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制度范文10篇

刑事和解制度范文篇1

关键词：刑事和解；法律冲突；衡平

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加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简称VOR），或加害人与被害人的调解（Victim-offender-mediation，简称VOM），指在犯罪发生后，通过加害人和被加害人直接交流协商，达成赔偿协议，最终解决刑事纠纷的制度。刑事和解最核心的价值理念是被害人保护思想，它是诸多解决人类社会纷争的理性选择的一种手段，其从根本上体现出人们对待社会冲突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每一个社会都有其广泛的选择，以应付由个人纠纷引发的冲突。诉讼只是从回避到暴力等诸种可能的解决方式之一。纠纷解决的各种方式．以及各种文化中的社会制裁的选择，传达出人们所钟爱的理想，表达了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也反映了他们与他人关系的质量。它们显示出，人们是希望回避还是鼓励冲突，是压制还是温和地解决这一冲突。最终，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被揭示出来。”“任何社会和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纠纷，无一例外，而关键在于社会必须对冲突纠纷进行适当的调节，使冲突不以将会毁掉整个社会的暴力方式而进行。”因此，和谐只是相对的和谐，而防止社会纠纷向狂暴的方向发展才是解决社会纷争的基本目的，和解无疑是符合这种解决纠纷目的的手段。

一、刑事和解蕴含的冲突

（一）犯罪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的冲突

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相对应，指当事人在权利遭受侵害时，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的公权力帮助，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避免权利受到侵害，以及解决纠纷的动态过程。与之相对应的公力救济是指国家机关根据权利人请求，通过公权力对被侵害权利实施救济，使纠纷得以解决的活动。私力救济在人类社会早期生产力不发达、国家政治、司法制度不健全时具有相当的合理价值。它往往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方式体现，被害人在受到侵害时，通过私人力量的救济，对加害人进行惩罚，从而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对将来的侵害也是一种警告，从而减少了社会冲突的扩大，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

在现代社会，私力救济同样也有其存在的必要。因为法律毕竟不是无所不在的，一定有其触角难以涉及的地方。通过私力救济，可以更大限度地弥补法律的空白地带，减少社会冲突造成的不良后果。刑事和解就是如此，通过刑事和解，可以使被害人享有处分自己利益的权利，减少纠纷解决成本，实质上维护自己的权益。“大概不会有人为了使法律在任何时候都百分之百地得到执行，而乐意承担必须的高昂成本……有时，法律的完全执行要求警察和行政机构不得不对更多的人实行强制，使那些人强烈地感到法律是错误的。无论对一个具体情况和决定作出的判决多么规范，我们都必须承认，执法者在执行那些不受欢迎的法律时常常会犹豫不决。”因此，私力救济在公力救济无力或者匮乏的时候，无疑是解决社会多元冲突的可以选择的一个良策。虽然公诉案件在传统观点上侵犯的是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但是，具体的损害毕竟不是由抽象的国家来承担，如果被害人不是犯罪侵害的唯一承受者，那么其最起码也是其中之一，因此，在应然角度上，有权选择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国家出于社会控制和管理的需要，把被害人保护自己的权利收归国家所有，以国家的力量帮助被害人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从而避免了冲突的扩大化给社会造成的冲击。“国家不仅仅窃取了‘冲突’，而且还通过迷人的法律语言将社会相互联系和冲突的戏剧效果和感情转变为适用刑事程序的技术性过程”。国家通过公诉垄断追诉犯罪手段，使报复和惩罚犯罪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私力救济曾在原始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氏族内部围绕着生产、分配、婚姻的纠纷或争执，都通过氏族成员自行解决，如血亲复仇。而法产生后，一切当事人不能解决的严重冲突则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由此，公力救济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对于和解这种私力救济方式而言，无疑与传统的公力救济的观念发生了碰撞。公力救济采取国家机关或者其人对追究犯罪垄断的模式。私力救济的范围被压缩，被限制于在少数种类的案件中使用。更重要的，同时也是更为普遍的救济方法，是法院判决所给予的救济。”这是因为，虽然犯罪侵犯的是被害人的利益，但是，其最终体现为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侵犯，即使一个轻微伤害案件都会侵犯到社会整体利益，这种侵害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无形的，但却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必然的。既然对国家整体利益进行了侵犯，被害人不能因为一己之私而阻止国家对犯罪进行追诉，不顾国家利益而只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在传统观念中，刑事司法过程中的被害人虽然从程序上属于当事人，但实际上却处于证人的角色，他们既不能对程序问题有什么发言权，也不能在案件的实体问题提出个人的要求，这是因为，如果任由被害人自己决定是否对犯罪进行惩罚，除了侵犯了国家固有的追诉权，会使社会冲突扩大，导致国家无法控制而损害普民利益外，在被害人因种种原因放弃对犯罪追究时，更可能导致犯罪人逍遥法外，可能会对国家、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在刑事和解问题上，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之间的冲突，其实质上是刑事和解的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与现行刑事法的国家本位价值观的对立与冲突，在我国人本观念尚不发达的前提下，这两种冲突将会对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及理念带来相当大的冲击。

（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同罪不同罚之间的矛盾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律中的黄金法则。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就是唯一上帝，在法律之上没有其他的权力。在法律帝国内，每个人都是法律平等的子民。没有人可以因民族、种族、国籍、身份、宗教信仰等得到特殊的优待或者不利对待。法律没有特殊的亲属，不需要对谁特别进行关照。法律也没有特殊的利益，不能因为谁的利益而在同样事情下做出不同对待。

罪行法定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演绎和具体化。只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具有最高的蕴义，才能保证每个人的犯罪只有而且只能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决定。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上溯至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第39条的规定：“凡是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褫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在17、18世纪，针对封建刑法中罪刑擅断的黑暗现实，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明确地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张，并以三权分立说、心理强制说和人权保障理论为其基础，使罪刑法定的思想更为系统，内容更为丰富。无疑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一定的缺陷，是通过一种现实的社会代价去换取理想中的法律真正的、完全的公正的原则。因为刑法作为一种规范将永远要滞后于犯罪，加上否定类推，意味着有相当部分的犯罪不能被绳之以法，导致对一些犯罪的放纵和无能为力。但是，罪行法定原则进一步明确了法律在金字塔顶端的地位。犯罪只有通过法律才能决定，而不是由其他任何恣意的或者不羁的意志能够抉择，这保证了一种民主和法治秩序的有效展开与建立，人治社会的消融与分解。

罪行相适应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罪行法定原则的进一步展开和具体化。罪刑相适应的观念可以上溯至古代社会的“同态复仇”。但当时的“同态复仇”实际上是统治阶级酷刑的依据，是完全以结果论责任的绝对报应刑。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严刑酷罚的司法制度，提出了罪刑等价的观念。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指出：“惩罚应有程度之分，按罪大小，定刑罚的轻重。”贝卡利亚也指出：“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罪行相适应原则可以防止犯罪所得到的与其所失去的不成比例，通过对犯罪的相当惩罚也可以警醒未然犯罪，使正义以一种朴素的方式体现。

但是，对于刑事和解而言，其与上述刑法的基本原则发生了严重冲突。因为刑事和解是建立在加害人付出一定的金钱等物质利益的前提下，在刑事惩罚方面予以减轻或者豁免的制度。这样，无论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行法定原则以及罪行相适应原则都形成巨大的理念和实践悖论。这样，正义可以用金钱赎买，法律可以为有钱人定做。有钱人可以获得正义和平等，而无钱的人只好因经济原因远离正义和平等了。即使刑事和解是基于被害人利益考虑而采取的一种新型制度和理念，但是，其对人们的法律是公正、平等的信仰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

二、刑事和解的比较考察

刑事和解制度的起源与三个传统有关，第一个传统是门诺教会对加害人与被害人调解（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program，简称VORP）的探索；第二个传统是公共刑事司法局缓刑部门的和解计划；第三个传统是矫正部门以赔偿为中心的和解计划。其起源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的世界上第一个恢复性司法案例，并且随着世界各国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引进和发展，又呈现出不同的样态。

（一）美国

基于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会谈会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的考虑，美国律师协会(ABA)直到1994年才对刑事和解予以认可。在1995年被害人援助国际组织批准了恢复性社区司法模式后，美国的刑事和解在正式的法律背景下才终于合法化。

1．案件适用对象及范围。美国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最初是少年犯及其受害人，后来扩大到成年犯及其受害人，适用案件范围最初是破坏艺术品、轻微人身伤害、偷盗等轻微刑事案件，后来扩展至强奸、杀人、放火等严重暴力性案件。

2．案件的适用程序。首先，刑事和解案件的受理。确定刑事和解案件的范围是通过“案件筛选程序”(Screeningprocedureofcases)完成的。美国刑事和解协会(Victim-OffenderMediationAssociation)所确定的筛选标准是：(1)有利于被害人和加害人的意愿并能够参与；(2)和解过程对被害人和加害人都具备安全性。一般而言，这种标准是非常宽松的。其次，刑事和解的准备。准备是根据美国刑事和解协会《建设性道德准则》进行的。该规定包括：(l)为犯罪人和被害人讲解注意事项，以确保和解中人身及心理的安全；(2)鼓励与倾听双方的情感表达；(3)提供有关刑事和解制度、和解过程、刑事司法制度、调解人自身的信息和可得的司法资源的信息；(4)与各方讨论刑事和解对其可能存在的有利或不利影响，帮助其做出包括参与和解、在任何情况下推出刑事和解的各种决定。

3．案件执行程序。如果刑事和解成功，达成书面协议，调停人会将协议提交社区、检察官、警察、缓刑官员等人审查。检察官会据此决定是否终止公诉。对于刑事案件的执行情况，调停人可以进行监督。

（二）法国

1992年10月，法国司法部颁布了关于规范刑事和解程序的行政通令(circulaire)，对刑事和解的目的及其基本法律框架进行了规定。此后，法国立法者又通过1993年1月4日的法律将刑事和解程序正式纳入《刑事诉讼法典》，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公诉替代程序，并进一步明确了其运作的细则。依据1992年行政通令之规定，所谓刑事和解，指“在第三者介入的情况下，由双方当事人通过自由协商寻求解决犯罪冲突的方案”。2004年3月16日的行政通令对这一界定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指出，“刑事和解指通过第三者的引导将犯罪行为实施者与受害人召集会见，以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并就赔偿的具体细则和重新修复关系上达成合意，尽可能促进确立不再重新犯罪的条件”。

1．实施刑事和解的前提条件。其一，检察官拥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犯罪行为存在且系被告所为；其二，当事人明确存在；其三，当事人双方同意以和解的方式解决刑事纠纷。

2．适用范围。法律对于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并未作明确规定。但依判例及司法实践，该程序一般适用于家事诉讼案件（lecontentieuxfamilial）、抛弃家庭案件、妨碍亲权行使案件（lanon-representationd´enfant）（《法国刑法典》第227-5条）、冢庭暴力案件(lesviolencesconjugales)（《法国刑法典》第222-11条及以下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程序还经常适用于如下几种类型的刑事案件：轻微的暴力伤害案件（《法国刑法典》第222-7条及以下条款；第R625-1条）、盗窃案件（《法国刑法典》第311-1条及以下）、诈骗案件（《法国刑法典》第313-1条）、破坏、毁誉及毁损案件（《法国刑法典》第322-1条及以下）、威胁案件（《法国刑法典》第222-17条及以下）、伤害案件（《法国刑法典》第R621-2条）以及恶意电话案件（《法国刑法典》第222-16条）等等。

3．刑事和解的程序。一般法国刑事和解程序需经历四个阶段，即和解前的会见阶段(laphasedelentretienprealable)、当事人交流并寻求解决方案的阶段(laphased´echangeetdrecherchedesolutions)、和解成果的固定阶段(laphasedeconsolidation)以及和解协议的执行阶段(laphased´execution)，但并非所有的刑事和解程序均需经历这四个阶段，因为当事人可能在和解程序的某一个阶段（在合意固定前）因种种原因而宣布退出和解程序，回归一般的公诉程序。

如果和解成功，在当事人签署了和解协议后，和解员将案件材料连同双方当事人所签署的和解协议以及一份简短的报告交给委托和解的共和国检察官。但是，和解协议仅对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对检察机关没有约束力。如果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协议，如果协议内容涉及损害赔偿金，另一方当事人可请求法院强制执行，虽然和解协议对共和国检察官没有约束力，但一般共和国检察官会尽力保证协议的执行，并在协议达成后撤销对被告的公诉。如果协议内容涉及停止暴力活动的，共和国检察官也可就当事人新的犯罪提起公诉。

（三）德国

德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是一项非常完整和全面的制度设计，有三部重要法律对其做出了规定，分别是《德国刑法典》、《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和《德国少年法院法>。根据《德国少年法院法》第10条、45条、47条规定，刑事和解是一种刑事转处措施，而自1994年以来，如果被告人已赔偿了被害人损失或者在审判之前至少真诚地努力这样做，法庭就有权据此减轻刑罚、判处缓刑或对一年以下的自由刑及罚金免除刑罚。修改后的1998年少年刑事法补充规定：少年犯与被害人的和解是法官可以科处的教育处分措施；如果已执行教育处分，检察官认为无科处少年犯刑罚之必要的，可免于追诉，法官则可终止诉讼程序。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80条、153条a之规定，刑事和解对象则扩展到成年犯罪人，根据德国刑法典之规定，如果犯罪人努力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其行为全部或大部分得到补偿，或努力致力于对其行为进行补偿，或被害人的补偿要求全面或大部得到实现的，可依法减轻刑罚或免除刑罚。德国刑诉法规定对于公诉案件中的轻罪案件，经负责开始审理程序的法院和被指控人的同意，检察院可以对轻罪暂时不予提起公诉，同时要求被告人做出一定的给付、弥补行为造承担损失；如果被告人履行了要求，则不再追究犯罪。这样，可以看出德国刑事和解制度的一些具体特征：

在案件适用范围上，德国刑法虽然对和解的适用没有限制，但在实践中则有具体要求：(1)愿意参加者；(2)被害人是个人的；(3)坦白的加害人；(4)案件的事实和状况能明确地证实：(5)限于轻微犯罪和一般的犯罪，对于性犯罪和暴力犯罪只在若干例外中适用。

在调解的机构上，德国的调解过程中需要有调解人。德国的调解人包括两个特别的VOR和解中介机构，即专门的“纠纷调停人”和“解决调停人”。对于同意参加和解的少年犯罪案件中的当事人，一般优先考虑由其直接商谈，对成年当事人，基于避免其直接接触引起冲突的考虑，可以通过电话或中介人间接联系。在和解成功后，签订口头或书面协议，和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都有约束力，应当在限定的期限内履行。

从上述国家的刑事和解制度中，可以发现一些区别。第一，在两大法系国家中，刑事和解适用的范围略有不同。英美法系国家适用范围较为宽泛。例如，美国刑事和解案件适用范围从少年犯到成年犯，从轻微刑事案件到强奸、杀人、放火等严重暴力性案件。大陆法系刑事和解案件适用范围则比较逼仄。基本上适用于未成年人案件。例如，意大利的刑事和解制度主要应用于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旨在教育和改造未成年犯罪人。日本的刑事和解制度也主要适用于轻微犯罪案件和少年犯罪案件。第二，在刑事和解模式上，也有差异。英、美国家在实践中多适用社区或转处模式。欧洲大陆国家则适用替代模式，但也并非绝对如此，如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就适用了替代模式。所谓的社会模式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逮捕以前由社区进行调解的方式。转处模式是指在罪犯被逮捕后起诉前由和解中介机构进行调解。所谓的替代模式通常是由司法官员在量刑和执行中适用，替代监禁刑。但是，上述两大法系国家刑事和解制度也具有一些基本相同之处。第一，和解都应当出于自愿。自愿是刑事和解的前提，也是通过刑事和解处理案件与通过公诉案件处理案件区别的关键。其体现了对行为人主体意志的尊重。第二，刑事和解一般由调解人参与。例如，德国刑事和解中有专门的“纠纷调停人”和“解决调停人”。到1990年为止，英国也已成立了14个和解组织参与刑事案件的和解。

