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体制范文10篇

宪政体制范文篇1

中国封建时代有些皇帝也搞过“分权制衡”。西汉初年，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大体上有一个分工，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皇宫相府各司其职。[2]隋朝创立的“三省六部”制中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分权”。因为，虽然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掌而治，但行政权（相权）仍嫌过重，有威慑君权之虞。[3]因此，历史上中国的不少皇帝都极力对相权进行分解和限制。到了宋朝，中书省职权扩大，同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门下、尚书省遂废。另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分管行政，设三司使管财政。分散中央各职能部门的权力，互相牵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制约政府滥用权力，从秦朝开始设立了监察机关，到明代运用到了极致。监察制度是中国贡献给世界政治文明的宝贵遗产，其体现了以权制权的政治理念。尽管那只是皇权对臣权的制约，预防臣权危及皇权，其分权的目的是极权，但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其价值不可低估。

作为一种政治实践，三权分立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城邦国家的市民政治，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往来的频仍，形成了各种经济群体和利益阶层，要求政治多元及分立。当然，在古代地中海地区政治组织形态多为小公国，规模不大且较为分散，即使最为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没有形成东方一样的政治官僚体制。因此，很难产生长期稳定的中央集权政治。作为一种理论思潮，西方分权思想溯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他把政府权力分为讨论、执行、司法三要素。至罗马时代，波利比奥斯倡导“混合政府论”，认为罗马政体应为代表君主的执政官、代表贵族的元老院及代表民众的人民代表会议互相牵制和均衡（从这个意义上，将分权制衡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也不恰当）。分权制衡原则作为一种学说，最先由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洛克提出了立法权和执行权（行政权）的分立，并指出，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孟德斯鸠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洛克的分权学说，主张必须建立三权分立的政体，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组成国家。他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后来的资产者及其国家法的其他大哲学家们以极其虔诚的心情把这种分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4]这一原则已经为很多国家的政治实践所普遍奉行。国家权力分立，在各个宪政国家已经成为普遍特征和共同的趋势。当然，三权分立不是僵死的，总会因时而变。可以说，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三权分立格局已经不复存在，行政权的强势打破了三权均衡。但不变的是精神：控权与平衡。[5]无论如何，分权制衡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作用不能否定。凯尔森在谈及分权时指出，分权原则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与其说致力于赞成分权，倒不如说是反对集权。[6]

人类从专制走向民主，实现多数人的统治，强调人民的主权。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人民将权利授予国家，国家即是公益的体现，因此，人民权利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的。卢梭的理论并不是要保护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而是在一种主权性的集体“公意”的至高无上性中探寻社会生活的终极规范。他并未主张三权分立，而认为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司法权，它属于全体人民，而不属于像议会那样的代表机构。卢梭的理论极易走向专制民主制即托克维尔所谓的“多数人的专制”。[7]这一国家主权不可分的理论已经被很多晚近国家的宪政实践所摒弃。但社会主义国家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恰恰是在国家主权不可分的政治理念的主导下设立的，而卢梭理论所蕴含的专制危险性却果然不幸被社会主义国家所证实。前苏联斯大林的专制统治，以苏维埃的名义实施的暴政，在世界人民面前给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一个极权的恶劣典范。前苏联法学家从血的教训中觉悟，要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具有符合宪法属性的一些前提条件：宪法明确规定权力分立原则，依据这一原则，行政权不得僭越立法权，而独立于政府的司法权能够自主地解决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冲突。[8]对于斯大林的极权和暴政，曾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虽然意识到了，但可惜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却未能幸免。中国的不正是政治极权的结果吗？

近几年，我们才不能不接受一个现实：曾经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东西，我们现在也采纳了，典型的如公司法人治理机制、企业破产机制等等。从排斥到接受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的艰辛历程。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思想解放是从经济到政治的逐渐开放，政治上的逐渐开化却是一个十分痛苦甚至是付出巨大代价的过程。清末洋务运动尊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只是向西方学一些“奇技淫巧”，无伤国体，无涉祖制，因此可以为当权者容忍和接受。在政治上对祖制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引起满清皇族的恐慌，但思想上仍以儒学为本，对西方宪政采用“制度移植、思想抵抗”的政策，因此，面临亡国灭种深重危机的清王朝也只能支持百日维新。但一旦危及到其切身根本利益时，当权者仍不免痛下杀手。激进的辛亥革命，政治体制上实现全面西化，但思想上似乎仍未打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国民党一党之治[9]是儒家一教独尊思想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反映，这其实还是继承了中国长期封建主义政治专制的衣钵。后来的国民政府虽然颁布宪法性文件确立五权宪法政治体制，但从未真正实行过西方式的“分权”。[10]“五权宪法”可谓中西合璧，将西方的三权与中国传统政治精华监察、考试两权熔于一炉。这一独创显现了孙中山不照搬西方宪政体制的创新精神。但“五权宪法”设计处于东方与西方、古代和现代的思想交汇和制度冲突中，其是对传统的借鉴，还是向传统的妥协？其是否破坏了三权分立的合理架构？[11]新中国的宪政体制因受前苏联的影响，既不是三权分立，更不是五权宪法，而是议行合一。[12]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就是议行合一，这是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工人起义时提出来的，后来被苏联演变成了苏维埃政体，到中国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一制度假定国家的权力是统一的，国家权力为了实际的需要形成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但这只是“分工”，而不是“分立”。这一体制强调国家机关权力之间的合作性、统一性、协调性，而不是对立性、牵制性。

人们曾经甚至现在仍普遍认为，制衡型宪政体制产生于西方的制度文化土壤，中国长期的专制传统不适合搞制衡型宪政体制。但与中国同样具有长期专制传统的日本、韩国分权制衡却比较成功。日、韩两国的政治实践特别是日本首相频繁更迭与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弹劾案，最有力地批驳了分权制衡学说不适用于有着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的论调。与法人治理结构一样，分权制衡作为国家政治治理模式，可以极大地克服个人专断。因此，权力制衡体制也具有普适性。如果权力制衡在中国的适用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这也不是权力制衡体制本身的问题，而是我国现有体制对其浸淫或排异的结果。因此，认为分权制衡体制不适合中国的观点是否经过深入的论证，在多大程度上是僵化思想的思维定势或政治立场的对外宣称？正像过去虽否定公司制，但中国已经出台了公司法，普遍设立了公司法人治理模式。这是否预示着权力制衡型宪政体制在中国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命运呢？

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表明中国经济领域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制衡型宪政体制的建构将是中国政治领域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因为，与市场经济一样，分权制衡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其是人类政治实践不断试错的最终结论，是东西方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就像市场经济只是经济资源配置的手段一样，权力制衡不过是政治资源配置的手段以及一个国家政治治理的工具。权力制衡设计初衷是通过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保障公民权利，具有自由民主价值，完全适应任何民主共和政体。即使以阶级分析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标准来判断，权力制衡既适合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也适合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二、市场经济呼唤制衡型宪政体制

统合型宪政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前苏联的政治体制其实都是“议行合一”。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体制还有存在的合理性吗？俄罗斯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易帜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政治体制随即进行了实质变革，纷纷转而选用制衡型宪政模式。似乎说明，一种经济形式对特定政治体制的对应关系，而不在于这个国家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人为政治标签。

计划经济体制对应统合型宪政体制。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在“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中，并不存在利益多元并可能引发的利益冲突。此时，国家机制内部不需要有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人进行政治博弈。不但议会内部不需要，国家机关之间也不需要。统合型的宪政体制契合了这一经济形式的要求。计划经济体制凸显的效率价值，因为平均分配，国家主要精力不是如何公平合理地分蛋糕，而是把蛋糕做大。从经济计划的制定、审批到执行，需要各国家机关密切配合，而不是相互监督。然而，计划经济追求的是效益，牺牲的也是效益。或者说，其可能得到短期的或局部的效益，但却失去了长远的或整体的效益。在后农业时代，计划经济只是治乱之道，适合于一国初创或战乱之时，需要调整国家机器的全部动能来推动一国经济的振兴和医治一国的战争创伤。

市场经济对应的是制衡型宪政体制。因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财产私有和利益多元，单一的公有制体制被打破（或者说市场经济不承认所有制只承认所有权）。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需要在政治上寻求代言人，这就为制衡型宪政体制的产生提供了可能。美国的市场经济形式的利益多元化造就了其政治多元主义（politicalpluralism），不同党派、不同国家机关代表不同利益群体。在宪政体制中，多党制、议会的两院制、三权分立、职权分离、司法审查无不与市场经济利益多元有关。应当说，市场经济才是工业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通常的经济形式，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在市场失灵或社会分配不公时，可以由政府通过法律、政策手段进行调适、纠偏。

中国已经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但仍然固守统合型的宪政体制。这一宪政体制似乎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经济发展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甚至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产值是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计划经济的利益格局完全被冲破，多种所有制并存、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益的多元结构已经形成。不同的利益诉求在政治上的声音越来越强劲，需要在政治上形成一种机制，公平行使各自的话语权。统合型的宪政体制似乎更容易产生一个主义、一致意见、一种声音，多元利益的诉求被掩埋。中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构成似乎考虑到代表的多元性、普遍性，但由于党与人大的关系还没有理顺，使得人大代表虽然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但仍然没能使人大成为不同利益群体博弈的平台。每次“团结”的人大会议在一片掌声中“胜利”的闭幕说明，人大不能至少现在仍不能成为不同利益群体表达诉求的政治舞台。当然，近几年，中国人大会议出现了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的声音，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但这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本应是常态的政治形式，仍受到现行体制极大的压制。

经济的发展从来都是政治变革最深刻的原因，这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也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所验证。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关口，市场经济推动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的发展呼唤政治体制的转变。虽然，党政分开是权力分离的有益探索，但作为体制内的调整，其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完善起到了的作用仍很有限。解放生产力，全面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大势所趋。其中最重要的政治变革，就是变革统合型的宪政体制。

人们普遍认为，制衡型宪政体制也并非尽善尽美，它肯定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最大的缺陷就是权力分立、互相制衡，会造成权力的不统一，内耗太大，效率低下；而统合型的宪政体制虽然缺乏权力制约，但能够协调各个国家机关合力共进，效率会很高。其实，不妨比较一下厂长负责制与公司治理结构。厂长负责制实际上是首长个人负责制，在国有企业，厂长负全责、负总责，一人决断，可以省却了很多钳制（国有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不能决定厂长的选任，也不能罢免厂长，厂长不对其负责，因此其不可能对厂长形成有效制约），办事效果当然会高。但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厂长决策失误造成国家重大损失，厂长掏空企业导致国有资产巨额流失的案件屡见不鲜，一个个国有企业的破产和巨额财产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流失就是明证。如果没有监控，厂长负责制的高效率完全变成了高效率地掏空、吞蚀国有资产。这样的高效率是多么危险！法人治理模式通过分化权力，使在企业内部没有任何个人可以独断专行。股东会决策、董事会执行、监事会监督，使得公司内部进入一种良性运行的轨道。在此过程中，公司制可能比厂长负责制的运营成本更高，但运营成本与可能避免的损失相比则九牛一毛。正因为如此，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纷纷进行公司化改造、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厂长负责制与法人治理结构的效率关系，正是统合型宪政体制与制衡型宪政体制效率关系的一个真实写照。表面上看，统合型的宪政体制很有效率，但这一决策的高效率往往包藏着巨大的危险。制衡型宪政体制的各机关相互掣肘，运行成本比个人决断要高，但在相互制约的过程中可能避免的专断和腐败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会是多大？难以数计。总之，从成本效益角度分析，统合型宪政体制不比制衡型宪政体制更有效率，恰恰相反。

三、制衡型宪政体制是法治的根本保障

制衡型宪政体制与法治建立在相同的伦理基础和道德假设之上。中国统合型宪政体制的道德假设，是以人性善为基础的，将政府想象成好人政府。由于对人的善良预期及对政府的道德仰赖，国人不相信或不情愿相信他们的父母官会滥用权力。因此，对政府不是监督而是依赖。如果说，对政府有约束的话，主要还是政府自身内在的道德自律。然而这一道德约束是如此的脆弱，即使长期经受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道德观念熏陶的人在权力的诱惑下也不能自持、晚节不保。建国以后特别是近年来腐败案件频频涌现，似乎表明：在遏制权力上，道德自律是多么绵软无力。而权力制衡与法治的道德假设则都是以人性恶为基础。由于人是恶的，政府又是由人组成的，因此，人的恶性必然折射到政府身上。根据这一理念，人们对握有权力的人怀着极大的戒心，并相信：在权力意志的支配下，没有任何人是靠得住的。为此，为了防范其滥权，只能进行控制。此时，对权力的约束不是道德的软约束，而是诉诸法律的硬约束，不企望官员内心的道德自律，而是外在的法律强制。在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下，国家当权者因为滥权而被罢免甚至弹劾从而使其他当权者心存忌惮甚至如履薄冰。由此表明，在权力约束上，外在强制比内心自律更有效。

分权制衡是法治的结构性制度基础，是法治刚性的必要条件，属于法治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法律约束权力不能自动实现，它最根本的途径就是通过权力之间的分离和制约。[13]法治作为国家治理模式，需要确立宪法、法律的最高权威，将国家的任何政治权力纳入法律控制的范围，实现法律主治。不能人亡政息、更不能因言废法。法治作为一种理念和原则，必须诉诸一定运行机制，而分权制衡模式无疑是实现法治的最不坏选择。分权制衡体制强调国家权力的分划，禁绝任何两种及两种以上权力的结合，这样才能防范国家权力的专断，从而保障国家合理的法律秩序。在这一体制下，极大地降低了形成个人极权的可能，削弱了个人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使得任何政治权威身陷法律囹圄无法解脱。有人说，美国总统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下，权力很大，实际上是民主国家的皇帝。但美国总统小布什却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在形容自己的处境时，小布什曾发表过一段精彩的演讲：人类千百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学技术，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14]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到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在分权制衡的体制中，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受到应有尊重，任何武断的权力都不免受到法律追究。立法武断可诉诸宪法诉讼，行政武断可寻求司法审查。在武断的权力与代表法律的权力对峙时，法律的威严往往能够占得上风。

而统合型宪政体制会形成对法治的巨大阻碍，因为该体制中监督的单向性和权力的金字塔架构促成的只能是一个部门最终是一个人的权威，形成人治而非法治的局面。中国统合型宪政体制最大的问题是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却权力虚置，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却不独立。这样对武断权力最有效的监督手段失灵了，防线垮塌了。在这一体制下，司法机关的地位相当尴尬，其不具有独立性，却要求其司法公正。因此，这注定了当下中国司法的险恶处境。而统合型宪政体制不可能使司法独立，制衡型宪政体制却能，这已经被国内外的司法实践所证明。当然，统合型宪政体制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推行法治，中国近些年法治的进步就是明证。但这一发展不可能是可持续的，也没有根本保障。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法治发展值得肯定，但目前已经处于瓶颈阶段。中国法治的进步，更重要的不是立法数量的增加，而在于法律权威的树立以及对政治特权的法律监控。而在这一过程中，法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当下中国的法治进步最关键因素即是确立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而确立司法独立的前提则是制衡型宪政体制在中国的确立。

四、制衡型宪政体制是治理腐败的必然选择

中国目前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腐败，腐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而面对腐败问题，统合型宪政体制无能为力，而制衡型宪政体制却可从容应对。

多年来，中国政府意识到了治理腐败的紧迫性，并对腐败形成了高压态势，对腐败官员屡出重拳，很多官员甚至包括高级别的政府官员纷纷锒铛入狱。可以说，中国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不能说不够坚定，力度不能说不大。然而，让人忧虑的是，腐败并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反而“前腐后继”，愈演愈烈。个中缘由比较复杂，但人们几乎都认识到其中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政治体制没有根本性的变革。为此，中国政府也进行了一些立法上的完善（如监督法）、体制上的改革，但收效甚微。这是为什么呢？在笔者看来，中国对腐败的治理一直没有触及到法律制度的根本——宪政体制。可以说，不改革中国统合型宪政体制，任何表层的、局部的体制改革对整治腐败都无异于隔靴搔痒。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与中国相比，西方国家甚至中国周边国家、地区廉政指数高得多。是这些国家、地区的官员更有职业操守更注重道德自律吗？其实不是，在笔者看来，最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存在制度上的外在约束。在制衡型宪政体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对官员行使公共权力的制约机制，如最近发生的泰国总理沙马案件。[15]因为在这些国家的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体制中，任何权力都得到了有效的监督，权力制约不是空喊的政治口号和法律原则，而是深入政治实践的行为准则。在这一体制中，没有至上的政治权威或者说没有不受法律约束的政治特权。在这一体制中，所有的监督都是双向互动的。这一政治游戏规则意味着，你监督别人，就必须同时受别人监督。由于国家武断的权力在相互控制、对抗中被消融，孕育腐败的温床就不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国家专断权力可能产生的腐败。

统合型宪政体制的问题恰恰在于：这一体制注重体系内的协调一致，而不是相互制约。如果说有监督，即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那只是单向的监督。在这一监督模式下，总存在着监督别人而不受别人监督的特权。众所周知，任何公权力没有监督和制约，都可能被滥用，并可能产生腐败。在中国统合型的宪政体制下，党组织监督人大，人大监督一府两院，但反向监督几乎不存在。其中，党的监督强而有力，人大的监督则相对疲软。尽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存在着现实的异化，但理论上的金字塔式的权力架构使得握有重权的最需要得到监督的权力却高高在上，人们只能仰望。

有人说，对权力的监督最基本的是权利监督权力，而不是权力监督权力，这正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色和优势。但这一理论上的设想恐怕只是一厢情愿的推论。由于中国公民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缺失，作为纳税人，公民对理应得到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却感恩戴德，千方百计地施以各种利益回馈。中国民众一方面对腐败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为腐败提供了土壤和温床。当然，中国政府领导特别是高级领导实际上并非民选，而是党组织考核，上级任命的。既然官职的得失全凭上级领导决断，因此，政府只能对上级领导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这极大地削弱了权利制约权力的可能性和合理预期。作为权力制约制度，还应包括各种社会组织的介入，如行业协会、社会团体、基层自治组织等。但目前社会组织发育不甚成熟，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较强的依附性，社会组织对国家公权的制约作用还相当有限。

五、中国制衡型宪政体制的探索

近年来，中国已经意识到了权力制约的重要性，并在体制内进行了谨慎的试探与温柔的改良。司法机关内部已经进行了“三权分立”有益尝试。1999年以来，全国各级法院全面实行以“三个分立”，即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为内容的审判方式改革。将审判权、执行权、监督权进行了适当分割，形成了权力行使上的相互监督和制约关系，从体制上防止了权力行使的无序、失调及缺乏监督。中国的法律实践引发学者们对分权制衡全新认识，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探讨分权制衡基本理论。[16]甚至有人用分权制衡的原理来分析政府采购制度、税务稽查制度、业主代表大会制度。近年来，中国进行的大部门制改革，探索政府机关内部的“三权制约”，即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三权制约”借鉴了“三权分立”的权力制约理念，表明中国政治体制对西方的三权分立的理念从完全排斥到有限借鉴，这是观念上的重大进步。但“三权制约”与三权分立具有本质的不同。首先，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国家权力的制约平衡；而“三权制约”既适用于整个国家公权力的结构和运作机制，也适用于政府部门内部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既涉及权力运行的横向关系，也涉及权力行使的纵向关系。其次，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主要注重权力制约权力，而我国的“三权制约”更注重权利制约权力，这里的“监督权”不是仅指司法权，更多的是指人民监督、舆论监督。[17]由于“三权制约”是在中国现行宪政体制的框架内局部改进，其宗旨或基点仍为三权之间的统合，是在统合基础上的制约。因此，这一改进的效果还有待于中国政治实践的检验，其运行机制的设计和现实可行性仍缺乏实证说服力。更重要的是，这一改良措施不可能克服原来体制中固有的根本性缺陷，不能真正地实现权力制约，也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更不能解决反腐败难题。但这尝试体现出来的对权力制衡体制从绝对排斥转向有限接纳，是中国从部门内权力制衡到部门间权力制衡迈出的坚实一步。其实，制衡体制在民间也曾有过个性实践。不仅如此，自治团体与群众性自治组织也在管理模式上进行过创新性改革。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圭叶村把审核财务的一枚印章分成五瓣，分别由5名村民代表各管一瓣，经他们审核同意后把梨木合起来盖上，村里花出去的钱才能报销。该举措隐含的权力分立、权力制衡的宪政理念。[18]

然而，中国实行制衡型宪政体制，是否要完全效仿西方某个国家三权分立的模式呢？当然不是，同样是权力分立，西方国家的体制各有不同，也许制衡体制没有唯一的标准或者统一的模式。美国的模式注重国家权力平衡；英国模式的特点是议会主权；法国模式则特别注重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离，以至于行政诉讼作为行政权的一部分与司法权区分开来。制衡型宪政体制完全可以在中国的原有体制上进行改造，而不是将中国原来的宪政体制推倒重建、另起炉灶。

首先，在中国建构制衡型宪政体制并不意味着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制衡型宪政体制并不与多党制完全对应，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质也是“一党执政下的三权分立制”。因为“政党轮替”仅仅是挑可以执政的政党，选举获胜后，政府的运行还是要靠一个政党来操控的；当然也有联合执政的情况，但是联合执政也是只有在联合者做出一致决定的时候，其执政意图才能实现。[19]虽然制衡型宪政体制更适合多党制，甚至多党制是制衡型宪政体制的源头活水。但不能因此否定在非多党制的国家搞制衡型的宪政体制的可能。在一党独大的国家，制衡型宪政模式并非个例。尽管一党制在相当程度上会抑制制衡型宪政体制的生长，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存在着现实的合理性。因为，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保障，中国也没有实行多党制的社会基础。这就意味着，中国分立型的宪政体制只能在这一前提下实现。

