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结构论文十篇

信贷结构论文篇1

关键词:农村信贷市场；竞争结构；分析

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的信贷需求日益增加，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村金融市场与城市金融市场从市场需求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所以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结构以及市场竞争主体所采取的竞争战略与城市金融市场存在明显的不同。根据战略管理专家迈克尔·波特(M.E.Porter)的行业竞争理论，行业的竞争结构决定着行业的竞争原则和企业可能采取的战略，因此行业竞争结构分析是企业制定战略最主要的基础。[1]对于各个金融机构而言，要制定正确的竞争战略，在未来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深刻理解行业竞争的决定因素。本文利用波特的五动力模型分析了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结构，为金融企业在农村金融市场的战略选择提供依据。

一､农村信贷市场及竞争力量分析

(一)农村信贷及信贷市场的概念界定

信贷市场是指运用借贷方式，以信贷合同为工具融通资金的金融市场。农村信贷市场是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农村票据市场､农村同业拆借市场､农村证券市场以及农村外汇市场一同构成了完整的农村金融市场。同时，本文分析的信贷是指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不包括民间金融等其他信贷融资方式。本文分析的金融产品是农村一般性的信贷业务，不包括对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的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以及粮棉油收购的低息或者无息贷款部分的分析。一般的信贷业务包括农户为满足生产需求而产生的贷款需求，也包括农村工商企业､农村经济组织或个体工商户为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而产生的贷款需求。

(二)农村信贷市场竞争力量分析

按照波特的观点，一个行业中的竞争，远不止在原有竞争对手中进行，而是存在着五种基本的竞争力量，他们是潜在的行业进入者､替代品的威胁､购买商的讨价还价能力､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以及现有竞争者之间的竞争。[2]

1.现有企业

(1)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由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而来的农村合作银行。目前农村信贷市场的主要供给方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农村商业银行，也是农村市场最大的正规金融机构，其队伍庞大､点多面广，最接近农村基层群众，其信贷规模约占全国信贷总量的11%左右。[3]我国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成立了信用社，建国后农村信用社得到迅速发展，到1956年，农村基本实现了信用合作化。从1958年开始，我国农村信用社几经改革，但至今仍没有就其组织性质形成明确的结论。

(2)商业银行。除农村信用社之外，农村市场还存在中国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是目前农村地区从事金融业务的唯一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成立和撤销。1996年，与信用社分离后，中国农业银行开始了收缩乡镇､巩固县城､拓展城区的经营战略，大量分支机构从农村撤出，仅仅保留部分营业网点。但是农业银行仍保留了一些农村的优质客户，比如一些农业龙头企业､农村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及资信状况好的个人客户。

2.潜在进入者

虽然目前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缓慢，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市场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首先，目前农村借贷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供不应求状况，资金需求者对资金的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另外，我国目前金融机构的信贷产品单一，不能满足农村经营主体的多样化需求。所以当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将出现新的竞争主体。

(1)民间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各种民间金融机构和融资形式如基金会､私人钱庄､企业集资､农民互助合作社等一直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甚至打压。据估计，目前全国地下信贷规模在7000亿元至8000亿元之间。央行有的官员也多次表示:要解决小额信贷和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放宽民间金融活动空间。民间金融的许多优点是国有银行无法比拟的，特别是民间金融机构有着期限灵活､手续简单､便捷高效等特点，在满足农村金融市场需求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所以我国对民间金融机构的态度由一味的打击开始向规范转变，管理部门已经发出了明确的“解禁”信息，允许民间金融机构合法化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变为现实。

(2)外资银行金融机构。2006年是我国进入WTO后过渡期的最后一年，年底过后，我国的金融业将会全面开放。同时，中共中央在《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到，在保证资本金充足､严格金融监管和建立合理有效的退出机制的前提下，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在这种情况下，对外资银行来讲，具有一个非常好的进入我国市场的机会。原来已经进入的外资银行一方面会进一步对我国的各类金融企业扩大投资份额和加强各项业务的合作，另一方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农村金融。据悉，澳新银行计划投入2亿澳元换取上海市农村商业银行约20%的股份，荷兰合作银行可能入股浙江省和辽宁省的农村信用社。[4]

(3)其他商业银行。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后，随着农村的城市化､农业的产业化､农民的市民化，我国农村的机会增加了。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风险会相应降低，从而具备的投资价值会随着时间和各项政策的落实显现出来。在这种趋势下，国内商业银行会逐渐加大对农村市场的关注，一些商业银行会逐渐加入到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中来。

(4)邮政储蓄。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在北京举行的“2006中国金融高峰会”上介绍，筹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已得到国务院批准，这家银行将成为面向普通大众，特别是为城市社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居民提供基础的金融机构。虽然新成立的邮政储蓄银行暂不经营信贷业务，但随着其内部治理结构的逐渐完善和管理的逐渐规范，未来的邮政储蓄银行会不断扩大资金自主运用范围，极有可能涉足农村信贷，充分发挥其网络优势，完善城乡金融服务功能。

3.替代品

(1)直接融资金融市场的发展。作为间接融资的替代品，直接融资市场相对于以银行金融机构为中介的间接融资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对于一些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上市融资不仅融资成本大大低于银行，而且募集的资金是作为股权资本使用，相对于银行信贷，没有还本付息的要求。山东省目前共有农林牧渔业上市公司4家，通过发行股票累计发行融资近12亿元。[5]同时，上市融资在经营管理和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还可以使企业在获取资金的同时理顺内部关系，完善治理结构，实现更好的发展。这些优势都是银行信贷融资所没有的。另外，正在探索中的企业债券也会对银行信贷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

(2)民间借贷。虽然民间借贷目前尚未以合法的企业形式参与农村金融市场，但农村大量的信贷资金还来自于各种形式的民间金融机构以及私人借贷，民间借贷凭借其获取信息以及成本方面的优势，使其具有期限灵活､手续简单､便捷高效的服务特点，已经构成农村借贷市场的重要互补因素，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据调查，2003年全国民间金融融资规模已达8000亿元左右。[6]

4.储户和贷款者

农村信贷市场的主要资金供给者是各类型的储户，既包括农民及个体工商户，也包括农村工商企业､各类经济组织和乡镇政府。因此，对储户资源的争夺就成为各个金融机构发放信贷资金的重要保证。

在农村金融市场上，资金的融入者与资金的供给者有着高度的重合，因为金融机构就是在各个市场主体之间调剂资金余缺的中介组织，他们对资金的需求程度影响到了农村商业信贷市场的竞争强度，所以也成为农村商业信贷市场的重要竞争因素。

二､农村信贷市场竞争强度分析

以上五种基本竞争力量的状况及其综合强度，决定着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从而决定着行业中获利的最终潜力。(一)现有企业间竞争强度分析

目前，在农村正规金融市场绝大多数信贷业务由农村信用社提供，中国农业银行仅仅占据少量比较大的客户，二者之间的竞争并不激烈，农村信用社实际上处于一种垄断状态。究其原因，一是农村信贷市场竞争者数量少且二者存在一定的产品差异，即农业银行只注重一些相对规模较大的优质企业或项目；二是农业银行正在逐渐寻求退出农村市场；三是农村正规信贷市场的进入障碍的存在使目前尚没有或者很少有竞争者进入这一领域。

(二)进入威胁强度分析

农村信贷市场之所以竞争强度有限，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村信贷市场存在种种进入障碍。但一些障碍正在逐渐降低，尤其是政策的限制。

(1)规模和成本限制。这是阻碍其他金融机构进入农村信贷市场的最重要的因素。我国农业生产力落后且发展不均衡，农业生产率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所以从资本逐利的角度来说，社会资金是不会向农村流动的。即使一些地方或者一些部门利润水平达到了社会平均利润率，由于农村需求主体过于分散，且缺乏统一有效的征信体系，信息获取成本高昂，所以，进入这一市场的金融机构就很难扩大经营规模以确保盈利，规模的扩大会使经营成本上升速度提高。几大银行由于追求大市场､大银行的发展目标和降低成本考虑也逐渐退出了农村金融市场。这样，农村信贷市场仅仅有农村信用社发挥自己信息成本优势在享受优惠政策的条件下经营着农村信贷业务。

(2)政策限制。虽然经营农村信贷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巨大的农村信贷市场需求催生了各种民间融资形式，它们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的资金需求。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走到农村金融市场的前台，因为我国没有出台正式的法规允许民间金融的经营，甚至将它们混同为高利贷等加以打击。但为满足农村发展的资金需求，随着农村金融市场改革的深入，国家逐渐在放宽进入这一市场的限制，目前民营小额信贷机构和外资小额金融机构的进入试点等措施证实了这一点。在政策不断放宽的情况下，新进入者的威胁不断增强，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机制将逐渐形成，从而打破信用社一统天下的格局。

(3)其他因素制约。除了受规模､成本和政策的影响外，进入农村金融市场还有一些其他因素的制约，基于客户转换成本､信贷产品营销渠道等方面因素的考虑也是进入农村信贷市场的制约因素。

(三)替代强度分析

正规金融机构的缺位给其他的融资形式创造了满足农村资金需求的条件。作为与间接融资同样重要的融资形式的直接融资方式，已逐渐被一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合作经济组织所接受。《国务院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如果说上市融资距大多数农村融资主体还较远的话，那么农业保险､融资租赁等形式的直接融资方式则更加被农村融资主体所接受。就目前来看，我国农村资金需求主体的直接融资比例仍然会比较低，因为我国的直接融资市场还没有延伸到农村市场，不仅是直接融资需求较少，难以形成成熟的直接融资市场。在一定时期内，直接融资还不会对农村信贷市场产生太大的替代作用。

尽管作为正规金融机构进入农村信贷市场存在很大障碍，但一些民间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形式在满足农村信贷市场需求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很多地区，民间借贷的总量远远超过了正规金融机构的放贷额。民间借贷有着天然的信息获取优势，信息成本大大低于正规的金融机构，同时，民间借贷具有方便灵活，手续简便等优势，所以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市场的借贷具有相当强的替代作用。

(四)储户及贷款者的讨价还价能力

储户作为农村信贷产品提供者的资金来源，其谈判能力并不是很强，首先因为利率水平相对储户来说是外生的，我国目前尚未达到完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即使储户有一定的谈判能力，他们的选择也很少，能够吸收存款的机构只有农村信用社或者邮政储蓄机构，况且地理上相对分散的农村储户，资金也相对比较分散，吸收他们的存款本身成本就比较高。另外，农村存款主体的储蓄率比较高，缺乏其他的资金融出渠道。这一切导致了他们在金融机构面前出于弱势地位。

在贷款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谈判能力要区别看待。农村一部分运营状况良好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的资金需求比较容易得到满足，而且借贷成本比较低，享受着较低的贷款利息，因为他们资信状况好､资金需求量相对较大､盈利水平比较高，从而具有的谈判能力比较强。但个体的农户就不具备这样的谈判能力，他们往往成为金融机构“惜贷”的对象，正常的资金需求也得不到满足，他们往往缺乏担保人或抵押物，而且要求的资金数量少，周期灵活，金融机构贷款的单位成本高，所以面对金融机构，农户在贷款方面出于弱势地位。另外，利率的管制使对农户的贷款利率达不到弥补风险的水平，也是金融机构“惜贷”的重要原因。

三､结论

就以上分析看来，我国目前农村信贷市场竞争强度并不大，现有的两类金融机构按实力分别占据着不同的细分市场。竞争意识的缺乏降低了涉农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构建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和落脚点。

参考文献:

[1]杨锡怀.企业战略管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C.W.L希尔，G.R.琼斯.战略管理[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5.

[3][6]何广文，冯兴元.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制度变迁[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4]安徽省商务厅.中小外资银行涉足我国农村金融[DB/OL]./aarticle/sjgongzuody/200605/20060502215107.html(2006.05.18)[2006.07.13].

