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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责任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9 18:40:13

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范文篇1

刑事责任的地位问题实际上是罪责刑三者关系的问题。德日刑法并没有“刑事责任”一词，刑事责任的内容体现于犯罪成立的要素中，因此不存在我国关于罪责刑三者关系如何的纷争聚讼。本文所讲之刑事责任是在与犯罪的关系此一意义上使用的，刑事责任的地位即是在与犯罪的关系中其居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刑事责任的法律地位问题。无论罪责刑三者具体关系如何，刑事责任与犯罪均具有密切的关系，这使得犯罪论中犯罪构成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对两者的关系产生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刑事责任的地位是依附于犯罪构成的，传统刑事责任与犯罪的关系即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因此谈刑事责任的地位必然会涉及犯罪构成问题，在我国犯罪构成目前面临重构的情况下，刑事责任的地位究竟如何，是犯罪构成重构背景下必然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传统犯罪构成语境下已经无法对此予以恰当解决，而层阶式犯罪构成基本成为我国犯罪构成重构的方向，在这种理论背景重大转换的情况下，比较分析不同法系刑事责任的地位或许能对犯罪构成的重构提供一种新的支撑和论证。本文以刑事责任地位形成之思维上的深层次原因作为研究路径，来探讨其他地位问题。

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刑事责任的地位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总的来看，都是在罪责刑三者关系之间解决刑事责任的地位，争议较大。张旭教授将其归纳为添加模式、修正模式和替代模式。{1}98-99值得注意的是，在添加模式和修正模式中，都有将刑事责任作为犯罪之后果的学者，{2}49-50替代模式中虽不直接使用刑事责任一词，而使用责任的概念，但从其内容看，仍然属于刑事责任论研究的范畴。{1}99这三种刑事责任地位的模式，实际上只是解决刑事责任地位的方式或者说是方法技术，就刑事责任的地位来看，替代模式实际上是以模糊刑事责任地位问题的方法，将此问题回避，况且替代模式中的责任实际上也并不是我国刑法理论下的刑事责任。修正模式虽然将刑事责任的内容予以修正，但从主张修正模式的观点来看，一种是将刑事责任作为犯罪的后果，另外一种是否认刑事责任作为犯罪后果，而将其作为刑法学的基础理论置于犯罪论之前。{3}15但从持该种观点的学者对刑事责任的概念“体现国家对犯罪的否定性评价由犯罪人来承受的刑事上的负担”此观点看，刑事责任仍然是一种后果，况且，持该种观点的学者也同时承认“把刑事责任归结为责任或法律后果，或义务或责任，并不矛盾”。{3}75-8。0因此在刑事责任的法律地位上，除了替代模式回避刑事责任的地位外，添加模式和修正模式实际上都认为刑事责任是犯罪的后果，是惩罚本身的载体。因此我国刑法中的刑事责任具有结果的性质，其以犯罪为前提，是由犯罪所引起的一种结果。{4}49故而刑事责任成为犯罪和刑罚的联系桥梁成为基本一致的观点，这一点在我国刑法学各种统编教材中体现的尤其明显。

由此看来，刑事责任的地位在我国是一元决定的，其真实本质在于它是犯罪的后果，在规范性的表述上，我国学者将刑事责任理解为否定评价、责难、谴责、法律后果或者刑事义务、制裁等观念，实际上是此一元本质决定的结果主义的体现。如果从内容上看，刑事责任与犯罪构成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刑事责任自始至终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单独存在着，其内容一直没有发生变迁和分化，这也导致了其具有静态性特征—犯罪成立之后，此结果就会出现，责任的成立和犯罪的成立并不是一回事，{5}76因此刑事责任在我国不具有动态性。在我国刑法上，犯罪成立之后责任才成立，它无法反应责任成立的过程。

在德日刑法理论中，并不存在我国刑法上所谓“刑事责任”之称谓。责任一词在日本刑法理论中通常认为是对行为人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施加无价值判断的非难或有非难的可能性，{6}218而且刑法上的责任与刑事责任基本是同一概念。{6}47在大陆法系刑法上，责任或有责性是犯罪成立的第三个要件，是责任能力、故意与过失以及期待可能性的复合体。由于主观的违法要素之发现、目的行为论之提倡及社会生活的变迁等原因，使得作为责任要素的故意和过失，其在犯罪论体系中经历了从责任到违法再到构成要件的转移。{7}103-107故意向构成要件的移转使得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出现，并使构成要件具有了故意规制机能和犯罪个别化机能，故意的这种变迁也使构成要件的理论从不包含主观要素的单纯的行为构成要件说发展到违法类型说，再到违法有责类型说。而违法性论中主观的违法性论和客观的违法性论中主要的区分实际上在于责任主体的责任能力的有无问题上，行为人的内心意思或内心态度也对行为无价值、结果无价值理论产生重要影响。关于正当化事由成立的条件，在德国和日本一部分学者认为，具备主观正当化要素是其成立的必要条件，{8}153而主观正当化要素的存在实际就是不具备罪责的故意要素而已，因此构成要件原中性无价值色彩和“违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一般观念至犯罪论体系的最终成熟已经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并且此种转移也促成了责任对犯罪成立的其他两个要件的塑造，责任的内容向构成要件和违法性两个条件的渗透，使得责任的内容贯穿于犯罪成立的三个要件的始终，可以说在与犯罪的关系上，责任体现为犯罪成立的过程。如果说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的成立导致产生刑事责任进而到刑罚这一结果的话，则在德日刑法中，犯罪的成立同时就意味着责任的成立，发生从犯罪到刑罚的直接后果，因此责任即犯罪的意味极其明显。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刑法关于“罪责刑”还是“罪行”的刑事责任地位的争议实际上是在不同理论背景的不同平台下探讨此一问题的，因此忽视了讨论前提的同一性问题，将刑事责任视为有无的问题实际上是将刑事责任肤浅化的结果。因此，德日刑法中的刑事责任实际上是从犯罪成立的整体性上进行的综合式分析，在犯罪成立的三个所有要件中全面展现和丰富了刑事责任的内容，在犯罪成立的整体结构中从三个不同的层次分别构建了刑事责任的完整内容，以此表明了刑事责任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结构，所以刑事责任存在的过程性显示了刑事责任在德日刑法中的法律地位。

因此在德日刑法中，刑事责任实际上是以犯罪成立的方式存在的，由于犯罪成立的层次性故而决定了责任存在的层次性，在其存在的三个层次中，刑事责任之原初意义上的可责难性分别具有转化为以罪责为基础的不同意义：重构了构成要件要素和违法要素，这使得刑事责任具有了对犯罪构成的塑造和规范功能，在犯罪成立的三个不同层次的条件中，分别展现了刑事责任在犯罪构成不同要件上的意义，构成了当今大陆法系刑法中刑事责任的完整内容，在犯罪成立的三个条件的方向上，责任也分别具有了独立的意义。在犯罪成立的三个不同层面中，作为罪责的主观方面成为贯穿三者的重要线索，构成要件是违法类型还是违法有责类型正是罪责地位的变迁导致的结果，这体现着责任存在的结构性和层次性特征。犯罪的成立同时意味着责任的成立，犯罪与责任同义，在这个意义上，责任又是以犯罪成立这一方式得到表现的。如上所言，在德日刑法中并不存在我国刑法中的“刑事责任”此一称谓，在德日刑法中也不存在诸多的“应负刑事责任”等表述，关于刑事责任是结果、义务还是负担等的概念性争议同样也不存在。其原因在于，在德日刑法中刑事责任是以间接的方式存在于犯罪成立的三个条件之中，注重的是责任成立的过程。因此犯罪成立的层次性和结构性决定了责任构成的结构性，犯罪成立同时意味着责任的成立，因此不需要从犯罪到刑事责任此一转化的过程，这样刑事责任的结果意味自然就不存在，在结果意义上的刑事责任概念的争议自然也就不会存在。

刑事责任是犯罪成立的结果和犯罪成立的过程由此成为刑事责任在我国和德日刑法中的两种存在方式，在与犯罪的关系上，分别表现为犯罪成立的结果和犯罪成立的过程，这也会影响刑事责任在我国和大陆法系刑法中的地位。刑事责任的此种法律地位是由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的，这种思维方式是推动规范演进的重要力量。

理论是思维的产物和定型，一定的思维方式决定着理论的特点和个性。刑事责任在德日和我国刑法中的地位实际上与思维方式具有重要关联。人类的思维方式总的来看有整体主义和本质主义两种。{9}24在18世纪之前，西方一直以直线思维为主，{10}42此后发生转变，整体主义思维方式风行于西方20世纪的各种学科研究中，整体主义的思维不仅是对事物存在的整体进行把握，更重要的是整体主义强调事物各部分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结构，通过此达到对事物整体的分析、反应和构造，以达到一个具体清晰的整体。其分析的过程从被领悟的整体始，以被掌握的整体终，是从整体到整体的思维。{9}41因此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重在强调事物存在的结构性特征，从作为部分的结构中领会整体的构成和意义，以对部分的分析来把握整体，通过对作为部分的各结构要素的关系寻找作为整体的事物是如何存在的，并且使存在方式通过存在结构表现出来。同时整体主义思维将事物本质问题暂时悬置起来，避免给事物下定义，只管“存在”，不顾“本质”，{9}25注重过程，而不注重结果。{11}283整体性思维在我国也是由传统思维传承下来的一以贯之的思想，但我国传统的整体思维强调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12}110注重的是国家和群体，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是忽视作为整体的组成部分的，更不专门关注部分的存在方式等问题。故而西方20世纪的整体主义思维和我国的整体思维并不是一回事，两者之间存在理念上的重大差异。整体主义思维方式对于20世纪的各学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瑞士学者皮亚杰分析了整体性结构主义在社会研究中的各种应用，{13}83-90显示了整体性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和其影响。

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是西方哲学思维的基础，其将世界和事物一分为二：现象／本质、个别／一般、普遍／特殊、必然／偶然、形式／内容、表层与深层等，认为纯粹知识或科学的任务是去发现和描述事物的真实本性，即事物的本质，其追求终极和绝对本质的特征，如唯物论认为的世界的本质是“物质”。{9}24。同时本质主义注重抽象和事物的同一，注重结果而不关注过程。在二元区分中，本质主义注重的是事物的本质、内容和深层次的东西，而事物的本质正是这些东西决定的，因此，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基于二元分立的一元决定论的思维方式，正是由于对本质的重视，致使作为事物构成的现象要素在一定程度是被忽视的，因此不讲求事物要素的存在方式和结构方式等。由于在近代西方哲学中发生了非本质主义的转向，主客二分原则逐渐被打破，{14}12同时由于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知识霸权主义和知识专制主义的存在，{9}25以及整体主义思维方式在皮亚杰和海德格尔等大师的引领下，这使得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渐趋衰弱，整体主义思维仍呈强势之态。但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在我国却得到了强劲的发展。

在我国时下所谓哲学一般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绝不会有人想到是中国传统哲学，目前大学中的哲学课程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也足以说明此点，高校的哲学教育除了专门的哲学专业外，介绍的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人我国，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开始发生深刻变革。{15}8更由于此思想的意识形态作用和其政治方向引领作用，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迅速普及。而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可以发现西方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和内容占有相当比例，比如主客二分、现象与本质、整体与部分等本质主义学说的内容。这种通过政治方式普及本质主义理论和思维的方式取得了极为明显的效果，也使得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迅速成为学科研究的重要思路。这样原本作为西方重要思维方式的本质主义思想在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平台下政治化的转变成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方式。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实际上和我国传统文化是吻合的。我国传统文化观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群体认同和义务本位，漠视组成“家”的个人，因此讲求整体性而不注重组成整体的部分，本质主义思维和我国传统文化因此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契合。由此，由于我国传统留下的生存土壤，也使得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迅速被接受。

从1906年贝林格《犯罪的理论》一书出版，犯罪构成雏形出现。1915年迈耶《刑法总论》一书指出构成要件的中性色彩和分层判断犯罪成立，犯罪构成的基本模式得以确立，1926年麦兹格《刑法构成要件之意义》提出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理论，新构成要件论形成。1930年贝林格发表《构成要件的理论》修正了原来构成要件中性无色的特点，指出犯罪类型是由多种不同的要素构成，既包括客观要素，也包括主观要素。此后，在20世纪30年代，威尔哲尔提出目的行为论，创立开放的构成要件理论，主张故意和过失的构成要件要素，将犯罪构成理论推向深入。{16}88-92可以看出，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实际上就是责任的罪责要素向前逐渐渗透的过程，通过这种渗透使犯罪成立体系得到发展和成熟，同时也使得刑事责任获得了不同角度和意义下的内容，产生了刑事责任的完整形象和观念，并且以自身的罪责要素联系的犯罪成立的三个要件的关系体现了责任存在方式的过程性。因此责任以犯罪成立的形式表现，始终在犯罪成立的圈子中运行，始自犯罪又终于犯罪。在犯罪成立的框架中，犯罪论体系的层次性显示出整体性思维的结构性、层次性，由于责任和犯罪的统一性，责任以犯罪的形式体现的，因此责任的存在自然也表现为一定的结构性和层次性。因此，20世纪盛行的整体主义思维支配着责任地位的形成，在整体主义思维下，以犯罪形式存在的责任因此更多的是关注责任的存在过程，而不注重责任的结果意义，整体主义思维注重过程而不注重结果的特点尤为明显。

在政治引领下，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和前苏联的刑法理论在同一时期进人我国，并在与我国传统义务文化契合的情况下，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在刑事责任的理论上迅速获得支配地位。由于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注重结果而不关注过程，因此在我国刑事责任的存在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其与犯罪几乎不存在实质上的联系，传统上认为的从罪到责再到刑的关系和过程实际上是空洞的，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因此在我国刑事责任理论中，刑事责任的内容并不具有一定的层次和过程性。基于刑事责任内容的空洞和理论地位的低下，有人提出以刑事责任论取代刑罚论，从而提高刑事责任的地位。{17}152但刑罚本来就是负担刑事责任的形式而已，或者说二者在本质主义的思维下本就是表层与深层的关系而已，在刑事责任的内容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是无法提高刑事责任的地位的。因此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刑事责任在我国刑法中的地位。

在犯罪构成重构的情况下，刑事责任的地位必须被重构。在思维方式的非本质主义视角的转向下，刑事责任在我国刑法中的地位也必须得到改变。

我国刑事责任的地位如上而言是本质主义思维下的产物，其将刑事责任看作是一种结果，一个孤立的存在，而且不具有任何层次性结构，无法展现出可谴责性产生的过程。虽然理论界已经认识到刑事责任应具有比目前其在刑法中更为重要的地位，且为此也进行了相当的理论研究和努力，但效果甚微，刑事责任的内容仍显空洞，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本质主义思维支配的刑事责任之结果的法律地位所导致。目前无论何种理论，在前提上都是把刑事责任看作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即使将刑事责任提高到与刑法基本理论并列高度的理论，也是将刑事责任视为犯罪的结果出发的。{1}100-101这样在形式上刑事责任的地位确有提高，但其内容仍和原来一样没有任何改变。因此，这种改变只是表层的，是没有根基的。如果将刑事责任单纯看作是犯罪的法律后果，无论怎样都不会改变刑事责任的弱势地位。这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知识霸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要改变此点，必须改变刑事责任的弱势地位，必须改变对刑事责任的认识思路。

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和我国传统群体认同义务本位的文化观是相契合的，其漠视组成整体的个体存在之特性使得其迅速被传统中国接受。本质主义思维下的刑事责任是一种承受惩罚、谴责此一结果的义务，故其在我国刑法中的概念虽有“责任”、“制裁”、“后果”等争议，但实质上都是一种义务而已，因此责任的内容意味着行为人接受惩罚的非难性结果，而不是考虑行为人是否具有非难可能性。如果能够考虑到对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意味着在责任中考虑不处罚行为人的可能性，因此责任应存在着出罪因素，这是符合现代刑法之人权保障理念的，而本质主义思维赋予刑事责任结果的地位使其无法具有这一功能，故而要求责任的成立过程应在责任是否能够成立和是否不成立两个方向上进行。从此角度来看，本质主义下的刑事责任之结果地位也必须被改变。

如前所述，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和中国传统义务文化具有契合性，但在目前之中国，群体认同和义务本位已经在发生变化，当代中国社会的典型特征是主体觉醒和个人权利意识增长的时代，{18}7权利本位已经成为中国21世纪民主发展的核心理念。{19}87这种变化是法治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人权观念在我国勃兴的结果。在义务本位被逐渐祛除的背景下，与其相适应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也必然会被取代。

