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运动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1 09:21:08

宪政运动

宪政运动范文篇1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思想运动与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新的时代。宪政运动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历史运动,仅靠求生本能是不够的,而必须从关照作为个人的生存状况出发,实现社会精神(文化)的再生,从而使宪政运动获得普遍的文化认同与支撑,形成一种持久的、延续不断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自觉运动。近代宪政理论是以欧洲话语来表述的。在西方本土,宪政的确立是建立在以“法律之下的自由(freedomunderlaw)”5为指导性原则的传统西方文化基础上的一种自然生长的过程,是其自由传统的一种必然逻辑结果。戴雪指出:“……英吉利宪章不纯是一项政制,可以比较世间所有庸俗政制,却是神秘而不可强以言语形容的政治功业,甚至自我们在少年时即熟闻一语,即谓:英宪‘决不能以人力强为,只由自然生长。’而且他的生成并不是根据抽象理论而得到的结果,这种结果实产生于英吉利人们所有一种政治天性,依之,他们的远祖远宗,当尚在野蛮时代,得以建筑坚固而又远大的制度。”艾沃•詹宁斯爵士在总结英国宪政经验时也认为,“成文宪法以政府理论或原则为基础;但理论是根据经验提出来的,那些自许‘自由之邦’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英国的经验建立起来的。英国的宪政史表明它是一种为满足不断变化的文明的需要而对机构加以发展和修正的持续实验的过程。”7著名的现代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从“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order)”这一核心概念出发,认为:“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条理井然的,然而这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做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8

注重考察西方宪政运动的文化根基及自然进化并不等于承认现代社会的发展是纯粹自主变迁的,而在于注重从文化基础上构建宪政良性运动的平台,找出宪政运动的主体性力量。然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宪政运动始终停留在“精英意识”的状态上,远远没有形成全民族的文化上的整体自觉与诉求,突出表现为民族整体宪法意识、宪法信仰的淡薄与匮乏。龚自珍、魏源、徐继畲等思想家和封建士大夫虽然看到了大清王朝“盛世”背后的严重危机,提出了变法改制主张,但无论思想本身还是社会影响的历史局限性却是显而易见的。与洋务派存在着密切联系的早期改良派虽然在内忧外患、民族危机加重的情况下清醒地看到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对国家富强、进步的直接影响,提出了“君民共生”的君主立宪主张,但时代的局限性同样不可避免,只不过“…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批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权思想和民主宪政思想的朦胧的追求。”9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只在物质技术方面学习西方而保留君主专制制度的洋务派式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方案的破产。以康有为、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推动了以君主立宪为中心的,但失败的命运同样不能避免,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沦为宫廷权力争斗的牺牲品。缺乏人民支持的维新派在强大的传统守旧势力面前显得脆弱不堪。八国联军、辛丑条约及其以后的社会政治形势迅速地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推进到中国近代宪政运动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以革命的暴力推翻了封建王朝,但结果是“旧巡抚穿上了新都督的外衣”10,被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所鼓舞的广大人民群众被“不准革命”的禁令挡在宪政运动的门外,而“戴着革命派的假面具的军阀和流氓政客在革命的浪潮中上升为当权派。”而此后的北洋军阀以及国民党政府成为典型的“立宪独裁”(ConstitutionalDictatorship)统治,形式上制宪活动频繁,但宪法大都是装饰性或名义性的宪法。直至新中国的建立才翻开了中国宪政运动的新篇章。中国近代宪政问题从思想理论到社会运动始终存在着自上而下的运动态势,主体力量遵循以下次序演进:开明的封建士大夫→洋务派官僚→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维新派)→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或者囿于历史的局限不能看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或者囿于阶级的局限出于本能而不敢发动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没有出场的角色”——缺席宪政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宪政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

二、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制度

作为制度意义上的宪政,就是要通过一系列制度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保证它作为一国政治生活的基准和法律体系中最高规范的地位。因此,实施宪政意味着一个政治社会的框架,它通过并依据法律组织起来,其目的是为了制约绝对权力11。然而,这些制度背后深藏着一种构成宪政秩序文化底蕴的观念形态或价值体系。“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伯尔曼)。西方宪政文明建立的基础是社会的二元观——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国家有权力处理世俗事务,教会有权力处理属灵事务。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自然法理论成为将不同信仰甚至无宗教信仰的人们结合在一起的普遍规范,公民社会取代教会社会。这样,自然法理论基于政治统治的有效性,并获得了同样的道德权威。对于宪政运动,西方文化中的“高级法”、“自然法”等观念为此提供了深厚的精神资源,文化的演进与制度创新是同步协调的。

对中国而言,现代性制度与传统文化之间、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化(文化抵抗)的矛盾与冲突是深刻的。宪政作为一种运动必须进行充分的社会动员,形成一种文化上的整体自觉,而社会动员必须弘扬、强化民族意识,而弘扬民族意识只能依靠传统民族文化的支持与支撑,但传统文化是一种专制主义的文化,是与现代化、与宪政背道而驰的文化,因此,作为制度上的现代化越进步,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裂痕越深。这是始终存在于中国近代宪政历史进程中的两难境遇12。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赖肖尔也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宪政制度的抵抗,“1900年以前,大批有才能的人并没有致力于真正的革命或改革。在旧制度下,没有人具有根本改变这一制度的坚定信念。中国国内变革力量的弱小与其归咎于西方帝国主义倒不如归因于中国的社会秩序、国家和文化之强大。阻碍中国对西方的威胁作出迅速反应的抑制因素主要是中国文化的坚强内聚力和稳固的结构。13梁漱溟先生从对英国宪政的研究中看到,“近代西方政治组织方式与运作规范是西方社会生活衍生出来的自然结果,并且是在长期的运用中已然达到与其人生与人心丝丝入扣的磨合程度的一种纯熟技巧”,宪政不赖于宪法条文“却托于政治习惯而立”。辛亥革命后,中国只从制度层面上具备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外形,而“大多数人的根本精神却不能与之相应”。在传统的乡土中国,硬性横向移植西方的宪法与宪政,缺乏事实根据,“与中国的社会无据,与中国的人心讨不着‘说法’”。因此,宪政是解决“中国问题”这一过程的结果而不是这一过程的起点14。宪政运动没有文化的跟进,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很难建构起全民族的宪政信仰,宪政就成为纯粹的功利性的制度或政策,这就是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在中国只开花不结果的原因之一。

三、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5。生产力反映了人类物质资料生产所达到的水平和程度,体现了物质资料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反映了进行社会生产的生产结构,体现了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是人类社会一切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16宪法、宪政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是宪政的原始力量,宪政是市场经济的逻辑结果。西方宪政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不仅具有深厚的经济根源与物质基础,而且把市场经济与宪政体制结合起来。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是互动共生的,任何脱离了经济发展的政治进步和忽略了政治进步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成就真正的现代化。

自清末以来的宪政运动基本上致力于从文化层次上解决“中国问题”,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文化决定论,而忽略了宪政运动的经济根源。近代中国不具

备向宪政社会进步的经济条件:一方面是商品经济的萎缩,另一方面是公民的贫穷。这决定了:首先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专制主义的根深蒂固;其次,由市场经济所培育的阶级力量无法通过自主行为将经济要求上升为宪政诉求;最后,近代宪政意识、宪法和宪政实践思想文化基础无从催生。贫困成为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严重障碍。政治制度化的进程超越了社会经济变革的实际水平,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建基于经济贫困化之上,而成为“空中楼阁”17,不仅不能为政治自由提供有力的物质支持和体制保障,反而为寡头独裁提供了政治舞台18。拉丁美洲独立革命先驱玻利瓦尔在目睹拉丁美洲独立后因为片面追求政治发展反而陷入政治动荡和经济衰退的困境后,而哀叹自己是位“空中楼阁的建筑师”。孙中山先生在革命失败后也认识到自己“赤手空拳”、“兵权”最终压倒“民权”的尴尬,产生了产业救国的思想。1912年8月他在致宋教仁的信中总结说:“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日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纷纷,每况愈下。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有活动。”19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宪政制度必须致力于维持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之间的平衡,是中国乃至其他非西方国家进行宪政建设的基本历史经验。

四、“自然演进”型宪政模式与“变法”型宪政模式

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宪政运动的起点。市场经济的非人格性属性有效地将国家与社会、权力与权利、公与私、经济活动与政治见解截然两分。国家权力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天然抑制作用,社会获得了充分的自主空间,形成了有效抗衡国家权力扩张和渗透的对立面力量。社会对绝大多数物质资源的垄断有效地控制了国家的生存能力与国家权力运作的合理界限,宪法就是社会与国家之间进行利益交换与分配的平衡机制。在西方,王权先是受到“自然正义”、“自然法”的约束,布雷克顿(Bracton)的经典名言表述了所有权威源于法又受制于法的西方传统思想:“国王本人不应该受制于任何人,但他却应受制于上帝和法,因为法造就了国王。因此,就让国王将法所赐予他的东西——统治和权力——再归还给法,因为在自由意志而不是由法行使统治的地方没有国王。”20而在中世纪神权统治时期,王权所代表的世俗统治权威从基督教会那里获得合法性认可。只是由于世俗化的发展、教会不专注于属灵事务而专注于世俗权力的争夺,才引起宗教统一局面的崩溃,才产生了西方历史上短暂的国家专制主义时期。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公民社会取代了有组织的教会社会并获得足够的道德权威,“中世纪的教会代表基督教社会至高道德的传统权利——制衡世俗政府、在极端时甚至解除其权威的权力,已经以纯粹世俗的方式得以重申。议会作为公民社会最高道德利益的代表,得到敦促去接受以前宗教权威行使的职能。”贵族、教会、王权多重的权力中心格局又受到采邑世袭性的等级土地所有制的支持与强化,王权始终受到“开会求钱”惯例的束缚,对习惯的尊崇又使早已存在的等级会议成为新生社会力量遏制王权、推进宪政历程的完美舞台。在多元文化认同下的多元权力中心之间的固有张力,使得西方国家在其宪政进程中的作用是消极和被动的,是一种“主要靠自身力量在内部基础上演化发展的宪政”,是一种“自然演进型宪政”21。

宪政运动的唯一源泉和真正基础只能是社会生活本身而不是国家。中国的宪政理念源于传播、中国的立宪始于模仿,中国的变法与现代化同时是一个国家重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宪政的形成与发展与“现代国家的重建、国家权力的制度化结合在一起”。历史的发展为中国提供的不是西方那样“强社会-弱国家”而是“弱社会-强国家”的关系模式,救亡图存的恶劣历史生存环境又使人们不得不将更多的关注与期待投向政府,国家的危机反映促使国家强化了对社会自主领域的干预和控制,特殊的历史任务给国家加强对社会的搜刮与盘剥提供了“正当性的理由”,这样,社会被国家所吞噬。由于没有建立起充分自主性的社会,也由于政治全能主义传统,近代以来的宪政运动都谋求与国家权力的合作,企图以“变法”、制度性的建构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22。但是没有社会的自主性,没有社会生活的自发秩序,没有其他非正式制度的支持和配套,国家正式的制度也就缺乏坚实的基础,甚至难以形成合理的得到普遍长期认可的正当秩序。国家权力的扩张本性决定了以国家权力推行宪政的结果只能是以另一种形式来强化国家权力,这与限制国家权力回应社会需要的宪政精神很难协调。维新派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青年皇帝身上,反而成为这位青年皇帝进行宫廷争斗的道具;孙中山把“共和国”的希望寄托在掌握“兵权”的军阀身上,在护法运动期间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的民主革命家吴玉章曾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在当时,军队是统治者私人的财产和工具,军队的活动完全听命于他们的统帅,不知道有国家民族,我们也没有可能去根本改造旧军队,使它成为革命的工具,而只是看到个人的作用,力图争取有实力的统帅。从辛亥革命起,我们为了推翻清朝而迁就袁世凯,后来为了反对北洋军阀而利用西南军阀,再后来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而培植陈炯明,最后陈炯明又叛变了。这样看来,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但是我们要依靠什么力量呢?究竟怎样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呢?这是藏在我们心中的迫切问题,这些问题时刻搅扰着我,使我十分烦闷和苦恼。”23对国家权力侵略性与无限扩张性这一命题的信以为真,以及对公共权力特别是国家权力保持必要的警醒与审慎,这是探讨与推动宪政运动问题的必要前提和基本立场,宪政形成的过程就是厘定市场与政府、社会与国家应有界限的过程,而中国近代宪政运动却始终充满着对国家权力或军事权力神圣性的期待。这种“变法”型宪政模式不会有效地将国家权力致于其所应当的位置上,让国家权力作茧自缚或束手就擒的想法未免过分天真。

五、宪政价值理性与宪政工具理性

宪政运动范文篇2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思想运动与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新的时代。宪政运动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历史运动,仅靠求生本能是不够的,而必须从关照作为个人的生存状况出发,实现社会精神(文化)的再生,从而使宪政运动获得普遍的文化认同与支撑,形成一种持久的、延续不断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自觉运动。近代宪政理论是以欧洲话语来表述的。在西方本土,宪政的确立是建立在以“法律之下的自由(freedomunderlaw)”5为指导性原则的传统西方文化基础上的一种自然生长的过程,是其自由传统的一种必然逻辑结果。戴雪指出:“……英吉利宪章不纯是一项政制,可以比较世间所有庸俗政制,却是神秘而不可强以言语形容的政治功业,甚至自我们在少年时即熟闻一语,即谓:英宪‘决不能以人力强为,只由自然生长。’而且他的生成并不是根据抽象理论而得到的结果,这种结果实产生于英吉利人们所有一种政治天性,依之,他们的远祖远宗,当尚在野蛮时代,得以建筑坚固而又远大的制度。”艾沃•詹宁斯爵士在总结英国宪政经验时也认为,“成文宪法以政府理论或原则为基础;但理论是根据经验提出来的,那些自许‘自由之邦’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英国的经验建立起来的。英国的宪政史表明它是一种为满足不断变化的文明的需要而对机构加以发展和修正的持续实验的过程。”7著名的现代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从“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order)”这一核心概念出发,认为:“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条理井然的,然而这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做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8

