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约束范文10篇

信贷约束范文篇1

1.1模型的假设

博弈参与人包括银行和申请贷款的企业，由于我们假定双方是在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博弈，故不存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申请贷款的企业有两种类型：“诚实守信”的企业和“做假骗贷”的企业。“诚实守信”的企业在投资成功时能够按期向银行交付贷款和利息，“做假骗贷”的企业在投资成功时欺骗银行投资失败，试图骗取贷款。企业投资于生产项目的资金为K+L，其中，K为企业的权益资金，L为企业的债务资金，为突出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贷款分析，我们假设企业的债务资金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并假设企业的贷款成本为IL，贷款利率为r，贷款期限为T，银行的贷款成本为UL。当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收益为A（K+L）。A（K+L）>K+［1+r（T）］L，企业应按时向银行交付贷款和利息［1+r（T）］L；失败时，银企双方收益均为零，因此当企业投资成功时存在道德风险。银行向“诚实守信”的企业贷款，当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能按期收回本金和利息［1+r（T）］L，银行向“做假骗贷”的企业贷款。当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将无法收回本金和利息。

我们认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即企业知道自己的类型，而银行不知道企业究竟属于哪一类，银行只知道企业投资于生产项目的平均成功率为P。“做假骗贷”的企业通过做假欺骗银行投资失败，欺骗成本为WL；“诚实守信”的企业则向银行提供真实的类型。银行核查的成本是VL，贷后“核查”的效率是100％，即贷后“核查”可以准确判断企业的类型。若银行核查到企业在做假骗贷，企业必须承担事发后的惩罚成本R，R同时是银行的收益，［1+r（T）］L1.2银行与企业双方的收益分析

而我们知道，当企业成功时，企业方为：{［1+r（T）］-VL-UL，A（K+L）-［1+r（T）］L-IL}；我们则从表2可以看出，在企业欺骗银行的情况下，如果银行采取“核查”策略，那么银行的得益为P（R-VL）-（1-P）VL-UL，企业的期望得益P［A（K+L）-R-WL］-IL。如果银行采取“不查”策略，银行的得益为-UL，企业的期望得益P［A（K+L）-WL］-IL。

1.3银行与企业的进化博弈分析

假设X为银行对企业申请的贷款项目采取“核查”策略的比例数，那么“不查”的比例是1-X，Y为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采取“欺骗”策略的比例数，那么1-Y为采取“诚实”策略的企业比例。这样银行位置的“核查”、“不查”两类博弈方的期望得益为μ11，μ12，则通过计算的出整个银行群体的平均得益M为：

M=Xμ11-（1-X）μ12，（1）

企业位置的“欺骗”、“诚实”两类博弈方的期望得益为μ21，μ22，整个企业群体的平均得益为：

N=Yμ21-（1-Y）μ22，（2）

而d（X/t）=X［μ21-M］，（3）

我们再把（1）和μ11带入（3）中则推出：

d（X/t）=X（1-X）（μ11-μ12）=X（1-X）［YP（R-VL）-（1-P）UL］；（4）

同理可以得到企业群中，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采取“欺骗”策略的比例数Y的基因复制动态方程为：

d（X/t）=Y（1-Y）（μ21-μ22）=Y（1-Y）［P（1+r（T）L-WL-XR］；（5）

我们联系以上5组方程式能得出，当企业群体中采取“欺骗”策略的比例数为（1-P）VL/P（R-VL）时，银行采取“核查”、“不查”两类策略是无差异的。当Y≠（1-P）VL/P（R-VL），X=0或者1，d（X/t）=0，则将X=0或者1列为定点。如果Y<（1-P）VL/P（R-VL），μ11-M<0。选择“核查”策略的银行群体的期望得益小于整个群体的平均得益，所以这时X=0才是基因复制动态下的一个进化稳定策略。因为在X=1的稳定状态中，一旦有银行一次采取“不查”策略，银行就会通过试错学习，相继采取“不查”的策略。而X=0对少量错误具有稳健性，即能“抵御”变异的入侵，并且在动态策略调整中能够达到，所以是一个进化稳定策略，如果Y>（1-P）VL/P（R-VL），X=1是这个基因复制动态下的一个进化稳定策略。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企业成功率P越大，企业承担的惩罚成本R越大，银行“核查”的成本VL越小，银行“核查”的动力越大。银行“核查”的成本VL越小，意味着银行为“核查”付出的代价小，银行自然也要加大“核查”力度。另外，从（4）还可知贷款成本UL对银行的“核查”力度没有影响，这可以从贷款成本对银行两种策略的影响效果相同来理解。贷款成本UL虽然对银行的“核查”力度没有影响，但他会降低银行的收益，所以应当努力降低贷款成本。

同理我们可以推得：当X={［1+r（T）］L-WL}/R时，d（Y/t）=0对于所有的Y值都是稳定状态。当银行群体中对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采取“核查”策略的比例数为{［1+r（T）］L-WL}/R时，采取“欺骗”策略的企业群体数是随机的。当X≠{［1+r（T）］L-WL}/R时，Y=0和Y=1是Y的两个稳定状态。如果X>{［1+r（T）］L-WL}/R时，μ21-N<0，选择“欺骗”策略的企业群体的期望得益小于整个群体的平均得益，所以这时Y=1才是基因复制动态下的一个进化稳定策略。即当银行的核查比例X（可以理解成企业对欺骗银行后受到惩罚的预测）的值超过时，企业的策略会发生偏离，如同发生生物进化一样，企业通过试错学习，相继采取“诚实守信”的策略，而不会因少量企业的行为偏差发生偏离，如果X<{［1+r（T）］L-WL}/R时，Y=0是这个基因复制动态下的一个进化稳定策略。这些影响因素从现实世界中也不难理解：企业承担的惩罚成本R和“欺骗”的成本WL越大，意味着企业为“欺骗”付出的代价越大，自然“欺骗”的动力就小。贷款利率r越小，贷款期限T越短，企业偿还给银行的就越少，自己得到的就越多，所以企业的“欺骗”动力变小。同样，从基因复制动态方程（5）也可知贷款成本尼对企业“欺骗”的动力没有影响，这也可以从贷款成本IL对企业两种策略的影响效果相同来理解。贷款成本IL虽然对企业的“欺骗”动力没有影响，但它会增加企业的负担，所以应当努力降低企业的贷款成本。

2银企贷款难问题的解决途径2.1加快征信体系的建设

日前，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约束的主要原因是中小企业中劣质企业相对较多，而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劣质企业粉饰成优质企业的成本很低（远远小于其非投资收益），另外银行的甄别能力太差，从而导致银行对中小企业实行信贷约束；信贷历史较短或没有信贷历史的优质中小企业很难获得贷款的原因是，银行试图促使企业注重自己的借贷声誉。因此，要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主要是加快信息流动，减少博弈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关键是要加快以银行信贷征信系统为基础的全社会征信体系建设。

2.2完善政府立法和信用制度

我国相关立法起步较晚且其内容多为指导性意见，较为笼统，缺少相应的实施细则，无法妥善解决中小企业和商业银行间信息不对称的具体操作间题完备规范的法律体系和高效的司法程序是企业自觉守信的制度保障，优化法律环境，可以提高企业还款的意愿，降低银行核查的成本开支，直接驱动银企动态博弈过程向最优均衡解发展，呈现双赢局面，各有所获，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和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2.3推动适合中小企业的机制创新和担保创新

在贷款方式上，建立适应中小企业贷款发放特征的授信体系，增加基层行的贷款自主权和积极性。实行限时服务制度，中小企业贷款最多实行两级贷款审批制度。加快机构整合步伐，尽快成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专职部门，或者选择几家分支机构作为专司中小企业服务的特色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灵活的金融服务；在银行内部应针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经营和管理特点，重新构建区别于传统信贷管理的激励约束机制，科学制定中小企业客户信贷人员的业绩考核和奖惩机制，建立和完善信贷人员的评定、考核、激励和约束等制度，将中小企业信贷人员的收入与其业务量、效益和贷款质量等综合指标挂钩；在担保方式上，要探索创新灵活的担保方式，如可采取合同质押担保、原材料及库存物资担保、由企业法人代表和主要股东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等方式，借以分散贷款风险。还可以进一步发挥社会担保体系的积极作用，利用中小企业相互合作担保基金或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的担保能力为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问题。但不管是哪类担保机构，都应按照市场化、股份制原则进行运作，不能把担保公司办成政府行为的担保公司，不能走政府指令、银行办事的老路。担保公司要独立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服务于中小企业和私营经济发展。同时，对担保公司加强监督管理，严禁超范围经营和变相经营金融业务。

参考文献

［1］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

［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信贷约束范文篇2

关键词：农村信贷;信贷约束;金融服务

在市场经济时期，农户消费已在较大程度上货币化、社会化。一方面，农民消费所需的“产品”和服务不再自给自足，而是像城镇居民那样，以货币为媒介去交换所需商品；另一方面，农民的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和支出的很强的不确性。这样，农户收入与消费支出之间常常会出现不平衡，形成生产性和消费性的融资需求。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农村的信贷约束，中国农村金融基础薄弱，信贷市场不完善，大量农村居民存在信贷约束，农业及农民获得贷款的机率很低，这也成为抑制农民消费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我国农村居民存在较强的信贷约束

