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鉴定范文10篇

刑事鉴定范文篇1

一、各国司法鉴定启动制度之比较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司法鉴定启动制度，大体分为司法官启动制和当事人启动制。

(一)司法官启动制。

司法官启动制是指司法鉴定的提起及鉴定实施人员的选定和实施内容的确定等方面均由司法官决定的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奉行的是国家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司法鉴定的启动程序通常由司法官(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来决定。在具体由谁来启动鉴定方面，又因各国传统不同而有所差异，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3条规定“法官决定需要聘请的鉴定人及其他们的人数。”<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9条规定“负责进行鉴定的专家，由预审法官指定。”冈<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65条规定“法院可以命令有学识经验的人进行鉴定。”四《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78第规定“鉴定应当由调查人员、侦察人员、检察长和法院指定。”

不过，英美法系国家也存在着鉴定的司法官启动制。那种认为英美法系国家没有司法官启动制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例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28条在赋予法院指定译员权力的基础上，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6条赋予了法庭指定专家证人的权力，“法院可以指定经当事人同意的任何专家证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指定专家证人。”习联邦最高法院咨询委员会的注释中对此规定进一步指出，虽然从实践中的做法来看，由法院指定专家证人的办法较少采用，但选择专家证人是审案法官的固有权力。在英国的刑事案件中，警署也有委托司法鉴定的权力。法官在极少数个案的审判中出于必要，也可以委托服务性社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二)当事人启动制。

当事人启动制是指司法鉴定的提起以及实施人员和鉴定内容等方面均由诉讼当事人决定的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诉讼模式下，诉讼法或证据法一般都赋予诉讼当事人鉴定的启动权，而且实践中也通常是由当事人启动鉴定程序。例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2o6条第1款明确规定，“法庭可以指定经当事人同意的任何专家证人，也可根据自己的选择指定专家证人。法庭或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传唤指定的专家证人作证。同时该条第4款规定“本条规则不限制当事人根据自己的选择传唤专家证人。”因为英美法系国家通常把鉴定人界定为证人，在对抗制刑事诉讼模式下，证据的提出、事实的发现和程序的推进都由控辩双方负责，因此，由当事人决定是否实施鉴定体现了举证责任的归属。事实上，在美国，诉讼当事人也通常把专家证人的选择视为重要的诉讼权利，自行选择专家证人的做法也十分普遍。在加拿大，当事实审理者不具备诉讼中所遇到的专业知识时，专家证人也被广泛聘请。

大陆法系国家在鉴定人的选任上在坚持由司法机关主导的同时，也赋予了当事人的选择权或建议权，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6条规定，。任何预审法官或审判法官，在案件出现技术方面问题时，可以根据检察院的要求，或者依自己职权，或者一方当事人的要求，命令进行鉴定。咽这充分体现了大陆法系某些国家也汲取了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启动制中诉讼民主、诉讼公正价值目标的合理因素，体现了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建议权，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申请权。

(三)两种鉴定启动制度的利弊分析。

在司法官启动制的运作过程中，司法官具有超然独立的地位，由其选定的鉴定人不受诉讼当事人利害关系的影响，对双方利益均衡，体现了程序的客观、公正。同时，由司法官委托的鉴定，司法官可以对其鉴定过程进行必要的控制与监督，降低了重复鉴定率，提高了诉讼效率，公众的社会依赖程度较高。其不足之处在于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证据方面的某些取证权利，鉴定人容易产生迎合法官的预断来制作鉴定结论的心理倾向。

当事人启动制平等地赋予了诉讼当事人的证据调查权，强化了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机制，较好地体现了代诉讼构造关系中的诉与讼的关系，使法官能兼听则明、居中裁判。其不足之处在于易产生鉴定的当事人化和市场化，当事人往往竭尽全力寻找有利于自己的鉴定人，鉴定人可能会受到利益等方面的诱惑，市场逐利的倾向令人关注。

因此，怎样将司法官启动制与当事人启动制结合起来，尽量发挥二者制度优势，避免二者制度的弊端，是刑事鉴定启动制应研究的主要课题。

二、中国刑事司法鉴定启动的现状及反思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在这里没有明文规定到底谁有权“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如果结合<刑事诉讼法》第121条“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之规定，显然指明在侦查阶段决定是否鉴定以及如何开展鉴定，是侦查机关的事情，在司法实务中，也是这么来进行操作的。检察机关对自侦案件，也有当然的刑事鉴定启动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9条规定，法院“对鉴定结论有疑问的，可以指派或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机构，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这表明，在审判阶段的鉴定启动权属于法院。

但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上述司法解释也赋予了有关当事人可以就司法鉴定事项提出有关申请鉴定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侦查机关可以进行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同时第159条规定了“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法庭对于上述申请，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解释对此作了类似规定。尽管如此，我们要注意的是，有关申请鉴定的最终决定权仍然在侦查机关和法院。换言之，如果他们拒绝当事人的有关申请，当事人只能服从，而不能自行聘请鉴定人并要求法庭予以传唤作证，也不能向其他有关机构提出疑义或司法救济。这是一种带有浓烈纠问色彩的“强决定——弱申请”启动制，与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的那种主要由控辩双方决定鉴定事项以及大陆法系国家主要由司法官决定启动事项的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种刑事鉴定启动制度，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严重的后果，是直接导致“多头鉴定”和“重复鉴定”，“自侦自鉴”，“自检自鉴”、“自审自鉴”不仅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还由于各职能部门之间因鉴定而相互扯皮，损害了司法鉴定应有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影响了对案件的及时审理和法律的正确适用，也为司法腐败提供了某些条件。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应引起重视：

一是由于鉴定的提起及过程没有必要的监督或中立审查措施，容易导致在司法鉴定问题上的“暗箱操作”。尤其在侦查和提起公诉这两个刑事诉讼阶段，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由于刑事诉讼职能的差异，实际处于两边对立的状态。此时并没有中立的第三方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可能滥用权力的措施进行必要的监督。为此，鉴定结论的可靠性几乎完全取决于侦查人员和鉴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技术水平。这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显然极为不利，在侦查阶段或者提起公诉阶段他们没有权利对鉴定结论的有效性提出异议。

二是“多头鉴定”和“重复鉴定”容易出现错案、冤案。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公检法机关可以在各自的诉讼阶段中，独立决定鉴定事项，委托鉴定人。这样，如果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对公安机关的相关鉴定结论有异议，可以再行鉴定，在审判阶段，法院还可以“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同时，法律没有对“再行鉴定”、“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相应条件作出规定，这极易导致上述鉴定的随意性，造成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容易形成相互矛盾的鉴定结论同时并存的现象，以至于影响刑事诉讼的效率。同时，被聘鉴定人的相对固定化，导致法官或检察官对这些“熟人”的鉴定结论偏昕偏信，从而影响对相关问题的认定。

总之，我国司法鉴定的决定权和鉴定人委任权仍然被垄断在公检法三机关手里，当事人无权直接聘请自己所信任的鉴定人。这种具有纠问色彩的鉴定启动制度，显然与已经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无论是从立法精神还是制度设计方面都是不相符合的，转变观念，重新构建我国刑事诉讼司法鉴定的启动机制已势在必行。

三、构建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启动制之设想

对于应怎样分配司法鉴定启动决定权的问题，我国学者观点颇不一致。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事诉讼中的司法鉴定决定权、委托权应当由法院统一行使；嘲第二种观点则主张赋予当事人更大的鉴定启动权，同时基于我国司法传统，不必剥夺人民法院及检察院的鉴定启动权，可以与当事人的鉴定启动权同时并存，但应处于辅助地位；第三种观点则主张赋予控辩双方平等的委托鉴定权，同时为了调查核实证据，法院也可以申请鉴定，但是，法院不能自鉴，自认。应当说，这些观点坚持了大陆法系司法官启动制的精神，并且汲取了当事人启动制的先进理念，有一定合理性。不过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应结合我国文化传统、法治环境、刑事政策、司法资源等因素，从中国实际出发，建立以当事人主义为基调，结合职权主义并引入司法审查的综合式启动机制。这种启动制度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注重当事人的参与，注重诉讼程序上控辩双方的平等问题。从法理上讲，当事人作为案件纠纷最直接的利害关系人，是最应该有权直接启动鉴定的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规定“经审判长同意，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英美法系国家的庭审抗辩机制实际上已经引入了我国诉讼制度之中。为了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辩论权，使法庭辩论得以真正展开，就要赋予当事人申请启动鉴定的权利，收集对自己有利的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为自己辩护。尤其是要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司法鉴定救济的可能及途径，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对于控方具有相对平等的对抗权利。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体尊严，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的自由的自我决定权，已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共同选择。因此，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该享有的司法鉴定启动方面的权利的保护尤为重要。

二是基于效率的考虑注重将司法鉴定程序的决定权由法官与控辩双方共同分享，建立“预审法官”审查制度，具体而言，可以将鉴定启动决定权分割为鉴定启动申请权和鉴定启动审查权，鉴定启动申请权由当事人享有，鉴定启动决定权由“预审”法官享有。前已述及，司法官鉴定启动制与当事人鉴定启动制的共同特点是均由单方面决定，没有一个制约机制。前者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的取证权，易导致司法专断，后者可能由于利益驱动，容易造成鉴定变向，最终导致诉讼效率低下以及个案事实的不公。为此从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的中立理念出发，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与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同等的申请鉴定权，这样可以结合两种启动制的优点，克服两种制度各自的不足。“预审法官”只审查鉴定申请的程序性要件，对于符合程序要件的申请，应当认定当事人申请有效，而对专门问题聘请相关专家进行鉴定。他与庭审法官的职责不同，无权对鉴定的实体问题进行评定。如果“预审法官”不接受鉴定申请，需在一定期限内详细说明理由，并允许当事人提出上诉。这样“预审法官”就与庭审法官一样，均居于中立裁判的地位，对控辩双方提出的鉴定申请行使审查裁判权。他也可以对司法鉴定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审查。这种“预审法官”与庭审法官分离的设计，显然不同于实行司法官启动制的某些国家的鉴定决定权完全由法院统一行使的做法。他更有利于庭审法官居中判案，不被牵扯进案件事实的调查之中，从而带有某种预断或内心偏见去判案。另一方面，当事人由于鉴定结论的中立性、科学性和极高的证明力，必然重视充分利用这样一种证据方法，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这样，司法鉴定启动的主体不再是法院，而是在诉讼中为了法庭上的辩论而享有取证权的控辩双方当事人。

三是为了防止隶属于法院的审查法官的司法专断，滥用鉴定启动程序中的鉴定启动审查权，法律可允许控辩双方各自聘请专家担任自己的技术顾问。这些技术顾问有权参与司法鉴定的全过程，及时向鉴定人提出疑问，给予委托自己的当事人一定的技术咨询意见，并有权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作为证人发表自己的意见，或与鉴定人进行一定的对质和辩论。这也是进一步保障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诉讼权利的有效手段。

刑事鉴定范文篇2

关键词刑事鉴定；cnas认可；能力验证；证据能力

一、与刑事鉴定项目cnas认可有关的概念

我国刑事鉴定cnas认可，对法学界而言是一新生事物，要在证据法层面解析它的意义和所存在的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与刑事鉴定cnas认可有关的四个概念，即cnas、cnas认可、能力验证、能力验证计划。

cnas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hinanationalaccreditationserviceforconformityassess-ment）的英文缩写，它于2006年3月31日正式成立，是在原中国认证机构国家认可委员会（cnab)和原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cnal)基础上整合而成的。根据《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章程》第1条、第7条和第13条的规定，cnas组织机构包括：(1)全体委员会、(2)执行委员会、(3)认证机构技术委员会、(4）实验室技术委员会、(5)检查机构技术委员会、(6)评定委员会、(6)申诉委员会、(7)最终用户委员会和（8)秘书处。秘书处为cnas的常设执行机构，设在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为认可委员会的法律实体。cnas委员由政府部门、合格评定机构、合格评定服务对象、合格评定使用方和专业机构与技术专家等5个方面，总计64个单位组成。

cnas认可指cnas作为一专门的国家认可机构所提供的技术认可服务。根据国务院2003年8月20日颁布、同年1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2条，认证是指“由认证机构证明产品、服务、管理体系符合相关技术规范、相关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或者标准的合格评定活动”。认可是指“认可机构对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实验室以及从事评审、审核等认证活动人员的能力和执业资格，予以承认的合格评定活动”。简言之，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实验室及其相关人员，需要从事相关产品、服务和管理的技术资质条件，cnas认可表明相关机构拥有相应的技术资质条件，可以从事相关产品、服务和管理活动。

