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科学技术论文十篇

刑事科学技术论文篇1

在授课中发现，各门专业基础课之间虽然有着学科界线，但知识点有交集，内容上有扩展．比如，在《大学物理》与《普通化学》课程中都会涉及到热力学定律，这不仅是物理课的重点内容，同时也是化学课的重要基础理论．再如《普通化学》的结构化学一章中微观粒子运动遵循量子化规律的内容是学生理解《分析化学》原子发射光谱法的知识基础，同时该内容又属于原子物理的范畴．但由于课程的开设顺序有先后，同一部分内容在不同的课程中所担当的“角色”又不同，各科教师在授课中对其讲解深浅度、难易度、侧重点各有不同，学生每次学习不是恰似“蜻蜓点水”就是只见“冰山一角”，这往往会导致学生虽然在多门课程中都学习过同一知识，但是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不扎实、不全面，这便很容易在学生的知识结构中留下盲点和疑问，甚至会导致概念间的混淆，不利于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更不利于今后专业课的学习．基于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基础课程之间在内容上的联系，可以根据授课的先后顺序，在课程设计上对共同涉猎的教学内容进行系统的归纳整理．在先开设的专业基础课中对该类内容进行宏观的介绍和学科重点方面的讲授，而在后开设的课程中教师要有意识的引导学生回顾，运用知识迁移的方法揭示新旧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在专业基础课之间建立知识纽带，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并为专业课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2加强与刑事科学技术专业课之间的联系，改进教学方法与手段

专业基础课的学习会先于专业课，这虽然符合教学规律，但对于学生来说，由于对专业知识的不了解，无法真切的体会到专业基础课的必要性和基础作用．例如:在《分析化学》课程的第十二章专门介绍气相色谱分析技术，多数教材主要介绍色谱分析技术产生的历史、装置的结构及原理，而对其在刑事科学技术工作中的应用极少涉猎．因此，学生无法了解其实际用途与学习意义，常常导致学习懈怠．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扩展学生视野，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可以举以下案例来辅助教学:“在一起恶性杀人案件中，犯罪分子以硫酸和硝酸将多名被害人尸体化为液体随下水道冲走，事后现场勘验检查员在毁尸现场的地沟内发现了数团油状粘稠状的物质，经技术人员初步判断粘稠物可能是脂肪，如何判通过气相色谱的方法来判断粘稠物是否属于人类脂肪［2］?”通过这一案例，我们可以运用PBL教学法引导学生运用《普通化学》中脂类的化学性质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脂肪不容易气化，无法直接使用气相色谱法分析，所以先将脂肪水解，再进行甲基化得到脂肪酸甲酯(图1)，然后使用裂解甲基化气相色谱法对其进行分析鉴定，得到的色谱图与人体脂肪的色谱图完全相同(不同种类动物脂肪气相色谱图谱会有明显的差异［3］)，进而确定粘稠物正是人的脂肪溶解后被扔进下水道所致。此案例除了可以采用PBL教学方法以外，还可以通过精心设计运用案例教学法，开展课堂讨论和分析，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极好的效果．既加强了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之间的联系，又可以极大的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主动性，使学生感受到专业基础知识在专业课程中的指导价值，领悟到专业基础知识是公安实践工作的理论基础．实践证明，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中，只要在课堂中稍稍涉及一些专业领域的内容，都会极大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思维更活跃，课堂参与意识更高，对相应知识点理解更透彻、记忆更深刻，并且会使更多的学生愿意主动的进行课前查阅与预习，从而达到新旧知识的融汇贯和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创造性的目的．同时这种方法还可以为灵活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提供良好的载体，使教师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去改进教学方法与手段．

3在教育教学中加强对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及人文素质教育

刑事科学技术论文篇2

关键词：刑事科学技术 物证技术 司法鉴定 辨析

在整个刑事侦查领域，刑事科学技术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在侦查过程中开展侦查而使用的侦查技术，另一类则是在侦查过程中作为处理物证而使用的物证技术①。正是由于这种定位，致使物证技术与刑事科学技术混为一团。同时，由于刑事科学技术中还包含着鉴定痕迹物证的科学技术，又致使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的模糊和混用。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侦查活动的科学开展，制约了审判活动的效率。因此，有必要对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作出合理的界定，借助于厘清边界来扫除刑事科学技术运用和发展的潜在阻力，进而科学地对各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便发挥它们各自在诉讼过程中的绝对优势和应有功能。

一、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混淆之分析

（一）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混淆之成因考察

刑事科学技术在我国的应用有着悠久的历史，《秦简》中有关足迹、手印的应用记载，《洗冤集录》中利用各项技术手段破案便是明证。然而，刑事科学技术作为一门公认的学科，历史并不是很长。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分化和整合，作为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刑事科学技术逐渐发展成熟。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刑事科学技术的检验范围逐渐拓宽，检验技术越来越科学化，刑事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及价值在刑事案件中也不断地体现出来，使得执法机关逐渐舍弃了传统的调查手段和方法，而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通过痕迹物证来寻找和认定罪犯，多学科的知识和手段也都被应用到刑事证据的检验和鉴定中来②。由于刑事科学技术包括痕迹检验、文件检验学、声像技术、刑事化验、法医检验、警犬技术、心理测试、生物物证和电子物证等九大部分，涉及内容十分广泛，既涉及了物证技术的内容，也涉及到了司法鉴定的部分内容，因此人们很容易将三者混淆。

（二）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混淆之弊害分析

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所涉及的问题虽然均为科学技术问题，但如果理论上将其混淆，必然带来司法实践上的混用，其结果可能触发科学技术因制度变异而成为潜在的危险源，不科学地应用也会损害刑事科学技术的机能，还会给司法实践带来一些灾难。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在概念上模糊和技术应用上的混同会产生以下弊害：

1.刑事科学技术作为发现、固定、提取痕迹物证的技术手段可以是先进性甚至尖端性的技术手段，但具有先进性的技术与技术应用获得结果并不必然具有可靠性。

2.这些"特有的科学技术手段"用来确定侦查范围和方向是必要的，但将其运用于司法鉴定，并将其结果作为证据，则是不适当的。有些技术作为刑事科学技术是先进的，也可能作为物证技术，但却不应作为司法鉴定技术。如果对此不加区分地混用，有些不成熟甚至还在实验阶段的刑事科学技术就会被用于司法鉴定，其司法鉴定作为证据必然给事实认定带来风险。这不仅导致侦查方向的错定，而且还会造成案件事实错认而酿成冤假错案。

3.作为确定侦查方向、划定侦查范围的刑事科学技术以及物证技术与作为定案根据的司法鉴定在技术应用上的混淆，则会造成有些不能作为证据的鉴定结论直接流入法庭以司法鉴定身份作为定案的根据，误导审判造成证据使用上的不当。如果将其作为定案根据还需要进一步做司法鉴定，解决鉴定结论作为证据的明确的指向问题。

刑事科学技术、物证技术与司法鉴定三者之间概念和技术的混用在一定程度上既影响了刑事科学技术的科学发展，又影响了该学科的理论体系。

二、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之辨析

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的区分是研究这些科技含量在不同领域或者相同领域不同层面得到有效应用的基础，也是这些技术得以科学应用的前提。因此对其予以初步界分以及澄清模糊认识十分必要。刑事科学技术、物证技术与司法鉴定主要存在以下主要区别： 一是研究对象不同，二是技术涉及的范围广度即技术范围不同，三是技术应用结果的功能不同。

（一）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

物证技术是对发现、识别、记录、提取和鉴定案件中可能称为物证的物品、文书和痕迹过程中进行所利用的各种科学方法的总称。物证技术的对象是可能成为案件中物证的各种物品、物质、文书和痕迹。在同犯罪作斗争中，为了解决各种专门问题而利用的科学技术比较广泛的。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所谓司法鉴定客体，是指与案件事实相关，能够用以证明案情，并需要运用专门的科学技术知识进行鉴定的物体、人身以及某些事实与现象，是鉴定主体依法实践的对象。鉴定对象是鉴定客体的物质表现，它既包括客体的自身，也包括其反映的现象，以及与案件有关的事实与现象。

刑事科学技术是公安、司法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收集、检验和鉴定与犯罪活动有关的物证，为侦查、、审判工作提供线索和证据的专门技术，简称刑事技术。刑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是与犯罪活动有关的各种材料。

可见，物证技术与刑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完全相同，但二者均与司法鉴定的研究对象存在不同。

（二）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的技术范围

物证技术的技术范围主要是对各种物证的发现技术、识别技术、记录技术、提取技术、检验和鉴定技术。这些技术都是公开的，而非秘密的。

司法鉴定的技术范围有法医类鉴定、刑事技术鉴定、会计鉴定以及技术问题鉴定等。司法鉴定的技术范围不断扩大发展，已经绝非刑事科学技术所能包容。不仅刑事诉讼活动需要司法鉴定，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涉及专门知识，也需要司法鉴定。

刑事科学技术是指侦查主体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同各种犯罪活动进行斗争的专门技术。这些技术的应用旨在发现、固定、提取、收集、检验或鉴定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痕迹和遗留的物品、物质，为划定侦查范围、确定侦查方向提供科技支撑。

物证技术与刑事科学技术在技术范围上的最大区别在于我国的刑事科学技术既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内容，如DNA技术、枪弹痕迹学等，也包括一些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原理和研究成果，如语言学与侦查学结合的语言识别技术、心理学和生物学在侦查讯问中的测谎技术。而且，这些技术根据侦查活动的需要和结合犯罪活动的情况逐步形成的刑事科学技术尽管仅限应用于侦查阶段，但仍可以被广泛的应用在获取侦查线索以及为侦查破案提供发现犯罪、确认嫌疑对象以及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性证据的发现上。这些技术有些是公开的，有些是秘密的，有些甚至可以被用于立案侦查前的初查或者调查，其应用范围相当广泛。

司法鉴定相对刑事科学技术的技术鉴定来说，有些刑事鉴定技术不能作为司法鉴定技术，如刑事鉴定技术中的足迹鉴别技术、警犬技术、刑事相貌技术、心理测定（ 测谎） 技术。这些技术因未达到作为定案证据的可靠程度及可信赖度，目前不宜应用于司法鉴定。

（三）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结果的功能

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因被应用的诉讼阶段不同，法律对其的期待也不尽相同。

物证技术是以查明案件真实情况和为公正处理案件提供科学证据为目的，其应用技术的结果未超过侦查的范畴，可作为侦查机关划定侦查方向、范围以及审查判断其他证据的根据。

司法鉴定作为确定案件事实尤其是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其结论应当是明确的、确定的，不应有"大概"、"也许"、"可能"等倾向性或者非明确的、概率性的结论。司法鉴定作为应用技术的结果应当明确，这是司法鉴定作为证据的基本法律要求，也是司法鉴定科学性和法律性统一的内在本质。

作为获得侦查线索为目的的刑事科学技术，其技术应用只要能够获得客观的、不被异化或者不因污染而妨碍后续侦查所需要的材料均可被采纳，其结果作为分析犯罪人作案方法、作案动机、作案人数、逃跑路线、证据存在去向的判断根据也应当不受限制。对刑事技术获得的材料，法律不宜作出强制性的限制，但这并不代表刑事技术可以任意使用或者滥用，其应用仍应受到一些规范的约束。

三、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的关系

现事刑事科学技术与物证技术、司法鉴定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三者都同属于科学技术范畴（以刑事科学技术为侠义时比较），其手段、方法、目的都是基本一致的。但三者又有其区别，刑事科学技术功能大、范围广，后二者相对较小。物证技术是对犯罪现场上与犯罪有关的物品、痕迹、文书的发现、提取、储存、识别、鉴定的技术手段与方法的总称，其对象仅限于物证。司法鉴定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发现、固定与采取、检验与鉴定证据的科学，它主要是鉴定，不包括防范、防伪技术。只有正确理解现代刑事科学技术与物证技术、司法鉴定的概念和内涵，才能弄清其联系和区别，才可能扩展视野，有益于侦查工作。

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均涉及科学技术的应用问题，有些技术在其应用上具有一定的相通性，甚至可以成为共用的技术。然而，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因适用的程序存在先后顺序，不同诉讼阶段因任务不同对技术应用也存在不同的需求，特别是基于技术应用成本以及付出代价的诉讼经济考虑，其技术的应用在范围、程度与结果需要上应有所区别，技术因各自侧重和特点的不同亦存在差别。

四、总结

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刑事科学技术能为侦查主体提供制敌手段与对策在整个刑事侦查工程中，刑事科学技术的运用能解决侦查中的众多实际问题，尤其是一些专业性相当强的问题，依赖刑事科学技术方能迎刃而解。如果没有现代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侦查中的很多问题是难以解决的，甚至不可能解决的。科技手段作为侦查人员感官和智能的延伸，它能帮助侦查人员探究在通常状态下无法感知、难以察觉的因素、现象和行为，而且能在某种程度上"再现"这种现象和过程，从而得以提示现代刑事侦查所涉及的某些新的、从前不被人知的事物性能。刑事侦查中许多大案件的侦破，都得意于充分利用刑事科学技术进而揭露和证实犯罪。

不仅如此，刑事科学技术对于刑事侦查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刑事科学技术的产生是必然的，是犯罪和刑事侦查工作发展的需要，而且，它在侦破、审理刑事犯罪案件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刑事科学技术为认定案件性质提供依据，正确认定案件性质是决定是否立案，开展侦查活动的前提。同时，刑事科学技术为判断犯罪条件提供依据分析判断犯罪人所具有的犯罪条件，是有的放矢开展侦查活动的重要环节。

目前，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刑事侦查部门的受案范围亦越来越宽，刑事科学技术在诉讼中的作用与影响越来越大，侦查工作也迎来更多的机遇与挑战。刑事科学技术作为一门成熟而先进的学科，它应能自觉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成果并能主动探索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推动学科本身不断发展。

注释：

①陈烨，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众商务，2009年5月

②胡向阳，现代科技在刑事科学技术中的应用，公安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陈烨.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中的地位和作用团.大众商务，2009

[2]任惠华.法治视野下的侦查效益问题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08

[3]上野正吉.少时事鉴定的理论和实践.徐益初、肖贤富，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96

[4] A .H.瓦西利耶夫.犯罪侦查学.原因，译.北京：群众出版，1985

[5]阳雁.对我国刑事科学技术发展现状及趋势的思考.法治与经济，总第285期，2011.8

[6]蔡艺生.论刑事科学技术的权威认同. 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总第115期，2010.6

[7]罗亚平.论刑事科学技术学科建设.公安教育，第12期，2004

刑事科学技术论文篇3

我们今天应当循着小平同志的思路，大胆地提出“科学技术是刑事侦查第一战斗力”，其目的在于用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刑事侦破能力的提高以及侦查观念的转变。

一、 从历史上看，科学技术一直对刑事侦查产生着重要影响。

目前央视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大宋提刑官》，演绎的是我国宋代著名刑狱官、法医鼻祖宋慈运用科学技术手段侦破疑难案件、昭雪冤错案件的史实。宋慈积多年实践所著的《洗冤集录》记载了许多科学断狱的案例，为后世之楷模。湖北出土的秦代竹简《封诊式》，也有力地证明早在2000多年前，我们先人在刑事断狱中就曾运用了观察、记录和检验物证的手段。虽然受科技发展水平和封建制度的限制，中国古代推崇“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的断案方式，但也强调“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注意发挥证据的作用。[2] 在历史上，大凡聪明、公正、颇有成就的断狱官，无不注重运用科学技术的方法寻找和检验证据断案；而大凡昏庸无能或别有用心的断狱官乃至酷吏，都仅仅依靠主观臆断、酷刑加口供制造冤假错案。

近代《刑事侦查学》的诞生也是科学技术进步与发展的结果。十九世纪，由于解剖学、物理学、化学、光学在欧洲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和完善的各种技术手段、仪器设备，为刑事侦查提供了有利的科学武器。1892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汉斯·格罗斯以在近代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刑事科学技术手段为主，结合归纳侦查部门采用的策略方法，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犯罪侦查学》。这一时期，推动犯罪侦查学发展的代表人物和代表成果还有：法国的阿方斯·贝蒂隆——《人体测量法》；英国的弗朗西斯·高尔顿——《指纹学》；比利时的斯塔斯——《毒物学》等。当时，犯罪侦查学被认为是一门“把自然科学应用于法律科学，旨在对物证进行检验、同一认定、具体辨别和判断的学科”。[3] 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继续发展，刑事科学技术手段不断丰富，刑事侦查学也日益充实、完善。毫无疑问，近代刑事侦查学（也称犯罪侦查学）的诞生是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刑事侦查学后来乃至今后的发展，也受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影响与制约。