其次，制衡型宪政体制也不意味着否定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实，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不是仅仅简单地把国家权力进行切割划分，即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相互平起平坐。有的国家突出了代议制功能，如英国的议会主权；有的国家强调司法独立，如美国的司法优位。中国实行制衡型宪政体制并不应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应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扬弃，即肯定基础上的否定。既然中国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在形式上的制度架构已然具备，将来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改造。也就是，肯定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代议制的组织形式，肯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民主政治的根本制度机制，肯定在国家宪政体制中，人民代表大会相对于“一府两院”的优越地位。但否定的是人民代表大会“议行合一”的体制，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度的协作缺乏制约的模式，否定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单向监督关系。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转化为分权制衡原则。[20]完善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方式，严格要求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改善党对国家机关实现体制外监督的状况。

当然，未来中国制衡型宪政体制需要进行精心设计，在创新机制中，设立相应的权力制约程序是非常必要的。权力制约程序既包括国家公权力的相互制约，也包括不同公权力行为的相互制约，还包括同一公权力行为不同过程、步骤间的相互制约。但显然这并不是现实的任务。因为，目前关键的问题是思想的解放、理念的转变。思想不解放、理念不转变，制度设计无论多少精妙，都是徒劳。也许，这一转变将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摘要】：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表明中国经济领域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制衡型宪政体制的建构将是中国政治领域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因为，与市场经济一样，分权制衡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其是人类政治实践不断试错的最终结论，是东西方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呼唤制衡型宪政体制，中国的法治建设和腐败治理也必然选择制衡型宪政体制。中国的宪政体制从统合走向制衡并不意味着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也并不意味着对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全盘抛弃。

【关键词】：宪政体制权力统合权力制衡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被认为中国的立国之本。长期以来，中国宪法学者对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讳莫如深。特别在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初期，“三权分立”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被彻底批判。权力制衡一直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三权分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真的是洪水猛兽吗？分权制衡真的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吗？也许我们对三权分立有太多的误解和成见。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否定过“三权分立”，马克思不但没有否定“三权分立”，而且始终认为只有经过分权制衡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恩格斯甚至认为，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现成的政治形式。[1]其实抛开政治意识形态，分权制衡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它使西方宪政体制充满勃勃生机，它完全可以为我所用，而不应拒之于干里之外。

注释：

[1]崔文华：《马克思否定“三权分立”的原则吗？》，天益网，2006-6-14.[2、3]易中天：《帝国的终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第8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224页。

[5]陈贵民：《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6][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页，转引自陈贵民：《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7][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61页。

[8][苏联]斯·弗·鲍鲍托夫、德·伊·瓦西里耶夫：《法国模式的法治国家》，《法学译丛》1991年第1期。转引自陈贵民：《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9]1936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五五宪草》，第一次把中国国体定性为三民主义。这无异于把一人一党的信念强加于一国，开创了利用宪法实行“党治”的先河。引自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132页。

[10]姜明安：《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进程回顾——教训与经验》，《政法论坛》2005年第5期。

[11]按照几何学，三点确定一个平面，三点是确定平面的最低要求，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三角能够稳定立体结构。三权制衡在制度设计上能更大限度地降低政治体制的运行成本。五点不是确定一个平面最经济的形式，五权宪法比三权宪法会造成运行成本的增加。而且五个机构之间相互关系比较散乱，制衡的效果也令人质疑。其实，“五权宪法”对中国的宪政实践的影响很小。即使在台湾，这一体制当下其实也已经名存实亡了。

[12]宪法学者童之伟教授曾因为“议行合一”存在弊病，呼吁“议行合一不要再提”。但作为中国宪政体制的渊源，又不能不提。

[13]陈贵民：《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14]胡锦光主编：《宪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15]泰国总理沙马因为在任期内在电视上从事商业活动被宪法法院判为违宪而被解除总理职务。

[16]如李蓉：《刑事诉讼分权制衡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17]黄庆畅：《姜明安接受人民日报采访谈“三权制约”与“便衣警察”》，《人民日报》2007年10月31日。

[18]岳建国：《从“五合章”看“分权与制衡”》，红网2007年12月4日。

[19]《三权分立制度真的不适合中国国情吗？——与黄启元先生商榷，/5931682.html，2007-12-31（网上博客论文未标明姓名）。

宪政体制范文篇2

【关键词】：宪政体制权力统合权力制衡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被认为中国的立国之本。长期以来，中国宪法学者对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讳莫如深。特别在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初期，“三权分立”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被彻底批判。权力制衡一直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三权分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真的是洪水猛兽吗？分权制衡真的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吗？也许我们对三权分立有太多的误解和成见。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否定过“三权分立”，马克思不但没有否定“三权分立”，而且始终认为只有经过分权制衡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恩格斯甚至认为，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现成的政治形式。[1]其实抛开政治意识形态，分权制衡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它使西方宪政体制充满勃勃生机，它完全可以为我所用，而不应拒之于干里之外。

一、权力制衡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

中国封建时代有些皇帝也搞过“分权制衡”。西汉初年，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大体上有一个分工，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皇宫相府各司其职。[2]隋朝创立的“三省六部”制中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分权”。因为，虽然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掌而治，但行政权（相权）仍嫌过重，有威慑君权之虞。[3]因此，历史上中国的不少皇帝都极力对相权进行分解和限制。到了宋朝，中书省职权扩大，同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门下、尚书省遂废。另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分管行政，设三司使管财政。分散中央各职能部门的权力，互相牵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制约政府滥用权力，从秦朝开始设立了监察机关，到明代运用到了极致。监察制度是中国贡献给世界政治文明的宝贵遗产，其体现了以权制权的政治理念。尽管那只是皇权对臣权的制约，预防臣权危及皇权，其分权的目的是极权，但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其价值不可低估。

作为一种政治实践，三权分立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城邦国家的市民政治，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往来的频仍，形成了各种经济群体和利益阶层，要求政治多元及分立。当然，在古代地中海地区政治组织形态多为小公国，规模不大且较为分散，即使最为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没有形成东方一样的政治官僚体制。因此，很难产生长期稳定的中央集权政治。作为一种理论思潮，西方分权思想溯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他把政府权力分为讨论、执行、司法三要素。至罗马时代，波利比奥斯倡导“混合政府论”，认为罗马政体应为代表君主的执政官、代表贵族的元老院及代表民众的人民代表会议互相牵制和均衡（从这个意义上，将分权制衡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也不恰当）。分权制衡原则作为一种学说，最先由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洛克提出了立法权和执行权（行政权）的分立，并指出，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孟德斯鸠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洛克的分权学说，主张必须建立三权分立的政体，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组成国家。他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后来的资产者及其国家法的其他大哲学家们以极其虔诚的心情把这种分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4]这一原则已经为很多国家的政治实践所普遍奉行。国家权力分立，在各个宪政国家已经成为普遍特征和共同的趋势。当然，三权分立不是僵死的，总会因时而变。可以说，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三权分立格局已经不复存在，行政权的强势打破了三权均衡。但不变的是精神：控权与平衡。[5]无论如何，分权制衡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作用不能否定。凯尔森在谈及分权时指出，分权原则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与其说致力于赞成分权，倒不如说是反对集权。[6]

人类从专制走向民主，实现多数人的统治，强调人民的主权。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人民将权利授予国家，国家即是公益的体现，因此，人民权利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的。卢梭的理论并不是要保护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而是在一种主权性的集体“公意”的至高无上性中探寻社会生活的终极规范。他并未主张三权分立，而认为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司法权，它属于全体人民，而不属于像议会那样的代表机构。卢梭的理论极易走向专制民主制即托克维尔所谓的“多数人的专制”。[7]这一国家主权不可分的理论已经被很多晚近国家的宪政实践所摒弃。但社会主义国家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恰恰是在国家主权不可分的政治理念的主导下设立的，而卢梭理论所蕴含的专制危险性却果然不幸被社会主义国家所证实。前苏联斯大林的专制统治，以苏维埃的名义实施的暴政，在世界人民面前给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一个极权的恶劣典范。前苏联法学家从血的教训中觉悟，要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具有符合宪法属性的一些前提条件：宪法明确规定权力分立原则，依据这一原则，行政权不得僭越立法权，而独立于政府的司法权能够自主地解决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冲突。[8]对于斯大林的极权和暴政，曾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虽然意识到了，但可惜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却未能幸免。中国的不正是政治极权的结果吗？

近几年，我们才不能不接受一个现实：曾经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东西，我们现在也采纳了，典型的如公司法人治理机制、企业破产机制等等。从排斥到接受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的艰辛历程。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思想解放是从经济到政治的逐渐开放，政治上的逐渐开化却是一个十分痛苦甚至是付出巨大代价的过程。清末洋务运动尊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只是向西方学一些“奇技淫巧”，无伤国体，无涉祖制，因此可以为当权者容忍和接受。在政治上对祖制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引起满清皇族的恐慌，但思想上仍以儒学为本，对西方宪政采用“制度移植、思想抵抗”的政策，因此，面临亡国灭种深重危机的清王朝也只能支持百日维新。但一旦危及到其切身根本利益时，当权者仍不免痛下杀手。激进的辛亥革命，政治体制上实现全面西化，但思想上似乎仍未打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国民党一党之治[9]是儒家一教独尊思想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反映，这其实还是继承了中国长期封建主义政治专制的衣钵。后来的国民政府虽然颁布宪法性文件确立五权宪法政治体制，但从未真正实行过西方式的“分权”。[10]“五权宪法”可谓中西合璧，将西方的三权与中国传统政治精华监察、考试两权熔于一炉。这一独创显现了孙中山不照搬西方宪政体制的创新精神。但“五权宪法”设计处于东方与西方、古代和现代的思想交汇和制度冲突中，其是对传统的借鉴，还是向传统的妥协？其是否破坏了三权分立的合理架构？[11]新中国的宪政体制因受前苏联的影响，既不是三权分立，更不是五权宪法，而是议行合一。[12]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就是议行合一，这是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工人起义时提出来的，后来被苏联演变成了苏维埃政体，到中国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一制度假定国家的权力是统一的，国家权力为了实际的需要形成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但这只是“分工”，而不是“分立”。这一体制强调国家机关权力之间的合作性、统一性、协调性，而不是对立性、牵制性。

人们曾经甚至现在仍普遍认为，制衡型宪政体制产生于西方的制度文化土壤，中国长期的专制传统不适合搞制衡型宪政体制。但与中国同样具有长期专制传统的日本、韩国分权制衡却比较成功。日、韩两国的政治实践特别是日本首相频繁更迭与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弹劾案，最有力地批驳了分权制衡学说不适用于有着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的论调。与法人治理结构一样，分权制衡作为国家政治治理模式，可以极大地克服个人专断。因此，权力制衡体制也具有普适性。如果权力制衡在中国的适用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这也不是权力制衡体制本身的问题，而是我国现有体制对其浸淫或排异的结果。因此，认为分权制衡体制不适合中国的观点是否经过深入的论证，在多大程度上是僵化思想的思维定势或政治立场的对外宣称？正像过去虽否定公司制，但中国已经出台了公司法，普遍设立了公司法人治理模式。这是否预示着权力制衡型宪政体制在中国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命运呢？

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表明中国经济领域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制衡型宪政体制的建构将是中国政治领域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因为，与市场经济一样，分权制衡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其是人类政治实践不断试错的最终结论，是东西方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就像市场经济只是经济资源配置的手段一样，权力制衡不过是政治资源配置的手段以及一个国家政治治理的工具。权力制衡设计初衷是通过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保障公民权利，具有自由民主价值，完全适应任何民主共和政体。即使以阶级分析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标准来判断，权力制衡既适合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也适合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二、市场经济呼唤制衡型宪政体制

统合型宪政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前苏联的政治体制其实都是“议行合一”。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体制还有存在的合理性吗？俄罗斯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易帜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政治体制随即进行了实质变革，纷纷转而选用制衡型宪政模式。似乎说明，一种经济形式对特定政治体制的对应关系，而不在于这个国家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人为政治标签。

计划经济体制对应统合型宪政体制。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在“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中，并不存在利益多元并可能引发的利益冲突。此时，国家机制内部不需要有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人进行政治博弈。不但议会内部不需要，国家机关之间也不需要。统合型的宪政体制契合了这一经济形式的要求。计划经济体制凸显的效率价值，因为平均分配，国家主要精力不是如何公平合理地分蛋糕，而是把蛋糕做大。从经济计划的制定、审批到执行，需要各国家机关密切配合，而不是相互监督。然而，计划经济追求的是效益，牺牲的也是效益。或者说，其可能得到短期的或局部的效益，但却失去了长远的或整体的效益。在后农业时代，计划经济只是治乱之道，适合于一国初创或战乱之时，需要调整国家机器的全部动能来推动一国经济的振兴和医治一国的战争创伤。

市场经济对应的是制衡型宪政体制。因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财产私有和利益多元，单一的公有制体制被打破（或者说市场经济不承认所有制只承认所有权）。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需要在政治上寻求代言人，这就为制衡型宪政体制的产生提供了可能。美国的市场经济形式的利益多元化造就了其政治多元主义（politicalpluralism），不同党派、不同国家机关代表不同利益群体。在宪政体制中，多党制、议会的两院制、三权分立、职权分离、司法审查无不与市场经济利益多元有关。应当说，市场经济才是工业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通常的经济形式，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在市场失灵或社会分配不公时，可以由政府通过法律、政策手段进行调适、纠偏。

中国已经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但仍然固守统合型的宪政体制。这一宪政体制似乎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经济发展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甚至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产值是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计划经济的利益格局完全被冲破，多种所有制并存、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益的多元结构已经形成。不同的利益诉求在政治上的声音越来越强劲，需要在政治上形成一种机制，公平行使各自的话语权。统合型的宪政体制似乎更容易产生一个主义、一致意见、一种声音，多元利益的诉求被掩埋。中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构成似乎考虑到代表的多元性、普遍性，但由于党与人大的关系还没有理顺，使得人大代表虽然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但仍然没能使人大成为不同利益群体博弈的平台。每次“团结”的人大会议在一片掌声中“胜利”的闭幕说明，人大不能至少现在仍不能成为不同利益群体表达诉求的政治舞台。当然，近几年，中国人大会议出现了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的声音，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但这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本应是常态的政治形式，仍受到现行体制极大的压制。

经济的发展从来都是政治变革最深刻的原因，这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也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所验证。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关口，市场经济推动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的发展呼唤政治体制的转变。虽然，党政分开是权力分离的有益探索，但作为体制内的调整，其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完善起到了的作用仍很有限。解放生产力，全面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大势所趋。其中最重要的政治变革，就是变革统合型的宪政体制。

人们普遍认为，制衡型宪政体制也并非尽善尽美，它肯定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最大的缺陷就是权力分立、互相制衡，会造成权力的不统一，内耗太大，效率低下；而统合型的宪政体制虽然缺乏权力制约，但能够协调各个国家机关合力共进，效率会很高。其实，不妨比较一下厂长负责制与公司治理结构。厂长负责制实际上是首长个人负责制，在国有企业，厂长负全责、负总责，一人决断，可以省却了很多钳制（国有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不能决定厂长的选任，也不能罢免厂长，厂长不对其负责，因此其不可能对厂长形成有效制约），办事效果当然会高。但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厂长决策失误造成国家重大损失，厂长掏空企业导致国有资产巨额流失的案件屡见不鲜，一个个国有企业的破产和巨额财产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流失就是明证。如果没有监控，厂长负责制的高效率完全变成了高效率地掏空、吞蚀国有资产。这样的高效率是多么危险！法人治理模式通过分化权力，使在企业内部没有任何个人可以独断专行。股东会决策、董事会执行、监事会监督，使得公司内部进入一种良性运行的轨道。在此过程中，公司制可能比厂长负责制的运营成本更高，但运营成本与可能避免的损失相比则九牛一毛。正因为如此，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纷纷进行公司化改造、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厂长负责制与法人治理结构的效率关系，正是统合型宪政体制与制衡型宪政体制效率关系的一个真实写照。表面上看，统合型的宪政体制很有效率，但这一决策的高效率往往包藏着巨大的危险。制衡型宪政体制的各机关相互掣肘，运行成本比个人决断要高，但在相互制约的过程中可能避免的专断和腐败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会是多大？难以数计。总之，从成本效益角度分析，统合型宪政体制不比制衡型宪政体制更有效率，恰恰相反。

三、制衡型宪政体制是法治的根本保障

制衡型宪政体制与法治建立在相同的伦理基础和道德假设之上。中国统合型宪政体制的道德假设，是以人性善为基础的，将政府想象成好人政府。由于对人的善良预期及对政府的道德仰赖，国人不相信或不情愿相信他们的父母官会滥用权力。因此，对政府不是监督而是依赖。如果说，对政府有约束的话，主要还是政府自身内在的道德自律。然而这一道德约束是如此的脆弱，即使长期经受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道德观念熏陶的人在权力的诱惑下也不能自持、晚节不保。建国以后特别是近年来腐败案件频频涌现，似乎表明：在遏制权力上，道德自律是多么绵软无力。而权力制衡与法治的道德假设则都是以人性恶为基础。由于人是恶的，政府又是由人组成的，因此，人的恶性必然折射到政府身上。根据这一理念，人们对握有权力的人怀着极大的戒心，并相信：在权力意志的支配下，没有任何人是靠得住的。为此，为了防范其滥权，只能进行控制。此时，对权力的约束不是道德的软约束，而是诉诸法律的硬约束，不企望官员内心的道德自律，而是外在的法律强制。在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下，国家当权者因为滥权而被罢免甚至弹劾从而使其他当权者心存忌惮甚至如履薄冰。由此表明，在权力约束上，外在强制比内心自律更有效。

分权制衡是法治的结构性制度基础，是法治刚性的必要条件，属于法治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法律约束权力不能自动实现，它最根本的途径就是通过权力之间的分离和制约。[13]法治作为国家治理模式，需要确立宪法、法律的最高权威，将国家的任何政治权力纳入法律控制的范围，实现法律主治。不能人亡政息、更不能因言废法。法治作为一种理念和原则，必须诉诸一定运行机制，而分权制衡模式无疑是实现法治的最不坏选择。分权制衡体制强调国家权力的分划，禁绝任何两种及两种以上权力的结合，这样才能防范国家权力的专断，从而保障国家合理的法律秩序。在这一体制下，极大地降低了形成个人极权的可能，削弱了个人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使得任何政治权威身陷法律囹圄无法解脱。有人说，美国总统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下，权力很大，实际上是民主国家的皇帝。但美国总统小布什却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在形容自己的处境时，小布什曾发表过一段精彩的演讲：人类千百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学技术，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14]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到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在分权制衡的体制中，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受到应有尊重，任何武断的权力都不免受到法律追究。立法武断可诉诸宪法诉讼，行政武断可寻求司法审查。在武断的权力与代表法律的权力对峙时，法律的威严往往能够占得上风。

而统合型宪政体制会形成对法治的巨大阻碍，因为该体制中监督的单向性和权力的金字塔架构促成的只能是一个部门最终是一个人的权威，形成人治而非法治的局面。中国统合型宪政体制最大的问题是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却权力虚置，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却不独立。这样对武断权力最有效的监督手段失灵了，防线垮塌了。在这一体制下，司法机关的地位相当尴尬，其不具有独立性，却要求其司法公正。因此，这注定了当下中国司法的险恶处境。而统合型宪政体制不可能使司法独立，制衡型宪政体制却能，这已经被国内外的司法实践所证明。当然，统合型宪政体制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推行法治，中国近些年法治的进步就是明证。但这一发展不可能是可持续的，也没有根本保障。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法治发展值得肯定，但目前已经处于瓶颈阶段。中国法治的进步，更重要的不是立法数量的增加，而在于法律权威的树立以及对政治特权的法律监控。而在这一过程中，法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当下中国的法治进步最关键因素即是确立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而确立司法独立的前提则是制衡型宪政体制在中国的确立。

四、制衡型宪政体制是治理腐败的必然选择

中国目前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腐败，腐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而面对腐败问题，统合型宪政体制无能为力，而制衡型宪政体制却可从容应对。

多年来，中国政府意识到了治理腐败的紧迫性，并对腐败形成了高压态势，对腐败官员屡出重拳，很多官员甚至包括高级别的政府官员纷纷锒铛入狱。可以说，中国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不能说不够坚定，力度不能说不大。然而，让人忧虑的是，腐败并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反而“前腐后继”，愈演愈烈。个中缘由比较复杂，但人们几乎都认识到其中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政治体制没有根本性的变革。为此，中国政府也进行了一些立法上的完善（如监督法）、体制上的改革，但收效甚微。这是为什么呢？在笔者看来，中国对腐败的治理一直没有触及到法律制度的根本——宪政体制。可以说，不改革中国统合型宪政体制，任何表层的、局部的体制改革对整治腐败都无异于隔靴搔痒。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与中国相比，西方国家甚至中国周边国家、地区廉政指数高得多。是这些国家、地区的官员更有职业操守更注重道德自律吗？其实不是，在笔者看来，最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存在制度上的外在约束。在制衡型宪政体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对官员行使公共权力的制约机制，如最近发生的泰国总理沙马案件。[15]因为在这些国家的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体制中，任何权力都得到了有效的监督，权力制约不是空喊的政治口号和法律原则，而是深入政治实践的行为准则。在这一体制中，没有至上的政治权威或者说没有不受法律约束的政治特权。在这一体制中，所有的监督都是双向互动的。这一政治游戏规则意味着，你监督别人，就必须同时受别人监督。由于国家武断的权力在相互控制、对抗中被消融，孕育腐败的温床就不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国家专断权力可能产生的腐败。

