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时代范文10篇

宪政时代范文篇1

社会发展总是循着一定的轨迹前行,法律发展也不例外。历史长河中的某一事件可能会对社会发展和法律发展产生及其重大的影响,并带来一系列深刻的制度变革。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刑法时代民法时代宪政时代。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为此案所作被认为具有宪法意义的批复¹,判决齐玉苓胜诉并获得直接、间接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近10万元,为宪法司法化0研究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实例。这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对的而且是不容回避的现实,以此探索其宪政发展之路。

一、宪法之司法化

王世杰、钱端升先生在他们的名作5比较宪法6中认为,近现代的宪法即为规定国家根本组织的法律0。所谓的国家根本组织,无非包括个人(包括法人等私团体)与政府这两大部份,宪法规定国家根本组织的另外一个含义便是,宪法从根本上来说是规范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关系的法。宪法规范的就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宪法的作用就是规范并控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权。按照大陆法系的法律分类的传统,宪法就是典型的公法0。宪法的司法化是宪政体制的应有之义。各国的宪法司法化的模式虽然有许多不同,但是它们的任务是相同的:(1)通过司法保护个人的基本人权免受政府机关,尤其是行政机关的侵犯;(2)力图在国家机关之间保持权力的制约与平衡;(3)用法律问题解决政治问题。通过政治问题的法律化,现代国家可以有效地将矛盾转移,获得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支持。另一方面,从人权保障的视角看,享有申请司法审查的机会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的司法化是公民藉以防止国家权力未经法定正当程序而对其合法权利造成损害的有效手段。可以说,宪法的司法化也是宪法通向宪政的重要途径,它使现代社会个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抗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人权保障体系因此完善了,使一种麦迪逊所谓的政府应当以相反的和敌对的力量组成0的目标最后实现了。这样,个人就能够分别或集体地表达其意见,提出要求,人权的救济途径也臻于完善:法律上的正当程序提供了法律救济;修改宪法的活动提供了宪法救济。[1]宪法司法化首先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必然要求。若宪法不能直接进入司法程序,不仅公民基本权利之实现缺乏保障,且宪法会丧失应有权威和尊严。其次是强化宪法法律效力的需要。宪法作为其他法律规范的母法0,其法律效力除部分通过其他法律规范而间接实施外,还有许多内容没有在普通法律规范中体现出来,如果不将宪法引入司法程序,这些内容将无法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实现,会弱化宪法的法律效力。再次是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内在要求。由于普通法律规范的内容一般比较具体,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范围比较狭小,往往无法为转型时期出现的新型法律关系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把它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直接法律依据,就可以弥补普通法律规范的缺陷和漏洞,对各种法律关系进行全方位的调节。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对抽象性的、普遍的法规进行司法审查,即通常所说的违宪性审查;二是在具体行政和民事案件中适用宪法规范作出判决,即宪法的司法适用性。司法审查权是现代司法权的精髓,是现代国家通过司法程序审查和裁定一项立法或行政行为是否违宪的一种基本制度。它是防止立法权和行政权滥用的一项重要手段,也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分权制衡的重要表现。因为当违宪审查权交诸法院行使时,法院的地位便大大提升。如果说法院的传统地位仅是纠纷解决机关,那么违法审查功能便使法院上升为政治机构,且获得抗衡甚至超越一种对行政、立法机关的地位,如果普遍、经常运用这种权力,法院则可能变成超级立法机关,比如当美国最高法院在本世纪30年代频频否决国会通过的新政法案时,正是通过司法审查制度,在三权中处于弱势的司法权才有了与立法权和行政权抗衡的可能。也正是因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存在,法院才被称为是宪政制度和民主制度的监护人。司法审查的理论依据是,宪法是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立法和执法的基础和根据,法律、法规和政府行为都不能与之抵触。对于违宪的法律、法规和政府行为,法院可以宣告其无效。它的出现,使传统上难以操作的高级法0得以在法律的框架里实现,使现代社会中合法性(legitimacy)与合法律性0(legality)之间、良法0与恶法0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可能。司法审查主要是一种抽象性审查,或者是对涉及到宪法解释的具体案件的审查(这常常表现为行政诉讼)。实际上,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也可能涉及到宪法规范。但是在刑事案件中,因为奉行罪刑法定0的原则,而这里的法0应该被严格限制为刑法0,所以,法官不能根据宪法规范作出有罪判决;但是如果某些刑法规定的犯罪,与宪法直接违背的,应该作无罪处理。在民事案件中,二战以后,与宪法规范有关的判例非常多,主要体现在人格权方面,如各国广泛发展起来的一般人格权0,因为民法规范基本上是具体的,而现代法院判决的合法性又主要在于它的合法律性¹,因此,法官一般不能通过直接否定某一规范来作出判决。而且,如果法律对某一具体问题已经有明确规定的,法官也不能通过适用一般原则来解决问题,否则将会使法律的可预期性价值大大减损。应该说,在这种案件中,法官不能依据宪法规范直接否定该具体规范的法律效力。就受教育权一案而言,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为宪法司法化给出正当理由的过程,除了把1955年、1986年的两个批复诠释为不排除宪法直接适用0,颇似西方同行在判案中化解难以适应时展之先例对现时的拘束效应,而具有法律推理意义之外,其在相当程度上是在宣告一个司法政策。这个司法政策的核心意思十分明了:确立宪法的司法适用性。其之所以在21世纪第一年借助一个本来较为普通的民事案件提出,后来的治史者自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之急剧变迁、法律教育与法律共同体之发展、公民权利意识之增长、纠纷激增和立法滞后、司法改革与树立司法威0与信0之迫切、媒体之相对自由等诸多因素中寻找关联性。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司法政策既张扬了宪法的权威与尊严(借助司法赋予其实际效力而得以实现)、宪政的人文主义理念(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体认了宪法在形式和实质上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较为明确地把宪法定位于拾遗补缺0之功能。司法政策核心理念的宣告,可以说并不直接针对法官手头案件。不过,其一则为齐玉苓案的宪法适用,踢开了认识上的拦路虎,二则对宪法补缺功能的定位,成为解决为什么齐玉苓案直接适用宪法0问题的逻辑起点。该问题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法律问题,即在什么情况下,争议案件可以直接适用宪法。

二、宪法之直接司法适用与间接司法适用

任何纠纷皆为权利之争,权利争端在法院的化解,一般情况下须根据法律预先对权利义务的配置。然而,法律乃人缔造,而人的心智能力之局限、人制造法律所用符号(语言)之有限性、人对法律稳定的渴望与人类社会发展间之张力,注定法律不可能达到完美为一切纠纷的解决预先提供明白无疑的规则。因此,任何法律皆非完美、皆有缺失之处,无论普通法律,亦或其自身即为法律的宪法。唯宪法权利规范在当今时代涵盖了人的许多权利主张,较之普通法律中具体的权利规范,其高度的原则性、概括性决定了弹性适用的广阔空间。中国目前正处于激烈的社会转型过渡期,是一个旧规则体系逐渐为新规则体系所替代的过程,可规则在立法者手中生成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法院不能随意推卸其应尽之裁判义务,必须有效回应日益激增、形式多样的权益之争。在以往的审判实践中,法院选择了对普通法律的司法解释一途,以弥补具体规则的缺憾,甚至在司法解释的名义之下造法。在齐玉苓案中,最高法院破天荒0地提供另一途径:直接适用宪法权利规范于私法领域即私法化。¹由此,人们聆听到一声福音:许久以来虚置的宪法终于可以在诉讼中为民众所用了,具体权利规范的漏洞可以因宪法适用而得以或者最大可能地得以完善了,宪法认可之权利再也不会因普通法律的落后0而不能实现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宪法是否可以直接适用于私人行为是西方宪法理论上的一个久远并且尚未解决的争议,此乃西方人传统、经典宪法理念与人权发展之张力所致。近代宪政自其在西方肇端伊始,一个主流的理念在于,宪法为规范政府权力、防止任何政府权力之专断、保障个人自由而设。宪法因此是对人民的保护,以抵抗一切专断性的行动,不论是立法机构所为,还是其他政府部门所为0。[2](P221-223)由此,宪法一直以来被视为规定政府主要机构的组成、权力和运作方式的规则以及政府机构与公民之间关系的一般原则,是规定个人和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人和公民相互之间的关系。[3](P290)进而,宪法基本权利规范,旨在保障人民免受国家权力滥用的侵害,其富有针对国家的性质而非针对人民性质。依此传统理论,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只是关乎国家权力的行使,对私人之间,无任何效力可言。[4](P288,P100)101)然而,宪法基本权利规范不适用于私人关系的传统理论,由于社会经济条件之变化和西方宪政赖以奠基的人权理念之进一步发展,而受到了质疑。1950年在德国,以尼伯代(HansCarlNip-perdey)为代表的第三者效力理论0认为:(1)私法乃统一、自由的社会整体法律秩序的最重要成分,人类尊严既是整体法律秩序的基础,也是私法体系的基础;(2)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强有力的团体、协会以及公众,个人必须和社会、团体发生关系,面对社会实力者以及经济上之强者时,个人个别价值之保障应受到宪法承认;(3)基本权利之绝大多数为古典的、针对国家权力而设的,在私人关系不适用。但是,仍然有一些基本权利可以在私法关系中直接适用,可以废止、修正、补充甚或重设私法规则;(4)德国基本法虽只第9条明文规定具有直接私法适用性,可历史地看,19世纪的人民主要担心国家权力之滥用,对私人的社会势力者的防御视为次要,而工业社会使得个人遭受其他个人及社会势力者侵害亦大,所以,不必拘泥于传统基本权利观念。可见,第三者效力理论0,首先承认宪法基本权利之大多数仍然是不能适用私人关系的,而其重点在于阐明,传统私人自治理念所根基的平等0是虚幻的,工业社会中个人尊严受到其他强力团体或个人压制的现象较为严重,故有些基本权利应有直接的私法适用性。德国学者的忧虑,在美国、日本亦有类似的体现。杜立希(G™nterD™rig)反对对第三者效力理论0,他认为:(1)宪法基本权利乃针对国家权力而产生,不过,民事审判是国家行为之一种,当然也要受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约束,但此种约束为间接约束;(2)私法应具备高度之独立性,国家不能否认同处平等地位的私人可以为任何符合私法正义的相互行为,在法律上可以准许私人在相互之间放弃某些基本权利;(3)基本权利对私法的效力,可以间接地通过私法达到,以私法中的概括条款(如善良风俗)作为私法实现宪法基本权利理想的媒介。[4](P302-307)此一理论,并不否认宪法在私法关系中的效力,只是强调必须间接而非直接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基本秉持间接适用的立场,赞成杜立希观点,认为宪法在私法中的直接适用性尚存疑问,不宜把步子迈得过大。比较美国的宪法诉讼,一方面,两国都可以对民事法律是否违宪进行审查,另一方面,都把法院的行为视为政府行为0,使法院自身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受到宪法限制。此两点皆有助于宪法基本权利的价值观念植入民法之中。尽管社会的发展对宪法适用范围提出新的课题,但是,无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间接适用于私人关系立场,还是美国法院以政府行为理论将名义上私人行为纳入宪法规制领域,都表明他们依然坚持古典宪政的理念,坚持与古典宪政同存的契约自由、私人自治,¹只是谨慎地发展其宪法司法理论,以回应新的环境。

宪政时代范文篇2

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法律工作委员会（“法工委”）下设了法规审查备案室，专门处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等法律规范的违宪与违法问题。这项措施对于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和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应具有积极意义。

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了专门的备案审查机构，使宪法和《立法法》所规定的法制统一目标及其所涵盖的审查机制更便于实际操作。如果能获得有效的实施，这项制度将极大地推进中国的宪政和法治，甚至可以说是标志着中国宪政时代的开始。

笔者在这里探讨法规审查备案制度所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在审查主体问题上，宪法第67条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严格地说，无论是法工委还是其下属的法规审查备案室都不具备解释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力。但这并不表明宪法规定的“解释”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有权力。在贯彻实施宪法和法律的过程中，所有的国家机关都必须适当理解和“解释”宪法和法律的相关条文，因而宪法第67条只能被理解为授予人大常委会以最高（而非专有）解释权。因此，在职能问题上，法规审查备案室无须严格限于“备案”。由于人大常委会及其下属委员会的工作非常繁忙，因而一般不可能对有关违宪和违法的个案申诉作出全面深入的调查。这项工作不可避免地落到了为此而专门设立的机构-法规审查备案室-身上。法规审查备案室应该像处理正常的法律争议那样，全面调查申诉所涉及的相关事实，并对所适用的宪法和法律解释提供建议和详细的说明。当然，由于现行宪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法规审查备案室无权对争议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它的职能是为人大常委会最终作出的投票表决提供充分的法律和事实依据。在这个意义上，它应该是人大常委会在合宪性与合法性审查过程中的职业“法律顾问”。

应当指出，由于法律规范审查被公认为司法职能，当今世界各国所采取的主流模式是司法审查模式，通过以普通法院（美国）或专门法院（法、德）进行法律规范的合法性与合宪性审查。相比之下，中国目前采取的立法审查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如果可以保证法规审查备案室人员的司法素质，这种不足应该是可被克服的。因此，在人员选定过程中，候选人的法律职业能力必须被作为最重要的考察因素。最关键的是，法规审查备案室必须按照司法化的程序来处理宪法和法律争议，且提出争议的程序也必须正规化和法治化。法规审查备案室可以同时处理抽象争议（关于法律规范在抽象意义上违宪或违法的主张）和具体争议（特定当事人因利益受到影响而提出的法律规范违宪或违法的主张），但提出抽象争议的主体应限于宪法或法律指定的国家机关，提出具体争议的主体则应扩大到普通公民，而所有符合程序规定而提出的争议都必须受到严肃的实质性审查。可以想见，这项制度可能会产生大量的宪法和法律争议，因而超出一个法规审查备案室所能承受的限度。但是这种现象-如果发生的话-不应该被理解为任何意义上的“灾难”，而是宪政和法治的福音，因为它意味着法规审查制度正在解决中国社会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不断遇到的宪政和法治难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成功的试点，中央的法规审查备案制度应该被逐步推广到全国各地。

宪政时代范文篇3

本文对宪政意识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宪政意识源于生活在某种文化中的人们对宪政实践的经验总结，深受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的影响。本文以此为起点重点分析了宪政意识的三大特性：民族性、稳定性以及借鉴性。

宪政意识不仅是对宪政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反映，同时它对推进宪政建设具有重大的作用。正是由于对宪政意识本身界定的模糊不清和认识上的缺乏，导致现实中宪政意识的作用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鉴于此种情况本文在对宪政意识本身进行概念分析的同时，将重点分析宪政意识的三个互为联系的特性。

宪政意识的概念分析

宪政意识如何界定，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1]

1宪法意识是指人们凭借一定的经验和知识，在日常的生活体验中形成的有关宪法和宪法现象的认识、思维和心理活动。也就是说，宪法意识是人们对宪法的内容、特点和作用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宪法为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并促进宪法的实施和完善的意识形式。

2宪法意识是指人们对宪法内容和宪法精神的理解和认识，是法律意识的基础和核心。从内在结构上讲，宪法意识是由宪法基本认识和宪法观念两大块构成。前者是人们对宪法规定和相关宪法知识的了解，后者是人们在宪法基本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宪法精神和宪政内涵的深刻理解，是相对稳定的理性化概念体系。在宪法意识体系中，宪法基本认识是初级阶段，是对宪法宪政的感性了解和粗浅认识；宪法观念是其高级阶段，是人们通过对宪法感性认识的消化、提炼而得到的宪法理性认识，表现为一种稳定的思想体系，是宪法意识的主体。[3]

3宪政意识是法律意识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说成文宪法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宪法作为法律规范只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宪政意识应当包括全体社会成员的意识。宪政意识与成文宪法相对而言，是一种观念上的宪法，涉及到广泛的领域。在内容上是多层次的、多元的。它可以是人们关于宪法的明确的思想体系，也可以是有浓厚感情色彩的心理感觉和态度。[1]

4宪法意识是指人们关于宪法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统称。反映了公民对国家宪法的制定、执行、保障、修改、存废等重大问题的基本认识。内容上包括了人们对宪法的基本看法，对现行宪法的态度和要求，对宪法本质和作用的理论观点，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行为合宪性的评价，以及人们关于宪法的知识和修养等。层次上划分为宪法心理和宪法理论两个层次。宪法心理是人们对宪法现实不系统的自发形成的直观感觉，以及各种情绪和愿望等。它是宪法意识的感性认识阶段，是宪法理论形成的基础。宪法理论又称宪法思想体系，是人们对宪法问题一种系统化、抽象化的思想观点，是对宪法的理性认识，它是宪法意识的精髓，在整个宪法意识中占据支配地位。同时，在表现形式方面，根据宪法意识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个体宪法意识和集体宪法意识。前者是指个人对宪法的基本看法和评价，以及个人对宪法知识的掌握程度和修养。后者是社会群体对宪法的基本看法和评价，以及对宪法知识的掌握程度和所持的理论观点等。[2]

分析以上几种观点，前三种观点都是从法律意识的角度出发，缺乏对宪政意识特殊性的分析，没有厘清在法律意识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宪政意识与其他法律意识的区别。第四种观点从认识论和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来把握宪政意识，符合哲学上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但是同样缺乏对宪政意识的区别性特征的分析。其实，宪政作为一种“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要考查其历史轨迹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之中，可以说宪政本身就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由各种文化条件不断酝酿的产物。离开某一特定的文化土壤宪政意识无从产生。因此讨论宪政意识时必须将其与一定的文化形态联系起来，任何离开社会文化条件这个基本出发点去讨论宪政意识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宪政意识就是生活于特定文化条件中的人们对历史上已经发生的或现实中正在发生的宪政实践活动的认知和评价。分析这一概念具有以下意义：