三、刑事和解中国化的现实考察和原则导向

（一）刑事和解中国化的现实可行性考察

第一，历史传统为采取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适宜的背景。在传统上，虽然在我国历史上就有“私和公事罪”的记载，但是，刑事和解在我国却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价值根基。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思想。儒家思想曾经垄断中国整个封建王朝的意识形态，孔子在《论语》曾经提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即礼的作用，以和谐为重；先王准则，以和谐为美。同时，中国也长期具有耻讼、厌讼的传统，在《论语》中，孔子还曾经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英国社会学家西比尔，范德斯普伦格尔在其书中强调，中国人民避免打官司，大多数纠纷都通过调解在法庭外解决。在我国传统中，“和”的文化一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高柏园以《论和合文化与全球化》谈到《论语》有“君子和而不同”之论，《老子》有“冲气以为和”之论，《易传》直谓“保合太和以利贞”，《庄子>云“游心于德之和”，凡此皆可说明中国文化以和平与和谐为主要基调。除了儒家之外，释、道和其他文化流派也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这一概念，成为贯通中国文化思想领域里一个综合性概念。

在当今社会的广大农村，仅凭国家追诉，通过公力救济远远达不到解决社会纷争的目的。苏力曾经谈到：在农村这样一个人际关系紧密、人员较少流动的社区中，村民必须相互依赖、相互帮助才能克服一些无法预料的事件。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在无数次的小摩擦里，他们陶炼出一种熟悉，建立了这样一种相互的预期。因此，他们并不是如同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所假定的那样，是分离的、原子化的个体，而是因生活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那种基本上是基于个体化预设和社会条件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论不可能在这样的社会中有效运作。因此，在我国幅员广大的农村，和解无疑是有着广泛的市场和深厚的土壤。在城市社会中，由于我国传统上属于农村社会的历史积淀，即使在现代化、国际化的大都市中也不能脱离我国与人为善、和谐共生的历史一贯传统。所以，我国具有实行刑事和解的适宜的本地环境。

第二，我国刑事案件的压力是实行刑事和解的内在动力。现代国家在文明和民主发展的同时，刑事案件并没有因此减少，反而呈现出不断高涨的趋势。在中国，刑事和解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刑事案件的压力。2000年前后，迫于案件数量的压力，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开始试行刑事和解制度，因为该检察院办案压力比较大，每年的刑事案件好几千件，而轻伤害案件就有五、六百件，刑事检察部门不堪重负。这成了采取刑事和解的重要因素。在实行了刑事调解制度后，2006年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一庭共审结刑事和解案件327件，解决赔偿金额600多万元。在某一个两年半时间段内，北京市（笔者加）七区检察院公诉部门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27427件，其中轻伤害案件共4607件，轻伤害案件中，检察机关适用和解结案的共667件，和解适用率为14.5%。轻伤害案件经和解后，作移送公安机关撤回（撤案）处理的共534件，占80.1%；作相对不诉处理的共129件，占19.3%；作起诉处理的仅4件。上海崇明县人民法院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后，刑事附带民事（包括自诉）案件调解撤诉率2005年达到94.28%，2006年为81.82%。虽然一些轻微刑事案件比较容易处理，但是，其在程序上的要求并不一定少于严重的刑事案件。通过刑事和解，提高了案件的处理效率，可以使单位司法资源更好地分配到更需要的重大刑事案件中去，从而提高了司法资源的利用质量和效果，这无疑是符合人类理性的特征。

第三，从被告人保护到被害人保护的国际趋势是刑事和解的外部源泉。刑事和解的本质在于对被害人利益保护的加强和深化，这体现了当今国际社会刑事司法由被告人利益到被害人利益转化的趋势。1941年，德国犯罪学家汉斯，冯．亨蒂首次提出“被害人在犯罪与预防犯罪的过程中，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客体，而是一个积极的主体”。在二十六、七十年代，被害人犯罪学开始在西方国家的蓬勃发展，出现了“被害者导向”的刑事政策思潮。1957年英国的法改革者MargeryFry提出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不应无视被害人，因此提出应赔偿被害人，并着力于罪犯与被害人的和解。自此“赔偿”与“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就成为被害人犯罪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JohnR.Gehm)对刑事和解制度在理论研究中有重大突破，在其《刑事和解方案，一个实践和理论架构的考察》-文中，他提出刑事和解的三个理论基础是：“平衡理论(EquityTheory)”、“叙说理论(NarrativeTheory)”、“恢复正义理论(RestorativeJusticeTheory)”。他从社会本位和犯罪者、被害者个人本位角度，对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从而在理论上推动了刑事和解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二）刑事和解的本土化构建

第一，逐步推进原则。即使一项法律制度的引进具备了内部及外部的可行性因素，但是，如果一项制度涉及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及国家法律的尊严，那么，就应当采取逐步渐进了的方式。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社会科学的真正方法不是对社会发展进行预言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而是自然科学中行之有效的试错法。社会科学的任务不是控制社会整体、全盘改造社会的乌托邦工程，而是逐步、逐个、温和地治疗社会弊病的渐进的社会工程。社会是一个长期渐进的发展过程，社会发展要求我国在解决刑事和解这一制度引进以及构建时必须采取稳妥的方式，不应当不只是追求纯粹的理论及研究，而是要保证这项制度能够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具体而言，由于我国自诉案件已经初步具备西方意义上的和解特征，在本质上是一种刑事和解，但需要增添加害人诚意悔过等实质性内容后才可基本完善；针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只需重点改造两个方面即可：一方面，实现加害人的赔偿问题与其刑事责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的挂钩，把加害人是否赔偿及赔偿的多少作为对其定罪量刑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另一方面，把对被害人的精神赔偿、恢复性治疗和加害人的过错承担问题都纳入到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刑事和解制度里去。针对公诉案件，由于我国公诉案件中不存在刑事和解制度，因此在构建的时候应相当的谨慎，难度相比之下也较大。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从几个关键问题入手进行构建：a．客观方面必须以案件事实清楚，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为前提，主观方面必须以双方自愿，加害人真心悔罪，被害人同意为前提。原因不言自明：因公诉案件涉及到当事人和公共利益的冲突且被害人保护问题在公诉案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故适用前提应慎之又慎。b．适用案件的范围应严格限定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和社会危害比较小的轻微刑事案件。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其适用案件的范围肯定会大大扩展。c．在我国现阶段下和解人应选择法官和检察官较为适宜，因其威慑力较强。d．当前适用阶段应严格限定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以防止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以和解为由不迅速全面的取证而被动的办案。当然以后会慢慢扩展。e．在提起主体方面由于侦查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为防止侦查机关权力滥用应赋予检察机关、法官或者当事人。这样从自诉案件到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再到部分公诉案件，分阶段、有步骤地逐步推进我国和解制度的构建。

第二，底限原则。即使是在刑事和解中，对于通过刑事和解解决案件的范围，也是有个限度的。也就是说，在国家、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上必须保证一定的限度。的确，刑事和解可能为被害人和加害人带来双赢的结果，但是，由于刑事案件还侵犯了国家的利益，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双赢局面往往是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对被害人和加害人而言，这可能实现了具体的正义，但是，对于国家而言，是以国家法律权威以及整体正义的适当减损为代价的。国家毕竟是一个全民的福利机关，其不仅维护个案正义，还必须维护整体正义，因此，必须保证国家对个人利益让步的底限。在刑事和解案件中，这可以通过限定刑事和解适用案件的范围来实现。一般而言。刑事和解适用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刑事案件，包括各类过失犯罪，以及亲属邻里关系中的盗窃，数额不大、情节不太严重的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刑事和解不适用于重刑犯罪案件，也不适用于累犯和惯犯案件。这是因为，对于重型案件，其本身悔过自新的余地较小，如果适用刑事和解，也不能满足被害人对其要求惩罚的报应情感的需要。此外，由于刑事和解属于自愿进行，在被害人一方也难以达成和解协议。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等公害案件，由于侵害的是国家的秩序，受侵害的是国家，因此，没有达成和解的必要和前提。对于累犯和惯犯，由于其主观恶性较强，犯罪恶习已经形成，如果采取和解方式结案，无疑是鼓励和纵容其继续犯罪。

刑事和解制度范文篇2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界定

刑事和解制度（Victim-OffenderMediation,简称VOM）在西方诉讼法学理论上，也被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或者恢复正义会议[1]10，具体是指在犯罪发生之后，经由调停人的调停，使犯罪人与被害人直接商谈、协商解决纠纷的制度。

根据调停主体的不同，刑事和解制度分为公诉环节的刑事和解制度和民间调解机构主持的刑事和解制度两种。当前西方国家实行以民间调解机构主持为主、公诉环节刑事和解制度为辅的刑事和解体制。

刑事和解制度是以恢复正义理论的出现为前提，随着以被害人为向导的刑事保护政策思潮的勃兴和以犯罪为中心的监禁、矫形制度的失败而在各国刑事诉讼体系中得到确立的[2]60。它在强调对加害人惩罚的同时，也考虑对被害人的补偿和对社会的和谐的保护，更注重如何使加害人通过自我反省而重新融入社会。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特点

1．协商的主体以及公权力扮演的角色

刑事和解制度解决方案的协商主体是被害人与加害人，调停人是完全被动和中立的。公诉环节的刑事和解制度中，司法机关在不放弃监督权的前提下，在启动上是被动的，在解决方案协商上更是中立的。这一特点使刑事和解制度既保持了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又能有效地防止司法腐败和司法权力滥用，达到公正与效率的平衡。

2．预设的前提

刑事和解制度中，加害人是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在有罪答辩的前提下进行的，双方当事人并不针对加害人是否有罪进行协商。公诉环节刑事和解制度中，司法机关更不会就加害人是否有罪进行交易。这一特点决定刑事和解制度在本质上不是以司法公正为交易对价，从而不会对司法公正构成损害。

3．协商的重心

刑事和解制度中，被害人的赔偿问题是协商的重心所在。刑事和解的这一特点，有利于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和社会秩序的恢复，对于社会和谐秩序的重构有重要价值。

刑事和解制度的这些特点使其能够适用我国当前刑事诉讼发展的现状，在维护司法公正和追求诉讼效率，维护公共利益和保护被害人利益中找到平衡点，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三）刑事和解制度在外国的实践

从20世纪70年代起，外国刑事和解制度在加拿大门诺教刑事和解计划、美国公共刑事司法局缓刑计划①[3]67和美国矫正部门赔偿为中心的和解计划[4]139-150这三个传统的推动下，得以形成和发展，在经历了冷遇后，现已经成为包括美国、加拿大、西欧在内的众多国家和地区刑事诉讼制度中重要的刑事案件解决途径。同时，包括芬兰在内的一些欧盟国家也开始推广刑事和解制度，寻求刑事和解制度的统一化。②根据有关报道：“从1978年开始，它已经遍布美国和欧洲。据估计，光在美国就有400个刑事和解计划，这个数目类似地在欧洲也存在。”

具体地，通过考察芬兰的刑事和解制度，可以发现，芬兰的刑事和解制度排除了重罪和当事人可能存在政党压力的情形，可以适用于殴打罪、盗窃罪、财产损害罪等，是通过遍布全国的刑事和解机构的主持实现的，已经初步形成了规范化。据调查显示：在芬兰有25处刑事和解机构（其中有部分还有自己的专业调解方向）、90～100个专业调解人员和1000～1500个调解志愿者，同时警方和检察官也得到了调解培训。芬兰的刑事和解费用是国家支付的。

芬兰的刑事和解取得了很好社会效果。据报道，只有50％的地方法院案件在两个月内审结，就所有案件而言，地方法院审结每个案件平均需要3.3个月，而通过刑事和解程序只需一个月左右。根据芬兰法务部的估计，地方法院法官审理每起案件的成本是466欧，而之前的听证会和检察官花费每宗需319欧，而采取刑事和解每宗只需花费420欧，这样就可以节省365欧元。同时，在芬兰70％的家庭暴力刑事案件是以刑事和解的刑事解决的，而由于加害人不思悔改而被重新起诉的情况几乎没有。可见刑事和解制度已经在芬兰取得了很好的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资源和使加害人重新融入社会、实现社会稳定的作用。

二、刑事和解制度对我国借鉴意义和可行性考察

（一）刑事和解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1．从加害人角度来看

通过刑事和解制度，加害人可以在与被害人的平等对话中反省自己的行为，更好地认识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一定程度上避免刑事惩罚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避免加害人可能产生的报复心理，更高地回归社会，真正有效地实现改造和预防犯罪。

2．从被害人角度来看

通过刑事和解制度可以改变传统的报复性司法范式，将被害人真正作为主体纳入司法程序，使其利益真正得到尊重，使国家权力和个人利益得到平衡，从而改变以往因为报复性司法而造成的被害人利益保护停留在程序上甚至被忽视的现象。

3．从社会稳定和司法公正有效来看

刑事和解制度可以消除双方当事人的仇恨和敌视，避免私力救济可能带来的恶性循环，尽快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和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刑事和解制度的特点可以使起在维护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诉讼效率、节省诉讼成本，更好地彰显社会主义法治的优越性。

（二）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存在的障碍

针对我国当前刑事诉讼的发展阶段的特点，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应该是公诉环节下的刑事和解制度。但是通过理论和实践的考察，公诉环节的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存在一些障碍：

首先，纵观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可以存在公诉环节刑事和解制度的，只有被害人参与的公诉程序。根据公权法定原则，国家机关的权力，必须经法律授权。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制度中，对此做法找不到任何法律依据。其次，根据上述情况，在没有得到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即使达成和解，其效力以及执行都是很难保障的。再者，我国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规定，使刑事和解很难有个统一标准，司法人员介入刑事和解也无经验等等一系列问题都阻碍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真正发挥作用。

三、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想

（一）刑事和解范围

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应该限定在部分危害程度不大的危害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和一些少年犯、初犯、偶犯的轻微刑事案件中。具体地来看：在部分危害程度不大的危害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行为中，犯罪人主要侵犯的是被害人的个人利益，通过刑事和解制度可以很好地实现两者利益的均衡而不损害社会利益。这些案件具体地可以体现在：亲属间的侵犯财产犯罪、邻里间因私人矛盾而引发的轻伤害案件等。在一些少年犯、初犯、偶犯的轻微刑事案件中，通过刑事和解制度可以更好地恢复加害人和受害人的社会关系，较好地教育、感化犯罪人，防止社会矛盾激化。这些案件具体地可以体现在：未成年人斗殴的初犯、成年人盗窃数额不大的初犯等。同时，根据刑事和解制度本身的特点和外国实践借鉴的角度出发，刑事和解制度不应该适用于重刑案件和以公共利益侵犯为主的犯罪案件。

当然，刑事案件类型众多，实践中表现形式各异，其中有许多还类型模糊，因此，在还没有刑事和解实践经验的当前，应该通过条件描述性和列举性排除相结合的相关法律规定来明确界定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

二）刑事和解条件

从主观条件来说，加害人应当对其的犯罪行为做有罪答辩，这种有罪答辩是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加害人自愿作出的。同时，双方当事人都应当有和解的主观意愿，自愿应该成为刑事和解的一个原则。

从客观条件来说，适合使用和解的刑事案件应该达到案件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分的要求，因为刑事和解是作为一种对犯罪行为的处理手段，其应该有清楚的事实和充分的证据作为其确认犯罪前提的必要条件。这也是防止加害人为早日结束刑事诉讼程序而故意做有罪答辩的情况。

（三）刑事和解调解人

1．公权机关为主导

根据外国实践，调查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机关均存在刑事和解的情况，这三个机关都可以成为刑事和解的组织者。但从真正实现公正与效率平衡角度看，检察机关应当成为刑事和解的主导力量。这是由它所处的纽带地位决定的。相对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可以更客观中立地作出判断，防止在侦查中所收取的信息而导致的先入为主。相对于审判机关来说，检察机关可以在提审过程中，通过与加害人的进一步接触，更加全面地了解加害人的情况，为是否进行和解、如何正确作出和解结果提供判断依据。