注重考察西方宪政运动的文化根基及自然进化并不等于承认现代社会的发展是纯粹自主变迁的,而在于注重从文化基础上构建宪政良性运动的平台,找出宪政运动的主体性力量。然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宪政运动始终停留在“精英意识”的状态上,远远没有形成全民族的文化上的整体自觉与诉求,突出表现为民族整体宪法意识、宪法信仰的淡薄与匮乏。龚自珍、魏源、徐继畲等思想家和封建士大夫虽然看到了大清王朝“盛世”背后的严重危机,提出了变法改制主张,但无论思想本身还是社会影响的历史局限性却是显而易见的。与洋务派存在着密切联系的早期改良派虽然在内忧外患、民族危机加重的情况下清醒地看到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对国家富强、进步的直接影响,提出了“君民共生”的君主立宪主张,但时代的局限性同样不可避免,只不过“…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批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权思想和民主宪政思想的朦胧的追求。”9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只在物质技术方面学习西方而保留君主专制制度的洋务派式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方案的破产。以康有为、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推动了以君主立宪为中心的,但失败的命运同样不能避免,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沦为宫廷权力争斗的牺牲品。缺乏人民支持的维新派在强大的传统守旧势力面前显得脆弱不堪。八国联军、辛丑条约及其以后的社会政治形势迅速地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推进到中国近代宪政运动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以革命的暴力推翻了封建王朝,但结果是“旧巡抚穿上了新都督的外衣”10,被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所鼓舞的广大人民群众被“不准革命”的禁令挡在宪政运动的门外,而“戴着革命派的假面具的军阀和流氓政客在革命的浪潮中上升为当权派。”而此后的北洋军阀以及国民党政府成为典型的“立宪独裁”(ConstitutionalDictatorship)统治,形式上制宪活动频繁,但宪法大都是装饰性或名义性的宪法。直至新中国的建立才翻开了中国宪政运动的新篇章。中国近代宪政问题从思想理论到社会运动始终存在着自上而下的运动态势,主体力量遵循以下次序演进:开明的封建士大夫→洋务派官僚→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维新派)→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或者囿于历史的局限不能看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或者囿于阶级的局限出于本能而不敢发动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没有出场的角色”——缺席宪政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宪政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

二、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制度

作为制度意义上的宪政,就是要通过一系列制度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保证它作为一国政治生活的基准和法律体系中最高规范的地位。因此,实施宪政意味着一个政治社会的框架,它通过并依据法律组织起来,其目的是为了制约绝对权力11。然而,这些制度背后深藏着一种构成宪政秩序文化底蕴的观念形态或价值体系。“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伯尔曼)。西方宪政文明建立的基础是社会的二元观——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国家有权力处理世俗事务,教会有权力处理属灵事务。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自然法理论成为将不同信仰甚至无宗教信仰的人们结合在一起的普遍规范,公民社会取代教会社会。这样,自然法理论基于政治统治的有效性,并获得了同样的道德权威。对于宪政运动,西方文化中的“高级法”、“自然法”等观念为此提供了深厚的精神资源,文化的演进与制度创新是同步协调的。

对中国而言,现代性制度与传统文化之间、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化(文化抵抗)的矛盾与冲突是深刻的。宪政作为一种运动必须进行充分的社会动员,形成一种文化上的整体自觉,而社会动员必须弘扬、强化民族意识,而弘扬民族意识只能依靠传统民族文化的支持与支撑,但传统文化是一种专制主义的文化,是与现代化、与宪政背道而驰的文化,因此,作为制度上的现代化越进步,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裂痕越深。这是始终存在于中国近代宪政历史进程中的两难境遇12。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赖肖尔也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宪政制度的抵抗,“1900年以前,大批有才能的人并没有致力于真正的革命或改革。在旧制度下,没有人具有根本改变这一制度的坚定信念。中国国内变革力量的弱小与其归咎于西方帝国主义倒不如归因于中国的社会秩序、国家和文化之强大。阻碍中国对西方的威胁作出迅速反应的抑制因素主要是中国文化的坚强内聚力和稳固的结构。13梁漱溟先生从对英国宪政的研究中看到,“近代西方政治组织方式与运作规范是西方社会生活衍生出来的自然结果,并且是在长期的运用中已然达到与其人生与人心丝丝入扣的磨合程度的一种纯熟技巧”,宪政不赖于宪法条文“却托于政治习惯而立”。辛亥革命后,中国只从制度层面上具备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外形,而“大多数人的根本精神却不能与之相应”。在传统的乡土中国,硬性横向移植西方的宪法与宪政,缺乏事实根据,“与中国的社会无据,与中国的人心讨不着‘说法’”。因此,宪政是解决“中国问题”这一过程的结果而不是这一过程的起点14。宪政运动没有文化的跟进,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很难建构起全民族的宪政信仰,宪政就成为纯粹的功利性的制度或政策,这就是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在中国只开花不结果的原因之一。三、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5。生产力反映了人类物质资料生产所达到的水平和程度,体现了物质资料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反映了进行社会生产的生产结构,体现了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是人类社会一切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16宪法、宪政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是宪政的原始力量,宪政是市场经济的逻辑结果。西方宪政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不仅具有深厚的经济根源与物质基础,而且把市场经济与宪政体制结合起来。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是互动共生的,任何脱离了经济发展的政治进步和忽略了政治进步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成就真正的现代化。

自清末以来的宪政运动基本上致力于从文化层次上解决“中国问题”,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文化决定论,而忽略了宪政运动的经济根源。近代中国不具

备向宪政社会进步的经济条件:一方面是商品经济的萎缩,另一方面是公民的贫穷。这决定了:首先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专制主义的根深蒂固;其次,由市场经济所培育的阶级力量无法通过自主行为将经济要求上升为宪政诉求;最后,近代宪政意识、宪法和宪政实践思想文化基础无从催生。贫困成为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严重障碍。政治制度化的进程超越了社会经济变革的实际水平,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建基于经济贫困化之上,而成为“空中楼阁”17,不仅不能为政治自由提供有力的物质支持和体制保障,反而为寡头独裁提供了政治舞台18。拉丁美洲独立革命先驱玻利瓦尔在目睹拉丁美洲独立后因为片面追求政治发展反而陷入政治动荡和经济衰退的困境后,而哀叹自己是位“空中楼阁的建筑师”。孙中山先生在革命失败后也认识到自己“赤手空拳”、“兵权”最终压倒“民权”的尴尬,产生了产业救国的思想。1912年8月他在致宋教仁的信中总结说:“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日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纷纷,每况愈下。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有活动。”19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宪政制度必须致力于维持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之间的平衡,是中国乃至其他非西方国家进行宪政建设的基本历史经验。

四、“自然演进”型宪政模式与“变法”型宪政模式

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宪政运动的起点。市场经济的非人格性属性有效地将国家与社会、权力与权利、公与私、经济活动与政治见解截然两分。国家权力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天然抑制作用,社会获得了充分的自主空间,形成了有效抗衡国家权力扩张和渗透的对立面力量。社会对绝大多数物质资源的垄断有效地控制了国家的生存能力与国家权力运作的合理界限,宪法就是社会与国家之间进行利益交换与分配的平衡机制。在西方,王权先是受到“自然正义”、“自然法”的约束,布雷克顿(Bracton)的经典名言表述了所有权威源于法又受制于法的西方传统思想:“国王本人不应该受制于任何人,但他却应受制于上帝和法,因为法造就了国王。因此,就让国王将法所赐予他的东西——统治和权力——再归还给法,因为在自由意志而不是由法行使统治的地方没有国王。”20而在中世纪神权统治时期,王权所代表的世俗统治权威从基督教会那里获得合法性认可。只是由于世俗化的发展、教会不专注于属灵事务而专注于世俗权力的争夺,才引起宗教统一局面的崩溃,才产生了西方历史上短暂的国家专制主义时期。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公民社会取代了有组织的教会社会并获得足够的道德权威,“中世纪的教会代表基督教社会至高道德的传统权利——制衡世俗政府、在极端时甚至解除其权威的权力,已经以纯粹世俗的方式得以重申。议会作为公民社会最高道德利益的代表,得到敦促去接受以前宗教权威行使的职能。”贵族、教会、王权多重的权力中心格局又受到采邑世袭性的等级土地所有制的支持与强化,王权始终受到“开会求钱”惯例的束缚,对习惯的尊崇又使早已存在的等级会议成为新生社会力量遏制王权、推进宪政历程的完美舞台。在多元文化认同下的多元权力中心之间的固有张力,使得西方国家在其宪政进程中的作用是消极和被动的,是一种“主要靠自身力量在内部基础上演化发展的宪政”,是一种“自然演进型宪政”21。

宪政运动的唯一源泉和真正基础只能是社会生活本身而不是国家。中国的宪政理念源于传播、中国的立宪始于模仿,中国的变法与现代化同时是一个国家重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宪政的形成与发展与“现代国家的重建、国家权力的制度化结合在一起”。历史的发展为中国提供的不是西方那样“强社会-弱国家”而是“弱社会-强国家”的关系模式,救亡图存的恶劣历史生存环境又使人们不得不将更多的关注与期待投向政府,国家的危机反映促使国家强化了对社会自主领域的干预和控制,特殊的历史任务给国家加强对社会的搜刮与盘剥提供了“正当性的理由”,这样,社会被国家所吞噬。由于没有建立起充分自主性的社会,也由于政治全能主义传统,近代以来的宪政运动都谋求与国家权力的合作,企图以“变法”、制度性的建构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22。但是没有社会的自主性,没有社会生活的自发秩序,没有其他非正式制度的支持和配套,国家正式的制度也就缺乏坚实的基础,甚至难以形成合理的得到普遍长期认可的正当秩序。国家权力的扩张本性决定了以国家权力推行宪政的结果只能是以另一种形式来强化国家权力,这与限制国家权力回应社会需要的宪政精神很难协调。维新派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青年皇帝身上,反而成为这位青年皇帝进行宫廷争斗的道具;孙中山把“共和国”的希望寄托在掌握“兵权”的军阀身上,在护法运动期间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的民主革命家吴玉章曾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在当时,军队是统治者私人的财产和工具,军队的活动完全听命于他们的统帅,不知道有国家民族,我们也没有可能去根本改造旧军队,使它成为革命的工具,而只是看到个人的作用,力图争取有实力的统帅。从辛亥革命起,我们为了推翻清朝而迁就袁世凯,后来为了反对北洋军阀而利用西南军阀,再后来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而培植陈炯明,最后陈炯明又叛变了。这样看来,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但是我们要依靠什么力量呢?究竟怎样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呢?这是藏在我们心中的迫切问题,这些问题时刻搅扰着我,使我十分烦闷和苦恼。”23对国家权力侵略性与无限扩张性这一命题的信以为真,以及对公共权力特别是国家权力保持必要的警醒与审慎,这是探讨与推动宪政运动问题的必要前提和基本立场,宪政形成的过程就是厘定市场与政府、社会与国家应有界限的过程,而中国近代宪政运动却始终充满着对国家权力或军事权力神圣性的期待。这种“变法”型宪政模式不会有效地将国家权力致于其所应当的位置上,让国家权力作茧自缚或束手就擒的想法未免过分天真。

五、宪政价值理性与宪政工具理性

宪政运动范文篇3

一、精英意识与“没有出场的角色”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思想运动与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新的时代。宪政运动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历史运动,仅靠求生本能是不够的,而必须从关照作为个人的生存状况出发,实现社会精神(文化)的再生,从而使宪政运动获得普遍的文化认同与支撑,形成一种持久的、延续不断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自觉运动。近代宪政理论是以欧洲话语来表述的。在西方本土,宪政的确立是建立在以“法律之下的自由(freedomunderlaw)”5为指导性原则的传统西方文化基础上的一种自然生长的过程,是其自由传统的一种必然逻辑结果。戴雪指出:“……英吉利宪章不纯是一项政制,可以比较世间所有庸俗政制,却是神秘而不可强以言语形容的政治功业,甚至自我们在少年时即熟闻一语,即谓:英宪‘决不能以人力强为,只由自然生长。’而且他的生成并不是根据抽象理论而得到的结果,这种结果实产生于英吉利人们所有一种政治天性,依之,他们的远祖远宗,当尚在野蛮时代,得以建筑坚固而又远大的制度。”艾沃•詹宁斯爵士在总结英国宪政经验时也认为,“成文宪法以政府理论或原则为基础;但理论是根据经验提出来的,那些自许‘自由之邦’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英国的经验建立起来的。英国的宪政史表明它是一种为满足不断变化的文明的需要而对机构加以发展和修正的持续实验的过程。”7著名的现代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从“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order)”这一核心概念出发,认为:“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条理井然的,然而这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做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8

