arons的大力倡导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侦查方式。它以催眠术来破获案件，基于心理学理论，利用心理学上的技巧，通过催眠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受害人或目击证人，应道受测者放松心情，减低其潜在压力，痛苦与恐惧，使其集中潜意识，正确回忆其曾经经历或见闻过而存储于潜意识之下的事实，发展有利于侦查的线索，勾画出犯罪现场原貌，重现犯罪现场，协助发展侦查方向的新型侦查方式。

1976年7月美国桥奇拉州发生二十六名学生和司机被蒙面歹徒绑架。被绑架的学生和司机随即被歹徒埋到该州以采石场地下。其中司机和两名年纪较大的学生挖掘出地面顺利逃出。该名司机在正常状况下被询问，但其回忆并不完全，警方无法得到有利信息，随将此案置隔起来。后来美国联邦调查局接管此案，鉴于司机曾看过歹徒货车车牌的两个号码，因此考虑运用催眠。司机经过检查，符合催眠条件。司机于是被催眠到一种普通的催眠状态下，以年龄倒退法把时光倒退到绑架的当日下午而，利用心像屏幕控制回忆状况。在催眠过程中，除了歹徒车牌的一个数字外，司机成功回忆出全部过程及车号，美国警方随即破获了这起举世著名的桥奇拉绑架案。在1986年美国田纳西州法院审判BradlleyCounty持枪抢劫和二级谋杀案，1987年美国堪萨斯州法院审判FrankRock故意杀人案和1988年美国北达科他州联邦法院审判一场肇事案件中，均不同程度的采用催眠证人的回忆当作证据。由此可见，催眠运用于司法方面最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运用在侦查或收集证据方面，这仅仅是利用催眠获得证人的回忆资料，协助犯罪侦查；第二个目的是使用催眠证人的回忆当作法庭上的证据，为法院审判提供资料。

侦查催眠运用催眠年龄倒退的技巧，使被催眠者重新体验过去某一时间曾发生的事件，以增强记忆的方法。因被催眠者在催眠过程中的反应为一系列顺从行为，需要催眠者与被催眠者之间有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因此，依据催眠原理，适合侦查催眠的对象是证人或被害人，而非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此要实现高质量的侦查催眠，就需要深入了解进行侦查催眠应遵循的原则、侦查催眠的方法与过程、侦查催眠的技巧以及在侦查催眠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进行催眠侦查应遵循的相关原则

为了保证催眠的公正合法性，侦查人员和催眠者必须遵循特定的原则。根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结合英国内政部及美国联邦侦查机关制定的关于侦查催眠原则，提出以下几点，用来作为我国进行催眠侦查时的参考。

1、接受催眠的对象是自愿参加，不受任何干涉或胁迫。

2、接受催眠的对象只能是被害人或目击证人，而不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

3、催眠师必须是催眠经验丰富的合格精神医师或心理医师。

4、侦查人员只能对催眠者提供案件的最基本资料。

5、侦查人员不能担任侦查案件的催眠师。

6、催眠师本人或他的近亲属与本案或本案的当事人没有某种利害关系。

7、被催眠者应当在催眠前对催眠者叙述他所知事实，并记录在案。

8、在催眠实施时，应该对催眠过程进行录音、录像。

9、在催眠过程中，至少有两名侦查人员参与，保证催眠的合法性。

10、催眠所得结论的价值性与证据性均须有相关的证据得以最终证明。11、为保证催眠侦查的真实可靠性和公正合法性，催眠侦查的录音录像资料应交予相关机关进行鉴定。

二、催眠侦查的方法与过程

催眠通常是指两个人之间许多内外在过程中的一种互动。这些过程是彼此互不独立的存在，包括选择性的注意力、想象力、顺从、角色属性、扮演及放松、暗示的感受等。而暗示则为催眠的重心，暗示就是催眠者给予被催眠者一个观念，而被催眠者会有一种强迫，自动性质的反应。由于暗示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个观念，其它的观念就自然的受到抑制，而成为精神统一的状态，接着就发生和这种观念一致的身体运动，而只要有这些微微运动的方式，自然会产生一种运动强化的交互作用，如果在加以适当诱导，观念运动更容易激烈，更容易接受暗示，从而使被催眠者进入催眠状态。

在心理学中，将催眠状态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催眠状态为轻度状态。催眠诱导法中，最确实容易的方法就是利用“观念运动”。观念运动就是使暗示表现在身体的运动。简单的观念运动暗示就是手臂的上升，另一观念运动的暗示使姿势的摇动。观念运动一发生，就标志着被催眠者进入轻度催眠状态。第二阶段催眠状态为中度状态。它是观念运动暗示与改变身体知觉的意识即改变观念知暗示相结合，使身体的某些生理反应发生变化，如心脏跳动速率的变化。第三阶段催眠状态为深度状态。这种暗示直接改变人当时的感受，致使人觉得时间不是过的很快就是很慢，甚至于遗忘。有关侦查的催眠便是运用催眠过程中这一年龄退化暗示，即暗示被催眠者重新回到过去曾经历过的那一时光，让他再次体验该事件的感受，从头到尾向侦查人员叙述整个发生的过程。由此依据催眠理论的方法与过程，可将侦查催眠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与被催眠者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阶段。这是进行侦查催眠的基础。为了缓和被催眠者的焦虑和消除催眠过程中的神秘性，应在催眠进行前预演催眠时要做的步骤，并提供被催眠者一些有关遗忘的原因和恢复记忆可能性的简单解释。

第二阶段：侦查催眠的准备阶段。这是进行侦查催眠的必要前提。这一阶段要求催眠实施者与侦查人员知晓基本犯罪资料，用以了解案情，同时也需要了解做侦查催眠的整个背景及受催眠者的身体状况，包括是否有脑部损伤，听觉是否损害，是否有精神方面症状等问题，决定是否需要有特别的诊断。其次考虑催眠环境、地点、时间是否适当，尽量避免影响被催眠者的情绪。

第三阶段：诱导式催眠逐步向深度催眠状态加强阶段。这一阶段是催眠者令被催眠者进入轻度催眠状态后，应逐步强化对被催眠者的暗示程度，加强受测者的身体感受性。这一阶段是侦查催眠过程中的重要阶段，直接关系到催眠侦查能否成功。因此需要催眠者把握好深化技巧，典型的深化技巧有：从十倒数到零的倒数法，意念运动法如使被催眠者感受手臂漂浮在空中、身体失重等，以及心像暗示法包括使被催眠者想象高山、沙滩、城市等。

第四阶段：导出案件相关资料阶段。为了帮助被催眠者恢复记忆，应确定犯罪现场和时间的变向。为了配合被催眠者回忆的步调，通常使用自由的诱导指令。在这一阶段应运用警方相关专家对被催眠者的描述加以描绘，便于取得最佳效果。

第五阶段：解除催眠作用阶段。通过催眠者诱导被使催眠者的情绪逐渐平静，放松及恢复正常。帮助被催眠者清醒的方法有数数字法或催眠者自己的诱导方式。待被催眠者完全清醒后，催眠者应回答被催眠者提出的相关问题。

三、催眠侦查中的相关技巧

（一）、放松技巧：在许多诱导程序中，通过结合各种松弛技巧的方式（如重复暗示放松、镇静、平静等)来获得最佳效果。然后再暗示身体不同部位出现有沉重感觉(如四肢无力、模糊、疲倦等）。在侦查催眠过程中，放松与沉重的暗示必须很缓慢的进行。在暗示被催眠者身体的各个部分放松或沉重前，须有技巧性的暂停。这种方法不仅在时间上允许被催眠者对暗示内容的了解与融入外，也能使被催眠者充分发挥想象力看到所暗示的影像。因此，在放松暗示阶段需要有技巧性的停顿，稍做暂停后立刻变换另一暗示。将其切分成多个短节奏的拍子，并进行匀整和谐的变换，是催眠的重要秘诀之一。

（二）、沉重手臂暗示技巧：在放松之后，通常使用“沉重手臂”的暗示。这种暗示经常当作催眠深度的指标。在标准的催眠技巧中催眠者通常对被催眠者进行重复的手臂沉重暗示。这个暗示很巧妙地把手臂沉重和进入更深层次的催眠状态结合在一起。

刑事侦查范文篇4

当前，我国社会环境随着民主改革日益提高，法律制度日益完善之际，人权保障愈发受到重视，影响所及势必使打击犯罪的侦查工作备受掣肘，作为警察将陷于维护治安和保障人权的两难之间。因此，为避免侦查人员在侦查案件发现事实的职责下身陷法网，在侦查环境的变动交替时代，侦查人员应致力拓展侦查思维，发展侦查方式，为我国犯罪侦查注入新的侦查观念。

在我国，当犯罪发生以后，侦查机关对犯罪案件的认知，除了部分案件由侦查人员主动发现外，大部分均来自目击证人或被害人的供述。而一般目击证人因认知上的偏见或掺杂个人的臆测或扭曲，时常导致不正确的证词出现，如有利害关系更容易造成说谎；被害人易因惊吓造成精神创伤，导致回忆困难或不愿再回忆不愉快的犯罪案件；再则受时间推移的影响，被害人和目击证人会遗忘曾经经历过的事件细节，更容易受到他人的暗示，意见的影响，从而导致供述的正确性发生变化，使侦查人员无法确实了解犯罪过程，掌握案情，进而使侦查方向发生错误，陷于迷雾之中，无法突破案情。然而，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频繁发生，在国外，诸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在犯罪侦查过程中，如果遇到侦查陷入困境，无法顺利破获案件时，便使用催眠技术协助发展侦查线索，为侦查犯罪提供相关参考。

催眠侦查作为新的一种侦查方式，使始于1962年美国催眠学家Bryan和Arons的大力倡导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侦查方式。它以催眠术来破获案件，基于心理学理论，利用心理学上的技巧，通过催眠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受害人或目击证人，应道受测者放松心情，减低其潜在压力，痛苦与恐惧，使其集中潜意识，正确回忆其曾经经历或见闻过而存储于潜意识之下的事实，发展有利于侦查的线索，勾画出犯罪现场原貌，重现犯罪现场，协助发展侦查方向的新型侦查方式。

1976年7月美国桥奇拉州发生二十六名学生和司机被蒙面歹徒绑架。被绑架的学生和司机随即被歹徒埋到该州以采石场地下。其中司机和两名年纪较大的学生挖掘出地面顺利逃出。该名司机在正常状况下被询问，但其回忆并不完全，警方无法得到有利信息，随将此案置隔起来。后来美国联邦调查局接管此案，鉴于司机曾看过歹徒货车车牌的两个号码，因此考虑运用催眠。司机经过检查，符合催眠条件。司机于是被催眠到一种普通的催眠状态下，以年龄倒退法把时光倒退到绑架的当日下午而，利用心像屏幕控制回忆状况。在催眠过程中，除了歹徒车牌的一个数字外，司机成功回忆出全部过程及车号，美国警方随即破获了这起举世著名的桥奇拉绑架案。在1986年美国田纳西州法院审判BradlleyCounty持枪抢劫和二级谋杀案，1987年美国堪萨斯州法院审判FrankRock故意杀人案和1988年美国北达科他州联邦法院审判一场肇事案件中，均不同程度的采用催眠证人的回忆当作证据。由此可见，催眠运用于司法方面最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运用在侦查或收集证据方面，这仅仅是利用催眠获得证人的回忆资料，协助犯罪侦查；第二个目的是使用催眠证人的回忆当作法庭上的证据，为法院审判提供资料。