从检察机关内部具体部门来看，批捕部门更合适担任此项工作。根据当前批捕部门实际情况，又应加强批捕部门的机构建设，根据各地刑事案件性质和数量的现状，采取增加办案人员或者设立专员的形式。根据公权法定原则，检察机关的这项权力应该在立法上加以明确和固定。

同时，鉴于公诉环节刑事诉讼制度在我国仍然是一个新生事物的情况，还应该加强对有关办案人员的培训，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探索适合我国现实情况的具体实践模式。芬兰对公权机关工作人员的培训行为对我国就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2．社会力量相配合

案发地的基层组织和一些有相关知识的专业人员应当配合检察机关推进刑事和解。纵观外国的刑事和解实践，大都是采取社会力量作为刑事和解调解主体，而我国的现状决定了应实行公诉环节刑事和解，但是这并不排除社会力量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参与。有社会力量的参与，一方面可以多角度、全面衡量该案件的危害性和进行和解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从多角度让犯罪人认识到其行为的危害，并为日后的执行做好一个铺垫。当然，社会力量对刑事和解程序的参与是建立在公权机关作出同意以和解结束刑事案件的决定的基础上的，并不是与公权机关同时介入刑事和解程序的。

（四）刑事和解过程

1．刑事和解程序启动

从启动时间来说，刑事和解应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进行。在该阶段，公安侦查和证据收集工作已经完毕，整个案件的事实基本清楚，定性工作基本完成，为判断是否可以使用刑事和解程序已经做好了准备。虽然，在审判阶段进行刑事和解也未尝不可，但从节约司法资源来说，在审查起诉阶段进行刑事和解更加合理，更何况就上述所言，检察机关更适合成为刑事和解制度的组织者。所以，刑事和解程序更合适在监察院审查起诉阶段进行。

从启动主体来看，检察机关首先应该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检察院不适宜主动提出刑事和解，更不适合规劝双方当事人采取刑事和解。他应该作为一个完全的中立者，只有双方当事人提出，才可启动刑事和解程序。同时，检察机关应当履行一个告知义务，告知双方当事人有启动程序的权利。再者，检察机关还应该处在一个判断者的地位，针对双方共同提出的要求，结合案件的证据、事实情况，判断该案件是否适用刑事和解。概言之，刑事和解启动主体为当事人，检察机关应该起到一个门阀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使公权力、被害人、加害人的利益得到平衡，减少国家意志在刑事和解中的强制作用而又不放弃公权利对犯罪追求的权力。

2．检察机关陈述案件事实，双方陈述采取刑事和解程序的理由

刑事和解程序启动后，检察机关应召开调解会议。检察机关就案件的事实作出陈述，并出示有关加害人犯罪事实的证据。通过中立客观的陈述和证据展示，可以避免有些加害人为早日结束司法程序而误认犯罪，造成错案。在陈述和证据展示后，加害人应就自己的行为作出认罪和悔过。同时，双方当事人应提供证据证明该案件是适合采取刑事和解程序的。其中，应有一个证据展示的过程和一个举证责任的分配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品格证据可以作为最后作出判断的依据。在完成此证据展示后，检察机关应作出双方是否可以通过和解结束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决定。此处的决定不同于启动阶段的判断。启动阶段的判断是对案件类型的初步界定，此处的判断是针对个案情况作出的决定。当检察机关作出肯定决定后，被害人应发表意见，就自己因犯罪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做客观陈述。之后，双方应对自己的观点作出总结，并明确表示自愿和解的主观意愿。

3．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方案

检察机关应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为双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中立而客观地提供咨询，组织双方当事人交换解决方案。同时，立法机关应制定有关刑事和解中赔偿问题的标准，防止有些犯罪嫌疑人一味地为了和解而产生以赔偿换自由的现象。当然，这个阶段会因为具体的损失确定等方面的问题而显得繁琐。因此，可以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在双方答成和解协议后，检察院应制作和解协议，让双方当事人签字。签字后的协议为一个生效法律文书，双方必须按期执行，以达到息诉的目的。整个调解会议应做相应记录，允许双方当事人查阅。

4．刑事和解结果的执行

只有真正执行了的和解结果才能使刑事和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由于检察机关其自身的功能所决定的，检察机关不可能担任和解结果的执行机关。同时，一般采取刑事和解程序的多为轻微的刑事案件，嫌疑人本身的社会危害并不大，所以，可以采取犯罪人自愿执行、犯罪人所在基层组织监督执行、检察院强制回到刑事程序相结合的方式。具体的说就是：法律应明确规定犯罪人的执行期限，检察院在和解程序结束后应将和解结果送达社区和法院。和解结果送达后，执行期限开始起算，犯罪人应在该期限内完成和解协议中对其要求的行为。在此过程中，犯罪人所在基层组织应该履行一个监督的作用，并在期限届满前几日履行一个提醒义务，使犯罪人能尽快履行义务，使被害人得到补偿，使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平复。如在基层组织履行了提醒义务而犯罪人在规定期限内没有不可抗力仍未履行时，由基层组织书面通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强制将该案件纳入刑事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公诉。其中造成的各参与人员的有关费用和支出都应由犯罪人承担。

注释：

①“美国各地公共刑事司法局的缓刑部门在1965年至1979年间建立了34个设计少年司法系统的刑事和解计划，缓刑执行官充当这些计划的调停人但他们并不是完全中立的第三方。因此，以缓刑为基础的和解计划逐渐由缓刑官做一些初期的工作，而让受培训的社区志愿者充当调解人。”

②2006年12月11日至12日在赫尔辛基举办了由90余位来自欧盟20多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官员和刑事和解服务者参加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目的是探讨传统犯罪司法解决制度以外的解决办法，刑事和解制度的统一化制度化成为谈论的焦点。

【摘要】刑事和解制度，是通过第三方调停，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的机制。它有惩罚犯罪分子、补偿被害人、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在外国已有实践。我国公诉环节已经出现了类似刑事和解的做法，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作为一项制度并没有确立。随着社会危害较轻的刑事案件发案率的增加，公诉环节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进一步推广是今后的一大趋势，将公诉环节刑事和解制度化、规范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刑事和解；立法构想；立法制度

【参考文献】

[1]甄贞，陈静．刑事和解的可行性理论分析[J]．人民检察，2006，（14）．

[2]谢鹏．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之比较[J]．人民检察，2005，（19）．

刑事和解制度范文篇3

【论文关键词】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制度构建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含义

刑事和解又称受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受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一般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人与被害人直接商谈、加害人以认罪、道歉、赔偿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司法机关予以认可并作为对加害人刑事处分的依据。[1]刑事和解的目的是弥补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害,恢复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重返社会。

二、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可行性分析

(一)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刑事犯罪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冲击和破坏,和谐社会的核心需求就是要将被冲突或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予以恢复。刑事和解制度的根本价值是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它保障了被告人和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对犯罪进行了有效的调控和预防,维护了社区的安定和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法民主精神和以人为本的精神,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多元化的解决纠纷,进行司法分流,节约司法资源,它的价值取向和目标与和谐社会的特征是一致的,并能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积极作用。[2]

(二)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宽严相济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刑事司法政策,是检察机关正确执行国家法律的重要指针。宽严相济的实质,就是对刑事犯罪要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宽严相济,讲究在突出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对犯罪区别对待,实行“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重罪重判,轻罪轻罚。[3]刑事和解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宽”具有一致性,对于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执法理念,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

(三)有利于全面保障人权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应包括对加害人、被告人、罪犯及被害人的人权保障。刑事和解制度体现了对被害人和加害人进行司法保护的思想,它的价值兼容了被害人、加害人以及社会利益的全面恢复。对符合刑事和解兼顾被害人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的恢复,淡化受害人的报应情感,从而降低受害人再度被同一加害人侵犯的可能及对此的担心。同时刑事和解实施的结果有可能导致不再启动或中止对加害人的刑事追诉,也就避免了定罪量刑对加害人造成的“标签效应”,从而使加害人可以更加自然地实现再社会化过程。[4]

(四)节约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率的需要

在司法有限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完成诉讼任务,就必须高效地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刑事和解制度的突出优点就在于能使特定的案件在不交付审判的情况而终结,缩短了诉讼时间,使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诉求以较快、更便捷的方式实现;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使司法机关得以集中精力去处理更为重要的案件,使“需要公正的案件更加公正,需要效率的案件更加有效率”[5],从而达到讼经济的目的。刑事和解制度的运用,可以有效节省司法成本并促进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整体司法效率。公务员之家

三、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既是一种制度构建和司法模式,更是一种司法理念,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下,应不断地丰富刑事和解的理论和实践,从而为司法制度的改革、和谐社会的建设做出贡献。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1、进一步完善立法,将刑事和解制度转化为法律制度,以法律明文规定的形式加以规范。在刑事和解程序中,刑事诉讼法应当就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与案件范围、刑事和解的提出与受理、刑事和解的方式与步骤、刑事和解调停人的选择、刑事和解协议的审查与认可等作出明确规定。这样才能使刑事和解制度有法可依。

2、在侦查阶段应慎用刑事和解

在侦查阶段,侦查的任务就是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抓获犯罪人,使未暴露的犯罪事实最大限度地“还原”。[6]在侦查阶段进行刑事和解,一方面不利于侦查机关收集证据,若在事实未查清、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勉强让双方进行和解,容易导致“以钱买刑”情况的发生;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加害人及被害人权益的保护。当然,在侦查阶段若证据充足,符合适用刑事和解情形的,还是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

3、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

刑事和解的适用应具备以下条件:(1)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适用刑事和解的基础条件。(2)加害人的有罪答辩。加害认罪是刑事和解的先决条件,有罪答辩意味着加害人承认犯罪行为是自己所为。如果没有加害人有罪答辩的先决条件,则无法实现刑事和解为被害人提供疏通情感阻滞渠道的预期目的。(3)和解必须出于双方自愿。自愿是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必要条件之一,包括被害人和加害人双方自愿,即无论是加害人的悔罪、道歉和赔偿还是被害人放弃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追究,都必须出自双方的真实意愿。(4)双方当事人为自然人。

4、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根据刑法、刑诉法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以及《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等有关规定,笔者认为,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应当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未成年加害人;(2)成年加害人中的初犯、偶犯、过失犯;(3)亲友、邻里、同学同事之间因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同时,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案件,以及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等公害案件不适用刑事和解,这是因为这类公害案件侵害的是公众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且公权具有不可让渡性。

5、刑事和解协议的审查及协议履行与监督

刑事和解是加害人与受害人双方以非诉讼方式解决刑事案件,在调解过程中可能存在威胁、利诱以及弄虚作假等非法交易情况。同时,刑事和解制度使司法人员手中权力扩大,少数司法人员可能利用刑事和解权,收受当事人贿赂,以案谋私,曲解法律,强迫和解,或以刑罚代替和解相威胁等司法腐败现象。因此,检察机关要加强对刑事和解过程的控制与监督。

(二)相关配套制度的构建

1、增加社区矫正的非监禁化措施

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矫正条件的犯罪分子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7]社区矫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刑法观念和刑罚经济性原则,它与刑事和解有着相通之处,将其推广应用将极大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整体框架,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2、建立暂缓起诉制度

暂缓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应当起诉的加害人,根据其行为性质、年龄、危害程度等情况综合考虑之后暂时不予起诉,给予其一定的考验期限,令其进行自我改造和反省,根据其悔罪表现决定是否起诉的制度。[8]在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的情况下,以暂缓起诉为手段,在暂缓起诉的期限内,根据加害人是否自觉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决定是否起诉。[9]

3、建立刑事和解的宣传教育机制

当前,许多人还不了解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应加大宣传刑事和解,使广大群众认清刑事和解与案件“私了”的本质区别,让广大群众了解及认同刑事和解。在司法人员中,要强化刑事和解的执行能力,严格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条件和程序,避免因刑事和解不当而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

注释:

[1]参见陈兴良主编:《宽严相济刑事司法（编辑整理）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254页。

[2]李军东:“恢复性司法的本土化改造——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看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运用”,载《中国检察论坛》2007年第3期,第111页。

[3]孙宝民,吴春波:“和谐检察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再探讨”,载《检察研究参考》2007年第6期,第9页。

[4]甄贞、陈静:《刑事和解的可行性理论分析》,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4期,第11页。

[5]陈瑞华语,引自甄贞、陈静:《刑事和解的可行性理论分析》,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4期,第10页。

[6]黄汉勇:《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与完善》,《检察日报》,2007年3月27日。

[7]参见2003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刑事和解制度范文篇4

刑事和解在西方国家是一种早已有之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在我国，刑事和解尚不是一种被法律所确认的刑事法律制度，但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践尝试都将其定位为一种制度来对待。迄今为止，国内法学界对刑事和解的概念表述几乎都采用“一句话”交待的方式，即要么直接一句“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面对商谈、解决刑事纠纷”[2]，或直接释义为“刑事和解又称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3]”。大多数作者在作此类简单交待之后，随即笔锋一转叙述刑事和解各项内容，然而“刑事和解”这个概念并非如此简单，应对其基本内涵进行详细界定。

刑事和解是一个刑事法律术语，它与传统的国家强制对抗性刑事诉讼模式相对。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不能限定于字面解释，应从刑事和解的对象、主体和方式这三方面进行分析和理解。

首先，刑事和解的对象是犯罪纠纷。一旦产生犯罪纠纷，就有解决纠纷的需求，双方通互相妥协与让步和平是解决方式之一。

其次，刑事和解的主体包括犯罪人与被害人、犯罪人与国家、犯罪人与一定的社会组织。由于犯罪纠纷是由犯罪所引发的，实施了特定危害行为的犯罪人和犯罪的受害者当然都是犯罪纠纷的一方主体。但受害者不仅包括一般情况下的犯罪被害人，在特殊情况下也包括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目前国内学者对刑事和解的界定中仅提到“犯罪人与受害者”，大多数学者对“受害者”并未作任何的解释，使读者难以理解“受害者”是限定于一般的犯罪被害人之内，还是也包括特殊的犯罪被害人，这种模糊的说法是不妥当的。因此，刑事和解应该包括犯罪人与被害人、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和解。

最后，刑事和解的方式为“和解”的方式，强调自主性和自愿性。“和解”的自主性和自愿性指，犯罪纠纷是否进行和解由双方自主决定、自主选择，并且在和解中双方所表达的是自己的真实意思。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由特定人（第三方）调解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会影响到调解的可行性。因为在我国现有法制状况下，确立相应的调解机构或调解人、设置相应的调解程序及规则是难以实现的；调解可能因被害人或犯罪人不同意或不接受而难以实现。因此，双方当事人的自主与自愿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刑事和解指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与犯罪受害方，包括被害人、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自主自愿地进行沟通、协商并达成互利性合意以解决犯罪纠纷的机制。

二、刑事和解之制度因素

(一)刑事和解的参与主体

刑事和解旨在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犯罪纠纷，犯罪行为必然由加害人对被害人实施，加害人和被害人都是刑事和解的必要参与主体。在犯罪发生后，只要犯罪符合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只要被害人愿意与某些加害人达成和解，就应当准许适用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也涉及国家公权力机关一方，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他们参与到和解中时国家追诉权不再是其唯一目的，其重要作用是给家害人和被害人提供对等的信息和沟通平台，从帮助被害人的角度考虑，对于如何更好地解决纠纷提供法律上的咨询和帮助。

此外，律师在实际工作中也成为刑事和解的参与主体之一。律师是专门的法律服务人员，地位比较中立，他们熟悉各种法律规定，对诉讼中的利益和风险的认识深入而客观，一般能够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当然，律师促成的和解也要经过法庭的严格审查，以免出现损害当事人利益的情形。

(二)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

目前我国学界对于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有两种观点：一种主张从案件轻重来划分；另一种主张从案件种类来划分。