信贷结构论文篇2

关键词：税收　商业银行　信贷投放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间接融资一直在我国金融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银行信贷是企业获得融资的主要方式；从我国现阶段银行发展来看，银行业无论是资产规模、盈利能力以及发展水平方面都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我国利率尚未市场化，存贷利差一直是我国商业银行主要的利润来源，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规模也对银行营业收入水平有着重要影响。因此银行信贷水平不仅影响银行自身发展，而且对整个宏观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力图梳理税收与银行信贷有关文献，为银行指定相关信贷政策提供依据。

二、国外文献回顾

通过梳理相关国外文献，我们发现国外学者常常把银行信贷看成货币政策工具，较少论及税收对信贷的影响。同时金融危机之前的研究主要从放松金融管制，促进银行发展的视角出发，研究税收政策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而金融危机之后，学者们提出各种对金融机构的征税的议题，不仅仅针对银行信贷行为，而且涵盖所有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目的在于惩罚那些诱发金融危机、或者从危机中不当得利的金融机构，支付应对危机的财政成本等。Shackelfordetal.(2010)一文综述了对金融机构征收特别税以及探讨各种税收政策的实施是出于何种经济背景，能产生何种政策效果。Hemmelgarnetal.(2010)更进一步探讨了对金融机构征税所导致的税收负担转嫁问题，作者认为市场竞争以及银行市场力量强弱决定了税收负担归宿，研究的样本包含1400多家欧洲商业银行1992年至2008年的数据，实证结论表明，即使是在高度垄断的，极度缺乏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商业银行都不可能将税收负担完全转移给客户承担。

三、国内文献回顾

而国内直接从微观视角探讨税收对银行信贷行为影响的文献较少，学者们通常认为流转税确实扭曲银行信贷行为，不具有税收中性的作用，而所得税却无信贷扭曲效应。李文宏（2004）构建在资产约束条件下银行利润最大化的信贷供给模型，分别在无税与有税条件下探讨了最优信贷规模问题。作者发现营业税降低银行最优信贷水平，扭曲了银行信贷行为，而企业所得税具有税收中性的性质，但作者仅仅采用规范分析方法，并没有通过实证验证上述结论。辛浩等（2007）以14家商业银行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商业银行税收对银行盈利能力影响，发现营业税与银行信贷资产比显著负相关，表明营业税确实扭曲了银行信贷，而所得税却无扭曲效应。该结论验证了上述研究结论。赵以邗等（2009）采用DEA方法考察营业税对银行效率影响，作者发现营业税确实会降低银行贷款数量，存贷利差扩大，同时对银行总体而言，营业税税率的下调对银行业效率水平的提升影响效果并不大，但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的改善程度要大于国有银行。闫肃（2012）以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业税收的信贷扩张效应，作者发现，金融业间接税对银行信贷扩张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间接税增加1%而银行信贷下降0.7%，直接税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十分有限。然而，也有少部分学者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所得税也会扭曲银行信贷行为。薛薇（2011）基于产业组织理论，通过构建信贷资本成本模型来说明这一点，在考虑银行融资成本以及银行贷款损失的税务处理的条件下，所得税提高了银行税后信贷资本成本，进而降低税收信贷收益率，最终银行最优信贷水平下降。卢立军（2012）采用事件研究方法分析了对农村信用社发放小额贷款享受退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农村小额信贷投放的激励效应，作者发现该税收优惠政策使得农村信用合作社盈利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显著加强。此外，与银行信贷相联系的另一个论题是银行存差问题。学者们更多的从银行债务和风险管理角度以及信贷市场信用角度分析银行存差扩大的原因。伍志文等（2004）的实证分析表明存贷差可以作为国有银行损失金以及信贷风险补偿金，因而存贷差扩大的部分原因在于我国金融深化的程度不够。杨万东（2006）考察了存贷差产生的原因以及存贷差扩大的影响，但是其中没有提到商业银行税收因素对银行存贷差的影响。郑慧（2010）构建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存贷差扩大的原因，作者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外汇占款存贷利率的变化以及城乡居民储蓄都是影响存贷差扩大的原因。由于商业银行税收对信贷的扭曲效应，降低银行最优信贷水平，银行存在“惜贷”行为，但是目前还没有学者从税收角度给出我国存贷差扩大的原因。

四、文献述评

从上述学者对商业银行税收信贷微观效应的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的结论认同流转税会扭曲商业银行信贷行为，造成商业银行最优贷款量下降，而所得税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不大，基本上属于“中性税收”。少数研究表明所得税同流转税一样，降低银行税后信贷收益，扭曲最优信贷行为。因此，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上述学者对商业银行税收信贷扭曲效应的探索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但也存在以下不足。所构建的模型并没有考虑所得税对信贷损失的影响。大多数学者们仅仅从信贷供给角度出发，构建银行利润最大化模型，没有考虑所得税对银行贷款损失弥补的影响，因而也就得出所得税具有“税收中性”的结论。而本部分构建的数理模型充分考虑到银行贷款损失税务处理不同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银行信贷行为。通过检索有关银行存差的相关文献，我们发现从税收角度给出银行存差扩大的解释及实证研究的文献几乎没有，学者们更多的从银行自身债务和风险管理角度介绍目前银行不断扩大的存差现象。

参考文献：

[3]李文宏.中国银行业税收效应与制度分析[D].厦门大学,2004.

信贷结构论文篇3

【摘要】信贷业务作为商业银行最重要的资产业务，在银行的经营管理决策中占主导性地位。而信贷资产作为给商业银行带来预期经济利益的主要资源，其配置与配比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和长期发展。本文在新常态的经济背景下，以赣州建设银行XX支行为例，针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产生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并针对信贷资产结构配置提出改进建议。

【关键词】商业银行 信贷业务 信贷结构优化

一、绪论

（一）论文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在2014年提出“新常态”这一观点，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增加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而现阶段商业银行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资金提供者，其信贷资产的优劣不仅与银行自身经营状况密切相关，对于国民经济能否稳健发展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信贷结构优化一直是商业银行的重要工作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商业银行经营的实质。因此需要对传统的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结构进行优化升级，只有不断完善银行的信贷资产结构，才能真正提高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经营状态，以质的形式稳健处于新常态下的国民经济。

（二）论文研究的思路和内容

本论文通过对赣州建设银行XX支行信贷业务为例，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部分展开论文。探讨和分析商业银行信贷业务中存在的问题，以小见大分析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结构问题。以及提出优化信贷资产结构的措施，以此改进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经营效益和长期发展。

二、赣州建设银行XX支行的现状分析

赣州建设银行XX支行成立于1954年10月，内设职能部门9个，拥有员工596人。这一年来，在省分行、赣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认真按照全省建设银行2015年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和工作部署，坚持以参与服务赣州经济建设为己任，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以提高核心竞争力为目标，完成了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变，经历了由国有商业银行向股份制银行的飞跃，已发展成为拥有广泛的客户群体及市场资源，营业网络遍布全市主要县市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2015年年底XX支行主要业务指标完成情况：

（1）全口径存款（本外币）余额445243万元，比年初增长26029万元，同比多增24556万元，完成省分行下达时点新增计划38000万元的68.5%。其中企业存款余额211000万元，比年初负增长1172万元，同比少增3855万元；储蓄存款余额230574万元，比年初增长30391万元，同比多增18473万元，完成省分行下达时点新增计划26000万元的116.89%；同业存放款项余额3668万元，比年初负增长3191万元，同比少降9937万元。

（2）各项贷款余额209884万元，比年初下降21295万元，同比少降96646万元。按金融企业制度应计与非应计口径划分，不良贷款余额10870万元，比年初下降29608万元，不良贷款率为5.18%，比年初下降12.33个百分点。其中：逾期贷款余额233万元，比年初下降24572万元，非应计贷款余额10637万元，比年初下降5036万元，非应计率5.07%，比年初下降2.37个百分点。五级分类口径不良贷款余额11169万元，比年初增加2113万元，不良贷款率5.32%，比年初上升1.4个百分点。

（3）贷款利息收入13120万元，同比减收2571万元，完成省分行下达利息收入年计划13494万元的97.23%，其中实收贷款利息13123万元，贷款利息实收率96.83%，同比提高6.57个百分点；贷款收益率5.78%，同比提高0.27个百分点。

（4）实现帐面利润7297万元，同比增加500万元，完成省分行下达计划7823万元的93.28%。实现拨备前利润8390万元，同比增加214万元，完成省分行下达该行同口径利润计划8126万元的103.25%，实现考核利润7140万元，同比减少956万元，完成省分行下达计划8048万元的88.72%。

（5）全面完成贷款质量控制指标，其中纯新发放贷款不良率为0；纯新发放贷款潜在损失率为0.54%，比省分行控制计划比率0.65%低0.11个百分点；非正常贷款比率28.21%，比省分行控制比计划率40.92%低12.71个百分点；关注类J款向上迁徙率18.03%，比省分行计划高16.9个百分点；不良贷款向上迁徙率67.6%，比省分行计划高50.7个百分点；不良贷款超额现金回收638万元，完成省分行计划508万元的125.59%。

三、赣州建设银行XX支行信贷业务问题分析

XX支行信贷业务在运营过程中取得优异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以下三点问题，值得我们分析与探讨：

（一）信贷成本较高

赣州建设银行XX支行信贷业务最主要问题：信贷成本高，其信贷成本包含资金成本、经营成本和风险成本。从资金成本和经营成本两个方面来看，在上述资料中可以发现“贷款利息收入13120万元，同比减收2571万元”，这就是资金运营效率低下的表现，也间接反映了资金利用存在问题。从风险成本来看，在上述资料中可以发现“不良贷款余额11169万元，比年初增加2113万元，不良贷款率5.32%，比年初上升1.4个百分点”，这就是风险成本高的表现，也是导致信贷成本高的主要原因。因此，这也可以论证信贷风险高、运营效率低下与信贷管理成本高成正比例关系。

（二）小额贷款业务风险控制弱

“新常态”九大特征之一：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赣州建设银行XX支行顺应发展的战略之一就是“大力营销个人类贷款”，其本身就具有贷款金额数值小、信贷次数数量多、贷款客户居住地分散的特点，而XX支行缺乏规范的小额信贷管理制度。导致XX支行揭示风险的能力主要依赖于信贷承办人的主观判断，而不是以财务报表和贷后管理等科学的小额信贷管理制度手段进行评定。

（三）集权分权管理难以明确界定

随着“新常态”下大力推动发展绿色低碳经济，赣州地区水果蔬农产业是赣南地区政府扶持产业与核心发展产业，XX支行涉农客户贷款需求一般贷款额度小且贷款用款急的特点，因此XX支行必须在缩短上下级审批链条上下功夫，最好的解决办法便是对涉农客户贷款实行放权。而众所诸知国有四大行的上下级之间审批链条及管理链条过长，换句话说涉农客户贷款从申请贷款到批准贷款到获取款项的时间过长，贷款效率较低，极大地制约了涉农客户贷款业务的发展，影响涉农客户贷款这一方面的核心竞争力。

四、提高信贷业务管理水平的对策

针对上述信贷业务产生的问题，赣州建设银行XX支行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优化信贷资产结构，实行改进措施：

（一）夯实信贷基础工作

首先是加快评级授信进度，提高评级授信覆盖面。积极开展客户信用等级认定，及时完成了与建行有信贷需求和潜在信贷需求的公司类客户的评级工作，从源头上把好信贷准入关。同时，对“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着眼于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认真开展客户评价和授信工作。

其次是优化信贷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在规范程序、防范风险的基础上，以“申请、调查评价、审批、合同”为骨架简化贷款手续，缩短审批时间，对一些客户急需的承兑、贴现等信贷产品，随到随办，积极采用送审、会签等审批形式缩短审批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对“还款有保证，经营稳定”的企业，在评级授信的基础上实行“一次核定，周转使用，新增上报”的方式简化手续，方便企业。对于信誉较差的企业则严格信贷手续，控制总量增长实行逐步退出，防范新的风险。

最后是借助评级授信工作的开展，认真做好重点客户、优质客户的营销工作。在不断拓展重点企业客户的同时，积极研究培育扶持优质中小客户，确立以流动资金贷款为切入点，积极拓展优质中小企业客户的发展战略，展开对中小企业客户的评价、评级、授信等工作。

（二）扩大优质客户群体

与当地政府以及财政部门、经贸部门等联系，及时了解掌握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重点建设项目、重点工业企业发展等情况，为银行管理层优化信贷资金投向、选择目标客户提供准确的决策支持。为建行资产业务持续、稳步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三）发挥建行的传统优势

对个人类贷款，积极主动加大个人住房贷款营销力度，该行充分用足用活上级行政策，因地制宜，优化人员配置，加快审批速度。对重点楼盘和信誉较好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差别化服务，为有诚信、有实力的公司的优质项目楼盘住房贷款开辟“绿色通道”，对符合贷款条件的做到及时申报、及时审批、及时发放。对客户实施全方位服务和联动营销，根据每个客户的不同情况、不同需求进行个性化服务、推销适合客户的各类银行产品。根据客户的资金链和产业链，延伸和扩大客户群体和服务范围。

五、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一个设计良好的信贷资产结构体系，可以使商业银行将现有信贷资源更加合理有效地进行配置。而提高信贷资产质量的关键在于尽快完善风险管理模式，建立规范化并行之有效的信贷流程，正确引导商业银行切实提高资产质量、减少资产风险损失，从而提高可持续的经营效益，保障商业银行持续稳定的健康发展。

（二）展望

由于我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信贷实践还处于不断发展阶段，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结构还在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中前进。新常态下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实际增量依然可观，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增长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在如此经济稳定良好的前向推动下，我相信，经过学术界和商业银行自身的不断积极研究探和摸索实践，信贷成本高、风险控制弱等一系列信贷问题都将得以解决，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结构必将不断地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1]唐可平.村镇银行信贷资产结构优化的思考[J].中国农村金融，2015，（06）.

[2]董峰.银行公司信贷业务资产结构优化问题研究――以A银行为例[J].现代商业，2014，（17）.

[3]林国英，梅欢雪，王文星. 论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结构变化对经营收益的影响――基于新资本管理[J]. 福建金融，2014，（03）.

[4]李振京.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组合最优化研究[D].山东大学，2013.

[5]林跃武，许大庆，许文嫣.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组合结构评价方法研究[J]. 金融论坛，2012，（10）.