注重考察西方宪政运动的文化根基及自然进化并不等于承认现代社会的发展是纯粹自主变迁的,而在于注重从文化基础上构建宪政良性运动的平台,找出宪政运动的主体性力量。然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宪政运动始终停留在“精英意识”的状态上,远远没有形成全民族的文化上的整体自觉与诉求,突出表现为民族整体宪法意识、宪法信仰的淡薄与匮乏。龚自珍、魏源、徐继畲等思想家和封建士大夫虽然看到了大清王朝“盛世”背后的严重危机,提出了变法改制主张,但无论思想本身还是社会影响的历史局限性却是显而易见的。与洋务派存在着密切联系的早期改良派虽然在内忧外患、民族危机加重的情况下清醒地看到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对国家富强、进步的直接影响,提出了“君民共生”的君主立宪主张,但时代的局限性同样不可避免,只不过“…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批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权思想和民主宪政思想的朦胧的追求。”9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只在物质技术方面学习西方而保留君主专制制度的洋务派式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方案的破产。以康有为、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推动了以君主立宪为中心的,但失败的命运同样不能避免,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沦为宫廷权力争斗的牺牲品。缺乏人民支持的维新派在强大的传统守旧势力面前显得脆弱不堪。八国联军、辛丑条约及其以后的社会政治形势迅速地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推进到中国近代宪政运动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以革命的暴力推翻了封建王朝,但结果是“旧巡抚穿上了新都督的外衣”10,被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所鼓舞的广大人民群众被“不准革命”的禁令挡在宪政运动的门外,而“戴着革命派的假面具的军阀和流氓政客在革命的浪潮中上升为当权派。”而此后的北洋军阀以及国民党政府成为典型的“立宪独裁”(ConstitutionalDictatorship)统治,形式上制宪活动频繁,但宪法大都是装饰性或名义性的宪法。直至新中国的建立才翻开了中国宪政运动的新篇章。中国近代宪政问题从思想理论到社会运动始终存在着自上而下的运动态势,主体力量遵循以下次序演进:开明的封建士大夫→洋务派官僚→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维新派)→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或者囿于历史的局限不能看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或者囿于阶级的局限出于本能而不敢发动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没有出场的角色”——缺席宪政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宪政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

二、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制度

作为制度意义上的宪政,就是要通过一系列制度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保证它作为一国政治生活的基准和法律体系中最高规范的地位。因此,实施宪政意味着一个政治社会的框架,它通过并依据法律组织起来,其目的是为了制约绝对权力11。然而,这些制度背后深藏着一种构成宪政秩序文化底蕴的观念形态或价值体系。“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伯尔曼)。西方宪政文明建立的基础是社会的二元观——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国家有权力处理世俗事务,教会有权力处理属灵事务。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自然法理论成为将不同信仰甚至无宗教信仰的人们结合在一起的普遍规范,公民社会取代教会社会。这样,自然法理论基于政治统治的有效性,并获得了同样的道德权威。对于宪政运动,西方文化中的“高级法”、“自然法”等观念为此提供了深厚的精神资源,文化的演进与制度创新是同步协调的。

对中国而言,现代性制度与传统文化之间、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化(文化抵抗)的矛盾与冲突是深刻的。宪政作为一种运动必须进行充分的社会动员,形成一种文化上的整体自觉,而社会动员必须弘扬、强化民族意识,而弘扬民族意识只能依靠传统民族文化的支持与支撑,但传统文化是一种专制主义的文化,是与现代化、与宪政背道而驰的文化,因此,作为制度上的现代化越进步,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裂痕越深。这是始终存在于中国近代宪政历史进程中的两难境遇12。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赖肖尔也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宪政制度的抵抗,“1900年以前,大批有才能的人并没有致力于真正的革命或改革。在旧制度下,没有人具有根本改变这一制度的坚定信念。中国国内变革力量的弱小与其归咎于西方帝国主义倒不如归因于中国的社会秩序、国家和文化之强大。阻碍中国对西方的威胁作出迅速反应的抑制因素主要是中国文化的坚强内聚力和稳固的结构。13梁漱溟先生从对英国宪政的研究中看到,“近代西方政治组织方式与运作规范是西方社会生活衍生出来的自然结果,并且是在长期的运用中已然达到与其人生与人心丝丝入扣的磨合程度的一种纯熟技巧”,宪政不赖于宪法条文“却托于政治习惯而立”。辛亥革命后,中国只从制度层面上具备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外形,而“大多数人的根本精神却不能与之相应”。在传统的乡土中国,硬性横向移植西方的宪法与宪政,缺乏事实根据,“与中国的社会无据,与中国的人心讨不着‘说法’”。因此,宪政是解决“中国问题”这一过程的结果而不是这一过程的起点14。宪政运动没有文化的跟进,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很难建构起全民族的宪政信仰,宪政就成为纯粹的功利性的制度或政策,这就是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在中国只开花不结果的原因之一。三、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5。生产力反映了人类物质资料生产所达到的水平和程度,体现了物质资料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反映了进行社会生产的生产结构,体现了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是人类社会一切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16宪法、宪政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是宪政的原始力量,宪政是市场经济的逻辑结果。西方宪政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不仅具有深厚的经济根源与物质基础,而且把市场经济与宪政体制结合起来。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是互动共生的,任何脱离了经济发展的政治进步和忽略了政治进步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成就真正的现代化。

自清末以来的宪政运动基本上致力于从文化层次上解决“中国问题”,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文化决定论,而忽略了宪政运动的经济根源。近代中国不具

备向宪政社会进步的经济条件:一方面是商品经济的萎缩,另一方面是公民的贫穷。这决定了:首先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专制主义的根深蒂固;其次,由市场经济所培育的阶级力量无法通过自主行为将经济要求上升为宪政诉求;最后,近代宪政意识、宪法和宪政实践思想文化基础无从催生。贫困成为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严重障碍。政治制度化的进程超越了社会经济变革的实际水平,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建基于经济贫困化之上,而成为“空中楼阁”17,不仅不能为政治自由提供有力的物质支持和体制保障,反而为寡头独裁提供了政治舞台18。拉丁美洲独立革命先驱玻利瓦尔在目睹拉丁美洲独立后因为片面追求政治发展反而陷入政治动荡和经济衰退的困境后,而哀叹自己是位“空中楼阁的建筑师”。孙中山先生在革命失败后也认识到自己“赤手空拳”、“兵权”最终压倒“民权”的尴尬,产生了产业救国的思想。1912年8月他在致宋教仁的信中总结说:“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日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纷纷,每况愈下。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有活动。”19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宪政制度必须致力于维持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之间的平衡,是中国乃至其他非西方国家进行宪政建设的基本历史经验。

四、“自然演进”型宪政模式与“变法”型宪政模式

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宪政运动的起点。市场经济的非人格性属性有效地将国家与社会、权力与权利、公与私、经济活动与政治见解截然两分。国家权力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天然抑制作用,社会获得了充分的自主空间,形成了有效抗衡国家权力扩张和渗透的对立面力量。社会对绝大多数物质资源的垄断有效地控制了国家的生存能力与国家权力运作的合理界限,宪法就是社会与国家之间进行利益交换与分配的平衡机制。在西方,王权先是受到“自然正义”、“自然法”的约束,布雷克顿(Bracton)的经典名言表述了所有权威源于法又受制于法的西方传统思想:“国王本人不应该受制于任何人,但他却应受制于上帝和法,因为法造就了国王。因此,就让国王将法所赐予他的东西——统治和权力——再归还给法,因为在自由意志而不是由法行使统治的地方没有国王。”20而在中世纪神权统治时期,王权所代表的世俗统治权威从基督教会那里获得合法性认可。只是由于世俗化的发展、教会不专注于属灵事务而专注于世俗权力的争夺,才引起宗教统一局面的崩溃,才产生了西方历史上短暂的国家专制主义时期。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公民社会取代了有组织的教会社会并获得足够的道德权威,“中世纪的教会代表基督教社会至高道德的传统权利——制衡世俗政府、在极端时甚至解除其权威的权力,已经以纯粹世俗的方式得以重申。议会作为公民社会最高道德利益的代表,得到敦促去接受以前宗教权威行使的职能。”贵族、教会、王权多重的权力中心格局又受到采邑世袭性的等级土地所有制的支持与强化,王权始终受到“开会求钱”惯例的束缚,对习惯的尊崇又使早已存在的等级会议成为新生社会力量遏制王权、推进宪政历程的完美舞台。在多元文化认同下的多元权力中心之间的固有张力,使得西方国家在其宪政进程中的作用是消极和被动的,是一种“主要靠自身力量在内部基础上演化发展的宪政”,是一种“自然演进型宪政”21。

宪政运动的唯一源泉和真正基础只能是社会生活本身而不是国家。中国的宪政理念源于传播、中国的立宪始于模仿,中国的变法与现代化同时是一个国家重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宪政的形成与发展与“现代国家的重建、国家权力的制度化结合在一起”。历史的发展为中国提供的不是西方那样“强社会-弱国家”而是“弱社会-强国家”的关系模式,救亡图存的恶劣历史生存环境又使人们不得不将更多的关注与期待投向政府,国家的危机反映促使国家强化了对社会自主领域的干预和控制,特殊的历史任务给国家加强对社会的搜刮与盘剥提供了“正当性的理由”,这样,社会被国家所吞噬。由于没有建立起充分自主性的社会,也由于政治全能主义传统,近代以来的宪政运动都谋求与国家权力的合作,企图以“变法”、制度性的建构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22。但是没有社会的自主性,没有社会生活的自发秩序,没有其他非正式制度的支持和配套,国家正式的制度也就缺乏坚实的基础,甚至难以形成合理的得到普遍长期认可的正当秩序。国家权力的扩张本性决定了以国家权力推行宪政的结果只能是以另一种形式来强化国家权力,这与限制国家权力回应社会需要的宪政精神很难协调。维新派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青年皇帝身上,反而成为这位青年皇帝进行宫廷争斗的道具;孙中山把“共和国”的希望寄托在掌握“兵权”的军阀身上,在护法运动期间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的民主革命家吴玉章曾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在当时,军队是统治者私人的财产和工具,军队的活动完全听命于他们的统帅,不知道有国家民族,我们也没有可能去根本改造旧军队,使它成为革命的工具,而只是看到个人的作用,力图争取有实力的统帅。从辛亥革命起,我们为了推翻清朝而迁就袁世凯,后来为了反对北洋军阀而利用西南军阀,再后来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而培植陈炯明,最后陈炯明又叛变了。这样看来,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但是我们要依靠什么力量呢?究竟怎样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呢?这是藏在我们心中的迫切问题,这些问题时刻搅扰着我,使我十分烦闷和苦恼。”23对国家权力侵略性与无限扩张性这一命题的信以为真,以及对公共权力特别是国家权力保持必要的警醒与审慎,这是探讨与推动宪政运动问题的必要前提和基本立场,宪政形成的过程就是厘定市场与政府、社会与国家应有界限的过程,而中国近代宪政运动却始终充满着对国家权力或军事权力神圣性的期待。这种“变法”型宪政模式不会有效地将国家权力致于其所应当的位置上,让国家权力作茧自缚或束手就擒的想法未免过分天真。

五、宪政价值理性与宪政工具理性

宪政运动范文篇4

关键词:梁启超宪政法治国家

Abstract:LiangQichaoisamodernauthoritativeconstitutionalgovernmenttheoreticianofChina,glistening,mostimportantcomponentmostinthethoughtthathisthought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ishispoliticstoteachbeginners.Hepledgesone’sdevotionandpursuestheconstitutionalgovernmentinallone’slife,itsmainpurposeistoobjecttothefeudalmonarchismwiththeconstitutionalgovernment.Henotonlypaysattentiontotheresearchofthetheorybutalsojoinsinmovements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ctively,haspromotedthedevelopmentofmodernmovements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ofChinagreatly.Thistextattemptstopassthought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nd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ctivityofintroductionLiangQichao,enableeverybodytoknowLiangQichao’sthought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correctly,andoffercertainreferencetotheconstitutionalgovernmentofourcountryatpresent.

Keyword:LiangQichaoConstitutionalgovernmentCountrygovernedbylaw

梁启超不但是近代中国“法治主义”的重要倡导者,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宪政的主要设计者和推动者,是重要的立宪政治活动家。但是大多数研究者或者是把梁启超与康有为等同起来看作是戊戌维新派的代表,只讨论他们的君主立宪主张,而忽视了梁启超自戊戌之后旅日期间在思想上的不断进步,特别是在宪政观点上与康有为的差异;或者虽然把康梁区分对待,但是却把梁启超看作是与革命派对立的一方来研究他的宪政思想和活动,从而忽略了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及其宪政运动是促成和推进辛亥革命浪潮发生、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一重要事实。

一梁启超宪政思想一般

何为宪政?这是研究梁启超宪政思想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所谓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受应该享受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无论谁都不允许违反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可见,梁启超认为宪政的实质就是确立宪法的至上性。

对于宪法,梁启超提倡狭义的宪法概念,即指有议会的国家的根本大法。他指出:“宪法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据,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也。”宪法“为国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

梁启超特别强调宪法的以下几点特质:

首先,宪法是政治法,是行使民权和限制君权的武器。梁启超指出:“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宪法和民权,二者不可相离,此实不易之理,而万国经验而得之也。”由此可见,梁启超认为立宪必须以民权为基础,而立宪本身又可以保障民权。因此梁启超极力主张在中国兴民权开民智,进行民主启蒙教育。

其次,梁启超强调宪法的至上性。梁启超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无宪法不足以为国。”梁启超据此把“世界之政”分为两种,“一曰宪政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并把有无宪法看作是西方资产阶级先进国体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国体的根本区别。梁启超还指出宪法之所以具有至上性还在于宪法是一国产生其他法律的依据,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为社会上所有个人、团体的最高行为准则。

梁启超还对宪法的稳定性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宪法的稳定性,主要指宪法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稳定。他指出:“宪法与寻常法律异,宜有永久之性质,非可以朝令而暮改,此人人所同知也。”梁启超还深刻揭示,若宪法没有稳定性,必然造成恶果。他针对袁世凯上台执政一直到曹馄贿选,期间体制多变,宪法频繁更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国民仿徨迷惑,莫知是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立宪法以定“一切法度之根源”

梁启超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制度的考察与研究,指出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与法律体系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把宪法看作是“国家根本法”,是其它法律得以产生的依据,正因为如此,梁启超认为,“采定政体,决行立宪,实维新开宗明义第一事”,“欲维新中国,必以立宪法……为第一要义”,认为“无宪法不足以为国”。