刑事责任范文篇2

刑事责任的法律学根据是从法律学的角度说明“犯罪应负刑事责任”这一法律原则的理由，以揭示刑事责任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刑事责任的法律学根据问题上，前苏联著名刑法学家特拉伊宁在其名著《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曾指出:“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这一论断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我国的刑法学界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尽管如此，但并不是说大家在这一间题上都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不存在分歧和异议。实际上，针对上述命题，前苏联刑法学界曾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关于刑事责任根据的观点。例如，杜尔曼诺夫认为，“犯罪构成是一个抽象的利学概念，而抽象的利学概念不能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一①近年来，随着洲事责任根据间题的探入研究，我国不少学者也!这一命题提出了质疑，并就刑事责任的根据问题提出了多种主张.将前苏联学者和我国学者针对这一命题提出的主张加以归纳，主要有以下几种:①犯罪根据说。认为“犯罪是刑事责任的根据。行为人只有犯罪才应负刑事责任，没有犯罪的人不能负刑事责任。因此，犯罪是负刑事责任的前提，负刑事责任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刑事责任离不开犯罪，只要犯罪就应当负刑事责任。犯罪行为根据说。前苏联有的刑法学教科书提出:刑事责任的根据不是犯罪构成，而是犯罪行为本身。③我国有的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罪构成不是刑事责任的根据”，“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就是某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④“犯罪行为是刑事责任的根据。”⑤③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根据说。认为“犯罪构成是指法律所规定的抽象的犯罪行为的类型，它本身只是法律上的一种假设，一种可能性，它只是对判断一定的行为是否成立犯罪以及如何成立犯罪提供了一个法定的标准。只有当这种假设或可能变成了现实，抽象的犯罪类型就由具体的犯罪行为所现实地表现出来。这种具体的犯罪行为的事实与抽象的犯罪行为类型相符，正是法律假设一定的法律后果(通常表现为刑罚处罚)，即刑事责任发生的前提。所以，刑事责任的根据并不是犯罪构成这一法定的抽象的犯罪行为的类型本身，而是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这一具体的法律事实。社会危害性根据说。认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最本质特征，是衡量刑事责任的法律标准，因此“社会危害性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⑦，或者“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只能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⑧⑤罪过根据说。前苏联有的学者曾提出，刑事责任的根据不剥已罪构成，’而是罪过。⑨我国有的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主观罪过支配着行为人，并指使行为人实施这样或那样的犯罪行为。任何一个具有刑法意义的行为，都只是在认识和意志的支配下的行为，没有主观罪过，无论是行为或行为人，都将是无辜的。

司法机关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意义，惩罚只是手段，改造才是目的。因此，“罪过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⑩⑥事实总和根据说。该说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是决定刑事责任质和量的一系列事实的总和。具体包括三个方面:(i)犯罪构成事实。这是刑事责任最主要最基本的根据，是决定某种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本事实。犯罪构成以外的其他案件事实，如犯罪动机、手段、时间、地点、环境、条件.象、损害程度、犯罪人身份、犯罪人生理上特殊情况等。这些虽对刑事责任的存在和性质没有决定作用，但对于全面衡量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解决刑事责任的一些具体问题有着重要意义。(3)案件以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刑事责任的主客观事实，主要包括犯罪前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态度和社会治安形势。这些事实对于确定刑事责任的程度有着一定的影响和作用。三个方面有机结合，共同说明和解决有关刑事责任的一系列问题。这既体现刑事政策精神，又符合刑事法律的规定，也是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⑧还有的学者对构成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的事实进行了层次的划分，认为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包括两个层次的法律事实，即“决定刑事责任有无的法律事实”和“决定刑事责任程度的法律事实。”。

二、刑事贵任的法律学根据

上述观点大多只是从某一方面而不是从多个方面探求刑事责任的法律学根据，因此，难以获得对刑事责任法律学根据的全面性认识。刑事责任法律学根据的多方面性表现在，它既有实质根据，又有法律根据与事实根据。

为什么刑事责任的法律学根据会有诸种表现呢?这是因为刑事责任是由犯罪发生的客观事实引起的，没有犯罪发生的客观事实也就谈不上追究刑事责任。追究刑事责任要有事实根据。但是，仅有事实是否能成立犯罪呢?

显然不那么简单。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客观存在的事实必须与法律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特征相符合，才能成立犯罪，也才能追究刑事责任，这就出现了法律根据间题。

我们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作为追究犯罪的一项基本原则道理也就在这里。为什么某种事实、法律能成为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法律根据呢?这就必然牵涉到刑事责任法律学根据的深层次问题—实质根据问题。那么，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法律根据和实质根据又分别确指什么呢?下面将一一阐释。

(一)事实根据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是指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质及其程度的主、客观事实总和。如果从质和量上划分，它可以分为决定刑事责任存在(有无)的根据(质)和决定刑事责任大小的根据(量)这两个方面。决定刑事责任存在的根据实际上等同于认定犯罪根据。那么，决定刑事责任存在的根据到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犯罪构成事实，或曰现实的犯罪构成，而不能笼统地说是犯罪构成。关于犯罪构成是不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根据问题，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我国都曾引起过长期而激烈的争论。经过争论，人们发现:“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这个曾在前苏联刑法学界得到最广泛承认，在我国刑法学界也具有权威性的传统命题本身可能具有几种含义，而且有不明确、不妥当之处。至此，前苏联和我国刑法学界出现了一个惊人相似的地方，即对犯罪构成的认识开始分化:一派认为具僻4EW构成仅是理论范畴;另一派认为犯罪构成是个法律概念、法律模式，提出犯罪行为是刑事责任的事实根，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法律依;⑩第三派认为犯罪构成是法律事实，等同于具体的犯罪行为。现在看来，这一传统命题的主要缺陷是没有把法定犯罪构成即概念上的犯罪构成与符合法定犯罪构成概念的客观事实即现实的犯罪构成(犯罪构成事实)严格加以区别，因而导致了理论上的混乱。实际上，在讲到犯罪构成概念时，有两种意义上的犯罪构成，一种是刑法所规定的法定的犯罪构成，一种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的犯罪构成。二者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刑法上关于各种犯罪构成的规定，只不过是以概念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犯罪构成事实。将刑法上规定的犯罪构成与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犯罪构成严格加以区别是非常必要的。我国许多刑法论著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结果导致了不必要的争论和理论上的混乱。西方刑法学者早就认iy倒这种区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系统的犯罪构成理论的开创者、德国著名的刑法学家贝林格从一开始就强调要区分概念性的构成要件与具体的构成要件。梅耶尔也认为要区别法律性的构成要件与事实性的构成要件。总之，作为决定刑事责任存在的事实根据的犯罪构成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的犯罪构成，即犯罪构成事实，而不是刑法所规定的法定的犯罪构成。刑事责任的产生与存在，是由现实的犯罪构成所决定的;作为抽象的法律规定本身，法定的犯罪构成并不能直接成为刑事责任发生的根据，它本身只是法律上的一种假设、一种可能性，只是为确定这种根据提供了一个法定的标准，因为“只有这些规定遭到破坏时，责任法才发生效力”。⑧“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撂，这一命题，由于既没有又梢B罪构成作法定的犯罪构成和现实的犯罪构成之分，又没有对刑事责任的根据作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的区别，故难免受到人们的非议。

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不仅指决定刑事责任存在的根据，它还包括决定刑事责任大小的根据，因为如果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仅指刑事责任存在的根据，而不反映责任的量，就无法表现刑事责任的后果刑罚或其他刑罚外处分。犯罪构成事实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最主要的根据，它决定着刑事责任的基本的量。除此之外，影响刑事责任大小的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即犯罪构成事实以外的其他反映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事实。这些事实虽然不决定刑事责任的存在与否，但却对刑事责任的量的增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事实主要包括:①法定的从轻、减轻、免除或从重处罚的情节事实。如:自首、累犯、主犯、从犯、胁从犯、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教唆不满is周岁的人犯罪的等等。②司法中的酌定情节事实。如:犯罪的动机、犯罪人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态度;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x1象、后果等。最后说明两点:一是虽然在刑事案件中，除了犯罪构成事实外还有大量事实，但并不是一切事实都影响刑事责任的程度，只有那些与案件有联系，能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包括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事实，才能起到作为刑事责任根据的作用。二是如犯罪构成事实以外的影响刑事责任程度的因素太多，刑法不可能一一加以抽象并规定其中，而只能将常见的、主要的因素如累犯、自首等事实进行抽象并加以规定。为更准确地反映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程度，以更好地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我国刑法典为解决这一问题采取了下述办法:即在刑法分则中对每一犯罪规定了相XtA定的法定刑，以体现犯罪构成事实以外的因素对刑事责任的影响，使司法机关能够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行使裁量权。此外，刑法典第63条第2款还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刑法典允许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刑事责任的程度。可以这样说，刑法典关于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及第63条的规定，实际上为犯罪构成事实以外的因素作为确定刑事责任大小的根据，提供了间接的法律依据。

(二)法律根据对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可作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是追究或承担刑事责任所应遵守的各种法律规范。在我国，主要是指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监狱法等等。

首先，刑事责任是实施违反刑法规范的行为人应当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而国家审判机关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就必须先得查明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规范规定的、构成某种犯罪必备的要件，是否具有刑事违法性，并依据刑法作出分析判断。因此，刑法就成为刑事责任的一个法律依据。具体说来，刑法既包括刑法典，也包括刑法典颁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系列修改、补充刑法的规定或决定，以及国家颁布的民事、经济、行政等法律、法规中的刑法规范，即附属刑法。

其次，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还要通过一定的刑事诉讼活动来完成，这就要求必须有诉讼法上的依据。因此，刑诉法便成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又一法律依据。

再次，刑事责任的追究，不仅仅是确认刑事责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实现刑事责任的间题，而刑事责任的实现同样要“有法可依”。监狱法及其他关于罪犯改造的法律规定便是我国实现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它们具体规定了实现刑事责任过程中国家与犯罪人的各项权利与义务，规定了实现刑事责任的根本措施与方法。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刑法、刑诉法、监狱法的司法解释也是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之一。我们研究刑事责任根据的根本目的，是要具体地而不是泛泛地说明行为人应否负刑事责任以及负多大刑事责任，因此需要对刑事责任的法律根进行“微观”上的探查，狭义上的研究。狭义上的刑事责任法律根是指与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相应的决定刑事责任有无及大小的法律根据。

先看决定刑事责任有无的法律根据。笔者认为，决定刑事责任有无的法律根据是刑法规定的法定的犯罪构成。这里涉及两个间题:一个是犯罪构成的性质问题，即它到底是不是法律规定?另一个问题是犯罪构成能否作为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

关于犯罪构成的性质，我国刑法学界主要有理论说、法律说和折衷说之争。理论说认为，犯罪构成是根据刑法规定并结合司法实践对法律条文所作的解释，因而是一个理论概念。法律说认为，犯罪构成是刑法所规定的主客观要件的总和，因而是一个法律范畴。折衷说则认为，犯罪构成既是一种理论又是法律规定，两者是统一的。鉴于上述争议，笔者认为，应当将犯罪构成与犯罪构成理论加以区别。犯罪构成本身是法律规定，因而具有法定性。我国刑事法律中虽然只规定了犯罪的一般概念而没有规定与之相对应的犯罪构成的一般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犯罪构成没有法律依据，不具有法定性:①从根本上说，犯罪构成只不过是从另一角度即从犯罪自身的结构与性能来阐明犯罪的概念。因此，犯罪构成是以刑法规定的犯罪概念为其法律依据的。无论是犯罪构成的一般概念或者是各个具体犯罪构成的概念都是如此。②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都是由我国刑法加以规定的，即众多的事实特征，必须经由法律的选择，由我国刑法加以规定，才能成为犯罪构成的要件，而不是由哪个刑法学家或者哪个审判人员随意确定的。③犯罪构成要件的法定性与行为的刑事违法性是完全一致的，具备犯罪构成就具备了犯罪的法律属性即刑事违法性;不具备犯罪构成则不具有刑事违法性。根据犯罪构成追究刑事责任，与根据刑法规范追究刑事责任并没有质的区别，二者是完全一致的。何谓犯罪构成理论呢?服胃犯罪构成理论是以刑事法律规定的犯罪构成作为研vt象而形成的有系统的结论，是5(li去律上的犯罪构成进行利学研究的成果。

由于理论上的犯罪构成并不是刑法的规定，因而它本身并没有法律效力，也不能成为刑事责任的根据。

刑事责任产生于犯罪，而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基本的特征和属性，没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就没有犯罪，也不会发生刑事责任问题。但社会危害性是一个非常抽象和宽泛的概念，它只有获得法律上的表现才能成为衡量刑事责任存在与否的标准，这既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要求，也是司法实践的需要。这个法律上的表现便是刑法规定的法定犯罪构成。为什么犯罪构成能够体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呢?这是因为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是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具有决定意义，并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那些事实特征进行抽象概括的结果。不是任何犯罪事实都可以成为法定犯罪构成要件的抽象对象，只有那些决定犯罪本质特征即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事实，才能成为法定犯罪构成要件的抽象对象。因此，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构成的基本属性。

根据犯罪构成所认定的犯罪，必然具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刑法规定的法定犯罪构成是决定刑事责任有无的法律根据。

决定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是法定的犯罪构成，那么，决定刑事贵任量的法律根据是什么呢?由于犯罪构成事实不仅决定着刑事责任的质，而且决定着刑事责任的基本量，因此，决定刑事责任质的法律根据也便是决定刑事责任量的主要的法律根据。除此以外，其它决定刑事责任量的法律根据有:有关法定从轻、减轻、免除或从重处罚情节的法律规定。另外，刑法典关于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及第63条规定，实际上为犯罪构成以外的因素作为刑事责任大小的根据，提供了间接的法律依据。

(三)实质根据刑事责任法律学意义上的实质根据是从法律学的学科角度说明，罪应负刑事责任”这一法律原则的根本理由。笔者认为，刑事责任法律学意义上的实质根据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第一，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它决定着刑事责任的产生。犯罪和刑事责任具有前因后果的关系。犯罪是刑事责任产生的前提;刑事责任是发生犯罪后的法律后果，是国家又梢已罪所作出的否定性法律评价。

而国家之所以对犯罪作出否定性的法律评价，是因为犯罪具有这样一个本质属性，即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是犯罪的实质内容和最基本的特征.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视为刑事责任的实质根据，充分体现了刑法的阶级本质。

为适应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需要适时地将一些原来不认为是犯罪的有害行为规定为犯罪，并进而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把一些原属犯罪的行为视为无罪从而使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这都是由刑事责任的实质根据—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所具有的历史易变性决定的。

第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衡量行为人应否负刑事责任以及负多大刑事责任的实质尺度。刑法规定了犯罪的实质性概念，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作为本质特征，进而对刑事责任的有无作出实质性的衡量。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不仅要指明其行为违反了刑法规范而构成了犯罪，而且还要确定其行为是构成重罪还是轻罪，应负多大的刑事责任以及给予何种及什么程度的刑事制裁。所有这些，仍需要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为尺度作出评判。

以上我们讨论了刑事责任法律学意义上的根。从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上述三种根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矛盾的，三者是辩证的统一关系。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既包含了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也包含了刑事责任的实质根据。

第二，刑事责任的根据显然有着与民事责任根据不同的特点。在民法上，虽然自罗马法以来世界各国立法多以过失责任原则为民事责任的一般原则，也就是说，民事责任的根据也要求行为人有违法行为、损害结果，而且要具有故意或过失，但到上一世纪，又出现了无过失责任、公平责任等作为特殊侵权行为民事责任所适用的原则与之并存，也即在某些情况下，即使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具有故意与过失，根据法律规定也要承担民事责任。而且，民法上xf#意与过失的区分并不象刑法上那样对责任的承担者具有非常严格的意义。刑事责任的目的主要在遥比你招日罪人的惩罚，以预防和做戒将来，因而过错程度不但关乎犯罪人的受刑，而且关乎对他的改造。而民事责任的目的主要在拐寸已经造成的权利损害或财产损失给予填补和补救，使其恢复原状，因而过错程度对于受损害的一方当事人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由此可见，刑事责任的根据是主客观统一的;而民事责任的根据基本上是客观的。

三、学术观点评析

关于“犯罪根据说”。从广义上讲，这种说法并无不当。我国刑法总则第二章第一节“犯罪和刑事责任”，就是解决刑事责任根据间题的。从这一节的规定中，我们不难看出，刑法第13条犯罪概念的规定，是从总体上解决刑事责任根据。也就是说，只有符合刑法第13条的犯罪行为，才是刑事责任的根据。但这种说法只是说明了犯罪与刑事责任之间的最基本的关系。而我们研究刑事责任根据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说明刑事责任与犯罪之间的基本关系，而是要进一步具体说明行为人应否负刑事责任，以及负多大刑事责任的基础、依据问题，说到底是要说明行为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程度的犯罪的基础、依据问题。这样看来，将刑事责任的根据笼统地归结为犯罪，就显得过于抽象。这无论对于刑事立法，还是对于司法实践均无多大实际意义。