第一宪政意识是一种主观认知和评价，相对于客观现实而存在，与现实生活中的宪法相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对宪政活动有反作用。具体说来可以促进宪法创制、宪法实施以及民主政治建设。在宪法的创制过程中，统治阶级的宪政意识决定了宪法的性质及内容。尤其是在法制传统薄弱的国家里，普通民众不知宪法为何物，宪法仅为精英阶层所知悉，宪政意识成了精英意识。在这种情况下，精英阶层所具有的宪政意识明显地直接决定着宪法的创制。一定意义上，囊括了精英阶层的统治阶级的宪政意识直接决定了宪法的命运。

第二宪政意识的形成来源于生活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文化条件下的人们对历史上或现实中宪政实践状况的总结。一方面，宪政意识的主体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这里的人，既包括个体意义上的人，也包括群体意义上的人。在社会生活中，由于人们所属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不同，他们接受的法律文化的熏陶和教育也不同，因此这就使得宪政意识具有了个体性的差异。这种个体差异说明宪政意识的复杂性。同时，人又总是生活在社会情况相对稳定的群体中，他们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背景和法律传统，因此又使得宪政意识具有了在一定范围内的共同性。这种主体的不同是宪政意识划分为个体宪政意识和阶层宪政意识的依据。另一方面，宪政意识形成的客观依据是宪政实践。不同时代的人由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的不同，宪政活动内容不同，因此所形成的宪政意识也不同。

宪政意识的特点分析

宪政意识的民族性

宪政意识作为对宪政实践的主观认知为特定的人所拥有。每一个人又属于一个特定的民族，因此这就使得人们形成的宪政意识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打上深深的民族文化的烙印。每个民族在其历史繁衍的漫长进程中，都发展了一套独特的文化系统。各个民族的差异，最鲜明的体现在文化的不同上。可以说文化的差异是构成不同民族的最主要因素。而宪政意识的主体为归属于某一特定民族并且从事认知活动的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在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要想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宪政意识必须把宪政意识放在各个具体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视野中去探寻。宪政意识的产生孕育于特定的民族文化，宪政意识产生后的发展和完善也同样受制于该民族文化，离开某一特定的民族文化来抽象地谈论宪政意识必然导致认识上的偏差和失误，宪政意识失去其民族文化的土壤，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如王人博所说西方人对宪政的追求是对宪政自身的价值的追求，是对自由、平等、民主、共和、人权的追求。而在中国，宪政成了人们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昌盛的一个工具，人们希望宪政能成为实现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手段。在西方，“宪政自身的价值及其目标与思想者所期望的东西是一致的：宪政就是通过防御性的制度设计来控制政府权力，以便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保有一个充分的空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则不同，他们从中国的历史场景出发，把由西方宪政本身所提供的那些价值放在一边，最感兴趣的是：‘宪政能为国家的富强做些什么？’由此出发，他们一开始就把西方的复合式政治结构分拆成一个个独立的单元，并强行使之与中国的富强目标发生联系。”[4]

正确理解宪政意识的民族性，就会知道不同国家和民族由于各自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以及所处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各国的宪政道路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在宪政模式的选择上，各国都要从自己本身的现有条件和法律文化资源去考虑，在尊重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谨慎地选择宪政发展道路，使宪政建设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与本国文化土壤融合，这样的宪政模式才是最好的。否则，任何脱离本民族文化、舍弃现有的法律资源，通过刻意模仿别国宪政模式而设计出来的宪政道路都是不合适的。这样设计出来的宪政以及建立起来的相应法律体系不管拥有多么华丽的外表，都不可能持久地发生作用，最多不过是昙花一现。

宪政意识的稳定性

与宪政意识的民族性紧密相联系的是稳定性。由于宪政意识的产生依赖于特定的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是该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不断沉淀的产物，因此具有极大的稳定性，这样就使得宪政意识也具有了稳定性。不错，传统文化是已经存在的历史的产物，是已经发生的事件的积累和沉淀，但是它不仅仅属于过去，更重要的是，它随着历史的延续而一直保存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属于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熟悉的英国宪政发展历史来说明宪政意识的稳定性及对其尊重的重大意义。英国几百年的宪政发展历史体现的是对传统的尊重，遵从的是一种政治审慎原则。它建立在英格兰民族对其历史传统和古老经验尊重的基础之上。作为英国宪政道路外在表现形式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漫长过程。从最早1215年体现王权有限性的大宪章开始，到1688年发生的一直为英国人引以为荣的“光荣革命”为止，历经四百多年的漫长过程。通过一步步的过程最终把国王从至高无上的地位逼到狭隘的宫殿里，使之成为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的虚位元首。这一过程体现的就是英格兰人稳重的品格。正如英国宪法学家布赖斯所说：“英国宪法是任何作者也作不出透彻说明的一组智慧的产物，它所具有的性质是在几个世纪中逐渐浸染而成的”。[5]

宪政意识的产生既然源于各国宪政实践的长期经验积累，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因此它反过来也影响到各国宪政建设的发展方向和宪政模式的选择。宪政建设就要考虑到本国已经具有的宪政意识，谨慎地选择与其相适应的发展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宪政模式的选择能否在尊重本国宪政意识的稳定性的基础上做出是决定该国宪政建设状况好坏的主要因素。因为法律不轻言变革。从宪法的实施效果来看，有的国家的宪法与国家的政治生活融为一体，规范着国家政治权力的运行，成为人们的生活规范；有的国家的宪法既不反映现实状况，也不起实际作用，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体系与现实生活中的运作情况脱离，是谓标签性宪法。前一种宪法取得成功的深层原因与对该国宪政意识稳定性的尊重不能说没有关系。

宪政意识的借鉴性

如前所述，宪政意识由于所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和宪政实践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内容。但这并不是说宪政意识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上宪政意识还具有可资借鉴性的特点。对特定历史阶段宪政实践的经验总结而形成的宪政意识是人类在这一阶段所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而任何一种文明成果都必须具有可借鉴性的特点，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文明成果。

就宪政意识借鉴的路径而言，其孕育和完善是一个学习和选择的过程，绝非简单照搬或刻意模仿。既然是学习和选择的过程，一方面应当允许宪政意识在内容上的相异和外在化途径的不同。另一方面，宪政意识不仅要求光大本国传统中符合时代精神的部分，同时又要吸取当代思潮。这是一个保留和吸收的双向过程，单一的固守传统或完全的替代都是宪政实践失败的原因。反思清末百日维新的失败，将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光绪帝的孱弱或梁启超等人的思想落后，恐怕难以服人。更深层次上的原因应当是在当时“民智未开”的情况下，匆忙照搬西方制度。综观宪政意识的历史演变过程，无论是以时间的先后作为叙述轨迹，还是以人物、国别及权利的实现为线索，都可以看出宪政意识可借鉴性的特点。[5]宪政意识的借鉴性不仅表现为不同历史阶段的纵向借鉴，同时也表现为大致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家之间的横向借鉴。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宪政意识的发展体现了纵向借鉴的特点。苏格拉底的时代是一个思想分化的时代，哲学与宗教的分离导致了政治思想的发展。苏格拉底最早较为系统地探讨了近代政治法律思想所探讨的一些重要问题，诸如正义、权利、义务等。他比较了君主制和僭主制等国家政体。柏拉图借鉴和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对政体进行了分类，提出混合了政体学说。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更以“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精神在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政治法律思想，成为古希腊宪政思想的最高代表。在他的政治学伦理学等著作中探讨了民主、法治、自由、正义等问题。他对雅典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158个城邦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对政体进行分类，阐明各种政体的特点以及各种政体发生变化的原因和维系的因素。同时他还指出虽然可以从理论上说明各种政体的优缺点，但是更重要的是必须从各国的实际情况来设计政体，政体能使人们达到身体和灵魂的善，这样的政体才是最好的政体。“最后他从中庸观点出发，提出他所认为最好的共和政体。这体现的是宪政意识的纵向借鉴。

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宪政意识是一个成熟时期。这一时期宪政意识的发展体现的是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横向借鉴。这主要表现在英、法、美三国之间。这一时期以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为起点，以自然法思想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奠定了近代宪法的基本原则。包括人民主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有限政府原则和法治原则等。在英国主要以霍布斯和洛克为代表。霍布斯提出“自然状态”的假设，在此基础上论证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思想，其最终的落脚点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洛克的思想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总结。他从一个与霍布斯假定不同的自然状态出发，论证了立法权、人民主权、天赋人权等思想。把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执行和对外权，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力，对外权是执行权的一部分，这就是他的分权理论。光荣革命的完成和洛克思想的阐释标志着宪政意识中心从英国转向法国。孟德斯鸠崇尚的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他继承和发展了洛克的思想，提出了完整的分权制衡学说。但是最能充分体现宪政思想在不同国家之间借鉴的是美国宪政意识的形成过程。对于十八世纪的美国来说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因此不存在其自身历史上宪政意识的纵向借鉴问题。它完全借鉴和吸收了欧洲大陆的政治法律思想，只不过加进了具体的实用主义设计，使欧洲大陆的宪法思想与美国的国情相结合而创造了美国的政治制度，由此形成了美国的宪政意识。

结语

以法治国，首先就是以宪治国，树立宪法至上的权威，实施这一治国方略的过程就是宪政实践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法律制度的现代化，但是，在更深层次上，实际上是宪政意识的现代化。因为，实施这一方略，是一件伟大事业，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这一过程需要的不仅仅是社会法律制度和社会控制模式的改变和重构，更需要人们对宪政的认知和理念的革新。一国法律体系的建构和完善毫无疑问应当以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为核心，同时宪政意识又是人们对包括宪法在内的整体法律制度认知的核心部分。因而，不管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具体法律制度体系的现代化或是法律技术手段的革新，还是法律意识的普遍提升，宪政意识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主导角色。没有与现行宪政体系和宪政实践活动相适应的宪政意识为其提供深层次的稳定支持，法治将会变成空洞的口号，法律则会蜕变成为世俗政策的工具，不可能成为人们生活的终极目的和关怀。

宪政意识体现着人们对宪法的尊重和理解。在行宪的过程中，宪法能否得到悉心的遵从，能否成为社会控制的权威力量，能否成为人们的贴切生活方式，能否树立起公民对其的敬仰，依靠的不是宪法条文数量的多寡和立法技巧的娴熟，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宪政意识，取决于宪法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发挥以及由此人们对宪法的认同。宪法实施需要人们心理上的普遍接受和支持，形成一种对它的依赖情结。当宪法随时代的发展而需要变迁时，宪政意识也是一种内在的支撑力量。因为，从政治角度而言宪政就是民主政治，如果绝大多数公民把宪法作为崇高的政治信仰，并理解和支持宪政的革新和发展，宪法的变迁就建立在深厚的群众基础之上。

「注释」

[1]注：以下几种观点中出现的宪法意识实际上是本文讨论的宪政意识。

[1]华玲：《宪政意识研究》，载于《探索》1994年第1期。

[2]王薇：《论公民宪法意识》，载于《当代法学》2001年第4期。

[4]王人博：《宪政的中国之道》，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244页。

「参考文献」

[1][6]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18页。

[2][4][23]周叶中主编：《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164页，第40页，第50页。

[3]参见刘江琴；《从宪政意识角度析民初有宪法无宪政的原因》，发表于《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2年第1期。

[5]：《新民主主义论。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8][9][14][25][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0—31页，第210页，第366页。

[10][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11][27]王人博：《宪政的中国之道》，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244页，第253-254页。

[12]梁治平：《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

[13]转引自[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17页。

[15]尹伊君：《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5页。

[19][29][3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1965年版，第81页，第344页，第332页。

[16][日]佐藤功：《比较政治制度》，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17][18][英]埃德蒙·伯克：《法国大革命》，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3页，第219页。

[20][美]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前言第5页

[22][法]伏尔泰：《哲学词典》，“法律篇”第26页。

[21][24][34]秦前红：《宪法变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页，第129页，第126页。

[24秦前红、叶海波：《论社会主义宪政》

[22][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26]《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出版社1981年版（台湾），第339页。

[28]参见程华：《略论宪法观念的历史演变与发展》，《法学评论》2001年第1期。

[30]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宪政时代范文篇4

1.“人权”入宪：迈向宪政的关键一步

宪政是以法治为条件，以民主为原则，以人权保障为目的的政治形态及其运行过程。人权、民主、法治构成了宪政的三个要素。其中人权保障是宪政的终极价值，与此相对，民主和法治仅具有手段的意义。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布：保障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他们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成立政府的目的。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宣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十八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凡的伟大时代，宪政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遗产，而保障人权也从那时就成为了宪政的核心价值。在美国宪法通过200年的时候，美国学者亨金宣称：“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但这针对的只是西方国家。

此次修宪将“人权”写进宪法，标志着中国也走进了“权利时代”。首先，将人权保障写进宪法将使宪法本身也获得了崭新的意义。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深重的内忧外患。有识之士向外求索的结果，是达成了“立宪强国”的基本共识：西方国家因有宪法而强，中国因无宪法而弱。他们从西方“舶来”宪法并寄望以此作为富国强兵的“法宝”，“仿佛一纸宪法便可抵百万雄兵”。因此，在中国，宪法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而存在的，宪法的工具主义观消解了宪法的人权保障价值。列宁说：“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但我们的宪法中写的不全是人民的权利！1949年以后的几部宪法也都服务于总路线或国家根本任务等政治目标，未将人权保障确立为宪法的核心价值。而此次修宪则是重大突破，它赋予了宪法以保障人权的本来价值。其次，将人权保障写进宪法完善了宪法的宪政要素。我国1954年宪法确立了民主原则，1999年宪法修正案将法治原则载入宪法，而此次修宪又将人权保障写进宪法。这意味着宪政的要素已完整地包含在现行宪法之中，我们已拥有一部具有宪政意义的宪法。有宪法未必有宪政，而具备宪政要素的宪法构成了宪政的基础。只要让人权、民主、法治三个原则变成现实，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就迈进了宪政的门槛！

2.财产权：宪政的基石

可以说，这次修宪确立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原则以及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要给予补偿，比确立“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更为重要，意义也更为重大。这两条原则有着内在、必然的联系，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是人权保障的进一步贯彻和具体落实。对公民个体而言，对财产权的具体的、直接的保障才是最有效的保障。早在17世纪,哈林顿就指出:所有权,即产权是一切国家的基础。而洛克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他对“个人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的论证。他在《政府论》下篇中的核心内容是论证“保护私有财产是政府的目的”，他提出的议会主权、政治自由主义和分权原则全都为这一目的服务。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都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确认为宪法的首要原则,其根本原因也在于财产权与宪政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财产权为宪政提供了最为牢固的基础。

宪政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它必须建立在公民个体独立之上，而财产权正好成就了公民的个体独立，并构成公民生命权、自由权并进而构成整个人权的基础。同时，财产权还是公民实现其他一切自由与权利的主要工具。财产权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属于个人物品的支配权，它意味着一个可以由主体自行决定的范围。这一方面为主体提供了自由——一个人的财产有了保障，他的基本自由就有了保障；另一方面也为自由界定了的空间范围——这个范围是个体独立的界限。财产是生命的物质基础，一个人的财产有了保障，则他的生命也就有了保障。宪政建立在人的不完善性（如自私）假定之上，虽然无法通过科学方法验证这一假定，但我们确实可以把自私看作是人的本性。因此，对财产权的保护，还充分体现了宪政对人性的尊重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宪政即限政，它必须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而财产权为公民个体创造了一个不受国家权力限制和干预的领域，为公民个体制约政府权力提供了最有效的手段。在任何政治制度下，权利与权力之间都是一种对抗性关系。宪政是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而平衡的关键是权利对权力制约。这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一是以宪法规定公民享有以财产权为核心的基本权利，为权利划定的一个不受权力干预的领域，它是权力的边界。二是在权利行使上采行“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则，而在权力行使上确立严格的“越权无效”原则，权利由此获得对抗权力足够的力量。三是建立和强化权利救济制度，其核心是确立通过司法裁判进行救济的原则。瑞士人权学者托马斯·弗莱纳强调：“一旦把人权托付给法院这种制度设置，人权就有保障。”通过这些方式，财产权成为对抗政府专横权力最坚固的屏障。18世纪英国的皮特首相曾这样强调财产权的重要性：即使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王权：“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正是财产权对抗政府权力的制度装置，促进了宪政在西方国家的兴起。

宪政一开始就跟财产权具有直接的联系。1215年“大宪章”，不过是英国贵族为了保有自己财产而强迫国王签订的“城下之盟”。英国贵族们利用议会在财产权（税收）问题上与国王进行长期斗争，终于在1295年的“模范会议”上确立起国王向郡市征税需郡市同意的原则，开启了宪政之门。查理斯·比尔德在《美国宪法的经济分析》一书中雄辩地论证了：美国制宪会议实际上只是与会代表策划的反革命会议，是要把各州的权力转移到不代表人民的中央政府，并以此来保护和增进他们自己的财产。其实，宪政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仅仅体现了各种力量为了捍卫各自的财产而相互斗争、谈判、妥协最后达成的一种平衡状态。