2.设国会以确立“法治国家”之基础

梁启超认为国会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他说:“天下无无国会之立宪国”。他认为国会是人民行使立法权的重要机构,也是保障人民权利不受政府侵害的重要权力机关。在专制时代,法自君出,其“立法权专属于君主”一人,“则所立之法必利一人”,这种“自顾其利益”的法律,“以今日文明之眼视之,其为恶法”。而现代要使多数之国民能得到幸福,只能“以立法权属于多数之国民”,尽快设立国会,以立法权还之于民。这样,法治国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对于国会的性质,梁启超认为可以从法律和政治两个方面来界定。在法律的视角下,“国会者,为限制机关以与主动机关相对峙。”这表明,国会是作为国家的立法和监督机构而存在的,只有法律上享有对行政机关进行权力限制的机构才可以称之为国会;而从政治的角度看,“国会者,代表全国人民之势力者也”,国会是反映全体国民意愿的民意机构。

其次,梁启超还详尽地论述了国会的组织机构。梁认为在当前的中国设立议会,应仿效英国,实行两院制,并将上院称为左院,下院称为右院。梁启超十分明确的指出中国未来的左院不能代表平民,也不能代表贵族,而应包含更多的成分。而右院则“平等代表全国国民,故必以人民所选举之议员组织而成”。

3.关于选举制度

梁启超把各国的选举制度划分为普通选举和限制选举。“普通选举者,谓一切人民皆有选举权也;限制选举者,谓以法律指定若干条件,必合于此条件,或不及于此条件,乃得有选举权也”,并认为两者的分界就在于财产。那么在中国应该采取哪一种呢?梁启超坚决反对限制选举制,尤其是反对财产限制。因为“财产与政治能力,决非能常相一致”,所以“财产与选举决不容有特别的关系。”他还深刻地论述了用财产限制选举权的危害,认为最终“使大多数人,不能感国家与己身之利害关系,则将流于少数政治,其反于立宪之本意甚明。”接着,梁启超采用比较分析的办法,详尽论述了选举的方法,如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选举手续等问题,其中着墨最多的是对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见解。对于两种选举方法的优劣,梁启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而要结合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分别对待。一方面,梁认为直接选举能反映多数人意见,而且选举人直接面对选举,能直接感受其利害,故能热心负责的投票,所以直接选举优于间接选举。而另一方面,梁启超又认为间接选举为“组织最良之国会”的必备条件。因为“第二选举人地位较高,交通又广,对于议员候选人较易周知”,故“能鉴别被选人之才能性行,择最良者而举之”。

4.关于政党政治

梁启超认为政党政治与宪政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在专制政体下,决无容政党发生之余地。政体既归于立宪,则无论其国体为君主,为共和,皆非籍政党不能运用……非真立宪之国,不能有真政党,然非有真政党之国,亦不能真立宪。二者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对于政党的作用,梁启超主要认为可以“增进国民程度的作用。”他主张在立宪政体下,应该组建堂堂正正的政党,有了这个政党,就可以通过垄断议员多数,组成独揽大权的政党内阁,从而取代封建地主的官僚统治。

5.关于三权分立

梁启超完全接受了西方洛克、孟德斯鸿主张的三权分立制度。认为三种权力如果掌握在同一个机关或个人手中,则公民的自由就会遭到毁灭,就会使人们时时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三权分立就是要通过相互制约以达到防止国家机关变为专制工具保障人民权益的目的。梁启超主张在中国,立法权由国会行使,行政权由国务大臣行使,而司法权由独立的司法审判厅行使。不仅如此,梁启超还进一步阐述了要在中国实行的三权分立的不同之处,他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称为“体”,而分别行使的三权称为“用”,认为“体”是不可分的,可分的只是“用”,这有一定的独到之处。然而,梁启超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又赋予了君主,这样最终将三权又归于君主,将君主立宪的“体”重新导向了君主专制的“体”。

6.行司法独立以为“立宪政治之根本”

梁启超根据资产阶级政治学者关于三权分立的政治理论,并结合中外历史实际,提出要建立近代法治,必须充分认识“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的原则,实行司法独立以防止高度集权的专制和权力的滥用。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和王权腐败,与政治体制上的行政与司法合一,行政权力支配和左右甚至垄断司法权力的制度是分不开的。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法律就只能处于极不健全和极不发达的状况。他在《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中指出:“今之稍知大体者,咸以养成法治国家为要图。然法治国曷由能成,非守法之观念,普及于社会焉不可也。守法观念如何而始能普及,必人人知法律之可恃,油然生信仰之心,则自凛然而莫之犯也。故立宪国必以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职此之由。”因此,他说:“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也是中国建成法治国家的前提。

二、梁启超在宪政运动中

(一)梁启超通过言论和著述进行立宪启蒙,为立宪造舆论

鉴于宪法在宪政中的重要地位,梁启超专门研究了各国的宪法,阐述了中国宪法的精神原则及相关问题,系统地论述宪法问题的就有《各国宪法异同论》、《立宪法议》、《宪法之三大精神》、《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宪法起草问题答客问》等等。梁启超提出“制定宪法为国民第一大业”,有没有一部好的宪法是区分立宪与专制、文明与落后的标志。实行宪政,首先必须树立宪法的至上权威,“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信守之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也”;其次必须由专门机关来立法,他认为应该由议院制定宪法,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无权擅自修改宪法;同时他还提出,在中国制定宪法,必须根据“三大精神”,即:“国权与民权的调和”、“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调和”、“中央权与地方权的调和”;并且他还就各国宪法订立、颁行、修改的程序、方法等一一作了比较和介绍,为中国制定完善的宪法、并为宪法的实施提供了理论环境和舆论支持。不仅如此,民国成立后,他又亲自起草了“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共11章95条,对国体、政体、总统、国会、法律、司法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综合反映了进步党和梁启超本人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观点和主张。

另外,他首次在中国提出了“预备立宪”的主张,认为中国实行宪政,必须参照日本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做准备。1901年他即以日本为参照系,设计了中国从预备立宪到实行完全宪政的次第程序:“第一,涣降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第二,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异同得失;第三,所派之员既归,即当开一立法局于官中,草定宪法;第四,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当由立法局译出,颁布天下;第五,草稿既成,未即以为定本,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全民皆得辩难讨论,……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后损益制定之。定本既颁,则以后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宪法;第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事实上,清政府后来的预备立宪,基本上是按照梁启超设计的这个程序推出的,只是因为辛亥革命的到来,立宪的过程中断了而已。

(二)梁启超通过组织政团和创办报刊来促进宪政运动的开展

(1)1907年,梁启超把各地在日本的立宪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成立政闻社,明确宣布政闻社的宗旨为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独立等等。政闻社成立时有300多人,后来发展到1500多人,在梁启超的安排与授意下,大批成员纷纷回国,广泛联络国内知识分子、士绅和青年学生、青年官兵等等,大造立宪舆论,宣传宪政思想,通电请愿敦促政府从速召开国会,实行宪政。

他又通过徐佛苏等人的活动,组织了国内声势浩大的立宪请愿运动。1909年各省谘议局成立时,梁策划派徐佛苏等人到国内活动,将各省驻京绅商代表联络成一体,使各地立宪首领人物如汤化龙、谭延恺等都聚集在梁启超、徐佛苏的周围。清政府迫于形势宣布立宪期限缩为五年后,梁启超立即撰文指出这是假立宪、没有诚意的表现。在梁启超的指导下,各地立宪代表聚集北京,集议决定联合全国各界请愿政府废除立宪年限,立即召开国会,拟订宪法等等,并且梁启超还建议他们在请愿后要持续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的请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形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活动。关于这一点,徐怫苏有这样的记载:“余即于宣统元年冬赴京,启发朝野,共谋立宪救亡。梁先生闻余北上,欣慰无极,指导余进行之手札,约计三日必有一通”。立宪运动的发展,使清政府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动机进一步暴露,革命的势力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于是一触即发,清政府的统治迅速瓦解。从这一角度说,梁启超对于推翻清政府的政权,确实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徐佛苏本人记述的那样:“辛亥革命之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谘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与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2)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不仅是进行国民性启蒙、探讨新思想、新学术的阵地,同时也是宣传立宪思想、进行宪政启蒙的主要舆论阵地。对从亚里斯多德到霍布上、孟德斯鸠、卢梭以及近代日本的法学家、政治家的学术、思想、观点都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点评,大力宣传三权分立、人人平等的思想以及宪法和近代法制理论等。此外,还连续发表《各国立宪史论》,宣传、剖析立宪政体,“使一国中大多数人知立宪,希望立宪,且相率以求立宪”。正是从这种宪政的启蒙和指导中,中国人开始有了系统的宪政和法制观念。

继《新民丛报》之后,梁启超又主持创办了《时报》,很快成为宣传宪政的著名报纸。1907年作为政闻社的机关报《政论》创刊,以“造成正当舆论,改良中国政治”为宗旨,大力呼吁速开国会,实际推动宪政步伐。1909年他又派自己的学生创办《国民公报》,自己“每三、四日便寄去文章一篇,畅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言论精透,胜于《新民丛报》”,以言论和思想指导宪政运动的开展。

1910年3月,《国风报》在上海创刊,梁作为总撰稿人发表了《立宪九年恭跋》、《宪政浅说》、《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等系列文章,继续灌输宪政常识,精心设计指导立宪的每一个环节。《国风报》是当时中国立宪理论和舆论的主阵地,其中“半数文章皆为梁启超所撰写”。

1912年梁启超归国后,又创办了《庸言报》,倡导以政党政治推进宪政实施,继续为宪政摇旗呐喊。

(三)梁启超以其丰富的宪政理论和知识来指导宪政运动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宪政理论和知识最丰富、最系统的人,他不仅精通各国宪政实施的进程,系统比较研究过欧美德日各国的宪法,还对中国当时的宪政环境、宪政模式、实施程序等都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思考,留下了一系列关于宪政的论述。粗略统计,梁启超系统论述宪法与宪政的各类文章共约65篇。在1910年、1911年两个立宪请愿运动的高潮年里,梁启超总共发表了87篇文章,其中专题谈宪政的就有30多篇,占了1/3,《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宪政浅说》、《责任内阁释议》等一系列设计和规划中国立宪的著名篇章都是这时候发表的,成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立宪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辛亥前夕梁启超关于宪政的论著,不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辛亥以后的宪政实践也有着筹谋草创之功”。

正因为如此,清政府中奉命从事筹备立宪的官员也奉梁启超为宪政权威,也要向梁启超请教办法。考察各国宪政的五大臣归国之际,因不了解宪政理论,加上各国情形复杂,不知道如何向清政府汇报,便暗中通过联络向梁请教,梁于是代为起草了考察宪政报告、奏请立宪、赦免党人、请定国是等奏章,洋洋洒洒约20万字,直接影响了清政府的决策。另外,当时的法部尚书戴鸿慈、宪政编查馆的官员等都曾通过各种途径向梁启超请求宪政学理,希望梁能“开其闭塞”,梁启超借此灌输立宪主张与设计方案。

三梁启超宪政活动的意义

梁启超对宪政的宣传和影响,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近代中国的法治思想的内容,而且开阔了近代知识分子的眼界,传播了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和法制理论,更重要的是,为宪政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政治和社会环境。

辛亥前夕的宪政运动是近代中国有理论、有目的、有组织、有理性、有影响的全民政治运动,“为吾国历史上以平民呈请君主颁行大法之创举”。梁启超作为宪政理论和运动的灵魂,他的言论、宣传和活动是当时轰轰烈烈的宪政运动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不仅把近代西方的权利、政党、政团等概念引进中国,成立并联络各种民间社团呼吁、督促政府,鼓舞民气,开启民智,还在民国初年为了实现宪政理想而组织进步党参与政治,实际开始了在中国进行政党政治的实验,这一切都是难能可贵的。更重要的是,立宪报刊和团体的活动,使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士绅更加了解了清政府假立宪的本质,直接促成了辛亥革命浪潮的汹涌壮大。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

2李秀清:《“梁启超宪草”与民国初期宪政模式的选择》,《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

3丁伟志等:《中体西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4黄敏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湖北教育出版社

5张友渔:《宪政论丛》,群言出版社1986年版

6吴嘉勋,李华兴《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

7张岂之、陈国庆.《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版

宪政运动范文篇5

[关键词]国家权力合法性社会契约论宪政运动

Abstract:Differingfromthenaturalsuperiorityofrights,thestatepowerisoftendoubtedforitscommonwealattributes.Forthisreason,onlythestatepowergetthesufficientjustificationbothofitslegitimacyandlegality,canitbecomeawildlyrecognizedauthority.Asthefoundationofdemocraticconstitutionalism,thesocialcontracttheoryhassuppositionallyandabstractlyconstruedtheresource,thefunctionandtheprovinceoflegitimatepower.Itsunionwithconstitutionalismandlegalpositivismhasfacilitatedtheworldwideconstitutionalization.TheconstitutionalismmovementinmodernChinahasitsownspecificbackground.Itwasdeeplyaffectedbynationalismthoughtssuchasinstitutionalismandstrengtheningthestatebyconstitutionalism.Accordingly,itleftmuchdefectsinthejustificationofthestatepower’slegitimacy.Inthecontemporaryera,iftheconstitutionalismmovementwantstogetmoreachievements,itshouldmakeadvantagesfromsocialcontracttheorywhichcontainingmanyconstitutionalanddemocraticelements,andprovidethestatepowerwithanall-aroundjustificationofformallegalityandsubstantivelegitimacy.

