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政策论文十篇

信贷政策论文篇1

1.1银行在信贷渠道中占主要影响地位

我国直接融资市场起步较晚，且有我国居民和企业的高储蓄率支持，使得银行信贷的间接融资方式在我国融资结构中占据绝对优势。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我国直接融资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传统优势和法律限制，银行贷款依然是我国企业资金来源的主渠道。商业银行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重要的微观主体，其控制和影响着数量庞大的资金，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通畅。同时，我国商业银行渠道广、网点多，可对社会经济产生广泛而直接的影响。

1.2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为存款

我国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居民与企事业单位存款、金融债券、政府注资及国际融资，其中存款为主要来源，居民和企业的存款属于银行的被动负债，由于高比例被动负债的存在，一般银行主动信贷的动力不强，即使是近几年银行发行债券量上升，主动负债比例仍较低。理论上，当存款占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的绝大比例时，央行能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紧缩型货币政策有效减少银行的可贷资金，从而收缩信贷规模，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但在实际中，存款属于银行的被动负债，不受央行和商业银行控制，且居民与企业存款主要受前期和当期经济形势影响。因此，当经济过度繁荣时，尽管央行希望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限制银行的可贷资金规模，但由于良好的经济形势，存款规模继续上升为银行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商业银行能够不受存款准备金率的约束，继续提供贷款释放流动性。所以大量被动负债的存在将限制央行紧缩型货币政策的效果。

2商业银行信贷渠道对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

从货币当局的实践来说，判断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最终标准为：在既定的经济制度、金融结构和金融制度下，货币当局选择特定的货币政策体系，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实现最终目标的程度和时滞。国内外经济理论界对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判断不一：凯恩斯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通过构造IS—LM模型证明了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在肯定货币政策重要性的前提下，认为货币政策只在短期内有效，而在长期内无效；而理性预期学派则强调预期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从根本上否定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认为货币政策即使在短期内也不能持久地影响实际产量。首先，作为央行调控货币政策的工具，货币供应量、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利率的变动可以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表明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信号传导至商业银行的渠道是比较通畅的。同时，国内生产总值和物价指数也能有效影响银行的信贷增量，验证了商业银行借贷行为的“顺周期性”，也反映了商业银行信贷会受实体经济“倒逼”的影响。其次，商业银行会根据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作出独立信贷决策。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当中央银行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来收缩流动性时，商业银行信贷量会下降，这从脉冲响应函数中可以看出，但针对利率上升，银行信贷量会先下降再上升，由于利差水平的提高，银行有足够的动力扩大信贷规模。同时当货币供应量M2增加时，宽松的流动性会促使商业银行扩大贷款规模。此外，当银行信贷受到国内生产总值和物价指数的正向冲击时，会因为利差下降而缩减贷款，但最终随着时期推移会扩大贷款规模。在贷款存量增长率GL的方差分解中，第一期GL仅受自身和CPI的影响，这与银行信贷决策主要参考已有信息有关；同时，CPI对GL的贡献度大于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这也说明了当银行预期经济形势良好时，可能会逆紧缩政策行事，继续扩张贷款。这些都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反应比较强烈，且商业银行作为微观主体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因此在作信贷决策时有时会偏离货币政策目标。最后，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能产生一定影响。实体经济对信贷冲击的反映略有滞后，但信贷增长能有效提升经济增长，商业银行释放的流动性也会推高物价。经济过热时，尽管央行会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紧缩经济，但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充足，会顺经济形势扩大贷款，进一步推动经济和物价的增长。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资本金和资金来源比较充足，因此，受到央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的约束较小，商业银行的信贷决策可能与货币政策目标相悖，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3结语

信贷政策论文篇2

我国相关政策主要从“存量”和“增量”两条路径出发对信贷竞争机制构建进行驱动。存量路径是不断明确各类原有农村金融机构职能的一个过程，增量路径是不断促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过程。

（一）存量路径通过对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及相关政策的梳理可以看出，对原有农村金融机构政策的驱动主要以明确各类原有农村金融机构职能为目的。机构不同，其政策驱动点也不同。农村信用社的政策驱动点主要集中于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方面；农业银行的政策驱动点主要集中于三农金融事业部和加大涉农贷款方面；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驱动点主要集中于政策性金融业务的拓展方面；邮政储蓄银行的政策驱动点主要集中于职能转变和扩大涉农贷款方面，具体如表1所示。在政策的驱动下，各农村金融机构职能进一步明确，取得了相应的改革成效。农村信用社自2003年开启改革试点，2004年开始全面铺开改革工作，部分地区农村信用社开始向农村股份制和合作制商业银行改革，截至2005年底，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范围就扩大到29个省份。农业银行2004年将全行涉农贷款归于农村信贷部门管理，2005年成立了小企业业务部，加强对县域内小企业的支持力度，2007年开始开展“三农”金融服务试点工作，此后试点范围不断扩大；试点范围扩大后，试点行的业务量及利润额占农业银行整体县域支行的比例从40%提升至80%左右。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由2004年以前专司粮棉油收购信贷资金供应和管理工作，主要办理粮棉油收购贷款、储备贷款、调销贷款等业务逐步扩大到主要办理粮棉油收储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新农村建设贷款、县域城镇建设贷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农产品加工企业贷款、农业科技贷款、农村流通体系建设贷款、农业小企业贷款、农业生产资料贷款等业务、不断强化了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政策性职能定位更加明确。邮政储蓄银行2007年3月挂牌成立以来发展迅速，成立不久即获批在全国筹建36家一级分行（包括31家省级分行和5家计划单列市分行）及其所属的20405家分支机构，积极转变功能，把原来农村地区的储蓄机构从“抽水机”变成“蓄水池”，起到了引导储蓄资金回流农村的作用，很好地支持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二）增量路径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政策驱动表现出明显的阶段特征，第一个阶段是围绕新机构的试点，第二阶段是围绕增加各类新机构的覆盖范围和提高服务水平，第一阶段主要集中于2005—2008年，第二阶段主要集中于2009年以后，具体如表2所示。在一号文件政策的推动下，银监会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推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具体如图1所示。2006年12月，银监会选取了四川、内蒙古、甘肃、青海、吉林和湖北6个试点省份开展鼓励各类资本设立主要为当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合作社的试点工作，2007年10月就将试点扩大到31个省份。仅2006-2008年3年时间，就通过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现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机构和延伸服务解决了1878个“空白金融服务”。此后在已有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围绕推广发展较为成熟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提高其金融服务水平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截至2013年末，全国已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1050家，其中村镇银行987家，贷款公司14家，农村资金互助社49家。

二、风险分担机制

我国相关政策主要从担保和保险两个方面对风险分担机制的构建进行政策驱动。

（一）担保机制对于担保机制的政策驱动主要是从担保方式和担保组织的构建两个方面进行的。担保方式的驱动点主要集中于抵质押品的创新和扩大抵质押品范围方面，担保组织构建的驱动点集中于鼓励担保机构拓展农村业务、构建多种形式的担保组织方面，具体从一号文件的关注点可以看出，情况如表3所示。在一号文件的推动下，我国农村逐渐确立权属清晰、风险可控的大型农用生产设备、林权、四荒地使用权以及应收账款、仓单、可转让股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等权利为抵质押品，专门针对林权做为抵质押品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如2008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明确提出了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的意见。2013年7月，中国银监会、国家林业局下发的《关于林权抵押贷款的实施意见》和2014年2月中国银监会下发的《关于做好2014年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中均对发展林权为抵押品做了一系列的规范。担保组织方面，由于农业自身的弱质性，加之农民缺少有效抵押物和信用评级证明，商业性担保组织很难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担保组织的建立方面主要集中于推动政策性担保机构建立。

（二）保险机制保险机制方面，我国政策驱动主要集中于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推进、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建立农业再保险体系、建立保费补贴制度等方面，从历年一号文件中关于农业保险的政策关注点可以看出，具体如表4所示。在一号文件政策的推动下，保监会也围绕一号文件对农业保险的政策关注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对如何围绕关注点开展工作做了详细规定，推进了农村保险机制的构建，具体如图2所示。在政策的驱动下，2004年中国保监会在黑龙江、吉林、上海、新疆、内蒙古、湖南、安徽、四川、浙江9个省区（市）正式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此后逐渐扩大试点范围。农业保险表现出保险经营主体逐步增多、农业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和经营模式逐渐多样化的特征。经营主体方面，2003年国内只有中国人保财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2004年以后，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数量迅速增加，截至2012年，我国已有22家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基本实现了粮食生产大省都有2家以上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初步满足农业保险发展的需要。2013年3月《农业保险条例》实施后，保监会在3个月之内连批13家险企获农业保险资质。保险覆盖面方面，覆盖地区已经扩大到全国，承保品种由2007年初的玉米、大豆、小麦和棉花4个品种扩大到农、林、牧、副、渔业的各个方面。经营模式方面，各地在开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模式。一是由政府采用招标等方式选择具有实力的保险公司承办，由承办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二是由多家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共同承保，各公司按约定比例分摊保费、承担风险。三是政府与保险公司联合承保，按约定比例，将保费划入政府设立的农业保险基金专户和保险公司账户，双方按比例承担风险。四是政府委托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代办，保险公司只收取代办费，保费收入存入政府账户，承保风险也由政府承担，目前大多数地区采用前两种模式。2013年，全国实现农业保险保费收入306.6亿元，同比增长27.4%，农作物承保面积突破10亿亩，占全国播种面积的45%，提供风险保障1.4万亿元，向3177万受灾农户支付赔偿208.6亿元。

三、差别化货币政策机制

差别化货币政策机制主要体现在支农再贷款、存款准备金和存贷款利率管理方面。

（一）支农再贷款方面对于支农再贷款的政策驱动主要体现在其范围的不断扩大方面，具体相关政策出台情况如图3所示。在政策的驱动下，我国于2009年开始将支农再贷款的对象由农村信用社扩大到农村合作银行。在巩固发展的基础上，于2012年8月在陕西、黑龙江两省开始试点，将试点地区支农再贷款的对象由现行设立在县域和村镇的农商行、农合行、农信社和村镇银行等存款类金融机构法人拓宽到设立在市区的上述四类机构。此后在2013年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拓宽支农再贷款适用范围政策，进一步发挥支农再贷款引导农村金融机构扩大“三农”信贷投放的功能。

（二）存款准备金方面存款准备金方面，我国对农村金融机构执行低于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政策驱动方面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在上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时候保持其存款准备金率不变，二是明确出台相关政策规定对农村金融机构执行比其他一般商业银行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在上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时，保持其存款准金率不变的政策驱动，具体如表5所示。我国不但在上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方面对农村金融机构做特别规定，还专门规定农村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低于一般商业银行。2007年连续下发《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关于对农村合作银行执行有区别的存款准备金率的通知》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关于加强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贷款指导的意见》，要求对涉农贷款比例较高的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继续执行比一般商业银行低的存款准备金率。2008年1月人民银行下发《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支持春耕备耕增加“三农”信贷投入的通知》称，将对农村信用社实施与一般商业银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央行将在实施与一般商业银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基础上，继续对涉农贷款比例较高的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执行比一般商业银行低的存款准备金率。2014年4月25日人民银行决定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下调县域农村合作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调整后，县域农商行、农合行分别执行16%和14%的准备金率。

（三）存贷款利率管理方面在存贷款利率方面我国政策驱动表现为一定的政策倾斜、不断的规范和扩大其自。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扩大农村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中国人民银行于2004年10月29日起对金融竞争环境尚不完善的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仍实行上限管理，最高上浮系数为贷款基准利率的2.3倍，贷款利率下浮幅度不变，调整后以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6.57%)为例，农村信用社可以在6.57%～15.111%的区间内自主确定贷款利率。2008年5月银监会和人民银行联合通知，指出经批准吸收存款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存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最高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存款基准利率。对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四类机构的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利率下限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四类机构应建立健全利率定价机制，按照贷款定价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并且符合司法部门的相关要求。2013年7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即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不再设立上限，扩大了农村信用社的贷款自。