[6]程昊.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若干问题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

信贷结构论文篇4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目标偏移

一、导言

我国NGO小额信贷机构的目标偏移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一般而言，按照国际小额信贷的主流认识，NGO小额信贷机构的最初目标客户定位是所在社区的贫困户（尤其是最贫困的客户）1。如果在业务实践中，NGO小额信贷机构逐渐更多地向非贫困户以及富裕户放贷，就会出现目标偏移。

通过对样本NGO小额信贷的调研发现，我国NGO小额信贷机构存在目标偏移现象。汪三贵（2001）对贵州草海项目的研究，孙若梅（2006）对河南、河北扶贫社的研究，刘西川等（2007）对内蒙古、河南、山西三省NGO小额信贷项目的研究，程恩江和Ahmed（2008）对北方四县的研究，均表明我国NGO小额信贷机构并没有主要瞄准贫困户，而是集中于不太贫困的客户以及富裕户。即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NGO小额信贷机构与正规信贷机构的业务没有区别，对底端信贷市场没有起到作用。实际上，与银行、信用社等正规信贷机构相比较，NGO小额信贷机构将客户对象由富裕户扩展到了比较富裕的客户（程恩江、刘西川，2010）。同样，还存在一些相反的证据，如Park and Ren（2001）对陕西省商洛市扶贫社的分析、任常青和朴之水（2001）对河南省虞城县扶贫社的研究，均表明这些机构很好地实现了目标瞄准。

关于NGO小额信贷目标偏移的原因，一般归结为三类：第一类从供给角度出发，提出“交易成本驱动说”，认为降低交易成本的动机，导致了NGO小额信贷机构对底端客户的歧视（孙若梅，2006）;第二类从需求角度出发，提出“需求不足论”，认为贫困客户的有效需求不足，自我排斥出小额信贷服务范围（刘西川等，2007;程恩江和Ahmed，2008）;第三类从联保贷款的连带责任机制出发，提出“机制排斥论”，联保小组排斥出风险程度高、抗风险能力差的贫困户（汪三贵，2001）。

上述研究对我国NGO小额信贷的目标偏移问题进行了很好的探索，为认识该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是，上述研究忽略了NGO类型对目标偏移的可能影响。由于我国特殊的体制背景，NGO类型与西方意义上的分类不同，与政府的关系也不能简单的用“政府―社会”的二元范式来解读（Wexler， 2006; Ma， 2006; Lu， 2009）。按照Wexler（2006）的研究分类，本文对NGO类小额信贷机构进一步分为部级官办NGO、地方性官办NGO、专业协会与草根NGO，共4个亚类2。由于与政府关系不同，在获取补贴、政府资源、独立运作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不同NGO亚类型小额信贷机构的目标偏移问题程度会出现差异。这构成本文研究的逻辑出发点。

本文选择中国小额信贷联盟数据，对导致我国NGO小额信贷机构目标偏移的因素进行经验检验。与既有研究相比较，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在于：（1）从我国NGO运行的特征出发，分析了四类NGO小额信贷机构目标偏移的行为逻辑，并进行了经验检验。这种分析角度，对国际上简单地将NGO处理为单一类型的做法进行了细化，丰富了国际研究中统一化分析NGO小额信贷的研究结论，也深化了对我国NGO小额信贷机构的研究。（2）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弥补了既有研究样本数量小（最多未超过5家）、数据类型限于截面数据的不足。面板数据既涵盖了机构层面的横向信息，又包括了不同年度的纵向信息，更适合NGO小额信贷机构目标偏移的分析。

论文下述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我国NGO小额信贷进行了理论分析，给出了有待检验的命题;第三部分介绍了数据以及检验模型，第四部分给出了描述性统计与估计结果;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我国NGO小额信贷机构类型与目标偏移：理论解释

（一）NGO小额信贷目标偏移的认识逻辑

我国NGO小额信贷出现目标偏移现象，与特有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在对我国NGO小额信贷的分析中，运用国家-社会的二元范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我国NGO小额信贷机构往往都与政府存在一定的依附关系――具有明确社会目标的NGO小额信贷机构，往往认为有助于实现政府的扶贫等社会目标，理所当然地要享受政府的补贴，也有权利用政府的组织以及社会资源。与此相伴的是，NGO小额信贷机构不可避免会受到来自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的干预，有可能诱发小额信贷机构的目标客户偏移、经营陷入困境。但是，我国NGO小额信贷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独立性，在业务经营、内部管理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享受政府补贴、利用政府资源来实现社会目标构成了目标瞄准的动力，而政府干预则往往形成了目标偏移的诱因。由此，政府补贴/资源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我国NGO小额信贷目标偏移的认识逻辑。

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NGO小额信贷机构独立决策的经营部分不会出现目标偏移。在NGO小额信贷机构自主经营的部分，交易成本驱动确实也成为目标偏移的驱动因素之一。但是，交易成本的作用，与来自政府方面因素的影响，二者之间的权衡，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不同NGO类型小额信贷的经营。

（二）我国NGO小额信贷机构类型与目标偏移

国际机构项目的小额信贷业务以及部级官办NGO小额信贷机构，往往受到中央、地方财政的补贴，工作人员工资、办公场所费用等都由政府买单。此类机构的运行，往往经济意义与社会意义之外，还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因此，部级官办NGO最集中于社会目标，目标客户的瞄准具有一定意义上的不可替代性。

与部级官办NGO类似的是，地方性官办NGO也具有社会目标，也享受到地方政府的补贴。但是，在享受到补贴的同时，地方性官办NGO最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与地方发展项目的捆绑，对特定利益群体的倾斜，精英阶层通过地方政府的施压，此类做法在给地方性官办NGO带来业务的同时，往往对地方性官办NGO的独立性造成很大影响。最为明显的是，贷款金额、贷款期限等在地方干预下，具有更大的随意性，在客观上导致了地方性官办NGO的目标偏移。

专业协会是第三类NGO小额信贷机构。与前两类机构相比，该类机构享受的补贴较少。值得重视的是，专业协会享有的产业项目以及社会资源，对小额信贷业务的开展有促进作用，促进了该类机构能更好地瞄准目标客户。但是，由于我国农村保险发展的欠缺，项目市场风险导致的经营失败，往往会对小额信贷的还款率造成影响，造成了一定的财务压力。同时，协会内部的精英控制，也会导致小额信贷机构的目标偏移。

草根NGO与专业协会一起，是国际意义上的NGO组织。我国草根NGO小额信贷的发展，从社科院最早开展小额信贷试点就已经开始。草根NGO小额信贷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社会资金的扶持以及社会捐助，扎根于特定村庄，发起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些因素，使草根NGO小额信贷具有明显的社会目标。部分草根小额信贷机构受到外部的技术支持，对于开展金融扶贫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草根NGO经营的透明性等难以得到国际捐助机构的认可，国内捐助的来源比较有限，而且不稳定，因此，来自财务持续性的压力要更大一些。同时，由于经营范围较小，可供选择的有效客户较少，向较富裕的客户放款的可能同样是存在的。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有待检验的命题：

命题1：不同NGO类型的小额信贷机构覆盖深度存在差异。

命题2：地方性官办NGO小额信贷机构最容易出现目标偏移。

（三）交易成本动机与我国NGO小额信贷机构

小额信贷机构追逐资金回报率，从而实现财务的可持续乃至利润增长，往往被认为是导致目标客户上移的主要动因。一般的逻辑是，小额信贷机构的目标客户越是沉下去，相应的贷款经营成本会越大，从而资金回报率越低。对于小额信贷机构而言，不同层面的客户具有替代性，是这种逻辑隐含的前提。在国际小额信贷实践中，确实也出现部分机构为了追求财务可持续而使目标客户上移的案例。

与国际实践不同的是，我国NGO小额信贷从一开始就有明显的扶贫导向。从国际机构在中国区项目中的小额贷款，到扶贫社、专业协会等在特定乡村的小额贷款，NGO小额信贷的目标客户非常明确。此外，NGO小额信贷机构的贷款产品比较简单，金额较小，且比较单一;利率基本上统一，缺乏浮动。因此，从产品特征来看，对富裕户的吸引力并不明显。

最容易解释交易成本动机的是机构的客户规模。我国NGO小额信贷机构要争取政府的补贴以及有关资源，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足够的规模。较大规模的客户群，既显示了NGO小额信贷机构社会目标的实现，也是争取政府补贴、资源以及有关政策的重要条件。同时，较大规模的客户群，对小额信贷机构的交易成本下降，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只有较大的客户规模，才使NGO小额信贷机构有机会发挥规模效益，从而降低成本。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有待检验的命题：

命题3：NGO小额信贷机构的机构规模越大，越有可能瞄准贫困客户。

三、数据以及模型

（一）数据

为了对NGO小额信贷的有关命题进行检验，本文选择中国小额信贷联盟提供的年报数据。中国小额信贷联盟是我国最早的小额信贷网络机构之一，对推动我国公益性小额信贷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小额信贷联盟自2005年来出版年报，对成员机构的运行状况进行汇总。数据由机构自行汇报，联盟进行审核与整理。

对2005年来的年报数据进行整理，共搜集到190家小额信贷机构680个观察值。出于NGO小额信贷机构目标偏移问题研究的需要，本文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筛选NGO类小额信贷机构，排除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类型;（2）删除主要指标（如当年贷款余额、净利润等）缺失的观察值;（3）选择具有3年以上（包括3年）连续数据的NGO小额信贷机构。经过整理，得到38家NGO小额信贷机构214个观察值，形成3-7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样本数据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以河北、河南、甘肃、青海、广西、贵州等省为主，基本上可以代表我国NGO小额信贷发展情况。

（二）模型

本文选择的计量经济模型如下：

其中，ALOGDPPCit表示NGO小额信贷机构i在t年的单笔贷款平均额度;NPGAit表示NGO小额信贷机构i在t年的净资产利润率;NECit表示NGO小额信贷机构i在t年的有效客户数;NGOtypei表示NGO小额信贷机构i的子类型（部级官办NGO、地方性官办NGO、专业协会、草根NGO）。在组合残差项中，Ui表示个体效应，不随年度变化，不可观察;Vit表示不可观察的时间效应;εit表示其他扰动项。

检验方法如下：首先，联合F检验表明，个体效应以及时间效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拒绝了机构同质化假设以及时间同质化假设，选择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其次，对有效的固定效应二阶段最小二乘模型与随机效应二阶段最小二乘模型执行豪斯曼检验。由于χ2值不显著，选择了随机效应二阶段最小二乘模型（Baltagi， 2005; Woodbridge， 2010）。最后，考虑到可能存在其他因素的影响，采用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采取二阶段最小二乘估计量，以消除内生性问题。

四、结果以及讨论

（一）描述性统计

我们选择覆盖深度指标来分析NGO小额信贷机构的目标偏移问题。从图1可以看出，2005年以来，样本NGO小额信贷机构的覆盖深度有一定的波动，2005-2008年出现下降趋势，2008-2011年则逐渐上升。这反映出，我国NGO小额信贷确实存在着目标客户上移的情况。进一步，我们对四类NGO小额信贷机构的覆盖深度进行了比较。如图2所示，地方性官办NGO小额信贷机构的覆盖深度指标最大，其次为草根NGO，专业协会再次，部级官办NGO小额信贷机构位于最后。

从表2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NGO小额信贷机构样本的基本情况。净利润率小于0，意味着NGO小额信贷机构样本财务状况差，经营不可持续。机构样本净利润率最小值为-42.6%，财务状况明显不佳。但是，考虑到机构样本净利润率均值为1.1%，中位值为0.9%，NGO小额信贷机构样本总体实现了财务可持续，但是水平非常低;NGO小额信贷机构样本之间财务可持续性差异较大，净利润率标准差7.0%。从机构规模指标来看，NGO小额信贷机构样本的规模较小（中位值1 291），最少的有效客户数只有15位;规模差异同样比较明显，标准差达到1652.95。考虑到我国NGO小额信贷主体在县域运行，大多数扎根村庄，并且基本没有实现跨地区经营，NGO小额信贷机构的规模状况就与我国实践背景相契合。从NGO小额信贷机构样本的类型分布来看，最多的是专业协会类（占比59.8%），部级官办NGO次之（占比18.2%），草根NGO再次（占比16.4%），最少的是地方性官办NGO（5.6%）。总体来看，样本数据可以代表我国NGO小额信贷的总体状况。

（二）估计结果

采用R软件（3.0.3版）的plm包，本文对预设命题进行了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在表3中，被解释变量为人均贷款余额的对数值（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用人均GDP进行了调整）。机构盈利性与覆盖深度之间的关系难以得到统计支持：在模型1中参数值为负，在模型2中为正，说明净利润率假设是非单调的;同时，在统计上均不显著。进一步，考虑到机构类型与营利性的交叉项后，机构盈利性（对应于地方性官办NGO）估计值为正，但是同样在统计上不显著。这一结果，与Mersland and ystein Strm（2010） 、Kar（2013）研究的结论相同，即小额信贷机构的盈利性不会导致机构目标客户的上移。但是，参数值尤其是符号存在差异，我国NGO小额信贷的特性、运行环境可以为此进行解释。

