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约束论文十篇

信贷约束论文篇1

关键词：信息不对称；贷款博弈；信贷约束

1银企博弈模型分析

1.1模型的假设

博弈参与人包括银行和申请贷款的企业，由于我们假定双方是在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博弈，故不存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申请贷款的企业有两种类型：“诚实守信”的企业和“做假骗贷”的企业。“诚实守信”的企业在投资成功时能够按期向银行交付贷款和利息，“做假骗贷”的企业在投资成功时欺骗银行投资失败，试图骗取贷款。企业投资于生产项目的资金为K+L，其中，K为企业的权益资金，L为企业的债务资金，为突出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贷款分析，我们假设企业的债务资金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并假设企业的贷款成本为IL，贷款利率为r，贷款期限为T，银行的贷款成本为UL。当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收益为A（K+L）。A（K+L）>K+［1+r（T）］L，企业应按时向银行交付贷款和利息［1+r（T）］L；失败时，银企双方收益均为零，因此当企业投资成功时存在道德风险。银行向“诚实守信”的企业贷款，当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能按期收回本金和利息［1+r（T）］L，银行向“做假骗贷”的企业贷款。当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将无法收回本金和利息。

我们认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即企业知道自己的类型，而银行不知道企业究竟属于哪一类，银行只知道企业投资于生产项目的平均成功率为P。“做假骗贷”的企业通过做假欺骗银行投资失败，欺骗成本为WL；“诚实守信”的企业则向银行提供真实的类型。银行核查的成本是VL，贷后“核查”的效率是100％，即贷后“核查”可以准确判断企业的类型。若银行核查到企业在做假骗贷，企业必须承担事发后的惩罚成本R，R同时是银行的收益，［1+r（T）］L

1.2银行与企业双方的收益分析

而我们知道，当企业成功时，企业方为：{［1+r（T）］-VL-UL，A（K+L）-［1+r（T）］L-IL}；我们则从表2可以看出，在企业欺骗银行的情况下，如果银行采取“核查”策略，那么银行的得益为P（R-VL）-（1-P）VL-UL，企业的期望得益P［A（K+L）-R-WL］-IL。如果银行采取“不查”策略，银行的得益为-UL，企业的期望得益P［A（K+L）-WL］-IL。

1.3银行与企业的进化博弈分析

假设X为银行对企业申请的贷款项目采取“核查”策略的比例数，那么“不查”的比例是1-X，Y为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采取“欺骗”策略的比例数，那么1-Y为采取“诚实”策略的企业比例。这样银行位置的“核查”、“不查”两类博弈方的期望得益为μ11，μ12，则通过计算的出整个银行群体的平均得益M为：M=Xμ11-（1-X）μ12，（1）

企业位置的“欺骗”、“诚实”两类博弈方的期望得益为μ21，μ22，整个企业群体的平均得益为：N=Yμ21-（1-Y）μ22，（2）

而d（X/t）=X［μ21-M］，（3）

我们再把（1）和μ11带入（3）中则推出：

d（X/t）=X（1-X）（μ11-μ12）=X（1-X）［YP（R-VL）-（1-P）UL］；（4）

同理可以得到企业群中，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采取“欺骗”策略的比例数Y的基因复制动态方程为：

d（X/t）=Y（1-Y）（μ21-μ22）=Y（1-Y）［P（1+r（T）L-WL-XR］；（5）

我们联系以上5组方程式能得出，当企业群体中采取“欺骗”策略的比例数为（1-P）VL/P（R-VL）时，银行采取“核查”、“不查”两类策略是无差异的。当Y≠（1-P）VL/P（R-VL），X=0或者1，d（X/t）=0，则将X=0或者1列为定点。如果Y<（1-P）VL/P（R-VL），μ11-M<0。选择“核查”策略的银行群体的期望得益小于整个群体的平均得益，所以这时X=0才是基因复制动态下的一个进化稳定策略。因为在X=1的稳定状态中，一旦有银行一次采取“不查”策略，银行就会通过试错学习，相继采取“不查”的策略。而X=0对少量错误具有稳健性，即能“抵御”变异的入侵，并且在动态策略调整中能够达到，所以是一个进化稳定策略，如果Y>（1-P）VL/P（R-VL），X=1是这个基因复制动态下的一个进化稳定策略。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企业成功率P越大，企业承担的惩罚成本R越大，银行“核查”的成本VL越小，银行“核查”的动力越大。银行“核查”的成本VL越小，意味着银行为“核查”付出的代价小，银行自然也要加大“核查”力度。另外，从（4）还可知贷款成本UL对银行的“核查”力度没有影响，这可以从贷款成本对银行两种策略的影响效果相同来理解。贷款成本UL虽然对银行的“核查”力度没有影响，但他会降低银行的收益，所以应当努力降低贷款成本。

同理我们可以推得：当X={［1+r（T）］L-WL}/R时，d（Y/t）=0对于所有的Y值都是稳定状态。当银行群体中对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采取“核查”策略的比例数为{［1+r（T）］L-WL}/R时，采取“欺骗”策略的企业群体数是随机的。当X≠{［1+r（T）］L-WL}/R时，Y=0和Y=1是Y的两个稳定状态。如果X>{［1+r（T）］L-WL}/R时，μ21-N<0，选择“欺骗”策略的企业群体的期望得益小于整个群体的平均得益，所以这时Y=1才是基因复制动态下的一个进化稳定策略。即当银行的核查比例X（可以理解成企业对欺骗银行后受到惩罚的预测）的值超过时，企业的策略会发生偏离，如同发生生物进化一样，企业通过试错学习，相继采取“诚实守信”的策略，而不会因少量企业的行为偏差发生偏离，如果X<{［1+r（T）］L-WL}/R时，Y=0是这个基因复制动态下的一个进化稳定策略。这些影响因素从现实世界中也不难理解：企业承担的惩罚成本R和“欺骗”的成本WL越大，意味着企业为“欺骗”付出的代价越大，自然“欺骗”的动力就小。贷款利率r越小，贷款期限T越短，企业偿还给银行的就越少，自己得到的就越多，所以企业的“欺骗”动力变小。同样，从基因复制动态方程（5）也可知贷款成本尼对企业“欺骗”的动力没有影响，这也可以从贷款成本IL对企业两种策略的影响效果相同来理解。贷款成本IL虽然对企业的“欺骗”动力没有影响，但它会增加企业的负担，所以应当努力降低企业的贷款成本。

2银企贷款难问题的解决途径

2.1加快征信体系的建设

日前，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约束的主要原因是中小企业中劣质企业相对较多，而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劣质企业粉饰成优质企业的成本很低（远远小于其非投资收益），另外银行的甄别能力太差，从而导致银行对中小企业实行信贷约束；信贷历史较短或没有信贷历史的优质中小企业很难获得贷款的原因是，银行试图促使企业注重自己的借贷声誉。因此，要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主要是加快信息流动，减少博弈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关键是要加快以银行信贷征信系统为基础的全社会征信体系建设。

2.2完善政府立法和信用制度

我国相关立法起步较晚且其内容多为指导性意见，较为笼统，缺少相应的实施细则，无法妥善解决中小企业和商业银行间信息不对称的具体操作间题完备规范的法律体系和高效的司法程序是企业自觉守信的制度保障，优化法律环境，可以提高企业还款的意愿，降低银行核查的成本开支，直接驱动银企动态博弈过程向最优均衡解发展，呈现双赢局面，各有所获，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和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2.3推动适合中小企业的机制创新和担保创新

在贷款方式上，建立适应中小企业贷款发放特征的授信体系，增加基层行的贷款自和积极性。实行限时服务制度，中小企业贷款最多实行两级贷款审批制度。加快机构整合步伐，尽快成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专职部门，或者选择几家分支机构作为专司中小企业服务的特色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灵活的金融服务；在银行内部应针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经营和管理特点，重新构建区别于传统信贷管理的激励约束机制，科学制定中小企业客户信贷人员的业绩考核和奖惩机制，建立和完善信贷人员的评定、考核、激励和约束等制度，将中小企业信贷人员的收入与其业务量、效益和贷款质量等综合指标挂钩；在担保方式上，要探索创新灵活的担保方式，如可采取合同质押担保、原材料及库存物资担保、由企业法人代表和主要股东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等方式，借以分散贷款风险。还可以进一步发挥社会担保体系的积极作用，利用中小企业相互合作担保基金或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的担保能力为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问题。但不管是哪类担保机构，都应按照市场化、股份制原则进行运作，不能把担保公司办成政府行为的担保公司，不能走政府指令、银行办事的老路。担保公司要独立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服务于中小企业和私营经济发展。同时，对担保公司加强监督管理，严禁超范围经营和变相经营金融业务。

参考文献

［1］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

［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信贷约束论文篇2

【论文摘要】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而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贷违约率偏高。为找到中小企业信贷违约率居高不下的理论根源，国内外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本文汇总、整理了众多学者的观点，以期为进一步探究中小企业违约行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提供理论参考。

    中小企业己经成为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生力军，并以灵活的运行机制和市场适应能力，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目前，我国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支持，有助于扩大自身的收益来源渠道、降低信贷集中度。

    据调查，仅12%的中小企业不存在资金问题，而高达80%的中小企业发展受制于资金匾乏，其中达到严重匾乏程度的为20%  (黄志豪，2006)。而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小企业信贷市场风险偏高场。一方面，中小企业信贷违约率总体高于大型企业;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缺乏有效抵押和担保，中小企业信贷面临着更高的违约损失率。对于中小企业信贷违约率偏高的理论基础，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企业失信行为理论、企业信贷违约行为实证研究。

    一、企业失信行为理论综述

    企业失信行为的主要理论研究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企业失信行为归于信贷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Stiglitz&Weiss, 1981);二是将其归于因信贷双方博弈的动态不一致性造成的银行信贷的预算软约束  (Dewartripont&Maskin, 1994, 1995;等等);三是从财务角度，将其归于因受信方经营失败导致资不抵债而无法履行信贷合约，Merton模型是其代表。也有学者认为，引起信用风险的违约行为，可根据借款人违约原因和动机，区分为被动违约和主动违约(Ray, 1998)。

