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视野下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探索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了禁止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破坏陆生野生动物资源的条款，这种自上而下的革新会带来许多问题。为了回应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刑事政策角度作为切入口，分析野生动物保护刑事政策现状及其涵盖的刑事立法与司法相关转变，可知其背后的实践逻辑包含野生动物保护理念的嬗变、野生动物案件犯罪与违法行为界限模糊等。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加强民众法治教育，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现法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关键词：刑事政策；野生动物；资源保护

2021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341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即新增了以食用为目的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名，这一规定无疑是将早前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中关于全面禁止食用陆生野生动物的精神予以吸收。这种自上而下的立法革新带来的转变会接连影响到众多下位面，其带来的问题也是连锁式的。在这一背景下，若以刑事政策的角度作为切入点，在分析我国当前野生动物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分析其内含的实践逻辑，或许可以提出有益于司法实践的政策考量。

一、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刑事政策形成与发展

（一）野生动物立法与罪刑法定原则

野生动物保护法律规范是逐步建立的，1988年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迈出了野生动物保护法治化的第一步。关于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初期的立法理念核心为“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现在看来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的。在这之后，经历了多次修订，终于确立了“保护野生动物”的立法理念核心，这一理念更有助于维持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4］。当然，除了《野生动物保护法》，还有众多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文件，如《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渔业法》等，总体呈现出分布分散、内容多样的特征。有学者将当前野生动物保护法律规范的特点概括为“多头立法、区别立法”［5］。也有学者认为，当前野生动物保护的立法特征为“行政与刑事相结合的二元保护模式”［6］。野生动物保护刑事立法是野生动物法律规范中的一小部分，主要体现在《刑法》第341条。在修法前，第341条第一款规定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及第二款“非法狩猎罪”；修法后第一款变更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第二款为“非法狩猎罪”，并增补第三款“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有学者从刑法教义学的角度认为，新增的第三款相比先前罪名体系，在行为方式和行为对象方面都有了扩展［7］。然而，野生动物保护的刑法规定同样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按照文义解释，第三款定罪条件包含违反前置法、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除珍贵濒危以外的陆生野生动物、情节严重等，因此，若不满足入罪条件，依据罪刑法定原则应当排除入罪。

（二）野生动物保护与司法实践

有学者认为，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案件，当前的司法实践难题包括涉案动物鉴定问题、犯罪的主观明知性与违法性认识问题、证明标准问题等［8］。有学者经过定量研究发现，这些司法实践有着野生动物保护的案件数量递增、被告人受教育水平较低、认罪认罚与简易程序适用率高及上诉率低等特征［9］。野生动物保护司法实践所表现出的特征与当前野生动物保护司法环境的变革有关。2017年中国工程院在《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就业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根据调查估算，2016年，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创造产值5206多亿元人民币。”［10］2019年11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也曾文章指出：“经合格检疫并持有批准手续（林业部门许可），人工养殖果子狸可在市场流通并走上餐桌，且市场前景十分广阔。”［11］《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已有1400多万从业者。作为助农脱贫项目的对象，这些从业者大多处于社会中下层，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面对政策的转变他们很难快速转型。

二、当前野生动物保护问题背后的深层逻辑

（一）野生动物保护理念的嬗变

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人与生态的关系的认知也在逐步提高。有学者研究发现，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目的经历了从“动物资源观”到“生态文明观”的演变［12］。前者认为野生动物是可以利用的资源，合理地猎捕、买卖野生动物被允许，在这一观念下，刑事政策趋于“宽”；而后者认为为维护生态平衡，保护是原则，利用是例外，这样一来，更多违法行为会被纳入犯罪圈，显示出当前刑事政策趋“严”。理念的改变首先反映在刑事政策中，刑事政策进而影响立法，但立法后刑事政策也应发挥好指挥棒的作用，在具体事件的处理中保留灵活审慎的态度。保护理念的冲突体现在具体个案中，如鲍某某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案：2014年6月，被告人鲍某某与鲍某2、田某、苏某在未办理野生动物运输证明的情况下，携带各自驯养及合养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猕猴共6只，由河南省新野县乘车至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进行表演①。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一行触犯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但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二审法院认为，四名上诉人的行为虽违反了有关野生动物的法规，但其行为系当地猴艺表演营生，未对猕猴造成伤害，危害不大，故不认为是犯罪，因而改判无罪。由此可见，野生动物保护的理念转变并非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就以本案为例，被告人鲍某某等人就是基于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观念进行表演，在主观上不具有违法的故意，案例本质是野生动物保护理念的嬗变带来的实践问题。

（二）野生动物案件犯罪与违法界限模糊

有学者认为，当前各国刑事立法都呈现出了行政行为违法化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加强国家管控，通过修法将某些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13］。这一特征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同样显见。例如，《刑法》第341条第三款“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一说，表明刑法需要以前置法为据进行定罪处罚。在这种惯势下，必然会引生出犯罪化是否合理、刑罚轻重是否适当等有关犯罪与违法行为衔接的问题。以非法狩猎罪为例，刑法规定了“情节严重”的入罪门槛。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情节严重是指“非法狩猎野生动物二十只以上的”“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的”“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对于同样的行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第46条规定：“在相关自然保护区域、禁猎（渔）区、禁猎（渔）期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保护区域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狩猎证，并处猎获物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例如，某项非法狩猎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项某在2018年4月、5月、7月采用拉丝网、播放引鸟声音等禁猎方式捕猎，但无收获；犯罪嫌疑人又在7月27日故伎重施，捕获“三有动物”（有益的、有重要经济或者有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麻雀一只，被公安当场抓获［14］。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可以被界定为犯罪或是违法，但在行政处罚能够实现惩罚目的时，应审慎适用刑法追诉。

三、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刑事政策的建议

（一）提高普法宣传力度，加强民众法治教育

2021年6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指出：“注重把普法深度融入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全过程，开展实时普法。加大以案普法、以案释法力度。”我国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文件中，也提到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当前我国正处在高速发展的时期，但许多民众对法治的认识还难以一夕转变，需要大力加强普法宣传，把法治精神传递到基层。野生动物案件实践中，被告人多是法治观念淡薄、受教育水平低，加之修法前野生动物从业者众多，法规修订后，原本赖以营生糊口的行当被划入违法违规地带，种种因素都要求立法者在将野生动物保护理念的嬗变推行实施普及的过程中，要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有一段“过渡期”，在此期间，司法检察部门与行政执法部门应广泛宣传保护野生动物的新理念和新政策［15］。一方面，要确保宣传面的“广”；另一方面，针对违法行为易发的乡镇村落，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普法教育工作，可考虑以案释法，用更容易被村民理解的方式强化普法宣传的效果。

（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法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在《关于依法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犯罪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在认定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涉案动物是否系人工繁育、物种的濒危程度……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相关定罪量刑标准明显不适宜的……依法作出妥当处理。”由此可见，司法机关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类罪的认定同样持审慎态度，保持刑法的谦抑性。

结语

在野生动物保护刑事政策中，应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对于社会危害性较轻的、危害行为严重程度低的、主观上无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意图、对于行为违法难以认识、适用行政处罚能实现罪责相适应的或非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数量极少等情形，应当从“宽”处理。对于屡教不改的、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或行为手段恶劣的，应从“严”打击。当然，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仍有赖于个案中司法行政人员的妥善处理，要认识到，在“生态文明观”的指引下，野生动物的保护措施的发展方向势必是趋于严格和完善的，当前处于政策过渡的特殊时期，实现平稳过渡需要司法人员正确理解立法含义，妥善把握政策方向和法益均衡。

作者：赵怡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