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精神范文10篇

宪政精神范文篇1

1.“人权”入宪：迈向宪政的关键一步

宪政是以法治为条件，以民主为原则，以人权保障为目的的政治形态及其运行过程。人权、民主、法治构成了宪政的三个要素。其中人权保障是宪政的终极价值，与此相对，民主和法治仅具有手段的意义。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布：保障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他们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成立政府的目的。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宣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十八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凡的伟大时代，宪政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遗产，而保障人权也从那时就成为了宪政的核心价值。在美国宪法通过200年的时候，美国学者亨金宣称：“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但这针对的只是西方国家。

此次修宪将“人权”写进宪法，标志着中国也走进了“权利时代”。首先，将人权保障写进宪法将使宪法本身也获得了崭新的意义。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深重的内忧外患。有识之士向外求索的结果，是达成了“立宪强国”的基本共识：西方国家因有宪法而强，中国因无宪法而弱。他们从西方“舶来”宪法并寄望以此作为富国强兵的“法宝”，“仿佛一纸宪法便可抵百万雄兵”。因此，在中国，宪法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而存在的，宪法的工具主义观消解了宪法的人权保障价值。列宁说：“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但我们的宪法中写的不全是人民的权利！1949年以后的几部宪法也都服务于总路线或国家根本任务等政治目标，未将人权保障确立为宪法的核心价值。而此次修宪则是重大突破，它赋予了宪法以保障人权的本来价值。其次，将人权保障写进宪法完善了宪法的宪政要素。我国1954年宪法确立了民主原则，1999年宪法修正案将法治原则载入宪法，而此次修宪又将人权保障写进宪法。这意味着宪政的要素已完整地包含在现行宪法之中，我们已拥有一部具有宪政意义的宪法。有宪法未必有宪政，而具备宪政要素的宪法构成了宪政的基础。只要让人权、民主、法治三个原则变成现实，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就迈进了宪政的门槛！

2.财产权：宪政的基石

可以说，这次修宪确立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原则以及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要给予补偿，比确立“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更为重要，意义也更为重大。这两条原则有着内在、必然的联系，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是人权保障的进一步贯彻和具体落实。对公民个体而言，对财产权的具体的、直接的保障才是最有效的保障。早在17世纪,哈林顿就指出:所有权,即产权是一切国家的基础。而洛克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他对“个人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的论证。他在《政府论》下篇中的核心内容是论证“保护私有财产是政府的目的”，他提出的议会主权、政治自由主义和分权原则全都为这一目的服务。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都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确认为宪法的首要原则,其根本原因也在于财产权与宪政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财产权为宪政提供了最为牢固的基础。

宪政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它必须建立在公民个体独立之上，而财产权正好成就了公民的个体独立，并构成公民生命权、自由权并进而构成整个人权的基础。同时，财产权还是公民实现其他一切自由与权利的主要工具。财产权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属于个人物品的支配权，它意味着一个可以由主体自行决定的范围。这一方面为主体提供了自由——一个人的财产有了保障，他的基本自由就有了保障；另一方面也为自由界定了的空间范围——这个范围是个体独立的界限。财产是生命的物质基础，一个人的财产有了保障，则他的生命也就有了保障。宪政建立在人的不完善性（如自私）假定之上，虽然无法通过科学方法验证这一假定，但我们确实可以把自私看作是人的本性。因此，对财产权的保护，还充分体现了宪政对人性的尊重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宪政即限政，它必须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而财产权为公民个体创造了一个不受国家权力限制和干预的领

域，为公民个体制约政府权力提供了最有效的手段。在任何政治制度下，权利与权力之间都是一种对抗性关系。宪政是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而平衡的关键是权利对权力制约。这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一是以宪法规定公民享有以财产权为核心的基本权利，为权利划定的一个不受权力干预的领域，它是权力的边界。二是在权利行使上采行“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则，而在权力行使上确立严格的“越权无效”原则，权利由此获得对抗权力足够的力量。三是建立和强化权利救济制度，其核心是确立通过司法裁判进行救济的原则。瑞士人权学者托马斯·弗莱纳强调：“一旦把人权托付给法院这种制度设置，人权就有保障。”通过这些方式，财产权成为对抗政府专横权力最坚固的屏障。18世纪英国的皮特首相曾这样强调财产权的重要性：即使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王权：“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正是财产权对抗政府权力的制度装置，促进了宪政在西方国家的兴起。

宪政一开始就跟财产权具有直接的联系。1215年“大宪章”，不过是英国贵族为了保有自己财产而强迫国王签订的“城下之盟”。英国贵族们利用议会在财产权（税收）问题上与国王进行长期斗争，终于在1295年的“模范会议”上确立起国王向郡市征税需郡市同意的原则，开启了宪政之门。查理斯·比尔德在《美国宪法的经济分析》一书中雄辩地论证了：美国制宪会议实际上只是与会代表策划的******会议，是要把各州的权力转移到不代表人民的中央政府，并以此来保护和增进他们自己的财产。其实，宪政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仅仅体现了各种力量为了捍卫各自的财产而相互斗争、谈判、妥协最后达成的一种平衡状态。

3.从“纸上的权利”到现实的保障：财产权的宪政之路

将“人权保障”、“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进宪法，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如果以为这样就实现了宪政，或者以为宪政就会自动实现，那就大错特错了。宪法上规定财产权，不等于我们的财产就真的有了保障。要使财产权从规定变成现实，或者说要实现从宪法到宪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使财产权从“纸上的权利”变成现实的保障，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违宪审查制度的基本功能是将违宪法律法规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宪行为确定为无效并予以排除，使宪法规定在法律法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那里得到贯彻。从我国以往的经验看，法律法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宪现象常有发生，而且难以及时、有效地纠正。这极不利于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因为，虽然宪法规定了私人财产不受侵犯，但其他法律法规乃至一些规章就可以对财产权

予以限制或剥夺。必须从制度上对违宪法律法规和违宪行为予以排除，才能使宪法规定的财产权真正落到实处。

第二，推进宪法司法化。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规范由人民法院加以适用的过程和状态。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宪法一直被排除在司法适用之外。这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也非常不利。在宪法条款未经普通法律法规具体化或者普通法律法规违宪情况下，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将无法通过法院得到救济。“无救济即无权利”。为使财产权能够得到

真正的保障，必须使宪法在法院得到完全、全面地适用，从而使公民获得司法救济。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特别是建立宪法诉愿制度，以保证宪法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在没有其他法律依据时能够直接依宪法条文提起宪法之诉。

宪政精神范文篇2

1.“人权”入宪：迈向宪政的关键一步

宪政是以法治为条件，以民主为原则，以人权保障为目的的政治形态及其运行过程。人权、民主、法治构成了宪政的三个要素。其中人权保障是宪政的终极价值，与此相对，民主和法治仅具有手段的意义。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布：保障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他们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成立政府的目的。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宣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十八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凡的伟大时代，宪政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遗产，而保障人权也从那时就成为了宪政的核心价值。在美国宪法通过200年的时候，美国学者亨金宣称：“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但这针对的只是西方国家。

此次修宪将“人权”写进宪法，标志着中国也走进了“权利时代”。首先，将人权保障写进宪法将使宪法本身也获得了崭新的意义。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深重的内忧外患。有识之士向外求索的结果，是达成了“立宪强国”的基本共识：西方国家因有宪法而强，中国因无宪法而弱。他们从西方“舶来”宪法并寄望以此作为富国强兵的“法宝”，“仿佛一纸宪法便可抵百万雄兵”。因此，在中国，宪法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而存在的，宪法的工具主义观消解了宪法的人权保障价值。列宁说：“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但我们的宪法中写的不全是人民的权利！1949年以后的几部宪法也都服务于总路线或国家根本任务等政治目标，未将人权保障确立为宪法的核心价值。而此次修宪则是重大突破，它赋予了宪法以保障人权的本来价值。其次，将人权保障写进宪法完善了宪法的宪政要素。我国1954年宪法确立了民主原则，1999年宪法修正案将法治原则载入宪法，而此次修宪又将人权保障写进宪法。这意味着宪政的要素已完整地包含在现行宪法之中，我们已拥有一部具有宪政意义的宪法。有宪法未必有宪政，而具备宪政要素的宪法构成了宪政的基础。只要让人权、民主、法治三个原则变成现实，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就迈进了宪政的门槛！

2.财产权：宪政的基石

可以说，这次修宪确立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原则以及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要给予补偿，比确立“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更为重要，意义也更为重大。这两条原则有着内在、必然的联系，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是人权保障的进一步贯彻和具体落实。对公民个体而言，对财产权的具体的、直接的保障才是最有效的保障。早在17世纪,哈林顿就指出:所有权,即产权是一切国家的基础。而洛克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他对“个人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的论证。他在《政府论》下篇中的核心内容是论证“保护私有财产是政府的目的”，他提出的议会主权、政治自由主义和分权原则全都为这一目的服务。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都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确认为宪法的首要原则,其根本原因也在于财产权与宪政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财产权为宪政提供了最为牢固的基础。

宪政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它必须建立在公民个体独立之上，而财产权正好成就了公民的个体独立，并构成公民生命权、自由权并进而构成整个人权的基础。同时，财产权还是公民实现其他一切自由与权利的主要工具。财产权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属于个人物品的支配权，它意味着一个可以由主体自行决定的范围。这一方面为主体提供了自由——一个人的财产有了保障，他的基本自由就有了保障；另一方面也为自由界定了的空间范围——这个范围是个体独立的界限。财产是生命的物质基础，一个人的财产有了保障，则他的生命也就有了保障。宪政建立在人的不完善性（如自私）假定之上，虽然无法通过科学方法验证这一假定，但我们确实可以把自私看作是人的本性。因此，对财产权的保护，还充分体现了宪政对人性的尊重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宪政即限政，它必须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而财产权为公民个体创造了一个不受国家权力限制和干预的领域，为公民个体制约政府权力提供了最有效的手段。在任何政治制度下，权利与权力之间都是一种对抗性关系。宪政是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而平衡的关键是权利对权力制约。这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一是以宪法规定公民享有以财产权为核心的基本权利，为权利划定的一个不受权力干预的领域，它是权力的边界。二是在权利行使上采行“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则，而在权力行使上确立严格的“越权无效”原则，权利由此获得对抗权力足够的力量。三是建立和强化权利救济制度，其核心是确立通过司法裁判进行救济的原则。瑞士人权学者托马斯·弗莱纳强调：“一旦把人权托付给法院这种制度设置，人权就有保障。”通过这些方式，财产权成为对抗政府专横权力最坚固的屏障。18世纪英国的皮特首相曾这样强调财产权的重要性：即使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王权：“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正是财产权对抗政府权力的制度装置，促进了宪政在西方国家的兴起。

宪政一开始就跟财产权具有直接的联系。1215年“大宪章”，不过是英国贵族为了保有自己财产而强迫国王签订的“城下之盟”。英国贵族们利用议会在财产权（税收）问题上与国王进行长期斗争，终于在1295年的“模范会议”上确立起国王向郡市征税需郡市同意的原则，开启了宪政之门。查理斯·比尔德在《美国宪法的经济分析》一书中雄辩地论证了：美国制宪会议实际上只是与会代表策划的反革命会议，是要把各州的权力转移到不代表人民的中央政府，并以此来保护和增进他们自己的财产。其实，宪政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仅仅体现了各种力量为了捍卫各自的财产而相互斗争、谈判、妥协最后达成的一种平衡状态。

3.从“纸上的权利”到现实的保障：财产权的宪政之路

将“人权保障”、“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进宪法，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如果以为这样就实现了宪政，或者以为宪政就会自动实现，那就大错特错了。宪法上规定财产权，不等于我们的财产就真的有了保障。要使财产权从规定变成现实，或者说要实现从宪法到宪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使财产权从“纸上的权利”变成现实的保障，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违宪审查制度的基本功能是将违宪法律法规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宪行为确定为无效并予以排除，使宪法规定在法律法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那里得到贯彻。从我国以往的经验看，法律法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宪现象常有发生，而且难以及时、有效地纠正。这极不利于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因为，虽然宪法规定了私人财产不受侵犯，但其他法律法规乃至一些规章就可以对财产权予以限制或剥夺。必须从制度上对违宪法律法规和违宪行为予以排除，才能使宪法规定的财产权真正落到实处。

第二，推进宪法司法化。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规范由人民法院加以适用的过程和状态。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宪法一直被排除在司法适用之外。这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也非常不利。在宪法条款未经普通法律法规具体化或者普通法律法规违宪情况下，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将无法通过法院得到救济。“无救济即无权利”。为使财产权能够得到真正的保障，必须使宪法在法院得到完全、全面地适用，从而使公民获得司法救济。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特别是建立宪法诉愿制度，以保证宪法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在没有其他法律依据时能够直接依宪法条文提起宪法之诉。

宪政精神范文篇3

关键词：五四宪法宪政思想影响

五四宪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宪法，该宪法颁布后，此前适用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即告废止。五四宪法的基本内容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治制度，国家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单一制国家结构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单一制国家机构体系，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五四宪法在其内容中凝聚着民主的宪政精神，这种民主的宪政精神对未来宪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现行宪法的宪政精神正是五四宪法的延续和发展。

