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配给论文十篇

信贷配给论文篇1

关键词：信贷配给；金融抑制；金融约束；信贷配给双重性

一、信贷配给及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的理论研究

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信贷配给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或许可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论”(傅殷才,1993)。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与利润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的达成。它表现为两种情况:（1）在对借款人信用评级基础上,一部分申请人可以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则被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借款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市场仅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利率灵活的变动能够自动地调节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使信贷市场趋于均衡,而信贷配给仅是由于外部振动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非均衡现象。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对信贷配给有不同看法的理论，用来说明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麦金农和肖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简称M-S模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金融抑制是制约储蓄积累和经济发展主要障碍，概括地说，M-S模型明确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贷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信贷，能获得信贷的多为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以及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私营企业，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存贷差。但这些借款者的投资并不总是获得较好的效益。因此，信贷配给政策可能挤掉一些高效益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而对信贷配给现象作出更深入研究是斯蒂格利茨和韦兹。1981年，以斯蒂格利茨和魏斯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金融深化论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的理论（以下简称S-W模型）中，论证了由于信贷市场上借款人在项目的风险收益水平及资金实际使用方面掌握着比银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贷市场上的信息必然是不对称的,由此而产生的“人为”的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信贷风险由此产生。信贷配给的出现,与利率的刺激效应和逆向效应有关。从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看,事前信息不完全是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缺乏辨别顾客风险状况的充分信息,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不完全是由于监督成本高昂使得银行难以获得信贷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充分信息,接受较高利率的顾客在获得贷款后,必然追逐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应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借贷市场上均衡信贷配给可以实现。S-W模型强调了由于市场微观主体的逆向选择作用，存在着比瓦尔拉均衡更稳定的信贷配给均衡，它使得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可以通过利率的甄别机制（ScreeningDevices）来选择贷款对象（避免高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我国的信贷配给及其两重性

笔者对近几年中国商业银行利率变化和存贷差额数据进行统计并观察，发现有以下两个变化：从1996年起到2002年，央行八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996年的9.18%下降到2002年的1.98%，一年期贷款利率从1996年的10.98%下降到2002年的5.31%；我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持续7年出现存差，而且存贷差额呈递增趋势，从1996年的7439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43585亿元。这两种变化完全符合麦金农和肖M-S模型中的信贷配给特征，说明在我国信贷配给现象确实存在。但笔者认为我国信贷配给的形成原因有两重性，兼具M-S模型和S-W模型所提出的信贷配给的成因，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本文所指的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一层意思是指：政府努力动员金融资源向有特权阶层的企业配给资金的麦金农和肖式的“政府主导型”信贷配给，很显然，第一层信贷配给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行为。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构成上看出，笔者首先把全国的企业类型分为两大类：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其中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然后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中的信贷又细分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信贷额，这样计算1996年到2002年7年间的数据，我们发现从1996年到2002年国内贷款总额增长了将近2倍，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从中获得贷款额比例很不均衡，虽然非国有经济获得贷款的比重在加大，但一直到2002年，国有经济从国内贷款中还获得了56.26%的份额，仍然占到一半。而且国有经济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通过银行转贷给对国企的预算内资金。我国信贷配给第一个特性形成的原因在于：（1）我国的金融体制依附并服务于经济体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要优先考虑对国有经济的扶持与发展，在国有经济尤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出现困难时，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也就不足为奇了。（2）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不光担负经济任务还有许多社会功能：国企必须对地方经济增长，雇员和退伍军人安置等问题负责，同时履行许多“政治任务”。经济转型时期的国企改革就是要企业甩掉这些“包袱”，轻装上阵，其中包括：下岗分流冗员，医疗、住房等福利费用的削减等等。那么这部分改革成本在国家出于安定团结的政治目的，要由政府承担。另一方面，现代化企业的建立要求他们随时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的投入，但在国企效益好转有盈余资金支付这些开支前，政府作为他们的所有者，肯定要从资金上加以支持。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财政无力负担或“赤字”财政亦无成效的情况下，国家必然转而求助于金融体系，即对国有经济进行信贷扶持。

我国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市场主体型”信贷配给，它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微观主体行为的增强。这一点可从我国近年来金融机构存差日益扩大，银行“惜贷”看出，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选择授信对象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加强。但是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机构主体行为增强主要表现在：对非国有经济信贷不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第二个特性形成的原因是：（1）近年中国金融改革步伐加大，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大幅削减人员，精简机构，消化不良债权，为早日上市融资创造条件。这样，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市场行为的相对独立的主体，它们需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决定贷款时必须考虑一定的自身利益。（2）民营经济融资信息渠道不畅。这种状况主要表现在银行对申请授信的中小企业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又没有合适的渠道进行了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因为民营经济数量大，情况千差万别，难以达到“完全信息”。中国私营企业共有150万个，占注册登记的工业企业的99%，且分布的行业、地区，自身规模、产品状况等情况十分复杂，这就限制了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授信；二是有些信息本身就缺乏，无从获得。例如：竞争力、成长性等决定银行授信行为的有关民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息，当前对民营经济的评估不仅缺乏，而且信息的确难以获取；三是很多民营经济成立的时间短，其信息的真实性难以甄别，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信用度和信用史无法给银行以可靠的保证，使银行对民营经济授信“望而却步”。

三、结论及建议

信贷配给论文篇2

关键词：信贷配给;微观;信息不对称;博弈;抵押品

一、前言

信贷配给作为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是经济学家们研究的重要主题，但对它的定义始终没有统一。新古典主义认为信贷配给是政府金融管制引起的短暂经济现象，而之后的新凯恩斯主义了前者的观点，认为信贷配给是银行自发选择的长期均衡的经济现象。本文在介绍了关于信贷配给的不同划分标准的前提下，接受了新凯恩斯主义的均衡信贷配给的观点，从微观角度即微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分析了信贷配给的含义、动因、博弈过程及对策。

二、信贷配给的类型

（一）广义信贷配给与狭义信贷配给

信贷配给具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的含义。狭义信贷配给是指将仅以贷款银行设定的贷款利率引起的信贷现象。广义信贷配给是指由贷款银行设定的贷款利率以外的其它贷款条件引起的信贷配给;

（二）均衡信贷配给与非均衡信贷配给

均衡信贷配给与非均衡信贷配给是杰斐和莫迪利安尼于1969年首次提出的又一种对信贷配给的划分标准。非均衡信贷配给，认为信贷配给是由于政府的价格管制等外在原因，贷款银行的贷款利率因此暂时无法达到最优利率，使得信贷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不等，从而产生的一种短期经济现象。均衡信贷配给，认为信贷配给是由于贷款银行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使得在一定贷款利率的条件下，信贷市场的资金供求不均衡，从而产生的一种长期的经济现象。两者最大的区别是，非均衡信贷配给认为动因是外生因素，即政府的各种管制。而均衡信贷配给则认为信贷配给内生于信贷市场，是微观个体即贷款银行的自发选择。

（三）Ⅰ类信贷配给与Ⅱ类信贷配给

Ⅰ类信贷配给是指在现行的贷款银行提供的利率条件下，所有借款人都无法得到所需的全部借款，而只能借到部分借款。Ⅱ类信贷配给是指在现行的利率条件下，有的借款者能成功借款，有的却被银行拒绝，存在差别对待。

对于信贷配给，还存在其他划分标准。此处仅简述以上三种主流划分标准，不做其他赘述。其中，上述第二种是最为普遍的分类。结合实际，在不存在政府管制的条件下，贷款银行仍对借款者实行了信贷配给，这种现象普遍且长期的存在，有悖于非均衡信贷配给提出的短期性、受外在因素影响的观点。所以，本文将基于均衡信贷配给的概念对信贷配给的动因、模型及对策进行讨论。

三、信贷配给的动因

（一）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指信息分布不均匀，在经济活动中，交易双方存在信息占有多少的区别，若一方拥有更多或有利信息，则占据优势地位。在信息不完备的信贷市场上，关于所拥有的信息，借款者与贷款银行处于不同的地位：借款者占据信息优势，而贷款银行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借款者清楚自己的经营状况，了解将要投入资金面临的风险程度与收益多少，然而贷款银行并不清楚这些信息。借款者依靠信息优势使利润最大化，即使有偿还能力也可能会违约。然而贷款银行不知道借款者面临的风险有多大，如果借款者投资失败，没有能力偿还借款，或是借款者违约，不偿还借款本息，那么风险就转嫁到贷款银行身上。虽然，贷款银行可以通过调查、监督借款者从而获得更多的信息，但同时贷款银行必须付出监督成本。因此，对于某些达到现行利率条件的借款者，贷款银行考虑到信用风险，仍然不会满足借款者的贷款要求，此时就出现了信贷配给。不仅是利率水平，还有贷款银行数量限制的约束作用也在影响信贷市场的资金供求。

（二）利率的选择效应

贷款利率存在两种选择效应：正向选择效应和逆向选择效应。利率的正向选择效率是指贷款利率与贷款银行的收益呈正比，即随着贷款利率的上升，贷款银行的收益也随之增加，利率下降，银行收益也下降。利率的逆向选择效应与正向选择的作用相反，表示贷款利率与贷款银行的收益呈反比，即贷款银行的收益随着贷款利率的上升而下降，随着利率下降而上升。这是因为，投资项目的风险与预期收益呈正比。如果项目风险小，则预期收益也少，贷款利率的上升会导致借款者的借款成本增加，利润减少，借款者会放弃贷款。如果投资项目属于高风险项目，即使贷款利率很高，但借款者也会因为同样很高的预期收益而选择贷款。这样随着贷款利率的上升，高风险借款者占了多数，风险小的、有较大把握收益的借款者被挤出，从而贷款银行的不良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上升，借款者的还款概率下降，贷款银行的收益也在下降。原本贷款银行对贷款利率的调节使得资金供求平衡，市场出清。但由于存在利率的逆向选择效应，所以当其与利率的正向效应相互抵消时，从贷款银行的角度来说达到了最佳利率，此时的贷款利率低于市场出清的贷款利率，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但贷款银行为使自身利润最大化，不会再调节利率，信贷配给由此产生。

（三）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指在经济交易中，其中一方为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做出的损害他人的行为。贷款银行给予借款者借款后，借款者或因投资失败而拒付本息，或因不还款利润更多而违约，使得贷款银行蒙受了损失。因此道德风险是实行信贷配给的又一动因。

其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都是由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属于事前信息不对称，即借贷双方订约前，贷款银行不充分了解借款者的信息。道德风险则是事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机会主义行为，即贷款银行与借款者订约后仍然不了解其信息。所以可以说，信息不对称是信贷配给的主要动因。