    1、信息不对称与信贷违约

    信息不对称理论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论述了信息在交易双方的不对称分布或者一方信息的不完全性对于市场交易行为和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从80年代起，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把信息不对称理论应用于对金融市场的研究，特别是在信贷市场的分析和应用，使这一理论的作用充分展示出来。较经典的文献是斯蒂格利茨(J. E. stiglitz)和韦易斯(A. weiss)在1981年发表的《不完全信息市场中的信贷配给》一文，从贷款利率和担保要求两个方面分析了非对称信息信贷市场的特征，说明了非对称信息对信贷活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理论。信息不对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交易双方中任何一方都未获得完全清楚的信息;二是有关交易的信息在交易双方间的分布是不对称的，即一方比另一方占有较多的有关信息;三是交易双方对于各自在信息占用方面的地位都是比较清楚的。在企业融资渠道的选择上，信息不对称问题产生于企业必须借助外部融资才能获得发展之时。信息不对称按发生的时间划分可分为事前信息不对称和事后不对称。事前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事后信息不对称导致道德风险。

    信息不对称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影响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加剧了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严重程度，二是融资制度的缺损使信息不对称问题难以获得相应的解决机制，从而使经济行为当事人获得信息的成本增大，小企业融资难度加大(高正平，2004)。St1g11tZ&Weiss  (1981)指出在借贷市场上，企业通常在借款人的还贷意愿、还贷能力、项目风险等方面的信息远比银行完备、准确，因为这些信息对银行而言，有许多是不可观察的，而且高风险的借款人为了获得贷款会极力模仿低风险的借款人。从银行与企业双方的信息结构看，在我国商业银行与企业之间，既存在事前的非对称信息，又存在事后的非对称信息，分别导致了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是隐藏知识的行为，当合约的一方不知道合约另一方某些有关的特征时，就存在隐藏知识的行为。在银行和企业签订合约时，企业比银行拥有更多有关投资项目、企业经营状况的信息，企业就有可能隐藏知识，诱使银行与之签订不合理合约，将风险推向银行甚至直接违约。道德风险是隐藏行动的问题，合约人行动后果可观察，而行动本身不可观察。如何克服道德风险是和激励相容问题联系起来的，满足激励相容条件的合约可以激励己经获得贷款的借款者向贷款人报告项目真实的事后状态，借款人没有动机选择报告虚假信息或不按照合约规定使用资金。我国对贷款利率的限制和高额的事后清查成本使得设计激励相容的合约变得十分困难。信息的不对称使得处于信息优势地位的企业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的倾向，即为了获得更有利于自己的条件，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目标，可能故意隐瞒某些不利于自己的信息，甚至制造虚假信息，或者不完全按借款合同中规定的去履约，而是见机行事，擅自改变借款用途，力图获得超额利润或不能获得超额利润时就逃债，不良债权由此产生。

    2、软预算约束与信贷违约

    软预算约束，最早是由(Kornai, 1979; 1980)提出的。它最先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在发生亏损后，政府或其贷款人对其进行救助的现象。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面临着三种约束:资源约束、需求约束和预算约束。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是资源约束型体制，而古典资本主义经济为需求约束型体制。如果企业必须最终从销售收入中弥补其各种支出，那么企业的预算约束就是硬性的。企业发生亏损，没有偿债能力，企业就倒闭。这适用于古典资本主义企业。而对传统社会主义企业而言，企业的约束是软的。衡量预算约束是软的还是硬的，主要有两个尺度:一是企业的寿命。在硬预算约束体制下，是否盈利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企业的倒闭率高。而在软预算约束的体制下，企业长生不老，企业的寿命是有保证的。

    现有文献关于软预算约束形成的原因可归结为:事后再融资的收益超过清算的收益(Kornai, 1980; Dewatripont&Maskin, 1995);由于企业间密切的交易债务联系联系导致清算成本过高<Peroti, 1993);由于可替代项目质量低下迫使企业被迫选择提供再融资(Erik Berglof, 1997):债务有限责任所诱发的激励(Stiglitz， 1994)。Kornai (1998)则进一步把现有文献对软预算约束现象的解释分为内生论和外生论两种。D-M模型从新的视角，内生化地揭示了软预算约束产生的一般规律。(Dewatripont和Maskin1995)认为，软预算约束出现的根源在于沉没成本的存在破坏了银行对企业的投资项目进行清算的威胁有效性，不可避免地，最终银行将选择对项目再贷款而非进行清算。(Shleifer, 1994)指出政府可能会提供资金(或者强迫银行提供资金)补贴企业，以换取企业帮助政府实现其诸如创造就业机会等非经济目标。软预算约束内生论则把软预算约束看作是产生于信息不对称的激励动态不一致内生现象，政府或债权人之所以愿意为一个无效率、未完成的项目再融资是因为再融资的所得超过再融资的成本。(Dewatripont&Maskin, 1995)相信，人之所以可能存在软预算约束是因为沉淀成本的存在使得委托人事后最优选择是救助而非清算。Dewatripon七&Maskin还进一步探讨了信贷集中度对于委托人(银行)事前清算承诺置信水平的影响。Berglof&Roland等人沿着D-M的思路作了大量工作，(ErikBerglof, 1998)则把软预算约束现象归结为委托人清算威胁不可置信问题。在他看来，Kornai所谓的政府“父爱”主义以及政治目标和Dewatripont and Maskin所谓的动态不一致只是因为使政府或银行对企业清算威胁不可置信才导致企业预算约束的软化。我国政府的决策不仅考虑到经济利益，还要关注社会政治利益(Shleifer A1, Vishny R.，1994)，如政府的长期合法执政政府的政绩与声誉、政治家的当选与升迁、社会的稳定、工人的就业、社会公共产品的供应、社会福利水平等。因此，作为全能政府的中国各级政府，既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又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对政府(或政府控制下的国有银行)的投资与再投资的收益与成本进行权衡。尽管对某项投资就经济上的考虑是不划算的，但若从政治上考虑，则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政治利益。我国政府将社会政治利益纳入投资的目标函数后，即使对于在经济上亏损的投资，政府也可能会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或通过各种方式诱使银行对项目进行贷款和再融款，这样，就会出现企业违约和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

   3、企业价值理论与信贷违约

    企业价值是企业遵循价值规律，通过以价值为核心的管理，使所有与企业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管理者、普通员工、政府等)均能获得满意回报的能力;显然，企业的价值越高，企业给予其利益相关者回报的能力就越高。

    企业价值模型假定当企业价值低于某一预设值时企业将不会履行信贷合约，并假定企业价值为一连续随机过程。这样，企业信贷违约时间就成为可预测的停时，给定企业价值随机过程的类型以及违约的分布函数，就可以在各个时点测算出未来违约概率。(Merton, 1974)结构方法模型中的信贷违约事件发生的概率是信贷对象(公司)的基础结构动态变化的函数。在结构型方法中，信贷违约概率被赋予显著的经济含义。Merton模型假定受信企业资产市场价值为几何布朗运动  (GBM)，当企业价值低于企业负债的账面值时，企业将不会履行信贷合约。由此，企业违约概率等于企业价值低于企业负债的账面值的概率。由于企业价值通常难以观测，Merton将企业价值与可观测的企业市值联系起来，将企业价值波动与企业股权收益联系起来。Merton模型中，企业违约仅发生在信贷合约到期日，合约存活期间不存在违约行为。BLACK和COX对此假设进行了松弛，假定一旦企业价值低于某一指定值企业，不论合约是否到期，企业将不会履行合约。显然，BLACK和COX的假设更为贴近现实。Schonbucher以及Zhou则将企业信贷违约行为与企业现金流量状况联系起来，假定企业现金流入而非企业价值为随机过程，视企业价值为企业净现金流入的贴现值。

    二、企业信贷违约行为实证研究

    研究银行信贷违约风险的经验研究十分丰富，例如，Dermine and Carvalho (2006)指出，在过去的十年里，银行贷款研究违约风险的计算一般包括以下三个参数:单笔贷款或贷款池的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不同类违约风险之间的关联度。Dermine and Carvalho研究了银行贷款的违约损失，关键指标是贷款的回收率(loan recovery rate)。他们给出了违约事件和贷款回收率的准确定义，这是因为他们认为任何一片违约风险的经验研究都包括以下两个内容:什么是违约时间的标准，用什么方法计量违约贷款的回收率。

信贷约束论文篇3

关键词：风险态度；信贷配给；风险成本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14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1XJC79000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WU1309229）。

作者简介：庞新军（1975-），男，江苏徐州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西南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创业农户金融研究；冉光和（1955-），男，重庆潼南人，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1-0149-06收稿日期：2013-03-21

一、文献综述

信贷在解决“三农”问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农户是否存在着信贷配给？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程郁等（2010）认为中国农户中有借贷需求的比例超过70%，农户的信贷需求缺口占其贷款需求的56.72%。已得到贷款的农户中绝大部分也面临着严重的“服务配给”和“数量配给”（杨俊，2010）。朱喜等（2010）研究发现信贷配给是否存在与信贷用途有很大的关系，农户信贷用于农业投资时不存在信贷配给，若用于非农投资时面临着严重的信贷配给。钟春平等（2010）通过对安徽省的研究也表明了农户不存在着明显的信贷约束，绝大部分农户的信贷需求可以得到满足。Subhash 等（1995）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认为农户获得的供给信贷充足，农户获得借贷少的原因在于需求不足。另外，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欠发达地区农户信贷关系的研究（霍学喜 等，2010），对于发达地区农户信贷关系的研究甚少。发达地区农户的信贷问题明显异于欠发达地区，农户风险态度会对信贷配给程度以及信贷用途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了农户的信贷行为。马小勇等（2011）认为农户风险规避特征对正规信贷余额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对非正规信贷约束产生负的影响；程郁等（2009）也认为农户的风险规避行为提高了农户感知的信贷成本导致其信贷获取预期的下降，从而产生了需求型信贷约束。

二、风险态度、农户信贷与信贷约束的理论假设农户风险规避的特征决定了其偏好保留确定性收入，而尽量回避信贷带来的风险成本，信贷约束表现为需求风险型信贷约束，当通过制度化的信贷约束与农户风险规避偏好联合作用，形成了收敛信贷需求的机制，加强了农户信贷需求的压抑性选择偏好（程郁 等，2009）。