一、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

宪政是什么?曾解释说，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就是五四宪法所体现的民主的政治思想，它包括人民授权、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权力监督与制约等方面的思想内容。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呢?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导言》中写道：“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圈列宁也讲过：“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运用这个学说在中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他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论是对人民群众实施广泛民主，或是对反动派进行有效的专政，两者都是以国家政权这架暴力机器作为依托的。然而，应当怎样运用这架新的国家权力机器呢?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就曾指出：工人阶级在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后，“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正确方法，如“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选举者还需给被选出来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以防止他们去“追求升官发财”，这样“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也曾提出类似的主张，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是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的新型的国家制度。

五四宪法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在过渡时期，人民民主专政开始具有新的性质，担负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五四宪法在规定人民民主专政基础的同时，对民族资产阶级、农村和城市手工业改造作了一系列原则性的规定。在过渡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经济中还有重要作用，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逐步改造它，民族资产阶级人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宪法第1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人民民主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这表明对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本家并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而是在一定时期限制其政治权利，没有消灭其人身权利。

不仅如此，五四宪法对国家权力的分配、监督、制约等方面，都有相应的配置，从而为“规定限权委托书”创造了条件。

(一)关于权力分配。马、恩、列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整个阶级专政而不是任何个人或小集团的专政，人民民主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越来越广泛的民主，而不是少数或部分人的民主。五四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虽然也是一种代议制，但是它不同于西方的代议制，不仅在于阶级本质不同，还在于西方议会制实行的是三权分立的原则，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根据五四宪法的规定，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主要内容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在普选的基础上选派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对人民负责，选民有权罢免他们所选出的代表；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受它监督，向它负责；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对全国人大负责，受全国人大监督。

(二)关于权力监督。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力的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表现。人民当家作主不仅体现在授权于各级公职人员和接受权力的回报(服务)，同时也体现在人民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人民参与监督的前提，而人民的监督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构成部分。这种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可靠保证；是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手段；是防止权力腐败的制度基石；也是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的必要方式。五四宪法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权力监督思想，如前所述，五四宪法规定，其他国家机关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受全国人大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其实，“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这也是一种监督。”另外，五四宪法还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检察权。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全国人大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监督，原选举单位依法随时撤换本单位选出的代表。

(三)关于权力制约。众所周知，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具有占有性、扩张性和排他性的特点，所以必须建立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五四宪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思想。五四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享有广泛的职权：修改宪法，以全体代表的2／3通过宪法修正案；享有立法权，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惟一机关；选举、罢免权，选举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总理和其他国务院组成人选，决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人选以及罢免上述人员；等等。全国人大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或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问，受质问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全国人大有权罢免共和国主席，主席的地位不是在全国人大之上。人民法院独立，只服从法律。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干涉。

由此可见，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宝库中的组成部分。

二、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对现行宪法的影响

五四宪法是在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基础上发展而来，自成体系，风格独特，影响深远，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就其宪政精神而言也是五四宪法的延续与发展。彭真在1982年11月26日向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所作的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宪法修改草案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当然与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的指导思想存在着根本差别，而同五四宪法的指导思想则很近似。1954年6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O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里明确地说：“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又说：“我们的民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个月之后，即在1954年9月15日，当宪法草案提交我国首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时，又在开幕词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嗍由此可见，1954年虽然尚未完整地概括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它的具体内容已经被提出来了。而到了1982年，则较之过去更为系统化和发展了。所以，从指导思想的正确性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现行宪法以五四宪法为基础，又是它的发展。

现行宪法的许多重要内容和原则，包括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机构的基本体系、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主要列项，等等，都是由五四宪法首次确定了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行宪法以五四宪法为基础。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现行宪法在内容上有很多新的发展，有的是极其重大的发展。例如，国家总任务由五四宪法规定的“一化三改”发展为现在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又如，现行宪法第一次写入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诸如此类的发展还有很多，本文仅就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方面，择其主要的简述如下：

(一)关于全国人民的团结。五四宪法在序言中写道：“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派、各人民团体的人民主统一战线。”这个表述，在现行宪法中有发展。后者的提法是：“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而且。在它的前面还增写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于1993年，又在该自然段中增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二)现行宪法第2条在规定代表制民主的同时，增写了1款：“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在第16、第17条中，又做出了在国有企业和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实行“民主管理”的明确规定。现行宪法还增列了第l11条，规定了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地位、组成及其工作任务。公务员之家:

(三)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现行宪法明确了中国公民的定义；对于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自五四宪法规定的基础上扩增到了4款；对于人身自由的有关条款，增写了4处禁止性规定，以切实保护人的身体、人格、住宅以及通讯等的不受侵犯，尤其是现行宪法增设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的条文。这是总结了“”的惨痛教训。现行宪法在五四宪法的基础上，还对残废军人，烈士家属，军人家属，盲、聋、哑和其他残疾人以及老人等的权益作了保护性规定。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些内容均为五四宪法所没有。至于五四宪法规定过的公民“有迁徙的自由”则在现行宪法中未见规定。

(四)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规定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常务委员会；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与五四宪法不设地方人大常委会，规定全国人大“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有很大不同。

宪政精神范文篇4

摘要：五四宪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宪法，该宪法蕴含的宪政精神对未来宪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现行宪法的宪政精神正是五四宪法的延续和发展。

五四宪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宪法，该宪法颁布后，此前适用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即告废止。五四宪法的基本内容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治制度，国家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单一制国家结构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单一制国家机构体系，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五四宪法在其内容中凝聚着民主的宪政精神，这种民主的宪政精神对未来宪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现行宪法的宪政精神正是五四宪法的延续和发展。

一、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

宪政是什么?曾解释说，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就是五四宪法所体现的民主的政治思想，它包括人民授权、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权力监督与制约等方面的思想内容。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呢?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导言》中写道：“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圈列宁也讲过：“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运用这个学说在中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他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论是对人民群众实施广泛民主，或是对反动派进行有效的专政，两者都是以国家政权这架暴力机器作为依托的。然而，应当怎样运用这架新的国家权力机器呢?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就曾指出：工人阶级在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后，“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正确方法，如“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选举者还需给被选出来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以防止他们去“追求升官发财”，这样“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也曾提出类似的主张，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是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的新型的国家制度。

五四宪法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在过渡时期，人民民主专政开始具有新的性质，担负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五四宪法在规定人民民主专政基础的同时，对民族资产阶级、农村和城市手工业改造作了一系列原则性的规定。在过渡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经济中还有重要作用，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逐步改造它，民族资产阶级人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宪法第1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人民民主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这表明对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本家并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而是在一定时期限制其政治权利，没有消灭其人身权利。

不仅如此，五四宪法对国家权力的分配、监督、制约等方面，都有相应的配置，从而为“规定限权委托书”创造了条件。

(一)关于权力分配。马、恩、列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整个阶级专政而不是任何个人或小集团的专政，人民民主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越来越广泛的民主，而不是少数或部分人的民主。五四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虽然也是一种代议制，但是它不同于西方的代议制，不仅在于阶级本质不同，还在于西方议会制实行的是三权分立的原则，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根据五四宪法的规定，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主要内容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在普选的基础上选派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对人民负责，选民有权罢免他们所选出的代表；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受它监督，向它负责；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对全国人大负责，受全国人大监督。

(二)关于权力监督。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力的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表现。人民当家作主不仅体现在授权于各级公职人员和接受权力的回报(服务)，同时也体现在人民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人民参与监督的前提，而人民的监督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构成部分。这种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可靠保证；是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手段；是防止权力腐败的制度基石；也是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的必要方式。五四宪法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权力监督思想，如前所述，五四宪法规定，其他国家机关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受全国人大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其实，“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这也是一种监督。”另外，五四宪法还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检察权。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全国人大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监督，原选举单位依法随时撤换本单位选出的代表。

(三)关于权力制约。众所周知，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具有占有性、扩张性和排他性的特点，所以必须建立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五四宪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思想。五四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享有广泛的职权：修改宪法，以全体代表的2／3通过宪法修正案；享有立法权，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惟一机关；选举、罢免权，选举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总理和其他国务院组成人选，决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人选以及罢免上述人员；等等。全国人大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或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问，受质问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全国人大有权罢免共和国主席，主席的地位不是在全国人大之上。人民法院独立，只服从法律。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干涉。

由此可见，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宝库中的组成部分。

二、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对现行宪法的影响

五四宪法是在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基础上发展而来，自成体系，风格独特，影响深远，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就其宪政精神而言也是五四宪法的延续与发展。彭真在1982年11月26日向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所作的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宪法修改草案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当然与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的指导思想存在着根本差别，而同五四宪法的指导思想则很近似。1954年6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O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里明确地说：“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又说：“我们的民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个月之后，即在1954年9月15日，当宪法草案提交我国首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时，又在开幕词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嗍由此可见，1954年虽然尚未完整地概括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它的具体内容已经被提出来了。而到了1982年，则较之过去更为系统化和发展了。所以，从指导思想的正确性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现行宪法以五四宪法为基础，又是它的发展。

现行宪法的许多重要内容和原则，包括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机构的基本体系、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主要列项，等等，都是由五四宪法首次确定了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行宪法以五四宪法为基础。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现行宪法在内容上有很多新的发展，有的是极其重大的发展。例如，国家总任务由五四宪法规定的“一化三改”发展为现在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又如，现行宪法第一次写入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诸如此类的发展还有很多，本文仅就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方面，择其主要的简述如下：公务员之家

(一)关于全国人民的团结。五四宪法在序言中写道：“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派、各人民团体的人民主统一战线。”这个表述，在现行宪法中有发展。后者的提法是：“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而且。在它的前面还增写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于1993年，又在该自然段中增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二)现行宪法第2条在规定代表制民主的同时，增写了1款：“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在第16、第17条中，又做出了在国有企业和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实行“民主管理”的明确规定。现行宪法还增列了第l11条，规定了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地位、组成及其工作任务。

(三)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现行宪法明确了中国公民的定义；对于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自五四宪法规定的基础上扩增到了4款；对于人身自由的有关条款，增写了4处禁止性规定，以切实保护人的身体、人格、住宅以及通讯等的不受侵犯，尤其是现行宪法增设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的条文。这是总结了“”的惨痛教训。现行宪法在五四宪法的基础上，还对残废军人，烈士家属，军人家属，盲、聋、哑和其他残疾人以及老人等的权益作了保护性规定。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些内容均为五四宪法所没有。至于五四宪法规定过的公民“有迁徙的自由”则在现行宪法中未见规定。

(四)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规定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常务委员会；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与五四宪法不设地方人大常委会，规定全国人大“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有很大不同。

宪政精神范文篇5

关键词：民主宪政，小康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一、民主宪政与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我国在21世纪头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战略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重要历史阶段。建设小康社会是邓小平同志最早在1979年提出的，他所说的“小康社会”不仅不是私有制的社会，而且也不只是指经济比较宽裕的社会，它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明确要求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发展阶段，是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一个通俗的描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复合概念。它不仅是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也是一次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发展变革过程。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报告在最后结束语部分还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进行进一步概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可以表述为：小康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也即是说：小康社会的实现必须具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三方面的要素。其中，物质文明是基础，政治文明是保障，精神文明是灵魂。

民主宪政是现代制度文明的标志之一，是宪政主义与民主理论的结晶。人们对此达成的共识是：它既强调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如普遍选举、政务公开、政治职务的任期制等民主的基本价值观，也强调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如通过权利的分立与制衡，尤其是通过独立的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达成对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的限制，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以设计周密的程序来约束权力等等。1可见，宪政强调的是对权力的限制即限权政府，民主则是强调权力的归属即人民主权。在当代的民主政治和国家政体的理论和实践中，离开宪政谈民主，民主将成为一种放纵，变成一台不受制约的权力机器，最终蜕变为独裁；离开民主谈宪政，宪政将成为无源之水。当想的政治必然是建立在宪政、法治的基础上，体现和尊重民意，以人权保障为终极追求的立宪民主政治。民主宪政实际上指的就是：以立宪为起点，民主为内容，法治为原则，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过程。2

笔者经过研究发现，民主宪政与小康社会之间存在紧密的正相关性与互动性。首先，民主宪政的孕育和发展需要包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结构和社会主体的民主政治与法律理念等在内的“生态环境”，其中对政治自主发展的束缚和经济文化的不发达则构成民主宪政的重要威胁。美国著名的宪法学家沃尔特·莫菲将制约宪政实现的“环境”归结为两大方面：一是外部环境。特定国家的宪政制度是在特定的国际关系内运作的，国际社会关系既影响一个国家如何参与国际事务，有时又影响国家内部事务的处理。如强国对弱国内部政策的左右就是实现宪政的一个重要阻却因素。二是内部环境。其包括八个子项目：（1）一个有能力实行宪政的国家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2）国内的宪政制度没有武装力量的挑战与抵制；（3）公民们对宪政制度的拥护，以及有足够的政治技能，保证政府依法治理，而公民个人也服从法律规则；（4）人民相互之间以及与政府之间充分的信息交流；（5）人民高度的文化与文明水平及对政治原理的认同；（6）经济、种族、宗教或文化团体之间的互相尊重与合作；（7）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而不至于因为贫穷发生革命，经济制度与政策必须保证一定水准的生活，并使每个人都有希望；（8）培育一种支持宪政的文化，这种文化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必须表现在实际生活的价值取向中，因为如果文化价值与政治价值发生冲突，就不可能实现政治价值。3尽管这种列举式的分析方法未必全面和合理，但却勾勒出了实现宪政价值所应具备的背景。这八项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三个方面，即物质文明方面（1和7）、政治文明方面（2、3、4、6）和精神文明（5和8）等三个方面。因此，我们发现小康社会的实现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为我国民主宪政提供了生长发育的内在机理，是实现民主宪政所必需的生态环境。没有小康社会作基础，民主宪政只能是“空中楼阁”。这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我们无法真正实现民主宪政的根源。只有在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才能推动我国民主宪政的发展进程，一改过去一百多年来的“有宪法，无宪政”的宿命。其次，民主宪政的发展也为我国小康社会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没有民主宪政的同步发展，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小康社会。只有在民主宪政的基石上，富强民主文明的小康社会才是可期待的。