在小额信贷实践中，机构规模扩大被认为是覆盖深度指标增大的重要因素。估计结果表明，有效客户数与覆盖深度成负相关关系，且在统计上显著。这一结果印证了公益性小额信贷研究中，为了坚持为贫困户服务，机构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考虑到机构类型的作用后，地方性官办NGO小额信贷机构、专业协会小额信贷机构的有效客户数与机构覆盖深度指标正相关，但是在统计上不显著;部级官办NGO小额信贷机构的有效客户数与机构覆盖深度指标负相关，且在统计上显著;草根NGO小额信贷机构的有效客户数与机构覆盖深度指标正相关，且在统计上显著。由此，总体来看，NGO小额信贷机构扩大规模，有助于保持服务贫困客户的目标，这就验证了命题3。但是，在不同类型的NGO小额信贷机构中，这一效果存在一定的差异。

机构类型是我们试图证明的影响覆盖深度变化的因素。模型1分析结果表明，与地方性官办NGO小额信贷机构相比较，部级官办NGO小额信贷机构、专业协会小额信贷机构与草根NGO小额信贷机构的覆盖深度指标均会小一些，且在统计上显著。这验证了我国NGO小额信贷在争取资源以及保持独立之间博弈的结果，使覆盖深度指标值与机构类型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并且存在特定的排序。模型2考虑了机构类型与净利润率、有效客户数的交叉项。尽管从单项估计值看看，一些估计值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但是不同机构类型在覆盖深度指标上的差异仍然是存在的（Woodbridge， 2013， p.246 ），这就验证了命题1和命题2。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我国不同NGO类型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逻辑出发，分析补贴、资源获取、自主经营等因素的差异，讨论了不同类型小额信贷机构的目标偏移水平。研究表明，地方性官办NGO小额信贷机构的覆盖深度指标最大，最容易出现目标偏移。相应的，草根NGO、专业协会以及部级NGO小额信贷机构目标偏移问题不甚严重。

基于目标偏移问题的解决，进一步发展多元化的NGO小额信贷机构，鼓励国际机构小额信贷项目、中央支持的NGO项目、专业协会与草根NGO的发展，同时对地方政府可能的干预进行约束，就是我国小额信贷政策调整中的应有之意。

参考文献

[1]Albert Park and Chang-qing Ren. 2001. Microfi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orld Development， 29（1）， pp 39-62.

[2]Ashim Kumar Kar. 2013. Mission Drift In Microfinance： Are the Concerns Really Worrying？ Recent Cross-Country Result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27（1）， pp. 44-60.

[3]Badi H. Baltagi. 2005.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Panel Data， Third Edition. The Atrium， Chichester， England： John Wiley

& Sons Ltd.

[4]Jeffrey M. Wooldridge. 2010.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5]Jeffrey M. Wooldridge. 2013.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A Modern Approach Fifth Edition. Mason， USA： South-Western，

Cengage Learning.

[6]Qiusha Ma. 2006.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Paving the Way to Civil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Taylor & Francis Groups.

[7]Roy Mersland and R. ？ystein Str？m. 2010. Microfinance Mission Drift？ World Development， 2010， 38（1）： pp. 28-36.

[8]Yiyi Lu. 2009.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The Rise of Dependent Autonom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Taylor & Francis Groups.

[9]程恩江，Abdullahi D. Ahmed.信贷需求：小额信贷覆盖率的决定因素之一[J].经济学（季刊），2008，（4）：1391-1413。

[10]程恩江，刘西川.小额信贷缓解农户正规信贷配给了吗？[J].金融研究，2010，（12）：190-206。

[11]刘西川，黄祖辉，程恩江.小额信贷的目标上移：现象描述与理论解释[J].中国农村经济，2007，（8）：23-34。

[12]孙若梅.小额信贷与农民收入―理论与来自扶贫合作社的经验数据[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ina’s NGO Micro-finance Organizations and Mission Drif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with the Data from China Micro-finance Federation

NIE Qiang ZHANG Huiy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Demonstration Zone Shaanxi 712100;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Xi’an Shiyou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5）

信贷结构论文篇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073126；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项目，项目编号：IRT1176；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课题，项目编号：20100204110030；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E04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才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资助。

摘要：本文利用山东泰安农村地区抽样调查数据，从实证角度考察了我国农村正式金融机构向农户提供信贷供给时的信贷完全满足、信贷完全配给和信贷部分配给行为。结果表明：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申贷农户家庭自有土地数量越多、面积越大，越有助于其降低遭受金融机构完全信贷配给行为；户主具有非农劳动专业技能和家庭资产价值越高反而促使金融机构对其申贷金额满足度下降。

关键词：MNL模型；金融机构；信贷供给

中图分类号：F83243文献标识码：A

农村金融市场为满足农户资金需求提供了场所。虽然部分农户能够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足够的金融资源额度，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问题导致的严重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现象则更为普遍，具体表现为：（1）在所有的贷款申请人当中，一部分人的贷款申请被接受，而另一部分人即使愿意支付高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贷款人的贷款申请只能部分被满足。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信贷配给现象也是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一个不争的事实，正规金融机构仍然不能很好地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对农户的生产投资、生活消费等方面有着负面影响。不容否认的是，为改善农村金融市场的运行，我国政府自1996年起就启动了一系列的农村金融改革，最近又从国家层面进一步加大了对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扶持和引导。当前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究竟如何？什么样的农户容易遭受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或者说容易遭受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的农户家庭的特征是什么？了解这些问题对于找准农村金融改革的着力点，明晰改革的途径和突破点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相关文献回顾

对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场常见的信贷配给现象。国际上，经济学家 Jaffee & Russlle （1976）、Stiglitz & Weiss（1981）等人将不完全信息和合约理论运用到信贷市场中，建立逆向选择模型与道德风险模型，提出信贷配给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的存在。Williamson（1988）从事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进一步拓展了基于信息经济学基础的信贷配给理论，认为即使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就会产生信贷配给。近年来其他学者，例如Meza & Webb（2006）、Arnold & Riley（2009）等从其他角度解释、分析和论证了信贷配给的存在和影响。

国内学者近年来主要从理论分析和数据调查论证对农村金融的信贷配给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关于信贷配给影响农村经济的研究。例如，林毅夫（2000）研究了金融改革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意义；徐忠和程恩江（2004）研究了利率政策引发农村信贷市场扭曲及其对农村金融机构行为、效率及农村信贷资金的配置造成的影响。第二，关于信贷配给下农村信贷市场的状况。例如，朱喜和李子奈（2006）利用2003年约3 000户农村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 考察了我国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向农户提供信贷服务时的配给行为；褚保金等人（2009）利用江苏省欠发达的北部地区372个农户数据研究了信贷配给下农户借贷的福利效果；朱喜等人（2009）实证分析了我国欠发达地区不同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李庆海等人（2012）采用2003-2009年我国1 000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估计农户遭受信贷配给的程度及其对农户家庭净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影响等。

这些研究无疑非常重要，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农村金融市场，特别是正规信贷市场的现状， 并为破解当前农村金融困境和寻求合适的改革方案提供了思路。但是这些研究仅仅局限于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理论的一般性探讨和分析，既没有很好区分金融机构供给行为中的完全信贷配给行为和部分信贷配给行为，也没有探讨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与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的关联性。基于此，本文将尝试弥补这方面的空白。

二、理论框架

为了消除金融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通常要收集以贷款申请者家庭特征为主的多方面信息，这些信息经过量化处理后就构成了金融机构的信贷评价指标。依据这些指标，金融机构对每一位贷款申请者做出判断，确定最佳信贷供给行为，以达到自身期望收益最大。

假定农户为申请贷款向金融机构提供其家庭特征信息为HI，金融机构信贷评价优等指标为EI，差等评价指标为BI，如果HI≥EI，即金融机构认定农户的家庭特征（信贷评价指标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达到或超过其设定发放贷款的优等水平，则金融机构就会满足农户的全部贷款申请，这时，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等于申贷农户的资金需求。如果BI≥HI，即金融机构认定农户的家庭特征只能达到或低于金融机构设定发放贷款的差等水平，则金融机构就会拒绝农户的贷款申请（信贷供给为零），也即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程度为100%。如果EI>HI>BI，则农户的家庭特征水平是介于金融机构信贷评价的优等水平和差等水平之间，因此农户的贷款申请只能被金融机构部分满足，即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介于0%和100%之间，或者金融机构认为满足农户的部分贷款申请所带来的期望收益是大于全部拒绝或全部接受贷款申请所带来的期望收益。总之，金融机构对每位申请信贷的农户所做的最终信贷供给行为或是（1）接受农户的贷款申请，或是（2）部分接受农户的贷款申请，或是（3）拒绝农户的贷款申请。其中，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2）和（3）就是金融机构对贷款申请者的信贷配给。

如上所述，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都是按照效用最大化（utility-maximizing）的原则进行的，这符合MNL（Multinomial Logit）模型的随机效用理论（random utility theory）基础。假定上述的供给行为（1），（2）和（3）构成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的选择集C。在选择集中的每一个信贷供给行为对金融机构而言都存在一定的效用。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只会采取选择集中效用对他最大的那一个。我们假设用n来表示申贷农户，n=1，…，N；用J表示选择集中的全部的三种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我们把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n的信贷供给行为j所获得的效用表示为Unj，j∈J，且j为上述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1），（2）和（3）之一。因此，信贷供给行为i（i也为上述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之一）被选中所必须满足的条件是：Uni>Unj，其中j是指不包括信贷行为i在内的选择集中的全部其他信贷行为。

金融机构的每一个信贷行为的效用由两部分构成：决定部分（deterministic component）和随机部分（random component）。效用的决定部分是由可观察到的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所决定的。家庭特征包括户主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对于金融机构给予申贷农户n的信贷供给行为j的效用的系统部分通常用Vnj表示。还有一部分效用是研究人员观察不到的，也就是说Unj≠Vnj。决定部分效用与全部效用之间的差便是效用的随机部分。对于金融机构给予申贷农户i的信贷行为j，把随机部分效用表示为εnj。这样，我们把全部效用分解成了两部分，如下方程所示：

在选择集C中，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i的信贷供给行为j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对效用的随机部分εni，i∈C，假设：（1）εni是独立分布的随机变量；（2）该概率变量服从双重幂函数概率分布（double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如下所示：

综合公式（1）至（3），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i的信贷供给行为j的概率表示为如下公式（推导及证明过程，参考McFadden， 1974）：

上式中，分子是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i决定部分效用的幂函数，分母是选择集中所有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决定部分效用幂函数的和。此时，式（4）中效用的随机部分已不复存在，因此简化了选择概率计算过程。

三、计量模型

如上所述，效用的决定部分是由可观察到的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的有关变量决定的。假设有K个可观察变量共同决定效用的决定部分，因此这些变量与效用有如下线性关系：

上式中，aj是每一个信贷供给行为的固有效用（intrinsic utility）。每一个信贷供给行为都有其独特的aj值，所以共有J个这样的参数。通常这些参数被解释为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后的信贷供给行为的收益值。由于模型估计的需要，将J个参数中的一个限定为0，因此只需要估计J-1个这样的参数。xnjk是可观察到的每一个申贷农户都有的共同家庭特征变量。在这里，“共同”是指每一个申贷农户都有这个变量，但并不表示它们的值相等。bk是第k个共同变量所对应的参数或权数。每一个变量都有一个参数与之对应，但是对于同一个变量不同的申贷农户分享相同的参数，所以，申贷农户标志n就在参数的下标中省去了。可以看到，虽然申贷农户在同一变量上分享相等的参数，但是由于变量观察值的不同，金融机构同一信贷供给行为的决定效用在不同申贷农户之间不等。

进一步，将公式（5）代入公式（4），可得公式：

在上面的公式中，xnjk是已知的观察值，aj和bk是未知的参数，需要估计。虽然不知道选择概率pni，但是知道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的具体的信贷供给行为，因此可用ynj来表示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n信贷供给行为选择的结果。如果金融机构给予申贷农户n的信贷供给行为是j，则ynj=1；否则，ynj=0。推广开来，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n从J个信贷供给行为选择集中采用一种信贷供给行为，统计似然（likelihood）的计算公式则为：

对于全部N个申贷农户而言，似然的计算公式则为：

对公式（8）两边去对数后，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可求得模型参数aj和bk的解。应用最大似然法所估计的参数具有一致性（consistent）、渐进效率性（asymptotically efficient）和趋于正态分布（normally distributed）的特点。因此，对数似然值的计算公式为：

将公式（6）代入到公式（9），并通过对LL进行最大化，便可以求得参数aj和bk的解。在本研究中，是通过程序STATA 110来实现上面的模型估计过程的。

四、数据与结果

（一）数据来源

由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信用社、农业银行等）不愿向研究者提供分笔贷款的相关数据，因此，笔者的数据收集都是建立在农户访谈调查基础上的。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初笔者在山东泰安农村地区收集的数据，采用了三阶段分层抽样策略。第一阶段，按照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采取分类抽样的方法，随机选择了山东泰安的两个乡镇，分别是满庄镇和伏山镇；第二阶段，在每个所选的乡镇中再随机抽取两个村，共计四个村，分别是满庄镇的曹家寨村和新庄村，伏山镇的马家庙村和朱家庄村；第三阶段，在每个被抽取村庄中随机选择50-70户农户发放问卷或入户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220户。数据库中，收集了这些农户2006-2010年间的金融信贷活动、家庭基本情况等方面的经济社会数据。这为估计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程度提供了数据资源和经验证据。然而，这些农户中，未参与金融信贷调查、未在2006-2010年间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农户有30户，在此期间向金融机构申请信贷的190户农户中有19户提供的信息不全，因此本文分析中将这些农户剔除掉，最终本文采用的样本农户为171户。