根据2005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5条第（三）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应当“有在业务范围内进行司法鉴定所必需的依法通过计量认证或者实验室认可的检测实验室”。从2007年开始，在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领导下，由司法部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司法部鉴定所”）提供具体的司法鉴定检测项目，在全国司法鉴定机构中间推行“能力验证”测试的技术认证认可。

根据cnas2007年4月30日实施的《能力验证规则》第3.1条，能力验证是指“利用实验室间比对确定实验室的校准、检测能力或检查机构的检测能力”。在这个规则中，与“能力验证”测试有关的所有术语都得到严格的定义，[1]根据司法部鉴定所官方网站上的资料，对于司法鉴定行业而言，“就是按照预先制定的能力验证计划，组织多个司法鉴定机构对统一制作的检材或案件进行检验／鉴定，然后将司法鉴定机构的检验／鉴定结果与所有参加机构的公议结果或行业权威专家结果进行比对，以评定司法鉴定机构对于特定项目的检验／鉴定能力。”目前司法部鉴定所是国内惟一一家能够提供能力验证项目计划的司法鉴定机构。它本身也通过了实验室认可、检查机构认可、能力验证提供者认可以及部级实验室／检查机构资质认定。

司法部鉴定所从2007年开始，提供了相应的能力验证项目计划。2007年的能力验证项目计划6项、2008年7项、2009年13项，略去重复的能力验证计划，其内容涵盖法医毒物化学专业、法医物证专业、法医临床专业、法医病理专业、文件鉴定专业和痕迹鉴定专业等19项能力验证计划项目。

二、能力验证实施方案及其结果处理

根据司法部鉴定所对能力验证方案的说明，上述能力验证项目所用到的能力验证方式有6种，[2]分别是：(1)量值比对方案：将待测物品按照拟定的顺序在各参加实验室间进行传递，各实验室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测量工作。组织者将各测量结果与参考值进行比较来评价各参加实验室的能力。(2)检测比对方案：由组织者从待测物品中随机抽取若干样品，同时分发给各参加实验室进行检测。组织者从所有检测结果中获得公议值，再与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来评价各参加实验室的能力。(3)分样检测方案：将检测样品分割成若干份，交由有限数量的实验室进行检测，适合时其中一个参加实验室可作为参考实验室，其检测结果将作为评价的参考值。(4）定性方案：为评价实验室／机构对特定物品某一特性的识别能力而设计的定性认定方案。(5)已知值方案：该方案包括制备已知量值的被测物品，通过将实验室的检测结果与指定值的比较来评价实验室的能力。已知值方案的目的和适用范围同检测比对方案，由于检测样品的量值是已知的，故无须多个实验室参加。(6)部分过程方案：适用于评价实验室／机构对检测全过程的其中一部分或若干部分的执行能力，该方案也无须多个实验室参加。

刑事鉴定范文篇3

鉴定体制往往是与一国的司法体制紧密相联的。英美法系国家分散型的司法体制决定了其鉴定体制也具有分散性。美国没有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机构，90年代以前，英国的鉴定体制也具有分散性特征。与此相反，大陆法系国家的鉴定体制具有集中性特征。如法国司法警察局下设有一个国家司法鉴定中心，负责全国司法鉴定机构的管理工作。由于集中型鉴定体制更易于加强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管理，从而提高鉴定的质量和权威，因而近年来英美法系的鉴定机构设置，有向大陆法系靠拢的趋势。90年代初期，英国内政部开始对传统分散型的司法体制进行改革。到1995年4月，新的方案出台，英国全国7个大型法庭科学实验室都归内政部统一管理。（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刑侦教研室：《中外刑事侦查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页。）

我国法律对鉴定机构鉴定权的授予、人才条件、设备要求、资信程度都没有统一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现象非常严重。目前，我国具有鉴定权的机构有四类：一是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设立的鉴定机构；二是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设置在科研机构和政法院校里的鉴定机构；三是卫生行政部门设立的鉴定机构，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四是政府部门指定的医院。司法实践中，这种过于分散的鉴定体制产生了以下弊端：(1)鉴定机构部门从属性过于严重，损害了刑事鉴定的权威性。公检法三机关自侦自鉴、自诉自鉴、自审自鉴，鉴定人员与负责案件侦查、起诉、审判的人员属同一单位，容易导致鉴定人员为迎合办案的需要而歪曲鉴定结论，也容易造成办案人员因熟人关系而对鉴定人员的鉴定结论过分轻信而不仔细审查。(2)重复设置、条块分割，造成了鉴定资源的浪费。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技术含量本来就不高，再加上有限的鉴定人才、资金、设备被无限分割使用，造成许多司法鉴定机构设备简陋、人才缺乏，难以承担鉴定任务。(3)许多鉴定机构公开向社会开展有偿服务，为经济利益驱动而争夺案源，严重影响了司法鉴定的质量和公正性，导致司法实践中刑事鉴定徇私舞弊、徇私枉法的现象时有发生。(4)各种鉴定机构多渠道、多层次鉴定，同一案件甚至出现五六份不同的鉴定结论，增加了诉讼成本，造成了诉讼混乱。

为了克服以上问题，有必要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作法，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体系。具体设想是：(1)由司法部负责对全国司法鉴定工作进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这一点与我国现有规定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在1998年的国务院“三定”方案中，司法部就被定为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的行业主管机关。司法部的具体任务是制定有关司法鉴定的法规、规章和制度，负责鉴定机构的登记、审批、考核，组建国家司法鉴定委员会，负责鉴定人考试、资格审查、培训、考核，负责司法鉴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2)建立区（县）、地（市）、省（自治区、直辖市）、部级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中心的性质为事业单位，隶属各级司法行政机关。(3)撤销法院的鉴定机构。为了适应侦查工作的特殊需要，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检察院内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予以保留，但必须与原单位完全脱钩，统一由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管理。(4)对于鉴定力量雄厚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只能受省级鉴定中心或国家鉴定中心或国家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的委托作为专业鉴定机构的补充，承担司法鉴定科学研究、实际鉴定问题的咨询及专职鉴定机构无法完成的某些鉴定任务。

二、鉴定人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由于诉讼模式及价值取向等因素的不同，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鉴定人的角色定位完全不同。在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查清案件事实的责任由控辩双方承担，刑事鉴定作为控辩双方探明案件真相的一种手段，鉴定人象证人一样，主要也是由控辩双方聘请，为控辩双方服务的。因而在英美法系国家，鉴定人与普通证人的地位差不多，理论上把鉴定人称为专家证人(expertwitness)，把普通证人称为外行证人(Laywitness)。在大陆法系国家，由于法官也承担着查清案件真相以有效惩罚犯罪的任务，因而鉴定人被定位为“法官的辅助者”。德国有学者认为，鉴定人乃法官“事实发现上的当然辅助者”，而非当事人的辅助者，即使在少数情况下鉴定人是由当事人所选任者，亦同。（注：Kleinknecht/Meyer,Strafprozessordung40.Aufl,1991;§72,Rdnr8.）德国著名法学家埃·施密特给鉴定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所谓鉴定人，就是根据审判官在诉讼上的委托，根据某一专门知识提出带有经验性的报告，或者对法院提供的事实资料以及在法院委托下调查的事实资料，运用他的专门知识和法律上重要事实的推论相结合的方法，来帮助法院的认识活动的人。”（注：转引自〔日〕上村正吉等著：《刑事鉴定的理论与实践》，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页。）日本学者认为，鉴定人是接受法院或审判官的命令，依照专门知识和经验法则，对具体事实进行判断和报告的第三人。（注：〔日〕团藤重光著：《新刑事诉讼法纲要》，第七次修订版，第432页。）既然鉴定人的职责是弥补法官知识和经验的不足，鉴定人的地位当然不同于证人。

由于在英美法系国家，鉴定人的地位与普通证人相差无几，如同普通证人不需要具备特殊的资格一样，担任鉴定人也没有严格的资格要求。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案件的鉴定人，只要该案的法官和陪审团认为其对案件中的某个专门问题具有一般人不具有的知识或经验。并且，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充任鉴定人的知识和经验也不是由法律加以规定，而是通过案件中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的交叉询问，最后由法官加以确定。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完全不同，由于鉴定人被认为是法官的辅助者，承担着近乎法官的准司法职能，因而，如同担任法官必须具备一定条件一样，担任鉴定人也有严格的资格要求。法国和意大利都建立了鉴定人名册制度，由专门机构通过特定的考评和登录程序，将全国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专家根据行业登记造册，并注明各自的教育程度、学术成就、专业经历等内容，供法官根据案件的需要从名册中选任。

英美法系国家的自由鉴定人制度，对充任鉴定人的条件仅作出原则性规定，便于法院和当事人根据案件需要灵活地选任鉴定人。但正由于法律对鉴定人的资格条件规定过于模糊，因而诉讼当事人在选任鉴定人时往往考虑的是鉴定人是否有利于自己赢得诉讼，而不是能否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因此，英美法系的自由鉴定人制度有便利于当事人之长，却有不利于保证鉴定人素质以发现实体事实之短。相反，大陆法系的法定鉴定人制度有效地克服了这一缺点。严格的鉴定人任职资格和严密的审查程序有效保证了鉴定人的业务和道德素质。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英美法系国家在鉴定人资格制度上也有向大陆法系靠拢之势，如近年英国内政部经常公布一些在某个领域内具备鉴定人资格的专家名单，美国的国际鉴定协会等民间团体也经常向一些人颁发鉴定人资格证书。

在鉴定人资格问题上，中国既不同于大陆法系，又不同于英美法系。中国既没有法律法规对鉴定人的资格作出统一明确的规定，又没有类似于英美法系的完善的交叉询问机制来帮助法官审查鉴定人是否具有解决某一专业问题的知识和经验。尽管我国各类司法鉴定机构作为一个整体受到过一定的司法鉴定资格的审查，但这些机构内部所属的技术人员的司法鉴定资格，则几乎未受到任何形式的审查和考核。这种鉴定人任职资格的混乱状况，既不利于对鉴定人的统一管理，不利于鉴定人队伍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的提高，还可能为一些并不具有鉴定能力的人混入鉴定队伍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而导致我国的鉴定人员队伍良莠不齐，鉴定结论的权威性和科学性很难得到保证。

为了提高鉴定人队伍的素质，实现鉴定人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有必要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作法，建立起统一的鉴定人资格和登记注册制度。具体设想是：(1)借鉴全国律师资格考试的经验，建立统一的、分专业的司法鉴定资格考试制度；(2)通过司法鉴定资格考试者，还必须经过法定期限（如一年）的鉴定实习，并经国家主管部门——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合格，才能获得鉴定人执业证书；(3)司法行政机关还应定期（如一年）对鉴定人进行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的考评，不合格者将被取消鉴定人资格；(4)我国以前已经开始执业的鉴定人也必须经培训考试合格后才能继续执业，否则不得继续从事司法鉴定工作；(5)司法行政机关将所有获得鉴定执业证书的人统一编制成册，供司法机关选择，司法机关应当优先从司法鉴定人名册中选任鉴定人，只有在名册内无法挑选到合适的鉴定人时，经法定机关批准才可从其他专业人员中选任鉴定人。