关于，罪行为根据说”。这种提法也欠妥当。因为砂林胃“犯罪行为”的提法，其词意是含混的，人们一般从两种意义上加以理解，一种理解是，罪行为是一切犯罪的共同要件，并在犯罪中居于首要地位一、种意义上的犯罪行为只是暂时排除行为主体与行为意识之后，呈现的纯客观的身体外部动作，它只是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要件之一，因而不能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否则就是“客观归罪”。对“犯罪行为”一词的另一种理解是:“根据刑法第13条的规定，犯罪行为就是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卿的行为”，⑩这里肺胃犯罪行为实际上等同于犯罪本身，因为刑法第13条并没有使用“犯罪行为”一词，而是使用的“犯罪”一词。显然，第二种意义上的犯罪行为是指符合犯罪构成诸要件而成立的犯罪行为。不过，这种意义上的犯罪行为与犯罪概念一样，实际上是包含丰富内容同时又非常抽象的概念。因此，用它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仍然无助于刑事责任问题的具体解决。

关于“罪过根据说”。在主张该说的前苏联学者那里，“罪过”一词有广狭之分。狭义的罪过是故意和过失的类概念;广义的罪过是作为刑事责任的一般根据的罪过，它“本身也包括作为犯罪主观方面的罪过，但它还包括其他许多内容”，⑧即不仅包括犯罪的主观方面，而且也包括对行为的评价等客观内容。笔者认为，前苏联学者把广义的罪过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是不妥的。根据通行的解释，刑法学中所说的罪过就是指故意与过失。将罪过的概念作广狭之分，把罪过的概念搞得过大振佳以令人接受的。再说，这种分为二种罪过的做法，根据何在也并不明确。再者，广义的罪过到底包括R陛内容，也难于理解，正如前苏联有的刑法学者指出的那样:“鸟捷夫斯基所理解的作为刑事责任一般根据的罪过，成了一个相当含糊不清的概念。，，⑧我国学者在主张罪过根据说时，并没有对“罪过”一词作超出通行意义的扩张解释。但他们所主张的罪过根据说同样是不合理的。纵然罪过是犯罪构成的要件之一，但只有罪过而不具有犯罪构成的其他要件，并不能成立犯罪。犯罪构成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要件组成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件，其他因素就不再起作用。因此，把罪过作为刑事责任根据显然是不妥的。这种做法实在是有“主观归罪”之嫌。

关于“社会危害性根据说”。前面我们讲过，刑事责任的法律学根据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范畴。从刑事责任的实质根据角度讲，“社会危害性是刑事责任的根据”这一提法并无不妥。然而，学者们所主张的社会危害性根据说并不是从实质意义上讲的，而是从事实根据的角度观察问题的，这就值得商榷了。诚然，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属性，某种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关系到行为人负刑事责任与否。但是，仅有社会危害性，并不能说明某一行为就是犯罪。对于犯罪来说，作为其本质属性的社会危害性根本离不开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确实具有客观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这利冲士会危害性如果不经由立法者的评价，便不可能构成犯罪，形成刑法规范，以规范人们的行为或指导司法实践。因此，撇开刑事违法性而仅仅将抽象的社会危害性作为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在实践中很难行得通。

刑事责任范文篇3

笔者认为，根据现有的国际法规则和国际法实践，国际法学界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学说，均不能完整地阐明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问题以及国家在国际犯罪中的主体地位。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根据国际法习惯规则，当然也能够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并承担国家责任，从而成为国家责任的主体。但是，国家作为无意识的抽象实体，其本身不能承受刑罚处罚，因此，国家无法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只能是实施了国际犯罪的个人。

一、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渊源及其评价

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奥本海国际法》和巴西奥尼的《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这是西方学者主张国家刑事责任的代表作。

（一）劳特派特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

英国国际法学家劳特派特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主张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认为，国家的责任是不限于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的。如果国家及其代表国家作行为的人作了违法国际法的行为，而这种行为由于其严重性、残忍性及其对人类生命的蔑视而被列入文明国家的法律公认的犯罪行为一类，国家以及代表国家作行为的人就担负刑事责任。例如，如果一国政府命令将居住于其领土内的外国人全部杀尽，这个国家以及负责命令和执行这种暴行的个人所担负的责任，就将是刑事性质的责任。该学说还认为，对于违反战争法的行为负责的个人所犯的战争罪应受惩罚的规则，已经普遍地被承认为国际法的一部分，而这就是承认国家刑事责任的另一个例子。因为，战争罪犯的犯罪行为通常并不是为了实现私人的利益和欲望，而是代表国家并作为国家机关而作的。

根据劳特派特的理论，国家以及代表国家实施国际犯罪的个人都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然而，这一理论试图阐述的国家刑事责任，实际上仍然还是一般的国际责任，即国家责任。因为：其一，“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并不是国际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而是国家责任的承担方式。国际刑事责任的形式应当表现为刑罚处罚。当然，劳特派特不可能完整地阐述国家责任及其形式，因为，早在1979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定《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之前，他所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已经出版。其二，劳特派特在阐述中，虽然认为国家的责任是“不限于”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的，并设定了二种特定的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情况：一是国家以及代表国家实施国际犯罪的个人实施了被列入文明国家的法律公认的犯罪行为；二是实施了违反战争法的行为。但是，他并没有接着阐明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制裁方式。既然是“不限于”，那么，“超出”国家责任形式的国际刑事责任形式又是什么呢？劳特派特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此，其所谓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并没有突破一般国际责任的范围。

（二）巴西奥尼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

美国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出版的《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国家的刑事责任。他在其自己拟定的《国际刑法典草案》中论述了国家的犯罪行为及其国家的刑事责任。

其一，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表现为：（1）代表、支持或以国家名义的权威人士实施任何犯罪，不管这类行为按其国内法是否合法，国家应为此负刑事责任。（2）由个人或团体以官方资格所实施的行为应归咎于国家。

其二，不作为的国家责任。表现为：（1）国家不履行国际刑法规定的责任的行为应构成国际犯罪。（2）当新国家、新政府负有责任，起诉或引渡违反国际刑法的团体中的个人或已被团体开除的犯罪个人时，国家的不作为则构成国家刑事责任的根据。

事实上，巴西奥尼在其《国际刑法典草案》中所主张的国家的犯罪行为及其国家的刑事责任，并没有被国际法实践所证实，也没有为国际立法所采纳。首先，直至今日，国际社会从未有过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实践；其次，1998年7月17日，罗马外交大会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于今年7月1日生效），根本没有规定任何有关国家犯罪和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而只是规定了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

（三）詹宁斯爵士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

英国国际法学家罗伯特·詹宁斯爵士和阿瑟·瓦茨爵士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重述并强调了劳特派特主张的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理论。认为，国家的责任是不限于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的。某些国际不法行为，由于所违反的义务的内容具有特别重要性，引起了特殊的和更为严重的国际责任。……国家以及代表国家作行为的人就担负刑事责任。

应当指出，詹宁斯爵士在其论述中，也注意到了国际法委员会于1954年通过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规定。他认为，国际法委员会对《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审议，是与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有关的，而不是与国家的刑事责任有关的。当然，他同时也认为，国际法委员会的讨论倾向于在治罪法草案中只涉及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而不妨害以后考虑国家的刑事责任。可见，詹宁斯爵士对国家刑事责任的制裁性质和管辖权提出了疑问并陷入困惑。他认为，在国际法上归类为罪行而产生的不同于国家责任的国际刑事责任制度，其国家行为有什么法律后果，尤其是对这种行为所可能采取的制裁属于什么性质，是不明确的。没有一个对国家有适当的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法庭。也没有任何国际司法判决规定和适用国家的刑事责任原则。

可见，詹宁斯爵士虽然主张国家可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是，在其阐述中，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国家到底能否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疑问，并陷入了理论上的困境。因为，他无法阐明对国家的制裁方式及其性质。他只能寄希望于对国家具有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法庭来证实其理论观点，希望用国际法实践来解决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问题。可是，他当然没有看到此类的国际法实践，也不可能看到，《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只是规定了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而根本没有涉及任何国家犯罪和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

综上所述，追溯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起源，从其理论的提出到理论的发展来看，西方学者虽然主张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是，这种理论并没有解决对国家的制裁方式，就连詹宁斯爵士自己也承认“国家行为有什么法律后果，尤其是对这种行为所可能采取的制裁属于什么性质，是不明确的。”这一理论学说最终为国际法实践和国际立法所摒弃。

1954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危害人类和

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第1条规定：“本治罪法所定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之罪，系依照国际法应行论处之罪，犯此罪行之个人应予处罚。”显然，该草案只是规定了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根本没有涉及所谓的国家刑事责任。1998年7月17日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及其据此将要建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并不管辖国家的国际犯罪，也不涉及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国际刑法的审判实践也从未有过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先例。

二、我国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述评

我国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学说，深受西方学说的影响。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国家因为实施了国际犯罪行为而构成国际犯罪，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从而使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笔者将这种学说称为“国家刑事责任承担说”。目前，这种学说在我国国际法学界占主导地位。这种理论学说，根据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特定场合，又分离出另一种学说，笔者称之为“国家刑事责任特定场合承担说”。此外，也有部分学者主张，国家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笔者称之为“国家刑事责任否定说”。

（一）国家刑事责任承担说

这种学说主张，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譬如，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犯罪主体应包括实施危害国际社会行为的国家、组织、机构、国家代表、组织或机构的成员以及任何人。据此认为，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也可以追究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也有的学者认为，国际法上所说的刑事责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刑事责任，二是个人的刑事责任。国家刑事责任是国家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国家应负国家刑事责任已经为国际司法实践和学者的意见所证实。也有的学者认为，根据现代国际法，国家不仅可以成为一般违法行为的主体，也可以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而且，国家必须为其所犯的国际罪行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国家刑事责任的形式有：限制主权，包括军事占领、军事管制、限制国家武装力量等；赔偿；国际制裁，即联合国安理会根据宪章第41条和第42条采取的武力和非武力的制裁措施。还有的学者认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79年提出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中，规定了国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因此，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综上观点，简言之，就是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是，这种学说却同样不能阐明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方式，也无法阐明对国家应当如何适用刑罚。应当指出，上述学者错误地认为，国家刑事责任是国家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国家应负国家刑事责任已经为国际司法实践和学者的意见所证实。事实并非如此，其一，国家刑事责任不是国家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因为，国家责任的承担方式与国际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其二，至今为止，尚无国际司法实践证实，国家刑事责任是国家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更没有证实国家能够承担国家刑事责任；其三，综观当代国际法，没有一项条约和习惯法规则规定国家可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还有的学者错误地认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79年拟定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中，规定了国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事实恰恰相反，该草案仅仅规定了国家因其国际不当行为而构成国际犯罪的问题，在该草案的全部50个条文中，没有一个条款规定或涉及到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至于有的学者所列举的国家刑事责任形式，根本没有刑罚处罚的性质，实际上都不是国家刑事责任的形式，也不全是国家责任的形式。

（二）国家刑事责任特定场合承担说

“国家刑事责任特定场合承担说”，与上述“国家刑事责任全部承担说”的观点基本相同，无非是强调了“在一定场合”作为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条件。这种学说主张，国家因为实施了特定的国际犯罪行为而构成国际犯罪，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从而使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譬如，有的学者认为，国际刑事责任分为个人刑事责任和国家刑事责任两大类。当一个国家犯了从事侵略战争的国际罪行时，这个国家就应负国际刑事责任。也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在两种情况下可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一种是在战争犯罪的场合；另一种是在国家不履行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从而以其不作为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据此，国家在一定场合下可能成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

这里的“一定场合”或“特定场合”，是指国家实施了特定的国际犯罪的场合，特指最严重的侵略战争犯罪，以及不作为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这种观点与上述《奥本海国际法》的观点非常相似。然而，这种学说同样不能阐明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方式，也无法解释对国家应当如何适用刑罚。还应当指出，所谓“一定场合”或“特定场合”，即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并不是理论上随意特定的，而必须根据国际公约的规定来衡量其犯罪构成，必须具有国际法上的依据。因为，国际犯罪的认定同样也适用“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一般法律原则和国际法习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以上关于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理论观点，之所以认为国家能够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或在一定场合下能够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是因为基于这样的一个推理：因为，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所以，国家就是国际犯罪的主体；既然国家是国际犯罪的主体，那么，国家当然也是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因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其实不然，首先，国家能否构成国际犯罪，应当根据国际法来确定，应当有国际公约的明文规定。因为，国际犯罪具有构成要件，在没有国际公约规定的情况下，国家又何以能够构成国际犯罪呢？其次，上述学说最终仍然不能阐明对国家如何适用刑罚的问题。因为，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国家是不能承受任何刑事制裁的。可见，上述推理并没有最终得出结论，该推理是不完整的。再次，国家责任的习惯法规则已经为国家设定了其犯罪行为的一般国际责任。对于国家而言，即使构成犯罪，其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是国家责任，

而不是国际刑事责任。这二种法律责任及其承担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三）国家刑事责任否定说

这种学说主张，国家不能构成国际犯罪，也不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更不能追究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国家不能承受国际刑事责任，只有个人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譬如，有的学者认为，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但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国家是抽象的实体，没有意识，根本不存在故意或过失的问题，所以，它不具备国际犯罪构成的要件，因此，国家不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由此论断，国家不能承受国际刑事责任。有的学者也认为，国家是国际法上的主体，但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国家无法具备犯罪构成要件，而且，国家缺乏刑事责任能力，只有个人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还有的学者认为，国家作为由其全体人民组成的社会，根据“社会不能犯罪”的格言，指控包括整体意义上的人民在内的国家犯罪并承担刑事责任是令人怀疑的；而且，即使国家罪行的概念成立，国际社会也尚无审判和惩罚犯罪国家所必需的基本机制。在这样的现实下，国际刑事法院不应该也不能够把国家作为国际罪行的刑事责任主体来行使管辖权和进行审判。

综上所述，这种学说，不仅否定了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

；而且还否定了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资格。该理论学说的基础是：因为国家不具备犯罪构成的要件，所以，国家不能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因为国家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所以，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应当指出，该学说否定国家刑事责任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阐述这一结论的理论基础却有失偏颇，与现有的国际法习惯规则相悖，因为，国际法习惯已经证实，国家可以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1979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定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虽然不是一项国际法条约，但是，这个草案创设了国家责任的国际法习惯规则，并为世界各国所接受。该草案第19条第2项规定：“一国所违背的国际义务对于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至关紧要，以致整个国际社会公认违背该项义务是一种罪行时，其因而产生的国际不当行为构成国际犯罪”。可见，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而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否定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资格，并不符合现有的国际法习惯规则。但是，必须指出，即使在国家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按照草案的规定，国家应当承担的是国家责任，而不是国际刑事责任。国家责任也是一种法律责任，但是，国家责任根本不同于国际刑事责任。

三、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西方学者和我国学者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学说，均不能完整地阐明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以及国家能否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问题。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应当能够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反之，国家作为国家责任的主体，却无法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因为，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刑罚处罚。

（一）国家不能承受刑罚而缺乏刑事责任能力

各国刑事立法的一般法律原则表明，刑罚处罚是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所谓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对其犯罪行为引起的法律后果的承担，这种承担从国家方面来看，表现为主要有国家审判机关依据刑法及其他刑事法律规范对犯罪人及犯罪行为的制裁。关于刑事责任的概念，我国学者各有不同的表述。有的认为，刑事责任是对违反刑事法律义务的行为（犯罪）所引起的刑事法律后果（刑罚）的一种应有的承担。从国家方面来说，刑事责任就是对实施违法行为的人即犯罪行为的人的一种否定评价。在我国，所谓刑事责任，就是国家司法机关依照刑事法律规定，对实施犯罪的人所作的一种否定的道德政治评价。也有的认为，刑事责任是国家依据刑事法律对实施犯罪的人判处的刑罚。

刑事责任与犯罪和刑罚的关系是紧密联系的。刑事责任介于犯罪和刑罚之间，对犯罪和刑罚的关系起着调节作用。用公式来表示：犯罪→刑事责任→刑罚处罚。犯罪行为是负刑事责任的基础和前提，当犯罪行为负有刑事责任的时候，就应当处以刑罚。刑罚是以行为人负刑事责任为前提的，受刑罚处罚的人，没有不负刑事责任的；而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就是刑罚。具体来讲，其一，刑事责任的存在决定刑罚的存在。刑事责任是刑罚的前提，刑罚是刑事责任的后果。其二，刑事责任的大小是处以刑罚轻重的标准，以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其三，刑罚是刑事责任的主要体现形式，即刑事责任主要是通过刑罚来实现的。当然，在我国，刑事责任也并不是绝对地伴随以刑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处以刑罚的，也可以免于刑罚处罚。