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国家统计局对全国十个省的两万个农户进行专项调查。结果表明，有46%的农户具有借款需求，但仅有26%左右有借款需求的农户能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根据调查显示，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机构网点覆盖不足。截至2009年6月底，全国尚有2945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机构，有8000多个乡镇仅有一个银行网点，在全国所有乡镇中，金融服务严重不足要占1/3。

二、农村信贷约束产生的原因

1.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缺陷。农村金融体系包括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正规农村金融包括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单一，仅限于粮棉贷款的发放。作为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却极为有限，而且随着我国粮棉购销体制市场化改革，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同时，国家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还未涉及到农村。农业银行等国有银行的定位是商业银行，其经营的目的自然是风险最小化，利润最大化，在这样一个经营方针下，当然不愿意将资金投向风险和效益较低的农村金融业务。农村信用合作社自身包袱沉重，能用于支持农村经济的资金本身也是有限的，而且也正在倾向于转为商业银行经营模式，不愿提供风险大，利润低的农民信贷业务。并且，目前的信贷管理制度不适应农村信贷的需求。国有商业银行不仅在贷款审批、发放权上高度集中，下属基层银行对农民提供贷款时没有灵活性和时效性，这样，制度上也抑制了农民贷款需求，产生了农村信贷约束。2.农村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提高农民贷款门槛。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较为滞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意对农民进行放贷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金融机构无法了解农村借款人的准确信息，例如：农民的信用程度和还款能力，其贷款实际的用途是什么，具体会有什么风险等等。在农村，很多农民在贷款发放后，常常将贷款改作他用，从事一些回报率较低或是风险较高的业务，造成贷款到期无法归还，给金融机构带来风险和损失，使得金融机构不愿意将贷款发放给农村居民。3.农村金融机构普遍要求抵押担保。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时，为了降低自身风险，一般要求贷款人进行抵押贷款。抵押贷款是正规金融机构放发个人信贷的主要方式，也是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取得贷款的主要方式。但农村居民拥有的主要财产是只有使用权的土地和缺乏流动性的房产，而这些财产在现有的金融法规中是不能用作银行贷款的抵押物，农民所拥有其他财产主要是牲畜和生产资料等，这些也不能作为贷款的抵押物。而且这些财产是农民的基本生活要素，是基本生活的保障，即便是银行愿意接收其作为抵押物，农民也不能将这些财产用作抵押。此外，联保模式的小额信贷也无法满足农户商业性行为的借贷，农村担保机构规模小、数量少，担保体系也不完善，无法满足农户的抵押担保需求。4.金融机构发放的信贷产品不适合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中国农村居民的贷款行为的重要特征就是广大农民的数量巨大、分散度高、经营规模小、并且缺乏担保和抵押品。这样，金融机构对农民的贷款产生了较高的交易费用。在缺乏财产抵押借贷的情况下，为执行国家农户信贷政策，满足农村居民的信贷需求，金融机构对农民的贷款一般单笔资金在5000元以下，借款期限为一年期及一年期以内，主要用于农户小额生产资料购买，进行季节性生产。调查显示，在获得借款的农户中，近 75%只能得到小于或等于5000元的借款，低于农民希望获得的额度，而且近 75%的借款期限为一年期及一年期以内。这说明，大多数农民取得的贷款都是用于季节性生产的短期，小金额借款，既不能用于长期的扩大性生产经营，也无法满足生活性消费信贷需求。当前，金融机构对农村居民所提供的信贷服务，主要是用作生产性的贷款，且是短期，小额度的。既不能满足农民生产经营的需要。也没有提供针对农民消费的信贷品种。很明显，这种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性也是造成农民信贷约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完善农村金融信贷服务体系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了要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建设和服务创新，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以求更好地满足农村多层次的金融需求，在金融服务上支持现代农业和新农村的发展和建设，缓解农村信贷约束。1.建立一个多元化农村金融体系。政府应引导建立一个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民间金融等在内的多元化的农业信贷组织结构。目前我国提供农业信贷资金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政府应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放松农村金融市场的管制，引入竞争机制，让更多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建立与农村信贷需求相适应的多层次金融体系。让各种金融机构相互竞争，优势互补，建立一个多元化农村金融机构网络。2.创新农村信贷品种。创新农村信贷品种，让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能更加适应农民的实际需要，才能使农民真正获得金融服务，解决农村信贷约束的问题。在中央2010年一号文件中，提出了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民消费信贷的投放，对农村居民提供建房，购买家电等耐用品等消费信贷服务。金融机构应根据农村消费需求的特点，开发适应农村消费的和不同层次要求的消费信贷产品，能在实际上为农村居民提供贷款服务。此外，还要针对外出务工农民的信贷需求，开创相应的信贷产品。据统计，2016 年全国有近16799万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因此，这一部分农村人群对贷款同样具有一定的需求，其特征是有别于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的。因此，农村金融机构应该针对这一部分农民的需求特点，开发一些例如打工创业贷款、农民外出务工小额贷款、农民工创业培训贷款，等信贷产品，以适应外出务工农民打工创业和教育等多方面的融资需求。3.优化农村金融环境。优化农村金融环境，是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维护农村金融秩序，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缓解农村信贷约束的重要内容。（1）建立农村贷款的政策保障机制。政府应对农村贷款提供政策性保障。从财政政策上对积极提供农村信贷服务，但是利润受损的商业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的补偿，平衡金融机构的收益。（2）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政府应逐步建立和完善包括农村居民信用档案的信用体系，为基层金融机构对农村贷款人的信用评价和担保人的资信状况提供参考依据。降低金融机构提供服务时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困境。（3）健全和创新担保方式和抵押机制。缺乏有效贷款抵押品是农民无法取得贷款的一个重要因素。创新担保方式和抵押机制是缓解这一问题的方法，从而进一步解决正规金融部门在对农民提供信贷服务时产生的高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政府应根据农民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农村有效抵押和担保制度，扩大抵押物范围和抵押担保方式。例如可以将土地承包权抵押、农民住房抵押等纳入抵押物范围，或是允许存货抵(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订(仓)单质押贷款等多种新的抵押担保方式。

参考文献

[1]蔡平.进一步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思考[J].宏观经济管理，2010（4）

信贷约束范文篇3

中小企业信贷约束因素分析

影响中小企业借贷难问题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另一部分是由于中小企业自身一些共有特性决定的。（一）外部环境对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外部环境也可以分为贷币供应量，所在产业及地区，本地银行竞争情况。货币供应量对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有着紧密的联系。在银根紧缩的时期，银行通常也将贷款放给风险相对比较小，贷款成本比较低的大型企业，而中小企业在这个时期很难贷到款。中小企业信贷融资难易程度，往往受其所处产业及所在地区的影响。政府与银行关系紧密，政府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干预银行的贷款活动。因此银行倾向于政府扶持的产业投放更多的贷款。一般情况下，这些处于政策扶持产业的中小企业相对于处于其他产业的中小企业更加容易得到银行的贷款。并且由于地方政府对于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同，不同地区中小企业信贷融资难易程度也有所不同。由于中小银行往往与中小企业有着比较良好的银企关系。相对于国有银行，中小银行更有意愿向中小企业贷款。随着中小银行的发展，区域范围内银行之间竞争不断加剧，这有利于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二）中小企业自身因素中小企业由于对财务报表不透明、固定资产投入偏低、可抵押担保品不足、所有者与经营者的高度合一等因素，都使得中小企业风险升高，降低了银行对其放贷的意愿。1、企业基本特征因素：企业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企业成立时间，规模大小，所有权性质。（1）企业成立年限往往决定了企业与银行关系紧密程度。而银企关系越紧密，越有利于消除两者信息不对称对信贷融资的影响。（2）银行偏向于向资产规模大的企业贷款。因此企业规模越大，受到的信贷约束通常也越小。（3）国有控股或者大股东背景良好的企业通常比较容易得到银行贷款。而这个因素通常与地区的金融发达程度和法制水平有关。2、企业经营特征因素：企业经营特征决定了企业的经营风险的大小，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偿债能力。而在实际情况中，银行比较重视主营业务收入、长短期借款数量，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等财务指标。

政策意见

要解决我国中小企业信贷融资难的问题，还是需要从中小企业自身治理、金融体系和宏观政策三个方面去解决。（一）中小企业自身治理方面公司财务状况是银行对中小企业进行放贷的重要考量因素。建议企业完善自己的管理水平，提升产品在市场中竞争力，以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同时注意财务风险，提高自身财务信息的可信度和透明性。（二）金融体系方面1、完善商业银行信贷结构，创新信贷产品。中小企业有着广泛、直接接触的是市县级的商业银行，而这一级的授权授信额度有限。商业银行应该积极调整信贷结构，增加基层银行的授信额度，使基层银行有一定的信贷经营决策权。满足符合信贷要求、信誉良好的中小企业的融资要求。同时结合中小企业特点提供金融服务支持。2、发展中小商业银行，促进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同中小企业一样，中小型银行一般也具有地方背景的特点，其发展往往依赖地方经济。因此更能与当地中小企业有密切的联系。基于这个特性，中小银行相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更加偏好于向中小企业放贷。因此应大力发展中小银行，加深与中小企业的合作，从而为中小企业提供专门、便捷的金融服务。（三）宏观政策方面1、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实行多种类、多形式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首先需要制定有利于担保机构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促进信用担保机构有序健康发展。其次还需要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风险补偿机制，加大资金投入，规范担保机构行为。再次强化风险管理，推进担保机构与协作银行平等合作，建立风险共担制度。通过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使中小企业走出只能用固定资产担保的限制，提供更多的担保贷款的形式。2、健全中小企业法律体系，保证其有良好的融资环境。主要涉及《中小企业促进法》、《财税法》、《担保法》、《破产法》，特别《中小企业促进法》是支持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法律文件。但是由于其制定过于原则，而措施不大具体，所以在具体实施中不尽如人意。应当对其进一步深化，继续推出税收优惠、金融政策以及技术扶持等多方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本文作者：黄昀工作单位：复旦大学