1.案件轻重范围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还局限于轻罪，但也有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已经突破了轻罪的范围，将刑事和解运用于严重犯罪中。笔者认为，依照罪行轻重来划分有其不足，因为轻罪和重罪的范围各国有不同的理解，其标准在世界范围内是难以统一的。在一国范围内，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究竟是应当局限于轻罪，还是可以扩展到包括重罪的所有案件中，并不完全取决于制度设置，也与一国的文化、民族心理和国民观念密切相关，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因案件的千差万别而异常复杂。在广东东莞抢劫案中，虽然该抢劫案属于重罪，但被告人表示痛改前非，被害人又能因此获得经济上的补偿，以不判处死刑的方式达成和解不失为一种对国家、社会和当事人都有利的选择。因此，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不能依据案件罪行轻重来决定，还应当根据案件种类和具体情节综合考量。

2.案件种类范围

刑事案件千差万别，每个案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解的范围必须依靠立法规定和司法过程来共同把握，根据案件种类来确定刑事和解的范围的观点应得到支持。在我国刑事和解实践中，其案件范围大致集中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轻伤害案件和轻微刑事犯罪案件。实践中，列举式的适用种类规定未免过于简单化，也限缩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笔者认为应将绝对不允许使用刑事和解的案件种类排除，其他案件由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案情斟酌决定是否适用刑事和解。从侵犯的法益来看，侵犯的法益为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应当绝对排除在外，例如危害国家安全罪等；对于其他的犯罪，如侵犯财产、人身、民主权利等犯罪则应当根据具体案情和当事人的情况作综合判断；从主观恶性来看，故意犯罪应当根据具体情节和危害程度判断；预谋犯、累犯不适用刑事和解；从加害人角度来看，刑事和解在熟人犯罪案件（例如亲属、同事、朋友间犯罪）、未成年人犯罪中具有广阔的适用空间。

(三)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

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是司法过程中把握刑事和解是否正当和有效的标准。笔者认为，允许适用刑事和解应满足以下条件：

首先，被告人认罪并悔过，对方对案件事实无争议。加害人是否承认加害事实，这是能否达成和解的前提条件。如果加害人连自己做的事情都不承认，双方就难以达成和解。另外，刑事和解必须以事实清楚为前提条件，此处的“事实”是指主要事实，即是否发生了犯罪，犯罪是否为犯罪嫌疑人所为，犯罪嫌疑人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连过错和责任都不清楚，又何谈和解呢？除了认罪和案件事实清楚外，加害人还必须悔罪。虽然人的内心难以看透，但悔罪与否可以通过行为来衡量，比如犯罪后承认犯罪、道歉、表示痛改前非等。无论这些行为是否出自加害人的内心，都表现了一种对法律的敬畏态度和对犯罪行为的否定态度。这种态度能够表明加害人人身危险性的降低乃至消除，才符合和解的条件。

其次，当事人双方的和解必须自愿。所谓自愿，是指和解的意愿完全是由被害人和加害人的自主意志决定的，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的消极影响。自愿性对于刑事和解至关重要，是和解结果具有正当性的必要条件。

最后，符合法律允许的刑事和解案件范围。有关刑事和解案件的合理范围参见（三）。

(四)刑事和解的责任形式

第一，赔偿是刑事和解最重要的责任形式之一。在西方国家，目前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赔偿已经被民众所普遍接受，甚至出现了以赔偿最终取代刑罚的呼吁。除了向被害人赔偿损失之外，许多国家还规定了加害人可以向指定机构或国库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或从事一定的公益劳动的形式达成和解。在我国，自古以来的“私了”形式和现代刑事和解也都是以赔偿为主要的责任形式。然而，由于一直以来传统的刑事法治对犯罪的惩罚远重于对被害人的抚慰，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赔偿始终没有占据过刑事诉讼的中心位置。因此，现代刑事和解制度应该突出赔偿的责任形式，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

第二，道歉和倾诉也应得到提倡。从理论上来说，被告人就自己的犯罪行为向被害人真诚地道歉，说明被告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愿意承担责任，其对社会的危害性减小，具备了从轻处罚的条件。而被害人也可以从加害人的道歉中获得心理上的安慰，通过倾诉宣泄自己被害的痛苦，医治心灵创伤。然而，基于中国重视面子的心理作祟，有些加害人往往宁可赔偿也不开口道歉，但这种方式能够缓和纠纷双方的关系，是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成为可能，所以，道歉和倾诉的方式应逐步适用到刑事和解中来。

第三，加害人可能承受一定的刑罚处罚。并非所有的刑事和解都能够让加害人通过赔偿、道歉等形式彻底免除刑罚的处罚，这取决于加害人犯罪情节的轻重。一些情节轻微的案件，加害人可能通过上述形式承担责任，免除刑法惩罚；如果案情严重，加害人在履行了赔偿、道歉等积极的和解措施后，还要承受一定的刑罚处罚，但会有所减轻。

参考文献：

[1]汤道刚.保障刑事被害人的优化选择[J].法制与社会，2008，(5):29.转载自《中国青年报》2006-7-25.

[2]黄烨.宽容人性:论刑事和解的人文情怀与制度构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4):123.

[3]何婧.刑事和解的现状与问题分析[J].南方论坛，2008，(3):36.

[4]谢鹏.浅析刑事和解理念对辩诉交易制度的启示——以被害人为视角[J].法学论坛，2006，(4):100.

刑事和解制度范文篇5

刑事和解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的私人分割赔偿,但作为一种刑事制度,其产生于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的一次司法实践,现在已经被美国、英国、德国等许多国家运用。

(一)国外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20世纪中叶,受“被害者导向”理念和犯罪人复归社会思想的影响,西方刑事和解制度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

1.“被害者导向”理念。传统刑事司法理论认为,犯罪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因此,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居于主导地位,而被害人的权利被国家的权力挤到了边缘,只是诉讼程序被动的参与者。随着“被害人犯罪学”理论的兴起,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刑事诉讼不应仅仅体现国家和犯罪者之间的关系,更应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使被害人成为积极的诉讼主体。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害者导向”的刑事政策思潮兴起,如何保障被害人的权利成为学者的热门话题,而被害人最根本的权利就是获得赔偿。刑事和解制度就是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2.犯罪人复归社会的思想。随着人们人权保障意识的不断提高,犯罪人权益保障也开始为许多国家所重视。在这种环境下犯罪人复归社会的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犯罪人有复归社会的权利,社会有承担其复归的义务。因此,西方各国都致力于犯罪人复归,并不断探索新的措施以促进犯罪人的改造。通过探索和研究,许多学者认识到:复归社会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使之回到那个曾经被他伤害过的社会中,尽量不让犯人入狱,在社会上改造,更利于犯罪人有效实现复归社会。因此,通过加害人、被害人、社会等多方面互动来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已经成为犯罪人复归社会思想之必需。

(二)国外刑事和解的实践内容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刑事和解实践已经开始在各国盛行。由于传统和现实的差异,各国刑事和解具体的实践内容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些制度在适用宗旨和适用范围上,还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概而言之,国外刑事和解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在制度宗旨上,许多国家的刑事和解制度都吸纳了对被害人利益的关注和保护理念,普遍重视刑事和解对被害人的精神抚慰和对加害人的教育矫正功能,经济赔偿位居其次。

第二,在适用范围上,刑事和解主要适用于少年犯罪和一些有关个人权益的轻微成年人犯罪。少年犯罪是最早适用刑事和解的,也是最重要的适用对象之一。在成年人犯罪中,各国适用的具体范围不尽一致。例如在美国,刑事和解不仅适用于轻罪案件,也适用于重罪案件;英国主要适用于轻犯、初犯以及财产犯;俄罗斯的刑事和解仅限于轻罪,即指可能判处2年以下监禁的案件。

第三,在适用条件上,刑事和解必须以加害人的有罪答辩和当事人的双方自愿为前提。刑事和解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双方自愿协商,尤其是受害人的自愿。但各国一般都未以被害人同意为要件,规定只要犯罪人做出和解努力的,即可从轻处罚。

第四,在和解的程序中,一般都要调停人的参与。调停人或由专职的专业调解员担当或由执法官员担当,在和解程序中保持中立并协调双方关系。

第五,刑事和解的处理结果视适用模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西方国家的刑事和解实践具体表现为四种和解模式:社区调停模式、转处模式、替代模式与司法模式。在社区调停模式、转处模式和替代模式下,刑事和解使刑罚的判决或执行不再具有实际意义,因而,具有刑罚替代措施的性质;在司法模式下,刑事和解是一种附属性的教育惩戒措施。

二、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行性

(一)传统“息讼”、“和”文化的思想基础

纵观我国对待诉讼的态度,它有个基本的倾向,那就是对“无讼”的追求,对诉讼的厌恶和鄙视。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比也使无讼乎。”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们不敢轻易涉讼,他们认为一旦涉讼,会更加激化纠纷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因此,和解是民众、官府解决民事纠纷甚至部分刑事纠纷的重要形式。在我国,这种以“和”文化为基础的“息讼”传统源远流长,这也为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与环境。

(二)“宽严相济”的政策基础

近年来,轻型化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和潮流。在这种环境下,我国也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出发,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它的核心是区别对待,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犯罪与社会治安的形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法予以从宽或从严处理。简而言之,宽严相济是指: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有度,宽严审时。这种轻轻重重、轻重结合的刑事政策要求我们不能再一味地借助高压、监禁等方式来解决刑事犯罪问题,而应当探求理性化、多元化的犯罪应对机制。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正是顺应了我国“宽严相济”的政策需求。

(三)社区矫正的实践基础

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通知》指出,“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之下,在判决、决定或裁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2003年至今,我国已有多个省市作为社区矫正试点,开展了相关的社区矫正活动,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刑事和解制度赖以实施的前提,因此,这些试点活动为我国刑事和解的有效实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之构建

我国法律对刑事和解规定少且分散,刑事和解尚未形成制度体系。现行的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很窄,主要集中在刑事自诉案件和附带民事诉讼中,对公诉案件并未适用。法律的匮乏限制了刑事和解功能的发挥,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亟待构建和完善。

(一)规范刑事和解的适用前提

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前提,学界已经形成共识。具体而言,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只有案件事实清楚,才能判明该案件是否属于刑事和解的范围,才能确保刑事和解的妥当适用。另外,将案件事实清楚作为前提,也有利于提高公检法办案人员的责任心,防止因其不对案件作深入调查而放纵了部分犯罪人。

第二,犯罪人认罪,双方自愿和解。犯罪人认罪是其人身危险性减小的最明显特征,也是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基本前提。仅仅有犯罪人单方面的和解意向还不够,和解还必须是基于被害人的真实同意。如果忽视了被害人的意愿,可能会损害其合法权益,这也有违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最初理念。因此,只有取得被害人的真实同意,基于双方的合意进行和解,才能有效保障被害人的权益。

(二)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对于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规定,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普遍做法,即适用于少年犯罪案件以及成年的轻微刑事案件。为了确保刑事和解功能的充分发挥,我国的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未成年犯案件。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其目的是为了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教育感化,使其避免受“犯罪标签”的影响,为他们的再社会化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二,侵害个人法益的轻罪案件。对于这类案件适用刑事和解,一方面,可以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问题,确保被害人能够获得物质赔偿;另一方面,将和解限定于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而将侵害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的犯罪排除在外,有利于加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防止刑事和解造成对被害人、犯罪人利益保护和公共利益的失衡。

第三,家庭婚姻矛盾、邻里或同事纠纷引发的案件。这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都属于“熟人社会”的圈子里,甚至是亲戚、夫妻关系。由于双方关系的特殊性,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多有悔过、内疚的心理,受害人也有原谅犯罪人的倾向。因此,为了缓和双方的矛盾,恢复紧张的社会关系,这类有和解基础的案件应当尽量采用和解的方式解决。

(三)限定刑事和解调停人

为了保障双方当事人的自愿性,避免和解中可能发生的司法腐败,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必须保持中立,不能与当事人任何一方有利害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主持刑事和解有悖于其追诉犯罪的职责,因而主张由社会中立力量来主持。但是如果由社会机关和个人担任调停员,可能会引起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扩大,导致和解的滥用,有损刑法的权威。因此,结合我国现状,我国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应以检察机关和法院为限,以便合理地把握和解的范围,保障刑事和解的顺利进行。

(四)强化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

刑事和解扩大了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为了保障其积极功能的正常发挥,防止司法人员滥用权力,强化对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显得异常重要。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司法机关内部及相互间的监督;另一方面,来自社会的外部监督也不能忽视。就监督形式而言,可以采用备案方式。为了使每个案件都能受到监督,可采用备案制,即检察机关的相关部门在案件办结后,将有关材料报送案件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审判机关在案件办结后,将和解协议、处理决定书和裁判文书等送到检察机关备案。

参考文献:

[1]葛琳.刑事和解制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2]向朝阳,马静华.刑事和解的价值构造及中国模式的构建.中国法学.2003(6).

[3]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评介.现代法学.2001(2).

[4]古津贤.刑事和解制度的本土化研究.理论与现代化.2009(2).

[5][日]安部哲夫.德国被害人学的产生和发展.被害者学研究.1998(3).

[6]马克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刍议.人民检察.2006(10).

刑事和解制度范文篇6

刑事和解在西方国家是一种早已有之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在我国，刑事和解尚不是一种被法律所确认的刑事法律制度，但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践尝试都将其定位为一种制度来对待。迄今为止，国内法学界对刑事和解的概念表述几乎都采用“一句话”交待的方式，即要么直接一句“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面对商谈、解决刑事纠纷”[2]，或直接释义为“刑事和解又称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3]”。大多数作者在作此类简单交待之后，随即笔锋一转叙述刑事和解各项内容，然而“刑事和解”这个概念并非如此简单，应对其基本内涵进行详细界定。

刑事和解是一个刑事法律术语，它与传统的国家强制对抗性刑事诉讼模式相对。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不能限定于字面解释，应从刑事和解的对象、主体和方式这三方面进行分析和理解。

首先，刑事和解的对象是犯罪纠纷。一旦产生犯罪纠纷，就有解决纠纷的需求，双方通互相妥协与让步和平是解决方式之一。

其次，刑事和解的主体包括犯罪人与被害人、犯罪人与国家、犯罪人与一定的社会组织。由于犯罪纠纷是由犯罪所引发的，实施了特定危害行为的犯罪人和犯罪的受害者当然都是犯罪纠纷的一方主体。但受害者不仅包括一般情况下的犯罪被害人，在特殊情况下也包括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目前国内学者对刑事和解的界定中仅提到“犯罪人与受害者”，大多数学者对“受害者”并未作任何的解释，使读者难以理解“受害者”是限定于一般的犯罪被害人之内，还是也包括特殊的犯罪被害人，这种模糊的说法是不妥当的。因此，刑事和解应该包括犯罪人与被害人、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和解。

最后，刑事和解的方式为“和解”的方式，强调自主性和自愿性。“和解”的自主性和自愿性指，犯罪纠纷是否进行和解由双方自主决定、自主选择，并且在和解中双方所表达的是自己的真实意思。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由特定人（第三方）调解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会影响到调解的可行性。因为在我国现有法制状况下，确立相应的调解机构或调解人、设置相应的调解程序及规则是难以实现的；调解可能因被害人或犯罪人不同意或不接受而难以实现。因此，双方当事人的自主与自愿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刑事和解指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与犯罪受害方，包括被害人、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自主自愿地进行沟通、协商并达成互利性合意以解决犯罪纠纷的机制。sp;(一)刑事和解的参与主体

刑事和解旨在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犯罪纠纷，犯罪行为必然由加害人对被害人实施，加害人和被害人都是刑事和解的必要参与主体。在犯罪发生后，只要犯罪符合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只要被害人愿意与某些加害人达成和解，就应当准许适用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也涉及国家公权力机关一方，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他们参与到和解中时国家追诉权不再是其唯一目的，其重要作用是给家害人和被害人提供对等的信息和沟通平台，从帮助被害人的角度考虑，对于如何更好地解决纠纷提供法律上的咨询和帮助。