在前苏联，关于刑事责任的原理，普遍的结论是：就其本质来说，刑事责任归根结底是一种表现为刑罚的法律关系。刑事责任就是刑罚。所谓刑事责任，即透过这种现象看到的主要东西，应当说刑事责任就是适用和实现刑罚的过程。就其实质而言，正是适用和实现刑罚而体现了刑事责任。刑罚就是刑事责任的体现。有的学者认为，刑罚和刑事责任是二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刑事责任主要在刑罚中得到实际体现。刑事责任和刑罚之间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刑罚是实现刑事责任的最终形式，表示刑事责任的以前各阶段的结果。甚至还有许多学者认为，“刑事责任”和“刑罚”这两个概念是同义词，二者之间没有差别。

综观世界各国的一般法律原则和已有的国际法实践，作为刑事责任表现形式的刑罚，具体表现为：剥夺生命刑（死刑）、剥夺自由刑（无期徒刑和有其徒刑，或称终生监禁和监禁）以及罚金。其中，剥夺生命刑和剥夺自由刑是最主要的刑罚方法，在许多国家，罚金则是作为附加刑适用的。如此而言，作为国家，除了罚金以外，又如何能够承受剥夺生命和剥夺自由的刑法处罚呢？国家作为抽象的实体，其本身没有意识，根本不可能承担剥夺生命刑（死刑）、剥夺自由刑（终生监禁和监禁）的刑罚处罚。

根据刑事责任的一般原则，假设国家可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那么，所谓国家的刑事责任，应当是指当国家构成国际犯罪时，国际社会对该国所作的否定评价。具体来说，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也应当承受刑罚处罚。但是，国家既然不可能承担剥夺生命刑（死刑）、剥夺自由刑（终生监禁和监禁）的刑罚处罚，那么，国家唯一能够承受的刑罚处罚就是罚金。有的者以此认为，这是国家能够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但是，众所周知，在国家构成了严重国际犯罪的场合，例如，战争犯罪，罚金的刑罚处罚根本就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是各国法律体系中普遍规定的国际法的一般法律原则，具有国际法渊源的性质。对国家在构成严重国际犯罪的场合仅处以罚金，根本无法体现这一刑法原则。因此，对国家而言，显然不具备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能力。反之，在国家因构成国际犯罪而承担国家责任的场合，赔偿损失是国家承担国家责任的形式，而“赔偿损失”作为一种国家的法律责任形式，其本身已经足以替代罚金刑。

（二）国家责任与国际刑事责任的区别

在国际法上，国家责任和国际刑事责任都是国际法律责任。但是，二者具有本质的区别。首先，从国际法渊源来看，国家责任的国际法规则，虽然已经具有了国际法实践，但是，至今仍然还是国际法习惯规则。而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制度，是国际条约明文规定的成文法，在国际法上具有明确的犯罪构成要件及其承担方式，是有法可依的。其二，从行为方式来看，国家责任的前提是实施了二种行为：违背国际义务的国际不当行为或不行为可归因于国家，或者，国家实施的国际罪行构成了国际犯罪。而国际刑事责任，则是以单一的国际犯罪为前提，必须具有国际法明文规定的国际犯罪行为。其三，从责任的性质和方式来看，国家责任，在国际法上不具有刑事制裁性质，其责任形式表现为：限制主权，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和道歉等。而国际刑事责任则具有刑事制裁的性质，是一种刑罚惩罚，表现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罚金。最后，从承担责任的主体来看，承担国家责任的主体必须是国家。而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只能是个人。在国家因其国际罪行而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由于规定国际犯罪的任何国际刑法条约没有规定对国家的刑罚方法，该国家也不可能因为其国际犯罪而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而国际刑事责任，在现有的国际刑法条约或条款中均规定是由个人承担其责任的。

主张国家可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观点，总是将国家刑事责任混同于国家责任。有的学者将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方式混同与国际

责任的形式。例如，有的将国家刑事责任的方式表述为：终止国际犯罪行为，赔礼道歉并保证不再重犯，赔偿，罚金、没收财产，国际制裁，剥夺国际社会成员身份以及限制主权。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包括刑罚处罚：罚金，限制主权和撤销联合国席位；也包括非刑罚处罚方式：经济制裁，命令终止犯罪行为，赔偿和道歉。还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刑事责任的形式有：限制主权，包括军事占领、军事管制、限制国家武装力量等；赔偿；国际制裁，即联合国安理会根据宪章第41条和第42条采取的武力和非武力的制裁措施。

以上所谓的刑事责任的方式，除了罚金之外，都不具有刑事制裁性质，都不是刑罚处罚，根本就不是国际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可见，这种随意扩大国际刑事责任范围的观点，混淆了国家刑事责任与国家责任的本质区别。

（三）国家是国家责任的承担者

国际犯罪由个人承担刑事责任，国家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国际法并不免除国家的一般国际责任。国家承担国际责任的国际法规则，从19世纪后期开始，通过许多国际仲裁裁决而形成了习惯国际法，但是，至今仍然处于习惯法的支配之下。当然，国家的国际责任，作为国际法上的一项制度，它也是一种国际法律责任。为了与国际刑事责任相区别，笔者将这种国家责任称为一般国际责任。在国际法上，“国家责任”，“国际责任”和“国际法律责任”是经常通用的，并无特别的不同之处。

根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79年拟定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规定，笔者认为，所谓国家责任，是指一国因其违背国际义务的国际不当行为或不行为可归因于国家，或者，国家实施了国际罪行所应当承担的国际法律责任。

国家责任的行为，包括二个方面：其一，是国际不当行为或不行为。这种行为不一定直接以国家的名义作出，符合草案规定的其它机关或代表国家的个人的行为，均可以归因于国家而成为“国家行为”（草案第2章）。其二，是国际罪行，即必须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国际犯罪（草案第19条）。国家由于以上行为而承担国际法律责任。

国际责任的形式，草案第1条规定：“一国对于该国的每一国际不当行为需负国际责任”，但是，草案并没有具体规定“国际责任”的表现形式，更没有规定所谓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因此，国际责任的形式，只能从国际法实践中加以归纳。具体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限制主权。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盟军对德国和日本所实行的军事占领和管制。其二，恢复原状。例如，1977年1月19日，关于利比亚政府与外国公司得克萨克－卡拉西亚斯蒂克争端案的仲裁裁决。该裁决称，恢复原状是对不履行合同的正常制裁。其三，赔偿损失。例如，1927年，常设国际法院关于霍佐夫工厂案的判决指出，责任形式以恢复原状为原则，如不能恢复原状，则以金钱赔偿代替。补偿的义务是未遵守公约的不可或缺的后果，这无需在公约中作出明确规定。其四，道歉。作为最轻的一种国家责任形式，道歉，在国家之间经常发生。

综上所述，国际法发展到今天，在国家刑事责任与国家责任的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世界各国所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国家及其代表国家的个人，在实施了国际犯罪的场合，该国家及其代表国家的个人均可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但是，代表国家的个人对其国际犯罪行为直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具体表现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罚金等刑罚处罚；同时，该个人的国际犯罪行为还可以归因于国家，而被视为是国家的行为，使国家承担国家责任。但是，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国家承担国家责任的方式，具体表现为限制主权、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和道歉等责任形式。

四、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原则及其国际法实践

虽然，国家和个人都是国际犯罪的主体，然而，无论是国际法实践还是国际法立法均已证实，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而只有个人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因为，只有个人才有能力承受刑罚处罚。

（一）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确立

在传统的国际法上，国家在国际法上不负国际刑事责任，对于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所作的国际犯罪行为，个人是不为国家行为承担责任的。如果，个人服从或执行国家的政策或命令而实施了国际犯罪，该个人并不承担刑事责任，而是由该国家承担国家责任。

最早规定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规范和实践，可以追溯到《凡尔赛和约》。1919年1月，五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外交部长在凡尔赛召开会议，准备起草对德和约（《凡尔赛和约》）。同时，还任命了若干个委员会以处理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第二委员会负责处理战争发动者的责任和刑法问题。该委员会建议对战争负有责任的任何个人，无论其官居何位，包括国家元首，都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根据《凡尔赛和约》第227条的规定，协约国及其参战各国公开控诉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破坏国际道义和条约尊严的严重罪行，并成立了一个由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五国组成的特别法庭。特别法庭有权决定其应当适用的刑罚。《凡尔赛和约》第228条和第229条还规定，德国承认协约国有权以战争罪审判德国国民并承担将罪犯交给由协约国组成的军事法庭的义务。然而，由于威廉二世逃亡荷兰，并得到荷兰政府的庇护，致使对战争罪犯的审判最终没有实现。但是，《凡尔赛和约》正式确立了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原则，即，个人作为国际罪行的实施者，在实施国际犯罪行为时，无论其身份如何，也无论是以国家的名义或以国家代表的名义所作的行为，都应当承担与其犯罪行为相适应的刑事责任。

（二）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实践

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建立和审判实践，再次重申并证实了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原则。

1943年10月30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发表了关于严惩战争罪犯的《莫斯科宣言》，决定起诉并追究德国战争罪犯的刑事责任。1945年8月8日，美国、前苏联、英国和法国签署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在德国纽纶堡设立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并对德国法西斯战争罪犯进行审判。

根据宪章第6条的规定，法庭有权审判及惩罚一切为轴心国利益以个人身份或团体成员身份犯有罪行的个人。犯罪人应负个人责任。同年10月18日，国际军事法庭受理了对戈林、赫斯等24名战犯的起诉。1946年10月1日，国际军事法庭作出判决，其中，12名战犯被判处绞刑，3名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4名战犯被判处10年至20年有期徒刑。有3人被宣告无罪，另有2人在审判中死亡。

1945年7月26日，中国、美国和英国了“促使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随后，前苏联也作了附署。波茨坦公告规定了日本投降时必须接受的各项条件，并决定对日本战争罪犯处以严厉的法律制裁。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总部了《成立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特别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及其附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法西斯战争罪犯进行审判。上述特别通告和宪章是在盟国的授权下拟定的，而且，其国际军事法庭是由中国、前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印度、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实际上，这是盟国之间的国际协定，具有条约的效力。根据宪章第5条规定，法庭有权审判及惩罚以个人身份或团体成员身份犯有的各种罪行，犯罪个人应单独承担责任。

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受理了对东条英机等28名战犯的起诉，并于同年5月3日开始审判。结果，在受审的28人中，除2人在审判期间死亡，1人丧失行为能力外，其余25人中，有7人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人被分别判处20年和7年有期徒刑。

上述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其判决书中认为，个人因违反国际法而受到惩罚。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由个人而不是由抽象的实体实施的，因此，只有惩罚实施这些犯罪的个人，才能使国际法的规定得到执行。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确立了许多原则。但是，这些原则的确立并非因为判例本身的作用，而是由联合国决议及有关的条约加以确立的。1946年1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95（1）号决议，确认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所包括的国际法原则。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于1950年编篡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及其判决书中所包含的原则。其中有一项就是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原则。

（三）当代国际法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最新实践

当代国际法的审判实践和国际立法，再一次重申了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原则。《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第7条第1款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第6条第1款都明确规定，凡计划、教唆、命令、犯有或协助或煽动他人计划、准备或进行规约所涉犯罪的个人，应该为其犯罪行为承担个人责任。

1991年6月，在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境内爆发了一场民族间的武装冲突。为此，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宣布国际人道主义法对各参战方均有拘束力，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个人应承担刑事责任。1993年2月22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建立一个“起诉对1991年以来，在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人员的国际法庭”，简称“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1993年6月，安理会通过决议，宣告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正式成立，并通过了法庭规约。根据规约第7条第1款的规定，对人的管辖权范围是自然人；排除了对法人、实体和国家的管辖权。

1962年7月1日卢旺达宣告独立后，图西族和胡图族多次发生民族冲突。卢旺达国内爆发了全面内战。在这场内战中共有50多万人死亡，200多万人逃亡国外。1994年11月8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设立一个国际法庭，负责起诉1994年1月1日至1994年12月31日期间，卢旺达境内灭绝种族和其它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责任者，以及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灭绝种族和其它这类犯罪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该法庭简称“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根据法庭规约的规定，对人的管辖权范围是自然人，即卢旺达公民；个人负担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

1998年7月17日，国际社会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外交大会上通过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以下简称“规约”）。规约第25条明确规定，法院对实施了法院管辖权范围内的国际犯罪的自然人有管辖权；犯罪的个人根据规约的规定承担个人责任，并受到处罚…。规约同时还规定，关于个人责任的任何规定，并不影响国家根据国际法所承担的责任。可见，《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明确规定了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原则，而没有涉及任何国家犯罪和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

综上所述，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也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国家的行为总是由其代表人物策划并具体实施的，在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但是，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因其代表国家的个人构成国际犯罪的，其个人的行为应归因于国家。据此，国家应当承担国家责任；国家因为不能承受刑罚而没有能力承受国际刑事责任。个人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在其构成国际犯罪的情况下，应当由其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是，个人只能作为国际犯罪和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而并不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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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王虎华：《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国际犯罪罪责难逃》，《解放日报》专家论坛，1999年5月14日第3版。

刑事责任范文篇4

据报道：“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比例逐年上升，未成年人初始犯罪年龄越来越低。仅以江苏为例，10至13岁年龄段的低龄犯罪占到70％。”由于他们都不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往往对法律肆无忌惮。《扬子晚报》一则消息说：一少年惯偷受审语时出惊人：“到16岁就不再作案了”。为有效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有人建议采取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做法，还有人认为关键在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不需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在整个青少年犯罪中，18岁以下的青少年犯罪达80％以上。青少年犯罪已成为当前刑事犯罪活动中的热点问题。分析青少年犯罪的原因、特点，寻觅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对策，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

我国社会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多岔路口，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利益多元化、人的社会角色多样化等问题，使人们（尤其是成人）深刻感觉到了:社会不稳定了、社会规则和人的行为规范不断地受到挑战和冲击；因此也导致了人们行为的“失范”，即违规、越轨。从法治建设的角度讲，违规、越轨除了违反道德就是违法。违法的种类对普通公民而言，主要有民事违法、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三种；与这三种违法相对应的法律责任就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对成年人而言正确认识和承担法律责任尚有相当的难度，何况青少年（未成年人），他们连什么是“行为规范”都未必清楚；对于用“降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的方式，以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看法，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不能以降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解决青少年（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因为这实质涉及的是关于法治建设中对人的态度问题。青少年（未成年人）是我们事业的接班人，我们必须积极地分析问题，帮助青少年（未成年人）走出误区，而不是将其推向我们的对立面。本人认为，刑事责任中的青少年具有违法犯罪行为人和受害人的双重身份和法律地位；因此，本文从这两方面分析“刑事责任中的青少年（未成年人）”的相关问题。

二、青少年（未成年人）犯罪和受害同时存在

（一）青少年（未成年人）犯罪的表现和特点

随着社会传播媒体的空前发展，青少年（未成年人）以敏感的心灵感受着时代的变化，增加见识的同时，因其生理、心理的不成熟，青少年（未成年人）犯罪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无论从犯罪动机、犯罪形式、犯罪的手段等等方面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1、青少年（未成年人）犯罪动机具有贪利性特点，这实质是人类弱点的一种表现。就市场经济的共性而言，其消极因素对不知劳动创造财富、劳动的艰辛的青少年（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看到了成人对利益的追求的无节制，一些人为了获得利润，甚至不惜违法犯罪。青少年（未成年人）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影响，绝大多数为满足物质欲望的贪利性犯罪。这“贪利性”的犯罪动机，可以说是教育不到位的直接结果。

2、青少年（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表现方式具有犯罪行严重，大要案多的特点。青少年时期正处于人生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时期。由于某些青少年在社会化进程中没有形成健全的人格，又受到一些不健康的影视作品的不良影响，并且年少气盛，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中，不仅不计后果，且带有很大程度的疯狂性；具体表现为：（1）行凶杀人、严重伤害。有的青少年谋财害命、焚尸灭迹；有的报复杀人，如北京一菜市中两户来京商户发生争执，大人被警察带走后，自认为无过错方的十三岁女孩将对方的两岁幼儿杀死；有的因早恋矛盾杀（害）死对方；有的因邻里矛盾打架斗殴，严重伤害他人；甚至家庭矛盾上升为暴力犯罪，如轰动一时的一高中生杀母案、一大学一年级学生杀父及杀祖母案；（2）暴力抢劫。近年来，青少年抢劫犯罪已由原来的随意性向特定性方向发展，犯罪手段由原来的仅仅凭借拳脚施暴、口头危胁转向使用武器，如手持匕首、棍棒、屠刀、抢支等作案，如中学生枪小学生的案件时有报道；（3）暴力强奸。这部分犯罪分子手段恶劣。如近年经常见瞩报端的中学生结伙拦截妇女的强奸轮奸案件等。