二、小康社会的三个要素是民主宪政孕育发展的内生机制和外在推动力

小康社会的三个要素：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民主宪政孕育发展的内生机制和外在推动力。物质文明是民主宪政产生的前提和基石；政治文明是民主宪政的基础，民主宪政是政治文明高级形态和宪法化的结果；精神文明为民主宪政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物质文明指的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总和，它集中表现为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即生产力的发达，此外它还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和产权等相关制度的完善。物质文明为民主宪政的生育奠定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是民主宪政的基石；物质文明发展的状况也制约着民主宪政的发展。

其一，市场经济是民主宪政产生的前提，是催生民主宪政的酵母菌。4财产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其要求必须限制国家的权力。财产权有赖于明晰的产权关系的建立。没有明晰的产权关系，市场经济就不能产生和发展，人就没有独立的意志和独立的利益要求，就无法在市场中平等、自由地进行交易，参与竞争；产权不明确，人在社会中就没有独立的人格，在社会中产生的只能是人身依附关系，人也没有迁徙的自由，人丧失了独立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财产权是人类谋求生存、建立和拥有家园的权利，是生命权利的延伸，是人类自由与尊严的保障”。5人对财产没有支配权，没有对由此产生的合法利益的追求，就不可能有持久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市场经济要求人有独立的财产权，人人均是独立、自由、平等的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权和经济自由权必将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和自由平等意识。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必将提出防止政府侵权的迫切要求。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众多独立的市场主体，其利益诉求必将是多元化的，由此产生并加速市民社会的形成，不同利益要求必将产生代议制度和责任政府。公域与私域的相对分离，则为限制公共权力干预私人领域提供现实可能性。因此，没有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宪政精神所要求的保障人权、制约权力的内容便没有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近代的宪政史表明，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孪生兄弟——商人群体的出现，是推动宪政发展的中坚力量。“从世界范围内的历史进程来看，立宪运动的出现通常伴随着公共事务领域的正式分离。这种分离的社会经济动力来自市场经济与商人群体的浮现；宪法则是这种分离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纵览中外宪政运动的发生发展，商人阶级始终是推动宪政发展的重要社会主体力量。6正如刘军宁所言：“近代的宪政运动本质上是商人阶级的民主运动。近代史上，宪政的确立与商人阶级的崛起与确立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一点看，商人阶级无疑应是立宪运动的主体与中坚。”5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民主宪政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社会基础。

历史的事实说明，没有普遍化的市场经济，宪政建设是先天不足的，社会中不能形成足够抗衡国家政治权力的阶级和共同体。始于清末的中国宪政运动是面临严重的外来压力所做出的反应，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大海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始终未形成作为宪政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宪政运动屡屡失败的原因所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近30年建设时期，我国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中央集权与计划经济主导立宪，也没有形成与宪政相适应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使得立宪活动流于形式，始终未跳出“有宪法，无宪政”的历史怪圈。实践证明，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宪政。反思历史，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培育市民社会，这无疑是为实现民主宪政奠定了牢固的根基，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其二，生产力的不发达也影响着宪政制度的发展，即民主宪政还受到贫穷的限制。在贫困的状态下，人民在饥饿中挣扎，参政、保护自己的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等宪政问题不会引起民众的普遍关注，充其量也只能是社会精英们的要求；贫穷还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和动乱，引发一系列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这就使得政治权威的强大甚至膨胀似乎成为社会秩序化的必要条件，这往往容易导致国家政治权威把正常的宪政秩序置于一边，为了社会的稳定而采取一些置宪法原则于不顾的违宪措施；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里，政府为了迅速改善经济状况，常常强化国家行政权力，而国家权力的集中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官员们的政治特权和政治腐败。总之，“宪政的实现会受到各方面的限制，首先是来自贫穷的限制。”从国际社会来看，“宪政的实现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现实的障碍。排除这些障碍，需要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需要政治制度的改善与改革。”7亨廷顿说过：“许多贫穷的社会将继续处于不民主之中，只要他们继续贫困下去”，“如果你想造就民主，就请促进经济增长。”8亨廷顿的判断是针对民主发展的，这同样也适用于宪政发展。可见，民主宪政与经济繁荣是互为因果关系的，二者相辅相成的，而市场经济是政治民主的真正土壤，民主宪政是经济繁荣的希望所托。

（二）政治文明是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以及人的解放的实现程度的体现，是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化过程，就是对人的价值的不断发现、不断尊重的过程，是对政治权力及其资源的合理分配、控制与整合的过程。从人类社会政治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政治文明特别是近代以来政治文明的发展与演进，主要是以宪政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并且构成了近代宪政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追求。宪政文明是政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就是宪政文明。政治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宪政理念产生、演变、成熟的历史，政治文明实现的落脚点在于宪政理念与制度的最终实现，宪政文明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其一，政治文明是民主宪政的前提和基础。9政治文明之为宪政的前提和基础，原因在于：首先，政治文明是与政治国家相伴而行的。人类社会早在公元前800年前后的古希腊城邦就有了作为政治文明之核心的直接民主制度，公民大会就是这种直接民主的组织化形态，可以说，人类社会自有了政治国家，就有了政治文明；但是，以限制国家权力为核心并以保障公民权利为终极目的的宪政只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尽管在古希腊罗马就已经产生了作为政治文明之内涵的民主，但是古代民主的终极价值取向不在于维护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而在于城邦国家的整体利益。其次，近代以后的政治文明之所以成为宪政的前提和基础，还在于代议民主的产生。代议民主的形成造成了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之间的分离并为限权政治或宪政的形成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和必然的要求；同时，近现代民主承认个人自由的价值是第一位的，而民主的价值是第二位的，民主只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手段和工具，这即是近现代政治文明同古代政治文明相区别的本质所在，也是民主宪政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再次，从政治文明的规范形式上看，1776年的北美《独立宣言》和1789年的法国《人和公民权利宣言》以及1787年的美国宪法和1791年的法国宪法，既是近代政治文明同古代政治文明相区别的标志性成果，也是近代政治规范文明的基本表征。

其二，民主宪政是政治文明的自然延伸，也是政治文明发展历史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两者之间具有历史与逻辑上的内在契合。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宪政制度的确立，宪法、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分权制衡、政党政治、代议制等等，都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符号。这些符号的组合与实践，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并具体表现为以选举体现民主、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治制约权力和以法治保护权利等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构成了现代宪政文明的基本内涵与基本要求。10作为政治文明成熟的最高阶段——宪政文明，体现了当代政治的基本价值内涵，决定了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国家政治改革的典范。民主宪政本质上是政治文明的延伸及其发展成熟的最高体现。从政治文明发展到民主宪政是政治史的历史与逻辑的必然结论。现代政治文明最终以民主宪政的形式表现出来，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规律；以宪法推动法治社会的形成，是建设现代民主政治的法治基础。因此，民主宪政的确立，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具体化和宪法化的结果。

（三）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所取得的一切积极精神成果的总和，主要表现为教育、科学和文化知识的发达与人们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小康社会的实现必然要求全社会形成一种多元的健康的科学的文化局面，以及人们法律意识、思想道德水平的极大提高。而所有这些都将为民主宪政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其一，多元的文化是民主宪政得以生成的文化底蕴。宪政目标是以社会公正为主旨，它总是以社会价值观念和伦理的巨大进步为依托。民主宪政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以诸多方面的先进文化作为背景和支撑，可以说是一种崇高理念指引下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们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生活方式。在文化上追根溯源，宪政是西方诸多文化的共同产物。即诸如希腊哲学、罗马的实证主义、基督教信仰、新教伦理、近代资本主义和传统的个人主义哲学等这样一些西方文化因素混合的产物。作为宪法理念中的核心的人民主权、法治、个人人权、宪政主义等范畴的内涵都溯源于这一文化的母体。西方自然法思想对宪政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人类社会在进入国家状态之前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下，人人都享有自由、平等、财产权等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然后人类制定契约，表现形式是宪法。宪法是人类社会的契约，国家始终不是至高无上的。人定的法律必然符合自然法，自然法是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因此，国家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由此可见，西方宪政的产生与自然法是渊源的关系。特定人性哲学对宪政的生成也有着重大影响，其认为趋利避害，自私自利是任何一个人无法改变的，利己的动机是人积极进取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基督教有一种“原罪”的学说，认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贪欲。但要追求自己正当的利益，人人利己并不可怕，而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利己则是可怕的，因此需要制定宪法，限制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11实现民主宪政的基础是全民宪政意识的形成。实现民主宪政实际上就是确立民主、自由等权利意识和宪法信仰的过程。

其二，百年来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引发的文化碰撞与交流，中国本土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衍生的文化变迁，打破了两千多年来的中华文化正统独尊为大的局面，小康社会的多元健康科学的文化局面正在形成。12从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实行开放政策，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大量吸纳着外来文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的巨大变化，也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多重生长和发展。两千多年来束缚人民并为历代统治者反复强化的以忠顺为核心、推崇国家主义和义务本位的封建文化逐渐受到质疑和挑战乃至最后的抛弃。文化单一和文化专制的情形不复存在，百花齐放的多元社会文化格局逐渐形成。而人的思维也随同多元文化的内化而多元化。个人的独立、自主意识和自由、民主、平等观念大大增强。人权和法治意识逐渐深入人心并对社会产生愈来愈广泛深刻的影响。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不再有大面积发生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将构成支撑我国民主宪政的内在文化底蕴，这就为中国民主宪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法律信仰的树立，道德素质的提高等等也都将为宪政的正常运行提供保障，从而形成一种崇尚宪法，依法办事的良好的宪政秩序。

三、民主宪政为小康社会的实现和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民主宪政是创造物质文明的制度前提和保障。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创造物质文明的必由之路。然而，仅有实行市场经济的意愿，却没有确立相应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及有限政府，市场经济只能是空中楼阁。放眼当今世界，凡践行宪政的国家皆为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凡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皆为宪政国家。这一事实表明了市场经济与民主宪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联系，笔者把这种内在的正相关关系表述为：民主宪政是市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首先，作为市场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的财产权须由宪政国家来确认和保障。财产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也是市场交易的目的。市场的交易实际上就是产权的交易，市场主体只有拥有明晰的、可以自由处置的产权才能进行市场交易活动。因此，产权的界定和保障就成了市场经济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任何类型的国家都可以提供财产权的界定和保障服务，人类何以偏偏对民主宪政情有独钟呢？这是因为宪政国家是体现自由、限政、法治精神的制度安排，它能为市场提供稳固、有效的财产权保障。而在前宪政时代，社会成员的财产权随时都会遭致蛮横、肆虐的专制权力的侵害。13

其次，民主宪政为市场经济提供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14市场经济是极其脆弱的，它经不起战乱和动乱的考验。民主宪政可以为其提供一个稳定的市场秩序和社会局面，它通过代议民主实现了政权的和平交接，避免了前宪政时代由权力转移引起的政局动荡、军阀割据、战事频仍等弊政。由民主宪政带来的政局稳定、社会祥和有利于市场的良好预期和经济的平稳发展。

再者，民主宪政为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经济，市场有其自身的盲目性，这就需要来自国家的干预，但国家的干预不能取代市场的地位，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市场经济既排斥国家干预又需要国家的干预。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呢？民主宪政为我们提供了制度框架，它一方面保障市场经济必须的自由，另一方面又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从而使自由与限政得到最好的结合。此外，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在保持原有行政体系的条件下推进的，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战略，双重体制并轨运行。这种改革模式，带来了诸如权钱交易、腐败蔓延、赤贫暴富、社会失范等种种“坏的市场经济”现象。而坏的市场经济的形成根源在于政和市场关系的定位偏差，目前我国经济转轨中的主要问题就是：政府如何退出私人领域，把其活动限制在公共领域内，并切实承担起相应的职责，避免政府对市场的不恰当干扰。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的建议是：在国家开展行政性的日常事务之前，便先从“立宪”层次上对其职责范围加以界定，因此推进民主宪政建设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宪政的精髓在于政府和法律规定的范围，从而保障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个体的权利不受侵害，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促进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避免改革滑入坏的市场经济，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15

最后，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带来贫富分化和社会利益冲突，这就需要民主因素的注入。政府要顺应“福利国家”的世界性潮流，积极地保障和增进人民的福祉，保证充分就业，提供必要的社会救济，永无休止地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才能消弭社会冲突，实现社会公正。

