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修正范文10篇

宪法修正范文篇1

「关键词」2004年；宪法修正案；缺憾；宪政

2004年9月21日凌晨4点，一只蚊子惊醒了我的清梦。我起来摘下我的眼罩，打开所有的灯，与这只蚊子进行了一场我失鲜血它丧命的战争。这是一场不得不进行的战争。

人权是神圣的、天赋的。但有时候，一个人在阴暗角落里的一句话、一个批示有可能严重侵犯你的人权。这时，你必须战斗！

所以，法律和法学的终极关怀是人权保护，是治理政府，而不是“政府治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杰弗逊才告诉我们：“自由政府是建立在猜疑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

应该说，2004年宪法修正案在人权保护和治理政府等方面有巨大的进步。但也留下了五大缺憾：

一是修正案的个别规定含义不明。主要有：（1）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不明确的。例如，“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政治文明”的法律含义就不明确。再如，补偿的依据和标准也不明确。修正案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什么叫“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中的“法律”是什么？“补偿”的标准是什么？现在个别地方政府在其规定中已经有所发展，如《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依法及时予以补偿”。这非常好。但宪法修正案才通过就被超越，这非常不好。（2）中国人明确，外国人不明确的。例如，以宪法形式将“三个代表”确立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因为从本质上说，执政地位不是靠执政者的绝对权力或权力的高度集中维持的，恰恰相反，是靠自觉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含义需要加注，老外才懂。再如，修正案规定：“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国人大致能明确各个“者”的含义，但老外懂也难。（3）中国人不明确，外国人明确的。例如，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国“进行国事活动”。老外很清楚，因为此处的“主席”就是“President”。但中国人不很清楚。如改成“总统（President）制”，大家就都懂了。

二是修正案的个别规定错误。主要有：（1）关于人权的规定。现行宪法第三十三条开始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二章）。但2004年宪法修正案在“公民权”之下“增加”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的概念远远大于公民权，现在的规定方式是本末倒置。如果将人权放在“总纲”（第一章）中作为立国的基本原则加以规定，这个国家就有正当性基础了。（2）关于“私有经济”的规定。宪法修正案第一条（1988年）、第十六条（1999年）、第二十一条（2004年）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进行了三次反复的修改，有的改好了，有的改糟了。例如，现行宪法仍然使用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不科学的概念，而且又造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非公（有制）经济”的概念。因此，宪法的上述规定应该进行第四次修正，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等不规范的法律和政治概念改为“私有经济”，并应该以“有”为惟一标准将现阶段中国的经济成分划分为公有经济、私有经济、混合经济（外资经济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经济形式），实行“以私有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这样，大家就有了一个进行对话的统一的工具系统了。

三是修正案内容缺省。主要有：（1）宪法序言。宪法序言要解决“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八个字，即要解决政权的合法性和宪法的制定者这两个问题。现行宪法序言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2）违宪审查制度。这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最大的遗憾。虽然2004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法规审查备案室，但严格来说，这种制度设计是初步的，是有问题的。应当设立宪法法院，赋予其违宪审查权。（3）党权、政权与民权的关系。民权、政权与党权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和实践过程就是宪政。其中，关键在于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应通过改革，形成以民主为根本原则、以执政为基本内容、以法治为主要形式的新的执政方式和执政体制，将党权纳入民主法制的轨道。一是执政在民（民主执政）。这就需要强调：中国共产党应该在人大制度之内活动，成为坚守民主的“议会党”（通过人大执政）。二是执政在政（科学执政）。这就需要强调：中国共产党应该在政治和政权制度之内活动，成为执掌政权的政治党。首先，应确定“政”与“非政”之间的界限。政党应更多地注重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力，而不是更多地注重对国家政权的控制面。其次，应确定“执政”和“参政”之间的界限。执政与参政的区别主要表现为数量上的差异。在权力分配中，执政党处于主动地位。如果说执政党之执政主要体现于人大的话，那么，参政党之参政应该主要体现于政协。三是执政在法（依法执政）。这就需要强调：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制度和法律之内活动，成为坚持法治的宪政党。执政在法的含义是：在执政党党内的关系上，其自身的活动必须民主化、制度化；在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上，强调依法执政，执政党自身必须尊重和遵守法律，不能高踞于法律之上，在程序上必须严格依法办事。（4）权力制约。基本思路是：以普选（权利）制约权力；以公开（社会）制约权力；以分权（权力）制约权力。需要指出的是，分权制衡并非万能，它只是用来保护某种政治利益的手段而已。分权制衡有利于通过日常职能的分工和相互牵制，防止专横和腐败。它是全人类共同的法律文化成果。（5）应增加规定生命权、健康权、环境权、罢工权、迁徙权、隐私权等基本人权规定。（6）将政治协商会议改成“法律监督”性质，使之发挥相当于参议院的作用，人大与政协合为最高立法机关。（7）民主反腐。将反腐败仅仅局限在“教育反腐”、“制度反腐”上是不够的，必须鲜明地提出“民主反腐”。腐败蔓延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强调民主、不愿意真正落实民主。民主是反腐败体制中的“本”。（8）国家和平统一。和平统一就是法律统一。因此，应充分重视法律在国家和平统一中的作用，反对人治的言行。我国宪法应以修正案的形式明确规定我国的国家疆域。一是国家疆域完整性的规定。二是国家疆域不可侵犯性的规定。三是国家疆域变更程序性的规定。宪法应规定：非经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其全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中国的边界不能改变。四是某些国家疆域特殊性的规定。宪法应规定：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必要时得就国家领土