3、青少年犯罪的组织形式具有团伙性特点。渴望友情、乐于合群，是青少年的一种心理需求是独立意识的外在表现。青少年往往在到了心理断乳期，就容易在父母面前封闭自我，而更爱与年龄相仿、趣味想投的伙伴在一起，形成一群体。青少年违法犯罪也便多以团伙形式出现，这些犯罪团伙大小不一，少则三五人，多则上百人。由于青少年经验少，能力差，他们结伙作案，可以相互鼓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恐惧感和孤独感。特别是一些未成年犯罪人员往往是在校的双差生、辍学生、流失生。这些人往往是学校的落后群体或者是由于邻里关系，或者是结识于游戏机、录放厅等低游戏场所共同的失落感、消极心理和志趣，使他们聚合在一起。因此，团伙犯罪则成为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形态，其社会危害性极大。据有关部门调查，在青少年犯罪案件中，约有60-70%属于团伙犯罪。如西安警方破获的一个以绑架、抢劫、伤害为手段连续作案的青少年黑社会团伙“山合社”；湖北恩施市公安局红土乡派出所捣毁的乡某民族中学具有黑恶性质的学生组织“太阳帮”，这个帮已成立一年多，其成员均是该校初中一、二、三年级的学生，有77人；据黑龙江省公安厅研究室对哈尔滨少管所700名在押犯调查，团伙犯罪占88.23%。其中杀人团伙占17.1%，抢劫团伙占43.75%，盗窃团伙占27.38%，强奸团伙占7.25%。在青少年团伙犯罪中，有些属于一般性结伙犯罪，但也有相当数量的犯罪团伙向犯罪集团发展，并且有的青少年犯罪团伙已经成为完整上意义的犯罪集团。从近几年青少年团伙犯罪发展趋势看，团伙作案惯做大案要案，一旦团伙中加入了“两劳人员”或“惯犯”、累犯等成员时，团伙便很快从一般性结伙犯罪发展成为有组织的犯罪团伙，甚至成为一种带有黑社会色彩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当前许多青少年犯罪团伙不仅有名称、有头目，而且有纪律，实施犯罪时有计划、有分工，大部分青少年犯罪团伙属于同性组成的团伙，但也有不少是男女青少年组成的混合型团伙。有的犯罪团伙实施特定的单一类型的犯罪，但也有不少犯罪团伙实施多种类型的犯罪。犯罪团伙的精神纽带主要是“哥们义气”和性格志趣的一致性及犯罪意识、犯罪利益的相联性。他们凭借人多势众，称霸一方，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一般地说，大案要案均为青少年犯罪团伙所为。

4、从青少年犯罪的教育改造情况看，具有反复性特点。青少年思想具有很大的可塑性，极易受客观外界条件的影响，往往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违法犯罪的青少年，易于接受教育改造。但另一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反复性。例如，有的青少年犯过去只是“一面手”，从劳改、劳教农场出来后，则变成了“多面手”。根据研究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多年间，我国青少年重新犯罪率很低，一般不到5%；到了八十年代，重新犯罪率上升到100%左右。近些年来，青少年重新犯罪率不断增加，有些地方达到15%以上，甚至在20%左右。个别地区超过了30%以上。据调查，青少年重新犯罪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所犯新罪往往比以前犯罪的要严重得多，当前我国许多大案要案和恶性案件，多系重新犯罪分子所为。特别是一些青少年累犯、教唆犯及犯罪团伙头子，他们虽然经过多次处理和教育挽救，但是，由于他们多次作案强化了犯罪动机，已由初犯的恐惧，转为熟练，当他们的犯罪行为受到制裁或不切实际的需求受阻后，非但不思悔改，不予收敛，反而疯狂地报复社会，成为对社会治安极具危险的分子。

（二）青少年（未成年人）犯罪和受害同时存在的表现

1、青少年（未成年人）犯罪和受害同时存在的辨证关系

因为违法犯罪是一把双刃剑，违法犯罪行为对社会危害有多大，行为人自己承担的刑事责任就应当有多重。之所以说“青少年（未成年人）犯罪和受害同时存在”，就是从上述对青少年（未成年人）犯罪的分析中可见，青少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情节有多重，其受害的程度就有多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至今是，一方面对青少年（未成年人）犯罪无论是从国际上还是从国内来看，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作为这种研究成果的结晶——青少年（未成年人）犯罪理论（犯罪学其中的一个分支）作为一门学科已建立起来并有了较大的发展；而另一方面，青少年（未成年人）作为被害人的研究虽然在国际上已有较长的时间，但作为一门学科体系的建立则是最近的事；从国内来看，对被害人的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对青少年（未成年人）作为被害人的研究不仅还未有成果，而且还有人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追究青少年（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这就出现了对同一问题两个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一轻一重的现状，这一状况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影响了国际预防犯罪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也影响了学科体系的发展；更不利于对我们的后代——接班人的培养教育，不利于打击、惩罚真正的犯罪分子和帮助青少年（未成年人）保护自己的目的。

从责任的承担角度看，对青少年（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追究之前，在青少年（未成年人）初次（期）犯错误时，应当通过其法定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或一定的行政责任方式，敦促或促进家长、学校和社会共同注重对未成年人“问题”前的教育，而不能靠“杀鸡给猴看”的惩戒方式，甚至“降低少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的方式”把社会问题压到孩子肩上。因为孩子的世界观还未形成，孩子的话还很幼稚（即使其出言不逊）；成人只有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引导、帮助的义务，而无用未成年人的无知、幼稚来惩戒未成年人的权利（权力）。靠刑罚、甚至靠降低少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的方式“有效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是成人世界的幼稚、无知、愚蠢、无能！从这个角度说，成人未尽相应的义务，青少年（未成年人）就已经成了受害人；进一步讲，青少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原因，无论客观的主观的，最终还是追到了成人的身上。

2、加强青少年犯罪和作为被害人研究的意义

加强青少年犯罪的被害人研究，是制定科学的刑事政策的需要；有助于揭示和预见犯罪发生的规律和特点，以便加强对犯罪的预测和预防；可以防止恶逆变的发生，从而加速社会的净化；是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和司法实践中揭露犯罪的需要。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另立项目研究；因为这个问题涉及了刑法学、犯罪学、犯罪心理学、司法救助等等理论，本文不足以包括。

三、青少年（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及社会帮助

（一）青少年（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有关法律规定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刑法的上述规定告诉我们，犯罪时年满十六周岁的青少年（未成年人），进入“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段；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青少年（未成年人），只有触犯了刑法规定的8种法定罪名的，才承担刑事责任，被称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段；犯罪时不满十四周岁的少年（未成年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精神，为“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段。

刑法的上述规定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从追究刑事责任角度看，这个规定足以使未成年人在触犯法律后受到惩戒、教育了。因此家庭和学校必须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不要等出了问题再指责“法律的不完备”、“孩子不听话”。

（二）预防青少年青少年（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帮助

预防和减少青少年青少年（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全社会应共同关注，具体采取以下对策：

1、应遵循的原则

（1）教育与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教育和保护是相辅相成的，教育是为了保护，保护必须进行教育，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达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与保护相结合，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一项符合未成年人成长特点的科学原则，它的确立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2）及时防治原则

及时防治原则可分为两个方面内容：一是采取积极预防的措施，整顿包围未成年人的不良社会环境，消除产生犯罪的原因和条件；二是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及时进行矫治。及时防治原则的积极意义在于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着眼点放在消除犯罪的原因和条件方面，放在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方面，从而使刑罚的目的由事后的消极惩罚转向事前的积极预防。这种抓早、抓小、抓苗头、抓原因的立法思想，有利于把未成年人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3）依法综合治理原则

犯罪，尤其是未成年人犯罪，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犯罪的发生和变化，犯罪的原因和危害后果，均具有社会性、综合性，是社会上各种消极因素、不良影响、恶劣环境等在未成年人身上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犯罪实际上是社会消极面的“综合症”。从未成年人犯罪的产生原因看，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就客观方面原因而言，有的是家庭方面的原因，如父母离异，教育、监护不力，父母、监护人有不良行为或违法犯罪行为；有的是社会方面的原因，如不良书刊或含有渲染暴力、色情、、恐怖活动内容的影视作品和出版物的不良影响；有的是学校方面的原因，如政治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不力，片面追求升学率，疏于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尤其是对“双差生”进行冷落或歧视等。由此可见，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是社会问题的综合反映。因此必须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齐抓共管，通过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

（4）科学性原则

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预防上，要求家长、学校了解掌握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变化的规律性，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既不能采取“不打不成材”的粗暴式教育方法，也不能溺爱成灾。《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4条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举办各种形式的讲座、座谈、培训等活动，针对未成年人不同时期的生理、心理特点，介绍良好有效的教育方法，指导教师、未成年人的父母和其他监护人有效地防止、矫治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这表现在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处理上，要求必须与成年人区别开来，在侦查、起诉、审判以及施行强制措施、教育改造等各个环节上都要充分体现“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规定，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和犯罪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制教育；第46条规定，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

2、社会帮助的具体措施

（1）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采取各种有力措施，扫除社会丑恶现象，净化社会及学校周边环境，清除不良影响，使青少年有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尤其家长要首先守法。

（2）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宣传教育，使青少年遵纪守法

采取多种形式比如可利用各种传媒的方式，使宣传教育不再枯燥，更符合青少年的接受方式，包括使用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形式，引导青少年遵纪守法。

（3）加强学校的法制教育

学校教育要把教书和育人结合起来，教师首先树立与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政治文明建设要求相适应的法律素质，在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中以身作则，与学生平等相待，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4）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应采取有别于成年人的方法，建立相应的制度教育和挽救犯罪的青少年

司法机关要广泛宣传：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的精神，认真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寓教于审、惩教结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犯罪的青少年在侦查、起诉、审判、改造等环节采取有别于成年人的方法，着眼于教育和挽救，以达到既治病又救人的目的。

刑事责任范文篇5

关键词：国际刑事责任，国家责任，国际犯罪，刑罚，个人承担

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问题，在国际法学界存在着三种理论学说，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在一定场合下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上述二种学说，混淆了国家责任与国际刑事责任的区别，也无法阐明对国家的刑事制裁方式。第三种观点认为，国家不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也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这种观点否定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资格，与现有的国际法习惯规则相悖。

一、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渊源及其评价

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奥本海国际法》和巴西奥尼的《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

（一）劳特派特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

英国国际法学家劳特派特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主张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国家的责任是不限于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的。如果国家及其代表国家作行为的人作了违法国际法的行为，而这种行为由于其严重性、残忍性及其对人类生命的蔑视而被列入文明国家的法律公认的犯罪行为一类，国家以及代表国家作行为的人就担负刑事责任。该学说还认为，对于违反战争法的行为负责的个人所犯的战争罪应受惩罚的规则，已经普遍地被承认为国际法的一部分，而这就是承认国家刑事责任的另一个例子。因为，战争罪犯的犯罪行为通常并不是为了实现私人的利益和欲望，而是代表国家并作为国家机关而作的。

根据劳特派特的理论，国家以及代表国家实施国际犯罪的个人都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然而，这一理论试图阐述的国家刑事责任，实际上仍然还是一般的国际责任，即国家责任。因为：其一，“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并不是国际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而是国家责任的承担方式。国际刑事责任的形式应当表现为刑罚处罚。其二，劳特派特虽然认为，国家的责任是“不限于”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的，但是，他并没有接着阐明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制裁方式。既然是“不限于”，那么，“超出”国家责任形式的国际刑事责任形式又是什么呢？劳特派特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此，其所谓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并没有突破一般国际责任的范围。

（二）巴西奥尼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

美国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在其出版的《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一书中，比较详细论述了国家的犯罪行为及其国家的刑事责任。

但是，巴西奥尼所主张的国家的犯罪行为及其国家的刑事责任，并没有被国际法实践所证实，也没有为国际立法所采纳。

（三）詹宁斯爵士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

英国国际法学家罗伯特？詹宁斯爵士和阿瑟？瓦茨爵士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重述并强调了劳特派特主张的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理论。同时认为，某些国际不法行为，由于所违反的义务的内容具有特别重要性，引起了特殊的和更为严重的国际责任。……国家以及代表国家作行为的人就担负刑事责任。

应当指出，詹宁斯爵士在其论述中，也注意到了国际法委员会于1954年通过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规定。他认为，国际法委员会对该草案的审议，是与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有关的，而不是与国家的刑事责任有关的。在国际法上归类为罪行而产生的不同于国家责任的国际刑事责任制度，其国家行为有什么法律后果，尤其是对这种行为所可能采取的制裁属于什么性质，是不明确的。没有一个对国家有适当的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法庭。也没有任何国际司法判决规定和适用国家的刑事责任原则。

可见，詹宁斯爵士也意识到，他无法阐明对国家的制裁方式及其性质。他只能寄希望于对国家具有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法庭来证实其理论观点，希望用国际法实践来解决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问题。但是，他当然没有看到此类的国际法实践，也不可能看到，现已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只规定了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而根本没有涉及任何国家犯罪和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

综上所述，西方学者虽然主张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是，这种理论并没有解决对国家的制裁方式，而最终为国际法实践和国际立法所摒弃。

二、我国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述评

我国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学说，深受西方学说的影响。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笔者称之为“国家刑事责任承担说”。根据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特定场合，又分离出另一种学说，即“国家刑事责任特定场合承担说”。此外，也有部分学者主张，国家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即“国家刑事责任否定说”。

（一）国家刑事责任承担说

这种学说主张，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譬如，有的学者认为，国际法上所说的刑事责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刑事责任，二是个人的刑事责任。国家刑事责任是国家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国家应负国家刑事责任已经为国际司法实践和学者的意见所证实。也有的学者认为，根据现代国际法，国家也可以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而且，国家必须为其所犯的国际罪行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国家刑事责任的形式有：限制主权，包括军事占领、军事管制、限制国家武装力量等；赔偿；国际制裁，即联合国安理会根据宪章第41条和第42条采取的武力和非武力的制裁措施。还有的学者认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79年提出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中，规定了国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因此，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综上观点，简言之，就是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是，这种学说却同样不能阐明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方式。应当指出，上述学者错误地认为，国家刑事责任是国家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国家应负国家刑事责任已经为国际司法实践和学者的意见所证实。事实并非如此，其一，国家刑事责任不是国家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因为，国家责任的承担方式与国际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其二，至今为止，尚无国际司法实践证实，国家刑事责任是国家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更没有证实国家能够承担国家刑事责任；其三，综观当代国际法，没有一项条约和习惯法规则规定国家可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还有的学者错误地认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79年拟定的《关于国家责

任的条文草案》中，规定了国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其实不然，该草案仅仅规定了国家因其国际不当行为而构成国际犯罪的问题，在该草案的全部50个条文中，没有一个条款规定或涉及到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至于有的学者所列举的国家刑事责任形式，根本没有刑罚处罚的性质，实际上都不是国家刑事责任的形式，也不全是国家责任的形式。

（二）国家刑事责任特定场合承担说

“国家刑事责任特定场合承担说”，与上述“国家刑事责任全部承担说”的观点基本相同，无非是强调了“在一定场合”作为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条件。这种学说主张，国家因为实施了特定的国际犯罪行为而构成国际犯罪，从而使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譬如，有的学者认为，当一个国家犯了从事侵略战争的国际罪行时，这个国家就应负国际刑事责任。也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在两种情况下可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一种是在战争犯罪的场合；另一种是在国家不履行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从而以其不作为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据此，国家在一定场合下可能成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

这里的“在一定场合”或特定场合，是指国家实施了特定的国际犯罪的场合，特指最严重的侵略战争犯罪，以及不作为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这种观点与上述《奥本海国际法》的观点非常相似。然而，这种学说同样不能阐明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方式。还应当指出，所谓“在一定场合”或特定场合，即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并不是理论上随意特定的，而必须根据国际公约的规定来衡量其犯罪构成，必须具有国际法上的依据。因为，国际犯罪的认定同样也适用“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一般法律原则和国际法习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以上关于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理论观点，之所以认为国家能够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或在一定场合下能够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是因为基于这样的一个推理：因为，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所有，国家就是国际犯罪的主体；既然国家是国际犯罪的主体，那么，国家当然也是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因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其实不然，首先，国家能否构成国际犯罪，应当根据国际法来确定，应当有国际公约的明文规定。因为，国际犯罪具有构成要件，在没有国际公约规定的情况下，国家又何以能够构成国际犯罪呢？其次，上述学说最终仍然不能阐明对国家如何适用刑罚的问题。因为，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国家是不能承受任何刑事制裁的。再次，国家责任的习惯法规则已经为国家设定了其犯罪行为的一般国际责任。对于国家而言，即使构成国际犯罪，其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是国家责任，而不是国际刑事责任。这二种法律责任及其承担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三）国家刑事责任否定说