可见，只有倡导民主宪政，兼顾自由竞争和公平分配，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和有序发展，从而尽快地创造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二）民主宪政实现了政治文明的内涵，为政治文明提供了制度保障。

首先，民主宪政促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确保公民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的实现，为政治文明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在前宪政时代，公民是从属于政治国家的，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也就没有了真正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大多数的公民只是被管理者，权力只属于少数人，这与倡导“人民主权”“民主政治”的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只有在民主宪政之下，通过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市民社会的独立地位，规定了市民的各项自由、权利、民主，勘定了政治权力的边界，并且通过分权制约、代议制、违宪审查等等制度安排，这才实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化，保障了市民社会的自治，实现了政治文明的内涵。

其次，民主宪政是政治文明的制度保障。政治文明的实质就是法治政治，用法律规范政治行为，实现政治行为的法律化。而宪法则是一国具有最高效力和权威性的法律，民主宪政制度就是通过宪法来规范政治行为，并为之提供法律上。从静态上说，宪政是一套以宪法为核心的规范体系，宪法规范不仅具有最高性、稳定性和连续性，而且具有明确的指引、评价、教育和预测等作用；民主宪政通过将代议制度、权力分开制度、选举制度等等体现现代政治文明规则上升为宪法规范，成为一国全体人民共同遵守的最高行为准则，并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贯彻落实。从动态上说，宪政包括立宪、行宪、护宪和修宪等过程、方式和方法等；立宪的过程就是政治文明观念和制度宪法化的过程；行宪和护宪的过程就是宪法性政治文明规范的实施和实现的过程，而且也是当宪法性政治文明规范遭到违反时予以纠正的过程；修宪的过程就是宪法性政治文明规范补充、完善和升华的过程。16

（三）民主宪政是精神文明的高级形态，它极大丰富了我国精神文明的内涵，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同时也为精神文明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其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文明有三个发展形态，即初级形态、高级形态和理想形态。前宪政时代，由于等级制度和剥削的存在，精神文明在总体上还处于初级形态，而民主宪政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了人的平等与自由，它使得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大的解放，从而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人们相处在和谐、互动、合作、奋进的社会环境之中，这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科学的发展、法制的完善。这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文明形态。17

其二，民主宪政丰富了精神文明的内涵，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制。”这里所讲的法制，无疑就包括民主宪政在内。民主宪政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民主宪政制度根植于西方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现象，它体现着现代社会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观念，是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价值的载体，包含着人们对宪政本身的确认、追求和信仰。一句话，民主宪政是宪政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宪政文化蕴含的个体人格独立，权利意识、平等观念，社会公德意识，官员的从政道德等本身就构成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18可以说，民主宪政制度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精神文明的内涵，推动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其三，民主宪政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可靠保障。首先，民主宪政为精神文明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如我国宪法总纲部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若干规定，就确认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针。此外我国现行宪法第22条也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这一宪法原则为公民的文化权利提供了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充分保证我国文化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促使我国文化事业的不断繁荣发展，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其次，民主宪政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环境保障。19精神文明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下进行的。民主宪政通过法律的权威，对破坏精神文明建设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从而保障了社会环境甚至净化了社会环境。与此同时，民主宪政的形成与发展，对全体公民也是一种教育力量，能引导人们明确自身权利义务，依法办事，依法律己，从而规范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约束和制止不文明行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四、结语

经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民主宪政与小康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两者互为基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必须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实现小康社会的同时，积极推动民主宪政在我国的生成与发展，用民主宪政来为小康社会的实现和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小康社会的建设，通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来夯实民主宪政的根基，使民主宪政在我国真正落地生根，茁壮成长。

注释：

1信春鹰，《寻求民主与宪政的平衡》[M]，载《公共论从》第3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48页。

2林广华，《论宪政与民主》[J]，《法律科学》2001年第3期。

3[美]沃尔特·莫菲，《东欧的宪政民主》[J]，载于《比较宪法项目论文》英文版，1990年6月。

4马乾瑞，《宪政国家的生成条件》[J]，《天中学刊》2003年第6期。

5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M]，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9、272页。

6侯宜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版。

7汪习根，《论发展权与宪法的发展》[J]，《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1期。

8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三联书店1998年版序言和第392页。

9汪进元，《政治文明与宪政的关系》[J]，《中国法学》2003年第6期。

10同上。

11马乾瑞，《宪政国家的生成条件》[J]，《天中学刊》2003年第6期。

12魏小军，《小康社会的宪政发展》[J]，《学术探索》2003年第3期。

13田忠，《宪政国家——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健康发展的政制安排》[J]，《人文杂志》2000年第5期。

14同上。

15金兴华，《经济转轨、政府定位与宪政民主》[J]，《理论与现代化》2004年第3期。

16汪进元，《政治文明与宪政的关系》[J]，《中国法学》2003年第6期。

17李龙，《民主宪政与精神文明》[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宪政精神范文篇6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我国在21世纪头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战略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重要历史阶段。建设小康社会是邓小平同志最早在1979年提出的，他所说的“小康社会”不仅不是私有制的社会，而且也不只是指经济比较宽裕的社会，它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明确要求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发展阶段，是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一个通俗的描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复合概念。它不仅是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也是一次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发展变革过程。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可以表述为：小康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也即是说：小康社会的实现必须具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三方面的要素。其中，物质文明是基础，政治文明是保障，精神文明是灵魂。

民主宪政是现代制度文明的标志之一，是宪政主义与民主理论的结晶。人们对此达成的共识是：它既强调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如普遍选举、政务公开、政治职务的任期制等民主的基本价值观，也强调对公共权力的立宪民主政治。民主宪政实际上指的就是：以立宪为起点，民主为内容，法治为原则，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过程。2

笔者经过研究发现，民主宪政与小康社会之间存在紧密的正相关性与互动性。首先，民主宪政的孕育和发展需要包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结构和社会主体的民主政治与法律理念等在内的“生态环境”，其中对政治自主发展的束缚和经济文化在民主宪政的基石上，富强民主文明的小康社会才是可期待的。

二、小康社会的三个要素是民主宪政孕育发展的内生机制和外在推动力

小康社会的三个要素：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民主宪政孕育发展的内生机制和外在推动力。物质文明是民主宪政产生的前提和基石；政治文明是民主宪政的基础，民主宪政是政治文明高级形态和宪法化的结果；精神文明为民主宪政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物质文明指的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总和，它集中表现为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即生产力的发达，此外它还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和产权等相关制度的完善。物质文明为民主宪政的生育奠定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是民主宪政的基石；物质文明发展的状况也制约着民主宪政的发展。

其一，市场经济是民主宪政产生的前提，是催生民主宪政的酵母将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和自由平等意识。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必将提出防止政府侵权的迫切要求。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众多独立的市场主体，其利益诉求必将是多元化的，由此产生并加速市民社会的形成，不同利益要求必将产生代议制度和责任政府。公域与私域的相对分离，则为限制公共权力干预私人领域提供现实可能性。因此，没有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宪政精神所要求的保障人权、制约权力的内容便没有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近代的宪政史表明，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孪生兄弟——商人群体的出现，是推动宪政发展的中坚力量。“从世界范围内的历史进程来看，立宪运动的出现通常伴随着公共事务领域的正式分离。这种分离的社会经济动力来自市场经济与商人群体的浮现；宪法则是这种分离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纵览中外宪政运动的发生发展，商人阶级始终是推动宪政发展的重要社会主体力量。6正如刘军宁所言：“近代的宪政运动本质上是商人阶级的民主运动。近代史上，宪政的确立与商人阶级的崛起与确立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一点看，商人阶级无疑应是立宪运动的主体与中坚。”5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民主宪政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社会基础。

历史的事实说明，没有普遍化的市场经济，宪政建设是先天不足的，社会中不能形成足够抗衡国家政治权力的阶级和共同体。始于清末的中国宪政运动是面临严重的外来压力所做出的反应，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大海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始终未形成作为宪政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宪政运动屡屡失败的原因所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近30年建设时期，我国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中央集权与计划经济主导态下，人民在饥饿中挣扎，参政

（二）政治文明是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以理念与制度的最终实现，宪政文明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就是这种直接民主的组织化形态，可以说，人类社会自有了政治国家，就有了政治文明；但是，以限制国家权力为核心并以保障公民权利为终极目的的宪政只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尽管在古希腊罗马就已经产生了作为政治文明之内涵的民主，但是古代民主的终极价值取向不在于维护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而在于城邦国家的整体利益。其次，近代以后的政治文明之所以成为宪政的前提和基础，还在于代议民主的产生。代议民主的形成造成了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之间的分离并为限权政治或宪政的形成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和必然的要求；同时，近现代民主承认个人自由的价值是第一位的，而民主的价值是第二位的，民主只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手段和工具，这即是近现代政治文明同古代政治文明相区别文明发展历史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两者之间具有历史与逻辑上的内在契合。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宪政制度的确立，宪法、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分权制衡、政党政治、代议制等等，都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符号。这些符号的组合与实践，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并具体表现为以选举体现民主、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治制约权力和以法治保护权利等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构成了现代宪政文明的基本内涵与基本要求。

其一，多元的文化是民主宪政得以生成的文化底蕴。宪政目标是以社会公正为主旨，它总是以社会价值观念和伦理的巨大进步为依托。民主宪政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以诸多方面的先进文化作为背景和支撑，可以说可剥夺的天赋权利，然后人类制定契约，表现形式是宪法。宪法是人类社会的契约，国家始终不是至高无上的。人定的法律必然符合自然法，自然法是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因此，国家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由此可见，西方宪政的产生与自然法是渊源的关系。特定人性哲学对宪政的生成也有着重大影响，其认为趋利避害，自私自利是任何一个人无放政策，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大量吸纳着外来文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的巨大变化，也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多重生长和发展。两千多年来束缚人民并为历代统治者反复强化的以忠顺为核心文化的内化而多元化。个人的独立、自主意识和自由、民主、平等观念大大增强。人权和法治意识逐渐深入人心并对社会产生愈来愈广泛深刻的影响。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不再有大面积发生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将构成支撑我国民主宪政的内在文化底蕴，这就为中国民主宪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

（一）民主宪政是创造物质文明的制度前提和保障。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创造物质文明的必由之路。然而，仅有实行市场经济的意愿，却没有确立相应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及有限政府，市场经济只能是空中楼阁。放眼当今世界，凡践行宪政的国家皆为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凡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皆为宪政国家。这一事实表明了市场经济与民主宪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联系，笔者把这种内在的正相关关系表述为：民主宪政是市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首先，作为市场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的财产权须由宪政国家来确认和保障。财产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也是市场交易的目的。市场的交易实际上就是产权的交易，市场主体只有拥有明晰的、可以自由处置的产权才能进行市场交易活移引起的政局动荡、军阀割据、战事频仍等弊政。由民主宪政带来的政局稳定、社会祥和有利于市场的良好预期和经济的平稳发展。

再者，民主宪政为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经济，市场有其自身的盲目性，这就需要来自国家的干预，但国家的干预不能取代市场的地位，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市场经济既排斥国家干预又需要国家的干预。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呢？民主宪政为我们提供了制度框架，它一方面保障市场经济必须的自由，另一方面又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从而使自由与限政得到最好的结合。此外，我国市场取向领域内，并切实承担起相应的职责，避免政府对市场的不恰当干扰。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的建议是：在国家开展行政性的日常事务之前，便先从“立宪”层次上对其职责范围加以界定，因此推进民主宪政建设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宪政的精髓在于政府和法律规定的范围，从而保障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个体的权利不受侵害，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促进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避免改革滑入坏的市场经济，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15

最后，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带来贫富分化和社会利益冲突，这就需要民主因素的注入。政府要顺应“福利国家”的世界性潮流，积极地保障和增进人民的福祉，保证充分就业，提供必要的社会救济，永无休止地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才能消弭社会冲突，实现社会公正。

可见，只有倡导民主宪政，兼顾自由竞争和公平分配，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和有序发展，从而尽快地创造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二）民主宪政实现了政治文明的内涵，为政治文明提供了制度保障。

首先，民主宪政促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确保公民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的实现，为政治文明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在前宪政时代，公民是从属于政治国家的，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也就没有了真正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大多数的公民只是被管理者，权力只属于少数人，这与倡导“人民主权”“民主政治”的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只有在民主宪政之下，通过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市民社会的独立地位，规定了市民的各项自由、权利、民主，勘定了政治权力的边界，并且通过分权制约、代议制、违宪审查等等制度安排，这才实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化，保障了市民社会的自治，实现了政治文明的内涵。

其次，民主宪政是政治文明的制度保障。政治文明的实质就是法治政治，用法律规范政治行为，实现政治行为的法律化。而宪法则是一国具有最高效力和权威性的法律，民主宪政制度就是通过宪法来规范政治行为，并为之提供法律上。从静态上说，宪政是一套以宪法为核心的规范体系，宪法规范不仅具有最高性、稳定性和连续性，而且具有明确的指引、评价、教育和预测等作用；民主宪政通过将代议制度、权力分开制度、选举制度等等体现现代政治文明规则上升为宪法规范，成为一国全体人民共同遵守的最高行为准则，并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贯彻落实。从动态上说，宪政包括立宪、行宪、护宪和修宪等过程、方式和方法等；立宪的过程就是政治文明观念和制度宪法化的过程；行宪和护宪的过程就是宪法性政治文明规范的实施和实现的过程，而且也是当宪法性政治文明规范遭到违反时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同时也为精神文明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其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文明有三个发展形态，即初级形态、高级形态和理想形态。前宪政