假设1：农户风险态度规避性越强，对风险成本的补偿要求越高，越容易受到需求型信贷约束；对于风险爱好的农户来说，可能受到的需求型信贷约束较小。

三、农户风险态度与信贷描述性分析对于农户风险态度的度量，主要有基于N-M模型的直接法和间接方法（等价物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利用等价物（ELCE）和风险产出（ELRO）通过访谈法或者实验法引出调查对象的风险态度。考虑被调查者回答问卷能力、风险态度分布以及国内外学者普遍使用的方法基础上，本文采用ELCE方法获取农户的风险态度。

在ELCE方法中，等价物是利用风险产出与效用价值匹配得到。假定农户如果出现最好的风险产出其效用值是1，出现最坏产出的效用值是0，二者出现的概率都是0.5。离散支付的风险前景用（x1，x2，…，xn；p1，p2，…，pn）来表示，其中xi表示第i个支出，pi表示第i个支出的概率，且∑ni=1pi=1。首先询问农户在一个最好的风险产出与最坏的风险产出之间确定一个无风险产出（确定等价物）与两种风险产出的组合效用价值相等。然后再次询问农户在前一个无风险产出与最坏风险产出（或最好的风险产出）之间确定一个无风险产出使得其效用价值与前一个无风险产出与最坏风险产出（或最好的风险产出）的组合效用价值相等。这个过程一直到所获得数据足以能够引出该农户的风险态度为止。

对于信贷约束的测度，本文通过设计问题：“是否需要信贷”、“若需要信贷，是否得到了全部金额”以及“是否主动申请、申请后放弃、申请被拒绝”。如果农户选择不需要信贷或者需要信贷且得到全部金额定义为不受信贷约束；如果农户需要信贷且没有主动申请或者申请后自动放弃定义为需求型信贷约束。

本文研究地区是中国比较发达的张家港市，其在农业方面存在着规模经济与个体农户经济并存的特征，存在融资需求的强烈动机。首先确定样本总量，再根据各镇农业人口总量确定各镇应调查的农户数量。然后采用二阶段抽样方法进行抽样。第一阶段在各镇随机抽取村庄，第二阶段随机抽取已抽中村庄的农户。调查是在张家港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协助下，由西南大学学生于2011年7～8月份进行的。调查问卷涉及农户特征、农户风险、农业特征、地理因素以及农村金融等。共调查244位农户，其中有效调查问卷237份。

1.样本农户风险态度分布

样本农户中，农户风险态度为风险规避、风险中性和风险偏好者分别为32.06%、35.44%、32.50%。以往的研究认为农户是风险规避者，但调查表明三种风险态度的农户比重趋于一致。农户的风险态度与财富有着密切关系，样本农户所处的发达地区总体上经济状况比较好。

2.样本农户特征

从农户的年龄、最高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经营收入分析发现，农户平均年龄41.46岁， 30～50岁的农户占样本总数的82.70%。农户总体教育水平较高，平均教育水平高中及高中以上农户81.01%。家庭经营收入1万元以下的占到2.53%，农户家庭经营平均收入7.23万元，10万元以上的农户家庭23.63%。以上数据说明，张家港市农户受到的教育水平比较高，家庭经营收入比较富裕。

3.农户信贷行为分析

调查表明农户信贷主要来源民间资本，亲戚或朋友是其资金的第一来源，达到99户。选择金融机构58.88%，高利贷5.92%，其他信贷来源4.36%。说明在农村普遍存在着友情借贷，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农村金融交易的成本较高、手续复杂，以及信贷风险较高导致了信贷需求供给双方强化了农户信贷渠道的选择。从信贷期限看，主要集中在6～12个月和1～3年，即中短期贷款（51.79%）。信贷期限在三个月以内的7.18%，信贷期限在5年以上的7.18%。样本农户信贷额度在3万元以上的农户达到61.42%。其中在10万元以上的农户18.78%，信贷额度在5000元以下的只有17.26%。

4.农户信贷配给类型

参考赵丙奇（2010）的需求型信贷配给分析，表1显示了样本农户的需求型信贷配给分布状况。

农户的信贷配给程度为55.70%。其中，影响农户信贷配给的主要是由于害怕失去抵押物以及对投资机会前景的不乐观而导致的风险配给50.75%；其次是由于利率太高而产生的未借贷配给程度达到44.69%。

5.不同风险态度下农户信贷用途与信贷配给

调查表明，当农户为厌恶风险者时，农户信贷的主要用途是供子女上学、看病和建房子，其次是婚嫁丧葬、日常开支。从信贷配给程度看，分别是供子女上学11.39%、建房子10.54%、看病10.12%。可见，对于风险厌恶的农户来说，生活性信贷受到的配给程度相对较大。但是我们也发现虽然做生意、购买农机、买车等投资性信贷和改善性信贷的需求绝对数量不多，但配给程度比较严重，说明农户有着强烈需要利用投资改善生活状态的需要。从风险偏好者来看，信贷用途主要是做生意、买车和建房子。总体上，风险偏好农户信贷配给相对较低，信贷配给主要是投资性信贷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消费性信贷。对于风险态度中性的农户来说，信贷的主要用途是建房子14.34%、做生意11.81%、买车10.12%；从信贷配给的绝对数量看，买车6.32%、做生意5.90%、建房子5%；从信贷配给程度看，饲养种植77.78%、农产品加工75%、购买农机66.67%、买车62.5%等用途受到的配给比重较大。对于此类农户，信贷配给主要表现在投资性信贷用途上。这进一步佐证了前文的假设2。

四、农户风险态度与信贷配给的计量模型

（一）模型选择及相关说明

（二）农户风险态度与信贷配给计量结果

（三）不同风险态度下信贷用途与信贷配给

从信贷用途与信贷配给关系看，风险规避和风险偏好型农户的信贷用途对信贷配给的影响分别在10%和5%水平是显著的；风险规避型农户的信贷用途中基本生活型信贷对农户的信贷配给影响最大，达到0.8785；风险偏好型农户的信贷用途是投资型时，信贷配给达到0.2106；风险中性农户趋向投资时其配给程度达到0.0699，但是这种影响不显著。可见，不同风险态度下农户的信贷用途对其信贷配给的影响程度不同，与理论假设2相符。这主要是由于风险态度与农户的财富有决定性的关系。一般来说，财富越多的农户其风险态度更多表现为风险偏好型，此时农户信贷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利用市场机会获得较高的投资利润率和规模收益，以及提高生活品质的改善性生活的信贷需求。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农户风险态度对信贷配给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户风险态度与信贷配给有高度的显著正向关系，风险态度决定了风险成本与风险溢金，农户的风险规避越强产生的需求型信贷配给越严重，进而对农户的信贷行为产生影响。不同风险态度下农户信贷用途与信贷配给密切相关。风险规避型农户基本生活型信贷配给较大；风险偏好农户投资型信贷和改善性信贷的配给

参考文献：

程郁，罗丹.2010.信贷约束下中国农户信贷缺口的估计[J].世界经济文汇（2）：69-80.

程郁，韩俊，罗丹.2009.供给配给与需求压抑交互影响下的正规信贷约束：来自1874户农户金融需求行为考察[J].世界经济（3）：73-82.

霍学喜，王静.2010.西部地区农户资金借贷的调查与思考-以陕西泾阳、洛川县为例[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33-37.

马小勇，白永秀.2011.农户个体特征与信贷约束：对两类信贷市场的比较分析[J].软科学（2）：94-98.

杨俊.2010.覆盖率：农村金融需求和供给-基于“20000户农户借贷情况问卷调查”的分析[J].金融发展评论（3）：121-135.

赵丙奇.2010.农户民间借贷信贷配给：来自600农户融资的实证考察[J].社会科学战线（4）：65-71.

钟春平，徐长生，孙焕民.2010.信贷约束、信贷需求与农户借贷行为：安徽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11）：88-100.

信贷约束论文篇4

然而,农户创业选择行为过程中会受到严重的金融约束。发展经济学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强调发展中的金融压抑和农民面临的金融约束(Gurley & Shaw (1960, 1967); Mckinnon (1973); Shaw(1973))。Banerjee & Newman (1993)以及Ahlin & Jiang(2008)的理论分析表明:金融约束对农民选择成为企业主并雇佣工人,还是成为自我雇佣的业主,或者成为雇佣工人等职业选择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Black & Strahan(2002)、Klappera & Laevena et al.(2006)则直接分析了金融约束对创业行为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显示,完善的信贷市场和充分的创业信贷支持将有利于促进创业的产生和企业的成长。原因包括信贷市场能缓解即时性的资金约束,使缺乏初始启动资金的人获得融资而进入创业领域,同时宽松的信贷环境能降低人们的风险规避程度,提高创业倾向。国内的研究也注意到了金融环境对农户创业的影响,比如张海洋和袁雁静(2011)的研究表明,金融环境确实对农户的创业行为有积极促进作用,不但有助于农户创业,而且有助于已经创业的农户扩大规模变成“企业家”。程郁和罗丹(2009)则主要关注信贷约束对农户创业选择的影响,认为信贷约束并不会直接影响农户的创业选择,但会影响农户创业过程中的资源配置结构以及创业的层次和水平。

所谓农村发展过程中的金融压抑或农户创业过程中的金融约束,指的都是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但是,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又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即金融约束的成因是什么?最近20年来,经济学家们将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经济学理论运用到经济发展研究领域,对于金融约束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和详细的剖析。1989年,Evans和Jovanovic就指出,农村发展过程中的金融压抑或农户创业过程中的金融约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有限责任约束”(Limited Liability)。农户可以以其拥有的自有资产为底而借款,当不能完全还清借款时,他能为此付出的最大偿还量就是他的已有财富。因此贷款者在发放贷款时会根据借款者的已有财富来决定发放贷款的数量。在受到有限责任约束的情况下,一些具有创业机会的农民可能因为借不到钱而无法成为企业家,已经创业的农民也可能受到信贷约束而使得投资的数量受到限制。于是,农户的发展就会掉入“财富水平低小信贷规模小投资规模低投资回报低财富水平”这样一种陷阱。这就是说,金融约束、金融压抑本身属于财富积累效应。