3.从“纸上的权利”到现实的保障：财产权的宪政之路

将“人权保障”、“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进宪法，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如果以为这样就实现了宪政，或者以为宪政就会自动实现，那就大错特错了。宪法上规定财产权，不等于我们的财产就真的有了保障。要使财产权从规定变成现实，或者说要实现从宪法到宪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使财产权从“纸上的权利”变成现实的保障，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违宪审查制度的基本功能是将违宪法律法规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宪行为确定为无效并予以排除，使宪法规定在法律法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那里得到贯彻。从我国以往的经验看，法律法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宪现象常有发生，而且难以及时、有效地纠正。这极不利于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因为，虽然宪法规定了私人财产不受侵犯，但其他法律法规乃至一些规章就可以对财产权予以限制或剥夺。必须从制度上对违宪法律法规和违宪行为予以排除，才能使宪法规定的财产权真正落到实处。

第二，推进宪法司法化。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规范由人民法院加以适用的过程和状态。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宪法一直被排除在司法适用之外。这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也非常不利。在宪法条款未经普通法律法规具体化或者普通法律法规违宪情况下，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将无法通过法院得到救济。“无救济即无权利”。为使财产权能够得到真正的保障，必须使宪法在法院得到完全、全面地适用，从而使公民获得司法救济。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特别是建立宪法诉愿制度，以保证宪法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在没有其他法律依据时能够直接依宪法条文提起宪法之诉。

宪政时代范文篇5

“招国魂兮何方？大风泱泱兮大潮滂滂！”

治国安邦，是执政者的第一要务，凡欲成就大业者，必倾其力而为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依什么样的理念，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而执政，对于国家和人民事关重大。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历史给每一个执政者的机遇也非常有限，在把握中国政治脉搏，选择执政理念的时候，我们应当客观的对待现代政治文明，包括作为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宪政，这个中国人曾经的政治理想。

一、从历史上看，宪政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

在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和政治体制问题上，近代中国有三种主张：一是以为代表的改良主义。基本特征是在不改变清政权性质的前提下对清政府进行宪政改良；二是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民主主义。基本特征是改变国体，建立共和，通过军政、训政，最后实现宪政；三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式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主义专政的国体。其中第一种主张由于清政府不愿意改变封建帝制，错失宪政改良机会而导致王朝覆灭；第二种主张由于国家长期战乱，国民党以此为由，长期实行“军政”和“训政”，“以党治国，行之实，剥夺民权，压制民主，垄断政治资源，独霸政坛，排斥其他政党参政，严格舆论管制，拒绝外部监督，且内部没有健全的权力制衡机制。”[①]国民党在实施宪政问题上屡屡食言，[②]宪政成为中国共产党痛击国民党的有力武器，并最终通过武装斗争开辟了新纪元。

历史最终确认了第三种主张，中国共产党早期提出的是“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概念，但很快被“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取代。在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中，有一个关于宪政的著名定义，“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③]

现在看来，对宪政有一定程度的误解，因为近现代的宪政观念包括民主、法治和人权三个要素。[④]我们不必苛求前人，能够把民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追求，已经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进步。认为只要实行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就能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率。

由于在宪政定义上的缺陷，加之他把民主演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他的“新民主主义宪政”观念也逐渐为“人民民主专政”观念取代，[⑤]“宪政”一词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中消失。建国时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使用的是“人民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中的核心概念是“人民民主专政”，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中的核心概念是“无产阶级专政”。

从新中国制宪的事实上看，认为“宪政”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有违常理，但从思想脉络上分析，“宪政”的确不是其执政理念。从文本上看，在普通人可以看到的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基本上没有“宪政”的提法，即便在中国共产党著名法学家董必武的著作中，也没有“宪政”二字。[⑥]

二、不能把宪政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理由及其分析

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对宪政心存疑虑的时候，一些政治学专家明确提出了“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概念”的主张，其主要作者和文献有王一程、陈红太《关于不可采用“宪政”提法的意见和理由》[⑦]；谢毅《能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概念》[⑧]；陈红太《关于宪政问题的若干思考》[⑨]。谢毅教授其后以笔名“辛岩”直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概念》[⑩]。这些学者在其著作中指出了不宜把把宪政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理由：

(一)宪政是资本主义政治的概念，不能揭示社会主义政治的特点。

这种观点认为，“英美资产阶级发明的宪政，相对于封建专制是历史的进步，具有防范国家权力扩张和滥用、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实质是剥削与被剥削的权利和自由)的功能，有其历史合理性和我们可以借鉴的成分。但是，宪政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旨在维护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和统治秩序。”把宪政内涵看成民主、法治、人权的思想，“没有区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治的本质差别，没有揭示宪政的阶级实质。”[11]

上述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混乱了人们对“宪政”的看法。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在社会主义阶段仍有现实意义，把宪政内涵看成民主、法治、人权，并没有否认宪政的阶级实质，恰恰相反，民主、法治和人权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就是以民主的武器，要求国民党施行宪政，获得了人民的拥护。宪政的观念就是要把阶级斗争放在宪法的框架之下，避免激烈的社会动荡。实际上，如果把宪政理解成为宪法政治，宪政这种政治文明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宪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够实现人民主权的目标，维持人民民主的政治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法学家也认为不宜提“宪政”的概念，他们认为宪政是与近代宪法相对应的概念，近代宪法是政治法，而现代宪法不仅是政治法，还是经济法、文化法，宪政的内涵不足以说明现代国家治理的特点。[12]

其实，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如果宪政不是中国的政治目标，中国就根本没有必要立宪，没有必要赋予宪法以最高的法律效力。

(二)人民民主专政是对宪政的超越，没必要采用过时的宪政概念。

这种观点认为，“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抗日战争时期讲‘宪政’，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主要是与国民党搞假宪政进行斗争，目的是为了结束国民党的，建立联合政府，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当时要求实行宪政，实际也就是要求实现民主。”这些专家也看到，“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即将结束，同志适时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主张代替‘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主张。建国时的《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都是用‘人民民主专政’或‘人民民主’而不用‘宪政’提法。”“没有必要采用已经过时的‘宪政’提法，代替‘人民民主专政’”[13]

这里有必要比较一下“宪政”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专政”的概念出自马克思，马克思在讲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时，是指“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14]列宁在讲到“专政”这个概念时指出：“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15]“工人阶级的革命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16]这种“专政”显然是革命时期的一种说法，无产阶级革命不受旧的法律的约束。毕竟革命不是社会的常态，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致约·魏德曼的信中和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也说到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渡时期，是过渡的政治工具。在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以后，需要制定宪法来治理国家，一切国家权力、各政党等都不能不受宪法的约束，都应当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也就是“宪政”，从“无产阶级专政”或者“人民民主专政”走向“宪政”。可以说，“人民民主专政”是一个革命的概念，“宪政”是一个执政的概念，从“人民民主专政”到“宪政”正好是从革命走向执政的必然趋势。把“人民民主专政”当成“人民民主独裁”的思想，使得执政者忽视了法治和人权，已经使国家和人民遭受挫折。

(三)中国经济上的成功，证明现行的政治制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这种观点认为，“实践证明，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势。为了实现人民民主专政，我国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5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近2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中国的政治制度符合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17]

这个看起来很雄辩的观点，其实有很多漏洞。首先，中国经济上的成功，不等于现行的政治制度不需要完善；其次，如果经济上一旦有问题，就等于证明了政治制度有问题，实践中虚报经济增长率成为无法根治的痼疾；再次，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人大制度基石的人民主权本身就是宪政的基本原则之一。宪法是人大制度的重要保障，没有宪法的实施，人大的权力机关地位根本就无法保障。所以，中国的政治制度，就其根本来说，是离不开宪法实施，即离不开宪政的。

(四)提倡宪政，实质是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种观点认为，“少数人鼓吹所谓民主宪政和现代宪政主义背后的真实意图，是要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是要根本改变中国的国体、政体、政党制度和国家结构形式。而其中最基本的一条，则是要取消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取消法定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18]

妄图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扣在宪政论头上最大的帽子。施行宪政，就一定要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吗？不能这么认为。宪政主要是强调国家权力要受公民权利的制约，强调法治，强调尊重人权，宪政的这些涵义已经体现在现行中国宪法的规定之中，现行宪法同时也规定了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并不能从依宪执政的论点中得出要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论。恰恰相反，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提倡宪政，依宪执政，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是改善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需要。

(五)宪政是西方政治理念，容易引起政治思想混乱。

这种观点认为，“宪政问题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有深刻的国际国内渊源和背景的重大政治问题。‘宪政’一词虽说资本主义可用，社会主义也不是不能用，但对于这样一个具有复杂政治背景、具体的西方理念和制度模式含义、对中国政治发展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和引起政治思想混乱的政治词汇，党和政府在正式文件和领导人的公开讲话中，应尽量避免使用。”[19]“我们已经有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等明确的提法，因此，我们就没有必要使用抽象的宪政、现代宪政主义这类含义不清、容易发生歧义、引发争论和引起思想混乱的提法。”[20]

实际上，“宪政”的涵义虽然仍有不同的理解，大体意思还是很确定的，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对国家权力的控制”，[21]强调民主、法治和人权[22]。相对来说，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仍在探索之中，使用“宪政”的提法正好可以澄清人们的思想混乱，避免执政理念的模糊。对于中国政治方向和道路的选择，应当相信人民的智慧，相信人民在不同的政治思潮面前有选择的能力。

三、明确提出宪政目标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

每个执政者，都应当明确自己的执政理念，进行政治选择，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过许多理论，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理论”等，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执政的需要。在当今社会出现多种分层，各种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又适时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对新时代的期望。但是，中国如何迈向理想的新时代，具体的路径和措施是怎样的，仍须进一步明确。对待官僚阶层的大量腐败，执政党开出了“先进性教育”的药方；对待百姓的民生问题，执政者表示的是“亲民”的倾向。但是，这个式的执政观念当今已经很难起到切实的效应，毕竟二十一世纪不是“西北坡”的时代。治官的方略主要还是要靠民主法治；解决百姓的民生问题，要靠公民权利的保障。旗帜鲜明的提出宪政的目标，有利于人民运用选举权和罢免权选择人民代表和官员，运用言论自由权，批评、建议、申诉、控告、集会游行示威等的权利去监督政府及其官员。

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社会改革采取的是优先发展经济的战略，相对于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较为缓慢，已经积累了许多问题，现在到了需要选择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学者试图恢复儒家传统，倡导“仁政”、“王道政治”，[23]这对于发扬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完善宪政无疑是有益的，但如果抛弃宪政，专门推行“王道政治”，是不可能实现其“亲民”的政治理想的。因为传统儒家的政治原则和理想，建立在对人性和社会规律的错误理解之上，历史已经证明它不能满足现实社会的需要。

就目前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和谐社会”来说，与宪政的理想完全相容，宪政的秩序就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一种状态，只有宪政才能有效协调各种利益冲突，把各种冲突限制在宪法的框架内，从而实现社会和谐的政治理想。

(二)增强人民对执政党的信心

中国共产党成立85年以来，以其致力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人民谋幸福的坚定信念和卓越成就，赢得了亿万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政治资源，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所在。但无须否认的是，执政党也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执政党内一些掌握国家权力的执政者，不是为公众利益而是为自己利益或特权集团利益服务，人民缺少手段制约他们，国家权力的无限延伸必然滋生腐败，各级、各部门的掌权者可根据地方和部门利益的需要来行使国家权力。即使执政党的最高领袖大公无私，具有高尚的个人品德，由于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存在，“政令出不了中南海”[24]和“法律不能在地方实施”[25]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上述问题严重损害了执政党的形象和威望，易在民众中造成政府低效、无能、腐败的印象。长此以往，将直接影响民心向背，影响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目前，中国的情形是集权体制的危险情形，集权体制的原则是道德，而中国的情形恰恰是道德沦丧，一些人什么都敢做，什么都能做，社会生活底线频频被突破。[26]权钱交易、腐败不公，以及权力与知识相勾结的精英，正在利用手中权力和资源，无所不用其极地盘剥大众和劫掠国家财产。法律是以一个社会的道德中线为标准的，在一个社会道德水平普遍滑坡的情况下，违法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由于缺乏宪政提供的法治秩序，民众只能依靠传统社会残存的社会平等观念和旧体制的内部压力机制，如内参、信访等，向高层倾诉痛苦，盼望青天出现。在一些地方，民众连这样的诉苦机制也被剥夺，极端的情况下，走向公然抗法甚至采取暴力。

从社会秩序的维持上看，短期采取铁碗，或者是“严打”，也许可以控制局势，维持稳定。但这样的代价是，阻塞了社会交流的通道，社会被分裂为相互隔膜和误解的群体，受压迫者更加敌视社会，各群体之间互不信任，这种社会表面稳定下的内部分裂很容易产生社会危机。值得注意的是，近来社会上有一种思潮，开始迷信“政治风水”，回忆黄炎培与60年前谈论的“周期率”问题，这些大作发表在《北京日报》等党报上。[27]有人已经在给中国共产党算命，认为在世界全球化、信息多元化的时代，一个政党执政的最长年限是70余年。如此等等，是社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产生了怀疑。但是，中国共产党执掌的国家政权毕竟不是封建王朝，只要中国共产党能重新扬起“宪政”旗帜，一定能在社会上取得广泛的共识，增强人民对执政党的信心，跳出历史的“周期率”。

(三)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宪政时代范文篇6

一

中国无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宪法，辜鸿铭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人不需要这玩艺儿。原因有二：

其一，就同要求中国的君子在旅馆或饭店用餐后登记帐单之无必要──因为廉耻心使得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君子们不必记帐却常常如期付帐，在没有任何成文宪法的情况下，绝对地臣服于他们的君主──同样的廉耻心也使得旅馆或饭店的业主们在没有任何帐单的情况下，公平合理地对待那些君子，使得中国的皇帝在没有任何宪法的情况下，尽可能公平合理地对待他的臣民。这是中国人的廉耻心，一种洞悉物象内在生命的宁静而如沐天恩的心境──富于想象的理性所使然。[3]

其二，中国政治赖以建立的基础不是“功利”，而是道德。正如在欧美那种称作单据和宪法的“纸条”必不可少一样，只有当一个民族的人们沦落到廷巴克图（Timbuctoo）股票经纪人和吧女那样的道德水准时，他们才不得不在其统治中依靠成文宪法。而在中国，君主与臣民间乃是一种天伦关系，激于一种天赐神授的天然神圣情感。换言之，中国人在“选择”他们的君王时，并不像美国人选择他们的总统那样，认为这个人将促进他们的利益，会为他们做“好事”。中国人“选择”皇帝，是由于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在他们的灵魂中，认为他是一个绝对比他们自身更为优秀更加高贵的人。这种对于一个人的高贵品质所产生的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赞赏、称叹与折服、敬爱，就是卡莱尔所谓的“英雄崇拜”。“心之所慕”的“英雄崇拜”与孔子的“尊贤为大”合而为一，构成上述那种“天然神圣的情感”。正是这种情感，而不是什么成文宪法，将中国人对于过去、家庭、国家和故土的记忆联为一体，吾土吾民生息其中，在此情感基础上涵育滋长的君子之道──一切真正文明的基石，遂成为中国人的一切人生与人心的欢乐与叹息之所自。一句话，中国人之所以没有成文宪法，是因为他们拥有“道德宪法”，而“当今”的中国与世界所需要的不是宪政，却是建基于此道德宪法之上的王政[4].王政者，有德君主之治也，亦即君子之道在政治领域的推衍。因此，中国的“进步官员”们忙乱不堪地到欧美去找寻能在中国采行的什么改革，实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街托钵效贫儿。由此至深惋叹，辜氏才会在“一个大汉学家”中这样写道：

那些为外国报纸所喝彩的所谓进步官员们，现在正忙乱不堪──他们甚至于要到欧美去──试图从那儿找回能在中国采用的什么改革。但不幸得很，中国的拯救将不取决于这些进步官员所制造的改革，而取决于这些改革将如何被推行。可惜的是，我无能为力，没法阻止这些进步官员到欧美去学习宪法并迫使他们呆在家里好好研究孔子。因为只有当这些官员们真正领会了孔子的教义和他的方法，并注意到如何取代这种改革的东西时，在中国，才不会出现目前的改革将导致的混乱、灾难和痛苦。[5]

换言之，其时中国的混乱、灾难与民不聊生的诸般痛苦，实为在中国鼓吹、贩卖宪法与宪法保障的恶果，而西方文明的“教诲、榜样和激励”所启端的“宪法保障”时代云云，不啻是民族的芸芸众生悉以股票经纪人和“吧女”的职业伦理自相标格，行运乎此，通常便也就是“一个民族道德沦丧的时代”了。[6]

二

依梁漱溟先生的体会，宪法或宪政，乃“势”与“理”的产物。所谓“势”者，即社会上已然演生出各种不相上下的力量，其消长已足以构成“谁亦不敢欺负谁”的制衡格局[7]，乃各呈其强而构成各方得理并不得不让步的态势，处此态势，各方均感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有必要通过彼此协商达成“要约”，解决所共同感受到的问题[8]，宪法遂不过“各种力量的妥协点”[9].越往现代，越是意味着不仅在诸权间需相互制衡，更在于“下面”力量之逐步壮大，而形成一“势”，足以限制“上面”诸“势”。诸势达致制衡，多为流血之后的事，且益时时续伴以流血，将人类为“每个人对每个人发动战争的动物”这一故事，演绎到对于各自利益的赤裸裸的，但却君子动口不动手的讨价还价。就此而言，辜鸿铭从王道理想和人文情怀出发，谓宪法不过一页“秽纸”，似不为过。