信贷约束范文篇4

[关键词]数字金融；家庭信贷约束；金融可及性；数字支付

一、引言

信贷约束，是指信贷需求主体在信贷市场现行条件限制下，无法获得足够的信贷资金，即借款人自己所期望得到的贷款金额不能被信贷机构所满足的情况(Blinder&Stiglitz,1983)。已有文献指出，信贷约束的形成受到资金配给制度(Boucher，2008)、人情面子观念(王芳，2005)、高昂的信贷交易成本(Blinder&Stiglitz,1983)、金融机构受到严格管制(Cater，1988)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参照尹志超(2018)的计算方法，使用2019年CHFS数据，发现我国居民家庭总体信贷约束为17.04%，远超发达国家信贷约束平均水平，这说明我国家庭信贷约束依然较为严重。已有研究指出(尹志超，2018)，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庭面临着严重的信贷约束。因此缓解信贷约束，有利于刺激消费需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近年来，数字金融发展受到高度重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2022年1月，央行《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明确提出要将数字元素与金融服务相融合，推动金融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金融交易方式和服务模式在不断地演进，使得数字金融逐渐成为金融发展的主流。与传统金融相比，数字金融具有覆盖区域范围广泛、服务成本更低、服务群体更加普遍多样等特征(杨米会，2021)。数字金融作为新兴金融模式，通过先进的服务方式，可以有效弥补传统金融的不足(王修华等，2022)，对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深远影响。而数字金融如何影响家庭信贷约束，进而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二、机制与研究假设

数字金融缓解家庭信贷约束的理论机制在于：第一，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金融实体机构对数字金融的限制逐渐减轻。数字金融通过先进技术使得金融服务迅速普及到相对落后的地区，大大延伸金融可及半径，提高居民获取金融产品的可能性。而且基于长尾效应，数字金融为大量零散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从而获取了大量受众(王华等，2018)，金融可及性逐渐提高，而金融可及性提高会加剧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进行业务竞争，降低家庭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居民获得贷款的难度降低(顾俊青，2019)，因此金融可及性可以有效提高家庭信贷需求。第二，在传统金融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凭借有限的手段掌握的客户信息不够完善，于是在银行与客户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Stiglitz(1982)指出，信息不对称的金融市场会阻碍部分家庭享受需求的金融服务，并且面临严重的信贷约束。除此之外，信息不对称会使得放款人出于安全的目的加大对贷后资金的监督从而增大成本(尹志超等，2018)，促使利率高于均衡水平，导致还款人负担过重而违约，不利于信贷约束的缓解。另一方面，在数字金融的诸多功能中，使用最为频繁的是支付功能(尹志超等，2019)。数字支付的高速发展带动了多样化金融需求的快速增长，以及非现金支付工具的使用。居民家庭在使用支付宝、微信等移动支付时往往需要先绑定银行卡、信用卡(Mishra&Bishtss，2013)，通过与银行卡绑定的移动支付软件进行直接支付，因而交易双方会为金融机构留下大量交易数据，掌握客户更多的金融信息痕迹，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并通过数据处理技术的运用，精准判断客户的信用风险等级，避免逆向选择行为的发生，从而提高信贷利用率(Mbiti&David，2013)，同时，金融机构通过客户信息积累，为不同地区、不同家庭提供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差异化金融产品，进而使家庭更有可能获得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综上，提出本文待验证的假设如下：H1：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提升金融可及性，放松家庭信贷约束。H2：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带动的数字支付可以缓解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有利于缓解家庭信贷约束。

三、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一)变量说明

本文实证所用微观家庭数据主要来自于2017年以及2019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宏观数据主要来自于《2018中国统计年鉴》。1.信贷约束的衡量。信贷约束的识别以及衡量问题是影响实证结果的重要方面。我们参照尹志超(2018年)的做法，使用“需要但没有申请、或者申请被拒绝”来衡量家庭信贷约束。此外，根据“申请被拒绝”及“需要但没有申请”，分别生成虚拟变量供给型信贷约束、需求型信贷约束。2.数字金融家庭。本文以家庭购物结算方式来判断该家庭是否为数字金融家庭。根据调查问卷中，“您及家人在购物时(包括网购)，通常会使用如下哪些支付方式？”这一问题，回答使用银行卡、信用卡、支付宝、手机银行等的家庭认为是互联网那个金融家庭，而使用现金结算的家庭为非数字金融家庭。3.机制中间变量的衡量。数字金融促进银行卡的使用，缓解信息不对称，进而缓解信贷约束。因此我们使用家庭拥有银行卡总数作为中间机制变量。本文参照林毅夫等(2005)对于金融可得性的衡量方法，将居民家庭在生产经营、以及非生产经营(如金融资产投资、非金融资产投资等)通过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借款总和对家庭金融可得性进行衡量。4.其他变量。为分析数字金融对我国家庭信贷约束的影响，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户主特征变量(户主年龄、年龄平方、户主性别、户主是否为党员、户主文化程度)，家庭特征变量(家庭人数、家庭人均收入)，宏观经济变量(金融发展水平、政府干预水平)。进一步，我们剔除了其他变量的缺失值，最后样本量为9506个。表1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考虑到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选取户主对于陌生人的信任程度作为工具变量，以便于实证分析。

(二)模型设定与内生性讨论

我们首先分析数字金融对家庭信贷约束的影响，鉴于研究对象是涉及家庭信贷约束的虚拟变量，故选用Probit回归模型，具体的模型为：Prob(Ci=1|Xi)=αHLWi+Xiβ+μi(1)其中，被解释变量Ci表示家庭信贷约束，具体来看，又分为需求型信贷约束与供给型信贷约束。解释变量HLWi为是否为数字金融家庭。Xi为其他控制变量。考虑到模型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选择“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作为工具变量，对内生性问题进行缓解，后文也给出了相应的检验结果。进一步，为验证数字金融影响家庭信贷约束的内在机制，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交叉项，将模型设定为：Prob(Ci=1|Xi)=α0HLWi+α1HLWi×Ai+α2Ai+Xiβ+μi(2)其中，Ai为机制变量，代表金融可及性或数字支付。其他变量与模型(1)含义相同。重点关注交叉项系数，并预期α1系数为负。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数字金融对家庭信贷约束的影响

数字金融对家庭信贷约束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2。第(1)、(2)列结果均在1%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负，说明数字金融对家庭信贷约束有显著负向影响。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估计。在一阶段检验中，F统计量为388.71(p值=0.000)，大于10的经验值，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同时，第(2)列Wald内生性检验显著，说明工具变量“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的选取是合适的。第(2)列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果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成为数字金融家庭会使得家庭信贷约束显著降低70%的概率水平。第(6)列结果表明，成为数字金融家庭在1%水平上能够显著降低供给型信贷约束62.3%的概率水平。第(3)、(4)列结果虽然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但第(4)列未通过Wald内生性检验，表明内生性问题不严重，进一步说明第(3)列估计结果无偏。第(3)列结果表明，成为数字金融家庭会使得家庭需求型信贷约束在1%水平下降低34.0%的概率水平。

(二)数字金融对家庭信贷约束的影响路径之一：金融可及性

数字金融通过金融可及性对家庭信贷约束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3。与表2分析类似，第(1)、(5)列的回归结果有偏；第(3)列结果无偏。从第(2)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数字金融家庭通过提高金融可得性，显著缓解信贷约束水平。第(6)列回归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家庭的金融可得性每提高1单位，供给型信贷约束显著降低4.3%的概率。第(3)列回归结果可以看金融可及性提高1单位。需求型信贷约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降低7.6%的概率，这充分验证了假设H1。

(三)数字金融对家庭信贷约束的影响路径之二：数字支付

数字支付对家庭信贷约束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4。与表3分析类似，第(1)、(5)列的回归结果有偏；第(3)列结果无偏。从第(2)列回归结果来看，家庭储蓄卡数量与信贷约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显著，即数字金融家庭的储蓄卡数量越多，家庭就更倾向于摆脱信贷约束的影响。从第(6)列回归结果来看，家庭储蓄卡数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显著，具体来讲，数字金融家庭的储蓄卡数量越多，信息不对称就越能得到缓解，家庭更有可能摆脱供给型信贷约束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家庭储蓄卡数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降低需求型信贷约束的概率，即家庭储蓄卡数量增加1单位，显著降低需求型信贷约束6.49%的概率水平。这有力地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H2。

(四)异质性检验：数字金融对城乡家庭信贷约束的影响

我们分别使用城镇与农村样本进行回归，实证结果通过了内生性检验，并表明，成为数字金融家庭对于信贷约束的缓解作用在城乡都较为显著，但城市缓解作用更强，农村缓解作用偏弱。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手段与传统金融服务相结合，对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其与家庭信贷约束之间的关系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通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提升了金融可及性，显著降低了家庭信贷约束；同时加快了数字支付的发展，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极大提高了居民家庭获得正规信贷的可能性，进而降低家庭约束。结合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推广金融app，降低资金需求者获取金融信息的成本及难度，便于选择与其需求相匹配的金融产品，缓解信贷约束。第二，政府加强对贷款流向的监管，防止经营用途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或股票市场投机，缓解结构性资金紧张，强化家庭信贷供给。第三，推动区块链技术在信贷市场的应用，发挥其去中心化优势，形成新型信用生成机制，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总之，通过推动数字金融发展，降低家庭信贷约束，从而推动消费升级，释放内需潜力，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助力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尹志超,张号栋.金融可及性、互联网金融和家庭信贷约束———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8(11):19.