四、借贷双方的博弈

（一）信息不完备下的融资博弈

本文运用博弈论来具体分析在信贷市场上借贷双方采取策略的过程。考虑到本文是基于均衡信贷配给的观点分析的，即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且假设借贷双方交易过程不止一次，因此属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博弈的参与者包括贷款银行和借款者两方。贷款银行的行动分为放贷和拒贷两种，借款者有优质和劣质之分，其行动都分为申贷和不申贷两种。假设借款者是优质的概率为p，则劣质的概率为（1-p）。如果贷款银行接受优质借款者贷款要求，会获得利息收入，借款者也获得借款，假定贷款银行和借款者都有一个单位的收益，即（1，1）。如果贷款银行拒绝优质借款者的贷款要求，不仅银行会产生信贷资产的机会成本，借款者也会面临融资困难的处境，假定双方都有一个单位的损失，即（-1，-1）。如果贷款银行同意劣质借款者的贷款要求，贷款银行会增加不良资产的比例，假定贷款银行会有一个单位的损失，而借款者有一个单位的收益，即（-1，1）。如果贷款银行拒绝了劣质借款者的贷款要求，那么贷款银行既没有获得利息收入，但同时也避免了不良资产的增加，假定双方收益为（0，0）。借贷双方博弈的具体收益见表1。

由表1可知，贷款银行给借款者放贷的收益为：p×1+（1-p）×（-1）=2p-1，贷款银行拒绝放贷的收益为p×（-1）+（1-p）×0=（-p）。当满足2p-1>-p时，贷款银行获得正的收益，选择放贷更有利。但当满足2p-1<-p时，贷款银行放贷会有负的收益即损失，所以这时选择不放贷更有利。由此看出，贷款银行是否同意借款者的贷款要求，主要取决于p的取值，即贷款银行对借款者是优质还是劣质的主观判断。P值决定于借款者过去的信用度，经营状况等，信用度高即p值高的借款者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也就更大。贷款银行凭p值判断是否放贷，也是信贷配给的基础。

（二）欠贷成本与信贷配给

本文从欠贷成本的角度分析信贷配给是否实行的不同情况。

为简便分析，此处假定信贷配给属于Ⅰ类信贷配给，即所有借款者都只能借到部分借款。设定贷款银行放贷额也就是本金为L，利率为r。借款者投资项目利润为f（L）（假设f（L）与L有相同变化），欠贷成本为C。借款者是否还款与贷款银行的信贷配给的博弈见下表。

假设f（L）>（1+r）L>C，在银行实行信贷配给的前提下，设利率r为0.6，L为5个效用单位，利息收入rL为3个单位，本息和（1+r）L为8个单位，借款者投资项目盈利f（L）为10个单位，借款者盈利扣除贷款本息后的净利润f（L）-（1+r）L为2个单位， 欠贷成本C为1个单位。因此通过计算可知，借款者还贷则借贷双方的效用单位组合为（3，2），拒绝还贷时的效用单位组合为（-5，14）。

假设f（L）>（l+r）L>C，在银行不实行信贷配给的前提下，借款者能获得所需的全部借款，假设借款额为实行信贷配给时的两倍。则L为10个效用单位，rL为6个单位，（1+r）L为16个单位，f（L）为20个单位，f（L）-（l+r）L为4个单位，C为2个单位。因此可知借款者还贷与不还贷时借贷双方的效用单位组合分别为（6，4）与（-10，28）。

由以上分析可知，当借款者的欠贷成本很小，或与投资项目盈利及借款额相比小很多时，借款者为使利润最大化，会选择不还贷，贷款银行也会实行信贷配给，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囚徒困境”，有悖于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的组合应该是贷款银行不实行信贷配给，而借款者也选择还贷。所以贷款银行及政府就要采取各种措施使得借款者的欠贷成本增加，如当借款者一旦欠贷，就赋予该借款者差的信用度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最佳。

五、抑制信贷配给的对策

由于信贷市场上存在信贷配给，贷款利率低于信贷市场出清的利率，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所以需要想出对策抑制信贷配给的实行。经济学家贝斯特对此提出了抵押品的作用。原来贷款利率是信贷市场上资金借贷均衡的唯一内生因素，通过降低或提高贷款利率筛选不同的借款者。贝斯特提出抵押品与贷款利率有相同的作用，通过将抵押品与贷款利率的不同组合，自动筛选不同风险程度的借款者。低的贷款利率与高价值抵押品组合，而高的贷款利率与低价值抵押品组合。这样一来，投资高风险项目的借款者自然会选择高利率，投资低风险项目的借款者会愿意选择高价值抵押品。贷款银行通过这种组合的贷款合约，自动筛选出借款者的风险类型，也就不会实行信贷配给。

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缺陷。因为借款者即使投资了低风险项目，想选择低利率的贷款合约，但不一定有实力提供高价值抵押品。相反有实力的借款者可能会选择高价值抵押品的贷款合约，从而投资更高风险的项目，以谋求更高的收益。这就违背了通过抵押品与利率结合筛选不同风险借款者的想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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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征.信贷配给微观机理研究[D].辽宁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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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曹志鹏，赵明旭.银行视角下小企业融资困境与信贷支持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5（01）.

[5]陈名银，林勇.企业规模、信贷融资与银行集中度――基于演化博弈的理论分析[J].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14（04）.

信贷配给论文篇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073126；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项目，项目编号：IRT1176；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课题，项目编号：20100204110030；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E04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才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资助。

摘要：本文利用山东泰安农村地区抽样调查数据，从实证角度考察了我国农村正式金融机构向农户提供信贷供给时的信贷完全满足、信贷完全配给和信贷部分配给行为。结果表明：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申贷农户家庭自有土地数量越多、面积越大，越有助于其降低遭受金融机构完全信贷配给行为；户主具有非农劳动专业技能和家庭资产价值越高反而促使金融机构对其申贷金额满足度下降。

关键词：MNL模型；金融机构；信贷供给

中图分类号：F83243文献标识码：A

农村金融市场为满足农户资金需求提供了场所。虽然部分农户能够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足够的金融资源额度，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问题导致的严重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现象则更为普遍，具体表现为：（1）在所有的贷款申请人当中，一部分人的贷款申请被接受，而另一部分人即使愿意支付高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贷款人的贷款申请只能部分被满足。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信贷配给现象也是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一个不争的事实，正规金融机构仍然不能很好地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对农户的生产投资、生活消费等方面有着负面影响。不容否认的是，为改善农村金融市场的运行，我国政府自1996年起就启动了一系列的农村金融改革，最近又从国家层面进一步加大了对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扶持和引导。当前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究竟如何？什么样的农户容易遭受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或者说容易遭受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的农户家庭的特征是什么？了解这些问题对于找准农村金融改革的着力点，明晰改革的途径和突破点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相关文献回顾

对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场常见的信贷配给现象。国际上，经济学家 Jaffee & Russlle （1976）、Stiglitz & Weiss（1981）等人将不完全信息和合约理论运用到信贷市场中，建立逆向选择模型与道德风险模型，提出信贷配给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的存在。Williamson（1988）从事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进一步拓展了基于信息经济学基础的信贷配给理论，认为即使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就会产生信贷配给。近年来其他学者，例如Meza & Webb（2006）、Arnold & Riley（2009）等从其他角度解释、分析和论证了信贷配给的存在和影响。

国内学者近年来主要从理论分析和数据调查论证对农村金融的信贷配给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关于信贷配给影响农村经济的研究。例如，林毅夫（2000）研究了金融改革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意义；徐忠和程恩江（2004）研究了利率政策引发农村信贷市场扭曲及其对农村金融机构行为、效率及农村信贷资金的配置造成的影响。第二，关于信贷配给下农村信贷市场的状况。例如，朱喜和李子奈（2006）利用2003年约3 000户农村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 考察了我国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向农户提供信贷服务时的配给行为；褚保金等人（2009）利用江苏省欠发达的北部地区372个农户数据研究了信贷配给下农户借贷的福利效果；朱喜等人（2009）实证分析了我国欠发达地区不同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李庆海等人（2012）采用2003-2009年我国1 000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估计农户遭受信贷配给的程度及其对农户家庭净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影响等。

这些研究无疑非常重要，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农村金融市场，特别是正规信贷市场的现状， 并为破解当前农村金融困境和寻求合适的改革方案提供了思路。但是这些研究仅仅局限于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理论的一般性探讨和分析，既没有很好区分金融机构供给行为中的完全信贷配给行为和部分信贷配给行为，也没有探讨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与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的关联性。基于此，本文将尝试弥补这方面的空白。

二、理论框架

为了消除金融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通常要收集以贷款申请者家庭特征为主的多方面信息，这些信息经过量化处理后就构成了金融机构的信贷评价指标。依据这些指标，金融机构对每一位贷款申请者做出判断，确定最佳信贷供给行为，以达到自身期望收益最大。

假定农户为申请贷款向金融机构提供其家庭特征信息为HI，金融机构信贷评价优等指标为EI，差等评价指标为BI，如果HI≥EI，即金融机构认定农户的家庭特征（信贷评价指标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达到或超过其设定发放贷款的优等水平，则金融机构就会满足农户的全部贷款申请，这时，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等于申贷农户的资金需求。如果BI≥HI，即金融机构认定农户的家庭特征只能达到或低于金融机构设定发放贷款的差等水平，则金融机构就会拒绝农户的贷款申请（信贷供给为零），也即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程度为100%。如果EI>HI>BI，则农户的家庭特征水平是介于金融机构信贷评价的优等水平和差等水平之间，因此农户的贷款申请只能被金融机构部分满足，即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介于0%和100%之间，或者金融机构认为满足农户的部分贷款申请所带来的期望收益是大于全部拒绝或全部接受贷款申请所带来的期望收益。总之，金融机构对每位申请信贷的农户所做的最终信贷供给行为或是（1）接受农户的贷款申请，或是（2）部分接受农户的贷款申请，或是（3）拒绝农户的贷款申请。其中，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2）和（3）就是金融机构对贷款申请者的信贷配给。

如上所述，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都是按照效用最大化（utility-maximizing）的原则进行的，这符合MNL（Multinomial Logit）模型的随机效用理论（random utility theory）基础。假定上述的供给行为（1），（2）和（3）构成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的选择集C。在选择集中的每一个信贷供给行为对金融机构而言都存在一定的效用。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只会采取选择集中效用对他最大的那一个。我们假设用n来表示申贷农户，n=1，…，N；用J表示选择集中的全部的三种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我们把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n的信贷供给行为j所获得的效用表示为Unj，j∈J，且j为上述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1），（2）和（3）之一。因此，信贷供给行为i（i也为上述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之一）被选中所必须满足的条件是：Uni>Unj，其中j是指不包括信贷行为i在内的选择集中的全部其他信贷行为。

金融机构的每一个信贷行为的效用由两部分构成：决定部分（deterministic component）和随机部分（random component）。效用的决定部分是由可观察到的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所决定的。家庭特征包括户主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对于金融机构给予申贷农户n的信贷供给行为j的效用的系统部分通常用Vnj表示。还有一部分效用是研究人员观察不到的，也就是说Unj≠Vnj。决定部分效用与全部效用之间的差便是效用的随机部分。对于金融机构给予申贷农户i的信贷行为j，把随机部分效用表示为εnj。这样，我们把全部效用分解成了两部分，如下方程所示：

在选择集C中，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i的信贷供给行为j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对效用的随机部分εni，i∈C，假设：（1）εni是独立分布的随机变量；（2）该概率变量服从双重幂函数概率分布（double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如下所示：