刑事侦查的核心是寻找、发现和固定犯罪证据，没有证据罔谈破案，证据不足就不能将罪犯绳之于法，取证能力就是刑事侦查的战斗力。在现代科技与法制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代，科学技术的力量在提升侦查战斗力方面更加显得突出和重要。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侦查人员根据杀人现场血型物质的检验，只能为划定嫌疑人范围和排除嫌疑提供帮助；当将DNA技术引入法医物证检验，就可以提取现场血痕、精斑或其他人体分泌物、脱落物，用DNA图谱比对的手段，断然性地认定特定的杀人犯和强奸犯，使物证的价值发生质的飞跃，使侦查员的信心空前坚定。自从X光、激光、微波、红外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应用于刑事侦查之后，我们在潜在痕迹显现、秘密侦听、窃录、邮检、搜查等发现与获取证据的工作中，感到空前的得心应手，大大提高了侦查机关发现证据、提取证据的能力。当计算机技术被应用到侦查领域，过去繁杂、凌乱、“割据”的犯罪情报管理和查询实现了自动化的高速运行，不仅解脱了大量人力，提到了效率，而且极大地扩展了情报交流运用、资源共享的空间。

科学技术是刑事侦查的重要战斗力，已经被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

二、 刑侦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提升了科学技术的地位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改革开放的方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融入世界体系，人们的价值观、人文观以及法制观念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对刑事侦查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总体上看，要求标准越来越高，工作难度越来越大。

1、刑侦工作环境发生的变化。

① 法制环境的变化。我国已经进入法制化社会，立法和执法监督日臻完善，公民的法律维权意识普遍增强，侦查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将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督和制约。

如： 1997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了在侦查阶段“律师提前介入”制度。法学界和律师界对这一制度寄予很大的期望，希望它成为最大限度地维护嫌疑人权益和对侦查活动实施监督的保障。对于这个制度，刑事侦查部门还缺乏认识高度与合法有效的应对措施，以致某些地方一味地设置障碍。因此法学界和律师界呼吁从立法角度赋予其更大的操作性、强制性，甚至要求对于侵犯此种权利的给予处罚。从同国际接轨的角度以及执行《保护人权公约》的角度，这些呼吁肯定要大部分实现，侦查工作将面临更严厉的挑战，必须有应对措施。

又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但是却没有明确规定违反程序收集的证据应当排除。法学界目前强烈呼吁修改我国刑事诉讼法或制订“证据法”，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律师们已经开始运用这一规则对侦查取得的证言、供述等证据进行质疑和排斥。

再如：国际通行的诉讼规则包含“沉默权”制度，但是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近两年个别地方在自己试行“零口供”和“沉默权”制度，这为一些学者提供了论据。“沉默权”制度在国际上也存在争议，一些创始了“沉默权”制度的国家又在对其加以限制。有限的沉默权制度肯定会体现在我国诉讼法修改中，由此对传统的侦查模式提出新的挑战——不要过多指望犯罪人的供词。

此外，近些年来，随着司法改革和遏制司法腐败工作的深入，司法机关实行了“错案追究制”，公安侦查机关也大都实行了“案件倒查”制度，侦查人员的责任加大。这固然可以警示人们增强责任感，但是也产生了某些畏难的负面作用。

如此等等（还有许多），从大局看，是我国法制化进程的必然，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但对于刑事侦查工作来说，却是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考验。

② 人文环境的变化。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引起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的一系列变化。我们在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管理与技术发展经济的同时，西方文化、思想、观念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突出的是，西方的个人本位主义观念正逐渐挤占我国传统的国家本位主义、集体本位主义观念的地位；个人主义同维护私权、发展个性联系起来，成为普遍接受的理念，许多人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以我为中心”。此外，在经济改革中连续不断的物质利益刺激，导致人们越来越追求“实际”，传统的道德标准发生偏移，这种偏移又在人际间交互影响中被逐级放大，公众的传统正义感受到怀疑和动摇。再有：由于人们生活方式改变，人际交往取向和基层社会组织功能发生变化，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基层联系群众网络，和基于这个网络形成的工作模式已经失效。如此种种变化，对刑事侦查工作产生的最明显的影响是调查取证工作困难重重。一些人“事不关己”，唯恐躲闪不及；甚至一些受害人也并不积极配合作证；更有甚者，有人是非颠倒包庇犯罪、刁难纠缠侦查办案人。世风如此，乃至公安机关不得不设置“见义勇为奖”，以资鼓励社会道义。

③舆论环境的变化。由于人们物质生活的普遍提高，对社会安全感的期望值加大，参与评价安全指标的意识显著增强，因而社会舆论对公安机关的监督、评判日益增多。现代传媒手段极其发达，各种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特别关注刑事案件的发破新闻，曾经被大多数人视为“神秘”的侦查工作，近些年被媒体热炒、“曝光”，几无“秘密”可言。刑事侦查始终处在媒体追踪范围，其中不乏干扰之嫌，这无疑对侦查工作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

2、犯罪形式发生的变化。

①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增加。这些犯罪组织严密、分工精细、“纪律”严酷，不仅社会危害性大，而且侦查工作难度大。

②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增强。不仅犯罪手段经常花样翻新，智能犯罪与高科技手段犯罪上升，而且从各种影视、媒体模仿或相互传授中学会逃避侦查的技巧。

③ 犯罪人对抗性加大。犯罪人的对抗性有的表现为公开的暴力：暴力拒扑、报复侦查人、威胁干警家属（“威胁性对抗”）等；有的表现为非暴力的、“合法化”对抗，譬如：故意沉默抗拒，故意刺激和引诱刑警违纪、甚至以莫须有的“刑讯逼供”设置“陷阱”。譬如2003年，在沈阳刘涌改判的案件中，有人为了替刘涌开脱，建议最高法院将辽宁省高法二审判决中“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的模糊词汇，改写为“认定刑讯逼供的事实，并且按照有关司法解释，不将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果这一“建议”得逞，那么接下来就要追究公安、检察机关办案干警“刑讯逼供”的罪责！

上述种种变化使犯罪与侦查、邪恶与正义的较量显得日益复杂：一方面由于犯罪形势严峻，出于维护社会安定和人民安全的目的，必须加大对犯罪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由于侦查工作难度加大，侦查效率降低、破案率下降。面对新的工作环境、新的犯罪形势、新的工作难度，如果仍墨守陈规，老思维、老套路，靠“人海战术”、“疲劳战术”，不计成本、不讲效益，打消耗战，显然已经极不适应。我们一直在探索改革，试图通过充分调动人的能动性来提升刑事侦查的战斗力，我认为这还仅仅是一个方面。解决上述矛盾、提升战斗力的关键，最终是要提升侦查工作发现和获取犯罪证据的能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刑事侦查提供了获取科学证据的强大武器，为提升刑事侦查战斗力提供了广泛的空间。把科学技术提高到“第一战斗力”的地位，改变思路，从观念到行动上真正重视起科学技术的巨大潜力，通过加大侦查的科技含量，持续地增强控制、发现、揭露、制服犯罪的能力，无疑是刑侦改革的重要内涵。

强调科学技术作为“第一战斗力”，并没有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邓小平同志指出： “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法宝。”[4] 一切科学技术都是由人发现、发明和创造的，是人的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它充分体现了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一切科学技术手段又都是靠人来掌握和使用的，人的智慧和才能借助科学技术得到无极放大；没有人的积极性，科学技术不会变成战斗力。因此可以说，科学技术是人的能力的最高体现。“科学技术是刑事侦查的第一战斗力”正是充分体现人的智慧、才能的最大限度发挥。

三、 刑侦工作中的科学技术内涵

刑事侦查中的科学技术是为侦查破案服务的，它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与成果，发现和获取犯罪线索、证据，提高打击犯罪和预警、预防能力的各种技术手段和技术方法的总和。它既包括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也包括现代化的侦查观念，更需要人的整体科技素质的提高。

1、应用技术的范围。主要应当包括5大类：①物证技术——各种痕迹物证的发现、固定、采集、检验技术。这是提升发现与获取“科学证据”能力的基础。②情报技术 ——收集、分析、管理、传递各种社情、敌情及相关信息的高科技手段。这是为侦查提供重要线索的基础建设。③秘密侦察技术——这是为应对犯罪的隐蔽性，获取犯罪内幕、线索与隐匿证据而必须设置和加强的侦察手段。④审讯技术手段——为了应对日益狡猾的犯罪分子，既维护“程序公正”，又确保“实体公正”，实现法律的正义，侦查审讯工作应当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譬如：嫌疑人心理研究与监控技术装备、审讯场景秘密摄录装置等，既可以遏制“刑讯逼供”现象，又可以在 “控辩式”庭审中避免“莫须有”的纠缠，从而有力地支持公诉。⑤快速反应和有效制敌技术装备，诸如通讯、防卫、防爆、排爆、快速调集警力等手段。

2、刑侦技术的开发。由于刑事犯罪案件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刑侦科学技术的广泛性，它所涉及的学科极其广袤。侦查人员没有精力、也没有必要亲自去研究和创造各种自然科学的先进理论和发明新的技术手段。刑侦技术属于应用技术，我们的任务是引进、借鉴、吸收现代科学技术提供的最先进手段，为侦查服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增强科技意识，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目标，广泛地涉猎先进的科学技术领域，敏锐地发掘新的技术手段，并且主动争取相关部门、相关领域的支持、协作，尽快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变成侦查的战斗力。

3、侦查人员的科学技术培训。一切技术和装备都需要人去控制和使用，缺乏科技意识和科技能力的干部，不可能充分发挥现有技术装备的功效。因此，必须把培训纳入刑侦科技工作范围，通过培训不仅普及和提高应用科学技术手段的能力，而且更要培养科技意识，更新观念，使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领域的强化与持续发展具有坚实的基础。

4、 刑侦体制与管理机制改革。刑侦体制改革和管理机制改革都应当把发展科学技术、扩大科技应用范围、强化科技培训与考核摆在足够高的位置，以适应侦查工作环境的变化和科学技术效能的充分发挥。

5、重视法科学的研究。刑事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基础，也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严格依照诉讼法规范实施，否则是违法、无效的。一个国家的诉讼制度取决于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又服务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法学是复杂而严谨、且历史悠久的科学。不重视法科学的研究，刑侦工作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刑事侦查应当把相关的法科学研究纳入范畴，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研究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统一性；研究既体现程序公正，又保证实体公正，既保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又维护侦查干警执法权威的诉讼理论与法律规范，用严谨的法理和雄辩的实证在立法领域争得重要的发言权。

总之，我们已经进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高科技正在迅速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是史无前例的。刑事侦查工作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不能光在原来的思维模式下兜圈。发展高新科学技术的应用手段，研究机动灵活的侦查谋略，“科技加谋略”的模式将实现刑侦工作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274页。

[2] 刘俊文点校《中华传世法典·唐律疏议》，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3] [前苏联]安·扬·维辛斯基《犯罪侦查学》，1935年。

刑事科学技术论文篇4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不法分子的违法行为日益凸显，而刑事科学技术作为破案的有力资源，在刑事科学技术犯罪活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经成为刑事公安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的发展推动了科技的发展，在现代化科学技术不断加快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新型技术出现在各个领域中，但同时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犯罪分子利用科学技术进行反侦察活动，这给公安工作带来一定的困扰，因此公安部门为了更准确的打击犯罪分子，在刑事工作中运用科学技术尤为重要。通过引进先进的刑事科学技术，不仅能够极大程度的提升公安工作的效率，还能使公安工作更加科学化且信息化。本文通过对公安工作中现状进行简要分析，并阐述刑事科学技术在公安工作中应用的重要性，为促进刑事科学技术在公安工作中高效运行提供些许建议。

关键词:刑事科学技术;公安工作;问题;应用

刑事科学技术主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预防和揭露违法犯罪分子的行为，并通过科学技术发现、检验以及提取犯罪物证，为公安部门侦破案件提供有力依据和线索，保证其犯罪行为得到法律制裁。在进行案件调查过程中，公安人员需要对案发现场进行全面勘察，在传统案件调查模式中，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而刑事科学技术的引用，能够快速定位嫌疑人，并且有效采取预防措施来打击各种新型犯罪手法。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也逐渐科技化以及智能化，其反侦察能力的强大也给公安工作带来一定程度上的难度，严重影响了破案效率，因此，公安部门应加大对刑事科学技术的改进，创新公安工作方针和策略，深入研究犯罪案件的特点，总结经验，从而进一步完善刑事科学技术在公安工作中的应用，以便于公安工作的顺利进行。

一、刑事科学技术应用现状

(一)受传统刑事科学技术观念束缚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壮大和发展，刑事公安工作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针对传统刑事技术也做出了进一步完善，与高新技术的完美结合使得刑事技术更加高端，极大程度的加快了破案的速度。但随着经济的发达，部分地区的外来人口也随之增多，由于人流量较大，因此，犯罪活动也频繁出现。此外，由于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同，所以科学技术的投入就大不相同，这也形成了科技水平高低不平现象，使得很多案件的证据在某一层面出现滞留，不能及时得到上层阶级的批准，导致破案时间延后，从而加大了破案的难度的进度。还有些地区的技术人员以及设备等配备的极不均衡，工作人员常处于应付状态，对于这种人员上的搭配，无论是多高端的技术都无法发挥其真正的作用，严重阻碍刑事科学技术在公安工作中的应用。

(二)技术人员数量有限

在刑事公安工作过程中综合运用刑事科学技术，可以及时且快速对犯罪现场进行取证，利用科学手段对相关证据进行检验，以便于对现场发现的足迹和指纹进一步做出准确性鉴定。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流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侦查人员在侦查工作中的范围，但大部分技术人员只是按部就班的完成取证任务，在实际案件中并没有积极地参与到整个过程中，导致结果鉴定受到影响，也使得破案时间持久。此外，部分技术人员存在封闭管理、单线作战且各自为营的现象，严重阻碍了侦查工作顺利进行，由于技术人员的数量以及设备都存在一定的限制，因此，无法满足各类型案件侦查工作。

(三)缺乏科学管理模式

在现阶段公安工作过程中，部分公安部门缺乏科学管理模式，对于相关工作人员的管理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种封建式的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新社会的发展需求，大大影响了案件侦破的整体效率。包括人员素质、设备以及工作运行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弊端，由于管理模式没有科学性的保障，使得破案过程经常存在人少案多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是阻碍案件高效完成的主要原因。总之，在多种原因的影响下使得技术人员的整体专业水平也较为底下，不仅行动力缓慢，同时很难完成案件鉴定工作。

二、刑事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刑事侦查工作是公安在工作中非常重要的过程，不仅要有强大的侦查队伍，同时要有专业的操作能力。从刑事侦查发展史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在侦查过程中的重要性，就传统社会而言，由于科学技术水平较差，因此刑事侦查效率缓慢，但在19世纪以后，科学技术得到了很大的突破，并逐渐应用于刑事侦查领域中，成为了公安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在20世纪后，将刑事侦查与科学技术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大大提高了刑事侦查工作的整体水平。可见，刑事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公安机关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撑，并维护司法公正以及社会和谐发展的有力依据。通过在公安工作中应用刑事科学技术这种先进的科学手段，可以最大限度的提升案件侦破效率，以此来增加案件破获的数量。技术人员在犯罪现场配合侦查人员的工作对现场进行勘察，并根据各种发现的证据进行检验和鉴定，然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确认。同时也可以利用科学手段进行模拟案发现场，使得侦查人员进一步了解整个案发过程，以提升物证的准确性和科学性，缩短案件侦破的实践，从而能够高效提升案件质量。