笔者的调查采用直接法进行，即通过发放问卷或实地调查以诱导农户透露出有关信贷申请金额和实际获取金额的真实信息。本文关于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的度量如下：“过去5年内（2006-2010年），您家是否向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如果申请过，最近一次申请的意愿贷款额是多少？金融机构最后给予的实际贷款额又是多少？”只要信贷申请农户没有从金融机构获取任何信贷额或获取的实际贷款额小于其意愿贷款额，则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供给行为就是信贷配给。其中，申请贷款但未获信贷的农户为完全信贷配给，申请贷款仅获部分贷款的农户为部分信贷配给。171户样本中，102户遭受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596%，这也证实了农户的信贷配给程度是很高的，也同我国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所表明中国农户受到信贷配给的程度至少在50%以上的情况相吻合（田俊丽， 2006）。在遭受信贷配给的农户中，84户遭受完全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491%；18户遭受部分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105%。这表明农户遭受的信贷配给主要是完全信贷配给，这一点也同国内许多学者（例如李庆海等人， 2012）的调查相类似。其余69户的信贷申请均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贷满足。

（二）变量选取及统计特征

基于前述的理论模型及计量方法，本文所用的被解释变量为：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供给行为。为了便于描述和区分金融机构三种不同的信贷供给行为，笔者赋值0，1，2分别表示信贷供给的完全满足、信贷供给的完全配给、信贷供给的部分配给行为。在这里，被解释变量是离散选择变量。

估计MNL模型时，需要将一类信贷供给行为作为参照组。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意味着相对于参照组的信贷供给行为来说，解释变量对处于此类信贷供给行为的相对概率为正的影响；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意味着相反的情形。本文中解释变量反映农户的家庭特征，主要有：（1）农户自有的土地规模（land）。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承包的土地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衡量信贷农户的期望收益，因此我们预测该变量对金融机构信贷满足行为的影响为正，对信贷配给行为的影响为负。（2）农户信贷前的家庭全部资产的市场价值（asset，包括土地，房屋，银行存款，农产品等）。家庭资产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潜在的生产能力和财富创造能力。其越大，可被用作抵押、担保的资产就越多，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满足的可能性就越大，或者信贷配给的可能性就越小。（3）户主的受教育水平（education）。户主受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信贷申请农户家庭的综合能力。其越高，越容易及时把握农产品的市场信息，快速了解农业新技术的动态，从而能够灵活地安排农业生产，降低各种生产经营风险，有利于获取最佳收益。因此，预测该变量对金融机构的信贷满足行为影响为正，信贷配给行为的影响为负。（4）户主的性别（gender）。国外学者的调查研究发现，女性借款者信用往往好于男性借款者（Fletschner & Kenney，2011）。既然我国农户借款都是户主代表家庭出面申请，因此预测金融机构对户主为男性的家庭较户主为女性的家庭更容易给予信贷配给。（5）户主的年龄（age）。户主的年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农户家庭的家庭结构，即青年家庭（18-35岁）、中年家庭（36-45岁）、中老年家庭（46-55岁），老年家庭（56岁以上）。在我国当前大部分农业生产方式仍旧属于劳动密集型，因此农户的家庭结构越年轻，其农业生产能力和效率相对要好些，从而金融机构对其的信贷需求能予以满足。（6）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总数（labor1）。我国目前以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一个家庭劳动力越充裕，农业生产的期望收益才会越高，因此金融机构对这样的家庭信贷需求的满足性较高。（7）农户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总数（labor2）。外出务工劳动力越多意味着农户家庭收入来源越多，抗击风险能力就越强，有助于信贷的偿还，因此金融机构也会较多地满足这样的家庭信贷需求。（8）农户家庭无劳动能力成员总数（nonlabor）。相对于劳动能力，无劳动能力通常意味着无法创造财富。因此，家庭成员中无劳动能力成员人数越多，就意味着家庭消费支出越大，这样的家庭遭受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的可能性也越大。（9）户主是否具有非农专业劳动技能（skill）。在我国农村地区，户主通常意味家庭经济的顶梁柱，户主具有非农的专业劳动技能意味着这样的家庭获取财富途径和手段多元化。因此，同家庭有较多的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一样，这样的家庭也可能较少遭受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表1给出了所有变量的定义、说明及统计特征。

（三）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将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作为参照组，即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的参数被限值为0，因此金融机构的完全信贷配给行为和部分信贷配给行为的参数是它们与金融机构信贷满足行为参数的对数机会比（log odds），是一个相对值。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见表2），申贷农户的家庭自有土地面积的大小、户主是否具有非农劳动专业技能以及申贷农户家庭资产市场价值的大小对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有显著影响。

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申贷农户家庭自有土地数量越多、面积越大，越有助于其降低遭受金融机构完全信贷配给的行为，这同我们前述的理论预期一致，也与褚保金等人（2009）和李庆海等人（2012）的研究结论一致。同时，这一发现也说明金融机构对信贷资金的供给更倾向于种植大户。

然而，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申贷农户的户主具有非农劳动专业技能和家庭资产价值越高反而促使金融机构对其申贷金额的满足度下降，这些发现同我们前述的理论预期截然相反。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本文调查的农户所涉及的贷款均为涉农贷款，同其他的消费贷款、非农生产贷款不同，涉农贷款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因而户主具有非农技能容易加深金融机构对其可能挪用贷款从事非农生产，从而引发可能的债务风险的怀疑，进而采用部分信贷配给的信贷供给行为。另外，本文受访农户家庭资产的市场价值最主要的贡献值是自有农田的市场价值和建于宅基地上的住房的市场价值，然而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农户的自有土地和宅基地是无法在市场上进行产权买卖的，因而农户家庭资产的市场价值主要部分反映的是市场的理论价值。这一理论的市场价值所占比重越大，农户其他的可流动资产就越少，从而减少了申贷农户寻求资产担保或抵押的可能性，加大了债务风险。从这点考虑，金融机构会更倾向于给予申贷农户部分信贷配给。

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其他家庭特征变量如户主的性别、教育水平、年龄，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非农劳动力人数和无劳动能力人数等对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这反映出被调查地区的金融机构对上述变量不敏感，可能的原因是金融机构并没有把向农户提供贷款真正作为自己的经营方向，而且其在信息收集成本方面也较高，因此没有积极去了解或评估样本农户的信用状况。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山东泰安地区抽样调查的农户数据为例，采用MNL（Multinomial Logit）模型，以受访农户的家庭特征为自变量，实证分析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研究发现，金融机构对69户样本农户（占总样本的404%）给予了信贷满足，对84户样本农户（占总样本的491%）给予了完全信贷配给，对18户样本农户（占总样本的105%）给予部分信贷配给。同以往文献调查类似，本文调查也显示了信贷配给仍然是当前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供给的主要行为。本文将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作为参照组，实证研究发现，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申贷农户家庭自有土地数量越多、面积越大，越有助于其降低遭受金融机构完全信贷配给的行为。然而，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户主具有非农劳动专业技能和家庭资产价值越高反而促使金融机构对其申贷金额的满足度下降，这些发现同我们前述的理论预期截然相反。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调查地区的样本农户的信贷类型属于涉农贷款以及家庭资产主要构成部分是没有实际市场价值且无抵押功能的自有耕地和宅基地，从而影响了金融机构对其的信贷供给。

本文的结论也为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未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深化离不开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我国当前法律明确禁止农业用地和宅基地进行抵押或者转让，这导致农户在信贷申请中能够提供给金融机构的抵押物相当有限，以至于相当部分涉农贷款只能开展小额信贷业务，虽然此类金融产品符合我国农村基层的信贷生态环境，但从建立现代金融业的理念看其成本收益比不佳，而且无法满足种养大户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对资金的有效需求。因此，如果允许农户将土地作为抵押品进行融资，那么金融机构会更主动地开展涉农贷款业务，因为相对于其他抵押品而言，土地无论是在价值稳定性还是市场接受程度上都较高，能极大地降低银行的信贷管理风险，进而可以发展出具备可持续性的农村金融商业模式。总之，鉴于目前农村金融市场上信贷配给现象依然严重，除了继续加大农村金融体制自身改革以外，农村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也需要同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Williamson， O.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Journal of Finance，1988， 43（3）： 567-591.

[2]Meza， D.D. and D. C. Webb. Credit Rationing： Something’s Gotta Give[J].Economica，2006， 73（292）： 563-578.

[3]Arnold， L.G. and J. G. Riley.On the Possibility of Credit Rationing in the Stiglitz-Weiss Model[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9，99（5）： 2012-2021.

[4]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钟笑寒， 汤荔. 农村金融机构收缩的经济影响：对中国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 2005（1）： 109-115.

[6]朱喜，李子奈. 我国农村正式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一个联立离散选择模型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3）：37-49.

[7]褚保金，卢亚娟，张龙耀.信贷配给下农户借贷的福利效果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09（6）： 51-61.

[8]McFadden， D. Conditional logit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choice behavior[M].In Frontiers in Econometrics. P. Zarembka，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105-142.

[8]田俊丽. 中国农村信贷配给及农村金融体系重构[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信贷结构论文篇6

关键词：小额信贷；正规金融；信贷需求；目标瞄准机制

一、引言

小额农贷于20世纪70年代在孟加拉国产生，1994年作为一种扶贫方式引进中国，如今正逐步从扶贫向金融领域转变。主流观点认为，我国正规金融小额信贷主要是生产性贷款，而非正规金融则以消费性贷款为主。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观点是否仍符合实际还有待验证。张照新和张海阳(2003)将样本农户的正规贷款与非正规贷款合并之后发现农户信贷需求以消费性为主；黄祖辉、刘西川(2007)用合约考察法得出的结论是农户对正规和非正规信贷的需求分别以生产性和消费性为主。而改进了的意愿调查法+假想式问题研究方法却得出可相反的结论。同时，黄祖辉、刘西川还发现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小额信贷项目的实际瞄准目标已从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上移到中等收入户和中等偏上收入户，甚至高收入户。各种研究表明，农户信贷需求具有层次性与复杂性，必须从多角度人手。

本文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研究欠发达地区农户信贷，旨在发现当前欠发达地区农户小额信贷需求特征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文章所使用数据来自2009年5月对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双河村和稽陆村村民进行的抽样调查，其中有效问卷113份。

二、农村金融基本状况

在中国农村，由于市场不完善。正规金融存在诸多不足。首先，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体系中处于垄断地位，虽然便于管理，但缺乏竞争，不利于产品创新与市场活跃；其次，虽然小额信贷是国家扶贫项目的一种，但参与其中的金融机构大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性金融机构，这就会导致金融机构营利的减少，最终致使金融机构不情愿发放小额贷款。在本次的调查中，本课题组所走访的农村主要金融机构指出了当前发放小额贷款的一些问题。

首先，虽然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当前农村金融体系的核心。但实际上农信社是不愿意拥有这种垄断地位的，他们认为，银行的作用是将资本重新配置，银行没有义务为满足农户的基本生活需要而贷款给他们，银行的根本目的还是盈利。

其次是抵押品问题，首先是房产。有两套及以上房子才能抵押，而农户基本都只有一套住房。即使作为抵押品，银行也没有权利没收农户的住房，因为银行将无法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其次是土地。如果农民是靠土地维持生计的，那么银行也就无法没收土地。因此，农民实际上是没有抵押品的。

然而正是由于农村正规金融的局限，我国农村存在许多非正规金融，包括私人借贷、钱背和私人钱庄等。非正规金融对于弥补正规融资的不足、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其局限性也不容忽视，一般来说，非正规金融的规模比较小，难以真正发展壮大起来，同时，地域特征和操作不规范也局限了对非正规金融的金融风险的管理和控制。此外，非正规金融的交易费用也较高。因此，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而言，并不能因为正规金融机构的低效以及非正规金融所占的绝大部分市场份额而否定了正规金融机构的存在和发展，农村金融未来的真正出路还需要正规金融的努力。

三、农户贷款的生产性与消费性需求

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现行的信贷政策中存在明显的用信贷手段补贴农业生产的迹象。比如农户小额贷款、支农再贷款，其用意都是希望以优惠的贷款政策来支持农户从事小规模的种养业。然而许多研究表明，在欠发达地区，这些优惠的信贷政策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意欲投向农业生产领域的贷款产品最终满足的却是非生产性信贷需求。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农户向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主要用于生产，而农户向非正式金融机构的贷款主要用于非生产性项目的巨大开支；2、生产性贷款远远大于消费性贷款，农业生产性贷款大于非农产业贷款。

