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业化制度创新管理论文

摘要：针对杨小凯教授《后发劣势》等文的主要论点，本文运用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论证了与之相反的看法，提出了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不同境界的三个假说。第一，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在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过程遵循着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反的路径，休克疗法的宪政转轨可能对长期发展不利；第二，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在某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在制度上具有“先行者劣势”，发展中国家具有选择性模仿甚至不模仿发达国家制度的后发优势，并反过来为追赶对象提供可供模仿和学习的新型制度组织；第三，制度创新的脉络主义。制度创新取决于人们的创造性活动与结构性制约条件交互作用的特定情境与脉络，制度创新的第三种境界就是能否意会性的和有目的地利用这些特定的情境与脉络，创造出独特的竞争优势。

关键词：后发工业化后发优势后发劣势制度创新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2000年底，杨小凯教授运用沃森的“后发劣势”理论，列举我国经济改革中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提请我们注意后发劣势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严重不利影响,其核心论点是，后发工业化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虽然这样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却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成为不可能。杨小凯教授认为，“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同时存在，“后发劣势”的克服是“后发优势”得以发挥的前提，而如果要克服“后发劣势”，就必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特别是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

针对杨小凯教授的中国制度建设的后发劣势说，林毅夫教授2002年撰文提出商榷。基于制度变迁的内生理论，林毅夫教授认为，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后发工业化国家能否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关键就在于发展战略，即政府政策能否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它们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至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内生推动力将要求并将产生的变革才能真正奏效。

笔者认为，林毅夫和杨小凯两位教授争论（本文简称“林杨之争”）的核心问题是，在后发工业化国家经济追赶的初中期阶段，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与其发展绩效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受“林杨之争”的启发，本文运用演化经济学基础原理，提出了有关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三个假说，它们分别对应于这些国家在制度创新潜力上的不同境界，文章结构如下：首先讨论“林杨之争”的核心问题，并对“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假说进行较系统的理论论证；其次，与制度模仿的“后发劣势”说相对应，总结并命名“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假说；第三，提出“制度创新的脉络主义”假说，并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探讨，倡议对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孕育而生的特定情境进行研究。在论述这三个假说的过程中，笔者对杨小凯教授的相关论点提出了商榷。

本文意在阐明，新世纪之初的“林杨之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它可以激发我们深入研究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和具体实施的步骤；同时，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也将对各种经济学说的现实性进行批判性检查，很有可能诱发中国经济学出现重大的理论创新。一、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对于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制度变迁来说，“林杨之争”的结论不论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最后的落脚点都将集中在于宪政改革问题上。总结目前的讨论，笔者把它归纳为三个问题。第一，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在发达国家的政体中是否是较优的？杨小凯教授虽未明确将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推许为唯一至善至美的制度，但他确实认为，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较之人类试验过的其他制度为优。而林毅夫教授则认为，从发展的水平来看，日本、北欧都赶上美国了，新加坡也超过了英国，但这些国家的基本体制都保留了许多有别于英美共和宪政的体制安排，因此，即使对发达国家来说，我们也不能确认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要优于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家们支持林毅夫教授的看法，达尔命已彻底击碎了“必然进步”和理性最优的观念，正如笔者撰文指出的，新比较经济学也已否决了著名比较经济学家艾登姆等“发现那种体制是最好的体制”这种传统的比较研究方法论。第二，后发工业化国家和转轨经济是否可以直接照搬英美式的共和宪政体制？对杨小凯和萨克斯教授来说，休克疗法的宪政转轨就意味着对英美式共和宪政体制的照搬。但演化经济学家们认为，路径依赖和制度多样性是制度变迁的重要特征，休克疗法的宪政转轨忽视了历史、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等许多重要因素对宪政转轨的关键性影响，所以，他们不仅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发达国家仍保留了许多有别于英美共和宪政的体制安排，也不能解释许多拉丁美洲和南亚国家的议会政治所遭遇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与演化经济学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一个新奇不断突现的演化过程不同，休克疗法的宪政转轨预先排除了转轨过程中更有效率的“适应性”政体的出现。第三，在后发工业化国家经济追赶的初中期阶段，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与其发展绩效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在没有实施休克疗法的宪政转轨情况下，这些国家是否也能建立起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长期信任关系？这是“林杨之争”中最关键的问题，笔者把它转述为：在制度变迁的路径上，后发工业化国家是否与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的国家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本节就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并对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假说进行较系统的理论论证。