KeyWords:statepower;legitimacy;socialcontracttheory;constitutionalismmovement

思想观念一经转化为制度实践,便成为改变社会的巨大力量。古典自然法的核心原则——社会契约论为近世欧美宪政运动和公法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中国政治传统中支撑宪政民主的思想因子甚少,如何借鉴来自异域的宪政制度,确是近现代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发生于近代中国的深刻社会变迁,使传统皇权统治的正当性受到质疑和挑战,并引发合法性危机。从晚清、民国至当代中国,任何政治力量要掌握国家权力都离不开宪法,宪法与宪政问题由此成为各派力量斗争的焦点,于是国人心中形成一种特有的“宪政情结”。

本文所论之“权力”指国家权力。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基础在哪里?这个问题在立宪主义发达的西方已得到较好论证,在近现代中国其论证方式则存在诸多缺陷。

一、社会契约论:宪政民主的理论基石

权力自产生时起就存在被认同的问题,也就是权力正当性与合法性问题。权力的来源是什么?为维持社会秩序,必须要有公权力,但任何权力若仅依凭强力,社会不可能持续安定;权力的另一本质是“靠着劝说而来”,即社会成员在一套世界观的支配下,用特有的诠释系统把国家形态与社会结构概念化、合理化,使所有成员都相信那样的结构形式与内容是合理的,或者是命定不可更改的。[1]社会成员的内心认可,是权力正当性与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础。任何一种登上权力舞台的政治力量都极力寻求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支持,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说过: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念,一切权力都要求为自身辩护。[2]所谓权力合法性,主要指既定的统治秩序的稳定性、有效性与合法律性。一项政府行为,不管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还是由司法机关作出,均需具备合法性。为获得民众的认可和服从,国家机器常常运用法律的、意识形态的、道德伦理的权威为自己的统治进行合法化论证。

古代中国人论证权力合法性的努力,集中于使权力神性化。“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试图向人们表达这样的信息:皇权的正当性来自天命与天道,皇权神授,其威权不可置疑。而天子得天命的基础在于“德”,以德配天、以德受命的皇帝以超越凡人的姿态,成为天与人之间的中介。汉儒董仲舒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晁盖等人在水泊梁山聚义之初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等等都表明:只有符合天意的权力才是正当的,有效的,合法的。

在权力观念史上,关于权力合法性的来源问题,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曾出现过“权力神授”的论证方式。权力合法性的因果关系大致是“我的权力来自于神(天、上帝等)的授予,所以它是合法的”。[3]前现代社会笼罩在统治者头上的这种神圣的合法性光环,至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之后,皇帝身上的超凡魅力不断弱化,原来支撑权力合法性的因素被逐渐消解,试图通过求助于传统的世界观和常规伦理来论证统治秩序的方式已经失效,这使皇权专制政治面临合法性危机,人们开始寻求新的论证方式。于是,一种新的权力合法性的论证方式应运而生——“权源于法”,其因果关系也变成了:“因为我的权力是法律赋予的,所以它是合法的,正当的。”[4]法律的正当性来源于民意,这对立法民主提出了严格要求。人民是否拥有充分的政治性基本人权,如参政权、结社权以及国会的组成与政党自由等,是评判一国达到民主程度的主要标志。只有民主融入法治国家的概念之中,其统治权力才完全具备正当性及合法性。[5]

权力合法性论证方式的这种转向,在西方发生于古典自由主义时代。根据古典自然法学家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每个人在自然状态下,享有自然权利。为解决自然状态下的困难与不便,人们通过契约把自然权利中的一部分让渡出来,凝聚成人民权力,并派生出国家权力。古典自然法学家由此揭示了社会契约论的民主内涵。另一方面,人们通过宪法(人民与政府的契约)组建国家和政府,其目的是要求国家权力的行使能够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没有让渡的、永远属于每个人的那部分自然权利,成为天赋的和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具有天生的优越性,国家权力不得侵犯。这是契约论所蕴涵的宪政(限政)因子。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着力恢复和提升传统的契约论思维模式,将自然状态解释为“原初境况”,并为最初的订立契约者们之“纯洁”而设定“无知之幕”,试图为民主社会的立宪主义探究抽象的伦理基础。

社会契约论只是一个虚拟的自然法式的理论建构,它将人还原为自然的人、抽象的人,其核心不在于描述历史,而在于抽象地构建合法权力的渊源、功能与范围。从形式上看,只有民主政府才是惟一合法的政府,民主成为权力形式合法性的主要源泉。从实质意义上看,国家权力是有限的,政府只有切实保障每个人的基本自由与权利,才具有正当性和实质合法性。这是一种“权利、民主与合法性”的分析进路。这种合法性论证方式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得到了经典表达:“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中间创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变得有损于这些目标,人们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并创立新的政府。”

在西方思想史中,卢梭与马克斯?韦伯都是将“合法性”视为政治权威核心的思想家。不过,两者关注的视角不同。韦伯的学说旨在建立一套对合法性的社会学解释体系,卢梭的思想则体现一种伦理学或政治学的解释传统,以一个道德哲学家的身份对权力的来源进行审视,并确立评价权力的标准。为什么我应该服从某一个政府?换句话说,在什么情况下我必须服从政府?在什么情况下我不必服从政府?在卢梭看来,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真正合法的权威只有一种,即建立在人们自由之上的权威”。民主制度正是这种“既建立权威又不丧失自由的制度”,相反“一切不民主的制度都是非法的制度”。[6]在回答什么样的政治是最可接受的问题时,卢梭认为“凡符合以平等为基本前提所产生的公意的政府就是最有合法性,因而也最稳固、最具正当性的政府”。[7]卢梭对合法性的探讨、对人民主权和直接民权的强调,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孙中山先生深受卢梭民主契约论的鼓舞就是例证,这也是近代国人多把民主与宪政等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卢梭政治学说里,个人将自己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社会共同体,无条件服从“公意”。“主权者”、“公意”等这些抽象超验的形而上学概念,其实潜藏着一股极权主义暗流。[8]近现代政治发展史早已证明,某些个人、政党或集团以“公意”的名义篡夺国家名位的事例屡见不鲜。

韦伯在分析政治权威的基础与类型时,也提出一个与卢梭类似的观点:“权威是具有合法性的权力”。在现实中,人们可能出于利益考虑或出于对强权的恐惧而服从某种权力。但这种服从是不稳固的,任何统治都很难完全建立在暴力上。在人们服从权威的深层动机中,有一个最基本的精神因素,即相信支配者有某种“合法性”。只有基于合法性信念之上的服从,才是“稳定的服从”。[9]与前述政治学、伦理学的解释传统不同,韦伯对合法性的社会学解释与法律实证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事实”与“价值”分离的价值中立立场——只要当局作出决策的程序和方式是合法的。[10]为了趋向可证明、可预测或可计算的思维与行动方式(工具理性),合法性统治日益转变为韦伯所言的法理型统治,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或可接受性就在于其是否通过颁布法律并依法办事这一基础之上了。

19世纪立宪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宪法的制定与实施正好以实证主义方式,从可操作的层面上来弥补社会契约论、自然法之形而上的缺陷。自然法传统与法律实证主义相结合具有无比的威力,正是这种结合才真正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立宪主义进程。[11]从逻辑上看,国家权力的行使以体现最高伦理原则或合法性标准的宪法为依据,“作为合法性标准的自然法与实证法在宪法那里合二而一了”。进入20世纪,近代契约论开始衰落,“守夜人”式的政府形象发生改变,行政权力膨胀。在此情形下,对权力滥用的历史教训与理性箴言使现代契约论主张实行以交往伦理和程序正义为基础的“协商政治”,其主要精神在于对自由联合的乐观和通过正当程序实现宪政民主的信心。[12]

二、权力合法性危机、制度决定论与中国宪政运动之发轫

权力合法性论证方式的转向,在中国见之于20世纪初。深刻的社会变迁引发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合法性危机,中国先进分子要求改造旧的统治秩序。旧秩序或者因为不断地调整以应对危机,最终修正原来的统治秩序或是转化成另一套秩序;也可能因为无法应付危机的挑战而崩溃,由另一新秩序取代。[13]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清廷应对无措,国力日衰,太平天国起义预示着清廷统治受到严峻挑战。到19世纪70年代,早期维新派王韬、郑观应等人已看出清廷所谓洋务自强没有抓到要害处,西方的强大并不仅仅在于船坚炮利的器物层面,西方的“本”、“体”或“道”是其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中日甲午战争的败北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清廷统治的合法性遭遇重大危机。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先进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西方制度文明的核心——立宪主义。

严格来讲,中国之有立宪运动始于1904年日俄战争以后。小国日本战胜庞大的俄国,国人惊醒,“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14]知识阶层“群信专制政体国之不能自强”,“颁布宪法,召集国会,成为社会热烈的呼声”。[15]清末立宪运动发生以来,各种政治力量已不可能再利用传统合法性资源,不得不寻求一种对政治合法性的新的解释,从西方传入的宪政理论正好满足了这一转向。

20世纪是中国从旧封建王朝向新式共和国的转型期,对这段历史中政治统治正当性、合法性的探讨是一个严肃的宪政课题。从知识精英这个角度来看,除了上述权力合法性危机这个因素以外,“制度决定论”对他们而言似乎更受关切。所谓“制度决定论”,指仅仅根据一种外来制度的“效能”来决定仿效这种制度,以求实现该制度的“效能”的思想倾向和观念。[16]西方政治法律制度所表现出来的效能,强烈刺激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神经,维新派认识到落后的政治制度是阻碍中国富强的关键因素。戊戌时期康、梁对设立制度局极为重视,“制度局之设,尤为变法之原”,“专立此局,更新乃有头脑,尤为变政下手之法”,并主张在国会成立之前,可赋予制度局以代行国会职权的责任。[17]随后,立宪的日本战胜专制的俄国,使国人对于宪政制度又增加一层信仰:“日本的立宪政治,虽然还不曾得到真正民权自由,但是他施行钦定宪法没有多年,便以区区三岛打败庞大专制的中国,再过十年,又打败一个庞大专制的俄国;于是大家相信‘立宪’两字是确有强国的效力了,仿佛一纸宪法,便可抵百万雄兵。”对于中国这种工具主义宪政观及其对西方立宪主义的误读,有学者分析道:“亚洲国家在面临殖民统治,或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时,人们把西方强大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立宪主义……认为只要制定了宪法,并以宪法精神制约社会生活,那么国家的强大就有了保证。因而,忽视了对立宪主义的价值判断,简单地从救国手段的意义上理解立宪主义,移植立宪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立宪主义的工具化与社会危机。”[18]这种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工具主义宪政观,从急于摆脱亡国灭种危机的角度来看,确属合乎情理的选择。但从宪政在西方的原生和核心价值上立论,“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偏离”。[19]

“现代社会政治的合法性,形式上的根据是经过多数人的同意(即民主),实质上的根据是对人权的切实保障(价值)。”[20]由于清廷腐朽统治落后于时代要求,不能满足国人对国家权力的形式合法性、实质合法性(法律必须满足基本的或最低限度的伦理价值或道义原则)的期盼,导致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勃兴。晚清涌现的革命思潮与立宪思潮,无疑是革命派、立宪派对清廷统治合法性产生怀疑的表征。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导致武昌首义和政治统治的崩溃。

正是由于近代中国立宪运动的发生,除了应对政治统治合法性危机之外,“制度决定论”、民族主义和立宪强国等思潮的影响尤甚。中国自晚清以来的权力合法性论证,没有与欧美近代以来可比拟的路径,它未能经历近代自然权利论证阶段的洗礼。合法性在近代欧洲主要是一个国内政治问题,“政治国家的危机与合法性论证要优先于民族国家的合法性论证”。而中国政治合法性论证受国人“立宪—富强—救亡”思维模式的局限,其特征是“民族国家的合法性论证先于、强于政治国家的危机意识及其合法性论证”。[21]在这种论证方式中,政治统治是否“公”乃是其正当性的关键,其他都是次要的。只要不违背民族国家之大“公”,那么政治统治方式就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也不至于受到正当性与合法性质疑。若“为公”之必须,则权力无限也是可接受的。这种国家主义观念与西方“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宪政寓言恰成鲜明对比。

中国历史一直是一个竭力“去私”的历史,文化传统历来认为“私”是万恶之源,于是便有“君子重义轻利”、“不患寡而患不均”等警句。但“私”作为人的本性是无法磨灭的,自利来自于人的天然的生存欲求。理性地追求财富并安全享有财富,这是人欲,也是人权。“私欲”既然根除不了,何不设计一套制度让其合理释放?在西方,“没有财产安全就没有自由”的观念根深蒂固,立宪主义的发展与确立私有产权保障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英国中世纪《自由大宪章》之精髓在于:“它所内含的自由依赖于财产的牢固占有,而这又进而依赖于对王家的征税权的控制这一原则”。[22]自由主义大师洛克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论证进路:“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23]中国启蒙思想家严复在批判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思想时,借鉴亚当?斯密《国富论》对人性中财富冲动的分析。他说:利己心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利己然后利他利国。追求财富最大化是人之基本天性,政府若不能顺应和最大限度地保护它,其统治便没有其正当性。严复建议清廷在制定工商政策时,尽可能不要干预私人领域的经济活动,尽量与民便利,这样才能求得“大利”。西方富强无他,“不外利民之政也”。[24]对经济自由权和财产权的保障,无疑会增进公民对国家权力的认同感。财产权是人权的基石,缺乏对私有财产权的切实保护,是中国宪政运动坎坷曲折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近现代中国权力合法性论证方式之商榷

新时代需要建构新的政治秩序。作为西法东渐的产物,1912年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展示了“权力来源于法”这样一种崭新的合法性论证方式。《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主权在民”,其第二章人权条款以“权利、民主与合法性”的分析进路,对权力进行了正当性、合法性论证。它规定保障基本人权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具体言之,人民享有的自由权是:身体自由,住宅自由,迁徙自由,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书信秘密之自由,信教自由等。上述这些权利与自由,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公开、全面否定了皇权专制传统和国家主义观念。其中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对晚清“官办”、“官督商办”的桎梏是一个突破,促进了民国时期私有经济的发展。