宪政精神范文篇7

关键词：民主宪政，小康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一、民主宪政与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我国在21世纪头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战略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重要历史阶段。建设小康社会是邓小平同志最早在1979年提出的，他所说的“小康社会”不仅不是私有制的社会，而且也不只是指经济比较宽裕的社会，它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明确要求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发展阶段，是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一个通俗的描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复合概念。它不仅是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也是一次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发展变革过程。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可以表述为：小康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也即是说：小康社会的实现必须具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三方面的要素。其中，物质文明是基础，政治文明是保障，精神文明是灵魂。

民主宪政是现代制度文明的标志之一，是宪政主义与民主理论的结晶。人们对此达成的共识是：它既强调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如普遍选举、政务公开、政治职务的任期制等民主的基本价值观，也强调对公共权力的立宪民主政治。民主宪政实际上指的就是：以立宪为起点，民主为内容，法治为原则，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过程。2

笔者经过研究发现，民主宪政与小康社会之间存在紧密的正相关性与互动性。首先，民主宪政的孕育和发展需要包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结构和社会主体的民主政治与法律理念等在内的“生态环境”，其中对政治自主发展的束缚和经济文化在民主宪政的基石上，富强民主文明的小康社会才是可期待的。

二、小康社会的三个要素是民主宪政孕育发展的内生机制和外在推动力

小康社会的三个要素：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民主宪政孕育发展的内生机制和外在推动力。物质文明是民主宪政产生的前提和基石；政治文明是民主宪政的基础，民主宪政是政治文明高级形态和宪法化的结果；精神文明为民主宪政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物质文明指的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总和，它集中表现为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即生产力的发达，此外它还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和产权等相关制度的完善。物质文明为民主宪政的生育奠定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是民主宪政的基石；物质文明发展的状况也制约着民主宪政的发展。

其一，市场经济是民主宪政产生的前提，是催生民主宪政的酵母将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和自由平等意识。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必将提出防止政府侵权的迫切要求。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众多独立的市场主体，其利益诉求必将是多元化的，由此产生并加速市民社会的形成，不同利益要求必将产生代议制度和责任政府。公域与私域的相对分离，则为限制公共权力干预私人领域提供现实可能性。因此，没有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宪政精神所要求的保障人权、制约权力的内容便没有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近代的宪政史表明，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孪生兄弟——商人群体的出现，是推动宪政发展的中坚力量。“从世界范围内的历史进程来看，立宪运动的出现通常伴随着公共事务领域的正式分离。这种分离的社会经济动力来自市场经济与商人群体的浮现；宪法则是这种分离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纵览中外宪政运动的发生发展，商人阶级始终是推动宪政发展的重要社会主体力量。6正如刘军宁所言：“近代的宪政运动本质上是商人阶级的民主运动。近代史上，宪政的确立与商人阶级的崛起与确立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一点看，商人阶级无疑应是立宪运动的主体与中坚。”5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民主宪政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社会基础。

历史的事实说明，没有普遍化的市场经济，宪政建设是先天不足的，社会中不能形成足够抗衡国家政治权力的阶级和共同体。始于清末的中国宪政运动是面临严重的外来压力所做出的反应，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大海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始终未形成作为宪政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宪政运动屡屡失败的原因所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近30年建设时期，我国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中央集权与计划经济主导态下，人民在饥饿中挣扎，参政

（二）政治文明是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以理念与制度的最终实现，宪政文明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就是这种直接民主的组织化形态，可以说，人类社会自有了政治国家，就有了政治文明；但是，以限制国家权力为核心并以保障公民权利为终极目的的宪政只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尽管在古希腊罗马就已经产生了作为政治文明之内涵的民主，但是古代民主的终极价值取向不在于维护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而在于城邦国家的整体利益。其次，近代以后的政治文明之所以成为宪政的前提和基础，还在于代议民主的产生。代议民主的形成造成了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之间的分离并为限权政治或宪政的形成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和必然的要求；同时，近现代民主承认个人自由的价值是第一位的，而民主的价值是第二位的，民主只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手段和工具，这即是近现代政治文明同古代政治文明相区别文明发展历史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两者之间具有历史与逻辑上的内在契合。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宪政制度的确立，宪法、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分权制衡、政党政治、代议制等等，都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符号。这些符号的组合与实践，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并具体表现为以选举体现民主、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治制约权力和以法治保护权利等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构成了现代宪政文明的基本内涵与基本要求。

其一，多元的文化是民主宪政得以生成的文化底蕴。宪政目标是以社会公正为主旨，它总是以社会价值观念和伦理的巨大进步为依托。民主宪政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以诸多方面的先进文化作为背景和支撑，可以说可剥夺的天赋权利，然后人类制定契约，表现形式是宪法。宪法是人类社会的契约，国家始终不是至高无上的。人定的法律必然符合自然法，自然法是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因此，国家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由此可见，西方宪政的产生与自然法是渊源的关系。特定人性哲学对宪政的生成也有着重大影响，其认为趋利避害，自私自利是任何一个人无放政策，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大量吸纳着外来文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的巨大变化，也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多重生长和发展。两千多年来束缚人民并为历代统治者反复强化的以忠顺为核心文化的内化而多元化。个人的独立、自主意识和自由、民主、平等观念大大增强。人权和法治意识逐渐深入人心并对社会产生愈来愈广泛深刻的影响。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不再有大面积发生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将构成支撑我国民主宪政的内在文化底蕴，这就为中国民主宪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

（一）民主宪政是创造物质文明的制度前提和保障。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创造物质文明的必由之路。然而，仅有实行市场经济的意愿，却没有确立相应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及有限政府，市场经济只能是空中楼阁。放眼当今世界，凡践行宪政的国家皆为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凡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皆为宪政国家。这一事实表明了市场经济与民主宪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联系，笔者把这种内在的正相关关系表述为：民主宪政是市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首先，作为市场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的财产权须由宪政国家来确认和保障。财产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也是市场交易的目的。市场的交易实际上就是产权的交易，市场主体只有拥有明晰的、可以自由处置的产权才能进行市场交易活移引起的政局动荡、军阀割据、战事频仍等弊政。由民主宪政带来的政局稳定、社会祥和有利于市场的良好预期和经济的平稳发展。

再者，民主宪政为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经济，市场有其自身的盲目性，这就需要来自国家的干预，但国家的干预不能取代市场的地位，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市场经济既排斥国家干预又需要国家的干预。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呢？民主宪政为我们提供了制度框架，它一方面保障市场经济必须的自由，另一方面又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从而使自由与限政得到最好的结合。此外，我国市场取向领域内，并切实承担起相应的职责，避免政府对市场的不恰当干扰。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的建议是：在国家开展行政性的日常事务之前，便先从“立宪”层次上对其职责范围加以界定，因此推进民主宪政建设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宪政的精髓在于政府和法律规定的范围，从而保障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个体的权利不受侵害，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促进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避免改革滑入坏的市场经济，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15

最后，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带来贫富分化和社会利益冲突，这就需要民主因素的注入。政府要顺应“福利国家”的世界性潮流，积极地保障和增进人民的福祉，保证充分就业，提供必要的社会救济，永无休止地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才能消弭社会冲突，实现社会公正。

可见，只有倡导民主宪政，兼顾自由竞争和公平分配，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和有序发展，从而尽快地创造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二）民主宪政实现了政治文明的内涵，为政治文明提供了制度保障。

首先，民主宪政促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确保公民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的实现，为政治文明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在前宪政时代，公民是从属于政治国家的，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也就没有了真正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大多数的公民只是被管理者，权力只属于少数人，这与倡导“人民主权”“民主政治”的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只有在民主宪政之下，通过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市民社会的独立地位，规定了市民的各项自由、权利、民主，勘定了政治权力的边界，并且通过分权制约、代议制、违宪审查等等制度安排，这才实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化，保障了市民社会的自治，实现了政治文明的内涵。

其次，民主宪政是政治文明的制度保障。政治文明的实质就是法治政治，用法律规范政治行为，实现政治行为的法律化。而宪法则是一国具有最高效力和权威性的法律，民主宪政制度就是通过宪法来规范政治行为，并为之提供法律上。从静态上说，宪政是一套以宪法为核心的规范体系，宪法规范不仅具有最高性、稳定性和连续性，而且具有明确的指引、评价、教育和预测等作用；民主宪政通过将代议制度、权力分开制度、选举制度等等体现现代政治文明规则上升为宪法规范，成为一国全体人民共同遵守的最高行为准则，并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贯彻落实。从动态上说，宪政包括立宪、行宪、护宪和修宪等过程、方式和方法等；立宪的过程就是政治文明观念和制度宪法化的过程；行宪和护宪的过程就是宪法性政治文明规范的实施和实现的过程，而且也是当宪法性政治文明规范遭到违反时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同时也为精神文明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其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文明有三个发展形态，即初级形态、高级形态和理想形态。前宪政

宪政精神范文篇8

关键词：民主宪政，小康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一、民主宪政与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我国在21世纪头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战略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重要历史阶段。建设小康社会是邓小平同志最早在1979年提出的，他所说的“小康社会”不仅不是私有制的社会，而且也不只是指经济比较宽裕的社会，它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明确要求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发展阶段，是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一个通俗的描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复合概念。它不仅是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也是一次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发展变革过程。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报告在最后结束语部分还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进行进一步概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可以表述为：小康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也即是说：小康社会的实现必须具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三方面的要素。其中，物质文明是基础，政治文明是保障，精神文明是灵魂。

民主宪政是现代制度文明的标志之一，是宪政主义与民主理论的结晶。人们对此达成的共识是：它既强调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如普遍选举、政务公开、政治职务的任期制等民主的基本价值观，也强调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如通过权利的分立与制衡，尤其是通过独立的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达成对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的限制，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以设计周密的程序来约束权力等等。1可见，宪政强调的是对权力的限制即限权政府，民主则是强调权力的归属即人民主权。在当代的民主政治和国家政体的理论和实践中，离开宪政谈民主，民主将成为一种放纵，变成一台不受制约的权力机器，最终蜕变为独裁；离开民主谈宪政，宪政将成为无源之水。当想的政治必然是建立在宪政、法治的基础上，体现和尊重民意，以人权保障为终极追求的立宪民主政治。民主宪政实际上指的就是：以立宪为起点，民主为内容，法治为原则，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过程。2

笔者经过研究发现，民主宪政与小康社会之间存在紧密的正相关性与互动性。首先，民主宪政的孕育和发展需要包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结构和社会主体的民主政治与法律理念等在内的“生态环境”，其中对政治自主发展的束缚和经济文化的不发达则构成民主宪政的重要威胁。美国著名的宪法学家沃尔特·莫菲将制约宪政实现的“环境”归结为两大方面：一是外部环境。特定国家的宪政制度是在特定的国际关系内运作的，国际社会关系既影响一个国家如何参与国际事务，有时又影响国家内部事务的处理。如强国对弱国内部政策的左右就是实现宪政的一个重要阻却因素。二是内部环境。其包括八个子项目：（1）一个有能力实行宪政的国家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2）国内的宪政制度没有武装力量的挑战与抵制；（3）公民们对宪政制度的拥护，以及有足够的政治技能，保证政府依法治理，而公民个人也服从法律规则；（4）人民相互之间以及与政府之间充分的信息交流；（5）人民高度的文化与文明水平及对政治原理的认同；（6）经济、种族、宗教或文化团体之间的互相尊重与合作；（7）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而不至于因为贫穷发生革命，经济制度与政策必须保证一定水准的生活，并使每个人都有希望；（8）培育一种支持宪政的文化，这种文化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必须表现在实际生活的价值取向中，因为如果文化价值与政治价值发生冲突，就不可能实现政治价值。3尽管这种列举式的分析方法未必全面和合理，但却勾勒出了实现宪政价值所应具备的背景。这八项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三个方面，即物质文明方面（1和7）、政治文明方面（2、3、4、6）和精神文明（5和8）等三个方面。因此，我们发现小康社会的实现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为我国民主宪政提供了生长发育的内在机理，是实现民主宪政所必需的生态环境。没有小康社会作基础，民主宪政只能是“空中楼阁”。这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我们无法真正实现民主宪政的根源。只有在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才能推动我国民主宪政的发展进程，一改过去一百多年来的“有宪法，无宪政”的宿命。其次，民主宪政的发展也为我国小康社会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没有民主宪政的同步发展，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小康社会。只有在民主宪政的基石上，富强民主文明的小康社会才是可期待的。

二、小康社会的三个要素是民主宪政孕育发展的内生机制和外在推动力

小康社会的三个要素：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民主宪政孕育发展的内生机制和外在推动力。物质文明是民主宪政产生的前提和基石；政治文明是民主宪政的基础，民主宪政是政治文明高级形态和宪法化的结果；精神文明为民主宪政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物质文明指的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总和，它集中表现为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即生产力的发达，此外它还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和产权等相关制度的完善。物质文明为民主宪政的生育奠定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是民主宪政的基石；物质文明发展的状况也制约着民主宪政的发展。