[2]王修华,赵亚雄.数字金融发展与城乡家庭金融可得性差异[J].中国农村经济,2022(1):44-60.

信贷约束范文篇5

1.1模型的假设

博弈参与人包括银行和申请贷款的企业，由于我们假定双方是在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博弈，故不存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申请贷款的企业有两种类型：“诚实守信”的企业和“做假骗贷”的企业。“诚实守信”的企业在投资成功时能够按期向银行交付贷款和利息，“做假骗贷”的企业在投资成功时欺骗银行投资失败，试图骗取贷款。企业投资于生产项目的资金为K+L，其中，K为企业的权益资金，L为企业的债务资金，为突出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贷款分析，我们假设企业的债务资金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并假设企业的贷款成本为IL，贷款利率为r，贷款期限为T，银行的贷款成本为UL。当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收益为A（K+L）。A（K+L）>K+［1+r（T）］L，企业应按时向银行交付贷款和利息［1+r（T）］L；失败时，银企双方收益均为零，因此当企业投资成功时存在道德风险。银行向“诚实守信”的企业贷款，当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能按期收回本金和利息［1+r（T）］L，银行向“做假骗贷”的企业贷款。当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将无法收回本金和利息。

我们认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即企业知道自己的类型，而银行不知道企业究竟属于哪一类，银行只知道企业投资于生产项目的平均成功率为P。“做假骗贷”的企业通过做假欺骗银行投资失败，欺骗成本为WL；“诚实守信”的企业则向银行提供真实的类型。银行核查的成本是VL，贷后“核查”的效率是100％，即贷后“核查”可以准确判断企业的类型。若银行核查到企业在做假骗贷，企业必须承担事发后的惩罚成本R，R同时是银行的收益，［1+r（T）］L1.2银行与企业双方的收益分析

而我们知道，当企业成功时，企业方为：{［1+r（T）］-VL-UL，A（K+L）-［1+r（T）］L-IL}；我们则从表2可以看出，在企业欺骗银行的情况下，如果银行采取“核查”策略，那么银行的得益为P（R-VL）-（1-P）VL-UL，企业的期望得益P［A（K+L）-R-WL］-IL。如果银行采取“不查”策略，银行的得益为-UL，企业的期望得益P［A（K+L）-WL］-IL。

1.3银行与企业的进化博弈分析

假设X为银行对企业申请的贷款项目采取“核查”策略的比例数，那么“不查”的比例是1-X，Y为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采取“欺骗”策略的比例数，那么1-Y为采取“诚实”策略的企业比例。这样银行位置的“核查”、“不查”两类博弈方的期望得益为μ11，μ12，则通过计算的出整个银行群体的平均得益M为：

M=Xμ11-（1-X）μ12，（1）

企业位置的“欺骗”、“诚实”两类博弈方的期望得益为μ21，μ22，整个企业群体的平均得益为：

N=Yμ21-（1-Y）μ22，（2）

而d（X/t）=X［μ21-M］，（3）

我们再把（1）和μ11带入（3）中则推出：

d（X/t）=X（1-X）（μ11-μ12）=X（1-X）［YP（R-VL）-（1-P）UL］；（4）

同理可以得到企业群中，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采取“欺骗”策略的比例数Y的基因复制动态方程为：

d（X/t）=Y（1-Y）（μ21-μ22）=Y（1-Y）［P（1+r（T）L-WL-XR］；（5）

我们联系以上5组方程式能得出，当企业群体中采取“欺骗”策略的比例数为（1-P）VL/P（R-VL）时，银行采取“核查”、“不查”两类策略是无差异的。当Y≠（1-P）VL/P（R-VL），X=0或者1，d（X/t）=0，则将X=0或者1列为定点。如果Y<（1-P）VL/P（R-VL），μ11-M<0。选择“核查”策略的银行群体的期望得益小于整个群体的平均得益，所以这时X=0才是基因复制动态下的一个进化稳定策略。因为在X=1的稳定状态中，一旦有银行一次采取“不查”策略，银行就会通过试错学习，相继采取“不查”的策略。而X=0对少量错误具有稳健性，即能“抵御”变异的入侵，并且在动态策略调整中能够达到，所以是一个进化稳定策略，如果Y>（1-P）VL/P（R-VL），X=1是这个基因复制动态下的一个进化稳定策略。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企业成功率P越大，企业承担的惩罚成本R越大，银行“核查”的成本VL越小，银行“核查”的动力越大。银行“核查”的成本VL越小，意味着银行为“核查”付出的代价小，银行自然也要加大“核查”力度。另外，从（4）还可知贷款成本UL对银行的“核查”力度没有影响，这可以从贷款成本对银行两种策略的影响效果相同来理解。贷款成本UL虽然对银行的“核查”力度没有影响，但他会降低银行的收益，所以应当努力降低贷款成本。

同理我们可以推得：当X={［1+r（T）］L-WL}/R时，d（Y/t）=0对于所有的Y值都是稳定状态。当银行群体中对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采取“核查”策略的比例数为{［1+r（T）］L-WL}/R时，采取“欺骗”策略的企业群体数是随机的。当X≠{［1+r（T）］L-WL}/R时，Y=0和Y=1是Y的两个稳定状态。如果X>{［1+r（T）］L-WL}/R时，μ21-N<0，选择“欺骗”策略的企业群体的期望得益小于整个群体的平均得益，所以这时Y=1才是基因复制动态下的一个进化稳定策略。即当银行的核查比例X（可以理解成企业对欺骗银行后受到惩罚的预测）的值超过时，企业的策略会发生偏离，如同发生生物进化一样，企业通过试错学习，相继采取“诚实守信”的策略，而不会因少量企业的行为偏差发生偏离，如果X<{［1+r（T）］L-WL}/R时，Y=0是这个基因复制动态下的一个进化稳定策略。这些影响因素从现实世界中也不难理解：企业承担的惩罚成本R和“欺骗”的成本WL越大，意味着企业为“欺骗”付出的代价越大，自然“欺骗”的动力就小。贷款利率r越小，贷款期限T越短，企业偿还给银行的就越少，自己得到的就越多，所以企业的“欺骗”动力变小。同样，从基因复制动态方程（5）也可知贷款成本尼对企业“欺骗”的动力没有影响，这也可以从贷款成本IL对企业两种策略的影响效果相同来理解。贷款成本IL虽然对企业的“欺骗”动力没有影响，但它会增加企业的负担，所以应当努力降低企业的贷款成本。

2银企贷款难问题的解决途径

2.1加快征信体系的建设

日前，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约束的主要原因是中小企业中劣质企业相对较多，而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劣质企业粉饰成优质企业的成本很低（远远小于其非投资收益），另外银行的甄别能力太差，从而导致银行对中小企业实行信贷约束；信贷历史较短或没有信贷历史的优质中小企业很难获得贷款的原因是，银行试图促使企业注重自己的借贷声誉。因此，要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主要是加快信息流动，减少博弈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关键是要加快以银行信贷征信系统为基础的全社会征信体系建设。

2.2完善政府立法和信用制度

我国相关立法起步较晚且其内容多为指导性意见，较为笼统，缺少相应的实施细则，无法妥善解决中小企业和商业银行间信息不对称的具体操作间题完备规范的法律体系和高效的司法程序是企业自觉守信的制度保障，优化法律环境，可以提高企业还款的意愿，降低银行核查的成本开支，直接驱动银企动态博弈过程向最优均衡解发展，呈现双赢局面，各有所获，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和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2.3推动适合中小企业的机制创新和担保创新

在贷款方式上，建立适应中小企业贷款发放特征的授信体系，增加基层行的贷款自主权和积极性。实行限时服务制度，中小企业贷款最多实行两级贷款审批制度。加快机构整合步伐，尽快成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专职部门，或者选择几家分支机构作为专司中小企业服务的特色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灵活的金融服务；在银行内部应针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经营和管理特点，重新构建区别于传统信贷管理的激励约束机制，科学制定中小企业客户信贷人员的业绩考核和奖惩机制，建立和完善信贷人员的评定、考核、激励和约束等制度，将中小企业信贷人员的收入与其业务量、效益和贷款质量等综合指标挂钩；在担保方式上，要探索创新灵活的担保方式，如可采取合同质押担保、原材料及库存物资担保、由企业法人代表和主要股东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等方式，借以分散贷款风险。还可以进一步发挥社会担保体系的积极作用，利用中小企业相互合作担保基金或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的担保能力为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问题。但不管是哪类担保机构，都应按照市场化、股份制原则进行运作，不能把担保公司办成政府行为的担保公司，不能走政府指令、银行办事的老路。担保公司要独立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服务于中小企业和私营经济发展。同时，对担保公司加强监督管理，严禁超范围经营和变相经营金融业务。