在进行分析之前首先要解决所谓的“伪农户”问题。这种情况是指某些非农户借农户的名义，为自己生产筹备资金，本课题组的调研地亦发现了该问题。为了了解农户的真实需求，笔者将调查样本中的这些“伪农户”去除了。

为了更好地比较不同富裕程度的农户正规与非正规贷款用途的区别，笔者以样本农户收入均值为界，将农户重新划分为“中等收入以下农户”、“中等收入以上农户”。从贷款笔数和贷款金额数两个方面评价不同农户正规与非正规贷款用途。之所以要将贷款笔数与金额分开，是考虑到不同类型农户可能虽然在贷款笔数上相近，但由于信贷约束如抵押、担保等的限制可能在每笔贷款的金额上会有较大差距。同时，不同用途的贷款虽然笔数可能相同，但金额必定会存在差距，比如生产类的贷款每笔金额可能会大于普通消费性的贷款。

表1显示，正规贷款中，从笔数来看中等收入以下农户用于生产和用于消费的正规贷款比例较接近，同时。用于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的比例亦相仿。进一步从金额来看。该类农户的正规贷款主要用于生产，其金额大于用于消费的。但是用于生产的贷款中非农生产的金额比例要远大于用于农业生产的。

对于中等以上收入的农户，从笔数来看，正规贷款大部分用于生产性项目，同时，用于农业生产的贷款笔数略大于用于非农业生产的。再从金额上看，正规贷款金额大部分用于生产性项目，但其中用于农业生产的却远小于非农生产。

再看中等以下收入农户的非正规贷款，从笔数角度考察，该类农户非正规贷款的主要用途是消费等非生产性项目，用于非农生产的贷款仍然大于用于农业生产的贷款。金额角度考察的结论与从笔数角度考察相一致。

最后是考察中等以上收入农户的非正规贷款。笔数上来看，该部分农户的非正规贷款主要用于消费，而且农业生产贷款仍少于非农生产贷款。金额上看，结论与从笔数角度出发得出的相仿。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农户向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主要用于生产，而农户向非正式金融机构的贷款主要用于非生产性项目的巨大开支；农业生产性贷款小于非农产业贷款。因此，农业生产性贷款大于非农生产贷款的假设被否定。

为了进一步验证“生产性贷款远远大于消费性贷款”，我们将表1的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贷款用途进行合并。具体结果见表2。

表2显示，不同收入类型的农户贷款用于消费的比例基本呈逐渐降低趋势。而总体来看，消费性贷款远远大于生产性贷款。这说明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生活水平较低，农户的生活基本需要还未被满足，农户消费信贷需求远远大于生产信贷需求。因此作为扶贫政策的小额农村生产性贷款是不符合我国实际的。

至此，本研究的假设1，即“农户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主要用于生产，农户向非正式金融机构贷款主要用于非生产性项目的巨大开支”被验证。假设2，即“生产性贷款远远大于消费性贷款，农业生产性贷款大于非农产业贷款”被全部拒绝。相反的“生产性贷款远远小于消费性贷款，农业生产性贷款小于非农产业贷款”的结论被发现。

四、小额信贷目标上移分析

小额信贷在中国是一种重要的挟贫方式。然而小额信贷扶贫的种种假设还有待检验。既然小额信贷的目标是扶贫，那么首先需要检验小额信贷的目标瞄准机制是否仍然保持着他的初衷。基于此，本部分提出第三个假设：小额信贷目标瞄准机制存在目标上移现象。将农户按收入水平分成5组，从贷款笔数和贷款金额两个角度对该问题进行分析和考察。具体结果见表3。

表3结果显示，从笔数来看，低收入户到高收入户贷款笔数存在一个很明显的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长的趋势。这说明收入越高的农户贷款笔数越多，而低收入户贷款笔数非常少。贷款金额角度来看，高收入户获得的贷款金额与低收入农户差距越发巨大。这说明，欠发达地区小额信贷项目目标上移现象是确实存在的，且目标偏倚较严重。原本为主要信贷扶贫对象的贫困户正规信贷参与度远没有高收入户高。信贷扶贫政策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扶贫作用，反而可能使欠发达地区农村收入差距拉大。

究其原因，可能的解释是联保小组发挥了自我甄别功能，将贫困程度深和抗风险能力差的底层农户排除在外(吴国宝，2001)。当然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联保小组会为了增加该小组的信用度而有选择性的吸收收入较高，还款能力较高，信誉度好的高收入户，而排除还款能力差的贫困户。然而笔者认为还有另一种更普遍和切合实际的解释，即信贷扶贫政策的执行机构如农信社等金融机构无法在瞄准贫困户的同时把信贷风险、交易成本控制到最小。因而与其盈利的基本原则与性质相矛盾。农村金融机构于是商业性的，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在发放贷款时甄别贷款人的还款能力。要求抵押与担保来控制风险，防止不良贷款的发生。而贫困户收入低，没有抵押也无担保，金融机构自然不愿意贷款。否则金融机构自身将陷入高信贷风险的困境中。这种矛盾是导致小额信贷目标上移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构建中，处置好正规金融机构与信贷扶贫的关系是重要的一步，有待进一步探索。

至此，假设3，即“小额信贷目标瞄准机制存在目标上移现象”被验证。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我国欠发达地区大部分农户信贷需求仍以消费性为主，生产性信贷需求较弱，因此本文认为继续扩大推行农业补贴信贷政策，尤其是小额农业生产性贷款是行不通的。应跳出传统与旧有思想的束缚，根据中国不同地区农村实际情况对相关政策作出相应调整。尤其应增加欠发达地区农户所需要的消费性贷款项目的设计与开发，丰富消费性贷款品种，减少暂时还不需要的生产性贷款项目。从农户的实际情况出发，先满足农户基本生活需要，再鼓励其投入生产。

信贷结构论文篇7

关键词：农村金融机构；农户；借贷行为；博弈论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2－0025－03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In rural lending market, the lending behavior betwee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farmers is a game process. This paper builds a game model on the basis of lending behavior between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farmers adopting game theory, and analyzes the behavior of both sides and the possible results under the constraint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game analysis, some suggestions are made such as to establish a farmers’ individual credit system so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finance.

Key Words: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armers; The Lending Behavior; Game Analysis

党的“十七大”把农村金融问题列入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强调要大力推进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对于农村金融改革的研究，部分学者从博弈论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李明贤和黄亚林（2005）分析了政府与农村信用社之间、政府与农民和农村企业之间、政府与农村民间金融之间的博弈，认为农村金融改革成功与否及其改革方向的确定是其利益相关者之间动态博弈的结果。王桂堂（2005）从利益博弈的角度分析，得出每一轮农信社体制的改革都将引发一场利益关系的博弈，博弈的均衡点就是此轮改革结局的结论。邝梅和赵柯（2008）对农村金融信贷关系博弈的研究表明，在信贷交易成本和贷款利率降低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和农户的无限次重复博弈可以实现信贷博弈的长期均衡，而这需要以较高的规模效益水平为前提。本文拟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博弈论的角度对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在不同制约条件下的借贷行为进行分析。

一、基本假设

假设一：博弈的参与人为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他们都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都会在给定情况下做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假设二：农村金融的信贷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即存在许多的农村金融机构向农户发放贷款，农户可以自由选择合适的农村金融机构贷款，从而使两者之间的博弈是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假设三：农村金融机构B给农户N的贷款本金为P，银行贷款利率为r，贷款期限为t年，由于贷款额度较小，偿还期限较短，利用单利计算，到期后农户应偿还的本利和为P(1+r×t)，农户将贷款资金投放后可获得收益为R，且R>P(1+r×t)。

假设四：博弈过程中，农村金融机构先行动，也就是说农村金融机构首先选择是否发放贷款。如果农村金融机构选择不发放，则农户和农村金融机构的收益都为零。

二、不存在制约条件的博弈分析

由于农户对声誉的影响认识不足，以及农户可以用于贷款担保的资产很少，因此，目前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的博弈是不存在声誉和担保制约的。在不存在声誉和担保制约的前提下，如果农村金融机构选择发放贷款，到期农户选择偿还贷款，则农户的收益为R-P(1+r×t)，农村金融机构的收益P×r×t；若农户选择不偿还贷款，则农户的收益为R，农村金融机构的收益为-P。农户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博弈分析过程如图1所示。

运用逆推归纳法进行分析，在第二阶段博弈中，由于农户是理性的经济人，他选择不还款的收益是R，大于其选择还款的收益R-P(1+r×t)，因此农户的最优策略就是不偿还贷款。在第二阶段博弈中，倘若农村金融机构选择发放贷款，到期若农户不偿还贷款则农村金融机构的收益为-P，不仅得不到利息，连本金也失去了；农村金融机构选择不发放贷款的收益为0，则不会有利息收入也就没有损失。因此，农村金融机构的最优策略就是不发放贷款。在不存在声誉和担保约束条件下，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博弈的结果是农村金融机构不发放贷款，农户也不偿还贷款，这是最不经济的策略组合。

三、存在制约条件的博弈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存在制约条件时，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博弈的结果是农村金融机构不发放贷款，农户不偿还贷款。为了解决这种不利的结果，可以增加一些制约条件。例如，建立农户个人信用系统，如果到期农户不偿还贷款，农村金融机构可以选择信用体系惩罚，增加农户再贷款时的道德成本；或者在申请贷款时，农村金融机构要求农户抵押一定的资产，如果到期农户不偿还贷款，农村金融机构可以选择变现农户的抵押资产。

（一）存在声誉制约的博弈分析

建立农户个人信用查询系统以后，如果到期农户不偿还贷款，假设农村金融机构选择信用体系惩罚，农户承担的道德成本为N1，农村金融机构披露农户个人信用信息的成本为B1＜P×r×t，并且一旦农村金融机构选择信用体系惩罚，农户就会偿还贷款。那么，如果到期农户不偿还贷款，农村金融机构选择信用体系惩罚时，农村金融机构的收益为P×r×t-B1，农户的收益为R-N1；农村金融机构选择信用体系不惩罚时，农村金融机构的收益为-P，农户的收益为R。具体的博弈分析过程如图2所示。

运用逆推归纳法进行分析，在第三阶段博弈中，由于农村金融机构为理性经济人，其选择信用体系惩罚获得的收益为贷款利息与披露信息成本之间的差额即P×r×t-B1，大于其选择信用体系不惩罚获得的收益-P，因此农村金融机构的最优策略是选择信用体系惩罚。由于第三阶段博弈中农村金融机构选择信用体系惩罚，则在第二阶段博弈中，农户选择偿还贷款获得的收益为R，大于其不偿还贷款的收益R-N1，因此农户的最优选择是偿还贷款。由于第二阶段博弈中农户选择偿还贷款，则在第一阶段博弈中，农村金融机构选择发放贷款的收益为P×r×t，大于其选择不发放贷款的收益0，因此农村金融机构会选择发放贷款。在有声誉制约条件下，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博弈的最终结果是农村金融机构选择发放贷款，农户选择偿还贷款，农村金融机构选择信用体系不惩罚。可见，在存在声誉制约条件下，虽然农村金融机构最终选择信用体系不惩罚，农户也会按期偿还借款，最终达到经济的策略组合。

（二）存在担保制约的博弈分析

对于有条件的农户在申请贷款时，农村金融机构要求农户以其财产，如房屋等作抵押，或者要求其亲戚朋友进行担保。到期如果农户不偿还贷款，农村金融机构可以选择变现农户抵押的资产或者要求其担保者偿还。假设变现财产的收入或者担保者能够偿还贷款，农村金融机构变现财产或者向担保者追要还款发生的成本为N2，要求农户承担。如果到期农户不偿还贷款，农村金融机构变现担保获得的收益为P×r×t，农户获得收益为R-N2；农村金融机构选择不变现担保获得的收益为-P，农户获得的收益为R。具体的博弈分析过程如图3所示。

运用逆推归纳法进行分析，在第三阶段博弈中，由于农村金融机构为理性经济人，其选择担保变现获得的收益为P×r×t，大于其选择担保不变现的收益为-P，因此农村金融机构的最优策略是选择担保变现。由于在第三阶段博弈中农村金融机构选择担保变现，则在第二阶段博弈中，农户选择偿还贷款获得的收益为R，大于其不偿还贷款的收益R-N2，因此农户的最优策略是偿还贷款。由于在第二阶段博弈中农户选择偿还贷款，则在第一阶段博弈中，农村金融机构选择发放贷款的收益P×r×t，大于其选择不发放贷款的收益0，因此农村金融机构会选择发放贷款。在有担保制约条件下，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博弈的最终结果是农村金融机构选择发放贷款，农户选择偿还贷款，农村金融机构选择担保变现。可见，在存在担保制约条件下，虽然农村金融机构最终选择担保不变现，农户也会按期偿还借款，最终达到经济的策略组合。

四、对推进农村金融发展的建议

（一）尽快建立农户个人信用体系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建立农户个人信用体系有助于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借贷行为的顺利进行。目前，我国统一的个人信用基础信息数据库已经开始运行，但是有信贷记录的农户很少。因此，建议政府带动各类农村金融机构建立农户个人信息网络，将有借贷记录的农户的个人信息全部记录到该数据库中，对恶意脱逃欠款的农户定时在网上公布，这样能有效地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对借款方又能产生一定的还款压力，还能在各类金融机构中产生对优质客户的竞争，从而有利于降低贷款利率。在个人信息保密方面，国家应该尽快出台相关法律，保护农户的相关利益。

（二）允许农户将土地承包权用于贷款担保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存在担保制约的条件下，农村金融机构与农户的借贷行为能正常进行。但是当前农户在金融借贷过程中缺乏或较少拥有可供抵押、担保的财产，难以获得金融部门的贷款。土地是农村地区最为丰富的资源，充分发挥土地在担保方面的作用，是解决农民贷款难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大力发展土地金融是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即允许农户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用于贷款担保，解决当前我国农户贷款缺乏必要的抵押品和担保人的问题，如果被抵押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随时变现，将极大地促进农村金融机构向农户发放贷款的积极性。

（三）逐步建立农村贷款抵押担保组织

在农村贷款中，缺乏有效的提供贷款抵押担保的中介组织是制约农村金融成长的主要障碍，如果不及时建立，将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极为不利。保险公司可以开办贷款担保业务，其保险的对象可以是借款方，也可以是贷款方。另外，也可以探索成立担保公司或担保合作社，由借款人(农户或企业)合资组建。担保机构作为一类金融企业，亟待出台监管制度，以防范相关的金融风险。

（四）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组织的健康发展

由于农业贷款数目小、分散性大，对于正规农村金融机构来说贷款追收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而民间金融组织，在这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其优势。民间借贷中的当事人彼此比较了解，与融资相关的信息极易获得且高度透明，并且民间借贷没有繁琐的交易手续，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融资效率。民间借贷的这些独特优势，使其与正规金融形成了强烈的互补效应，成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应采取措施，切实改善民间金融组织发展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巩固其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1]李明贤,黄亚林.农村金融利益相关者博弈及对改革的影响[J].求索,2005,(6).