统合型宪政体制的问题恰恰在于：这一体制注重体系内的协调一致，而不是相互制约。如果说有监督，即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那只是单向的监督。在这一监督模式下，总存在着监督别人而不受别人监督的特权。众所周知，任何公权力没有监督和制约，都可能被滥用，并可能产生腐败。在中国统合型的宪政体制下，党组织监督人大，人大监督一府两院，但反向监督几乎不存在。其中，党的监督强而有力，人大的监督则相对疲软。尽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存在着现实的异化，但理论上的金字塔式的权力架构使得握有重权的最需要得到监督的权力却高高在上，人们只能仰望。有人说，对权力的监督最基本的是权利监督权力，而不是权力监督权力，这正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色和优势。但这一理论上的设想恐怕只是一厢情愿的推论。由于中国公民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缺失，作为纳税人，公民对理应得到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却感恩戴德，千方百计地施以各种利益回馈。中国民众一方面对腐败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为腐败提供了土壤和温床。当然，中国政府领导特别是高级领导实际上并非民选，而是党组织考核，上级任命的。既然官职的得失全凭上级领导决断，因此，政府只能对上级领导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这极大地削弱了权利制约权力的可能性和合理预期。作为权力制约制度，还应包括各种社会组织的介入，如行业协会、社会团体、基层自治组织等。但目前社会组织发育不甚成熟，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较强的依附性，社会组织对国家公权的制约作用还相当有限。

五、中国制衡型宪政体制的探索

近年来，中国已经意识到了权力制约的重要性，并在体制内进行了谨慎的试探与温柔的改良。司法机关内部已经进行了“三权分立”有益尝试。1999年以来，全国各级法院全面实行以“三个分立”，即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为内容的审判方式改革。将审判权、执行权、监督权进行了适当分割，形成了权力行使上的相互监督和制约关系，从体制上防止了权力行使的无序、失调及缺乏监督。中国的法律实践引发学者们对分权制衡全新认识，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探讨分权制衡基本理论。[16]甚至有人用分权制衡的原理来分析政府采购制度、税务稽查制度、业主代表大会制度。近年来，中国进行的大部门制改革，探索政府机关内部的“三权制约”，即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三权制约”借鉴了“三权分立”的权力制约理念，表明中国政治体制对西方的三权分立的理念从完全排斥到有限借鉴，这是观念上的重大进步。但“三权制约”与三权分立具有本质的不同。首先，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国家权力的制约平衡；而“三权制约”既适用于整个国家公权力的结构和运作机制，也适用于政府部门内部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既涉及权力运行的横向关系，也涉及权力行使的纵向关系。其次，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主要注重权力制约权力，而我国的“三权制约”更注重权利制约权力，这里的“监督权”不是仅指司法权，更多的是指人民监督、舆论监督。[17]由于“三权制约”是在中国现行宪政体制的框架内局部改进，其宗旨或基点仍为三权之间的统合，是在统合基础上的制约。因此，这一改进的效果还有待于中国政治实践的检验，其运行机制的设计和现实可行性仍缺乏实证说服力。更重要的是，这一改良措施不可能克服原来体制中固有的根本性缺陷，不能真正地实现权力制约，也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更不能解决反腐败难题。但这尝试体现出来的对权力制衡体制从绝对排斥转向有限接纳，是中国从部门内权力制衡到部门间权力制衡迈出的坚实一步。其实，制衡体制在民间也曾有过个性实践。不仅如此，自治团体与群众性自治组织也在管理模式上进行过创新性改革。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圭叶村把审核财务的一枚印章分成五瓣，分别由5名村民代表各管一瓣，经他们审核同意后把梨木合起来盖上，村里花出去的钱才能报销。该举措隐含的权力分立、权力制衡的宪政理念。[18]

然而，中国实行制衡型宪政体制，是否要完全效仿西方某个国家三权分立的模式呢？当然不是，同样是权力分立，西方国家的体制各有不同，也许制衡体制没有唯一的标准或者统一的模式。美国的模式注重国家权力平衡；英国模式的特点是议会主权；法国模式则特别注重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离，以至于行政诉讼作为行政权的一部分与司法权区分开来。制衡型宪政体制完全可以在中国的原有体制上进行改造，而不是将中国原来的宪政体制推倒重建、另起炉灶。

首先，在中国建构制衡型宪政体制并不意味着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制衡型宪政体制并不与多党制完全对应，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质也是“一党执政下的三权分立制”。因为“政党轮替”仅仅是挑可以执政的政党，选举获胜后，政府的运行还是要靠一个政党来操控的；当然也有联合执政的情况，但是联合执政也是只有在联合者做出一致决定的时候，其执政意图才能实现。[19]虽然制衡型宪政体制更适合多党制，甚至多党制是制衡型宪政体制的源头活水。但不能因此否定在非多党制的国家搞制衡型的宪政体制的可能。在一党独大的国家，制衡型宪政模式并非个例。尽管一党制在相当程度上会抑制制衡型宪政体制的生长，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存在着现实的合理性。因为，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保障，中国也没有实行多党制的社会基础。这就意味着，中国分立型的宪政体制只能在这一前提下实现。

其次，制衡型宪政体制也不意味着否定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实，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不是仅仅简单地把国家权力进行切割划分，即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相互平起平坐。有的国家突出了代议制功能，如英国的议会主权；有的国家强调司法独立，如美国的司法优位。中国实行制衡型宪政体制并不应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应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扬弃，即肯定基础上的否定。既然中国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在形式上的制度架构已然具备，将来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改造。也就是，肯定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代议制的组织形式，肯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民主政治的根本制度机制，肯定在国家宪政体制中，人民代表大会相对于“一府两院”的优越地位。但否定的是人民代表大会“议行合一”的体制，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度的协作缺乏制约的模式，否定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单向监督关系。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转化为分权制衡原则。[20]完善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方式，严格要求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改善党对国家机关实现体制外监督的状况。

当然，未来中国制衡型宪政体制需要进行精心设计，在创新机制中，设立相应的权力制约程序是非常必要的。权力制约程序既包括国家公权力的相互制约，也包括不同公权力行为的相互制约，还包括同一公权力行为不同过程、步骤间的相互制约。但显然这并不是现实的任务。因为，目前关键的问题是思想的解放、理念的转变。思想不解放、理念不转变，制度设计无论多少精妙，都是徒劳。也许，这一转变将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注释：

[1]崔文华：《马克思否定“三权分立”的原则吗？》，天益网，2006-6-14.[2、3]易中天：《帝国的终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第8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224页。

[5]陈贵民：《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6][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页，转引自陈贵民：《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7][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61页。

[8][苏联]斯·弗·鲍鲍托夫、德·伊·瓦西里耶夫：《法国模式的法治国家》，《法学译丛》1991年第1期。转引自陈贵民：《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9]1936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五五宪草》，第一次把中国国体定性为三民主义。这无异于把一人一党的信念强加于一国，开创了利用宪法实行“党治”的先河。引自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132页。

[10]姜明安：《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进程回顾——教训与经验》，《政法论坛》2005年第5期。

[11]按照几何学，三点确定一个平面，三点是确定平面的最低要求，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三角能够稳定立体结构。三权制衡在制度设计上能更大限度地降低政治体制的运行成本。五点不是确定一个平面最经济的形式，五权宪法比三权宪法会造成运行成本的增加。而且五个机构之间相互关系比较散乱，制衡的效果也令人质疑。其实，“五权宪法”对中国的宪政实践的影响很小。即使在台湾，这一体制当下其实也已经名存实亡了。

[12]宪法学者童之伟教授曾因为“议行合一”存在弊病，呼吁“议行合一不要再提”。但作为中国宪政体制的渊源，又不能不提。

[13]陈贵民：《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14]胡锦光主编：《宪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15]泰国总理沙马因为在任期内在电视上从事商业活动被宪法法院判为违宪而被解除总理职务。

[16]如李蓉：《刑事诉讼分权制衡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17]黄庆畅：《姜明安接受人民日报采访谈“三权制约”与“便衣警察”》，《人民日报》2007年10月31日。

[18]岳建国：《从“五合章”看“分权与制衡”》，红网2007年12月4日。

[19]《三权分立制度真的不适合中国国情吗？——与黄启元先生商榷，/5931682.html，2007-12-31（网上博客论文未标明姓名）。

宪政体制范文篇3

关键词：宪政体制社会稳定价值功能

一、概述宪政与稳定

在中国，社会稳定是社会各项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当代中国的最高利益。稳定成了中国的核心词之一，被看成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事实上,维护稳定保平安一直是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头等大事。在当今世界局势动荡、国内矛盾凸现的环境下，我们党和政府适时地提出以科学观推动经济这个首要任务的发展，以构建社会稳定为目标多管齐下来维护社会稳定。

所谓社会稳定，是指社会规范有序和合理渐进的发展，而非“太平盛世”下的“死水一潭”。不稳定源于当前我们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在解决社会矛盾中出现了新的矛盾，诸如社会道德缺失，公平正义失衡，造成贫富差距悬殊，心理承受力过限等等。造成不稳定的不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根本力量，但这一力量能否真正发挥积极的作用，取决于我们对社会公平问题的真正解决。如果社会公平解决好了，人民群众就会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力量；如果不去解决或者说没有解决好，就会把人民群众推向社会稳定的另一面。稳定并不是目的，我们是要通过稳定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创造条件，满足人民的需要，进而实现人的发展。所以，不能为稳定而稳定，更不能为了稳定而去压抑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

在目前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从西藏事件、火炬风波，到四川地震中的人祸、瓮安事件、闸北袭警，种种迹象显示，我国的社会稳定问题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数量增多，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扩大，尖锐和对立的程度加剧。群众上访事情增多，很多被压下去的还不算，其中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占有大量的比重。大家都会确信，上访者不可能象孙姓专家所说的“99%都是精神病”，反而说明我国的法制不健全或者法制运行不健康，法制没有能很好地实现其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和价值。

实施宪政体制，依法治国，依靠法制实现法治，实现公平正义，使人民信服，有利于社会稳定。

所谓宪政，即宪法政治，是指坚持以人为本的、奉行宪法规则至上性的法治政治。具体而言，宪政是"国家依据一部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宪法进行治理，以实现一系列民主原则与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厉行法治为基本保证，以充分实现最广泛的人权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制度。"[1]总之，宪政就是以宪而治的法治政治，这种法治政治谋求人的主体性与政治的规则性的统一并最终体现在宪法规则之中。宪政包括所有获得实施的宪法制度，譬如民主、法治、分权、联邦主义以及对基本权利的保障。

二、宪政具有维护稳定的价值和功能

（一）作为根本大法，宪法本身即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价值

宪政体制应该是法律至上，维护宪法的权威。法律权威源自并从属于宪法权威，法律至上首先是宪法至上，法律之治核心是宪法之治，法治的根本是宪政。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正是以其作为“最高的规范”以及由此产生的最高效力，使法制的统一、协调得到维护。宪法规范“作为整个法律秩序的效力的最高理由，就构成了这一法律秩序的统一体。”[2]这是任何其他的法律规范所做不到的。宪法是社会稳定实现的根本保障。

亚里士多德曾经系统论述过政体（宪法）的稳定作用。“共和政体，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是我们这里所涉及的各种政体中最为稳定的类型。”以为中产阶级的人数多而财产充足，就能平衡富有和贫穷阶层的势力，而使国家少有党争之祸。近代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宪法确认革命成果和新秩序，达到新的稳定。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维护统治阶级的稳定也是其首要任务。宪法是稳定的，但也不是静止不变的，宪法的变化源于社会发展的变化，只有当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中的冲突与矛盾非常尖锐，社会矛盾要突破宪法而引起宪法危机时，改变宪法就不可避免，只有通过宪法的修改来稳定社会。因而，我们说，宪法的产生、发展具有稳定社会的价值。

新中国宪法对中国实现社会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调整国家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国家的各种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方面由宪法来规范和调整，如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其他最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宪法是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最重要的调节器和安全阀，对于解决国内各种重大矛盾和冲突，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宪政保障公民权利，保障公民权利有益于社会稳定

在近现代社会，保障公民权利的享有，是通过民主宪政体制得以实现的。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标志我国法治进程的重大进步。在今天弘扬人权保障，意在恢复在近现代化进程中被异化了的人的主体性地位。在宪政框架下，保障人权构成了宪政的终极价值诉求，人权保障已经成为普适性的宪法原则。宪法对人权实定化，确认基本权利和自由并予以保障，是宪政的本质核心。

正如有学者所言：“一个政府强大与否，稳定不稳定，全凭它能否在完善其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二者之间求得最佳值，适时适度地调頻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共振，奏出政治上的谐调。”[3]这种民主宪政体制体现着民主政治与法治原则，旨在保障公民权利的享有。

人权主要表现为法律权利，法律权利的表现形式即为公民权利。一个国家的人权保障如何，主要看其公民权利的实现多少。在民主宪政体制比较发达的社会，保障公民权利的享有，是该社会的义务和民主宪政体制的目的。在政治上，公民权利的享有，本身就体现着民主政治和法治原则，而这本身又是民主宪政体制所具备的基本原则。公民权利的享有必将进一步健全这种体制，从而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在经济上，公民权利的享有，意味着公民个性的完善和公民自身能量的尽情释放，这必将推动经济的发展。因为与民主宪政体制相适应的必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又是目前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自由经济，一种权利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之一的公民，其权利的享有必将有利于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利益主体，表现在社会结构中就是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自然会有其不同的阶层群体意识、不同的利益获取与维护模式。所有这些群体阶层合法的利益，都要、也都必须要一视同仁地去尊重、去保护。尤其在今日的中国，尊重人更多要体现在尊重最广大人民群众方面，这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前提。可以这么说，当公民权利的享有与民主宪政体制保持在高水平的平衡状态下，则这社会便是长期稳定的社会。作为联系国家和公民纽带以及构成国家基本制度模式的民主宪政体制一旦被摧残，势必带来社会的巨大不稳定。

真正实现有机的、良性的、持续的、健康的社会稳定最终还是要靠坚持“以人为本”。良好的体制能造就人，保障权利和权力和谐互动，保证社会稳定发展。

（三）实行民主宪政建设法治政府，法治政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导力量

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是两个相对的概念，限制政府权力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保证公民权利就要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本保障是实行民主宪政，民主宪政追求的目标正是社会的和谐。我们要的不是极权政治下粉饰太平的绝对稳定，而是民主宪政下的社会规范有序和合理渐进发展的相对稳定。绝对稳定不是真正的稳定，相对稳定则是理性的动态的稳定，这种稳定意味着公民权利的享有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稳定的“动态”幅度因富有理性的、合理的力量推动将愈趋平衡，从而使社会愈趋民主、法制与理性。制度是秩序的先导，没有民主宪政制度，就没有宪法秩序和宪政秩序，从而就不可能建设民主法治，也不可能建设法治政府。

法治政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导力量。一个依法行政的政府是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稳定，在稳定基础上维护社会稳定的稳压器和助推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实现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度相互适应的统一协调状态，是政府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也只有执政党及其政府才有这种政治调控能力。

各级政府作为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法定管理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的进程中始终处于支配地位。稳定的社会之不仅依靠市场机制或仅仅通过社会自治去实现，同时需要政策引导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疏导机制、社会控制机制和权力监督机制。而这些社会性机制只能由以执政党和政府为主体的法定政治机构与社会公共组织及其公民社会来共同建立和发挥。比如，社会稳定必须是能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的社会，特别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需要及时得到处理和化解，否则会引发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政府通过加强制度建设、畅通表达渠道、健全和实施行政复议制度等积极措施，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妥善而及时地疏导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对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将起着关键的作用。在维护社会稳定的伟大工程中，各级政府都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规划、积极推进的主导性作用。

（四）权力制衡优于法律监督，权力为民所用让人民满意

宪政就是动态的宪法，是宪法在社会生活中的运作过程。宪政的实质在于通过对政治社会中的主要政治力量的权力的限制和制约，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权力是一柄双刃剑，是一种“必要的罪恶”。权力运用得当，可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民福祉的强大力量；运用不当，则会成为阻碍社会发展、侵犯人民权利的专制工具。权力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势必会走向滥用和腐化。这是由权力运行的本性决定的，是适用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一条普遍规律。

宪法首先是限权法，对权力实施必要的控制是权力良性运作的关键。权力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强大的力量，必须用另外一种与之相当或更强大的力量来制约和监督，才会循规蹈矩。英国哲学家洛克说：“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强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强力对付强力。”[4]孟德斯鸠也说：“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5]

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绝对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已深入人心，但人们对权力监督与权力制衡关系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我们应该明确权力监督的法治地位，但同时，我们不能将权力监督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惟一权力约束形式，不能用权力监督替代权力制衡。真正将权力制衡原则运用到法治建设中去，才可能从根本上预防和杜绝腐败。道理很简单，在权力制衡中，“破坏和滥用准则是有限制的，因为法律的执行人最终发现自己也不能摆脱法律的判决”。西方著名的“分蛋糕理论”告诉我们，设计一个良好的权力制衡制度最重要。

近代法治产生后，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法治原则替代权力监督，成为民主政治最主要的制度保障，从而使权力监督和权力制衡有了明显的区别。而在民主政治中，权力约束最主要的形式是权力制衡，权力监督只是一种从属性的权力约束。从逻辑上说，权力监督中的权力，是一种外在的权力，从功能上说，它最多只能起到事后的作用。同时，由于监督权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它也必须受到监督。于是就会产生一种监督权由谁来监督的问题。这种监督无限累加的怪圈，是传统监督制度永远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腐败的根源。而权力制衡中的权力则不同，它是一种内在的权力。在权力制衡中，每一个权力行使者都具有权力的行使者和权力的制约者的双重身份。权力的行使者不仅受到其他权力的约束，而且也同时约束着其他权力。这种约束中行使权力，而行使中又约束权力的机制，跳出了传统监督中“监督权由谁来监督”的无限累加怪圈。

如果用代表民意的选票决定权力，还用得着那么多的上访吗？民众有合理的表达诉求的途径，能真正掌握监督的权力，民意就能顺畅，不至于日积月累，导致隐患。

三、如何实行宪政维护社会稳定应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宪政具有维护稳定的价值和功能，那么在实行宪政来维护社会稳定上，笔者着重探讨以下几个应该处理好的问题。

（一）加强制度建设保护好公民权利来维护社会稳定

党和政府应该转变观念，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真正使人民群众成为改革发展的受益者。党和国家的施政方针，洋洋洒洒，把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实际结合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何等地激动人心，鼓舞士气。但是，经过一级一级的党委政府的贯彻执行，最后很多变成了政策的对策，俗话说“好经都被歪嘴和尚念歪了”。有多少领导干部能象孔繁森那样“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执行政策真正做到“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了吗？有些领导干部前呼后拥地下基层考察调研，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不给当地添麻烦就算好的。政府和官员的胡作非为层出不穷，按下百姓反应强烈痛心疾首的贪污腐败先不说，仅以去年年末的“苏州强拆报亭”小事件为例。看市委书记给出的拆报亭的理由：一是这些报亭这些年一直没有经过审批；二是审批是区级政府的职能，为了整体规划也是由区级政府实施拆迁的。政府一纸公文就将在多年的报亭全部拆除。难道区级政府不是市政府的下属？政府就可以以错易错而不顾及百姓的想法侵害他们的利益？为了“公共利益”是政府乱作为的很好的名堂。无论如何，为了公共利益非要拆除报亭，也可以人性话一些的，要考虑到百姓被侵害的权利和受到的损失以级对报亭的公众需求。中国的百姓并非那么刁钻和强硬的。我们公民权利的现状，类似于经济上，“国家有钱了”，可离“人民的普遍富裕”还相差很远。

在我看来，政治思想理论教育或者领导干部的内在素质，都不足以起到约束警示其廉洁奉公守法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用，那要靠什么呢？我们认为靠得住的是制度。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迫切需要，制度建设亟待加强。借鉴西方的宪政理论的合理部分，来完善我国的基本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是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美国的政客常讲“我们要用野心牵制野心”，即是以权力遏制权力。有权力就有野心，有权力就有腐败，有绝对的权力就有绝对的野心和腐败。我们要用制度约束人，使其在野心和腐败的成本在与正确运用权力之间倾向于选择后者。当他们行使权力侵害公民权利时，真真切切该付出代价的。如同平面之上三角形最稳定，这种框架是可以设计的。

（二）政府转变观念和职能，发挥维护社会稳定的力量

民主和法治是宪政中密切相关的重要内容。我们习惯于“青天大老爷”来“为民做主”，现在看要反过来，他们是人民的仆人，应该实行“民主”。近代的民主法治国家不能把国家的安全与社会的稳定寄希望于领导人的个人能力和魅力，不能因为领导人的变更而影响国家的安定，而是用一套完整实用的制度来延续政策的延续性和权力的平稳更迭。一个专制下的铁腕人物更容易比一个宪政体制下的能力平平的领导带给国家和社会稳定的风险。