参考文献

［1］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

［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3］罗正英.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

［4］成学真.困境与出路［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

信贷约束范文篇6

《物权法》第一百七十条则规定，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由此看出，在特殊情况下有担保的银行债权不一定就优于无担保的普通债权。信贷人不能确定其担保物权的优先受偿顺序，一旦发生清偿，信贷人的担保权益将有可能受到侵害。从司法实践效果观察，担保物权制度保障物权的手段与效果有瑕疵。其一为实践中，担保合同被裁定无效的居多。据对某市近400件破产案件的调查统计，出于安置职工和社会稳定需要，在新《破产法》出台前，该市比照试点城市破产政策，91.6%的企业破产案件裁定银行与企业间订立的担保合同无效，裁定有效的8.4%的案件中，银行贷款受偿率普遍不足5%。诉讼执行难，债权银行往往是赢了官司，资金很难完全执行到位。

1998～2008年某市银行胜诉案件5116件，金额6.7亿元，其中，未执行的4907件，金额6.1亿元，分别占95.9%和90.1%。其二为抵押担保审查不严，担保合同问题多。表现为重复抵押担保，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主管部门对外担保，为自己担保，办理抵押物登记机关不对等。其三为抵押物管理难、处置难，银行合法权益常受侵害，表现为部分贷款企业随意处置、变卖、毁损抵押物现象时有发生，银行在行使抵押物处置权时，交易成本远远高于企业办理抵押时的成本，银行蒙受了巨大的资产损失。

从担保物权登记制度观察，现行操作办法有待改进。抵押贷款资产评估部门多、手续繁、时效短。当前，尽管《物权法》就担保物统一登记作出了详尽规定，但由于担保物权登记的法律依据不统一，登记机构不统一，分散在十多个行政部门，且登记手续繁琐、登记时间长、费用高，企业以其若干类财产为担保申请贷款时，需要和信贷人一起，到担保物所属的若干个不同的登记机关进行担保物权登记，而且登记机关要求提供的材料不统一、登记的内容不统一、效力不统一、责任不统一、收费标准不统一等，大大增加了企业贷款的成本，增加了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

信贷约束范文篇7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农户资金短缺成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障碍。为解决农户融资难这一难题，学者从不同的理论出发提出不同的方案。伦理学认为道德是社会调整人与人之间及人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刘建荣提倡在农村大力发挥道德力作为金融资本中的信贷担保。经济学认为农户融资难的关键在于：解决借贷双方之间的由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Laffont和Martimort的合约激励理论认为：为了保证借贷交易顺利达成，在借贷合约中引入适当的机制，从而能够减少农户的有限责任租，降低贷款担保品要求。胡士华（2011）在借贷合约中引入监督机制后，得出只要贷款监督是有效的，中介监督、监督均可以降低最低担保品，有利于融资。激励约束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追逐利益最大化，所以每个理性经济人会按自利的规则行动；激励约束理论使行为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正好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目标一致，即利益相关者目标不冲突。其实不管是伦理学还是经济学都离不开这一理论。刘建荣（2011）在农村大力发挥道德力提高金融资本中的信贷担保作用就是变相的道德激励约束。胡士华（2011）在借贷合约中引入监督机制就是实实在在的约束。基于农村信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模型，运用合约理论，在借贷合约中引入监督机制、提高农户收入、降低风险，研究其对抵押担保品影响的机制及效应。进而结合激励约束理论，通过SWOT方法研究建立在农村信贷市场上对农户的激励约束机制。最后得出有关农户融资的一些重要启示：为解决农户融资难这一难题，在农村信贷市场上建立对农户的激励约束机制是最重要的途径。

二、农村信贷市场上农户的SWOT分析

融资模型表明有效的贷款监督，农民收入的提高、风险的降低均可以降低最低担保品，有利于融资。以农户为研究对象，对农村信贷市场上的农户进行SWOT分析，从而从监督、收入、风险三个方面建立农村信贷市场上的农户激励约束机制。

（一）农村信贷市场上农户的SWOT分析。

（1）优势分析。第一，农户是农业的唯一生产者。从经济角度看，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农户是农业的唯一生产者，所以农户在整个社会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第二，农户忠厚老实，违约风险极低。我国是传统美德的国家，不仅道德规范趋于完善，而且通过与邻里的日常交往发挥着显性与隐性的作用，使农户淳朴、诚实、善良、吃苦耐劳。《小康》杂志调查得出：农民的信用是最高的。鉴于农户先天的优良品质，农户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的风险较低，即农户故意违约风险极低。

（2）劣势分析。首先，农户缺乏资金，担保品少。农业是弱质产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户主靠农业为生，很少涉猎其他行业，导致农户收入单一、低下，由于农户缺乏资金，担保品少，在农村信贷市场上，农户处于不利地位。其次，农户技术水平低，经营能力差。由于农民的先天性格（憨厚老实）决定了大多数农民只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干，他们很少引入新技术、新设备，不会像企业家那样善于经营。农户的技术水平低，经营能力差决定了农户的未来收入低。

（3）机会分析。第一，经济发展，技术进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通过引入新技术和自身的技术研发，我国的技术也有惊人的进步。特别是农业的技术引进和技术研发：如农药、化肥的出现，杂交水稻的研制成功，播种机、收割机等新设备的使用，为农业增产打下良好的基础。第二，三农政策的提出。我国是农业大国，历来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工作。特别是近几十年，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实行一系列直接、有力的政策措施确保农民增收致富。

（4）威胁分析。首先，农村金融法制不健全。我国金融抑制现象较为突出，农村金融发展落后。农村金融供需矛盾严重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研究表明，导致农村金融问题的原因很多，农村金融法律体系不健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其次，自然环境差。农业是资源产业、自然产业。我国地形复杂，高原、山地比重大，种植农产品十分艰辛。平原地区适合种植农产品，但由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大面积的干旱或洪涝十分常见，导致农户减产或颗粒无收。

（二）SWOT模型。SWOT分析影响农户融资的内外部环境,探讨农户面临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进而提出在农村信贷市场上对农户的激励约束机制，从而为解决农户融资难的问题提供方案。

三、农村信贷市场上对农户的激励约束机制

激励约束，即激励约束主体根据组织目标、人的行为规律，通过各种方式，使人有股内在的动力和要求，迸发出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规范人的行为，朝着激励主体所期望的目标前进的过程。本部分根据农村信贷市场上农户的SWOT分析，从监督、收入、风险三个方面建立农村信贷市场上的农户激励约束机制。

（一）激励方案。单一的激励方式往往不能取得好的激励效果，设计农村信贷市场上对农户的激励机制时，应采用多元化的激励方式，使各种方式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同时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形成更全面更有效的激励。

1.收入激励。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物质激励是指满足农户的物质生活需要。对农户来说物质激励就是收入激励。农村信贷市场上对农户的激励约束机制中的收入激励包括补贴激励、分工激励和赔付激励。补贴激励：农业信贷补贴理论认为，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没有储蓄能力，经营农业时缺乏资金。又因为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不可能成为商业银行的融资对象。该理论主张政府介入农村信贷市场，在三农政策的引导下，加大政府对农村、农业、农民的补助与支持。一方面送种子、化肥到农村，改善某些地区因资金短缺而无力种植的困境，另一方面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提高农户效率，增加农业产量，进而提高农户收入。分工激励：大丰收未必获得高收入。农户将农产品转化为资金的过程需要农户改变其经营模式。小农生产规模小、效益低。所以改变小农生产进行分工的大规模生产势在必行！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劳动分工的观点，系统地阐述了劳动分工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所以改变农户经营模式就是分工。赔付激励：一指土地被没收而得到政府的赔付，二指保险赔付和违约赔付。保险赔付指农户为自身的农产品购买保险，因自然等因素而没有达到应达到的产量，保险公司给与赔付。违约赔付指农户与收购商等人签订合约（期货合约），收购商违约时支付农户违约金。

2.风险激励。综合性激励理论把满意度引入激励理论。收益往往伴随着风险，所以在收益既定的的情况下，农户面临的风险越小越满意。农户面临的风险就是农产品的产量风险和农产品的价格风险。农产品的产量风险通过购买保险或种植多种农产品的方式降低产量风险。农产品的价格风险通过金融衍生工具规避价格风险。

（二）约束方案。有效的贷款监督可降低最低担保品。监督包括法律监督、市场监督和道德监督。除法律监督、市场监督外，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深化道德监督。第一，核发农户贷款证，建立农户道德资本档案，包括农户的财务状况和农户道德水平。使道德资本档案如经济身份证一样受到公众的监督。第二，建立小组贷款形式。使同样类型的借款人集聚到一起，有效解决逆向选择的问题，同时由同一小组的同伴监督约束个人从事风险性大的项目，解决道德风险问题。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提高农户收入、降低农户风险、加强农户监督有利于农户融资。农村信贷市场上对农户的激励约束机制提出的补助激励、赔付激励，特别是分工激励可以提高农户收入；通过购买保险或种植多种农产品降低产量风险，通过金融衍生工具规避价格风险，即通过风险激励减低农户面临的风险；通过建立农民道德资本档案对农户进行道德监督。