[2]王桂堂.制度约束、利益博弈与农村信用社改革[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5).

[3]邝梅,赵柯.我国农村信贷关系的博弈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7).

信贷结构论文篇8

［关键词］农民收入；农村信贷投入；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4-0069-01

1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1）国外相关研究综述。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农业信贷补贴论（Subsidized Credit Paradigm）。该理论的前提是农村居民特别是贫困阶层没有储蓄能力,农村面临的是慢性资金不足问题。20世纪80年代代替前者的农村金融市场论（Rural Financial Systems Paradigm）。该理论认为农村金融市场论完全依赖市场机制,特别强调利率的市场化。斯蒂格利茨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农村金融市场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

（2）国内相关研究综述。国内的学者也很关注农村金融体制的完善。例如闫永夫（2004）认为当前农村金融体制主要存在信贷供给缺失、缺乏风险补偿机制等问题,提出应因地制宜地改革和规范农村金融体制。有的学者是停留在农村金融的某一个方面的研究。例如曾康霖（2001）、王自力（2002）均提出了以农村信用社的模式选择替代农村金融模式的选择。何广文（2005）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将系统论的理念引入农村金融问题研究之中。许崇正（2005）、温涛、冉光和（2005）从影响农民收入的几个关键因素入手,利用统计检验的方法得出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2 构造VAR模型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是根据一个传导途径,即农民收入增加储蓄增加财产和自有资金规模扩大农民对生产投资和生活现金支付能力提高农民发生信贷的可能性减少。根据这一传导途径,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应该对农村人均信贷额产生负影响。为了研究我国的实际情况,下面构造模型对我国1980―2007年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的增加会带来产出的增加,从而引起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的增加,即Y=（L）；同时由于农户人均纯收入对农村人均信贷额也有影响,即L=（Y）。由于Y和L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为此,构建农户人均纯收入和农村人均信贷额的VAR（向量自回归）模型。

Yt=A1Yt-1+…+ApYt-p+B1Lt+…+BrLt-r+Ut

Lt=C1Lt-1+…+CpLt-p+D1Lt+…+DrLt-r+Ut

其中,Yt和Lt是农户人均纯收入和农村人均信贷额的N维内生变量（或外生变量）,Ap、Br、Cp、Dr是待估计的参数矩阵,内生变量（或外生变量）的滞后期为p（或r）,Ut是随机扰动项。

3 农民收入对农村信贷投入的实证分析

构造好农户人均纯收入和农村人均信贷额的自变量回归模型以后,我们要开始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本文采用的农民纯收入既包含生产性纯收入,也包含非生产性纯收入,农村信贷投入既包括农业贷款也包括对乡镇企业的贷款。

（1）单位根检验。首先为了避免数列的剧烈波动,我们用农村人均信贷额的对数LogY和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对数LogX作为调整后的变量,利用ADF检验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农户人均纯收入和农村人均信贷额均是平稳序列。

（2）协整检验。为了分析农户人均纯收入和农村人均信贷额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我们先做两变量之间的回归,然后检验回归残差的平稳性。回归模型如下：

LogYt=-2.374738+1.316827LogXt+et

接着检验回归残差的平稳性,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说明农户人均纯收入和农村人均信贷额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3）误差修正模型。虽然农户人均纯收入和农村人均信贷额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可能会出现失衡,为了增强模型的精度,我们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把农村信贷投入的短期行为与长期变化联系起来,最终得到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

dlogY――――=0.118887+0.234419dlogX+0.430072Ut-1

t=（1.659362）（0.439858）（2.549702）

R2=0.265930DW=2.154135

上述估计结果表明,农村人均信贷额的变化不仅取决于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变化,而且还取决于上一期农村人均信贷额对均衡水平的偏离,误差项Ut-1估计的系数0.430072体现了对偏离的修正。

（4）格兰杰因果检验。选择最大滞后期为2期,对序列LogY和序列LogX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测试结果表

Log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ogX[]26[]2.71604[]0.08932

LogX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ogY[]0.70192[]0.50689

由上表知,农村人均信贷额变化是引起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变化的原因,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变化对农村人均信贷额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因此构造VAR模型描述二者在时间序列上的长期关系是合理的。

4 促进形成良性循环信贷机制的建议

（1）采取先“信贷”后“收入”策略。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我们发现,中国目前农村信贷是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针对国情,先对广大的农村进行信贷投放,同时不断地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使得农民的收入能够有效地传导到农村信贷上,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农村储蓄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农村资金大量地外流,为了控制农村资金的外流,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经验,强制规定县域金融机构必须将吸收的来自本县的存款的一定比例用于发放当地贷款。

（3）进一步开放和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治病须治根。从长远来看,解决农村信贷和收入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健康、有效的农村金融市场,让市场去引导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现阶段我们主要从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善。一是完善分类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率。二是真正实现农村资金利率市场化。三是加强对农村信用社培育农村微观金融市场的积极性。国家应赋予农村信用社在一定时期内对农村微观金融市场的独占权,避免过度竞争。

（4）健全农村信贷激励机制和担保机制。从激励机制考虑,国家可对农业贷款规模达到一定水平的金融机构在税收、土地出让等方面采取优惠政策,或者对农业贷款实行财政贴息,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向农村配置。从担保机制考虑,国家可以建立农业贷款担保基金和建立农业贷款担保机构,并且继续完善农业保险。

（5）调整农村信贷投放领域。要想充分有效地利用好农村信贷,信贷投放领域的选取是关键。我们一是要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培育一批带动力强、潜力大的龙头企业。二是要面对农业和农村开发新的贷款品种,支持科技含量高的农业园区开发、农田水利开发以及绿色生态资源开发,从而有效地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

（6）加强对金融知识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民的金融意识。农民金融意识的缺乏已成为农村金融改革中的强大阻力。国家应该在农村继续推进义务教育,并要把偏僻地区的义务教育做到位,整体上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同时,政府应该组织有关机构和专业人员到基层组织一些“送金融知识下乡”等宣传活动,解答农民工朋友有关金融方面的问题。

参考文献：

信贷结构论文篇9

|关键词：互惠性；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

abstract：game theory and behavior economics are both applied to the analysi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microfinance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microfinance is not only the foundation of the “rational player” hypotheses in games theory，but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of mutual beneficiation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farmers. the key to micro credit rests on the exterior environment (macro，middle & micro)，instead of farmers themselves.

key words：reciprocity；microfinance；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一、基于“互惠性”的小额信贷理论分析

互惠理论是行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其主要观点认为经济个体的行为并不完全受到“理性人”的假设约束，而是存在一定的利他动机。经济个体在考虑自己的利益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会顾及他人利益和群体利益，而并不是简单地把个人利益作为唯一的行为中心，其行为往往是由综合性的意识所支配。也就是说，经济个体的效用函数取决于个人收益的同时也取决于他人收益。经济个体的互惠行为通过实施报答的形式而使对方利益最大化，这种报答形式的完成往往以降低或损害自我利益的结果而实施[1]。此外，互惠行为也区别于长期关系中的合作行为，因为长期合作行为的最终目标是最大化个人利益[2]。becker(1974)，arrow(1981)，north(1990)，samuelson(1993)和sen(1995)相继发现行为人关注他人福利的社会偏好可能会导致重要的经济结果[3]。rabin、bolton和蒲勇健发现对于经济主体的整体福利改进目标而言，基于互惠假设的均衡值将优于基于纯粹自利假设的均衡值[4]。

1993年，rabin在j.geanakoplos，d.pearce和e.stacchetti所提出的“心理博弈”框架基础上[5]，构造了一个引入公平偏好的博弈论体系。他通过对“公平”概念加以严密的定义来改造传统博弈论中的支付函数，从而发现了一些新的均衡。他得到的结果是，除了传统博弈论中已知道的纳什均衡之外，还出现新的“公平均衡”。这个工作还发现了许多“合作性均衡”，它们并不像传统博弈论那样要求无限次重复博弈或信息不对称条件。这种结果对利他行为和合作现象的解释是强有力的。rabin(1993)把“公平”(fairness)定义为：当别人对你友善时你也对别人友善，当别人对你不友善时你也对别人不友善。即“如果你在损失自己效用(收入，利益等)情况下去损害别人的效用(收入，利益等)，就被定义为你对别人不善；如果你在损失自己效用(收入，利益等)情况下去增进别人的效用(收入，利益等)，就被定义为你对别人友善。”心理学的诸多实验表明人的行为在许多情况下是遵循这样的“公平”原则，特别是按照这种规则作出的行动所可能造成的潜在物质利益损失不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包括组织、操作以及财务层面的可持续(刘仁伍，2006)。也有部分学者(孙若梅，2006；焦瑾璞，2006；中国人民银行小额信贷专题组；2006)从规模和覆盖的深度来判断小额信贷的可持续性。①总体来讲，文献主要是从宏观层面进行分析，认为相关政策措施和制度设计是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而本文认为小额信贷的可持续不仅是基于农户“理性人”的制度安排②，更重要的是，农户的“非理性”行为以及小额信贷机构与农户之间的“互惠性”，也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现状

小额信贷作为一种扶贫和促进金融发展的新型金融方式，已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它对于促进农村信贷市场发展和改善中低收入者收入等问题起到了很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小额信贷机构作为一种金融组织创新，也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的政策性目标和金融机构商业化经营原则的有机结合。传统金融体系下，金融资本的分配决定于已有资产的积累，资产积累越多的人越容易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结果使得贫困群体在资本市场上不断被边缘化(刘文璞，2005)。在我国，一直以来都是政府通过金融机构将大量低息的政策性资金注入农村，由于我国农村经济不发达、农业附加值低且受自然影响大的产业特点以及农户抗风险能力弱的主体特征，使得农村金融机构具有明显的高风险性[6]，农户特别是中低收入农户很难成为金融机构的融资对象。从金融机构自身发展来讲，小额信贷的高成本、高风险使机构对相关业务的开展积极性并不突出。国家投入的信贷资金的相当一部分，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发挥支农作用，而是被“规模巨大且迅速膨胀的机构经营管理费用、贪污腐化和由于不当行政干部造成的信贷损失”消耗掉了(焦瑾璞，2006)，并且，近几年来农村信贷资金通过各种金融机构发生大量的净流出(徐忠，2004)。根据博弈论，设农户的投资收益率为v，信贷机构的高利率为r，低利率为r，v＞r＞r，信贷机构运营成本为c，可以得到如图1所示：

图1 农户与信贷机构的博弈关系

显然，该博弈只有一个均衡，即(不还款，低利率)，这很好地反映了当前我国信贷机构与农户之间的困境。虽然我国农村金融几乎覆盖了绝大多数地区，但从资金的可获得性看，其覆盖面不到25%(有人认为不到15%)(焦瑾璞，2004)。这说明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提供的信贷资金并没有满足农村信贷需求，并且在资金的使用以及流动性方面是低效的。同时，由于贷款管理的落后和贷款配给的错误，使得大量正式金融机构的优惠贷款主要转向较富裕农户或被用于消费，该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反而扭曲了农村正式金融资源的配置(吴国宝，1997)。