侦查催眠运用催眠年龄倒退的技巧，使被催眠者重新体验过去某一时间曾发生的事件，以增强记忆的方法。因被催眠者在催眠过程中的反应为一系列顺从行为，需要催眠者与被催眠者之间有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因此，依据催眠原理，适合侦查催眠的对象是证人或被害人，而非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此要实现高质量的侦查催眠，就需要深入了解进行侦查催眠应遵循的原则、侦查催眠的方法与过程、侦查催眠的技巧以及在侦查催眠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进行催眠侦查应遵循的相关原则

为了保证催眠的公正合法性，侦查人员和催眠者必须遵循特定的原则。根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结合英国内政部及美国联邦侦查机关制定的关于侦查催眠原则，提出以下几点，用来作为我国进行催眠侦查时的参考。

1、接受催眠的对象是自愿参加，不受任何干涉或胁迫。

2、接受催眠的对象只能是被害人或目击证人，而不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

3、催眠师必须是催眠经验丰富的合格精神医师或心理医师。

4、侦查人员只能对催眠者提供案件的最基本资料。

5、侦查人员不能担任侦查案件的催眠师。

6、催眠师本人或他的近亲属与本案或本案的当事人没有某种利害关系。

7、被催眠者应当在催眠前对催眠者叙述他所知事实，并记录在案。

8、在催眠实施时，应该对催眠过程进行录音、录像。

9、在催眠过程中，至少有两名侦查人员参与，保证催眠的合法性。

10、催眠所得结论的价值性与证据性均须有相关的证据得以最终证明。

11、为保证催眠侦查的真实可靠性和公正合法性，催眠侦查的录音录像资料应交予相关机关进行鉴定。

二、催眠侦查的方法与过程

催眠通常是指两个人之间许多内外在过程中的一种互动。这些过程是彼此互不独立的存在，包括选择性的注意力、想象力、顺从、角色属性、扮演及放松、暗示的感受等。而暗示则为催眠的重心，暗示就是催眠者给予被催眠者一个观念，而被催眠者会有一种强迫，自动性质的反应。由于暗示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个观念，其它的观念就自然的受到抑制，而成为精神统一的状态，接着就发生和这种观念一致的身体运动，而只要有这些微微运动的方式，自然会产生一种运动强化的交互作用，如果在加以适当诱导，观念运动更容易激烈，更容易接受暗示，从而使被催眠者进入催眠状态。

在心理学中，将催眠状态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催眠状态为轻度状态。催眠诱导法中，最确实容易的方法就是利用“观念运动”。观念运动就是使暗示表现在身体的运动。简单的观念运动暗示就是手臂的上升，另一观念运动的暗示使姿势的摇动。观念运动一发生，就标志着被催眠者进入轻度催眠状态。第二阶段催眠状态为中度状态。它是观念运动暗示与改变身体知觉的意识即改变观念知暗示相结合，使身体的某些生理反应发生变化，如心脏跳动速率的变化。第三阶段催眠状态为深度状态。这种暗示直接改变人当时的感受，致使人觉得时间不是过的很快就是很慢，甚至于遗忘。有关侦查的催眠便是运用催眠过程中这一年龄退化暗示，即暗示被催眠者重新回到过去曾经历过的那一时光，让他再次体验该事件的感受，从头到尾向侦查人员叙述整个发生的过程。由此依据催眠理论的方法与过程，可将侦查催眠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与被催眠者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阶段。这是进行侦查催眠的基础。为了缓和被催眠者的焦虑和消除催眠过程中的神秘性，应在催眠进行前预演催眠时要做的步骤，并提供被催眠者一些有关遗忘的原因和恢复记忆可能性的简单解释。

第二阶段：侦查催眠的准备阶段。这是进行侦查催眠的必要前提。这一阶段要求催眠实施者与侦查人员知晓基本犯罪资料，用以了解案情，同时也需要了解做侦查催眠的整个背景及受催眠者的身体状况，包括是否有脑部损伤，听觉是否损害，是否有精神方面症状等问题，决定是否需要有特别的诊断。其次考虑催眠环境、地点、时间是否适当，尽量避免影响被催眠者的情绪。

第三阶段：诱导式催眠逐步向深度催眠状态加强阶段。这一阶段是催眠者令被催眠者进入轻度催眠状态后，应逐步强化对被催眠者的暗示程度，加强受测者的身体感受性。这一阶段是侦查催眠过程中的重要阶段，直接关系到催眠侦查能否成功。因此需要催眠者把握好深化技巧，典型的深化技巧有：从十倒数到零的倒数法，意念运动法如使被催眠者感受手臂漂浮在空中、身体失重等，以及心像暗示法包括使被催眠者想象高山、沙滩、城市等。

第四阶段：导出案件相关资料阶段。为了帮助被催眠者恢复记忆，应确定犯罪现场和时间的变向。为了配合被催眠者回忆的步调，通常使用自由的诱导指令。在这一阶段应运用警方相关专家对被催眠者的描述加以描绘，便于取得最佳效果。

第五阶段：解除催眠作用阶段。通过催眠者诱导被使催眠者的情绪逐渐平静，放松及恢复正常。帮助被催眠者清醒的方法有数数字法或催眠者自己的诱导方式。待被催眠者完全清醒后，催眠者应回答被催眠者提出的相关问题。

三、催眠侦查中的相关技巧

（一）、放松技巧：在许多诱导程序中，通过结合各种松弛技巧的方式（如重复暗示放松、镇静、平静等)来获得最佳效果。然后再暗示身体不同部位出现有沉重感觉(如四肢无力、模糊、疲倦等）。在侦查催眠过程中，放松与沉重的暗示必须很缓慢的进行。在暗示被催眠者身体的各个部分放松或沉重前，须有技巧性的暂停。这种方法不仅在时间上允许被催眠者对暗示内容的了解与融入外，也能使被催眠者充分发挥想象力看到所暗示的影像。因此，在放松暗示阶段需要有技巧性的停顿，稍做暂停后立刻变换另一暗示。将其切分成多个短节奏的拍子，并进行匀整和谐的变换，是催眠的重要秘诀之一。

（二）、沉重手臂暗示技巧：在放松之后，通常使用“沉重手臂”的暗示。这种暗示经常当作催眠深度的指标。在标准的催眠技巧中催眠者通常对被催眠者进行重复的手臂沉重暗示。这个暗示很巧妙地把手臂沉重和进入更深层次的催眠状态结合在一起。

（三）、深化催眠技巧：如果被催眠者必须要有某种较长时间保持催眠状态，应该使用深化催眠技巧。这种技巧与放松技巧大致相同，一般使用从十到零倒数法。

（四）、想象看到影像的技巧：因为看影像的技巧在回忆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通常最有效的方法是暗示被催眠者想象自己是坐在电影院里或坐在电视机前，而被催眠者曾经体验过的故事正在一幕幕的出现在屏幕上，并暗示被催眠者可以安全的再次体验该事件。如此设计能使被催眠者将他们的思想放射到心像屏幕。在这一过程中，催眠者应该注意，不要过多的对被催眠者进行提示，以免对被催眠者产生干扰。

（五）、适时修正催眠技巧：通常要使被催眠者达到某种状态，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的诱导方法，然而在催眠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某种突发的环境状况或被催眠者个人性格上的需要。应此，在催眠侦查过程中，要能适时修正催眠诱导方法。当发生类似情况时，催眠者要进行某种干扰，并且巧妙的善用将这种干扰并入被催眠者的暗示，将这种突发情况变为有利因素。

四、催眠侦查中应注意的问题

影响催眠效果的因素众多，在催眠过程中，为了使被催眠者更好的接受催眠，达到最佳催眠效果，须注意一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催眠师的选择。通常要选择一些威望较高、拥有自信成功态度和举止的催眠师。威望本身意味着命令、权力和取得对方的信任。来自一位权威人士的暗示，通常更容易被受测者接受。

第二、要结合被催眠者年龄、性别、只能、意识、清醒状态做出合理的催眠计划。从年龄方面将，通常小孩的批判态度尚未发展完全，易毫不犹豫的接受暗示；从性别方面讲，女人较男人拥有较高的身体感受性；从智能方面讲，良好的智能有着高感受性倾向。通过大量实验证明，优越的想象能力和注意力与优越的智能有关，是一种积极的关系因素；从意识清醒程度上来看，当被催眠者的意识是清醒的且了解暗示，便会做出选择或接受，但若其意识被减低到类似催眠的恍惚状态，其身体感受性便会大大提高。

刑事侦查范文篇5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

技术侦查手段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随着20世纪60年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犯罪现象也日益复杂起来，在传统的犯罪方式之外，出现了各种新的犯罪方式。白领阶层犯罪增长，把犯罪行为带入许多新的、从前有免疫力的领域，而且其犯罪手段技术化程度高、隐秘性强；同时，有组织犯罪也在新的形势下得到发展。“有组织犯罪早对社会肌体的大破坏，它几乎对个人、集体和机构等社会组成单元都产生影响，但它同时也是无视法律的一种狡猾形式，它毒辣地利用公民的权利和宪法的保障来减少被侦破的危险，尽最大可能逍遥于法外”。[1]总之，新的犯罪方式日益向组织化、技术化、隐秘化发展，给侦查机关的侦查带来重重困难，严重影响到了侦查的效果，同时也就“提出了对这些新型犯罪最适合的法律与司法工具问题。”[2]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首先是在西方国家，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开始日益向技术化、高隐秘性方向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许多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被用于侦查之中，如窃听视听装置与技术、红外线望远镜以及电子计算机技术等，这就使得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丰富起来，技术侦查措施由此产生并日益成为打击犯罪的一种重要的侦查手段。

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指的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作案人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监听（俗称窃听）、秘密录像、秘密拍照、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手段。技术侦查措施是侦查机关为对付技术化、高隐秘性的犯罪而发展起来的，其特点在于不经当事人知晓而运用技术装备秘密调查、秘密取证，因而是典型的秘密侦查措施，《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称之为“不经当事人知晓的措施”。但是，技术侦查措施又不能等同于秘密侦查措施，因为秘密侦查措施除了技术侦查手段之外，还包括邮检、情报员（即线人）、诱捕等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措施的概念在外延上广于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措施因其高隐秘性而难免与公民个人的隐私权相冲突。隐私的概念和理论是由美国学者布兰戴斯和沃伦于1890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的《论隐私权》一文中提出：“紧张而又复杂的社会生活曾经推动过人类文明，但经过文明熏陶的人们，对于公开化变得更为敏感，因而隐私对人们来说变得更为重要。”[3]代表社会公益的技术侦查措施与代表个人私益的公民隐私权之间便存在着“善与善的价值冲突”而只能进行价值选择。各国均认为，在对上述“善与善的冲突”进行价值衡量时，应作有利于具有高度公益性质一方的判断，即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国家侦查机关得在一定条件下限制公民隐私权；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技术侦查是正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公民隐私权的限制应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成本或代价。