形成金融约束的另一种原因是信息和激励机制的扭曲,这集中体现为“道德风险”问题:企业家的努力需要付出成本,完全由他自己承担。而努力是看不见的,努力会带来项目成功概率的提升,但一旦项目成功就意味着该还本付息,使得努力的好处由他自己和贷款人共同分享。这种还贷与努力挂钩的机制会产生反激励效应:财富越是少的借款者,因为借款人在投资中下的赌注相对的小,便会越是缺乏努力工作的动力,这就增加了破产和坏账的概率。这样,就会形成另一个陷阱:金融机构惜贷借款人偷懒项目失败概率上升金融机构惜贷,借贷利率上升借款人偷懒…。道德风险问题会同时造成金融机构惜贷和融资成本上升,从而限制了农户成为企业家的可能(Aghion & Bolton, 1997)。

Paulson & Townsend et al.(2006)运用泰国农村的金融数据,对于形成农户创业所面临的金融约束的上述两方面原因做了研究,他们发现泰国农户所受金融约束主因是道德风险而非有限责任。他们的重要贡献在于,给出了可计算金融契约模型与方法;并且给出了判别形成金融约束的不同原因的方法:如果农户面临的金融约束主要是“有限责任”,则农户的个人财富上升会与其得到的信贷规模同向变化;如果农户面临的金融约束主要是“道德风险”,则当农户个人财富上升时,对于外在的金融市场的依赖性便会降低,农户的个人财富会与其获得的信贷规模成相反方向的变化。

然而,在应用Paulson、Townsend & Karaivanov(2006)(以下简称PTK)的模型时,在研究方法上应当注意:第一,在发展中国家的广大农村地区,社会资本对农民的各种行为会有重要影响(Widnet & Mundt, 1998;蒋乃华和卞智勇,2007),但PTK(2006)的研究没有考虑到社会资本对农户创业的影响;第二,PTK(2006)在家庭财富的计算时,取的是单一的时间点(调查之前6年),这样的计算方法导致农户创业和他财富之间的内生性没法解决,如果农户在6年之前已经创业,则不能断定是财富影响了创业;第三,农户的创业并不一定从事工商业,也可以在农业生产方面扩大经营面积,PTK(2006)仅仅考虑了从事工商业创业的农户,没有把那些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并创业的农户纳入分析。

我们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组织的2008-2009年“北大—花旗中国农村金融调查”获得的中国6省18县的4000多户农户的家计数据,在PTK(2006)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农民在经济发展的创业过程中所面临的金融约束的形成原因。

在信息完全的金融市场中,一个人的创业行为不会受到他自身财富的约束。因为如果他有创业机会,即创业的期望净收益为正,那么市场会知道这种创业的价值,在他的自有资金不能满足创业的需求时,会得到足够的融资。这样,金融市场能够让所有具有创业机会的人实现创业,从而促进社会福利的增加。所以,如果金融市场是完全的,并且经济中每个人的企业家才能与他已经占有的财富没有关系,而仅仅与他的能力、受教育水平、社会资本等状况有关,那么我们应能够观察到一个人的财富和他创业与否没有显着的相关性。

然而,由于现实中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个人的财富会显着地影响到他的创业行为。

首先,根据我们的调查获得的农户家庭信息,可以发现,农户创业的概率和他的财富有着高度的相关关系:当对于财富作了规范化(0-1)处理以后,农民的财富越高,则他创业的概率越高;在财富比较少的时候(财富小于0.01),财富多寡对创业影响最大;财富比较多的时候(财富大于0.03),财富对创业影响变小,但两者之间依然正相关。

其次,农户创业的项目可以为工商业项目,也可能选择农业项目,即扩大农业生产的规模。在包含这类农户以后,由于创业的定义发生了变化,他们财富的分布也随之改变。但是同样可以 发现,随着财富增加,农户创业的概率会增加;在财富比较少的时候,财富增加对创业概率的影响比较大;当财富比较多的时候,财富的数量依然和创业概率正相关,但其影响变弱。

既然财富的多寡会影响到农户的创业概率,那么就需要分析其背后的机制。第一,财富的数量可能影响到农户的企业家才能,进而影响到其创业的选择行为;第二,因为创业需要资金,财富的数量足够多的农户创业时不需要借钱,财富数量少得农户需要借钱支持其创业,因此财富水平可能通过影响农户创业的资金的可获得性来影响他创业的概率,这也是文献中常涉及的金融约束影响创业的机制(Evans & Jovanovic, 1989; Magnac & Robin, 1996)。在下文的分析中,称前者为间接机制,称后者为直接机制。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既然财富会直接通过金融约束影响到农户的创业行为,那么,为什么中国农村中广大农户仍然得不到必要的外在金融市场支持?即我们要探究,在中国,形成对于农户的金融约束的原因是什么?也像PTK(2006)的模型和他们的发现那样,是由于信息和激励机制的扭曲造成金融压抑,还是还有别的原因?本文的研究利用我们亲自组织的中国农村金融调查所收集的六省农户数据,分析我国农村地区金融约束的成因。数量分析所用模型以PTK(2006)的模型为基础,但在模型里加入了农户的社会资本,并且加入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创业农户,还改进了农户资产的计算方式。所以,我们的可计算金融契约模型是一个修改过的PTK模型。

我们之所以要在模型里放人社会资本,是由于社会资本也是影响农户金融约束,进而影响其创业行为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Bian & Qiu, 2001)。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社会资本与企业行为的关系越来越重视,这些研究包括社会资本对企业的信用水平(陈晓红和吴小瑾,2007)、企业创新能力(王霄和胡军,2005)、投资决策(潘越和戴亦一等,2009)以及获得社会政治资源的能力(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等方面的影响。相对而言,关注农户社会资本的研究并不多。叶静怡和周晔馨(2010)基于北京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发现农民工原始社会资本的大小对其增加城市收入没有显着影响,但其新获得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即新型社会资本对收入有正的影响。同时也有学者发现,农民的社会资本的确会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为(蒋乃华和卞智勇,2007)。然而,这些研究同样没有就社会资本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影响农户的金融约束,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影响农户的创业选择进行分析。

社会资本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比如外出务工经历可以拓展农户的社会关系,从而增加其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因此可视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方面。研究表明打工经历对职业非农化转换有显着的促进作用,打工时间的长短与创业之间有系统性关联,外出打工的收入也会对创业意愿产生影响(朱红根和康兰媛等,2010)。Ma(2001)研究发现,随着打工时间的延长,农民工在职业技能的掌握和应用上日趋熟练,接触业务全流程和经销渠道的机会逐渐增多,对市场和商业的运作规则日臻熟悉,人际关系网络慢慢形成,从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增强,从而更可能实施创业。本文将把社会资本纳入农户创业选择模型,认为他会直接影响农户的创业选择,也会通过改变金融约束间接影响农户的创业选择。

在平时工作实践中,我们听到太多的议论,认为中国农村信贷市场不发展、对于三农的金融支持水平低的主要原因是,涉农信贷的道德风险问题太大,因此金融结构不得不设计抵押、质押、担保等等详细的金融契约来管理涉农信贷和金融。但是,这样在一种认识和理念指导下,我们涉农金融和信贷期以来陷入本文开头所说的那种“金融机构惜贷的陷阱。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如果在模型里不加入社会资本,那么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农村的信贷约束的主要原因仍然是道德风险,这和泰国的情况一致。但是,如果在模型中加入社会资本后,我们发现,我国的农户之所以面临比较严重的金融压抑和金融约束,原因既有面临道德风险问题,又有有限责任问题,即中国农户的平均财富水平低这一基本事实本身仍然阻碍着农户获得外在的金融支持。本文同时发现,从事农业创业的农户和从事工商业创业的农户所受的金融约束的成因也有区别,前者主要是由于有限责任约束,后者主要是由于道德风险问题。即发展水平越是落后一些,有限责任所导致的金融约束便越是会主导一些。

总结我们的发现,如果在理论模型中不考虑社会资本的作用,则仅包含道德风险约束的模型解释力最强,其次是既包含有限责任又包含道德风险约束模型,最后是仅包含有限责任约束的模型。这样的结论和Paulson, Townsend & Karaivanov(2006)使用泰国数据得到的结论相同。

如果在理论模型中加入了社会资本的作用,则既包含有限责任又包含道德风险约束模型解释力最强,它显着好于另外两个模型。这样的结论和不加入社会资本的模型有比较大的区别。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社会资本在我国农村地区的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对农户的融资和创业活动。如果不考虑社会资本,容易忽视有限责任约束的存在,正如Paulson, Townsend & Karaivanov(2006)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加入社会资本以后,由于社会资本放大了农户的资本规模,使得农户的融资规模往往不会突破资本规模,这样会凸显有限责任约束。

而道德风险约束起作用与否并不依赖于社会资本,因此在加入社会资本后,道德风险约束还是有解释力。

这说明,在当前中国农村的发展水平上,有限责任仍然是造成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全、产生金融制约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质是,大多数农户的财产水平仍然很低,农民尚未彻底走出“低财富水平小信贷规模小投资规模低投资回报低财富水平”这样一种低财富水平、缺乏金融支持的陷阱。即使是在非农经营的产业与企业中,道德风险造成了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农户的财产水平低仍然制约了金融机构对农户的放贷规模。

在这样的格局下,引入社会资本,一方面可以使农户的融资需求得到提升,使得“有限责任”形成的金融压抑现象得到凸显;另一方面,农民积累的社会资本又可以提升其融资能力,让农户对外融资的可得性随其社会资本规模的增长而提高。因此,社会资本在农民走出低财富水平、低金融支持陷阱的过程中有着特殊的功能,并且还会继续起到正面的作用。

如何利用社会资本来逐步克服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在实践中,国外和国内已经发明出诸如“集团融资”(group credit)的机制。这实质上是借助于社会资本的力量,来共担风险。一方面,集团融资”(group credit)的机制可以克服由于财富水平低所形成的“有限责任”型的金融约束;另一方面,这又可以帮助降低由道德风险所产生的金融约束。

信贷约束论文篇5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信息不对称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5-10 -02