其一，市场经济是民主宪政产生的前提，是催生民主宪政的酵母菌。4财产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其要求必须限制国家的权力。财产权有赖于明晰的产权关系的建立。没有明晰的产权关系，市场经济就不能产生和发展，人就没有独立的意志和独立的利益要求，就无法在市场中平等、自由地进行交易，参与竞争；产权不明确，人在社会中就没有独立的人格，在社会中产生的只能是人身依附关系，人也没有迁徙的自由，人丧失了独立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财产权是人类谋求生存、建立和拥有家园的权利，是生命权利的延伸，是人类自由与尊严的保障”。5人对财产没有支配权，没有对由此产生的合法利益的追求，就不可能有持久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市场经济要求人有独立的财产权，人人均是独立、自由、平等的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权和经济自由权必将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参与

意识和自由平等意识。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必将提出防止政府侵权的迫切要求。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众多独立的市场主体，其利益诉求必将是多元化的，由此产生并加速市民社会的形成，不同利益要求必将产生代议制度和责任政府。公域与私域的相对分离，则为限制公共权力干预私人领域提供现实可能性。因此，没有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宪政精神所要求的保障人权、制约权力的内容便没有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近代的宪政史表明，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孪生兄弟——商人群体的出现，是推动宪政发展的中坚力量。“从世界范围内的历史进程来看，立宪运动的出现通常伴随着公共事务领域的正式分离。这种分离的社会经济动力来自市场经济与商人群体的浮现；宪法则是这种分离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纵览中外宪政运动的发生发展，商人阶级始终是推动宪政发展的重要社会主体力量。6正如刘军宁所言：“近代的宪政运动本质上是商人阶级的民主运动。近代史上，宪政的确立与商人阶级的崛起与确立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一点看，商人阶级无疑应是立宪运动的主体与中坚。”5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民主宪政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社会基础。

历史的事实说明，没有普遍化的市场经济，宪政建设是先天不足的，社会中不能形成足够抗衡国家政治权力的阶级和共同体。始于清末的中国宪政运动是面临严重的外来压力所做出的反应，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大海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始终未形成作为宪政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宪政运动屡屡失败的原因所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近30年建设时期，我国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中央集权与计划经济主导立宪，也没有形成与宪政相适应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使得立宪活动流于形式，始终未跳出“有宪法，无宪政”的历史怪圈。实践证明，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宪政。反思历史，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培育市民社会，这无疑是为实现民主宪政奠定了牢固的根基，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其二，生产力的不发达也影响着宪政制度的发展，即民主宪政还受到贫穷的限制。在贫困的状态下，人民在饥饿中挣扎，参政、保护自己的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等宪政问题不会引起民众的普遍关注，充其量也只能是社会精英们的要求；贫穷还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和动乱，引发一系列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这就使得政治权威的强大甚至膨胀似乎成为社会秩序化的必要条件，这往往容易导致国家政治权威把正常的宪政秩序置于一边，为了社会的稳定而采取一些置宪法原则于不顾的违宪措施；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里，政府为了迅速改善经济状况，常常强化国家行政权力，而国家权力的集中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官员们的政治特权和政治腐败。总之，“宪政的实现会受到各方面的限制，首先是来自贫穷的限制。”从国际社会来看，“宪政的实现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现实的障碍。排除这些障碍，需要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需要政治制度的改善与改革。”7亨廷顿说过：“许多贫穷的社会将继续处于不民主之中，只要他们继续贫困下去”，“如果你想造就民主，就请促进经济增长。”8亨廷顿的判断是针对民主发展的，这同样也适用于宪政发展。可见，民主宪政与经济繁荣是互为因果关系的，二者相辅相成的，而市场经济是政治民主的真正土壤，民主宪政是经济繁荣的希望所托。

（二）政治文明是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以及人的解放的实现程度的体现，是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化过程，就是对人的价值的不断发现、不断尊重的过程，是对政治权力及其资源的合理分配、控制与整合的过程。从人类社会政治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政治文明特别是近代以来政治文明的发展与演进，主要是以宪政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并且构成了近代宪政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追求。宪政文明是政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就是宪政文明。政治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宪政理念产生、演变、成熟的历史，政治文明实现的落脚点在于宪政理念与制度的最终实现，宪政文明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其一，政治文明是民主宪政的前提和基础。9政治文明之为宪政的前提和基础，原因在于：首先，政治文明是与政治国家相伴而行的。人类社会早在公元前800年前后的古希腊城邦就有了作为政治文明之核心的直接民主制度，公民大会就是这种直接民主的组织化形态，可以说，人类社会自有了政治国家，就有了政治文明；但是，以限制国家权力为核心并以保障公民权利为终极目的的宪政只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尽管在古希腊罗马就已经产生了作为政治文明之内涵的民主，但是古代民主的终极价值取向不在于维护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而在于城邦国家的整体利益。其次，近代以后的政治文明之所以成为宪政的前提和基础，还在于代议民主的产生。代议民主的形成造成了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之间的分离并为限权政治或宪政的形成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和必然的要求；同时，近现代民主承认个人自由的价值是第一位的，而民主的价值是第二位的，民主只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手段和工具，这即是近现代政治文明同古代政治文明相区别的本质所在，也是民主宪政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再次，从政治文明的规范形式上看，1776年的北美《独立宣言》和1789年的法国《人和公民权利宣言》以及1787年的美国宪法和1791年的法国宪法，既是近代政治文明同古代政治文明相区别的标志性成果，也是近代政治规范文明的基本表征。

其二，民主宪政是政治文明的自然延伸，也是政治文明发展历史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两者之间具有历史与逻辑上的内在契合。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宪政制度的确立，宪法、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分权制衡、政党政治、代议制等等，都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符号。这些符号的组合与实践，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并具体表现为以选举体现民主、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治制约权力和以法治保护权利等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构成了现代宪政文明的基本内涵与基本要求。10作为政治文明成熟的最高阶段——宪政文明，体现了当代政治的基本价值内涵，决定了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国家政治改革的典范。民主宪政本质上是政治文明的延伸及其发展成熟的最高体现。从政治文明发展到民主宪政是政治史的历史与逻辑的必然结论。现代政治文明最终以民主宪政的形式表现出来，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规律；以宪法推动法治社会的形成，是建设现代民主政治的法治基础。因此，民主宪政的确立，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具体化和宪法化的结果。

（三）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所取得的一切积极精神成果的总和，主要表现为教育、科学和文化知识的发达与人们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小康社会的实现必然要求全社会形成一种多元的健康的科学的文化局面，以及人们法律意识、思想道德水平的极大提高。而所有这些都将为民主宪政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其一，多元的文化是民主宪政得以生成的文化底蕴。宪政目标是以社会公正为主旨，它总是以社会价值观念和伦理的巨大进步为依托。民主宪政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以诸多方面的先进文化作为背景和支撑，可以说

是一种崇高理念指引下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们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生活方式。在文化上追根溯源，宪政是西方诸多文化的共同产物。即诸如希腊哲学、罗马的实证主义、基督教信仰、新教伦理、近代资本主义和传统的个人主义哲学等这样一些西方文化因素混合的产物。作为宪法理念中的核心的人民主权、法治、个人人权、宪政主义等范畴的内涵都溯源于这一文化的母体。西方自然法思想对宪政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人类社会在进入国家状态之前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下，人人都享有自由、平等、财产权等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然后人类制定契约，表现形式是宪法。宪法是人类社会的契约，国家始终不是至高无上的。人定的法律必然符合自然法，自然法是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因此，国家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由此可见，西方宪政的产生与自然法是渊源的关系。特定人性哲学对宪政的生成也有着重大影响，其认为趋利避害，自私自利是任何一个人无法改变的，利己的动机是人积极进取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基督教有一种“原罪”的学说，认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贪欲。但要追求自己正当的利益，人人利己并不可怕，而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利己则是可怕的，因此需要制定宪法，限制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11实现民主宪政的基础是全民宪政意识的形成。实现民主宪政实际上就是确立民主、自由等权利意识和宪法信仰的过程。

其二，百年来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引发的文化碰撞与交流，中国本土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衍生的文化变迁，打破了两千多年来的中华文化正统独尊为大的局面，小康社会的多元健康科学的文化局面正在形成。12从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实行开放政策，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大量吸纳着外来文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的巨大变化，也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多重生长和发展。两千多年来束缚人民并为历代统治者反复强化的以忠顺为核心、推崇国家主义和义务本位的封建文化逐渐受到质疑和挑战乃至最后的抛弃。文化单一和文化专制的情形不复存在，百花齐放的多元社会文化格局逐渐形成。而人的思维也随同多元文化的内化而多元化。个人的独立、自主意识和自由、民主、平等观念大大增强。人权和法治意识逐渐深入人心并对社会产生愈来愈广泛深刻的影响。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不再有大面积发生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将构成支撑我国民主宪政的内在文化底蕴，这就为中国民主宪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法律信仰的树立，道德素质的提高等等也都将为宪政的正常运行提供保障，从而形成一种崇尚宪法，依法办事的良好的宪政秩序。

三、民主宪政为小康社会的实现和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民主宪政是创造物质文明的制度前提和保障。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创造物质文明的必由之路。然而，仅有实行市场经济的意愿，却没有确立相应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及有限政府，市场经济只能是空中楼阁。放眼当今世界，凡践行宪政的国家皆为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凡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皆为宪政国家。这一事实表明了市场经济与民主宪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联系，笔者把这种内在的正相关关系表述为：民主宪政是市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首先，作为市场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的财产权须由宪政国家来确认和保障。财产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也是市场交易的目的。市场的交易实际上就是产权的交易，市场主体只有拥有明晰的、可以自由处置的产权才能进行市场交易活动。因此，产权的界定和保障就成了市场经济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任何类型的国家都可以提供财产权的界定和保障服务，人类何以偏偏对民主宪政情有独钟呢？这是因为宪政国家是体现自由、限政、法治精神的制度安排，它能为市场提供稳固、有效的财产权保障。而在前宪政时代，社会成员的财产权随时都会遭致蛮横、肆虐的专制权力的侵害。13

其次，民主宪政为市场经济提供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14市场经济是极其脆弱的，它经不起战乱和动乱的考验。民主宪政可以为其提供一个稳定的市场秩序和社会局面，它通过代议民主实现了政权的和平交接，避免了前宪政时代由权力转移引起的政局动荡、军阀割据、战事频仍等弊政。由民主宪政带来的政局稳定、社会祥和有利于市场的良好预期和经济的平稳发展。

再者，民主宪政为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经济，市场有其自身的盲目性，这就需要来自国家的干预，但国家的干预不能取代市场的地位，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市场经济既排斥国家干预又需要国家的干预。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呢？民主宪政为我们提供了制度框架，它一方面保障市场经济必须的自由，另一方面又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从而使自由与限政得到最好的结合。此外，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在保持原有行政体系的条件下推进的，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战略，双重体制并轨运行。这种改革模式，带来了诸如权钱交易、腐败蔓延、赤贫暴富、社会失范等种种“坏的市场经济”现象。而坏的市场经济的形成根源在于政和市场关系的定位偏差，目前我国经济转轨中的主要问题就是：政府如何退出私人领域，把其活动限制在公共领域内，并切实承担起相应的职责，避免政府对市场的不恰当干扰。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的建议是：在国家开展行政性的日常事务之前，便先从“立宪”层次上对其职责范围加以界定，因此推进民主宪政建设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宪政的精髓在于政府和法律规定的范围，从而保障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个体的权利不受侵害，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促进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避免改革滑入坏的市场经济，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15

最后，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带来贫富分化和社会利益冲突，这就需要民主因素的注入。政府要顺应“福利国家”的世界性潮流，积极地保障和增进人民的福祉，保证充分就业，提供必要的社会救济，永无休止地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才能消弭社会冲突，实现社会公正。

可见，只有倡导民主宪政，兼顾自由竞争和公平分配，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和有序发展，从而尽快地创造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二）民主宪政实现了政治文明的内涵，为政治文明提供了制度保障。

首先，民主宪政促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确保公民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的实现，为政治文明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在前宪政时代，公民是从属于政治国家的，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也就没有了真正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大多数的公民只是被管理者，权力只属于少数人，这与倡导“人民主权”“民主政治”的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只有在民主宪政之下，通过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市民社会的独立地位，规定了市民的各项自由、权利、民主，勘定了政治权力的边界，并且通过分权制约、代议制、违宪审查等等制度安排，这才实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化，保障了市民社会的自治，实现了政治文明的内涵。

其次，民主宪政是政治文明的制度保障。政治文明的实质就是法治政治，用法律规范政治行为，实现政治行为的法律化。而宪法则是一国具有最高效力和权威性的法律，民主宪政制度就是通过宪法来规范政治行为，并为之提供法律上。从静态上说，宪政是一套以宪法为核心的规范体系，宪法规范不仅具有最高性、稳定性和连续性，而