三、刑事科学技术在公安工作中的有效应用

(一)特定性强

特定性是指事物本身没有相同的性质，就好比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即使是双胞胎，也存在着诸多内在差距，包括DNA序列、生活方式、行为习惯、脾气秉性等，都有很大的差别。正由于不同物体具有不同的特征，因此刑事科学技术就可以根据这些不同进行区分和识别。首先，对于人体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定指纹;其次，对物体而言，它们的物理化学性质则不同，而相同点额物体在加工后也会呈现不同的特征，因此通过刑事科学技术可以对犯罪活动现场留下的某些特征进行跟踪，这也是破案的最佳线索。事物的特定性越强，确定证据的依据就越强。

(二)稳定性高

稳定性是指事物本身具有稳定不变的特征，就好比血液和红墨水，一个是有机物，一个是无机物，虽然颜色一样，但可以通过气味和化学反应中的稳定性进行鉴别。任何两个事物在接触的过程中都会产生相应程度上的反映，因此，在刑事科学技术工作中，对于现场的勘察和鉴定是科技破案的关键，有的可以依照指纹破案，有的可以依照DNA破案，也有一些特殊的案件则依照事物的稳定性结合科学技术来破案，其该事物的稳定性越强，对鉴定结果越有利。

四、刑事科学技术在公安工作中的应用对策

(一)改变传统工作观念

在公安工作管理过程中，要想在破案中全面利用刑事科学技术的优势来协助办案，首先，应改变工作人员的传统工作观念。使他们不断的接受先进的刑事科学技术，并了解刑事科学技术在破案过程中所达到的价值和意义，这样他们才能及时适应不同全新型的侦查手段。其次，在实际案件勘查中，技术人员要在资料进行取证的过程中，对各种案件的信息做出立案要求，针对各种犯罪现场显示的证据快速的掌握犯罪证据，以高效揭露犯罪行为。此外，技术工作人员还要全面的配合侦查人员的工作，以保证案件的整体效率和质量。

(二)加强公安人员素质培养

在公安工作管理过程中，应加强对相关人员专业方面的培训，以不断的提升技术人员的整体业务水平和能力，有利于在取证过程中提升证据科学性和准确性。尤其针对那些对于案件侦查发挥重要作用的技术人员以及法医等，要定期的进行专业培训，不断加强对他们的培训力度来提升他们的能力，以便于在工作中从容面对。在对技术人员进行专业培训过程中，主要从物证管理、统计报表、业务考核以及登记台账等方面着手，使他们可以在破案过程中能够严格且详细的记录各种现场内容。通过一系列的培训，不仅可以不断提升技术人员整体专业水平，同时培养工作人员整体素质，进而为案件高效侦破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不断完善刑事科学技术的水平

针对技术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必须加强自身在现场勘察证物的能力，以便于对现场可疑痕迹进行全面分析，并结合侦查人员的相关记录进一步定位犯罪嫌疑人。通过对各种资料的分析和了解，应快速的将第一手资料传递给侦查人员，使侦查人员能够及时对相关的证据进行下一步安排。此外，相关的工作人员还应多加强与外省技术人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以不断的积累和学习相关经验，并学习对方的先进刑事科学技术方法，有利于日后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还要不断完善刑事科学技术管理水平，以加强对相关证物资料的管理工作，规范一切与案件有关的行为，从而为刑事技术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办公环境，并不断的增加刑事技术人员的数量，引进一系列先进刑事科学技术手段和设备，为提高案件的效率和质量打下扎实基础。

(四)加大投入，服务实战着力提高刑事科学技术在实战中的运用

能力和水平，加大投入力度，强化高技术、精技术以及顶尖技术的引进和应用，借鉴科学合理的管理经验，以巩固自身刑事技术水平以及工作效益。刑事科学技术部门应注重对物证的衔接工作，仔细研究与犯罪有关的信息资料，利用刑事科学技术的优势扩大信息资源，并加以分析和归纳。同时要重视对各种案件上的交接和汇报工作，协调好各个级别的关系，保证充实的资料和技术人员，统一规范，以确保人员、工作环境、设备以及技术等全面到位。

(五)重视刑事科学技术的应用

现代刑事科学技术主要以科学作为依据，并以先进的技术作为导向，是国家进步和发展的重要保障，更是一门涉及多种科学理论的综合性技术。事实证明，现代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准，对破案有着深远影响。随着《刑事诉讼法》在法律中的实施，也使得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得到改善，因此，进一步加强现代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建设不容小觑。重视刑事科学技术在公安工作部门中的应用，为工作人员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这也是推动刑事科学技术在司法领域中得以落实的关键。刑事科学技术作为知识形态的生产力，为发现证据和采集证据提供了一定的知识积累以及科学依据。对于犯罪分子而言，要想正真的将他们绳之于法，就必须要拿出充足的证据，但查证的认定案件的事实则需要通过先进的刑事科学技术进行有效跟踪。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提出犯罪分子在现场留下的任何痕迹都可以作为破案的物证。因此，合理运用刑事科学技术，能够极大程度的提高刑事案件侦破效率以及破案准确性，通过一系列科学手段进行对相关物证进行检验和鉴定，只要充分发挥刑事科学技术的优势加以利用，就能为公安工作提供便利保障。

五、结语

综上所述，刑事科学技术在公安工作中的应用不容小觑，技术的操作主要源于科学处理，而物证技术则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完成。相关人员必须要全面的重视刑事科学技术在案件侦破过程中的应用，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科学合理的运用刑事科学技术手段，这不仅能够最大限度的提升整个案件侦破的效率，同时可以高效预防其它犯罪想象的发生。有了科学理论作为完成工作的坚实后盾，刑事科学技术也在不断的健全和优化，这对公安在破案过程中有很大帮助，从而维护社会和谐发展，并维系百姓安居乐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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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科学技术论文篇5

关键词：刑事科学技术 技术人员 职能 素质

中图分类号：C9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1（c）-0225-01

刑事技术工作是公安工作中一项科学性和专业相很强的工作，要使这门科学技术在揭露、证实和惩治犯罪过程中直接发挥作用基层一线单位的刑事技术人员起到关键作用。提高基层一线单位的刑事技术人员职能与素质，就会大大提高侦破案件的质量，从而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反之，将事与愿违。在基层刑事技术与刑事侦查是合二而一，它的特点是摊子大，战线长。人员少，任务重。装备差，要求高。基层一线单位的刑事技术人员，在刑事案件的现场勘查中要身兼数职，刑事案件照相、痕迹物证的发现与提取、尸体的初步检验、为侦查人员提供破案依据、还要为刑事诉讼提供证据，常常超负荷工作。

随着经济与科技的日益发展，犯罪手段日趋智能化、系列化、团伙化，反侦察意识不断增强。因而，刑事技术工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与挑战。面对新的形势，如何强化刑事工作的主体——刑事技术人员的岗位责任感和自身素质，是提高刑事技术的工作效率和适应性的最重要因素，本文就这一议题，作以下初步探讨。

1 刑事技术人员的基本职能

1.1 组织与协调职能

刑事技术作为侦察破案始终的一项专门工作，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多功能的特点。对每个具体案件的勘检过程如同经营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刑事技术人员作为工程的具体实施者，必须首先对勘查、分析、检验等程序（要素）进行合理而有效地组织。这种职能从一般意义上讲，就是指根据刑事技术工作的一般规律，结合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正确决定行为方式（勘查方法）和诸要素间的组合形式，通过履行岗位职能和各方面的默契合作，使之在优化的环境状态下，有序而高效地运行。组织协调职能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刑事技术工作的职责能效。实践证明，一个现场勘查的成功与否，一个物证能否尽其用，与刑事技术人员的组织与协调能力的高低，有密切关系。

1.2 鉴别与操作职能

面对形形的现场和纷杂无序“物”的世界，“证”不会从天而至，主要靠技术人员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操作技能去发现、提取和鉴别、利用，它是实现刑事技术职能的关键环节。

1.3 分析与综合职能

通过现场勘查和物证检验，技术人员大脑接收的情况，和信息是大量的。也是杂乱的。有些现象是事物本质的反映，有些则是各种因素造成的假象。效能可以这样说，同一种现象和结果，可能会有几种、十几种甚至更多的行为方式造成，担负特定环境中具体客观实际的行为只有其中一种形式 。现场勘查和物证检验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研究特定客观行为（犯罪过程），达到揭露和认定犯罪的目的。这是一种艰巨复杂，高层次的逆向思维（有已知查未知，由结果查原因），这种思维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技术人员对感性材料的分析和综合能力，能否通过现象看到为题的本质和全貌。这种职能履行的质量，决定着侦破工作的效率和成败。

1.4 深化与增值职能

面对同一个现场，同一枚痕迹，其鉴别结论的质量是随着认识程度的不断深化而提高，认识越深化，结论越接近客观实际，物证的增值效应越得以实现。如一枚指纹在甲案侦破中起到关键的认定作用，并不能说明它的价值已得到完全发挥，随着认识的深化与乙案、丙案的现场指纹的同一性得到揭示，其自身的增值效应才得以充分实现。

2 层刑事技术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刑事技术人员的重要地位，从上述四项职能中就可以看出。而其职能履行的质量，决定因素之一就是刑事技术人员的素质如何。面对新的斗争形势，笔者认为作为一名称职的刑事技术人员必须具备以下素质。

2.1 强烈的敬业意识

刑事技术工作作为一项平凡而艰辛的事业，本身就要求刑事技术人员应当具备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以及无私的奉献精神。面对艰巨繁琐周而复始的任务，面对名利地位和金钱实惠等不良之风的侵蚀，能始终保持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旺盛的工作热情，甘于平淡，乐于奉献，这是做好刑技工作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条件。

2.2 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在犯罪手段不断变化和更新的形势下，广大技术人员首先要真正掌握过硬的对敌斗争业务技能，而且还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善于积累，善于钻研，始终如一，锲而不舍。不断分析和掌握犯罪活动的新规律、新动向，加强针对性研究，增强刑事科学技术的战斗力，真正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2.3 科学辩证的思维能力

思维是具有意识的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思维能力则是指思维方式与方法。面对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和形形的犯罪案件，技术人员只有培养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思维方法，客观公正、全面细致地对待每个现场，每件物证，才有可能完成刑事技术工作的职责任务。形而上学、机械唯心的思维方式只会使刑事技术工作奏响歧途。

2.4 网络化的知识结构

知识结构的单一是到导致认识片面甚至失误的主要原因。所谓网络化的知识结构，是指在掌握本专业技能的基础上，学习和吸收与其关联、相近学科的知识，建立一个“网络化”的信息反馈中心。对遇到的每一个问题，能从不同学科、不同方面的立体角度加以分析判断和比较鉴别。不但能开阔思维，换能使结论更具有客观性。这中不断吸收和充实新知识、立体式知识结构，必将使刑事技术工作的职能效应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2.5 良好的身体心理素质

刑事科学技术论文篇6

关键词：刑法学 刑法哲学 刑法理论

刑法方法论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刑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任何方法都是服从于、服务于一定目的的，就是说方法从来不是自我决定的，而是受目的支配的。而什么样的目的才是正当的，正当的目的之界限何在，又是一个理论问题。既然理论决定方法，于是不难理解，刑法理论决定刑法方法。进一步深究，任何刑法理论都还有一个“前理解”问题，那就是刑法理论观。一种刑法理论未必是哲学式的，而刑法理论观则必属于哲学问题，只不过不是一般哲学问题，而是刑法哲学问题。本文试对此进行探讨。

一、司法刑法学的理论与方法

刑法是司法法，而不是行政法。[1]这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因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无论是习惯刑法，还是成文刑法，其唯一的实践模式就是司法模式，只不过这种司法模式的具体内容及其与行政之间的关系都经历着历史的演变。随着社会对刑事司法的需求日益提高，随着刑事司法日渐文明化，出现了一种以为刑事司法服务为目的的刑法理论，在我国古代表现为律学，在西方的古罗马时代表现为注释法学。作为一种专门的理论形式，面向司法实践的刑法理论无疑是人类社会第一种刑法理论。当代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也出现了注释刑法学，由于对注释刑法学的不满，学界又出现了规范刑法学、刑法解释学、刑法教义学⑴、刑法信条学⑵等不同诉求。尽管表现形式和理论逻辑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它们都致力于为刑事司法服务。因此，这种层面的刑法理论不仅务求“有用”，而且“用”在司法，这是人的实践理性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体现和要求。

应该说，在这方面，我国刑法学者具有高度共识，即致力于为正确解释和适用刑法而从事理论研究，是刑法学者的基本使命。但是，万万不要以为，在这个领域，刑法理论观已然成熟和没有问题了。笔者认为，在高度共识之下掩盖着一个严重通病，即没有真正从刑法是司法法的事实判断出发建构面向司法的刑法理论。由于在我国传统中，刑事司法隶属于行政，而在当前政治体制中，刑事司法又有严重的行政化倾向（这是价值诉求问题，但并未因此改变刑法是司法法的事实），同时又由于片面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我国面向司法的刑法理论就不自觉地采取了行政逻辑方法，而非司法逻辑方法。考虑到这一点，为了使这个层面的刑法理论真正面向司法，笔者提出并倡导“司法刑法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区别于前述各种刑法理论。“司法刑法学”的提法并不是要造一个新名词，而是为了表征理论与方法的创新。⑶

司法是一种就具体行为发起的两造俱备、居中裁判的国家活动或政治共同体活动。作为司法法，刑法只能以司法的方式实施，并且首先是裁判规范。⑷罪刑法定主义把规范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刑事权力、保障人权放在首要地位，因而要求刑法规范必须具有形式理性的封闭性特征，刑事司法权就被封闭在形式理性所划定的界限内。刑事司法权不得逾越的界限之外，正是人们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领域。这种形式理性是实现刑法的确定性、安定性所必需的，尽管封闭起来的刑法规范对某些从自然正义来看理应受到刑事惩罚的行为鞭长莫及，但这是保障人权所不可避免的代价。而在这个封闭的规范界限内，并不意味着凡是进入界限之内的行为都是犯罪，都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罪刑法定主义看来，界限之外的行为绝对不是犯罪，界限之内的行为有可能不是犯罪。即是说，罪刑法定主义的刑法虽然首先强调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但绝不无视刑法规范的实质理性。而对于这种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不能只从哲学上理解和界定，更要从司法上理解和界定。从司法上理解和界定，意味着：

第一，要从个案上理解和界定。司法是个案裁判活动，而不是像行政那样可以一次性批量决定若干互不相干的同类行为如何处理。因此，司法的一个不同于行政之处在于强调个案之间的差异，否则对于后来出现的同类行为就没必要再走司法程序，只要按照行政模式对号入座即可。在刑法注重行为人主观心态事实及其评价、注重预防犯罪和矫正罪犯的意义上，刑法是最强调个案差异的司法法。当然，这种理论上的个案差异性，在司法实践中只是在少数案件中才变得明显和重要，在大多数案件中刑事司法官仍然是墨守成规的。但这已足以表明，个案裁判必定是始于对个

案行为的形式理性规范评判，而终于实质理性规范评判。只不过，对个案行为的实质理性规范评判，只是在少数案件中才变得明显和重要，这是由于此时在控辩双方之间发生了实质理性规范评判的分歧；而在大多数案件中，由于控辩双方不存在这种实质分歧，因而实质理性规范评判被遮蔽在形式理性规范评判之下而变得不明显、不重要了。

第二，要从诉讼构造上理解和界定。司法活动中的基本关系表现为由控辩审三方构成的三角形关系，而不是像行政关系那样是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形成的两极性关系。因此，对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要从它们所承担的诉讼职能上把握。笔者认为，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在司法中的主要载体是控方主体，或者说控诉职能依赖的主要是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刑法规范的实质理性在司法中的主要载体则是辩方主体，或者说辩护职能依赖的主要是刑法规范的实质理性；而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在法官那里得到了有机统一。因为很显然，明显不是犯罪的行为，检察官通常是不会错误地的，而其的行为通常具备了法律明文规定的要件。在一些案件中，轻视辩护权是危险的，因为只有辩方才能提出行为不是犯罪的实质理性规范评判，也只有在此种前提下法官才能将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统一起来。

这就是司法刑法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总根据。若由此展开，司法刑法学的理论和方法应坚持以下准则：