一、引言

实施“十二五”规划以来，我国始终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但至今未见显著成效，融资难问题至今仍未得到破解。针对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Myers提出了融资次序选择理论，Ross提出了信号传递理论，Graham and Harvey探讨了融资约束与企业生命周期的相关性，Khwaj等人发现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政治关联性。与此同时，国内学者贺力平、马宏、魏剑锋等人主要研究了优先信贷配给制约、社会资本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金融体制和贷款审批机制局限等融资约束问题。

然而，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仍然研究不足。基于此，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梳理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特点，尤其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融资约束的主要内容及现存问题的基础上，从信息不对称理论角度揭示了该条件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方式，并最终提出了中小企业甄别有效融资信息的方式。

二、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特点

在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相对较高，固定资产的价值相对较低，流动资金相对紧缺，最终导致这些中小企业不得不面临各种各样的融资约束，这些融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鉴于中小企业的融资期限较短，融资额度比较小，融资频次较高，并且需求比较急，这就要求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互利共赢的原则下，积极创新机制，为中小企业复杂多变的融资提供绿色通道。

但在实践中，由于各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博弈，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披露经常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形，这使得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在提供资金支持时，要求提供信用担保，而中小企业恰巧在提供信用担保方面，能力非常有限，实际上，大多数都无法满足此项条件，这就使中小企业承受的融资约束不断加剧，尤其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这些融资约束表现出四大特点：一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偏高；二是，中小企业和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制约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来源；三是，中小企业大多缺乏有效的抵押担保，尤其是在现阶段，在我国现行放贷审核制度条件下，中小企业因缺乏有价值的抵押物和合格的担保人，难以获得银行的资金支持；四是，我国当前的风险分担机制缺失。这导致过多风险集中在银行一方，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银行开展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积极性。

三、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形成机理

在信息不对称的金融市场上，借款者一般比贷款者更清楚投资项目成功的概率，以及偿还贷款的动机，这就导致市场交易的潜在风险增加，最终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一）逆向选择

目前，理论研究的结论已被实践验证，逆向选择的发生主要是由事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与大型企业比较，中小企业固定资产较少，抵押品的数量和价值不足以获得担保，并且中小企业的行业地位不易被界定，也不好判断对其进行借贷的风险，同时考虑到金融信用体系其自身局限性，内部财务制度不健全，也造成了中小企业借贷在信用审核中难以通过的困境。

基于此，大多数金融机构普遍对中小企业贷款都有着较高的风险预期，若按照正常利率放贷，则预期收益较低，如此一来，银行的最佳策略是选择不贷。实际上，金融机构一般在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时，会提出一定的附加条件，常见的附加条件为提高利率，当然，逆向选择的发生有很多情况，而提高利率就是其中一种。尤其是对于收益不高但稳定的低风险借款企业而言，在过高的贷款利率面前，极易被排挤出信贷市场，这就会导致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增加。因此，金融机构的理想选择仍是不向中小企业放贷。

（二）道德风险

在借贷市场，道德风险通常表现为那些大型企业愿意支付较高的利率，但这些大型企业最终选择的却是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这已被长期的实践证明。这种道德风险主要是由事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为了偿还较高的贷款利息，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开展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而这显然违背了银行贷款追求的安全性原则。银行贷款区别于风险投资基金，二者的运作规则有着很大不同。银行贷款理想的服务对象是风险规避型企业，该类企业的收益较稳定，贷款出现坏账的机率较低。风险投资基金则主要为风险偏好型企业服务。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扰乱了本该正常合理的金融机构对信贷资金配置秩序，从而导致并提高了道德风险。

（三）中小企业与银行间的博弈

中小企业有可能通过弄虚作假来骗取银行贷款，银行为企业提供贷款的条件是该申请企业是利于银行的好企业。然而，由于银行和中小企业各自掌握的信息不对称，在大多数情况下，银行只能根据企业单方面传递的信息来判断该企业是利于银行的好企业还是不利于银行的差企业，实际上，银行和中小企业的行为和决策已经体现出明显的重复博弈特征。

在获取信息方面，与中小企业相比，银行获取大型企业信息的途径更广，成本更低。银行既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大型企业的财务报表等信息，还能通过实地考察来了解大型企业经营信息。因为，银行与中小企业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要获取中小企业的经营信息，难度相对较大，主要原因在于，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财务状况通常未经过外部审计，盈利能力和对风险的抵抗能力很难估算和预测。中小企业大多缺乏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经营规模小，对经营活动状况，外部人员难以获悉。中小企业产品大多尚未形成品牌，市场占有率低，盈利能力相对较差，也较难以估计。所以，实践中经常出现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不积极甚至干脆不贷的现象。

四、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应对措施

鉴于银行很难获得中小企业信用的完全信息，同时在掌握有限信息的条件下，银行难以对中小企业做出客观的风险评估，而银行出于谨慎原则，很难有向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的冲动。要突破中小企业的融资瓶颈，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加大信息披露力度，为融资双方创造一个信息最大化透明的融资环境。

一方面，中小企业应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恪守收益与风险相匹配、融资规模量力而行、融资成本最低、资本结构合理、融资期限适宜、把握最佳融资机会六大原则，合理降低经营成本，积极引进培养高水平管理人才，提高科技创新和自主创新的能力，真实公允地反映财务信息，诚信经营积极向外界传递有利信号，展现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盈利能力，增强投资人融资的信心。采用合理的激励制度来降低制度带来的道德风险，设计风险共担的合约，促进谨慎投资。另一方面，还需要各级政府部门进一步健全高效的融资平台、畅通的融资渠道。进一步优化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加强政策引导与资金扶持力度，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服务体系，并积极推进中小企业融资的市场化运作。

因此，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中小企业融资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缺乏科学的融资计划，以及对融资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此外，也没有充分评估风险，更无积极应对融资失败的方案。因此，中小企业要实现成功、低成本的融资，就要从自身情况出发，根据宏观政策环境，制定一系列应对突况、风险控制、增加有效资金来源的措施。

参考文献：

[1]徐寿福，邓鸣茂，陈晶萍. 融资约束、现金股利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02）：112-124.

[2]刘星，蒋水全.银行股权关联、银行业竞争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J].中国管理科学，2015，（12）：1-10.

[3]李君平，徐龙炳.资本市场错误定价、融资约束与公司融资方式选择[J].金融研究，2015，（12）：113-129.

[4]王亮亮.金融危机冲击、融资约束与公司避税[J].南开管理评论，2016，（01）：155-168.

作者简介：

信贷约束论文篇6

【关键词】小额信贷 产权 交易费用 可持续发展

一、对小额信贷制度安排的分析

1、基于激励相容理论的分析。哈维茨（Hurwiez）创立的机制设计理论提出，在市场经济中，每个理性经济人都会有自利的一面，他会按自利的规则来行动；如果能有一种制度安排，使行为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正好与实现别的经济主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这一制度安排就是“激励相容”。现代经济学理论与实践表明，贯彻“激励相容”原则，能够有效地解决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使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及其结果符合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但是，现实中，小额信贷的政策性定位与商业性操作使得农信社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要求“提高穷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这是典型的公益性要求；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又是典型的盈利性要求，必然造成激励不相容。因而农信社小额信贷的发放主体（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积极性不够，农信社的利益导向直接带来的不良后果就是小额信贷规模逐年萎缩，2000年全国小额信贷高峰时，发放贷款总额约60亿元，2004年下降到20多亿元。

2、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分析。科斯（Coase）认为，交易费用应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等等。交易费用越低，交易就越容易进行；交易费用过高，则会使得交易无从发生。由于现行的农信社小额贷款政策中的一些制度设计不够合理，增加了小额贷款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一是签约前的搜寻成本。农村正规金融由于每份融资契约数额小，不希望依赖第三方实施。为避免依赖第三方执行融资契约，农村正规金融必须获取借款主体大量的信息，但农村交通条件差，信息传递不便，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高，导致获取信息的费用高。二是签约中的谈判成本。在签订借贷合约时，由于贫困地区人口整体资信度低，农信社往往设置严格的贷款标准和繁琐的抵押、担保手续，增加更多详细的限制条款，这都提高了交易的谈判费用，同时也影响了农户进行融资的积极性。三是事后的监督与执行成本，由于贫困地区人们对资金需求的规模较小，以及对资产价值评估的中介结构不成熟，所以农信社事后监管和控制的成本较高。

3、基于产权理论的分析。产权理论主要研究产权对经济运行及资源配置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规定人们相互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并且是社会的基础性规则，产权是否清晰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产权模糊是阻碍农信社小额信贷发展的巨大障碍。孟加拉小额信贷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产权明晰。通过建立小组基金、中心基金，购买孟加拉乡村银行的股份，使得孟加拉乡村银行成为名副其实的穷人自己的合作银行。中国的小额信贷从试点到推广反而出现了产权基础日趋不稳的“偏离”现象。2000年初，中央银行开始在正规金融框架内由农村信用社推广过去主要由非政府组织推行的小额信贷，农信社的产权缺陷日益显现。以这样的产权基础，中国的小额信贷能否保证为社员提供优质服务，能否避免以往中国信贷扶贫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能否实现小额信贷持续健康的发展，就不得而知了。

4、基于制度约束理论的分析。制度是由两个基本因素组成，即被社会习惯和习俗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法律和法规所规定的正式约束以及实施机制。实施机制是制度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判断一个制度安排是否有效，不仅要看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是否完善，更重要的是要看这项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否完善，而检验实施机制是否有效或是否具有强制性，主要看其违约成本的高低。再来看小额信贷主体也就是对贷款人的制度约束。非正式约束主要就是诚信观念，要求贷款人提供真实的信息，及时履约，然而大多数正规金融组织都认为低收入人群的信用水平普遍低于高收入人群，因而不愿向他们发放贷款。正式约束主要包括经济法规和政策、法律法规的约束，它是具有刚性的，但是这种硬的约束的实施机制又存在问题：小额贷款具有主体多、单笔数量小的特点，如果发生拖欠贷款的情况，农信社通过法律途径来追索债权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就算是法院在债务纠纷中判案后执行都难。制度约束机制不完善导致了农信社小额信贷中出现“扶富不扶贫”的现象，在实际操作中，有80%左右的小额信贷投向了高收入农户。