在我国目前的体制中，虽然常提及“一府两院”，但并非真正的并列关系，政府是和党委、人大并列的。无论是人事、财政，司法机关都受制于地方政府，不可能不接受他们的管束。政府领导司法，司法行政化。政府因此就比较忙，管了不该管的事情。比如现在的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多是民众可能还是喜欢找政府，尤其是依照司法程序难以改变的问题。上级司法机关不能作出改变，就找当地政府，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可以管到司法机关的，政府也愿意越俎代庖。行政的决定就影响了司法，司法因为行政的介入而丧失威信。政府有权有钱，实在不行了，最后就来个花钱压上访，花钱买平安。在某些人看来，摆平就是水平。

这种状况应该改变，限制政府权力，规范公仆政务。政府的归政府，司法的归司法。如果是因为法律上的问题，最终的裁决就应该由司法机关依法作出。政府包揽司法的事情，甚至宁可破财消灾，损害了法律的权威，甚至助长了无理取闹。某些部门忙而且烦，恐怕有些事情是自己找的。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着重解决的是司法的不公，是法律问题，政府以钱代法，但是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如果不能做到每个上访者的都得到钱，仍然不公平，都给钱，怕也给不起。我们不要堵塞、压制、掩饰出来的表面稳定，而是要通过疏导、化解、消除而出现的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本质稳定。先贤大禹治水尚知疏浚河道，不能一味地封堵，堵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难免水流量大时冲垮河道。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服务型政府，它以人本精神为理念，以行政法治为准则，以有限政府为模式，这与宪政所包涵的人权、法治、有限政府在价值追求、制度保障、外在形式上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同时，服务型政府所包涵的民众参与的治理以及政府服务方式的社会化、市场化，均体现了一种民主参与精神，而宪政的价值追求与制度安排，也贵在建设、重在落实，这都离不开公众参与，民主行政构成二者在建设途径上的契合。倾听公众的呼声，增加民众的参与，有助于依法行政，有利于社会稳定。

“人民政府”是为人民而不是管人民的，我的政府应该由“大政府”向“有限有为政府”转变，该是你管的管，该是你管的要管好，“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近几年，我国的政府治理观念有所转变，很多单位由原来的“管理”都加入了“服务”的字样，但是不仅要形式上的转变，实质的东西更重要。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高效、有限有为、服务的民主法治政府。

（三）处理好党、政府和司法机关的关系，保障法律的良好实施

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相互关系，是政治体制改革与司法改革的共同难题。其难点在于如何既保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又不致损害司法工作应有的独立性。

宪法与政党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一方面,宪法源于政党,宪法是政党活动的产物,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政党制度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宪法制度;另一方面,政党依赖于宪法,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尤其依赖于宪法提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6]党和政府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行事，不得逾越宪法和法律。

保障司法独立，既要靠党的领导保障，也要法律制度的保障。改善共产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无非是把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注意力从个案的协调督办转移到对司法工作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领导，将党的主张贯彻到司法工作中去。党的领导是，具体而言，司法机关是由党委政法委领导的。目前政法委成为了党内唯一一个直接凌驾于国家权力机关之上的专门组织。政法委在综合治理、维护稳定、平安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领导职能和作用，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应该是宏观的原则性的，不该插手个案的评判。如果本来平稳的公检法三角形的关系，政法委在外部施加一个作用力，整体就会沿着其推动的方向变化了。政法委员会对公检法三机关工作的领导和协调，构成了一种对司法机关有约束力的权威。当具体的个案处理在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存在不同意见和做法时，政法委的协调作用变得非常重要。然而，三机关从意见分歧到协调行动，意味着其中某个机关要作出让步，全部或部分放弃自己的主张。如果放弃自己的主张在具体的个案中意味着放弃法律的原则，那么，政法委的协调实际上削弱了司法的独立。协调的过程，既是矛盾的解决过程，也是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紧张关系的产生过程。在党内，“法检两长”职位应高于公安局长，最起码也应处于平级地位。公安机关领导不应兼任地方党委常委和政法委书记，可以兼任副市长序列职务。既然政法委能指导协调司法机关，就能影响到司法，这里确实有个度的问题。在党的领导和司法独立的问题上，如何教好地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还需有识之士进一步探究。

司法的独立本身既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又是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司法的不独立，司法的行政化，容易受某些权力部门影响而致使法律被“瞎折腾”。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中共总书记提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全场报以会心的笑声。当国内外舆论还在就“不折腾”的含义进行折腾的时候，现实生活的折腾接二连三，令人大跌眼镜。富豪黄光裕被拘押之后，涉案高官郑少东是“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的提出者。陈绍基正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实行特赦的建言者之一。或许他们的言论及建言当初听来似乎没有问题，却经不起事后放到黄案背景下的联想。官商勾结是否已进入影响政策制定、以政策保障联盟利益的“高级阶段”？随之而来的是相关某省检察院公布类似的关于帮助企业解困的意见。笔者绝非要恶意度人，更不认为该检察院的初衷就是要为罪恶提供保护伞，但五个“正确区分”加上“六不准”，某些罪恶完全可以瞒天过海，甚至挟天子以令诸侯。更何况在中国，上纲上线是拿手好戏，打擦边球更是蔚然成风。此处所谓的“不折腾”，主要意思应该是讲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包括政策与法律的连续和稳定。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面对金融危机，司法机关半路横刀杀出，是保障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还是让某些企业、甚至有犯罪情节嫌疑的企业管理者得到荫庇？种下龙种，收获跳蚤，结局难以推测。还有某省高级法院院长要求法官脱下法袍走群众路线。穿不穿法袍形式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法官能否公正司法。

司法改革就要去除司法机关的行政化，有必要使中国的司法机关做到真正的独立，并且司法官个人也要独立，这样才能保证司法官之上只有法。早就有学者提出司法机关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这或许是一个权宜之计。现在的行政诉讼法修改案因此就修改了原来的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审理行政案件，添加了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一点，这是中国法治的一个很大的进步。

不仅要去除司法的行政化，还要对行政进行法律监督。在民主法治社会，政府和司法机关是并列的，其行为可以受到司法机关的监督和审查。在进一步酝酿司法改革的今天，行政执法行为是否可以明确纳入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的监督？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两法”的衔接问题，虽然有已有相关规定,但从目前实践看,各级行政机关的查办案件数逐年增加,但真正进入司法程序的却与之并不相称。要想达到理想的效果，不能限于操作层面取得的进展，还要在体制层面取得突破。令人欣喜的是，“两法”衔接工作得到充分重视，已被列入今年司法改革的重大课题。

（四）厉行法律监督真正做到“有法必依”和“违法必究”

我们不讲权力制衡，实行的是权力监督。以权力制约权力是一种内部监督，但是没有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外部监督更直接、更关键。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必依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心环节，违法必究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保障。如何做好法律监督，确保正确行使权力保障权利，“有法可依”的中心环节要靠“违法必究”来保障。

法治所追求的价值是公平正义，正如罗尔斯在他的《政治自由主义》导论中所指出的，正义——“公平正义”——“构成了民主社会制度最恰当的基础”。[7]不公平的社会就造成民众的不满，就会积攒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追求权力的公正行使，当以社会制约为保障。社会制约的实质是形成对权力的社会上的多元制衡，而不仅仅是权力之间的制衡，社会力量的监督也是不可或缺的。

现实中，执法落实和监督环节处于疲软，在诸多行业领域都不同程度存在，如我国相继颁布了20多部环保法规，可江河湖泊仍被污染的不成样子；安全法规也不少，可缺少严格落实导致事故频发；食品行业的法律法规更是规范，但监管缺位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民众忧“食”冲冲等等。法律没有被落实和执行，这是立法的失败，是有法不被信仰、不被尊重。

为什么会出现“有法不依”？一些执法者并不敬畏法律。有多少出了事情的领导，或者暂时压下，避过风头，或者异地调换，掩人耳目，身甚至很多带病提拔，没多久东山再起。只有建立国家机关行使权力的责任制度，包括责任追究和赔偿制度，切实做到权责统一、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才能使权力行使者不敢恣意妄为。

在社会力量的监督中，网络媒体远远胜于传统媒体，在监督上显示了其强大的力量，是一把极具威力的杀手剑。网络使普通百姓真正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从而真正实现了公民的舆论监督权。网络方便快捷，大大降低了普通百姓表达和传播个人意见的“门槛”。网络的匿名功能使得网民在表达个人意见时能畅所欲言、直抒胸臆，而不必有所顾忌。我国网民人数众多，分布广泛，网络舆论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民意。

频繁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发言十分钟，八分钟是赞歌，两分钟或许提出点实质问题，用法学名师房保国的话来说“貌似都是正确的废话”。黑暗里滋生出来的东西见不得光，在了解社情民意，检举揭发，申诉请愿方面，网络显示了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强大力量。尽管互联网鱼龙混杂，但不能因此抹杀它的贡献和功劳，如今网络已经成为非常重要、不可替代的新闻来源和最早的黑幕揭发者。如果没有网络，不知有多少矿难难见天日，不知有多少食品安全事件继续被忽视。所以，我们要感谢互联网。虽然网络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要善待网络。某些人以各种名义限制封堵网络，最终阻挡不了网络监督的强大生命力。我们该创造更多的途径，利用网络的巨大优势，让各种言论都能加以充分表达，最终应当相信人民的判断和选择能力，才是合理的解决之道。“让人民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只有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的这两句话值得“狂顶”。刚刚被“双规”的某省纪检委书记说的很好——“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也该顶。

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就的今天，与之相适应的，彻底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的有效之道，是搞好政治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1]李步云著：《走向法治》，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2。

[2]［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41.

[3]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5。

[4]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P95。

{5]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P154。

宪政体制范文篇4

1.贫富悬殊：收入与财富

世界银行1997年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8，在此前后，国内外几个研究机构研究的结果与这个结论大体类似。按照世界银行的分析，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中国的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报告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如果短期内没有政策来调节的话，还会继续恶化。

在2002年亚洲开发银行第三十五届年会“中国日”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指出，按照国际通行的判定标准，中国已经跨人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中国当前社会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1]这是中国首次公开承认进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按照世界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Best）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Normal），但超过0.4就算进入警戒状态（Ware），达到0.6则属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Danger）。

数据表明，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反映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仍在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提高。根据有关的数据推算，中国的基尼系数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2年为0.460.这说明尽管收入差距的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遏制。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收入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一项研究预测表明，未来5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将面临新一轮的增长期，但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已经不可避免。因为一方面中国“人世”之后，外资、外企与内资、内企的人才争夺战会愈加激烈，高素质人才的收入会迅速提高。另一方面，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加上城镇失业率的上升，致使普通劳动者供大于求，收入水平难以提高。[2]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仅表现在收入上，同时也反映在财富的占有上。根据樊纲教授提供的数字，截至2000年底，我国社会资产性财产总量共有38万亿元。在这当中，国有资产占26％，国内居民个人拥有57％，另外，集体和港澳台商人及外商占有量都不到一成。在金融资产中，包括手持现金、储蓄存款、有价证券等，政府、企业、住户拥有金融资产的比重分别为18.6％、31.7％、49.7％。也就是说，改革前那种几乎是国家垄断了所有重要资源的状况，已经转变为社会一半以上的财富由私人拥有了。但这种财富的拥有是相当不均衡的。在20万亿元的国内金融资产中，80％为占总人口30％左右的城市居民所拥有，其中近一半又被只占城市人口20％的少数高收入阶层占有。也就是说，占总人口6％的人占有了40％的金融资产。[3]其他的一些调查也证明了这种财富拥有格局的存在。不过，另外一些调查表明，财富的集中程度要更高。比如，一项在1999年进行的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表明，不足5％的富人占有当时全国居民储蓄存款总额6万亿元的一半，即3万亿元人民币。

2.两极社会的定型化

收入分配与社会的分层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地说，在一个常规化的社会中，收入和财富占有上的差别，总会固化为社会的分层结构。而目前的中国，正处在收入差距固化为社会分层结构的过程中。

在目前的中国，收入的差距和财富拥有的不平衡，正在开始定型化为一种两极化的社会结构。在这种两极化的社会结构中，一端是以拥有大量财富为特征的社会强势群体，另一端则是以拥有众多人口为特征的弱势群体，中间阶层则发展相当缓慢。

在强势群体方面，社会中的资源和财富正在向这个群体集中。在80年代，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呈现出一种扩散的趋势，改革也曾带来一个短期的平等化效应。但在进入90年代之后，社会资源配置反转过来，呈一种重新积聚的趋势。其结果是，社会中的各种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地区、少数群体甚至少数人的手中。可以说，自90年代以来，一个拥有了社会中大部分资本的强势群体已经成形。构成这个强势群体的，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而在整个90年代，则是这三部分精英形成共识和建构联盟的时期。

而在另外的一端，则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弱势群体。这个弱势群体主要是由如下的几个部分构成：除了部分富裕农民之外的贫困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中的失业下岗人员。

这三部分人几乎构成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个群体首先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同时，这个群体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也是很弱的，甚至在文化和话语的生产上也处于弱势的状态。与其他国家的弱势群体相比，目前中国弱势群体的结构性特征主要表现在：这个弱势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并不是由于自身的劣势沦入这个群体的；群体本身具有高度的同质性、群体性和集中性；这个群体中的某些部分与整个社会的结构处于断裂状态。[4]

二、两极社会与权利失衡

报告提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期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如果短期内没有政策来调节的话，还会继续恶化。

1.两极社会的背后是权利失衡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因素是什么？对于导致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的讨论，比如，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问题，贪污腐败的问题，瓜分国有资产的问题等等。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不同的因素会共同加剧着社会的不平等？这些因素为什么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对贫富分化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些制度或因素本身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种种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可以说，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

2.权利失衡-出租车行业的案例

最近的一篇有关北京市出租车行业的调查报告，详尽地分析了北京市出租车行业的运行情况，同时也给我们分析贫富悬殊是如何形成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5]北京的出租车行业（可能全国许多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是-个被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

按照这些出租车司机的说法，他们每个月的营业额大约在9000元左右，即每天大约300元。

但这营业额的一半左右，要作为“份钱”交给出租汽车公司（据上述报告，份钱最多的达到5000多元）。除此之外，这9000元中，还要包括下列支出：燃油费1800元左右，修理费约400元，车上用餐费300元（每日10元），应付罚款等其他

开支每月100元，每年的出租汽车车辆、计价器年检费等费用合计每月平摊30元，个人收入调节税每月60元。扣除上述开销后，出租司机的实际收入大约为每月1800元（这个收入水平也为一项全市的调查所证明）。如果发生生病、严重违章以及其他事故等情况，可能连1800元的收入也无法保障。而且，这表面看起来还可以的收入，是以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有关调查表明，出租车司机平均工作时间都在每天13小时1221-，就是说，如果按每天8小时标准工作时间计算，在工作时间里将份钱和其他必不可少的开销挣出来就算不错了）和节假日不休息为代价的。即使是以1800元计，我们也可以看出，它只相当于上缴给公司的不到1／2，甚至只有1／3稍强。

那么这种收入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在过去，昂贵的购车款是由公司支付的。在那种情况下，出租车司机每月向其交纳一笔可观的“份钱”作为租车款，还情有可原。但近些年来情况已经明显不同了。首先是车价大大下降了。正如有的司机所形容的：现在的夏利10万元可以买3个。二是现在的出租汽车公司已经用风险抵押金等名目，基本将购车款转嫁到司机的头上。就是说，一个司机要租用公司的出租车，要向公司交纳3万到5万甚至更高的风险抵押金（达到甚至超出夏利车的车价），许多跑“双班”（一个车由两个司机跑）的出租司机开一辆旧夏利给公司交的风险抵押金高达8万元。尽管从理论上说，在合同期满后风险抵押金是可以退回的，但正如上面的报告所披露的：许多人离开公司的时候，风险抵押金已经被公司连扣带罚所剩无几。[6]这意味着，至少从逻辑上来说，购车款基本是由司机垫付的（司机普遍将这称其为自己的投资）。正因为如此，有人说，现在的出租车公司实际是空手套白狼。但从最后收入的分配上来看，同时付出购车款和劳动的司机只能得到收入的1／3，而出租车公司则得到2／3（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一些由公司承担的费用和成本，故不能完全看作纯收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收入分配的格局？许多人将其归之为出租车行业的垄断以及大量想做出租司机的人的存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所谓劳动力的几乎无限供给）。这当然是没错的。但问题在于，只要是在这种垄断行业中，只要是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失衡的情况下，这种极端不公正的收入分配就是天经地义的吗？就是必然会存在的吗？实际上，这当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劳资双方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是高度失衡的，或者说达致追求利益能力均衡的机制是缺乏的。正如有关的调查所表明的，在签定有关的合同时，作为劳方的司机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试想，如果有能真正起作用的出租司机的工会组织，有工会与公司之间的工资谈判机制，有工会可以施加压力的制度化手段，利益分配上的如此不合理的状况就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即使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而事实上，为了保护劳方的利益，我国从90年代中期就开始推行集体协商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对企业内和行业内的集体协商制度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而且特别突出了工会组织在其中的作用。但在出租车行业中，似乎并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这样就使得一盘散沙的司机缺少用集体或组织的方式为自己争取合法利益的机制。可以说，正是这种权利的失衡，造就了一种高度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

在目前的中国，收入的差距和财富拥有的不平衡，正在开始定型化为一种两极化的社会结构。

3.追逐利益能力的差异：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

追求利益的能力与权利的失衡，已经开始成为形塑中国的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结构的一种重要力量和机制。如前所述，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两极化结构就开始形成和定型化。而追求利益的能力与权利的失衡，就突出地表现在两极社会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其实，所谓强势或弱势的概念，首先指的就是社会影响力或是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强势群体一方，前述的三部分精英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个强势群体的社会能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在90年中前期实行经济紧缩的方针时，一些房地产商赞助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研讨会，由经济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开端。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形成的能力。在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这个强势群体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和主张。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弱势群体的许多机会，是由强势群体提供的。

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这首先表现在，弱势群体在国家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根据1999年2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中国人权发展50年白皮书》，1998年初选出的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共2979名，其中，工人农民占18.9％，知识分子占21.08％，干部占33.17％，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占15.44％，解放军占9％，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占1.17％，归国华侨占1.24％。很显然的，弱势群体拥有的众多人口与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代表的比重是很不相称的。而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弱势群体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如游行、请愿、罢工等。在西方市场国家中，弱势群体即使拥有这些权利，他们也仍然处在弱势的地位。而在利益已经高度分化，弱势群体连这些最基本的权利也没有的情况下，他们就只能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

三、权利低水平均衡下的非制度化生存

1.权利的低水平均衡与非制度化生存

那么权利的失衡是如何形成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注意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在正式制度层面上的权利低水平均衡。更确切地说，目前我国各群体在社会权利上是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低水平均衡与非正式层面的事实上的权利失衡结合在一起。

让我们首先来看权利的低水平均衡。所谓权利的低水平均衡，在现实的层面上表现为，对社会各个群体-包括穷人和富人-的权利保护均处于一种很低的水平上，并由此形成了一种低水平的权利均衡。在最近一段时间，“私有财产人宪”的问题引起广泛的关注，与这种权利的低水平均衡有着直接的关系。事实是，在我们的社会中，无论是富人的财产还是穷人的财产，都缺少法律的和制度化的保障。前者如资本创造的财富，后者如城市中被强制拆迁的住房和农村中被强制征用的土地。而在市场经济所创造的新的社会关系中，这种权利的保护就更是缺乏。如在面对政府的时候，私有企业的权利是什么？在面对劳方的时候，资方的权利是什么？在面对资方的时候，劳方的权利是什么？在面对政府的时候，普通民众的权利是什么？对于上述诸如此类的权利，不仅缺乏保护，甚至连基本的界定都付诸阙如。

正因为对各个群体的权利均缺乏正式的、制度化的保障，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相当普遍的“非制度化生存现象”。举例来说，在经济生活中，如果一个企业遭遇到被政府部门处罚之类的事情（不管自己是否

有过错），通常的做法是：首先看政府有关部门中有没有熟人或“关系”；如果没有，就要尽力搜寻朋友、下属以及他们的亲属中有没有上述的熟人或“关系”；找到了这样的熟人或“关系”，如果遇到的不是什么大事情，当然是请吃饭、送礼物，以求通融；如果遇到的是较大的问题，就需要行贿或其他的交易了。一般的情况下，应当是“圆满”的结局，对企业的处罚规避掉了，企业节省了一笔开支，有关的人员得到了好处。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会结识新的朋友、缔结新的“关系”，从而为今后的“故技重施”做好准备。甚至一些本来正当的事情，也需要通过这种非正式的方式来进行。

上述状况，在中国企业界中恐怕不是个别的现象。诸如此类的现象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我们可以将这种生存状态称之为“非制度化生存”。

所谓非制度化生存是指，人们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缺少确定性，对社会行为主体的权利缺乏明确的界定和保障，在遭遇某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情况的时候，不是依据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体博弈。而结果，则取决于每一次具体博弈的特定结果。

而弱势群体的“非制度化生存”更是显而易见。在收容制度废除之前，一个公民在城市的大街上行走，只因为没有证件或证件不全，就有可能被收容，甚至受到人身侵害乃至失去性命；一个城市居民的住房可以在不经过房主同意的情况下，以极不合理的补偿费用，被强行拆除，而权益受到侵害的一方除了很少能解决问题的上访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保护自己权益的方式；在每一年，全国大约有几百万的农民工的工资被全部或部分的拖欠，而他们除了采取爬吊车威胁自杀的方式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有效的保护自己权益的手段；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现象更是普遍存在。