“理”的意思不仅指各“势”已意识到“立宪”乃是确定“国权如何运行”的无可替代的方法，同时亦指各方对此具法律信仰，于此达成了真正的共识，而形成一种“优越的理性势力”。[10]在此语境中，则君与臣、资产者与劳工大众、治与被治，均需习惯于双向“选择”才行，一方不谙此道，即无理可讲，也讲不通。事关信仰，非烹小鲜，则视宪法为“圣纸”，得为至恰。宪法者，此“秽”与“圣”合一之物也。倘若“谁亦不敢欺负谁”的各方于如何“得理让步”这一套游戏规则缺乏“共同了解”，“彼此心肝痛痒都到不了一处”，无“共同的问题，公共的要求”，从而无“公共信仰”，得理却不愿让步，甚至无理还要进步，宪法既无由下手，更遑论建基于恃势讲理基础之上的宪政？[11]近世以热心推动宪政著称的张君劢慨然于抗战后颁行的“民国宪法”会否一如以往的“天坛宪草、曹锟宪法而成为废纸欤？”[12]盖亦对此两条件无信心也。

三

在世纪初西潮汹涌、儒家文化捉襟见肘之际，何以辜某人不以其西学之长，顺时应世，将辫子一剪，咸与维新，既得开明、进步之誉，让思变求新的万千学子山呼万岁，复收自家身心舒泰之福，颐养天年？至少，可保大学教职不丢？这里，如同对于梁济与王观堂的一死了之不可率尔参赞，梁、辜二氏亦似乎有更深幽曲折的悲沉处，需我们后人去理解去求索。

今日我们站在二十世纪尽头作远距离观，可知包括宪政在内的所谓人类法律生活的进步，实在是从好高骛远的“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古典情怀，向直认“人不过就是那么回事”的一步步无可奈何的退守，岂止“从身份到契约”（帐单？），实在也是从“先君子后小人”到“先小人后君子”的运动。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在“上帝死了”之后人类如何过自家日子的应急与勉强。道理很复杂而事实却很简单的是，倘普天之下皆君子，君子之道在爱，在亲情与同情，在达于至美而止乎至善，则无所谓势不势，无所谓势与势的竞逐与制衡，要宪法此物何用？奈何“君子时代”已成陈迹，“英雄”与“英雄崇拜”更是汲汲惶惶的现代人记忆死角里的渺远故事。没有帐单，顾客将成俎上肉，饭店老板也都得破产。话说回来，即便在君子时代，也不是绝对无帐单──无“成文帐单”而已。所以，现代人得有此一“秽纸”，相当于丑话说在前头，是不得已中的解决之道，一方面看固是所谓“道德沦丧”的结果，另一方面说，则其本身又远不是什么君子小人的话题所能框涵得了的。中国在民二十三年由国民政府立法院公表宪草，但此为国民党一手包办，其他一切力量遂不愿置喙，事实上也无置喙余地，而国民政府本身却又尚不足以成为一种压倒一切的“机械性势力”，“亦就无法产生一优越有力的意思要求，压倒其他”，[13]因而，此“立宪”在漱溟的眼中就算不得真立宪，此一纸宪法，其为“秽纸”的成分自然更多；也就因此，对于抗战后基于“五五宪草”而颁行的“政协宪法”，漱溟自觉不能“很欢欣踊跃乐意的来信仰它，接受它”，因为它不是基于各方要约的产物，“仅仅是一方面的要约”，“只是摆样子的”。[14]更因如此，一九七八年在政协讨论宪法时，漱溟于二月十五日至五月十五日，连续四次发言，从口头到书面，从较为迂回到直言不讳，痛斥在“专政”名义下搬弄宪法宪政妆点民主门面的虚伪，指出无论是宣统三年的“十九条”，还是后来的“临时约法”，直至一九五四、七五年的宪法，以及苏联一九三六年的斯大林宪法，在在均与真正的宪法精神背道而驰。[15]凡此种种“宪法”，均道出了“君子时代”已逝，而新时代又尚未来临时那分青黄不接、“秽”压倒“圣”的尴尬。

四

辜、梁二公均看到了宪法及其运作方式之于中国社会乃一不折不扣的外来的异在物（foreignbody），与老中国有诸般捍格，一时间仓促拉郎配，则上下层、里外面的矛盾不免，无由排解，内在的巨大紧张遂转变为外在的扰乱不已。此中有一吃紧处在于，辜鸿铭看到了所谓民主法制实是与古典“君子之道”背道而弛的一种庸俗化的现代社会组织与操作方式，本着热情歌赞人类呵护人类本真彼在的人文激情，本着对于已然亲眼所见的将人物化的现代社会的怵惕，乃大声告诉人们不可掉以轻心，否则，“民主”将成“民狂”。山河破碎，认祖归宗的老先生感同身受，泪眼迷蒙中为那逝去的风景肝肠寸断，乃唱出一首唯美的诔词，而现实的丑恶遂益发毕现。与之相对，梁漱溟更多地是从具体运作的历史与现实可能性，看到了作为别有一种生活样态的人群游戏规则的所谓宪法与宪政，乃是人家一历史阶段的结果，而此一结果，恰不能作为我们自家一历史阶段的起点。

漱溟有关宪政的基本概念，多源于对于英国宪政史的考察，这从他在著述中多次引用汉译戴雪（AlbertV.Dicey）的《英宪精义》、穆尔的《群己权界论》（以及孟德斯鸠的《法意》）等可知。在风雨如晦的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漱溟甚至撰《英国宪政之妙》一文，再次强调“其宪政盖始于限制王权”，而对英式君主立宪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民主宪政形式，赞以“真乃绝妙”四字。[16]从对英国宪政的研究中，漱溟深知宪法、宪政等等所代表的近代西方政治组织方式与运作规范，是西方社会生活演生出来的自然结果，并且是在长期的运用中已然达到与其人生与人心丝丝入扣的磨合程度的一种纯熟技巧，犹如传统礼俗与社会生活之于中国人生。中国要立宪行宪政，不得不以此为摹本为理想，而“此理想要求大抵为外面世界潮流所开出来的，而非从固有历史演出”。[17]中国，尤其是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乡土中国，还是一“老社会”，“除了残破之外”，[18]一本其旧。在此社会现实基础上横向移植入西方的宪法与宪政，漱溟问：“象这样缺乏事实根据的宪法会成功吗？”[19]法律之无效，不在于其本身之好坏，而在硬性移植入的这一套规则本是人家生活的样法，于中国的社会无据，于中国的人心讨不着“说法”。一则文章不厌其美，一则事实不堪其陋，二者太不相侔，则立法只能是耳旁风。

漱溟于此特别强调作为“事实”之重要部分的“习惯”的制约。在他看来，人类生活靠习惯。无论大事小事，无论在个人或群体，一切无不靠习惯。一个人之成其为一个人，就因其是“一团习惯”；一个社会，不论是什么样的社会，亦不过一团习惯而已。“中国社会之所以成为中国的社会，即是因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一向就是‘那么来’”。[20]一种法律制度虽出于意识之制作，要莫不有与之相应的习惯之为先。否则，是运用不来的。漱溟这里所说的习惯，既包括生活习惯，也包括政治习惯，乃至于潜藏于内、而化约为民众洒扫应对的人生态度。在他看来，“礼而成俗，就是一个习惯”，即“一种大家相喻而守的东西”，[21]因此，实际上，这一概念颇近于其“生活样法”，而为一涵摄广泛的范畴。就生活习惯而言，显著处莫如自昔中国人的生活便特别依重礼俗，既无具统制力的宗教，政治的构造亦松软无力。前者意味着其取径是本乎人情以为教化，化成民俗，藏于人心，而以礼俗代法律；后者导致中国人仿佛只有社会生活而无国家生活，社会秩序存于礼俗，自尔维持，若无假乎上面的法律。在此生活习惯基础上渐次形成的政治习惯，恰是一种相应的政治制度的基础。同样的，英国的宪政是习惯的产物，其他的政治配置安排，亦无一不是习惯成自然的结果。漱溟悟然于“大概我们团体生活中很多好的轨道，都是习惯，不是条文”，乃说宪政不赖于宪法条文，“却托于政治习惯而立”，[22]西方政治之所以不能在中国安设而见效，就在于中国无此相应的政治习惯，全然为无根之物，宪政、民主等等建立不起来，自属当然。漱溟并举“临时约法”为例，说明习惯对于立法的制约。[23]

更进一层，漱溟于此深溯“人生态度”或“民族精神”的作用。他认为西方近代政治制度的牵制与均衡，完全寄托在牵制各方各自向外用力上，而形成彼此防遏、牵制的对抗之势。宪政的产生，一本乎此，全在于西人“向前争求不肯让步之精神”，所求者个人种种自由与“预闻公事”的参政权。而这些问题一经确定下来，就便步入宪政。宪政的产生赖此，宪政的维护益且赖此。扩而言之，整个西方的法律制度均从其向外争求的精神而来，且仍须靠此精神才能维持运用，所以此种精神“实在是宪政的灵魂”。[24]相较之下，礼俗生活中的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不取此径，如林语堂言，不是“攘然后得”，乃“让然后得”。虽然说民主的精神即在承认旁人，因而与恕、谦、让相通，然在其根柢上之个人本位，便有问题。问题何在？漱溟说“宪政是其有争而无乱之道，无乱即与礼相通。然在其根柢上之争，便有问题”-问题就在于一个“争”字。[25]所以，辛亥革命后，中国徒袭有西洋制度外形，而大多数人民的根本精神却不能与之相应。在此，漱溟的态度很明确，主张不应强拧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而置换以西洋的人生态度──中国人所能贡献于世界的，恰是自己的人生态度[26]──而是在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基础上，引伸、培养新的礼俗，新礼俗的形成亦就新习惯的养成，而真正的宪法的颁行及其预期效果的达致，亦有待于这新礼俗新习惯的养成。正因为此，所以宪政是解决“中国问题”这一过程的结果，而非此过程的起点。这一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水落石出，所以漱溟才会在晚年无限感慨地写道：“逝世两年后，民主与法制的呼声渐起，其前途必逐步展开，无疑也！”[27]

这里，辜、梁二氏的主张均源于各自对于“活法”与立法关系的认识。二者的相同处在于均强调东西人生态度的不同，均主张不应强拧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与习惯以迁就上端新置的体制，更不要指望“现代中国”会于一时间毕其役。辜鸿铭有“内外”经历，故不满于世人的天真，而举世天真，辜某相形之下萧萧瑟瑟，乃出之以立异为高、歪打正着式的奇谈怪论；梁漱溟有“前后”的感受，沉痛与担当付之于认真，这认真使他更进一步看出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只能是在“老中国”的基础上建设“新中国”，所谓“继斯文为己任”，亦只能在此传承内。故尔，事实在先，立法随后，而立法不过是对已然发生的事实的肯认；宪政不是救急的仙方，而是民族自救与更新的最后成果。民国后的诸多立宪之所以形同废纸，就在于立法者希望经由立法来创制事实，而不只是表述事实，也不承认自己本身亦为事实，而事实证明，事实──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民众的活法，这个族群的人生与人心──总是较立法更深厚，更具生命力，最终使立法无效。先以法律规定“我今欲如此云云”，再据此去创造“如此云云”的事实，而“如此云云”的理想摹本乃是中国知识分子袭取的西方人从自己的生活事实中打磨出来的生活规则，此种“拙于人为”的“冒昧相师”于西洋，漱溟斥其既拙且妄，“讵非梦呓！”[28]

五

在中国二十世纪思想史上，生前凄凉、身后寂寞如辜汤生、梁漱溟者，皆秉悲情看世态，皆由愿心论人心，皆本己志说政治，一庄重持敬，沉抑凝敛，“闳识悲怀”；[29]一孤鸣独见，闲云野鹤，放达佯狂，而每被世态人心政治势力所误会所排挤所打压，其情形其处境其结局，实因他们比别人多了解一层，先领悟一点，往远处多望一眼，而对人世间的所谓崇高、进步类事深怀怵惕，欲止又言，恰如唐君毅先生一语中的：

四十多年来，梁先生一直走在时代的前端，而常反对这时代，总是站在时代的更前端。最初主张立宪，旋即参加革命。民国成立，却信佛要出世。民国十三年不肯再教大学，要办新教育。民国十八年后，实践其乡治之主张。民国三十五年后，一心办文化研究机构。时代并跟不上梁先生，人家却说梁先生跟不上时代，遂不幸为一时代夹缝中之悲剧主角。[30]

在上述宪法宪政诸问题上，他们何曾“反对”，只不过不肯随和不愿天真罢了。黄仁宇教授曾经慨言：“今日我们企图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道德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最后的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束。”[31]以此转衡，对复杂如辜鸿铭、梁漱溟等思想史上所谓时代夹缝中之悲剧人物，如若硬将其纳入“进步”与“倒退”，或“先进”与“保守”等二元分趋、势不两立的评议框架内，则此一经提出，同样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也就只好到此结束。可“中国问题”并未因此而稍得简化，“人生问题”更不因此裁剪即可妥贴安置！宪法与帐单，此大题目下的小标题，一例也！其间瞻翔徘徊、辗转反侧处，何得何失，何去何从，三言两语讲不清，岂止煎熬了辜梁二公，不是还正在为难我们吗！

注释：

[1]梁漱溟：“预告选灾，追论宪政”（1947），6：699.本文所引梁氏论著均据《梁漱溟全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1993），篇名后括注原版年份，后面的数码分别为卷、页。

[2]荆知仁：《中国立宪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页70.

[3]辜鸿铭：“宪政主义与中国”，英文原刊于《亚洲学术杂志》第一、二期合刊（1921年），中译本由黄兴涛等译，收入黄兴涛等辑译《辜鸿铭文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页175—91.引文详180-2.下同。

[4]同上，页180—2，190.

[5]辜鸿铭：“一个大汉学家”，同上，页113.

[6]辜鸿铭：“宪政主义与中国”，同上，页181.

[7]梁漱溟：“宪政建筑在什么上面？”（1943），6：463.

[8]梁漱溟：“由当前宪法问题谈到今后党派合作”（1947），6：730.

[9]同上，6：735.

[10]梁漱溟：“中国此刻尚不到有宪法成功的时候”（1934），5：469.

[11]梁漱溟：同上，5：469：“宪政建筑在什么上面？”（1943），6：465—6.

[12]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自序”；重印于《张君劢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页82—3，引文见页82.

[13]梁漱溟：“中国此刻尚不到有宪法成功的时候”（1934），5：469.

[14]梁漱溟：“由当前宪法问题谈到今后党派合作”（1947），6：730.

[15]梁漱溟：“1978年政协会议期间讨论宪法时的发言”，7：455—60：“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小组会上的一次发言”（1978），7：464—5.

[16]梁漱溟：“英国宪政之妙”（1976），7：403-4.

[17]梁漱溟：“中国此刻尚不到有宪法成功的时候”（1934），5：467—8.

[18]同上，5：468.

[19]同上。

[20]梁漱溟：“自述”，（1934），2：20.

[2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1937），2：385—5.

[2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1937），2：385：“谈中国宪政问题”（1944），6：491.

[23]梁漱溟：“自述”（1934），2：20—1.

[24]梁漱溟：“谈中国宪政问题”（1944），6：492；《乡村建设理论》（1937），2：247.

[25]梁漱溟：“预告选灾，追论宪政”（1947），6：708.

[26]梁漱溟：“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呢？”（1944），6：457—62.

[27]梁漱溟：“对于法律作如是观”（1976），7：430.

[28]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1930），5：160.

[29]汤一介、王守常在“浩气归太虚丹心照千古”一文中赞漱溟乃“一位闳识悲怀、诲人不倦的大师”。文载《百姓》半月刊，1988年7月16日。劳思光先生在悼念漱溟的文章中写道：“梁先生以并无凭藉的一介书生的地位，面对中国之苦难，而在青年时期即能作这种选择，发表他个人的宣言，要独立地担承中国文化出路问题。其矫矫不群，无人能够否认。而背后的动力，若说为某种对于真理的洞见，不如说为对时代的悲情”，亦正是此一意思。文载《时报周刊》1988年，转引自陆铿、梁钦东编：《中国的脊梁──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香港：百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

[30]转引自胡应汉：《梁漱溟先生年谱初稿》附录。

[31]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页133.