这种学说主张，国家不能构成国际犯罪，也不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更不能追究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国家不能承受国际刑事责任，只有个人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譬如，有的学者认为，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但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国家是抽象的实体，没有意识，根本不存在故意或过失的问题，所以它不具备国际犯罪构成的要件，因此，国家不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由此论断，国家不能承受国际刑事责任。还有的学者认为，国家作为由其全体人民组成的社会，根据“社会不能犯罪”的格言，指控包括整体意义上的人民在内的国家犯罪并承担刑事责任是令人怀疑的；而且，即使国家罪行的概念成立，国际社会也尚无审判和惩罚犯罪国家所必需的基本机制。在这样的现实下，国际刑事法院不应该也不能够把国家作为国际罪行的刑事责任主体来行使管辖权和进行审判。

综上所述，这种学说，不仅否定了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而且还否定了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资格。该理论学说的基础是：因为国家不具备犯罪构成的要件，所以，国家不能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因为国家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所以，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三、国家不能承受国际刑事责任

（一）国家不能承受刑罚而缺乏刑事责任能力

各国刑事立法的一般法律原则表明，刑罚处罚是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所谓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对其犯罪行为引起的法律后果的承担，主要是国家审判机关依据刑法及其他刑事法律规范对犯罪人及犯罪行为的制裁。刑事责任是对违反刑事法律义务的行为（犯罪）所引起的刑事法律后果（刑罚）的一种应有的承担。刑事责任是国家依据刑事法律对实施犯罪的人判处的刑罚。

刑事责任与犯罪和刑罚的关系是紧密联系的。刑事责任介于犯罪和刑罚之间，对犯罪和刑罚的关系起着调节作用。用公式来表示：犯罪→刑事责任→刑罚处罚。犯罪行为是负刑事责任的基础和前提，当犯罪行为负有刑事责任的时候，就应当处以刑罚。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就是刑罚。当然，在我国，刑事责任也并不是绝对地伴随以刑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处以刑罚的，也可以免于刑罚处罚。

在前苏联，关于刑事责任的原理，普遍的结论是：就其本质来说，刑事责任归根结底是一种表现为刑罚的法律关系。刑事责任就是刑罚。刑事责任就是适用和实现刑罚的过程。就其实质而言，正是适用和实现刑罚而体现了刑事责任。刑罚就是刑事责任的体现。甚至还有许多学者认为，“刑事责任”和“刑罚”这两个概念是同义词，二者之间没有差别。

国家唯一能够承受的刑罚处罚就是罚金。有的学者以此认为，这是国家能够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但是，众所周知，在国家构成了严重国际犯罪的场合，例如，战争犯罪，罚金的刑罚处罚根本就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是各国法律体系中普遍规定的国际法的一般法律原则，具有国际法渊源的性质。对国家在构成严重国际犯罪的场合仅处以罚金，根本无法体现这一刑法原则。因此，对国家而言，显然不具备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能力。反之，在国家因构成国际犯罪而承担国家责任的场合，赔偿损失是国家承担国家责任的形式，而“赔偿损失”作为一种国家的法律责任形式，其本身已经足以替代罚金刑。

（二）国家责任与国际刑事责任的区别

在国际法上，国家责任和国际刑事责任都是国际法律责任。但是，二者具有本质的区别。首先，从国际法渊源来看，国家责任的国际法规则，虽然已经具有了国际法实践，但是，至今仍然还是国际法习惯规则。而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制度，是国际条约明文规定的成文法，在国际法上具有明确的犯罪构成要件及其承担方式，是有法可依的。其二，从行为方式来看，国家责任的前提是实施了二种行为：违背国际义务的国际不当行为或不行为可归因于国家，或者，国家实施了国际罪行。而国际刑事责任，则是以单一的国际犯罪为前提，必须具有国际法明文规定的国际犯罪行为。其三，从责任的性质和方式来看，国家责任，在国际法上不具有刑事制裁性质，其责任形式表现为：限制主权，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和道歉等。而国际刑事责任则具有刑事制裁的性质，是一种刑罚惩罚，表现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罚金。最后，从承担责任的主体来看，承担国家责任的主体必须是国家，个人不能成为国家责任的主体。而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在现有的国际刑法条约或条款中均规定是由个人承担其责任的。在国家因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国家承担责任的方式是国家责任的形式，而不是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刑罚方法。

主张国家可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观点，总是将国家刑事责任混同于国家责任。将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刑罚方法混同与国家责任的形式。例如，有的学者将国家刑事责任的方式表述为：终止国际犯罪行为，赔礼道歉并保证不再重犯，赔偿，罚金、没收财产，国际制裁，剥夺国际社会成员身份以及限制主权。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包括刑罚处罚：罚金，限制主权和撤销联合国席位；也包括非刑罚处罚方式：经济制裁，命令终止犯罪行为，赔偿和道歉。还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刑事责任的形式有：限制主权，包括军事占领、军事管制、限制国家武装力量等；赔偿；国际制裁，即联合国安理会根据宪章第41条和第42条采取的武力和非武力的制裁措施。

（三）国家是国家责任的承担者

国际犯罪由个人承担刑事责任，国家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并不免除国家的一般国际责任。国家承担国际责任的国际法规则，从19世纪后期开始，通过许多国际仲裁裁决而形成了习惯国际法，但是，至今仍然处于习惯法的支配之下。当然，国家的国际责任，作为国际法上的一项制度，它也是一种国际法律责任。为了与国际刑事责任相区别，笔者将这种国家责任称为一般国际责任。在国际法上，“国家责任”，“国际责任”和“国际法律责任”是经常通用的，并无特别的不同之处。

<>关于国家责任的行为，根据草案的规定，包括二个方面：一是国际不当行为或不行为（即指不作为）。这种行为不一定直接以国家的名义作出，符合草案规定的其它机关或代表国家的个人的行为，均可以归因于国家而成为“国家行为”（草案第2章）。二是国际罪行，即必须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国际犯罪（草案第19条）。国家由于以上行为而承担国际法律责任。

关于国际责任的形式，草案第1条的规定，“一国对于该国的每一国际不当行为需负国际责任”，但是，草案并没有具体规定“国际责任”的具体表现形式，更没有规定所谓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因此，国际责任的形式，只能从国际法实践中加以归纳。具体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限制主权。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盟军对德国和日本所实行的军事占领和管制。其二，恢复原状。例如，1977年1月19日，关于利比亚政府与外国公司得克萨克－卡拉西亚斯蒂克争端案的仲裁裁决。该裁决称，恢复原状是对不履行合同的正常制裁。其三，赔偿损失。1928年，关于霍茹夫工厂案的判决指出，责任形式以恢复原状为原则，如不能恢复原状，则以金钱赔偿代替。其四，道歉。作为最轻的一种国际责任形式，道歉，在国家之间经常发生。

综上所述，国际法发展到今天，在国家刑事责任与国家责任的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世界各国所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国家及其代表国家的个人，在实施了国际犯罪的场合，该国家及其代表国家的个人均可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但是，代表国家的个人对其国际犯罪行为直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具体表现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罚金等刑罚处罚；同时，该个人的国际犯罪行为还可以归因于国家，而被视为是国家的行为，使国家承担国际责任。但是，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国家承担国家责任的方式，具体表现为限制主权、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和道歉等责任形式。

四、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原则及其国际法实践

虽然，国家和个人都是国际犯罪的主体，然而，无论是国际法实践还是国际法立法均已证实，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而只有个人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因为，只有个人才有能力承受刑罚处罚。代表国家的个人对其国际犯罪行为直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同时，该个人的国际犯罪行为还可以归因于国家，而被视为是国家的行为。因此，国家作为国际责任的主体，承担国家责任。

（一）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确立

最早规定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规范和实践，可以追溯到《凡尔赛和约》。根据《凡尔赛和约》第227条的规定，协约国及其参战各国公开控诉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破坏国际道义和条约尊严的严重罪行，并成立了一个由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五国组成的特别法庭。特别法庭有权决定其应当适用的刑罚。《凡尔赛和约》第228条和第229条还规定，德国承认协约国有权以战争罪审判德国国民并承担将罪犯交给由协约国组成的军事法庭的义务。然而，由于威廉二世逃亡荷兰，并得到荷兰政府的庇护，致使对战争罪犯的审判最终没有实现。但是，《凡尔赛和约》正式确立了个人承担的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原则，即，个人作为国际罪行的实施者，在实施国际犯罪行为时，无论其身份如何，也无论是以国家的名义或以国家代表的名义所作的行为，都应当承担与其犯罪行为相适应的刑事责任。

（二）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实践

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建立和审判实践，再次重申并证实了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原则。

1945年8月8日，美国、前苏联、英国和法国签署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在德国纽纶堡设立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并对德国法西斯战争罪犯进行审判。根据宪章第6条的规定，法庭有权审判及惩罚一切为轴心国利益以个人身份或团体成员身份犯有罪行的个人，犯罪人应负个人责任。1946年10月1日，国际军事法庭作出判决，其中，12名战犯被判处绞刑，3名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4名战犯被判处10年至20年有期徒刑。有3人被宣告无罪，另有2人在审判中死亡。

1945年7月26日，中国、美国和英国了“促使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随后，前苏联也作了附署。波茨坦公告规定了日本投降时必须接受的各项条件，并决定对日本战争罪犯处以严厉的法律制裁。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总部了《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特别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及其附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法西斯战争罪犯进行审判。根据宪章第5条规定，法庭有权审判及惩罚以个人身份或团体成员身份犯有的各种罪行，犯罪个人应单独承担责任。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受理了对东条英机等28名战犯的起诉，并于同年5月3日开始审判。结果，在受审的28人中，除2人在审判期间死亡，1人丧失行为能力外，其余25人中，有7人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人被分别判处20年和7年有期徒刑。

上述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其判决书中，一致作出结论：个人可由于违反国际法而受到惩罚。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由个人而不是由抽象的实体实施的，因此，只有惩罚实施这些犯罪的个人，才能使国际法的规定得到执行。1946年1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95（1）号决议，确认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所包括的国际法原则。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于1950年编篡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及其判决书中所包含的原则。其中有一项就是个人承担的国际刑事责任的原则。

（三）当代国际法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最新实践

1991年6月，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境内爆发了一场民族间的武装冲突。为此，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宣布国际人道主义法对各参战方均有拘束力，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个人应承担刑事责任。1993年2月22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建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根据法庭规约的规定，对人的管辖权范围是自然人；排除了对法人、实体和国家的管辖权。

1962年7月1日卢旺达宣告独立后，图西族和胡图族多次发生民族冲突。卢旺达国内爆发全面内战。1994年11月8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设立“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负责起诉1994年1月1日至1994年12月31日期间，卢旺达境内灭绝种族和其它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责任者，以及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灭绝种族和其它这类犯罪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根据法庭规约的规定，对人的管辖权范围是自然人，即卢旺达公民；个人负担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

1998年7月17日，国际社会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外交大会上通过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现已生效。《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25条明确规定，法院对实施了法院管辖权范围内的国际犯罪的自然人有管辖权；犯罪的个人根据规约的规定承担个人责任，并受到刑罚…。规约同时还规定，关于个人责任的任何规定，并不影响国家根据国际法所承担的责任。可见，《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明确规定了个人承担国家刑事责任的原则，而没有涉及任何国家犯罪和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

综上所述，国际犯罪的主体，是指实施了国际犯罪并依照国际刑法规范应当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个人或国家。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也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国家的行为总是由其代表人物策划并具体实施的，在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但是，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因其代表国家的个人构成国际犯罪的，其个人的行为应归因于国家。据此，国家应当承担国际责任；国家因为不能承受刑罚而没有能力承受国际刑事责任。个人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在其构成国际犯罪的情况下，应当由其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是，个人只能作为国际犯罪和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而并不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

参考文献：

[2]参见[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一分册，王铁崖、陈体强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64－265页。

[4]参见[美]巴西奥尼著：《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英文版）1980年出版，第153页。

[6]参见[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417页。

[7]参见[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417页。

[8]参见赵永琛著：《国际刑法与司法协助》，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第95页。

[9]参见邵沙平主编：《现代国际刑法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110页。

[10]参见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65页。

[11]参见黄肇炯著：《国际刑法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0－86页。

[12]参见张智辉著：《国际刑法通论》增补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1页。

[13]参见林欣主编：《国际刑法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14]参见高燕平著：《国际刑事法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15]参见高铭暄、王作富主编：《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页。

[16]参见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17]参见[前苏联]巴格里－沙赫马托夫著：《刑事责任与刑罚》，韦政强等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第92页。

[18]参见[前苏联]巴格里－沙赫马托夫著：《刑事责任与刑罚》，第108页。

[19]参见高铭宣、赵秉志主编：《当代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20]参见张旭著：《国际刑法论要》，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16－217页。

[21]参见高铭宣、赵秉志主编：《当代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214页。

[22]参见邵沙平主编：《现代国际刑法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110页。

[23]参见[韩国]柳柄华著：《国际法》下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

[24]参见[韩国]柳柄华著：《国际法》下卷，第223页。

[25]参见、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68－569页。

[26]参见、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69页。

刑事责任范文篇6

［关键词］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犯罪;恶意补足原则

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历来是法律乃至整个社会所重点保护的对象，我国刑法特意规定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但近年来，小于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事件频出，且犯罪手段残暴，犯罪后果严重。加之网络的传播与发酵，很多人对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开始持警惕态度，并且呼吁有必要降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下限或者借鉴国外的处理办法，对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做出一定的补充规定，以处罚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犯罪人。上述观点看似颇有紧迫性，但是仔细分析后发现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仍应当持谨慎态度。下文将通过详细分析刑事责任年龄的性质、立法者规定刑事责任年龄所有考虑的问题以及刑事责任年龄的作用，并且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特别是校园暴力的实际情况来理性分析是否需要对我国刑法中的刑事责任年龄进行相应的调整。