综合公式（1）至（3），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i的信贷供给行为j的概率表示为如下公式（推导及证明过程，参考McFadden， 1974）：

上式中，分子是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i决定部分效用的幂函数，分母是选择集中所有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决定部分效用幂函数的和。此时，式（4）中效用的随机部分已不复存在，因此简化了选择概率计算过程。

三、计量模型

如上所述，效用的决定部分是由可观察到的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的有关变量决定的。假设有K个可观察变量共同决定效用的决定部分，因此这些变量与效用有如下线性关系：

上式中，aj是每一个信贷供给行为的固有效用（intrinsic utility）。每一个信贷供给行为都有其独特的aj值，所以共有J个这样的参数。通常这些参数被解释为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后的信贷供给行为的收益值。由于模型估计的需要，将J个参数中的一个限定为0，因此只需要估计J-1个这样的参数。xnjk是可观察到的每一个申贷农户都有的共同家庭特征变量。在这里，“共同”是指每一个申贷农户都有这个变量，但并不表示它们的值相等。bk是第k个共同变量所对应的参数或权数。每一个变量都有一个参数与之对应，但是对于同一个变量不同的申贷农户分享相同的参数，所以，申贷农户标志n就在参数的下标中省去了。可以看到，虽然申贷农户在同一变量上分享相等的参数，但是由于变量观察值的不同，金融机构同一信贷供给行为的决定效用在不同申贷农户之间不等。

进一步，将公式（5）代入公式（4），可得公式：

在上面的公式中，xnjk是已知的观察值，aj和bk是未知的参数，需要估计。虽然不知道选择概率pni，但是知道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的具体的信贷供给行为，因此可用ynj来表示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n信贷供给行为选择的结果。如果金融机构给予申贷农户n的信贷供给行为是j，则ynj=1；否则，ynj=0。推广开来，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n从J个信贷供给行为选择集中采用一种信贷供给行为，统计似然（likelihood）的计算公式则为：

对于全部N个申贷农户而言，似然的计算公式则为：

对公式（8）两边去对数后，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可求得模型参数aj和bk的解。应用最大似然法所估计的参数具有一致性（consistent）、渐进效率性（asymptotically efficient）和趋于正态分布（normally distributed）的特点。因此，对数似然值的计算公式为：

将公式（6）代入到公式（9），并通过对LL进行最大化，便可以求得参数aj和bk的解。在本研究中，是通过程序STATA 110来实现上面的模型估计过程的。

四、数据与结果

（一）数据来源

由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信用社、农业银行等）不愿向研究者提供分笔贷款的相关数据，因此，笔者的数据收集都是建立在农户访谈调查基础上的。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初笔者在山东泰安农村地区收集的数据，采用了三阶段分层抽样策略。第一阶段，按照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采取分类抽样的方法，随机选择了山东泰安的两个乡镇，分别是满庄镇和伏山镇；第二阶段，在每个所选的乡镇中再随机抽取两个村，共计四个村，分别是满庄镇的曹家寨村和新庄村，伏山镇的马家庙村和朱家庄村；第三阶段，在每个被抽取村庄中随机选择50-70户农户发放问卷或入户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220户。数据库中，收集了这些农户2006-2010年间的金融信贷活动、家庭基本情况等方面的经济社会数据。这为估计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程度提供了数据资源和经验证据。然而，这些农户中，未参与金融信贷调查、未在2006-2010年间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农户有30户，在此期间向金融机构申请信贷的190户农户中有19户提供的信息不全，因此本文分析中将这些农户剔除掉，最终本文采用的样本农户为171户。

笔者的调查采用直接法进行，即通过发放问卷或实地调查以诱导农户透露出有关信贷申请金额和实际获取金额的真实信息。本文关于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的度量如下：“过去5年内（2006-2010年），您家是否向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如果申请过，最近一次申请的意愿贷款额是多少？金融机构最后给予的实际贷款额又是多少？”只要信贷申请农户没有从金融机构获取任何信贷额或获取的实际贷款额小于其意愿贷款额，则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供给行为就是信贷配给。其中，申请贷款但未获信贷的农户为完全信贷配给，申请贷款仅获部分贷款的农户为部分信贷配给。171户样本中，102户遭受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596%，这也证实了农户的信贷配给程度是很高的，也同我国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所表明中国农户受到信贷配给的程度至少在50%以上的情况相吻合（田俊丽， 2006）。在遭受信贷配给的农户中，84户遭受完全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491%；18户遭受部分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105%。这表明农户遭受的信贷配给主要是完全信贷配给，这一点也同国内许多学者（例如李庆海等人， 2012）的调查相类似。其余69户的信贷申请均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贷满足。

（二）变量选取及统计特征

基于前述的理论模型及计量方法，本文所用的被解释变量为：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供给行为。为了便于描述和区分金融机构三种不同的信贷供给行为，笔者赋值0，1，2分别表示信贷供给的完全满足、信贷供给的完全配给、信贷供给的部分配给行为。在这里，被解释变量是离散选择变量。

估计MNL模型时，需要将一类信贷供给行为作为参照组。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意味着相对于参照组的信贷供给行为来说，解释变量对处于此类信贷供给行为的相对概率为正的影响；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意味着相反的情形。本文中解释变量反映农户的家庭特征，主要有：（1）农户自有的土地规模（land）。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承包的土地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衡量信贷农户的期望收益，因此我们预测该变量对金融机构信贷满足行为的影响为正，对信贷配给行为的影响为负。（2）农户信贷前的家庭全部资产的市场价值（asset，包括土地，房屋，银行存款，农产品等）。家庭资产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潜在的生产能力和财富创造能力。其越大，可被用作抵押、担保的资产就越多，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满足的可能性就越大，或者信贷配给的可能性就越小。（3）户主的受教育水平（education）。户主受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信贷申请农户家庭的综合能力。其越高，越容易及时把握农产品的市场信息，快速了解农业新技术的动态，从而能够灵活地安排农业生产，降低各种生产经营风险，有利于获取最佳收益。因此，预测该变量对金融机构的信贷满足行为影响为正，信贷配给行为的影响为负。（4）户主的性别（gender）。国外学者的调查研究发现，女性借款者信用往往好于男性借款者（Fletschner & Kenney，2011）。既然我国农户借款都是户主代表家庭出面申请，因此预测金融机构对户主为男性的家庭较户主为女性的家庭更容易给予信贷配给。（5）户主的年龄（age）。户主的年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农户家庭的家庭结构，即青年家庭（18-35岁）、中年家庭（36-45岁）、中老年家庭（46-55岁），老年家庭（56岁以上）。在我国当前大部分农业生产方式仍旧属于劳动密集型，因此农户的家庭结构越年轻，其农业生产能力和效率相对要好些，从而金融机构对其的信贷需求能予以满足。（6）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总数（labor1）。我国目前以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一个家庭劳动力越充裕，农业生产的期望收益才会越高，因此金融机构对这样的家庭信贷需求的满足性较高。（7）农户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总数（labor2）。外出务工劳动力越多意味着农户家庭收入来源越多，抗击风险能力就越强，有助于信贷的偿还，因此金融机构也会较多地满足这样的家庭信贷需求。（8）农户家庭无劳动能力成员总数（nonlabor）。相对于劳动能力，无劳动能力通常意味着无法创造财富。因此，家庭成员中无劳动能力成员人数越多，就意味着家庭消费支出越大，这样的家庭遭受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的可能性也越大。（9）户主是否具有非农专业劳动技能（skill）。在我国农村地区，户主通常意味家庭经济的顶梁柱，户主具有非农的专业劳动技能意味着这样的家庭获取财富途径和手段多元化。因此，同家庭有较多的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一样，这样的家庭也可能较少遭受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表1给出了所有变量的定义、说明及统计特征。

（三）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将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作为参照组，即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的参数被限值为0，因此金融机构的完全信贷配给行为和部分信贷配给行为的参数是它们与金融机构信贷满足行为参数的对数机会比（log odds），是一个相对值。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见表2），申贷农户的家庭自有土地面积的大小、户主是否具有非农劳动专业技能以及申贷农户家庭资产市场价值的大小对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有显著影响。

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申贷农户家庭自有土地数量越多、面积越大，越有助于其降低遭受金融机构完全信贷配给的行为，这同我们前述的理论预期一致，也与褚保金等人（2009）和李庆海等人（2012）的研究结论一致。同时，这一发现也说明金融机构对信贷资金的供给更倾向于种植大户。

然而，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申贷农户的户主具有非农劳动专业技能和家庭资产价值越高反而促使金融机构对其申贷金额的满足度下降，这些发现同我们前述的理论预期截然相反。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本文调查的农户所涉及的贷款均为涉农贷款，同其他的消费贷款、非农生产贷款不同，涉农贷款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因而户主具有非农技能容易加深金融机构对其可能挪用贷款从事非农生产，从而引发可能的债务风险的怀疑，进而采用部分信贷配给的信贷供给行为。另外，本文受访农户家庭资产的市场价值最主要的贡献值是自有农田的市场价值和建于宅基地上的住房的市场价值，然而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农户的自有土地和宅基地是无法在市场上进行产权买卖的，因而农户家庭资产的市场价值主要部分反映的是市场的理论价值。这一理论的市场价值所占比重越大，农户其他的可流动资产就越少，从而减少了申贷农户寻求资产担保或抵押的可能性，加大了债务风险。从这点考虑，金融机构会更倾向于给予申贷农户部分信贷配给。

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其他家庭特征变量如户主的性别、教育水平、年龄，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非农劳动力人数和无劳动能力人数等对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这反映出被调查地区的金融机构对上述变量不敏感，可能的原因是金融机构并没有把向农户提供贷款真正作为自己的经营方向，而且其在信息收集成本方面也较高，因此没有积极去了解或评估样本农户的信用状况。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山东泰安地区抽样调查的农户数据为例，采用MNL（Multinomial Logit）模型，以受访农户的家庭特征为自变量，实证分析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研究发现，金融机构对69户样本农户（占总样本的404%）给予了信贷满足，对84户样本农户（占总样本的491%）给予了完全信贷配给，对18户样本农户（占总样本的105%）给予部分信贷配给。同以往文献调查类似，本文调查也显示了信贷配给仍然是当前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供给的主要行为。本文将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作为参照组，实证研究发现，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申贷农户家庭自有土地数量越多、面积越大，越有助于其降低遭受金融机构完全信贷配给的行为。然而，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户主具有非农劳动专业技能和家庭资产价值越高反而促使金融机构对其申贷金额的满足度下降，这些发现同我们前述的理论预期截然相反。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调查地区的样本农户的信贷类型属于涉农贷款以及家庭资产主要构成部分是没有实际市场价值且无抵押功能的自有耕地和宅基地，从而影响了金融机构对其的信贷供给。