二、对小额信贷制度改革的探讨

1、清晰产权。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界定越清晰越能提高效率。首先，我们要合理设置股权，明晰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农村信用社必须由社员入股组成，其产权归属社员个人。股权的设置必须体现服务社区、门户开放的原则，允许贫困农民和其他农民一样以平等的身份加入信用社。至于贫困农民股金的缴纳，可通过实施小额信贷建立的小组基金予以解决。其次，必须以立法的形式切实保障农村信用社产权。在农村合作金融及小额信贷立法中，要以专门条款的形式明确贫困地区农村信用社及其社员的合法财产权益；要明确规定小组基金归贫穷社员个人所有，以切实保障农村信用社及其社员的产权主体地位。这样，从法律上明晰产权，不仅可以使信用社和所有社员成为利益密切相关的整体，还可以真正避免任何其他单位和部门的非法干预，从而确保小额信贷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2、建立健全信用约束机制。针对目前信用记录缺乏的问题，农信社可以结合实际，参考国际先进经验，建立合理、严格的多层次等级信用制度，有效地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在农村中，个人信誉十分重要，因为信誉很大程度决定了一个村民在整个村社结构中的地位。因此，农村小额信贷可以以农户的信誉为基础，在核定的款额和期限内发放免于担保、抵押的小额贷款。在具体实践中，首先可以建立和完善信贷档案管理制度，收集、整理并更新最基本的信贷资料，并为每一个借款人建立起完整的档案。其次，农信社要结合实际制订出相对统一、便于操作的农户信用等级标准并有效实施，进而可以较有效地降低贷款的违约风险，提高贷款的回收率。最后，要重视对农村小额信贷的管理人员、基层工作人员及农户的培训，强化对农户信用意识的教育和良好信用环境的建设，使农信社小额信贷安全高效的运行。

3、建立动态激励机制。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建立起激励机制和信号传递机制。因此，在农信社小额信贷中可适当引入激励机制，解决信贷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提高小额信贷的经营效率，促进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动态激励机制是指在小额信贷活动中，首先发放数额较小的贷款，在及时归还小规模贷款的前提下，才开始发放数额较大的贷款。如果小规模的贷款不能被及时偿还，进一步的信用渠道就将被切断。这样，通过增加贷款者和借款者之间博弈次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当然这种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与所在地人口的流动性有关系，而在我国农村地区，人口流动性很小，贷款者不大可能在不良信用的情况下一走了之，因此动态激励机制的作用将会发挥得很好。

4、引入竞争机制。随着国有商业银行在县及县以下地区大量撤并金融机构， 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化在提高，导致其效率日益低下。要增强竞争机制，首先，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对整个金融行业实行市场化，比如，大力发展农村中小型金融服务机构，将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合法化，允许外资介入农村金融业务，加大民营经济在金融业中的比重，发展地方性金融，逐步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行业规范。其次，形成农村金融商品的市场定价机制，自由竞争的核心标志之一就是价格自，2003年中央银行开始在全国的农村信用社进行浮动利率试点，利率的市场化是改革的目的之一，小额信贷机构只有采用合适的利率，才可以吸收更多的贫困人群加入到小额信贷的活动中来。可以说利率的决定是小额信贷机构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保障。

【参考文献】

[1] 罗必良：新制度经济学[M].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

[2] 胡金炎、张乐：非正规金融与小额信贷：一个理论评述[J].金融研究，2004（7）.

[3] 钱水土、乐韵：中国小额信贷商业化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5）.

信贷约束论文篇7

争议的焦点：《农业协定》10.2款是否为出口补贴纪律的例外

美国的上诉主张

美国认为专家组错误地解释了《农业协定》的第10.2款。第10.2款规定：“各成员承诺努力制定关于管理提供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担保或保险计划的国际间议定的纪律（译为‘各成员承诺就发展管辖提供出口限定、出口信贷担保或保险计划的国际间同意的纪律进行工作’较为准确），并保证在就此类纪律达成协议后，仅以符合这些纪律的方式提供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担保或保险计划。”美国认为，10.2款是具体处理出口信贷担保的，但明示指出乌拉圭回合期间谈判者未就此形成一致同意的纪律。因此，目前在10.1款的出口补贴项下适用出口信贷担保，就存在问题。如果将第10条作为一个整体，可以清楚地看到，各成员的意图是将出口信贷担保和国际食品援助交易排除在出口补贴规则之外。专家组做出的这一裁决，不仅将危害国际食品援助交易，而且使得出口信贷担保包括在出口补贴削减承诺的范围之内，对美国和其他成员方会造成明显的不公正。

巴西的观点

巴西则持完全相反的立场，认为农业协定第10.2款并未设立对出口信贷担保的例外。第10.2款只是要求成员方就“管辖提供”（to govern the provision of）农业出口信贷措施的规则进行多边谈判，并在达成一致意见后适用这些规则。如果把第10.2款的文本与其他若干要求谈判的WTO规定相比较，可以发现凡现存纪律在谈判期间不予适用的，在条文中都有明确排除适用的规定。如果依美国对第10.2款的解释，成员方就可以出口信贷担保的形式自由地提供毫无限制的出口补贴。这与第10条的目标与宗旨相左。该条款的谈判历史确认了出口信贷担保事实上受制于第10.1款。成员方自1960年以来就知道，受补贴的出口信贷担保被涵盖在出口补贴之内。在乌拉圭谈判过程中，成员方反复表示这些措施受出口补贴纪律的约束，而从未表示过将其排除于纪律约束之外。

上诉机构的裁决

上诉机构承认，第10.2款明确提及了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担保项目和保险项目。WTO成员方对这三类措施做出了两种不同的承诺：（i）致力于发展约束这三类措施的一致同意的纪律；（ii）在达成这样的纪律之后，按照纪律约束这三类措施。对何时开始以及何时终止谈判并没有约定最后期限。

但是，第10.2款并没有明确规范目前适用于《农业协定》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担保以及保险项目的纪律。专家组认为，为了将特定类型的措施从一般性义务（如从第10.1款下防止规避出口补贴的承诺的一般义务）中豁免出来，合理的期待应是协定对此有明确的规定。经过研究，专家组认为10.2款并未修改10.1款一般性出口补贴纪律的管辖范围，即未将出口信贷担保豁免于一般义务之外。

上诉机构同意专家组的意见，即10.2款并未将出口信贷担保排除10.1款出口补贴纪律的管辖范围。如果《农业协定》起草者们有这样的意图，那么第10.2款中应当加入类似“虽然有上述第10.1款的规定”这样的例外字句。这意味着10.2款并非是如美国讲的它是一个例外条款，或该项目纪律可以延缓实行。换言之，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担保和保险项目应受《农业协定》第10.1款的制约，第10.2款仅是规定了WTO成员方将“发展（development）”出特定纪律，约束这些措施的“提供”。

对于美国提出的只有在新规则制定出后才能对出口信贷担保使用出口补贴的纪律的抗辩，上诉机构指出，如果按美国的解释，在WTO成员达成国际纪律之前，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担保或保险项目就无纪律所遵循，成员就可以通过上述三种方式任意规避出口补贴承诺。我们不相信当时的谈判者不知道而且不寻求纠正使用这三个带有补贴的项目会造成规避成员出口补贴减让承诺的情况。美国的这种解释会动摇防止规避出口补贴承诺的目标，而这恰恰是农业协议的核心所在。

美国还以农业协定的起草历史试图证明出口信贷担保不应受出口补贴纪律的约束。上诉机构指出起草历史也不支持美国的主张，因为它反映不出起草者们不想对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担保和保险项目进行约束的意图。相反，起草者们却认识到需要对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担保和保险项目进行约束，因为这些项目具有潜在的成为补贴和规避出口补贴承诺的可能。上诉机构认为，起草历史反映出起草者之间只是对于何种特定纪律应当适用于这些措施存在着分歧。

基于上述理由，上诉机构维持专家组的认定，即《农业协定》第10.2款并不排除第10.1款的出口补贴纪律对出口信贷担保项目的约束。

对《农业协定》第10.2款解释的不同意见

对《农业协定》的10.2款的解释，审理本案的三名上诉机构成员内部存在分歧。其中一名上诉机构成员在上诉机构报告中撰写了不同意见。该上诉机构成员认为，根据10.2款，出口信贷担保、出口信贷和保险项目目前不受制于《农业协定》出口补贴纪律的约束。其理由如下：

（1）尽管《农业协定》第10.1款涵盖了一系列不属于第9.1款范围的出口补贴，成员方认为有必要将三类措施单独列出来，显示对这三类措施给予特殊处理，对此必须被赋予含意和份量。

（2）第10.2款第二部分明确将待发展的纪律的适用时间限定为这一纪律达成“之后”。这进一步印证了在《农业协定》下对出口信贷担保、出口信贷或保险项目没有目前可适用的纪律。

（3）第10.2款的语言的确存在模糊的地方。将10.2款置于第10条中意味着起草者承认，出口信贷担保、出口信贷和保险项目有潜在的成为规避出口补贴承诺的可能。但是起草历史表明，乌拉圭回合的起草者们，未就该三项措施纳入《农业协定》纪律的约束，或者其他任何当时存在的纪律的约束，达成一致意见。

结论的依据：专家组对必要的事实予以认定

美国的主张

专家组没有就出口信贷担保的费率是否足以弥补其长期运作成本和损失做出必要的事实认定，也未计算出经营成本和损失。这是反补贴协定的示例清单（j）项所要求的。因此，专家组的这一结论应予。

巴西的抗辩

巴西指出无论是反补贴协定的（j）项以及其它相关条款，还是农业协定的相关条文，都没有要求专家组就这些项目的费率不足以弥补其长期运作成本和损失，做出一项以金钱形式的具体事实认定。巴西认为专家组根据它所接受并审查过的计算方法，认定出口信贷担保的费率不足以弥补其长期运营成本和损失，就足够了。而且巴西指出，专家组已做出了充分的事实认定，特别是专家组依（j）项各要素，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出口信贷担保的运作进行了评估。从1992年至2002年对ECG的过去运作的评估，专家组采用了两种会计制度，即净现值法和现金收付法，均显示所收费率不足以弥补长期运营成本和损失。

上诉机构的裁定

上诉机构认为，示例清单（j）项的核心是审查保险费率是否足以弥补长期运作成本和损失。对上诉机构来说就是审查保险费是否属于不足，从而出口信贷担保构成了出口补贴。而不是要得出保险费和长期运作成本和损失之间的精确的差额。