四、差别化监管政策

对农村金融机构监管政策的驱动，我国主要集中于对符合农村信贷特点的监管体制建立方面。就一号文件中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其对监管体制建立的驱动也主要集中于建立符合农村金融机构或农村信贷业务特征的金融监管体制，具体如图4所示。农村金融差别化监管主要表现在金融机构准入、业务管理、监管手段和方法及金融机构部门监管方面。在金融机构准入方面，2006年12月银监会下发《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根据农村地区新设银行业法人机构的资本充足状况及资产质量状况，适时采取差别监管措施，引导和监督新设银行业法人机构的资金投向。在业务管理方面，2007年1月银监会连续下发了《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等差别化监管制度。在监管手段和方法方面，2011年2月、2013年2月和2014年2月银监会分别的《全面做好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做好2013年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和《做好2014年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均指出要强化农村金融差异化监管，根据农村金融发展特点改进监管方法，丰富监管手段，提升监管有效性。在金融机构部门监管方面，2009年5月银监会下发的《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与监管指引》针对“三农”金融业务风险大、成本高、收益低的情况,给予“三农”金融业务更宽松的监管政策。

五、结语

信贷政策论文篇3

关键词：货币经济学新范式；信贷配给；信贷；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4-0080-06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及利率以影响投资和消费，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当然，这主要是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大致也是西方目前的主流观点。当中央银行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时，货币供应量M下降导致实际贷款利率r上升，企业的融资成本升高、贷款需求下降，引起企业投资I下降，最终使总需求和产出下降。这一过程可以表示为：MrIY。21世纪初，Stiglitz和Greenwald提出的货币经济学新范式理论以信息经济学为基础，指出传统货币经济学理论存在的严重缺陷，着重研究信贷在广义经济活动中的媒介职能，将信贷纳入了经典的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之中。

一、货币经济学新范式关于货币政策传导的理论观点

首先，新范式理论认为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占据主要地位。

以紧缩性货币政策为例，央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银行收缩信贷，信贷量L下降，企业可获得的贷款资金下降，进而引起企业投资的下降和总产出的下降。这一过程可以表示为：货币政策紧缩一银行收缩信贷LIY。

新范式理论指出，银行在货币政策到信贷量的传导过程中之所以占据主要地位，是因为信贷市场上普遍存在着信贷配给。Jaffee和Stiglitiz在《信贷配给》一文中具体阐述了信贷配给对信贷市场的影响。信贷配给是指借款人中有些人能得到贷款，而另外一些人得不到，即使这些人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导致信贷配给的根本原因就是借款人与贷款人间的信息不对称(如图1所示)。

当市场上存在信贷配给时，在均衡利率r*水平上，贷款的供给小于需求。原因在于，借款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安全”的借款人，他们会在较高的利率水平r上选择退出；一类是“不安全”的借款人，他们愿意支付较高的利率r，但是信用和还款能力低下。如果银行选择使得贷款供给等于需求的利率，那么一部分“安全”的借款人将会退出，从而留下的是“不安全”的借款人，银行的预期收益也将会随着风险的扩大而变得更加不确定。因此，银行宁愿在相对低的利率水平r*上拒绝一部分贷款需求，而不愿意选择在高利率水平r上满足所有借款需求。可见，信贷配给将导致借款人资金的可得性下降，信贷量主要由信贷资金的供给者――银行决定。

其次，在货币政策对信贷量的影响途径上，新范式理论认为存在以下几个重要效应：

(1)一般均衡效应，即从整个银行体系分析，当考虑所有银行对货币政策(特别是存款准备金政策)做出同样反应时，货币政策对信贷量的影响程度远大于只考虑单个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程度。以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例，由于存款准备率提高，银行现在必须保留更多的准备金，所以银行的可用资金就减少，贷款量也减少，这是局部均衡。随着时间的推移(时间可能会比较长)，当所有银行都做出同样类似反应时，贷款量的大幅下降导致企业效益降低，国民收入下降，进而使贷款的违约率上升，预期平均收益下降，风险加大，银行进一步减少贷款。

(2)资产价格效应，即货币政策会影响到银行所持有的资产价值的变化，进而影响贷款量。以利率政策(提高利率)为例，利率的上升不仅会导致银行持有的债券价值下降，而且会加大银行对存款人的利息支出，加大贷款还息额进而使贷款违约率上升等等，这些影响都会使银行资产缩水，迫使银行收紧信贷。

(3)资产组合风险效应，即货币政策或一些其他外界环境的变化使得银行资产组合的风险加大，间接引起银行净值的变化进而影响信贷量。这些风险主要是利率不确定给银行带来的新增贷款风险、敞口风险和道德风险等等。

(4)特许权效应，即利率和信贷可获得性的变化导致银行和公司预期利润贴现值的变化，进而影响破产成本，贷款行为发生变化。一般来说，当紧缩性货币政策发生时，银行经营者担心一旦银行破产，他们将不能卖出其持有的特许权，因此他们会避免选择增加风险的组合，采取较为谨慎的经营策略，这最终会使银行减少贷款活动。

在由货币政策工具到信贷量的传导过程中，传统经济学和新范式主要存在以下两点分歧：一是传导方式的区别。传统经济学强调信贷资金的需求者――企业的行为，而新范式则强调信贷资金的供给者――银行的行为。其实可以将两种观点的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用同一个式子表示，即：货币政策LIY。不同之处在于，传统货币经济学中L是L(需求)，即认为信贷量是由企业的信贷需求决定的；而新范式中L是L(供给)，即认为信贷量是由银行的信贷供给决定的。二是传导效应的区别。新范式认为，不仅存在传统货币理论所强调的渠道传导效应，还应强调一般均衡效应、资产价格效应、资产组合效应和特许权效应等几方面的综合作用，这些效应都会使得货币政策对信贷量的影响程度扩大，而由于利率政策变动带来的银行贷款行为变化也是贷款量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我国货币政策对信贷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当中，信贷量无疑是货币政策的重要调控指标。从1998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贷款增加量的管理，取消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由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的重要标志。近年来货币政策对于信贷量的调控效果如何，我国的信贷量主要取决于银行的信贷供给还是企业的信贷需求呢?本文尝试对此问题的回答提供一些实证依据。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政策、再贷款(再贴现)和利率政策，近年来伴随外汇占款在中央银行资产中的比重大幅上升，再贷款(再贴现)的比重已由2003年的17％下降到2008年的4％，而公开市场业务主要用于对冲外汇占款，因此，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利率政策对信贷量的影响。

1.变量选择及数据处理

本文将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总额L作为信贷量的变量，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e作为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变量。上述选取的信贷量L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e都是名义变量。在利率政策变量的选取上，同时考虑贷款的供给者银

行和需求者企业：存贷利差决定银行的利润进而影响银行的贷款供给，贷款利率决定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的贷款需求，因此本文选择实际存贷利差t和实际贷款利率r作为代表利率政策的变量。在实际利率的计算上，本文采用周荣芳指出的标准计算公式，即：实际利率=名义利率一通货通胀率，其中通货膨胀率=消费者物价指数CPI/100-1 。

鉴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特点和数据的可得性，样本区间采用的是2003年1月-2009年7月共79期的月度数据，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中经网终端。在数据使用之前我们先用X11乘数法对信贷量L进行季节性调整，同时，考虑到各数据序列并非是完全的线性变化，为消除数据序列存在的异方差，将各变量做对数变换，分别计lnL、lne、lnr和Int。

为具体研究利率政策和存款准备金政策对信贷量的影响，我们利用EViews 5.0对上述三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反应。

2.单位根检验

由于以上四个变量都是时间序列，在进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前，必须要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也即检验序列是否服从单位根的过程。如果变量不能拒绝有单位根，那么就可以认为该变量序列存在随即趋势，也即非平稳的。本文采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是常用的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

从表1可以看出，各变量的ADF值均小于1％临界值的绝对值，单位根检验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是非平稳的过程，而它们一阶差分的ADF绝对值都大于1％临界值的绝对值，拒绝原假设，因此，各变量的一阶差分构成平稳的时间序列，即时间序列InL、lnr和lne都是一阶单整过程。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②临界值是在相应显著性水平下得到的Mackinnon值，表示一阶差分；③**表示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

3.协整分析

如果两个变量或两个以上的时间序列变量是非平稳的，但它们某种线性组合却表现出平稳性，则这些变量表现出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提出的向量自回归检验方法，对上述四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从表2可以看出，lnL和lnr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无协整的原假设，接受了最大协整方程数为1的原假设，也即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同理，lnL和lne，lnL和lllt也存在一个协整关系，lnL、lne、lnr和Int间在1％显著水平上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在5％水平上存在三个协整关系。

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从上述协整分析的结果可知，信贷量与法定存款准备金，贷款利率和存贷利差都存在着显著的稳定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进一步分析研究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由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1％显著水平下存在着由利率r到信贷量L的Granger因果关系，但不存在由信贷量到利率的Granger因果关系，所以利率是信贷量的Granger原因，利率的变化导致了信贷量的变化；同样，在10％显著水平下存款准备金e和存贷利差t也是信贷量L变化的原因，但是由于P值较大，所以这种原因较弱。

5.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在对扰动项加上一个一次性冲击后，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为了具体衡量存款准备金e、贷款利率r和存贷利差t的变化对信贷量L的影响程度，我们通过建立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首先进行数据处理，由于L、e、r和t都是一阶单整变量，所以取这四个变量的一阶差分DlnL、Dlne、Dlnr和DInt，这样所有变量时问序列就具有平稳性，然后建立VAR模型。将脉冲响应函数以图形和表格形式表示如图2和表4所示。

图2为3个变量间的脉冲响应函数(共有-16个函数，本部分根据所需只选了3个，分别是信贷量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利率和存贷利差的响应函数)。图2(A)中，当法定存款准备金率e正方向变动一个单位时，信贷量L在前两期无明显反应，但接下来响应逐渐变大，并在第五期达到负向最大，为0.0017，随后逐步下降，到第10期的时候为一0.0004；图2(B)-中，当贷款利率r正向变动一个单位时，信贷量L在第三期达到最大，为0.0017，随后逐步下-到第10期为0.0003；图2(C)中，当存贷利差t正向变动一个单位时，信贷量L在第三期达到最大，约为0.0021，然后在第四期迅速下降至接近0，随后对信贷量的影响微乎其微。

三、结　论

本文采用了VAR模型，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对信贷量的影响。

第一，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了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利率和存贷利差都与信贷量有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格兰杰检验的结果表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利率和存贷利差的变化直接导致了信贷量的变化，是其变化的原因。这两点表明了我国货币政策能有效地控制信贷量。

第二，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利率和存贷利差对信贷量的影响时间和程度。信贷量的显著变化所能持续的时间，显著变化是信贷量的变动程度的绝对值大于0.0005；程度代表信贷量达到最大值时的数值；②鉴于现实情况，在信贷量对存贷利差的反应程度上，本文只考虑两者的同向变动，即只选取正的数值。

从表5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利率与信贷量反向变化，存贷利差与信贷量正向变化。当存款准备金率提高时，银行的可用资金减少，贷款量会下降；当贷款利率上升时，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贷款需求降低，贷款量会下降；当存贷利差上升时，银行的贷款利润增大贷款供给提升，贷款量会上升。

第二，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要达到最大效果需要花费的时间较长(5期)，而利率政策则相对较短(3期)。新范式观点指出，存款准备金政策具有重要的一般均衡效应，能对信贷量造成大幅影响，但是实现这种效应的时间却比较长。当存款准备金率发生变动时，首先发生的会是局部反应和局部均衡，这时贷款量会小幅变化，随着时间推移，一般均衡效应才会逐渐显现。

第三，从对贷款量冲击的持续时间来看，法定存款准备金>贷款利率>贷款利差。存款准备金政策的一般均衡效应对贷款量会有一个长时间持续的影响，利率政策的冲击持续时间相对较短，而利率政策中的存贷利差又是冲击持续时间最短的。

第四，从对贷款量冲击程度的大小来看，存贷利差>法定存款准备金>贷款利率。由于存在着信贷配给，信贷量主要会由银行的贷款供给决定，因此存贷利差对贷款量的冲击最大；相比之下，企业的贷款需求对信贷量的影响甚微，贷款利率对贷款量的冲击偏小，这也印证了新范式理论中银行的贷款供给决定信贷量的观点。

四、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可以看出，在由货币政策工具到信贷量的传导过程中，新范式的观点在我国现阶段基本正确，由此笔者对我国货币政策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中央银行要善于运用货币政策来引导银行的行为，尽量避免对信贷规模实施变相的直接控制，在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同时减少对经济的伤害。

信贷政策论文篇4

关键词：信贷传导渠道；货币政策；有效性检验

Abstract：Credit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n China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This paper selects the relevant economic data from 1st quarter of 2005 to 4th quarter of 2009，using the cointegration test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o exam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credit transmission mechanism. We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redit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monetary policy is effective.