然而,民国初年国家政治生活的新气象,很快湮没在军阀们“武力政治”的鼓噪中。“宋教仁案”实开民国以武力为后盾支撑政治统治的凶兆,军阀纷争所造成的社会现实是“政治力量不可能与军事力量分离”,以至于“没人能开出从中国政治屏幕中心消除军队的秘方”。[25]但不论是哪派军阀上台,都不得不极力操纵国会,制定约法或宪法,希求利用根本大法来获取统治的合法性,力图从形式上使武力统治罩上合法化外衣,宪法沦落为军阀统治的掩饰和他们刺刀上的花环。国民党当政之后,以武力作为政权后盾与北洋军阀并无二致。南京国民政府之成立“没有宪法的依据,没有经过民选。它的‘合法性’不以法律为依据,而依靠外国的承认和国内一些大的政治力量的拥护”。[26]这种依靠军事力量组建的政府,权力基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军事权威,其形式合法性难免受到其他社会力量的质疑和挑战。“权威排除对强制的使用;一旦武力被运用,权威本身便失败了……如果权威可以被定义的话,那么就应将它与武力区别开来”。[27]虽然国民党不久便颁行《训政纲领》、《国民政府组织法》和《训政时期约法》,意欲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增加筹码,使披上合法化的外衣,但由于国民党训政业绩殊少,且无向宪政过渡的迹象,这使得统治的合法性受到社会各阶层普遍质疑。在《训政时期约法》中,序言着重提到国民党以及总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思想学说在创立和建设民国过程中的突出地位。按照这个序言的逻辑,约法所授权力的实质合法性依据来源于国民党的革命历史,是光荣的历史赋予的。[28]合法性并不表现在过去的辉煌上,而是要经得起现实的检验,其实质依据只能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基本人权得到普遍保障。由于人民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享受到约法或宪法上所载明的权利,同时国民党垄断约法制定权和制宪权,国家权力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面临严峻挑战。

与西方所崇尚的理性的科学叙事方式不同,通过“历史叙事”来论证权力合法性的方式,几乎成为国人思维定式。这种论证传统,同样体现在共和国宪法序言里,由此说明历史依据及相关政绩(推翻三座大山、改造所有制、发展经济)对于宪法所授权力的合法性所具有的重要意义。[29]制宪权属于全体人民,宪法所授权力的形式合法性来源于民意,人民通过间接或直接的方式产生国家机关;而宪法所授权力的实质合法性依据,则以国家权力能否有效维护社会治安,切实保障每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为检验标准。今年人代会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尤其是确立私人产权的宪法保护,触及到了宪政的核心层面,这在论证权力合法性的实质依据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执政党立国之道的一次大变革。不过,宪法只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而宪政则是宪法的实现状态。国人在权力实质合法性的价值层面取得宪法共识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当是建立违宪审查机制,清理与宪法相矛盾的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制定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普通立法,方可将保障人权的立宪主义精神落实到可操作的法律程序之中。随着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和宪政文化的发展,权力合法性的论证路径开始步入立宪主义轨道——宪法成为“一种实现国内稳定与和平、国家统一以及最终确立政治合法性的法律结构和程序”,用“法律和政治程序”处理怨愤不平以代替过去的暴力对抗。[30]革命传统衰落,立宪主义生长,因而支撑宪政的各种因素将得到强有力的支持,这包括尊重法治、分权、言论和结社自由以及自由市场等等。[31]

对国家权力进行全方位论证,要求我们认真对待“权力”这个概念。由于人性之弱点,要有效地防止权力腐败,关键倒不在于事后采取多么严厉的威慑措施,重要的是通过周密的制度设计(分权制衡的宪政体制)来约束权力,让决定和执行的过程透明化并接受充分的外部监督。[32]中国自1949年以来屡屡发起对三权分立的批判,其实这种人人亦云的批判从学理上看存在诸多问题。各国国情不同,抄袭西方某个国家三权分立的具体政制当然是不可欲的,但作为宪政之精髓,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原理却具有普适性。在中国放弃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今天,不同国家机关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配置都将发生重大变化,权力相互制约更显必要。在西方,古典自然法学家对“权力”这个概念进行深入研究,其权力分立与制衡理论为近代各国宪政运动和公法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与权利天生的正当性、优越性不同,他们主张人类应当反思权力,质疑权力,特别是提防权力,控制权力。在当代中国法学界,以民商法为核心的私法学领先于以宪法、行政法为核心的公法学。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无疑与我们缺乏对公法学基本范畴——“权力”的深入分析有一定关系。促进公法不断发展、改变公法学滞后的状况,按照立宪主义原理深入分析国家权力的概念、起源、存在形态、运作方式以及合法性等等问题,是国人不能回避的宪政文化课题。

注解:

[1]王健文:《奉天承运: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及其正当性基础》,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8页。

[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127页。

[3]喻中:《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权力》,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4]喻中:《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权力》,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5]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6]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206页。

[7]毛丹:《近代的合法性论证路径》,载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2004年第2期,第74页。

[8]卢梭本人绝非极权主义者,而是一个追求自由平等的民主斗士。但是,在他的许多崇拜者(包括卢梭思想的直接继承者罗伯斯庇尔)身上,我们可看到极权主义的浓郁色彩。卢梭的民主契约论和平民主义理想中确实极其微妙地蕴涵着某些可能演化为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的东西,它在18世纪末的雅各宾专政中第一次露出狰容,并且在后来不止一次地表现在各种现代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中。罗素在谈到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历史影响时指出:这本书成了法国大革命大多数领袖的“圣经”,它在民主政治理论家中间重新造成讲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的习气。它在实际上的最初收获是罗伯斯庇尔的执政;俄国和德国(尤其后者)的独裁统治一部分也是卢梭学说的结果。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43页。

[9]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207页。

[10]对于卢梭、韦伯关于合法性的两种解释传统,当代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将它们统摄于国家—市民社会的理论框架之中,使合法性解释与真理重新联系在一起。不同于传统伦理学、政治学解释的是,这一价值规范标准不是先验的、绝对的(如普遍理性、天赋人权等),而是开放的、有待公众讨论和自由沟通之后形成的共识。不同于传统社会学解释的是,合法性程序并不是国家制度本身具有的功能,它要接受来自市民社会的检验。合法性是指市民社会对国家所维持的统治秩序的认可或同意,这种认可或同意是以自由沟通和相互交涉的制度机制作为前提的。通过这样的机制,国家利用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对社会施以控制或管理,社会亦利用自己的资源对国家进行批评、监督、抵制甚至反抗。这一合法性的确立过程正是统治秩序的合法化过程。参见强世功:《法律移植、公共领域与合法性》,苏力、贺卫方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法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70页。

[11]立宪主义与自然法学、法律实证主义是作为西方法文化支柱的三个法的基本理念。立宪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法哲学,不如说它是一种与法有关的政治哲学。它是以体现自由主义或说是自由民主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宪法文本的获胜作为其性质的运动。法律实证主义排除对法进行道德批评,将法置于政治权力之下,导致后来面对法西斯统治时“恶法亦法”的无力。出于保护人们免于被奴役的危险,根据某些不得缺乏的自然正义原则来规范法和权力的需要,人们求助于立宪主义。立宪主义产生于古典自然法学,19世纪以来它又吸收法律实证主义的一些积极因素。它以技术性、形式性的术语而且也以政治伦理的术语,对政治和法律活动施加控制并设立界限。参见(意)FrancoBuonsignori:《自然法学、法律实证主义和立宪主义——西方法文化中关于法的三个基本概念》,薛军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编:《中西法律传统》第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要了解现代社会的契约模式(罗尔斯在论证两个正义原则时,设想了一个建立在“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基础上的契约过程)、商谈模式(哈贝马斯提出在理性的沟通程序中,获得真实的及正确的内容这一任务)以及系统模式,请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等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198页。

[13]王健文:《奉天承运: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及其正当性基础》,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版,第9页。

[14]张友渔:《中国宪政运动之史的发展》,《张友渔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15]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5页。

[16]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中的激进与保守》,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6页。

[17]王永祥:《戊戌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18]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19]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20]谢维雁:《从宪法到宪政》,代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1]毛丹:《近代的合法性论证路径》,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2004年第2期,第76―78页。

[22](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页。

[23](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7页。

[24]转引自胡伟希等:《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1页。

[25]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章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

[26]陈志让:《军绅政权》,上海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5页。

[27](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28]喻中先生认为,宪法序言的目的在于为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并进而为权力体系提供最终的合法性基础。按照宪法序言的理论逻辑,对权力合法性可以从权力的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他在比较中美两国宪法序言对权力合法性论证方式时指出:美国宪法序言“以正义、福利与自由的名义”来论证权力合法性,其诉求方向是面向未来的;中国宪法序言的论证逻辑则是“通过历史寻求合法性”。详见喻中:《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权力》,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119页。

[29]喻中:《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权力》,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第117页。

[30](美)阿兰??S?罗森鲍母编:《宪政的哲学之维》,郑戈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页。

宪政运动范文篇6

宪政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笔者认为,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可由对下面两个问题的回答予以揭示,一是“宪政是干什么用的?”二是“怎样实现宪政的功能?”前一个问题是价值问题,后一个问题是事实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卡尔·J·弗里德里希认为,宪法和宪政的本质,“可以通过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被揭示:宪法的政治功能是什么?因为其功用旨在达成的政治目标。在这其中,核心的目标是保护身为政治人的政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保护他们享有真正的自治。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Self)”,“宪法的功能也可以被阐释为规定和维护人权的”[3]。斯蒂芬·L·埃尔金也认为,“古典的宪政思想传统上关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害……同时将政府侵害其公民的机会降至最小程度’。它的目标就是‘避免暴政’”[4]。弗里德里希和埃尔金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揭示了宪政的核心价值:保障人权。这是对宪政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国学者一般把立宪主义或宪政的价值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但笔者认为,对权力的限制和对权利的保障在价值意义上并不处于同一层次,对权力的限制具有手段或者工具的意义,应当属于下文要谈到的第二个问题,而对权利的保障是宪政的首要的和终极的价值[5]。宪政所保障的自由与权利,只有相对于具体的、独立的公民个体才有真正的意义。宪政是一个极具人文气息的概念,它在本质上应当是一种个人主义,它针对每一个生命个体,并力求使每一个个体都获得同等的、最低限度的制度保障。人权保障价值是宪政自身的合法性根据。价值认同是实行宪政的前提。宪政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形态,就是因为宪政的人权价值具有普适性并已经获得普遍的价值认同。关于第二个问题,它实际上意味着,为保障人权而建构的宪政制度及其规范体系,它主要以规则和程序为其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实证的制度设计,它是要解决“如何实现人权的保障”或者“怎样保障人权”的问题,前述对权力的限制仅是人权保障的方式之一。实质上,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可被看作是为保障人权而采行的技术手段。如前述,对人权保障的价值,已获得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并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宪政的核心理念。然而,对于如何保障人权的问题,虽然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已达成了认识上的一致,但实践中存在很大而且注定是不可消除的差异。一些在西方国家已经验证有效的人权保障策略在其他一些国家未获普遍认同,而一些东方国家根据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人权保障制度也多为西方国家所责难。实际上,以何种方式、手段、制度来保障人权,从来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即使最早建立宪政的英国、美国和法国在这方面至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宪政的选择,首先而且关键是价值认同,其次才是根据各自的传统与国情构建一套制度措施来保证这一价值的实现,即以规则和程序的形式“约束成员的行为,成为一种生活规范”[6]。

然而,在中国,宪政之路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先进分子掀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拉开了宪政运动的序幕。时至今日,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已经站在宪政的路口”[7],但毕竟“中国还没有实现宪政”,宪政仍然仅仅“是中国为其完全实现而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8]。宪政在中国一开始就是被作为一种富国强兵的工具选择,而不是被作为一种保障人权的价值认同。迄戊戌维新至今的整个中国宪政运动史,都以求富求强为基本动力,“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主要是把宪政作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器’,坚持一种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工具主义的宪政价值观”[9]。而在实践中,也未形成有效的规则和程序对社会生活进行真正有意义的规制。宪政基本上停留在作为规范表现形式的宪法上,宪法本身更多的是被用作一种政治策略,而不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对宪政的工具化理解和接受,在亚洲国家中具有普遍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亚洲国家在面临殖民统治,或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时,人们把西方强大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立宪主义,归结于它们有统一的宪法,认为只要制定了宪法,并以宪法精神制约社会生活,那么国家的强大就有了保证。因而,忽视了对立宪主义的价值判断,简单地从救国手段的意义上理解立宪主义,移植立宪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立宪主义的工具化与社会危机”[10]。实行宪政的第一步是价值认同,其次才是实现这种价值的制度构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从来不曾有过保障人权的观念,宪政运动虽历时百余年,却至今仍未将人权保障确立为宪政的核心价值和指导思想,因此,中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宪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前言。

[2]这是卞悟先生一篇评论文章的题目,其内容与本文主旨并无关联。见《读书》,1998年第6期。

[3](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15页。

[4](美)斯蒂芬·L·埃尔金、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周叶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

[5]依笔者之见,宪政的基本价值应当包括人权的切实保障,权力的合理配置,秩序的严格维护,利益的有效协调等但毫无疑问,在这个价值序列中,人权保障居于核心地位,而秩序维护、权力制约和利益协调等则居于从属或者次要地位。(见拙作:《宪政基本价值论》,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6期)。

[6]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

[7]蔡定剑:《中国宪政运动—百年回眸与未来之路》,刘海年主编:《人权与宪政》,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8]李步云:《宪政与中国》,李步云、张文显主编:《法理学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89页。

宪政运动范文篇7

(一)宪法的含义

宪法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onstitutio,原意是确立、确认。在罗马帝国的立法中,它表示皇帝的各种建制和诏令。我国古籍中也有有关“宪”、“宪法”的文字表述。如《尚书》中所说的“监于先王成宪”,《国语》中所说的“尝善罚奸,国之宪法”等,但这些都是普通法律,泛指典章制度和法令,都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宪法。近代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也被誉为宪法之母国。尽管学者对宪法涵义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将宪法界定为国家根本法则是共识。宪法是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而这样的法,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法。也就是说,宪法是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集中表现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根本法,是治国安帮的总章程。