二、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定程序

英美法系国家从近代以来，大力倡导“正当程序”（Dueproess）观念，认为政府在处理有关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问题时，必须遵守正当、合理的法律程序。由于电子监听等技术侦查措施的采用往往侵犯公民个人隐私权，因而其采用受到更为严格的程序控制。大陆法系各国在传统上虽无“正当程序”观念，在侦查的模式上也采用强化侦查机关职权，有利于打击犯罪的职权式侦查模式而与英美法系的对抗式侦查模式有别，但在技术侦查措施的程序设计上却与英美法系各国有诸多共同之处。其根本指导思想均是：技术侦查措施以侵犯公民隐私权为代价，其采用应受严格的程序控制。总体地看，两大法系为技术侦查措施设计了以下共同的程序原则。

1、重罪原则。技术侦查措施只能针对特定犯罪类型而采用。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规定，电子监控只能针对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犯罪侦查。《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lOO条规定，“在重罪或轻罪案件中，如果可能判处的刑罚为2年或2年以上监禁，预审法官为了侦查的必需，可以决定截留、登记和抄录邮电通讯。”《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98条a第1款规定，“有足够的事实依据表明：1.在麻醉物品、武器非法交易领域内以及伪造货币、有价证券领域内；2.在涉及国家安全（《法院组织法》第74条a，第120条）领域内；3.在公共危险罪领域内；4.对人身体、生命、性交自主或者人身自由；5.职业性、常业性地，等等；6.由团伙成员，以其他方式有组织地实施了重大犯罪行为的时候……允许对具备估计是行为人所具有的特定审查要件之人员，采用技术设备，将他们的个人情况数据与其他数据一起排查，以便排除无嫌疑人员，确定出对于侦查具有意义的进一步审查要件的人员。”《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6条也有类似规定。由此可见，技术侦查措施主要适用于两类犯罪：一是重罪，即处罚较重的犯罪；二是组织化、技术化、隐秘化的特殊类型的犯罪。前者反映出被害权益的重大性，针对这类犯罪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足以抵消因侵害公民隐私权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后者由于其犯罪行为的特点，给侦查机关的侦查带来重重困难，侦查机关采用一般侦查措施常常无济于事，不采用技侦措施，实难以发现犯罪、侦破罪案。

2、必要性原则。只有在采用一般侦查措施收效甚微甚或无收效时，才可使用技术侦查措施。也就是说，在考虑采用侦查措施时，技术侦查措施具有补充性，应在最后作考虑。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98条a针对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措施规定，“对此项措旃，只能在以其他方式调查案情、侦查行为人居所是十分困难、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才允许采取。”同法第100条a针对监视电讯措施规定，“在以其他方式不能或者难以查明案情、侦查被指控人居所的条件下，允许命令监视、录制电讯往来。”同法第100条c规定，“在采用其他方式进行侦查将成果甚微或者难以取得成果的情形下，可以采用不经当事人知晓的措施。”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规定，审问法官在批准电子监控命令之前必须认定：有合理的原因使人相信只有使用某种专门的窃听装置才能从某种犯罪中获得需要的信息，以及对某一案件来说一般的侦查方法都已经试过，并且是不成功的，或者一旦执行起来一般地说有很大的危险性。确立最后选择原则的法理在于：国家权力的行使，以仅达目的为已足，不可过度侵害人民的自由权利，当国家权力机关为达同一目的有多种适合的手段可供选择时，应选择对当事人损害最少的手段。如前所述，技术侦查措施严重侵害公民隐私权，属于一种成本或曰代价较高的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与一般侦查措施相比，其对公民自由权利侵害较大，在采用技侦措施和一般侦查措施均能达到同样的侦查目的的情况下，当然应选择对公民自由权利侵害较小的一般侦查措施；只有在采用一般侦查措施无法达到侦查目的的情况下，侦查机关迫不得已才采用技术侦查措施。

3、相关性原则。又具体包括人的相关性原则和物的相关性原则两项。（1）人的相关性原则。指一般情况下，技术侦查措施只能针对被指控人及其相关人员。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凹条a5项规定，“命令监视、录制电讯往来时，只允许针对被指控人，或者针对基于一定事实可以推断他们在为被指控人代收或者转送他所发出信息的人员，或者针对被指控人在使用他们的电话线的人员作出命令”。同法第100条c第2款规定，“对前款措施只允许用来针对被指控人。针对其他人员，在采用其他方式侦查案情、被指控人居所只能取得微小成效或者难以进行的前提下，准许采用第1款第1项字母a的措施。对于第1款第1项字母b和第2项的措施，只有在基于一定事实可以推断其他人员与行为人有联系或者可以建立这种联系，使得措施将导致查清案情、侦查出被指控人居所，并且采用其他方式很难或者不可能取得这种成果的时候，才允许针对其他人员采用。”可见，在迫于侦查需要而不得已要对被措控人以外的其他人员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德国法从对象的范围以及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强度等都作了相应的限制性规定。

（2）物的相关性原则。即指技术侦查的范围应尽量限制在与侦查目的有关的内容上。美国司法实务中称之为最低限度要求，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明确规定，在实行监控时要尽量减少对与侦察无关的通讯的监听。《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笫98条a第3款规定，“如果应予传送的数据只能以不相称的耗费才能与其他的数据分别开来的，依命令也要：降其他数据一并传送，对这些其他数据不准许使用。”同法第98条b第1款规定，法官决定排查、传送数据，必须写明负有数据传送义务的部门，必须限制在具体案件所需的数据与审查要件之内。这就明确规定了侦查机关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的只能使用与侦查有关的数据，对其他数据不得使用。

4、司法审查原则。即侦查机关采用技侦措施必须向有侦查控制权的司法机关报批，在司法机关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规定，电讯截留措施由预审法官采取并监督。《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技侦措施只允许由法院决定，在延误就有危险的时候也可以由检察院决定。检察院决定后，应当不迟延地提请法官确认。在3日内未得到法官确认的，决定失去效力。《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7条规定，“公诉人要求负责初期侦查的法官决定进行第266条规定的活动。当存在重大犯罪嫌疑并且为进行侦查工作必须实行窃听时，采用附理由命令的形式给予批准”。同时，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必须贯彻书面原则。如德国法规定，法官作出决定要用书面形式；法国法第100条第2款规定，电讯截留的决定以书面形式。贯彻书面原则的目的在于：法官或预审法官以决定书和批准命令的形式载明了采取技侦措施的对象、时间等，侦查机关必须严格遵守。同时，即使法官或预审法官决定或批准采用技术侦查措施的，也是附有期限的。《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2规定，“此项决定规定的截留期限最长为四个月。继续截留必须按同样的条件方式和期限重新作出决定。”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规定，“命令的执行期间是获得窃听所需要的唯一的时间周期，并且如果超过30天就会自动失效。在该法令的实施中不能添改，如需要添改，必须重新申请。”若不对技术侦查措施的采用限制期限，则等于是将决定权交给了侦查机关，因为侦查机关只要获得了审批，即可自行决定随时采用，而当事人的隐私权则长时间、不定期地笼罩在国家权力的阴影之下，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如前所述，技术侦查措施是以侵害公民隐私权为必要成本或曰代价的，为减少这种成本或曰代价，西方各国在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程序设计的同时还规定了一系列补救措施以对公民隐私权进行救济。

补救措施之一：告知当事人。即在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进行侦查后，应当将采取措施的有关情况通知当事人，使其知情。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1条第1款规定：一旦对侦查目的、公共安全、他人人身或者生命以及派遣的侦查员的继续使用不会构成危险的时候，应当将采取的措施通知当事人。《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8条也规定对窃听的执行情况应立即通知当事人的辩护人，辩护人可以得到有关材料的副本，并且要求转录磁带上的录音。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也规定：在监听结束后的至少90天内，在诉讼申请上被指名的人必须被告之有关诉讼申请的情况，以及通讯是否受到窃听。另外，在法庭使用通过窃听获得的证据之前的10天，有关案件的各方都必须得到有关授权监听的信息。各国作此规定，一是因为当事人的知情权，即当事人有权知道其应该知道的信息资料，包括其权利被国家侵害的消息；二是因为若采用技侦措施所获之资料将用作证据在法庭上指控当事人，让当事人（包括其辩护人）知晓有关情况也有利于其充分行使辩护职能。

补救措施之二：保密和封存。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规定：即便窃听的通讯内容是有事实根据的也不能随便泄露，除非是根据法院专门的授权，但那也仅是在某种程度上泄露监听的内容。同时，对有关记录材料还应进行封存。该条例规定：如果可能的话对通讯的监听最好要记录，而不是简单地偷听。对于监听记录下的内容都应该封存，并且保留至少，10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也规定，对电讯截留和登记行动作出记录的登记册应该封存。这些措施都旨在防止当事人的隐私泄露和扩散。

补救措施之三：销毁不再需要的材料；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b第6款规定：“追诉不再需要以技侦措施得来的材料时，应当在检察院监督下不迟延地将它销毁。”《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9条第2款规定：“当诉讼不需要有关材料时，关系人可以为维护其隐私权要求曾经批准或者认可窃听工作的法官将其销毁。”《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6规定：“登记册根据共和国检察官或检察长的要求，在公诉时效期届满时销毁。”

三、采用技侦措施所获证据的证据能力

侦查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目的即在于调查犯罪人和获取案件证据，因而侦查机关只要是按法定程序采用技侦措施所获得的证据，就是合法证据，具有证据能力，可在法庭审理时用来指控被告人。一般地说，采取技侦措施所获证据只能在本案诉讼中用作证据，而不能用作其他案件的证据。但作为原则之例外，《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70条规定，“窃听所取得的材料不得在其他诉讼中使用，除非对于查明某些对其必须实行当场逮捕的犯罪来说这些材料是不可缺少的。”《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98条b第3款规定，“以排查获得的个人情况数据，只能在处理分析时发现了第98条a所述犯罪行为之一所需要的情况时，才允许用在其他刑事诉讼程序中作为证据。”同法第100条b针对监视电讯措施也有类似规定。这就规定了采用技侦措施所获资料只能在特定的其他刑事诉讼程序中作为证据。

由于采用技侦措施所获取的证据多为视听资料，而各国关于视听资料的性质有不同认识。因而对其是否适用传闻证据规则有不同规定。所谓传闻证据规则，又叫传闻排除规定，简而言之，就是对未经过反对询问的口述证据的证据能力予以否定的规则。审查口述证据的证明力的最重要手段，就是交叉询问中的反对询问。因此，另一方当事人未获对其进行反对询问机会的口述证据，原则上被认为必须从所采用的证据中排除。可见，传闻证据规则是针对陈述证据而言的。英国、美国的证据法上均将视听资料视为书证的范畴，因而对其不适用传闻证据规则。而日本法关于照片、录音磁带等，尽管存在把它们作为陈述证据的一种，比照侦查机关作成的现场勘验记录来决定其证据能力的观点，但通说和判例采取的是把这类证据视为非陈述证据的观点。按前一观点，这类证据适用传闻证据规则，摄影者及录音者作为证人被询问成为必须的条件，否则，视为传闻证据予以排除；按后一观点，这类证据不适用传闻证据规则，证据的正确性，即其广义的关联性只要以某种方法得到举证即可，不必询问证人。但即使是采用后一种观点，陈述如果被录音，且陈述的内容即表达的事实的真实性成为问题的情形下，也必须考虑适用传闻证据规则，因为摄影、录音的过程虽然是非陈述的过程，对被录音的陈述内容进行反对询问的权利仍必须得到保障，这就使录音的内容是否适用传闻证据规则成为问题。[4]