三、鉴定启动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谁有权最终决定鉴定程序是否启动及决定由谁进行鉴定是刑事鉴定中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决定着一国鉴定程序的特征，因此，西方有学者认为鉴定启动程序是司法鉴定的关键程序。

由于诉讼结构及对鉴定人性质界定的差异，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在鉴定程序启动权的归属上完全不同。英美法系国家把鉴定人界定为证人，同时在英美法系对抗制诉讼模式下，证据的提出、事实的发现和程序的推进都由控辩双方负责，因此，决定是否实施鉴定以及由谁进行鉴定也属当事人的权限。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控辩双方在启动鉴定程序方面的权限是平等的。（注：〔美〕乔恩·R·华尔兹著、何家弘译：《刑事证据大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364页。）而在大陆法系国家，鉴定人被认为是法官的辅助人，整个诉讼活动，包括侦查和起诉都被认为是为法官发现事实而服务的，是否需要进行鉴定以及由谁实施鉴定当然也由法官说了算。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6条规定，“任何预审法官或审判法官，在案件出现技术方面的问题时，可以根据检察院的要求，或者依自己的职权，或者依一方当事人的请求，命令进行鉴定。”（注：余叔通、谢朝华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

从实际运作来看，这两种不同的鉴定程序启动制度各有优缺点。英美法系的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使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和不利的两方面的鉴定事实和意见都能得到充分注意，有利于法官兼听则明，但由于鉴定人是由当事人双方聘请并付酬的，因而，他们在进行鉴定的过程中，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一定倾向性，甚至会为金钱、权势所驱动而提供虚假的鉴定结论。而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委托鉴定人制度使鉴定工作能够不受控辩双方利害关系的影响而客观地进行，从而有利于提高鉴定结论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增强公众对裁判结果的信赖程度。但这种鉴定制度也有自身的缺陷：一是难以使有利和不利于被追诉者的两方面的鉴定情况都得到充分注意；二是使鉴定结论难以得到作为专业人员的对方鉴定专家的质证，增加了审判人员因缺乏对专业问题的实际审查能力而误判的可能；三是法官与部分鉴定人之间委任关系的固定化容易使鉴定人产生迎合法官的预断来制作鉴定结论的心理倾向，也容易导致法官为这些“熟人”的鉴定结论开“绿灯”而产生误判。

正是基于对这两种鉴定程序启动制度利弊的认识，近几十年来，两大法系都努力从对方鉴定制度中吸取灵感，以改革自身鉴定程序启动制度的弊端。英美法系国家主要致力于强化鉴定人的公正地位，以遏制刑事鉴定的过分当事人化。在英国，越来越多的人主张通过法官或法庭直接决定鉴定事项，来作为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的补充，以克服这一制度的缺陷。（注：JohnHatchard,BarbaraHuberandRichardVogler:ComparativeCriminalProceduse,P149-151,1996bytheBritishInstiuteofInternationalandComparativeLaw.）大陆法系国家则努力强化鉴定程序中的制约机制，并增强控辩双方对鉴定程序的参与能力，以减少鉴定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法国1985年12月30日第85-1407号法律为此作了两项重大规定：(1)司法警官（注：见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60条，1985年12月30日第85-1407号法律规定，1986年2月1日起生效。）或者共和国检察官（注：见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7条，1985年12月30日第85-1407号法律规定，1986年2月1日起生效。）在需要不迟延地进行科学技术的认定或检查时，可以邀请合格的人员进行；(2)遇情况需要，预审法官可以同时指定数名专家对同一问题进行鉴定，以加强相互之间的监督和制约。（注：余叔通、谢朝华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

我国的刑事鉴定制度象其他许多制度一样，也是在前苏联的直接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权启动鉴定程序，因而，我国的鉴定制度不同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鉴定制度；另一方面，作为控方的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也可以委托鉴定人，这使我国的鉴定启动程序与西方大陆法系国家的作法也有重大不同。司法实践中，这种鉴定程序启动制度存在以下弊端：一是侦控机关权力过大，控辩力量明显失衡。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委托的鉴定人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视为侦控机关的一员，而不是客观的事实发现者；其往往更注意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而疏于注意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二是辩方程序参与权利太小，有损程序公正。按我国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仅没有独立委托鉴定人的权利，连大陆法系国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申请鉴定的权利也没有，只在对公检法机关的初次鉴定不服时有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权利”，这在世界各国都是罕见的。三是重复鉴定，降低诉讼效率。由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院和法院都有权独立决定委托鉴定人，而绝大多数刑事案件都会经历侦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因而公检法三机关重复鉴定的情况非常普遍。

因此，改革我国现行刑事鉴定程序启动机制，增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鉴定启动程序的参与能力已成为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一致的呼声。借鉴国外的经验并从我国的司法传统出发，笔者认为，我国的鉴定制度改革似应确立“以职权主义为基础，以当事人主义为补充”的目标模式。确立这种目标模式的理由是：其一，这与我国现行司法改革所遵循的在传统职权主义基础上借鉴当事人主义合理因素的总体思路一致，有利于鉴定制度的改革与其他法律制度的改革相互契合；其二，这样建立的新的鉴定体制将既具有职权主义鉴定制度下鉴定活动客观公正，容易得到社会公众信任的优势，又可以吸收对抗式鉴定制度下当事人程序参与能力比较强，有利于对鉴定活动进行监督和制约的长处；其三，这是大陆法系国家进行鉴定制度改革的经验总结。战后的日本和1988年以后的意大利虽然在诉讼程序上向当事人主义迈进了一大步，但在鉴定制度上，却保留了传统的职权主义作法，即由法官决定是否启动鉴定程序及由谁进行鉴定。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在早期的刑事鉴定法中，为了强调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权，法国曾仿效英国的作法，采取了“对立鉴定”的制度，即诉讼双方都可以聘请鉴定人。然而这一制度未能坚持下去，在1958年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时，法国又恢复了以前的法官委托鉴定制度。主要原因是：(1)对立鉴定制度难于和法国的职权主义司法制度相适应；(2)对立鉴定制度下当事人聘请的鉴定人具有明显的倾向性，难以保证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3)对立鉴定制度增加了鉴定人数，延长了鉴定程序，拖延了诉讼时间。（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刑侦教研室：《中外刑事侦查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页。）

改革我国鉴定程序启动制度的具体思路是：第一，规定法院是唯一有权决定启动鉴定程序的主体。与此相适应，只赋予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申请鉴定的权力。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要实施鉴定，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经法院批准并由法院委任的鉴定人进行鉴定。第二，赋予辩护方以申请法院进行鉴定的权利，而不仅仅是现行法律所规定的当事人仅在对原鉴定结论不服时有申请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的权利。赋予辩护方以申请鉴定的权利不仅有利于控辩对抗，提高辩护方的防御能力，而且可通过对立双方的竞争来协助法官查明案件事实。第三，规定控辩双方可以聘请专家担任技术顾问。这些专家不是鉴定人，也不是证人，但他们应有权了解鉴定活动情况，在鉴定时有权到场、向鉴定人提出问题、给予本方当事人一定的专业咨询意见，有权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与鉴定人进行对质和辩论，等等。这种技术顾问制度不仅有利于控辩双方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利于监督鉴定活动依法进行，并协助法官查明案件真相。意大利1988年刑事诉讼法典就确立了类似制度。（注：黄风译：《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78-80页。）

四、鉴定实施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鉴定结论一经查证属实将直接用作定案的根据，因此，鉴定结论的正误将直接决定案件的实体问题能否得到正确处理。作为专业知识的外行的法官要想仅从结果上审查专业性极强的鉴定结论是否正确是很困难的，因而许多国家都力求设置严密的制约机制，从程序上排除各种非正常因素对鉴定过程的干扰。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从第156条到第170条共15条36款对鉴定程序的启动、法官对鉴定程序的监督、鉴定人的选任、鉴定人的资格、法人鉴定人制度、鉴定的目的和任务、鉴定人的数量、鉴定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鉴定的期限、鉴定的辅助人、鉴定的取样、双方当事人及律师对鉴定程序的参与、鉴定报告、鉴定物品及剩余物的保管、鉴定报告的内容、鉴定结论的告知、当事人的异议、鉴定人在法庭审判中的义务、鉴定结论的法庭审查、非法鉴定行为的无效制度等都作了规定。德国、意大利、日本刑事诉讼法也都对刑事鉴定的有关程序问题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我国没有统一的司法鉴定法，刑事诉讼法对鉴定的规定极其简略，有关司法解释虽然对鉴定作了一些规定，但在制度上均无实质性突破。因而与外国相比，我国关于刑事鉴定的许多制度均尚付阙如，有些制度虽有规定，但存在重大缺陷和不足。下面，笔者将借鉴国外刑事鉴定的立法经验，试图提出改革和完善我国刑事鉴定程序的建议。第一，构建法院（法官）对鉴定活动的参与机制。

鉴定结论对法官裁判的作出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虽然鉴定的错误不一定必然引起司法错误即裁判的错误，但许多判决的错误都是源于鉴定的错误。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鉴定错了，裁判就会发生错误，这是肯定无疑的。”（注：〔法〕勒内·弗洛奥著，赵淑美、张洪竹译：《错案》，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页。）因此，强化法院（法官）对鉴定活动的参与和监督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强化法院（法官）对鉴定活动的参与权不仅有助于及时解决鉴定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且可以有效监督鉴定活动依法进行。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6条第2款规定，鉴定专家在预审法官或者指定进行鉴定的辖区领导指定的法官的监督下进行鉴定。（注：余叔通、谢朝华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8条[法官主持]规定，法官认为有此必要时可以主持鉴定人的工作。第83条[新的鉴定]（一）规定，法官认为鉴定尚有不足时，可以要求原鉴定人或者请求其他鉴定人作新的鉴定。（注：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5页。）

在我国，公检法三机关都有权决定实施鉴定，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委托进行的鉴定，法院没有参与和监督权，对于法院自己启动的鉴定程序，法律也没有为法官的司法监督设置任何程序机制，这对于保障诉讼的依法进行是极为不利的。刑事鉴定既是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同时也应该是一项规范的司法活动，因此，构建完善的程序机制，保障法院（法官）对鉴定活动的监督、了解和参与权应成为我国改革和完善刑事鉴定程序的一个必然选择。

第二，强化控辩双方对鉴定活动的参与权。

鉴定结论一旦用作定案的根据，将直接决定控辩双方的主张或权利能否得到法律认可，因此，强化控辩双方对鉴定程序的参与权是非常必要的。从外国的立法来看，控辩双方除有自行或申请法院实施鉴定、申请鉴定人回避等权利（力）外，通常还享有以下权利（力）：一是对鉴定程序表示意见的权利（力）。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不同，认识事物的角度必然有异，赋予其对鉴定活动发表意见的权利（力），有利于促使鉴定人在实施鉴定时全面注意有利于控辩双方不同的事实和情况，从而作出公正的鉴定结论。例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65条规定，在鉴定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命令进行鉴定的法院责令鉴定人进行某项研究或听取其明确指名的可能给鉴定人提供技术方面情报的任何陈述。（注：余叔通、谢朝华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0-81页。）二是参予鉴定实施过程的权利（力）。控辩双方参与鉴定的实施过程，不仅有利于鉴定人及时了解控辩双方的意见，而且有利于控辩双方监督鉴定活动严格依法进行。例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230条规定，公诉人和当事人任命的技术顾问可以参加聘任鉴定人的活动并向法官提出要求、评论和保留性意见。（注：黄风译：《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79页。）三是及时获知鉴定结论的权利。将鉴定结论及时告知侦控机关和辩护方，不仅是诉讼攻防活动进行的需要，而且有利于通过控辩双方的审查来发现鉴定结论中的缺陷和偏颇之处，并通过申请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来纠正这些不足。法国1993年1月4日第93-2号法律规定，预审法官应传唤双方当事人及律师到庭以后，将鉴定结论告知他们。（注：余叔通、谢朝华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1-82页。）