转载自中评网，原载于《说法。立法。活法》。

从清末预备立宪到民国约法，特别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宪政、民主、科学和人权诸项，均已成为一般知识界人士和青年学生不言而喻的公理和宗教，被认为系中国所应掌握并可解决“中国问题”的神圣法宝。“行宪”遂如粱漱溟先生所说，“成了天经地义”。[1]而据荆知仁先生，中国有关宪政的思想，则早在道光朝即已启萌。[2]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股潜伏既久、应时而动、一发弗止的强劲时代思潮。梁漱溟之由“梦想立宪”到坚认“中国此刻尚不到有宪法成功的时候”，由认为宪政乃解决“中国问题”的救急仙方，到“知其为最后结果”，也恰值此时；辜鸿铭调侃“美国脑瓜”，讽刺鼓吹宪政的“发狂而愚蠢的共和佬”没有灵魂，毋宁更希望他们在家好好研究孔子，更是出语嶙峋，大声在先。经此一番夫子自道，转折推拿，二公之“守旧”、“落伍”甚或“反动”，遂不打自招了！

一

中国无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宪法，辜鸿铭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人不需要这玩艺儿。原因有二：

其一，就同要求中国的君子在旅馆或饭店用餐后登记帐单之无必要──因为廉耻心使得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君子们不必记帐却常常如期付帐，在没有任何成文宪法的情况下，绝对地臣服于他们的君主──同样的廉耻心也使得旅馆或饭店的业主们在没有任何帐单的情况下，公平合理地对待那些君子，使得中国的皇帝在没有任何宪法的情况下，尽可能公平合理地对待他的臣民。这是中国人的廉耻心，一种洞悉物象内在生命的宁静而如沐天恩的心境──富于想象的理性所使然。[3]

其二，中国政治赖以建立的基础不是“功利”，而是道德。正如在欧美那种称作单据和宪法的“纸条”必不可少一样，只有当一个民族的人们沦落到廷巴克图（Timbuctoo）股票经纪人和吧女那样的道德水准时，他们才不得不在其统治中依靠成文宪法。而在中国，君主与臣民间乃是一种天伦关系，激于一种天赐神授的天然神圣情感。换言之，中国人在“选择”他们的君王时，并不像美国人选择他们的总统那样，认为这个人将促进他们的利益，会为他们做“好事”。中国人“选择”皇帝，是由于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在他们的灵魂中，认为他是一个绝对比他们自身更为优秀更加高贵的人。这种对于一个人的高贵品质所产生的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赞赏、称叹与折服、敬爱，就是卡莱尔所谓的“英雄崇拜”。“心之所慕”的“英雄崇拜”与孔子的“尊贤为大”合而为一，构成上述那种“天然神圣的情感”。正是这种情感，而不是什么成文宪法，将中国人对于过去、家庭、国家和故土的记忆联为一体，吾土吾民生息其中，在此情感基础上涵育滋长的君子之道──一切真正文明的基石，遂成为中国人的一切人生与人心的欢乐与叹息之所自。一句话，中国人之所以没有成文宪法，是因为他们拥有“道德宪法”，而“当今”的中国与世界所需要的不是宪政，却是建基于此道德宪法之上的王政[4].王政者，有德君主之治也，亦即君子之道在政治领域的推衍。因此，中国的“进步官员”们忙乱不堪地到欧美去找寻能在中国采行的什么改革，实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街托钵效贫儿。由此至深惋叹，辜氏才会在“一个大汉学家”中这样写道：

那些为外国报纸所喝彩的所谓进步官员们，现在正忙乱不堪──他们甚至于要到欧美去──试图从那儿找回能在中国采用的什么改革。但不幸得很，中国的拯救将不取决于这些进步官员所制造的改革，而取决于这些改革将如何被推行。可惜的是，我无能为力，没法阻止这些进步官员到欧美去学习宪法并迫使他们呆在家里好好研究孔子。因为只有当这些官员们真正领会了孔子的教义和他的方法，并注意到如何取代这种改革的东西时，在中国，才不会出现目前的改革将导致的混乱、灾难和痛苦。[5]

换言之，其时中国的混乱、灾难与民不聊生的诸般痛苦，实为在中国鼓吹、贩卖宪法与宪法保障的恶果，而西方文明的“教诲、榜样和激励”所启端的“宪法保障”时代云云，不啻是民族的芸芸众生悉以股票经纪人和“吧女”的职业伦理自相标格，行运乎此，通常便也就是“一个民族道德沦丧的时代”了。[6]

二

依梁漱溟先生的体会，宪法或宪政，乃“势”与“理”的产物。所谓“势”者，即社会上已然演生出各种不相上下的力量，其消长已足以构成“谁亦不敢欺负谁”的制衡格局[7]，乃各呈其强而构成各方得理并不得不让步的态势，处此态势，各方均感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有必要通过彼此协商达成“要约”，解决所共同感受到的问题[8]，宪法遂不过“各种力量的妥协点”[9].越往现代越是意味着不仅在诸权间需相互制衡，更在于“下面”力量之逐步壮大，而形成一“势”，足以限制“上面”诸“势”。诸势达致制衡，多为流血之后的事，且益时时续伴以流血，将人类为“每个人对每个人发动战争的动物”这一故事，演绎到对于各自利益的赤裸裸的，但却君子动口不动手的讨价还价。就此而言，辜鸿铭从王道理想和人文情怀出发，谓宪法不过一页“秽纸”，似不为过。

“理”的意思不仅指各“势”已意识到“立宪”乃是确定“国权如何运行”的无可替代的方法，同时亦指各方对此具法律信仰，于此达成了真正的共识，而形成一种“优越的理性势力”。[10]在此语境中，则君与臣、资产者与劳工大众、治与被治，均需习惯于双向“选择”才行，一方不谙此道，即无理可讲，也讲不通。事关信仰，非烹小鲜，则视宪法为“圣纸”，得为至恰。宪法者，此“秽”与“圣”合一之物也。倘若“谁亦不敢欺负谁”的各方于如何“得理让步”这一套游戏规则缺乏“共同了解”，“彼此心肝痛痒都到不了一处”，无“共同的问题，公共的要求”，从而无“公共信仰”，得理却不愿让步，甚至无理还要进步，宪法既无由下手，更遑论建基于恃势讲理基础之上的宪政？[11]近世以热心推动宪政著称的张君劢慨然于抗战后颁行的“民国宪法”会否一如以往的“天坛宪草、曹锟宪法而成为废纸欤？”[12]盖亦对此两条件无信心也。

三

在世纪初西潮汹涌、儒家文化捉襟见肘之际，何以辜某人不以其西学之长，顺时应世，将辫子一剪，咸与维新，既得开明、进步之誉，让思变求新的万千学子山呼万岁，复收自家身心舒泰之福，颐养天年？至少，可保大学教职不丢？这里，如同对于梁济与王观堂的一死了之不可率尔参赞，梁、辜二氏亦似乎有更深幽曲折的悲沉处，需我们后人去理解去求索。

今日我们站在二十世纪尽头作远距离观，可知包括宪政在内的所谓人类法律生活的进步，实在是从好高骛远的“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古典情怀，向直认“人不过就是那么回事”的一步步无可奈何的退守，岂止“从身份到契约”（帐单？），实在也是从“先君子后小人”到“先小人后君子”的运动。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在“上帝死了”之后人类如何过自家日子的应急与勉强。道理很复杂而事实却很简单的是，倘普天之下皆君子，君子之道在爱，在亲情与同情，在达于至美而止乎至善，则无所谓势不势，无所谓势与势的竞逐与制衡，要宪法此物何用？奈何“君子时代”已成陈迹，“英雄”与“英雄崇拜”更是汲汲惶惶的现代人记忆死角里的渺远故事。没有帐单，顾客将成俎上肉，饭店老板也都得破产。话说回来，即便在君子时代，也不是绝对无帐单──无“成文帐单”而已。所以，现代人得有此一“秽纸”，相当于丑话说在前头，是不得已中的解决之道，一方面看固是所谓“道德沦丧”的结果，另一方面说，则其本身又远不是什么君子小人的话题所能框涵得了的。中国在民二十三年由国民政府立法院公表宪草，但此为国民党一手包办，其他一切力量遂不愿置喙，事实上也无置喙余地，而国民政府本身却又尚不足以成为一种压倒一切的“机械性势力”，“亦就无法产生一优越有力的意思要求，压倒其他”，[13]因而，此“立宪”在漱溟的眼中就算不得真立宪，此一纸宪法，其为“秽纸”的成分自然更多；也就因此，对于抗战后基于“五五宪草”而颁行的“政协宪法”，漱溟自觉不能“很欢欣踊跃乐意的来信仰它，接受它”，因为它不是基于各方要约的产物，“仅仅是一方面的要约”，“只是摆样子的”。[14]更因如此，一九七八年在政协讨论宪法时，漱溟于二月十五日至五月十五日，连续四次发言，从口头到书面，从较为迂回到直言不讳，痛斥在“专政”名义下搬弄宪法宪政妆点民主门面的虚伪，指出无论是宣统三年的“十九条”，还是后来的“临时约法”，直至一九五四、七五年的宪法，以及苏联一九三六年的斯大林宪法，在在均与真正的宪法精神背道而驰。[15]凡此种种“宪法”，均道出了“君子时代”已逝，而新时代又尚未来临时那分青黄不接、“秽”压倒“圣”的尴尬。

四

辜、梁二公均看到了宪法及其运作方式之于中国社会乃一不折不扣的外来的异在物（foreignbody），与老中国有诸般捍格，一时间仓促拉郎配，则上下层、里外面的矛盾不免，无由排解，内在的巨大紧张遂转变为外在的扰乱不已。此中有一吃紧处在于，辜鸿铭看到了所谓民主法制实是与古典“君子之道”背道而弛的一种庸俗化的现代社会组织与操作方式，本着热情歌赞人类呵护人类本真彼在的人文激情，本着对于已然亲眼所见的将人物化的现代社会的怵惕，乃大声告诉人们不可掉以轻心，否则，“民主”将成“民狂”。山河破碎，认祖归宗的老先生感同身受，泪眼迷蒙中为那逝去的风景肝肠寸断，乃唱出一首唯美诔词，而现实的丑恶遂益发毕现。与之相对，梁漱溟更多地是从具体运作的历史与现实可能性，看到了作为别有一种生活样态的人群游戏规则的所谓宪法与宪政，乃是人家一历史阶段的结果，而此一结果，恰不能作为我们自家一历史阶段的起点。

漱溟有关宪政的基本概念，多源于对于英国宪政史的考察，这从他在著述中多次引用汉译戴雪（AlbertV.Dicey）的《英宪精义》、穆尔的《群己权界论》（以及孟德斯鸠的《法意》）等可知。在风雨如晦的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漱溟甚至撰《英国宪政之妙》一文，再次强调“其宪政盖始于限制王权”，而对英式君主立宪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民主宪政形式，赞以“真乃绝妙”四字。[16]从对英国宪政的研究中，漱溟深知宪法、宪政等等所代表的近代西方政治组织方式与运作规范，是西方社会生活演生出来的自然结果，并且是在长期的运用中已然达到与其人生与人心丝丝入扣的磨合程度的一种纯熟技巧，犹如传统礼俗与社会生活之于中国人生。中国要立宪行宪政，不得不以此为摹本为理想，而“此理想要求大抵为外面世界潮流所开出来的，而非从固有历史演出”。[17]中国，尤其是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乡土中国，还是一“老社会”，“除了残破之外”，[18]一本其旧。在此社会现实基础上横向移植入西方的宪法与宪政，漱溟问：“象这样缺乏事实根据的宪法会成功吗？”[19]法律之无效，不在于其本身之好坏，而在硬性移植入的这一套规则本是人家生活的样法，于中国的社会无据，于中国的人心讨不着“说法”。一则文章不厌其美，一则事实不堪其陋，二者太不相侔，则立法只能是耳旁风。

漱溟于此特别强调作为“事实”之重要部分的“习惯”的制约。在他看来，人类生活靠习惯。无论大事小事，无论在个人或群体，一切无不靠习惯。一个人之成其为一个人，就因其是“一团习惯”；一个社会，不论是什么样的社会，亦不过一团习惯而已。“中国社会之所以成为中国的社会，即是因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一向就是‘那么来’”。[20]一种法律制度虽出于意识之制作，要莫不有与之相应的习惯之为先。否则，是运用不来的。漱溟这里所说的习惯，既包括生活习惯，也包括政治习惯，乃至于潜藏于内、而化约为民众洒扫应对的人生态度。在他看来，“礼而成俗，就是一个习惯”，即“一种大家相喻而守的东西”，[21]因此，实际上，这一概念颇近于其“生活样法”，而为一涵摄广泛的范畴。就生活习惯而言，显著处莫如自昔中国人的生活便特别依重礼俗，既无具统制力的宗教，政治的构造亦松软无力。前者意味着其取径是本乎人情以为教化，化成民俗，藏于人心，而以礼俗代法律；后者导致中国人仿佛只有社会生活而无国家生活，社会秩序存于礼俗，自尔维持，若无假乎上面的法律。在此生活习惯基础上渐次形成的政治习惯，恰是一种相应的政治制度的基础。同样的，英国的宪政是习惯的产物，其他的政治配置安排，亦无一不是习惯成自然的结果。漱溟悟然于“大概我们团体生活中很多好的轨道，都是习惯，不是条文”，乃说宪政不赖于宪法条文，“却托于政治习惯而立”，[22]西方政治之所以不能在中国安设而见效，就在于中国无此相应的政治习惯，全然为无根之物，宪政、民主等等建立不起来，自属当然。漱溟并举“临时约法”为例，说明习惯对于立法的制约。[23]

更进一层，漱溟于此深溯“人生态度”或“民族精神”的作用。他认为西方近代政治制度的牵制与均衡，完全寄托在牵制各方各自向外用力上，而形成彼此防遏、牵制的对抗之势。宪政的产生，一本乎此，全在于西人“向前争求不肯让步之精神”，所求者个人种种自由与“预闻公事”的参政权。而这些问题一经确定下来，就便步入宪政。宪政的产生赖此，宪政的维护益且赖此。扩而言之，整个西方的法律制度均从其向外争求的精神而来，且仍须靠此精神才能维持运用，所以此种精神“实在是宪政的灵魂”。[24]相较之下，礼俗生活中的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不取此径，如林语堂言，不是“攘然后得”，乃“让然后得”。虽然说民主的精神即在承认旁人，因而与恕、谦、让相通，然在其根柢上之个人本位，便有问题。问题何在？漱溟说“宪政是其有争而无乱之道，无乱即与礼相通。然在其根柢上之争，便有问题”-问题就在于一个“争”字。[25]所以，辛亥革命后，中国徒袭有西洋制度外形，而大多数人民的根本精神却不能与之相应。在此，漱溟的态度很明确，主张不应强拧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而置换以西洋的人生态度──中国人所能贡献于世界的，恰是自己的人生态度[26]──而是在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基础上，引伸、培养新的礼俗，新礼俗的形成亦就新习惯的养成，而真正的宪法的颁行及其预期效果的达致，亦有待于这新礼俗新习惯的养成。正因为此，所以宪政是解决“中国问题”这一过程的结果，而非此过程的起点。这一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水落石出，所以漱溟才会在晚年无限感慨地写道：“逝世两年后，民主与法制的呼声渐起，其途必逐步展开，无疑也！”[27]

这里，辜、梁二氏的主张均源于各自对于“活法”与立法关系的认识。二者的相同处在于均强调东西人生态度的不同，均主张不应强拧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与习惯以迁就上端新置的体制，更不要指望“现代中国”会于一时间毕其役。辜鸿铭有“内外”经历，故不满于世人的天真，而举世天真，辜某相形之下萧萧瑟瑟，乃出之以立异为高、歪打正着式的奇谈怪论；梁漱溟有“前后”的感受，沉痛与担当付之于认真，这认真使他更进一步看出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只能是在“老中国”的基础上建设“新中国”，所谓“继斯文为己任”，亦只能在此传承内。故尔，事实在先，立法随后，而立法不过是对已然发生的事实的肯认；宪政不是救急的仙方，而是民族自救与更新的最后成果。民国后的诸多立宪之所以形同废纸，就在于立法者希望经由立法来创制事实，而不只是表述事实，也不承认自己本身亦为事实，而事实证明，事实──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民众的活法，这个族群的人生与人心──总是较立法更深厚，更具生命力，最终使立法无效。先以法律规定“我今欲如此云云”，再据此去创造“如此云云”的事实，而“如此云云”的理想摹本乃是中国知识分子袭取的西方人从自己的生活事实中打磨出来的生活规则，此种“拙于人为”的“冒昧相师”于西洋，漱溟斥其既拙且妄，“讵非梦呓！”[28]

五

在中国二十世纪思想史上，生前凄凉、身后寂寞如辜汤生、梁漱溟者，皆秉悲情看世态，皆由愿心论人心，皆本己志说政治，一庄重持敬，沉抑凝敛，“闳识悲怀”；[29]一孤鸣独见，闲云野鹤，放达佯狂，而每被世态人心政治势力所误会所排挤所打压，其情形其处境其结局，实因他们比别人多了解一层，先领悟一点，往远处多望一眼，而对人世间的所谓崇高、进步类事深怀怵惕，欲止又言，恰如唐君毅先生一语中的：

四十多年来，梁先生一直走在时代的前端，而常反对这时代，总是站在时代的更前端。最初主张立宪，旋即参加革命。民国成立，却信佛要出世。民国十三年不肯再教大学，要办新教育。民国十八年后，实践其乡治之主张。民国三十五年后，一心办文化研究机构。时代并跟不上梁先生，人家却说梁先生跟不上时代，遂不幸为一时代夹缝中之悲剧主角。[30]

在上述宪法宪政诸问题上，他们何曾“反对”，只不过不肯随和不愿天真罢了。黄仁宇教授曾经慨言：“今日我们企图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道德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最后的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束。”[31]以此转衡，对复杂如辜鸿铭、梁漱溟等思想史上所谓时代夹缝中之悲剧人物，如若硬将其纳入“进步”与“倒退”，或“先进”与“保守”等二元分趋、势不两立的评议框架内，则此一经提出，同样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也就只好到此结束。可“中国问题”并未因此而稍得简化，“人生问题”更不因此裁剪即可妥贴安置！宪法与帐单，此大题目下的小标题，一例也！其间瞻翔徘徊、辗转反侧处，何得何失，何去何从，三言两语讲不清，岂止煎熬了辜梁二公，不是还正在为难我们吗！

注释：

[1]梁漱溟：“预告选灾，追论宪政”（1947），6：699.本文所引梁氏论著均据《梁漱溟全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1993），篇名后括注原版年份，后面的数码分别为卷、页。

[2]荆知仁：《中国立宪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页70.