上诉机构认为，专家组对美国出口信贷担保项目的财政状况进行了审查，首先审查了美国使用的净现值法，显示美国政府在向出口信贷担保项目提供补贴，即费率不能弥补项目的长期成本和损失。然后专家组审议了巴西提供的结构成本公式，即比较出口信贷担保的收入与成本，显示二者差额超过10亿美元。专家组的分析显示这些项目的费率不足以弥补其长期运作的成本和损失。另外，上诉机构指出专家组不仅评估了过去的运作情况，对美国今后出口信贷担保的结构、规划以及运作也做了评估，其结论是项目的设计致使政府出现净亏损，因为美国没有按（j）项要求来确保项目的费率与长期经营成本与损失保护平衡。因此上诉机构同意专家组的观点，即在本案中，不需要选择某一特定的方法确定长期运作成本和损失超过费率的精确数额。

基于以上理由，上诉机构驳回美国关于专家组未进行必要事实认定的上诉主张，维持了专家组的裁定，即认为美国出口信贷担保项目本身构成了《SCM协定》附表I（j）项下的出口补贴。

主张的基石：无法回避的举证责任

美国的上诉

美国认为专家组错误地适用了《农业协定》第10.3款规定的特殊举证责任，该规则不应适用于《SCM协定》下的主张，另外《农业协定》第10.3款规定的特殊举证责任不适用于成员方未做出减让承诺的农产品。美国称，专家组不适当地将举证责任加给美国，让美国证明出口信贷担保不构成出口补贴，项目的费率足以弥补长期运作成本和损失。

巴西的抗辩

巴西指出，美国出口信贷担保项目属于《SCM协定》附件1（j）项的出口补贴。无论专家组认为应由何方承担举证责任，巴西已经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出口信贷担保构成了《SCM协定》的出口补贴示例清单（j）项下的出口补贴。

上诉机构的裁决

首先上诉机构重申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证据法规则，即：无论是申诉方主张确认其请求，还是被诉方主张确认其抗辩，举证依靠当事方；农业协定第10.3款规定了出口补贴的特殊举证责任，但只适用于有关农业协定的第3、8、9和第10条之争端。上诉机构同意美国的观点，即《农业协定》第10.3款的特殊举证责任，不适用于根据《SCM协定》提出的主张。但是上诉机构认为专家组并不存在美国指控的错误。专家组的结论和认定是根据《农业协定》做出的。

此外，从专家组报告已清楚地指出，巴西应承担举证责任，而且巴西也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出口信贷担保项目构成了《SCM协定》示例清单（j）项下的出口补贴，而美国并未反驳巴西的指控。因此，提及第10.3款本身并未改变巴西最终负责举证的事实。

其次，上诉机构不同意专家组的观点，即第10.3款可适用于未列于减让承诺的产品。根据专家组的解释，方针对一项未列于减让承诺范围内的产品提讼，唯一需要证明的就是被诉方“曾经出口过该产品”。而一旦方证明了这一点，被诉方必须“证明其没有提供过出口补贴”。这似乎意味着出口未列于减让承诺范围内的产品被假定为是受补贴产品。上诉机构认为，对减让承诺范围内的产品，可以假定超过减让承诺的出口部分是受到补贴的，因为把一项产品列在减让表内，意味着该成员有权在限度内提供出口补贴。但是对未列入减让表的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实施出口补贴，根据《农业协定》和《SCM协定》，都是完全被禁止的。专家组的解释似乎意味着对同一问题，在不同的协定下可适用不同的举证责任，即在《农业协定》下由被诉方承担举证责任，而在《SCM协定》下由方承担。

尽管上诉机构不同意专家组对《农业协定》第10.3款对未列入减让表内的产品的举证责任的解释，上诉机构并不认为专家组的认定是错误的，因为专家组实际上并未依10.3款做出这一认定，而是对巴西施加了举证责任，要巴西证明美国在出口信贷担保项目下对陆地棉和其他未列入减让表的产品提供了出口补贴。相反美国没能反驳由巴西提出的证据和主张。因此，专家组并未错误适用举证责任规则。

基于上述理由，上诉机构驳回了美国的该项上诉请求。

本案的几点启示：补贴与反补贴博弈的多视角解析

首先，由政府设立的机构、运用政府的资金、专门为出口企业提供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担保或提供保险，以支持或扩大出口贸易，是各国普遍采用的手段。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一作法历史悠久，机制完善，再加上政府资金充裕，对促进本国出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GATT东京回合谈判达成了反补贴协议并附了一份出口补贴示例清单。但长期以来WTO针对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担保以及提供保险的案件却凤毛麟角。长期以来各成员实际上是各行其是。现在巴西针对美国的这套复杂的制度挑战到WTO并取得胜诉，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深思和借鉴。

其次，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农业协定的第10.2款是否是对第10.1款的例外？换句话说就是出口补贴的纪律是否只有等到WTO各成员就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担保或保险拟订出新的纪律后，才能约束这三项措施？依美国的观点就是目前无纪律，这是第10.2款的含义。而依巴西的观点现在就应按出口补贴的纪律来约束。不同的观点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结果。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实际上对10.1和10.2款采取了相同的解释方法，即第10.2款不是第10.1款的例外条款，10.2款该款的含义是要“发展（development）”纪律，言外之意在于指出目前并非无纪律可言。如果起草者有使本款作为例外的意图，他们会在文字上明示出来，而且还以其它协定的例外规定作为引证。这一裁决的意义在于澄清了WTO成员以及不少专家学者对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担保以及出口保险目前是否受WTO出口补贴规则约束的模糊理解，从上诉机构都存在不同意见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来。因此本案的裁决对如何运作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担保以及出口保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信贷约束论文篇8

关键词:信贷风险控制商业银行

一、商业银行风险概述

(一)风险的含义

目前在风险管理中普遍采用的风险定义是;风险是指损失产生的不确定性。它包含了损失与不确定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正是由于人们难以确定何时、何地、何种程度的潜在损失,这便构成了一种风险。论文百事通其所致的结果有损失的一面亦有盈利的一面,损失带给人们的是恐惧和失败,盈利面带给人们的是希望和成功。同时“主观说”所指的风险是关于损失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范围包括发生与否不确定,发生时间不确是,发生状况不确定和发生结果不确定。“客观说”认为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是可用定量的手段加以衡量的,并且在同样情况下对所有人都相同。

(二)商业银行风险及信贷风险的含义

商业银行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在经营活动过程中,由于事前无法预料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商业银行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产生偏差,从而有蒙受经济损失或获取额外收益的可能性。商业银行风险的涵义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商业银行风险的承担者是与其经济活动有关的经济实体,如居民、企业、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以及政府等;

(2)商业银行风险与其收益是成正比例的,风险愈高,蒙受经济损失的概率愈大,但获得超额利润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

(3)商业银行风险可以与经营过程中的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使经济系统形成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平衡的机制。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是指其所致的结果有损失的一面,也有盈利的一面:狭义的是指其所致的结果只有损失的一面,这正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本文所研究的也正是这种狭义的信贷风险。本文所研究的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是指由于市场因子(利率和汇率)的不利变化或由于交易对手违约而导致的信贷资产价值的损失,因为产生信贷风险的原因不同把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区分为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商业银行信贷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市场因子的不利变化而导致的信贷资产价值损失的大小,其市场因子主要有利率和汇率:而商业银行信贷信用风险是指由于交易对手违约而带来信贷资产价值的损失,银行从诞生起就一直面对信贷的信用风险。

二、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成因分析

商业银行信贷主体和信贷主体目标是纷繁复杂、多种多样的。这些多样的追求目标有些是共容的,而在很多情况下,不同的主体目标则相互矛盾,甚至互相冲突,体现出排他胜,借款人与商业银行的这些信贷目标往往是不能同时满足的。高的贷款利率意味这商业银行收益的增加,也意味着借款人经营压力的增加;而借款人对超额经营利润的追寻表示他们有承担更多风险的倾向—因为往往高收益与高风险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倾向则会降低贷款资金和银行利益的安全性。对排它性信贷目标的追逐过程就是商业银行和借款人利益的相互较量的过程,信贷道德风险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或提高了。

首先,信息不对称虽然不是引起道德风险的唯一原因,但确实客观存在的事实。信贷业务中的主体,作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都具有“经济人”的特征。主观为己的“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会产生扫除阻碍利益扩大的障碍的动机。一旦客观存在的规则和道德原则对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形成约束,“经济人”就会产生冲破这些束缚的冲动,增加自身不道德行为发生的概率。

其次,任何规范、程序、制度都是不尽善尽美,无懈可击的,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也不例外。即便不违反相关的规章制度,为使自己在信贷目标搏弈中处于优势,信贷主体会充分利用规章制度的空缺和漏洞,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

三、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现状及防范控制策略

(一)市场约束是通过影响银行的成本和收益,从而影响银行的利润率而发生作用的。因此,加强银行业市场约束最为核心的条件是银行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能够自主经营。而要促使我国银行真正成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营主体,其治本之道是改革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首先,要建立人格化的产权主体来行使完整意义的所有权,并根据市场化盈利经营的要求选择和监督经理层。要建立对经理层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同时降低政府对商业银行的行政干预等非市场化、非透明的方式影响银行的经营行为。其次,在股权结构方面,要通过股权的多元化促进产权边界清晰,通过引入有丰富管理经验的战略机构投资者,从而推进银行股权的适度多元化。新晨

(二)要发挥市场约束的作用,需要构建和培育一个完整、统

一、开放的金融市场体系和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首先,要求金融市场的交易行为、方式、价格均为规范和公开的,价格一利率能够自由变动,不受政府管制,能够对资金供求状况作出灵活的反应;其次,要求市场不是垄断的,具有竞争机制,使市场主体进行公平、正当的竞争;三是要求市场资源都具有充分的流动性,市场主体能够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准则自由进入或退出市场。

(三)要发挥市场约束的作用,需要适当调节银行产品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关系。总供给远远超过总需求,或是总需求远远超过总供给,市场约束都会失灵。但在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情况下,市场约束的作用能够得到有效发挥,因为银行客户成为市场的主宰,市场的选择功能能够发挥作用,迫使银行对利率市场信号作出积极反应。

(四)强化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使市场参与者充分了解有关信息,充分保护存款人、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目前改进我国银行信息披露制度的最佳选择就是按照巴塞尔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就商业银行信息披露问题的一系列文件,依据其确立的原则、标准和建议,做到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核心披露与补充披露相结合;定量披露与定性披露相结合,并兼顾成本与效益。

参考文献:

[l]陈四清,试论商业银行风险全过程控制,国际金融研究,2003年第7期.