其一，司法刑法学应关注司法过程，而不应只关注司法结论。传统刑法学看到了司法结论，而没有看到司法过程。正因如此，传统刑法学津津乐道于“司法三段论”方法。其实，司法过程具有两种机制，即成案机制和定案机制。由于忽视了司法过程，传统刑法学就只注目于定案机制，而忽略了成案机制，“司法三段论”只关注定案。对于成案机制，我们可理解如下：首先，对于绝大多数社会行为，显然不是先经过刑法判断才确定它们不是犯罪，而是根本没有进入刑事司法视域。这类行为之所以不会花费任何刑事司法资源，只是基于民众“朴素的犯罪观”。其次，许多行为是犯罪，显然是理智正常的人都知道的，司法三段论纯属多余。再次，有些行为不是只根据“朴素的犯罪观”就能判定为犯罪的，但也不是先确定律犯哪条才成案的，而是基于“专业（法律人）的犯罪观”加以初步判定，再从刑法规定中加以验证的。但是，由于成案问题没有进入传统刑法学的视域，朴素的犯罪观和专业（法律人）的犯罪观就不可能被区分，更不可能被从上述意义上理解。即便是对定案机制，传统刑法学也失之偏颇。因为，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定案机制不是一种单边主义的行政机制，而是一种由控辩审三方共同参与的司法机制。定罪被长期理解为一种认识活动，体现到实践中，就是采取行政逻辑，而其司法性被长期遮蔽着。因此，学者们提出的各种犯罪构成模式，往往是司法结论式的犯罪要件体系，而不是司法过程式的规范评判体系。司法刑法学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其方法论原则是司法逻辑原则。

其二，司法刑法学应是辩护之学而非控诉之学，应是权利之学而非权力之学。罪刑法定主义的精髓在于人权保障，其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故其司法逻辑重心在行为为何“不为罪”、为何“不处罚”，而不在为何定罪、为何处罚。强大国家机器加上高度形式理性，使追诉犯罪易而为被告辩护难。司法刑法学应着力于满足刑事辩护的理论需要，以抵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形式主义追诉的威胁，使自身成为规制刑事权力的有力武器。作为定罪模式的犯罪构成，是且只能是控辩审三方共同使用的司法话语平台，尤其是辩方的诉讼防卫平台。在定罪活动中，辩方的辩护是防卫性的，即便需要其承担一定诉讼证明责任，也不要求自证无罪，而只要求证明至引起法庭合理怀疑，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责任不可动摇地总是在控方。因此，辩方的防卫都是以否定式命题提出。作为辩护之内容的否定式命题，在犯罪构成模式内应有一席之地，这必然就表现为在逻辑上继构成要件之后的排除性或消极性条件。[2]司法刑法学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其方法论原则是权利逻辑原则。

其三，司法刑法学应致力于交谈客观性而非科学客观性，应致力于公平正义而非仅逻辑正确。司法刑法学是规范科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刑法规范是形式与内容（实质）的有机统一，其内容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浓重的本土性，并且是自发性规范与权力性规范的合体，所以司法刑法学视域中的刑法规范是中国的刑法规范。司法刑法学要做到将文本上的刑法规范变成现实中的刑法规范，实现公平正义，就必须关注我们社会自己的刑法生活，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和深刻阐释刑法第1条所说“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的法理。为此，笔者提倡对我国的刑法生活进行“描述——经验”维度的研究，并在“规范——实践”层面正确处理刑法生活与刑事政策的关系。[3]司法刑法学的上述性

质，决定了其方法论原则是生活逻辑原则。

在理论内容上，司法刑法学应以定罪论与量刑论为基本板块。为什么这样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注释刑法学由总论与分论组成，其中总论是按照“罪——刑”结构编排。犯罪论和刑罚论是当时刑法总论的基本框架。1990年代初，传统的“罪——刑”结构开始演变为“罪——责——刑”结构，即在犯罪论与刑罚论之间，加入一个“刑事责任论”。⑸此外，有的学者认为，（注释）刑法学体系（总论）应按照“责—罪—刑”结构建立，而有的学者认为刑法学体系应按照“罪——责”结构建立。现在看来，这些主张之所以不妥，首先是因为其刑法学思维缺乏分化和在分化基础上的整合。思维形式的不断分化和整合，既是思维活动不断逻辑化和科学化的结果，也是其前提和基础。没有刑法学思维的分化，就没有刑法学体系的科学化。刑法学思维分化为基础刑法学、立法刑法学（下节予以探讨）与司法刑法学的不同层面，有利于刑法学思维的主观逻辑更符合刑法现象的客观逻辑。如果刑法学思维扁平化乃至平面化，势必使刑法学思维陷于混沌。因此，抽象谈论犯罪论与刑罚论，是很难论清犯罪与刑罚的。其次，定罪活动和量刑活动都是刑事司法活动，也都是刑法解释活动，同时又都不是由单边主体进行的非公共性、非程序性活动。因此，司法刑法学应研究作为一种司法模式的定罪和量刑。在此基础上，司法刑法学应为定罪和量刑活动的参与者提供参与定罪和量刑的技术手段。关于定罪的模式和技术的司法刑法学理论就是定罪论，关于量刑的模式和技术的司法刑法学理论就是量刑论。

二、关于立法刑法学与基础刑法学

在历史上，边沁为了在英国实现法典化并进行全面的法律改革，提出首先应建立一门“说明性”的法律科学。奥斯丁和边沁都认为，这门法律科学的目的就是研究作为社会事实的一般实在法。奥斯丁的分析法学断言，以往法律理论尤其是自然法理论，不恰当地将法律和人类主观好恶及价值理想联系起来，不恰当地将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联系起来，从而使法学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分析法学看来，法学家关心的是法律是什么，立法者或伦理学家关心的是法律应当是什么。[4]正是由于分析法学的努力，法律科学才得以建立和发展。18、19世纪之交，萨维尼最终确认了法学是一门实证法而非自然法的学科，从而使法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掀开了法学真正独立发展的历史。[5]“近代刑法学之父”费尔巴哈，是以“一种带有救世主式的附加条款的实证主义”、一种“有合法性的实证主义”，创立刑法学的。新派学者李斯特，较之费尔巴哈具有更为显著的实证主义倾向。[6]正是由于费尔巴哈把实证主义观念和方法引入刑法理论，他才被称为“近代刑法学之父”。这表明，刑法学是作为一种研究实证刑法的法律科学而存在的，其为刑法科学而非刑法哲学。在他之前的贝卡利亚，其划时代性的《论犯罪与刑罚》无可否认也是一种刑法理论，但不是实证的，而是思辨的，不是刑法科学的，而是刑法哲学的，故不应称贝卡利亚是刑法学之父，也不应认为他是刑法学家。由于法律实证主义主张立法学之类的与主观愿望密切联系的学问不属于法律科学，[4]因此在传统的刑法学体系中，面向立法的刑法学是没有存在合理性的，而没有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之分，刑法学的司法面向就必是被混沌地表述，因为这种刑法学事实上不得不顾及立法，其理论逻辑往往在司法与立法之间滑来滑去。

科学的立法学始于边沁。[7]但直到法学开始超越法律实证主义时，刑法学的立法面向才渐浮出水面。在1990年代前期及以前，我国通行刑法学体系是将刑法学分为绪论、犯罪总论、刑罚总论、罪刑各论，前三者合称刑法总论。[8]在这种被称为注释刑法学的体系中并没有立法理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后，通行的刑法理论观认为，刑法学的核心是刑法解释学，它通过对刑法的基本制度、犯罪构成的一般要件和特殊要件以及刑罚适用的解释，阐明刑法规范的客观意义，不仅有助于司法机关正确地适用刑法和帮助公民学习刑法，而且有助于刑法的修改、发展和完善。[9]这里，刑法学的立法面向仍是模糊的。在“理论刑法学”的探索中，有的学者提出刑法学体系由立法论、定罪论、量刑论、行刑论四大板块组成。[10]其中，立法论包括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刑事立法学体系、刑事立法结构、刑事立法解释。[11]近年来，有的学者也提出将刑法学分为注释刑法学、刑事立法学和刑法哲学。[12]很明显，司法需要理论指导，立法亦然，没有理论指导的立法不可能是科学的立法。法律实证主义之所以拒斥立法理论，是因为它在当时盲信立法是完美无缺的、立法能力是无限的，而这些观念渐成泡影，随之便提出了立法理论问题。但是，这个面向立法的刑法学体系，不宜称之为刑事立法学，这一称谓不如立法刑法学来得准确。司法刑法学的基本范畴是定罪论与量刑论，而立法刑法学的基本范

畴则是立罪论与设刑论。

当前有一种强大的学术声音，认为法学不要动辄论及立法建议或立法完善。这一主张的动机是好的，因为其所反对的是当前严重存在的那种在根本不理解现行法律或在没有对现行法律进行充分解释情况下轻率评论立法的不良倾向。但如果再向前一步，即以此否认立法刑法学的必要，就“谬以千里”了。第一，当今是一个立法频繁的时代，也是一个立法民主化的时代，立法以及立法评论活动亟需相关立法理论指导。第二，立法面向的刑法学之所以比司法面向的刑法学出现得晚，是一个历史现象，不能以古非今，以传统理论范式束缚当今理论面貌。第三，事实上在刑法领域存在许多分散的立法研究，而且谁也否认不了刑法解释的局限性，立法完善既不可避免，立法研究既比比皆是，就不能回避在刑法学中发展出体系性的立法刑法学的需要。

如果说，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都是刑法学的技术科学，那么，基础刑法学则是刑法学的基础科学。有的日本学者和我国学者认为，所谓基础刑法学，是指成为刑法解释学的基础的学问领域，包括刑法哲学、刑法史学、比较刑法学、犯罪学及刑事政策学等。[9]这种观点是很成问题的。如后所述，刑法哲学不是刑法学，故不是基础刑法学；刑法史学、刑事政策学等都不是基础刑法学，否则基础刑法学只是一个统称而已。由于古典学派法律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报应主义的刑法观念局限了刑法学研究的视野，妨碍了对犯罪和刑法本质的认识，以德国学者李斯特为代表的实证学派主张将刑法学研究从狭窄的法律概念中解放出来。在此基础上，李斯特提出了建立包括刑事政策学、犯罪学、刑罚学和行刑学在内的“全体刑法学”设想。这种亦被称为“整体刑法学”的体系，是“为了克服专业的片面性，实现各部分的有机统一”，是“冯·李斯特所追求的伟大目标”。但是在德国，“由于各专业的任务和方法的不同，在这一领域并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学科”。⑹实际上，由学科建构规律和规范所决定，⑺这样的全体刑法学是不可能的。在我国，首先倡导刑事一体化的，是储槐植教授“在刑法之中、刑法之外和刑法之上研究刑法”的主张。有的学者据此主张建立“一体化刑法学”，在一体化刑法学中，狭义刑法学应处于核心地位，其次是刑事政策学、犯罪学、行刑学和刑事诉讼法学。[12]在方法论上重谈李斯特的老调是没有意义的，刑事一体化是先见之明，但应理解为刑法学者要立足于实体法而关照程序法，刑诉法学者要立足于程序法而关照实体法，如此等等，而不能理解为将各相关学科整合在一起，使之成为没有重心的大杂烩。

基础刑法学，也可称为刑法法理学或理论刑法学、元刑法学，是总结刑法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经验、概括立法刑法学和司法刑法学的研究成果而建构起来的刑法学之基础科学。基础刑法学是对一定的刑法哲学理论的科学转化和延伸，同时也是立法刑法学和司法刑法学据以建立和展开的科学基础。如果大体上说，司法刑法学是司法参与者的刑法学，立法刑法学是立法参与者的刑法学，那么基础刑法学则可视为刑法学者的刑法学。因此，基础刑法学不应像立法刑法学或司法刑法学那样，不得不拘泥于民族国家一时一地实在刑法的立法实践或司法实践，而应放眼于全世界的刑法实践，寻求建立普遍性概念、原理和体系。19世纪初期，费尔巴哈就已明确提出了“普遍法学”概念。[14]费尔巴哈之后，耶林对历史法学派的狭隘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如果科学不决心把普遍性的思想与民族的思想作为同质之物，并行不悖，就无法把握科学自身所处的世界。它不仅会使法学沦落到“国土法学”境地，还会使法学的境界下降到政治的境界。他竭力倡导一种普遍法律科学。沃勒斯坦在对19世纪社会科学进行反思过程中，首先也批判了那种视国家为唯一分析单位的国家中心主义取向。[15]这种观念，就是基础刑法学的指导原则。

这也意味着，不应把刑法学整体上定性为应用法学。应该反思那种将关于某种对象的科学研究要么归为理论科学要么归为实践科学（应用科学）的理论观。对任何对象的科学研究，都既有“理论的”，也有“应用的”。即使是巫术也分为“理论巫术”和“应用巫术”。弗雷泽认为，巫术作为一种自然法则体系，即关于决定世上各种事件发生顺序的规律的一种陈述，可称为“理论巫术”；而巫术作为人们为达到其目的所必须遵守的戒律，则可称为“应用巫术”。[16]同样，由巫术发展而来的宗教也包含着理论与实践两大部分，即对超人力量的信仰以及讨其欢心、使其息怒的种种企图。在两者之中，信仰在先，因为必须信仰神的存在，然后才会想到取悦于神。[16]以历史眼光看，学科体系建构会逐渐消除以往那种非此即彼的线性分类倾向。对任何一种实义客体，都可能也应该从不同层面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是功能互补，而无高低之分的。刑法学界前些年有学者主张刑法理论应是一种刑法哲学，有学者则主张刑法理论应是刑法解释学，⑻这也表现了

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人在思考任何对象时，思维的一极总是牵挂着终极抽象，而另一极总是牵挂着终极具体，在这两极之间，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或从具体到抽象的连续体，这个连续体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这些阶段便分别是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科学技术的领域；而终极抽象的一极便是哲学（包括部门哲学）。所有这些思维，都是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相沟通的途径。

三、关于核心刑法学与边缘刑法学

由基础刑法学、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组成的规范刑法学是刑法学的核心学科，而由刑法社会学、刑法经济学等组成的实证刑法学（非规范刑法学）则是刑法学的边缘学科。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刑法学包括广义的刑法学和狭义的刑法学。前者包括：理论刑法学、解释刑法学、刑法学基础理论、刑法哲学、刑法史学、刑法人类学、刑法社会学、刑法经济学、刑法数学、刑事判例学、刑事立法学、比较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国际刑法学；后者包括：理论刑法学、解释刑法学。[17]论者能够看到实证刑法学的广阔前景是值得赞赏的，但遗憾的是，这种分类是混杂的，并没有厘清其间的逻辑关系。首先，刑法哲学是不应与属于刑法科学的各学科并列在一个序列中的。其次，虽同属刑法科学，但具有实证科学性质的刑法数学、刑法人类学等是不应与具有规范科学性质的“刑事立法学”（本文所谓立法刑法学）等并列在同一序列中的。再次，所谓刑法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含义是模糊的，并不能据此确定各类、各种理论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复次，实证刑法学的具体学科是难以一一列举的，实际上有多少种实证科学，几乎就有多少种研究刑法的实证方法，就可以形成多少种实证刑法学。最后，刑事政策学并不属于刑法学，因为前者是一种权力科学，而后者是一种权利科学。