强化控辩双方对鉴定活动的参与权不仅有利于监督和协助鉴定人作出正确的鉴定结论，增强鉴定活动的透明度，强化控辩双方对鉴定结论的信任感，而且有助于弥补辩护方调查取证能力的不足，从而实现控辩双方在刑事鉴定程序中权利（力）和地位的对等。因此，强化控辩双方对鉴定活动的参与权无论是对于客观真实的发现，还是对于正当程序的维护，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我国法律对此几乎未作任何规定，不仅辩护方对公、检、法三机关进行的鉴定活动无权参与和发表意见，侦控机关对法院进行的鉴定活动亦无任何参与权，结果导致鉴定活动基本上都是暗箱操作，缺少必要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当事人，甚至是侦控机关对鉴定结论不服的现象非常普遍。此外，对于鉴定结论的告知，我国也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而司法实践中的作法通常是，鉴定结论有利于控方时，侦查机关通常会予以告知，鉴定结论不利于控方时，侦查机关往往不予告知。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05条甚至进一步限定，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被害人的法定人、近亲属、诉讼人鉴定结论，可以只告知结论部分，不告知鉴定过程等其他内容，这更增强了我国刑事鉴定制度的封闭性。这无论是对于辩护方的合法权益的维护，还是对于案件实体真相的发现都是不利的。因此，强化控辩双方对鉴定活动的参与权包括对鉴定活动的知情权、在场权和发表意见权也应是我国改革和完善刑事鉴定程序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完善鉴定人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制度。

鉴定人的权利是鉴定人圆满完成鉴定任务的必要保障，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非常注意对鉴定人权利的保护。从国外的立法来看，鉴定人通常享有以下权利，如独立鉴定权、了解案情权、参与诉讼权、人身受保护权及获得报酬权。从我国的立法及司法实践来看，鉴定人的独立鉴定权、了解案情及获取报酬权基本上得到了保障，需要研究并引起注意的有以下几项权利：一是参与诉讼权。鉴定是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在许多案件中，仅仅依靠有限的物质性鉴定材料是很难作出科学准确的最终结论的，因此许多国家均规定鉴定人有权参与一定的诉讼活动。如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人在有必要的情况下，经法庭许可，可以阅览或抄写文书和证据材料，可以在法庭询问被告人或证人时在场，可以请求法庭对被告人或证人加以询问或者经审判长许可直接询问，必要时还可以经法庭或审判官许可，进入有人居住或有人看守的宅邸、建筑物或船舶内检查身体、解剖尸体、挖掘坟墓或毁坏物品。（注：孙长永著：《日本刑事诉讼法导论》，重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而我国法律规定，鉴定委托机关仅向“鉴定人送交有关检材和对比样本等原始材料，介绍与鉴定有关的情况。”（注：见《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01条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37条。）这不仅可能导致鉴定人对案件情况了解太少，难以作出最终结论，而且由于鉴定人对与鉴定有关案情的了解是通过委托人介绍的，这种介绍难免带有委托人的主观烙印而有失客观。此外，在我国，鉴定人无权询问证人、被害人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也无权进行必要的强制处分。这在简单的刑事案件里，也许不会对鉴定结论的作出产生不利影响，而对于重大、复杂的刑事案件，则有可能导致鉴定人因了解案情太少，难以作出排他性的、准确的鉴定结论。因此，赋予鉴定人一定的诉讼参与权并扩大鉴定人了解案件情况的范围也是改革和完善我国刑事鉴定制度的内在要求。二是鉴定人的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由于鉴定结论对定案处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如同对证人一样，对鉴定人的威胁、引诱及打击报复现象也时有发生，因此，西方许多国家都为鉴定人制定了严密的人身保护制度。而我国在这些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建立鉴定人保护制度对于保障鉴定人严格依法鉴定、提高鉴定人的出庭作证率、保证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及维护鉴定人的合法权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国在未来修定立法时，也应积极创造条件，建立起完善的鉴定人人身保护制度。*

鉴定人一旦接受委托就成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而对刑事程序价值目标的实现产生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因此，设置明确的义务性机制对鉴定人的行为进行规范和制约也是完善的鉴定制度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在鉴定人应承担的诸项义务当中，以下两项义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是说明鉴定过程的义务。刑事鉴定作为一项专业性极强的技术活动，仅仅从其结论部分进行判断是很难辨明其真伪的，因此，许多国家均要求鉴定人在作出鉴定结论时应说明鉴定的过程及所依据的原理和方法等，从而为法官通过审查鉴定程序来判断鉴定结论的是否可靠创造条件。例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66条规定，鉴定结束以后，鉴定人应制作一份内容包括对鉴定过程的记录及其结论的报告。（注：余叔通、谢朝华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鉴定人应写出鉴定结论，对应否说明鉴定的过程及根据和方法未作规定。司法实践中，许多鉴定报告往往只说明结论，而很少阐述鉴定的过程及得出结论的理由，这不仅进一步增加了刑事鉴定的封闭性，影响控辩双方对鉴定结论公正准确性的信任，而且使刑事诉讼通过庭审来审查判断鉴定结论正误的功能几乎被架空。因此，通过立法明确规定鉴定人必须说明鉴定的过程、根据和理由，也是完善我国鉴定程序的一个重要环节。二是鉴定人的出庭作证义务。按现代刑事诉讼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鉴定人象证人一样，必须亲自出庭对其鉴定结论作出说明并接受控辩双方和法官的询问，否则，其鉴定结论不得作为定案根据。西方各国立法均对鉴定人的出庭作证义务作出了具体规定。我国立法虽然规定法庭审判时控辩双方和法官有权询问鉴定人，但法律并未对鉴定人的出庭义务及其责任机制作出明确的规定，因而在司法实践中，鉴定人很少出庭。这不仅使审判庭无法通过法官和控辩双方对鉴定人的盘诘来判断鉴定结论的真伪，也使检察机关及当事人的法庭质证权无法落实，损害了当事人对鉴定结论公正权威性的信任。因此，明确规定并彻底落实鉴定人的出庭作证义务也是完善我国鉴定制度的内在要求。

西方有句古老的法谚叫“没有责任就没有法律”。建立一套完善的责任机制是确保鉴定人不折不扣地履行法定义务的内在要求。从西方国家的立法情况来看，鉴定人必须承担以下法律责任：一是拒绝鉴定的责任。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负有鉴定义务的鉴定人如果应传不到或者拒绝作鉴定者，要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对他同时还要科处秩序罚款。如果再次不服从命令的，除了要求承担费用外，还可以再次对他科处秩序罚款。（注：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二是超期鉴定的责任。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61条规定，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鉴定报告的鉴定人，可以立即予以替换，此外，他还可能被取消继续作鉴定人的资格。（注：余叔通、谢朝华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三是错误鉴定的责任。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31条规定，如果鉴定人在工作中出现错误可以进行更换，对于被更换的鉴定人，在传唤其出庭为自己作辩解后，法官可以判处他向罚款基金会缴纳30万至300万里拉的罚款。（注：黄风译：《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80页。）四是拒绝出庭作证的责任。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7条规定，鉴定人应传不到要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对他同时要科处秩序罚款。（注：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我国立法关于鉴定人责任制度的规定也存在重大疏漏。其一是除故意作虚假鉴定的法律责任外，其他各项鉴定人责任制度我国都尚付阙如。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与此是不无关系的。特别是鉴定人拒绝出庭责任制度的缺位更是导致我国鉴定人出庭率极其低下的一个直接原因。其二是我国立法虽然明确规定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基本上没有得到落实。我国诉讼实务中因鉴定错误导致发生错案的事件时有发生与虚假鉴定责任制度未能得以落实是有直接关系的。因此，健全和严格鉴定人责任制度对于提高鉴定人出庭作证率、减少和消除鉴定人作虚假鉴定的现象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四，建立和完善其他程序制度。

一是建立双重鉴定制度。在大陆法系职权主义鉴定制度下，启动鉴定程序的决定权由法院一方享有，因而对每一具体的刑事案件，通常只有一位鉴定人。而个人的智力水平及专业能力总是有限的，如果说单方鉴定对于复杂程度不高的技术问题还未尝不可的话，那么，对于比较复杂的专业性问题则可能由于缺少不同鉴定意见的对比而使错案的可能性增大。因此，许多西方国家规定，对于一些疑难、复杂、重大的刑事案件，法官必须同时委托两个或更多的人同时进行鉴定。如法国1985年12月30日第85-1407号法律明确规定，遇情况需要，预审法官可以指定数名专家进行鉴定。（注：余叔通、谢朝华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为了克服法院单方鉴定制度存在的弊端，笔者主张我国也应确立特殊情况下的双重鉴定制度，以作为单方鉴定制度的补充。

二是规范鉴定场所。如前所述，科学而公正的鉴定程序应该能够保障法官进行有效监督和当事人的积极参与。为了便于法官的监督和当事人的参与，许多国家均规定，除鉴定上确有必要，如被检物品或鉴定所使用的设备、器材不宜或无法移至法院等情况下，鉴定原则上必须在法院进行。如日本刑事诉讼法即规定，鉴定通常必须在法院进行，在必要时，才可以使鉴定人在法院外进行鉴定。（注：宋英辉译：《日本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54页。）我国台湾学者论述道：“实施鉴定，原则上于法院为之；但审判长、受命推事或检察官于必要时，得使鉴定人于法院外为鉴定。……于此所谓法院外，即实施鉴定之时，无审判长、受命推事或检察官在场之情形而言；如有审判长、受命推事或检察官之在场，则仍为法院为鉴定。”（注：〔台〕胡开诚著：《刑事诉讼法论》，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185页。）为了提高鉴定程序的公开性并为法官和控辩双方对鉴定程序的参与提供方便，我国在未来立法时也应明确规定，鉴定原则上必须在法院进行，只有在案件确有必要时，经法院（法官）的批准，才可在法院以外进行。

三是明确鉴定期限。效率和效益是现代刑事诉讼追求的一个重要价值目标，为了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和效益，许多国家都明确规定了鉴定的期限。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3条规定，法官应当与鉴定人达成在何期限内作出鉴定的约定。（注：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为了给法官和控辩双方对鉴定程序的参与提供方便并避免因鉴定的拖延导致有些检材的变质或灭失给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带来困难，建议我国在未来进行鉴定立法时确立鉴定期限制度。

四是完善鉴定人回避制度。与案件或案件当事人有法定利害关系的鉴定人必须回避，这是保证刑事鉴定客观公正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作法，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也作出了明确规定。但由于我国法律规定，只有到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当事人才有可能获知鉴定人姓名，这必然会使有些本应在侦查阶段回避的鉴定人到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才被申请回避。这不仅会导致由于第一次鉴定被全部宣告无效而浪费诉讼资源，引起诉讼拖延，还有可能使一些检材易于变质、灭失或数量太少且无法重新收集的刑事案件因错过鉴定时机而无法查清案件真相。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在未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应明确规定，鉴定启动机关一经初次选任鉴定人，就必须将姓名通知控辩双方，并告知控辩双方可以申请回避。

刑事鉴定范文篇4

论文内容摘要：刑事鉴定启动机制大体分为分为司法官启动制和当事人启动制。二者各有利弊。我国的刑事鉴定启动机制的建立应结合我国的文化传统、法治环境、刑事政策、司法资源等因素，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建立以当事人主义为基调，结合职权主义并引入司法审查的综合启动机制。