[3]辜鸿铭：“宪政主义与中国”，英文原刊于《亚洲学术杂志》第一、二期合刊（1921年），中译本由黄兴涛等译，收入黄兴涛等辑译《辜鸿铭文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页175—91.引文详180-2.下同。

[4]同上，页180—2，190。

[5]辜鸿铭：“一个大汉学家”，同上，页113。

[6]辜鸿铭：“宪政主义与中国”，同上，页181。

[7]梁漱溟：“宪政建筑在什么上面？”（1943），6：463。

[8]梁漱溟：“由当前宪法问题谈到今后党派合作”（1947），6：730。

[9]同上，6：735。

[10]梁漱溟：“中国此刻尚不到有宪法成功的时候”（1934），5：469。

[11]梁漱溟：同上，5：469：“宪政建筑在什么上面？”（1943），6：465—6。

[12]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自序”；重印于《张君劢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3），页82—3，引文见页82。

[13]梁漱溟：“中国此刻尚不到有宪法成功的时候”（1934），5：469。

[14]梁漱溟：“由当前宪法问题谈到今后党派合作”（1947），6：730。

[15]梁漱溟：“1978年政协会议期间讨论宪法时的发言”，7：455—60：“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小组会上的一次发言”（1978），7：464—5。

[16]梁漱溟：“英国宪政之妙”（1976），7：403-4。

[17]梁漱溟：“中国此刻尚不到有宪法成功的时候”（1934），5：467—8。

[18]同上，5：468。

[19]同上。

[20]梁漱溟：“自述”，（1934），2：20。

[2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1937），2：385—5。

[2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1937），2：385：“谈中国宪政问题”（1944），6：491。

[23]梁漱溟：“自述”（1934），2：20—1。

[24]梁漱溟：“谈中国宪政问题”（1944），6：492；《乡村建设理论》（1937），2：247。

[25]梁漱溟：“预告选灾，追论宪政”（1947），6：708。

[26]梁漱溟：“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呢？”（1944），6：457—62。

[27]梁漱溟：“对于法律作如是观”（1976），7：430。

[28]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1930），5：160。

[29]汤一介、王守常在“浩气归太虚丹心照千古”一文中赞漱溟乃“一位闳识悲怀、诲人不倦的大师”。文载《百姓》半月刊，1988年7月16日。劳思光先生在悼念漱溟的文章中写道：“梁先生以并无凭藉的一介书生的地位，面对中国之苦难，而在青年时期即能作这种选择，发表他个人的宣言，要独立地担承中国文化出路问题。其矫矫不群，无人能够否认。而背后的动力，若说为某种对于真理的洞见，不如说为对时代的悲情”，亦正是此一意思。文载《时报周刊》1988年，转引自陆铿、梁钦东编：《中国的脊梁──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香港：百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

宪政时代范文篇7

[关键词]古典宪政，现代宪政，宪政建设

一、古典宪政的历史探微与评析

以古典自由主义为内核的古典宪政理念直接起源于启蒙运动。但是，如果要考察其发展演变的轨迹，则源远流长。“立宪政治的观念其起源与西方政治思想一样古老”。[1]宪政的理念，在古希腊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希腊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早在几千年亲自考察了许多城邦国家的宪法类型，提出各种城邦政治体制利弊得失。虽然，希腊化时代的宪政理念主要局限于对于采取何种政体形式来实现共同体的福址，具有形式宪政的色彩。但是，它也开启人类政治历史中应当采取一些理性的标准来实现对政治权力的评价的古典宪政之路。评价意味着审视。人类政治文明史就是一部如何规制政治权力、实现政治秩序规范化并追求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与共同福址的历史。自兹而生的宪政史的基本论脉就是限权，这构成了古典宪政的基本理念。在古希腊城邦政治时代，那些著名哲学家们在考虑政治的正义性问题时，都认为正义的法律（宪政）应当成为城邦政治的基本准则。[2]柏拉图在经过一生的思索与比较后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都服从法律，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3]柏拉图的法律概念在其理念论背景之下具有一些伦理色彩，但是这至少说明了城邦政治需要遵守一定的价值准则，在限制政治权力上具有了初[4]步的宪政色彩。亚里斯多德更结合希腊政治的现实，论证了法治对于政治的重要性，他主张，法律是有道德的文明的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优良城邦生活的基础，“谁说应该由法律实施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筮和理智可以实施统治，至于谁说应该由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5]并且，亚氏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实现法治的基本条件，这实现了对政治权力（立法权力）限制的在技术上解答，并且初步指出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法律，统治者必须依法治理社会的法律思想。从这里我们也基本上可以看出，在作为西方立宪主义渊源的古典时期，限制政治权力已经初步成为古典宪法实践的内在主题，只不过这种控制力量只是基于一种抽象的理性核正义。

古罗马法治理念直接来源于希腊文明。法学家西塞罗代表了罗马政治法律思想探究的最高水平。他高扬斯多哥学派的自然法思想，第一次提出自然法的本质是正确的理性，并且认为惟有上帝具有正确的理性，而“真正的法律是同自然一致的正当理性，它到处适用，不会变化并且永恒”[6]，西塞罗的法律思想为罗马政治实践提出了一个超越世俗的价值参照和正义标准。可以说，没有这种西塞罗对自然法思想的阐发，神的睿智与世俗的理性就不可能结合，中世纪博大的教会法思想体系也就难以建立。重要的是，自然法思想的引入，使得探讨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问题成为可能，它为国家实证法的建设包括政治权力的行使提供了一个价值参照和限制，使古典宪政理念一脉相承并有了其得以衍生的基本雏形。

当然，真正要追朔古典宪政思想的源头以及其内核的完善，还必须回到中世纪神权政治时代。美国政治学家弗里德里希就明确指出，宪政论的起源乃是植根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中。[7]那个时期的神学思想家们在自然法之上以上帝为名提出了永恒法的概念，按照阿奎那的观点，“如果人法不是人们从永恒法得来，那么人法里就没有一条条文是公正得或者合理的”。[8]在这个伟大且黑暗的时代，以限制权力为宪政理念首次较为明确地出现在政治思想的各种表达之中。一方面，自然法思想在中世纪的滥觞奠定了国家权力必须受到更高级法制约的观念；一方面，基督教关于个人尊严的观念也有助于抵制任何政治专制与绝对主义统治。[9]另外，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向来强调良心自由的重要性，按照基督教的信仰，任何人皆要受到末日审判，而这要以个人的行动作为判断基础，这种个人责任的传统使得个人对于政治权威的专断容易从个人良心的角度实施积极或消极的抵抗。[10]而且，在神权政治的时代，教会与世俗国家的二元结构的出现，使世俗的政治权力受到制约，并且在宗教组织的内部设计上，也出现了权力制衡的色彩。因此，中世纪的法制观念继承了古典宪政的限权理念，并将这种观念神圣化。而且对于限制权力的标准从理性转换到上帝。古典宪政理论的思想渊源直接奠基于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后，，基于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无疑是最为深刻、最为全面地提出了古典宪政思想。在这段思想解放时期，许多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对于如何在“祛魅”后的世界实现人类共同的“善”展开了持久地争论，并以个体权利与自由为预设，提出了许多具有明显古典宪政色彩的政治方案。在这个历史时期，“政治国家返回实在世界”[11]在神权政治下的国家的合法性基础需要进行必要的位移。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契约理论，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从上帝手中位移到人民手中。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个体自由之上。这客观上导致了一个后果：个人权利保护成为国家权力行使的依据，限制权力的标准日益世俗化；民主理念日益成为宪政理论的核心。自此，古典宪政基本框架至少在理论上已经比较完善的建立起来了。政治学家萨托利就此总结道：宪法是随着绝对主义时代衰落，人们用以表示控制国家权力之运作的种种技术。[12]随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以限制权力为核心古典宪政理念在以美国为典型的许多国家的宪政设计上体现出来，并且成为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经济发展与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以限制国家权力的古典宪政在人类历史特别是西方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许多国家的合法性与信仰的基础。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古典宪政的理念乃是一种消极的宪政。它是以古典自由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西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为社会背景的。而在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后，国家干预主义开始产生，福利国家理念的逐渐形成，国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经济职能，仅仅作为限制权力为内容的古典宪政理念日益不能给这种积极国家理念提供合法性基础了。因此积极宪政的理念开始逐渐成为了现代宪政的重要特征。

二、现代宪政与中国宪政建设

一般来说，以积极宪政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宪政主要渊源于国家与社会理论的融合，来源于政治经济理论中新个人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思想的产生，以及在调整国家整体公益与个体自由在新的历史状况下的平衡。在这种社会历史情景之下，实现了古典宪政理论向现代宪政的下列转变：即不再将公民权利仅仅理解为一种消极的自由，而是可以通过调整整体利益的方式得以实现的权利，国家不在是“守夜人”，而是更加积极地保护公民个体自由，干预社会经济，实行社会福利。在以民族国家为特征的现代世界里，国家的功能不仅仅是消极的保障自由，而是具有大量的积极提供自由之实现的种种公共物品的职能。特别对于在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的职能不仅在于政治民主与自由，更有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赶超发达国家的迫切历史任务。因此，当代国家已经不是诺齐克意义上的最弱国家了

。“宪法秩序塑造了制度在政体范围内变化的速度和方向”。这种国家职能的转变必然会通过现代宪政体现出来，并规范政治社会的发展路径。现代宪政的意义在于国家将这些政治、经济、社会等政策目标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下来，这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方向指引作用，使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权保障等政治价值目标得以统一起来。正是在这个理论认识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现代宪政理念应当成为我国宪政建设的基本思路。下面笔者结合现代宪政的特征谈谈对我国宪政建设的一些看法。

首先，与古典宪政的理念不同的是，现代宪政的基本价值核心在于自由与发展。这要求国家承担大量的积极政治的职能，并且将职权实施建立在稳固的宪法权威之上。宪法权威即是政治权威[13]对于我国而言，只有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建立在宪政的基础之上，才能保障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稳定，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在不断发展的历史阶段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保障，才有了一个制度保障和信仰基础。那么如何树立宪法权威呢？一方面，加强宪法实施过程中的保障与监督。如果说建立宪法司法化的方案，存在许多理论上的缺陷的话，[14]那么，在宪政体制内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监督机关的职能是现实可行之举。一部真正有最高权威的宪法，必须具有可操作性。[15]它要求将全国人大宪法监督职能程序化、规范化、司法化，制定《宪法监督法》，依法追究违宪者的责任；一方面，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当严格遵守宪法，尊重宪法权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中实施国家的政治领导。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鲜明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正反映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企图在宪法的框架中建设政治法制化的决心与信心。也意味着党的执政方式的质的飞跃，即从党的领导下实现宪政的过程向在宪政下实施党的领导的方式过渡。[16]另外，较为重要的一点是，要树立宪法权威，必须妥善解决我国宪法变迁与社会变迁的矛盾与冲突，改变我国修改宪法模式与程序，既要使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在宪法的轨道上有序进行，又要使宪法规范的内容与时俱进。只有保持宪法的相对稳定，才能保障宪法权威，这是现代宪政的内在要求。

其次，现代宪政在权利保障方面应当与时俱进，在保障公民消极自由的同时，更加重视对公民发展权等积极权利的保障。政治的价值在于民主与自由，可以说，民主与自由的政体是一种历史力量推动我们采取的政体。[17]而宪政的功能在于将政治价值转化成法律价值使之能够得到程序性保障。只有在现代宪政的框架之中，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人权保障与人格发展之间的平衡。在这种意义上，现代宪政比古代宪政承担了更多的职能。它要求在传统宪政的平等原则、分权与限权原则、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原则以及私有财产权不可侵犯原则的价值基础增加了大量公民发展权、受教育权、劳动权等积极自由的内容。这无疑对我国现代宪政的建设提出了许多迫切要求：一、扩大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范围，增加保障公民发展与完善等积极权利形式，并且通过普通立法的完善，形成法制体系化的权利保障网络。比如正在热烈讨论并成为社会呼声的公民的迁徙自由的宪法保障问题，知情权问题、还有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细化问题等等。另外，宪法应当通过明确规定来保障公民私有财产权利不可侵犯。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构成独立的市场主体的物质基础，，有利于构筑公民独立的人格和思想生存空间。可以说，市场秩序的经济转型和迈向民主的宪政转型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有效的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它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参量。二、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化人大的权威和积极立法与宪法监督的功能，使之成为多元主义社会中各种利益集团解决政治纷争的主要渠道和场所。建立健全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并使之上升到宪法保障的高度。完善人大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厘清宪法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真正作到“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统一起来，实现政治法律化、制度化，体现出现代宪政的内在题旨。另外，完善人大的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和质询制度以及人民代表的构成、职权也是完善人大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选举权和罢免权是民主得以保障和保存的的基础性权利，只有不断地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民主才能真正体现。而逐步推广直接选举、差额选举以及竞选人资格的逐步开放、罢免提议条件的逐步放底，是当前扩大人民民主的重要步骤。只有民主权利得以真正确立，公民的自由才可能得到保障，而两者的统一是在现代宪政的框架下才能实现的。

最后，现代宪政是积极宪政，它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力量的保障才能够完成。特别是对于我国这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坚持一个正确且坚强的政治权威是必要的。因此，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现代宪政建设的关系，是建设现代宪政的重要命题。同志在五三一讲话中明确指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可以认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宪政的基础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在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历史时期，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不仅是历史选择和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经把一个强大的党看成是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实现政治安定、保持社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他说，“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的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是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18]但是，如何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宪法的范围内实现现代转型，是当前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宪政至上的关系的重要命题，也是新世纪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它在宪法上的具体要求是；通过修宪明确规定党的职权范围和活动程序，或者通过制定政党法，尤其是执政党法，对各政党得组成、登记、机构设置、成员发展活动范围、经费来源、遵守原则、权利义务、制裁取缔以及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程序、原则、保障办法等各个方面，均作出明确规定，为执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制定具体的、明晰的、在实体和程序上既有权利赋予又有义务约束，还有可诉责任追究机制的法律，从而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真正具有可操作性性。[19]实现从党的领导下实现宪政的过程向在宪政下实施党的领导的方式过渡，为我国现代宪政的建设奠定有力的组织基础。

三、结语

古典宪政向现代宪政的转变是当前世界各国宪政理论的一个重要转向。在我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以自由与发展为矢向的现代宪政的建设更加具有重要意义。这要求我们在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宪政建设思路时，结合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现状与任务，合理权衡并兼顾现代宪政发展、人权与限权三个基本价值的实现，并以此理论起点，进一步完善我国宪法制度，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实践在现代宪政的框架下顺利前进。相信只有这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会最终实现。

参考文献：

[1]（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2]对于古希腊甚至古罗马一些政治思想家语境中的“法”的概念，其实是应当作出清晰的界定的。笔者认为，在城邦政治的背景之下，法的主要涵义在于指涉国家的政治统治的技术和手段，因为只有在这种理解之上，法才可能与政治正义之类的东西等同起来。而且，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法即使有实证的存在，也主要是公法，所以，可以认为，当时的学者们对于法的论述基本上可以转读为对宪法的要求。

[3]《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4][5]（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8、169页。

[6]（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美）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周勇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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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弗里德里希·沃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黄辉，杨健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283页。

[12]（意）萨托利：《宪政疏议》，栽刘军宁编，《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0页。

[13]龚祥瑞：《论宪法的权威性》，载于刘军宁等编《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94页。

[14]见殷啸虎等：《专题研讨：宪法司法化的是与非》，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15]信春鹰：《寻求民主与宪政的平衡》，载刘军宁等编《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9页。

[16]杨海坤：《中国走向宪政之路》，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1年第一卷。

[17]（美）詹姆斯·W·西瑟著，竺乾威译，《自由民主与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页。

宪政时代范文篇8

[关键词]古典宪政现代宪政宪政建设

一、古典宪政的历史探微与评析

以古典自由主义为内核的古典宪政理念直接起源于启蒙运动。但是，如果要考察其发展演变的轨迹，则源远流长。“立宪政治的观念其起源与西方政治思想一样古老”。[i]宪政的理念，在古希腊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希腊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早在几千年亲自考察了许多城邦国家的宪法类型，提出各种城邦政治体制利弊得失。虽然，希腊化时代的宪政理念主要局限于对于采取何种政体形式来实现共同体的福址，具有形式宪政的色彩。但是，它也开启人类政治历史中应当采取一些理性的标准来实现对政治权力的评价的古典宪政之路。评价意味着审视。人类政治文明史就是一部如何规制政治权力、实现政治秩序规范化并追求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与共同福址的历史。自兹而生的宪政史的基本论脉就是限权，这构成了古典宪政的基本理念。

在古希腊城邦政治时代，那些著名哲学家们在考虑政治的正义性问题时，都认为正义的法律（宪政）应当成为城邦政治的基本准则。[ii]柏拉图在经过一生的思索与比较后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都服从法律，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iii]柏拉图的法律概念在其理念论背景之下具有一些伦理色彩，但是这至少说明了城邦政治需要遵守一定的价值准则，在限制政治权力上具有了初[iv]步的宪政色彩。亚里斯多德更结合希腊政治的现实，论证了法治对于政治的重要性，他主张，法律是有道德的文明的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优良城邦生活的基础，“谁说应该由法律实施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筮和理智可以实施统治，至于谁说应该由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v]并且，亚氏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实现法治的基本条件，这实现了对政治权力（立法权力）限制的在技术上解答，并且初步指出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法律，统治者必须依法治理社会的法律思想。从这里我们也基本上可以看出，在作为西方立宪主义渊源的古典时期，限制政治权力已经初步成为古典宪法实践的内在主题，只不过这种控制力量只是基于一种抽象的理性核正义。