有的学者指出，学术上分就各种不同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重点，使用规范科学、经验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学与理工科技等各种不同的学科与研究方法，研究犯罪问题与犯罪行为人及犯罪被害人，这些以有效抗制犯罪与预防犯罪为其共同终极目的的各种不同学科，在学术上可以统称为刑事学，其中包括刑事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犯罪侦查学等。刑事法学乃是就法学的观点、研究犯罪行为及其法律效果，以及犯罪的追诉、审判与执行的规范科学，包括刑法学（又称刑事实体法学）、刑事程序法学（含刑事诉讼法学与刑事证据法学）、刑事执行法学（含监狱学）等。犯罪学乃是采用科际整合的实证方法，研究犯罪（包括刑法尚未明文规定的新兴犯罪行为和自杀等社会偏差行为，下同）现象、犯罪行为与犯罪行为人的经验科学。刑事政策学乃是就法律政策的观点，研究各种促生抗制犯罪与预防犯罪成效的对策，包括刑罚理论与刑罚手段、保安处分理论与保安处分手段、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与刑事执行政策等。犯罪侦查学乃是研究刑事科学侦查与鉴识，运用物理学、化学等科学与技术，转化成为刑事科学或刑事科技，用以从事科学与科技的犯罪侦查、刑事证据的收集与鉴识。[18]这一观点所作分类较为妥当。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应在科学而非哲学的意义上界定“刑法学”。有人可能会说，一切皆变，因此完全可以约定，刑法学现在是指刑法科学和刑法哲学的统称。有的学者便提倡一种中间意义的刑法学，即刑法解释学与刑法哲学的统一体，但必要时会涉及刑法史学与比较刑法学；并认为，刑法解释学与刑法哲学没有明显的界限，两者并非性质不同的两种学问；既不能要求我国的刑法学从刑法解释学向刑法哲学转变，也不能一概要求将刑法解释学提升为刑法哲学。[19]这种刑法理论观并不妥当。理论形态的分化与整合是一种需要循序渐进的辩证过程。在刑法哲学与刑法科学需要分立的当代，用刑法学指称两者的统一既不符合刑法学的近代史实，也不利于刑法哲学与刑法科学的分立，其实质是不利于刑法哲学的发育，或者说很可能使刑法哲学落入纯法学的倾向。刑法哲学是思辨的和超验的，而刑法学则是实证的和经验的，将两者统称为刑法学，极易抹煞这种区别。刑法学，一方面应包含实证的科学研究，即采取价值无涉的立场，这种刑法学应效仿自然科学的范式；另一方面，刑法学又不是自然科学那样的实证科学，而包含了文化科学的研究，即采取价值关联的立场。作为实证科学，刑法学研究作为社会事实的刑法现象；作为文化科学，刑法学研究作为社会规范的刑法规范。由于刑法学的基本使命是为现实刑事立法与司法提供服务，故刑法学的核心内容是作为文化科学的基础刑法学、立法刑法学、司法刑法学，而作为实证科学的各种刑法科学学科只能处于刑法学的边缘地带。在刑法学范围内，核心刑法学与边缘刑法学的分类框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提升刑法学的学术品位，促进刑法理论的学术分工，提高刑法理论的学术效率。

刑法学的国土法学化流弊十分顽

固，刑法学对立法亦步亦趋的流弊也十分明显。这两种弊端的克服，要靠基础刑法学的理论成长以及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的分立。长期以来，由于复杂的原因，“理论联系实际”被在很多程度上庸俗化和片面化，似乎不能解决或不能马上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是毫无意义的，不仅某些理论向度的研究被嘲笑，而且面向实际问题的研究也往往被指为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其结果，自然是实践经验比理论研究更实在，进一步的结果，自然是理论工作受到贬低。这就存在一个理论观问题。事实上，上述陈旧的理论观把刑法学者几乎通通变成刑法专家，似乎不能成为实践专家的刑法学者是没有价值的。其实，与“实际”密切联系的刑法理论只是“技术刑法学”，而不是刑法学的全部，更非刑法理论的全部。在刑法理论中，基础刑法学与“实际”就明显疏远；而刑法哲学，如后所述，更是远离“实际”。只有远离“实际”，才能看清“实际”，才能独立思考和理性批判“实际”。刑法理论的学术品位，从而刑法理论研究者的尊严，靠的往往也是远离“实际”。只要以自然与精神的实体性合一为基本思维方式，人的理性就还裹挟在感性之中而未觉醒；只要以理论与实际的实体性合一为基本思维方式，人的理性就至多是工具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刑法理论的“有用”只涉及刑法之“用”，刑法理论更需要关心刑法之“体”，这并非技术刑法学所能胜任，因为对刑法的自然理性和人道尊严的确证，不能用“有用性”来衡量，因为它恰恰是对“有用性”的质疑和反思。

学术上渴求的理论分化迟早要导致理论的社会分工的细化，毋宁说，学术上渴求的理论分化是理论界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需要之反映。刑法理论只有进一步分化，才能使刑法学人“术业有专攻”，才能高效率整合社会学术资源和个人学术精力，才能尽量避免学术资源和学术精力的重复投入和低效产出，也才能促发刑法理论研究者的广泛合作。“理想主义者无法持久，除非他是个现实主义者，而现实主义者也无法持久，除非他是个理想主义者。”[20]要在每一个刑法学人之内实现刑法学的整合是不可能的，现实的办法只能是在刑法理论界之内、刑法学人之间实现这种整合。这就需要一种学术心态，即每种研究向度的刑法学人都有义务尊重其他向度的刑法学人。

第二，扩展刑法课程的学习视野，提高刑法学人的学习动力，培育刑法人才的后备力量。

笔者在几所大学里从事多年刑法教学，一个真切感触是，各层次的法科学生常将自己的刑法理论视野局限于刑法教科书（注释刑法学、刑法解释学、规范刑法学或刑法教义学）所确立的知识范围，尤其是硕士研究生，每年“生产”出来的学位论文，选题范围几乎无出于刑法教科书目录或标题，论域和论证方式也十分单一化。学生们在学习刑法或专攻刑法之时，常常想当然认为自己的课程或专业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等等没有内在关系或没有多大关系，至于与数学、动物学、生物学、考古学、医学等等就更没有关系或没有多大关系了。“博览群书”对研习刑法的意义，并不为他们所理解。这种状况显然与刑法理论观乃至法律理论观的误区存在重要关联。在这种理论观看来，刑法理论的研究范围（形式客体）与研究对象（实义客体）同一化了，因此只能是就刑法研究刑法，或在刑法之内研究刑法。这样培养的刑法专业学生以及法科学生，知识面之狭窄，从而法律观之浅薄，以及问题意识之缺乏（没有从社会中发现法律问题的意识），从而研究能力（没有运用各种学科观点和方法研究法律的能力）之薄弱，常令法科教师油然而生悲哀感；当然，学生未必不如老师当年，也不能说法学教育退步了。但在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的今天，不进则退。难道这是仅通过法学教育模式、法学教学方法的改革就能解决的问题吗？非也。必须转变法律理论观，就本文而言，就是转变刑法理论观，非此不能打开遮蔽已久的刑法理论视野，非此不能充分准备刑法人才的后备军。

四、刑法哲学的理论与方法

根据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说法，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而在神学与科学之间，有一片受到夹击的无人之域，即哲学；与神学一样，哲学包含着人类对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诸人类理性而不是诉诸权威的；而哲学之所以被称为“无人之域”，是因为哲学所回答的，是那些似乎永远无法给予确切答案的问题，它没有科学那种能够给生活带来实际效果或者神学那种能够满足心灵对永恒追求的实用价值。[21]这是十分深刻的见解。但神学不诉诸理性吗？神学也是一种典型的理性化之举，对于神学而言，是理性证明了上帝的存在。[22]

科学、哲学和神学是人类精神诉求的三个向度，但作为理论形态，它们对于研究具体问题又具有方法意义。人们面对一切具体对象，都可能用哲

学、科学或神学的方法加以思考。用哲学的方法思考一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之上认识对象的智慧诉求；用科学的方法思考这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之内与从对象之外认识对象的知识诉求；用神学的方法思考这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与神祗的关系认识对象的宗教诉求。对刑法问题，同样可能用这三种方法进行思考。人们以哲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形成刑法哲学；以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形成刑法科学；以神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形成刑法神学。就特定社会来说，这些理论形态的生存条件各不相同；但从整个人类来看，这些理论形态必定是不可或缺的。

德国法哲学家阿图尔·考夫曼说，法哲学是哲学而非法学的分支；通俗地说，法哲学是法学家问、哲学家答。因此，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哲学家必须兼通法学、哲学两门学问，因为纯法学倾向的法哲学家落入科学主义误区，他们高估法教义学和片面醉心于科学思维，此种法哲学家企图离开哲学去回答法哲学问题，这种法律科学主义被称为“法哲学的安乐死”；相反，哲学主义是那些只受哲学激励和引导的法哲学家的误区，他们不关心法律问题，不关心法学此时此刻对哲学提出的问题。[23]将刑法哲学与刑法学区分开来，有利于使刑法科学成为真正的刑法科学，也有利于刑法哲学的发育成长。相反，把刑法哲学看作是刑法学的一部分，既不符合哲学与科学相区分的本来面目，也容易导致对刑法哲学这种刑法理论形态的漠视，这对于十分稚嫩和脆弱的当代中国刑法哲学而言，不是件好事。当然，可以把刑法学与刑法哲学统称为刑法理论。

刑法哲学包括刑法本体论、刑法认识论、刑法价值论。本体论的研究不仅适用于自然，也适用于社会和人类；对于社会进行专门的本体论研究，是现时代的要求。[24]刑法本体论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一定是社会本体论，因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25]但是，社会本体论不可能回应刑法研究者对刑法的存在性的惊异。只要这种惊异客观存在，就必须进行专门的刑法本体论研究。所谓刑法的本原与本质、刑法的起源与演变、刑法的前途与命运、刑法的作用与局限等，都是刑法本体论的论域。

刑法研究者不可能绕开刑法认识论问题。刑事立法与司法，首先是认识过程，需要相应的理论模式和认识工具。如何保证一种理论模式和认识工具是可靠的？比如，犯罪成立理论是一个定罪推理模型，建立无论什么样的犯罪成立理论都需要得到刑法认识论的支撑。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刑法解释与刑法适用的关系、刑法演绎与刑法归纳的关系等等，都是刑法认识论关注的问题。同时，刑法认识论也具有刑法学哲学的意义。因为，科学是有事实可求、有统计可考的学问，“但是科学的对象，还有观察试验或统计所无从着手；而人的思想又不能不到的，于是又演出假定的理论。这就是科学的哲学。例如数学的哲学、物理的哲学、生物学的哲学、法律哲学、宗教哲学等”。[26]

人类在取得巨大实践成就的同时，却面临着严重的价值危机。当今，哲学重心转向了真理与价值的重新统一。然而，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流派都认为真理与价值不可调和。[27]真理与价值能够统一且应当统一，其统一的基础则是社会本身，所以讨论价值论应以本体论为逻辑前提。但是，本体论无法替代价值论。刑法价值论，是一个重要的刑法哲学范畴。不厘清这个问题，刑法理论和刑法实践都缺乏价值基础，都容易偏离正当性。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刑事法制转型期，刑法价值论尤为重要。因为，“历史证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次划时代的历史转折和重大的历史斗争，都需要有一种新的价值体系作为其精神基础和价值支撑。”⑼

刑法哲学不能直接为现实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技术性支撑，甚至不能直接为其提供原理性论证，因而显得十分无用，非急功近利之人所能理解，但是要看到，“用”从其中来，故而是最大的用。在中国刑事法制走向现代化之际，尤其如此。按照弗洛姆的说法，这表现在刑法哲学为刑法共同体（包括刑法的实践者、研究者）提供其不可或缺的“定向架构”（“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图”）与“献身架构”。[28]“科学依赖于某些基本的、非经验的社会价值观和世界观”，[29]这一命题自然也适用于理解刑法学与刑法哲学的关系。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刑法教义学的说法来自德国。德国学者认为，法教义学可用来描述下述活动，即以形成某些内容确定的概念，对原则作进一步填补，以及指明个别或多数规范与这些概念和原则之间关系为主要任务的活动。透过此活动而发现的语句，之所以为教条，是因为它们在法教义学看来具有法律权威性。教义学一词表示认识程序须受到此范围内不可质疑的法律规定的拘束。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7—1

08页。在拉伦茨看来，尽管法教义学包含一定价值导向，但其所持的是一种价值中立立场，因为它假定法规范是正确之法。参见陈兴良：《刑法教义学方法论》，载梁根林主编：《刑法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德国学者还认为，法教义学是一个多维度学科，它包括对现行法律的描述、对这种法律之概念的体系研究、提出解决疑难法律案件的建议，因此法教义学有三个维度，即描述——经验、逻辑——分析、规范——实践的维度。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德国学者认为，刑法学的核心内容是刑法教义学，其基础和界限源自于刑法法规，致力于研究法规范的概念、内容和结构，将法律素材编排成一个体系，并试图寻找概念构成和系统学的新方法。作为法律和司法实践的桥梁，刑法教义学在对司法实践进行批判性检验、比较和总结基础上，对现行法律进行解释，以便利法院适当、逐渐翻新地适用刑法，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法安全和法公正。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⑵“刑法信条学”来自我国学者对刑法教义学这一名称的质疑。论者认为教义学说法已不符合现代德语的标准意思，而且教义的说法与宗教意思太近。相对于法学信条来说，法律理论仍处于探讨阶段；相对于法律理论来说，信条已成为一般接受的基础、一门学科基础的理论。在德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刑法信条学是在李斯特和宾丁时代创立的。根据罗克辛的说法，刑法信条学是研究刑法领域中各种法律规定和各种学术观点的解释、体系化和进一步发展的学科。刑法信条学特别表现在刑法总论部分关于犯罪行为的理论即一般犯罪理论，而分则的基本理论与总则的信条学有重大区别，刑法信条学的主要任务是便于法学教育和发展刑法理论体系。刑法信条学的主要方法是体系性研究方法，以及问题性研究方法。通过这些方法，不仅使概念内容得以明确和体系结构得以形成，而且还可以探索新概念和创建新体系。体系性方法的优点是：有利于减少审查案件的难度；有利于平等地区别适用法律的条件；有利于简化法律并使法律适用工作具有更好的操作性，有利于法律和法学的继续发展。但体系性方法的缺点是：有可能忽略具体案件的公正性，有可能减少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能把刑事政策作为合法的体系性指示；容易导致人们使用抽象概念，使人忽视和歪曲法律材料的不同结构。为了克服体系性方法的缺陷，人们在刑法信条学中尝试了问题性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是从具体的问题出发，从中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公正和符合目的的可能性。问题性方法同样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目前，在德国刑法信条学中，体系性方法是主要方法。但起先存在本质主义和规范主义的体系性方法之争，现在基本采取了折中立场。在德国，传统刑法信条学以违反规范的行为为导向的观点，已被功能主义体系所取代。功能主义的主张是，刑法信条学的全部概念应从刑法的任务出发加以界定。根据客观归责论，不法和责任是刑法信条学两个中心范畴。参见王世洲：《关于刑法方法理论的思考》，载梁根林主编：《刑法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4页。

⑶刑法解释学名称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未能准确把握刑法解释。刑法解释不同于注疏文化经典等解释活动，它不是一种私人活动和非程序性活动，而是具有特定的公共性质和程序意义，这种性质和意义集中体现为司法性。一旦忽视了刑法解释的司法性，所谓对刑法的解释也就充满了个人性和非程序性，亦即非司法性。因此，与其称之为刑法解释学，不如称之为司法刑法学，更有利于提醒人们注意从刑法解释的司法性来理解和把握刑法解释。同时，面向司法的刑法学并不以刑法解释为其全部内容，除了刑法解释外，它还探讨其他相关问题。因此，刑法解释学对司法面向的覆盖也不全面。如后文所述，刑法教义学或刑法信条学等称谓亦未必能成为辩护之学、权利之学，其对司法过程未必给予了应有关注，其所寻求的也未必是交谈客观性。司法刑法学这一称谓是可取的。司法刑法学为刑事司法中的实体问题服务，既表明了其刑事实体法学的性质，也表明了其为司法而非立法服务的面向。这一称谓的表达功能具有优势。此外，司法刑法学这一概念具有对应性，其是对应于立法刑法学的。

⑷刑法作为裁判规范的意义是完整的，而作为行为规范的意义是不完整的，因为与刑罚有关的行为规范，不能靠刑法本身来提供，而要靠刑法的前位法（行政法）或者伦理道德来提供，否则国民不可能不生活在恐惧之中。当然也不能否认刑法规范具有行为规范的意义，刑法是在“第二次性”的意义上确认和强调行为规范的。

⑸参见杨春洗等主编《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⑹[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日]大?V仁：《刑法概说》（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⑺有的学者在评论时下颇为时髦的“国学”时深刻指出：“设学科，立机构，就好比画圆：半径要一定，长度应适中；否则圆将忘了其中心，忘了其几何的性质。这一点，乃现代学术分科的要求，也是现代学术进步之所在。”缪哲：《国学的学与术》，载《南方周末》2010年3月4日第24版。

⑻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第1页；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⑼唐凯麟：《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人的社会责任》，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3期。