本文的结论也为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未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深化离不开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我国当前法律明确禁止农业用地和宅基地进行抵押或者转让，这导致农户在信贷申请中能够提供给金融机构的抵押物相当有限，以至于相当部分涉农贷款只能开展小额信贷业务，虽然此类金融产品符合我国农村基层的信贷生态环境，但从建立现代金融业的理念看其成本收益比不佳，而且无法满足种养大户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对资金的有效需求。因此，如果允许农户将土地作为抵押品进行融资，那么金融机构会更主动地开展涉农贷款业务，因为相对于其他抵押品而言，土地无论是在价值稳定性还是市场接受程度上都较高，能极大地降低银行的信贷管理风险，进而可以发展出具备可持续性的农村金融商业模式。总之，鉴于目前农村金融市场上信贷配给现象依然严重，除了继续加大农村金融体制自身改革以外，农村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也需要同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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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田俊丽. 中国农村信贷配给及农村金融体系重构[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信贷配给论文篇4

二、信息不对称与逆向选择

由以上分析可知：第一，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即低风险的企业被高风险的企业逐出市场。第二，由于市场风险的上升，银行将逐渐调高贷款利率。

三、道德风险与信贷配给

信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主要是指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后改变贷款用途，将资金投向高风险项目，从而使银行面临的风险上升。下面将证明，和逆向选择一样，道德风险也将导致信贷配给。假设企业没有自由资金，贷款金额为1，有两种可以选择的经营策略：一种是稳健经营，此时能够取得确定性收益R0；另一种是冒险经营，此时收益有RH、RL两种可能性结果（RH>R0>1+i>RL=0），其概率分别是RH、RL。那么，企业稳健经营的必要条件是：

因此，银行的理性做法是，当ii?鄢时进行干预，对超额需求实行信贷配给，此时信贷供求缺口无法通过利率的调节自动实现均衡，这意味着道德风险将导致信贷配给。

四、信贷配给均衡与一般性均衡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认为：货币供求应该相等，当货币供给大于需求时，利率下降，反之利率上升。从长期来看，货币供求保持平衡，市场利率等于均衡利率。斯蒂格利茨和威斯则认为信贷市场上可能存在着一种长期的配给现象，实际利率比瓦尔拉斯的均衡利率要低。下面，我们用图1来说明：在信贷市场上确实存在着长期的配给均衡，而且对于银行来说，信贷配给优于体现帕累托效率的瓦尔拉斯均衡。

图中第一象限是信贷资金的供求曲线；第四象限是银行收益曲线，反映了银行收益与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第三象限是存款市场的供给曲线，反映了银行收益与资金供给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第二象限的45°线与第一象限的信贷供给曲线相对应。在第一象限中，贷款供给曲线LS与需求曲线LD相交于im，这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中所谓的市场出清的均衡利率，此时信贷供求相等，没有信贷配给现象。但是，当信息不对称时，银行无法根据每个企业的实际风险状况给出相应的贷款利率，只能根据自身的平均收益最大化来确定一个统一的贷款利率，此时的市场利率不是市场出清的均衡利率，而是使银行收益最大化的利率i?鄢。当ii?鄢时，由于利率的逆向效应大于正向效应，出于规避风险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银行将主动地实施信贷配给行为。当i=i?鄢时，银行收益达到最大化，此时无论利率上升或是下降，银行收益都将下降，因此将i?鄢定为贷款利率将是银行的最优选择，此时市场达到一个长期的均衡状态，在这种均衡状态下，信贷需求大于供给，对于超额的信贷需求，无论利率多高，银行都将不予贷款。

以上分析表明，当存在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时，对银行而言，配给性均衡优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

五、结束语

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信贷配给主要来自两个原因：一是随着利率的上升，贷款申请人的结构发生了逆向改变，低风险的企业退出市场，高风险的企业留在市场。二是随着利率的提高，从事低风险项目的企业，为了要偿还高额利率，也会转而从事更具风险的项目，从而增加违约风险。当银行通过信贷配给使信贷市场达到均衡时，市场利率通常小于使市场出清的均衡利率，此时利率不再是反映信贷市场供求状况的指标，这是中央银行在将利率作为中间目标时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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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程卫红：评述信贷配给论[J]，金融研究，2003年第11期。

信贷配给论文篇5

关键词：中小企业；供给曲线；信贷配给；征信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08-0071-03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08.14

一、引言

鉴于中小企业对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性，中小企业贷款困境一直广受关注。以往的研究大致沿着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从体制角度，研究改革进程中不完善的金融体制对中小企业信贷的影响；二是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探讨信息不对称的信贷市场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三是从企业规模入手，分析中小企业信贷需求的特点与对策[1]。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了许多应对之策，比如发展关系型贷款，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政府提供融资担保，建立中小金融机构等等。然而，如万解秋（2005）等学者对上述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2]，多年的实践也证实了上述措施大多于事无补，这就需要找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病因，并对症下药。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下的银行中小企业信贷供给曲线的特殊性，对中小企业贷款难进行了再研究，并在评析既有问题解决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治本之策。

二、中小企业信贷供给曲线的特殊性：贷款难根源再认识

中小企业贷款困境在信贷市场上具体表现为其成为银行信贷配给的对象。所谓信贷配给，是指由于银行报出的贷款利率低于市场出清利率，存在对贷款的超额需求，从而对信贷资源进行配给的现象。如果这种利差是由政府管制因素造成的，这种信贷配给被称为非均衡信贷配给；而在没有政府限制的情况下，贷款人自愿将贷款利率确定在市场出清利率以下而造成的信贷配给被称作均衡信贷配给，即Stiglitz & Weiss（1981）意义上的信贷配给[3]。本文将借助Stiglitz & Weiss（1981）分析视角，推导银行中小企业信贷预期收益曲线和信贷供给曲线[4]；然后进行信贷资金的供求分析，揭示中小企业贷款难的根本原因。本文分析立足于两个基本事实：我国贷款定价已具相当程度的市场化，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主要存在于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

（一）基本假设

对中小企业而言存在连续多个投资项目，每个投资项目有两种结果：成功与失败。成功的概率为P，成功时预期收益率为R；所有投资项目具有相同的期望收益均值T，且T为银企共同知识；每个项目需资金为1单位，企业无自有资金，仅存在银行融资，利率为r；P在区间[0，1]上密度函数为f（p），分布函数为F（p）。

（二）银行中小企业信贷预期收益曲线的推导

企业借款的预期利润为P[R-（1+r）]，而不借款时的预期利润为0。这样就存在一个临界收益R*，使借款人借款条件为：

R≥R*=1+r（1）

根据假设（2）有：

PR=T（2）

结合式（1）、式（2）可知，也存在着一个临界成功概率，使式（1）借款条件等价于：

P≤P*，P*=T/R*=T/（1+r） （3）

所有申请贷款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为：

p（r）= = （4）

式（4）对r求导有：

=- [p*F（p*）- pf（p）dp]（5）

式（5）小于0，说明平均成功概率与利率负相关：提高利率反而会降低贷款项目的平均质量。银行作出贷款决策时每单位贷款的期望收益为：

？仔b=（1+r）p（r）+[1-p（r）]0=（1+r）p（r） （6）

将式（6）对r求导有：

=p（r）+（1+r） （7）

式（7）由两部分构成，p（r）为正，可视为提高利率的收益效应；（1+r） 为负，可视为提高利率导致项目平均质量下降而带来的风险效应。 的符号取决于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绝对值的大小。当r0时，p*1，（1+r） 0，这样 >0；当r∞时，p*0，（1+r） -x（x≥0），这样 ≤0。这说明存在某个r*，当时，r≤r*时， ≥0；当r≥r*， ≤0。这样，？仔b与r之间的关系大致可表示为图1（？仔b可能不为单峰，但不影响经济分析）。

（三）银行中小企业信贷供给曲线的推导

在图2中，图A代表的是银行中小企业信贷期望收益与利率的关系，图B代表的是银行中小企业信贷供给与其期望收益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用图B中向上倾斜的直线代表银行信贷供给与其期望收益的关系，是因为供给曲线背后隐藏的是利润极大化的机制。为简化分析，近似地认为银行信贷供给与其期望收益间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图C曲线是45度转换线；图D便是银行中小企业信贷供给与利率的关系。

（四）中小企业信贷供给曲线的特殊性及信贷资金供求分析

中小企业信贷供求模型见图3。该框架下的中小企业信贷需求曲线与传统信贷需求曲线并无区别：给定借款者预期收益，信贷需求作为利率的减函数；然而关于银行中小企业信贷供给曲线却与传统理论大不一样。传统理论认为信贷资金的供给是利率的增函数；然而，引入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后，银行信贷供给并非取决于利率，而是取决于贷款的期望收益。利率也不是影响贷款期望收益的唯一因素，还有贷款的风险水平。如果贷款风险独立于贷款利率，那么，银行便可以在不增加风险的情况下提高利率，增加收益，从而消除信贷供求缺口，信贷配给便不会发生。对具有相对充分而真实信息的大企业的贷款更符合这种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大企业一般不会遭遇信贷配给的原因。也就是说，对大企业而言，银行信贷供给曲线是一条单调向上倾斜的直线。然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情况并非如此。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提高利率的行为可能会诱导逆向选择（潜在低风险借款人退出市场）和道德风险（借款人选择更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从而降低信贷质量（见式（5）），进而影响到银行预期收益和信贷供给。结合上文所述及公式推导，在引入中小企业与银行间信息不对称问题后，银行中小企业信贷供给曲线出现了“折弯”（见图3），即供给曲线是非单调的。中小企业信贷供求具体分析如下：

在信息不对称的中小企业信贷市场中，瓦尔拉斯均衡利率为rm，但市场均衡利率（也是银行的最优利率）却是r*，后者小于前者。因为在银行最优利率上，信贷需求为D，银行信贷供给却是S，S

三、结论与启示

导致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贷款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银行中小企业信贷供给曲线的非单调性，而这种非单调性又源于信贷市场上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解决中小企业贷款困境的有效对策应该有助于缓解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拉直中小企业信贷供给曲线。然而，发展关系型贷款、政府提供融资担保以及建立中小金融机构等前文所述政策大都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也是这些政策最终效果不甚明显的主要原因。比如发展关系型贷款，关系型贷款建立的前提应是银企间具备长期而稳定的关系，从而消除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然而，中小企业所处行业、企业规模、信息质量的特点，决定了其与银行之间并不具备这种前提；再如政府提高融资担保，这同样无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政府的行为仅是将风险转移到自身或者仅是改变了信息不对称的双方而已。更为严重的是这会使一些中小企业认为贷款是源于政府的救济，从而诱导更加严重的道德风险。

从上述分析的角度出发，本文认为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小企业征信体系才是克服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提高中小企业信用意识，改善中小企业信用环境，进而缓解中小企业贷款困境的符合市场经济行为的治本之策。事实上，许多国外研究已经证明了征信体系建设在这方面的作用[6]。近年来，人民银行不遗余力的推进中小企业征信体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抓住2013年国务院《征信业管理条例》出台的有利契机，从发展征信、防范风险、扩大信贷、推动经济发展的高度，主动出击，广泛宣传，积极加强与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沟通协调，统筹信贷、工商、税务、社保、海关、环保、法院等金融和非金融信息，及时更新，动态管理，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中小企业征信体系，为中小企业信贷市场提供一个公正、客观的参照系。这样就可以诱导有潜力的中小企业发出真实的信号，加大其发出失真信号的潜在成本，有效缓解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中小企业贷款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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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信贷配给论文篇6