信贷约束范文篇8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直是货币政策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在中国，目前利率市场化还未完全实现，这就限制了通过利率传导的货币政策效果的发挥，而通过银行传导的信贷渠道仍然是当前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主渠道。因此，以组织资金融通任务为主要任务的银行业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在现实经济中，银行资本充足率程度的差异、流动性水平的不同和规模大小的区别使得各个银行表现出异质性特征，这就使得每个银行对货币政策都具有不同的敏感性，对信贷规模具有不同程度的控制力。与国外相比，中国银行业具有市场集中度高、受政策性控制强、有效竞争不充分等特点，因此，关注中国特有的银行业市场结构特征对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的影响，对完善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银行信贷渠道传导效应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在Kashyap、Stein、Matousek和Sarantis的模型基础上，通过选取中国不同类型的57家银行1998—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①，对1998年中央银行正式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控制以来的中国银行业结构特征对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传导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从银行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和规模三方面特征入手，同时引入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虚拟变量，运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考察了中国银行业结构特征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及内外资银行的传导效应的差异性。

二、相关文献回顾

将银行产业组织理论引入货币政策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是近年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Kashyap、Stein和Cecchetti指出银行业市场集中度和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2－3］。同时由于有些银行有能力通过非存款资金缓冲流动资产，所以不同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关银行业结构特征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反应程度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银行资本充足率特征与银行信贷渠道传导

20世纪90年代初，学术界开始关注资本充足率对银行和经济的影响，随着巴塞尔协议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围绕资本充足率对银行信贷行为和货币政策影响的相关研究更是大量出现。Modigliani和Miller认为，在资本市场完美的条件下，银行的资本水平对贷款没有任何影响，因为银行能够在资本市场上筹措资金以满足贷款的需求［4］。因为MM理论提出完美资本市场的要求过于严格，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满足，所以更普遍的观点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不完善的条件，银行资本可能会影响银行贷款，这也是资本充足率影响银行信贷和经济的理论基础。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试图分析在巴塞尔协议最低资本充足率的约束下，不同资本充足率的银行对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不同影响情况。Peek、Rosengren、Kishan和Opiela认为，在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冲击下，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更容易削减它们的信贷供给，原因在于资本不充足的银行由于资金限制而没有能力获得更多的非存款性融资（Non－DepositFinancing）［5－7］。VandenHenvel对美国的实证研究表明，资本约束对贷款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资本约束强化了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途径［8－9］。戴金平等人认为：以提高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行为不仅有效地影响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和风险意识，而且强化了“逆风向行事”的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10］。

（二）银行流动性特征与银行信贷渠道传导

商业银行流动性（Liquidity）是指银行可以满足存款人提取现金、支付到期债务和借款人正常贷款需求以及其他支付请求的能力。对于货币政策银行信贷传导渠道来说，货币政策工具如利率、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在针对银行流动性发挥作用，进而改变银行发放贷款的成本或可发放贷款的数量。同时，具有不同流动性水平的个体银行在面对货币政策冲击时也将会表现出不同的反应效果，这也就直接影响到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问题。Kashyap、Stein和Ehrmann等人的研究为银行的流动性特征影响货币政策提供了证据。他们指出，当面对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具有充裕流动性的银行能够通过贷款组合、关系型融资等方式抵消货币政策带来的冲击，但是缺乏流动性的银行无法这样做。因此，缺乏流动性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更加有效［11－12］。

（三）银行规模特征与银行信贷渠道传导

一般地，商业银行规模被认定为是一个关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从业人数、总资产和存贷款规模、中间业务规模、资本金规模以及市场份额等量的指标［13］。许多国外学者把银行资产规模引入到货币政策银行信贷传导渠道进行研究发现：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面对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资产规模小的银行将遇到比资产规模大的银行更严重的困难，因为规模小的银行无法通过提高非存款资金或运用其他金融市场工具来抵消货币政策冲击，它们的资产规模水平也不可能支撑足够多的贷款发放。因此，资产规模小的银行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更加灵敏［5］。综上所述，当前有关银行产业结构特征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也出现了许多针对美国及欧盟国家的实证研究文献，但由于各国之间的金融制度和监管体系不尽相同，得到的结论也不尽一致。而对于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的研究，国内学者的关注甚少，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金融结构与货币政策的传导，未能对银行业市场结构与货币政策传导的研究引起足够重视。

三、计量模型设定

在以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和资产规模三个典型因素代表银行业特征，研究具有不同特征的银行对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渠道传导效果的文献中，Kashyap、Stein第一次从银行业市场结构特征角度研究了货币政策的银行信贷渠道［14］。其后许多学者分别通过对Kashyap和Stein的修正和扩展，检验了不同国家中银行业结构特征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是Matousek、Sarantis基于Kashyap和Stein模型发展而来的，公式如下［15］：其中i＝1，2，…，N，表示不同银行。t＝1，2，…，T，表示不同的时期。Lit表示个体银行i在时期t时的贷款数量。ΔRt－j是短期名义利率的一阶差分，用以表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指标。ΔGDPt－j和ΔCPIt－j分别代表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和资本规模特征由zit表示。由于外资银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配置，可以根据东道国宏观经济环境及货币政策形势对信贷规模做出灵活的调整，而内资银行缺乏替代性选择。因此，Matousek和Sarantis认为外资银行会表现出更显著的货币政策传导效应。他们通过引入虚拟变量，以区分内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特征对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不同影响。

（一）模型设定

本文沿袭Kashyap、Stein、Matousek和Saran－tis的研究思路，考虑到本文所选取的样本纵向长度有限，故以增长率代替对数差分项，进而构建针对中国银行业特征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基本模型其中i＝1，2，…，N，表示不同银行。t＝1，2，…，T，表示不同的时期。l表示滞后期数，此处滞后期选择为1期［16］。Lit为贷款数量，r是利率，表示货币政策冲击变量。zit表示银行特征变量，分别代表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和资本规模。CPI和GDP表示货币政策最终效果变量，分别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αi为个体银行影响效果。εit为误差项。对于内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特征对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影响是否不同，Haas和Lelyveld曾发现在中东欧国家中，外资银行能够对贷款供给产生稳定性的作用，而在其他文献中没有发现外资银行对货币政策传导的显著影响［17］。为了考察中国具有不同银行业特征的内资银行和外资银行是否对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产生不同影响，本研究中借鉴Matousek和Sarantis计量模型中虚拟变量的设定，引入虚拟变量dum构建模型（2）：其中dum为虚拟变量，当dum＝1时，代表中资银行，当dum＝0时，代表外资银行。其他变量内涵同式（1）中所示。除此之外，考虑到本文样本数量和时期的选取限制，对模型的滞后期选择进行变更，希望能发现更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模型设置。因此，考虑剔除各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模型如下式所示，称之为模型（3）

（二）银行业结构特征指标设定

在计量模型中，对于银行业特征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和资本规模三个指标需要特别计算。而目前文献中采用最多的计算方法如式（5）、（6）、（7）所示，因此，本文亦延续此种做法。其中规模（Sit）用总资产（Ait）取对数进行调整来表示，流动性（Liqit）用流动性资产（一般包括现金、银行间同业借贷和证券）与总资产之比进行调整来表示，资本充足率（Capit）用资本及储备与总资产之比来表示。以上三个特征变量都进行了正规化处理，目的在于使得在相应时期内所有横截面上的观测值的指标总和为0，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式（1）或式（2）来说，交互项rt－j×zi（t－1）的均值总是0，系数γi便可以直接反应货币政策冲击对贷款的平均影响效应。