的变更举行全民公决。（9）中央与地方关系。应确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宪法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实行多元自主治理基础上的法律分权制，使中央与地方在法治基础上形成新型的权利义务关系。（10）国家权力应该分成三个部分：设定规则的权力即决策权，执行规则的权力即执行权，监督规则的权力即监督权。国家应完整统一行使其所有的权力，宪法应对一些特殊的权力（如军事权、检察权等）予以明确的界定。

四是需要进一步提高宪法修改方法的民主性、透明度、程序性。2004年宪法修改的方法比以前好。例如，修正案第一次对建议和草案作了改动，删掉了两个逗号，删掉了两个字。这为进一步在民主法制的基础上修宪和立宪提供了先例。但这还远远不够。应该允许公众参与讨论，而不应该预设一个不能讨论的前提，不应该动不动就采用简单、粗暴、反民主、反法制的封杀的办法。一个国家的法律和权力如果不是在民主法制的基础上产生、运作和消灭的，那这种法律和权力就得不到大家的遵守和信仰。

五是注意宪法的落实，防止小法改大法。例如，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法》（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一条规定：“需要宣布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的，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与宪法的规定相比较，该法在程序上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状态决定权作了限制（“由国务院提请”）。我们认为，这种限制有违宪之嫌。

指出这些缺憾，是为了追求宪政中国。

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宪政的前途，宪政的制度才是我们敬爱的制度。“有你在，灯亮着”！

我们面对的可能是蚊子，也可能是豺狼，是巨无霸，是利维坦。

宪法修正范文篇2

经过这次修改的宪法，进一步吸收与承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即保持了稳定又与是俱进。可以肯定的是，修正后的宪法将带给中国法制积极的影响，对树立宪法法律的权威具有积极的作用。第四次宪法修正标志着中国真正迈上了宪政的道路。

一.执政党对宪法最高权威的尊重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是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中对宪法具有最高权威的确认性规定，是社会各界对宪法最高权威地位的认同。和前三次修宪一样，第四次宪法修正再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宪法的尊重，自觉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

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多年发展和未来发展的正确认识总结和主张。此次修宪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将这些理论和实践探索、创新的最新成果上升为国家意志即用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之所以中国共产党要把自己的认识与主张上升为宪法内容，是因为她承认在我们这样一个民主国家里宪法才最有权威；是因为她明白，要想使自己的正确认识与主张对全社会产生普遍的影响力、发挥指导所有公民行为并促进国家发展的作用，就必须把它上升为宪法原则或宪法规范。

中国共产党对宪法最高权威的尊重还体现在她严格按照宪法修改程序的要求来推进宪法的修改。《宪法》第64条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或1/5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有权提议修改宪法。因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确定修改宪法的建议案后，正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定程序提出宪法修正案（草案），尊重了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

二.宪法中宪政理念的成熟化

宪政状态下的宪法有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内容和作用：公民权利的保障与国家权力的有限。此次修宪完善了公民权利体系，也使得国家权力受到更合理的约束或规制。使修正后的宪法容纳了现代宪政理念，能更好的满足国家宪政建设的需要。宪法的第四次修正是中国宪政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第四次宪法修正：第一，首次将人权的概念引入宪法，规定“尊重和保护人权”；第二，规定“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完善了我国公民权利体系，也反映了国家对现代宪政理念的接受与应用，以实际的行动来发展宪政建设。

国家权力的约束或规制是宪法永恒的使命。正如武汉大学法学院秦前红教授所言，此次修宪的相关内容反映了我们国家“打破过去那种片面的‘国家权力统治观’或‘国家权力无限观’，树立有限与有效结合的、公正与公平结合的、诚实与为民结合的宪政国家权力观”。修正案表明了政府“对国家权力行使目的的鲜明认识”。例如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修正案还规定了国家应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充分体现出政府接受了现代宪政理念对其的要求。

三.宪法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的长期关注

从2003年3月27日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和部署了修改宪法的工作，确立了这次修宪的总原则，成立了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为组长的中央宪法修改小组始，到2004年3月14日，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历时近一年，其间广泛征求意见，引起了全社会对宪法的普遍关注。

宪法修正范文篇3

关于第四次修改宪法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但在专业人士中似乎还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归纳和概括各种说法，不外乎三类基本的主张∶（1）作为根本规范，宪法应该具备相当的稳定性和恒久性，不宜轻易变动。（2）目前已经浮出水面的某些修正案内容似乎并没有什么新意，其实仅靠法律规定甚至政策性举措就可以解决相关的事宜，不必写进宪法文本当中。何况中国的最大问题是现有的宪法条文未能充分落实，在形式上不断修宪非但于事无补，甚至可能败坏宪法的信誉和权威。因此，与其随便改宪，不如做好宪法解释。（3）不否认宪法有修正的必要性，关键是改什么、怎么改，如果采取“抓芝麻、丢西瓜”的做法回避实质性改宪要求，或者片面强调意识形态甚至宣传口号在修正案中的象征性意义就会偏离宪政的轨道。我认为这些主张都很可贵，是值得有关部门认真听取和考虑的。