鉴定，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经当事人申请，司法机关决定，或司法机关主动决定，指派、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对于案件中的专门问题运用科学技术手段作出判断的活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核实证据。司法鉴定启动制度属于举证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权属来看，鉴定启动决定权以及鉴定人选任权的焦点问题在于分配这种权力时，如何实现对当事人双方的平等对抗，而不至于使双方权利失衡。但是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对于强大的国家权力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因此在鉴定启动过程中充分保护犯罪嫌疑人平等的申请权，是现代刑事诉讼中保护犯罪嫌疑人正当权益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程序来看，司法鉴定的启动方式与诉讼程序和模式紧密相关，谁有权委托鉴定、对哪些事项可以委托鉴定以及委托何人来进行鉴定等，在不同的诉讼程序和模式巾有着不同的界定。在实质上体现了一国对犯罪嫌疑人正当权益的保护力度，在鉴定启动制度中，鉴定启动决定权是一核心问题，本文就此问题略发管见，作引玉之砖。

一、各国司法鉴定启动制度之比较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司法鉴定启动制度，大体分为司法官启动制和当事人启动制。

(一)司法官启动制

司法官启动制是指司法鉴定的提起及鉴定实施人员的选定和实施内容的确定等方面均由司法官决定的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奉行的是国家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司法鉴定的启动程序通常由司法官(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来决定。在具体由谁来启动鉴定方面，又因各国传统不同而有所差异，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3条规定“法官决定需要聘请的鉴定人及其他们的人数。”<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9条规定“负责进行鉴定的专家，由预审法官指定。”冈<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65条规定“法院可以命令有学识经验的人进行鉴定。”四《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78第规定“鉴定应当由调查人员、侦察人员、检察长和法院指定。”

不过，英美法系国家也存在着鉴定的司法官启动制。那种认为英美法系国家没有司法官启动制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例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28条在赋予法院指定译员权力的基础上，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6条赋予了法庭指定专家证人的权力，“法院可以指定经当事人同意的任何专家证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指定专家证人。”习联邦最高法院咨询委员会的注释中对此规定进一步指出，虽然从实践中的做法来看，由法院指定专家证人的办法较少采用，但选择专家证人是审案法官的固有权力。在英国的刑事案件中，警署也有委托司法鉴定的权力。法官在极少数个案的审判中出于必要，也可以委托服务性社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二)当事人启动制

当事人启动制是指司法鉴定的提起以及实施人员和鉴定内容等方面均由诉讼当事人决定的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诉讼模式下，诉讼法或证据法一般都赋予诉讼当事人鉴定的启动权，而且实践中也通常是由当事人启动鉴定程序。例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2o6条第1款明确规定，“法庭可以指定经当事人同意的任何专家证人，也可根据自己的选择指定专家证人。法庭或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传唤指定的专家证人作证。同时该条第4款规定“本条规则不限制当事人根据自己的选择传唤专家证人。”因为英美法系国家通常把鉴定人界定为证人，在对抗制刑事诉讼模式下，证据的提出、事实的发现和程序的推进都由控辩双方负责，因此，由当事人决定是否实施鉴定体现了举证责任的归属。事实上，在美国，诉讼当事人也通常把专家证人的选择视为重要的诉讼权利，自行选择专家证人的做法也十分普遍。在加拿大，当事实审理者不具备诉讼中所遇到的专业知识时，专家证人也被广泛聘请。

大陆法系国家在鉴定人的选任上在坚持由司法机关主导的同时，也赋予了当事人的选择权或建议权，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6条规定，。任何预审法官或审判法官，在案件出现技术方面问题时，可以根据检察院的要求，或者依自己职权，或者一方当事人的要求，命令进行鉴定。咽这充分体现了大陆法系某些国家也汲取了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启动制中诉讼民主、诉讼公正价值目标的合理因素，体现了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建议权，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申请权。

(三)两种鉴定启动制度的利弊分析

在司法官启动制的运作过程中，司法官具有超然独立的地位，由其选定的鉴定人不受诉讼当事人利害关系的影响，对双方利益均衡，体现了程序的客观、公正。同时，由司法官委托的鉴定，司法官可以对其鉴定过程进行必要的控制与监督，降低了重复鉴定率，提高了诉讼效率，公众的社会依赖程度较高。其不足之处在于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证据方面的某些取证权利，鉴定人容易产生迎合法官的预断来制作鉴定结论的心理倾向。

当事人启动制平等地赋予了诉讼当事人的证据调查权，强化了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机制，较好地体现了代诉讼构造关系中的诉与讼的关系，使法官能兼听则明、居中裁判。其不足之处在于易产生鉴定的当事人化和市场化，当事人往往竭尽全力寻找有利于自己的鉴定人，鉴定人可能会受到利益等方面的诱惑，市场逐利的倾向令人关注。

因此，怎样将司法官启动制与当事人启动制结合起来，尽量发挥二者制度优势，避免二者制度的弊端，是刑事鉴定启动制应研究的主要课题。

二、中国刑事司法鉴定启动的现状及反思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在这里没有明文规定到底谁有权“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如果结合<刑事诉讼法》第121条“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之规定，显然指明在侦查阶段决定是否鉴定以及如何开展鉴定，是侦查机关的事情，在司法实务中，也是这么来进行操作的。检察机关对自侦案件，也有当然的刑事鉴定启动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9条规定，法院“对鉴定结论有疑问的，可以指派或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机构，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这表明，在审判阶段的鉴定启动权属于法院。

但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上述司法解释也赋予了有关当事人可以就司法鉴定事项提出有关申请鉴定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侦查机关可以进行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同时第159条规定了“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法庭对于上述申请，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解释对此作了类似规定。尽管如此，我们要注意的是，有关申请鉴定的最终决定权仍然在侦查机关和法院。换言之，如果他们拒绝当事人的有关申请，当事人只能服从，而不能自行聘请鉴定人并要求法庭予以传唤作证，也不能向其他有关机构提出疑义或司法救济。这是一种带有浓烈纠问色彩的“强决定——弱申请”启动制，与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的那种主要由控辩双方决定鉴定事项以及大陆法系国家主要由司法官决定启动事项的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种刑事鉴定启动制度，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严重的后果，是直接导致“多头鉴定”和“重复鉴定”，“自侦自鉴”，“自检自鉴”、“自审自鉴”不仅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还由于各职能部门之间因鉴定而相互扯皮，损害了司法鉴定应有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影响了对案件的及时审理和法律的正确适用，也为司法腐败提供了某些条件。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应引起重视：

一是由于鉴定的提起及过程没有必要的监督或中立审查措施，容易导致在司法鉴定问题上的“暗箱操作”。尤其在侦查和提起公诉这两个刑事诉讼阶段，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由于刑事诉讼职能的差异，实际处于两边对立的状态。此时并没有中立的第三方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可能滥用权力的措施进行必要的监督。为此，鉴定结论的可靠性几乎完全取决于侦查人员和鉴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技术水平。这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显然极为不利，在侦查阶段或者提起公诉阶段他们没有权利对鉴定结论的有效性提出异议。二是“多头鉴定”和“重复鉴定”容易出现错案、冤案。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公检法机关可以在各自的诉讼阶段中，独立决定鉴定事项，委托鉴定人。这样，如果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对公安机关的相关鉴定结论有异议，可以再行鉴定，在审判阶段，法院还可以“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同时，法律没有对“再行鉴定”、“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相应条件作出规定，这极易导致上述鉴定的随意性，造成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容易形成相互矛盾的鉴定结论同时并存的现象，以至于影响刑事诉讼的效率。同时，被聘鉴定人的相对固定化，导致法官或检察官对这些“熟人”的鉴定结论偏昕偏信，从而影响对相关问题的认定。

总之，我国司法鉴定的决定权和鉴定人委任权仍然被垄断在公检法三机关手里，当事人无权直接聘请自己所信任的鉴定人。这种具有纠问色彩的鉴定启动制度，显然与已经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无论是从立法精神还是制度设计方面都是不相符合的，转变观念，重新构建我国刑事诉讼司法鉴定的启动机制已势在必行。

三、构建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启动制之设想

对于应怎样分配司法鉴定启动决定权的问题，我国学者观点颇不一致。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事诉讼中的司法鉴定决定权、委托权应当由法院统一行使；嘲第二种观点则主张赋予当事人更大的鉴定启动权，同时基于我国司法传统，不必剥夺人民法院及检察院的鉴定启动权，可以与当事人的鉴定启动权同时并存，但应处于辅助地位；第三种观点则主张赋予控辩双方平等的委托鉴定权，同时为了调查核实证据，法院也可以申请鉴定，但是，法院不能自鉴，自认。应当说，这些观点坚持了大陆法系司法官启动制的精神，并且汲取了当事人启动制的先进理念，有一定合理性。不过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应结合我国文化传统、法治环境、刑事政策、司法资源等因素，从中国实际出发，建立以当事人主义为基调，结合职权主义并引入司法审查的综合式启动机制。这种启动制度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注重当事人的参与，注重诉讼程序上控辩双方的平等问题。从法理上讲，当事人作为案件纠纷最直接的利害关系人，是最应该有权直接启动鉴定的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规定“经审判长同意，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英美法系国家的庭审抗辩机制实际上已经引入了我国诉讼制度之中。为了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辩论权，使法庭辩论得以真正展开，就要赋予当事人申请启动鉴定的权利，收集对自己有利的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为自己辩护。尤其是要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司法鉴定救济的可能及途径，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对于控方具有相对平等的对抗权利。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体尊严，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的自由的自我决定权，已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共同选择。因此，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该享有的司法鉴定启动方面的权利的保护尤为重要。

二是基于效率的考虑注重将司法鉴定程序的决定权由法官与控辩双方共同分享，建立“预审法官”审查制度，具体而言，可以将鉴定启动决定权分割为鉴定启动申请权和鉴定启动审查权，鉴定启动申请权由当事人享有，鉴定启动决定权由“预审”法官享有。前已述及，司法官鉴定启动制与当事人鉴定启动制的共同特点是均由单方面决定，没有一个制约机制。前者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的取证权，易导致司法专断，后者可能由于利益驱动，容易造成鉴定变向，最终导致诉讼效率低下以及个案事实的不公。为此从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的中立理念出发，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与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同等的申请鉴定权，这样可以结合两种启动制的优点，克服两种制度各自的不足。“预审法官”只审查鉴定申请的程序性要件，对于符合程序要件的申请，应当认定当事人申请有效，而对专门问题聘请相关专家进行鉴定。他与庭审法官的职责不同，无权对鉴定的实体问题进行评定。如果“预审法官”不接受鉴定申请，需在一定期限内详细说明理由，并允许当事人提出上诉。这样“预审法官”就与庭审法官一样，均居于中立裁判的地位，对控辩双方提出的鉴定申请行使审查裁判权。他也可以对司法鉴定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审查。这种“预审法官”与庭审法官分离的设计，显然不同于实行司法官启动制的某些国家的鉴定决定权完全由法院统一行使的做法。他更有利于庭审法官居中判案，不被牵扯进案件事实的调查之中，从而带有某种预断或内心偏见去判案。另一方面，当事人由于鉴定结论的中立性、科学性和极高的证明力，必然重视充分利用这样一种证据方法，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这样，司法鉴定启动的主体不再是法院，而是在诉讼中为了法庭上的辩论而享有取证权的控辩双方当事人。公务员之家:

刑事鉴定范文篇5

刑事审判实践中经常出现一个案件被害人、被告人或委托人、辩护人分别委托不同鉴定机构作出的多份鉴定结论，造成了公诉机关和法院在采信证据上的分歧，同时导致无休止的重复鉴定。笔者所在的法院，最近审理了一起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故意伤害案，被害人赵某的重伤鉴定结论是由其委托人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被告人黎某要求重新鉴定，但是又无法缴纳鉴定费，法院在是否采信该鉴定结论时，由于刑事诉讼法和《决定》都对司法鉴定的启动者无明确规定，于是引发了对刑事诉讼中鉴定启动权问题的思考。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19条只是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对于这一规定，通常理解为提起鉴定的主体指公安司法机关，而当事人是无权直接聘请鉴定人进行鉴定的。照此理解，上述案例中的鉴定结论在启动程序上存在问题，不能采信。那么在被告人黎某已无意见的情况下，要求公诉机关重新鉴定，公诉机关又不答应。最后法院采信了该鉴定结论，但是感觉心里不踏实。

司法鉴定的启动权，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因采用的诉讼模式不同而有所不同。

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诉讼程序由当事人双方自行推动。一个案件是否需要专家鉴定，一般由当事人双方自行决定，即当事人双方平等地拥有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同时，“法庭可以指定经当事人同意的任何专家证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指定专家证人”。这样做是为了弥补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之不足。因为鉴定事项完全由当事人双方决定、鉴定人由当事人双方委任的做法，容易导致鉴定人丧失中立性和客观性，鉴定结论也容易仅仅服务于当事人双方的需要。

大陆法系国家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鉴定被认为是帮助裁判者发现真相、实现正义的活动，被视为司法权的一部分，因此，司法鉴定的决定权由司法官行使。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6条规定：“任何预审法官或审判法官，在案件出现技术方面的问题时，可以根据检察院的要求，或者依自己的职权，或者依一方当事人的要求，命令进行鉴定。”《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3条、第83条则规定，法官有权决定就某一专门事项进行鉴定，如发现鉴定人的鉴定尚有不足之处，还可以要求原鉴定人或者委托其他鉴定人进行新的鉴定。控辩双方如果认为案件需要由专家进行鉴定的，可以向法官提出请求，司法警察和检察机构不拥有进行司法鉴定的直接决定权。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参照苏联及大陆法系国家的模式采取司法官委托鉴定制度。在刑事诉讼中，鉴定人由公安、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当事人可以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但是否批准，决定权在公安、司法机关。与这种鉴定制度相配套，公、检、法部门各自建立了隶属于己的鉴定机构，以体现便利原则。这种鉴定制度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特别是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平等地拥有对鉴定的决定权，与大陆法系国家鉴定决定权主要由法院行使的做法也有区别。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为了适应时代的变迁，我国进行了审判方式的改革，适当吸收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某些因素，庭审中对抗性的增强使当事人产生了自行聘请有利于己方的鉴定人的要求。此外，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的存在使得当事人对公安、司法机关所作鉴定结论的信任度下降，进一步刺激了当事人在公安、司法机关之外寻找鉴定人的需求。但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并没有自行委托鉴定人的权利，当事人即使对“官方”认可的鉴定人及其鉴定结论存有较大异议，也只能被动地接受对自己的利益有重大影响的鉴定结论。这种状况难以适应新的审判方式的要求。

刑事鉴定范文篇6

作者对本院1998年1月至2006年12月精神病医学鉴定资料中116例精神病人刑事案件司法鉴定资料分析进行回顾性分析。报道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

116例鉴定精神病人中男103例，女13例；年龄17～81岁，平均(33.71±12.46)岁，21～40岁的青壮年96例；婚姻状态：未婚85例，已婚19例，离婚11例，再婚1例。文化程度：文盲35例，小学46例，初中25例，高中10例。职业分布：无业74例，农民16例，渔民7例，工人4例，干部1例，其他14例。

1.2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调查表作回顾性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案件类型、鉴定目的、结论、刑事责任能力、鉴定诊断等项目，鉴定诊断依据1998年年按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方案第2版(CCMD2-R)，2001年起按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方案第3版(CCMD-3)，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五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及我国修改后的《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本院在实际操作中把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按照“完全”、“部分”或“限制”、“无”3个等级进行判定。

2结果

精神疾病与案件类型的关系见表1；表1精神疾病诊断与案件类型的关系（略）

各类精神病法定能力评定情况见表2；表2各类精神病法定能力评定情况（略）

每年发生的刑事案件情况见表3。表3每年发生的刑事案件情况（略）

说明：MR：精神发育迟滞；分裂：分裂症；躁狂：躁狂症；人格：人格障碍；癫痫：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冲动：冲动控制障碍；酒精：酒精所致精神障碍；脑器：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短暂：急性短暂性精神病；妄想：妄想阵发；滋事：包括寻衅滋事、扰乱、打人；破坏：损坏公共、家庭财物

重大刑事案指危及他人生命的案件：伤害、杀人、强奸猥、放火、投毒

3讨论

国内研究中精神病人刑事案件鉴定中以精神分裂症为主，占49%～80%［1～3］，精神发育迟滞其次。本研究中精神疾病分类以精神发育迟滞45例居首，占38.8%，高于李良杰的10.4%［4］，和宋建成的18.6%［3］。精神分裂症31例,占27.6%,低于张钺［5］的80%,朱国钦［6］的78.48%，李良杰的44.7%［4］,与陈维梅的61.4%［7］。说明本地区精神病人刑事案件中以精神发育迟滞为最多。

凶杀案件在司法精神医学上占有重要地位,本组资料凶杀案例占同期全部鉴定案例的4.8%,明显低于朱国钛的40.19%［6］张钺的30.4%［5］李良杰的26.8%和沈慕慈的21.9%［1，4］其中精神分裂症杀人5例，占50%，抑郁症和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各2例，酒精所致精神障碍1例，说明精神分裂症是凶杀案的主要病种，与朱国钦、陈维梅等学者的研究基本相符［6，7］。精神

分裂症可以幻觉妄想支配下作案，对社会治安、人身安全危害极大，因此，加强对精神分裂症的防治工作是防范精神病人作案的重要措施。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和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均在意识障碍下行凶杀人,或因人格障碍激惹性行凶,作案手段残暴,后果严重，同样是防范的重点。

精神发育迟滞病人作案中以盗窃和强奸为主，分别占62.5%、22.5%，本研究中未见有凶杀案，由于精神发育迟滞病人控制能力和辨认能力差,易在冲动情况下或在易受他人指使下犯罪。

本资料精神病人作案以21～40岁的青壮年占绝大多数，未婚者多；文化程度以受教育程度低的占多数，其中文盲35例、小学46例；职业分布为无业人员74例、农民16例。说明这类人群的精神病人是今后防治工作的重点。

精神病人发生刑事案件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影响力大，引起舟山市政府的重视，2005年舟山市开展“暖人心、促发展”工程（简称“暖促工程”），由政府出钱对重症精神病人进行集中收治，刑事案件发生率，尤其是重大刑事案件发生率明显下降，1998～2004年精神病刑事案件年均发生14.3例，重大案件年均发生5.9例，“暖促工程”后年平均发生刑事案件8例，重大刑事案件年均发生1例，说明在政府重视精神病人管理后精神病人刑事案件，尤其是重大刑事案件发生率明显下降，成效显著。

因此，政府重视精神病人管理，加强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及时治疗各种精神疾病，尤其是对有攻击、伤人言行的精神病人加强治疗和管理，及时积极采取防范措施，是防止精神病人刑事案发生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沈慕兹,金伟,蔡建华,等.司法精神医学鉴定654例分析.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1988,21(3):168.

2邓武.67例凶杀案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分析.实用临床医学杂志，2003,4(2)：57.

3宋建成,吉中孚.精神病司法鉴定1389例分析.神经与精神卫生杂志，2004,4(3):179～181.

4李良杰.48例凶杀案司法精神病鉴定分析.上海精神医学杂志，1998,10(4):218.

5张钺,李桂荣.197例凶杀案例司法精神鉴定.上海精神医学杂志,1992,4(1):35.

刑事鉴定范文篇7

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一）帮助法官与当事人准确理解鉴定意见司法鉴定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发展的。在科学还不太发达的时代，由于知识的专业面较小，法官与当事人有可能依据常识理解鉴定意见。而在今天，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科学技术与各类专业知识，人们只能从众多的知识领域中择其一二深入研究。所以，无论是法官还是当事人，在面对大多数鉴定意见时都会感到茫然，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法官与当事人准确地理解鉴定意见，弥补法官与当事人专业知识的不足。（二）解决“多次鉴定”、“重复鉴定”的主要途径“鉴定意见打架”是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一大顽疾。风传一时的“湖南女教师裸死案”、“浙江余姚市幼童方一栋死亡案”即是此种现象的典型案例。从目前鉴定机构的受案情况与法院的审判情况来看，多次鉴定、重复鉴定在我国司法鉴定领域中已成常态，这浪费了司法资源，增加了诉讼成本，使当事人陷入苦不堪言的诉累中。法官面对多种鉴定意见无所适从，只能对多种鉴定意见一律不采用，鉴定意见失去了应有之效力与功能，许多诉讼因此而陷入僵局。鉴定人出庭作证，有利于消除鉴定双方当事人对鉴定意见的怀疑，有效减少诉讼当事人的诉累，也有利于法官采信正确的鉴定意见。（三）鉴定人履行义务的应有之义鉴定人出庭作证是鉴定人以诉讼参与人的身份参加案件审理的一项诉讼活动，是鉴定人鉴定工作的继续和延伸，这并非是对鉴定人的附加义务与请求。英美法系国家将鉴定人视为当事人的证人，由当事人负责要求鉴定人出庭，不出庭的直接后果是视为证言无效。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将不予采纳。（四）可以对司法鉴定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没有监督，就难以保证鉴定活动合法有序进行，难以实现鉴定的客观、公正，难以保证鉴定工作质量。从鉴定实践看，鉴定过程一般不对当事人公开，甚至当事人亲自委托的权利都没有，更谈不上对鉴定过程的参与和监督。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我国法律尚未明确规定当事人有这方面的权利，另一方面出于鉴定人对自己鉴定技术的保密。所以，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只能是让鉴定人出庭作证，公开其鉴定过程，阐述鉴定依据与理由，以增强鉴定活动的透明度，避免暗箱操作。