一、刑事责任年龄的法理分析

刑事责任年龄的本质其实是立法者对刑法中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做出的一种法律拟制。从立法技术来看，它是一种制度上的虚拟，是立法者特意地将不同事物等同视之的立法技术［1］;即立法者设定一个年龄，将符合该年龄的群体在法律上等同视之。这是一门凸显司法效率的法律技术。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来说，立法者意在方便司法实践，以14周岁作为未成年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界限。由此可见法律利用数字的精确性很好的弥补了语言的模糊性，提升司法效率和司法的统一性。但是数字的精确性也难以摆脱一些法律争议问题:第一，谷堆悖论。比如，一个只差一天就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与一个刚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在刑事责任能力上虽无实质差别，但实施相同的违法行为有可能承当不同的刑法上的责任。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便是法律中的数字在语言学上可能面临的“谷堆悖论”［2］。由此可知，法律利用数字的精确性来界定刑事责任年龄事实上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法律的语言总会遭遇这样或那样的悖论，由此即产生了容忍原则，即“通过容忍客体的细微变化保证了推理的有效性，但是仍然无法避免结论的谬误。”［3］由此可知，年龄界限的确定虽然会产生不公平的现象和谬误，但是这是年龄立法技术的局限所在，制度总是优劣并存的，我们在接受年龄立法制度带来的高效率和准确性的同时必须容忍年龄立法技术本身的缺陷。对主张应调整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观点之评析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主张:第一种主要以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为理由，主张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另一种是主张借鉴欧美国家的“恶意补足原则”，对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只要证明其犯罪是具有“恶意”，便可以予以刑罚处罚。下文将详细对上述观点进行分析。(一)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实务界与理论界有些人主张我国刑法中的刑事责任年龄下限应当降低1到2岁［4］。持上述观点的主要有以下理由:第一，认为我国刑法中将刑事责任年龄下限规定为14周岁的本来就过高，而现在未成年人犯罪呈低龄化趋势;第二，随着社会的发展，未成年人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成熟都较早，已经能理智的辨别和控制自己的行为;第三，对未成年犯予以相应的刑罚处罚可以慰藉受害人及其亲属。上述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道理，但仍有不妥之处。第一，虽然我国确实存在犯罪低龄化的问题，但是根据司法实践中的现状来看，大多数犯罪的青少年仍集中在16周岁以上，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虽然有实施犯罪的，但是所占的比例很小［5］。另外，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我国将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下限规定为14周岁本来就是偏高的。关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规定各国不同，虽然有些国家将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设定的较低，但将刑事责任年龄下限设定为14周岁以上国家亦有很多，例如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均规定为14岁，北欧国家规定为15岁，西班牙规定为16岁，比利时和卢森堡规定为18岁。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我国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规定偏低。第二，虽然现今社会的物质生活愈发充实着实让未成年人的身体素质提高不少，很多未成年人因身体发育较以往更早。但是并不代表未成年人的心智成长也一样较早成熟，心理的成长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生活经历，现在的孩子尽管生理发育提前，但心理发育却并未能同步提前［6］。尤其是我国社会的发展现处于转型期，很多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们为了赚钱不得不背井离乡，留守儿童因为缺乏父母的陪伴和引导，心理发育迟缓，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和自控力，因此误入歧途，触犯法律。也恰恰是这些贫困地区，校园欺凌的现象更多且难以解决。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初步建立自尊心、对世界产生更多认识的同时难免会与周围的同学产生冲突，有学者甚至认为在少年发生罪错时，特别是轻微的犯错行为，应当尽量不予处置和干预，这才是减少其继续犯错并且成年后不再犯罪的最好的方法［7］。第三，对受害人家属予以慰藉的方式多样，不一定只能通过给予施暴者刑罚处罚来实现，可通过赔偿、获得谅解等其他途径来实现。受害者与其家属更想看到的其实是真心实意的道歉和悔悟而非将未成年人送入冰冷的监狱。未成年人是社会的“反射镜”，社会如何对待他，等他长大的明天，他将会如何对待这个社会。因此，对未成年人的触法刑法予以从宽处理是建立“有温度”“宽容”“健康”的社会的最好的办法。(二)以“恶意补足原则”为补充实现个案正义。即对于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少年犯，如检察官有证据证明该少年犯实施犯罪行为时其主观上是“恶意”，即使该少年犯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也可以根据犯罪情节对其施予刑罚。然而对未成年人“恶意”的证明需事先考察许多相关因素并谨慎判断，例如需要收集未成年人的品行特征，成长环境，教育经历，犯罪过程中的各种变现等因素来衡量该未成年人是否具有辨别是非善恶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假如未成年人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并且希望和放任自己的行为造成的结果，则可以认定该未成年人具有“恶意”［8］。仅表面上看上述学者的观点确实存在巧妙之处，但是经研究发现上述观点忽略了我国的司法现状。第一，该原则中关于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取证问题至今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就是该原则的问题之所在。对未成年人“恶意”的证明没有一定的标准，很容易导致司法适用的随意性。虽然该规则在美国适用的时间比较长，但是美国的很多州仍未能在此问题上达到一致的标准，因事关个人的成长经历、个性特征的判断需要长期的考察和分析，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并且需要完善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支持。因此，引用“恶意不足原则”纵然可以在个案中进行实质判断，减少个案裁判中的不公正现象，但是由于“恶意”的证明标准难以统一，容易导致司法的随意性，显然不符合目前中国司法统一的法治环境。该文章忽视了欧美国家司法系统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欧美国家对未成年人的触法行为处罚范围比较严格，主要是因为其国家有承担监护职责的观念，美国一个7岁儿童将自己的玩伴杀害，但是法院却拒绝了律师以未成年人年龄太小而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辩护意见，理由是考虑到此项辩护理由如若成功则会剥夺新形成的未成年人法庭的对不良儿童提供必须性治疗的能力［9］，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社会对未成年人持“国家监护原则”，即监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不仅是其父母的责任，同时也是整个国家的责任。因此，美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偏重是为了实现国家监护的职责，而不是单纯的惩罚目的。反观中国的社会现状则是将主要的监护职责交给父母来承担，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意识不强，对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措施并不完善。因此，我国的现有司法情状并不适合适用该原则。主张引进欧美国家“恶意补足原则”的观点忽视了对欧美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措施发展现状的研究。事实上，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仅仅是欧美国家矫正未成年人触法行为的一个开始，重要的是将未成年人的行为认定为犯罪之后该如何矫治。针对未成年犯的矫治制度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制度保障。美国少年司法制度建立在保护主义刑罚观和个别化处遇的基础之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主张应以维护“未成年人最大的利益”为原则来给予有效的环境调整及矫治处遇，不能将适用于成年人的司法制度同步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每个儿童的本身，各有其基本权利与特权，但依据其环境和人格的差异，又有其不同的人格需要。美国少年法院的建立便提供了专门服务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团队和平台;另外，鉴于适用监禁刑来矫正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弊端较大，美国少年司法制度旨在减少适用监禁刑，根据未成年人的心理成熟程度，行为习性等制定对未成年人最有利的矫治措施即可。因此百余年来即使美国的刑事政策有“从严”的整体趋势，但是关于未成年人的刑罚替代措施的发展与完善是不断进步的;审前分流的程序和不同种类的刑罚替代措施从不同方面挽救未成年人远离犯罪边缘。例如建立少年庇护所，将少年犯与成年犯隔离开来减少交叉感染的可能;为犯有重罪和多次犯罪的未成年人制定了专属的矫正措施;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关于未成年犯的管护制度，它是美国司法系统矫正未成年人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美国的未成年犯有一半被处以观察保护，借助家庭的力量监督未成年人;其他以家庭和学校为基础的干预措施等等也为挽救未成年人犯罪提供了很大的助力［10］。反观我国目前的少年司法制度，主要是以刑罚矫治措施为主，并没有同欧美国家类似的、针对未成年犯的各式非监禁刑矫正措施。目前，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显然还不完善，还不能完全胜任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之后的续矫治工作，此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存在很大的风险。

二、维持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合理性论证

(一)刑事责任年龄的确定维系着法律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我国刑法中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的规定属于形式上的、精确的、可计算的法律适用标准。这样可以保证不同案件在刑事责任年龄上有统一的原则予以适用，这是法律形式正义的体现，法律要求稳定性和确定性，尤其是刑事责任年龄涉及的不仅仅是生理上的问题，还有心理因素等很多方面，以是否达到14周岁来衡量承担刑事责任与否简便了司法程序，从而提高了司法效率，并且为整个法律的使用系统提供了统一的原则。刑事责任年龄作为刑法入罪必须考虑的因素，如果在法律上没有统一的标准，那么将会给刑法的适用带来很大的不便。另外，维持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响应了刑法适用的谦抑性原则。现行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初具雏形，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另外相关的行政法规等文件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因此，刑事责任年龄下限不宜规定的太高，对于可以由其他法律来调整的未成年人触法行为，应当避免其让刑法覆盖。(二)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确定可以防止法官滥用司法权。用可计算的严格标准来确定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让法官拥有更小的裁量权，可以减少因法官的主观判断不一导致的不公正。假如，判断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采用的是实质标准而非刑事标准，那么法官必定要考虑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品行特征、人生经历等来判断该未成年人是否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并且能及时纠正自己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法官将运用自己独有的知识背景、情感体验、价值观念、职业道德等来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能力进行评估;然而在这一系列类别的价值判断中法官和未成年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性格特征和价值观念。由此可想而知，不同的法官对相同的未成年人亦可能因为价值观念等的不同做出不同的决定。因为，价值判断本身就是多元性的，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由此就会导致司法权的扩张。“价值合理性越是把自身价值推崇到绝对价值的地步，与之相应的行动就是‘非理性的’。”［11］由上述分析可知，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确定，需要对大量的价值因素进行判断可能会导致实质判断失去其合理性、公平性。因此，为刑事责任年龄设定一个可计算的严格标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是为了预防司法权的扩张。形式判断有时候可能因为过于僵化，带来一定的不公平。但是实质判断却存在司法权擅自扩张的危险，有可能导致更多不公平的现象。(三)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确定须符合我国相关的刑事政策和国际趋势。探析一国关于年龄的立法的原由，往往会发现年龄立法的背后体现了该国相关的刑事政策的导向。立法者在确定刑事责任年龄时评估的必定是一个特定年龄段内未成年人的生理与心理状况。但是在该特定年龄段之内，具体应界定为哪一个年龄数值则根本无法仅仅通过该年龄段的自然人心智成熟状态等来确定。因为即使处于同一年龄数值的自然人，其生理和心理发育状态也会因为受到家庭环境、教育背景等各种其他因素的影响而有所不同。因此，立法者在确定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具体数值时，考虑更多的是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和相关利益方的需求［1］78－24。现如今我国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主要以“感化、教育、挽救”为主，以“惩罚”为辅。亦即，对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应当主要实行教育矫治，帮助其将来更好的适应社会。假如关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调整的较低，那么更多的触法少年将面临刑罚处罚的风险，这显然不符合我国现阶段对未成年人以“教育为主”的刑事政策背景。另外，国际社会号召“轻刑化”“非犯罪化”的理念。因此我国对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下限不仅不应当降低，而且对未成年人违法行为入罪应当更加严格。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传统的监禁刑很可能造成未成年犯之间的互相学习不良的行为与习性;第二，长期的监禁刑使得未成年人脱离社会，对自己丧失信心，难以树立健康的人格。然而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还是仍以监禁刑为主，而对缓刑、罚金等非监禁刑的适用却不多。“当某罪可以在短期自由刑和非监禁刑之间进行选择时审判人员应首先考虑独立适用非监禁刑。”［12］因此，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设置不够完善，这也就决定了我们不能任意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纵容未成年人犯得不到良好的矫治，从而再次误入歧途。(四)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难以有效治理未成年人犯罪。事实上，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校园欺凌问题并非如网络媒体宣传的那样严重。从目前司法实践中处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校园暴力类型的案件的占比来说不到1%。且与欧洲一些国家相比较，我国的青少年在校园内受到欺凌的状况相对比较乐观。欧洲某些国家平均80%左右的学生在学校至少受到1次以上的欺凌，超过10%的学生曾是校园欺凌的施暴者。而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针对10个省市的5864名中小学生的调查研究中显示，约30%的学生在校园中偶尔被欺凌，约6%的学生多次被高年级同学欺凌［13］。实际上，急于通过建立严厉的刑罚来威吓、惩罚未成年人触法者的思路其实是等于丢掉社会的“烂苹果”，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将反常、违法、不道德的行为比喻是“几颗烂苹果”的罪行，他将引发行为偏差的问题归结为三个层次:第一，个人特质层面———烂苹果;第二，情境层面———装烂苹果的桶;第三，系统层面———装烂苹果的桶的制造者，仅仅关注烂苹果的个人特性忽视了烂苹果桶会把桶里的苹果变坏的情境视角，更忽视了制造坏苹果桶的系统视角［14］。事实上，降低或者调整我国刑法中的刑事责任年龄恰恰等于丢掉我们上述比喻中的“烂苹果”，并不能全方面的、从根源上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我们不能仅仅责怪未成年犯罪人是社会的“烂苹果”，而是应当反思是什么酿成了那么多的“烂苹果”。从2015—2016两年间发生的校园暴力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大多数恶性校园暴力发生在农村，校园暴力的当事人亦多为留守儿童，且发生在寄宿制学校。可以说施暴者的行为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情境下产生的:缺乏父母的监管和教育、缺乏青春期成长最重要的社会支持和社会约束，缺乏社会生存最基本的安全感和信任感［15］。例如，湖南衡阳一名12岁的小男孩肖某，放学后姑妈因事外出，未能按时准备晚餐，该男孩心生怨念，遂将其姑妈一家杀害。调查发现该男孩3岁时父母离异，缺乏家庭温暖和父母的正确引导，从而导致肖某情绪不稳定，存在严重的逆反心理，由此犯下大错。因此，未成年人犯罪趋于严重源于诸多因素，家庭、学校、社会、甚至国家都应当承担起未成年人的监护和教育责任。

三、结语

刑事责任范文篇7

在犯罪构成重构的情况下，刑事责任的地位必须被重构。在思维方式的非本质主义视角的转向下，刑事责任在我国刑法中的地位也必须得到改变。

刑事责任范文篇8

摘要在充分肯定新刑法历史性意义的前提下,对老年犯罪者刑事责任的特殊处遇、劫持列车罪的设立、刑法第102条的罪状以及刑法等395条的罪名等问题作了质疑,并提出进一步完善刑法法典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刑事责任刑事责任能力刑事政策境外国家工作人员

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刑法是对1979年刑法典的一次全面修订。其立、改、废所涉条文之多、修订幅度之大,为中外立法史所罕见。新刑法颁行以来,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其中肯定性评价占绝对多数。笔者在充分肯定新刑法意义的前提下,对其作质疑性探讨,并提出进一步完善刑法典的若干建议,以期求教于法学界同仁。

一、关于增设老年犯罪人刑事责任特殊处遇之建议

新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体现了从轻从宽原则。例如,将刑法典中的年龄明确界定为周岁,从而避免了司法实践中有意无意地借虚岁年龄错误追究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情况。又如,新刑法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死缓,从而使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的行刑制度得以落实。原创：这些均是在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殊性基础上所作的修订,旨在贯彻“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其意义不言而喻。

然而,新刑法典没有规定老年犯罪者刑事责任的特殊处遇,似有不完善之嫌。事实上,对老年人犯罪的处理采取从宽原则亦为必要。首先,这是由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状况所决定的。人的责任能力不仅随着年龄之增长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而且随着成年人进入老年阶段,其责任能力还有个逐渐减弱甚至丧失的过程。(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修订版第262页)因此对于老年人犯罪的处刑原则与青壮年人犯罪的处刑原则就不能没有区别。其次,现代社会刑罚的目的决定了对老年人犯罪应予以从宽处理。教育、改造罪犯和预防犯罪是当代各国刑罚目的观之主流。人到古稀之年,往往神智不清,自我辨控能力大大下降,对其犯罪均一律追究刑事责任,这难于赢得社会认同,同时也会丧失或降低刑罚效果。鉴此,许多国家在其刑法中均作出了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特别规定:如1940年《巴西刑法典》第48条规定,对超过70岁的犯人从轻处刑。再如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刑法典》第18条第2款规定:“60岁以上的男人、妇女……不得适用死刑。”第19条规定,剥夺自由刑的最高期限不得超过15年。但对犯罪时60岁以上的男子和50岁以上的女子,剥夺自由刑的期限不得超过10年。再次,是刑罚经济性之要求。人到老年,其劳动能力减弱甚至丧失。对其犯罪的若均予以关押,不但不会创造社会价值,反而会给国家造成负担,即需要国家无偿供养,分出人、物、财力来照料其身体与生活。最后,从司法实践情况看,老年犯罪者在刑事犯罪人中虽占一定比例,但终因其占全社会人口比例小以及其行为能力弱等而使其社会危害性程度较低。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可以在其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将有关老年犯罪人刑事责任的特别规定补充进去。实践中,对那些年老力衰,神智模糊或身体有病,已失去再犯可能的老年犯罪人可依法分别予以从轻处罚或监外执行、保外就医。

二、关于新刑法第102条的修正建议

新刑法第102条第1款规定:“勾结外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处……”第2款规定:“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之规定处罚。”将两款内容进行比较不难得出:此处的“外国”非同于“境外”。本罪中的“外国”泛指本国以外的国家。而“境外”则实际特指回归之前的香港、澳门地区和统一之前的台湾地区。鉴于香港已于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澳门也将于1999年12月31日回归,而海峡两岸的统一亦具现实可能性,因此不宜再将这些地区统而概之地称为“境外”,否则不但会不由自主地陷入理论误区,而且会在事实上给别有用心的国家或个人提供恣意侵扰我国国家统一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可乘之机。笔者建议,有权解释的部门可将刑法第102条第2款修正为:“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之规定处罚。”

三、关于增设“劫持列车罪”的建议

劫持列车的行为既可在一国境内发生,亦可成为一种跨国、跨地区的犯罪。本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已发生过一些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劫持列车的事件。这种行为对公共安全危害极大,引起了国际刑事立法的普遍关注。许多国家适应国际、国内和平、安全之需,纷纷修改或补充其国内法,将劫持列车罪及其普遍管辖权制定为本国刑事法律规范。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之一,有率先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与义务。然而,新刑法仅设立了“劫持航空器罪”和“劫持船只、汽车罪”,却独独未设立“劫持列车罪”,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原创：事实上,与航空器、船只及汽车一样。列车亦为大型现代化交通工具,承担着运输大量人员和物资的任务,与公共安全联系甚密,如被劫持,则可能使不特定多数人伤亡和巨额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劫持列车的事件在国际上发生过,在国内发生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对这种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必须予以严惩。鉴此,笔者建议将“劫持列车罪”尽快补充进刑法分则中去。

四、对刑法第395条罪名的质疑

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其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等文件中,均将本罪罪名概括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笔者在分析本罪罪状的实质内涵后,认为该罪名提法欠妥。顾名思义,本罪当指罪犯本人对其巨额财产的来路不甚明了,但以罪状的实际内涵来看,本罪却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对罪犯的巨额财产之来源难以查清、无法核实。

刑事责任范文篇9

内容提要:大量证据已表明,国际刑事审判的展开与国际法律文件的增加,共同促进了国际刑法的迅猛发展与繁荣进步。这直接推动国际刑事责任的日益丰富和深化,并使其成为当前国际刑法领域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审判实践中,一系列新的概念和认定逐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联合国宪章及联合国大会的一系列法律文件,也对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发展至关重要。探讨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崭新进展,有助于完善国际刑法体系的构建和惩治国际犯罪的实践。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惩治国际犯罪的意识和决心显著增强,这推动了国际刑事责任的迅猛发展,并掀起了国际刑法领域全面发展的新高潮。