以上意见虽然不同，却有一个最大公约数，这就是必须坚决维护宪法的威信，明确划定国家权力的底线或界限，防止立法机关的任意性。我们不妨以这个共识――至少是法学界的共识――为前提来探讨改宪的有关问题。首先分析主张（2）提出的以宪法解释来取代宪法修订的可能性。在法治发达国家，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方面的进展的确主要是通过宪法解释（包括判例宗旨的阐述评论在内）的变化来实现的，只有在不得不突破条文的时候才采取制定修正案的方式。因此，从宪法解释的角度来看，宪政是生生不息的；从宪法修正的角度来看，正如主张（1）所说的那样，宪法是应该更具有稳定性、恒久性的。但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根据现行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级人民法院均无权解释宪法，唯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享有宪法的解释权；立法机关当然只好采取补充或改变宪法文本的方式来行使宪法解释权。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现行制度下区分宪法修改和宪法解释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至少很难在两者当中划出明确的界线。

既然宪法的发展实际上只剩下修改宪法这一条独木桥，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难免会在文本僵硬与修正案频仍之间进退失据，于是修宪成习而流于轻率的现象也就带有一定的必然性。由此可见，即使仅仅为了满足具体落实宪法内容的要求，也有必要承认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解释宪法、运用宪法的权力，进而可以推论司法审查制度的重要意义。如果缺乏某种可操作性的司法审查制度，宪法的稳定性、恒久性以及相应的权威性是根本无从保障的――这就涉及主张（3）的思路，如何适当确定这次改宪的内容。

显然，综合上述三种主张的内在涵义，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是强调宪法稳定或者宪法解释，还是考虑宪法修正案的内容，都应该首先建立切实可行的违宪审查制度。何况在孙志刚冤案被揭露之后，已经有三位公民按照法律程序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收容遣送的有关法规和规章进行违宪审查，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当局的举措提供了良好契机、营造了有利的氛围。通过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建立具有某种司法性的宪法委员会或者宪法法院，此其时也。

其次，让我们进一步分析这次改宪有可能包括的其他内容。

作为根本规范的宪法本身也需要修正，这个事实不断向人们提出以下问题∶宪法最高效力的基础究竟何在？改宪的根据和条件又是什么？众所周知，欧美各国的现代法治秩序均以自然法以及个人的自然权为价值根源，构成从国家之外检验国家行为是否符合正义的尺度。稍加比较就可以发现，中国的传统恰恰相反。作为正当性判断标准的“道”不是国家法之外的超越性力量，而是体现为其内部的循环运动――“反者道之动”这一句话就把道与自然法之间的本质差异表述得淋漓尽致。在《老子》的思想中，道意味着“上德”、“无为”，往往表现为以个别承认和社会舆论的方式对国家的强制力进行限制。

然而，非典型肺炎和孙志刚冤案对现行制度和秩序所提出的追问，却鬼使神差地把东西方的正义观以及法律正当性的外部标准（例如“天堂没有暂住证”的表述）和内部标准（例如“网上登闻鼓”的隐喻）统一起来了。两大事件都涉及生存权和自由权――人身自由、迁徙自由、知情自由、新闻自由――之间的关系，都把人权的超验之维与舆论的共感世界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意义上，第四次改宪有机会按照人民的意志来巩固和发展宪法的价值基础，为今后的违宪审查提供更能体现政治文明的判断标准。换句话说，在经历了天灾、人祸以及民愤舆论的冲击之后，应该把承认知情权和迁徙自由作为宪法修正案的重要条款，作为落实两个人权国际公约的具体标志，否则现代宪法秩序的建构就无从谈起，改宪的成果也很难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这是除建立违宪审查制之外的改宪内容的第一层意思。

但是，在强调自由权的同时，也应该明确拒绝以自由至上论（libertarianism）和自生秩序观作为宪法的潜在意识形态。鉴于中国社会具有显著的网络结构特征，很容易导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而现实生活中的贫富悬殊已经超过警戒线，必须坚持国家有权对市场进行适度的干预的原则，以抑制社会性权力的任意扩张和跋扈，保障十三亿人在有限的土地上都能获得公平适度的生存空间。否则，少数巨富与大多数新贫民相对峙的两极分化势必在自由、平等以及民主等基本价值之间造成不可逾越的鸿沟并可能诱发统治危机。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如果要在新的宪法修正案中把私有财产作为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而重新定义，那就必须同时对弱势群体进行适当的扶持和提供充分的基本保障，包括承认工人、农民组织利益团体进行共同交涉和采取共同行动的权利（即宪法学上的“劳动基本权”），进一步完善征收租税和审查财政预算的各种制度（即宪法学上的“税收法定原则”和“财政的议会中心原则”）。这是关于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的实质性内容的第二层意思。

在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倒不是国家要不要对竞争结果的过度偏颇进行干预，而是采取怎样的方式进行干预，干预的前提条件和限度是什么。为此，必须按照宪政体制的分权制衡和程序公正的原则加强对国家权力的各种制度性限制，其中最关键的是确保司法独立，加强法院的地位和作用使之具有约束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力量。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容许法院解释宪法并引进违宪审查制度，于是我们又回到最初那个基本结论的立场上去了。这是就限制国家权力的宪政要求而考虑改宪内容的第三层意思。