可以说，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

2.权利的事实上的不均衡

但是，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低水平均衡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层面上，不同群体的社会权利远不是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事实上的不均衡状态。因为不同群体的结构位置、社会影响力以及所拥有的机会结构是不同的，因而他们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和事实上的权利也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也突出地表现在前面所说的强势与弱势群体之间。

以上述的企业“非制度化生存”为例。从理论上说，这种非制度化生存可以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情境之中。一种我们可以称其为“避害型非制度化生存”。前面所讲的例子就是典型的“避害型非制度化生存”。企业在这样的行动中，是为了规避掉对自己的惩罚。另外一种我们则可以称之为“趋利型非制度化生存”。也就是说，是通过某种非制度化的手段来获得利益。这在90年代初以来的“圈地”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最近有业内专家估计，80年代末以来，土地出让、转让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最保守的估计每年也达100亿元以上，“比走私造成的损失还要大”。据国土资源部初步统计，1999年至2002年，全国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达54.9万件，涉及土地面积12.2万公顷，即达12.2亿平方米。对土地违法责任人给予行政或党纪处分的3433人，刑事处罚的363人。可以说，这些国有资产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在这种某些企业或个人的“趋利型非制度化生存”中流失的。

但在现实中，这两种非制度化生存往往是区别不开的。比如，一个民营企业要在银行贷一笔款。假设从项目本身来说，这个贷款风险很小，银行是应该贷给他的。但在现实中，要真正贷到这笔款，有时候又需要向银行的有关人员行贿。在这种情况下，行贿的行为是趋利还是避害？从本应该按正常程序就应该得到贷款的角度说，这是一种避害，即避开了应得到贷款而得不到的害。但相对那些应该得到贷款的企业和项目得不到贷款而言，这又具有趋利的含义。其实，非制度化生存环境的魔力也就在这里。正如我们在一开始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的，这时候是非可能都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能找到谁来疏通和解决问题。从逻辑上来说，趋利与避害越是交织在一起，它的威力也就越大。

而近些年来我国收入差距的不断加大，是与这种权利的事实上的不均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弱势群体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

3.权力与庇护主义

沟通正式层面的权利低水平均衡与非正式层面的权利不均衡的，就是庇护主义的结构。因为在权利缺位或不均衡的社会中，要寻求对自己权益的保护甚至扩张自己的利益，就必须与权势者建立庇护主义的关系。这样，就必然会导致庇护主义关系的盛行。

我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在目前的转型时期，行政权力在某些方面弱化了，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强化了，特别是权钱关系要更为密切了。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一些地方，在缺乏对企业活动制度化保护的况下，开始形成由官员与企业主个人之间的保护与被保护、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近些年来有许多调查表明，在民营企业家所结交的朋友中，政府官员均占第一位。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看出这种庇护主义的普遍性。而在这种庇护主义关系中，实质的内容则是腐败性交换。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成员的权利越是缺位，社会生活的制度化程度也就越低；而社会生活制度化的程度越低，对于建立庇护主义关系的需求就越强烈，腐败性交换的机会也就越多。

近些年来以庇护主义关系为基础形成的腐败性交换无疑是以瓜分国有资产为目标的。那么，随着瓜分国有资产过程的大体结束，庇护主义关系的模式是否会终结？可以说，瓜分国有资产并不是形成庇护主义的唯一原因，庇护主义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权利的缺位。只要权利缺位的现象存在，庇护主义就是不可避免的。最近一位商界的朋友问我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大部分要开发的土地已经基本被瓜分完了，剩下的也已经在开始实行比较规范的招标拍卖，而瓜分国有资产也已经基本完毕。这时候，企业家能够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的好处已经越来越少了。他问我这个时候私营企业家的独立性是否可能会增强。我的看法是，如果可以将非制度化生存分为“趋利型非制度化生存”和“避害型非制度化生存”两种类型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以“趋利”为取向的庇护主义关系可能会走向衰落，而以“避害”为取向的庇护主义关系却仍然可以存在，甚至有可能发展起来。因为提供好处和不提供害处，都会造就对“保护”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解决权利缺位的问题，对社会成员的权利提供有效的制度化保护，是我们重建社会生活秩序的基础。

四、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从权利的低水平均衡到高水平均衡

1.公平的社会必然是以权利均衡为基础

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是人类自古就有的理想。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问题显然比理想要复杂得多。这个问题对于当下中国的现实涵义是：在过去20多年改革的过程中，社会分化在明显加剧，贫富悬殊不断扩大。一方面，是由农村和城市中的贫困人群所组成的弱势群体，另一方面，则是由富人所

组成的强势群体。而且，由于市场转型本身的不规范，财富积累过程明显地带有不公平甚至不道德的因素。有人将其称之为财富的“原罪”。而社会对这种财富积累过程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同时，由于新的产权关系的出现，改革前不曾存在的劳资关系出现了。因此，如何处理穷人与富人、资方和劳方之间的关系，已经是我们这个社会必须要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

如前所述，在贫富悬殊日益加剧的背后，是不同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不同。指出这一点的目的是在于，在关注贫富悬殊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仅仅将目光集中在分配制度上（尽管这是很重要的），而是必须将其背后的社会权利问题纳入关注的视野，因为在分配制度背后的恰恰是社会权利的分布。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是建立在各个群体和阶层权利大体均衡的基础上的。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通过社会权利关系的调整，来不断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过程。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方社会也出现过严重的贫富分化。但在后来的发展中，特别是在20世纪下半期，社会公平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这种改善与两个因素是密切相关的。一是全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二是在持续不断的工人运动中，逐步形成了雇主和劳工之间的权利均衡，并最终形成了雇主组织、劳工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合作主义制度框架。可以说，没有这样一种大体保持权利均衡的制度框架，今天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是很难建立起来的。而且，也正是由于这个制度框架以及所保障的权利均衡，才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我们都知道，在最近的几十年中，西方社会中罢工之类的工人运动已经越来越少，原因之一就是这套权利均衡机制在起作用。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层面上，不同群体的社会权利远不是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事实上的不均衡状态。

宪政体制范文篇5

关键词：后发工业化后发优势后发劣势制度创新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2000年底，杨小凯教授运用沃森的“后发劣势”理论，列举我国经济改革中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提请我们注意后发劣势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严重不利影响,其核心论点是，后发工业化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虽然这样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却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成为不可能。杨小凯教授认为，“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同时存在，“后发劣势”的克服是“后发优势”得以发挥的前提，而如果要克服“后发劣势”，就必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特别是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

针对杨小凯教授的中国制度建设的后发劣势说，林毅夫教授2002年撰文提出商榷。基于制度变迁的内生理论，林毅夫教授认为，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后发工业化国家能否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关键就在于发展战略，即政府政策能否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它们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至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内生推动力将要求并将产生的变革才能真正奏效。

笔者认为，林毅夫和杨小凯两位教授争论（本文简称“林杨之争”）的核心问题是，在后发工业化国家经济追赶的初中期阶段，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与其发展绩效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受“林杨之争”的启发，本文运用演化经济学基础原理，提出了有关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三个假说，它们分别对应于这些国家在制度创新潜力上的不同境界，文章结构如下：首先讨论“林杨之争”的核心问题，并对“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假说进行较系统的理论论证；其次，与制度模仿的“后发劣势”说相对应，总结并命名“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假说；第三，提出“制度创新的脉络主义”假说，并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探讨，倡议对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孕育而生的特定情境进行研究。在论述这三个假说的过程中，笔者对杨小凯教授的相关论点提出了商榷。

本文意在阐明，新世纪之初的“林杨之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它可以激发我们深入研究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和具体实施的步骤；同时，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也将对各种经济学说的现实性进行批判性检查，很有可能诱发中国经济学出现重大的理论创新。一、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对于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制度变迁来说，“林杨之争”的结论不论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最后的落脚点都将集中在于宪政改革问题上。总结目前的讨论，笔者把它归纳为三个问题。第一，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在发达国家的政体中是否是较优的？杨小凯教授虽未明确将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推许为唯一至善至美的制度，但他确实认为，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较之人类试验过的其他制度为优。而林毅夫教授则认为，从发展的水平来看，日本、北欧都赶上美国了，新加坡也超过了英国，但这些国家的基本体制都保留了许多有别于英美共和宪政的体制安排，因此，即使对发达国家来说，我们也不能确认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要优于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家们支持林毅夫教授的看法，达尔命已彻底击碎了“必然进步”和理性最优的观念，正如笔者撰文指出的，新比较经济学也已否决了著名比较经济学家艾登姆等“发现那种体制是最好的体制”这种传统的比较研究方法论。第二，后发工业化国家和转轨经济是否可以直接照搬英美式的共和宪政体制？对杨小凯和萨克斯教授来说，休克疗法的宪政转轨就意味着对英美式共和宪政体制的照搬。但演化经济学家们认为，路径依赖和制度多样性是制度变迁的重要特征，休克疗法的宪政转轨忽视了历史、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等许多重要因素对宪政转轨的关键性影响，所以，他们不仅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发达国家仍保留了许多有别于英美共和宪政的体制安排，也不能解释许多拉丁美洲和南亚国家的议会政治所遭遇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与演化经济学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一个新奇不断突现的演化过程不同，休克疗法的宪政转轨预先排除了转轨过程中更有效率的“适应性”政体的出现。第三，在后发工业化国家经济追赶的初中期阶段，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与其发展绩效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在没有实施休克疗法的宪政转轨情况下，这些国家是否也能建立起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长期信任关系？这是“林杨之争”中最关键的问题，笔者把它转述为：在制度变迁的路径上，后发工业化国家是否与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的国家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本节就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并对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假说进行较系统的理论论证。

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两种现象。第一，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除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相继成功地对当时的发达国家进行了经济追赶外，唯一的例外是战后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发展过程一开始就成功地采用英美式宪政共和体制的典型代表是具有“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其他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情况各异，其中德国是在成功地超过英国之后才采用宪政体制的。我们知道，当19世纪上半叶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尾声时，德国的国内统一市场才刚刚形成（1834年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但在进入20世纪时，德国已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到1914年，德国在钢铁以及化学和电力等当时的高新技术产业上已超过欧洲其他所有国家，但德国直到1918年才废弃专制的君主政体。第二，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之外，我们可以把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分为两组，一组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战后成功地对发达国家进行了经济追赶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另一组是发展初期就采用了英美式宪政体制的国家。按照杨小凯教授的看法，日本“明治维新”时采用的宪政体制是非常不彻底的，而韩国和我国台湾则是在经济追赶即将完成或其后期才实行西方式宪政体制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个中原因恐怕是非不愿而不能也。相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丁美洲自独立以来，陆续引进了欧美的政治制度，包括宪法、议会和政党制度等，但这种引进充其量是形式而非实质，拉丁美洲国家的军事政变和政局动荡是举世闻名的，战后的拉丁美洲问题丛生，成为“跌倒了的新兴工业化地区”；而在南亚地区，欧美的宪政体制在独立伊始就被南亚各国领导人普遍接受，一些国家一直维持着十分稳定的议会政体，而在其他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政治民主不能扎根，最后被各种形式的独裁主义政体所取代。缪尔达尔在经过长达十年的研究后，对此评论说，“该地区的各种政治体制在它们无能或无意识开始根本改革和实行社会纪律方面明显相似。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实行民主还是独裁，它们都是‘软国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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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体制范文篇6

在现代历史上，并不乏非西方国家而建立起自由宪政的成功案例，最典型的是日本和土耳其。战后的麦克阿瑟强加给日本一个自由宪法，一个自由宪政制度，在军事占领体制下，这套体制落实，并且到目前为止，平稳地运行了数十年，而比任何战后同期建立的极权主义政体稳固得多，从经济上看，也有效率得多。同为儒家文化背景的新加坡，也建立起一定程度的自由政体。台湾更不用说。而台湾的自由政体是在军事专制框架内建立起来的。同样是非西方国家，甚至完全是反基督教的土耳其，基末尔革命之后用军队为依托建立起自由宪政政体。此一政体在伊斯兰全面陷入失败的时候，稳固地维持了近一个世纪。

上面的历史事实提示了一个问题：没有基督教的超验之维，同样可以建立起从基督教的超验背景中发展出来的自由政体。它甚至更提示我们：在不管什么样的超验背景下，均可以建立起自由宪政政体。甚至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没有任何超验之维，也同样可以建立起自由宪政。

这一经验事实可以给我们以信心。但我一写道，经由上述事实我们只能得到一些薄弱的暗示，这些暗示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真理与直觉并不总是重合。所谓的信心，也只有经过理性的论证之后才是稳固的。因而，我们需要一个自由宪政政体与超验之维的关系的理论。

方法论问题

如果说，西方的宪政理论，作为一种回顾性的、历史学的理论构建，需要将更为具体的基督教作为宪政的超验之维护来予以探讨的，那么，中国的宪政理论，应当是一种更抽象层面上的纯粹政治科学的理论建构。在这里，需要探讨的宪政的超验之维，而不再是作为一种超验之维的具体的基督教，而应当是更为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观念。

你只有在更抽象的层面上探讨，才能找到中国的制宪原则和方法，否则，纠缠于基督教与西方宪政的关系，你所研究的只是西方宪政的历史学，而不是普遍的宪政科学，而中国所需要的，恰恰是普遍的宪政科学。对此，我的朋友刘海波有精彩论述，可惜我手头没有电子文本。

非西方国家建立了自由宪政政体，仅此一经验事实似乎可以证明，有人（包括西方大家）总结出来的基督教与宪政之间的因果关系，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作为一个城市的拉斯维加斯、澳门的繁荣，与经济有的直接的、任何人都辨认得出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出一个普遍的结论：每个城市的发展繁荣，都必须以经济为基础。或者，经济可以使所有城市或者任何一个城市繁荣。或者，离开了经济，任何一个城市都湖能繁荣。或者，某个城市之所以不繁荣，就是因为它没有经济。所有这些结论，都是荒谬的。

从基督教与西方自由现政体并行出现这一历史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的逻辑上的结论可能仅仅是：自由宪政与一般意义上的超验之维有关。当然，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对于西方宪政的发现、建立，基督教起了一定作用，但没有任何人可以确切地给出两者之间可以辨认的因果关系。

当然，西方学者几乎一致地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因果性关系。然而，从某两个具体事实间存在着的因果关系，在更为抽象的层面，则并不必然存在着同样的因果关系。作为一个男人的张三比作为一个女人的李四有才华，但这并不能证明：作为一个类的男人，比作为另一个类的女人，更有才华。我们需要超越具体的事实，而透过理论上的建构，重新在更抽象的层面上寻找其间的关系模式。

因此，即使中国的学者接着西方学者，承认基督教与自由宪政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对于中国的宪政科学家来说，这只是一个理论研究的起点；西方学者的结论，对于我们而言，只是一个个别的、可观察的经验事实。在西方学者经由观察西方的历史而发现的基督教与自由宪政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超越历史地、个别的事实间的关系，而寻找一般意义上的关系模式。

这就是说，中国需要的不再是重复西方的宪政历史研究，而是一门普遍的宪政科学。作为普遍的宪政科学，我们需要证明的是：一般性的宪政与一般性的超验之维中间，是否存在着不即不离的关系，或者说，离开超验之维，不能构建自由宪政政体？或者，自由宪政根本不需要超验之维？或者，宪政政体与超验之维之间仅仅是并行关系，而非因果关系？或者，确实只有一种超验之维（比如基督教），才能作为自由宪政的超验之维？

不管是哪个理论上的结论，我们都不应再接着西方学者去研究，基督教跟自由宪政之间的关系，因为那仍然是在研究西方的宪政历史，而不是在研究宪政科学。确实，西方的宪政学者可以只研究作为一种具体的超验之维的基督教与作为一种具体的自由宪政的英国、美国政体之间的关系，因为，对他们而言，历史学的研究，几乎就等于宪政科学的研究，因为在西方背景下，用宪政史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可以直接解决宪政制度建构中面临的问题。

相反，在中国，我们却需要研究的是一般的超验之维与一般的自由宪政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在解决了这一极为抽象的理论问题之后，我们才可以将我们的结论转换用来探讨中国所面临的具体现实问题：中国的自由宪政与中国的超验只维中间的具体关系。正确的方法是以理论面对中国的现实，而不是以西方的现实来面对中国的现实。如果我们基于西方宪政历史研究之具体的结论，直接用来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就会得出看似有理，实则极为荒唐的结论，比如，因为没有基督教，所以，中国就建立不起宪政。为了在中国建立宪政，我们必须基督教化。用一个具体的关系证明另一个具体的关系，再也没有比这种做法在智力上更偷懒的了。

宪政体制范文篇7

关键词：第四种权力宪政视野优位新闻自由

Abstract:Thefreedomrightofthenewsspeechbecomesthefourthkindofpoweroutoflegislating,administration,administrationofjustice,stemsfromitsownlimitation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system.Widelysay,thegoodlocationoftherightoffreedomofspeechisone-sided,intherangeandfieldthatcommonpoweroperate,therightoffreedomofspeechhasspecialtyofgoodlocationwheretheconstitutionensures.Inprivaterangefieldthatrightoperating,itmustdefendsandlooksaroundtheborderofitsownrightinformsubjectoftherightoffreedomofspeech.Andithasitsstrictdemarcationlineinthefreedomofspeech.ThefreedomofthespeechofChinashoulddependsontherealizationoftheconstitutionalgovernmentsystemandinteraction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culturetorealize.

Keywords:Thefourthkindofpower,

vision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goodlocation,freedomofthenewsspeech

一、宪政体制的局限和第四种权力序说：第四种权力的勃兴源自于宪政体制的局限

综观人类宪政思想和实践的历史，宪政观念的缘起和核心在于给出政府治权以合理性和公正性的根据，找寻人民与政府关系的阿基米德支点，重心在于人民权利的保障。伴随着近代以来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直接分离和二元对立，随着市民社会的各种要素日益获得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市民社会开始同政治国家相分离。这种分离带来了整个西方社会的深刻变化，政府和社会的对抗加剧，代议制民主政治运行模式得以确立[1]。

宪政体制作为人类在反封建皇权的世俗专制和神权心灵桎梏的制度选择，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哈耶克（Hayek）指出：宪政（constitutionalism）意味着一切权力都立基于下述认识，即必须根据为人们所共同接受的原则行使权力，被授予权力的人士须经由选举产生，然而选举他们的理由乃是人们认为他们极可能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为了使他们的所作所为成为“应当正确”的事情。归根结蒂，宪政立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权力从终极上看终究不是一种物理事实（aphysicalfact），而是一种使人们服从的观念状态（astateofopinion）[2]。因此，在宪政体制下，没有事先被假定为永远正确的君主或组织，一切权力的运作都要服从一个既定的游戏规则。而这一游戏规则就是宪法和法律。因此一切政治的权力的运作要服从于宪政的安排。《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立宪政体的解释是：受到常规性法律和政治约束，并对公民负责的政体。在立宪政体下，公共权力机构和公民一样，都必须服从法律和宪法[3]。当代中国的学者在谈到宪政时也认为：只有宪法得到全社会的普遍尊重、重视和实施，惟有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切实的保障，惟有政府的权力受到实际的制约和监控，惟有全社会在宪法的作用下整体上实现了自由、效率、平等、公正、稳定和发展，才能说到宪政。所以说，宪政是宪法实施的结果。宪政是依宪治国所达到的理想状态[4]。

但是，宪政理想是建立在分权体制中的权力分支彼此之间能够实现有效地制衡这一假设之上的。宪政体制本身不能有效地防止各权力分支的勾结和腐败。1789年生效的美国宪法规定了很多约束政府的基本原则，诸如天赋人权、限权政府、主权在民、三权分立与制衡、文官控制军队等。但是，从可操作性的角度看，这些原则很多都是虚的。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仍然有可能蜕变为多党勾结、三权合谋的黑暗王朝。如果没有对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具体而有效的保障，宪法的规定仍然只能停留在纸面上。1791年美国的制宪者对美国宪法增加了10条修正案，统称《权利法案》，其核心就是以公民权利来限制政府的权力，用保障言论、出版自由以及保障民众免遭司法腐败之害的方法，逐渐地确立新闻监督权和公民权、制衡和约束政府的官权，形成立法、执法、司法、新闻监督、公民权利的五权分立与制衡。其特点是，用权力制衡权力，借舆论监督权力，以权利限制权力[5]。

在现代社会，新闻舆论被当作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这种提法只是比较表象化地说明了新闻舆论和言论自由在现代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机制中的作用，而且这一提法只有在宪政充分地得以实现的社会中才有意义。换句话说，国家公权的分立与制衡机制与新闻言论的自由必须在良性互动中才能实现其价值。在权力未能实现分立的社会中，就不可能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缺失决不是一个宪政国家的常态。

在研究并强调言论自由的价值时，我们往往步入一个认识论、方法论上的误区，即把言论自由作为获取真理性认识的前提，以此作为国家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的理由。J·S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写道：“禁止发表不同意见这件事所独有的不幸，就在于它堵塞了获得真理的道路，因为如果别人的意见是正确的，而你禁止别人发表不同意见，那么也意味着以真理取代谬误的机会被你剥夺了，如果别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应该允许别人发表意见，而不应该禁止，因为真理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应该看到避免错误和得到真理几乎是同样有益的。”密尔关于言论自由的观点是就获得真理性认识的角度展开的。但是，在宪政体制下，言论自由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通过实现言论自由而获取真理，作为一种法权，其价值目标取向不是真理，而是权利，是通过实现言论自由而制约政府的权力。因此，一种言论是否正确不是其能否发表的根据，言论的自由在于它对于宪政具有的实现价值。