我国鉴定人出庭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原刑诉法中没有关于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保护及强制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从而使鉴定人出庭作证遭受打击报复的恶性案件频繁发生，加之没有强制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大部分鉴定人都不会出庭作证，造成了鉴定意见形式化、无用化的局面。正如丹宁勋爵所言：“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有正当理由能强迫证人作证，而在发现证人作证受到侵害时又拒绝给予援助。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是法庭的职责。否则整个法律诉讼就会一钱不值。”[1]有鉴于此，新刑事诉讼法在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保护、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启动、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的情形、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有了新的突破。新刑事诉讼法关于鉴定人出庭作证方面立法规定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次修改得不是很彻底，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一）存在问题1.鉴定人出庭作证程序的启动条件过于严格。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符合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人的异议和人民法院的决定这两项条件，才能启动鉴定人出庭程序。也就是说，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人即使对鉴定意见存在异议，也不能依申请启动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程序，必须经过人民法院的同意，才能启动出庭作证的程序。严格的条件会造成以下不利的局面：在法院不同意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对鉴定意见存在疑虑，或者受专业限制，不能够很好理解鉴定意见作出的过程、原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也不能依申请而要求鉴定人出庭作证。过于严格的启动条件，不利于保障当事人与鉴定人之间对质的权利，致使鉴定意见不能发挥其最大的证明能力，也有违直接、言词原则的精神。因此，在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时，在多数情况下法院应当满足当事人的合理诉求。2.人民法院自由裁量权过大。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应当是中立的、被动的，只有这样，才能公开、公正地审理案件。鉴定人能否出庭作证，完全由人民法院决定，使人民法院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无形中加大了人民法院的职权主义色彩，在人民法院不同意鉴定人出庭的案件中，当事人势必会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多次鉴定，从而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降低诉讼效率。3.鉴定人出庭作证保护的可操作性不强。新刑事诉讼法对出庭作证的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特别保护的措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该项规定的可操作性略显不足：一是保护的主体不明确，新刑诉中没有按照诉讼阶段划分各机关的保护责任，而是表述为公、检、法三机关均可以予以保护，这样会造成三机关的相互推诿或者权责不明的情况；二是保护主体的能力有限，即使三机关分工明确，仍存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是否有充足的警力和能力保护鉴定人安全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立法理念的理想化与现实实践相冲突的结果，需要立法机关进行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增强鉴定人出庭保护制度的可操作性。（二）完善对策1.法律应明确规定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补偿办法。权利总是与义务相伴随的，鉴定人出庭作证是鉴定人承担的一种法律义务，必然需要一定的权利作为保障。[2]《决定》规定，司法鉴定不分级别、不分地域，这样就使得许多当事人申请委托鉴定机构时，经常委托外地的鉴定机构。如此一来，鉴定人出庭作证常需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其间产生的各种费用如交通费、食宿费、误工费等对于鉴定人来说是其考虑出庭的主要问题之一。新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的补偿办法没有做出规定，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国外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73条规定：“鉴定人可以请求交通费、日津贴费、住宿费、鉴定费、接受因鉴定而需要的费用的支付或者偿还。”[3]德国有专门的《证人、鉴定人补偿法》，并在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规定：对鉴定人要依照《证人、鉴定人补偿法》予以补偿。[4]现阶段，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尽快明确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的补偿方式，是提高鉴定人出庭作证积极性的一个重要措施。2.保障鉴定人出庭作证回避制度的贯彻落实。现行法律已注意并相当重视鉴定人回避，并具体规定了鉴定人回避的程序、主体、时间等问题，从理论上来说，鉴定人回避制度已比较完善，只是在实践操作中却难以实现。司法实践中，法院的技术部门将案件委托给鉴定部门后，法官与当事人就开始等待鉴定意见的出具。至于谁是鉴定人，不用说当事人，甚至连法官也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在鉴定意见出具前，岂能谈回避二字？此为一方面。另一方面，鉴定机构全国不分地域地委托，就算当事人知道鉴定人的名字，他又怎能知道千里之外的鉴定人与对方当事人有什么关系？由此看来，要保障鉴定人回避制度的落实，确实有一定的难度。要完全避免，也是不现实的。但立法可以规定一些制度，尽可能地防止不公正情况的发生。首先，有没有回避事由，鉴定人应该是最清楚的，所以法律应当规定鉴定人遇有回避事由时要主动提出回避，否则，法律会给以相应的制裁，以督促鉴定人自动回避。其次，法院在委托鉴定人后，应当将鉴定人的基本情况告知当事人，以便当事人及时行使回避权，避免在出具鉴定意见后才提起回避，浪费司法资源。再次，如果是律师事务所委托的，事务所应当及时将鉴定人情况告知对方当事人，否则鉴定意见不应当作为证据使用。总之，要确保鉴定人回避的落实，需要法院与当事人、鉴定人多方的努力，同时还需要法律强有力的支撑。3.确立鉴定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做虚假鉴定意见的责任追究制度鉴定人的法律责任问题，是司法鉴定制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因为评断鉴定意见错误的标准一直以来是国内外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事实上，鉴定意见是一种认识判断，在没有成为公理之前，没有人能绝对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人的判断是错误的。所以，在确定鉴定人的法律责任时，不能用“错案”追究制度。一方面，是否错案，对于许多鉴定意见而言往往是无法确定的；另一方面，由于鉴定材料的条件差、鉴定设备和技术手段落后、鉴定方法不科学、鉴定技术水平低等非鉴定人主观故意与重大过失而形成的鉴定失误，对于鉴定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追究其责任，确有不公平之处。鉴定意见的正误只能用客观标准进行评断。[5]对鉴定人追究责任，只能是在鉴定过程中，由于鉴定人的故意与重大过失给他人造成损失的，才承担赔偿责任、行政责任，对触及刑法的，予以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实际情况，法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确定鉴定人的责任：（1）鉴定人明知鉴定意见是错误的而出具虚假结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应追究其相应的责任；（2）鉴定人故意损毁、更换鉴定资料，给鉴定带来严重后果的；（3）鉴定人重大过失造成鉴定资料遗失、失去鉴定条件的；（4）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故意或重大过失泄露案内秘密的；（5）鉴定人明知存在法定回避情形而不主动回避的。鉴定机构应当承担监督职责，对鉴定人出现以上情形，可以先对鉴定机构进行处罚，然后由鉴定机构向鉴定人追偿。鉴定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对鉴定机构也应进行相应的处罚。4.加强司法鉴定人员的执业规范和职业道德教育。涉及鉴定的范围日益增多，鉴定技术方法也不断更新变化，这必然要求不断加强对鉴定人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再教育。司法鉴定人良好的职业道德是司法鉴定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石，不断加强对司法鉴定人员的培训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国家应该在全国设立若干司法鉴定人培训中心，对全国的鉴定人进行定期培训并记录在案，以提高鉴定人办案的效率，确保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准确性与公正性，推动司法鉴定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本文作者：张杰工作单位：江苏师范大学

刑事鉴定范文篇8

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鉴定，并不是侦查行为的一种，也不是司法机关的专属权利。鉴定结论只是一个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与案件有关的人员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由提供证据的义务。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21条和第159条也规定了当事人可以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没有规定直接委托鉴定和直接申请鉴定是不完善的。因此我国应与国际接轨，借鉴当事人主义模式，采用控、辩双方都有权提起鉴定的方式。换言之，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当事人可以聘请鉴定人就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这样有利于在刑事诉讼中更有效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鉴定启动模式的选择问题，由于现行诉讼法没有规定，要明确我国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必须对《刑事诉讼法》第119条做广义的理解，既然规定了当事人可以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那么申请鉴定的权利应该是对该权利的合理延伸。扩大当事人有直接委托鉴定的权利，是控辩平等的要求，对加强庭审对抗，改善审判方式都有积极意义。社会的现实也是，从一元化的鉴定体制向多元化的鉴定体制过渡后，一般的伤害案件发生了要鉴定为重伤的，公安机关才介入侦查；如果是轻伤，一般由当事人自诉，这个重伤或轻伤的鉴定先都是由当事人或委托人委托鉴定的。如果对当事人或委托人委托鉴定的结论不采信，那么只好由侦查机关重新委托鉴定。不仅浪费时间和金钱，而且造成诉讼的拖延。实际上把鉴定结论作为一种证据来审查，问题一下就可以解决，何必在鉴定由谁启动的问题上过多纠缠。当然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对鉴定启动权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更好。

无论是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还是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都把鉴定规定为侦查行为之一种，特指侦查机关指派或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就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科学鉴别和判断并作出书面鉴定结论的侦查活动。由于刑事诉讼法对鉴定的这种定位，使鉴定一直成为侦查机关的一个特权领域。《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于2005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后，对司法鉴定的启动权也没明确规定。

刑事审判实践中经常出现一个案件被害人、被告人或委托人、辩护人分别委托不同鉴定机构作出的多份鉴定结论，造成了公诉机关和法院在采信证据上的分歧，同时导致无休止的重复鉴定。笔者所在的法院，最近审理了一起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故意伤害案，被害人赵某的重伤鉴定结论是由其委托人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被告人黎某要求重新鉴定，但是又无法缴纳鉴定费，法院在是否采信该鉴定结论时，由于刑事诉讼法和《决定》都对司法鉴定的启动者无明确规定，于是引发了对刑事诉讼中鉴定启动权问题的思考。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19条只是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对于这一规定，通常理解为提起鉴定的主体指公安司法机关，而当事人是无权直接聘请鉴定人进行鉴定的。照此理解，上述案例中的鉴定结论在启动程序上存在问题，不能采信。那么在被告人黎某已无意见的情况下，要求公诉机关重新鉴定，公诉机关又不答应。最后法院采信了该鉴定结论，但是感觉心里不踏实。

司法鉴定的启动权，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因采用的诉讼模式不同而有所不同。

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诉讼程序由当事人双方自行推动。一个案件是否需要专家鉴定，一般由当事人双方自行决定，即当事人双方平等地拥有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同时，"法庭可以指定经当事人同意的任何专家证人，也可

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指定专家证人"。这样做是为了弥补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之不足。因为鉴定事项完全由当事人双方决定、鉴定人由当事人双方委任的做法，容易导致鉴定人丧失中立性和客观性，鉴定结论也容易仅仅服务于当事人双方的需要。

刑事鉴定范文篇9

刑事法领域中的强制医疗通常被认为是保安处分的一种，是对实施了危害行为的精神疾病患者适用的旨在隔离排害和强制医疗的刑事实体措施，目的在于消除精神病患者的人身危险性，防止再犯，达到防卫社会的目的。［1］它对于精神病人的疾病治疗、权益保障以及消除其人身危险性、预防其再次危害社会、维护公共安全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与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的政府强制医疗措施有诸多共同点，如二者适用对象都是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适用都需要经过法定鉴定程序，都是为了防止精神病人继续危害他人和社会。但二者也存在着诸多不同，主要体现在:1、性质不同。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而后者属于刑法授予政府的刑事执行权;2、启动主体不同。前者的启动主体是检察机关或法院，后者的启动主体较为混乱，包括公安机关、精神病院、诉讼当事人、监护人等;4、决定主体不同。前者的决定主体为人民法院，后者的决定主体一般为政府部门或公安机关;3、适用条件不同。新刑事诉讼法第284条中规定:“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可以理解为“社会危害性”作为强制医疗的主要条件;根据《刑法》第18条第1款规定，政府强制医疗将家属和监护人的看管和医疗作为强制医疗的前置程序，家属或者监护人的看管或医疗不足以防止其危险性的，才由政府强制医疗。

二、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现状分析

《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中用五个条款对强制医疗程序进行了规定，依次包括适用对象与决定主体、审理程序、强制医疗决定的定期评估与解除以及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这五个条款基本上勾勒出强制医疗程序的轮廓，但存在一些不明确、不完善之处，需要予以改进，也需要通过实践发现其问题，促进其进一步完善。

(一)所规定的适用对象单一

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实施强制医疗的对象为“经过依法鉴定确认不负刑事责任”的人。综观国外的立法，强制医疗的对象不限于此，还应包括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和无受审能力的精神病人。［2］《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97条第1款规定对无执行刑罚能力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可以采取强制医疗措施;英国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还包括有病无罪、无受审能和服刑期间患病的精神病人;德国、蒙古国刑法典强制医疗的对象同时还包括无受审能力和执行刑罚能力的精神病人［3］。对于无受审能力的精神病人，根据目前法律规定和实践操作，法院裁定中止审理后，待其病情好转后再继续审理。如果此种精神病人的家人无力或不愿给予治疗，其仍然有潜在的社会危害性。

(二)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模糊

《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如何评估“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完全依赖精神病专家的专业鉴定，还是依赖法官的个人经验抑或猜测。是否应当在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过程中附加要求精神病鉴定人对其现实人身危险性也作出相应的评估?这些问题的回答关系到未来强制医疗制度决定作出的科学性与客观公正性，需要审慎考虑。［4］与其他类型的鉴定如法医、物证、痕迹、文书鉴定相比，精神病鉴定的主观性更强。司法精神病鉴定依据的材料，主要是被鉴定人的个人史、家族史、证人证言、涉案过程材料、物证、书证等［5］，对个人经验的依赖程度较高，不同鉴定人对同一鉴定对象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经常持不同意见［6］，直接例证就是多次鉴定的结论不一致率较高②。出现多次精神鉴定意见不一致时，应该采用哪一份鉴定意见，为什么采用，还是继续进行鉴定，这些问题急需明确。