Key Words：credit transmission mechanism，monetary policy，validity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F8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12-0008-04

一、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一）理论基础

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是指货币政策的变化通过银行系统引起了信贷市场的系统性变化，从而影响实体经济。关于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理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 信贷可得性与信贷传导机制。对信贷传导渠道最早的研究是二十世纪50年代以罗萨和卡莱肯等人为代表的信贷可得性理论。该理论强调利率变动影响贷款者的主观意愿和决策，导致其资产结构调整从而影响信贷供给和社会信用总量。在贷款市场不完善的假定下，利率并非总是确定在使贷款市场出清的水平上，利率调整的时滞使贷款者的贷款需求对贷款利率相对缺乏弹性，对借款人来说，重要的不是信贷成本，而是信贷的可得性。信贷可得性货币传导过程可简单表示为：

MLAIY

即货币供给量的增加（M），使银行体系的超额储蓄增加，流动性上升（L），银行进行资产结构调整使信贷供给增加（A），企业投资相应增加（I） ，产出水平相应增加（Y）。

2. 银行贷款渠道。Bernanke和Blinder（1988）从银行贷款的角度出发，对传统凯恩斯主义 IS―LM模型进行了修正，率先对货币政策如何通过信贷渠道传导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指出，银行贷款途径存在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银行贷款和证券之间不能完全相互替代；二是在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银行贷款和非银行资金来源之间不能相互替代。银行信贷传导机制为：

MDLIY

即随着货币信贷扩张，银行活期存款D相应增加，从而当银行资产结构基本不变时，银行贷款 L的供给也随之扩大，结果在因利率普遍下降而扩大投资的基础上，致使那些依赖银行贷款融资的特定借款人进一步扩大投资，国民收入随之上升。

3. 资产负债表渠道。Bernanke和Gertler（1989，

1995）首先提出资产负债表效应，认为由于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企业获得的贷款数量是其能够提供的抵押物或净资产数量的倍数。其理论基础可以看成：借款人面临的外部融资溢价取决于其内部财务状况，资产净值越高，外部融资溢价就越低，因此借款人资产负债表质量的波动就会影响其投资和支出决策。Bernanke、Gertler和Gilchrist（1996）进一步将资产负债表渠道大致概括为企业层面（包括银行与非银行）的投资支出效应和家庭层面的消费支出效应。在金融加速器机制的作用下，信贷渠道可以传导并放大原来货币政策的收缩效应。资产负债表渠道强调货币政策通过对借款者平衡表状况的影响改变借款者外部融资溢价的大小，进而影响其投资以及消费决策。资产负债表渠道的具体传导机制如下：（1）随着货币供给增加与利率的普遍下降 ，借款人的资产状况将得到改善，借款人担保品价值提高，贷款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趋向改善，结果部分资信状况不佳的借款人既可从市场直接融资，又可获得银行贷款，导致投资和产出增长。（2）货币扩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引起股票价格上升 ，消费者金融困扰可能性减小，消费者获得贷款增加，因而增加耐用消费品和住房支出，进而使产出增加。

（二）文献综述

Bernanke（1986） 运用结构 VAR 模型进行研究，认为美国银行贷款的冲击对总需求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Oliner和Rudebusch（1996）的研究表明，在紧缩性货币政策实施之后，企业投资行为与其内部资金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投资将趋减；信贷渠道的主要作用放大紧缩性货币政策效应，在扩张性货币政策时期有一定影响，但在前紧后松或前松后紧两种情况几乎不起传导作用。王振山、王志强（2000）采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途径进行分析发现，无论二十世纪 80年代还是90年代，信贷渠道都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李斌（2001） 利用1991―2000年间的季度数据进行研究表明，信贷总量和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变量都有很高的相关性，但信贷总量的相关性更大一些，表明当时信贷总量对经济运行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路妍（2004）从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入手，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认为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但由于存在存贷款利率管制和商业银行信贷行为扭曲，使我国信贷渠道不畅。李琼、王志伟（2006）对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货币供给量与国内生产总值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变量具有较大的内生性；但是信贷配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主要还是货币渠道进行的，信贷渠道还不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上述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得出不同的结论，但都忽视了信贷渠道传导的中间环节，故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最新数据，研究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的全过程。

二、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在我国的有效性检验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选取

通过文献分析知道，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通过两种途径发挥作用：一是货币供给的增加导致银行信贷扩张，银行信贷扩张导致投资增加，最终产出增加；二是货币供给的增加导致银行信贷扩张，银行信贷扩张导致居民消费支出增加，从而产出增加。本文对上述两种途径传导的全过程进行检验。

本文以广义货币M2作为货币供应量指标。广义货币M2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并且其数量在金融中介机构的资产中占绝大部分（约80%―90%），M2不仅反映现实的购买力，还反映潜在的购买力。另外，本文以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代表国内投资水平，用字母I表示；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度量消费水平的指标，用字母C表示；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产出的指标，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用字母CR表示。所有变量的时间跨度是2005年1季度至2009年4季度，所有变量的计量单位为亿元，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本文首先对变量M2、CR、I、C、GDP进行平稳性检验，再对六组变量CR与M2、I与CR、C与CR、GDP与C、GDP与I、GDP与M2进行协整检验，然后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探讨各组变量之间是否具有统计上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实际情况，分析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有效性。

（二）单位根检验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无偏性、有效性和最佳性，我们利用扩展的迪基-富勒（Augmented Dickey-Fuller，简称ADF）检验方法来检验样本数据的时间序列特征，ADF平稳性检验是基于以下回归方程：

为纯粹白噪音误差项，滞后阶数的选择使得

不存在序列相关。原假设H0：P=1，备选假设H1 ：P

（三）变量的协整检验

由于M2、CR、I、C、GDP都是属于I（0）时间序列，因此CR与M2、I与CR、C与CR、GDP与C、GDP与I、GDP与M2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的常用方法是恩格尔―格兰杰（Engel & Granger）两阶段法，但这种方法在处理有限样本时的估计具有偏差，故采用Johansen检验法对各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JJ检验法是基于动态分布滞后模型VAR（见公式2）来估计模型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得出一个有效无偏估计。在检验之前，必须首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运用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选择滞后阶数，本文中滞后二阶的SC值和AIC值最小，故确定滞后阶数为二阶来构建VAR模型。其检验方法是首先计算回归方程的迹，然后逐一与不存在协整关系和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等假设前提下的迹值进行比较，当回归方程的迹值大于假设条件下的Johanson临界分布值时，拒绝其前提假设，反之，接受其假设，检验结果如表2。

由表2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以检验水平1%判断，变量CR与M2、I与CR、C与CR、GDP与C、GDP与I、GDP与M2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下面进一步探讨上述各组变量之间是否具有统计上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以便与实际经济情况进行对照。

（四）变量的Granger因果检验

英国经济学家格兰杰从预测的角度赋予因果关系新的含义，他在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时采用这样的方法：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解释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期取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称序列x是y的格兰杰原因，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的显著性。从以上的定义可以看出，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需要估计以下两个回归方程：

其中白噪声 和 假定是不相关的。检验的零假设为：

为了检验此假设，我们可以采用F检验。如果拒绝前者而不拒绝后者，则存在由x到y的单向因果关系，反之相反；如果两个假设都不拒绝，则x和y是两个独立的序列；如果两个假设都拒绝，则x和y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变量CR与M2、I与CR、C与CR、GDP与C、GDP与I、GDP与M2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在滞后4阶的情况下，以1%的显著性水平判断，M2是CR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在滞后3阶的情况下，以1%的显著性水平判断，CR是I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在滞后2阶的情况下，以5%的显著性水平判断，CR是C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在滞后2阶的情况下，以1%的显著性水平判断，I是GDP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在滞后1阶的情况下，以1%的显著性水平判断，C是GDP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在滞后2阶的情况下，以5%的显著性水平判断，M2是GDP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三、结论

通过上述检验分析得知，货币供应量是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变动的格兰杰原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即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在我国是有效的。

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从1984年我国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历次情况来看，几次大的宏观经济波动都与银行信贷紧密相联。2003 年以来的物价上涨，一方面是上一轮经济周期中我国实行积极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产生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地方政府干预银行贷款，导致银行信贷出现了新一轮的高潮。中央银行通过“窗口指导”等一系列措施紧缩银行信贷，遏制了物价继续上涨。2008年9月以后，国际金融危机急剧恶化，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明确取消对金融机构信贷规划的硬约束，积极配合国家扩大内需等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2009年1―10月份，我国新增贷款8.92万亿元，是去年同期的2.4倍。各种新的贷款模式在金融危机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发放贷款都创出历史最高水平。信贷扩张助经济复苏效果显著。这些都表明信贷渠道在经济转轨的较长时期内将继续成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

信贷传导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因为与发达国家日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相比较而言，我国正处于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市场机制不健全，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还不发达，货币金融资产与非货币金融资产的关系不十分紧密，各个层次的行为主体与运行环节的关联较松懈导致市场反馈滞后，所以传统的利率传导机制的调整作用与其在发达国家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过程中通过信贷渠道对宏观经济变量进行影响是一个重要的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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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云，孙力军.货币政策信用传导的理论模型与微观经济基础[J].经济纵横，2009，（9）.

[5]程肖芬.我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理论基础、现行模式和实证检验[J].经济经纬，2009，（3） .

信贷政策论文篇5

关键词：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7-0049-02

一、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机制的理论研究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在不断发展，各种学派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有不同看法，但归纳起来货币政策影响经济变量主要是通过以下四种途径：

1.利率传递途径。利率传导理论是最早被提出的货币政策传导理论，但从早期休谟的短期分析、费雪的过渡期理论魏克赛尔的累积过程理论中所涉及的利率传导理论均未得到关注。直到凯恩斯的《通论》问世及IS-LM模型的建立才正式引起学术界对利率传导机制的研究。利率传导机制的基本途径可表示为：

货币供应量M实际利率水平i投资I总产出Y。

2.信用传递途径。威廉斯提出的从贷款人信用可能性学说是最早有关货币政策信用传导途径的理论，伯南克则在此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银行借贷渠道和资产负债渠道两种理论，并得出货币政策传递过程中即使利率没发生变化，也会通过信用途径来影响国民经济总量。信用传导机制的基本途径可表示为：

货币供应量M贷款供给L投资I总产出Y。

3.非货币资产价格传递途径。托宾的Q理论与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则提出了货币政策的非货币的资产价格传递途径。资产价格传导理论强调资产相对价格与真实经济之间的关系，其基本途径可表示为：

货币供应量M实际利率i资产（股票）价格P投资I总产出Y。

4.汇率传递途径。汇率是开发经济中一个极为敏感的宏观经济变量，因而它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研究，而关于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机制的理论主要有购买力平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机制的基本途径可表示为：

货币供应量M实际利率i（通货膨胀率INF）汇率E 净出口NX总产出Y。

二、数据的选取与研究方法

货币供应量选取M2、Ml、M0，规模经济变量选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信贷规模选取国内信贷总值LOAN，利率选取60天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R。其中：

M0=流通中的现金

M1=M0+企业活期存款+农村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

M2=M1+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其他存款（不含财政存款）

根据样本的可得性，采用2002―2008年的季度数据（取自然对数）进行研究分析，对变量进行ADF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数据均来源于相关各期《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等。

借鉴货币学派的研究思路，观测货币供应量，国内生产总值，利率与信贷规模时间序列的因果关系，进而分析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冲击作用。本文采用EVIWS软件对各调整后的宏观经济变量作ADF检验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研究分析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时滞期大概在半年左右，所以本文所作的因果检验的时滞期LAGS=2。

三、货币政策非中性及传导途径的实证研究

对经济变量M0、M1、M2、GDP、LOAN、R分别取对数，用LM0、LM1、LM2、LGDP、LLOAN、LR表示。观察发现所取的数据具有明显的时间趋势，用ADF检验法检验其平稳性。