四、计量检验与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为了揭示统一货币政策实施对具有不同特征银行的短期动态效应，本文研究采用年度面板数据，样本期为1998年至2010年，横截面样本包括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在内的共57家银行构成的银行业市场。关于被解释变量的贷款，以各个银行在不同时期的年度贷款余额取对数取得。关于解释变量，利率（r）选取的是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六个月至一年（含一年）的年利率，代表货币政策的调整；GDP选取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为代表，CPI选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为代表，两者共同反应对信贷需求方面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反映货币政策最终传导效果的指标；规模、流动性、资本充足率通过式（5）～（7）获得。本文选用的银行业特征数据和贷款数据来自Bankscope数据库，GDP和CPI数据来自国研网数据库，利率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二）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本文所选取的数据，变量相对较多，横截面单位数量众多，远远大于时间序列跨度，由于GMM方法能够有效地克服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及随机误差项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的问题，本文以GMM估计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就模型总体来看，本文所设定的计量模型整体拟合效果优良，具有统计学意义，横向对比设定的四个模型发现，虚拟变量dum的引入对模型总体和各变量系数的显著性都有一定程度的降低，相较之下，模型（1）的方程显著性和系数显著性最强，是本文得到的银行业结构特征对商业银行信贷渠道影响的最优回归方程。就解释变量的系数来看：第一，资本充足率指标。在四个模型中cap的系数均为负，除模（2）外，此系数都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在模型（1）中，在当期和滞后1期时，资本充足率常表现出不一致性，即在当期资本不充足的银行对货币政策冲击反应灵敏，这与Kashyap和Stein等学者们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然而，在滞后1期时，资本充足的银行又比资本不充足的银行反应灵敏。这说明在货币政策实行紧缩性意图的调控当期，资本不充足的银行会迅速受到来自资本约束的限制，而资本充足的银行还有能力维持原有水平的信贷供给，但是到滞后1期时，资本充足的银行也会逐渐受到资本约束的限制，从而不得已减少信贷供给量。第二，流动性指标。四个模型中系数均为负，与现有文献的理论分析一致，但只有模型（4）在10％水平下显著。总体来看，中国目前银行流动性指标尚未表现出与信贷余额和货币政策冲击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第三，规模。银行规模对银行信贷余额和货币政策冲击在统计上表现出一定的显著性，但是显著程度不及资本充足率。与资本充足率特征所表现出的相似之处是，在当期和滞后1期时，规模也表现出不一致性，即在当期规模小的银行对货币政策冲击反应灵敏，而在滞后1期时，规模较大的银行又比规模较小的银行反应灵敏。说明规模小的银行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快速而灵敏，规模较大的银行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对比中国银行业三个典型结构特征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程度，可以归纳为：资本充足率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最强烈，其次是规模，最后是流动性。第四，作为信贷余额的需求方，GDP系数在四个模型中为正，即来自GDP对贷款的需求增加时，贷款总量也将随之增加，在模型（3）和模型（4）中表现出一定的显著性，而CPI的系数为负，在模型（3）中和模型（4）中显著。这两个系数符号都与理论相一致。第五，虚拟变量dum。系数在模型（2）与模型（4）中均不显著，说明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不会因为银行业结构特征的不同而对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的传导效果产生差异。这一结论虽然与理论预期不符，但就中国实际情况而言，由于中国实行了较严格的资本管制，使得外资银行不能无限制地将资金自境内外转移，那么其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仍然是以现有资金为主，因而并没有表现出比中资银行更为显著的货币政策传导效应。

信贷约束范文篇9

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已在地区经济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2010年末温州共有工业企业14.61万家，实现工业总产值3640.21亿元，占全部工业企业总产值67.7%。生产总值和应交增值税均占全市生产总值和应交增值税的90％以上，吸纳了大约75%的就业人口。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产业以传统轻型工业为主向轻重工业协调发展阶段迈进，轻工业的行业优势进一步巩固

近年来，温州重化工业比重逐年提高，重工业增长明显快于轻工业，2003年温州重工业比重首次超过轻工业，轻重工业的比重由2001年的62.07:37.93演变为2010年的34.7:65.3。工业结构调整突出的表现是部分轻工行业的产业优势进一步凸显，轻工业总量最大的两个行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以及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等2008年分别实现工业总产值87.21亿元、478.36亿元，两者占轻工业的比重为43.27%。

（二）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三产业呈现加速发展态势

由于产业结构的规律性变迁，第三产业比重逐步提高，近几年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2010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为45.9%，比2008年提升2.1个百分点。当前温州三次产业结构发展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过渡阶段，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其中商贸、金融、现代物流、通讯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力推动，并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的转型升级逐步推进。

（三）传统行业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行业集中度增强

温州市11个县（市、区）143个建制镇中，特色产业产品产值超过10亿元的达30多个，经济总量占全市产值的60%以上，如鹿城服装、乐清柳市电气、永嘉泵阀、瑞安汽摩配、平阳萧江塑编、苍南印刷等产品都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生产销售基地，显示了产业集群独特的竞争优势。2010年全市电气制造业、鞋革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共有11个行业产值均超过100亿元，全年工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的比重75%左右。

（四）民营企业处于规模化发展阶段，小企业比重明显偏高

近年来，温州企业集团化、规模化发展有所加快，尤其是规模以上企业比重有所提高，2008年末规模以上企业的比重为5.1%，比2003年提高了2.4个百分点，但是小企业比重仍然居高，尤其是个体户占比过高，2008年末的个体户占全部工业企业比重为77.3%。近年来，在温州本土很少出现新的一批有实力和影响力的民营企业。

(五)民营企业工业投资增长下滑，民营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2003-2007年这五年，温州工业投资呈现高速增长态势，特别是2007年温州工业投资251.07亿元，增速比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快15.3个百分点；工业投资占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39.1%，比2003年增加了14.5个百分点，达到了近年来的最高点。但2008年以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温州市工业投资出现了显著的下滑态势。2008年温州工业投资额比2007年下降0.4%，为248.75亿元。2009年工业投资额为241.31亿元，同比下降2.9%。温州经济面临发展内生动力和后劲不足问题。

二、温州信贷结构变动趋势

2001年以来，温州信贷投放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增速在浙江省保持了前列。2010年温州本外币贷款增速达22.9%，新增人民币贷款988亿元，新增贷款占全省比重达到12%。

（一）温州信贷以短期贷款为主且占比不断提高

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始终是温州信贷投放主体，且短期贷款占比呈快速上升趋势，新增贷款以短期贷款为主，2010年末短期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高达76.43%，2010年新增短期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比重达85.43%。温州银行业信贷以短期贷款为主是适应民营企业经营规模、经营方式、资金运营规律，符合民营企业贷款需求急、频度高、额度相对较小的特点。

（二）中小企业贷款占比相对稳定

2004年来，温州中小企业贷款余额保持稳定增长态势，2004-2010年中小企业贷款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相对稳定，在46%-49%之间波动。在比重相对稳定的同时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却波动明显，2006年中小企业贷款增速为27.39%，达到阶段性高点，但低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在2007年、2008年货币政策适度从紧背景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却超过全部贷款增速。2010年，尽管实行的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却小于全部贷款增速。中小企业贷款增速与货币政策松紧呈反向运作保证了中小企业贷款占比相对稳定，同时也反映了温州民营经济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逐步从最初的家庭作坊式发展到目前具有一定规模的块状经济，但产业集中度不够高的事实。

（三）个人贷款占比不断提升且增长势头不减

近几年来温州信贷结构的突出变化是个人贷款快速增长。2006～2010年，温州个人贷款年均增速达40.8%，比全市各项贷款年均增速高出15个百分点，个人贷款在各项贷款中的占比也相应从2006年的31.6%上升至2010年末的47.1%。这一方面是由于一些温州民营企业发展后劲不足，转型升级步伐缓慢，家族式的经营管理模式未根本转变，影响了中小企业自身的融资，转而通过企业主以个人名义进行融资。另一方面，温州个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是个人贷款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此外，由于温州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银行机构对温州实行了信贷规模倾斜，个人贷款获取资金的渠道相对宽松。

（四）行业投向以制造业贷款为主1年第7期中旬刊

时代金融TimesFinanceNO.7，2011（CumulativetyNO.450）信贷的行业投向反映了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和我市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近几年来新增贷款投向上看，温州新增贷款仍以制造业为主体，截至2010年末，温州制造业贷款余额1898亿元，占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35.27%，且制造业新增贷款在全部贷款增量中占比最大达37.6%。从近年来不同行业贷款增量的相对占比变化情况来分析，新增贷款有向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等第三产业倾斜的趋势。

（五）县域信贷投入相对不足

2001年来，温州县域贷款在全市贷款的占比相对较少，维持在38%左右。这与温州县域的经济总量不相匹配，2001-2010年县域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市的占比大约维持在58%。近年来温州县域贷款增速总体上小于全市贷款平均增长速度（除2003年、2009年两年县域贷款增速超过全市贷款平均增速以外）。但县域贷款也逐渐呈现良好的增长势头，2010年末，县域贷款占全市贷款的41.2%，县域贷款的增速达44.02%。

三、信贷结构发挥促进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先导作用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温州信贷持续扩张，但信贷结构调整步伐缓慢，信贷投入对温州民营经济的贡献度不断降低，贷款余额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1在逐年扩大。2009年末，贷款余额同GDP的比值达到了1.74，比2001年比值提高了0.97，这种增长模式缺乏可持续性。从信贷单一变量角度来看，要有效发挥信贷结构的调整导向作用来促进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仍面临较多体制、机制、功能等方面的制约因素。

（一）体制方面的制约因素

产业导向政策引导产业升级后盈利性与民营企业投资预期收益不一致。民营企业作为一个“经济人”，追逐较高投资收益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由于利益驱动而使企业更加关注当前资本的比较收益率，而忽略产业政策的导向要求和产业升级后的预期收益率，加剧了温州信贷资金游离于制造业之外，影响了产业政策导向作用的有效发挥，导致温州本地工业的发展内在驱动力不强，影响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步伐。近年来，温州企业由于自身主营业务发展遭遇瓶颈，且一些行业的收益率远高于自身主业，因此一些企业加快多元化业务的扩张步伐，减少对自身原来主营业务发展的持续投入，造成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二）机制方面的制约因素

商业银行信贷经营机制转换与企业信贷负债经营投向不一致。信贷对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功能发挥依附于商业银行自身信贷管理机制变革。但经济结构调整是个长期过程，尤其是部分经济增长薄弱环节的培育和发展需要一定时间，而商业银行的利润回报则要求在短期内实现。结构调整的长期性和商业银行经营目标的短期性存在矛盾。商业银行在信贷资金额度一定情况下，往往对客户实施行业的差异化信贷准入政策和贷款规模管理，一方面使得盈利能力强的行业、行业的龙头企业信贷过度集中，另一方面政府产业结构调整中重点扶持的一些行业因为盈利能力相对较弱、资金回收期长等问题使得信贷资金紧张。出于逐利和避险的经营要求，银行信贷结构调整进展相对较慢，进而影响其对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作用的发挥。当前，银行更加关注自身信贷资金的安全性和盈利性，而对企业资金实际用途缺乏贷前、贷后管理的自主性要求，同时企业信贷资金实际投向又难于掌控，且投向缺乏有效引导举措。