且具有明确的指引、评价、教育和预测等作用；民主宪政通过将代议制度、权力分开制度、选举制度等等体现现代政治文明规则上升为宪法规范，成为一国全体人民共同遵守的最高行为准则，并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贯彻落实。从动态上说，宪政包括立宪、行宪、护宪和修宪等过程、方式和方法等；立宪的过程就是政治文明观念和制度宪法化的过程；行宪和护宪的过程就是宪法性政治文明规范的实施和实现的过程，而且也是当宪法性政治文明规范遭到违反时予以纠正的过程；修宪的过程就是宪法性政治文明规范补充、完善和升华的过程。16

（三）民主宪政是精神文明的高级形态，它极大丰富了我国精神文明的内涵，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同时也为精神文明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其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文明有三个发展形态，即初级形态、高级形态和理想形态。前宪政时代，由于等级制度和剥削的存在，精神文明在总体上还处于初级形态，而民主宪政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了人的平等与自由，它使得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大的解放，从而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人们相处在和谐、互动、合作、奋进的社会环境之中，这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科学的发展、法制的完善。这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文明形态。17

其二，民主宪政丰富了精神文明的内涵，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制。”这里所讲的法制，无疑就包括民主宪政在内。民主宪政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民主宪政制度根植于西方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现象，它体现着现代社会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观念，是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价值的载体，包含着人们对宪政本身的确认、追求和信仰。一句话，民主宪政是宪政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宪政文化蕴含的个体人格独立，权利意识、平等观念，社会公德意识，官员的从政道德等本身就构成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18可以说，民主宪政制度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精神文明的内涵，推动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其三，民主宪政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可靠保障。首先，民主宪政为精神文明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如我国宪法总纲部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若干规定，就确认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针。此外我国现行宪法第22条也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这一宪法原则为公民的文化权利提供了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充分保证我国文化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促使我国文化事业的不断繁荣发展，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其次，民主宪政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环境保障。19精神文明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下进行的。民主宪政通过法律的权威，对破坏精神文明建设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从而保障了社会环境甚至净化了社会环境。与此同时，民主宪政的形成与发展，对全体公民也是一种教育力量，能引导人们明确自身权利义务，依法办事，依法律己，从而规范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约束和制止不文明行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四、结语

经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民主宪政与小康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两者互为基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必须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实现小康社会的同时，积极推动民主宪政在我国的生成与发展，用民主宪政来为小康社会的实现和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小康社会的建设，通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来夯实民主宪政的根基，使民主宪政在我国真正落地生根，茁壮成长。

注释：

1信春鹰，《寻求民主与宪政的平衡》[M]，载《公共论从》第3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48页。

2林广华，《论宪政与民主》[J]，《法律科学》2001年第3期。

3[美]沃尔特·莫菲，《东欧的宪政民主》[J]，载于《比较宪法项目论文》英文版，1990年6月。

4马乾瑞，《宪政国家的生成条件》[J]，《天中学刊》2003年第6期。

5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M]，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9、272页。

6侯宜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版。

7汪习根，《论发展权与宪法的发展》[J]，《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1期。

8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三联书店1998年版序言和第392页。

9汪进元，《政治文明与宪政的关系》[J]，《中国法学》2003年第6期。

10同上。

11马乾瑞，《宪政国家的生成条件》[J]，《天中学刊》2003年第6期。

12魏小军，《小康社会的宪政发展》[J]，《学术探索》2003年第3期。

13田忠，《宪政国家——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健康发展的政制安排》[J]，《人文杂志》2000年第5期。

14同上。

15金兴华，《经济转轨、政府定位与宪政民主》[J]，《理论与现代化》2004年第3期。

16汪进元，《政治文明与宪政的关系》[J]，《中国法学》2003年第6期。

17李龙，《民主宪政与精神文明》[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宪政精神范文篇9

关键词：和谐社会；民主法治；法治政府；民主宪政

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决定了未来的中国政府必须是法治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是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而建设法治政府则是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前提和进一步实现全面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基础。

一、民主法治：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

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的首倡者同志把“民主法治”位列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之首是非常富有科学头脑和战略眼光的。民主法治是制度特征和价值特征，其余都是结果特征。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无法保障诚信友爱的人际社会关系，就不可能出现充满活力的社会发展状态，就难以形成安定有序的社会局面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生态环境；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现代化气息，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缺乏民主和法治，是最大的不和谐。因为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以社会为主义，即以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旗帜，以社会的高度自治为理想境界。社会主义的神髓就是反专制、倡民主；弃人治、崇法治。因此，发展民主、实行法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传统社会主义的最大弊端就是在过度强调计划功能否定市场功能的同时，虚拟民主、淡化法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就是把建设市场经济国家和民主法治国家作为根本性的目标。当然，相对于建设小康社会、现代化社会以至最终建成和谐社会的中长期目标来说，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又是后者的必要手段。但和谐社会必然以市场和计划的和谐、民主和法治的和谐为特征则是确定无疑的。

就民主和法治本身来说，它们又都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

首先，建设民主政治是建成和谐社会的政治前提。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它要求于政治当局的，不是“为民做主”而是“以民为主”、“让民做主”；即在政治生活中，人民永远是主人，当家作主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首要任务；以人民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为基本特征；以人民群众的赞同和满意为根本标准。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唯一职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为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政治意愿、经济利益和文化需求而工作。所谓和谐社会，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人民群众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需求相适应，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相谐调。显然，建设并实现民主政治是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建设和弘扬先进文化，进而建成和谐社会的政治前提。

其次，建设法治国家是建成和谐社会的制度保证。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不但是一种治国方略，而且是一个社会目标。法治本身是一个社会价值标准，同时又是实现其它社会价值标准的保障机制。所有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各种制度来保障；而法治是最根本的制度保障。民主政治的实现、市场经济的发展、先进文化的建设、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都需要法律制度来规范，都需要通过依法治理来保障。就和谐社会的建设来说，法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时又是实现其它目标的保障条件。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目标；和谐社会的其它目标的实现过程，本质上是人的各项权利的实现过程。人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的实现，都要通过各种法定的程序来具体实施；人民权利的的维护和实现过程，都离不开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行为规范，因为政治官员的人治习惯正是导致官本位意识膨胀、人民权利被践踏的体制原因；和谐社会的多元化利益诉求需要通过法治的手段来整合协调，离开法治，和谐社会的建设就会因制度缺位而落空。

另一方面，民主和法治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民主要通过法治来保障实现；法治要通过民主监督去落实。离开民主，法治就会成为少数独裁者口含天宪的借口；离开法治，民主就会变成“家长”们实行人治的挡箭牌。

因此，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把民主和法治统一起来，把建设民主法治社会作为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使民主法治精神成为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逻辑要求。

二、法治政府：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导力量

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里，在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下，在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政府都是社会的主导力量。在以民主法治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国度里，政府作为人民治理国家的者，理当成为法治政府。在处于社会全面转型期和改革攻坚阶段的当代中国，造就一个法治政府，不但是政府转型的必然选择，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因为毫无疑问，法治政府仍然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导力量。

首先，各级政府作为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法定管理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始终处于支配地位。和谐社会之所以要“构建”，正是因为它不可能自发产生，不可能单独依靠市场机制或仅仅通过社会自治去实现；相反，和谐社会的实现不能没有政策引导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疏导机制、社会控制机制和权力监督机制。而这些社会性机制只能由以执政党和政府为主体的法定政治机构与社会公共组织及其公民社会来共同建立和发挥。其中，执政党和政府始终处于支配地位。上述各种机制的建立及其功能的有效发挥，无不体现着政府的支配作用。譬如，社会和谐的基础与前提是公平和正义，要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需要营造一个制度公正、机会公平、司法正义的社会环境，处理好不同阶级、阶层、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在环境优化和利益调整的过程中，政府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引导和执法示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又如，和谐社会必须是能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的社会，特别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需要及时得到处理和化解，否则会引发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政府通过加强制度建设、畅通表达渠道、健全和实施行政复议制度等积极措施，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妥善而及时地疏导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对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将起着关键的作用。再如，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尊重人的权利基础上的有秩序的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根本特点是对公共权力实施有效控制和约束。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严重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时引发社会冲突；政府通过完善行政考核、备案审查、执法监查等措施，对部门权力进行规范，同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无疑会对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起到有效制约的作用。

其次，一个依法行政的政府是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稳定，在稳定基础上建设和谐社会的稳压器和助推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实现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度相互适应的统一协调状态，是政府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也只有执政党及其政府才有这种政治调控能力。在中国，政治稳定是社会各项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当代中国的最高利益。维护稳定的政治局面，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政府作为国家机器，首先是经济社会的稳压器，其次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上谋改革、促发展，是政府的基本职能。而政府全部职能的行使，无论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还是社会管理、公共服务，都是建立在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因此，建设一个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将政府的行为严格限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才是保证政府有效行使职能，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快速、协调发展，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市场和社会的功能，进而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换言之，只有政府是一个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才能有效发挥其在经济社会中的稳压器和助推器作用；才能通过科学的管理，实现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

再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工程中，各级政府都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规划、积极推进的主导性作用。无论是在经济增长、政治发展、文化创新、社会进步的总体协调方面，还是在效率与公平兼顾、德治与法治并重、发展与稳定并举、人与自然谐处等终极关怀方面，政府都是主导力量。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政府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者，既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又要统筹规划、积极推进。在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德治与法治、发展与稳定、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方面，政府不但要协调好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要协调好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政府管理与公共管理、行政手段与经济和法律手段之间的合作互补关系。政府要通过不断地自我革新和管理创新，向市场、社会和公民提供充足而高效的公共服务，才能有效调动各社会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齐抓共管的综合效能，实现社会公共事务的和谐治理。

三、民主宪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本保障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被宪法确认后，依法治国也就是依宪治国，亦即依照宪法和与宪法不相冲突的法律治理国家。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前提是建设一个法治政府。而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本保障是实行民主宪政。民主宪政的内涵至少包括民主宪政观念、民主宪政精神、民主宪政制度三个层面。

其一，确立民主宪政观念。

各国的政治实践都表明，没有民主，就没有宪政；没有充分的民主，就没有稳固的宪政；没有稳固的宪政，就没有制度化、法律化的民主。民主必须是宪政民主，宪政必须是民主宪政。民主宪政是现代法治的基石，是依法行政的政治前提[1]，也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保障。依法行政首先追求的是公共领域的法治化。而法治政府的含义就是政府在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时，必须具有民主意识，牢记宪法法则，体现公共性原则。

我们强调民主宪政，是因为在政治制度史上存在过非民主的宪政，即君主立

宪制（特别是二元制君主立宪制），正如法治史上同时存在过民主法治和非民主法治一样。与非民主型的宪政和法治相比，民主型的宪政和法治更强调人民性、至上性和独立性。在民主宪政观念中，民主观念和法治观念是对等的，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是统一的，且都建立在人民主权原则基础之上，以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依归。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民主、法治、人权是宪政的三个基本要素。民主是宪政的基础，法治是宪政的条件，人权保障是宪政的目的。[2]正因为宪法是保护民权的根本大法，因此，捍卫宪法不仅是政府的重要使命，也是对公民的基本道德要求。在民主宪政的理念中，法治政府和民主政治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没有民主政治，就没有法治政府，反之亦然。按照民主与法治密不可分、法治与宪政相互依存的观点推论，离开民主政治，就无以谈宪政。在这个意义上说，同志曾经把“宪政”定义为“民主政治”[3]的论断是非常简要而精辟的，他揭示了现代法治和民主宪政思想的精神实质。确立民主宪政观念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思想保证。

其二，弘扬民主宪政精神。

宪政精神，即宪政的宗旨和要义。宪政的本质在于宪政精神。宪政精神的核心是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我们所谓民主宪政精神，就是这种以“限政”（限制公共权力）和“护民”（以人为本，维护公民的权利、尊严和自由）为核心价值法则的宪法精神。一般认为，宪法精神还包括强调人民主权原则的政治法则和体现程序理性的程序法则。这种以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为基本思想框架的民主宪政精神，也就是所谓宪政之道。弘扬民主宪政精神，就是要遵循宪政之道，在全社会开展以学习宪法为基础，以发扬民主为核心，以崇尚法治为原则，以维护人权为目的的宪政精神教育；同时，以建设法治政府为切入点，对广大公务员进行民主法治意识与宪政宗旨的教育和培训，使他们懂得宪法是实行法治的核心和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据，人民主权原则是宪法正当性的基础，宪法至上是宪法发挥根本法作用的条件，对公共权力的行使进行合宪性与合目的性的监督是民主宪政的基本特征，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从而真正理解并自觉践行民主宪政精神，为建设民主的法治国家和依法的民主政治而身体力行。

实行民主宪政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公民法治意识的普遍确立。公民的法治意识包括人权意识、契约意识、主人公意识、守法意识、监督意识和诉讼意识等。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法治意识也就是在发展市场经济和建设民主政治过程中应具备的现代公民意识。它与公务员精神一道成为现代民族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弘扬民主宪政精神，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精神动力。