宪法修正范文篇4

一、宪法修正案充分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反映了我们党关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重大主张

此次修宪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把我们在实践中取得并证明是成熟的重要认识和基本经验写入宪法，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入宪，为执政党按按照自己的面貌领导国家，为人民群众监督执政党的领导提供了宪法依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积累的治党治国治军新的宝贵经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引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而奋斗的根本指针。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并将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其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既保持稳定又与时俱进，必将为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走向辉煌，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制保障。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中，必将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书写出新的篇章。

同时，“三个代表”写入宪法，也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提出更高要求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作出的政治承诺。只有始终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才能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有一个“代表”没做到，就要危及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有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人民对于执政党的要求、对于如何来判断执政党的执政水平、如何监督执政党，也就有了一个标准和依据。

新的宪法修正案的14条，除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们国家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宪法以外，其他各条实际上也都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比如，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政治地位的确认，增加保护私有财产、尊重和保护人权、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条款，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思想。特别是增加“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体现了对农民阶层的利益的尊重和保护。可以说，从此次修宪开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并将和宪法一起，成为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利益的一个重要保障。

（二）统一战线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将有利于国家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

新的宪法修正案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一部分社会人士列入作为人民民主专政阶级基础的统一战线之中，反映了由于统一战线中各阶级、阶层的地位和关系的变化：现在这个统一战线已经和过去的工农联盟、劳动人民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组成的统一战线有了根本的不同。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些社会阶层的人士，按照传统观点应属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范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些人士已经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标志着这些社会阶层政治地位的提高，实际上也标志着我国国体也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变化，表明了国家政权更加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联盟范围更加广泛和扩大。

二、宪法修正案以人为本，充分体现了“修宪为民”的现代法治思想

新的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人权保障和对合法私有财产的保护，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土地征用制度等规定，体现了“修宪为民”的理念。保障人权原则和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的确立是修正案中对我国未来社会影响最大、最有价值的是两条。

（一）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是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一个伟大里程碑

人权、民主、法治构成了宪政的三个要素。其中人权保障是宪政的核心价值、终极价值，与此相对，民主和法治仅具有手段的意义。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布：保障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他们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成立政府的目的。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宣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此次修宪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标志着中国也走进了“权利时代”，表明我国全面推进人权事业和保护公民权利的决心和信心。

以人为本，保障人权，必然要求相应的制度建设，为此宪法修正案增加了有关社会保障的内容，提出了“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落实公民生存权，必然要求政府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二）确立“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是人权保障的进一步贯彻和具体落实

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对公民个体而言，对财产权的具体的、直接的保障才是最有效的保障。财产权为宪政提供了最为牢固的基础。20多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拥有的私人财产普遍有了不同

程度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公民有了私人的生产资料，广大群众对用法律保护自己的财产有了更加迫切的要求。这次修宪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了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用“财产权”代替“所有权”，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公民财产所有权以外的其他物权、债权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财产权，提供了宪法保障；同时，完善了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制度，以利于正确处理私有财产保护和公共利益需要的关系。

（三）“政治文明”目标入宪，将为政治体制改革产生重大影响

这次修宪建议中，首次把“政治文明”一词写入宪法，体现了执政党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努力，使民主政治建设有了宪法保证，必将更有力地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从确认“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地位，“三个代表”入宪，增加保护私有财产、尊重和保护人权等条款来看，“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已经具备了越来越明确而丰富的内涵，可以预期，在宪法和新的宪法修正案的指引和推动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将取得更大进步。

国家主席职责的变化，也将对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产生一定的影响。新的宪法修正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的职责中，增加了“进行国事活动”这一条，这是国家领导体制的新变化，是执政党的行政方式的一个变革。

宪法修正范文篇5

主题词：宪法修正，“革命”民主，宪政民主，政治文明，人权保障

宪法是人民的圣典。每当修宪时，它都要氤氲一层神圣而美丽的光环。这不仅是因为媒体的聚焦会使修宪议题演变为公共话语，更因为现代修宪已成为与社会各阶层、公民个人密切相关的利益博弈，对利益安排的预期和憧憬使它吸引人们的凝视与关怀。但宪法终究不是凡器，它高贵得让人陌生，抽象得让人疑惑，灿烂得让人不能亲近。因此，宪法修正案的正式出台，不是宪法行程的归宿，而只是漫漫征程的起点。我们要认真对待、深入解读宪法修正所折射出的宪政民主理念。纵观中国的修宪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八二年以来的四次宪法修改特别是新近的宪法修正案，不仅使宪法内容和形式更完善，更凸显了朝野关于国家权力的新认识。八二宪法将“公民权利”的内容置于“国家机构”之前，反映了人们关于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孰本孰末的认知变迁。公民权利的“顺序在先”引导着公民意识的复苏和勃兴，并为法治理念的导入储备力量。九九宪法修正案写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树立宪政民主观的重要里程碑，它表达了任何权力都必须是法律之下的权力的法治信念。而二零零四年宪法修正案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则表达了依法治国首先要依良宪治国的坚定决心，是对“宪法者，公民权利之保障书也”这一法治普遍真理的回归，是对国家权力价值的鲜明认知。二十年，四次宪法修改，“权利优位”、“法治模式”和人权理念随之确立。显然，这样的价值和制度选择，昭示了人们对宪政民主观的趋近。新近的修正案对“政治文明”和“人权”等的宣示，正是这一理念的写照和固化，它反映了人们关于国家权力正当性基础和价值根基的新认知。