表1的结果表明：各经济变量在1%的显著水平下均接受原假设，所以各变量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所以各变量间因果关系可以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进行检验。

表2的实证测算结果表明：LM0、LM1、LM2是LGDP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分别为90.8%、99.2%和57.3%;LGDP是LM0、LM1、LM2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分别为99.9%、15.4%、99%。由以上测算结果数据可得中国货币政策在较大概率下表现为非中性，这也是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前提。据此我们进一步探讨利率传导机制和信贷传导机制在中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作用。

结合表2和表3的测算结果可得：利率R通过M0、M1、M2作用于GDP的概率分别为90.0%、57.2%和26.3%；信贷规模LOAN通过M0、M1、M2作用于GDP的概率分别为90.8%、98.0%和57%。所以中国信贷规模通过M0、M1、M2作用于GDP的概率大于利率通过M0、M1、M2作用于GDP的概率。

四、基本结论分析

1.中国货币政策非中性效应显著。货币供应量与产出间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金融界所研究的热点课题，然后至今不同学派的学者之间尚未达成一致的观点。但从中国的实证检验结果看，中国货币政策的数量效应显著，即货币政策在中国具有非中性。中国货币政策非中性的主要原因有社会公众对未来的非理性预期，市场机制不健全以及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另外，传统投资消费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货币数量效应。

2.中国货币供应量具有一定的内生性。从GDP对货币供应量的GRANGER检验中可知中国货币具有内生性。近年来中国商业银行贷款意愿增强、积极放贷，商业银行超额储备率不断下降，而导致的货币乘数快速增长是货币供应量M2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当然基础货币在引发货币供应量变化上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中国货币供应兼具内生性与外生性。但由于实体经济资金需求增加以及商业银行由惜贷转变为积极放贷，中国货币供给内生性不断增强。

3.中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径是信贷传递机制。实证测算结果表明，在中国货币政策通过信贷途径传导的概率大与通过利率途径传导，所以，信贷传递是中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径。在中国目前的政策市场上贷款与债券间的替代性并不完全，这也是满足信贷传导机制的前提。

4.在未来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操作目标应为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在上述分析中知道利率通过M0在较高的概率下能影响GDP。同时利率符合了目标选择的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三个基本原则。在相对比较完善的西方金融市场中同业拆借利率是最主要的操作目标，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利率的变化可以随时进行观测用以估计货币政策的效应，这是货币量或信贷规模所不具有的优点。另外，随着利率机制的改革，利率传导途径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增强，能够更灵敏的反应货币政策的效应。当然，在目前的体制中中国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尚不能准确反映社会资金的供求情况，各种利率间的传导关系也不完善。因此，以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是未来改革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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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曾宪久.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信贷政策论文篇6

关键词：信贷渠道；货币政策；区域差异

一、信贷渠道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概念

在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前提下，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具有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具有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但是，相同幅度的货币收缩和货币扩张，却对经济增长速度具有不同的影响效果。一般认为，在经济紧缩阶段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加速作用小于经济扩张阶段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减速作用。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不仅依赖货币政策的方向和强度，而且依赖经济周期的具体阶段，这种货币政策对真实经济产生不同的作用及其机制被称为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而货币政策非对称性除了上述一般意义上的非对称性之外，还包括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内的非对称性，以及对不同行业的非对称性效应。

关于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理论的研究，是近二十年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发展而兴起的。一般把信贷渠道分为狭义信贷渠道和广义信用渠道两种，分别说明如下：

1、狭义信贷渠道。此渠道强调的是银行在信贷市场上举足轻重的作用，基本原理可以用bernanke和blinder的cc－lm模型来说明：在标准的is－lm模型中，is曲线表示商品市场均衡，厂商投资是通过债券市场融资完成的。而在现实经济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等问题，债券并不可以完全替代银行贷款，有些企业是银行贷款的依赖者，所以厂商的投资需求不但和债券利率负相关。也受到银行的信贷资金的约束，这样标准的is－lm模型中的is曲线就变成了cc(商品和信贷)曲线。2、广义信用渠道。此渠道也叫资产负债表渠道，主要由bemanke和gertler(1989)提出。他们认为，同样是由于在信货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成本，为了减少道德风险，银行发放贷款需要有抵押品，或者要求企业有一定的“净值”——企业拥有的流动性资产和可以用于抵押的资产的加总。此“净值”的多少与外部融资支付的溢价成反比，净值的下降一方面提高了借款人为外部融资所付出的溢价，另一方面提高了外部融资的需求最，从而影响企业的消费和投资。此渠道也被称为金融加速器，意指由政策导向而引致的利率变化效应被宏观放大。

二、文献综述

在货币政策的传导区域差异和信贷渠道的理论的研究上，严格来说，现代货币政策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发挥作用的，尽管人们一直将研究热情放在了货币政策的数量、时间、政治等效应分析方面，但仍然有一些学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区域效应。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对于市场缺陷的认识和对利率作用的反复检讨，信贷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开始得以强调，货币政策传导研究则更加丰富和多样。斯蒂格利茨等提出了均衡信贷配额理论，确立了信贷渠道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基础。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在《不完全信息、财务约束与商业冲动》中强调了信贷在经济周期中，尤其是在货币政策向经济的传导中的作用，不仅修改和扩展了原有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信贷传导渠道也从定性研究深入到了定量研究阶段，并逐渐形成了银行信贷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两种信用传导理论。

80年代以来，麦金农(1985)奥伯斯费尔德(1996)将汇率因素纳入了货币传导研究中。另一方面，以新剑桥学派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后凯恩斯主义从凯恩斯早期的货币理论出发，在特别强调经济过程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指出经济过程是随着真实时间而不是逻辑时间演进的，制度环境以及其他经济条件的变化是不确定的，从而导致经济结构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后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托宾和莫迪戈里安尼提出的理论和财富效应，在全球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逐渐成为货币政策资产价格传导机制研究的新热点。

后凯恩斯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sheila a.dow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撰写文章和出版书籍。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阐述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不对称的问题。她和该学派的其他经济学者的研究证实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明确存在，而且各地区信用的不稳定性不仅是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受到地区经济主体的金融行为因货币政策改变而发生变化的影响。这进一步支持了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国内的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孙天琦(2004)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中介目标、操作工具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货币政策应当考虑到地区差异性，并提出了实施区域差别的货币政策的若干具体建议。王维强(2005)认为。区域差异的存在可能扭曲统一货币金融政策的作用机制，耿识博等(2005)通过建立货币政策区间不对称效应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差异影响。曾康霖、巴曙松等学者在我国较早提出区域金融的概念，从区域经济的角度阐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的问题。曾康霖(1995)指出，经济、金融发展不平衡必然会引起银行信贷借存差的问题。巴曙松(1998)在考察了1988年至1994年地区银行存贷情况后认为，融资多元化、货币资金跨区域流动等因素内在要求改变宏观调控政策的统一模式，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张晶(2006)从利率渠道、信贷渠道和汇率渠道出发，具体分析了产业结构、企业规模及出口额是否是造成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原因，结果表明汇率渠道不是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原因并且将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运用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内部，指出中国并不满足最优货币区标准；利用var模型和irf检验，证实中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区域效应，并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分析得出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是导致中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主要原因。

刘玄、王剑(2006)，焦瑾璞、孙天琦和刘向耘(2006)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工具执行效果两个方面来分析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在传导机制上具体分析了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借款人净值理论和银行信贷理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他们的研究比较深入、全面，但是缺乏实证研究。胡海鸥和虞伟荣(2003)则认为，紧缩性货币政策通过信贷传导机制，政策效应会被放大。金融加速器效应在紧缩时期比扩张时期更为明显，因为紧缩时期企业的资金短缺，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这就支撑了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缩的效应；而在扩张时期，企业资金充裕，它们资产抵押的需求降低。货币政策的扩张性效应得不到进一步实现。同时，由紧缩性政策转向扩张性政策的时期，金融加速器效应也比较微弱，因为在资金供给由紧向松转换的时期，企业资产负债状况一度恶化，即使货币政策态势趋向扩张，但商业银行从自身安全和利益出发也会谨慎放贷。直到企业资产负债状况改善，扩张效应才能进一步得以体现。基于菲利普斯一罗利坦的动态分布滞后模型，丁文丽(2005，2006)运用协整关系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两种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中国1990年以来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货币政策效力的区域非对称性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各区域信贷供给量和货币供给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确实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从而为证实“中国货币政策效力存在区域非对称性”这一命题提供了经验支持。但她使用的计量模型过于简单，只使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就得出了货币政策存在区域非对称性的结论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三、简要评述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学家们开始直接关注国家货币政策的区域作用差异，研究的焦点放在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化会给区域真实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

凯恩斯主义认为，利率在企业投资决策中起着决定作用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核心。新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政策区域影响的金融结构差异论。新凯恩斯主义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条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证实了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作用，认为以银行为核心的信贷市场在决定经济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信贷政策论文篇7

关键词：货币政策；信用传导；理论；模式；格兰杰因果检验

作者简介：程肖芬(1963-)，女，山西太原人，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科研处教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F8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3-0149-04

收稿日期：2009-03一16

一、货币政策信用传导理论：赁币经济学理论新范式

货币政策信用传导理论起源于Roosa(1951)。提出的信用可得说(Credit availability doctrine)。20世纪70年代中期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为信贷配给说提供新的理论支持，有力地促进了信用传导理论的发展；同时，大量实证研究(stiglitz etal，1981；Bernanke et a1，1995)也对该理论发展超到推波助澜的作用。Bernankc和Gertler(1995)总结了信用传导的两个主要途径：银行贷款渠道(Banking lending channel)和资产负债表渠道(Balance sheet channel)。

(一)银行贷款渠道

20世纪50年代，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因为通货膨胀开始反思凯恩斯的赤字政策，同时重新探讨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Roosa等(1951)从资金需求者可获得的信用可能性来分析货币政策传导。提出信用可得性理论。该理论认为货币政策传导不仅要考察利率对储蓄行为和借款人的影响，还要分析利率对贷款人的影响。但当时有部分经济学家对依赖于信贷配给说的信用可得性理论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认为信贷配给行为与银行利润最大化动机是相悖的。20世纪7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为信贷配给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信贷配给行为不仅不与银行利润最大化动机矛盾，而且与之相一致。Stiglitz和Weiss(1981)证明信贷市场上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此在一定的价格(利率)水平上信贷市场不能出清，出现信贷配给。Williamson(1986)证明即使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如果贷款人监控借款人发生监督成本，那么“免费搭车”现象会导致监督乃至借贷难以进行，信贷配给现象也会发生。

(二)资产负债表渠道

资产负债表渠道又称净财富额渠道(Net wealthchannel)，它从不同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或由净资产决定的金融地位的影响角度解释信用在传导过程中的独特作用(谢富胜等，2002)。其理论基础可以看成：借款人面临的外部融资溢价取决于其内部财务状况，资产净值越高，外部融资溢价就越低，因此借款人资产负债表质量的波动就会影响其投资和支出决策。借贷市场上存在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给银行等贷款人带来风险，因此银行授信采取抵押和担保的方式，以借款人的资产净值为基准。Bernanke和Gentler(1995)认为，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市场的均衡投资水平正向取决于借款人的资产负债情况，即取决于借款人净值与其负债之比(借款人净值指企业流动性资产与可售抵押品之和)。借款人的资产负债状况改善，能得到更多的资源，既可直接为项目融资，又可作为抵押品得到外部资金。因此，会减轻外部投资面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降低外部融资成本(即外部投资者因信息不对称面向借款人索要的补偿包括贷款人评估及监督借款人的预期成本、借款人行为扭曲成本)。

(三)信用传导CC-LM模型分析

传统的Is―LM模型对银行的资产(债券、贷款)和负债(存款货币)的重视度是不同的，货币被包含在LM曲线之中，而债券、贷款被排除在瓦尔拉斯定律之外。Bemanke等建立的CC-LM模型。(图1)对货币政策信用传导进行分析，试图让银行资产和负债在模型中都发挥作用(闻超群，2006)。CC―LM模型中的cc曲线是指商品(Commodities)和信用(credit)曲线，即描述产品市场(商品)和贷款利率(信用)的-一条曲线。cc LM模型涉及三个市场(商品市场、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和两种利率(债券利率和贷款利率)。