此外，律师在实际工作中也成为刑事和解的参与主体之一。律师是专门的法律服务人员，地位比较中立，他们熟悉各种法律规定，对诉讼中的利益和风险的认识深入而客观，一般能够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当然，律师促成的和解也要经过法庭的严格审查，以免出现损害当事人利益的情形。

(二)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

目前我国学界对于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有两种观点：一种主张从案件轻重来划分；另一种主张从案件种类来划分。

1.案件轻重范围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还局限于轻罪，但也有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已经突破了轻罪的范围，将刑事和解运用于严重犯罪中。笔者认为，依照罪行轻重来划分有其不足，因为轻罪和重罪的范围各国有不同的理解，其标准在世界范围内是难以统一的。在一国范围内，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究竟是应当局限于轻罪，还是可以扩展到包括重罪的所有案件中，并不完全取决于制度设置，也与一国的文化、民族心理和国民观念密切相关，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因案件的千差万别而异常复杂。在广东东莞抢劫案中，虽然该抢劫案属于重罪，但被告人表示痛改前非，被害人又能因此获得经济上的补偿，以不判处死刑的方式达成和解不失为一种对国家、社会和当事人都有利的选择。因此，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不能依据案件罪行轻重来决定，还应当根据案件种类和具体情节综合考量。

2.案件种类范围

刑事案件千差万别，每个案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解的范围必须依靠立法规定和司法过程来共同把握，根据案件种类来确定刑事和解的范围的观点应得到支持。在我国刑事和解实践中，其案件范围大致集中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轻伤害案件和轻微刑事犯罪案件。实践中，列举式的适用种类规定未免过于简单化，也限缩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笔者认为应将绝对不允许使用刑事和解的案件种类排除，其他案件由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案情斟酌决定是否适用刑事和解。从侵犯的法益来看，侵犯的法益为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应当绝对排除在外，例如危害国家安全罪等；对于其他的犯罪，如侵犯财产、人身、民主权利等犯罪则应当根据具体案情和当事人的情况作综合判断；从主观恶性来看，故意犯罪应当根据具体情节和危害程度判断；预谋犯、累犯不适用刑事和解；从加害人角度来看，刑事和解在熟人犯罪案件（例如亲属、同事、朋友间犯罪）、未成年人犯罪中具有广阔的适用空间。

(三)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

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是司法过程中把握刑事和解是否正当和有效的标准。笔者认为，允许适用刑事和解应满足以下条件：

首先，被告人认罪并悔过，对方对案件事实无争议。加害人是否承认加害事实，这是能否达成和解的前提条件。如果加害人连自己做的事情第一，赔偿是刑事和解最重要的责任形式之一。在西方国家，目前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赔偿已经被民众所普遍接受，甚至出现了以赔偿最终取代刑罚的呼吁。除了向被害人赔偿损失之外，许多国家还规定了加害人可以向指定机构或国库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或从事一定的公益劳动的形式达成和解。在我国，自古以来的“私了”形式和现代刑事和解也都是以赔偿为主要的责任形式。然而，由于一直以来传统的刑事法治对犯罪的惩罚远重于对被害人的抚慰，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赔偿始终没有占据过刑事诉讼的中心位置。因此，现代刑事和解制度应该突出赔偿的责任形式，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

第二，道歉和倾诉也应得到提倡。从理论上来说，被告人就自己的犯罪行为向被害人真诚地道歉，说明被告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愿意承担责任，其对社会的危害性减小，具备了从轻处罚的条件。而被害人也可以从加害人的道歉中获得心理上的安慰，通过倾诉宣泄自己被害的痛苦，医治心灵创伤。然而，基于中国重视面子的心理作祟，有些加害人往往宁可赔偿也不开口道歉，但这种方式能够缓和纠纷双方的关系，是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成为可能，所以，道歉和倾诉的方式应逐步适用到刑事和解中来。

第三，加害人可能承受一定的刑罚处罚。并非所有的刑事和解都能够让加害人通过赔偿、道歉等形式彻底免除刑罚的处罚，这取决于加害人犯罪情节的轻重。一些情节轻微的案件，加害人可能通过上述形式承担责任，免除刑法惩罚；如果案情严重，加害人在履行了赔偿、道歉等积极的和解措施后，还要承受一定的刑罚处罚，但会有所减轻。

参考文献：

[1]汤道刚.保障刑事被害人的优化选择[J].法制与社会，2008，(5):29.转载自《中国青年报》2006-7-25.

[2]黄烨.宽容人性:论刑事和解的人文情怀与制度构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4):123.

[3]何婧.刑事和解的现状与问题分析[J].南方论坛，2008，(3):36.

[4]谢鹏.浅析刑事和解理念对辩诉交易制度的启示——以被害人为视角[J].法学论坛，2006，(4):100

二、刑事和解之制度因素

刑事和解制度范文篇7

刑事和解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的私人分割赔偿,但作为一种刑事制度,其产生于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的一次司法实践,现在已经被美国、英国、德国等许多国家运用。

(一)国外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20世纪中叶,受“被害者导向”理念和犯罪人复归社会思想的影响,西方刑事和解制度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

1.“被害者导向”理念。传统刑事司法理论认为,犯罪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因此,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居于主导地位,而被害人的权利被国家的权力挤到了边缘,只是诉讼程序被动的参与者。随着“被害人犯罪学”理论的兴起,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刑事诉讼不应仅仅体现国家和犯罪者之间的关系,更应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使被害人成为积极的诉讼主体。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害者导向”的刑事政策思潮兴起,如何保障被害人的权利成为学者的热门话题,而被害人最根本的权利就是获得赔偿。刑事和解制度就是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2.犯罪人复归社会的思想。随着人们人权保障意识的不断提高,犯罪人权益保障也开始为许多国家所重视。在这种环境下犯罪人复归社会的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犯罪人有复归社会的权利,社会有承担其复归的义务。因此,西方各国都致力于犯罪人复归,并不断探索新的措施以促进犯罪人的改造。通过探索和研究,许多学者认识到:复归社会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使之回到那个曾经被他伤害过的社会中,尽量不让犯人入狱,在社会上改造,更利于犯罪人有效实现复归社会。因此,通过加害人、被害人、社会等多方面互动来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已经成为犯罪人复归社会思想之必需。

(二)国外刑事和解的实践内容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刑事和解实践已经开始在各国盛行。由于传统和现实的差异,各国刑事和解具体的实践内容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些制度在适用宗旨和适用范围上,还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概而言之,国外刑事和解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在制度宗旨上,许多国家的刑事和解制度都吸纳了对被害人利益的关注和保护理念,普遍重视刑事和解对被害人的精神抚慰和对加害人的教育矫正功能,经济赔偿位居其次。

第二,在适用范围上,刑事和解主要适用于少年犯罪和一些有关个人权益的轻微成年人犯罪。少年犯罪是最早适用刑事和解的,也是最重要的适用对象之一。在成年人犯罪中,各国适用的具体范围不尽一致。例如在美国,刑事和解不仅适用于轻罪案件,也适用于重罪案件;英国主要适用于轻犯、初犯以及财产犯;俄罗斯的刑事和解仅限于轻罪,即指可能判处2年以下监禁的案件。

第三,在适用条件上,刑事和解必须以加害人的有罪答辩和当事人的双方自愿为前提。刑事和解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双方自愿协商,尤其是受害人的自愿。但各国一般都未以被害人同意为要件,规定只要犯罪人做出和解努力的,即可从轻处罚。

第四,在和解的程序中,一般都要调停人的参与。调停人或由专职的专业调解员担当或由执法官员担当,在和解程序中保持中立并协调双方关系。

第五,刑事和解的处理结果视适用模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西方国家的刑事和解实践具体表现为四种和解模式:社区调停模式、转处模式、替代模式与司法模式。在社区调停模式、转处模式和替代模式下,刑事和解使刑罚的判决或执行不再具有实际意义,因而,具有刑罚替代措施的性质;在司法模式下,刑事和解是一种附属性的教育惩戒措施。

二、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行性

(一)传统“息讼”、“和”文化的思想基础

纵观我国对待诉讼的态度,它有个基本的倾向,那就是对“无讼”的追求,对诉讼的厌恶和鄙视。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比也使无讼乎。”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们不敢轻易涉讼,他们认为一旦涉讼,会更加激化纠纷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因此,和解是民众、官府解决民事纠纷甚至部分刑事纠纷的重要形式。在我国,这种以“和”文化为基础的“息讼”传统源远流长,这也为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与环境。

(二)“宽严相济”的政策基础

近年来,轻型化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和潮流。在这种环境下,我国也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出发,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它的核心是区别对待,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犯罪与社会治安的形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法予以从宽或从严处理。简而言之,宽严相济是指: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有度,宽严审时。这种轻轻重重、轻重结合的刑事政策要求我们不能再一味地借助高压、监禁等方式来解决刑事犯罪问题,而应当探求理性化、多元化的犯罪应对机制。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正是顺应了我国“宽严相济”的政策需求。

(三)社区矫正的实践基础

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通知》指出,“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之下,在判决、决定或裁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2003年至今,我国已有多个省市作为社区矫正试点,开展了相关的社区矫正活动,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刑事和解制度赖以实施的前提,因此,这些试点活动为我国刑事和解的有效实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之构建

我国法律对刑事和解规定少且分散,刑事和解尚未形成制度体系。现行的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很窄,主要集中在刑事自诉案件和附带民事诉讼中,对公诉案件并未适用。法律的匮乏限制了刑事和解功能的发挥,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亟待构建和完善。

(一)规范刑事和解的适用前提

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前提,学界已经形成共识。具体而言,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只有案件事实清楚,才能判明该案件是否属于刑事和解的范围,才能确保刑事和解的妥当适用。另外,将案件事实清楚作为前提,也有利于提高公检法办案人员的责任心,防止因其不对案件作深入调查而放纵了部分犯罪人。

第二,犯罪人认罪,双方自愿和解。犯罪人认罪是其人身危险性减小的最明显特征,也是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基本前提。仅仅有犯罪人单方面的和解意向还不够,和解还必须是基于被害人的真实同意。如果忽视了被害人的意愿,可能会损害其合法权益,这也有违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最初理念。因此,只有取得被害人的真实同意,基于双方的合意进行和解,才能有效保障被害人的权益。

(二)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对于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规定,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普遍做法,即适用于少年犯罪案件以及成年的轻微刑事案件。为了确保刑事和解功能的充分发挥,我国的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未成年犯案件。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其目的是为了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教育感化,使其避免受“犯罪标签”的影响,为他们的再社会化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二,侵害个人法益的轻罪案件。对于这类案件适用刑事和解,一方面,可以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问题,确保被害人能够获得物质赔偿;另一方面,将和解限定于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而将侵害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的犯罪排除在外,有利于加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防止刑事和解造成对被害人、犯罪人利益保护和公共利益的失衡。

第三,家庭婚姻矛盾、邻里或同事纠纷引发的案件。这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都属于“熟人社会”的圈子里,甚至是亲戚、夫妻关系。由于双方关系的特殊性,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多有悔过、内疚的心理,受害人也有原谅犯罪人的倾向。因此,为了缓和双方的矛盾,恢复紧张的社会关系,这类有和解基础的案件应当尽量采用和解的方式解决。

(三)限定刑事和解调停人

为了保障双方当事人的自愿性,避免和解中可能发生的司法腐败,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必须保持中立,不能与当事人任何一方有利害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主持刑事和解有悖于其追诉犯罪的职责,因而主张由社会中立力量来主持。但是如果由社会机关和个人担任调停员,可能会引起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扩大,导致和解的滥用,有损刑法的权威。因此,结合我国现状,我国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应以检察机关和法院为限,以便合理地把握和解的范围,保障刑事和解的顺利进行。

(四)强化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

刑事和解扩大了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为了保障其积极功能的正常发挥,防止司法人员滥用权力,强化对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显得异常重要。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司法机关内部及相互间的监督;另一方面,来自社会的外部监督也不能忽视。就监督形式而言,可以采用备案方式。为了使每个案件都能受到监督,可采用备案制,即检察机关的相关部门在案件办结后,将有关材料报送案件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审判机关在案件办结后,将和解协议、处理决定书和裁判文书等送到检察机关备案。

参考文献:

[1]葛琳.刑事和解制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2]向朝阳,马静华.刑事和解的价值构造及中国模式的构建.中国法学.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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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古津贤.刑事和解制度的本土化研究.理论与现代化.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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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刍议.人民检察.2006(10).

刑事和解制度范文篇8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以被害人利益保护为核心、寻求被害人、加害人合法权益双方保护的刑事和解制度，顺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潮流。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及缘起

刑事和解，是指通过调停人使受害人和加害人直接交谈、共同协商达成经济赔偿和解协议后，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作了有利于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处置的诉讼活动，包括经济赔偿和解和刑事责任处置两个程序过程。在和解过程中，被害人与加害人可充分阐述犯罪给他们的影响及对刑事责任的意见等方面内容，选择双方认同的方案来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损害；在刑事责任处置过程中，加害人能获得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这样，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尽快回归社会的双重机会。①刑事和解是刑事契约的典型形态，和“私了”的区别在于，有司法机关的监督和确认，保证了纠纷解决的有效性、合法性和正当性。刑事和解也有别于辩诉交易，辩诉交易中公诉人一般根据所掌握的证据能否获得胜诉而决定是否进行交易，并不征求被害人意见，也不以赔偿、道歉作为条件，被害人被边缘化，交易的结果很有可能违背被害人的意愿。而刑事和解则是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为了利益最大化而选择的案件解决方式。

刑事和解制度是西方刑事法学的创举，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秦拿县的一次“被害人—加害人”和解尝试方案。当时，基秦拿县的一名年轻缓刑官员说服法官让两名被判处破坏艺术作品犯罪的年轻人同所有的被害人见面。其后，法官责令两年轻人向被害人赔偿所有损失作为其判处缓刑的条件。数月后，两名加害人再次会见所有被害人并支付相应的赔偿以履行法院判决。基秦拿县这种尝试逐渐演变为一个由教会捐赠、政府补助和社会各界支持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基金会。随后，加拿大其它地区也积极参与这项活动。1978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埃尔克哈特市首次将“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引入美国。自此，该和解方案迅速传遍了整个美国和欧洲。到目前为止，世界已拥有1200多个“被害人—加害人”和解项目，其中美国和欧洲占75%。②

二、刑事和解的核心理论及历史渊源

按照通行的说法，刑事和解理论基础系由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和叙说理论组成。③其中恢复正义理论是刑事和解的理论核心。恢复正义理论强调犯罪不仅是对法律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更是对被害人、社会甚至犯罪人自己的伤害，同时还强调刑事司法程序应有助于对这些伤害的弥补，该理论反对政府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回归方面的权力独占，提倡被害人和社会对司法权的参与。恢复正义理论建立在平衡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利益的观点之上，这一观点认为，犯罪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恢复正义的任务就是在三者之间重建这种平衡。以报应正义为价值基础的传统刑罚制度，旨在解决以下问题——“违反了什么法律？”“谁违反了它？”“违法者应处以何种刑罚？”其直接后果是，犯罪人被监禁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监狱里，并被贴上标签或打上铬印，使他们得到如下的身份：罪犯、假释犯、缓刑犯、囚犯。而恢复正义重在解决“谁受到了犯罪的侵害？”“他们受到了何种损失？”“他们如何才能恢复这种损失？”恢复正义理论旨在重塑一个和谐的社会。为了恢复犯罪造成的损失，必须充分关心被害人及其社会的实际需要。恢复正义已取代报复正义成为刑罚正义的主流。