一、宪政民主论构成现代国家政治权力正当性的首要基础

权力何以能正当存在并保持持久一直是政治国家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尽管垄断有组织的暴力以抵御外来侵扰、维持国内政治社会秩序，是任何政权得以存在、统治得以施行的现实基础。但暴力并不能为政权提供正当性的支持。正如卢梭所言，“最强者也不能总是强大得足以永远作主人，除非他能把力量转化为权利和服从的义务”[①].事实上，没有获得某种普遍性的认可，单纯凭籍暴力和强制统治，只会使整个社会处于持续的紧张之中。自政治权力存在以来，人们便不断追问其存在并为少数人执掌的正当性，并创造种种理论来论证其合法性。在现代政治国家，宪政民主论构成了政治权力存在和运行的首要正当性基础。

（一）权力正当性理论的演变

在近代以前，为政权提供正当性依据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各种形式的“天命论”。近代以前的集权主义政治形成了心理动机、思想逻辑到行为方式三者合一自成体系的政治模式，为其政治体制的正当性提供了几个重要来源：一是“君权神授论”，借助原始宗教意识并虚拟超世俗社会的神秘主体，来论证政治权力操于一人之手的正当性；二是“奉天承运”，借助主宰自然界的所谓“天道”、“天命”的神秘力量，来论证政治权力建立和更替的正当性。天子乃“君权神授”和“奉天承运”派生而来。通过这样的意识形态铺垫，“天子”与皇帝合二为一而获得独掌国家大权的正当性。《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正是这一“天命论”的注脚。“祀”的重要性排在“戎”的前面。祈天祭祖，神道设教，为政治权力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的正当性基础，并塑造了人民对对统治权的认可。

取代“天命论”的是社会契约论-其发展最终形成宪政民主论的意识形态。自然法思想家为这一意识形态的建立贡献了汗马功劳。近代以洛克、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过程中，重新阐释了自然法理论，从自然状态推衍出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人民主权、限权政府、公民自由等概念。与亚里士多德视城邦国家与社会为一体的一元观不同，他们主张国家与社会相区分的二元主义观念，将政权（主权、国家权力所有权）和治权（国家权力行使权）成功分离。主权属于人民，治权委托给政府。宪法是人民的委托书，也是政府权力的构成书；它坚定地守护着主权者的意志，通过宪法这个“高级法”和平地解决了封建社会靠刀光剑影、宫廷阴谋或世袭传承才能解决的权力交接问题；通过权力制约制度初步解决了权力的无限膨胀和腐败难题，并在试错与纠错的过程中给现代社会带来一种政治稳定与政治创新的动态平衡。

宪政民主论作为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是公众对于保障基本人权和限制权力行为的共识，与“天命论”相比，具有鲜明的特征。[②]第一、民族国家观念。在宪政民主论中，对民族的忠诚取代了对帝王天子的忠诚，进而形成对建立在民族之上的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如美国宪法开篇便宣称“我们美国人民”。第二、人民主权。国家的合法性从纵向盟约（即与上帝的盟约）转向横向盟约（社会契约），国家权力是被构建的权力，是人民主权逻辑运动的产物。统治者必须效忠于人民，而不是相反。第三、宪法权威至上。宪政民主在否定人格性权威的同时建立制度性权威，即宪法的权威，并通过法制的统一性来实现理性治理。第四、一系列的“共和”制度。人民通过代议制、选举制等共和制度将权力委任给政府。第五，人权保障。宪政民主国家的宪法以人权保障为终极目标，并通过分权制衡、划定公私域以及权利救济来实现人权保障的宪政价值。

（二）宪政民主论构成一国政治权力的首要正当性基础

从政治文明的角度看，可以说宪政民主论是一种政治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它不反对至高权威的存在和必要性，但将这一至高权威附着于宪法之上；它承认国家和政治权力不可或缺，但却坚持认为它们是必要的“恶”，必须受到制度性的制约；它承认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之间的分离，但建构了代议制、选举制和政党制等制度来保证主权者的意志得到充分表达和实现；最为重要的是它倡导公民文化和身份平等，它并不否认多数和少数的存在和相互之间的差异，但它允许少数和多数之间的相互分化；它坚持任何社会成员不得被固定化为特定的少数身份并受到与多数完全不同的宪法待遇。易言之，宪政民主论关注的核心是政府怎样代表每一个公民并保障个人权利，以及公民通过怎样的程序来制约自己选出的代表，最终实现个人权利保护和社会利益增进的协调。