[1][日]大?V仁．刑法概说：总论[m]．冯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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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科学技术论文篇7

一、科学技术的价值属性

关于科学技术的价值属性，科学哲学领域已有深人的研究，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以为后文的分析奠定基础。

(一）科学技术的价值倾向是什么

对于科学技术本身有无价值的问题，理论界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本身没有价值，也就是所谓的“科学技术价值中立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科学技术的价值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为唯科学主义观。该观点强调科学技术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认为科学技术的价值都是正面的。在社会问题上，唯科学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是根除一切罪恶的灵丹妙药，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有效手段和工具。在伦理学上，唯科学主义强调科学技术具有客观性、公正性、确定性等特点，值得享受最高的尊敬；科学家们具备客观性、公正性、无偏见等精神气质，是人类道德的典范，他们的行为规范值得人们效仿和遵守。

在技术领域，与唯科学主义相关联的社会思潮是“技术乐观主义”。技术乐观主义的实质是“技术崇拜”或“技术至上主义”，其基本特征是把技术理想化、绝对化或神圣化，视技术进步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和根本动力。作为技术乐观主义的主要倡言人，培根在《新大西岛》一文中曾盛赞中国发明的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将这三大技术发明凌驾于亚历山大的武功与罗马帝国的建立之上，认为他们比政治上的征服及哲学上的争论更有益于人类。伟大的哲学家霍布斯、笛卡尔、圣西门等也盛赞技术的作用，坚信技术将会使许多社会间题得到解决；即便对于科学技术在应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技术乐观主义者也认为可以通过进一步发展新的技术来解决。

另一种观点为反科学主义观。该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不可能成为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基础，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危害超过了它给人类带来的利益，而且现代技术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人的控制，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枯竭、核威胁以及克隆技术里潜藏的伦理问题等。在这些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的社会问题面前，一些哲人不仅对人类社会的前途感到担忧，而且开始对科学技术的作用进行反省，由此形成了一股反科学主义的社会思潮。

在技术领域与反科学主义观相对应的是“技术悲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技术的发展直接主宰社会命运，并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因而怀疑、否定技术的积极作用，主张技术必须停止乃至向后退。技术悲观主义自古有之，中国古代的老庄学派就曾把技术视作是伤风败俗的“奇技淫巧”。随着20世纪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技术的“双刃剑”功能日益凸显，技术所引起的自然、社会问题更是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在此背景下，现代西方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技术悲观主义思潮应运而生，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罗马俱乐部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尤其是罗马’俱乐部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报告以及于1979年和1992年出版的以技术悲观主义为主题的《技术、悲观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文集》，更是将技术悲观主义推向了高潮。

(二）科学技术之消极价值的产生根源

就唯科学主义观和技术乐观主义者而言，虽然非常看重科学技术的积极价值，但是他们都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消极价值，只是他们片面地认为，之所以目前科学技术会带来一些消极价值，主要是因为现在的科学技术还不够发达，因而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进一步大力发展科学技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一些消极价值必将逐渐地减少乃至消除。就反科学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者而言，他们不仅认识到了科学技术的消极价值，而且将其过分地夸大。因此，唯科学主义观和反科学主义观实际上都认可在目前的条件下科学技术具有一定的消极价值。^

那么，科学技术的消极价值是如何产生的呢？理论界长期以来认为科学技术对社会产生消极价值的责任在于人，而与科学技术本身无关，对此爱因斯坦曾作过经典的描述：“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

-不过，随着科学哲学的深人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科学技术消极价值的产生根源并不仅仅是人本身，如有学者认为：“任何技术都将造成对自然的破坏，从而造成对人的危害，这是技术的自然属性使然，与技术由谁使用、如何使用无关。技术的这种负效应是必然和无法逃避的，除非我们完全拒绝技术，但那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还有学者认为：“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消极效应中，还有一部分是科学技术自身所致，这是由技术的相对自主性决定的……人们在利用技术试图谋求某种利益时，必然要舍弃另一种利益，必须忍受这种技术自身带来的消极效应。科学哲学领域对科学技术消极价值产生根源的深人探讨，实际上明确了科学技术除具有为人使用的“工具性价值”外，还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独立价值，如原子核如果被战争狂人利用，则其消极价值是人为的因素所致；但即使原子核被很好地和平利用，也会存在一些诸如核泄露、核辐射等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科学技术本身具有消极价值，这实际上是由事物的二重性所决定的，符合万事万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观。明确科学技术消极价值的产生，不仅与人有关，而且与科学技术本身有关，有助于在利用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对其消极价值进行预防和控制。

(三）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一科学技术与人权的联姻

综观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无不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使人类获得新的自由。然而，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危害后果却使我们意识到：本应服务于人类、造福于人类的科学技术，却给人类的自由和幸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人类在社会的科学技术化中丧失自身的危险日益突出。反科学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者尽管夸大了这种危险，但也极其深刻地强调：为了拯救人本主义，我们必须清醒地重新认识和看待科学技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科学技术的本质就是使人获得自由。科学技术的出发点是人，归宿点也应该是人，不以人为目的的科学技术就是异化的科学技术。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这就决定了科学技术必须与人权联姻。

1968年联合国国际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郑重宣告：“最近科学发现与技术进步，为经济、社会、文化进步开辟广大的远景，但此种发展可能危及个人权利及自由，不可不经常注意。”作为国际社会通过的第一个科学技术与人权关系的宣言，标志着国际社会开始关注科学技术与人权的关系，尤其是开始关注科学技术对人权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197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利用科学和技术以促进和平并造福人类宣言》，该宣言明确要求所有国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利用科学技术来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人身尊严。

除了联合国以外，国际科学界也日益关注和重视科学技术中的人权问题。如国际人类基因组织(HUGO)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委员会于19%年3月制定了《国际人类基因组织关于遗传研究正当行为的声明》，国际人类基因组织伦理委员会于1997年11月制定了《关于DNA取样：控制和获得的声明》、于1999年3月制定了《关于克隆的声明》。在这些声明中，国际人类基因组织对遗传技术等的运用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如规定“必须坚持人权的国际规范；尊重参与者的价值、传统、文化的完整性；以及承认和坚持人类的尊严和自由”。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与人权的联姻，实际上是让科学技术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状态，是掌握科学技术的主体--人，以自身为目的的客观要求。联合国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的相关宣言和声明顺应这一历史潮流，体现了对人类终极命运的高度关怀，对基本人权和自由的高度关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与人权的联姻，无疑为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二、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积极价值

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的两项基本价值目标。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积极价值，主要体现在科学技术对这两大价值目标实现的促进作用。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科学技术的运用有助于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促进实体公正

实现诉讼实体公正的前提和基础是对案件事实真相的准确査明。科学技术作为诉讼认识的重要工具，有助于诉讼主体准确地发现和认定案件事实。首先，科学技术克服了诉讼主体感性认识的局限性。人的感性认识主要是通过人的眼、耳、鼻等器官进行直接的感知。然而，人的视觉、听觉、味觉等感觉本身并非十分可靠。对此，苏联学者曾指出：“我们的视觉、听觉、味觉等感官本身并不是极为灵敏与精确的感性反映手段，以致在任何实践与认识过程中都可以无条件地指望他们准确无误。”不仅如此，还有许多物体、现象无法为人的感知器官直接感知，以人的听觉为例，人最多只能听到频率为16至20000赫兹的声音，超过此频率范围则无法听清；就人的视觉而言，只有当波长为380到760毫微米的电磁波作用于人的眼睛时才能产生视觉。然而，科学技术的运用，却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人的器官，克服了人的器官感知认识的局限性，例如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显微镜、望远镜、X射线等看到人的肉眼所无法看到的物体。其次，科学技术增强了认识主体理性认识的能力。人的理性认识是一种思维活动，是认识的高级阶段。在这个活动过程中，人的大脑不断地接受、储存和处理信息。然而，“在单位时间内，人只能通过自己的感官与大脑接受、保存与处理有限数量的信息。如果超过这个界限，人就不能识别对他过于复杂的环境。”显然，需要人的大脑接收、储存和处理的案件信息纷繁复杂，而诉讼认识的时间又是有限的，因此诉讼主体对案件信息的理性认识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障碍。而现代以控制论、信息论为基础的计'算机等科技手段和方法的出现，能够帮助认识主体加快信息的接收和处理，提高认识主体理性认识的能力。

由于科学技术可以大大增强诉讼主体的认识能力，因而在发现案件事实真相、控制犯罪方面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这体现在：

1.科技犯罪必须依靠科技手段查明。目前，科技犯罪的迅速发展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如2000年4月在维也纳召开的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全世界犯罪和刑事司法状况》第26条和第45条分别指出：“技术上的进步还被用来强化一些古老的犯罪活动……其他方法包括使用新的图形和印刷技术伪造文件，如伪造护照和签证”；“技术发展往往容易提供新的犯罪机会，从而出现新的犯罪形式，速度很快而且完全无法预料。”我国公安部新闻发言人也指出，2006年上半年我国的犯罪形势呈现“两个突出”，即“犯罪低龄化和新型犯罪手段突出……新型犯罪突出表现在犯罪分子与高科技手段相结合，突出表现在通过互联网、计算机犯罪，上半年共立案2170起，抓获2324人。”

美国社会学家格雷-T?马克思在评价技术侦查时曾指出：“由于出现了新的犯罪方法，那些通过公开的方式不易获得证据的犯罪类型，获得了更大的采用秘密手段的优先权力。技术的改进增强了社会控制的威力。”国家对付这些科技犯罪的有效方法就是利用高科技手段调查收集证据，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强化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2.科学技术对付传统犯罪也发挥重要作用。传统犯罪主要是指一些没有利用科技手段实施的杀人、抢劫、强奸、盗窃等案件。利用传统的方法对付这些犯罪，尽管在相当一部分案件中也能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如果采用科技侦查手段、运用科技证据则会使国家对这类犯罪的控制如虎添翼，这主要是因为：

首先，各种数据库的建立为一些传统犯罪案件的侦破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基于有效控制犯罪的需要，逐渐建立了已决罪犯以及犯罪现场指纹数据库、DNA数据库、枪弹痕迹数据库等。这些数据库的建立，使得犯罪现场遗留的人体物证与嫌疑人的比对、不同犯罪现场人体遗留物证的比对变得快速而准确，从而有利于迅速识别、认定犯罪分子以及进行串案侦查。

其次，各种监视录像、闭路电视的使用对于迅速、准确地侦破案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和线索。在车站、码头、银行等犯罪高发区安装监视录像、闭路电视等，一旦出现了犯罪行为，警方就可以直接调取录像带从而快速地明确侦查方向乃至直接锁定犯罪嫌疑人。目前，在公共场所安装监视录像、闭路电视等已经成为一种控制和打击犯罪的有效方法，受到许多国家的青睐。如英国的司法改革报告指出："闭路电视在许多影响大的案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内政部的研究及其他评估表明了闭路电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地减少犯罪并帮助警察侦破犯罪和给犯罪人定罪。”

最后，犯罪心理测试证据、DNA证据等在一些重大疑难暴力犯罪案件中往往能起到突破性的关键作用。尽管犯罪心理测试证据、DNA证据由于我国立法的缺失使得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有些混乱，甚至导致了一些冤假错案。但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诸多重大疑难案件中，甚至是侦查工作处于“山穷水尽”之际，往往是通过对多名犯罪嫌疑人进行心理测试或大面积地对相关人员抽取血样进行DNA检验，从而“柳暗花明”，使侦査取得重大突破。

3.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一些错案的纠正成为可能。综观新的科学技术在当代刑事司法中的运用，我们会发现其在错案发现和纠正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就我国而言，引起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的佘祥林“杀妻”案之所以能够平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得不归功于DNA证据。该案中，当“张在玉”回到家中时，此“张在玉”究竟是否真的“张在玉”，无疑成为认定佘祥林杀妻案是否错案的关键因素。后司法机关通过DNA证据证明现在活着回来的“张在玉”确实是佘祥林的妻子，从而彻底洗刷了佘祥林的冤情。

就西方国家而言，通过DNA证据或法庭科学DNA数据库为无辜的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被定罪量刑的人洗刷冤屈，已经成为错案发现和纠正的重要途径。据美国学者统计，截至2004年，美国至少在100个案件中被错判有罪的人通过DNA证据获得了平反。正是由于DNA证据在错案发现和纠正方面的巨大功能，又考虑到使无罪的人受到惩罚是最大的不公正，因此截至2004年11月，美国至少有38个州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法律，赋予已被判刑人拥有与追诉机关同等的机会利用DNA数据库为其平反。如此外，加拿大、新西兰和我国香港等地的法院也通过DNA数据库撤销了一些先前的有罪判决。无疑，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类似于DNA证据这样的新的科技手段还会不断地走上诉讼证明的舞台，从而为错案的发现和纠正提供更多的可能。

(二）科学技术的运用有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

程序公正也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刑事司法中程序不公的重要表现是刑讯逼供和证人不出庭作证。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刑讯逼供的发生和-保障被追诉人质证权的行使，从而促进程序公正的实现。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科学技术的运用有助于减少追诉机关对被追诉人口供的依赖，从源头上减少刑讯逼供的发生，保证程序公正的实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杜培武、李化伟、佘祥林等重大冤假错案，无不与刑讯逼供的幽灵紧密相联。基于此，一些学者指出：“刑讯，是程序上最大的不公，它使犯罪嫌疑人在定罪前受到残酷的肉体惩罚和精神折磨。”为了根治刑讯逼供，学者们开出了确立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权、讯问时全程录音录像、赋予被追诉人沉默权、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看守所与侦查机关相分离等处方。这些处方都是试图从客观上根除和减少追诉机关刑讯逼供的机会。依笔者看来，根治刑讯逼供的最有力的办法不是使追诉机关不能进行刑讯逼供，而是使追诉机关主观上就不想、也感觉无必要采用刑讯逼供。而要实现此目标，惟有向科技证据要破案率！显然，随着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广泛运用，追诉机关的破案压力将会逐渐减轻，刑讯逼供必然会逐渐地减少，我国的刑事司法将在程序公正方面向前迈进一大步。

第二，通过视听技术作证，有助于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促进程序公正。目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近99%的证人不出庭作证，这使得被告人的质证权名存实亡，严重影响了程序公正的实现。解决我国证人出庭作证难的路径应该是多方面的，通过视听技术确保被追诉人对证人进行质证无疑是其中的一个有效方法。通过视听技术确保被追诉人对证人进行质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证人离审判法庭遥远而无法按时到庭或证人直接出庭经济成本太高的情况下，通过远程视听技术作证，保证被告人在法庭上与证人质证；第二种情况是基于对证人之保护而允许证人在法庭外通过视听技术作证。

有必要指出的是，让证人通过视听技术作证，尤其是在通过信息技术改变证人的声音或者让法庭以及控辩双方只能在听得见证人声音而宥不见证人容貌的情况下作证，与要求证人亲自出庭作证相比，显然不利于法庭和控辩双方“察言观色”，不利于控辩双方对证人的有效质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部分程序公正。尽管如此，在我国目前证人几乎都不出庭作证的情况下，通过视听技术让证人作证，与在法庭上直接宣读侦查阶段的证人证言笔录相比，毕竟已是一个大的进步，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被追诉人质证权的行使，促进程序公正。

(三）科学技术的运用有助于从根本上提髙诉讼效率

诉讼效率不仅包括审判程序的效率，而且还包括侦查程序等在内的其他诉讼程序的效率。对刑事诉讼效率的追求，不能只强调审判效率，而且要特别注重侦查效率；公安司法机关在追求诉讼效率时，不仅要追求个案效率的提高，而且还要注重整个刑事诉讼系统乃至国家预防和控制犯罪系统效率的提高。