(二)宪政的含义

宪政,又名“民主政治”、“立宪政治”、“立宪政体”、“立宪主义”等。宪政是自近代宪法产生以来人类社会努力追求的政治治理目标。对宪政的定义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宪政是国家依据一部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宪法进行治理,以实现一系列民主原则与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厉行法治为基本特征,以充分实现最广泛人权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制度。”[1]。还有的观点甚至直言“所谓宪政简言之就是有限政府。它指一套确立和维持对政治行为和政府活动有效控制的技术,旨在保障人的权利和自由。”[2]。中国迄今最权威、最为广泛接受宪政概念应当是于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提出来的,“宪政是什么?就是民主的政治”。新民主主义宪政,“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就是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

笔者认为,宪政作为专制政治制度的对立物,其基本内涵就是:用宪法这一根本法的形式把已取得的民主事实确认下来,用法治的精神发展和完善这种民主事实,以此保障公民权利。宪法与宪政的关联可简单地理解为内容和形式、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一方面,宪政运动是宪法的历史起点,没有历史上的民主宪政运动就不可能有宪法;但宪法一旦颁布和实施,宪法又成为宪政的逻辑前提和依据。另一方面,宪法是宪政的表现,是对民主宪政事实的宪法确认和制度安排;而宪政又是宪法的实现,宪政的内容取决于宪法的内容,宪政的实践使宪法从条文上的内容转化为现实中的内容,并不断地推动宪法内容的丰富和发展。总的而言,宪法与宪政都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历史产物,是近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精神的现实反映,二者的价值目标大体趋向一致,即以规制国家权力为手段、保障公民权利为目的。

二、宪政制度发展概述

(一)资本主义国家宪政制度的发展概述

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虽然各国宪政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情况由于各国的具体社会条件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也使得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是总体上却都是在封建制度或者奴隶制度阻碍生产力和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历史条件下由代表少数有产者民主和利益的资产阶级领导以获得作为少部分人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为目的而开始的。先以英国为例,英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资本主义宪政制度也最早在英国出现。当历史的时针还在17世纪时,英国资本主义即已经很快成长,新兴的资产阶级已经从贵族中分裂出来形成新贵族阶层。当时的封建制度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的严重阻碍,英王查里一世的倒行逆施让广大人民和实际已为资产阶级的新贵族阶层强烈不满。新贵族阶层代表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要求,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查里一世的高压和搜刮又为新贵族反抗提供了强大的民众支持。正是在英国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在广大英国人民的全力支持下,英国的资本主义宪政才冲破层层封建羁绊,获取一个又一个的战果的。由此可见,英国宪政在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同盟,反抗封建制度,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那一天起,就已经开始了它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再如美国,美国的前身是隶属英国统治的北美洲13个殖民地。18世纪初英属北美殖民地经济很大发展的前提下,以欧洲移民为主体,拥有约300万人口的美利坚民族同步形成。与此同时,北美殖民地人民同英殖民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而新兴北美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日益成长和强大。他们在人民支持下,展开了和英殖民统治者的斗争。1775年北美独立战争打响了,美国的资产阶级宪政革命运动开始了。正是这场代表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宪政革命运动——美国独立战争,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美利坚合众国,并成就了后来对美国历史乃至整个世界历史都至关重要的两部宪法文献——《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

宪政运动范文篇8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我国在21世纪头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战略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重要历史阶段。建设小康社会是邓小平同志最早在1979年提出的,他所说的“小康社会”不仅不是私有制的社会,而且也不只是指经济比较宽裕的社会,它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明确要求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发展阶段,是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一个通俗的描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复合概念。它不仅是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也是一次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发展变革过程。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可以表述为:小康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也即是说:小康社会的实现必须具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三方面的要素。其中,物质文明是基础,政治文明是保障,精神文明是灵魂。

民主宪政是现代制度文明的标志之一,是宪政主义与民主理论的结晶。人们对此达成的共识是:它既强调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如普遍选举、政务公开、政治职务的任期制等民主的基本价值观,也强调对公共权力的立宪民主政治。民主宪政实际上指的就是:以立宪为起点,民主为内容,法治为原则,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过程。2

笔者经过研究发现,民主宪政与小康社会之间存在紧密的正相关性与互动性。首先,民主宪政的孕育和发展需要包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结构和社会主体的民主政治与法律理念等在内的“生态环境”,其中对政治自主发展的束缚和经济文化在民主宪政的基石上,富强民主文明的小康社会才是可期待的。

二、小康社会的三个要素是民主宪政孕育发展的内生机制和外在推动力

小康社会的三个要素: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民主宪政孕育发展的内生机制和外在推动力。物质文明是民主宪政产生的前提和基石;政治文明是民主宪政的基础,民主宪政是政治文明高级形态和宪法化的结果;精神文明为民主宪政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物质文明指的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总和,它集中表现为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即生产力的发达,此外它还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和产权等相关制度的完善。物质文明为民主宪政的生育奠定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是民主宪政的基石;物质文明发展的状况也制约着民主宪政的发展。

其一,市场经济是民主宪政产生的前提,是催生民主宪政的酵母将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和自由平等意识。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必将提出防止政府侵权的迫切要求。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众多独立的市场主体,其利益诉求必将是多元化的,由此产生并加速市民社会的形成,不同利益要求必将产生代议制度和责任政府。公域与私域的相对分离,则为限制公共权力干预私人领域提供现实可能性。因此,没有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宪政精神所要求的保障人权、制约权力的内容便没有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近代的宪政史表明,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孪生兄弟——商人群体的出现,是推动宪政发展的中坚力量。“从世界范围内的历史进程来看,立宪运动的出现通常伴随着公共事务领域的正式分离。这种分离的社会经济动力来自市场经济与商人群体的浮现;宪法则是这种分离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纵览中外宪政运动的发生发展,商人阶级始终是推动宪政发展的重要社会主体力量。6正如刘军宁所言:“近代的宪政运动本质上是商人阶级的民主运动。近代史上,宪政的确立与商人阶级的崛起与确立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一点看,商人阶级无疑应是立宪运动的主体与中坚。”5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民主宪政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社会基础。

历史的事实说明,没有普遍化的市场经济,宪政建设是先天不足的,社会中不能形成足够抗衡国家政治权力的阶级和共同体。始于清末的中国宪政运动是面临严重的外来压力所做出的反应,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大海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始终未形成作为宪政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宪政运动屡屡失败的原因所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近30年建设时期,我国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中央集权与计划经济主导态下,人民在饥饿中挣扎,参政

(二)政治文明是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以理念与制度的最终实现,宪政文明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就是这种直接民主的组织化形态,可以说,人类社会自有了政治国家,就有了政治文明;但是,以限制国家权力为核心并以保障公民权利为终极目的的宪政只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尽管在古希腊罗马就已经产生了作为政治文明之内涵的民主,但是古代民主的终极价值取向不在于维护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而在于城邦国家的整体利益。其次,近代以后的政治文明之所以成为宪政的前提和基础,还在于代议民主的产生。代议民主的形成造成了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之间的分离并为限权政治或宪政的形成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和必然的要求;同时,近现代民主承认个人自由的价值是第一位的,而民主的价值是第二位的,民主只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手段和工具,这即是近现代政治文明同古代政治文明相区别文明发展历史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两者之间具有历史与逻辑上的内在契合。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宪政制度的确立,宪法、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分权制衡、政党政治、代议制等等,都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符号。这些符号的组合与实践,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并具体表现为以选举体现民主、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治制约权力和以法治保护权利等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构成了现代宪政文明的基本内涵与基本要求。

其一,多元的文化是民主宪政得以生成的文化底蕴。宪政目标是以社会公正为主旨,它总是以社会价值观念和伦理的巨大进步为依托。民主宪政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以诸多方面的先进文化作为背景和支撑,可以说可剥夺的天赋权利,然后人类制定契约,表现形式是宪法。宪法是人类社会的契约,国家始终不是至高无上的。人定的法律必然符合自然法,自然法是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因此,国家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由此可见,西方宪政的产生与自然法是渊源的关系。特定人性哲学对宪政的生成也有着重大影响,其认为趋利避害,自私自利是任何一个人无放政策,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大量吸纳着外来文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的巨大变化,也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多重生长和发展。两千多年来束缚人民并为历代统治者反复强化的以忠顺为核心文化的内化而多元化。个人的独立、自主意识和自由、民主、平等观念大大增强。人权和法治意识逐渐深入人心并对社会产生愈来愈广泛深刻的影响。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不再有大面积发生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将构成支撑我国民主宪政的内在文化底蕴,这就为中国民主宪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

(一)民主宪政是创造物质文明的制度前提和保障。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创造物质文明的必由之路。然而,仅有实行市场经济的意愿,却没有确立相应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及有限政府,市场经济只能是空中楼阁。放眼当今世界,凡践行宪政的国家皆为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凡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皆为宪政国家。这一事实表明了市场经济与民主宪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联系,笔者把这种内在的正相关关系表述为:民主宪政是市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首先,作为市场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的财产权须由宪政国家来确认和保障。财产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也是市场交易的目的。市场的交易实际上就是产权的交易,市场主体只有拥有明晰的、可以自由处置的产权才能进行市场交易活移引起的政局动荡、军阀割据、战事频仍等弊政。由民主宪政带来的政局稳定、社会祥和有利于市场的良好预期和经济的平稳发展。

再者,民主宪政为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经济,市场有其自身的盲目性,这就需要来自国家的干预,但国家的干预不能取代市场的地位,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市场经济既排斥国家干预又需要国家的干预。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呢?民主宪政为我们提供了制度框架,它一方面保障市场经济必须的自由,另一方面又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从而使自由与限政得到最好的结合。此外,我国市场取向领域内,并切实承担起相应的职责,避免政府对市场的不恰当干扰。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的建议是:在国家开展行政性的日常事务之前,便先从“立宪”层次上对其职责范围加以界定,因此推进民主宪政建设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宪政的精髓在于政府和法律规定的范围,从而保障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个体的权利不受侵害,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促进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避免改革滑入坏的市场经济,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15

最后,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带来贫富分化和社会利益冲突,这就需要民主因素的注入。政府要顺应“福利国家”的世界性潮流,积极地保障和增进人民的福祉,保证充分就业,提供必要的社会救济,永无休止地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才能消弭社会冲突,实现社会公正。

可见,只有倡导民主宪政,兼顾自由竞争和公平分配,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和有序发展,从而尽快地创造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二)民主宪政实现了政治文明的内涵,为政治文明提供了制度保障。

首先,民主宪政促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确保公民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的实现,为政治文明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在前宪政时代,公民是从属于政治国家的,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也就没有了真正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大多数的公民只是被管理者,权力只属于少数人,这与倡导“人民主权”“民主政治”的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只有在民主宪政之下,通过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市民社会的独立地位,规定了市民的各项自由、权利、民主,勘定了政治权力的边界,并且通过分权制约、代议制、违宪审查等等制度安排,这才实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化,保障了市民社会的自治,实现了政治文明的内涵。

其次,民主宪政是政治文明的制度保障。政治文明的实质就是法治政治,用法律规范政治行为,实现政治行为的法律化。而宪法则是一国具有最高效力和权威性的法律,民主宪政制度就是通过宪法来规范政治行为,并为之提供法律上。从静态上说,宪政是一套以宪法为核心的规范体系,宪法规范不仅具有最高性、稳定性和连续性,而且具有明确的指引、评价、教育和预测等作用;民主宪政通过将代议制度、权力分开制度、选举制度等等体现现代政治文明规则上升为宪法规范,成为一国全体人民共同遵守的最高行为准则,并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贯彻落实。从动态上说,宪政包括立宪、行宪、护宪和修宪等过程、方式和方法等;立宪的过程就是政治文明观念和制度宪法化的过程;行宪和护宪的过程就是宪法性政治文明规范的实施和实现的过程,而且也是当宪法性政治文明规范遭到违反时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同时也为精神文明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其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文明有三个发展形态,即初级形态、高级形态和理想形态。前宪政

宪政运动范文篇9

关键词:民主宪政,小康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一、民主宪政与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我国在21世纪头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战略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重要历史阶段。建设小康社会是邓小平同志最早在1979年提出的,他所说的“小康社会”不仅不是私有制的社会,而且也不只是指经济比较宽裕的社会,它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明确要求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发展阶段,是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一个通俗的描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复合概念。它不仅是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也是一次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发展变革过程。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可以表述为:小康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也即是说:小康社会的实现必须具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三方面的要素。其中,物质文明是基础,政治文明是保障,精神文明是灵魂。

民主宪政是现代制度文明的标志之一,是宪政主义与民主理论的结晶。人们对此达成的共识是:它既强调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如普遍选举、政务公开、政治职务的任期制等民主的基本价值观,也强调对公共权力的立宪民主政治。民主宪政实际上指的就是:以立宪为起点,民主为内容,法治为原则,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过程。2

笔者经过研究发现,民主宪政与小康社会之间存在紧密的正相关性与互动性。首先,民主宪政的孕育和发展需要包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结构和社会主体的民主政治与法律理念等在内的“生态环境”,其中对政治自主发展的束缚和经济文化在民主宪政的基石上,富强民主文明的小康社会才是可期待的。

二、小康社会的三个要素是民主宪政孕育发展的内生机制和外在推动力

小康社会的三个要素: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民主宪政孕育发展的内生机制和外在推动力。物质文明是民主宪政产生的前提和基石;政治文明是民主宪政的基础,民主宪政是政治文明高级形态和宪法化的结果;精神文明为民主宪政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物质文明指的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总和,它集中表现为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即生产力的发达,此外它还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和产权等相关制度的完善。物质文明为民主宪政的生育奠定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是民主宪政的基石;物质文明发展的状况也制约着民主宪政的发展。