在恢复正义的理论模式中，加害人的期待行为包括：致歉，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承认过错并认可自己给被害人带来的不当损害；赔偿，以实际弥补被害人和社会的损失；重新做人，重返社会、通过自新的行为重新得到自己的社会地位。被害人的期待行为包括：参与对损失的评估，评定产生了什么损害，形成弥补损失的计划，为责任人制定治疗和弥补损失的具体方案；宽恕，接受加害人的道歉并以适当的形式表示宽恕。社会的期待行为与期待结果包括：通过社会的代表(调停人)积极参与、协调加害人与被害人的恢复行动，在三方的努力作用下，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重建新的社会关系。恢复正义的理论模式中缺少国家权力的介入，体现了“由个人解决冲突”的价值理念；正义的实现途径不再是刑罚与服从，而是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正义的评价标准不是有罪必罚，而是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是否得到修复。

逐本溯源地来看，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是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的。几千年来，儒家、道家等都在倡导一种和合思想。如，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道家的“合异以为同”，这样的思想都深入人心，提供了坚实的哲学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人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已经在陕甘宁边区创建了系统的刑事调解(和解)制度，有理论有实践，有专门的法律条例。1943年的《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已将刑事调解与民事调解一并纳入法律规范。该《条例》共12条，分别规定了《条例》的宗旨、调解的范围、调解的方式等内容。陕甘宁边区的成功经验，值得当前我国刑事和解制度设计者们借鉴。

三、刑事和解的价值

刑事和解最大程度地体现了恢复正义的具体要求。正义的恢复属于公正价值范畴,但刑事和解除具有公正价值外，还具有效率价值。公正与效率的兼顾与平衡构成了刑事和解制度化的价值基础。

(一)公正价值

刑事和解的公正价值以其对被害人、加害人及公共利益的全面保护为基本蕴含。刑事和解以被害人的利益保护为核心，同时兼顾犯罪嫌疑人及公共利益的保护，在刑事司法的宏观系统内促进了被害人、加害人及公共利益保护的价值平衡，促进了刑事司法的整体公正性。

1、刑事和解体现了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刑事和解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使其不仅能参与而且能够对刑事冲突的解决产生影响。和解过程不会出现对责任归属的争执，加害人主动道歉悔罪、积极履行保证了被害人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的及时恢复，淡化了被害人的报应情感。它以当事人之间正常社会关系的平复为附属效果，从而降低了被害人再度被同一加害人侵犯的可能及对此的担心。

2、刑事和解有利于对加害人合理利益的保护及再社会化。及时诉讼是加害人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一项基本需要，侦、诉、审的快速运行能大大地减少加害人对不确定的前途命运的担忧，使其能尽快地开始重返社会的努力，侦查、起诉阶段的和解适应了这一需要。同时，刑事和解在加害恢复方面的效果也十分显著。通过双方就犯罪的影响进行讨论，使加害人能深刻地体会其行为后果，从而促使其真诚地认错、觉悟。再者，因和解协议的达成与履行而不再启动或中止对加害人的刑事追诉，加害人可避免侦查、起诉等进一步刑事程序对其造成“标签”式影响，并可更加自然地实现再社会化。

3、刑事和解体现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刑事和解一般具有刑罚替代手段性质，即其适用会使有一定之罪的人不再承担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责任。但这种免责性有其严格的条件。刑事和解限定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涉及的公共利益较小，如严格地按照刑法规定对定罪判刑会带来较大的监禁、改造的压力，不利于对较大公共利益有潜在威胁的再犯进行预防，而适用刑事和解却可克服这一点。刑事和解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倾向更集中在“未来”，指向的是较大的公共利益，而不是现行犯罪所侵犯的较小的利益。

(二)效率价值

效率意味着以较小的司法资源耗费，获得较理想的实体性目标的实现。刑事和解的效率表现在三个方面：个案诉讼效率、刑事司法整体效率及司法资源的节约。

1、刑事和解能直接实现个案的诉讼效率。刑事和解需要在基本查明案件事实的前提下进行。司法实践中，罪行轻微的刑事案件大量存在，其个案的侦查、起诉、审判难度并不因案件性质较轻而有所降低。即使司法机关确信加害人就是行为人，也可能因为关键证据的缺少或加害人的拒绝供述而使案件无法顺利起诉、审判。如当事双方同意和解，那么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要求就不会十分严格，侦查、起诉机关也不会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承担撤销案件、补充侦查或宣判无罪的风险。适用刑事和解司法机关可避开这些问题快速做出合法合理的处理。

2、刑事和解能间接实现刑事司法整体效率。刑事司法整体效率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审判准确地定罪量刑，即打击犯罪的效率；二是通过诉讼程序的抑制作用降低犯罪的发生率，即犯罪预防效率。毫无疑问，个案的处分效率是会关联到其他案件的处分效率的。适用刑事和解快速、合法、有效地处理大量轻微刑事案件，使司法机关能更加有效地集中人、财、物等资源，重点处置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刑事和解起着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作用，对全面提高诉讼效率有着积极的作用。刑事和解对加害人而言是一个透明、公正的纠纷解决机制。通过与被害人面对面的情感互动，加害人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换位思考，产生对社会、被害人的良性负罪心理。刑事和解因此而提高了再犯预防的效率。英国牛津郡在1993年之前商店被盗案件比较多，当地警察局在1994年针对此类案件采用了刑事和解予以处理，而当年零售商店的被盗率为4%，邻近地区零售商店被盗率则高达35%。④

3、刑事和解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与刑事和解在个案诉讼效率和刑事司法整体效率上的突出作用相联系的是它在司法资源上的低成本耗费。刑事和解所需时间较短，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都不需要特别的物质或精力上的特殊准备，参与和解的调停人员通常将和解过程操作得简单易行，使之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合乎双方利益、且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和解结果。对于和解结果的审查确认，又避免了案件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环节的进一步的司法资源支出，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

四、刑事和解制度设计构想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问题的解决方式，已经得到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同，北京、淅江等地甚至已开始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但对于如何科学设计刑事和解制度，尚未形成一致观点，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刑事诉讼法中对自诉案件的和解、调解、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已有相关规定，在相对不起诉的实际操作中也已有检察机关让受害人与加害人和解的做法，只是没有给这些“刑事和解”正名及缺乏规范的操作程序，应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第二种观点认为，刑事和解应当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加以确定，无论是轻罪还是重罪，也无论是在哪个阶段，只要不是非杀不可的都可以适用刑事和解。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建议稿》第20条就将刑事和解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原则予以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并根据案情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第三种观点认为，刑事和解制度与相对不起诉制度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应选择“以审查起诉程序为平台、不起诉制度为载体”构建，刑事和解不起诉制度是刑事和解的最佳模式。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自诉案件和解是，当事人双方自己在没有调停人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和解的合法性难以监督，且对和解后的刑事责任处置没有规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因此，刑事和解制度设计并非像第一种观点所述那么简单。将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项刑事诉讼原则加以规定是可取的，但第二种观点也存在以下不合理：1、认为重罪只要不是非杀不可就可适用刑事和解，有背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易削弱刑罚惩的一般预防功能，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2、将调停人设定为公检法司法机关，而警察、检察官、法官的“公权力”或多或少地会对当事人产生影响。这可能会导致双方当事人不能充分表达意愿，且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第三种观点将刑事和解限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将刑事责任的处置限定为不起诉，使一些案情简单、事实清楚，在侦查阶段就能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不得不移送起诉到检察机关，不仅会延缓受害人伤害平复、加害人回归社会的时间，牺牲诉讼效率，而且可能使加害人承担羁押场所“交叉感染”的风险。同时，检察机关充当调停人主持和解，又行使不起诉决定权，不符合权力必须接受监督的原则。笔者认为，应根据刑事和解的本质，贯彻宽严相济政策和权力须受监督的精神，以促进被破坏社会关系的修复，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来科学设计刑事和解的具体制度规范。在立法技术上，可在《刑事诉讼法》中将刑事和解作为一项与刑事自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相并列的诉讼制度加以规定和增加相应的程序性规范，并完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以明确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停人的身份及规范。

(一)适用条件

1、刑事和解案件的实质条件。(1)从案件性质看，严重刑事犯罪案件社会危害性一般较大，加害人的主观恶性往往也比较大，不宜通过非监禁刑来矫正改造，故适用刑事和解不可行。而轻微刑事案件则刚好相反，可适用刑事和解。轻微刑事案件的范围可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第三、四条规定。(2)刑事和解是受害人和加害人在调解人的主持下，面对面交换犯罪的影响、道歉悔罪、伤害弥补及谅解等意见，司法机关根据和解的具体情况作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活动。由此可看出，受害人一定要是自然人。从侵害的法益看，刑事和解只适用于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

2、刑事和解的启动条件。(1)加害人的有罪答辩，即加害人认罪，是加害人愿意悔罪承担责任的一种表现，是处理案件的司法机关作出可适用刑事和解判断的先决条件。(2)双方同意、自愿是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另一条件。无论是加害人的悔罪、道歉和赔偿还是被害人放弃对加害人刑事责任的追究，都必须出自真实意愿。这是契约本质的内在要求。

(二)调停人及规范

关于调停人，在学界和实务界存在意见分歧，有的认为公检法都可充当，有的认为应由法院来充当，有的认为应由检察院来充当，有的主张应由社会机构来充当。如何来确定这个调停人，笔者认为应当从刑事和解本质方面来考虑。刑事和解本质上是一种以刑事责任的归属为标的的刑事契约，即是一种特殊的契约，通过契约形式使侵权行为责任转化为一种契约责任，并以经济赔偿为其主要内容。而契约的最基本精神是意思自治。

笔者认为，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来充当调停人主持受害人和加害人就伤害的补救措施及对加害人刑事责任的谅解来共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最能实现契约意思自治的精神。理由是：1、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一个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其任务是调解民间纠纷，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亲和力，由其主持和解易于形成真实的意思表示。2、人民调解制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民调解委员会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已遍布全国城乡各厂矿、企业、居委会、村委会，共有人民调解人员800余万人，⑥大多调解人员具备对特定人群进行有效调解的经验和技巧，其完全可以胜任刑事和解调停的任务。3、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和解，对和解协议的自愿、合法也能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督，同时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在审判阶段庭审中出现刑事和解适用条件的，应由法院充当调停人。

公检法在受理案件后，发现案件符合启动条件的，应当通知受害人或加害人在辖区内的住所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受害人与加害人进行和解。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居中主持，充分说理，耐心疏导，消除隔阂，帮助达成和解协议。和解协议应当包括对受害人伤害的经济赔偿，从轻、减轻或免除加害人刑事责任约定等主要内容。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和解应当进行登记，制作笔录，制作和调协议书。和解协议书应当由双方当事人和调解人员的签名，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并根据刑事和解所处诉讼阶段相应地给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或法院报送一份。

(三)适用的阶段及刑事责任处置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应当规定刑事和解在侦查、起诉、审判的各个诉讼阶段都可以进行。在侦查阶段的审查批捕前和审查批捕后均可以适用。一般的案件在移送审查批捕后进行和解，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可适用刑事和解的，退回公安机关按调停人规范进行和解。但对于一些刚达到追究刑事责任起点线的案件，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犯罪嫌疑人能彻底认罪悔过，被害人能完全谅解的案件，也可在移送审查批捕前进行和解，但必须邀请检察机关参与或报检察机关备案审查。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刑事责任处置为，在审查和解协议的真实合法性及和解协议的履行情况后，公安机关作出撤案决定，检察机关作出不捕决定或建议公安机关撤回案件。

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的刑事责任处置为，检察机关在审查和解协议的真实合法性及和解协议的履行情况后，作出不起诉决定，建议法院从轻、减轻处罚或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不过，检察机关就所作刑事和解的情况报上一级检察机关备案，以免出现权力监督的真空。在审判阶段，庭审前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和解成功的，由法院邀请检察院参与监督其审查和解协议、协议履行情况，并作出如下刑事责任处置：由检察院撤回起诉，再作相对不起诉或建议侦查机关撤案。但例外的是，庭审阶段庭审中法院主持和解成功的，由检察院对和解进行法律监督并提出量刑建议，其刑事责任处置为加害人被判处免于刑事处分、缓刑、拘役、单处附加刑等非监禁性刑罚或从轻、减轻处罚。

刑事和解制度范文篇9

关键词：刑事和解宽严相济检察机关机制制度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明确提出了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颁布实施《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这为之前国内倍受争议的刑事和解试水提供了纲领性的文件指导。随后，浙江、江苏、山东、海南、湖南等地纷纷以这些指导性文件为依据制定了相关轻伤害案件处理规定并试点适用刑事和解[1]。理论总是在实践中得以发展和成熟的。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试点尚不成熟的刑事和解制度兴起了一股研究热潮，虽研究角度不同但也在求同存异中形成了不少共识。其中大都认为刑事和解作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在审查批捕环节适用刑事和解更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在实践中，刑事和解制度特别是适用在审查批捕程序阶段时存在某些不足，并以冲突和矛盾表现出来，因此，有必要在推进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和改进制度的不足，以期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有所助益。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不足

刑事和解是西方恢复性司法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或者说是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本土化形态，更是建立在一种利益兼得基础上的制度调整。[2]刑事和解制度自舶来之始就备受争议，但不容否认它是我国司法改革的新动向，在改革动因上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相契合。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广泛发展，改革的问题逐渐凸显，特别是刑事和解制度在审查批捕环节的适用，因水土不服暴露的不足尤为明显。

1、刑事和解中检察机关角色模糊

审查批捕阶段的刑事和解，是指检察机关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通过调解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刑事纠纷，促使犯罪嫌疑人以具结悔过、赔偿损失等方式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要求检察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依法从宽处理而达成协议。检察机关可以依法对犯罪嫌疑人以无逮捕必要为理由不予批准逮捕嫌疑人。在我国，《宪法》第129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此外，《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现行宪政体制和司法体制下，检察机关的角色是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法律监督机关，主要有对职务犯罪进行立案侦查的权力、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权力、批准逮捕的权力、提起公诉的权力、对于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提出抗诉的权力、对于有关执法机关的违法行为通知纠正的权力。[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8条和第69条规定，在审查批捕阶段，"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情况分别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由此可见，公安机关在提请逮捕时，此时的检察机关是承担侦查监督和违法监督职能的监督者，通过行使司法审查权对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使用限制人身自由等强制措施合法性的一种监督与控制，以防止权力的滥用。而在审查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无论是从实证分析还是从理论探讨，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理所当然地充当了和解主持者的角色。[4]但与此同时，检察机关批捕职能一般由侦查监督科(处)行使，在审查批捕阶段由检察机关主持刑事和解会占用大量的司法资源，给本已人少事多的侦查监督部门"徒增烦恼"；其次，法律对此并无授权，依照公权力行使的"法无授权即禁止"原则，检察机关不应担任主持人，即使赋予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刑事和解的权力,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也难以承担这项程序繁琐、效力难定的工作；此外，审查批捕阶段本就赋予检察机关司法审查权和批捕权，其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与否的强大"公权力"可能会对当事人的意愿表达、决定作出产生影响，可能会导致和解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和公平性的扭曲，其既当和解主持者又当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角色不免自相矛盾。综上所述，适用刑事和解特别是在审查批捕环节的适用，检察机关角色模糊。