其三，建立民主宪政制度。

民主宪政观念和民主宪政精神最后必然要落实到建立民主宪政制度上。制度是秩序的先导。没有民主宪政制度，就没有宪法秩序和宪政秩序，从而也就不可能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政府。譬如，以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为基本思想框架的民主宪政精神，如果不能固化为一种宪政制度，就仍有可能流于形式宪政而难以成为实质宪政。就以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几部宪法为例，1954年宪法明确是一部过渡时期的宪法，但过渡时期结束后，宪法并没有及时修正。及至“”爆发，人们几乎忘记了国家还有一部宪法，上至国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的人身自由被随意剥夺的事实说明，那时宪法形同虚设，是典型的有宪法而无宪政。1975年、1978年、1982年各出一部新宪法，七年之间连出三部宪法，在世界宪法史上实属罕见。1975年宪法在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写入宪法的同时，还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口号也作为公民权利入宪，说明在无宪政制度支持的情况下，政治权威的任何政治意愿都可以通过合法的程序写入宪法。从1954年到1982年的四次立宪中反映出当时宪法秩序的混乱和无序状态。在无序的宪政秩序中，民主政治和法治政府的建设必然遭受损害。1982年以后，宪法相对稳定，20多年来，虽然有三次较大的修正，但只是适应了社会大变革的需要，宪法的基本精神得到了巩固，宪政秩序开始步入正轨，民主政治和法治政府的建设也随之加快了步伐，社会发展也趋于和谐。实践证明，建立民主宪政制度，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制度保证。

综上所述，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是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而建设法治政府正是民主法治社会的基本诉求。因为法治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导力量。建设法治政府将倚赖于政治法律制度的不断创新。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其追求的目标正是社会的和谐。民主宪政作为现代法治的最高形态，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本保障。为此，需要确立民主宪政观念，弘扬民主宪政精神，建立民主宪政制度。

注释：

[1]曹闻民《法治行政模式及其实现途径》，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5，3。

宪政精神范文篇10

摘要：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是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而建设法治政府则是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前提和进一步实现全面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基础，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诉求。各级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始终处于支配地位，一个依法行政的政府是社会改革发展的稳压器和助推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工程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规划、积极推进的主导性作用。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本保障是实行民主宪政。民主宪政追求的目标正是社会的和谐。实行民主宪政的基本要求是确立民主宪政观念，弘扬民主宪政精神，建立民主宪政制度。关键词：和谐社会；民主法治；法治政府；民主宪政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决定了未来的中国政府必须是法治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是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而建设法治政府则是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前提和进一步实现全面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基础。一、民主法治：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的首倡者同志把“民主法治”位列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之首是非常富有科学头脑和战略眼光的。民主法治是制度特征和价值特征，其余都是结果特征。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无法保障诚信友爱的人际社会关系，就不可能出现充满活力的社会发展状态，就难以形成安定有序的社会局面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生态环境；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现代化气息，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缺乏民主和法治，是最大的不和谐。因为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以社会为主义，即以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旗帜，以社会的高度自治为理想境界。社会主义的神髓就是反专制、倡民主；弃人治、崇法治。因此，发展民主、实行法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传统社会主义的最大弊端就是在过度强调计划功能否定市场功能的同时，虚拟民主、淡化法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就是把建设市场经济国家和民主法治国家作为根本性的目标。当然，相对于建设小康社会、现代化社会以至最终建成和谐社会的中长期目标来说，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又是后者的必要手段。但和谐社会必然以市场和计划的和谐、民主和法治的和谐为特征则是确定无疑的。就民主和法治本身来说，它们又都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首先，建设民主政治是建成和谐社会的政治前提。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它要求于政治当局的，不是“为民做主”而是“以民为主”、“让民做主”；即在政治生活中，人民永远是主人，当家作主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首要任务；以人民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为基本特征；以人民群众的赞同和满意为根本标准。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唯一职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为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政治意愿、经济利益和文化需求而工作。所谓和谐社会，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人民群众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需求相适应，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相谐调。显然，建设并实现民主政治是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建设和弘扬先进文化，进而建成和谐社会的政治前提。其次，建设法治国家是建成和谐社会的制度保证。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不但是一种治国方略，而且是一个社会目标。法治本身是一个社会价值标准，同时又是实现其它社会价值标准的保障机制。所有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各种制度来保障；而法治是最根本的制度保障。民主政治的实现、市场经济的发展、先进文化的建设、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都需要法律制度来规范，都需要通过依法治理来保障。就和谐社会的建设来说，法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时又是实现其它目标的保障条件。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目标；和谐社会的其它目标的实现过程，本质上是人的各项权利的实现过程。人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的实现，都要通过各种法定的程序来具体实施；人民权利的的维护和实现过程，都离不开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行为规范，因为政治官员的人治习惯正是导致官本位意识膨胀、人民权利被践踏的体制原因；和谐社会的多元化利益诉求需要通过法治的手段来整合协调，离开法治，和谐社会的建设就会因制度缺位而落空。另一方面，民主和法治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民主要通过法治来保障实现；法治要通过民主监督去落实。离开民主，法治就会成为少数独裁者口含天宪的借口；离开法治，民主就会变成“家长”们实行人治的挡箭牌。因此，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把民主和法治统一起来，把建设民主法治社会作为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使民主法治精神成为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逻辑要求。二、法治政府：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导力量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里，在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下，在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政府都是社会的主导力量。在以民主法治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国度里，政府作为人民治理国家的者，理当成为法治政府。在处于社会全面转型期和改革攻坚阶段的当代中国，造就一个法治政府，不但是政府转型的必然选择，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因为毫无疑问，法治政府仍然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导力量。首先，各级政府作为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法定管理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始终处于支配地位。和谐社会之所以要“构建”，正是因为它不可能自发产生，不可能单独依靠市场机制或仅仅通过社会自治去实现；相反，和谐社会的实现不能没有政策引导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疏导机制、社会控制机制和权力监督机制。而这些社会性机制只能由以执政党和政府为主体的法定政治机构与社会公共组织及其公民社会来共同建立和发挥。其中，执政党和政府始终处于支配地位。上述各种机制的建立及其功能的有效发挥，无不体现着政府的支配作用。譬如，社会和谐的基础与前提是公平和正义，要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需要营造一个制度公正、机会公平、司法正义的社会环境，处理好不同阶级、阶层、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在环境优化和利益调整的过程中，政府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引导和执法示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又如，和谐社会必须是能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的社会，特别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需要及时得到处理和化解，否则会引发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政府通过加强制度建设、畅通表达渠道、健全和实施行政复议制度等积极措施，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妥善而及时地疏导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对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将起着关键的作用。再如，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尊重人的权利基础上的有秩序的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根本特点是对公共权力实施有效控制和约束。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严重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时引发社会冲突；政府通过完善行政考核、备案审查、执法监查等措施，对部门权力进行规范，同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无疑会对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起到有效制约的作用。其次，一个依法行政的政府是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稳定，在稳定基础上建设和谐社会的稳压器和助推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实现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度相互适应的统一协调状态，是政府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也只有执政党及其政府才有这种政治调控能力。在中国，政治稳定是社会各项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当代中国的最高利益。维护稳定的政治局面，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政府作为国家机器，首先是经济社会的稳压器，其次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上谋改革、促发展，是政府的基本职能。而政府全部职能的行使，无论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还是社会管理、公共服务，都是建立在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因此，建设一个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将政府的行为严格限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才是保证政府有效行使职能，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快速、协调发展，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市场和社会的功能，进而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换言之，只有政府是一个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才能有效发挥其在经济社会中的稳压器和助推器作用；才能通过科学的管理，实现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再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工程中，各级政府都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规划、积极推进的主导性作用。无论是在经济增长、政治发展、文化创新、社会进步的总体协调方面，还是在效率与公平兼顾、德治与法治并重、发展与稳定并举、人与自然谐处等终极关怀方面，政府都是主导力量。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政府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者，既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又要统筹规划、积极推进。在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德治与法治、发展与稳定、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方面，政府不但要协调好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要协调好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政府管理与公共管理、行政手段与经济和法律手段之间的合作互补关系。政府要通过不断地自我革新和管理创新，向市场、社会和公民提供充足而高效的公共服务，才能有效调动各社会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齐抓共管的综合效能，实现社会公共事务的和谐治理。三、民主宪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本保障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被宪法确认后，依法治国也就是依宪治国，亦即依照宪法和与宪法不相冲突的法律治理国家。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前提是建设一个法治政府。而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本保障是实行民主宪政。民主宪政的内涵至少包括民主宪政观念、民主宪政精神、民主宪政制度三个层面。其一，确立民主宪政观念。各国的政治实践都表明，没有民主，就没有宪政；没有充分的民主，就没有稳固的宪政；没有稳固的宪政，就没有制度化、法律化的民主。民主必须是宪政民主，宪政必须是民主宪政。民主宪政是现代法治的基石，是依法行政的政治前提[1]，也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保障。依法行政首先追求的是公共领域的法治化。而法治政府的含义就是政府在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时，必须具有民主意识，牢记宪法法则，体现公共性原则。我们强调民主宪政，是因为在政治制度史上存在过非民主的宪政，即君主立宪制（特别是二元制君主立宪制），正如法治史上同时存在过民主法治和非民主法治一样。与非民主型的宪政和法治相比，民主型的宪政和法治更强调人民性、至上性和独立性。在民主宪政观念中，民主观念和法治观念是对等的，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是统一的，且都建立在人民主权原则基础之上，以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依归。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民主、法治、人权是宪政的三个基本要素。民主是宪政的基础，法治是宪政的条件，人权保障是宪政的目的。[2]正因为宪法是保护民权的根本大法，因此，捍卫宪法不仅是政府的重要使命，也是对公民的基本道德要求。在民主宪政的理念中，法治政府和民主政治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没有民主政治，就没有法治政府，反之亦然。按照民主与法治密不可分、法治与宪政相互依存的观点推论，离开民主政治，就无以谈宪政。在这个意义上说，同志曾经把“宪政”定义为“民主政治”[3]的论断是非常简要而精辟的，他揭示了现代法治和民主宪政思想的精神实质。确立民主宪政观念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思想保证。其二，弘扬民主宪政精神。宪政精神，即宪政的宗旨和要义。宪政的本质在于宪政精神。宪政精神的核心是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我们所谓民主宪政精神，就是这种以“限政”（限制公共权力）和“护民”（以人为本，维护公民的权利、尊严和自由）为核心价值法则的宪法精神。一般认为，宪法精神还包括强调人民主权原则的政治法则和体现程序理性的程序法则。这种以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为基本思想框架的民主宪政精神，也就是所谓宪政之道。弘扬民主宪政精神，就是要遵循宪政之道，在全社会开展以学习宪法为基础，以发扬民主为核心，以崇尚法治为原则，以维护人权为目的的宪政精神教育；同时，以建设法治政府为切入点，对广大公务员进行民主法治意识与宪政宗旨的教育和培训，使他们懂得宪法是实行法治的核心和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据，人民主权原则是宪法正当性的基础，宪法至上是宪法发挥根本法作用的条件，对公共权力的行使进行合宪性与合目的性的监督是民主宪政的基本特征，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从而真正理解并自觉践行民主宪政精神，为建设民主的法治国家和依法的民主政治而身体力行。实行民主宪政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公民法治意识的普遍确立。公民的法治意识包括人权意识、契约意识、主人公意识、守法意识、监督意识和诉讼意识等。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法治意识也就是在发展市场经济和建设民主政治过程中应具备的现代公民意识。它与公务员精神一道成为现代民族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弘扬民主宪政精神，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精神动力。其三，建立民主宪政制度。民主宪政观念和民主宪政精神最后必然要落实到建立民主宪政制度上。制度是秩序的先导。没有民主宪政制度，就没有宪法秩序和宪政秩序，从而也就不可能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政府。譬如，以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为基本思想框架的民主宪政精神，如果不能固化为一种宪政制度，就仍有可能流于形式宪政而难以成为实质宪政。就以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几部宪法为例，1954年宪法明确是一部过渡时期的宪法，但过渡时期结束后，宪法并没有及时修正。及至“”爆发，人们几乎忘记了国家还有一部宪法，上至国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的人身自由被随意剥夺的事实说明，那时宪法形同虚设，是典型的有宪法而无宪政。1975年、1978年、1982年各出一部新宪法，七年之间连出三部宪法，在世界宪法史上实属罕见。1975年宪法在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写入宪法的同时，还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口号也作为公民权利入宪，说明在无宪政制度支持的情况下，政治权威的任何政治意愿都可以通过合法的程序写入宪法。从1954年到1982年的四次立宪中反映出当时宪法秩序的混乱和无序状态。在无序的宪政秩序中，民主政治和法治政府的建设必然遭受损害。1982年以后，宪法相对稳定，20多年来，虽然有三次较大的修正，但只是适应了社会大变革的需要，宪法的基本精神得到了巩固，宪政秩序开始步入正轨，民主政治和法治政府的建设也随之加快了步伐，社会发展也趋于和谐。实践证明，建立民主宪政制度，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制度保证。综上所述，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是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而建设法治政府正是民主法治社会的基本诉求。因为法治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导力量。建设法治政府将倚赖于政治法律制度的不断创新。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其追求的目标正是社会的和谐。民主宪政作为现代法治的最高形态，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本保障。为此，需要确立民主宪政观念，弘扬民主宪政精神，建立民主宪政制度。注释：[1]曹闻民《法治行政模式及其实现途径》，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5，3。[2]李步云：《宪政与中国》，《宪法比较研究文集Ⅱ》第2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3。[3]《选集》第二卷，第732页。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