特别是经过纽伦堡和东京战争罪的审判,国际刑事责任原则更是得到了广泛认可。其后,在一系列的国际公约和法律文件中,该项原则又得以进一步肯定和强调,即在规范强行法中的国际犯罪之余,更加确认了国际刑法领域的该项原则。尤其是,近些年来,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刑事法院以及国际法院,作出了若干重要的判决和决定。它引领当代国际审判尤其国际刑事审判的新发展,且随着国际刑事审判的展开与国际法律文件的增加,有可能影响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发展趋势。鉴于基本原则的核心和灵魂地位,探讨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崭新进展,对于顺应有关的国际发展趋势,完善国际刑法体系的构建和惩治国际犯罪的实践,颇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一般来说,国际刑事责任原则,是指行为主体违反国际刑法规范的禁止性义务而导致国际社会谴责及其他不利的法律后果。它大致包含三项主要内容:其一是,国际犯罪者应负国际刑事责任,即当行为者的行为符合了国际刑法规范所要求的国际犯罪全部构成要件时,就应当追究其国际刑事责任。其二是,有罪应罚而非有罪必罚,即实施了国际犯罪理应受到国际刑罚的处罚,但并非必须受到这样的惩罚,因为国际刑事责任的免除情形,可以排除国际刑罚之惩罚。其三是,罪与刑相适应,即所受刑罚应与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威胁或者实际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以及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程度相称。[1]76

作为国际刑事司法的基本准则,该原则在国际刑法的实践进程中,发挥着衡平刑事惩罚与人权保障功能之重要作用。它要求在国际刑法中,犯有国际罪行的主体必须承担国际刑法上的责任;处罚犯罪人时,也需要应当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和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这里的合理衡平,有利于执行国际刑法之罪刑法定原则,以预防与惩罚国际犯罪行为,也有助于实现国际刑法之司法正义目标,以充分保障有关人群的权益保障。同时,它对于完善国际刑事责任的理论研究,与国际刑事司法的体系构建,也有一定的实践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

关于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国际刑事责任原则,联合国宪章及联合国大会的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为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从属人法的角度,这些文件明确了不同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和刑罚原则,以严密国际刑事法网和充分保障国际人权。从属物法的角度,凡侵害国际社会秩序或危害人类社会利益的国际犯罪,都应受到相应的惩处;且在不同层次上具有处罚的不可避免性。

关于个人刑事责任的确立,国际刑法的早期立法实践,源于1907年10月18日订于海牙的《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的公约》序言。这是针对违法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国际犯罪行为人进行起诉的明文规定,已被国际社会视为“追究国际犯罪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尝试性开端”。随后,1949年《日内瓦公约》明确规定了指挥官责任,以排除个人刑事责任与官方身份的关联性。这在内容上,包括“由于该命令实际实施而无法免除的犯罪责任”在内[2]96,且在外延上,广泛适用于高级官员和当权者、正规或非正规武装冲突中的高级首脑及其他领导者。与无关性相反的是,1973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的规定,即“包括依照有关国家宪法行使国家元首职责的一个集体机构的任何成员,当他们在外国境内时,以及他的随行家属,列为应受国际保护人员”[2]96-97。这既扩大了豁免权的适用范围,政府首脑或官员纳入该范畴;也对于实施国际刑法规定的严重罪行者,均须追究其应有的国际刑事责任,而不得以官方身份为由免予刑事处罚,否则将有悖于各国承诺的惩治严重国际犯罪之国际义务。[2]96基于此,更为显著的进展主要体现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之中。它规定了国际刑事责任的适用情况如下:1.年满18周岁的自然人;2.在共同犯罪中无论共犯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只要参与实施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罪行,就应以共同犯罪人的身份承担个人刑事责任;3.个人对各种故意犯罪形态下的行为都应负刑事责任,共同犯罪人无论在何种形态中参与的行为都应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中止犯罪并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除外;4.无论犯罪行为人是否属于共犯,在确定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之前,均应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当事人主观上存有故意;5.个人刑事责任与官方身份无关。[3]65-67这些关于个人刑事责任的公约规定,突出反映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际刑事司法原则。[4]

关于法人(团体或组织)刑事责任,《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9条和第10条分别确认了犯罪组织的可诉性。具体而言,“在对任何集团或组织的个别成员进行审判时,法庭可以(在被告被判决与该集团或组织的任何行为有联系的情况下)宣布被告所属的集团和组织为犯罪组织”;“如果某一集团或组织被法庭宣布为犯罪组织,任何签字国的国家主管当局均有权将从属于某一此类犯罪组织的人员交付其国家法庭、军事法庭或占领区法庭提出诉讼。在此类情况下,该集团或组织的犯罪性质应被认为已经证实,而不应有所异议”。[3]3与之相应的,远东监控委员会第10号法案,也体现和证实了犯罪组织的可罚性。

三

关于国际审判实践中的国际刑事责任原则,随着国际刑事审判的开展,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犯罪主体更加明确与宽泛。近几年来,共同犯罪中个人刑事责任的认定越来越趋向严格化。这既符合国际刑事责任的原则要求,又丰富了其人权保障的时代内涵。一方面,国际刑事审判中的传统内容,涉及个人与法人的国际刑事责任。由于国际刑法理论界从未认同法人(团体或组织)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有关的国际审判实践相对较少。以纽伦堡审判为例,纽伦堡法庭正式宣告集团或组织成立犯罪的经验,已经表明了法人(团体或组织)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之可能性与现实性。这样,就将作为国际责任形式的国家刑事责任排除在外。

关于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国际刑事审判的有关初次尝试,可追溯到国际社会首次提出的审判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主张。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也在1950年,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总结出相关原则,即:任何犯有国际法规定罪行者,都应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并受到惩罚总体上,从早期的国际刑事审判活动到二战后的国际性审判,均排除了行为人身份对法院管辖的可能影响,且逐步在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的审判实践中,证明了个人国际刑事责任与其官方身份的无关性。例如,前南刑庭将个人刑事责任的直接承担者划分为三类,即政治领导者、指挥者及其下属和依据命令的执行者。其中,政治领导者“是指那些为可能建立一种制度以实现其政治目的,最先策划违反人类基本权利和战争规则的人”,他们“作为这些罪行的发动者、教唆者和组织者”,应对其参与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处于中间层次的指挥者,是指提供“计划实施构成犯罪行为的命令”者;前两类的下属和依据命令的执行者,其责任因源于“直接行为者的身份引起的牵连行为”而属于第三层次,追究其责任旨在“防止胁迫”,避免更多的下属成为国际犯罪的参与者或执行者。[2]96据此,上级命令不能成为免除国际责任的合理事由。

另一方面,新近发展涉及个人、法人和国家的刑事责任等内容。关于个人刑事责任之新进展,国际刑法主要惩罚严重违反国际罪行的个人之原则得到了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的肯定与认可。其中,共犯中个人刑事责任的新进展突出表现在如下方面:

关于共同实行犯,其成立要素得以详细界定。例如,在Stakic,案的判决中,审判分庭认为,共同实行犯要求“共同控制某罪”,即共犯必须通过明示或默许追求某共同的目标,并通过相互配合和共同控制来实施某罪行。这里的每个共犯人,都对犯罪的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此案的上诉分庭主张,上诉人是应承担责任的共同实行犯,但坚持认为上诉人应对其参与的法人犯罪行为负责,而且审判分庭在共同实行犯框架下对上诉人刑事责任的分析是有误的。这是因为,它没有援引国际习惯法或已决判例作为审判依据,难以准确界定和适用国际责任的有关模式。

又如,在Simic上诉判决的反对意见中,主审法官认为,共同实行犯概念在国际习惯中根深蒂固,且正如《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25条第3(a)款所反映,已完全满足了国际刑法的需要;而沙哈布丁法官却主张不同的意见。[5]这是因为,若不存在作为必要条件的国家实践或者法律确信,则不能认定共同实行犯为习惯国际法中的部分理论。这在法庭适用中,既有国际刑法中实质问题不明确的风险,也存在国内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问题。此案中避免冲突与风险的原因在于,上诉分庭中多数人持国际刑法通常原则之例外的观点,否则将难以顺利作出此案的最终判决。

关于间接实行犯,其基本要求、适用范围和主要特征等方面,在实践的发展中不断取得进步。其中,主审法官的推动作用尤为突出和显著。

以Gacumbitsi案为例,此案的主审法官,在上诉判决的个别意见中有相关的研究与论述。“间接实行”的概念适用于现代刑法尤其是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白领犯罪或“国家诱导的犯罪”等案件。这种间接实行模式,要求间接实行犯利用直接的实际行为人仅作为“工具”使用以实施犯罪行为。间接实行犯在这种情况下,因控制直接实行犯的行为和意志,而负相应的刑事责任。这并意味着,间接实行犯仅限于实际实行犯为“无辜人”或存在未成年之类辩护事由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无辜人”是“行为受主犯管制的机器而已”,而且,“间接实行”的概念适用于“直接和实际的实行犯负刑事责任的情况”,即“实行犯背后的实行犯”。

该法官又指出,“间接实行的概念”在国际刑法领域的适用,有助于建立与全面参与和控制犯罪的主要实行犯的犯罪现场之间的联系。进而,他引述了Politburo案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相关裁决,以说明间接实行的主要特征。除了必需的主客观因素之外,即使在一些案件中,直接行为人对其行为负无限责任,幕后指挥者的作用也影响作为幕后者意图的犯罪要件。例如,幕后者通过一定的组织结构利用一些基础条件,使固定程序正常运转的情况,这些基础条件在国家的组织结构以及指挥系统中较为常见。如果幕后者充分认识到这些,且按照自己的意志采取了行动,那么他就是间接实行犯。随着实践中国际刑事责任之激增,若不把幕后者作为实行犯处罚则有失国际刑事司法之公正。

关于两概念之协调,国际刑事法庭已充分认识并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为了相关的问题解决与关系协调,在新近审结的案件中,下属的行为方式被严格区分与明确细化,有关行为的范围也呈现出逐渐扩展的趋势。

在Gacumbitsi案和Simic案的上诉判决中,主审法官指出,法人犯罪和共同实行犯之间有概念上“广泛的重叠,必须在这两个特设法庭的判例中协调”[6]。这有利于明确界定有关集团犯罪的主客观要件,为国际刑事法院将来接受国际刑事法庭的更多判例,创造了一定的前提条件。相反,沙哈布丁法官却认为,这一协调不切合实际原因在于:“被告对法人犯罪的作用不一定是实施犯罪的必要条件,只是根据共同实行犯的理论,参与者未履行其承诺将影响法人的计划实施,使其作用显得必要而已。因此,这两种相重合的理论涉及定罪的不相容之处,在同一法律制度中只能成立其一。”[6]

同时,关于下属行为的范围,不局限于实际的犯罪实行行为,而是有明显的扩大之势。在Oric,案和Boskoski案中[7],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第二审判分庭均裁定,上级的责任不限于下属(主要实行犯)实际实施的犯罪,但它包含下属仅协助及教唆他人(从犯)犯罪的情况。Oric,案的审判分庭采用了前南刑庭规约第7条第3款中“实施”一词的广义解释,认为必须对上级的刑事责任的目的提出强有力的证据,因为“它旨在使指挥官履行义务,以确保下属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避免危害行为或者玩忽职守。如果上级仅仅防止下属亲自杀人或施虐,国际人道主义的执行力就会大大削弱,但若注意到下属只协助及教唆他人实施同一犯罪,则可以采取其他相应的预防措施”。[8]

关于下属的行为方式,除了积极的作为之外,消极的不作为犯罪也成为上级负指挥责任并有义务采取行动的原因。在Oric,案的判决中,二审分庭认为,上级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并非限于下属的积极实行或参与,还包括他们以不作为方式实施的罪行。正如审判分庭所例证的,“如果因为主管监狱的下属未能采取充分的措施以确保被拘留者的安全,警卫和/或未阻止进入羁押场所的外人可能虐待战俘,那么,因下属疏于保护而其他人伤害受保护人员的情况不再重要了,也不必认定直接实行犯的身份。而且,无论犯罪参与模式如何,“只要有责任采取行动以防止结果的发生,就可追究不作为的刑事责任”[8]。

关于法人刑事责任之新进展,尽管《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从未明确法人犯罪的理论,但是在审判实践中,有关国际刑事法庭的上诉分庭认为,参与法人犯罪是国际习惯法中承担国际责任的形式之一。其法律依据分别是,《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7条第1款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和第6条第1款。[3]23-24国际刑事法庭可以追究法人犯罪参与者的国际刑事责任。

例如,在Stakic,案的判决中,法人犯罪参与者和共同实行犯的概念之争,很耐人寻味。这就提出了区别于共同实行犯的法人犯罪参加者的刑事责任问题。审判分庭在此案的初审阶段,将被告视为共同实行犯而非法人犯罪的参与者,以援用刑事责任模式和适用相关的法律依据;但是在上诉审阶段,这遭到上诉分庭的强烈反对。[9]这些差异与冲突的原因之一,在于对有关国际习惯法或已决判例之类的法律依据,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若国际刑事审判缺少这些必需的实质根据,则易于招致不同却相似概念之间的争议。公务员之家

四

关于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未来走向,国际刑法近年来的新进展,促进其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日益丰富和不断深化,并使其逐渐呈现出多样并存与全面发展的未来走向。在国际刑事审判实践中,一系列新的责任主体和认定方式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这表明国际刑事责任之具体形式与承担主体的多样并存。而且,伴随着国际刑法理论与国际审判实践的更新,该原则被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和法治精神,并促使国际刑法中多项基本原则的相互协调与全面发展。因为该项原则与其他基本原则之间,存在着密切相关的一定内在逻辑;它所要求的有罪必罚和罪刑相当,既有利于执行国际刑事合作原则,也有益于实现罪刑法定原则。这不仅顺应国际刑法的发展契机和时代潮流,满足了刑事法律国际化和惩治国际犯罪的客观需要,而且更加奠定了有关基本原则的核心和灵魂地位。

进而,以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最新进展为视角,探讨该项基本原则的未来发展趋势,对于完善国际刑法体系的构建和惩治国际犯罪的实践,均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因为国际刑事审判活动,是贯彻执行国际刑法基本原则的重要实践,而有关的多样与差异、片面性与不和谐,早已成为国际审判实践中,阻碍这些基本原则切实贯彻的潜在原因之一。具体而言,自第一个特设法庭即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于1993年设立以来,尤其随着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国际社会关于国际刑事审判的分裂与统一之争越演越烈,国际刑事审判中可能因冲突和差别而出现碎片化现象。随着多个国际司法机构的审判活动日益活跃,各种具体概念和认定标准之间的冲突在加剧,越来越多的碎片化可能损害刑事审判的权威和可预见性,更难以在实践中实现有关基本原则的价值与目标。这要求国际审判机构加强合作与协调,寻求解决冲突的良策,以缓解碎片化和提高有序化程度。

简言之,认真践行国际刑事责任原则,将有助于其他基本原则的贯彻执行,以促进国际审判机构间关系的妥善协调。这不失为解决国际冲突与加强组织协调的明智之举。

参考文献:

[1]黄肇炯.国际刑法概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

[2]黄风,凌岩,王秀梅.国际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赵秉志,王秀梅.国际刑事审判规章汇编[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4]高明暄,王秀梅.当代国际刑法的新发展[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6(2).

[5]MohamedElewaBadar&NoraKarsten.CurrentDevelopmentsattheInternationalCriminalTribunals[J].InternatioalCriminalLawReview,2007(2).

[6]TheICTR.SimicAppealJudgment[DB/OL].theICTR.GacumbitsiAppealJudgment[DB/OL].

[7]TheICTY.Prosecutorv.Boskoski&Tarculovsk,iCaseNo.IT-04-82-PT.(BoskoskiDecision)[DB/OL].ITYJudgmentList.2006-05-26/2008-10-01.

刑事责任范文篇10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惩治国际犯罪的意识和决心显著增强,这推动了国际刑事责任的迅猛发展,并掀起了国际刑法领域全面发展的新高潮。特别是经过纽伦堡和东京战争罪的审判,国际刑事责任原则更是得到了广泛认可。其后,在一系列的国际公约和法律文件中,该项原则又得以进一步肯定和强调,即在规范强行法中的国际犯罪之余,更加确认了国际刑法领域的该项原则。尤其是,近些年来,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刑事法院以及国际法院,作出了若干重要的判决和决定。它引领当代国际审判尤其国际刑事审判的新发展,且随着国际刑事审判的展开与国际法律文件的增加,有可能影响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发展趋势。鉴于基本原则的核心和灵魂地位,探讨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崭新进展,对于顺应有关的国际发展趋势,完善国际刑法体系的构建和惩治国际犯罪的实践,颇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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