对于侦查机关违法采取技侦措施获取的证据能否具有证据能力的问题，美国根据宪法第四修正案确立了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即政府违反宪法第四条修正案反对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的保障，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得在刑事指控中作为证明有罪的证据采纳。但对于在未获法院允许的情况下使用电子监听仪器和装置所获得的证据能否在法庭审判中得到承认却经历了一个认识发展过程。在1928年的奥姆斯特德诉合众国案中，最高法院认为第四修正案对无理搜查和扣押的禁止并不适用于窃听，除非意味着对嫌疑人的房产的非法侵犯。只要不构成对房产的物理性非授权侵入，窃听所获证据并不适用违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在1967年卡茨诉合众国一案中最高法院为了在第四修正案的条件下捍卫隐私权的概念，经研究后得出结论：对扣押来说，无形的语言是敏感的，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如果没有获得法庭对电子监控的授权，将造成监控行动不被承认的后果，此时，违法证据排除规则或许可以适用。[5]在此基础上，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规定，禁止任何人在没有法院授权的情况下以电子的、机械的、或者其他类型的设计装置来达到窃听或企图窃听谈话或电话线传输的目的。这样，未经授权的违法窃听所获证据将适用违法证据排除规则而予以排除。但是，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并非英美法系的产物，同为英美法系的英国、加拿大等国并未完全接受，对以违法手段所获的物证（广义的），并非一概否认其证据能力，而是交由法官自由裁量。

在法国，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是被纳入证据方法中加以讨论的，是作为证据自由原则的对立面，即证据自由的限制出现的。法国理论上认为，“尽管查明事实真相时刑事诉讼的根本目标，但却不能为查明事实真相而采取任何手段（方法）。就司法的尊严及其应当得到的尊重而言，最为重要的是，不可为了寻找证据而采用任何有损于文明之基本价值的手段。”[6]正是基于这一原则，“酷刑拷打”已经受到限制，法院判例在原则上对经查获司法官“使用不正当手段”要进行惩处。对于那些以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材料，法国最高法院各法庭都认定应排除在法庭辩论之外。但是，法国最高法院刑事庭后来也表现出某种松动的态度，承认民事当事人向预审法官转送以刑事犯罪为代价而获得的录制材料（录制品），并且承认审判法官以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拍制的录相材料为判决依据。最高法院刑事庭就此宣布，没有任何法律条文允许刑事法官以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形式系采用非法的或不正当的方法所获得为理由而排除这些证据形式。[7]可见，在法国，对于通过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立法和判例均持否定态度，但是对于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法院并不能一概加以排除。

德国与美国在关于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的探讨上起步是一致的。在美国最高法院于20世纪初期开始逐渐建立排除规则的同时，德国学者也已认识到这一问题，提出了“证据禁止”的概念，刑法学者伯灵（Berling）认为刑事诉讼程序已发现真实为最高指导原则的一贯见解，未必即属绝对，对人民权利的保障也不能完全抛之脑后，如果侦查机关以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法院即不应利用。应该说，柏灵的这种观点与美国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由于德国学者之间意见不一致，不同的术语和标准推陈出新，致使“证据禁止”的实质性内涵与范畴难以确定，司法机关对此也持怀疑态度，因而在司法实践中，违法获取的证据，仍不影响其证据能力，可为法院正式采用。二战后，1950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36条a明文规定禁止以不正当方式讯问被告人，对被告人适用非法折磨、疲劳战术、妨害身体、服用药品、拷问、诈欺或催眠方法、威胁、许诺以及使用损害被告人记忆和理解力的方法所得到的陈述，即使被告人同意，也不允许使用。即对非法获取的供述证据，绝对地予以排除。但是对于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是否应当予以排除，仍无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是否排除由法院根据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加以裁量。在1960年的录音案和1964年的日记案中，德国最高法院根据其宪法——《基本法》中保障人权的指导思想，于，直接援引《基本法》第一条“人之尊严不可侵犯”，第二条“人人均有谋求自由发展起人格的权利，”第十条“书信秘密及有鉴于电讯秘密不可侵犯”，判决违法窃听的所得的录音及非依法定方式取得的书证也应予以排除。[8]

刑事侦查范文篇6

一、当前侦查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可以肯定我国各级侦查机关对刑诉法中有关侦查的制度和规范的执行情况，总的是好的，但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侦查权缺少制约，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够，进而影响案情的切实查证。

1．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这种情况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都有，主要发生在某些案情较为复杂的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一是有的案件罪与非罪的界限难以划清，担心把人放掉会放纵罪犯；二是侦查工作出现“反复”，比如犯罪嫌疑人串供、翻供等，侦查陷入僵局，羁押期满而未能结案；三是少数案情确实复杂，虽经批准延长羁押期，仍然未能查清全案；四是共同犯罪的同案犯在逃，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不按有关规定处理。五是由于鉴定的原因等等。

2、对犯罪嫌疑人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以逼取口供，以及诱供、套供、骗供等问题时有发生。

3、侦查活动同刑事政策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如在严打斗争中，侦查手段的选择缺乏合理性，倾向于选择最严厉的方法，从而使严打的概括性精神转向具体化，往往使嫌疑人受到不应有的伤害。

4、其他不按刑诉法办事的情况。例如，不允许犯罪嫌疑人对询问笔录中遗漏或差错提出实事求是的补充或改正意见；实施勘验，检查，扣押物证，书证，侦查实验等侦查行为不邀请见证人到场见证，等等。

二、检察对刑事侦查监督的途径、方法及其不足。

我国检察院目前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途径主要有：

（1）通过审查逮捕、起诉工作进行监督。

（2）通过派员参加侦查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和第一百零七条的有关侦查机关的勘验、检查，认为需要复验、复查的，可以要求侦查机关复验复查，并且可以派检察人员参加。

（3）通过受理有关控告进行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诉讼参与人对于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因此，诉讼参与人对于侦查机关或者侦查人员侵犯其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提出控告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及时审查，发现侦查活动中确实存在违法行为的，要依法处理。

（4）通过审查侦查机关执行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情况以及释放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中有相应规定。

人民检察院实施刑事侦查活动监督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口头通知纠正违法行为。这种监督方法适用于情节较轻的违法行为。

（2）书面通知纠正违法行为。这种监督方法适用于情节较重的违法行为。即对于侦查活动中情节较重的违法行为，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后，向侦查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3）追究有关侦查人员的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侦查人员在采取侦查措施或者决定、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施等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立案侦查。

目前侦查监督机制的不足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我国警检关系的基本模式：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侦查，检察机关主要负责起诉。检察机关无权指挥公安机关。侦查和起诉在程序上被明显分开，侦查是独立的诉讼阶段。侦查机关独立进行侦查，除逮捕外可自行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检察机关主要通过批捕和审查起诉进行监督。这种模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检察机关实施监督的滞后性和被动性，往往导致难以有效预防和及时纠正违法，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大量工作都是书面审查侦查机关报送的材料，而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很难想像能够反映在案卷中，即使犯罪嫌疑人等向检察机关反映警察在侦查中有刑讯、诱供等违法行为。如果无明显证据证明，实际上多数也难以查实，有些虽然能够查实并对违法犯罪行为人给予了适当制裁，但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已成事实，由此造成的损失和恶劣影响已难以收回。依照法律，检察机关可以参与公安机关的复验复查但其前提条件是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复验，而且复查的案件，一般仅限于大案、要案。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的侦查活动，检察机关都不参与。在侦查程序中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滞后性，参与程度的有限性与活动的被动性都使其预防和纠正侦查违法的作用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公安机关享有广泛的职权，在程序上缺少有效的制约机制，除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须经过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他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强制措施如勘验、检查、搜查、扣押、鉴定、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乃至拘留等，均可以自行决定，自行执行。权力如果缺乏真正有效的制约，往往导致滥用。特别是刑事侦查权的行使频繁涉及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就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尤为重要和紧迫。

（2）检察院缺乏中立、超然地位，监督带有倾向性。检察机关尽管属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却事实上担负着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的职责，它们本质上也属于国家追诉犯罪机构，在诉讼目标和诉讼角色方面与侦查机构是一致的。这就使得检察机关在监督警察心理上就不是那么坚决和明朗。尽管法律要求检察机关要尊重事实真相，并同时注意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但刑事侦查的一个基本情况表明，检察机关无论作为侦查机构还是作为公诉机关，往往更加重视对嫌疑人不利的证据和事实，即使进行法律监督，也经常是从如何有效进行追诉的角度进行法律监督。法律在不提高嫌疑人地位、不设立中立裁判者的情况下，片面强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必然造成追诉力量的过于庞大和辩护方力量的继续萎缩，同时也无助于对侦查活动的司法控制。这显然表明，只靠侦查机构负责人实施的内部制约或者检察机关进行的法律监督，侦查活动将很难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事实上，没有中立司法机构的介入，没有嫌疑人诉讼主体地位的确立和辩护律师参与范围的扩大，中国的侦查将很难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也很难被完全纳入诉讼的轨道。现代意义上的“诉讼”的一个基本涵义就是控辩双方在中立裁判者的主持下进行对抗，裁判者居中裁判。这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理念。我国的审判方式改革就是基于这个理念进行的。任何一个诉讼制度的形成都要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并形成一系列与它相配套的制度。改革一项制度必须考虑与它相配套的制度，例如我国的庭审方式改革就引发了起诉方式的改革，同样对抗式审判也要求侦查制度的改革。因为对抗的前提是控辩双方力量的均衡，这就要求建立一个中立裁判者对侦查机关进行制约。而我们目前恰恰缺少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因而由中立司法机构主持的司法审查和授权机制并不存在。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的实施，还是对犯罪嫌疑人长时间的羁押，都是由侦查机构自己或者检察机关通过秘密审查来许可令状的，而没有类似法院这样一个中立的司法授权机构，也不经过专门的授权程序。即使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要求将羁押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也无法向承担侦查和公诉职责的司法机构提出申请。这样，那种由司法机构主持进行的所谓“程序性审查”活动在中国侦查程序中就不可能存在；那种由控辩双方同时参与的听审活动在侦查程序中也无从进行。一句话，中国的侦查程序不具有“诉讼”的形态，而完全属于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行政化的单方面追诉活动。在这里，无论是专门性调查活动，还是有关限制公民基本自由和权益的强制性措施，都是由侦查机构或是由公诉机构自行决定，而不是由中立司法机构进行授权。这种制度设计不符合“控诉与裁判职能分离”、“司法最终裁决”等一系列现代法治基本原则，也会经常带来诸如羁押、超期羁押、非法搜查、任意扣押等现象，主要导源于这种由追诉机构兼负司法审查职能的侦查构造。

（3）侦检脱离影响起诉质量。侦查毕竟属于刑事追诉机制的一个环节，刑事追诉的成功与否，最终还要取决于检察机关能否成功地说服法庭作出有罪判决。在刑事诉讼中，案件不论是由检察机关还是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最后的出庭支持公诉都要由检察机关统一负责实施。可以说，在确保已经侦破的案件取得最终“胜诉”方面，检察机关要比公安机关承担着更大、也更为关键的责任。但是，中国目前实行的检警分离的体制，却造成负责对大多数案件进行侦查的机关，与负责对所有案件支持公诉的机关各行其是的局面。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只要将案件侦破完毕，其余的追诉工作也就由检察机关去做了。于是，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负责侦破案件和实施鉴定的公安人员极少有出庭作证的，负责支持公诉的检察人员很难获得公安机关的继续支持和配合。另外检察机关不能直接命令和指挥公安人员进行侦查，而只能在必要时请求公安机关派员协助，这样一来检察机关就无法从起诉的角度对侦查进行指导，进而大大影响了刑事追诉的效果。