在CC―LM模型中，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可以理解为：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变化影响银行准备金，银行准备金变动具有双重效果，既影响LM曲线，又影响CC曲线。从图上看，假设初始状态LM曲线和cc曲线相交，得到的利率是i，如果中央银行实行紧缩性政策，货币供给减少，一方面是LM曲线左移至LM’，导致利率从i升高至i’，产出从Y下降到Y’；另一方面，由于银行贷款供给随之减少，CC曲线也相应左移(从CC到CC’)，利率从i’下降到i”，产出进一步降低，从Y’下降到Y”。可以看出，利率从i上升至i’，然后又下降为i”，i”

(四)信用传导理论发展意义

信用传导渠道的存在性已是毋庸置疑，学术界的最大争议在于货币政策能否直接影响银行贷款供给以及信用传导渠道的重要性。但是从简单的货币信用关系到银行贷款渠道再到资产负债表渠道，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理论界对金融因素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反思和争鸣。从关注信贷总量、研究信用可得性理论来探讨货币政策有效性开始，到以信息经济学理论重新审视微观主体的资产组合和资本结构选择行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货币理论开始与公司金融理论相融合。Stiglitz等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货币经济学理论范式(索彦峰，2007)。其理论研究对象和方法表现出了三种转变：一是由单一银行信贷变量到包含各种形式、来源的信用总量的转变；二是由静态的信用变量到银行和企业动态的资产组合行为调整的转变；三是由单向的银行信贷变化到双向银企交易关系的转变。上述转变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在于经济基础和制度环境的不同决定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相应差异。

二、我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分析：银行信贷成为信用传导现行模式的关键

从理论上讲，不同经济学派关于货币政策是否中性持有不一样的观点，但各国往往采取货币政策干预经济，货币政策至少短期影响经济得到大多数人认可。以下分析信用传导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发展状况。

(一)我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发展

从我国的实践来看，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是从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被正式确立为我国中央银行开始的。以1998年转变宏观调控方式为标准，可以把1984年开始至今的时间

划分为两个阶段：1984年～1998年和1998年至今。

1984年～1998年这一阶段，中央银行通过对贷款规模的控制来实施政策意图，实现政策目标。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家批准的综合信贷计划，分别核定各专业银行和各地区贷款增加额的最高限，各专业银行和各地区按照限额发放贷款。这段时间的信用传导途径可以表示为：中央银行―贷款规模―商业银行(专业银行)―贷款配给―企业―政策目标。从理论上讲，人行只要控制住贷款规模，就能够控制企业，进而控制资金流向，实现政策目标。王振山和王志强(2000)的实证分析认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信用传导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从效果分析，这一时期财政政策作用有限，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信用传导途径由央行直接调控，信用传导效率很高。

1998年，我国宏观调控方式发生较大转变，由直接调控方式转向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间接调控方式，取消了贷款规模限额管理，对商业银行实行全面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要求商业银行降低不良贷款比例等等。商业银行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内部管理机制和风险控制加强，追求信贷资金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最佳组合。这一方面为中央银行实施间接调控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削弱了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控制力。从实际分析，央行从1998年起出台的一系列增加货币供给、扩大信贷规模和内需的货币政策，没有取得理想效果，可知1998年以后我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的有效性减弱了。

我国正在建立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但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市场机制还不健全，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还未有效衔接成为联动体，因此货币传导渠道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也被我国许多学者的实证分析所证明(楚尔鸣，2006、2007；魏永芬等，2002；董亮等，2008)。信用传导在宏观调控方式转变的背景下减弱了有效性，但仍然发挥重要作用。以下从信用传导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来分析我国信用传导渠道。

(二)银行信贷是我国信用传导渠道的关键

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发挥作用需要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企业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不可替代性，即借款人不能找到完全替代银行贷款的融资方式；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贷款供给具有可控性，即中央银行町以通过准备金操作影响贷款的供给。与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不同，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处现状恰好满足上述前提条件，这为非信用传导渠道因缺乏市场机制和微观基础而发挥作用受限的发展中国家找到了货币政策作用的原理。

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的环节是央行政策工具变量――商业银行信贷供给――企业和公众，因此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有效要求央行、商业银行以及公众和企业三个环节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组成一个综合体。在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许多发达国家中，间接融资所占的比重都大于直接融资，金融机构都是全社会的信用中心，而银行又是金融机构中经营信贷业务的主体，信贷业务对各国的经济都起着强大的支撑作用，因此银行信贷在各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中均起着重要的作用。就我国而言，尽管证券业和保险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发展迅速，但商业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仍居于主体地位，银行信贷仍占全社会筹资绝对大的比重。在我国信用传导渠道中，银行信贷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是信用传导渠道的原动力。它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控制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商业银行是信用传导渠道的支点，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意图的直接接受者。它通过信贷供给量的改变传递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即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进而影响企业和公众的行为。企业和社会公众则是信用传导渠道的着力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必须最终传导到企业和居民手中，改变实体经济的投资行为，才能达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因此，在目前以间接金融为主的格局下，我国银行金融中介作为金融体系的主体，在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途径中起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承担着向企业和居民供应货币的主渠道作用，是连接央行和实体经济的媒介。银行信贷成为我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现行模式的关键。

三、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实证检验

1998年转变宏观调控方式后，我国政策传导方式从单一的信贷传导为主的直接调控方式逐步向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间接调控方式过渡，而现阶段则是货币传导和信用传导渠道并存。以下通过ADF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进行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GDP、M2和CR分别代表国内生产总值、货币供应量、银行信贷余额。我国M1、M2以及一年期实际银行存款利率r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且M2相对于M1的可控性较强，本文以M2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货币渠道的代表变量。银行贷款在我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中处于核心地位，本文以银行贷款余额CR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信用渠道的代表变量。最终目标选择GDP，作为检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代表变量。通过计算M2和GDP、CR和GDP的关系来考察我国货币政策货币渠道、信用渠道的有效性。

(二)样本数据说明

样本区问为1998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三季度的季度数据。来源为财汇金融分析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统计局网站。为消除季节性影响，针对季节性较强的样本数据采用x―ll法’消除；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样本数据通过消费物价指数调整后得到实际值；为消除异方差等影响，作对数处理。

(三)计量分析

1，ADF检验

平稳的时序数据可以进行传统的回归方法进行估计和检验，但是如果时序数据非平稳，则会产生伪回归现象。本文首先采用ADF检验方法对GDP、M2和CR进行单位根检验，来判断平稳性。使用的分析软件是Eviews5，O，采用AIC准则确定时间序列模型的滞后项。

检验结果表明，变量GDP、M2和CR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原假设，而一阶差分拒绝原假设，所以均为I(1)的单位根过程，应采用处理非平稳变量的方法来分析。

2，协整检验

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变量GDP、M2和CR是非平稳的，一阶差分构成平稳时序，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协整检验的基本思想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时间序列变量是非平稳的，但是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则这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即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对GDP、M2和CR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GDP和M2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存在协整关系，GDP和CR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协整关系，说明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货币渠道和信用渠道共同作用于经济。GDP、M2和CR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协整方程，即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3，格兰杰因果检验

上述检验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货币渠道和信用渠道都发挥作用，但是协整检验只说明GDP、M2和CR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并没有指明这种关系的方向。下面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分析变量影响方向。

检验结果表明，M2是GDP的格兰杰原因，说明货币供应量是影响我国GDP变动的原因；CR是GDP的格兰杰原因，说明银行贷款是影响我国GDP变动的原因；其余则不明显。所以可以得到结论，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M2和CR对GDP增长具有解释能力。

实证分析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现状结果表明，货币传导和信用传导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并存，从长期来看，共同作用于经济发展。

四、小结

信用传导理论证明了金融中介机构在货币传导中的重要性，首次突出强调了银行信贷供给而不仅仅是传统的货币供给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重要性，这为本国非信用传导渠道因缺乏市场机制和微观基础而发挥作用受限的发展中国家找到了货币政策作用的原理。在市场体系和金融体制比较健全的发达国家，信用传导渠道的有效性和作用存在争论，但由于我国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资本市场不完善，浮动汇率机制不健全以及相关条件的欠缺，我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资产价格传导渠道和汇率传导渠道因为缺乏市场机制和微观基础而发挥作用受限。而现阶段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比重较大，银行信贷是我国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企业融资的主要形式，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对货币供给数量和结构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信用传导机制尤其是银行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影响。

信贷政策论文篇8

【关键词】货币政策； 银行信贷渠道 ；信贷供给

一、凯恩斯主义货币中性论

凯恩斯认为货币不只是覆盖在经济表面的一层面纱，它的变动会对社会生产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凯恩斯认为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取决于三种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其中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取决于货币收入，投机动机则取决于利率水平。因此货币需求就成为收入和利率的函数。投机动机是凯恩斯货币理论，区别于其他货币理论的显著特征。它直接把货币与产出用利率联系起来，使利率成为货币影响实体经济的通道，货币分析与产出分析成为互相影响的一个整体。

但凯恩斯的货币传递机制有一个缺陷，即产品市场的均衡只能确定均衡收入水平而无法确定均衡利率水平。在凯恩斯货币理论的基础上希克斯和汉斯发展出IS-LM模型，解决了货币市场和产品市场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均衡收入和均衡利率的难题。后来发展的新凯恩斯主义继承了货币能够影响产出的思想，但对凯恩斯主义关于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设做了修正。新凯恩斯主义吸收了理性预期思想并论证了工资和价格调整的刚性机制，为货币政策有效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信贷传导渠道理论

（一）信贷渠道的理论基础

布兰德和伯南克（1988）在IS-LM模型基本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货币和债券两种资产具有完全替代性的假设进行了重新修正，他们认为金融资产应包括银行贷款、债券和货币三种，并且假定三者之间是不可完全替代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货币市场、商品市场和信贷市场三个市场均衡的CC-LM模型，这一模型成为信贷渠道的理论基础。CC-LL模型认为各种金融资产是有差异的，贷款人与借款人会根据两种融资市场上资金成本的比较进行选择。只有货币市场、商品市场和信贷市场同时达到出清状态，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才能实现同时均衡的状态。

（二）信贷渠道传导的基本途径

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得信贷渠道分为银行贷款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前者的原理是：中央银行通过调控基础货币供应量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水平，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和社会总产出水平；资产负债表作用的原理是：货币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引起上市企业股票市值的变化，另一方面利率的改变对企业资产价格、预期价格水平与企业的流动性变化均有一定的影响。这些都会对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产生影响，最终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导致社会总产出的改变。

三、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发展变化

（一）中央银行对银行信贷的控制能力

伯南克和布林达于1998年建立的CC-LM模型有一基本假定前提，即银行的其他资金来源与存款来源具有不可替代性。如果这一前提成立，货币当局就能控制银行的贷款供给。在我国，由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分业经营以及严格的的监管模式，商业银行的资金运用主要是以传统的信贷业务为主。所以在目前的金融环境中，央行仍可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通过货币政策影响银行信贷供给。

（二）企业筹融资结构及方式的变化

我国的金融体系是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由于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不发达、规模较小，在金融体系中处于次要地位，导致我国的社会融资主要通过间接融资渠道。企业的筹融资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或者通过银行贷款。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入和金融市场发展的不断完善，以发行股票、发行短期融资券等方式为主的直接融资形式将发挥巨大作用。股票筹资在企业资金来源中的比重将有所提高，但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其融资额度与银行信贷额相比，所占比重仍然较小、波动较大。因此，银行信贷行为对企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商业银行信贷市场结构的变化

我国银行业集中度也处于高度集中的寡头垄断阶段，四大国有银行拥有较高的市场控制权力。从长期看，我国商业银行数量逐渐增多、竞争程度上升、垄断局面逐渐被打破，较为完善的多元化银行体系正逐步建立。银行业正由高度集中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向适当集中的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转变。张芳（2011）的研究认为银行业垄断格局总体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国有商业银行仍然是市场上的重要支配力量。

四、货币政策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影响机理分析

（一）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信贷传导的理论分析

1.法定准备金率对银行信贷供给的影响。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准备金率影响商业银行信贷供给，以上调法定准备金率为例：央行上调法定准备金率降低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银行为达到监管标准以及支付正常营业所需的现金流，就须被迫减少信贷供给。当然存款准备金率的有效实施有一个前提：商业银行体系不会过多保留超额准备金。银行为实现利益最大化，一般情况下所留存的超额准备不多。如果商业银行在某一时间段保留有充足的超额准备金，法定准备金率的上调就不会引起银行信贷规模的缩减。