2、程序正义与司法效率难以兼顾

如上所述，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其自身存在的功能就是为最大限度保障侦查机关和司法审判机关以及其他执法机关的公权力不被滥用，以此实现公民私权利保护的最大化，通过各个法律程序的适时适当监督杜绝应究而不究、不应究而究以及追究不当的法律不当适用情况。检察机关充当法律监督的角色在审查批捕环节扮演得淋漓尽致，其作用在于通过对公安或其他侦查机关负责的侦查案件进行严格审查，以决定是否批准逮捕的公权力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正当私权利不被非法或不当侵害。在审查批捕环节适用刑事和解更突显和强化了其程序正义。首先，刑事和解在审查批捕环节的适用改变了传统刑事司法理念过度强调国家对犯罪者的惩罚和改造,通过授权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强调国家在犯罪案件处理上的完全主导性,忽视了受害人自身的利益诉求，与此相适应，和解不捕制度为受害人的利益诉求提供了一个社会空间。在保障被害人权利的同时，对于犯罪人而言刑事和解也有助于消除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促使其重新融入社区,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联合国有关司法文件还认为,这种方法为受害人提供了获得补偿、增强安全感和寻求将事情了结的机会,使罪犯能够深刻认识其行为的原因和影响并切实承担责任,同时社区能够理解犯罪的根本原因,促进社会福利并预防犯罪。"[5]此外，刑事和解有利于诉讼效益，和解不捕制度在审前阶段就将那些轻微的刑事案件或者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尽可能地予以分流,一方面可以缓解司法机关的压力,有效缩短诉讼时间,使其集中人力、物力处理严重刑事案件,既符合诉讼经济的目的,又有利于及时消化积案,实现防控犯罪的最佳效果。[6]在追求程序正义的同时，刑事和解更被当作一种迅速、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引入中国，适用刑事和解意味着以较小的司法资源耗费，获得理想的实体性目标的实现，刑事和解中加害人主动承认自己的过错，及时得与被害人达成和解，使得刑事案件中的一些不必要的后果和环节节省，以此追求个案诉讼效率、刑事司法整体效率及司法资源的成本节约。但是，刑事案件双方并非存在和解愿望就会立即改善关系，被害人难以消除的报复愿望和过高的赔偿要求，以及加害人付出高额赔偿后仍然可能面临刑事处分，决定了双方意志具有反复性。[7]在审查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被害人以"逮捕"为条件，漫天要价，犯罪行为人迫于"被逮捕"的压力而不得不选择违心服从，加之公权力对犯罪行为人不配合和解后逮捕和公诉方面的潜在影响，以及审查批捕的"七天"之限，有限的时间和自由意志使得通过和解实现的司法效率大打折扣，和解失败后对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给检察机关增加的上访、缠访等负面影响使得程序正义与司法效率的追求类似对"鱼与熊掌"而难以兼得。

3、公权力公信力保障与私权利保护的两难

刑事和解既关注了被害人的利益诉求，也保障了犯罪行为人重新融入社区，获得谅解和改过自新的权利，极大地体现了私权利保护的程序正义。但是，刑事和解对私权利的保护无疑冲击了公权力的公信力保障。在审查批捕环节适用刑事和解更是如此，首先，检察机关自身在扮演传统"守夜人"的监督角色时，在作为案件的审查者和作为案件的和解主持者时缺乏应有监督，公权力容易出现寻租或滥用权力"逼迫"和解；其次，刑事和解忽视了被害人要求追诉和惩罚犯罪的愿望，也伤害了社会公众的刑法认同感，增加了社会公众特别是犯罪行为人所在社区公众对检察机关"放虎归山"后自身人身财产的危机感，引发司法信仰危机，埋下社会矛盾和隐患；此外，根据实践情况，侦查机关以破案率和逮捕人数作为考核依据，而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无疑会极大打消侦查机关的侦查热情，增加"有罪不抓"、"抓了也没事"的负面影响；另外，在审查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时，被害人及其亲属漫天要价，一些加害人犯罪后毫无悔意却以钱买刑，"相对于属于社会低层的行为人因为经济能力的缺乏而无力履行经济赔偿，刑事和解为白领犯罪人提供了逃避刑事审判法网的可能性。"，[8]这都使得公权力的公信力保障与私权利保护难以兼顾。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改进

制度总是在实践中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刑事和解制度由于在我国刚"涉世未深"，水土不服引发的种种弊端都值得总结和改进，刑事和解制度的改进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仅拘泥于审查批捕环节。

1、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内容

一是要确立科学合理的指导原则。刑事和解制度首先要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刑事和解必须建立在被害人与加害人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双方在和解过程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是否选择和解、选择何种方式和解完全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其次要实现被害人、加害人与社会利益兼顾原则。刑事和解关注的不仅仅是被害人和加害人关系的恢复,还关注整个社会整体利益的复原和改善,是各方利益平衡的过程。此外就是合法和适度原则。刑事和解不能违背法律原则和基本精神,不能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二是要适当界定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和据此提供可供参考的和解方式和赔偿额度。当前，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限定为轻伤害犯罪、过失犯罪、青少年犯罪和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微刑事案件，并且一般仅适用于初犯、偶犯。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刑事案件都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处理,尤其是加害人主观恶性较大,社会危害性较大的案件,应当禁止适用刑事和解,防止加害人与被害人通过和解规避刑罚从而损害公共利益。这类案件主要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累犯或多次作案的;职务犯罪案件;黑恶势力犯罪案件。[9]在此基础上，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案件性质和对受害人伤害程度的不同确定不同案件的赔偿标准参照系数和不同和解方式的选择方案，以节省和解时间、减少和解障碍。通过不同和解方式的试行和研究给不同经济基础的加害人以平等适用机会。三是要明确刑事和解适用条件。具备以下情形，一般可认定双方可适用刑事和解：（一）犯罪嫌疑人真诚悔过，并向被害人赔礼道歉；（二）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及其法定人就赔偿、补偿等事项协商一致，并且已经按照刑事和解协议书、刑事和解调解书实际履行，或者提供有效的履行担保；（三）被害人明确表示对犯罪嫌疑人给予谅解，要求或者同意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从宽处理或者不追究刑事责任。（四）犯罪嫌疑人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同时具备良好的帮教条件。要对加害人的主观恶性,悔罪态度等因素综合考量；包括是否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是否存在稳定的社会关系等帮教条件。四是要明确适用程序和适用方式。对于刑事和解适用的程序，学界争议较少，如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认为"刑事和解贯穿于刑事诉讼始终。刑事和解从侦查阶段开始,进入审判,甚至贯穿到执行。"[10]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刑事案件,检察机关在处理上采取以下方式:(1)在审查批捕阶段,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2)在审查起诉阶段,则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或者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并建议撤销案件;(3)对于提起公诉的,在起诉时向法院建议判处缓刑或从轻判处刑罚。[11]

2、完善刑事和解的程序和模式

如果说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实现刑事和解效率的保证，那么完善刑事和解的程序和模式则是刑事和解程序正义的保证。一是要建立刑事和解严格审查制度，继续发挥检察机关传统的法律监督职能。对于侦查阶段加害人与受害人双方主动达成或侦查机关促成的刑事和解，其认可决定权要收归检察机关。侦查机关要将审查批捕前和移送起诉前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按现有的审查批捕程序和移送起诉程序将案卷和基本达成的和解方案上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首先根据刑事和解适用条件以及适用的公平性和适用效果加以审查，对于符合适用条件的案件，由案件承办人征得加害人和被害人同意，经部门负责人审核，报请检察长同意，启动程序。办案人在相关人员的参与和监督下，进行告知（申请）、和谈、确认及履行程序。在审查批捕阶段,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则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或者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并建议撤销案件；对于不合法和违背当事人意志的刑事和解适用，仍按现有的审查批捕程序和审查起诉程序适用。二是要建立刑事和解有限参与制度。对于侦查机关上报的不符合刑事和解适用条件但合法且受害人和加害人确有和解意愿的案件，以及审查批捕前和移送起诉前当事人没有和解意愿但在审查批捕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有和解意向的案件，以尊重当事人平等、自愿的意志为基础，按照依法和解、自愿平等、有限参与、和谈不成不为过以及公开透明原则，商请加害人所在辖区综合治理办公室召集并主持召开和谈会议，由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加害人及负有赔偿责任的其他人、受害人、当事人的法定人及诉讼人、负有帮教责任的社区代表参加。[12]在此过程中，检察机关有启动和解程序的告知权但无主动启动权；发挥监督作用但不担任和解主持人；对有效和解作出相应处理并监督执行；对无效和解保留监督权和撤销权。在检察机关有限参与的原则下,根据现有法定期限或根据案件特殊性质报上级批准适当延长和解期限以实现刑事和解。

3、完善与刑事和解相适应的配套机制

一是要完善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现有的考评机制，理顺监督机制。当前，侦查机关多以破案率和逮捕人数为考核指标，而检察机关往往以批捕率、不捕率、起诉率、不起诉率作为目标考核。事实上，"对于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评定，应当根据全案事实、证据、程序和适用法律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不能单纯以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或者定罪率作为衡量办案质量的标准。"。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贾春旺要求，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后，"要修改完善业务工作考核评价体系，调整考核标准，改进考评方法，不能人为控制不批捕率、不起诉率。"要剔除刑事和解案件对这些目标考核的影响，增加刑事和解案件数与案件和解质量相结合的综合考评机制；要简化和理顺检察机关在适用刑事和解案件时的层报程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量和考核指标的顾虑。二是要探讨和完善刑事和解中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在检察机关的审查监督下，引入多元主体提高刑事和解效率。如家庭和邻里之间的犯罪案件可以委托家庭和社区中德高望重的成员予以调解,同事之间的犯罪案件可以委托威望较高的单位领导主持调解,在校学生犯罪案件可以由老师、辅导员参与调解,甚至是双方共同的朋友都可以对其进行疏导,促成双方达成赔偿和谅解。三是要完善社区矫正等帮扶、帮教机制。在适用刑事和解后，要通过检察机关和受害人的监督跟进，以加害人亲属及其所在社区为主，确保实现修复已破坏的社会关系和预防社会关系再次被破坏的刑事和解效果。

三、结语

刑事和解制度以其"宽严相济"的内涵顺应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前进的步伐，制度尚不成熟，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只要在继续推进制度的同时总结并改进其不足，制度展现出的勃勃生机必然能结出成熟之果。

参考文献:

[1]如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出台了《关于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对刑事和解的概念、原则以及使用范围、处理方法等作了具体规定。

[2]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立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3]刘立军，《刑事和解中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中国法院网,

[4]宋英辉等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刑事和解制度研究"的调研成果《我国刑事和解现状实证分析》中表明"问卷调查显示，多数人更倾向于由办案人员来担任刑事和解的主持者。在针对社会公众的问卷调查中，有36.1%的被调查者认为由办案机关主持调解更好，有36.3%的被调查者认为在办案机关的帮助下由双方和解更好，只有9.5%的被调查者认为由办案机关以外的组织主持调解更好。这一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相当比例的民众在刑事和解方面对办案机关的依赖和对其他社会组织的不信任。在针对司法工作人员的问卷调查中，有46.9%的被调查者认为由办案机关主持调解更好，只有11.9%的被调查者认为由办案机关以外的社会机构、相关组织主持调解更好…在重点跟踪的进入刑事和解程序的328个案件中，由检察机关主持的298个，占90.9%；由人民调解员主持调解的占7.6%；还有少量加害人与被害人自行和解或由其他人员主持和解的案件。";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的艾阳在其撰写的《试论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定位》一文中论证并得出"综上所述，虽然在刑事和解程序的调停人问题上我们有多种选择，但是就目前中国的法制发展水平和刑事司法实践状况来讲，检察机关更适合充当刑事和解程序的调停人。"。

[5]宋英辉,许身健.《恢复性司法程序之思考》.《现代法学》2004年第6期。

[6]陈学志,《侦查监督工作中运用刑事和解的思考》.《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5期。

[7]杜之平,《刑事和解的检察思考》.

/jcpd/jcll/201007/t20100723_390372.html,正义网,2010-8-22

[8][德]伯恩特·许乃曼：《刑事制度中之被害人角色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2期。

[9]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关于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暂行规定》第10条对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不得进行调解:(一)累犯、黑恶势力伤害他人的;(二)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引起的;(三)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引起民愤的;(四)其他不宜调解的。

[10]郭云忠,刑事和解实证研究观点撷录.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4月第2期.

刑事和解制度范文篇10

关键词：刑事和解；认罪认罚从宽；协商；恢复性司法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自1996年颁布后，迄今已经历2012年和2018年两次大的修订。如果说1996年的刑诉法确立了我国刑事司法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框架的话，两次“大修”则展现了该法与时俱进的发展品质。尤其是2012年刑诉法中确立的刑事和解制度与2018年刑诉法中规定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二者既不乏深刻的理论关联，又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切，对我国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可谓意义深远。而比较“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从宽”，对于我们探索刑事司法规律，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在刑事法领域的本质特征，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刑事和解和认罪认罚从宽皆堪称法学界“显学”，尤其是对“认罪认罚从宽”的研究，时下正可谓炙手可热。由此形成的两方面论著以“汗牛充栋”形容毫不为过。然而，相比之下，围绕此二者进行的比较研究则数量寥寥，乏善可陈。笔者于2020年7月30日在“中国知网”的“中国法律数字图书馆”之“法律总库”中进行资料检索。以“刑事和解”为题名，搜索出文章条目3385条；再以“认罪认罚从宽”为“主题”词，在“结果中检索”，结果只有13条。以“认罪认罚从宽”为“题名”，搜索出文章条目1660条；再以“刑事和解”为“主题”词，在“结果中检索”，只有46条。这13～46篇文章的成文时间多在2019年以前，鲜有2019年12月以后的。其中探讨的“认罪认罚从宽”，或为“试点”阶段或为2018年刑诉法修正案出台后初期。显然，彼时非但司法实践展开有限，“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和高检院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亦未面世。由于对“认罪认罚从宽”缺乏立体化、全景式把握，这些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存在视阈褊狭、持论片面的缺弱，极有作进一步探讨之必要。