（4）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实际上脱离，也不利于促使侦查人员提高素质。公安机关侦查活动较少受到制约的现状使侦查人员缺少一种外在的压力，在办案过程中往往忽视提高自身素质及改进侦查方法和提高技术手段，而是习惯于过多地依赖和使用强制处分权，尤其是偏重羁押和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而这些手段使用不当又极易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实践中存在的违法搜查、扣押刑讯逼供等现象，不能说与此无关，由于对违法侦查缺乏制约机制而不能有效预防及时制止并予以相应制裁，反过来又会强化侦查人员对这种现象的无所谓态度，形成恶性循环。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对完善检察对侦查监督的思考。

刑事侦查范文篇7

【关键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事侦查

近来学界提出了极富“与时俱进”特色的刑事政策新思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检更是为落实这一政策出台了专门文件。简言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当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非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简单的名词置换，而是根据当前社会治安环境的变化，面对刑事案件数量急剧上升的现实，为适应新时期刑事侦查工作的特点应运而生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承袭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合理成分，祛除了其中不科学、甚至于错误的因素，突出了有益于增进和谐“因子”的内涵。

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已成为检察和审判工作指导方针的背景下，侦查机关在刑事侦查工作中“何去何从”呢?学术界和侦查实务界对这一问题鲜有探讨。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讲究司法的社会效能的今天，在侦查工作中也应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宽严相济中的“严”，学者长期在研究刑事政策时对此已有相当成熟的论述和共识，而对于其中的“宽”，即“宽缓”的刑事政策探讨很少，而“宽缓”恰恰是时下倡导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所强调的“内涵”，基于这样的考虑，文章把讨论的视角放在刑事侦查工作中如何把握“宽缓刑事政策”之上。

一、贯彻宽缓刑事政策的前提——科学侦查理念的确立

在以人为本，创建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过程中，必须树立尊重和保护人权的价值理念。在刑事侦查工作中，保护人权，充分展示人的主体价值，理应成为我国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

如果将打击犯罪放在刑事司法的首要价值取向，在刑事政策上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将侦查手段用到极致，进而侵犯人权，造成新的社会关系的破坏，那就违背了司法的初衷。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绝不因为受到刑事追究就丧失了基本的人权，相反，由于他们人身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和剥夺，其合法权利更应予以保障。因此，只有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刑事政策的首要价值追求，才能实现刑事司法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刑事侦查人员在观念上必须袪除“有罪必究”、“究必从重”的重刑主义烙印，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案，坚持实体和程序并重，在具体的侦查工作中践行宽缓刑事政策。

二、宽缓刑事政策的贯彻——根据刑事侦查工作的流程展开

(一)立案程序

长期以来，受立案指标等因素的牵制，侦查机关中“先破后立”或“不破不立”的传统观念较深，先破案后立案的做法很普遍。为了追求立案数量，案件立起来就不能撤，形成撤案即错案的观念。将立案数作为考核侦查工作的主要标准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为了完成立案工作指标，侦查人员费尽“九牛一虎之力”查找犯罪嫌疑人、收集犯罪证据，将许多自诉案件或不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予以立案。此外，对证据不能达到立案标准的，不予以撤案，而是“疑案从挂”，严重地侵害了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

当前立案程序中“立案扩张”的做法与宽缓刑事政策的意旨是相左的，必须予以纠正。

1.严格执行法定的立案标准

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项的规定，有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但是情节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就不应立案。

此外，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的凡是犯罪嫌疑人具有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之一的，就不应当立案。

2.对于符合特定情形的被追诉人不予立案

犯罪嫌疑人是初犯、偶犯，未成年犯，过失犯，如果其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小，犯罪情节轻微，犯罪行为发生后能积极自首，并能和被害人就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达成赔偿协议并切实履行的，本着“教育挽回”的政策，可以不立案。

对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要本着“冤家宜解不宜结”的精神，着重从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角度处理，可以不立案。

(二)强制性措施的适用程序

强制性措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控制犯罪嫌疑人、收集证据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又极易侵犯人权。针对强制性措施在实践中易于滥用和误用的现象，有必要对其予以规范。

第一，羁押性措施的适用。在我国，侦查中适用逮捕措施较为普遍，使得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羁押成为“常态”。从最高检工作报告的相关数据中不难发现，近三年来，全国检察机关的刑事案件批捕率始终在90%左右。

笔者认为，应将逮捕作为一种例外和最后的措施。逮捕只在必要情况下才适用，避免羁押措施适用的随意性。为此，应当确立一种既能控制被追诉人，保障其及时到场接受讯问，又能替代逮捕的制度——保释制度。

第二，羁押期限的规定。按照刑诉法的规定，侦查羁押一般不超过两个月，但实践中羁押几年的情况很常见，羁押十几年的也屡见报端。严重地侵害了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

为防止羁押期限超过被追诉人可能判处的刑期，对其权益造成不应有的侵害，立法上应对轻罪和重罪的羁押期限分开规定。轻罪的羁押期限应相对较短，一般不得延长；重罪的羁押期限相对较长，符合严格法定条件的可适当延长。

此外，应将羁押期限和办案期限严格分开。办案期限可规定得比较宽松，基于诉讼的需要，符合法定条件的还可多次延长。但羁押期限则应规定得非常严格，除非符合非常严格的条件，否则不得延长。如果羁押的期限已至，必须将被追诉人释放或变更为强制力度更低的强制性措施。

(三)侦查终结程序

侦查终结程序作为承接侦查与审查起诉中的诉讼环节，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发挥了“过滤”和“递进”的作用。然而，我国侦查终结程序中存在着不少与保障人权相背离的“痼疾”。

1.侦查期限

我国刑诉法规定了起诉和审判的期间，而没有规定侦查期间。国外恰恰是对侦查的期间作出规定，而不规定审判的具体期限，因为他们认为审判权作为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审判的过程就是法官心证形成的过程，为保证法官心证形成的独立性和充分性，不宜用时间来加以限制。与此相对应，在他们看来，侦查权是一种行政权，行政权的行使应当是有时间限制的，否则公民的权利就会始终处于不安定状态，因此，侦查期间届满，国家的侦查行为即告终止。笔者认为，规定侦查期间对于保障涉讼公民的权益是非常必要的，侦查权的存在对于涉讼公民来说，无疑是一种负担，侦查程序早日完结实在是一种福音。

2.补充侦查

我国刑诉法对补充侦查程序规定的条件则较为宽松。在时段上，侦查机关在审查批捕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法庭审理阶段均可以补充侦查，补充侦查成了常态，从而使侦查终结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侦查程序实际上终而未结。显然，这种情况对于公民的人权保障是非常不利的。加上我国刑诉法并未限制补充侦查的方式，实践中，侦查机关补充侦查时仍然大量采用强制侦查手段，这就使补充侦查制度对公民权利保障形成了极大的威胁。此外，侦查机关还往往借频繁的退查变相拉长办案期限。笔者认为将来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从时段和手段上对补充侦查作出限制。

3.疑案的处理

此处所谓“疑案”，是指侦查机关经过反复侦查，在法律规定的侦查期间届满时，既无充分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也无充分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没有实施犯罪。

目前法律没有规定侦查机关应该如何处理疑案。实践中，办案人员对疑案的处理方式大多是既不做有罪认定也不做无罪认定，而是长期搁置起来。即实行“疑案从挂”，而且一挂就时间很长，有的两三年甚至更长。使犯罪嫌疑人长期处于罪与非罪不明的准犯罪状态，地位非常尴尬。

对于侦查终结阶段的疑案如何处理才更科学合理呢?笔者认为，可以参照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对于“存疑”案件的处理方式。即对侦查终结时证据不足的疑案的处理，理应把握一个基本原则：证据不足的撤销案件。

(四)侦查监督程序

在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现阶段由检察主导的侦查监督工作存在不少问题，笔者在剖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对策。

第一，监督主体。

我国赋予检察机关侦查活动监督权的同时，又确立了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公安机关的“反向”制约，肯定了侦查的独立性，却抑制了检察职能的发挥，使得法律监督的权威性难以充分体现。

如何防止侦查机关滥用侦查权，加强对侦查权的控制成了司法改革的紧迫命题。据此，有学者提出我国应效仿西方国家的做法，由法院对侦查活动进行司法控制。这种改革方案无疑需要对现行司法体制作较大调整，这种“伤筋动骨”的改革方案，不具现实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在现行的体制下，相对合理的改革思路应是重塑公检之间“互相制约”的格局，即在“互相制约”中充分体现检察机关的监督权，构建起层次递进的工作关系，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更为全面、强大的控制权力，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主体地位。

第二，监督内容。

虽然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一切侦查活动都有权监督，但在我国现行的监督机制下，除了逮捕必须经检察机关批准外，侦查活动中其他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强制性处分，包括拘留、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搜查、扣押、查封、冻结等，都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自行执行。侦查机关享有广泛的侦查权，在程序上缺少外部制约机制，使得侦查活动具有“任意主义”倾向。

为了使侦查监督“实至名归”，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笔者认为，凡是侦查程序中涉及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财产、隐私权利的重大侦查行为以及捕后变更强制措施的，都必须由侦查机关向同级检察机关提请审批；在紧急情况下，侦查机关可以事先采取侦查行为，事后报检察机关审查是否合法。同时，检察机关有权随时接受犯罪嫌疑人的申诉和控告，对侦查行为的状况实施全程监督。

第三，监督方式。

现行法律规定检察监督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发现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而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的大量工作是审查侦查机关报送的书面材料，但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很难反映在案卷中。即使犯罪嫌疑人提出侦查中有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因难以收集充分的证据，多数难以查实。这种监督的置后性、参与程度的有限性以及权力行使的被动性，使检察机关难以有效预防和及时纠正侦查违法，不利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笔者认为，对于严重危及被追诉人的人身、财产权益的强制性措施和侦查措施的适用应以事先获准检察机关的审批为原则，检察机关在特定的重大、疑难案件侦查过程中也应全程介入监督。

第四，监督效力。

刑诉法第7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同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88条规定，检察机关提出的纠正意见不被接受的，由上级检察机关通知同级公安机关督促下级公安机关纠正。但对公安机关拒不纠正的，却没有明确的法律措施和制裁规范，使得监督效果大打折扣。

笔者认为，法律必须明确检察机关向侦查人员提出建议或发出纠正违法通知后侦查人员拒绝接受的法律后果，否则，监督就形同虚设。对于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监督建议或者继续违法侦查的侦查人员，可以考虑由检察官要求公安机关予以更换，并追究其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1]樊崇义，等著.《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研究报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358.

[2]张智辉，邓思清.论我国刑事强制性措施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法商研究，2006，(1).

[3]陶澜.嫌疑人缘何坐“牢”十年.北京青年报，2001.