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广泛运用，需要国家投人大笔的资金，甚至需要投入巨资。以国家法庭科学DNA数据库的建立为例，即便象美国这样经济发达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也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为此美国国会于1994年通过了《DNA鉴定法案》，同意联邦政府将建立DNA数据库的经费纳人国家预算并全额拨款给各州，仅2003年布什总统就拨款10亿美金用于联邦和各州法庭科学DNA数据库的建设。但即便如此，许多州对法庭科学DNA数据库的建设仍感到资金不足。然而，从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先期的巨大投人并不意味着就是低效率。事实上，综观法庭科学DNA数据库近10年的应用，它已明显地体现出了高投人、高回报的高效率。这种高效率突出体现在法庭科学DNA数据库的应用，加大了重大疑难案件的侦破力度，提高了破案效率。如在英国，利用法庭科学DNA数据库，仅2001年就通过犯罪嫌疑人与犯罪现场的比对侦破案件15000件；〔〕在新西兰，自1998年DNA数据库运作以来，对新发案件进行犯罪现场与人的比对时大约有30%获得匹配，通过现场与现场的比对使大约20%的积案获得侦破。总之，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DNA数据库不仅能有效帮助侦破新发案件，而且还有助于解决一些历史积案，从而提高诉讼效率。我国物证技术学学者曾指出：“DNA数据库的建立和使用，极大地缩短了办案周期，减少了T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并节省了办案经费。其它一些科学技术手段的运用，譬如犯罪心理测试、电子监听、录音录像、视听技术作证等，尽管在最初投人时也需要耗费大笔的资金，但是从国家控制、预防犯罪以及人权保障的长远角度来看，无疑有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

三、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消极价值

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消极价值，主要体现在其对于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性和案件事实的准确查明所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具体来讲，这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科学技术的运用存在着潜在的错判风险

科学技术的运用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潜在的错判风险。英国学者曾说：“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有时夸大、甚至迷信科学解决我们社会问题和科学将我们从邪恶中拯救出来的能力。近年来的经验警告我们，科学证据可能是误判潜在的原因。”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科学技术可能导致误判，其原

因主要在于：

其一，科学技术在运用时对其技术性和规范性要求非常高，本身就容易出错。与其他普通证据相比，科技证据凸显技术含量，相应地在技术上的要求就比较高。以DNA鉴定为例，为了保证DNA鉴定结果的准确，就必须建立严格的品质保证标准，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在参照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DNA鉴定质量保证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台湾DNA鉴定实验室的具有可行性的品质标准，内容共包括十七项，就品质保证标准之目的、范围、计划、组织与管理、人员、设备、证物管制、有效性确认、分析步骤、仪器之校正与维护、鉴定报告、审查、准确度测试、矫正措施、查核以及实验室之安全等，均有全面的规范措施。在如此之多的环节和管理过程中，稍微出一点差错，就可能导致鉴定结果完全错误，真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其二，科学的权威性容易导致诉讼主体过于迷信科技证据。科学具有权威性，但是这种权威性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易被披上神秘的色彩，被人为地夸张、放大。时至今日，类似于“鉴定结论是证据之王”、“指纹证据是证据之王”、“DNA是新一代证据之王”等不当的观念非常流行，侦查实践中每当案件的侦破“山穷水尽”之时，有关部门便想方设法地对一批重点怀疑对象搞科学鉴定，以为弄一个DNA鉴定或测谎鉴定就“柳暗花明”，证明嫌疑人犯罪就“铁证如山”；审判实践中当事人对科学鉴定的质证权名存实亡等。英国的实证研究表明，人们往往容易迷信科技证据，如“在皇家委员会的研究中，通过对一些律师的采访发现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某些形式的科学证据持宿命论的态度，如认为DNA证据是结论性的、毋容置疑的，随后被告的律师可能建议被告作有罪答辩”。我国台湾学者也曾作过精辟的论述：“刑事法庭对于科学证据不可挑战的迷信已深……如果不慎出现程序失误乃至于假性证据的情形，被告只有死路一条。”

其三，裁判者以及控辩双方科学技术专业知识的缺乏，使得其对具有相当科学含量的证据的审查判断能力大大减弱。科技性是科技证据的本质属性，而科学技术知识往往由一定的专业人员所掌握。在当前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要求裁判者以及控辩双方精通所有的科学技术是不可能的。即便是法庭科学的专业人员，也只是对自己所研究的特定专业领域比较精通，而对法庭科学的其他领域常常是一无所知。就法庭审判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过滤％与科技证据相比，裁判者和控辩双方对普通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等均具备一定的审查判断能力，从而将一些不具备关联性或真实性的证据过滤出去。但是，在裁判者和控辩双方缺乏相应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情况下，控辩双方往往很难对对方提出的科技证据进行有效地攻击和质疑，裁判者也很难在控辩双方相互质证的过程中作出准确的判断。在裁判者以及控辩双方对科技证据的审查判断能力减弱的情况下，法庭审判活动对不具备关联性或虚假的科技证据的过滤能力大大下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错判的风险。

(二）科学技术的运用可能导致严重地侵犯人权和违背伦理要求

迅猛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的自由、隐私等基本权利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将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运用于刑事诉讼时更是如此。例如，犯罪心理测试、强制采样、监听、心理催眠、电子追踪等科技手段的运用，就与人的隐私权、身体健康权、通信自由权、言论自由权等一系列宪法权利之间存在尖锐的冲突。这些科技手段的滥用对人权的侵犯，不亚于侵犯人权的粗暴行为--刑讯逼供。对此，有法国学者指出：“麻醉诊断（催眠）与刑讯逼供一样，都是严重侵犯自大革命以来早就深人人心的人权宣言的最恶劣的行为之一。”

刑事司法实践中一些科技手段的滥用已经受到了科学界的普遍质疑和反对，如德国医学界曾对汉堡市警方在84起案件中利用催叶药物让嫌疑人排出体内物质的做法提出了强烈抗议；美国临床和实验催眠学会对美国警方80年代广泛使用催眠术获取言词证据的做法也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等等。显然，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系列人权和伦理的挑战，这就决定了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必须保持一定的限度。

(三）科学技术的运用可能会加剧控辩平等关系的失衡

控辩平等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强调的是控诉方和辩护方在刑事诉讼中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以保证控辩双方力量上的均等，从而形成平等对抗之诉讼情势。不过由于控辩之间存在着固有的不平等，为了保证控辩平等的实现，现代法治国家在一些具体制度的设置、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上尽量向辩护方倾斜，如规定无罪推定、要求追诉方承担举证责任、追诉方的证据开示义务、法律援助制度等等。

随着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广泛运用，如果不增加新的相应的制度保障，追诉方与被追诉方的不平等将会加剧，这主要体现在：

首先，被追诉方与追诉方之间运用证据的物质基础的差距明显拉大。就运用证据的物质基础而言，追诉方的实力明显强于被追诉方。科学技术的运用需要相当大的物质投人，追诉方有国家财政作后盾，而被追诉方只能以个人的经实力作支撑。在追诉方运用科学技术的物质力量大量增加而被追诉方基本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被追诉方与追诉方之间运用证据的物质基础之差距将会明显拉

其次，被追诉方与追诉方在可运用的人力资源方面之间的差距也明显加大。科学技术的运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专家的参与。而追诉方在这方面拥有大量的专业人才；与之相比，被追诉方非常缺乏这方面的人力资源。在追诉方与被追诉方运用科学技术的人力资源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被追诉方显然无力在科学技术的运用方面与追诉方平等对抗。

最后，个案中追诉方对犯罪现场的先行控制决定了追诉方在科学技术的运用方面拥有被追诉方无可比拟的优势。案发后，追诉方往往先行到达犯罪现场并控制了犯罪现场的一切。而科学技术的运用，尤其是有关微量物证和痕迹的鉴定等，必须以犯罪现场的检材为根据。在追诉方控制了这一切的情况下，即使被追诉方拥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源，如果没有追诉方的配合，被追诉方聘请的专家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案件中，辩护律师向法庭提出，要求控方将其从犯罪现场收集的血样分一部分出来，以便辩方能独立地委托鉴定，法庭支持了辩护律师的请求。目前，美国的一些州已经将向当事人提供从犯罪现场收集的检材作为追诉方的证据开示义务在立法上进行了规定。然而，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当一部分国家却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这实际上剥夺了被追诉方运用科学技术的权利，加剧了控辩平等关系的失衡。

四、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价值最大化之实现

为实现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价值的最大化，应当尽可能地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价值，尽量减少其消极价值。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一）注重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性，反思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一位证据法学者在展望证据法的未来时指出：“伴随着过去50年惊人的科学技术进步，新的事实确认方式已经开始在社会各个领域（包括司法领域）挑战传统的事实认定法。越来越多对诉讼程序非常重要的事实现在只能通过高科技手段查明。”21世纪伴随着基因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将会日益显著。因此，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问题应当成为未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运用问题的研究，目前基本上是两张皮，即刑事诉讼法学者在研究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时不太关注科学技术本身的问题，而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专家则对刑事诉讼法规范漠不关心，两个领域的研究“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在很多术语上各自定义和解释。如何从两张皮转向一张皮，实现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研究刑事诉讼法、从刑事诉讼法的角度来开发用于诉讼证明的科学技术，达到文理有机结合之境界，是我国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实现研究方法的转型，我们有必要打破传统法学教育中文理分科、泾渭分明的做法，实现文理渗透和融合，从而为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奠定基础。自文革结束后恢复法学教育至上个世纪末，我国的法学教育基本上属于“文科”性的教育，高校法学本科的招生基本限于文科考生。进人本世纪以后，尽管高校的法学本科专业开始招生一定数量的理科生，但是在法学本科教育中基本的自然科学常识教育则明显缺乏。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法学人才对主要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关注和了解甚少。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法学人才缺乏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背景，那么无论是对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理论研究，还是科学技术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都不可避免地会走一些弯路，乃至出现一些错误的认识。因此，在法学教育阶段，加大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法庭科学知识的普及，使未来的诉讼法学研究者以及司法职业者具有理解和接受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科学技术原理之基本能力，乃是我们应对未来科学技术挑战之根本。

(二）更新观念，树立科学的科技价值观

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价值最大化的实现，首先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运用主体一人。为此，保证科学技术的运用主体在观念上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科学技术的价值至关重要。依笔者看来，树立科学的科技价值观，首先应该反对科学技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极端的社会思潮。相应地，在刑事诉讼中我们应该反对科技证据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

科技证据的乐观主义者过分夸大科技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对科技证据的消极价值和局限性认识不足。在我国当前的诉讼法学理论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科学证据已经成为新一代“证据之王”；有的学者基于诉讼实践中刑讯逼供造成了一系列冤假错案，主张废除口供中心主义，并极力提倡从口供中心主义走向物证中心主义和科技证据中心主义。笔者认为，尽管不能将上述观点完全归人科技证据乐观主义之范畴，但是至少可以认为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对科技证据的积极价值作出了过高的估计，对口供的积极价值认识不足。在当前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确实要加大科技证据的运用力度，减少办案机关对口供的依赖。但是，矫枉必须防止过正。口供中心主义这一命题固然不妥，但是，我们也绝不应否定口供的价值。一方面，就其证明案件事实的功能而言，犯罪嫌疑人最明白自己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只要犯罪嫌疑人坦白交代，口供在査明案件事实方面的作用就相当明显。美国学者曾指出：“所有的现代犯罪学专家都认为专家们的工作再出色也不能代替犯罪嫌疑人的供词。”另一方面，就刑事司法实践而言，绝大部分的案件是通过口供作出有罪判决的，如在美国90%以上的案件是以被追诉人承认有罪为前提通过辩诉交易方式解决的。基于此，笔者认为，过分依赖口供固然有其缺陷和弊端，但是试图通过科技证据取代口供的证据功能也是不可取的。当前在我国刑事司法中固然要强化科技证据的运用，但是口供的证据功能也不应被全盘否定；即使科学技术再发达，科技证据的运用再广泛，口供的证据功能永远不应该被忽视。这是我们强化科技证据的运用时必须明确的一点，也是笔者不赞成科技证据乐观主义的原因所在。我们在反对口供中心主义的同时，也应当“从观念上认识科技证据的局限性，理性地看待科技证据，科技证据绝非‘证据之王’”。在诸多的证据中，尽管有些证据的证据价值可能会大些，但是试图以此就确立某某证据（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中心主义的命题，一方面会导致类似于偏重口供而不择手段获取口供的弊端，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会抹杀口供的证据价值。

科技证据的悲观主义者对科技证据的积极价值认识不足，过分强调科技证据的消极价值。在科技证据运用比较广泛的英美国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怀疑和反思科技证据的功能，如有学者指出：“在最近的十年暴露出的严重的审判不公的另一种特征是一些科学家被对抗制的法律文化所诱入歧途或赎买。在一定的程度上，所有的法庭科学家都屈服于制度的压力，这些专家使自己仅仅成为起诉方的工作人员，，而不是公平的事实寻找者及坚定、客观的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就中国而言，尽管在诉讼法学理论界并不存在科技证据悲观主义者，但是立法关于科技证据规定的严重滞后以及由此导致的实践中科技证据运用不够广泛，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决策者对科技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积极价值认识不足。事实上，在相当多的案件中，科技证据对于查明事实真相是不可缺少的。英国伦西曼皇家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表明，“在所有存在争议的起诉的案件中几乎1/3涉及科学证据”，在这些案件中，其中“科学证据在五分之二强的案件中被评价为‘非常重要’，在另外三分之一的案件中科学证据被认为是‘相当重要’”。因此，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不重视乃至否定科技证据的诉讼价值也是万万不行的。

对科学技术的价值过于乐观或悲观都是不可取的，任何过分夸大或忽视科学技术诉讼价值的做法都是不妥的。就我国当前的刑事司法实践而言，“口供中心主义”的色彩过于浓厚，我们首先要加大科技投人，完善科技证据立法，促使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尽可能地发挥更大作用。但是，我们也应保持一份理性，不能寄希望科学技术解决全部的问题。

树立科学的科技价值观，还要求确立运用科技证据的证据观、人权观和伦理观。所谓科技证据的证据观，就是要求司法人员和诉讼参与人能以平常的心态对待科技证据，敢于挑战和质疑科技证据，不要迷信科技证据；任何科技证据都必须经过法庭质证，只有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真实性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所谓科技证据的人权观、伦理观，就是要求司法人员和诉讼参与人在运用科技证据时，要时刻铭记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和当代科学技术应用的人权和伦理要求，在运用科技证据时保障刑事诉讼多元价值目标的均衡实现。科技证据的证据观、人权观和伦理观的树立，既需要司法人员和诉讼参与人准确把握科技证据的基本原理和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也需要我们制定和完善科技证据法，从制度上保证科学技术的理性运用。

(三）制定和完善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法律规范

综观西方主要国家有关规制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立法，以及充分考虑到科学技术的积极价值与消极价值的产生机理，笔者认为，我国规制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法律规范至少应当包括：

1.制定诉讼法领域真伪科学之判断标准。科技性是科技证据的本质属性，而一旦科技证据所赖以存在的“科学”根本就是非科学、伪科学，则科技证据的积极价值就变为零，消极价值则其大无穷！然而，如何在诉讼法领域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特别是如何判断一门新兴的科学是否真的科学，则有必要从立法上予以解决。对此，英国学者曾指出：“作为大致的指导，在被告经历最终审判之前，任何可能需要进行实质修改的知识或者理论不可能成为刑事裁决和刑罚的理论基础。这使刑事诉讼进退两难。侦查者和起诉者自然想利用最近的边缘技术去发现、侦查犯罪和使强奸犯接受审判。但是，政策制定者应仔细考虑，新科学取得的进步是否可以达到安全、可信赖地应用于刑事证明的程度。”

2.制定和完善刑事诉讼中运用科学技术手段的程序。刑事诉讼中科学技术手段运用程序的正当性，既是实现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又是实现实体公正的重要保障。刑事诉讼中科学技术手段运用程序方面的立法，包括允许采用的科学技术手段的类型以及有权运用科学技术手段的主体、要求、权限和违反程序的法律后果等内容。目前，我国有关犯罪心理测试、强制取样、通讯监听等科技手段的运用方面的立法还非常欠缺，应该抓紧制定和完善。

3.被追诉人平等利用科学技术的保障制度。在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应享有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其服务的权利。鉴于科学技术的运用不可避免地会加剧控辩平等关系的失衡，为此，在具体制度的建构上，应当朝着有利于被追诉人利用科学技术为其辩护方面倾斜，应当在立法上建立和完善的制度主要有：专家辅助人制度、为贫穷的被追诉人提供专家辅助人的法律援助制度等。