无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对宪政、民主和人权的解读是如何的不同，但在现代政治国家，宪政民主论及其制度化形态的宪法所确立的权力渊源制度（人民主权）、民主制度和人权保障制度所达致的程序性正义和实质正义，已构成了一国政治权力的首要正当性基础。人民主权原则为权力的正当性规定了逻辑前提。人民主权原则从渊源上规定了权力的正当性。它表明具有原构性质的原始权力唯有人民享有才是正当的，它的逻辑运动使具体宪法权力得以产生并从这一逻辑运动中获得正当性支持。自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宣布“全部主权的本原根本上存在于国民之中”以来，人民主权原则作为一国宪法权力存在和运行正当性的逻辑基础便获得了根本法的确认和精心呵护。在现代各国宪法中，人民主权原则已成为基本原则，得到了宪法规范或直接或间接或原则或具体的承认和表达。

以选举制为核心的种种民主制度为宪法权力的正当性提供了制度和程序性基础。任何权力，要么是授予的，要么是篡夺的。人民主权原则从根源上说明只有人民的权力让渡才构成宪法权力产生的正当途径，任何篡夺的权力都是非法的。但是，它更多地是预设了一种前提，并未将这一让渡行为本身实证化和制度化为稳定可操作的程序，因而只是提供了宪法权力正当存在的可能性。以选举制为核心的种种民主制度则使这样一种预设成为一种制度性和程序性共识、一种制度化的程序。它使宪法权力从这些制度和程序中获得正当性，从而为宪法权力的正当性提供了制度和程序性基础。易言之，只有当宪法权力由公民普遍选举产生才具有正当性。正是如此，选举制度构成了当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制度。

人权保障的终极目标为宪法权力正当性提供了价值基础。人民主权原则和以选举制度为核心的民主制度只是从终极来源、获取途径两个方面规定了宪法权力的正当性。即使宪法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并通过合法的民主程序而获得，宪法权力只不过是获取了程序性的正当性支持。宪法权力设置和行使的合目的性才是宪法权力正当性的实质性要素。依人民主权理论，宪法权力是人民固有权力的转化，其逻辑设定的首要功能在于满足民主对公共权力行使正当性的要求。尽管关于国家权力有所谓“自然生成说”、“上帝创造说”、“社会契约说”等学说，但在民主政治下，一切国家权力只能来源于人民，政府及其机关和公务员都是服务于人民的。人权保障是宪法权力存在的价值根基。美国《独立宣言》对宪法权力的这一正当性理念进行了全面的表达：“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了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利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使他们获得安全和幸福。”按照上述理念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宪法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公民权利及人权的广泛实现并防止了公共权力的危害性，获得了存在近几个世纪的正当性。人权保障已成为现代政治国家宪法的核心原则。如果一国宪法权力践踏人权，侵害生命、财产和自由，无论其是否是通过正式的民主程序而获得，必将立即丧失其继续存在的事由或者只能依靠暴力来维持统治。

二、宪法修正与权力正当性诉求的转变

（一）“革命”民主的权力正当性理论

无论是在革命过程中还是新中国诞生以来，我们理解和建立的都是一种不同于宪政民主的民主形式。本文将之称为“革命”民主，它构成了我国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基础。“革命”民主有其独特的内涵，其民主主体和专政对象随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③]“革命”民主首先是指“革命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④].在这一形态的“革命”民主下，民主的主体是绝对数额巨大、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广大工人和贫困人民，专政对象是以资产阶级为首的剥削阶级。此时，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体和对象都是一个完整的阶级或集团。这一形态的“革命”民主持续的历史十分短暂。它是无产阶级由一个被统治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进而掌握国家权力机器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两个阶级激烈的革命斗争。“革命形式”的民主是阶级斗争过程中的动态民主，它更多的是一种斗争原则和策略，而不是表现为一套系统的国家制度。

“革命”民主发展的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说：“对人民内部的民和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⑤]在这一阶段，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掌控了国家权力。民主的主体是广大的劳动人民，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二者都是完整的阶级，而专政的对象则是剥削阶级的“残余”，它们已不是一个完整的阶级。与“革命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相比而言，“革命”民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形态并不是以激烈的革命斗争和阶级斗争为中心。虽然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

从理论的层面而言，“革命”民主两个发展阶段的分界清晰明了，其特征也十分的明显。首先，“革命”民主论是一种社会分层的理论。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下，社会中存在一个潜在的身份划分：一部分人属于民主的主体，通常是广大的劳动人民，被称之为“人民”，另一部分人则属于专政的对象，它们是少数的社会制度破坏者，也是一部分独特的刑事犯罪分子，被称之为“敌人”。人民与敌人的分界并非总是清晰明了，而且相互之间会转化。但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总有一小部分人被视为潜在的“敌人”。其次，“革命”民主论是一种国家权力正当性的理论。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的正当性来源于“革命”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从理论上讲，“革命”民主论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建立提供了路径、方法和意识形态支持。从实践上讲，“革命”民主从“革命形式”向“国家政权形式”转变的过程，奠定了国家权力获取来源、途径的正当性。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国家得以产生，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成就奠定了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另外，“革命”民主的目的性追求也是人民民主国家权力正当性的重要因素。依“革命”民主论，国家权力正当性的根基在于它作为一个斗争工具，必须保证人民民主的实现，并有效地对“敌人”实行专政。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将使国家权力失去正当性存在的理由。