(三)人民检察院对刑事强制医疗的监督程序缺失

《刑事诉讼法》第28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这是人民检察院加强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检察机关的审查和监督，则缺乏透明度，很容易被暗箱操作，正常人可能被强制医疗，造成冤假错案。“被精神病”和强制收治事件的出现，把这一隐忧变成了现实。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包括: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医疗进行监督，对法院决定强制医疗进行监督，还包括强制医疗的执行实行监督，但比较模糊。同时，刑事诉讼法没有专门建立对于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监督程序。

三、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适当扩大适用对象

立法者立法规范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原意是为了消除精神病人的人身危险性、预防犯罪、维护他人和社会的安全，保护精神病人的健康恢复，保障其基本人权。因此，应将实施危害行为的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和在实施危害行为时精神正常、在诉讼进行过程中患精神病导致失去受审能力的人作为强制医疗的对象。限制精神病人存在发病不稳定的情况，对他人的人身安全和社会的威胁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犯罪时精神病人是精神正常的，根据《刑法》第十八条第二款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对于间歇性精神病患者来说，不能确定在服刑时何时会发病，威胁他人的人身安全。所以，对于较严重的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应当对其进行强制医疗，确保其在医疗机构能够接受治疗。而对于犯罪时精神正常，在诉讼进行过程中患精神病导致失去受审能力的精神病人也应当对其进行强制医疗，这既有利于帮助其恢复正常的精神状态，也减少了放任其危害他人和社会的可能性。当然，出于对精神疾病患者利益的尊重和司法资源优化配置的考虑，这一程序的适用范围可以限于那些确有必要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被追诉人。［7］

(二)明确精神病鉴定程序

司法精神病鉴定是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启动的前提，因此，应当建立与新刑诉相适应且成熟的精神病鉴定程序，从法律的角度来规范如何有效公正地来鉴定是否有精神病，精神病的病情程度，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在判定方面，法官必须借助精神病专家的意见，精神病鉴定专家不仅要提供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明，还必须给出是否具有危险性、是否需要强制医疗的建议。其中，“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判断是一个难题，笔者建议可以效仿其他国家，成立专门的司法精神病鉴定中心，由法官、律师、司法鉴定员、心理医师参与其中，保证鉴定结论尽可能的客观、全面。如果出现多次精神病鉴定意见不一致时，在确定采用哪一鉴定意见时应该进行专家评估，并要求鉴定人说明鉴定过程和病理依据，然后依据鉴定中心专家组的意见作为最终结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如果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监护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精神病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询问或说明鉴定过程。

(三)完善监督程序

刑事鉴定范文篇10

一、法律应当对鉴定时限进一步规范

(一)现行关于鉴定时限的相关规定

关于鉴定时限的定义，立法上并无明确规定。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26条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在与委托人签订司法鉴定协议书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委托事项的鉴定。鉴定事项涉及复杂、疑难、特殊的技术问题或者检验过程需要较长时间的，经本机构负责人批准，完成鉴定的时间可以延长，延长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三十个工作日。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对完成鉴定的时限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细分析之，本规定只是司法鉴定结构接受委托之后完成鉴定的时间，实务中鉴定时限应当包括鉴定时机的选择、鉴定过程的进行和鉴定的完成等统一的过程。在刑事诉讼实务中，鉴定对象不同，鉴定时限亦有差异。若是固定不变的鉴定对象如痕迹、实物、文字等，鉴定时限对鉴定结果不会有太大影响;而对于处于变化中的鉴定对象，如人体损伤，在不同的时限鉴定会出现不同的伤情结果。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编著的《人体损伤程度司法鉴定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对人体损伤鉴定时限有专门的说明，该《指南》“总论—鉴定时限”部分提出:“凡不影响容貌和组织、器官功能的损伤，鉴定时限不超过1个月至3个月;凡影响容貌和组织、器官功能的损伤，鉴定时限不超过3个月至6个月;疑难复杂、一时不能确定的损伤，鉴定时限不超过1年。”《指南》在“毁人容貌、听力鉴定、视力鉴定”等部分，都对鉴定时限做出了说明，如“损伤后有视力下降的最好应在伤后1周左右进行常规视力检查，伤后3－6个月并临床治疗基本终结后，再经复查视力作出鉴定结论。”

(二)鉴定时限的实务意义与不足

由于人体损伤存在治疗康复过程，鉴定时限的选择对于伤害类案件的结果影响重大，过早进行鉴定伤害后果显示会很严重，治疗结束之后鉴定后果可能相对较轻。笔者办理王某伤害周某案件，王某造成周某左肘鹰嘴骨折，办案机关在进行鉴定时内固定尚未拆除，周某左肘无法活动，鉴定结果为重伤(六级伤残)，等内固定拆除后重新鉴定时，周某左肘可以自由活动，鉴定结果为轻伤。由此，对于变化中的鉴定对象，尤其是伤害类案件的人体损伤鉴定，应当将鉴定时限作为必须考量的因素。其他鉴定，如法医病理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包括物证类鉴定、毒物鉴定等，鉴定时限选择对鉴定结果也具有直接的意义。

(三)对鉴定时限进一步规范的建议

在刑事诉讼中，鉴定结论作为主要的证据，直接关系到被告人定罪量刑，也关系到受害人权利保护和救济，鉴定制度的设计应当尽可能保证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中立、权威。目前，鉴定时限中暴露的问题尚未引起司法实务的足够重视。笔者建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时，对鉴定时限应当予以进一步规范。其一，应当统一鉴定时限的含义，即鉴定时限应当包括鉴定时机的选择、鉴定过程的进行和完成。其二，根据鉴定对象不同确定鉴定时机，对于活体类鉴定，如人体损伤鉴定，应当根据人体损伤康复治疗情况确定鉴定的开始点;对于非活体类鉴定，应先行确定鉴定时机是否成熟之后再进行鉴定。其三，鉴定过程进行和完成的时间，应根据鉴定对象不同而确定，应由法律做出规定，不应属于鉴定机构和委托人约定范畴。

二、法律应当对抽样鉴定做出规范

(一)涉及抽样鉴定的相关罪名

刑事诉讼中，有一类犯罪以特定对象达到一定数额作为追诉犯罪及量刑的标准。如走私淫秽物品罪(刑法152条)追诉标准是:走私淫秽录像带、影碟五十盘(张)以上的;走私淫秽录音带、音碟一百盘(张)以上的;走私淫秽扑克、书刊、画册一百副(册)以上的;走私淫秽照片、画片五百张以上的等。伪造有价票证罪(刑法227条)追诉标准是:车票、船票票面数额累计二千元以上，或者数量累计五十张以上的;邮票票面数额累计五千元以上，或者数量累计一千枚以上的;其他有价票证价额累计五千元以上，或者数量累计一百张以上的;非法获利累计一千元以上的等。伪造、变造金融票证案(刑法177条)追诉标准是:伪造、变造汇票、本票、支票，或者伪造、变造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或者伪造、变造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总面额在一万元以上或者数量在十张以上的;伪造信用卡一张以上，或者伪造空白信用卡十张以上的。上述犯罪，要求以违法行为涉及对象达到一定数额作为追诉的标准，如果达到该标准，即可按照刑事犯罪立案追诉;如果未达到法定标准，即属于普通违法行为处理;如果达到加重量刑的标准，要加重处罚。实务中的问题是，当违法行为所涉及对象数额确定后，是全部进行鉴定还是仅抽取部分进行鉴定;如果进行抽样鉴定，鉴定的数量如何确定;在抽样鉴定之后，是否能够直接推定所有对象与鉴定对象的同质性。

(二)抽样鉴定在实务中暴露的问题

笔者办理黄某传播淫秽物品案，黄某在互联网上注册域名制作了淫秽网站，并且上传了淫秽影片，该网站主页显示影片数量为3200部。公安机关网监支队查获后抽取了27部进行鉴定，结果为淫秽影片，即按照刑事案件侦查，后移送起诉至法院。法庭审理中控辩双方对定罪没有异议，但对量刑提出异议:控方认为应当按照全部3200部量刑;被告人及辩护人认为，侦查机关并未对全部影片进行鉴定，不能确定全部影片都是淫秽物品，量刑时应当按照已经鉴定的27部处罚。关于该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制作、传播淫秽视频文件10个以上，作为追诉标准，量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数量达到50个以上时为“情节严重”，量刑标准是三年到十年;数量达到250个以上时为“情节特别严重”，量刑标准是十年以上。就黄某而言，按照27部和3200部定案处理相差甚大，法院审理时也无法统一观点，控辩双方的观点似乎都能成立。而案件的核心就在于鉴定时，鉴定数量应当是多少，抽样鉴定的结果是否能够直接推定为全部结果。与黄某案件类似，笔者办理王某非法储存爆炸物案，公安机关查获王某非法储存1200枚雷管，之后抽取了6枚进行了鉴定，该6枚全部能够爆炸，之后案件移送起诉到法院。法院审理时，被告人王某提出雷管在家里已经存放了多年，部分根本不能爆炸，公安机关仅抽取6枚鉴定，甚至没有达到定罪标准的30枚，对犯罪指控存在异议。而控方认为，应当按照全部1200枚定罪和量刑，量刑标准是十年以上。

(三)对抽样鉴定进一步规范的建议

刑事案件关系到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关系到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案件事实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对于上述抽样鉴定的质疑，笔者认为不无道理，故应当对刑事司法鉴定涉及的抽样鉴定予以规范。其一，抽样鉴定的数量首先应当达到追诉犯罪的数量，如前述王某非法储存爆炸物案，雷管鉴定的数量至少应当达到定罪标准的30枚，类似案件亦应如此。其二，在涉及加重量刑的情况下，抽样的数量也应当达到加重量刑的数量，如黄某传播淫秽物品罪，只有鉴定数量达到50个，才能在3年到10年量刑;鉴定数量达到250个时，才能在10年以上量刑。其三，应当确定科学的抽样机制，最好在当事人参与下进行抽样，保证侦查行为客观公正透明。

三、法律应当设置被告人参与鉴定的机制

(一)被告人参与鉴定的理论基础和实务中的不足

在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标志之一是公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与政治领域民主化相应，诉讼领域中体现为司法的民主化，即公众对诉讼的参与。在刑事诉讼中，程序的运行最终关系到被告人的利益，被告人依法参与诉讼程序并表达自己的观点是程序正义的应有之义。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的各项权利，如侦查阶段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咨询、提出申诉控告，在审判阶段举证、质证、申请调取新的证据、申请证人出庭、申请重新鉴定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被告人对诉讼的参与。但在刑事司法鉴定的参与方面，立法尚有不足。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自侦自鉴”，被追诉方参与程度不够，鉴定程序由侦查机关依职权单方进行，被追诉方处于被动地位，权利义务不对等，被告人要求鉴定的权利仅仅规定在审判阶段，即庭审中被告人一方有权要求重新鉴定。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被告人参与鉴定的程序设置，即使鉴定结果客观、科学、权威，被告人一方亦心存疑虑不愿接受鉴定结论，而要求重新鉴定或不断上诉、申诉，影响诉讼效率，降低司法权威。笔者办理杨某交通肇事案件，某日凌晨一路口发现受害人尸体，经交警部门排查，杨某车辆案发时间经过该路口，于是交警部门对杨某驾驶车辆轮胎与受害人尸体上轮胎痕迹进行鉴定比对，鉴定结果为具有同一性，于是以交通肇事罪对杨某予以拘留。拘留后向杨某送达了鉴定书，杨某不服要求重新鉴定，公安机关委托上级公安机关进行重新鉴定，鉴定结果依然是具有同一性。本案中，交警部门第一次鉴定未通知杨某，第二次鉴定时杨某已被拘留，同样未参与鉴定。庭审中杨某认为自己并不知晓鉴定的具体过程，鉴定是侦查机关单方做出的，对鉴定结果不予认可，进而否认犯罪事实。

(二)被告人参与鉴定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