1.制定和完善科技证据的生成制度。一些科技证据，如以鉴定意见形式存在的科技证据，除了收集检材和样品的程序必须正当以外，根据样品和检材产生相应科技证据（鉴定意见）的过程也必须正当。我国目前这方面要抓紧完善的立法主要包括：司法鉴定人与实验室的资格认证制度；确保司法鉴定人与鉴定机构中立的制度；司法鉴定标准和操作规范制度等。

刑事科学技术论文篇8

关键词：痕迹检验；刑事侦查；公安机关

随着社会在不断进步，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也许有许多意图犯罪的人从事非法的活动来获取利益，对于这种情况来说，就要求公安在专业侦查技术方面要得到提高，对于我国当前公安破案流程来说，痕迹检验是应用较多的搜集证据的方法，运用得当可以有效的提升破案效率，能够打击罪犯和威慑犯罪份子，所以，要全面理解痕迹检验在刑事侦查时的重要性。

1 痕迹检验技术概述

痕迹检验技术是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之一，综合运用痕迹检验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研究各种犯罪痕迹的形成与变化规律，以及发现、显现、提取、分析、鉴定犯罪痕迹的方法，进而揭露和证实犯罪，为侦查、、审判提供线索和证据。对于这个技术，需要公安人员必须熟练掌握相关理论方法和检验技术，要对正在勘察的案件和以前出现过的案件进行对比和联系，找出是什么类型的犯罪，掌握犯罪分子存在哪些特点，要善于总结其中的规律，在案发现场要仔细勘察，尽可能的找到现场残留的证据和一切能够显示罪犯痕迹的信息，对于这些应该全面的进行分析对比，找到重要的犯罪证据，能够证明嫌疑人犯罪，能够披露犯罪活动，找出真相，为受害人提供安全保障。

痕迹检验对于从事这项工作的侦查人员来说，需要有很强的观察力，还有能够充分的运用各个学科技术。在进行痕迹检验的时候，如果技术过关，可以在破案过程中，有效的缩小犯罪嫌疑的范围，可以准确的找出犯罪者，所以，在破案工作时，痕迹检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痕迹检验技术分类

2.1 指纹检验技术的应用

指纹检验技术是一种应用最为广泛的痕迹检验技术之一，它能够为破案与否带来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确定谁是犯罪嫌疑人，有效的提升破案小雨。指纹就是手指或者手掌留下的印记，通常情况下不会用肉眼就清楚地看到，需要有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来提取。每一个人的指纹都是不相同的，在破案的时候，可以通过对指纹进行排查，能够统计出有多少人犯罪，来判断是否为单独或者团伙作案。在将收集的指纹进行分析以后，能够对犯罪者身份进行分析，有很重要的作用。

2.2 脚印检查技术在刑事侦查过程中的应用

足印和手印一样，都同样能够为破案带来至关重要的价值。 脚印就是人的脚才在一定物体上遗留的痕迹，包括赤脚印和穿鞋、穿袜脚印。脚印中反映的脚掌或鞋底、袜底的外表结构特征，是对留下脚印的人或其鞋、袜进行同一认定的依据。人的脚长约为身长的七分之一，根据脚印的长度和宽度，可大致判断人的身高。成趟脚印中的步法特征，如步长、步宽、步角是行走运动习惯的反映。可据以判断犯罪人的年龄阶段、性别、身高、体态和行走姿势。利用脚印还可进行步法追踪。脚印也是警犬嗅认的嗅源之一。对罪犯遗留的脚印可以用照相、复印、静电吸附、制模等方法予以记录和提取。在科学技术得到提高的同时，痕迹检验技术也在不断提升，可以帮助破案人员找出犯罪证据，锁定嫌疑人。

2.3 其它痕迹检验技术

除了指纹和脚印痕迹检验技术之外，刑事侦查过程中也会应用到牙印检验、工具痕迹检验、车辆痕迹检验、断离痕迹检验等多种检验方式。

3 提高痕迹检验工作在刑事侦查工作效率的相关建议

痕迹检验工作目前在我国的各类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已经发挥出了良好的指导作用，但是刑事工作中的一些不足仍然严重的制约着我国痕迹检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第一方面，痕迹检验技术具有极强的综合性质，它要求工作人员能够同时良好的掌握并运用相关的化学、生物学、检验学、物理学、痕迹学等知识，这些知识目前在我国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理论层面的新成果，但是在大部分刑事侦查部门在对这些知识进行综合运用的过程中，实践水平较差，这不仅降低了工作效率，也十分不利于案情的侦破。另一方面，痕迹检验工作需要工作人员充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但是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很多人员的检验工作都是机械化的、形式化的，没有实现与理论知识的融合，有时可能对案发现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首先，公安机关应该注重强化痕迹检验工作在基层刑侦部门的使用和推广，并充分与目前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不断的融合，提高痕迹检验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前文已经提到过，痕迹检验工作对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能力具有较高的要求，不仅要具有极高的观察能力，也要熟练的掌握提取痕迹的物理或者是化学方法，可见一名合格的刑侦工作人员必须要具有极强的将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的能力。因此，刑侦工作人员不仅要牢固的掌握理论知识，也要具有较高的实践能力，在平时的工作中，刑侦人员必须要加强练习，这要求公安机关进一步增加对痕迹检验工作的财政投入，建立专门的痕迹检验技术实验室，一方面可以提高工作人员的技能水平，提高办案侦查的效率，另一方面完善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可以形成一种良好的研究氛围，有利于研究出新的痕迹检验技术。痕迹检验的理论研究相关人员对于技术学习要加以重视，积极的提升自己的水平知识。就目前来说，我们国家的刑侦痕迹检验技术还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技术并不是很完善，还需要向优秀的技术进行学习和研究，希望不久的以后，我国相关工作人员的水平都能稳步提升，在学习外国技术的同时也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特点，争取研究出适合我国痕迹检验工作的技术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解决目前我国公安机关中存在的痕迹检验工作理论与实践操作不符合等混论的问题。同时，为了保证案发现场的完整性，防止有人故意破坏现场，国家应该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使痕迹检验的相关工作流程更加清晰明确。

结束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和讨论，能够看出来，痕迹检验工作对于刑事侦查破案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能够有效的帮助破除案件，找出关键形的证据，有效的排查出罪犯，从而提高了整体办案的效率，对于我国现在痕迹检验技术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在文中也提出了小小的建h，希望能够为刑侦工作人员带来一些启发和参考，也希望我国今后和谐稳定发展下去，希望国家能够在发展中快速前进。

参考文献

刑事科学技术论文篇9

关键词  侦查学  学科归属  性质

虽然从侦查作为一种国家职能来看，其历史与国家的出现同步，但侦查学以一门学科的面貌出现，却是从1892年奥地利侦查学家汉斯格罗斯写成《犯罪侦查》开始。一百多年以来，侦查学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侦查学学科归属的问题还没有一种观点得到了大家的公认，笔者试从多个角度谈谈侦查学学科归属问题。

1  从侦查学的历史沿革看

侦查学一经诞生，便迅速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承认并发展起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法、日、俄、美等国都在本国司法实践的基础上，相继确立了各具特色的侦查学体系。[1]到了20世纪40年代，刑事侦查学研究冲破了“侦查方法”和“技术破案”的内容，把社会科学方面研究的内容引入了刑事侦查学。[2]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产力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侦查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高速发展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侦查学的发展走过了相当曲折又相当辉煌的路程。概括而言，从建国初期至50年代末是我国侦查学的酝酿初建时期；从6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我国侦查学的停滞倒退时期；从70年代末至今是我国侦查学的恢复发展时期。[3]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侦查学已经成为我国公安科学体系中最为成熟的学科。[4]不管是从国外还是我国的侦查学发展的情况看，侦查学都完全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2  从侦查学的研究对象看

对侦查学的定义，不同专家和不同版本教科书的阐述是有差异的。有的认为“侦查学是研究犯罪活动和侦查活动及其规律的刑事法律科学。”[5]有的认为“侦查学是以刑事案件侦查活动规律为对象，研究如何遵循法定的侦查程序，运用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有效的策略方法，查明案情、收集证据、追击逃犯，使犯罪分子受到法律上应得惩罚的一门学科。”[6]有的认为“侦查学是依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根据中国刑事犯罪活动的规律和特点，专门研究发现、收集证据，查明案情、揭露犯罪及查缉犯罪嫌疑人的途径、策略和方法的学科。”[7]还有的比较简略概括为“侦查学是研究刑事侦查活动的专门学科。”[2]总体概括起来：侦查学的三大研究对象是：抓（查缉、抓捕）、问（询问、讯问）、找（查找线索、收集证据）。这使得侦查学和其他法学学科和社会学科有本质的不同。

3  从侦查学与邻近学科的关系看

哲学、思维科学促进侦查思维科学的研究和运用，使得侦查逻辑和推理成为侦查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不管是由人到案、还是由案到人的侦查模式，最基本的需要调查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关系，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为侦查学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和途径；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证据学为侦查学提供了法律方面的任务、原则和依据，它们研究的角度是各不相同的；侦查从某个角度可以看成是和人打交道，特别是和有着复杂心理的犯罪嫌疑人打交道，因此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可以更好的收集证据、提供侦查方向；侦查的三大支柱：刑事科学技术（包括痕迹检验、文件检验、图像技术、法化学、法医学、警犬技术等）、行动技术（以前叫“技术侦查”）、犯罪情报（又叫“刑事情报”）都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因此侦查学不能完全属于纯社会科学的范畴；侦查破案的全过程，就是不断进行决策的过程。  [2]因此决策科学、管理科学、运筹学可以指导侦查进行决策。

这样看来，侦查学不应从属与某一学科，应有自己独特的学科地位。

4  从侦查学的性质看

对侦查学的性质的认识，学界有几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侦查学属于法学（属于刑事法学、边缘法学或者应用法学）；第二种观点认为侦查学属于公安学；第三种观点认为侦查学属于犯罪学；第四种观点认为侦查学属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综合性学科。[8]笔者认为从侦查学的长远发展来说，应该把侦查学归于公安学的范畴，而公安学则应作为一级学科。但从中国现阶段的诉讼模式来看，对人权的重视程度不够，应从法律规范上把握侦查学发展的方向，建议把侦查学作为法学的二级学科。

5  从侦查的目的看

我国的侦查目的观缺乏一个较为清晰的定位。[9]有的认为应该按照传统的职权主义模式来确立侦查目的观，即找齐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的四大要件（犯罪主体、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这在北大研究生招生目录上有所体现，把侦查学归于刑法下；有的认为侦查只是刑事诉讼的几大职能之一，从程序规范和保护人权的角度来说，应该把侦查学归于诉讼法下，这在大多数院校的研究生招生目录上有所体现，比如四川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刑警学院等。笔者认为两种侦查目的观都太片面，应该把两个角度结合起来。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侦查学应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为法学体系中的二级学科，使得侦查学迎来发展的第二个春天。

参考文献：

[1]何理  刑事侦察学导论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4年版

[2]彭文  刑事侦查学教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3]何家弘  我国侦查学二十年来理论发展要览  中国监狱信息网http://CNprison.com

[4]高春兴  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侦查学科学体系之构想  侦查论丛第一卷  法律出版社  2003年

[5]李静等  侦查学概念及其科学性质再探  侦查论丛第一卷  法律出版社  2003年

[6]徐立根  百年侦查学  侦查论丛第一卷  法律出版社  2003年

[7]王传道  刑事侦查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二版

刑事科学技术论文篇10

关键词 侦查学 学科归属 性质

虽然从侦查作为一种国家职能来看，其历史与国家的出现同步，但侦查学以一门学科的面貌出现，却是从1892年奥地利侦查学家汉斯格罗斯写成《犯罪侦查》开始。一百多年以来，侦查学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侦查学学科归属的问题还没有一种观点得到了大家的公认，笔者试从多个角度谈谈侦查学学科归属问题。

1 从侦查学的历史沿革看

侦查学一经诞生，便迅速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承认并发展起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法、日、俄、美等国都在本国司法实践的基础上，相继确立了各具特色的侦查学体系。[1]到了20世纪40年代，刑事侦查学研究冲破了“侦查方法”和“技术破案”的内容，把社会科学方面研究的内容引入了刑事侦查学。[2]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产力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侦查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高速发展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侦查学的发展走过了相当曲折又相当辉煌的路程。概括而言，从建国初期至50年代末是我国侦查学的酝酿初建时期；从60年代初到“”结束是我国侦查学的停滞倒退时期；从70年代末至今是我国侦查学的恢复发展时期。[3]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侦查学已经成为我国公安科学体系中最为成熟的学科。[4]不管是从国外还是我国的侦查学发展的情况看，侦查学都完全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2 从侦查学的研究对象看

对侦查学的定义，不同专家和不同版本教科书的阐述是有差异的。有的认为“侦查学是研究犯罪活动和侦查活动及其规律的刑事法律科学。”[5]有的认为“侦查学是以刑事案件侦查活动规律为对象，研究如何遵循法定的侦查程序，运用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有效的策略方法，查明案情、收集证据、追击逃犯，使犯罪分子受到法律上应得惩罚的一门学科。”[6]有的认为“侦查学是依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根据中国刑事犯罪活动的规律和特点，专门研究发现、收集证据，查明案情、揭露犯罪及查缉犯罪嫌疑人的途径、策略和方法的学科。”[7]还有的比较简略概括为“侦查学是研究刑事侦查活动的专门学科。”[2]总体概括起来：侦查学的三大研究对象是：抓（查缉、抓捕）、问（询问、讯问）、找（查找线索、收集证据）。这使得侦查学和其他法学学科和社会学科有本质的不同。

3 从侦查学与邻近学科的关系看

哲学、思维科学促进侦查思维科学的研究和运用，使得侦查逻辑和推理成为侦查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不管是由人到案、还是由案到人的侦查模式，最基本的需要调查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关系，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为侦查学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和途径；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证据学为侦查学提供了法律方面的任务、原则和依据，它们研究的角度是各不相同的；侦查从某个角度可以看成是和人打交道，特别是和有着复杂心理的犯罪嫌疑人打交道，因此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可以更好的收集证据、提供侦查方向；侦查的三大支柱：刑事科学技术（包括痕迹检验、文件检验、图像技术、法化学、法医学、警犬技术等）、行动技术（以前叫“技术侦查”）、犯罪情报（又叫“刑事情报”）都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因此侦查学不能完全属于纯社会科学的范畴；侦查破案的全过程，就是不断进行决策的过程。 [2]因此决策科学、管理科学、运筹学可以指导侦查进行决策。

这样看来，侦查学不应从属与某一学科，应有自己独特的学科地位。

4 从侦查学的性质看

对侦查学的性质的认识，学界有几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侦查学属于法学（属于刑事法学、边缘法学或者应用法学）；第二种观点认为侦查学属于公安学；第三种观点认为侦查学属于犯罪学；第四种观点认为侦查学属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综合性学科。[8]笔者认为从侦查学的长远发展来说，应该把侦查学归于公安学的范畴，而公安学则应作为一级学科。但从中国现阶段的诉讼模式来看，对人权的重视程度不够，应从法律规范上把握侦查学发展的方向，建议把侦查学作为法学的二级学科。

5 从侦查的目的看

我国的侦查目/:请记住我站域名/的观缺乏一个较为清晰的定位。[9]有的认为应该按照传统的职权主义模式来确立侦查目的观，即找齐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的四大要件（犯罪主体、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这在北大研究生招生目录上有所体现，把侦查学归于刑法下；有的认为侦查只是刑事诉讼的几大职能之一，从程序规范和保护人权的角度来说，应该把侦查学归于诉讼法下，这在大多数院校的研究生招生目录上有所体现，比如四川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刑警学院等。笔者认为两种侦查目的观都太片面，应该把两个角度结合起来。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侦查学应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为法学体系中 的二级学科，使得侦查学迎来发展的第二个春天。

参考文献：

[1]何理 刑事侦察学导论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4年版

[2]彭文 刑事侦查学教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3]何家弘 我国侦查学二十年来理论发展要览 中国监狱信息网

[4]高春兴 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侦查学科学体系之构想 侦查论丛第一卷 法律出版社 2003年

[5]李静等 侦查学概念及其科学性质再探 侦查论丛第一卷 法律出版社 2003年

[6]徐立根 百年侦查学 侦查论丛第一卷 法律出版社 2003年

[7]王传道 刑事侦查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