2.再贴现率对银行信贷供给的影响。以央行提高再贴现率为例，再贴现政策的影响机理可简要描述如下：再贴现率上升会使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的再融资成本上升，因此贴现窗口借款下降，从而银行信贷供给下降。近年来，再贴现政策逐步演变为心理上的宣传工具，即所谓的“告示性效应”：央行通过调整再贴现率，向银行和其他市场参与者传达了央行的货币政策意图，表明了货币政策的信号和方向，达到心理宣传的效果。

3.公开市场业务对银行信贷供给的影响。公开市场业务对银行信贷供给的影响机理可简要描述如下：央行买入（或卖出）有价证券，商业银行准备金增加或减少，因此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扩大或缩小。

（二）银行内部特征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分析

1.银行资产规模。金融市场上的交易同其他市场一样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Kashyap和Stein曾以银行规模来度量信息不对称程度并做了相关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进行外部融资时，与小银行相比，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更有能力弱化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的情况下，规模较大的银行贷款供给量的变动幅度低于规模较小的银行，即资产规模越大，对货币政策调控的敏感系数越低。因此，在面临相同货币政策的情况下，银行资产规模的不同会导致银行信贷供给变动的差异化反应。

2.银行流动性水平。中央银行对经济进行紧缩型调控时，主要就是调节市场上的流动性，这通常会导致银行系统的流动性不足。在银行贷款和其持有的证券资产不能完全替换的情况下，银行就会调整其资产构成以补充流动性水平，资产构成的调整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信贷供给水平的变化。

3.银行资产充足率水平。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制约了银行的信贷供给，使其信贷行为更加谨慎。在货币政策趋紧的情况下，具有较高资本充足率的银行趋向于保持更多的短期贷款，以防止流动性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希望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实现控制经济过热的目标就会受到影响。当货币政策的制定未考虑银行的资本负债情况，对货币政策传导的预期和商业银行行为不一致时，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供给的影响就难以掌控。

五、加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银行信贷作用的政策建议

（一）宏观层面

1.加强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的配合。央行公布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认为，仅仅通过控制银行信贷供给和依靠对冲银行体系内过剩的流动性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宏观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不仅与货币政策的实施有关，还与其他政策的配合程度有关。因此，应加强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的配合，达到协调和相互制约的效果。

2.加强央行与银监会的合作。信贷的扩张会集聚和增加金融系统的风险，随着国际金融形势的复杂多变，我国对银行的风险管理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因此，对银行体系的监管不应仅仅盯住资本充足率。央行应加强与银监会的有效协调，规范和引导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使较为梗塞的货币传导机制变得通畅，一方面有效调控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控制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3.加大对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发展的扶持力度。首先，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是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的主要力量。股份制银行信贷供给对货币政策调控具有显著的反应。其次，市场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信贷需求具有较大的弹性，较高的流动性对股份制银行的信贷供给具有正向影响。扶持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快速健康发展，对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就具有重要意义。第三，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己经取得阶段性的成效，银行业市场集中度逐年下降。加大对中小股份制银行成长的扶持力度，通过培养更多的市场竞争者来推动我国商业银行业的有效竞争，能够有效提升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

（二）微观层面

1.商业银行应转变盈利模式，调整经营战略。中小股份制银行要真正提升经营水平和竞争力，就应当创新业务模式，把目光投向具有资源优势的项目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科技创新等产业。为这些具有高成长性和高利润率的产业提供专业化金融服务，形成差异性竞争优势。

2.商业银行应与中小企业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银行与中小企业建立稳定的交易关系可提高双方获取信息的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关系型借贷能够有效增加中小企业的可获资金量。商业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一方面能够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加快我国经济转型步伐，另一方面，加强对中小企业信贷，使中小企业成为信用传导的主体，能够提高信贷传导渠道的传导效率。

3.合理开展商业银行票据业务。银行信贷渠道发挥作用的一个基础条件是：中央银行能够通过货币政策操作影响贷款的供给，商业银行的贷款和所持有的债券具有不完全的替代性，商业银行无法通过资产负债结构的调整来冲减紧缩货币政策对贷款业务的冲击。当商业银行短期内无法通过调整贷款结构达到货币政策要求时，流动性较强的商业票据以较低的成本帮助商业银行调整自身的资产组合。

参考文献：

[1]许坤.我国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效率影响分析[J]，金融与经济，2013（06）.

[2]周朦萌.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行为与信贷传导效率[D]，湘潭大学，2013.

信贷政策论文篇9

关键词：货币政策会计信息透明度债务融资现金持有水平

引言

货币政策是各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的重要手段之一。货币政策的变化在宏观层面会影响经济增长率，在微观层面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营发展以及企业、股东和债权人的决策行为。就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发展而言，银行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银行贷款是企业最重要的外部融资来源（陈栋等，2012）。银行作为贷款方为了资金的安全性要求获得尽可能充分真实的信息，而企业作为借款人存在隐瞒对自己不利信息的动机。因此，本文从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剖析，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在不同的货币政策环境中，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透明度对银行债务融资的影响。货币政策由宽松变为紧缩会增加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中，以下两种情况可能同时或单独出现：一是以银行为代表的贷款者可贷资金数量减少，同时企业信贷需求增加。这将导致信贷供给和信贷需求的错配；二是贷款方可能要求更高的贷款利率，而企业作为信贷需求方则希望借款利率尽可能低。考虑到上述问题，企业有动机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而且债权人也会提高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要求。本文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会计信息透明度较差的公司获得的借款数量较少，同时，非国有企业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可能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因此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第一，丰富了货币政策对公司债务融资影响的研究；第二，目前，学者们主要关注了股票市场中会计信息透明度的问题，本文从银行信贷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为此类研究增加了新的视角；第三，有利于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问题的研究，完善会计信息披露理论方面的发展。同时，本文具有如下实践意义：首先，研究不同的货币政策环境中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与银行债务融资的关系，有助于了解货币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的作用机制；其次，本文的研究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有一定的启示性作用；最后，本文对公司债务融资中会计信息透明度问题的研究，对发挥债务融资治理效应，保护债权人以及公司投资者的利益有着积极作用。

一、文献回顾

关于信息不对称与公司融资成本的研究，国外学者Lang&Lundholm（1997）以权益再融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信息披露质量活动及其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发现在股票发行之前，公司信息披露得越多越容易引起股票价格上涨；信息披露的改善往往暗示公司以较低的成本发行债券。Sengupta（1998）研究了信息披露质量与债务成本的关系，用财务分析师联盟（FAF）对公司信息披露的评分衡量信息披露质量，用债务到期收益率和总利息成本衡量债务成本，研究发现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信息披露质量与债务成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Bharath，Sunder&Sunder（2004）调查商业银行时发现，银行针对过多地报告异常应计利润的公司收取更高的贷款利率，贷款期限更短，抵押物更多。Francisetal.（2005）从信息观的角度考察了盈余质量和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发现盈余质量较低的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较高。Jennifer，Francis，Nanda&Olsson（2007）研究了自愿信息披露、盈余质量和资本成本，发现更多的信息披露与更低的资本成本相联系，但是一旦控制盈余质量后，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作用会大幅减少，甚至完全消失。Zhang（2008），Ahmedetal.（2002）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高的企业能享受更低的借款成本。国内学者胡奕明等（2005）从审计的角度以上市公司披露的银行贷款数据分析了银行贷款政策与企业财务状况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存在一定联系。孙铮等（2006）研究发现，会计信息与银行贷款的可能性显著相关。廖秀梅（2007）实证研究发现，会计信息降低了信贷决策信息的不对称程度，提高了做出正确信贷决策的机会比率。张纯和吕伟（2007）发现，增强信息透明度能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叶志锋等（2008）以1998-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基于银行借款融资动机而进行了避免亏损的盈余管理。饶品贵和姜国华（2011）发现，货币政策紧缩阶段企业会计稳健性的提高能使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信贷。雷光勇等（2015）发现，因官员更替而提高会计稳健性能使企业更容易获得或获得更多银行信贷。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在这方面的研究分析了信息披露质量或信息透明度对公司融资的影响，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现有文献多以信息披露质量作为替代变量，而在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会计信息作为银企之间重要的缔结因素，从这一角度出发的研究却乏善可陈；二是现有文献的研究大多单纯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虽然有文献考虑到了公司的产权性质因素，但仍不够全面。例如，忽略货币政策这一重要因素可能导致结论出现偏差。针对以上不足，本文对这一领域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研究设计和研究结论方面：首先，研究信贷市场中银企关系时以会计信息透明度作为解释变量，与实际情况比较相符，同时能够验证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在研究设计方面，本文新加入了货币政策变量以及货币政策和会计信息透明度的交互项，依据公司产权性质以及借款期限细分样本，细化了这一问题的研究；在结论方面，本文发现会计信息透明度平均水平较低的公司，会获取较多的借款，同时借款利率相对较高，可能由于经“粉饰”的会计信息能够吸引债权人的注意，但同时这一行为也可能被有效甄别而被要求相对较高的借款利率，丰富了这一研究的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角度来看主要有利率传导机制和信贷传导机制。就利率传导机制而言，紧缩的货币政策会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Zhang（2008）和Ahmedetal.（2002）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高（即会计信息透明度高）的企业能享受更低的借款成本，会计稳健性能有效地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就信贷传导机制而言，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由于存在信贷配给现象（Stiglitz＆Weiss，1981），银行选择企业的空间更大，而在这种选择过程中，企业会计稳健性将是最为重要的标准。除上述作用机制以外，本文认为仍存在以下影响机制：紧缩的货币政策有“数量”和“价格”两个层面。在数量层面，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减少贷款数量使资金的供求关系变得紧张，为了争取到贷款而有较为强烈的动机去“美化”其会计报表，这些盈余管理的手段会造成会计信息透明度的下降；在价格层面，紧缩的货币政策会使借款利率上升，一方面，贷款人会相对更为谨慎地考察借款人的资信情况；另一方面，借款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还款能力会有动机去“美化”会计报表以获得贷款人的信任。银行作为贷款人会非常重视资金的安全性，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银企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则企业不仅获得银行借款的可能性较低或获得的银行借款较少，借款利率也较高。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相对于会计信息透明度较低的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较高的企业在货币政策趋紧时的借款利率较低，借款数量较多。企业为了使得资金“充裕”，满足未来需要，会持有一定数量的现金。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现金持有量大的企业短期内融资压力相对较小，那么如果企业这时候的融资需求较低，其会计信息透明度就可能较低；相反，如果企业持有的现金不足，对外部融资的需求就较为强烈，因而有动机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以满足融资需求。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2：货币政策紧缩阶段持有现金量更大的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相对较低。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国有上市公司通常具有“隐性担保”，同时也会受到政策上的优待，使得其获得的贷款数量相对较多，贷款利率相对较低。江伟和李斌（2006）考察了我国国有银行在对不同性质的公司发放长期贷款时是否存在着差别贷款。研究发现，相对民营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能获得更多的长期债务融资。陆正飞等（2009）发现，货币政策紧缩时，民营企业将受到“信贷歧视”。饶品贵和姜国华（2010）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受到的冲击更大。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一方面，国有企业相对而言获得贷款较为容易，此时非国有企业为了融资会有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动机；另一方面，银根紧缩加剧了未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主体的不确定性，银行作为贷款方会要求企业具有更高的会计信息透明度以保证资金安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3：货币政策紧缩阶段非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透明度会提高。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本文以2004-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ST公司以及存在数据缺失的样本公司后，共2484家样本公司，对于异常值本文采用Winsorize处理（剔除所有小于1%分位数和大于99%分位数的数值）。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CSMAR数据库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二）变量选取1.货币政策本文依据每年央行对于存款类金融机构准备金率、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率以及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情况定义货币政策紧缩与否。例如，2004年先后上调了存款金融机构准备金率、央行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利率、再贴现率以及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据此将2004、2006、2007、2010、2011年定义为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选择虚拟变量MPt为货币政策的变量，处于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取1，否则取0。2.会计信息透明度本文借鉴代彬等（2011）的方法。该方法源自Bhattacharya（2003）。如果公司的会计盈余被人为地平滑处理，那么会计信息就不能真实刻画公司在经营状况方面的变化，减弱了所披露盈余的信息性，加剧了会计信息的不透明程度。借鉴这一思想，本文采用收益激进度和收益平滑度联合构造的综合指数作为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变量。会计信息透明度变量的具体构造过程如下：（1）收益激进度（EA）。盈余管理的手段很多，这里主要讨论利用收入和费用的确认这一手段调节会计报表所反映的信息。这种手段主要变现为收入和费用的提前或递延确认，达到在一定的会计期间内调节利润的目的。收入部分本文使用应计利润代替，费用部分用应交所得税代替。借鉴Bhattacharyaetal.（2003）的做法，计算公式为：ACCit=ΔCAit-ΔCLit-ΔCASHit+ΔSTDit-DEPit+ΔTPit（1）EAit=ACCit/TAit（2）其中，i为第i家上市公司，ACCit为t年的应计项目，ΔCAit为t年流动资产增加额，ΔCLit为t年流动负债增加额，ΔCASHit为t年货币资金增加额，ΔSTDit为t年一年内到期长期负债增加额，DEPit为t年折旧和摊销费用，ΔTPit为t年应交所得税增加额，TAit为t年期初总资产。式（I）等号右侧前五项的计算结果是应计利润，代表收入部分；最后一项是应交所得税增加额，代表费用部分。EA值越大说明公司的收益激进度越大，即通过会计手段使得其会计报表反映的信息更符合公司利益的操作空间越大，会计信息的透明度越低。（2）收益平滑度（ES）。借鉴Bhattacharyaetal.（2003）的做法，计算公式为：ESit=｜Correl（ΔACCit，ΔCFit-2）｜（3）其中，Correl（?）为相关系数，ΔACCit为t年应计项目增加额/期初总资产，ΔCFit为t年经营性现金流量增加额/期初总资产。本文以（t-2，t）期间内ΔACC与ΔCF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作为收益平滑度的替代变量。因为经营性现金流=净利润+折旧+递延税款+应收账款+存货+应付账款+应计项目+其他项目，如果应计项目与经营性现金流的相关性越强，说明公司通过合法会计手段操控应计项目以改变现金流的操作余地越大，会计信息透明度越低。（3）总信息透明度（tran）。尽管上述两个指标可以直观地从某一角度判断会计信息透明度，然而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更具综合性。基于此，将EA和ES分别赋予50%的权重来计算会计信息透明度综合指数，计算公式如下：tranit=（EAit+ESit）/2（4）其中，tran为第i家上市公司第t年的信息透明度，数值越大表明公司会计信息的透明度越低。3.现金持有量（cash）。包括货币资金和短期投资（为了消除异方差性做对数处理）。4.借款利率（fir）。等于企业当期的利息支出/前一期借款余额。5.银行借款融资率（bdr）。等于年末（短期银行借款+1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长期银行借款）/年度总营业收入。6.控制变量总资产代表公司规模（ta，为了消除异方差性做对数处理），有形资产比率增长率代表抵押能力（tang），资产收益率代表盈利能力（roa），资产负债率代表财务杠杆（lev），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代表公司成长能力。各变量名称及定义如表1所示。