关键词：信贷配给；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道德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中小型商业银行并起环境下小微企业信贷问题――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和博弈论进行分析

收录日期：2016年6月21日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稳定向前发展，银行只有改变以往经营模式方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开放程度的加大使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越来越激烈，承受的压力很大，很多跨国银行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都受到重大影响，我国的商业银行也受到重大冲击。巴春玉在论文中指出我国金融资本市场发展的重大阻碍在于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中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比较严重，这需要使体制弊端消除，进而改变商业银行从纵向监管模式向扁平化管理层次发展，才能较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商业银行信贷管理走向规范化道路。屈文洲、谢雅璐、叶玉妹等人在选择融资约束指标时借鉴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中的信息不对称指标PIN值，研究发现：公司的投资支出与信息不对称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进一步检验表明，随着信息不对称的加剧，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也在提升，且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融资约束与现金流敏感性呈非线性关系。平新乔、杨慕云的实证结果表明：用道德风险模型预测的信贷市场均衡，其与真实信贷市场均衡是一致的：抵押贷款的利率高于信用贷款的利率，但事后违约率，抵押贷款比信用贷款要高，即银行主要面对的不是事前信息不对称，而是事后信息不对称。冯涛等人分析了信息不对称对商业银行资产业务的影响，运用博弈论从成本效益角度分析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形成的原因，并对减少商业银行信息不对称提出一些建议措施。王宪全等人试图在已有理论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将理论与具体措施（包括贷款承诺、贷款专业化、与客户建立长期联系、建立科学的客户信息系统、第三方信息披露和金融法制建设等）相结合，形成一套涵盖贷款流程各个环节的不良贷款发生防范的可行方案。李文艳等人针对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出了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使得贷款利率管制逐步放开，同时完善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完善法律法规制度等。马文明等人指出要使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需要更新信贷管理理念、树立信贷风险意识，完善信贷管理流程，提高管理水平，加强信贷队伍建设等建议。彭蕴等人针对实际工作过程中各种信贷机制不完善、信贷人员责任心不强、缺乏监督等问题，指出应高度重视贷前调查工作、加强贷款过程监督、建立健全管理体制、加强信贷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等建议。刘双凤等人针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管理问题展开研究，提出升级银行结算系统、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与有关各方的沟通与协调的建议。郭红玉、黄晓薇、白新民等人采用VAR方法和情景分析法实证分析了规模约束下和资本充足率约束下的信贷管理问题。李论、郝晓琼等人指出维系信贷资金有效运转、有效防范信贷风险的高度重要性，提出明确目标客户、提高信贷的精细化管理水平，通过加强教育与培训来提高信贷人员整体素质，建立沟通机制和严密的风险控制机制，落实抵押担保制度、建立科学的业绩考评机制等对策建议。

本文旨在以往专家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信息不对称角度事前所表现的逆向选择和事后所表现的道德风险角度和博弈论角度对现今中小商业银行并起环境下小微企业信贷问题进行分析，以期能够得出一些对金融体系改革有帮助或者有用的建议。

一、信息不对称角度

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只有供给等于需求时市场才能达到均衡。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通过区分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的方法解释这些现象。本文浅显的分析一下信贷市场上出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我们知道，信息不对称指的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在相互对应的经济个体之间的信息呈现的不均匀、不对称的分布状态，由于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有利的地位，当然缺乏知识的人也就处于了不利地位。在如今中小商业银行数量大幅增加和国家鼓励创新的情况下，小微企业取得银行信用贷款却并没有那么容易，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商业银行和小微企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小微企业可能为了取得银行的贷款而将不真实的公司情况反馈给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也会对申请贷款的小微企业做调查，通过调查的方式充分掌握该企业的信息从而确定发放贷款与否。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借款方只有通过发送信号的方式才能够增大商业银行借款于该企业的可能性。从当今中国鼓励中小企业创新的角度来看，商业银行实际上也很难判断应否放贷于小微企业，虽然国家对小微企业的发展有一些支持措施，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当今中国的小微企业发展得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很多小微企业2～3年之内便倒闭，随着而来的便又是一轮新的小微制造企业购买了其厂房从而进行又一轮新的发展。所以，建立一个完善的信贷配给信号传递体制是十分重要的。

哈耶克最早提出信息对经济机制和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社会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是如何最佳利用散布于整个社会的信息。因为配置的优劣，依赖于决策者所掌握信息的完备程度和准确性。信息不对称事前所表现出的逆向选择是一种在交易前隐瞒自己所掌握信息，或者利用对方不知情来做出有利于自己选择的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为避免小微企业在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或者银行利用小微企业对商业银行各种贷款的信息不是充分了解的情况下所造成的相互之间的一种逆向选择行为，上述所讲到的建立一个完善的信贷配给信号传递体制十分重要。道德风险指的是交易双方签订契约后，由于信息不对称，一方可能采取自私的私人行动使交易的另一方处于不利情况或风险。比如，商业银行之前可能通过传递给银行良好的信号从而获得了商业银行的贷款，但是获得贷款之后便不好好经营，准备携款逃跑或者做出其他不利于商业银行的行为，为了预防这一情况，我们必须建立信贷体系的交易后处理机制，有利于保障双方完成信用贷款之后的利益，同时防止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道德风险现象。

综上所述，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主要给出两点建议：（1）建立一个完善的信贷配给信号传递体制；（2）建立完善的信贷体系的交易后处理机制。

二、博弈论角度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博弈的参与者便是商业银行和小微企业，而实际上商业银行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博弈，而当小微企业在同一家商业银行进行贷款申请的时候，相互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博弈。这时就出现了三个相互联系的博弈。这样来看的话，博弈的主体就会有三对，即商业银行与小微企业，小微企业与小微企业，商业银行与商业银行。

表1表示商业银行采取调查和不采取调查以及小微企业认真对待信号和不认真对待向银行发信号的分别获利指数：（小微企业获利指数，商业银行获利指数）；表2表示商业银行采取调查和不采取调查分别获利指数：（商业银行A获利指数，商业银行B获利指数）；表3表示小微企业认真对待信号和不认真对待向银行发信号的分别获利指数：（小微企业C获利指数，小微企业D获利指数）。分析之后发现，对于表1中的博弈主体商业银行和小微企业来说，两者的最优策略是（5，5），即（调查，认真）；对于表2中的博弈主体商业银行A和商业银行B来说，两者的最优策略是（5，5），即（调查，调查）；对于表3中的博弈主体小微企业C和小微企业D来说，两者的最优策略是（5，5），即（认真，认真）。当然，对于上述三种情况博弈结果对于博弈双方来说也是两者之间博弈的纳什均衡。当然，现实中也要具体看每个企业和各个商业银行之间采取不同策略所耗费的成本与获利的性价比以及各个个体不同的策略。具体的博弈以及银行应该如何建立放贷和信号对待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研究。（表1、表2、表3）

三、展望

本文对于现实生活中热门的小微企业和商业银行并起环境下的信贷问题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和博弈论角度进行了浅层次的剖析和解释，从信息不对称事前所表现的逆向选择和事后所表现的道德风险两方面分析了商业银行和小微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当然，也从博弈论角度对三种情况的博弈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分析，以期能够为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体系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做参考。首先，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分析得到，只有建立一个完善的信贷配给信号传递机制以及完善的信贷体系交易后处理机制才能从一定程度上解决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问题；其次，通过博弈论中的相关理论分析得出商业银行和小微企业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信贷配给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当然，对于实际生活弈的价值需要进行具体的斟酌考虑以及三个博弈之间相互之间是否有影响都值得我们再去做相关的研究和分析。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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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文艳.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其对策[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4.24.

[7]马文明.我国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12.3.

[8]彭蕴.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4.15.118.

信贷配给论文篇7

[关键词] 信贷配给 道德风险 金融抑制 融资

一、信贷配给产生的原因探析

信息不对称使商业信贷活动中的道德风险广泛存在于银企之间，成为产生信贷配给最重要的原因。本文从企业的项目选择及贷款偿还选择角度，探寻信贷配给产生的原因。

1.从项目选择角度来看。假定一个企业决策者有优、劣两个项目可供选择，项目的好坏取决于预期收益水平，而非项目的单位投资产出。一个预期收益高的项目即使其单位投资产出低也是一个优项目，而一个预期收益低的项目即使其在低概率成功条件下能获得高产出也是一个劣项目。银行从项目投资者处获得固定收益，希望所有的投资者都选择优项目。

但企业管理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并不完全遵从银行的意愿。在银行不监管企业贷款使用的情况下，只有满足使用贷款量小于选择优、劣项目的贷款临界债务量时，企业才会自觉地选择优项目。故在开始阶段，银行预期收益随企业所使用的贷款额的增加而增加；当贷款数量大于这个临界值时，企业便会选择成功概率极小的劣项目。所以银行会选择一个与预先设定的预期收益相对应的很接近的信贷量以保证银行所选择的这个信贷量不大于企业项目的贷款临界债务量。这实际上就是通过控制对借款满足度(即信贷配给)来控制借款者的道德风险。

2.从企业贷款偿还选择角度来看。假设企业单位时间内的投资收益是贷款数量的函数，如果企业投资收益小于贷款数量，企业将无力偿还贷款，这并非还款的道德风险，也可能是企业选择了劣项目。如果企业的投资收入大于其支付的本息和，大于不偿还成本，则企业会选择不偿还策略。企业偿贷的条件是有正的现金流入，投资收入要大于本息和。对银行而言，选择贷款项目的首要条件是企业利润为正。银行要消除企业选择不偿还策略的风险，应使信贷总量少于不偿还成本的贴现值。因此分析和观察企业的不偿还成本就成为银行决定信贷配给额度的重要因素，它决定了企业可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最大数量。银行为了减少风险和贷出成本，必然对中小企业实施信贷配给。

二、信贷配给的影响因素分析

1.发展中国家落后的金融体制已经构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这种落后的金融体制源于政府所实行的压抑金融发展的政策，麦金农和肖称之为金融抑制。这种抑制性的金融政策使得实际金融资产的规模有限，增长缓慢，有时甚至出现持续的下降。而企业对信贷资金的需求很旺，金融市场上便出现资金供不应求的现象，解决该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实行信贷配给。信贷配给情况下，资金配置和信贷投放往往并不取决于投资项目的预期回报率，裙带关系、政治压力等都可以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2.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自身在提供自身信息的能力上存在着劣势。一是由于中小企业的财务不规范，报表不健全，逃废债严重，信用度差，银行无法判断这些中小企业是否具有偿款能力及是否偿还贷款，从而容易对中小企业实行信贷配给。二是由于中小企业信息透明度低，可信度不高，银行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必然对企业抵押品有所要求，但在社会信用体系和担保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中小企业自身抵押物匾乏和有效担保不足，无法得到有效担保，必然遭到银行的信贷配给。