目前这种农村金融供给方式并不能适应现有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以及以小额度、多层次、多元化为特点以农户经济为主的小规模融资需求(何广文，2005)。据温铁军等人的研究发现，民间借贷在全国农村具有普遍性，农村民间借贷发生率高达95%，其中高利借贷的发生率达到85%(温铁军，2001)，我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大约是来自正规金融市场的四倍(姚耀军，丕禅，2004)。实际上，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之外，大量的农村金融服务需求是由非正规金融来提供的，呈现出正规和非正规金融并存的二元结构，并且，由于非正规金融的自身优势以及民间资金的供求现状，使其在仍能长期存在和发展。

三、基于声誉模型的理论分析

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基于农户“理性人”的制度安排，更重要的是，农户也存在“非理性”行为。机构与农户之间的“互惠行为”，是建立在农户“非理性”基础之上。

人们知道，部分农户的“理性”行为将引发“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和“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问题。下面，用委托—理论中的声誉模型，来进一步约束农民在理性人假设条件下的借贷行为，从而规避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声誉模型强调人市场对人行为的约束，法玛(fama)认为，在竞争的经理市场上，经理的市场价值(从而收入)决定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从长期来看，经理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因此，即使没有显性激励合同，经理也会积极努力工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进自己在经理市场上的声誉，从而提高未来收入。霍姆斯特姆(holmstrom)进一步用模型论证了法玛的思想。

声誉模型证明：在多阶段的合作中，尽管经理人的最优工作努力没有对称信息下那么大，但是，出于对声誉的考虑，经理人在时期1，2，……n-1期，都会较努力的工作。然而，越接近末期，经理人的努力程度越小，努力的声誉效应越小，到最后一期n，减至最小。

在小额信贷制度中，农民相当于经理人，小额信贷机构相当于委托人，农民在借款初期，为了在以后的借款合同中，能够继续贷款，并且贷款额度能够继续扩大，农民普遍会采用按时还款的行动，并一直重复下去，这里，人们可能会想，农民是否会在最后一次借贷中，出现道德风险，不还款呢?通过调研发现，这种情况基本或者极小可能会出现，首先，农民是社会的一员，要受到社会本身、文化、伦理等因素影响，除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他还具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存在，让农民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会寻求共同体生活和被认同的需要，农民虽然不能直接从社会资本中获益，但是社会资本可以使个人更好地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农民在借贷最后一笔贷款时，如果为了私利而不还款，他将会面对其他村民的“舆论压力”，影响他在村里的声誉，大大削弱了他的社会资本，由于农户的经济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村内其他村民共同发生，或者和外村村民发生，因此，声誉对农户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农户不大可能为了最后一笔贷款，而轻易放弃自己的声誉。其次，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农户也无法预见自己是否是最后一次贷款，因此，声誉模型中的最后一次“违规”情况的发生，不一定在小额信贷制度中就一定会发生。由此可见，声誉模型的运用，可以较好地约束农户的还款行为。需要强调的是，近年来，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加速转移和流动，农村外出务工人数的逐步增多，人员流动频繁将导致机构的风险增加，这样就可能动摇声誉模型的基础，因此，小额信贷以后风险控制的重点应是区域内流动性高的成员。

四、基于互惠性理论的分析

农户的经济行为具有多种特征，呈现出经济与非经济目标并存，理性行为与非理性行为融合、行为的一致性与多样性并存的特点。农户的行为不仅受到利益最大化的影响，包括互惠追求在内的诸多社会偏好同样也影响农户的行为动机。根据行为经济学，对于人的行为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有限利己，有限理性和有限意志力。在经济活动中，基于利他主义产生的目标是公平，当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如果自身利益的实现，是以他人利益损失为代价时，即使在合理的范围内，人们也不会无视他人的感受，因此，经济的均衡状态包含了一定的利益让渡，人们不仅愿意公平待人，也希望得到公平的对待[7]。

人们将rabin对“公平”概念的刻画植入小额信贷与农户之间的行为，即“互惠性”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小额信贷与农户之间的这种“互惠”行为：机构在高风险、高成本的影响下将款带给农户，在农户看来，这种行为其实是损害了出资人本身的利益。因为，出资人完全可以将资金投入到利润更大的行业中，获取更多的利润。机构所表现出来对农户的友善行为是建立在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农户基于“公平性”规则的考虑也会在这种情况下，对其表现出友善，虽然农户对贷款的使用具有的可变换性特点，贷款的最终使用情况，并不能被准确判断。但这并不会影响农户的这种行为，他们的友善可以体现在更加努力的工作、按时还款、积极参加机构开展的活动等方面。小额信贷机构虽然承担了一定程度的风险，但在最为重要的还款率方面却得到不少改善，小额信贷机构的总收益是增加的，从而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小额信贷机构的行为仍然是理性的，其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利他行为将会换来他人的回馈，从而满足自身需求，它的行为仍然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并不与机构的设立目标相违背。从对机构实际调研情况看，良好的还款率很好的证明了此项假说。当然，这种假说是建立在农户贷款后有能力还款的基础之上，对于在天气、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影响下，导致农户无法正常还款的情况，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并不是否认农户具有“理性”特征，而是认为农户在具有“理性人”的情况下，同时具有非理性人行为。农户的这种非理性行为最为关键的是农户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以及体现这种反应的供应关系。就目前我国农村金融需求实际出发，农户强烈的信贷需求，伴随着农户无法获得贷款的现实情况，农户往往表现出更多的“非理性”，这一点在实际调研中也充分得以体现，当问及农户：“你认为小额信贷怎么样?”时，几乎所有的农户表示“小额信贷给了他们重新看到生活的希望”……另外，部分机构在贷款的同时，还向农户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和技能指导；根据农户的不同特点，设计出简单的贷款流程、灵活的还款期限、无需抵押担保的信用贷款；积极培育农户自我发展、自主管理、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这些都在制度设计层面体现出 “互惠行为”。

另外，小额信贷的高利率和制度设计有可能会影响到这种“互惠行为”，但本文认为，就目前来看农户往往最为关心的是自己能否获得贷款，而不是把利率的高低放在最优先考虑的范畴之中，另外，农户将获得的贷款投入到实际生产生活中去，通过对生产技术的改进、小本生意的经营提高自身的收益。因而，较高利率对于农户来讲是可以接受的。

农户与机构之间的互惠性在小额信贷实施过程中是一种有效地激励方式，不仅能够有效地克服农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且还可以使农户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本文认为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外部环境(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影响而并非农户本身。宏观层面有：法律框架和监督措施不完善、信用环境缺失、区域发展以及市场化程度发展不平衡等；中观层面有：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政府扶持力度有待加强、个人信用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微观层面有：尚未实现规模经营以及资金来源的多元化、运营成本过高、利率水平以及定价能力较差、金融产品设计单一等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农村经济的脆弱性、分散性经营方式、低收入人群特点将会影响其可持续性③，但这与农户本身信用并无直接联系。目前所出现的问题更多是长期以来缺乏一个竞争充分、运行有序、经营安全的农村金融市场以及缺乏完善的监管措施和政策保障所造成。

注释：

① 这里的可持续性是一个质的概念，指的是小额信贷机构的业务收入，主要是利息收入，在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后，可以覆盖项目运行的成本，包括业务操作费用、资金成本和贷款损失(中国人民银行小额信贷专题组，2006)。

② 基于农户“理性人”的相关研究已经较为多见，如机构的贷款模式设计、监管措施等。因此笔者未就此进行详细论述。

③ 尤努斯研究发现：穷人们并不缺乏消除贫困、改变生活的途径与能力，贫穷并不因为穷人自身的懒惰与愚昧，而是因为缺乏初始资金以及由此丧失可以自救的经营机会(马应超，2008)。

参考文献：

[1] gary bolton，axel ockenfels. a theory of equity，reciprocity，and competi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3)：90-111.

[2] miller a. r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initely repeated prisoner’s dilemma：experimental evidence [j]. economic journal，1993(3)：570-585.

[3] mccabe. trust，reciprocity and social history [j].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1995 (x)：122-142.

[4] 林昭文，张同健，蒲勇健. 基于互惠动机的个体间隐性知识转移研究[j].科研管理，2008(4)：28-33.

[5] 蒲勇健.植入“公平博弈”的委托—模型：来自行为经济学的一个贡献[j].当代财经，2007(3)：5-11.

信贷结构论文篇10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

中图分类号：F321.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12）05-0008-02

1影响我省农村合作社融资关键因素的相关理论

正规信贷可获得性取决于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能力和金融机构对特定借款企业资信状况的主观评价（Banerjee and Duflo，2008）。而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能力还受金融机构规模、组织类型、所有制结构、人力资源状况、内部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影响（马九杰和毛曼昕，2005）。影响贷款金融机构对借款企业信用评价的因素具体包括借款企业的资产规模、成立年限、所在行业特征、产权结构等自身特征以及借款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偿债能力等，也包括借款企业的信用记录、与银行的关系等，同时还包括借款企业主要管理者的个人特征，例如年龄、受教育程度、管理经验、个人信用、财务状况等（ikenaga,2008）。

农民专业合作社其正规信贷可获得性取决于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能力和金融机构对其资信状况的主要评价。合作社自身的特征因素如合作社的资产规模、盈利能力、信用等级、与银行的关系会影响金融机构对其资信状况的主观评价(池永辉之，2010）；另一方面，社长的个人特征也会影响金融机构对其资信状况的主观评价，如社长的声誉与社会关系等。此外，在中国政府的支持力度（如金融政策等）也会影响农村合作社的融资数量（田形健一，2009）。

2研究模型的提出

根据以上的理论假设，笔者提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3研究假设的提出

①资产规模。金融机构贷款的发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借贷者抵押品的数量和质量。合作社可作抵押的资产包括合作社所拥有的土地、机器设备、动产等。如果合作社资产规模小，经营信息透明度低，银行在搜寻相关信息、甄别合作社、评价合作社信用状况等方面的成本就相对较高，笔者假定固定资产规模越大的合作社，其获得正规信贷的可能性越大。因此提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固定资产规模越大，其获得融资的可能性越大。

②盈利能力。盈利是合作社信用和偿债能力的保障，合作社利润的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合作社年营业收入与主要经营产品在市场上的畅销程度来反映，因此提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年营业收入越大、产品越畅销，其获得融资的可能性越大。

③信用情况。合作社有无贷款违约记录、历史信用状况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合作社信用风险的大小。合作社信用级别越高，越容易获得贷款。示范等级是各级政府部门按照一定标准评选出的示范性合作社等级，是对合作社发展整体水平的一种认定，被级别越高的政府评定的示范性合作社，其信用情况也越好。因此提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获得示范性等级和信用级别越高，其获得融资的可能性越大。

④银社关系。合作社在银行开有账户，并与银行有良好的关系，有助于银行及时获取合作社的相关信息，提高合作社的信贷可得性。良好的银社关系，有助于合作社降低融资成本，减低银行抵押担保的要求。笔者用合作社是否在开户银行定期跟银行对账、银行来电来访频率来衡量合作社与银行的关系，因此提出农民专业合作社与银行定期对账、银行来电来访频率越高，其获得融资的可能性越大。

⑤社长情况。社长作为合作社的核心人物，其声誉的好坏对合作社能否获得正规信贷有重要影响。声誉是人们对某行为主体的“认知”，是一种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抵押品的作用。因此提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长声誉越好、社长工作经历越多，其获得融资的可能性越大。

⑥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在很多国家，如果政府明确提出支持农村合作社的金融政策，给予税收、利息及财政方面的优惠政策，那么农村合作社的融资就会变得更加容易。因此提出政府在金融和财政方面的支持力度越大，合作社的融资就越容易。

4实证分析

4.1数据来源

笔者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设计问卷的初始量表。并采用Likert七点量表，开展问卷调查。2011年12月~2012年2月笔者对浙江省108家合作社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60份，回收有效问卷210份，有效率达58.33%。

4.2回归分析

对各个自变量与知识获取能力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调整后的判定系数R2为0.314，说明已解释变差占总变差的31.4%，F值为37.372，显著性概率为0.000，总体回归效果显著。DW值为2.369，接近2，因此不存在序列相关现象。

4.3实证研究结论分析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信贷可得性的主要因素归纳如下：

第一，资产规模对合作社能否获得正规信贷有显著影响。与张兵等（2009）的研究结论一致。这个结果表明，固定资产规模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从正规金融机构渠道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第二，盈利能力对合作社能否获得正规信贷影响显著。实证结果证实了年经营收入高和产品畅销对合作社获得正规信贷影响明显。

第三，信用情况对合作社能否获得正规信贷影响不是很显著。这个结果与前面的理论预期基本不一致。根据访谈的结果主要可能是因为中国在信用评价方面还有不到位的地方。

第四，银社关系对合作社能否获得正规信贷有显著影响。证实了合作社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联系越密切，越有可能得到正规贷款。

第五，社长情况对合作社能否获得正规信贷不是很显著影响。可能原因是对社长个人情况的测评有一定的困难。

第六，政府支持农村合作社的金融政策，会使农村合作社的融资就会变得更加容易。

4.4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合作社要提高正规信贷可得性，首先，需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自身经济实力；其次，政府要对合作社这个弱势群体给予大力支持；再次，要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沟通与合作，提高金融机构对其信任程度。此外，金融机构也要通过自身金融创新，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信贷供给。

参考文献：

[1] 王文献,董思杰.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