（三）回归方程考虑到2007年我国实行新会计准则对记账规则以及会计信息的影响，将2007年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到各回归方程中；另外，饶品贵和姜国华（2011）研究发现，2006年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较为异常，为消剔除这一影响本文将2006年也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到各回归方程中。检验假设1的方程如下：bdrit=α0+α1tranit+α2tranit-1+α3mpt+α4mpt-1+α5mpttranit+α6mpt-1tranit-1+controlsit-1（5）firit=β0+β1tranit+β2tranit-1+β3mpt+β4mpt-1+β5mpttranit+β6mpt-1tranit-1+controlsit-1（6）考虑到借款的时滞问题，解释变量除了货币政策和会计信息透明度变量的当期值，还增加了二者及其交互项的滞后期。例如，公司前一年借款时应当受当年货币政策紧缩与否和当年该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借款余额则在下一期体现出来。实证研究之前，本文预期货币政策紧缩会导致借款数量减少，借款利率增加；会计信息透明度低的企业平均借款数量较少，平均借款利率较高；货币政策紧缩阶段会计信息透明度低的企业获得的借款数量较少，借款利率较高。检验假设2的方程如下：tranit=γ0+γ1cashit+γ2mpt+γ3mptcashit+controlsit-1（7）实证研究之前，本文预期现金持有量大的企业平均会计信息透明度较低，并且货币政策紧缩时现金持有量大的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较低。检验假设3的方程如下：tranit=ω0+ω1mpt+ω2mptpoeit+controlsit-1（8）实证研究之前，本文预期货币政策紧缩阶段公司平均会计信息透明度会提高，并且货币政策紧缩时非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透明度较高。

（四）描述性统计表2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可以看出，bdr的均值为0.47，说明公司银行债务融资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高，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5.11和0.00，说明有些公司负债水平非常低，有些公司则很可能资不抵债；fir的均值为0.08，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00和0.75，说明有些公司借款成本很低，有些公司借款成本则非常高。poe的均值为0.57，说明研究样本中有约57%为国有上市公司；mp均值为0.45，说明样本的时间跨度近一半为货币政策紧缩时期。表3报告了变量间的相关系数。bdr与tran呈负相关，但与mp呈正相关，说明会计信息透明度较差的公司借款数量较少，但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公司的借款数量有所增加（此时信贷市场资金为了避险流向了上市公司，下文有进一步验证）；bdr与poe呈负相关，说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对来说获得的借款数量较少；fir与tran呈正相关，说明会计信息透明度较差的公司获取的借款利率较高；tran与cash呈正相关，说明现金持有量较大的公司其会计信息透明度较低；从上述变量的相关系数角度来看，变量间的关系基本与本文预期相符，同时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大小也是可接受的，而且下文的各回归方程以VIF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也显示VIF值不超过5，表明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

四、实证分析

表4是货币政策和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对上市公司借款数量及借款利率的回归结果。在模型（1）中，会计信息透明度变量的滞后期值和当期值均明显为正值，说明公司的会计信息透明度越低，获得的借款数量越多，可能原因是企业在获取贷款之前对自己的会计报表进行了粉饰以增加获取贷款的可能性，这会导致公司的会计信息透明度下降但获取的贷款数量却增加。货币政策变量的滞后值与当期值均显著为正，说明货币政策紧缩之后第二年公司借款余额增加，并且如果当年货币政策紧缩也会使当年的公司借款余额增加。可能的原因是，这里的被解释变量bdr是用借款余额除以总营业收入，一方面，（分子方面）本文所使用的样本公司均为上市公司，相对于非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经营能力通常较强、成长性较好、公司规模较大，同时受到市场各方的监督，因此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银行更愿意借款给上市公司以保证资金的安全性；另一方面（分母方面）货币政策紧缩可能使公司的营业收入减少，从而表现为正相关。货币政策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交互项滞后值与当期值均显著为负，说明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会计信息透明度较低的企业获得贷款数量更少。在模型（2）中由于被解释变量借款利率fir是用利息支出与借款余额的比值来衡量，因此同样需要考虑分子、分母两个方面。就回归结果来看，其中一些解释变量的符号看似有违常理，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实际情况。这里的解释本文结合模型（1）一并做出：会计信息透明度变量的滞后值与当期值显著，但符号却分别为正和负，对此解释如下：理论上来说对于会计信息透明度差的公司，如果债权人能有效甄别，即使决定借款给此类债务人也会要求相对较高的借款利率，结合模型（1）来看公司为获得借款可能存在粉饰会计报表的行为，当期的会计信息透明度较差使公司的当期借款余额增加，但在模型（2）中使公司的当期借款利率也增加，因此印证了前述猜想。

同理，滞后一期的会计信息透明度较差也会使同期的借款数量和借款利率增加，由于借款利率存在刚性，那么这种相对较多的利息支出将持续多期。同时，由于获得借款与支付利息存在时滞，这使得本来应该表现为相对高的借款利率反而由于当期借款数量增加使fir变量减少。货币政策变量不显著，可能原因是借款利率存在刚性，不受货币政策变化影响，或由于上市公司的资信状况较好，借款成本受货币政策影响很小。货币政策与会计信息透明度交互项的滞后值与当期值显著，但符号却分别为正和负，对此解释如下：结合模型（1）来看，虽然货币政策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交互项均与借款数量负相关，理论上公司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同时自身会计信息透明度较差的情况下，获得的借款利率应该更高，但是在模型（1）中会计信息透明度较差和货币政策紧缩两种情况会使当期借款数量bdr增加。这会使得fir减少（即分母借款数量增加使得fir减少）。因此两个方向的作用就存在一定程度的博弈。这里，交互项的当期值与本文预期的符号相反可能是上述两方面作用博弈的结果。就上述结论而言，基本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1。表5显示现金持有水平和公司产权性质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回归结果。在模型（3）中，现金持有水平变量显著为正，说明公司的现金持有量越大，会计信息透明度越低；货币政策变量显著为负，说明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公司的会计信息透明度会提高；货币政策和现金持有水平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现金持有量大的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较低，上述结论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2。在模型（4）中，货币政策变量显著为负，说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平均水平会提高。产权性质与货币政策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非国有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平均水平要低于国有上市公司。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有更大的自利动机，因而进行了更大程度的盈余管理使得会计信息透明度较低；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更加重视利润这一会计指标，表现为管理者希望通过证明自己的管理才能，同时尽可能向市场传递正面信息提高股价，因而对会计信息进行了相对较多的粉饰；此外，已有许多研究表明，非国有企业在信贷市场中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信贷歧视，因此非国有企业具有为争夺贷款资源而粉饰会计报表的动机，表现为会计信息透明度较差。

五、进一步的分析

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而言，国有上市公司可能获得的借款数量更多、借款成本更低或二者同时存在。江伟和李斌（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相对民营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能获得更多的长期债务融资。因此，国有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对会计信息透明度反应的敏感度会降低，同时非国有上市公司在信贷市场中作为竞争者之一，其债务融资应当对会计信息透明度是敏感的。那么，前文结论的准确性就是值得怀疑的。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进一步考察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样本中，货币政策和会计信息透明度对公司债务融资的影响。 本文将样本分为非国有上市公司和国有上市公司，使用方程（1）和方程（2）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6。限于篇幅原因此处只做简要说明。表6的结果总体而言与前文结论相呼应，即债务人通过盈余管理使得会计信息透明度下降，从而“美化”会计报表，这一做法虽然有助于获得借款，但债权人同时也会考虑公司经营风险和甄别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从而要求了相对较高的利率。同时，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债权人提高了对债务人会计信息的重视程度，使得会计信息透明度较差的公司获取的借款数量较少。

六、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运用样本公司的数据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公司借款人往往出于不同的目的与需要选择不同期限的贷款，同样银行作为贷款人具有合理配置贷款期限的需求，因此货币政策和会计信息透明度对公司长短期债务融资的影响也可能不同。为此，本文将前述样本公司的借款分为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将二者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为消除异方差问题均做对数处理）进行结论的稳健性检验。具体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结论显示，公司进行较大程度的盈余管理（会计信息透明度下降）能够“帮助”其获得借款，并且说明公司在获取长期借款时粉饰会计信息掩盖公司的真实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蒙蔽了债权人。

七、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4年至2014年沪深A股公司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会计信息透明度的不同表现及其和公司银行债务融资的关系，定义2004、2006、2007、2010、2011年为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参考Bhattacharya（2003）的方法对会计信息透明度进行计量。研究发现，会计信息透明度较差的公司获得的借款数量虽然较多，但借款成本也较高；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资金为避险流向上市公司导致其借款数量有所增加，但此时会计信息透明度较差的公司借款数量会有所减少。另外，现金持有水平较高的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较低，并且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依然如此，但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平均水平会提高。最后，货币政策紧缩阶段非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透明度会降低，可能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以争夺信贷资源。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以下政策含义：（1）不论货币政策如何，会计信息透明度始终与借款数量和借款成本显著相关，说明信贷市场中信息因素十分关键；另外，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会计信息透明度较高的公司借款成本较低，说明信息透明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宏观经济政策对公司的不利影响，公司可以借此改善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2）现金持有水平较高的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较低，可见会计信息透明度与公司的借款动机密切相关，而公司披露的信息能否真实有效地反映公司的经营状况仍值得深思，未来如果能够有更加完善合理的信息披露体系，对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也是十分有利的。（3）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非国有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平均水平更低，很可能是我国目前信贷资源的配置还未完全市场化，即信贷资源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分配不够效率，非国有企业为获取贷款则存在粉饰会计报表的行为，表现出较低的会计信息透明度。因此，我国信贷市场的市场化水平以及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均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采用稳健的会计政策）确实符合债权人对于资金安全性的要求，但如果这种做法使得报表中反映出的公司偿债能力较低，则公司为获取借款有强烈动机粉饰会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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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政策论文篇10