三、信贷配给带来中小企业融资困境

1.信贷配给致使银企关系不和谐。担保、抵押、财务透明度、企业经营状况等实际问题成为制约小企业融资瓶颈，这种不稳定的合作与借贷关系，构成了银企关系中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信息不对称在贷款申请中普遍存在，申请贷款时，借款人通常倾向于向银行披露有利于自己的信息，隐瞒或不披露不利的信息。金融机构把小企业融资难归因于企业内部缺少信用担保机构的担保，缺少抵押，财务透明度低，企业经营状况不理想等企业自身的“硬伤”。相互的这种不和谐，扩大了信息不对称，加剧信贷配给和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

2.信用等级成重要考核指标。金融机构为了减少道德风险将信用等级作为贷款在审批发放中的重要考核指标，对信用评级的作用有着很高的期望：企业要进行信用担保，不仅需要完善自身资质，使自身的公信力得到全面提高，同时也需要政府、金融机构、社会等全面努力为之服务。尽管金融机构对企业的信用评级给予厚望，认为对小企业融资已然打开方便之门；但由于小企业自身信用等级较低，自然抗风险能力较弱，银行贷款反而更受到限制。据调查，只有42.36%的中小企业知道信用评级，而绝大部分都没有做过信用评级。信用体系的不完善造成了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中小企业难以获得金融机构的完全信任，融资难在所难免。

3.高利率导致中小企业贷款增长缓慢。为了尽量减少道德风险和贷款损失，金融机构不得不提高贷款利率。面对苛刻的贷款条件，融资渠道单一的中小企业无力或不愿承担高利率而陷入了融资困境。信贷配给的背后是借贷双方在贷款利率上的尖锐矛盾。用提高利率的方式来降低道德风险，对借贷双方来说都绝非“免费的午餐”。信贷配给在提高企业贷款门槛的同时，也给银行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后果，金融机构的贷款对象增长缓慢。

四、结论

总之，非对称条件下企业的道德风险导致了信贷配给现象的产生。在金融抑制以及中小企业财务制度不规范，担保机制不健全等众多因素影响下，信贷配给带来了中小企业融资困境。要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其一，必先缓解信贷配给，如果能够消除道德风险，那么信贷市场就能够达到瓦尔拉斯均衡，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境界。其二，利率市场化是解决融资难的关键。进一步深化利率改革，让商业银行的风险和收益尽可能对称以缓解这个问题。其三，解决融资难问题，还要从中小企业自身内部寻求出路。中小企业要积极寻找新的适合自身的融资途径，减少对银行贷款的过度依赖。

信贷配给论文篇8

关键词：信号传递；金融抑制；农村金融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3-0044-02

引言

金融抑制是农村金融市场普遍存在的现象。近年来，中国农村金融机构的供给一直在增加，除了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外，2006年批准成立93家农村银行类金融机构开业，2007年开始设立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金融抑制的现状。但农村金融机构供给增加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金融抑制问题，“有机构、缺服务”、“有制度、缺执行”、“有存款、缺贷款”现象依然十分严重。

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村金融机构在放贷时要求贷款农户提供抵押品。但是在现实背景下，大部分农户无法提供金融机构合意的抵押品。为降低风险，农村金融机构只有实行信贷配给，从而造成农户金融抑制问题。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如果能够找到合适信号显示农户的还款能力，使农户与金融机构的博弈达到分离均衡，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农贷技术就可以部分解决农户金融抑制的问题。

一、国内农户金融抑制的现状

1.农村政策性金融结构职能缺位。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履行对农户和农村企业的扶持和保护职能，但其未能很好地调控农村经济、支持农业发展。如85% 的农户认为银行或信用社从未对其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专门辅导；70%的农户认为银行或信用社办理贷款的手续烦琐、历时长；65% 的农户和乡镇干部认为农村金融机构网点不能满足当地需求。

2.农村信用社的贷款覆盖面非常有限。由于在加快产权改革之后，农村信用社更加强调贷款的安全性和收益性，选择性贷款趋势加强，贷款结构单一。半数以上的农户认为个体工商户可以更方便地向信用社借钱，而农户，特别是贫困户，不能方便地向农村信用社借款，且有担保人与否占其申请贷款条件的比重最大。

3.农户金融需求特征明显。从农户所需资金的用途来看，60% 的贫户农户贷款用于生活与消费，如看病、子女育等。这些用途都属于非生产性支出。从农村资金需求的特点来看，不论是农户还是农村企业，所需贷款往往是临时性的生产周转需求，而这种需求既难满足正规金融的 “高门槛”，往往也很难有足够高的预期收益来支付非正规金融的高成本。农户认为农业生产的回报率较低，加上物价的剧烈上涨导致了广大农户的非生产性消费需求加大。

二、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1.金融机构宏观视角。张杰（2005）从长期视角研究中国农贷制度，认为应该给“内生金融”提供成长的土壤，完全照搬商业银行模式不适合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实际。针对金融结构和资金价格中存在的问题，农民得不到金融支持，仅仅靠自我积累生产规模难以扩大，当前改革的方向首先是改善金融机构，增加能够给中小企业和农民提供贷款的地区性中小银行，增加涉农资金的供给（林毅夫，2007）。

2.农户微观视角。Kochar（1997）基于印度的数据表明，印度农户普遍存在信贷配给现象。为了系统研究信贷配给给农户带来的影响，Boucher等（2008）在数量配给的基础上引进了“风险配给”的概念，并实证检验了风险配给对农贷政策的影响。Guirkinger 等（2008）利用秘鲁的数据，在对信贷配给进行完备分类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信贷配给对农户农业产出的影响。朱喜和李子奈（2006）区别了两种不同的信贷配给：数量配给和服务配给。所谓数量配给，即银行向农户提供的贷款数量不能达到农户的需求规模。服务配给是指银行拒绝向具有贷款需求的农户提供信贷服务。韩俊等（2007）利用全国1 962户农户典型调查数据，应用Probit和Tobit模型对信贷配给条件下农户借贷的发生率和借贷需求规模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利率不是农户考虑的主要变量，农户的家庭收入、生产经营特征和家庭特征是影响农户借贷的主要因素。李锐和朱喜（2007）利用Match模型区分了是否贷款和贷款多少，计量分析了农户金融抑制的程度及福利损失的大小。研究发现，农户金融抑制的程度为70.92%，所有农户平均福利损失约为15%。刘西川等（2009）提出了一个可以直接识别和完备分类信贷配给的概念性框架，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影响农户对正规信贷需求及其规模的因素。

上述研究虽然加深了对农户金融抑制问题的认识，但较少涉及如何解决农户金融抑制问题。部分学者从农贷技术设计视角对该问题展开研究。为减少监管成本，贷款者通常要求借款者相互之间提供担保。Christian Ahlin等（2007）应用泰国数据研究居民财富与担保形式之间的关系。陈建新（2008）利用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对传统的农贷技术、农地抵押技术和小额信贷技术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在激励相容问题上，小额信贷和农地抵押都是符合激励相容条件的。在有效利用信息问题上，小额信贷技术的信息成本要高于农地抵押技术。小额信贷技术是市场环境处于中等完善情况下的最优选择，而农地抵押是在市场环境比较完善情况下的最优选择。Madajewicz（2010）讨论了联合担保和个人担保并存的经济学机理。研究发现，低收入者通过联合担保相互监管，有效降低信贷提供者的监管成本；低收入者中相对富有者倾向于使用个人担保技术。两种担保技术都是农户效用最大化的最优选择。

三、政策建议

1.农户收入结构作为经济信号减少农户金融抑制。农户收入分为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随着农民外出打工、种粮补贴以及新农合等新情况的出现，农户收入结构发生变迁。具体表现为高收入农户的非农收入占比高，低收入农户的农业收入占比高，且二者差距有拉大趋势（潘志强、孙中栋，2007；陈立中，2008）。把农户收入结构作为一种能够反映农户类型的经济信号引入信号显示模型。给具有非农收入占比高的农户进行放贷可以有效减少农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该建议实施的前提条件是金融机构能够以较低成本了解农户的实际收入结构，而这一点正是中小银行的优势所在。从农村金融的供求分析，“正规”的农村金融很难满足当前的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民间金融信贷为农村金融提供了必要的补充。在中国农村，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条件下，农村民间金融起到特殊又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有利政策的支持下，要鼓励民间资本在农村发起设立村镇银行、专业化贷款公司，增加农村信贷供给，在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设立民营银行，实现农村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积极引入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培育多样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使各金融主体在竞争环境下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降低农户贷款成本，切实加强对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服务。

2.农地租赁权抵押作为经济信号减少农户金融抑制。土地所有权是一个理想的抵押物，但是由于中国现有法律体系的限制，农户并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而仅拥有土地的租赁和使用权。虽然只有58.4%农户拿到了土地承包合同或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叶剑平，2010），但是农户拥有土地租赁权确是不争的事实。

3.个人信誉和小组联合担保作为经济信号减少农户金融抑制。个人信誉担保是一些非政府组织（NGO）实行的一种担保机制，该方法已经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小组联合担保机制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担保机制。一些单独无法取得贷款的农户联合起来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如果其中一位农户无法还款，则小组中的其他农户需要替他还款。这样部分解决农户既无抵押物又无足够信用申请贷款的难题。

4.继续开展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试点。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和“农户社区内互助合作”的原则，构建盐城市地方性、区域性、小型化、草根性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体系，是解决目前农村金融市场供求矛盾的最佳选择。农村合作性金融是合作社员联合起来自愿入股、团体互助的一种资金融通形式，与商业金融不同，它是基于互助原则、共担风险的金融形式，其本质上是一种“人合”即人的合作。合作金融组织与其成员之间，既是借贷关系，又是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关系。通过社员之间的互相了解、制约，将社员与金融组织的信息成本内部化，来解决资金融通中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高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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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潘志强，孙中栋.非农化进程中农户农业投资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1）：8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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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杰.农户、国家与中国农贷制度：一个长期视角[J].金融研究，2005，（2）：1-12.