“革命”民主论构成了我国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基础。首先，新中国国家权力诞生的过程恰是“革命”民主从“革命形式”向“国家政权形式”转变的过程。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一直交织着两大使命：独立和富强。随着历史的渐进，各种社会力量竞相登上历史舞台，舞刀弄墨，各显风骚。最终，以马列主义和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了独立的历史使命并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民主专政正是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法宝。在这一对外求独立对内求民主的历史过程中，每个社会成员阶层归属和身份特征明确。每个人都被贴上“朋友”或“敌人”的标签；一部分人的民主与对另一部分人的专政紧密相联。在这一身份甄别和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中国的独立诉求得以实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得以诞生，而作为斗争得来的国家执政权自然地由“代表最广大人民”并领导人民走向独立、实现民主的中国共产党执掌，中国共产党当然地成为执政党。

其次，民族的独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实现与权力行使的正当性紧密相联，并获得了新中国历部宪法的支持。从1954年宪法始，我国宪法都有一个独特的序言，它详尽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建设的成就，并宣告“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82‘宪法中更是从如下方面明确规定了国家权力的性质、功能和存在的正当性。一是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权力的存在、设置和行使都由这一国家性质决定。宪法第一条第二条分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明确地限定了我国国家权力的归属和和存在价值。二是国家权力具有独特的功能。一方面国家权力由人民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获取，它的行使必须保证人民民主的实现。宪法第二条为此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意味着宪法权力的首要功能是创造条件建立便捷可行的制度和程序使人民享有作为权力所有者的决策权利。另一方面，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国家权力依旧是专政的工具，对少数人实行专政还是宪法权力的一个重要功能。宪法序言规定：尽管“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显然，在与“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过程中，国家权力自然要扮演重要角色。

（二）从“革命”民主论到宪政民主论

“革命”民主论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权力存在的正当性支柱，自有其合理的地方。正是在这一意识形态的指导下，一大批不同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得以产生。但是“革命”民主有其致命的缺陷。首先，“革命”民主论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差别，使社会中人与人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在“革命”民主论的指导下，“人民”与“敌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分和紧张的对立关系。如果人民试图享有民主权利，那么社会中总有一部分人（其数量多寡不断变化）处于国家权力的专政之下。处于两个集团中的个体将受到“冰火两重天”的宪法待遇。如果说从古到今的进步运动可以归结为从身份到契约-也就是从不平等到平等-的运动，那么“革命”民主的社会依旧是一个身份性的社会。尽管“革命”民主的运动使大多数人摆脱了被破压迫的状态，但它是一种“跷跷板”式的运动。社会一个群体的地位上升与另一部分人的地位下降形影相随。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平等并不是“革命”民主的关注点。

其次，“革命”民主是一种无限民主。依“革命”民主的理论，民主与专政不可分离。民主的享有以对部分人的专政为前提。为了保证人民民主的实现，国家权力的功能之一是排除少数人对民主制度的破坏、确保民主制度的安全运作。这一民主理论同时要求人民具有重大事件的决定权。因此，在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受到威胁时，是否对破坏者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并采用何种措施全由人民决定，而人民决定权行使的唯一标准或者说约束是确保民主权利的安全。在“革命形式”的阶段，为了夺取民主权利，以战争为首的暴力行为并不会受到任何制约。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必须从肉体上消灭敌人。即使在“国家政权形式”的民主形态下，人民决定权也是不受限制的。一旦某一个体被视作国家的“敌人”，他将受到国家权力的专政对待。在不同的时期，“革命”民主从“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演变到“工农联盟”的民主专政再到“人民”民主专政。尽管民主的主体和专政的对象不断变化并在总体上民主的主体范围越来越大，但民主主体和专政对象的划分并不遵循明显的价值规则和客观事实。当某一权威人物试图对民主主体和专政对象的既定分界予以变更并且获得多数人的认同时，曾经的“人民”便瞬间成了“敌人”而受到非人的对待。中国的“”历史便是明证。

我国过去的宪法理论长时间尊奉列宁所谓“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国家形态，民主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的观念和一种阶级斗争的哲学，可谓是一种“革命宪法学”[⑥].其典型表现之一是，在同志关于宪法宪政理论[⑦]的启示下，将宪法视为民主事实的法律化，将宪政视为民主政治，无视宪法宪政与民主之间的根本差异。我国的革命历史使我们对民主的理解更多的带有“阶级性”的色彩，偏重于将民主视为一种实现阶级理想的工具。这使我国的宪法学研究长期来被囚禁在阶级斗争论的牢笼中。政治文明、人权保障、“三个代表”理论入宪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预示着一种新型的权力正当性认识，并特别要求我们更重视目的意义的民主而直面工具主义民主的局限，在认识国家权力时树立一种新的宪政民主思维。

文明的政治是人人平等、社会关系和谐的政治。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政治生活史显示，政治生活在不断演进的历程中始终表现为特权阶层对普通大众的对立政治统治关系，社会不平等、不公正对社会平等、公正的价值主导格局，少数社会成员对于多数社会成员的权利侵犯形式。任何不文明的政治类型有其共同的特征，即公民被分作三六九等，受到国家权力的不平等对待；社会生活中具体的人并不是统一地作为大写的“人”而有尊严、安全、自由的存在；而国家权力则在维持这样一种对立关系的过程中获得正当性。政治文明入宪表明我们对平等政治的诉求。社会主义中国要建设的政治文明，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文明，她首先要建立一种平等的价值主导格局、和谐的政治生活状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呼唤宪政民主的建立。在政治文明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应当认识到：一切国家权力属于国民，国民享有构成性的权力，由主权派生而形成并由宪法严加看管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只是一种委托性的权力，其形成、存在的正当性不是由一种革命或运动成就先验地予以证明，而在于它们通过民主程序获得了公民的赞同，并为每个公民的权利而不是部分阶层提供平等、充分的保护。