在宪政体制下，新闻舆论之被称为“第四种权力”是源自于对宪政框架本身的局限而生发的愿望表达，源生于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是指人人享有的以口头、书面以及其他形式获取和传递各种信息、思想的权利[6]。它包括三个方面的自由：（一）寻求、接受信息的自由。(二)思想和持有主张的自由。(三)以各种方式传递各种信息、思想和主张的自由。言论自由是人们认识、接受、发展和传播知识、经验以及真理的重要形式；保障言论自由是对人的关怀和尊重。它与其他自由和权利一起成为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现代国家立国的基础。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杰佛逊认为，自由报刊应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因为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因体制的原因其阶级的矛盾永远存在，但新闻监督对于调节统治阶级之间和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对于局部地解决一些社会弊病以缓和人民的不满和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假如新闻担负起监督职能，就意味着言论自由已经不再仅仅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权利，也是实现监督权的新方式。新闻言论的自由表达业已成为确保宪政政体良性运转的重要条件。

二、关于言论自由权实现机制的研究：言论自由的权属定位与优先性的辨证

宪政体制下的言论自由的法权化，要求对言论自由权进行合理地配置，即根据言论自由权的价值定位确定言论自由权的合理边界。明确言论自由权与其他法权行使的相应界域，实现不同法权的有序化。这种配置过程一般地通过立法和司法活动来实现。

在法治社会中，立法和司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各种利益的权衡过程。这是因为，法律的最高权威性表现为主体行为的边界都是通过法律的设定来完成的。而法律本身又是将社会主体的权利要求付诸以国家意志的表现形式。立法和司法便成为具体界分法权边界的最直接而有效的途径。但是，通过立法和司法过程对整个法权内部体系进行有序配置过程中，有两个问题是首先要明确的，那就是在定位言论自由权时，言论自由权是公权还是私权？其二是言论自由权与其他权利相比是否应当是优先的权利？

首先，明确言论自由权的性质是公权还是私权的问题，得出答案的过程也许是极为简单的，但其意义在于，既然我们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权称其为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那么，就需要解释并就言论自由权的性质作出明确的事实判断。依法理，公权与私权的界分依据是行使主体的不同。言论自由权的行使主体只能是一般的私法主体。因此，言论自由权属于私权范畴当属无疑。在人民主权原则的核心意旨下，公法和私法界分的价值表现是，公法的重点是在于保障人民主权，私法的重点在于实现人民主权。宪政的精髓之一是实现行为边界的确定和思想的自由，而言论自由权又是自立于宪政体制下公权相互制约的配置机制之外的。就言论自由权功能定位而言，言论自由权是通过宪法确认的私法主体行使的权利[7]。因此，对言论自由权，既不能因为是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得出言论自由权是宪法性公权的结论，同时，由于言论自由权是宪政体制下公权运作不可缺少的环节，因此，言论自由权又与一般性的私权相比有其特殊性。

其次，在考虑言论自由权与其他一般私权利相比是否有其优位性问题时，需要明确的是，如果说言论自由权与其他权利相比是一种位阶为高的权利的话，那就意味着，在法权体系的配置机制中就要设定，当言论自由权与其他权利发生碰撞时，言论自由要受到优先的保护，其他权利就会被合法地牺牲，权利的行使受到抑制或言论者可以通过支付相应的补偿而获得话语的传播权[8]。然而，在法权体系中，权利配置本身的合理性永远只能是特定时代、条件背景下价值判断的产物。权利给出了行为的边界，同时也决定了现实的有限资源配置体系中，不同的权利位阶确定都源自于价值性的判断和假定。言论自由权之于其他权利的优位假定，就是根源于宪政体制本身所希冀实现的宪政理想，即人民主权的社会目标。或者可以说，没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理性的宪政运作。只有将言论自由权置于宪政框架下，而不是仅仅强调其属于宪法性权利，才能解释为什么在公权运行的领域中，言论自由权的行使可以不理会其他权利的边界并能得到优先的保障。也才能解释，言论自由权的行使也只有当遇到直接地挑战宪政理性或威胁宪政运作时才会受到限制。从这个角度言之，在宪政框架下，也只有在宪政的意义上，言论自由权的优先保障地位是成立的。

从目前我国现行法的规定看，明确规定言论自由权的优先地位的规定主要地表现在宪法性法律中，如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等都规定了人大代表的言论免责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29条规定：“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追究。”显然，对人大代表而言，他们在行使职权时的言论自由高于其他公民的隐私权。[9]

就言论自由权对公权力行使的监督作用而言，言论自由权的作用在于可以保证公权力行使过程的透明和民主。保障人民主权原则的实现。正如米克尔约翰所说：“第一修正案主要不是为了使新的真理获胜的机制，虽然这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使(每个人)分享获胜的真理的一种机制。它的目的是使政治体

[page_break]中的选民能充分参与政治，以使每一个在自我统治的社会中的公民能了解他所必须面对的各种问题。”因此，任何能够表达他们对社会的意见的方式和内容都应该受到宪法的保护，因为这是他们在民主条件下有效生活的前提。民主社会的基础就在于公民能自我统治，而自我统治需要充分的言论自由[10]。所以，言论自由权在公权运行的领域中，其优先性的地位是成立的。

但是，就言论自由权的行使过程的另一面即言论自由权在私权运行领域的作用而言，我们一般认为，尽管信息、思想、评论、观点之间进行有效地交流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石，但是，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使必须严格地限制。

从法律调整机制的合理性上分析，任何法律规则总是与其他规则共处于一个法系统之中。仅仅看到言论自由权在公权制约上的作用而忽视了言论自由权在私权运行领域中的作用是片面的。从现实生活看，言论自由权除了会与公权力的合理运行产生密切的关联以外，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使又直接地与公民的私法行为领域发生着关联。如果说，言论自由权在公权运行领域中，言论自由权的行使应当受到倾斜性的优先的保护的话。那么，在私权利运行的领域中，任何强调言论自由权的优先性的主张都是错误的。

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主要地表现为学术研究的自由[11]、对社会上发生的事件和行为的评价的自由。在私权运行的领域中，言论自由权的行使过程和行使方式必须要考虑到尊重其他公民的精神性人格利益不受损害，严守各自的权利边界，任何人都不能主张对他人的话语霸权。言论自由权不能有任何的优势地位[12]。司法实践中，关于言论自由侵犯隐私权的标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0条第1款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这个意见书中关于言论自由侵犯隐私权的标准包含两个要素：第一，以口头、书面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第二，这种行为要造成一定影响。

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进行怎样的周密论证，都无法一劳永逸地给现实生活拿出一个一揽子全面解决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方案。在现实生活中，言论自由权的行使并非总是界限分明地要么是在公权力的批评和监督场域中，要么是在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场域中。比如，针对政府工作人员私生活保护，社会知名人士、明星等社会公众人物的私人生活的细节等，新闻媒体和其他人能否去知情并公开让社会大众了解。关于这些问题，学界一般认为，应对特殊人员如政府工作人员、知名人士、明星等社会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作特殊的保护，由于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一般人不一样，因此他们个人生活的公开程度比一般人要高，在隐私权的保护方面应采取有别于一般人的标准，适当地放宽他们隐私的公开程度。某些特定的事情对普通人来说是私事，而对我们所说的公众人物来说则不是。如年龄、学历、经历、健康状况、财务来源对于普通人来说纯属个人私事，但对国家公务员来说，则是公事，因为这些是公众对之能否履行职责进行评价的依据，也是在政府官员被选举时选民应知悉的重要信息，并且政府官员所丧失的隐私利益可以从其特殊身份、地位、政绩及公众的信任中获得补偿，而这是一个普通人所不能享有或获得的利益。比如，政府官员的私德行为是否可以受到舆论的监督？从政府官员的个人私法主体的地位上看，政府官员当然地应当有其合理的私人隐秘的生活空间；从政府官员尤其是高级政府官员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模范作用的角度而言，政府官员的个人成长历史中的相关的人和事自然地也会成为一般民众关注乃至于成为行为模仿的对象，因此，政府官员的私德行为对社会的影响就会同一般的芸芸众生的私德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对政府官员尤其是高级政府官员的私德行为的就应当有一个合理的监督机制[13]。但这种限制应是合理的、有限度的，对于官员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纯粹的个人生活，应根据隐私权加以保护。同样，对其他社会公众人物(如影视体育明星、文学艺术家、科学家等)的隐私权也应予以限制，因为他们作为知名人士，能从社会获得普通人无法获得的物质利益与精神满足感[14]。但是，上述列举的有关事项实际上也是一种基于一般生活的常识而作的价值性的判断。我们也许仍然无法或者无力彻底地解决好这个从本质上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可行的做法是，在这一领域里，国家出台相关的法律或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规范对社会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明确社会公众人物的隐私公开到什么程度，公开到什么范围。

三、言论自由到新闻自由的主题转换，中国式的新闻自由实现之道：宪政体制的实践与宪政文化进路的互动。

现代社会的传媒，无论是数量还是传播的速度，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得到发展。现代传媒已经成为社会生活正常进行不可缺少的内容和前提。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实现的载体也越来越多地借助于新闻媒体。新闻自由也越来越深刻地反映着言论自由权的实质内涵。所以，言论自由权的法规范程度也就主要地通过新闻自由的立法和司法的过程表现出来。

1984年5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与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成立了“新闻法研究室”，正式开始起草《新闻法》。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加快我国舆论监督的立法步伐”。1988年，新闻法研究室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不久，国家新闻法起草小组办公室和上海起草小组也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当时，国家新闻出版署官员向新闻界宣布：《新闻法》草案将力争于年底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当时报纸上发表了《我国新闻法呼之欲出》《年底可望出台新闻法》等文章，并介绍了草案中的部分内容：“国家保障公民在新闻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新闻自由权利，不受追究和侵害，同时依法制止滥用新闻自由的行为”。“新闻自由是公民通过新闻媒介了解国内外大事、获取各种信息、发表意见、参与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项民主权利”。进入九十年代，虽然新闻法仍没出台，但要求出台的呼声没有停止，主要是“两会”的代表和委员的提案和建议，到现在为止，新闻法已先后修改了十几稿，经过了十几年的漫长历程，仍没有颁布，从中可见新闻法的制定是多么的复杂和艰难[15]。

其实，《新闻法》的“难产”，只是一种表象，究其背后的根源，实质上在于宪政体本身的缺乏权力监督的内在动力，同时，现实的市民社会中也缺乏成熟的宪政文化。相形之下，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比较成熟，中国的市民社会则未能充分发育成长。西方国家，虽然经历了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到国家加强对市民社会的干预逐渐强化的进路，但是，从总体上说，西方国家中的市民社会的内在调整机制是比较完善的。中国社会在封建制时代就一直以超经济强制和中央集权为其典型的社会治理特征，新中国建立后，中央集权模式并未实现根本上的转变。市民社会一直未能真正的形成，公民的一切法律上的权利都带有国家恩赏的烙印。公民的权利主体意识并不成熟。所以，如果没有现实的公民人格的独立、没有在社会中确立起普遍的宪政信仰而泛泛谈论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缺乏现实社会的积极回应的[16]。因此，新闻自由的呼声要得到现实社会的积极回应，恐怕还要借助于宪政体制的完善，宪政观念的养成。到那时，第四种权力才会真正地成为社会的需要。

注释：

[1]

参阅刘旺洪著《国家与社会——现代法治的基本理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14页

[2]

参见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第11章和第12章,邓正来译,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版。

[3]

转引自沈宗灵《比较宪法-----对八国宪法的比较研究》第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4]

张文显《世纪之交的修宪》，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3期，第3页转引自沈宗灵《比较宪法-----对八国宪法的比较研究》第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5]

参阅任东来，陈伟，白雪峰等著《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299-300页

[6]

参刘海年，《言论自由与社会发展》，《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5期，1999年9月

[7]

依各宪政体国家的立法通例，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皆以宪法文本的形式加以确认。

[8]

这种情况表现在公权力运作过程中，当公权力合法地行使而损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时，国家机构可以通过支付相应补偿而保障公权的运行。问题是，言论自由权是否具有这种可比性。如果泛泛而论言论自由权利的时候，我们无法当然地通过逻辑的推论得出言论自由权的优先性。从本质上说，言论自由权不具有先在的优先特质，它既然归属于私权的范畴，就当然地具备一般私权的本质属性。笔者以为，言论自由权的优先性只能存在于该权利特定的实现范域，即只有在对公权力实现监督作用的领域中，言论自由权才是具有优先性的。而这种优先性又是通过追求宪政理性这一价值判断作为前提的情况下，经由法规范的形式来保障的。综观世界上各宪政体国家，无不采取此一途径来保障宪政体之外的这一第四种权力的特殊地位。所以，对于言论自由权的优位性逻辑推论的结果只能是说，一般地说，言论自由权是不具有优位性的，但是，当这种权利的行使是在公权监督环节中，这种权利又是经由法规范保障而具有优位特质的。

[9]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并不表明言论自由权的优位性，只是对在此种情况下的发生的侵权行为的事实已经构成，只是免于追究责任。但笔者以为，在宪法性文件中，明确规定一种行为（也只有言论行为）不受法律的追究，就是将此种情况下的言论表达行为作为具有优位性的权利予以确认并排除在诉讼管辖之外。

[10]

邵志择，《表达自由:言论与行为的两分法——从国旗案看美国最高法院的几个原则》，《美国研究》。2002年第1期

[11]

如果我们将言论自由权置于宪政框架下考量的话，私权领域的言论事实上是融于民众一般生活之中的。但是当我们将言论本身的内涵进一步地加以限定的话，象发表摄影作品、在公共场所就身边的人和事加以评价等，言论上的自由又是相对的，即必须和其他公民的精神性的人格利益边界保持距离，不能侵害其他公民的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

[12]

郝铁川在《权利冲突：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一文中提出，学界所谓的权利冲突，实际上是一场误会，是一个伪问题。产生该问题的原因是大家忽略了任何权利都有自己的特定边界（范围）、只要人们找到边界，不越雷池一步，根本就不会发生所谓的权利冲突。这种边界，有的被立法者明确标出；有的因为立法粗糙而被疏漏需要去解释；有的被法理统摄；有的被公序良俗昭示。守望权利边界，即可避免权利冲突。（《法学》2004年第9期）笔者然此说。

[13]

这一点尤其是对于一个市民社会未曾生成的中央集权化的社会而言，政府官员的行为往往成为一般民众的行为范式。对社会和法律追求的价值目标显然地存在着重要的影响。

[14]

李先波，杨建成《论言论自由与隐私权之协调》，《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

[15]

参赵玫，《浅谈舆论监督》，《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4月第13卷第4期

宪政体制范文篇8

在现代历史上，并不乏非西方国家而建立起自由宪政的成功案例，最典型的是日本和土耳其。战后的麦克阿瑟强加给日本一个自由宪法，一个自由宪政制度，在军事占领体制下，这套体制落实，并且到目前为止，平稳地运行了数十年，而比任何战后同期建立的极权主义政体稳固得多，从经济上看，也有效率得多。同为儒家文化背景的新加坡，也建立起一定程度的自由政体。台湾更不用说。而台湾的自由政体是在军事专制框架内建立起来的。同样是非西方国家，甚至完全是反基督教的土耳其，基末尔革命之后用军队为依托建立起自由宪政政体。此一政体在伊斯兰全面陷入失败的时候，稳固地维持了近一个世纪。

上面的历史事实提示了一个问题：没有基督教的超验之维，同样可以建立起从基督教的超验背景中发展出来的自由政体。它甚至更提示我们：在不管什么样的超验背景下，均可以建立起自由宪政政体。甚至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没有任何超验之维，也同样可以建立起自由宪政。

这一经验事实可以给我们以信心。但我一写道，经由上述事实我们只能得到一些薄弱的暗示，这些暗示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真理与直觉并不总是重合。所谓的信心，也只有经过理性的论证之后才是稳固的。因而，我们需要一个自由宪政政体与超验之维的关系的理论。

方法论问题

如果说，西方的宪政理论，作为一种回顾性的、历史学的理论构建，需要将更为具体的基督教作为宪政的超验之维护来予以探讨的，那么，中国的宪政理论，应当是一种更抽象层面上的纯粹政治科学的理论建构。在这里，需要探讨的宪政的超验之维，而不再是作为一种超验之维的具体的基督教，而应当是更为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观念。

你只有在更抽象的层面上探讨，才能找到中国的制宪原则和方法，否则，纠缠于基督教与西方宪政的关系，你所研究的只是西方宪政的历史学，而不是普遍的宪政科学，而中国所需要的，恰恰是普遍的宪政科学。对此，我的朋友刘海波有精彩论述，可惜我手头没有电子文本。

非西方国家建立了自由宪政政体，仅此一经验事实似乎可以证明，有人（包括西方大家）总结出来的基督教与宪政之间的因果关系，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作为一个城市的拉斯维加斯、澳门的繁荣，与经济有的直接的、任何人都辨认得出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出一个普遍的结论：每个城市的发展繁荣，都必须以经济为基础。或者，经济可以使所有城市或者任何一个城市繁荣。或者，离开了经济，任何一个城市都湖能繁荣。或者，某个城市之所以不繁荣，就是因为它没有经济。所有这些结论，都是荒谬的。

从基督教与西方自由现政体并行出现这一历史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的逻辑上的结论可能仅仅是：自由宪政与一般意义上的超验之维有关。当然，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对于西方宪政的发现、建立，基督教起了一定作用，但没有任何人可以确切地给出两者之间可以辨认的因果关系。

当然，西方学者几乎一致地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因果性关系。然而，从某两个具体事实间存在着的因果关系，在更为抽象的层面，则并不必然存在着同样的因果关系。作为一个男人的张三比作为一个女人的李四有才华，但这并不能证明：作为一个类的男人，比作为另一个类的女人，更有才华。我们需要超越具体的事实，而透过理论上的建构，重新在更抽象的层面上寻找其间的关系模式。

因此，即使中国的学者接着西方学者，承认基督教与自由宪政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对于中国的宪政科学家来说，这只是一个理论研究的起点；西方学者的结论，对于我们而言，只是一个个别的、可观察的经验事实。在西方学者经由观察西方的历史而发现的基督教与自由宪政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超越历史地、个别的事实间的关系，而寻找一般意义上的关系模式。

这就是说，中国需要的不再是重复西方的宪政历史研究，而是一门普遍的宪政科学。作为普遍的宪政科学，我们需要证明的是：一般性的宪政与一般性的超验之维中间，是否存在着不即不离的关系，或者说，离开超验之维，不能构建自由宪政政体？或者，自由宪政根本不需要超验之维？或者，宪政政体与超验之维之间仅仅是并行关系，而非因果关系？或者，确实只有一种超验之维（比如基督教），才能作为自由宪政的超验之维？

不管是哪个理论上的结论，我们都不应再接着西方学者去研究，基督教跟自由宪政之间的关系，因为那仍然是在研究西方的宪政历史，而不是在研究宪政科学。确实，西方的宪政学者可以只研究作为一种具体的超验之维的基督教与作为一种具体的自由宪政的英国、美国政体之间的关系，因为，对他们而言，历史学的研究，几乎就等于宪政科学的研究，因为在西方背景下，用宪政史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可以直接解决宪政制度建构中面临的问题。

相反，在中国，我们却需要研究的是一般的超验之维与一般的自由宪政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在解决了这一极为抽象的理论问题之后，我们才可以将我们的结论转换用来探讨中国所面临的具体现实问题：中国的自由宪政与中国的超验只维中间的具体关系。正确的方法是以理论面对中国的现实，而不是以西方的现实来面对中国的现实。如果我们基于西方宪政历史研究之具体的结论，直接用来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就会得出看似有理，实则极为荒唐的结论，比如，因为没有基督教，所以，中国就建立不起宪政。为了在中国建立宪政，我们必须基督教化。用一个具体的关系证明另一个具体的关系，再也没有比这种做法在智力上更偷懒的了。

宪政体制范文篇9

一、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

自结束、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谁也无法否认，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了。如果用现代化理论和社会进化理论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变迁，可以看出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从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专制政治转向民主政治（准确地说是宪政民主政治）。笔者试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这四维角度，来分析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些特点。

经济上的三大趋势：非国有化、市场化、国际化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方面最突出的变化首推非国有化。改革之初，工业产值里国有工业占77.6％，其余部分均为准公有的集体工业，基本上不存在个体或私营工业。而到了1996年，工业产值里国有工业仅占28.8％，集体工业占40.4％，个体、私营及合资、外资等工业则占30.8％。显然，非国有经济的增长大大超过了国有经济。1996年，全国注册的个体工商户达2，700多万户，私营企业81万多户；个体、私营经济注册资金达5，900多亿元；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达6，100多万人；个体、私营经济的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30％以上；它们向国家交纳的税金占全国工商税收的7％左右。这些数据从侧面反映出经济非国有化的趋势。

另一变化是市场化趋势，它出现于八十年代、在九十年代明显加快成形。目前在商品市场上，90％以上的生产资料和95％以上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已由市场决定；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已开始出现；技术、产权、房地产、期货等市场交易也都陆续形成了规模。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已经市场化了。改革前国有企业95％的经济活动是依据国家指令性计划安排的，现在这一比例已降到5％以下；今天，国有企业主要是面向市场组织其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的，再也不是完成国家计划的“机器”了。而那些在计划体制之外生长起来的非国有企业，则一向是按照市场规则运行的，随着市场化趋势的出现，它们的活力也越来越强。