信贷配给论文篇9

【关键词】直接融资；间接融资；资本结构理论；信贷配给理论

银行倾向于保重点客户，贷款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中小企业的贷款难度进一步增加。能够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大多上调15―50%之间，部分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有可能面临资金链条断裂的危险。一方面，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济宁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与其重要地位相对的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过程的重要瓶颈，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1 中小企业的分类标准

中小企业是与所处行业的大企业相比人员规模、资产规模与经营规模都比较小的经济单位。不同国家、不同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行业对其界定的标准不尽相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动态变化。各国一般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对中小企业进行定义，质的指标主要包括企业的组织形式、融资方式及所处行业地位等，量的指标则主要包括雇员人数、实收资本、资产总值等。量的指标较质的指标更为直观，数据选取容易，大多数国家都以量的标准进行划分。

2 企业融资的内涵

“融资”，顾名思义，就是资金融通，其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融资也叫金融，就是货币资金的融通，当事人通过各种方式到金融市场上筹措或贷放资金的行为。它是一种资金双向互动过程，不仅包括资金的融入，还包括资金的融出。本文研究的中小企业融资主要是从狭义上讲的融资，即是一个企业的资金筹集的行为与过程。也就是企业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状况、资金拥有的状况，以及企业未来经营发展的需要，通过科学的预测和决策，采用一定的方式，从一定的渠道利用内部积累或向企业的投资者和债权人去筹集资金，组织资金的供应，以保证企业正常生产需要，经营管理活动需要的一种经济活动。

3 中小企业融资方式的分类

3.1 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企业融资方式总的来说有两种，即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内源融资是指公司经营活动结果产生的资金，即公司内部融通的资金，它主要由留存收益和折旧构成，是指企业不断将自己的储蓄（主要包括留存盈利、折旧和定额负债）转化为投资的过程。内源融资对企业的资本形成具有原始性、自主性、低成本和抗风险的特点，是企业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内源融资是企业首选的融资方式，是企业资金的重要来源。外源融资是指企业通过一定方式向企业之外的其它经济主体筹集资金。外源融资分方式包括：银行贷款、发行股票、企业债券等，此外，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融资租赁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属于外源融资的范围。

3.2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

按照融资过程中资金运用的不同渠道，可以把企业融资方式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是“间接融资”的对称，是没有金融机构作为中介的融通资金的方式。需要融入资金的单位与融出资金单位双方通过直接协议后进行货币资金的转移。直接融资的形式有：买卖有价证券，预付定金和赊销商品，不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货币借贷等。间接融资，是指拥有暂时闲置货币资金的单位通过存款形式，或者购买银行、信托、保险等金融机构发行的有价证券，将其暂时闲置的资金先行提供给这些金融中介机构，然后再由这些金融机构以贷款、贴现等形式，或通过购买需要资金的单位发行的有价证券，把资金提供给这些单位使用，从而实现资金融通的过程。

3.3 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

按照股权融资过程中形成的产权关系，可以把企业融资方式分为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股权融资是指企业的股东愿意让出部分企业所有权，通过企业增资的方式引进新的股东的融资方式。股权融资所获得的资金，企业无须还本付息，但新股东将与老股东同样分享企业的赢利与增长。所谓债权融资是指企业通过借钱的方式进行融资，债权融资所获得的资金，企业首先要承担资金的利息，另外在借款到期后要向债权人偿还资金的本金。债权融资的特点决定了其用途主要是解决企业营运资金短缺的问题，而不是用于资本项下的开支。

4 企业资本结构理论

4.1 早期资本结构理论

早期资本结构理论如果企业只采用权益资本和负债两种融资方式，那么总资本成本率就是权益性资本成本率和债务性资本成本率的加权平均成本率。而企业的目标又是实现企业的市场价值最大化，企业的市场价值一般是由权益资本价值和债务价值组成。由此可见，在企业息税前盈利既定的情况下，总资本成本率最低时，也就意味着企业的市场价值达到了最大值。因此，衡量企业是否实现了最佳的资本结构，主要是看企业的市场价值是否最大或资本成本是否最低。杜兰特（D. Durand， 1952）将早期的资本结构理论分为净收益理论、净营业收益理论和传统理论（也称折衷理论）。

4.2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在早期资本结构理论中，折衷理论看起来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但该理论并非依据历史资料推断出来的，而是根据经验判断得出的，因此在实际中往往会产生偏差。以MM定理为代表的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出现，则将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4.3 新资本结构理论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新资本结构理论。新资本结构理论是在MM定理和权衡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博弈论、融资次序理论、信号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并深入到企业内部和制度方面对企业的资本结构展开了研究。

4.4 信贷配给理论

信贷配给是指在银行确定的贷款利率条件下，信贷市场对商业贷款的需求超过供给的状况，它是信贷市场的一种典型现象。Keeton（1979）提出了两种存在信贷配给的情况：一是按照银行标明的利率，在对贷款人进行信用评级的基础上，所有贷款申请人中一部分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被拒绝，即使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二是给定的借款申请人的借款申请只能部分地被满足。

信贷配给理论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有较强的解释力。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济宁市也不例外，因此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严重。信贷配给模型所揭示的信贷配给机制和相应的政策含义，有助于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解决。

4.5 关系型贷款理论

中小型企业关系贷款理论最早由Greenbaum和Thakor（1993）最早提出。他们认为当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时，企业就会寻求变通的方法。通过与银行的长时间的交往，企业可以与银行建立更紧密关系。而随着关系时间长度和范围的扩展，银行可以更好地监督企业。“关系”将银行与企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参考文献】

信贷配给论文篇10

Kletzer和Bardhan(1987)指出：“关于东亚成功经验的研究性文献经常强调动态比较优势和资金获取较便捷二者之间的联系。关于贸易和产业政策的相关文献认为，东南亚国家运用选择性的信贷配给，以实现其贸易和产业调整目标，比一般地实行贸易保护和外汇管制更有效”。所以，政府如何通过金融发展来动员和利用资金，不但会影响经济增长，同时也会影响到一国的国际贸易。Rhee(1989)也强调了金融对于贸易的重要性，因为出口商必须获得必要的贸易融资才能完成出口订单。所以，不论是出于拓展金融发展理论、贸易理论的需要，还是出于对东亚经济成功经验的分析，我们都有必要对金融发展与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

然而，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往往不是直接从金融抑制一下子过渡到金融自由化，而是经过了一个中间环节——金融约束阶段。在金融约束阶段，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金融和某些需要优先发展的部门创造租金，并对信贷的使用加以干预。本文的目的是针对金融约束阶段的战略特征，来研究金融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的影响。由于韩国是实行金融约束战略的代表性国家，我们以韩国为例来进行这个问题的研究。

一、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与金融约束

金融发展理论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两位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于1973年创立的。在那一年，他们分别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注：这两本书的中文版由上海三联书店于1988年出版。）从此，“经济发展理论和货币金融理论两股巨流终于交汇融合起来”。（注：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10月第一版译者序。》）他们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断，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欠发达归咎于金融抑制。他们指出，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和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从而出现了对储蓄和外汇的过度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对储蓄和外汇的使用必然采取硬性分配，这导致寻租盛行，有限的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总之，该战略会中止或严重妨碍经济发展的进程。相反，具有金融“深化”效应的新战略——金融自由化战略——则会不断地促进经济发展。

麦金农和肖认为，要发挥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应放弃他们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自由化”或“金融深化”。金融深化的核心内容是“促进实际货币需求的增长”。为此，就必须取消不恰当的利率限制，让银行等金融机构有权提高存贷款的名义利率，保证货币资产的实际收益为正数，以此来吸收储蓄，优化投资结构。另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放松汇率限制。金融深化的进行还包括财政政策的协调，放松对金融业务过多的限制，允许金融机构之间开展竞争等方面。麦金农和肖指出，推进金融深化战略将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因为存在着金融深化的四个效应，即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

麦金农和肖理论的提出，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意义，金融发展理论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不容低估。麦金农和肖的金融发展理论在上世纪70年代问世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韩国、阿根廷、马来西亚和我国台湾省）受其影响，进行了金融自由化的实践。但迄今为止，金融自由化改革成功的例子很少（陈观烈，1988；赫尔曼等，1998）。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尚不具备金融自由化所要求的前提条件（赫尔曼等，1998）。一个金融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直接采用自由的金融市场模式是难以令人置信的。所以，金融自由化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实行自由化的国家频频发生经济危机。

鉴于此，赫尔曼等(1998)经济学家认为从金融抑制一下子过渡到金融自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是不现实的，应该有一个过渡阶段。他们吸取了信息经济学的成就，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于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金融约束政策可以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金融约束理论的提出者认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租金在减少与信息相关、妨碍完全竞争市场的问题方面，能起到积极的作用。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特别是，租金诱导民间部门当事人增加在纯粹竞争的市场中可能供给不足的商品和服务，例如对投资进行监督和提供吸收存款的准备条件。

所以，在经济处于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以及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政府要对存贷款利率进行控制，同时限制市场准入。通过对存贷款利率的控制和限制市场准入，不但可以动员经济中的储蓄，避免因竞争而导致的社会资源的浪费，稳定金融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另外还要实行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

随着金融深化，尤其是随着金融部门资本基础的加强，这些干预应逐步放松，经济将转向更传统的“自由市场”模式。所以赫尔曼等(1998)指出，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发展和向更自由、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的方向迈进而进行调整。金融约束的最优水平——用干预的强度和广度来衡量——将随着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而下降。

赫尔曼等(1998)研究者认为：“金融约束使更多的项目可从正式的金融中介获得融资，从而对投资资金的配置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政府更有可能直接干预资金的配置，因此有必要讨论定向信贷和产业政策。”采取金融约束战略的经济体，政府一般对贷款的使用加以干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干预的方式和资金重点投放的行业也不同，这反映了政府的经济目标。正是如此，金融约束对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对国际贸易的水平和结构就产生了影响。当然，本文仅仅探讨金融约束对国际贸易的水平和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在实行金融约束战略的国家（地区）中，韩国被认为是实行金融约束战略比较成功的国家。所以我们以韩国为例进行分析。

二、韩国金融约束下的信贷自选择机制

韩国在上世纪60-70年代实行的是金融约束而非金融自由化，这可从韩国政府对利率的控制，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等方面判断出来。韩国政府对信贷使用的干预有其理论基础；在对出口行业的信贷支持上，韩国实行的是自动信贷配给制，我们随后将会看到，这种制度有力地促进了韩国出口的增长和出口结构的转变。

1.韩国20世纪60年代实行的是金融约束而非金融自由化——金融发展战略的判断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金融的控制：它国有化了商业银行，修正了中央银行法案，使韩国银行从属于政府。1965年实施了利率改革，把银行的利率水平翻了一番（Vittas和Cho,1995）。这次改革一方面大幅度提高了利率，使其保持在正的水平上，另一方面银行利率仍大大低于市场利率。利率的提高不但成功地吸收了私人储蓄，并且使资金从不受规制的非正式部门转移到了政府牢牢控制的银行部门。由于这个原因，政府能够提高它对金融资源配置的控制水平。利率仍低于市场利率使得政府得以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赵润济(1998)在对韩国的一项研究里得出了如下结论：“韩国（20世纪）60年代的利率政策可以说是一种金融约束”。

在上世纪60-70年代，韩国的银行部门获得了租金。这些租金的获得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第一，来自于政府规定的存贷利差；第二，来自于中央银行为商业银行提供的低息贷款，在整个1960年代，中央银行为商业银行提供的信用占商业银行贷款总规模的20-30%（赵润济，1998）；第三，来自于对商业银行准备金所支付的利息；第四，来自于银行领域的进入限制。

与此同时，经济中的其他部门也获得了租金。商业银行信贷主要被用于优先发展的部门。在上世纪60年代是出口部门，在70年代除继续支持出口部门外，主要用于重化工业。对于这些部门的贷款，政府都规定了较低的利率，以保证这些部门能得到扶持。另外，政府还允许商业银行为民间部门的借款进行担保，由于国内利率高于国外利率，所以政府部门通过对民间部门国外借款的批准，来保证国外信贷有选择地用于支持产业政策目标。另外一种补贴方式是为出口提供贴现，以补充在发展中国家还很不完善或根本就不存在的许多融资机制(Rhee,1989)。

如上所述，韩国政府控制了利率，但保持实际利率为正；在金融部门和产业部门创造租金；同时对信贷的使用加以广泛的控制——这一切表明，对金融部门的干预是相当广泛的。籍此我们可以认为，韩国在60-70年代实行的是金融约束战略。