其一,市场经济是民主宪政产生的前提,是催生民主宪政的酵母将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和自由平等意识。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必将提出防止政府侵权的迫切要求。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众多独立的市场主体,其利益诉求必将是多元化的,由此产生并加速市民社会的形成,不同利益要求必将产生代议制度和责任政府。公域与私域的相对分离,则为限制公共权力干预私人领域提供现实可能性。因此,没有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宪政精神所要求的保障人权、制约权力的内容便没有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近代的宪政史表明,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孪生兄弟——商人群体的出现,是推动宪政发展的中坚力量。“从世界范围内的历史进程来看,立宪运动的出现通常伴随着公共事务领域的正式分离。这种分离的社会经济动力来自市场经济与商人群体的浮现;宪法则是这种分离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纵览中外宪政运动的发生发展,商人阶级始终是推动宪政发展的重要社会主体力量。6正如刘军宁所言:“近代的宪政运动本质上是商人阶级的民主运动。近代史上,宪政的确立与商人阶级的崛起与确立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一点看,商人阶级无疑应是立宪运动的主体与中坚。”5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民主宪政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社会基础。

历史的事实说明,没有普遍化的市场经济,宪政建设是先天不足的,社会中不能形成足够抗衡国家政治权力的阶级和共同体。始于清末的中国宪政运动是面临严重的外来压力所做出的反应,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大海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始终未形成作为宪政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宪政运动屡屡失败的原因所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近30年建设时期,我国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中央集权与计划经济主导态下,人民在饥饿中挣扎,参政

(二)政治文明是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以理念与制度的最终实现,宪政文明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就是这种直接民主的组织化形态,可以说,人类社会自有了政治国家,就有了政治文明;但是,以限制国家权力为核心并以保障公民权利为终极目的的宪政只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尽管在古希腊罗马就已经产生了作为政治文明之内涵的民主,但是古代民主的终极价值取向不在于维护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而在于城邦国家的整体利益。其次,近代以后的政治文明之所以成为宪政的前提和基础,还在于代议民主的产生。代议民主的形成造成了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之间的分离并为限权政治或宪政的形成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和必然的要求;同时,近现代民主承认个人自由的价值是第一位的,而民主的价值是第二位的,民主只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手段和工具,这即是近现代政治文明同古代政治文明相区别文明发展历史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两者之间具有历史与逻辑上的内在契合。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宪政制度的确立,宪法、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分权制衡、政党政治、代议制等等,都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符号。这些符号的组合与实践,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并具体表现为以选举体现民主、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治制约权力和以法治保护权利等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构成了现代宪政文明的基本内涵与基本要求。

其一,多元的文化是民主宪政得以生成的文化底蕴。宪政目标是以社会公正为主旨,它总是以社会价值观念和伦理的巨大进步为依托。民主宪政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以诸多方面的先进文化作为背景和支撑,可以说可剥夺的天赋权利,然后人类制定契约,表现形式是宪法。宪法是人类社会的契约,国家始终不是至高无上的。人定的法律必然符合自然法,自然法是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因此,国家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由此可见,西方宪政的产生与自然法是渊源的关系。特定人性哲学对宪政的生成也有着重大影响,其认为趋利避害,自私自利是任何一个人无放政策,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大量吸纳着外来文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的巨大变化,也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多重生长和发展。两千多年来束缚人民并为历代统治者反复强化的以忠顺为核心文化的内化而多元化。个人的独立、自主意识和自由、民主、平等观念大大增强。人权和法治意识逐渐深入人心并对社会产生愈来愈广泛深刻的影响。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不再有大面积发生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将构成支撑我国民主宪政的内在文化底蕴,这就为中国民主宪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

(一)民主宪政是创造物质文明的制度前提和保障。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创造物质文明的必由之路。然而,仅有实行市场经济的意愿,却没有确立相应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及有限政府,市场经济只能是空中楼阁。放眼当今世界,凡践行宪政的国家皆为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凡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皆为宪政国家。这一事实表明了市场经济与民主宪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联系,笔者把这种内在的正相关关系表述为:民主宪政是市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首先,作为市场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的财产权须由宪政国家来确认和保障。财产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也是市场交易的目的。市场的交易实际上就是产权的交易,市场主体只有拥有明晰的、可以自由处置的产权才能进行市场交易活移引起的政局动荡、军阀割据、战事频仍等弊政。由民主宪政带来的政局稳定、社会祥和有利于市场的良好预期和经济的平稳发展。

再者,民主宪政为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经济,市场有其自身的盲目性,这就需要来自国家的干预,但国家的干预不能取代市场的地位,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市场经济既排斥国家干预又需要国家的干预。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呢?民主宪政为我们提供了制度框架,它一方面保障市场经济必须的自由,另一方面又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从而使自由与限政得到最好的结合。此外,我国市场取向领域内,并切实承担起相应的职责,避免政府对市场的不恰当干扰。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的建议是:在国家开展行政性的日常事务之前,便先从“立宪”层次上对其职责范围加以界定,因此推进民主宪政建设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宪政的精髓在于政府和法律规定的范围,从而保障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个体的权利不受侵害,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促进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避免改革滑入坏的市场经济,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15

最后,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带来贫富分化和社会利益冲突,这就需要民主因素的注入。政府要顺应“福利国家”的世界性潮流,积极地保障和增进人民的福祉,保证充分就业,提供必要的社会救济,永无休止地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才能消弭社会冲突,实现社会公正。

可见,只有倡导民主宪政,兼顾自由竞争和公平分配,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和有序发展,从而尽快地创造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二)民主宪政实现了政治文明的内涵,为政治文明提供了制度保障。

首先,民主宪政促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确保公民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的实现,为政治文明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在前宪政时代,公民是从属于政治国家的,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也就没有了真正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大多数的公民只是被管理者,权力只属于少数人,这与倡导“人民主权”“民主政治”的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只有在民主宪政之下,通过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市民社会的独立地位,规定了市民的各项自由、权利、民主,勘定了政治权力的边界,并且通过分权制约、代议制、违宪审查等等制度安排,这才实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化,保障了市民社会的自治,实现了政治文明的内涵。

其次,民主宪政是政治文明的制度保障。政治文明的实质就是法治政治,用法律规范政治行为,实现政治行为的法律化。而宪法则是一国具有最高效力和权威性的法律,民主宪政制度就是通过宪法来规范政治行为,并为之提供法律上。从静态上说,宪政是一套以宪法为核心的规范体系,宪法规范不仅具有最高性、稳定性和连续性,而且具有明确的指引、评价、教育和预测等作用;民主宪政通过将代议制度、权力分开制度、选举制度等等体现现代政治文明规则上升为宪法规范,成为一国全体人民共同遵守的最高行为准则,并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贯彻落实。从动态上说,宪政包括立宪、行宪、护宪和修宪等过程、方式和方法等;立宪的过程就是政治文明观念和制度宪法化的过程;行宪和护宪的过程就是宪法性政治文明规范的实施和实现的过程,而且也是当宪法性政治文明规范遭到违反时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同时也为精神文明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其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文明有三个发展形态,即初级形态、高级形态和理想形态。前宪政

宪政运动范文篇10

一、中国近代以来宪政思想发展阶段的划分

一般认为,中国宪政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起点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对该过程进行了分类,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

以政权性质为标准,有学者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宪法学和成立以后的宪法学。有学者依据这一标准,分为清末立宪、北洋政府立宪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宪法,孙中山资产阶级宪法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

以社会性质为标准,有学者认为可分为两个阶段: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的宪法学、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宪法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学。

以文化特性为标准,有学者认为可分为四个阶段:“输入期”(1902~1911)、形成期(1911~1930)、成长期(1930~1949)和现代中国宪法学时期(1949~)。这种分类主要依据外来文化的移植以及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程度。依据单纯移植和移植理论与本土结合程度,还有学者将这一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清末移植立宪时期,该时期主要受日本较深;二是寻求移植理论与本土文化结合时期,该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五权宪法”时期和社会主义民主宪法时期。

以历史阶段作为划分方法,有学者认为,可将中国宪法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近代宪法时期,包括清末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时期;二是现代宪法时期,包括新民主主义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时期。也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宪政历史可以分为晚清皇朝的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宪法、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宪法性文件、国民党政府的宪法和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

以立宪政体为标准,有学者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清末君主立宪时期、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有学者将宪政思想与不同时期的宪政建设分割开来,将中国近代宪政运动分为孙中山宪政思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宪政、中国苏维埃政权宪政、新民主主义宪政。

还有学者以立宪主义主导及核心价值为标准,把中国宪政理论与实践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封建君宪宪政思想、资产阶级市民宪政思想和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宪政思想。

上述分类方法各有其合理之处,都有助于从某一方面说明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宪政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为了突出宪政思想的发展演进,本文将分为君主立宪的宪政思想、资产阶级市民宪政思想和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宪政思想三个阶段,对近年以来宪政思想进行综述。

二、清末君宪宪政思想

(一)君宪宪政思想的萌芽阶段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首先明确提出了“师夷”的新口号,并在《海国图志》一书中介绍了美国和瑞士的制度。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一书中对欧美国家的民主议会制度也作了较为系统的记述,他对美国的民主政治给予了高度评价。姚莹介绍英国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时说:“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Parliament议会的音译——笔者注)公议乃行。大事则三年始一会议,议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虽从总体上来说,魏源、徐继畲、姚莹等人的思想并没有摆脱的局限,但他们对西方国家宪政制度的介绍和赞美,却大大开拓了人的眼界,对近代中国民主宪政思想的形成和,对近代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

(二)早期改良派的君宪宪政思想

19世纪70年代前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产生,早期的民族资产阶级在逐步形成,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更多地传入中国,一些具有进步倾向的学者,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形成了早期改良派,并提出了初步的民权和宪政思想。早期改良派宪政思想的核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大力介绍和宣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尤其推崇西方国家宪法的分权制度和自由、平等、博爱原则。早期改良维新思想家认为,君主专制“民无权”是中国贫弱的根源,根据西方的“天赋人权”学说,提出了“民权”思想。有学者提出:“天下之权唯民是主”,认为“苟无民,何有国?苟无国,何有君?苟无议院,何有朝廷?”并强调“民权益盛,其国益强”。虽然他们对西方国家的分权制度和自由、平等等原则的看法是肤浅和片面的,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2.提倡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早期改良派的理想政体模式就是“君民共主”。王韬说过:“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唯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都,赞美;俞,同意;吁,不同意;咈,反对。旧时指君臣间私洽地进行讨论——编者注),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下》)。郑观应作为中国近代明确提出实行君主立宪要求的第一人,他认为,西洋政体,“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盛世危言·议院》)。他们普遍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兵强国富与其国家实行的宪政制度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这些看法对后来的变法维新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主张仿效西方国家,实行议会制度。早期改良派把议会视为通达民意、防止专制、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一剂良药。曾出使美国、西班牙和秘鲁的大臣崔国因,是近代中国向朝廷明确提出开设议院要求的第一人。他认为,“议院之设,分为上下。其上议院由王公大臣议之,所以率作兴事,慎宪省成,知其大者远者也;下议院由各省民间公举之人议之,所以通幽达隐,补弊救偏,兴利除害,知其小者近者也。”并认为,“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也。”郑观应在《易言·论议政》《盛世危言·议院》中都详细介绍了西方议会制度。“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诚美矣”;有了议院,则“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

早期改良派的学者在向西方、寻求医治中国的方案的过程中,接触到西方的民主宪政思想,并且认识到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对国家的富强、进步的直接影响,因而主张学习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和议会制度,在近代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宪政主张,代表了当时一批知识分子对民权思想和民主宪政思想的朦胧追求,对中国近代宪政运动起到了先导作用。

(三)维新派的宪政思想

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以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代表的上层资产阶级,广泛传播西学,掀起了变法维新运动,并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主流。他们继承和了19世纪下半期以来的宪政思想,继续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伸民权、争民主、开议院、定宪法”的宪政思想。

1.设议院,开国会。康有为等维新派代表将设议院、开国会作为“庶政与国民共之”的第一步。认为“设议院以通下情”,其利有三:一曰“民信则巨款可筹”,解决财政困匮的;二曰“政皆出一堂,故德益无不下达”,使全国政事能统筹划一,使朝廷旨意直达百姓;三曰“事皆本于众议,故权奸无所容其私”,通过民主议政,杜绝官吏弄权,营私舞弊。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等维新派代表还向光绪皇帝提出召开国会的建议。他认为,日本与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富强,就是因为它们都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的缘故,中国由于“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因此,只有效仿日本与西方国家,召开国会,才能走上富强之路。

2.开制度局,制定宪法。维新派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制定资产阶级宪法的主张。康有为认为变法内容涉及很多方面,其中“变法之源”在于先“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制度局设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仪皆平等”,“商榷新政,草定宪法,于是谋议详而章程密矣。”他认为,国家没有宪法,就如同人没有“心思”,所以只有“宪章草定”,才能够“奉行有准,然后变法可成,新政有效”。可见,在康有为等维新派代表的眼中,宪法成了实行新政的依据和保证。

3.实行“三权分立”。康有为认为,要实行变法维新,改革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应当仿效西方,实行三权分立。并提出了以三权分立为组织原则的设想:“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

到19世纪末期,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宪政思想较为完整系统,他们要建立以设议院定宪法为核心,以三权分立为原则的君主立宪制度,“立宪法以同受其治,有国会议会合其议,有司法以保护其民,有责任政府以推行其政。”把君主立宪制度视为救国的良方,作为变法运动的最高目标和政治纲领。

[1]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出版社1997年版。

[2]张国福:《民国宪法史》,华文出版社1991年版。

[3]殷啸虎:《近代中国宪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姜士林、陈玮主编:《世界宪法大全》(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

[5]张磊:《孙中山思想》,中华书局1981年版。

[6]张晋藩、曾宪义:《中国宪法史略》,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

[7]何勤华、李秀清主编:《民国法学论文精萃》,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8]李秀清:《“梁启超宪草”与民国初期宪政模式的选择》,《法学》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