古罗马法治理念直接来源于希腊文明。法学家西塞罗代表了罗马政治法律思想探究的最高水平。他高扬斯多哥学派的自然法思想，第一次提出自然法的本质是正确的理性，并且认为惟有上帝具有正确的理性，而“真正的法律是同自然一致的正当理性，它到处适用，不会变化并且永恒”[vi]，西塞罗的法律思想为罗马政治实践提出了一个超越世俗的价值参照和正义标准。可以说，没有这种西塞罗对自然法思想的阐发，神的睿智与世俗的理性就不可能结合，中世纪博大的教会法思想体系也就难以建立。重要的是，自然法思想的引入，使得探讨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问题成为可能，它为国家实证法的建设包括政治权力的行使提供了一个价值参照和限制，使古典宪政理念一脉相承并有了其得以衍生的基本雏形。

当然，真正要追朔古典宪政思想的源头以及其内核的完善，还必须回到中世纪神权政治时代。美国政治学家弗里德里希就明确指出，宪政论的起源乃是植根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中。[vii]那个时期的神学思想家们在自然法之上以上帝为名提出了永恒法的概念，按照阿奎那的观点，“如果人法不是人们从永恒法得来，那么人法里就没有一条条文是公正得或者合理的”。[viii]在这个伟大且黑暗的时代，以限制权力为宪政理念首次较为明确地出现在政治思想的各种表达之中。一方面，自然法思想在中世纪的滥觞奠定了国家权力必须受到更高级法制约的观念；一方面，基督教关于个人尊严的观念也有助于抵制任何政治专制与绝对主义统治。[ix]另外，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向来强调良心自由的重要性，按照基督教的信仰，任何人皆要受到末日审判，而这要以个人的行动作为判断基础，这种个人责任的传统使得个人对于政治权威的专断容易从个人良心的角度实施积极或消极的抵抗。[x]而且，在神权政治的时代，教会与世俗国家的二元结构的出现，使世俗的政治权力受到制约，并且在宗教组织的内部设计上，也出现了权力制衡的色彩。因此，中世纪的法制观念继承了古典宪政的限权理念，并将这种观念神圣化。而且对于限制权力的标准从理性转换到上帝。

古典宪政理论的思想渊源直接奠基于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后，，基于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无疑是最为深刻、最为全面地提出了古典宪政思想。在这段思想解放时期，许多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对于如何在“祛魅”后的世界实现人类共同的“善”展开了持久地争论，并以个体权利与自由为预设，提出了许多具有明显古典宪政色彩的政治方案。在这个历史时期，“政治国家返回实在世界”[xi]在神权政治下的国家的合法性基础需要进行必要的位移。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契约理论，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从上帝手中位移到人民手中。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个体自由之上。这客观上导致了一个后果：个人权利保护成为国家权力行使的依据，限制权力的标准日益世俗化；民主理念日益成为宪政理论的核心。自此，古典宪政基本框架至少在理论上已经比较完善的建立起来了。政治学家萨托利就此总结道：宪法是随着绝对主义时代衰落，人们用以表示控制国家权力之运作的种种技术。[xii]随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以限制权力为核心古典宪政理念在以美国为典型的许多国家的宪政设计上体现出来，并且成为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经济发展与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

以限制国家权力的古典宪政在人类历史特别是西方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许多国家的合法性与信仰的基础。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古典宪政的理念乃是一种消极的宪政。它是以古典自由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西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为社会背景的。而在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后，国家干预主义开始产生，福利国家理念的逐渐形成，国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经济职能，仅仅作为限制权力为内容的古典宪政理念日益不能给这种积极国家理念提供合法性基础了。因此积极宪政的理念开始逐渐成为了现代宪政的重要特征。

二、现代宪政与中国宪政建设

一般来说，以积极宪政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宪政主要渊源于国家与社会理论的融合，来源于政治经济理论中新个人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思想的产生，以及在调整国家整体公益与个体自由在新的历史状况下的平衡。在这种社会历史情景之下，实现了古典宪政理论向现代宪政的下列转变：即不再将公民权利仅仅理解为一种消极的自由，而是可以通过调整整体利益的方式得以实现的权利，国家不在是“守夜人”，而是更加积极地保护公民个体自由，干预社会经济，实行社会福利。在以民族国家为特征的现代世界里，国家的功能不仅仅是消极的保障自由，而是具有大量的积极提供自由之实现的种种公共物品的职能。特别对于在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的职能不仅在于政治民主与自由，更有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赶超发达国家的迫切历史任务。因此，当代国家已经不是诺齐克意义上的最弱国家了。“宪法秩序塑造了制度在政体范围内变化的速度和方向”。这种国家职能的转变必然会通过现代宪政体现出来，并规范政治社会的发展路径。现代宪政的意义在于国家将这些政治、经济、社会等政策目标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下来，这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方向指引作用，使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权保障等政治价值目标得以统一起来。正是在这个理论认识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现代宪政理念应当成为我国宪政建设的基本思路。下面笔者结合现代宪政的特征谈谈对我国宪政建设的一些看法。

首先，与古典宪政的理念不同的是，现代宪政的基本价值核心在于自由与发展。这要求国家承担大量的积极政治的职能，并且将职权实施建立在稳固的宪法权威之上。宪法权威即是政治权威[xiii]对于我国而言，只有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建立在宪政的基础之上，才能保障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稳定，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在不断发展的历史阶段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保障，才有了一个制度保障和信仰基础。那么如何树立宪法权威呢？一方面，加强宪法实施过程中的保障与监督。如果说建立宪法司法化的方案，存在许多理论上的缺陷的话，[xiv]那么，在宪政体制内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监督机关的职能是现实可行之举。一部真正有最高权威的宪法，必须具有可操作性。[xv]它要求将全国人大宪法监督职能程序化、规范化、司法化，制定《宪法监督法》，依法追究违宪者的责任；一方面，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当严格遵守宪法，尊重宪法权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中实施国家的政治领导。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鲜明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正反映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企图在宪法的框架中建设政治法制化的决心与信心。也意味着党的执政方式的质的飞跃，即从党的领导下实现宪政的过程向在宪政下实施党的领导的方式过渡。[xvi]另外，较为重要的一点是，要树立宪法权威，必须妥善解决我国宪法变迁与社会变迁的矛盾与冲突，改变我国修改宪法模式与程序，既要使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在宪法的轨道上有序进行，又要使宪法规范的内容与时俱进。只有保持宪法的相对稳定，才能保障宪法权威，这是现代宪政的内在要求。

其次，现代宪政在权利保障方面应当与时俱进，在保障公民消极自由的同时，更加重视对公民发展权等积极权利的保障。政治的价值在于民主与自由，可以说，民主与自由的政体是一种历史力量推动我们采取的政体。[xvii]而宪政的功能在于将政治价值转化成法律价值使之能够得到程序性保障。只有在现代宪政的框架之中，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人权保障与人格发展之间的平衡。在这种意义上，现代宪政比古代宪政承担了更多的职能。它要求在传统宪政的平等原则、分权与限权原则、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原则以及私有财产权不可侵犯原则的价值基础增加了大量公民发展权、受教育权、劳动权等积极自由的内容。这无疑对我国现代宪政的建设提出了许多迫切要求：一、扩大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范围，增加保障公民发展与完善等积极权利形式，并且通过普通立法的完善，形成法制体系化的权利保障网络。比如正在热烈讨论并成为社会呼声的公民的迁徙自由的宪法保障问题，知情权问题、还有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细化问题等等。另外，宪法应当通过明确规定来保障公民私有财产权利不可侵犯。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构成独立的市场主体的物质基础，，有利于构筑公民独立的人格和思想生存空间。可以说，市场秩序的经济转型和迈向民主的宪政转型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有效的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它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参量。二、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化人大的权威和积极立法与宪法监督的功能，使之成为多元主义社会中各种利益集团解决政治纷争的主要渠道和场所。建立健全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并使之上升到宪法保障的高度。完善人大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厘清宪法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真正作到“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统一起来，实现政治法律化、制度化，体现出现代宪政的内在题旨。另外，完善人大的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和质询制度以及人民代表的构成、职权也是完善人大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选举权和罢免权是民主得以保障和保存的的基础性权利，只有不断地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民主才能真正体现。而逐步推广直接选举、差额选举以及竞选人资格的逐步开放、罢免提议条件的逐步放底，是当前扩大人民民主的重要步骤。只有民主权利得以真正确立，公民的自由才可能得到保障，而两者的统一是在现代宪政的框架下才能实现的。

最后，现代宪政是积极宪政，它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力量的保障才能够完成。特别是对于我国这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坚持一个正确且坚强的政治权威是必要的。因此，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现代宪政建设的关系，是建设现代宪政的重要命题。同志在五三一讲话中明确指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可以认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宪政的基础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在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历史时期，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不仅是历史选择和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经把一个强大的党看成是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实现政治安定、保持社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他说，“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的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是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xviii]但是，如何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宪法的范围内实现现代转型，是当前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宪政至上的关系的重要命题，也是新世纪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它在宪法上的具体要求是；通过修宪明确规定党的职权范围和活动程序，或者通过制定政党法，尤其是执政党法，对各政党得组成、登记、机构设置、成员发展活动范围、经费来源、遵守原则、权利义务、制裁取缔以及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程序、原则、保障办法等各个方面，均作出明确规定，为执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制定具体的、明晰的、在实体和程序上既有权利赋予又有义务约束，还有可诉责任追究机制的法律，从而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真正具有可操作性性。[xix]实现从党的领导下实现宪政的过程向在宪政下实施党的领导的方式过渡，为我国现代宪政的建设奠定有力的组织基础。

三、结语

古典宪政向现代宪政的转变是当前世界各国宪政理论的一个重要转向。在我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以自由与发展为矢向的现代宪政的建设更加具有重要意义。这要求我们在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宪政建设思路时，结合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现状与任务，合理权衡并兼顾现代宪政发展、人权与限权三个基本价值的实现，并以此理论起点，进一步完善我国宪法制度，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实践在现代宪政的框架下顺利前进。相信只有这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会最终实现。

[i]（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ii]对于古希腊甚至古罗马一些政治思想家语境中的“法”的概念，其实是应当作出清晰的界定的。笔者认为，在城邦政治的背景之下，法的主要涵义在于指涉国家的政治统治的技术和手段，因为只有在这种理解之上，法才可能与政治正义之类的东西等同起来。而且，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法即使有实证的存在，也主要是公法，所以，可以认为，当时的学者们对于法的论述基本上可以转读为对宪法的要求。

[iii]《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iv]

[v]（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8、169页。

[vi]（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vii]（美）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周勇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页。

[viii]《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1页。

[ix]A·P·D··Entreve,，NatureLaw，Hutchinson’sUniwersityLibrary1951，p.13。

[x]（美）弗里德里希·沃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黄辉，杨健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页。

[xi]《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283页。

[xii]（意）萨托利：《宪政疏议》，栽刘军宁编，《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0页。

[xiii]龚祥瑞：《论宪法的权威性》，载于刘军宁等编《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94页。

[xiv]见殷啸虎等：《专题研讨：宪法司法化的是与非》，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xv]信春鹰：《寻求民主与宪政的平衡》，载刘军宁等编《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9页。

[xvi]杨海坤：《中国走向宪政之路》，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1年第一卷。

[xvii]（美）詹姆斯·W·西瑟著，竺乾威译，《自由民主与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页。

宪政时代范文篇9

一、宪法效力困境之界定

“宪法效力困境”并非学术界对相关思想的惯常表达。何谓宪法效力困境？宪法效力困境果真存在？此问题意义何在？

宪法效力这一概念包含实然效力与应然效力两个方面。所谓宪法的应然效力，即宪法的规范效力，也就是宪法文本中所规定的关于宪法至高无上效力的法律地位的规范表述与价值申明。关于应然效力的至上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予以了直接或间接地承认。我国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本宪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奋斗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所谓宪法的实然效力，指宪法规范对其所调整的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各个领域的人与事所具有的事实上的强制力与拘束力，它是宪法实现的事实状态。宪法效力的实现状态是其应然效力与实然效力的宪法重合。具体表现为三方面：①一切法律法规都得依据宪法；②一切法律法规都不能与宪法相抵触；③宪法具有最高的强制效力，一切组织与个人都应以宪法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一切组织与个人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严厉制裁。然而，经验世界中，宪法的应然效力与实然效力间的巨大的裂缝与间距已远远超过人们对规范与现实常态差距的合理容忍度，宪法效力面临虚化而落空的尴尬境地，此即“宪法效力困境”。

果真存在宪法效力困境吗？其实，弥散于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的冲突是我们的理性不得不容忍的现实。宪法作为关于社会及自身价值追求的规范，自其诞生开始，便面临着它的应然效力高于诸法，而它的实然效力却被诸法瓦解，以至于形成的应然与实然的巨大落差超过了理性的合理容忍度，并以“困境”的形式呈现在众人面前。并且，宪法效力的困境不单存在于宪政文明不发达的非西方国家，也存在于宪政文明发达的西方国家。率先颁布《人权宣言》，富有革命理想与激情的法国，其宪法文本变动频繁，宪法效力百余年来仅存于纸面，直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建立宪法委员会，宪法效力困境才有所改善。宪法起源地的英国至今不承认宪法高于其他法律的效力。英国奉行议会至上，议会制定的法律至上，导致宪法与法律的制定程序、地位、效力混同，没有突出宪法的特有效力，更毋论至上权力。因此，宪法效力之实现已是困境重重，宪政改革的呼声甚高。虽然美国以司法审查制促使宪法由文本成为现实，被视为当代世界宪政文明的楷模，但是因为审查机关非由民选，故这个机关及其审查行为面临审查法律、解释宪法的权力的正当性怀疑和指责。而广大的非西方国家虽然在市场经济魔力推动的全球化趋势下或积极或被动地移植了宪法，但是本土文化传统对异质的宪政精神依然漠然置之，而是热衷于以宪法为工具，增添本国政权权威度的砝码。可见，宪法效力的困境，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它可以是英美法等国家宪法效力实现过程中权力的内在紧张关系，可以是非西方国家的混血宪法因为缺乏宪法诉讼经验而导致宪法效力的早夭；也可以是大陆法系国家司法权力历史性的软弱导致宪法的实然效力长期落空等等。是故，宪法效力困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程度有深有浅，但也不能因此否认特殊性背后的普遍性，其普遍性乃是来自于宪政自身的内在矛盾，这种内在矛盾必然逻辑地展开于现实的经验世界中，使各国的宪政效力表现出特殊性。我认为，这普遍性因素，就是产生宪法效力困境的根本原因。

研究宪法效力问题的意义何在呢？我们知道，宪法效力的困境是每一个宪政追求者们心底的痛，尤其在中国、伊朗等后宪法国家。面对滚滚的宪政潮流，人们总是倾向于埋怨本国传统的落后、本土资源的欠缺与当权者的保守等等。但是，宪政这一当初仅限于一二个国家的具体时代的具体的政治经验真的就具有逻辑的普遍性与实证的完备性？宪政本身是否有逻辑困境从而导致它在现实层面的效力困境？因此，本文转换思维角度，从宪法自身的内在逻辑矛盾来思考产生宪法效力困境的原因，并尝试寻找突破困境的出路。

二、宪法效力困境的原因探析

（一）法的时代性导致宪法和法律的时代对峙。16世纪以来，市场经济孕育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民间力量强大；思想家顺应时势提出社会契约论、人民公意论，“对人尊严的尊重及平等自由的崇奉”成为公众普遍的信仰，于是国家在公众对权力的反思情况下由“专制主权”走向了“人民主权”。国家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皆来自于人民的授权，人民主权是公共权力的唯一合法根源，并因此在国家政治制度的建构中衍生出一套旨在保障人民主权的相关制度，如代议制度、选举制度、参与制度等。于是，在人民主权原则基础上，宪法的制定权主体为建国之初的人民或人民代表，宪法的权威来自于当时的人民主权；而后代的法律的制定权主体则是后代的人民或人民选举的代表，其权威仍然来自于后代人民的主权。既然同是人民主权的产物，为什么后代的法律就不能突破前代的宪法？世事变动不居，前代人民企图用一纸文字来约束后代的行为其实是对后代人民的专制。由此产生的宪法及其所固守的宪法的超稳定性与最高效力便会被它的天然敌人——法律的对峙——突破分化瓦解，且后者反映着时代需求，也具备人民主权的正当性。

如我们所知，人民主权原则在英国体现为议会至上，凡议会制定通过的法律都具有最高效力，不存在宪法性法律与普通法律效力的区别，从而很好地化解了不同时代的人民主权间的对峙。但是美国的刚性宪法则是二百余年未变，期间虽有法院通过判例、解释使其不断修正、完善，可是，当代的人民主权就由非民选的法院的意志任意拨弄么？总之，在尊崇宪法超稳定性的时代语境中，宪法的修改相当艰难。但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宪法的某些规定并不再适用于当今社会，是故，当代的人民意志不得不以法律的“曲线”渠道来绕开宪法的某些过时的规定，突破古老的宪法以适应变动的时势。于是，宪法与其主要规范对象——法律便因各自代表的不同时代的人民主权从而构成历史与当下、过去与现在的时代对峙，并使宪法效力陷入了被法律瓦解的困境。

（二）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利益冲突导致宪法与法律的紧张。美国法学家庞德说：“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行。”为了保障宪法效力的至上性不被淡化、虚置，必须在立法、司法、执法诸法律实现的环节设置相应的法律机构并培养专门的法律人才，这样宪法才会产生实效。纵观各国多设立独立的司法性机构如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进行违宪审查来保障宪法的实施，从而展开宪法生命的真正开端。然而此一进程中却始终交织着多数人与少数人权利的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讲，即为民主与宪政的冲突。