再次是国际化。1978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仅占GDP的10％左右，而1996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36％，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正在大幅度提高。至1997年中国吸收的外资已超过3，20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近2，000亿美元。这些都表明，中国的经济愈来愈国际化、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愈来愈紧密。

社会的五大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也发生了以下几方面的变化。首先是两层型社会结构转化为三层型结构。改革前中国的社会呈现典型的“国家──个人”两层型结构，国家通过单位（工厂、公社、机关、学校等）制度直接统治个人。改革以来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在国家直接控制的组织之外，出现了一个民间社会，如民营企业、民间社团、各类中介组织、民办媒体、民办学校、城镇社区组织等。结果原来的两层型结构转化为“国家、民间社会、个人”三层型结构。这样的结构变化相对地减弱了国家对个人的控制能力，而个人的选择机会则日益多样化、对行政机构及其衍生物的依赖性大为降低；同时，也形成了广阔的公共生活空间及个人生活空间，也因此大大地激活了人的潜能与活力。

其次是出现了中产阶层。改革前的中国只存在着官僚特权阶层和工人、农民、城市平民等下层社会，根本没有中产阶层。改革以来，随着非国有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民间财富的迅速积累，一个收入丰裕、生活富足、资产殷实的中产阶层正在形成。据保守的估计，全国个人金融资产超过100万元的人数远远超过100万，而资产超过千万元和上亿元的也大有人在。如将他们的家属计算在内，这个阶层已有相当可观的人数。尽管他们目前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还不大，但由于他们掌握着大量财富、主导着市场的发展趋向、控制着广泛的社会资源、并且日益积极地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因此，他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必将对社会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

第三，知识阶层的独立性逐渐增强。以前视知识分子为附着在国家机器这张“皮”上的“毛”，既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而从整体上看，改革前知识分子根本没有任何独立性，只能被动地听凭对他们的“改造”。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大批知识分子脱离了旧体制的羁困，既在经济上自立，也在观念上日趋独立。即使仍留在国有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的观念也都保有一定的自由领地。这种变化既有助于知识阶层整体智识水平的提高，也使得知识阶层有可能作为社会进步的思想前导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四，社会中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一方面，社会中的富有或中产阶层的人数正在逐步增加；但另一方面，贫困化的人口仍为数巨大，城市里的下岗、失业人数还在不断上升。据官方数字，1996年全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为6，000万人，城镇里生活水平低于贫困线的人口为1，176万人。到1997年1季度末，全国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中停减发工资的职工人数为1，096万人，停减发离退休金的离退休人员227万，下岗职工已达900多万，仅此三项合计就已超过2，000万人，达历年来的最高点。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复关入贸进程的加快，下岗待业的职工人数还会进一步增加。就业压力已构成当今中国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此外，还有为数巨大的进城流民（一些城市居民称之为“盲流”），他们构成了社会的底层，生活十分艰苦，其权益基本得不到保护。

第五，城市化现象。中国的建制市至1996年底已达666个，比十年前翻了一番，其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2％，建制市的城镇居民达为两亿人。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生活方式的迅速传播，使愈来愈多的农村人口受到城市文化生活、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模式和社会心理的影响，向城市迁移，从而使得城市人口不断膨胀。早在九十年代初，由农村流入城市、设法定居的人口即已超过五千万人。

文化变迁的三个特点

随着改革开放中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体现社会民族风貌的文化也有剧烈的变化。首先，社会观念与正统意识形态日渐疏离。结束以来，革命年代制造的政治神话一一破灭了，正统意识形态（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个人崇拜、计划经济、一大二公等）逐步走向衰败。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都显现出与正统意识形态疏离的趋向。继社会中普遍出现的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后，开始了社会观念的更新，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逐渐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但也同时出现了道德失范、拜金主义等观念畸形演变。

其次是“西化”思潮日益扩散。作为先行的现代化范式的西方社会近年来对中国的影响已波及到文化的各个层面。在思想文化如哲学、宗教、艺术、文学、政治等方面，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基督教宗教哲学、权力哲学、实证主义、现代派、后现代派的各种理论都被介绍到了中国；文学艺术作品也受到了这些思潮的影响；而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的影响则更是广泛深远。在工具文化如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经济科学、管理科学以及广告文化、营销文化、服饰文化等方面，西方的影响也十分深入。例如，在大众文化方面，如电影、电视剧、古典音乐、流行音乐、社交礼仪中，西方的影响可谓无所不在。以美国之音、英国BBC、法国广播电台的中文广播为代表的西方传媒的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第三是多元化的趋向。由于正统意识形态的控制能力削弱了，改革开放中经济的多元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了文化上的多元化。虽然社会主义文化仍在坚守自己日益紧缩的阵地，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思潮正在异军突起。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以及儒家思想在中国都有复兴之势。各民族、各地域、各种人群的亚文化更是层出不穷、形式繁多。可以说，多元化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文化最基本的特征。

政治层面的三个转变

在转型期政治诸多变化中，首要的变化是政治制度从极权主义转变成威权主义。所谓的极权主义是指政权对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包括人们的思维）实行无所不在的严密控制的政治制度。所谓的威权主义或一般意义上的“专制主义”，指的是虽然不民主、但当局在未遇到社会的公开挑战的情况下往往不采用全面严厉管制手段的政治制度，即民间所称的“无民主、有自由”的政治状态。在威权主义体制中，尽管自由是有限度的，但比起极权主义时代来，社会氛围要宽松许多；在极权体制中人们不敢做、不敢说、甚至不敢想的事，在威权主义时代都变得可以做、可以说、可以想了，社会生产力也因之得以启动、获得活力。当然，威权主义政治制度仍然存在着诸多弊端和矛盾，笔者将在下文中进一步分析。

政治上的另一个变化是革命家的统治转变成技术官僚的统治。时代是清一色的老革命家统治的时代；邓小平时代是老革命家与行政官僚、技术官僚混合统治的时代；而时代则是典型的技术官僚统治的时代。现在，从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到省市一级的主要负责人，几乎是清一色的理工科高等院校学历背景、同时又具备多年的从政经历。这些人虽仍具有意识形态上的承袭性，但大多较为务实，较具功利主义色彩，较重视操作技术、策略、权谋、手腕，较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和实际问题，较具有灵活性。正是由于技术官僚执掌政权，才使得费边式的渐进改革道路成为可能，但也使转型期的中国政治显现出缺乏人文主义底蕴的局限。

政治上的第三个变化是逐渐地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改革开始以来，立法机关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它们覆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防、外交各个领域，奠定了依法治国的法规基础。同时，民众的法治意识也显著增强，遵守法律、不做违法的事已成为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共识；用法律维护人权、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自觉选择，民告官的事例屡见不鲜；律师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现。执政党也开始强调“依法治国”，并在党章中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要“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当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距离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目标还有很远的路程。

在本文中对转型时期诸项特征的概要描述是循着先经济、再社会、文化、最后涉及政治的顺序，这绝非随意的排列，而是反映了社会发展演变的实际进程。中国的改革始于经济领域，然后又逐步放射到社会、文化、政治领域。当改革使得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之后，则政治改革就不可避免地会随之到来，这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不因人们对它的好恶而改变。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只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才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制度化，以保证经济、社会、文化在良性轨道上持续进步。其实不独中国如此，先行的现代化国家如欧美诸国也是如此，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如东亚“四小龙”、前苏联、东欧各国亦莫不如此。认识这一普遍现象，对于理解政治改革的动因、条件、时机、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二、社会转型时期的主要矛盾与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病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主要矛盾

虽然改革开放改变了经济体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促成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但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也存在着许多突出矛盾和消极现象。曾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作了题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谈到了中共高层时下最为注重的十二大关系，其行文的风格酷似的“论十大关系”，只是显得更为空疏。其实，这十二大关系完全可以被解读为中国社会中现存的十二项矛盾，它们确实令当政者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但是，这些矛盾都还不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主要矛盾。笔者认为，中国在转型期中面临着两对主要矛盾：一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二是发展中的经济、社会、文化与落后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可以说，转型期的所有其他的矛盾或问题无不与这两对主要矛盾有关，并受到这两对主要矛盾的影响和制约。

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应当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也要相应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政治架构──宪政民主体制。中共领导层囿于一党之私，只愿承认前一对主要矛盾，而刻意回避后一对主要矛盾。实际上，这两对矛盾紧密相关的，如果只实行经济改革，不推行政治改革、不建立宪政民主体制，就不可能建立公正、高效、公平竞争、充分保障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也不可能杜绝现行体制产生的一系列弊端。

就人民最为痛恨的腐败现象而言，执政党年年高喊“反腐败”，然而腐败现象不但屡禁不止、反倒愈演愈烈，这与现行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连。腐败现象涉及公职人员出于私人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各种行为，如贪污、索贿受贿、弄权勒索、任人唯亲、结党营私、挥霍浪费公共财产等。通俗地讲，腐败就是“以权谋私”，它也被称为“政治之癌”。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曾用“寻租”理论来描述腐败现象。在该理论中，“租金”泛指政府干预或行政管制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即超过机会成本的差价。既然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能够创造差价收入，即“租金”，自然就会有追求这种“租金”的活动，即“寻租”活动。“寻租”活动的特点是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如游说、疏通、走后门、找后台、行贿等）得到占有“租金”的特权。通俗地讲，“寻租”就是“权钱交易”，即权力与货币的交换。腐败现象蔓延扩散的制度根源在于，现存的政治经济体制为持续广泛的滥用权力谋取私利行为创造了机会。十九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说过一句十分精辟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这句话点出了腐败现象的要害，问题虽然出自权力，而根源则出自“绝对的权力”，即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如果掌握权力的人不受监督和制约，就无法保证权力不被滥用，无法制止以权谋私，腐败焉能不滋生蔓延？

同样地，社会不公正、尤其是民众反映强烈的司法不公正现象的普遍存在，也与现行政治体制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在现行体制下，各级党政机关、司法机关掌握着各种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些权力原本来自人民，但现在人民却无权过问权力的使用。于是，在许多场合，权力异化为统治人民、鱼肉百姓的工具，而体制内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如党纪、政纪、法制）却相当薄弱，体制外的监督和制约形式（如大众传媒、政党、社团）更是基本被禁止。这样的制度环境遂使官官相护、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甚至草菅人命的恶行得以横行无忌；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即令敢言也无处言、言之而无官理，切身权利受到侵犯却得不到保护、也不敢声张。各级党政官员、司法官员既握有权力、享有种种特权，又不受实质性的制约，焉能保证其不滥用职权？大量社会不公正、司法不公正甚至执法犯法的现象即由此而生。

再如，国有企业普遍陷入严重困境的局面更是与现行政治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国家机关本应是履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的机构，不应直接管理企业。但各级国家机关时至今日仍在管理着数以百万计的国有企业，干预这些企业的组织管理、生产经营、干部任免乃至于技术改造。在国有企业内，厂长、经理还要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大多数企业的厂长、经理与党委、书记之间关系紧张，这种现象严重地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而下岗与失业工人的社会救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就业机会、进行再就业职业培训等工作，本应由政府承担起管理职责，现在政府部门却经常将这些责任推给企业，使得许多现实困难难以有效地解决。因为，很明显，抓企业、抓经济、抓物质建设，就有油水、有实惠、有利益，也容易出政绩；而组织下岗职工培训之类的事，是吃力而又没“油水”的，所以各级官员就兴趣索然了。这种政企不分、党企不分、以政代企、以党代企、政府职能严重错位的现象，正是现行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需要的集中表现。过去二十年来，虽然政府数度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但始终未见成效，其根本原因是只在经济管理体制上“作文章”，而不触动政治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现在，多数人都看得很清楚了，如果再不从根本上改革现行政治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国有企业是不可能真正走出困境的。

至于其它方面，诸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教育与科技发展、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人事干部管理与公务员制度、所有制问题、分配问题、财政问题、新闻媒体问题等，无不与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不在此逐一论述，读者尽可举一反三而思之。

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回顾

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可上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秦王朝。秦朝首次实行郡县制，将全国划分为36郡（相当于今之省），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实行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军事等各种权力都操于皇帝一人之手，“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又实行严刑峻法，任何对皇帝和专制统治的不满和非议，都会遭到残酷的镇压；且“焚书坑儒”，毁灭文化，大批消灭知识分子，取消学校，以强制力量和铁血手段垄断意识形态。秦以后的历朝历代之统治形式虽不断变化，但秦朝创立的大一统式君主专制政体却一脉相传，至清朝可以说臻于完备。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的统治，但由于军阀割据、战乱不已，中国一直未能建立现代民主政体。孙中山先生虽有此志向，倡导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惜不幸英年早逝，壮志未酬。此后，率北伐军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一再宣称要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经由军政、训政、最终实现宪政，建立民主政体。但相继爆发的国共战争、抗日战争加之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使得国民党政权很快土崩瓦解。

和中共正是抓住了国民党统治的专制、腐败与忽视底层民众利益的弊端，发动了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号召的农民革命，采取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并最终把国民党统治者赶出大陆，建立了植根底层、植根乡村的中共政权。令人遗憾的是，和中共领导人也未能摆脱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传统，毛本人即以超越“秦皇汉武”自诩，又以明朝正统继承人自居。在时代，中国实行的仍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所著的《中国大历史》一书中评论道：“中国的当代史可以简明的条例：国民党和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并将之突出于蒋之高层机构之前。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这段评论颇具史家之慧眼与洞见。

政治发展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在政治上至少要具备四个基本条件：第一，这个国家必须是统一的；第二，这个国家必须是真正独立的，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挟制；第三，这个国家必须克服个人独裁专制，不能由一个人决定国家的一切；第四，这个国家应该逐步建立起一整套适合经济发展的法制体系和政治架构。若不具备这几个基本条件，则一国即使实现了工业化，或依赖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国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仍只能算作“畸型现代化”，发动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意、日就曾是这种“畸型现代化”的范本。也因此，“二战”后德、意、日都重新制订了宪法，采行了宪政民主政体。

中共夺取政权后，应该说在中国大陆上述之一、二项条件即初步具备，若能在三、四项条件上努力一番，则中国大陆的经济起飞、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政治发展的进程早已发端，中国的现代化绝不会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今日之中国断不至于落后如此许多。实行改革以来，虽发生了从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的转变、在法制建设方面也有了一些进步、社会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禁锢之后亦日趋开放，但从总体上来看，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已构成了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障碍。

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剖析

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病甚多，呈现出一种并发性的病理状态。下面仅择其要者剖析之。首先是权力的软约束机制。中共建政后受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模式影响，经济上实行计划体制、政治上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逐步顺应时代潮流，放弃计划体制、肯定市场经济；但在前苏联东欧各国均已放弃一党制的大趋势面前，仍力拒权力制衡原则。权力本身并无所谓好坏，关键在于它被用来做什么样的事；健全的政治体制应具有一整套对权力的硬约束机制，以保证权力被用来做好事、防止权力被用来做坏事；即使出现滥用权力的情形，也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并尽快纠正。而现行政治体制则恰恰与此相反，在权力集中于党政机关和官员的环境中，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却十分软弱。

在体制内，监督与制约机制相当薄弱，司法系统弊端丛生，在多数地方行政监察部门形同虚设、作用甚微，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对同级党委基本起不到监督作用。轰动全国的原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贪污腐败一案，早在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民众就有强烈反映，却一直拖延至1997年才处理。与之类同的现象还不知有多少，违法者迄今仍逍遥法外，继续恣意妄为。对权力的软约束机制导致种种决策失误，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现象也比比皆是。而体制外的监督和制约形式，如政党监督、社团监督等，基本被禁止了；被中共称为参政党的所谓“派”，由执政党控制、向执政党领取经费，故而对执政党根本构不成任何制约；新闻传媒（实际被纳入体制内）受到严格控制和检查，不允许体制外出现任何大众传媒。因此，除了阿谀之词和忠顺的建议之外，很难公开发表其他的不同声音，民众及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参与管道十分狭小。

其次，人治、权治大于法治。法治是现代社会的标志，而人治则是传统社会的特征。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中，人治重于法治。法律还远未具备至高无上的地位，连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权威都很成问题，违宪现象时有发生，却从未有过违宪审判的案例；在司法方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司法不公的现象普遍存在；民众的法制观念、法治意识也不够强，例如，企业或个人的逃税、漏税行为既相当普遍而又被视为平常之事；各级党政官员办事时优先考虑的往往是人际关系而非法律规制，讲人情、凭关系的习惯仍根深蒂固，就连中央和省部级的高层官员也都普遍崇尚行政权力，而忽视法制的作用。因此，若问到现实生活中究竟是权大还是法大这一问题时，多数人会回答权比法大。这种人治重于法治的现状使得社会经济秩序紊乱、交易成本高昂、人际关系复杂化，十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及良性发展。

再次，出现了体制性腐败这一社会痼疾，贪污受贿、权钱交易已成为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组成部分。只要舍得花钱，什么违法的事情均可畅通无阻；连王朝末年的卖官鬻爵这样的丑恶现象也已屡见不鲜；不少部门、单位的领导者俨然就是当地的土皇帝、土霸王；虽然上千万工人下岗失业、数千万农民生活困难，但各级官员们仍然一掷万金、花天酒地。对此，执政党的解释是，干部受到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个别”党员干部意志薄弱、经受不住考验云云；似乎只要加强教育、严肃党纪，就可消除腐败现象了。其实，整党整风已历数遭，腐败现象反呈愈演愈烈之势，以致于在“十五大”报告中也发出感慨：“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唯有从现行制度中寻找原因，才能明白为何会出现如此大范围的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目前中国养着一支庞大的官员队伍，1995年底全国的党政工团管理人员超过3，600万，占职工总数的32％，全年支付他们的工资奖金为4，700亿元；若再加上农村的690万吃皇粮的人，养各级干部的花费在1996年即已达11，000亿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0％。尽管国家所费甚巨，但因官员数量过大，他们名义上的人均工资收入并不多。例如，中央部委的司局级官员的月工资收入就不足1000元，还不及大饭店的服务员。在这种情况下，手中掌握许多权力的官员们面对的又是对权力的软约束机制，结果就出现了腐败现象的大面积蔓延。如果能强化对干部的社会监督，或者能裁撤冗余的官员以适当提高在位官员的薪资，都有助于遏制腐败。可是，这些一目了然的措施却被长期排拒，导致腐败的体制则得以延续。由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广泛的腐败之实质性原因是制度安排不合理，中国目前的腐败可被称为“体制性腐败”。邓小平曾明白地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要真想遏制腐败，就必须改革现行的制度，仅强调教育干部和党纪，实际上是治标不治本，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四，现行政治制度只要求民众服从政府，却不尊重关怀人权与人的自由这些基本价值。虽然现行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这些自由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并不存在，人民若想履行这些宪法规定的自由，将受到宪法和法律中其他条款的惩处。又如，宪法虽然明文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但法律体系中并无具体的保障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制度。所以，即使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每每受到侵犯，他们也无可奈何。特别是当政府部门与公民发生利益冲突时，公民总是处在弱势和被侵害的地位，几乎所有的现行制度和法律都基本上是有利于政府及其官员、而压制普通公民权益的。这样的体制当然不利于调动人民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和社会责任感，也容易使公民产生与政府的疏离感、对立情绪，造成社会价值取向的偏移。

第五，民主化程度偏低。民主化是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标准，主要包括公正选举制度的推广、大众参与政治程度的提高、政党和政府机关决策程序的民主化、实行代议制、政治多元化等。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以政党控制社会、以领袖控制政党，若发展到极端就是一个人说了算（与君主专制一样），与现代民主政治相去甚远，决策过程中也基本上没有制约机制和纠错机制。正因为如此，中国才出现了反右派、反右倾、公社化、、“四清”直到史无前例的“”，造成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和几千亿元的国民财产损失，连国家主席都保不住自己的性命。1978年以来，虽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但政治改革却一直裹足不前；邓小平说过要实行政改、却未能实行；、两位想推动政改的党的总书记都被赶下了台；此后，当局在政改方面仍然犹豫不前，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有倒退。近几年来，虽然在人代会制度以及村民自治方面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但都未触及政治体制的根本，中国的民主化程度仍然是相当低的。

三、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与基本原则

以上的两章实际上已论证了为什么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应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改革不民主、不公正的政治体制，建立民主、公正的政治体制。下面进一步探讨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与基本原则。

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关于政治体制的比较研究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亚氏一生悉心研究过150多个希腊国家的政制，并著有《雅典政制》一书。他在其鸿篇巨著《政治学》中，把当时的政体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而每一类型又有一个变态政体：其一是以一人为统治者的“王制（君主）政体”，其变态为僭主政体、以一人的利益为依归；其二是指以少数人为统治者的“贵族（贤能）政体”，其变态为寡头政体、以富人的利益为依归；其三是以多数人为统治者的“共和（民主）政体”，其变态为平民政体、以穷人的利益为依归。亚氏本人在政治哲学上主张中庸之道（这与我国古代圣人孔子相合），因此既不赞成一人之统治、也不赞成富人或穷人的统治；而是主张实行由中产阶级执政的“温和的民主制”。他认为，中产阶级就是那些“占有一份适当而充足的财产”的人；惟其财产适当，所以不致于为富不仁；惟其财产充足，所以不会觊觎他人；更重要的是，惟其人数较多，所以这个阶层就能平衡富有阶层和贫穷阶层的势力，而使国家“少受党争之祸”；“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它阶级都较为稳定”。后世关于政体分类之理论盖出自亚氏，今人倡导中产阶级之作用其源头亦不言自明。