Abstract：Bank credit is the main source of funding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credit policy has a crucial role of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credit policy of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mechanism is analyzed， and the 2003-2013 quarterly data were used for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redit and enterprise culture operating income， GDP using the VECM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redit amount indeed has a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 but at present，the credit suppor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in our country is seriously insufficient.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of the research， we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 credit policy；cultural industry；VECM model；bank loan

一研究背景

改革?_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随着市场经济改革逐步得到发展，并经历了从无到有的探索阶段与飞速发展的成长阶段。自2000年以来，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财政政策与配套措施加以扶持。第一，在财政直接投入方面，国家财政对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经费支出逐年上升，通过一系列直接与间接的财政支出政策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投入；第二，在财政收入政策方面，通过税收优惠与降低税负的方式对文化产业给予支持；第三，在信贷政策方面，不断推进信贷产品的创新，完善信贷服务来满足文化产业长期发展的资金需求。

自从我国文化产业概念提出以来，在一系列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财政、信贷政策的促进作用下，随着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演进，伴随文化产品、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我国文化产业得到飞速发展。一方面，文化产业增加值迅速增长，其所占GDP比重显著提高，表明我国文化产业规模扩大迅速，且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作用更大；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结构优化，文化制造业比例下降，以文化娱乐业为主的文化服务业比例显著上升，产业结构趋于合理。银行信贷作为文化产业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文化产业仍处于发展初期，许多文化企业规模较小，存在资产少与缺乏抵押品等问题，进而导致文化企业难以获得信贷资金的支持。近年来，在信贷政策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文化企业支持的鼓励下，各类银行对文化产业的贷款规模稳步增长，文化产业也随之快速发展。

二文献回顾

王志勇、赵越[1]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对信贷支持文化产业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目前的金融体系建设缺乏创新并制约了文化企业的资金获取；常晔[2]认为我国目前的金融服务很不完善，进而导致了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不足；高?D提出我国文化产业的融资渠道狭窄，同时国家对文化产业的信贷投入严重不足；王宪明[3]通过对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内在机理的研究，提出要有效地实现金融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不仅需要直接的银行信贷金融支持，还需要间接的资本市场金融支持；周正兵[4]则提出我国应设立服务于文化产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与中介体系来完善对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张凤华、傅才武[5]认为在我国财政政策的支持下文化产业投融资水平已显著上升，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高成本导致财政投入的效率降低；熊正德[6]通过对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对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效率进行了研究，并提出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主要依赖银行信贷，同时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迅速但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只有推动多渠道的投融资平台才能进一步支持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闫坤、于树一[7]提出要建立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离不开金融政策的支持。

从相关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已有研究结果显示金融服务对文化产业的支持确实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但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理论研究以及现状分析，如信贷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作用机理、存在的问题、对策建议等。

三支持文化产业的信贷政策

效果的机理分析

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需要稳定、长期的信贷资金支持，为了满足文化产业的融资需求，我国主要通过财政贴息、融资担保、引导多元化融资等方式来加大对文化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保障文化产业稳定发展。

（一）信贷政策的资金形成作用

文化产业发展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信贷与企业的留存收益。文化产品的主要作用是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大部分文化产品（尤其是公益性质的）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这便造成了在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搭便车”的现象，进而从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化产品生产者的收益，因此，文化产业的发展无法完全依靠市场来解决，而更加依赖于信贷资金支持[8]。政府只有采取合理的财政信贷政策，才能更好地配置信贷资源，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2005年以来我国文化产业信贷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2年末，金融机构对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本外币贷款余额达到1664.51亿元。在各类银行信贷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情况下，文化产业的不良贷款率自2005年以来显著下降，同时文化产业增加值不断增长且平均增速超过20%。这表明信贷资金的支持确实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信贷政策通过银行信贷将银行由客户存款业务获得的资金提供给文化企业，形成文化产业的稳定资金来源，帮助企业进行重大平台建设与长期投资，促进文化企业稳步发展。

（二）信贷政策的资金导向作用

在文化产业发展的初始阶段，许多文化企业具有担保能力差、产出规模小、竞争力较弱的特点，由于其知名度与社会信用评级较低，在中小文化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存在较大的道德风险[9]。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愿意对中小文化企业提供信贷支持。于是，从市场投资的方面?砜矗?由于风险较大与周期较长的原因，对服务于文化产业的基础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投资都存在着明显的市场失灵现象。实际上，中小型金融机构与中小型企业多具有地方性，二者之间通过长期的合作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情况，同时规模较小的金融机构组织结构简单，有助于信息的内部传递，降低信用风险，因此发展地方性中小型金融机构更有利于解决中小文化企业的融资缺口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建立一些专为有潜力的中小文化企业提供帮助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可以保障企业的正常运转，以弥补市场失灵。

财政贴息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对企业拨付贴息资金，提高了文化企业贷款的意愿；另一种是将贴息资金拨付给贷款银行以令其对文化产业提供较为优惠的贷款利率。财政贴息政策一方面降低了文化企业的产品成本，增加企业盈利，从而使企业获得更多的资金用以扩大规模；另一方面利用较少的财政资金通过杠杆效应吸引大量社会资金流向文化产业，保障了文化企业发展的需要。

财政担保即通过对缺少实物资本的文化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方式使其获得贷款的可能性提高。这种方式降低金融机构无法收回资金的风险，激励金融机构向文化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引导社会资金向急需信贷资金支持的文化产业倾斜。

（三）信贷政策的资金集聚作用

企业资金对企业发展速度有着直接影响，通过金融成长周期理论可以得出，企业在成长初期阶段常常有着较多的融资约束，融资渠道也相对较窄，因此，需要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来满足其融资需求。为促进文化产业的结构优化与快速发展，需要集中大量投资资金对其提供金融支持，信贷政策可引导商业银行开发多元化的金融信贷产品，完善金融市场，有效率地将分散的资金集聚起来，向文化企业提供大规模的资金支持，以满足其发展需求。如银团贷款方式，充分发挥金融整体功能，更好地为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和重大项目提供融资服务，促进企业集团壮大和规模经济的发展，同时降低了单个银行的贷款风险。

四实证分析

（一）研究样本

选取A股上市的文化企业为研究对象，在确定文化产业企业时依据证监会2014年上市公司分类和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的标准，共筛选出共83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在筛选出初始样本之后对数据做如下处理：①剔除ST与PT状态的上市公司，剔除所有者权益为负的公司；②剔除在B股或H股双重上市的公司；③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有些企业个别年份的年报缺失或是年报中的个别数据缺失，为保证样本数据的完整性，剔除数据缺失的上市企业。由于我国财政和信贷政策在2000年后进入对文化产业的逐步支持阶段，并从2006年开始了对文化产业的全面扶持阶段，为全面反映财政、信贷政策对文化产业的作用效果，本章选取2000-2013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分析。本文所用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与各宏观经济指标数据均源于CSMAR数据库，并经手工整理。

（二）变量选取

（1）营业收入（INCOME）：营业收入反映企业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情况，当期营业收入影响着下一期公司的决策。营业收入反映出市场对该公司产品及服务的认可度。营业收入可从企业的利润表中获得，本文中行业的营业收入数据通过65家企业的营业收入计算得到。

（2）信贷量（LOAN）：将资产负债表中的短期借款与长期借款两项科目的总和作为信贷量的度量。信贷量与信贷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信贷政策紧缩时，企业难以获得贷款，信贷量就小；当信贷政策宽松时，企业获得贷款较为容易，信贷量就大。本文中文化行业的信贷量数据为65家文化企业的信贷量总和。

（3）GDP：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所有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GDP反映一国或者地区的总体经济实力和经济状况。由于GDP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因此自然也会对文化产业的营业状况有影响。本文采用我国GDP的季度数据。

（三）模型构建

本章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检验支持文化产业的信贷政策的效果，设定的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由方程可以看出，误差修正项的系数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当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之间偏离时，误差修正项对LOGINCOME、LOGGDP、LOGLOAN三个变量之间恢复到长期均衡关系的作用是明显的。同时LOGGDP的系数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检验，这表明LOGGDP的短期变动会对LOGINCOME的短期变动产生影响，对变量间恢复到长期均衡关系的作用是明显的。然而误差修正模型中LOGLOAN的系数并没有通过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LOGLOAN的短期变动对变量间恢复到长期均衡关系的作用是不明显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实证过程的结果可以看出：GDP、信贷量与文化企业营业收入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且GDP与信贷量在长期内都对文化企业营业收入有着正向的影响，具体来说：如果实施宽松的信贷政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为文化企业提供的信贷量每增加1%，文化企业获得的营业收入就会增加0.2368%；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文化企业获得的营业收入就会增加0.8799%。从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果来看，GDP与信贷量在短期内对文化企业营业收入都存在正向的影响，其中GDP在短期内的影响是明显的，这可能是由于GDP与企业营业收入之间有着较为直接的关系，但信贷量在短期内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针对我国文化企业的贷款期限一般都比较长，因此信贷量的变化对企业营业收入的影响在长期内较为显著，同时还说明我国针对文化企业的金融服务还很不完善，金融支持不能很快的发挥作用

由以上研究结论可以看出，支持文化产业的信贷政策的确对文化产业发展存在促进作用，但目前我国对文化产业的信贷支持严重不足，因此，必须加大对文化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以满足其资金需求。从银行的角度来看，商业银行对文化产业提供贷款意愿低的原因有两点，一个是文化企业资产中固定资产占比低而银行偏好固定资产抵押，另一个是文化企业贷款主要是管理成本较高的小额贷款。通过前文的分析，针对我国文化产业信贷支持政策的不足，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开发无形资产质押贷款

我国文化企业无形资产多、有形资产较少，而我国商业银行偏好固定资产、有价证券等作为贷款抵押物，这就加大了文化企业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的难度。因此，必须建立无形资产的价值评估体系，利用该体系对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开发与文化产业资产结构相适应的信贷产品，引入无形资产抵押物，如版权、知识产权等等，鼓励主要担保方式为无形资产质押的信用贷款模式与其他非抵押类新型贷款模式，开展仓单质押、专利权质押、融资租赁、股权质押等产品创新[10]。政府应开发与文化产业特点相适应的新型金融产品，完善服务及配套的政策办法，鼓励商业银行创新信贷服务，加大文化产业信贷扶持力度。（二）创新支持文化产业的银行融资模式

第一，引入新的贷款形式，如团体贷款方式。贷款团体成员间承担的连带债务责任会让他们彼此监督，以此可从一定程度上减少银行的贷款监管成本并降低银行承担的风险；第二，加强商业银行间的合作。部分文化企业对银行贷款的融资需求较大，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银团贷款的方式来合作对其进行放款，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实现了对文化企业的资金支持，还能有效降低单个商业银行所承担的信贷风险；第三，支持银行建立差别化的灵活定价机制。在此机制下，商业银行可根据文化企业具体情况确定合理的贷款期限，鼓励银行建立符合文化企业特点的信用评级制度；第四，加快文化产业信贷金融支持的配套服务体系建设[11]。建立多元化的文化产业融资体系，包括建立针对文化产业的信贷服务考评体系，将完善信贷风险管理与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二者结合起来，确保文化产业扶持政策的落实。

（三）设立专营性机构办理文化产业信贷业务

设立专门机构办理文化产业信贷业务，可集中力量拓展文化企业业务并灵活运用多种金融工具，提高效率以提供更专业化的金融服务，同时还有利于保证贷款资金专款专用。专门机构的建立可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经营差异化的优势，降低信贷成本，提供更高效率、高质量的文化企业金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