韩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计划减少对信贷市场的政策干预，但是，在实践上它不得不继续介入以重新构建陷入财务困难的公司；80年代后期，信贷项目主要集中于社会项目和收入再分配（Vittas和Cho,1995）。我们对韩国金融约束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分析仅限于20世纪60-70年代，而不把80年代包括在内。一方面是因为该时期金融政策趋向于自由化；另一方面是因为该时期的信贷政策也与60-70年代不同，当时的信贷政策是以促进出口和工业化为目标的。

2.政府干预信贷的理论基础

在一个信息完美且没有成本的世界中，政府没有必要对金融机构的信贷加以干预。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信息高度不完美，且存在大量的信息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信贷并不必然被配置到它最好的用途中去。信贷配给起因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起因于监控和证实成本，起因于合约履行成本。基于以下几个理由，政府需要对信贷市场进行干预。

使用信贷安排的一个理由是，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外部性，市场失灵和协调失灵会造成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存在差异（赵润济，1998）。如果政府不对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与补贴，显然会导致具有正的外部性的经济活动供给不足。

第二个理由在于，商业银行发放的长期贷款过少，这不利于企业成长。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那些公司信息披露非常不完全的国家，商业银行普遍不愿向回收周期长、风险大的项目融资，即使它们有更高的总体收益。这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这样一来，在信息不完美和具有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里，政府若对银行信贷采取适当的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商业银行自发提供长期信贷的不足（Vittas和Cho,1995）。

对于信贷安排的第三个可能的动机来自于政府在信贷供给方面可能享有的比较优势。政府可能在项目甄别上具有比较优势（由于政府机构比私人公司占有更多的信息），可能在监控和证实结果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由于政府实体比金融中介机构可能具有的相对高的组织效率），可能具有更低的履约成本（由于政府拥有税收和政策权力）（Vittas和Cho,1995）。

3.韩国的金融约束与国际贸易——自动信贷配给制

在朴正熙总统执政时期(1961-1979)，韩国采取了一项信贷配给制度——自动信贷配给制(automaticcreditallocation)。根据出口业绩的自动信贷配给制是这样一种制度：政府确立游戏规则，规定每一个企业所得到的低利息信贷的多少和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业绩相联系——出口业绩越好，则它可自动获得的无抵押补贴贷款就越多。这种制度的建立对于韩国推动出口部门的快速扩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Hong(1998)认为，韩国出口导向增长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种信贷配给体系。

韩国的自动信贷配给体系之所以被采取并取得了对出口支持的成功，除了前面说过的政府干预信贷的理由之外，还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注：Hong:(1998)。）

(1)该自动配给体系可减少官僚和政治家对信贷分配的干预。政府对商业银行信贷广泛的配给和干预，一方面有助于政府实现产业目标和经济目标；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政治家和官僚对信贷的干涉。这种干涉使得信贷不一定被配置到能产生最大化社会或经济收益的地方。在自动信贷配给制度实行时期(1961-1979)，任何企业家都能通过采取出口相关的活动自动获得短期银行信贷。出口部门企业家的精力就只集中于创新，而不必过多地考虑和官僚、银行官员打交道，一个国家的潜在企业家才能能被调动起来用于出动，这样就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率。

(2)有利于克服韩国金融的落后，克服逆向选择问题，节省调查成本。

在韩国根据公司出口业绩进行信贷配给的体制下，有希望的企业家不只被金融体系所评价，同时也被国际市场上的成本－质量竞争的自然选择过程所评价（King和Levine,1993）。所以，根据公司出口业绩的信贷配给体系能很好地克服金融抑制下固有的逆向选择问题。也就是说克服了韩国金融机构落后，不能对贷款申请者的项目进行正确评价的问题，使得储蓄得以流向高收益的投资项目。由于贷款是自动配给，对于在出口市场上有创新活动的企业家可以自动得到贷款，同时也节省了调查成本。

三、金融约束与国际贸易

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大量创造租金、分配租金的行为非常普遍，但获得租金的部门在不同的金融政策下有所不同。在韩国20世纪60、70年代的金融约束战略下，金融部门和政府优先支持的部门获得了租金。通过自动出口信贷配给制度，60年代出口部门获得了租金，70年代在继续实行该制度的同时(Hong,1998)，政府大力支持重化工业的发展（Vittas和Cho,1995；赵润济，1998）。通过信贷干预，政府得以影响韩国的贸易结构和水平。

据赵润济(1998)测算，金融部门（通过银行贷款）所产生的租金占GNP的份额在1968-1969年平均为5.55%，在1970-1979年平均为7.65%，在1980-1983年平均为9.95%。（注：租金＝信贷总额×（场外市场利率－银行贷款利率）。转引自赵润济(1998)。）这说明，由银行贷款分配产生了大量的租金给政府优先支持的行业。

除了出口企业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外，1966年韩国的《外资引进法》还允许国有银行为民间部门的国外借款进行担保。政府通过对企业国外借款的担保使国外贷款有选择地用于支持产业政策目标。与国外贷款相联系的租金数额十分巨大。据赵润济(1998)估计，20世纪60-70年代，该租金占GNP的比重在8%-15%之间。

租金被创造出来后，在20世纪60年代被主要用于出口部门，以推动韩国出口行业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除继续支持出口部门外，主要用于重化工业。由于重化工业的发展也对出口有影响，所以我们的分析也把上世纪70年代包括在内。

在出口推动中，由出口信贷计划提供的信贷占银行信贷总量的比例由1961-1965年间的4.5%提高到7.6%(1966-1972)，后又提高到13.2%(1973-1981)。另外，对出口信贷的利率补贴数额也很巨大：在1966-1972年间，出口信贷利率比普通贷款利率平均低17.1%。出口商接受的支持还包括其他各种信贷计划（如出口业设备基金），以及与政府指令或行政指导相一致的其他优惠信贷配给。在韩国出口业扩张时期，信贷补贴构成了出口补贴的主要部分，并在1967年达到了最高峰，当时，利率补贴占出口总额的2.3%，远远高出同年1%的财政补贴。（注：这些数值转引自赵润济(1998)，第251-252页。）由出口信贷所产生的租金占GNP的份额见表1。

表1由出口信贷产生的租金（10亿圆，%）（韩国）

年份出口信贷a(A)A×利息差b(B)租金(B)/GNP

19633.91.40.3

196410.04.60.7

196512.14.00.5

196616.65.40.5

196732.49.80.8

196843.413.10.8

196980.721.50.9

1970161.643.31.7

1971248.557.91.8

1972231.849.11.3

1973416.298.62.0

1974652.6144.22.1

19751042.7269.03.0

19761511.5347.62.9

19772616.0499.72.9

19783764.8854.63.7

19795642.81320.44.5

19806957.41739.44.7

19816957.41321.92.9

19828192.01892.43.7

19839232.61458.82.5

注释：a.年末贷款余额。

b.利息差＝场外市场利率－出口信贷利率。

银行信贷被优先分配给重化工业的比重从上世纪70年代起不断上升。1970年，在制造业内部，重化工业得到了国内银行信贷总额的22.6%，到1980年，重化工业所得到的信贷额上升到32.1%。对国外贷款的分配也是信贷支持总量中很大的一部分，例如，1972-1976年间，制造业获得了国外商业贷款总额的66.1%，其中的64.1%被用于重化工业。在1970年代，巨额的信贷支持使得向重化工业进行大量投资成为可能。（注：赵润济(1998)，第254-255页。）

韩国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表2我们可以看出，韩国1960年代的制造业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而出口增长率又大大高于制造业增长率，达到38.2%；制成品占出口份额在1970年是1962年的3倍；与此同时，制造业占GDP份额和贸易依存度1970年都比1962年有了很大提高。

表3表明了1970年代的工业及出口结构变化。从1970年到1979年，制造业在GNP中的份额、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的份额、制成品在出口中的份额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重化产品在制成品出口中份额的提高更是惊人（1970年的15.5%提高到1979年的43.1%）。

表3韩国1970年代工业和出口结构变化（百分比）

制造业在GNP中的份额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的份额制成品在出口中的份额重化产品在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

19701979197019791970197919701979

21.228.739.254.983.689.115.543.1

表4是韩国1961-1981年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几个关键年份出口构成的变化。通过该表我们可以看出，食物和原材料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制成品和机器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其中制成品由1961年的8.6%上升到了1981年的87.4%，而机器由1961年的1.8%上升到了1981年的10.9%，这两类产品的出口比重上升还是比较大的。这说明，韩国对出口的信贷鼓励不但促进了出口，而且还改变了出口的构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的信贷政策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表4韩国出口构成变化（占总出口的%）

1961196619721981

食物--16.36.3

原材料50.222.58.21.4

制成品8.661.268.987.4

机器1.83.16.710.9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20世纪60-70年代实行的自动信贷配给制，韩国的信贷及租金许多流向了出口部门——在70年代除了流向出口部门外，政府还重点支持了重化工业的发展。很明显，如果没有政府对信贷分配的干预，出口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出口结构的迅速改变都是不可能的。这说明，在韩国所采取的金融约束战略下，金融发展可以显著影响国际贸易的水平和结构。

四、结论和简要评价

金融约束是由金融抑制走向金融自由化的一个阶段。在金融约束阶段，政府在金融部门和优先发展的部门创造租金，并且对信贷的使用进行干预。这种干预会影响到该国产业和出口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信贷是有经济学根据的。Hong(1998)在对韩国金融发展的研究中认为，“的确，在象韩国这样的国家中，信贷配给是实施出口推进战略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他认为，和出口业绩相联系的自动信贷配给制比较成功地推动了韩国的出口。使用韩国20世纪60-70年代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这说明，在实施金融约束战略的经济体里，信贷政策会影响到该国的国际贸易水平和结构。

但是，必须明确认识到，金融约束的作用不应该被过分夸大。因为在金融约束论中，租金创造的效率和收益的产生有许多前提，比如居民对存款的利率不敏感而对存款的安全性和金融中介的效率很敏感等，这些条件在现实中不一定能被满足。即使可以被满足，政府对银行业竞争的限制也不一定能保证银行业（比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有更高的效率。固然，政府通过干预信贷的确能影响贸易的增长和结构的改善，但是，这种增长和改善是不是以牺牲其它部门的发展为代价的，或者说是不是一种低效益的增长，现在还不十分明确。

对这种战略的另一个顾虑是：政府干预金融的优势取决于政府的动机和效率。政府并不总是“做正确的事情”，即使它们有一些比较优势。政府对信贷配给的干预常常引起寻租、腐败和挤出(crowdingout)，而非寻求有效的工业项目。在以政策为基础的借款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如何能阻止寻租行为破坏政府政策的增长目标（Vittas和Cho,1995）。更重要的是，金融约束在本质上是一种温和的金融抑制（如控制存贷款利率和限制银行业进入等），它有可能会倒退到金融抑制，重新引起国际贸易的扭曲。即使不会倒退到金融抑制状态，政府中掌握体制运作的官僚为了既得利益，也有可能在金融约束的经济合理性消失之后，仍将其长久地保持下去。所以，我们应该以理性的态度看待金融约束对国际贸易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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