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两种现象。第一，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除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相继成功地对当时的发达国家进行了经济追赶外，唯一的例外是战后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发展过程一开始就成功地采用英美式宪政共和体制的典型代表是具有“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其他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情况各异，其中德国是在成功地超过英国之后才采用宪政体制的。我们知道，当19世纪上半叶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尾声时，德国的国内统一市场才刚刚形成（1834年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但在进入20世纪时，德国已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到1914年，德国在钢铁以及化学和电力等当时的高新技术产业上已超过欧洲其他所有国家，但德国直到1918年才废弃专制的君主政体。第二，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之外，我们可以把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分为两组，一组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战后成功地对发达国家进行了经济追赶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另一组是发展初期就采用了英美式宪政体制的国家。按照杨小凯教授的看法，日本“明治维新”时采用的宪政体制是非常不彻底的，而韩国和我国台湾则是在经济追赶即将完成或其后期才实行西方式宪政体制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个中原因恐怕是非不愿而不能也。相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丁美洲自独立以来，陆续引进了欧美的政治制度，包括宪法、议会和政党制度等，但这种引进充其量是形式而非实质，拉丁美洲国家的军事政变和政局动荡是举世闻名的，战后的拉丁美洲问题丛生，成为“跌倒了的新兴工业化地区”；而在南亚地区，欧美的宪政体制在独立伊始就被南亚各国领导人普遍接受，一些国家一直维持着十分稳定的议会政体，而在其他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政治民主不能扎根，最后被各种形式的独裁主义政体所取代。缪尔达尔在经过长达十年的研究后，对此评论说，“该地区的各种政治体制在它们无能或无意识开始根本改革和实行社会纪律方面明显相似。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实行民主还是独裁，它们都是‘软国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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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经验观察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什么样的因果联系（即经济理论）呢？笔者认为，在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如果要对发达国家进行成功的经济追赶，其制度创新过程可能要遵循与西方发达国家正好相反的路径，这就是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的论文中提到的“制度发展的反向工程”③。按照缪尔达尔和诺思的看法，英国工业革命产生的过程是：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的演变以及革命孕育了特定的宪政秩序，而宪政秩序决定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最后导致了以技术革命为核心的工业革命。正如缪尔达尔指出的，“西方所有的重大‘革命’——宗教、智力、地理、甚至政治的——都发生在工业革命很久以前。它们缓慢地进行，西欧经历了几个世纪才习惯了变革，并准备变革。所以，变革、适应和流动的观念，是在西方人习惯于他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那种‘持久的工业革命’之后，才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被逐步接受的”④。然而，对于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后发工业化国家来说，由于发达国家的存在，它们已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经历英国这种相对漫长的制度演化过程，而思想意识形态或文化认知模式要比技术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缓慢的多。因此，后发工业化国家一般先从技术引进和推进结构转变入手，同时采用新型产业组织并改革经济制度；经济基础的这种变化逐渐地导致了认知模式的嬗变，并使法律和政治体制渐进改革的成果日益巩固；只有到一定阶段时（一般在工业化阶段的后期），社会群体中绝大多数人的认知模式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律和政治体制的累积性改进已达到相当程度，在这时，整体性的政治制度变革已势在必行（当然仍会有很多人反对这种新的政治体制），这就是“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

反向工程（ReverseEngineering）一词是从技术创新经济学中借用来的，在技术创新经济学中，反向工程的“反”指的是与一般技术创新过程相反，它不象传统理论那样，一项成果和技术先从基本原理再到原理的应用，转而被物化为专利发明，进而开发工艺流程和生产方法，而是从生产第一线的技术应用开始，按如下相反的顺序进行技术创新，即操作技术→维修技术→现场操作技术管理→生产技术→研究开发,日本战后的技术引进已证明这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与技术创新相比较，制度创新更困难，这不仅涉及到利益的冲突（政治体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要受到认知模式的严重制约。按照凡勃伦的看法，文化认知模式是作为形式化规则的正式制度安排的灵魂，它具有使形式化规则具有生命力的价值，“没有这些价值，外在制度形式将成为死的骷髅”⑤。而文化认知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地方性的现象，所以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因时因地而异的特殊性，制度是一种适应社会存在的文化类型。因此，在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后发工业化国家，没有文化认知模式的变革，正式制度安排如宪政体制就很难扎根，甚至会产生“淮橘成枳”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自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讲演后，诺思一直就在惦念着：信仰体系或文化认知模式怎样构成了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关键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