刑事侦查范文篇8

一、网络反腐的内涵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理论界迄今对网络反腐的内涵还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统观当前的理论探讨，存在两大基本论调，第一种论调提出网络反腐是通过网络曝光或评论腐败行为，进而引发广泛的社会舆论，对执政行为和执法职权形成了有力的监督和约束，从而对腐败行为实现有效的预防、遏制和惩治。这种网络反腐突出了普通公众的主体地位，尽管如果没有国家机关的介入，遏制和惩治的效果会受到影响，但如果没有普通公众的积极参与，反腐的大幕是不会迅速拉开，反腐之大势也是无法造就的，反腐最终只能停留在权力反腐的层面，而不能实现权利反腐。前述案件从曝光到查处的过程，就为我们呈现出了这样一种网络反腐的现实路径：网民发帖一网友顶帖一形成热点一媒体追踪一事件放大一国家机关介入一真相大白。在这种论调之下，理论界出现了一些纷争，有学者提出网络反腐是一种新的舆论监督手段。普通公众进行舆论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一项民主权利，他们可以运用各种舆论工具，或通过舆论机构，对国家公权力组织及其人员的行为与言论进行善意的监督、审查和评价，当然也可以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不良言行予以批评、控告、检举和揭发等。网络正是普通公众可以用来展开舆论监督的工具之一，同样允许普通公众使用各种合法的监督方式实现法律所赋予的舆论监督的民主权利，包括批评、检举、揭发、控告、发表评论等方式。也有学者提出网络反腐即是一种举报形式，只不过是一种放大的举报，又是将小群体之民意予以放大的一种形式，是现实中民意表达与传递的网络传播形式。因此，网络反腐并不能涵盖反腐败的全过程，更不能替代司法意义上的反腐败。还有学者认为网络反腐是一种消解和宣泄普通公众对腐败不满或仇恨情绪的“出气口”，同时也是普通公众对官员言行进行监督的一种最好的“互动器”。这些观点并非彼此矛盾的，而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对网络反腐所承载的价值和功能进行探讨。综上，网络反腐具有着四大功能：第一是监督权力的功能；第二是举报腐败的功能；第三是传播、扩大民意的功能；第四是消解和宣泄公众反腐情绪的功能。

第二种论调认为网络反腐既包括以预防、教育、惩治为目的的电子政务这一技术手段在专门的反腐机构中的运用，也包括民间反腐力量通过网络举报、检举、披露腐败行为或通过网络舆论进行反腐败。网络反腐的主体表现为官方专门反腐机构和民间反腐力量的结合。这种定义下的网络反腐路径得到了扩充，普通公众除了通过网络曝光引发舆情事件致使官方介入展开调查处理的途径，还可以选择通过官方的网络平台将自己获知的腐败信息进行举报的途径，前一种途径是通过信息扩大、民意放大的方式与国家机关建立间接、被动的网络联系；后一种途径则是通过信息单向传递的方式，直接与国家机关建立网络联系。

由于通过检察机关专门反腐机构（以下简称专门反腐机构）的网络平台直接举报，与其他的直接举报方式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仍然是信息单向传递，直接与国家机关建立联系，只是联系和传递的具体形式不同而已，它仍属于官方反腐机制中的一部分，并未跳出这一机制，因此我们基本上从技术层面、程序层面就可以解决官方反腐机制中网络反腐的问题。但是要推进和完善第一种论调所指之网络反腐机制，则不仅仅有技术层面、程序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还有更为重要的是有诸多实质层面的内容需要探究，而且也只有这种论调的网络反腐才需要探讨解决如何与专门反腐机构形成反腐合力的问题，因此网络反腐的内涵应界定为第一种论调。

二、网络反腐与检察机关反腐侦查联合的优势与障碍

（一）网络反腐与检察机关反腐侦查联合的优势

网络反腐在信息获取方面具有着专门反腐机构所不具备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网络反腐具有安全性

知情者如果直接向专门反腐机构举报，存在很大的安全顾虑，因为他所针对的是国家工作人员，对抗的是强势的凭借职权、地位编织的“保护网”，而我国关于举报人保护的措施很软弱，这必然导致知情者止步于专门反腐机构大门前。正是基于此种原因才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包括知情者）对于网络反腐途径运用的勇气和热情。在网络反腐中，由于网络与现实生活相比，除非借助于一定的技术手段，人们的活动一般处于一种隐匿状态，正是这种隐匿的特性，使得知情者获得在现实生活中较难获得的安全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知情者表达信息的后顾之忧，这样无疑可以扩大有关腐败犯罪的信息量，大大弥补了专门反腐机构由于信息不对称所致的反腐不力的风险。

2．网络反腐具有便捷性

知情者如果直接向专门反腐机构举报，举报的程序和要求相对于网络反腐而言，则较为严格和复杂，同时还可能会受到受理人员个人素质的影响，使得举报者耗多时费大力，也阻碍或限制了举报人举报的积极性。而在网络反腐中，知情者不必经过象专门反腐机构举报那样复杂严格的程序环节，更不必遭遇受理人员素质和工作作风的影响，只要有一台能连接上互联网的电脑，知情者就可以随时随地，而且成本低、速度快地将信息传递出去、扩散开来。

3．网络反腐具有凝聚性

网络反腐的凝聚性既体现在犯罪信息数量的扩充和质量的提升，也体现在反腐力量的扩大与充实，从而有利于通过网络、媒体形成强大的民间反腐的合力。

首先，在信息的凝聚性方面，网络反腐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在网络反腐中，可能最初只是网民依据自己对腐败的理解将某官员的腐败行为通过网络予以曝光，如果引起其他网民的广泛关注，加之网络的特殊优势，就会很快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迅速推进对有关腐败行为信息的挖掘和传播，这样就可能从公众视野中的腐败行为推进到了与腐败犯罪密切相关的“原案”，最后挖出了检察机关侦查的腐败犯罪，并有可能使得专门反腐机构获取有关腐败犯罪“窝案”、“串案”的信息，可见，网络反腐可以实现腐败犯罪信息的凝聚。而专门反腐机构在信息的凝聚方面就显得有些不足。专门反腐机构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包括三条：第一条是检察机关自行发现。检察机关无论是通过“以案带案”，还是业务工作中获知，或是摸排中了解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获取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都存在着缺陷。第二条是有关部门移送，主要指公安机关、纪检监察部门以及审计、税务等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当中发现后移送至检察机关的犯罪信息线索。[7]由于腐败犯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这些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专业能力，对相关的政策法律也非常熟悉，同时还有其手中职权、地位编织出的“保护网”作为依仗；此外，大多数腐败犯罪并没有明确的被害人，犯罪的参与者基本都是受益者，案发后很容易形成攻守同盟，因而他们的反侦查能力也高于普通案件的作案者，案件线索很难被暴露出来。所以说能被国家执法机关所获知的犯罪线索是极为有限的，如果仅仅依靠国家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当中查获犯罪证据或证据线索，在面对这道强大的“保护网”时，力量的虚弱是非常明显的。第三条是知情者向专门反腐机构报案或举报，但由于上述的安全顾虑和程序复杂等因素，使得这条渠道也并非畅通无阻。

其次，在力量的凝聚性方面，网络反腐也具有强大的优势。究根结底，普通公众是腐败的最终受害者，他们非常痛恨腐败，反腐成为公众对社会正义伦理诉求的必然反映，也是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权利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因此腐败分子的行为一旦被网络曝光，就会暴露于广大网民“雪亮眼睛”之前，凭借网络的独特优势，就会迅速在普通公众中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反腐力量，极大推动了事件的进程。

（二）网络反腐与专门反腐机构联合的障碍

1．网络反腐信息虚假的风险

网络反腐的隐匿性不仅可以保障知情者传递、举报信息的安全性，但不容忽视的是它同时存在着网络信息虚假的风险。因为网络的虚拟性、隐匿性，有时在未完全查实的情况之下公布出去，有时为增加关注度和影响面还会夸大事实、“添加作料”，有时也难免会沦为打击报复、诽谤陷害的工具。正是由于网络反腐在信息源头方面良莠不齐，缺乏合理的审查、过滤机制，网络反腐中信息虚假的风险不容小视，在建立反腐联合时将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2．网络反腐力量失衡的风险

网络反腐中广大的群众对相关信息缺乏必要的甄别力，甚或受到对腐败不满或仇恨情绪的影响而对信息不加甄别，加之国家相关部门回应机制的滞后，有可能致使普通公众成为虚假信息、甚至谣言的“推波助澜者”，从而出现影响社会稳定性的隐患。网络反腐中，为了挖掘和收集信息，网民还会选择使用“人肉搜索”等网络搜索方式。尽管这种信息收集方式将现实世界的信息收集与网络空间的信息交流结合起来同步开展，获取信息的能力更加强大，信息来源更具实时动态性，但是“人肉搜索”属于网上群体性行为，有着很强的自发性和随意性，一旦，即便发起者是本着善良之心灵、正义之精神去揭发，然而其后发展之快、波及之广却是谁也无法预见、无法控制的。加之，当前我国社会群体理性的虚弱，在网络反腐的过程当中难免会超越对腐败行径合法揭发和举报的范围，而侵入到被调查者合法私权领域内，从而超出了正常的网络反腐范畴，引致民间反腐力量出现了失衡而被滥用。

3．网络反腐缺乏权威性

这种权威性既体现于反腐的稳定性上，也体现在反腐的有效性上。首先，在网络反腐中，并没有相应的引导和保障机制，因此网民对于网络曝光的反腐案件的关注可能很难长时间持续下去，可能会因网络公布的腐败事件的热度而发生转移，随着时间的拉长致使力量被分散，这无疑会使反腐的稳定性受到很大影响。其次，网络反腐是以普通公众为主体的，尽管凭借网络形成的民间反腐力量非常强大，可以很大程度上震慑腐败分子，但是如果没有公权力机关的积极介入，仅凭网络反腐是无法给予腐败分子现实有力的法律制裁，从这个角度而言，要想真正取得反腐的有效性，仅有网络反腐之力还是不够的。

三、关于网络反腐与检察机关反腐侦查联合的设想

实际而言，网络反腐最核心的优势就是信息优势，最根本的缺陷就是缺乏引导和规范，因此，要实现网络反腐与专门反腐机构之间联合就必须确立相应的引导和规范，从而在合理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发挥网络反腐的信息优势。笔者沿着网络反腐信息发展的脉络和波及的范围，建构起我国网络反腐的制度保障。

（一）网前初步审查制度

1．合法性的初步审查

正如前述一旦网民在论坛中“人肉搜索”的文章，其传播之快、影响之广，是谁都难以控制的，极有可能侵入到被调查者合法私权的领域，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网前的合法性审查。可以根据搜索对象、内容、影响等不同，实行有条件的双重审查。对于道德意义或非法律意义的腐败行为，由商业性网站自行审查，量度应较为宽容，但如果帖子内容明显或严重损害了被调查者合法私权的，应通过网络手段告诫改正，如不予更正者，则不予。如果发现涉及到刑法意义上的腐败犯罪，就满足了双重审查的条件，商业网站在先审查之后应转交专门反腐机构进行审查，因为商业网站的网络监管员和网民并非法律专业人士，所以由他们所把握的法“度”就可能会存在错误，而专门反腐机构是执法部门，其工作人员又属于法律职业群体中的精英，因此他们有责任、有能力承担起合法性审查工作，但是他们的审查不局限于关于腐败犯罪帖子的合法性，同时也会对尚未涉及腐败犯罪的反腐言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对于侵犯被调查者合法私权利的帖子，专门反腐机构可以根据对案件侦查是否确实有用作出不同的处理，如果没有帮助，则要求商业性网站不予；如果确有帮助，在禁止的同时，还需与发言者进行直接对话，以获取有价值的证据或线索。