宪法法院此一非民选的少数人机构具有对议会制定的法律进行违宪审查的权力，并相应地具有裁定法律的效力的权力，其正当性何在？宪政原理解释说，民主遵循大多数原则，然而大多数人的非理性易形成多数人暴政，侵犯少数人的权利，宪政则可弥补民主的弊端，以宪法文本上实质正义的标准去制约民选政府、审查民定法律，从而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当代表人民主权的法律使人民权利得以表达和保护时，宪政却突出和彰显少数人的基本权利，由此而产生多数人与少数人的权力冲突。而宪政理论家给出的解释却是：在涉及基本权利的尊重问题上，取胜的应该是理性而不是选票的数量，由非民选的宪法法院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无疑具有形式与实质的正当性。

虽然民主在理论上的确也有问题，但是宪政理论家给出的解释却有更大的问题，因为它可能直接导致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回顾历史，在事实上，各国出现的少数人专制的次数及危害程度远远超过多数人暴政的次数与危害程度。因此，民主就是人类迄今为止找到的防止暴政的最有效的方式。多数人群体当然不是恒定的团体，而是根据利益的变化随时分化组合而形成各种各样的临时的利益群体，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多数群体或少数群体中的一员。民主政治的这种运作方式使得利益个人和利益集团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对少数人宽容，保障其权利，只要其权利并没有损害多数人权利（即符合没有损害多数人权利的底线原则）。因为自己也可以通过努力进入少数群体。因此宪政将民主与少数人的权力绝对分离，对少数人权利的过分强调，在理论上会因容易导致少数人专制而难以自圆其说。

同时，宪法法院中非民选的法官们在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过程中，并不能保证其遵循的就是宪法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私利或仅仅是个人的偏见或嗜好。毕竟制定法律的议员有选民的监督与制约，而宪法法院的法官们则是居于法律之上，无从监督和制约。其一旦被少数政客利用与把持，衍化为的新的专制与腐朽力量便无人制约，对社会的贻害是无穷的。在宪政与民主政治冲突的实际经验中，美国最高法院在与政府的几次冲突中或败或胜，并最终学会了自我抑制。大陆法系国家，尤其法国，对历史上法院所扮演过的阻碍社会进步的角色忌讳莫深，至今仍弱化司法系统的权力。总之，违宪审查过程中，始终交织着多数人与少数人的权利冲突，其削弱了违宪审查机构的正当性与有效性，成为宪法效力困境的另一原因。

（三）国家权力是导致宪法效力困境的政治重负。关于宪法效力的来源，有两个分析思路。从理论上看，宪法效力无疑来源于人民主权，但如果用实证的眼光分析，人民主权究竟在哪里呢？当我们说这个财产是a的，那个财产是b的时，我们知道财产的确切的所有者，知道所有者享有的具体权利与义务。但是，一旦说这个财产属于我们所有人，财产权便淹没于无数的众人之中，并因此而虚化（或虚假化，即被抽空而沦为虚假的），成为我们每一个个体的人实际上都不能真实具体地享有的财产。同理，为人民共同所有的主权并不能为每一个个体的公民所具体地享有。面对国家这一强大的实权机构，人民主权这一理念很可能虚化而烟消云散。

并且，实证法学家认为法律的效力载体为法律的强制性。因此，法律效力的直接来源是实施法律强制力的暴力机关，即国家权力。宪法作为法律之一，其效力之实现无疑也是依靠国家权力之强制。可是，在这里，国家权力实施自身强制力的对象不再是作为管理对象的民众，而是国家权力自身。这立即呈现出自己审判自己的法治荒诞。如果这权力具有扩张性、腐蚀性，则要想实现国家权力的自我制约就更是美丽的谎言。于是，宪法就可能沦为国家权力上一块遮羞布，披着法律的外衣，干着划分政治势力范围的勾当。在这种情况下的宪法效力实际上不过是进行利益瓜分的工具和遮羞布，美国法学家施密特说：“在相互对立的政治势力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单一势力或多种势力经过妥协以后，根据其政治愿望，以一定的文书确定统治阶级的利益的法即为宪法”。（注：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宪法本来产生于政治权力的争斗，然而在近现代它却逐渐欲图超越于政治权力之上，以权利制约权力，由政治的婢女变为政治的主人。但宪法的这种努力面对的不是别的，而是被霍布斯称为“利维坦”的权力怪物，故其前进道路之艰难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宪法效力困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依靠个人理性制定的宪法并不能应对社会之变迁。反观宪法文本本身，大多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制度与纲领。后人不禁惊讶，当年的制宪者凭什么有或如何有充分的自信用天生就模拟两可的文字去表达出同时代对自我及社会的基本价值安排，并试图一劳永逸地安排后世社会的基本规则？制宪者乃凡人，受具体时代环境及自身理性的局限，其希望以宪法文字构建当代及后代的社会秩序，却忽视了社会秩序自身的演变逻辑，是对社会自然秩序的强行压制，是一种理性的狂妄，并且是这些制宪者对自己的个人理性的过分自信而导致的个人理性狂妄。比如美国制宪之初，未把“权利宣言”纳入宪法之中既有此种考虑：人的权利是天赋的，是不言自明的。若用宪法文字予以确认凝固，很可能造成因制宪者理性的局限而使一时未被虑及的人权或因时代变迁出现的新人权被排除在刚性宪法的保障之外，从而使旨在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法因其权威性、固态化反而成了限制、扼杀公民天赋权利的刽子手。但是最初的制宪者的深虑远谋很快就成为马失前蹄，《权利法案》后来因势之所趋而作为修正案被纳入了宪法体系，在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中发挥了极大作用。然而宪法效力的实现却有隐忧，一些宪法判例已使我们看到，宪法上未有之权利不再得到明正言顺的保障，且被斥之为“公民的不合理要求”。也就是说，宪法在肯定某些权利的同时，也否定了另一些权利，使未在宪法中得到明确规定的正当权利被阉割。

是故，对宪法文本的过分信任反映了人类对自己的理性的自信可能导致理性的傲慢以至理性的狂妄，（注：沃尔特??菲莫，《法律制度与宪政民主》，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2003年第3期。）而制宪者的理性实在不足以面对勃勃生机的现实世界，并因此而导致的宪法效力困境也是不难预料的。

三、结语

如上所述，宪法效力困境的背后隐藏着宪法在产生、实行、效力来源等方面的冲突与矛盾，并最终突显为宪法的应然效力与实然效力之间的巨大裂痕与落差，它不是一国的困境，而是宪政自身的困境，不论是宪政文明输出国还是移植国都承受着或明或淡、或轻或重的困境。黑格尔说：“矛盾无处不在”。任何机制都不可能消除人类所必然面临的矛盾。宪法固然有其冲突与悖论，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悲观失望，而应进一步明确自己的责任，坚定地树立对宪政核心精神“以权利制约权力”的信心。

宪政时代范文篇10

[论文关键词]宪政意识；宪政；观念基础

“公民宪政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体系．是公民对宪政的主观把握方式．是公民对宪政的理解、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的有机综合体。宪政制度存在从人治型的价值——规范——规范运行体系向法治型的价值——规范——规范运行体系的现代转型问题。在宪政进程中确立“宪政意识”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评价一国宪政制度的优劣及完善程度，最重要的就是看其能否保障公民、组织等的合法权益．能否使国家权力的行使得到有效的规范和制约。而这一结果的实现需要宪政意识的普遍生成．因之，宪政意识与宪法的权威和效益化程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旨在对宪政意识与宪政建构、宪政运行和宪政保障的内在关联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宪政意识是宪政建设的观念基础。

一、宪政建构的前提在于宪政意识

公民宪政意识的普遍生成与培育保证了良好宪法的创设、修改和补充。宪政建构的前提在于宪政意识。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看．制宪意识是宪法产生的重要思想渊源。美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成文宪法，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这部宪法的问世是与美国开国元勋们先进的制宪意识密不可分的。当时。美国开国诸贤们纷纷著书立说．宣传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1787年美国宪法正是由这些时代精英们的制宪意识催生出来的。同样．1789年8月在法国制宪会议上通过的《人权宣言》也汲取了卢梭、洛克、盂德斯鸠等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制宪意识。资本主义国家是这样．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1918年苏联制定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吸取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制宪意识，反映的是工农大众的整体意志和根本利益。列宁指出。“苏维埃宪法和苏维埃一样是在革命斗争时期产生的。它是第一个宣布国家政权属于劳动人民．剥夺剥削阶级即新生活建设者的敌人的一切权利的宪法。这就是它与其他国家宪法的重要区别．同时也是战胜资本主义的保证。”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正式宪法即1954年宪法。在其制定过程中。也采取了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原则。据统计，在制定1954年宪法的过程中．除了直接起草和定稿的工作人员以外，全国先后有一亿五千多万人参加了讨论并提出了意见。可见，广大人民群众的制宪意识是我国第一部宪法重要的内容来源。

宪法产生以后．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时代要求，必然需要做出一定的修改。在这一过程中，公民的宪政意识发挥着关键作用。现代化的制宪程序需要有合理化的选举和修宪机制。代议制的产生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产物。宪政制度的现代化使市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日益增强，成为纯粹的私人利益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事务转变为人民大众的事务。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平等的地位。人民意志的体现需要代议制的架构与完善。卢梭设想过直接民主制．但是在实践上行不通。革命导师列宁在革命胜利以后也准备实行直接民主，结果也未能成功。历史证明．代议制是实现人民平等地位的恰当形式。而这种代议制应是间接民主即通过选举代表的方式来行使权利。“选举是真正的市民社会对立法权的市民社会、对代表要素的真正关系……因此显而易见的是．选举权成了真正市民社会的最重要的政治利益。”如何使选举程序更充分地发挥作用。这需要公民宪政意识的强化。人民选出能够表达自己利益的代表是第一步，如何使宪法的修改最大限度地体现全体公民的意志。这需要代表们宪政意识的强化。

宪法制定和修改以后。宪政意识往往起到补充宪法遗漏的作用。宪法所具有的超稳定性使它经常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要求．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宪法的滞后性。

这些因素常常导致宪法的制定和修改难以跟上社会生活对宪法的需求．出现某些宪法调整的社会空白领域。在这些无法调整或宪法不完备、不健全的社会关系领域．宪政意识往往能够起到一种补充的作用，即社会主体往往根据他们的宪政意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即使是在社会发展的相对稳定时期，由于新的社会问题不断出现，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时有发生，宪法制定和修改的滞后性使它难以对所有的社会变化都能及时做出反映，以适应社会的要求。在这些方面，宪政意识无疑具有重要的调整功能。

具体而言，在立宪、选举、修宪过程中，公民的宪政意识应当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效率意识，这是保证制宪程序良好运作的必要要素。在宪法制定、修改工作任务完成的条件下，公民应注意人、财、物等制宪成本资源的节省；其次，关心意识，这是保障公民参与制宪的前提条件。只有广大公民十分关心制宪信息、议宪进程和制宪结果，公民知情权的享有才能够发挥实际作用；再次，参与意识，这是公民制宪意识的核心内容。其中有两个指标．一是参与的广泛性，二是参与的有效性。如何使人民代表更加广泛地代表公民意志，如何使人民代表更加有效地表达利益要求，应该成为公民参与制宪的价值追求；最后，权利意识，这是公民参与制宪的动力源泉。权利的背后是利益，利益驱动着公民对权利的追求。树立起为权利而斗争的意识，公民才会有参与制宪的热情。

二、宪政运行的源泉在于宪政意识

公民宪政意识的普遍生成是宪政运行的现实基础，宪政运行的源泉在于宪政意识。亚里士多德说：“法治应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宪政意识的强化保证了良好宪法的制定，已成立的宪法获得普遍的服从也需要宪政意识的完善。宪政意识帮助公民通过代议制良好地行使了权力，但这只是人民权力实现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步骤在于对宪法的实施。现代宪政和法治原则要求“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般被看作是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征，如正义的基本原则，道德原则，公平和合理诉讼程序的观念，法含有对个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和尊严的尊重。”把宪法的实施落实到实处．要求公民的宪政意识有新的发展。如果说护宪更需要宪法根本法的宪政意识．那么行宪则更多地需要宪法部门法的宪政意识。提及宪法，人们一般认为．宪法是规定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根本大法，是其他一切法律的母法。但是．宪法同时也是部门法，只不过其调整对象具有特殊性和独立性．调整方法具有宪法制裁的独特性。弘扬公民“宪法是部门法”的宪政意识，不仅不是对宪法根本地位的降低，相反．是对宪法效力和权威的进一步提升。具体而言．在宪政运行过程中宪政意识的完善有以下要求。

(一)职责本位意识，这应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宪政意识的主体内容。首先，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国家权力是基于社会需要国家履行一定的职责所产生的，职责是国家权力产生的基础和前提。国家工作人员必须树立服务社会和服务人民的宪政意识；其次，从权力的性质来看．权力是社会利益关系在政治法律领域的实现机制，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具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行为的可能性”。国家工作人员必须树立权力有限和权力制约的宪政意识；最后。从权力设置的目的来看，社会赋予国家工作人员以一定的权力．是为了社会管理的需要，是为了防止社会无序化的发展倾向。职责是职权存在的合理性基础．是职权的范围与限度，是职权的内在追求。故而，国家工作人员应当树立职责本位的宪政意识，应当认识到“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来说．只有宪法和法律明文授权或允许的，才可以作为，否则就是滥用权力”的原则，应当确立“法无规定即禁止”的宪政意识。

(二)权利本位意识，这应成为普通公民宪政意识的主体内容。首先，从历史上看，权利本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无数前人的斗争所争取的。广大公民应当树立珍视权利的宪政意识；其次，从权利的性质来看，由于利益的驱动，权利存在一定的扩张性．义务就是为了界定权利的范围和限度而设定的，是为了解决权利之间的冲突而创造出来的。广大公民应当树立履行应有义务的宪政意识；最后．从权利的时代背景来看，权利本位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权利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人格保障，权利的享有可以保证公民作为社会主体而存在。除应有的法律限制外，公民可以自由地发挥主体精神和创造精神，从而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能够得到相应的增加。因之，普通公民应当树立权利本位的宪政意识，应当认识到“对于普通公民来说，只要宪法和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作为”的原则，应当确立“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宪政意识。

三、宪政保障的关键在于宪政意识

宪法权威的维护需要宪政意识的培育与生成，宪政保障的关键在于宪政意识。宪政情绪是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条件下的宪政制度的必要构件，捍卫宪法的宪政意识是宪政情绪的核心内容。长期以来，人们把宪法当作政治法，认为宪法是贯彻政策的一种工具，或是平衡政治力量的一种手段。诚然．宪法反映了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与政治斗争密不可分。但是，宪法更是根本大法，是制约国家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的至高法典。宪法规定了国家生活与社会生活中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宪法是普通法律的立法依据和基础，普通法律的规定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作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因之，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体公民需要树立宪法至上的宪政意识。宪法至上意味着宪法是约束所有社会关系主体的最高准则，是全社会正当活动的最高法律基础。如果公民对宪法没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忠诚捍卫的情感，而重视其他法律的维护却可以被认为是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那么这绝不是对宪政建设的应有追求，相反却是“法律工具主义”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强化。必须使社会主体相信宪法和法律能够有效实现社会正义，保护其合法权益，对宪法和法律有一种信任感和近乎宗教信仰的感情。

正因为如此，伯尔曼在分析现代西方法的危机时写道：“我们的全部文化似乎正面临一种彻底崩溃的可能。”“这种业已临近崩溃之主要征兆，乃是对于法律信任的严重丧失——不仅遵守法律的民众如此．立法者和执法者也如此。”宪法至上的宪政意识必须落实到对违宪行为的法律制裁上．具体而言．在宪政保障的过程中宪政意识有以下要求。

(一)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来说，应当树立违宪负责的宪政意识。权力的驱动力是利益。权力是利益的特殊存在形式，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是一种影响力。而国家权力则是一种组织性的支配力。具有普遍的国家强制力和约束力。因此。权力特别是国家权力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容易被滥用。会造成对私权利的侵害。“当权力的行使与宪法相冲突时．宪法应体现其权威。由专门机构遵循正当化的护宪程序对违宪行为进行制裁。该制裁落到实处。就要宣布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违宪，这无疑需要相关人员捍卫宪法的勇气和意志。需要他们坚定的宪政意识。应促使国家工作人员树立这样的意识，不管是立法行为，还是行政行为．抑或是司法行为，只要违反了宪法，就要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国家权力负责人就职时，建立宣誓效忠宪法的仪式。这是培育上述宪政意识的渠道之一。而完善我国目前的违宪审查机制．提高违宪审查程序的可操作性．并且严格地追究违宪者的法律责任。这应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宪政意识生成的主要选择。公务员之家

(二)对于普通公民来说，应当树立为权利而斗争的宪政意识。与权力一样。权利的背后也是利益．同样具有一定的扩张性。但是．权利扩张的趋势来自于公民个人的正当需要和利益的推动，公民权利的扩张性在空间上是非常有限的。担当市场经济主体的公民在地位上是平等的，没有权力作为支撑力量。再加上国家的控制和维护，因此。公民的权利大体上不会成为宪政制度的危害物。特别是。权利来到人间，本身就具有制约权力的政治法律意义，洛克所提出的“天赋人权”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普通公民树立为权利而斗争的宪政意识，有助于宪政制度保障权利和制约权力价值目标的实现，从而为宪政制度现代化提供了动力来源。故而必须弘扬宪政意识．建构宪法诉讼制度，帮助普通公民宪政意识的顺利生成和完善，更好地发挥公民宪政意识对宪政建设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