二、认罪认罚从宽与刑事和解立法规范的差异

认罪认罚从宽和刑事和解都是经过前期的司法2020.10试点后，经由法律修正案而被刑事诉讼法这样一部“基本法律”所吸纳，从而由刑事政策和司法实践进入立法领域。对比2012年和2018年刑诉法相关内容，可以发现，二者在法律规范的设计上存在以下差异：第一，结构定位不同。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在“第四编执行”后增加一编，名为“第五编特别程序”。该编由四章构成，依次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①其中的“第二章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亦即人们惯称的“刑事和解”。该章共有3条，分别涉及刑事和解的案件适用范围、公检法机关对刑事和解的审查以及从宽处理措施。按照立法文本中的体例安排，包括刑事和解在内的“特别程序”，在整体上是与第二、三编内容———“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审判”、“执行”相对应的。后者实际上可称为“一般程序”。刑事和解的法条数量虽少，且未包括“执行”环节，却仍然横贯侦查、起诉、审判三个环节，故其重要性不容小觑。着眼于其内容贯通侦查、公诉、审判这一特点，与其说它是一项具体制度，不如说它是一种分则中的复合型制度。与刑事和解作为“特别程序”之一而被专编专章集中规定不同，“认罪认罚从宽”在2018年刑诉法中的条文分布相对分散，但又体现了“形散神聚”的特点。首先，“第一编总则”之“第一章任务和基本原则”第15条对认罪认罚从宽的涵义做了概括性表述。其次，在第二、三编中就认罪认罚从宽在侦查、起诉、审判各环节的要求作出规定。尤其是在“第三编审判”之“第二章第一审程序”中，增设“第四节速裁程序”，就“速裁程序”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适用做了专门规定。如果说刑事和解是刑诉法中的一个特定板块的话，认罪认罚从宽在刑诉法中显示了多层次性，其规范构成从宏观到中观、从整体到局部渐次推开。具体而言，其一，认罪认罚从宽是“总则”所确立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之一；其二，认罪认罚从宽串连起一条贯穿侦查、起诉、审判三环节的规则链；其三，认罪认罚从宽可能适用一审中的“特别程序”———速裁程序。第二，案件适用范围不同。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以“列举+排除”的方式规定了刑事和解的案件适用范围。列举方面，适用于以下两类公诉案件：一是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二是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排除适用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案件。对认罪认罚从宽，刑诉法中没有规定其适用的案件范围，但刑诉法第222条、223条从案件的事实、证据、当事人情形等方面对于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是有明确限定的。《意见》第5条明确指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没有适用罪名和可能判处刑罚的限定，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适用，不能因罪轻、罪重或者罪名特殊等原因而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获得从宽处理的机会。第三，法律关系调整的角度有区别，且互无必然的条件关系。刑事和解制度关键部分的内容是刑事被追诉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互动。对这一关系的重视乃至有所期待，体现了缓和案件当事人对抗关系的立法意图，且司法公权力并不强力干预其中。正是在此意义上，有学者把刑事和解视为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②。而认罪认罚从宽所着力凸显的是刑事被追诉人与司法机关之间的互动关系，公权力主体是明确“在场”的。故有学者在与刑事和解相对的意义上称之为“公力合作模式”③。刑事和解和认罪认罚从宽具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内涵和外延，二者并无绝对的相互依赖性。刑事和解未必以刑事被追诉人充分、完整意义上的认罪认罚为前提；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对刑事被追诉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亦并不一定要求被追诉人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刑事被追诉人不“认罪认罚”的，仍然有可能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现在一般认为，“认罪”不仅要求如实供述罪行，还要求同意所指控的罪名；“认罚”除了“愿意接受处罚”这一基本的意思宣示，还意味着同意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④刑事和解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真诚“悔罪”。所谓“悔罪”，固然已经预设了“认罪”的前提，并可从中合理推导出行为人愿意接受处罚的心理状态。问题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认罚”，在审查起诉环节是具体的而不是笼统的，是以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并签订具结书为落脚点的，凝聚了双方在“从宽”幅度上的合意。而对于刑事和解而言，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固然可以获得从宽处理，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从宽幅度未必能达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期望值，后者因此而可能“认罪”却不“认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刑事和解不以严格意义上的“认罪认罚”为必要的逻辑前提。其次，在有被害人的刑事案件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也不要求当事人一定要达成刑事和解。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是“听取意见”与刑事和解的关系。刑诉法第173条第2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检察院应当就认罪认罚从宽涉及的相关事项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的意见。“听取意见”体现了对被害人态度和权益的尊重。但是，并不能据此反推，得出若刑事和解未达成、被害人有异议，则不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结论。所以《意见》第18条也明确表示：被害人及其诉讼人不同意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的，不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二是速裁程序与刑事和解的关系。刑诉法第223条列举了排除适用速裁程序的几种情形。其中第（五）项是：被告人与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人没有就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等事项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这里，可能存在的疑问是：第（五）项是否针对刑事和解，是否表示适用速裁程序应以刑事和解为前置条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从追溯本条的缘起入手。2014年“两高两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2条关于“不适用速裁程序”之规定可谓2018年刑诉法第223条之“前身”。该条所列情形第（五）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人、近亲属没有就赔偿损失、恢复原状、赔礼道歉等事项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显然，与新刑诉法第223条第五项表述相比，《办法》中的表述更直接和完整地呈现了刑事和解的内容。在后来最高法召开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中期评估论证会上，有著名刑诉法专家对《办法》第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提出了异议，认为“有的犯罪嫌疑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者足额赔偿仍未取得谅解，因此排除适用速裁程序，明显不合适，且与刑事和解程序等同重合。建议取消被害人谅解这一前提条件，只要被告人认罪认罚，进行力所能及的赔偿，就可适用速裁从宽”。⑤2016年“两高三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中，涉及上述情形的条文表述调整为：被告人与被害人或者其人没有就附带民事赔偿等事项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2018年新刑诉法第223条及《意见》第42条基本沿袭了2016年的条文表述⑥。这样看来，刑诉法第223条第5项的内容，只能说涉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⑦，而并不针对作为特别程序的刑事和解制度。第四，法律效果有差异。一方面，“从宽”处理的立法规制存在程度上的强弱之分。“从宽”处理首先意味着作为量刑主体的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决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及适用缓刑。“可以”提示了立法者在“应否从宽”问题上的倾向性态度。但是，在刑事和解的立法设计下，控方建议从宽，审判方决定从宽，前者的判断对于后者并无显性约束力，这意味着控方关于刑事和解的“从宽”建议在审前公诉阶段仍然不乏不确定性。而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立法要求人民法院“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这意味着控方的“从宽”建议对审判方的“从宽”决定形成了显性的立法明确支持的约束力，体现出了更强的法律效果。“从宽”处理还可能通过撤案、不起诉等审前程序的终止发挥效果。⑧根据刑诉法规定，案件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公安机关只能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而不能据此撤案；人民检察院也只有在案件符合“法定不起诉”条件时才能做出不起诉决定。与此不同，刑诉法第182条专门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认罪且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情形下的撤案和不起诉制度。另一方面，程序“从简”与否也有明显不同。刑事和解是需要考虑的从宽要素，但立法并未据此对侦查、起诉、审判阶段的具体程序进行简化处理。对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立法则增设了一审中的速裁程序，就法院的审理方式和流程进行了简化。

三、认罪认罚从宽与刑事和解逻辑理路之共通

认罪认罚从宽与刑事和解在立法规范上的差异为我们直观呈现了制度创新发展的多样性。差异与共性，往往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深入内里可以发现，认罪认罚从宽与刑事和解在逻辑理路上还具有共通之处。（一）案件适用范围的实质顺承关系。从法条的表述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和刑事和解的案件适用范围存在明显差异，即前者完全放宽，后者则相对较窄。原刑诉法第277条（即现行刑诉法第288条）关于刑事和解案件适用范围的规定，无论在实然层面还是应然层面都颇受质疑。在实然层面，突破原第277条规定的适用范围，有“刑事和解”之实而无刑事和解之名的所谓“隐性和解”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重罪案件甚至死刑案件诉讼中都不乏其身影，通常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这一于法有据的制度来实现⑨；在应然层面，立法条文关于适用范围的规定被认为存在局限性。如有人认为该条中“三年（或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存在理解上的歧义，所指系法定刑还是宣告刑不明。⑩有人指出“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有遗漏案件类型的不足，如寻衅滋事罪，并非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或财产权利的犯罪，但该罪往往伴随着对被害人人身、财产权益的侵害，实践中和解数量较大，且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輥輯訛还有人认为该条中“民间纠纷”这一限定条件在理解上存在偏差。輥輰訛由此可以看出：突破涉嫌罪名和可能判处刑罚的桎梏，根据实际情况扩大刑事和解的案件适用范围，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论者的共识。具体的理由包括：一是刑事和解是就民事部分涉及民事责任的和解，双方当事人对此享有充分的选择自主权；二是当事人达成和解只是“可以”从宽而非“应当”从宽，追诉权仍然掌握在司法机关手中。所以扩大适用范围并不必然产生司法不公；三是扩大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有利于及时修复社会关系，弥补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制度的不足。有论者甚至主张，只要是有特定被害人的刑事案件都可以适用刑事和解。輥輱訛这等于主张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不必专门设限，因为“有特定被害人”是刑事和解的客观前提而不是人为限制。对刑事和解的案件适用范围的考察，不宜拘泥于刑诉法的立法条文。刑事和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引领下“司法先行”的产物。2010年2月，最高法印发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其第23条规定：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起的犯罪，被害人及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应当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犯罪情节轻微，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需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不难看出，该条规定的内容与刑事和解的内涵高度吻合。与2012年立法版本相比，该条并未对刑事和解的案件适用范围做出明显限制。与此相应，在实际的司法试点中，各地的把握也各不相同。2012年刑诉法实施后，上述司法文件并未失效，而是在法条不涉及的案件中继续发挥指导司法办案的作用。在同年新增的第101条（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之“助力”下，最终出现了所谓广义上的刑事和解輥輲訛。与刑事和解相比，认罪认罚从宽对案件适用范围的“不设限”，在呈现立法条文差异的同时，却在深层次和整体性上显示了与前者的某种顺承关系。认罪认罚从宽虽然以速裁程序的试点运行“开道”，却在后来的司法试点实践中突破了“特别程序”的层次局限，以至在2018年刑诉法中上升到“总则”的高度，从而为更直接、更全面也更灵活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创造了条件。其实，所谓“宽”和“严”，本身就涉及案件范围的设定。2012年刑诉法关于刑事和解的案件适用范围的设定，在体现宽严相济方面确有一定局限性，但其后续的司法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种局限。认罪认罚从宽不从立法层面去规制适用范围，而容许司法解释（如《意见》）对此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也不妨视为是对刑事和解的立法、司法实践和学理观点的回应和吸纳。（二）总体上均未偏离刑诉固有的宗旨、进程和构造。作为司法改革中制度创新的产物，认罪认罚从宽和刑事和解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新理念、新方法。二者在带来新气象的同时，又都没有偏离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既定的宗旨、进程和构造。首先，认罪认罚从宽和刑事和解都是寓人权保障于犯罪追诉之中的制度设计，均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为调整的重点，而被害人则具有相应的从属性。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立法宗旨中有相通的内容，即都是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随着国际范围内人权观念的深化，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的要求不断被强化。在此趋势下，以“恢复性司法”为号召，出现了两种认知上的偏向：一是刑事司法的社会化意义重构；二是被害人中心主义的兴起。前者要求打破国家在犯罪和刑罚领域的“垄断”，把社会科学动态刑罚交给“社区”自己处理。后者偏重于罪行追究处理中对被害人权益的实现。尽管如此，但就现行制度设计而言，刑事和解和认罪认罚从宽显然仍旧是以对刑事被追诉人的定罪量刑为核心任务的。宽缓措施的引入，既不以完成对被追究行为的“非罪化”改造为旨趣，也不是要为依托“社区”而展开的刑罚替代方案“开路”。人权保障固然是关键的着力点，但要受到追诉犯罪这一任务的合理制约，因而不能追求不切实际的理想状态。輥輳訛职是之故，对被害人权益的维护尽管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但是对刑事被追诉人是否予以“从宽”，仍然根本上取决于司法机关依职权做出的判断。既不能认为被害人分享了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又不能要求刑事被追诉人只有弥补了被害人的全部损失方能获得“网开一面”。其次，认罪认罚从宽和刑事和解均未一般性地改变常规诉讼进程。西方恢复性司法倡导用一种多主体充分参与的非正式程序替代常规的刑事诉讼程序。“程序转处”被视为实现恢复性目标的重要保证。“如在德国，不论是在审前阶段还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法官可以驳回案件。…如法官在审前阶段分流案件，将无审判；如在审判过程中分流，将无宣判。无论哪种情况，都没有犯罪纪录。”輥輴訛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下，不但量刑幅度可以交易，罪名、罪数都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可以对检察官提起公诉的职权行为产生实质影响。与西方国家不同，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和刑事和解通常不能打破常规的诉讼流程。在2012年以前的司法试点中，某些地方出台的规范性文件曾认可刑事和解作为轻伤害案件中侦查机关撤案、公诉机关不起诉的依据。輥輵訛有些地方的检察院也针对达成刑事和解的案件，进行了制发社区服务令、暂缓起诉的实践探索。但是，2012年刑诉法在重新厘定刑事和解案件适用范围后，并没有吸收和确认上述实践做法。具体来说，公安机关不能仅因为当事人达成和解就作撤案处理，而是仍应当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也不能因为刑事和解就不起诉或暂缓起诉，除非该案件还符合“可以不起诉”的法定条件。法院对达成刑事和解的案件也既无权取消审判，也不能据此作出与定罪量刑无关的别样处置。就不能改变从侦查到审判的常规诉讼进程这一点而言，也可以说，“特别程序”其实并不十分特别。认罪认罚从宽虽然特设了“速裁程序”，但该程序仅限于审判环节，而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并未从整体上打破“侦查———起诉———审判”这一“线型”结构。刑诉法第182条虽然规定了特殊情形下的撤案和不起诉，但是，其一，该条严格意义上并非关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效力的专门规定。因为要符合撤案或不起诉条件，除“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外，还需要具备“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要件。其二，可以预见，符合条件并经最高检核准的此类案件在现实中必然少之又少，所以并不具有一般性的示范引领意义。再次，认罪认罚从宽和刑事和解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控-辩-审”的“三角”诉讼构造。“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断”是现代各国刑事诉讼普遍比较认可的一种格局，其平面结构类似于一个等腰三角形。认罪认罚从宽和刑事和解赋予固有的三方关系某些新的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该“三角”诉讼构造由此被打破。其一，在“控-辩”这组关系中，控方的中心任务就是追诉犯罪，保证被追诉人“罪有应得”，罚当其罪；辩方的目的则在于最大限度使被追诉人免责或得以减轻罪责。控辩双方的基本立场、目标不是同一的，而是相对的。这种基本的对抗性是包括认罪认罚从宽和刑事和解在内的各种合作性方案产生之前提，也决定了在个案诉讼推进中合作之待定性、易变性和有限性。对于刑事被追诉人而言，认罪认罚、刑事和解只是提供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可选项，在个案的情境中，其既非自始也非必然能够产生利益的最大化，这也是继起的反悔和上诉时有发生的根本原因所在。輥輶訛对司法机关而言，“从宽”固然是一种积极策略，但既不能偏离追诉犯罪这一中心任务，也不能违背刑法三大原则。其二，在审判方与控辩方的关系中，“三角”构造所要求的法官中立性也未被动摇。就刑事和解来看，无论是当事人和解协议中的意愿表达，还是检方从宽处罚的建议，对法官而言都只是参考，而无绝对拘束力。不过，就认罪认罚从宽而言，由于2018年刑诉法第201条规定法院“一般应当采纳”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这就不免令人对“控-审”关系是否实质性改变产生怀疑。可能有的疑问是：在控辩合意的约束下，法官审判的中立性是否不复存在？尤其是考虑到检察机关致力于对80%以上的刑事案件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此项改革是否意味着审判与控辩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对此，检察系统通常倾向于从“权责一致”的原则出发，认为这一立法规定在确认了检察机关刑事诉讼中的主导作用之同时，对检察机关提出了需要经得起审判环节考验的更高的工作标准，故仍然指向“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方向。笔者认为，在这里，结论的得出关键取决于如何把握刑诉法第201条中的“除外”情形。从本条立法可以看到：一是法院对控辩双方认罪认罚从宽“合意”的审查既是实质性的，又是全方位的。对被告人是否有罪、是否应当追究刑责、构成何种犯罪，法院都是独立作出判断的，并不受限于认罪认罚从宽具结书所呈现出来的“合意”。二是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量刑建议是否“明显”不当，在个案诉讼中可能是“见仁见智”的复杂问题。什么是“主要犯罪事实”，某一犯罪情节应当在何种程度上影响量刑———涉及到具体的案件，都可能在检察官和法官之间产生分歧。輥輷訛着眼于此，应该说，认罪认罚从宽并未动摇法官的中立性地位。（三）两者在效用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前所述，认罪认罚从宽和刑事和解的内容各有侧重，既不重叠，也不是简单的包含和被包含关系。这意味着要把二者纳入一种简明的逻辑关系存在困难。但是，认罪认罚从宽和刑事和解的实质内涵是相通的。一方面，刑事和解以概括的“认罪认罚”为前提。即是说，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接受处罚，这一基本的意思表示是刑事被追诉人与被害人可以达成和解的先决条件。认罪是悔罪的基础，认罚表示其愿意承担法律要求的义务，这对于刑事和解的达成，无疑是起到正向助推作用的。2018年刑诉法将认罪认罚从宽纳入“总则”，基于总则对分则的一般效力，似乎也能从中析取出用认罪认罚从宽统摄刑事和解的立法意图。另一方面，刑事和解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被倡导、鼓励的行为。认罪认罚不能只是泛泛的表态，而需要体现在行动上，有相关证据的支撑。尤其是在侦查阶段，罪名和可能判处的刑罚客观上尚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较之“愿意接受处罚”的单一意思表示，刑事和解的实际行动和效果可以大大强化认罪认罚的证明力。《意见》第7条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认罚”,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愿意接受处罚。“认罚”考察的重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应当结合退赃退赔、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因素来考量。可见，认罪和认罚不只是并列要件，也体现为行为人对“罪”的态度的递进关系。“真诚悔罪”及其“外化于行”的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刑事和解的内容要素也是“认罚”司法考量的重要因素。根据《意见》第16条，刑事和解的有关情况也是司法机关从宽处罚时的重要考虑因素。可见，刑事和解在认罪认罚的“证成”、“从宽”依据的提供方面，均发挥重要作用。

四、理论范式反思及制度前景瞻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