（三）功能方面的制约因素

产业自身盈利模式同产业的竞争力提升未达到一定程度，则信贷资金不具备对产业层次的自然提升功能。信贷结构优化作用的有效发挥要依托于产业自身盈利模式的变革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从目前温州产业发展来看，由于第二产业处于产业链低端，产品的附加值低，产业自身盈利模式主要依托规模、投入的扩张，尚未根本从原来的价格竞争转变到以品牌、技术标准、研发能力等竞争力提升上来，影响了信贷资金的投向和效益的发挥，因此信贷结构变动对第二产业的梯度转移作用要强于对第二产业的产业层次提升作用，影响了对产业的提升和促进功能。

四、对策与建议

温州信贷投放有效促进了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梯度转移，产业辐射效应进一步增强。但也面临信贷投放中短期贷款占比过高制约民营企业升级步伐，县域信贷投入相对不足影响产业集聚效应发挥等问题。民营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长期过程，要有效发挥信贷在支持温州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政策引导。

（一）强化信贷投向管理和引导，加大对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中关键环节的信贷支持，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强化银行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重点强化对银行信贷资金实际流向的考核和检查力度，确保信贷流入实体经济。加大对先进制造业企业兼并重组、行业龙头企业的信贷支持，提高温州民营企业的集群效应，提高产业集中度，从而促进民营中小企业的内部分工协作，提升民营经济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鼓励金融创新，进一步拓宽科技型企业、新兴产业的融资渠道，大力发展专利权、商标权、排污权等金融产品创新，引导企业转变发展理念。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研发的信贷投入，加大对这些民营经济薄弱环节的长期信贷投入，推动企业加强内部流程和技术改造，提升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和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的关键期，应注重对商业银行信贷结构调整引导，盘活信贷存量，加大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县域的信贷支持力度，以此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城乡统筹发展。

（二）围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主线，提升民营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动力，增强信贷资金对产业层次提升作用信贷结构变动对温州民营经济的结构调整步伐和发展水平有重要影响，但信贷增长未能带动温州民营经济呈现相应的发展，关键不在信贷结构本身，更多的是温州民营经济自身发展的瓶颈问题。因此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在政策着力点上应考虑从鼓励和引导银行机构加大对民营经济的信贷投入为着力点，转变为促进民营企业自身的整合提升、优化发展环境上来，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引导民营企业正确处理扩大生产和投资关系，鼓励民营企业扩大再生产，加大对技术改造投入。以大力发展温州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为重点，培育民营经济新的增长点。

信贷约束范文篇10

一、担保物权制度在推动信贷产品创新中的效果观察

（一）以应收账款为质押标的物的隐蔽、公开保理业务不断成熟并广泛应用担保物权制度的完善，尤其是《物权法》的颁布实施，为应收账款引入银行信贷的质押标的物打开了法律通道，银行开办应收账款融资业务的法律障碍被清除。人民银行、各商业银行、信用社先后出台了系列配套措施，人民银行制订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应收账款电子登记公示系统同步上线运行，工行印发了修订后的《贷款担保管理办法》，并配套出台了《应收账款质押担保管理办法（试行）》等规章制度。孝感市安陆建行、汉川市各银行先后开办了隐蔽保理业务试点，累计办理隐蔽保理贷款1亿元、2.8亿元。据初步统计，2009年，孝感市共有67户企业申请应收账款质押贷款118475万元，银行实际发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116945万元，此品种的信贷满足率达到了98.71%，远高于平均信贷申请满足率35%左右的水平。

（二）动产抵押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相对《担保法》而言，《物权法》关于动产引入抵押的范围更全面，抵押物品种更丰富，有关抵押登记管理的规定更详尽，动产担保在法律制度建设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此背景下，孝感市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信用社在具体信贷管理与操作上，改变了贷款抵押侧重于不动产的谨慎做法，也改变了动产抵押仅限于保值和易于变现的保守策略，逐渐消除了“动产易动”的恐贷症心理。调查显示，2009年，汉川市金融机构发放动产抵押贷款余额达到了26.3亿元，就连成立不足1年的村镇银行也对近20家小企业发放动产抵押贷款近3500万元。

（三）权利质押在孝感开始了破冰之旅《物权法》关于银行信贷抵质押物的界定，在法律层面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莫过于正式把应收账款引入了银行信贷质押范围，扩大了纳入质押的范围，如股票权利，林权制度改革试点政策出台后的林权等引入质押不再存在法律上障碍。权利质押贷款在孝感开始了破冰之旅。2007年11月，汉川农发行以股票权利为质押，为某公司发放质押2000万元，这是孝感辖内银行机构首次以股票权利为质押发放贷款的成功尝试。孝感市建行则探索以收费权为质押营销贷款，以4500万元的收费权为质押，发放质押贷款1700万元，汉川市农发行以企业的林权证作为质押标的物，对康欣木业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8482万元等。可以预见，《物权法》将权利引入银行信贷质押的范围，为银行信贷创新预留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银行信贷营销也将有更多新的增长点。

（四）仓单质押信贷试点已经启动担保物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虽然在操作技术、制度规范、管理方法等多方面没有达到成熟标准，孝感市相关银行还是启动了该项业务的试点。安陆市农业发展银行实行专人驻点，专户管理。贷款专户储存，收购资金凭驻点信贷员签字支取，按入库进度监督资金支付的管理办法，对湖北禾丰米业公司先后发放仓单质押贷款近7000万元。能够预料，随着更多银行信用社启动该项业务的试点，将有更多的中小企业因此受益。

（五）以第三方监管、第三方保证形式的信贷产品创新满足了不同层面的企业所需《物权法》实施后，农业发展银行基于提升竞争力考量，在信贷产品创新力度同样较大，率先推出了第三方监管信贷业务，汉川农发行先后为祥杰农贸、华丰银棉等5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办理第三方监管贷款3500万元，为其他银行信贷产品创新作了有益探索。针对部分中小企业资产抵押不足又急需融资的，工行则通过第三方提供有效资产作抵押向另一家企业提供贷款，缓解企业短期资金所需。可以预见，有了《物权法》的护航，相信有更多的信贷创新产品推出，更多的企业因此受益。

二、当前实现担保物权的制约因素

（一）从法律体系协调性观察，缺乏统一并相互衔接的优先权制度担保物权优先受偿以及法律除外规定与其它法律法规并不统一，缺乏衔接。《民法通则》和《担保法》中均未对优先权作出系统规定，只是在《〈担保法〉司法解释》、《民事诉讼法》、以及《海商法》、《民用航空法》等一些特别法中有所体现，而这一优先顺位体系尚欠缺明晰和周全，政策选择缺乏充分合理性。《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建筑公司的债权优先于有担保的银行债权，《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的欠税在先的税收债权优于担保债权，新《破产法》规定企业职工劳动债权优先于银行担保债权等等。《物权法》第一百七十条则规定，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看出在特殊情况下有担保的银行债权不一定就优于无担保的普通债权。应受法律保护并作为优先权确立的社会关系游离于法律之外。信贷权人不能确定其担保物权的优先受偿顺序，一旦发生清偿，信贷人的担保权益将有可能受到侵害。

（二）从司法实践效果观察，担保物权制度保障物权的手段与效果有瑕疵担保合同裁定无效的多。据对某县市近400件破产案件调查统计，出于安置职工和社会稳定需要，在新《破产法》出台前，该县市比照试点城市破产政策，91.6%的企业破产案件裁定银行与企业间订立的担保合同无效，裁定有效的8.4%案件中，银行贷款受偿率普遍不足5%，有的甚至只有0.2%。诉讼执行难，债权银行往往是赢了官司，资金很难完全执行到位。抵押担保审查不严，担保合同问题多。表现为重复抵押担保，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主管部门对外担保，为自己担保，办理抵押物登记机关不对等。调查的82件案件中，出现了6件国家机关对企业债务担保无效的情况，3件因抵押合同未办理抵押登记导致合同成立但属无效。抵押物管理难、处置难，银行合法权益常受侵害。部分贷款企业随意处置、变卖、毁损抵押物现象时有发生。银行在行使抵押物处置权时，交易成本远远高于企业办理抵押时成本，个别高达22%，使银行蒙受巨大的资产损失。

三、优化担保物权实现环境建议

（一）构建统一的优先权制度，制定明确的优先权规则立法部门应专门研究优先权统一衔接问题。优先权制度是担保物权制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在优先权制度中，同一担保物上索赔权之间的优先顺位规则应该是明确的，以保证担保权人及其他债权人清楚了解自己设立于该担保物之上的债权优先受偿顺序。优先权制度应体现“登记在先，受偿在先”的基本原则。建议专门出台对《物权法》中有关担保物权的优先权司法解释，方便金融机构及时做好资产保全工作，对已有的法定优先权的适用附加合理的条件，减少金融债权的风险，适时修改《民事诉讼法》，规范担保权的实现程序，保证基本担保权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