2．真实性的初步审查

如果信息源头遭到污染，网络反腐就可能成为反腐道路上的一道障碍，因此必须首先从源头着手，建立审查制度，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对真实性的审查也采用有条件的双重审查，即一般由商业性网站审查，对关涉腐败犯罪的，则采双重审查。对于商业性论坛网站而言，我们不能要求其承担不适当的审查责任，因为其在信息核查、监控、过滤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能力缺陷，而且大都属法律禁区，所以我们只能要求其在适当的范围内对帖子内容的真实性进行审查，最大限度的保障信息的真实性。网站可以通过审查发帖者发帖的目的、针对的对象、发帖的内容等方面综合判断信息的真实性，如果超出合理的虚假容忍限度的，则不予。如果帖子的内容针对的是刑法意义上的腐败犯罪，网站还须在该帖之前，将文章提交给专门反腐机构审查。如果帖子所涉腐败案件，与检察机关正在侦查的案件相关或符合，则可以与侦查所获证据或线索进行核查，如果相印证，而且不违反侦查策略保密需要的，则可以批准，并加以利用。如果是全新的案件，经过初步的传统调查，具有一定的真实可靠性，并对侦查工作具有重大帮助，则可以启动网络手段对信息提供者进行审查，以对信息的真实性作出判断，以决定是否批准该网站该帖子。

3．控制发展能力的初步评估

由于网络反腐中，信息一旦，就会迅猛得以蔓延、扩散，并会在普通公众中很快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反腐力量，如果对于信息的扩大之势和力量的规模之态不能实施有效控制的话，网络反腐极有可能走向反腐的对立面。因此，商业性论坛网站在决定是否反腐帖子时，尤其是“人肉搜索”的文章时，应综合各种因素对网站自身控制反腐信息和力量发展的能力进行初步的评估，以决定是否该帖。

（二）网上监管制度

1．真实性的持续审查

帖子后，会有很多的跟帖者，发帖者也会对顶帖作出回应，其中也会有新的信息出现，有矛盾的、有相符的、有补充的，信息在网上会不断地蔓延、扩散、变化，因此有必要展开网上信息真实性的持续审查。程序基本同于初步审查，商业性论坛网站应站在审查的最前线，它应跟随网络反腐的发展，进行同程、实时追踪、审查。商业性论坛网站可以设立信息监管员，通过对帖子的内容、帖子之间差异类型（是实质性差异还是非实质性差异）、帖子之间符合程度等进行综合性的审查，从而在信息发展进程的每一环节对真实性作出合理判断，对于那些超出合理的虚假容忍限度的帖子，信息监管员可以及时给予删除，删除之后仍欲反复者，可以给予网络警告，严重者可以采取其他较为严厉的网络限制手段。商业网站在监管过程中，一旦发现帖子的内容涉及到刑法意义的腐败犯罪，则应将其提交给专门反腐机构审查，在审查过程中，检察机关的专门反腐机构也可以结合其他相关的未涉腐败犯罪的信息，综合判断网络中腐败犯罪信息的真实性。如果帖子所涉腐败案件，与检察机关正在侦查的案件相关或符合，则可以与侦查所获证据或线索进行核查，如果相印证，而且不违反侦查策略保密需要的，则可以加以利用。如果是全新的案件，则可以将网络审查和现实调查结合起来，首先通过审查帖子的内容、针对的对象、帖子之间差异类型、帖子之间符合程度等综合分析判断其真实程度，如果具有一定的真实可靠性，则可以展开初步的现实调查，如对侦查工作具有重大帮助，则无需启动网络限制手段，允许继续发展、推进，并保持追踪。

2．合法性的持续审查

帖子虽然在前通过了合法性的审查，但是随着信息的发展，随后之帖子是否合法，随后进行的“人肉搜索”是否合法，仍然需要持续进行审查，对发展进程中的每一环节进行审查。对于道德意义上的或非法律意义上的腐败行为，网站设立的网络监管员本着保障公众言论自由的原则，报以较大宽容度，但是对于那些明显侵害了或严重侵犯了被调查者合法私权的，再给予更正机会仍不予改正的，则可以通过网络手段将其删除，行为恶劣者可以给予警告或更为严厉的网络限制。对于刑法意义的腐败犯罪，除了商业网站的前置审查外，还需联合专门反腐机构对所涉腐败犯罪的网络动态进行合法性的持续审查。对于某些侵犯他人权利的言论，如果纯粹是网民恶意攻击，而且对案件的侦查也没有任何帮助的，同时为了保证论坛的正常秩序，反腐机构可以联系网站的管理员予以删除，必要时可以对其实施警告、封贴等措施。如果帖子泄露他人隐私或侵犯到他人的名誉，但是包含的信息对案情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反腐机构则可以采取分流的机制，即禁止侵害言论的网络传播，但侦查人员与该网民展开直接对话，这样既保护了被调查者的合法私权，又可以最大限度的掌握犯罪信息，保证腐败犯罪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3．引导信息发展的机制

网络反腐由于是众多网民自发参与形成的，难免会出现争论焦点的偏离与疏散，甚至会走上歧途、险途，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引导，可能就会对社会的稳定造成破坏，甚至走向反腐目标的对立面，因此有必要建立合理有效的引导机制。这种引导既体现为对权力的引导，也体现为对权利的引导。

对权力的引导包括两种引导，第一种是对被调查者在网络曝光之后言行的引导，因为网络反腐中被调查者都是拥有权力、地位的国家工作人员，所以对他们曝光之后言行的引导应归属于对权力的引导。如果在网络曝光之后，这些披有权力外衣的被调查者能够做出正面的回应，无论是有理有据的抗辩，还是真诚善意的忏悔与道歉，对于网络反腐沿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可以由纪律检察部门、检察机关等相关部门承担起网络反腐所涉人员言行的引导职能，但应本着合法的原则，不能为了稳定态势，保一时平安，而作违背原则的处理。第二种是对介入调查的国家机关及人员（这里只讨论专门反腐机构及其侦查人员）执法行为的引导，无论在网前审查，还是网上监管中，都会有专门反腐机构的介入，这涉及到它介入时机、介入程度、介入措施、介入结果等方面，只有将这些方面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网络反腐才会在法律的框架内获得发展，并获得权威性。如何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这就需要引导，否则可能侵害了网络反腐中民意表达之自由，损害网络反腐中监督权力功能之发挥，抹杀网络反腐信息凝聚之优势，破坏公众反腐情绪之消解。笔者建议可以有检察机关的监督部门对反腐机构调查的介入时机、介入程度、介入措施等进行法律监督，通过法律监督引导反腐机构侦查行为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对权利的引导是指对网民言行的引导，这需要商业性网站与专门反腐机构共同进行，网站的管理员应对网络反腐进行实时地追踪观察，对于超出合理的虚假容忍限度，很可能侵害他人合法私权的言论，可以对发言者进行规劝，阐明利害，引导其使用合法方式传递信息，并以建议、提议等方式引导跟帖网民关注于积极信息，关注于其他未超出合法限度的信息。当关涉腐败犯罪侦查，专门反腐机构介入网络反腐时，侦查人员要对网络反腐进行适当的监控和引导，可以以普通网民的身份与无恶意却侵权的发言者展开直接对话，劝服其转以合法的方式传递和收集信息，帮助专门反腐机构推进腐败犯罪的侦查工作；对于其他普通网民，侦查人员仍可以使用普通网民的身份，通过使用网络通行有效的语言和方式逐步将大家的注意力引向侦查所需的搜索和调查目标，而不致发生偏离，甚至错误。

刑事侦查范文篇9

一、两大法系侦查模式之比较

1．英美法系侦查模式特点。(1)侦查的双向独立性。英美法国家认为侦查在本质上是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双方独自为审判进行诉讼准备的过程。侦查权并非国家机关所独享，犯罪嫌疑人也行使着调查取证的侦查权，控辩双方都有权各自独立收集证据。

(2)侦查权力的行使受到严格规范和限制。英美法国家明确规定了一系列的程序以规范和限制国家侦查机关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与滥用，如侦查人员具有告知义务，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审前羁押进行严格限制等。

(3)在警检关系方面相对独立、实行分离型的侦诉结构。英美法国家实行警检分离的关系模式，侦查和起诉分别由不同机关进行，互不参与，侦查犯罪是警察机关的职权，检察机关一般不直接行使侦查权，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公务员之家（）不得干涉和指挥警察机关的侦查，侦查权与控诉权相对独立。

(4)由法官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在英美法国家由法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侦查，针对侦查机关侦查权进行司法审查，以谋求对侦查权的有效制约。英美法系国家不承认侦查机关有单方面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对所有涉及限制或剥夺公民自由、财产、隐私权等权益的强制措施一律由中立的第三方以许可令状的形式批准才得实施。如一般情况下，逮捕、搜查、扣押或采取监听等秘密侦查手段，均应由侦查机关提出申请经第三方审查批准方可实施。虽然不排斥警察对现行犯和紧急情况下采取无证逮捕、搜查、扣押、监听的可能性，但一般限制较严且允许采取的时间较短，事后应向法官报批，由法官对上述行为经过司法审查后做出是否认可的裁定。另外法官可基于嫌疑人及律师的申请，就警察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在庭审中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行为进行事后审查。

(5)强化嫌疑人的防御权，控辩平等对抗获得有效保障。英美法国家为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明确赋予嫌疑人较大的权利以强化其防御权，如有保持沉默、获得律师帮助、申请人身保护令、获得保释等权利。法律还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一系列权利，如秘密会见权、在场权、调查取证权等，以保障律师充分、有效地行使辩护权。

2．大陆法系侦查模式特点。(1)侦查的单向职权性。大陆法国家受职权主义的支配实行单轨制侦查，侦查程序是侦查机关单方面依职权对嫌疑人或嫌疑事实进行的官方调查程序，而不存在控辩双方平行的两种调查收集证据活动。

(2)侦查权力的行使较为灵活与宽松。大陆法国家的侦查机关享有强大的侦查权力，拥有多种侦查手段、方法，行使时较少地受到限制，有相对多的自由裁量权，如一般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手段完全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自主行使，只有直接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如逮捕、羁押等则由检察官或预审法官批准。

(3)在警检关系方面紧密配合，采取结合型的侦诉结构。大陆法国家普遍实行检警合一的关系模式。检察院集侦查权和控诉权于一身，检察院不仅可以自行侦查，而且可以命令、指挥警察机关侦查犯罪，而警察机关作为实质的侦查机关，其任务就是协助检察院侦查犯罪或受检察院的指挥、命令侦查犯罪。

(4)主要由检察官和预审法官对警察的强制侦查行为进行司法抑制。大陆法国家司法授权与司法审查权传统上主要由预审法官或检察官行使。所不同的是，这种司法抑制的中立性不及英美法国家的治安法官，很难有效防止侦查权力的滥用。通过改革这种状况有所改变。