参照亚氏的理论，笔者把当今世界现存的政治体制也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为专制政体，指政权掌握在一人或一党一派手中、不容许其他人或党派参与的政治体制；其二为民主政体，系指政权通过选举制和代议制掌握在公民手中的政治体制；其三为介于专制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各种中间形态的政治体制，如转型过程中的过渡性政治体制、双轨制的政治体制、半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实行强党政治的政治体制等。本文上一章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病的剖析，亦可视为对专制政体的病理分析。正因为专制政体存在着妨碍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一系列弊端，世界上愈来愈多的国家和地区纷纷废除专制政体、建立了民主政体。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在《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指出，自十九世纪初迄今的人类历史中出现了三波民主化浪潮。第一次民主化长波从1828年至1926年，其间有近30个国家建立了民主政体；第二次民主化浪潮从1943年至1962年，有10多个国家相继建立了民主政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始自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少壮派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卡埃塔诺的独裁统治，一直到今天仍在持续不断地进行之中，又有一大批国家陆续建立了民主政体。由此可见，民主化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潮流。

民主政体起源于古希腊时代的城邦民主制，它是商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新兴工商业主和城市平民与氏族贵族斗争及妥协的产物。其最著名的代表即雅典民主制，具有以下四个特征。第一，主权在民。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就象伯里克利在著名的“丧礼上的演说词”中说的，“我们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国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

第二，权力制约。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是议事会，它是具有立法、行政、司法职能的权力机构，但要受到公民大会的制约；同时，公民大会也受议事会的制约，公民大会不能通过未经议事会准备和未经主席团事先以书面公布的任何法案；议事会还要受法院的制约，法院对官吏和法律进行监督和控制。

第三，法律至上。雅典人视宪法为最高法律，神圣不可侵犯。从梭伦开始的每次改革无不以修宪为起点，随后便以执行和捍卫宪法为基本职责。享有很大权力的法院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审查某项法律是否违宪。公民大会通过的决议若有违宪，法院可宣布撤消该项决议。官吏必须秉公执法、不图私利、不徇私情，一旦触犯法律，便要受到惩处。

第四，公民意识。由于任用官职不再受财产和门第的限制，人人皆可为政，贵族和平民的对立状态随之消失。统一的公民集体得以形成。对雅典人来说，公民和公民权是至关重要的；关心雅典、参与政治、轮番理政，是雅典人心目中神圣的事情；城邦至上、政治为本，成为雅典人的共识。尽管从那时起到今天已有两千多年时间，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也有了很大发展，但现今的关于民主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都奠立在那个时期。

对于人民来说，民主的政治体制当然要比专制的政治体制好得多。然而，民主的政治体制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有的西方学者指出，由于民主风气的盛行，强调平等和个人的权利，导致了政府权威的削弱；个人与社会集团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多，而且总认为政府有责任满足这些要求，使政府背上了“过重的负荷”；民主社会一方面要协调各种利益、以建立共同目标，但公民大众意愿的充分表达往往使目标分散化，如此等等。总之，“过分的民主意味着统治能力的匮乏，统治能力的疲软表明民主的不完善”。尤其应该说明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主被阐释为“多数人的统治”、视多数人的意志为正义，这就容易忽视少数人的意见和利益；而真理往往是由少数人发现的，如果一概按照多数人的意见行事、压制少数人的意见，势必会阻碍思想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甚至导致多数人的专制与暴政，历史上不乏此例。

因此，人类经过近代几百年来的探索与实践，修正、改进和完善了传统的民主政体，将宪政与民主、共和结合起来，创立了一种高级形态的政体──宪政民主政体。根据欧美宪法学家的阐述，宪政民主制度主要有九项特征：第一，政府权力应由宪法加以限制；第二，实行分权制衡；第三，人民主权和民选政府；第四，建立宪法审查制度；第五，司法独立；第六，警察应受控制；第七，文官控制军队；第八，保障个人权利；第九，发生紧急状态时坚持实施宪法。笔者则将这九项特征归纳为四项基本原则：第一，以宪法和法律为最高权威；第二，以人权和人的自由为本位；第三，以宪法和法制约束权力为重心；第四，以司法审查为保障。宪政与民主、共和的结合，弥补了民主与共和的根本缺陷，为民主与共和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上的实现手段。在现代代议制民主之下，政治权力的基础仍在于人民，而且这种权力是通过成文宪法表达出来的；宪法成为政治权力的最根本的法律来源，成文宪法划定政府及其不同部门之间的界限，规定了官员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并确保这些制度安排各自的独立和完整。宪政已经成为法治和民主的代名词，它意味着依据宪法来治理国家的民主政治。

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存在着权力的软约束、体制性腐败、权大于法、不尊重人权、民主化程度低等弊病。而宪政民主体制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它能有效地限制权力（限政）、抑制腐败、奉行法治、保障人权、维护民主。同时，实行宪政民主改革也是世界性的历史潮流，借用孙中山先生的话就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应该确定为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在中国宪政并不是新鲜事物。1905年清政府就曾派出五大臣前往欧美、日本各国考察宪政，并于1906年9月1日“仿行立宪”上谕，1908年8月27日颁布“宪法大纲”。其目的并非是真要实行宪政，而是企图在确保皇权专制的前提下，实行君主立宪政治。结果，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及其对待宪政改革的消极态度，许多立宪派人士转向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民主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孙中山，是一贯主张建立宪政民主体制的。他创立的同盟会制定了“革命方略”，将革命程序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后来孙中山又将这三个阶段概括为军政、训政、宪政，即先以军事力量扫除一切障碍、奠定民国基础，再以文明法理训导国民、建设地方自治，待条件具备后即实行宪政。惜乎中山先生早逝，加之军阀混战，其政治理想未能实现。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也曾一度倡导过立宪运动，但因日本的入侵导致民族危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致使国家的政治长期停滞在军政和训政阶段，未能向前推进。一直到1988年，在台湾各阶层民众的推动下，蒋经国在台湾宣布开放党禁、报禁，进行民主改革，才使得台湾地区的宪政运动取得实质性进展，宪政民主体制得以建立。

中共执政之前也曾主张过宪政。1940年2月，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之演说中就提出，“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远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提到，1944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参加宪政运动，要求共产党员在宪政运动中，团结一切民主分子，达到战胜日本侵略、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但那时中共其实是把宪政当作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的手段而非真正的目的。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就立即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的政治体制，再也不提宪政了。也因此今天中国大陆的民众普遍对宪政一词十分陌生，倒反而是经历过国统区生活的老知识分子还记得这一概念。

中国政治改革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美国政治学家埃尔金和索乌坦在他们的新著《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中，提出了设计新型政治制度所应把握的三个要点：第一，限制政治权力的滥用；第二，能够很好地解决社会问题；第三，有助于形成公民的性格。笔者认为，他们的观点对当代的宪政民主理论有所发展和创新，对我们研究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原则很有启发。

当代的宪政理论发源于古典的宪政思想，其核心是限政与控权，即限制政治权力的滥用、保障人权与公民权、维护市场秩序与经济自由。但是，政治制度还有两项其他的用途：第一，它们是执行决策的手段，或更广泛地说，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第二，政治制度具有教育性与引导性，会影响其公民的价值观、性格和道德理念。因此，新宪政论必须考虑到，设计政治制度时不仅要注意控制掌权者、使其不能滥用职权，而且要关注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和公民性格的形成。宪政民主政体不单是要防止权力被滥用，还要能保证权力被有效地利用来制定政策，以改进公民福利、培养公民意识。

基于上述理论和观点，笔者提出了以下几项政治改革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第一，应有利于保障人权和增进人民福利。宪政民主国家的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因此，它的政治体制必须力求作到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我国古代虽有“民为邦本”的说法，但事实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却将人民当作可任意宰治的“草民”。今后的政治改革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统治人民的体制，通过宪政、民主、共和、法治等制度，将政治体制的基点转移到人民主权之上，使新建构起来的政治体制成为保障人权和增进人民福利的最有效的工具。

第二，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繁荣。经济发展和繁荣是人民幸福、社会进步的基础。因此，政治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就必须把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放在极重要的位置上。新的政治体制必须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和市场秩序、有助于克服阻碍经济发展的种种弊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合理配置资源、增加社会财富。

第三，有利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公正。单纯强调经济发展是不能保证人民的福利的，还要实现社会发展和社会公正。政治改革应充分考虑到一系列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建设，以便能逐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和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建设各种适合人民需要的社会文化设施，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医疗卫生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等。

第四，有利于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之间是互动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会带动政治的发展，政治的进步也会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对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保持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是必不可少的；而没有适宜的政治制度和法治的保障，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长治久安，其经济亦不可能持续健康地发展，其文化也难以兴盛。因此，在筹划政治改革时必须着眼于促进政治发展、并尽可能保持政治稳定。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变革都可能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政治摩擦甚至冲突，这也正是那些反对或害怕政治改革的人抵制政改的主要口实。但是，若因此而拖延政治改革则会付出更大的、惊人的代价，甚至导致国家和社会的巨大灾难。此决非危言耸听，我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既要积极主动地进行政治改革，消除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病，建立宪政民主体制；又要大力培养公民意识、公民性格和法治观念；还要运用政治智慧来降低可能发生的政治动荡的震幅，尽量减少政治发展的代价，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全体国民的利益。

笔者以为，以上四条（当然不限于此）是合乎中国实际的明智的选择，似可作为中国政治改革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我们坚信：

只有实行宪政民主体制，中国才能真正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只有实行宪政民主体制，中国才能走上长治久安的轨道。

宪政体制范文篇10

英国是这一类型的代表。英国的宪政制度是从中世纪封建制度逐步演变而来的。分封制度在英国宪政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分封制度使得贵族在其领地世代相传，加之，贵族通常与王室有血缘或其他非常密切的关系。这就有可能造成贵族与国王分庭抗礼的局面。中世纪英国宪政发展的过程突出表现在国王和贵族之间的斗争，以及王位的争夺上。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并不是一开始就学会了妥协，而是妥协与暴力交替出现。1215年，贵族逼迫国王妥协，签署了《自由大宪章》。而在1399年金雀花王朝终结到1485年都铎王朝建立，血腥的暴力则占据支配地位，其中长达30年的玫瑰战争最为惨烈，自相残杀几乎把贵族给杀光了。最后两大贵族之间的王位争夺以婚姻的方式达成了妥协。十七世纪中叶国王与国会因争夺国家最高权力而引发的内战，并将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最后这场革命在1688年以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即国会与国王之间达成了某种妥协而结束。宪政制度能够在英国产生有赖于英国传统习惯和中世纪分封制度中有丰富的妥协因素：分封制度本身接近契约关系；继承制度和婚姻关系在扩张领土上的广泛应用等等都是某种协商和妥协的产物。最为关键的因素是盎格鲁—萨克逊的贤人会议的传统，教会的制约和习惯法的限制使得国王几乎从来都没有演变为东方式的完全不受限制的专制君主。克仑威尔在内战后借助议会军建立起来的专制统治使得英国人充分认识到，通过圣洁的革命建立起来的专制统治比传统君主制度危害更大。丰富的妥协经验和对革命以及革命建立起来的专制统治危害的认识使英国人更倾向于采用渐进妥协的方式完成政治变革。二百年来，英国能够成功避免法国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这一席卷全球的革命浪潮的冲击，充分反映了英国宪政制度的高度适应性和稳定性。英国的宪政发展更多地表现了其自然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有许多看起来很偶然的因素对英国宪政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例如，汉诺威王朝的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因不会英语，逐渐对国内事务失去兴趣，便指派一名大臣主持会议，由此开创了十分重要的内阁制度。综观人类社会的民主宪政制度，其发展过程可以这样来归纳：一个国家——英国，因为各种必然的和偶然的原因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由于这一制度能够更好地实现政治稳定和保障人权，逐步被其他国家效仿和采纳。当然，英国产生民主宪政制度有其非常特殊的条件。

二、卓越领袖引导型

在建立民主宪政，尤其以暴力手段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宪政的过程中，通常会形成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这个有卓著威望的领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政治倾向通常决定一个国家是采用专制体制，还是采用宪政体制。卓越领袖如果选择宪政并通过自己的政治实践为宪政的运行树立典范，宪政就可能在这一政治领袖的引导下进入轨道，从而实现宪政目标。这一类型的典型国家是美国。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后期，华盛顿本人在战争中建立了崇高威望，由于战争的需要，华盛顿不仅掌握着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大陆会议还将其他民政权力也都交给他。而这个时候美洲大陆如何发展还很不确定，十三个州实际基本上是完全独立的十三个国家。为了打仗，大陆军欠下了巨额债务，军人们也面临着在战争胜利后一贫如洗被遣散回家的局面。金融家、投机家、军人都迫切希望华盛顿进一步攫取更大的权力以保证他们债权的实现。而且当时在那时人们的经验中，几乎没有靠民主共和治理一个大国的经验。包括汉密尔顿等多人奉劝华盛顿承担起国王的责任。华盛顿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当国王是几乎水到渠成的选择，而不当国王则几乎面临军事反叛这样前所未有的困境。在这段历史中，我们看到，即便以民主独立这样崇高目标组织起来的军事集团，也会发展出自身的特殊利益要求。如果我们对照中国古代，一个军事集团的特殊利益要求决不是仅仅局限于军饷这点微不足道的利益，而是可能将整个国家作为自己的猎物。在已经接近胜利的情况下，如果军事领袖不当皇帝，那他的属下就无法当宰相、尚书、省督、巡抚……。这使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很多革命，尽管其最初目的非常纯洁，到最后终究免不了走向专制，比如英国十七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十八世纪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在决定美国未来的关键时刻，华盛顿没有动摇其民主的信念。经过艰苦的工作，华盛顿说服了那些骚动的军人，拒绝了当国王的请求，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民主宪政制度。在担任两任总统后，华盛顿拒绝第三次连任回到家乡过起隐居生活。华盛顿的这些做法无疑对美国实现宪政起了典范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宪法制定过程中是充分妥协的产物：大州与小州、联邦派与民主派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冲突，但最后都妥协在新的宪法之下。在这个过程中，华盛顿起着重要的协调和引导的作用。

人们通常注意到了美国民主建立过程中存在暴力，但却没有仔细具体分析。事实上，在独立战争之前，美国的各州都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民主，各州都有议会，乡镇一级也有民意机关。也就是说，美国的民主是在英国民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是先有了州议会，再由州议会派代表组建大陆会议，由大陆会议选派总司令华盛顿。一句话，美国是先有民主，然后才有独立战争。三、不断革命型

法国是不断革命型宪政的典型。法国是英国的近邻，饱受专制之苦的法国人对英国的宪政真是羡慕之极。然而，从一个非宪政国家过渡为宪政制度通常要经过社会革命，乃至暴力革命，原因在于这些非宪政国家有着与宪政难以共存的政治传统和社会结构。宪政无法在专制传统的社会结构上建立起来；人们也无法等待整个国家通过渐进来实现这一过渡。人们既然已经认识到了民主宪政的优点就想一下子实现民主宪政，于是社会革命甚至暴力革命就不可避免了。法国通过革命来实现宪政。然而革命只能建立宪政体制，却不能使宪政很好地运行下去。吉伦特党专政、雅各宾党专政、热月党政权、拿破仑第一、第三帝国、波旁复辟王朝、奥尔良王朝、共和国……。革命在法国建立了一个又一个宪政体制，随后又被一个又一个革命抛弃了。革命成了癖好，法国陷入了灾难性的政治动荡之中。普法战争失败以后，各种政治势力纷争不下，支持君主制的仍有波旁党人、奥尔良党人和拿破仑党人。1875年1月，支持共和的修正案以353对352的一票多数获得通过。1875年7月，第三共和国宪法通过，由参议院组织法、国家权力组织法和国家权力关系法三部分组成，只有34条。这样勉强妥协产生的宪法，内容和形式都很不完善，而恰恰是这样一个不完善的宪法是法国历史上最长寿的宪法。从这段经历看，法国通过不断革命来实现民主宪政，其历程非常漫长，整个社会要付

出沉重的代价，更重要的是，不断革命是否能实现民主宪政并不肯定。国家在长期的政治动荡以后通常建立一个新型的专制制度以恢复政治秩序。这样，这些国家仍然面临新的实现民主宪政的任务。1875年的宪法虽然并不完善，但由于其建立在各派政治势力的妥协的基础上，因此能够成为规范法国政治的根本准则。

法国民主的最终落成是在镇压了极端势力——巴黎公社以后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法国民主是镇压了暴力革命后各派政治势力的妥协。

四、非暴力运动争取型

印度是这一类型的代表。印度在甘地的领导下同英国殖民主义者进行的长期的斗争，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并实现了向民主宪政体制的过渡。非暴力运动争取权利的原理是以非暴力的方式，如请愿、游行示威，甚至故意违反法律来充分展示自己的冤情和苦难，抵制压迫，让压迫者充分了解自己统治的残暴和不义，从而争取更多的同情，分化压迫者内部阵营。这一方式力图唤起压迫者的良知和善良的本能，从而自动放弃自己残暴的统治方式。最经典的非暴力运动是甘地1930年组织的抵制食盐法中的一幕：……盐仓外已掘好壕沟，布满铁丝网。24名英国警官指挥着400名警察，个个手执带钢尖的木棍或手枪，随时准备砸向敢越雷池者。在离盐仓100码处，队员们重新编组。第一组涉水过沟，走向铁丝网。警察用木棍狠击队员头部，一个个应声倒下，血流如注。第二队队员又踏着鲜血补上，警察照行其事。队员们没有反击，没有搏斗，甚至没有听到愤怒的咒骂，只传来低微的呻吟。队员们改变战术，他们25人一组，走到壕沟前就坐着不动了。警察照打不误，已被打倒的人还要补上几棍，鲜血从头上的伤口往外冒。一批又一批的队员前进，坐下，被打倒，躺下，没有一人还手。在甘地的鼓舞下，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接受鞭打与被捕入狱已成光荣与时鬃，示威群众常整夜不散与警察周旋。……就是在这样一种奇特的斗争下，英国人不堪其苦，允许印度独立。

应当指出，甘地的非暴力思想为人类解决利益纠纷和权力冲突提供了文明的解决方案：宪政制度结合非暴力运动的补充为人类最终摒弃暴力，实现政治文明化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模式。尤其考虑到，随着科学的进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明，暴力斗争和武装冲突所造成的破坏和代价越来越大。人类甚至面临被自己的发明毁灭的危险。甘地非暴力思想的意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1999年底，甘地被评为改变了上一个千年历史的十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五、有限暴力争取型

南非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以曼德拉为代表的非国大同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初，非国大继承甘地的思想通过非暴力运动来争取民主宪政。但是白人政权的残酷镇压使非国大的非暴力斗争陷入了绝境。在这种情况下，曼德拉组建“非洲之矛”这一武装组织。值得注意的是，“非洲之矛”所进行武装斗争是有限度的，它以破坏各种设施为目的，尽量避免对人员的伤害。南非争取民主宪政的方式也是对甘地过于理想化方式的发展。有限暴力斗争这一方式的运用为后来南非实现民族和解创造了了条件。在实现南非民族和解，建立民主宪政的过程中曼德拉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尽管曼德拉本人受尽白人政权的迫害，但他没有主张用暴力手段进行报复，而是推动民族和解。终于使南非主要政党在1993年达成妥协。1994年曼德拉被选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

六、外国强加型

日本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二战以后美军对日本实施了单独占领。1946年，“盟军最高司令部”民政局在麦克阿瑟的授权下起草了《日本国宪法草案》，完全按照美国政府的意见使天皇成为为象征性的国家最高元首。日本政府在占领当局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按照这一蓝本修改了原有宪法草案。同年11月，《日本国宪法》正式公布于世。应当指出，从原有的政治体制转化到宪政体制也是在占领当局的强大压力下进行的。因此，可以认为，日本的宪政完全是美国强加给它的。这一强加的过程是在日本完全丧失国家主权的前提下进行的，它给日本带来了屈辱，但日本从宪政体制中受到的恩泽却是莫大的。在宪政体制下，日本经济迅速腾飞，成为第二号经济强国。此外，由外国强加了宪法并在丧失主权的前提下被外国强行加以改造，这一方式极大地缩短了漫长痛苦而又前途莫测的建立宪政体制的历程。但是，这一方式注定要遭到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坚决反对而成为一种例外。

七、国际社会帮助型

柬埔寨是这一类型的代表。1975年——1979年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造成了五分之一，约一百七十万人被迫害致死。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并扶植了忠于越南的韩桑林政权。这一政权受到红色高棉、前国王西哈努克和其他各派政治势力的坚决反对和武装抗击，整个国家政治秩序陷入混乱局面。在国际社会，主要是中国、美国、苏联和法国的长期努力下，终于在1991年达成巴黎协定并于1993年进行了议会大选，制定了新宪法。但是，由于国际社会没有对原有政治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造，尤其军队没有实现国家化，终使其两大党派洪森主导的人民党与拉那烈主导的奉辛比克党之间于1997年发生冲突，拉那烈被驱逐出国。后虽各派政治势力达成了妥协，但柬埔寨的宪政前途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国际社会在帮助一些国家实现民主宪政这一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社会于2001年在阿富汗结束了其20年的内战，建立了过渡政府，并制定了新宪法。

八、承接宗主国的民主宪政制度

 这一类型的典型国家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前英国殖民地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