[2]巴曙松,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6月.

信贷约束论文篇9

【关键词】非正规融资 关系型贷款 信息不对称 金融危机

一、引言

由于中小企业很难从正规的金融融资渠道解决资金瓶颈，所以非正规融资就无可避免的成为中小企业主要的融资渠道。非正规金融以交易成本论来看较之正规金融具有成本优势。现有理论主要从信息经济学、信贷配给、交易成本理论来研究企业的正规融资行为和非正规融资行为。本文利用关系型贷款理论和后金融危机下非正规融资角度来研究影响我国企业融资行为的因素以及企业类型和融资模式的对应关系。

二、理论分析

林毅夫曾以信息的不对称性来充分论证了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必然性。林毅夫和孙希芳的研究结果表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的中小企业都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的融资也更为困难。林教授还证实了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金融融资渠道无论在大型企业还是在中小企业都具有明显的作用，甚至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了也有不规律的分布。

有了关于民间企业融资的这个理论基础我们可以初窥信贷市场中存在着“二段式”的金融信贷市场。信息经济学中关于信贷市场特征的经典文献也不断印证着这种二段式效应的存在。

在研究中发现关系型贷款理论在民间企业的非正规金融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特别是在2008年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伴随着各大投行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正规金融融资渠道与非正规金融相比，非正规金融通过种种抵消性质的方式降低成本，在制度供给上有很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很明显，契约和银行信贷理论只是从几个简单的侧面来推理论证了非正规金融的合理性。

我用关系型贷款理论来分别介入正规金融融资、非正规金融融资以及二者兼有的三种融资方式来建立理论模型，从而从江浙企业的具体角度来理性的探究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模式。

企业从正规的金融融资渠道融资的过程中，除借贷利率r1外，还产生保证契约在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隐形交易成本J（Q），其中监督交易成本与法律交易实施成本等（Q代表关系型贷款的关联度，，关联度越高隐形成本就越低相反的关联度越低隐形的交易成本就相应的变高）。这个中小企业的利润概率为P（r1）（），这个概率与还付本息的的压力是成正比例关系的。中小企业按照先前的所额定的契约成本偿还着他的资本成本，中小企业效用的函数为银行的为，ωi 字母表示银行在与它的商家长期合作时所产生的某种加权值比例。由于存在着经济多种所有制合力的共同作用的复杂性质，在做这个理论模型架构时引入了银行对不同企业产权值的偏好度（这是度是和关系程度相关的）ωi，并把企业的产权类型为了研究方便简性的划分为了国有和民营两种形式，相应的赋予的比例权重就假设为ωp1，ωp2（ωp1，ωp2）0）.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银行的贷款力度是不同的。明显的，国有企业的贷款力度要大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贷款不只承担了较大的交易成本就算是中小企业愿意承担较大的贷款压力一些民间借贷公司和银行业倾向于把大量的款项借于国有或是大型企业而不是中小企业也就是说对民营的企业偏好明显减弱，即ωp1>ωp2>0；如果项目盈利为负值，相对应概率就为1- P（r1）而法律约束假设为（，法律无论对企业借贷还是对于借贷机构他的约束力是刚性的，一般情况下是不可变更的，所以在研究借贷的过程中在建立算法模型时候一定要将法律所带有的约束力加入禅师。而这种抽象的约束力与银行所能追回的贷款是成正比的。如果我们把这一因素考虑进去的话，此时中小企业效用函数和银行的效用分别为：

企业的最优规划问题为：

其中具有约束性条件中的为银行的营业外收益。银行贷款的还款力度是在多种契约共同合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根据以上两个效用函数他的概率可以综合为：。把该公式带入化简得出 。这就说明虽然正规金融的贷款门槛要高于非正规金融，但是它的效用在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后甚至就连那些既得利益的企业也会放弃这种贷款形式转而改为其他两种融资方式。

三、结论

由于篇幅问题在本论文中不将大量具体的数据放置在论文当中而直接给出数据分析的结果。数据主要从我国工商统计局和中国数字报告并结合以2003年世界银行对我国融资环境的考察为来源并具体结合我国江浙企业的融资现状来做了细致的整合和分析。我们就加强对非正规金融融资提几点建议。

（1）使非正规金融首先在法律上合法，可以减少民间借贷等不正规的金融机构的违法犯罪概率，有力保障中小企业融资的利益。

（2）包括国有银行的正规融资机构对非正规金融机构产生的经济促进作用要正确看待。

（3）政府加强对非正规金融融资的管制和指导。政府在金融系统中的管制作用是立竿见影的显而易见的，所以加强政府宏观性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

（4）加强非正规金融行业的规范化建设并有必要建立专门的部门，让非金融的作用在大金融时代下可以合法化和市场化。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信贷约束论文篇10

【关键词】商业银行 不良贷款率 问题与建议

国际经验表明，大多数金融危机的发生与银行贷款违约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应当充分关注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变动情况，防止过高的不良贷款对金融系统造成不良影响。

1995年，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工作会议中，我国首次明确提出要防止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不良贷款率过高的情况。从时间维度上来看，1994年到2014年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逐渐上升，至1999年达到最大值;1999年，国家对通过财务重组和债务剥离等方式对银行业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开始逐渐下降，但近些年来不良贷款额有上升的趋势。数据显示截止2014年底不良贷款额8426亿，不良贷款率1.25%。

影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因素很多，从总体上来说，影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原因包括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

一、内部因素

第一，不合理的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存在产权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产权制度的不合理是导致国有商业银行效率低下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产权关系不清晰会引起导致政府对银行信贷进行较多的行政干涉，同时也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利率、员工薪资等进行干涉，这会降低银行的管理效果。第二，银行内部存在道德风险。银行内部存在的道德风险一方面表现为信贷人员未尽心承担责任，在未充分核实公司真实情况下，将借款公司的虚假材料当作真实材料上报，这会造成银行作出错误的决定，将贷款发放给不符合标准的公司;另一方面表现为信贷员可能在贷前调查时，接受了相关公司的贿赂进而帮助企业隐瞒其不利因素，从而使得审查部门做出错误的贷款决策。

二、外部因素

第一，信贷软约束和利率软约束。信贷软约束在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借新还旧”。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政府追求就业目标或经济增长等原因，对于一个未完成的无效率投资项目，政府或银行往往主动或被动地追加投资，因为追加投资的边际收益可能大于放弃项目必须付出的边际成本（周兆生，2004）。政府的行政权力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资金的配置，预算软约束逐步变成为利率软约束。通过优惠利率、利息减免和债转股等种种直接或间接的补贴措施，大大降低了银行的真实贷款利率（胡剑平，2006）。信贷软约束和利率软约束进一步易于引发企业的逃废债行为，导致银行不良贷款不断产生，增大银行体系的风险。

第二，企业融资渠道狭窄和偿债能力低下。经济市场化条件下，未解决国有企业资金使用效益不高的问题，其资金不再是由政府拨款而是需要自行筹措，结果却使得国有企业来自财政的扶持资金大量降低。并且由于我国股票和债券市场不发达，企业很难通过该渠道进行资本的融通，因而只能通过向银行贷款的方式来维持经营活动。可见故国有企业流动资金大部分来自于银行贷款，但部分企业技术落后，经营较差，无法在市场化经济下良好运行，盈利低下甚至破产，造成了较多的不良贷款。

针对我国不良贷款产生的原因，防止不良贷款的过度增加，本文认为应采取以下对策：

（一）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的主要职责应当是通过制定一系列规则确保经济的稳定运行。政府需要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对银行进行管理的职能上来，而非对银行进行行政干预。政府只有区分出其职能的边界，才能进一步减少行政干预，为降低不良贷款率创造较好的政策环境;同时国有银行自身也需要向现代商业银行进行转变，这其中通过对产权制度的改革能够提高银行经营的透明度，加强银行决策的独立性，有利于预防国有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主体不明确而造成的各种问题。

（二）推动资本市场的建设，通过金融创新对不良贷款进行处理

不断推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建设，通过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将积聚在银行系统的风险进行转移。第一，商业银行可以运用不良贷款证券化的方式转移到银行资产负债表外，在资本规模不变的情况下由于风险加权资产的减少而使得资本充足率提高。第二，银行为转移违约风险，在管理其信贷资产式可以采用信用违约互换的方法。通过该方法相当于金融机构对可能产生违约的资产交纳一定的保费，若是发生违约，则得到约定的金额赔偿。这有利于维护银行业的稳定性，且通过该方法银行信贷资产的流动性大大增强，有助于资产在市场上交易。

（三）加强银行业的风险监管，规范银行业监管制度

新巴塞尔协议指出监管当局应当履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管理职责，以此提高银行的不良贷款管理水平，促使金融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因此，相关管理部门应不断加强监管力度，提高监管水平、建立完善的商业银行监管制度和体系。具体可采用如下手段：第一，发挥律师、审计、会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对银行的监督审查作用。第二，要健全银行同业协会，完善行业自律体系，形成同业监督控制系统。第三，银监会要加强对银行的管理状况、资产质量、盈亏等经营状况的风险性检查，确保银行稳健经营。

（四）加强社会信用建设，创建社会信用环境

只有不断加强我国信用环境建设，才能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管理奠定良好的基础。其具体做法包括：第一，加快建立信用中介机构，通过信用中介服务为金融从业者判断贷款风险提供参考。第二，政府要主动的加强社会信用建设，与银行相互合作，建立和完善信用信息的使用规范以及失信处罚机制，以防止逃废银行贷款的行为。第三，在维护金融债权方面加强银行系统各部门之间的合作。第四，加强民间信用管理机构在不良贷款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创建全民的信用文化。

参考文献

[1]胡剑平.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不良贷款形成中的经理人行为视角[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

[2]娜.关于降低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思考[J].金融与经济，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