(5)辩方的防御权受到限制，控辩不能平等对抗大陆法国家在审前阶段为嫌疑人提供的防御权过于弱小，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公务员之家（）同时还不同程度地限制律师介入侦查，即使是在对被告人权利保护得较好的意大利和德国，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在审判前阶段也不足以与司法警察和检察官相抗衡。

3．两大法系侦查模式的发展趋势。两大法系的侦查模式各有利弊，英美法系侦查模式在查明案件真相和惩罚犯罪的效果方面明显不足，而大陆法系侦查模式极易造成对嫌疑人和无辜者合法权利的不当侵犯，理想的侦查模式能在保障人权和控制犯罪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当今两大法系侦查模式都在进行改革，互相吸收和借鉴对方的一些侦查理念和做法，有逐步接近，相互融合的趋势。与英美法系的侦查模式的有限改革所不同的是，大陆法系侦查模式从英美法系侦查模式中吸收越来越多的制度设计和改革的灵感，也在构建一种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三角模式。现在两大法系的侦查模式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点：普遍建立了对强制侦查行为的司法授权与司法审查机制；辩护律师在侦查中的参与范围呈扩大趋势；嫌疑人及被告人的权利得到进一步的保障；普遍通过司法裁判程序对侦查活动进行制约等。

二、对我国侦查模式的理性反思

总的来说，我国没能建立起控辩双方相互制衡，侦查模式不具备“控、辩、裁”三方的诉讼构造，带有超职权主义特征。归纳起来，我国侦查模式的缺陷主要体现在：

1．缺少司法审查和授权机制。我国的侦查是在中立司法机构不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法官不介入侦查，侦查过程中对人身或财产的强制性处分措施，都由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通过内部审查许可令状，没有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的司法授权与审查机制。这种制度的设计背离了包括“控诉与裁判职能分离”“司法最终裁决”等一系列的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因而经常出现较多的非法羁押、刑讯逼供、任意扣押等滥用权力的现象。

2．控辩双方力量严重失衡，辩方缺乏基本的防御权。我国侦查机关独享强大的侦查权力，侦查手段多样，侦查行为的实施条件灵活宽松，侦查活动秘密封闭，不受其他中立机构的控制。同时，辩护方实为诉讼客体，无权实施任何调查活动，只能被动的服从和配合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不具有较多的自由选择权，律师参与诉讼范围也十分有限，基本上不存在辩护一方有效的防御活动，在这里甚至连典型意义的辩护方都不存在①。控辩双方力量严重失衡，如此发展下去，必然会破坏刑事追诉程序的正当性，并动摇刑事司法的公正性。

刑事侦查范文篇10

关键词：侦查构造；侦查目的；法律文化

一、侦查构造的含义及基本类型

在我国，对于刑事诉讼构造的内涵已基本达成共识，即“由一定的诉讼目的所决定的，并由主要诉讼程序的一系列诉讼方式所体现的控诉、辩护、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1〕由于刑事诉讼构造既“可以包含具体诉讼阶段中的控、辩、裁三方法律关系，又可以包含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2〕而侦查程序就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阶段，因此，我们可以将侦查构造的含义界定为由一定侦查目的所决定的，并由侦查程序诉讼方式所体现的控诉、辩护、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

由于侦查目的受制于诉讼目的，在不同诉讼目的的指引下，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侦查构造各具特点。

大陆法系国家设立的是职权主义的侦查构造，也称审问式、单轨制侦查模式。大陆法系国家将发现案件真相作为刑事诉讼的主要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侦查被认为是庭审的决定性因素，审判活动能否顺畅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侦查活动的效果。因此，侦查程序主要是侦查机关为调查案件事实而设置的，其重心在于确保侦查人员及时查清案件真相，抓获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单方面依职权对犯罪事实进行调查，拥有多种侦查手段；而犯罪嫌疑人不能进行调查取证活动，只能听从侦查机关的安排，防御权受到严格限制。

英美法系国家设立的是当事人主义的侦查构造，也称对抗式、双轨制侦查模式。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公平的途径解决控辩双方的争端，为达成这一目标，控辩双方在诉讼中要进行平等理性的对抗。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都是平等的当事人，具有对等的侦查权，各自都能为准备法庭审判而独立收集证据，侦查机关不能将被告人作为讯问的对象，被告人享有充分的防御权。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侦查构造都是人类文化积淀的产物，很难简单评说谁是谁非。大陆法系侧重于社会安全，其侦查构造在发现案件真相、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这一模式暗含着对被告人合法权利进行侵害的危险。而英美法系的侦查构造虽然对保护人权具有积极作用，但在查明案件真相，惩罚犯罪方面明显不足。因此，理想的侦查构造是让两者互相吸收和借鉴，以求在保障人权和控制犯罪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二、对我国刑事侦查构造的解读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对庭审程序进行了当事人主义化的改革，但是侦查程序的框架还基本是职权主义的纠问式。为了达到“不枉不纵”的诉讼结果，侦查机关可以动用一切司法资源进行调查，并对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进行限制和剥夺。这种偏重打击犯罪，而人权保障功能较弱的超职权主义的侦查制度，其缺陷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中立的裁判者缺失。按照“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是不能享有侦查权的，也不能参与侦查活动，法官对侦查活动的程序性裁判完全不存在。而检察机关虽然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对于侦查活动可以进行制约，但由于公安机关和检察院都行使控诉职能，共同承担着追诉犯罪的任务，彼此之间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使得检察官很难摆脱追诉犯罪的心理负担，从而对公安机关的制约流于形式。而对于由检察机关自己进行侦查的案件，由于侦查人员和监督人员都是检察院内部的工作人员，更难以对侦查工作进行裁断，所以，侦查机关缺乏有效的制约和裁断。

其次，犯罪嫌疑人主体地位虚化。我国法律赋予了犯罪嫌疑人一系列诉讼权利，从理论上讲，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处于当事人的地位。但是侦查机关独享强大的侦查权力，侦查活动秘密封闭，不受其他中立机构的控制。而犯罪嫌疑人无权采取任何调查活动，只能被动地服从和配合侦查机关的调查，辩护权利受到极大的限制。

再次，律师的辩护受到严格限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可以介入侦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但是此时的律师在法律上不具有辩护人的地位，相应的也就不享有辩护人的诉讼权利，除了能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进行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等活动以外，不能进行实质性的调查取证等辩护活动。而在这有限的活动范围之内，有时还要忍受侦查人员的恶意阻挠和刁难，使得辩护工作很难开展下去。

三、我国刑事侦查构造的模式选择

目前国内学者中提出的侦查程序改造方案，基本上都主张建立一种混合式的侦查模式，并且多数学者都主张“以对抗式为主、审问式为辅”。但笔者认为，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应该选择以大陆法系的侦查构造为主，英美法系的侦查构造为辅的改革方案。其理由，从法文化的民族性和共同性的角度进行阐述。

法文化是具有定势化的有关法和法律生活的群体性认识、心理状态、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法文化在具体的民族中产生和发展，离开具体的民族环境或条件，法文化便不能存在。因此，从这一点来讲，法文化是民族的，必须和一个国家的基本状况相吻合。但是法文化在具有民族性、历史性的同时，并不排斥人类文化的共同性和现代性，它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更新，扬弃僵化与腐朽的成分。特别是当代社会日益频繁的交流，文明之间的冲撞与相互影响，更使法文化内容显得丰富多彩，所以法文化一方面由于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法系与法系之间的历史变迁，地理环境以及传统习惯等因素影响的缘故，形成了差异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人类认识的共性，一个国家可能实行法律改革或者法律移植，使得国家或者法系之间某些法律制度具有相同性。〔3〕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人治主义传统在历史上世代相传，从未中断。封建社会制度所要求的集权和对国家事务的有效管理，突出了权力的功能，禁锢了个人的作用，形成了深入人心的权力崇拜和权力本位，也培养了民众和平等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截然不同的顺从的性格。民众确信只有让国家的治理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握有不受或不完全受法律限制的权力，才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会秩序。所以中国的民众不会凡事都要争个是非曲直，诉之于法律，而是习惯于个人权利服从于公共利益。为实现公共利益，任何个人牺牲都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那些为个人得失斤斤计较的人，是为传统美德所鄙视的。

这种“温、顺、恭、俭、让”的民族性格特征深深根植在我国民众的骨髓里，并且直到现在仍然支配着绝大多数民众的思想。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物质的变化。人们意识形态的变化以及对传统文化改造的速度，远远不及经济发展的速度。建立现代法治社会所需要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在民众的意识中还没有真正形成，民众尚未做好接受现代法治理念和法治社会运行状态的心理准备。

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众注重社会安全的传统源远流长，而安全的社会秩序是需要国家强有力的保护的。因此，民众相信国家有权力发挥积极而良好的作用，为了获得最大程度的安全，国民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4〕由国家来保护社会的安全。在多数国民的意识中，牺牲个人的一部分自由、权利，来换取一个安全、平稳的生存空间，是最佳的选择。这种法律传统实质上就是将个人利益让位于国家利益。

和大陆法系不同，英美法系国家推崇个人自由，社会更为关注的是公民的个人权利，为了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的利益造成侵害，政府的行为受到了最大程度的限制，这种推崇个人权利的传统是将国家的利益向个人利益让步。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和大陆法系的法律文化极为相似，虽然两者的历史背景不同，但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从本质上说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秩序而抑制个体的利益和欲望，以牺牲个人的自由来换取政府的有力保障。而这种民众对秩序、安全有所倾斜的法文化和英美法系秉承的法律传统正好相反。因此，我国的法律文化和大陆法系具有较强的亲和力，移植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正好符合我国现有的社会基础。但是我们也不是说完全照搬大陆法系的体制，英美法系的制度也有其合理因素，所以我们需要在借鉴大陆法系制度的基础上吸收英美法系的合理内核，从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侦查模式。

四、我国刑事侦查构造的完善措施

我国的侦查构造需要在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从我国目前的社会基础来看，重点应是在惩罚犯罪的基础上，兼顾人权的保护。而为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对现有的侦查构造予以改革，从而建立一种完善的制度体系。

1．设立中立的司法裁判机构，对刑事侦查活动进行司法审查。由于我国侦查阶段缺乏中立的司法裁判者，从而导致侦查机关权力过大，因此，我们可以对现行的刑事司法体制进行调整，确立法院的中心地位和中立形象，由法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侦查程序，对侦查机关的活动进行司法审查。所有涉及公民权利的强制侦查行为，由法官批准实施，而在紧急情况下，侦查机关可先行采取有关强制措施，但在采取强制措施后，应当立即向法官报告，法官在听取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后，做出相关的书面裁定。

2．赋予律师更多的诉讼权利。首先，律师是作为诉讼参与人的身份参加到刑事诉讼中来，并代表当事人利益行使辩护职能。与其他的诉讼阶段一样，侦查程序中的律师应当享有其作为辩护人所应当享有的一切权利。所以我们应该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其次，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应该在“看得见，听不见的”方式下进行，而且其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次数和时间也不应受到限制。

3．对犯罪嫌疑人给予更多的权利保护。首先，废除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义务，赋予其沉默权，使其诉讼主体的地位能够得以维护。其次，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可以要求律师在场，并且要求律师在讯问笔录上签名。再次，对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进行全程录音或录像。在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实行两台设备同声全程录音，录音结束后，由在场人签字封存。一套由警察部门存档，一套移交法院备查。

参考文献：

［1］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2．

［2］刘梅香．刑事侦查程序理论与改革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