人权保障既预设了宪政民主的存在前提，也是宪法民主的核心要素。从一般的层面而言，人权是指“人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人权”这一字眼本身即表明，无论每个人的禀赋、体魄、长相、出生、宗教信仰和财富占有存在多大的差距，他们都必须被看作无差异的“人”而存在。不管西方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因前者重视人权的普遍性后者强调人权的阶级性而存在的认识差异是如何重大，他们对这样一个前提都置信不疑：每一社会成员都首先是一个独立、平等存在的人，他作为人的尊严、价值不容否定-这正是宪政民主的核心价值。因而，人权保障入宪意义重大，意味着我们必须抛弃从阶级属性的视角来认识社会个体和国家权力存在正当性的陈腐观念，建立一种新型的宪政民主观。

“三个代表”伟大理论入宪使其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它说明国家权力行使者只是公仆而不是主人。“政治文明”、“人权保障”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时写进宪法并和谐共存预示着每个公民都是国家权力的主人，国家权力并不只是人民的代表，它必须对共和国领域内每个公民负责并从他们的授权中获得存在的正当性。总之，政治文明、人权保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时入宪是对一种新型宪政民主观的承认和渴求。它表明，宪政民主在本源上是一种善的理念，是一种应该“始终把人当作目的，总不能把它当作工具”的理想（康德语），是对每个人智识平等的承认和尊重。从本质上讲，宪政民主主义也是平等主义。新的民主思维追求人的自由的真正实现，要在动态中抹平人民和公民的界限；未经审判不为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可预设“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贯彻“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我们就必须树立人民不断接近或等于公民的思维，就必须打破逾越法制的约束而进行“革命运动”的旧见，在宪政民主论的指导下重新认识国家权力和国家性质。

参考文献：

[①]［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一编第三章。

[②]参见冯向辉：《宪政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载《学术交流》2002年第2期。另参见陈端洪：《由富强到自由：中国宪法的价值取向与司法化的可能性》，载北大法律信息网，2004年4月1日访问。

[③]参见张锡恩：《无产阶级专政的三个发展公式透析》，载《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④]《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

[⑤]《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袖珍版，第1364页。

宪法修正范文篇6

关键词：人权保障刑法宪法修正案

一、我国人权保障的立法现状

所谓人权，就是人在其生活的社会，特别是国家中所应当享受并得到充分保障与实现的各种权益。六十多年前，《世界人权宣言》中“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为联合国大会所通过；1993年6月25日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维也纳纲领》再次重申，《世界人权宣言》是“各国人民和所有国家所争取实现的共同标准”。中国政府先后于1997年l0月和1998年10月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表明了中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坚强决心意味着中国也同样重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反对～切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行为。

我国宪法全面规定了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等一系列权利，。这些规定为刑事司法领域保障公民人权提供了坚实的宪法依据。2004年，“人权入宪”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的立法正在与国际接轨，对人权保障的认识正在进一步深化。

二、我国人权保障在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问题

刑法对于人权的保障，既包括对被害人及广大守法公民人权的权利保障，同时也包括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依法保障。近年来，我国人权保障事业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仍存在两大问题：

(一)刑讯逼供屡禁不止

刑讯逼供可以说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大顽疾，虽然我国已加入《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仁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约》，但刑事诉讼法明令禁止刑讯逼供等非法的取证行为，在实践中仍然屡屡发生。其不仅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而且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破坏公安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威胁着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存在有罪推定的错误思维模式。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已经认可了无罪推定，但是无罪推定原则并未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全面贯彻，部分侦查人员在意识层面，已经形成了有罪推定的固定思维模式。有的办案人员错误的将自己推测的事实作为案件客观事实本身，认为办案过程不是一种从无到有的认识过程，而是一种从结论到证据的过程。在这种错误的思维方式的引导下，当办案人员找不到能够印证自己结论的证据时，往往采用刑讯逼供手段。

二是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在我国以往的法治进程中，程序法往往处于实体法的附庸地位，程序法的公正和人权保障价值一直被忽视，一旦程序与实体发生冲突，追求事实真相往往成为司法者最终的选择。在办案过程中，因侦查人员个人水平、素质的差异，很难找到有力证据的办案人员因为破案心切，自然把重点放在了嫌疑人身上。因此，为了查明案件的真相，个别侦查人员往往不惜放弃程序法律原则，对犯罪嫌疑人施以刑讯、威胁、引诱、欺骗等各种手段，千方百计从其口中挖出案件的“事实真相”，至于程序的合法性很容易被抛在一边。

三是相关立法制度还不是很健全。根据我国刑事法律的规定，嫌疑人在受讯问时不享有沉默权，且我国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嫌疑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造成口供成为办案人员非常重视的证据之一，口供的取得使侦查方向和目标变得“清晰”，成为案件告破的“捷径”。对于遭受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完全处于消极诉讼的位置，难以对抗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虽然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提起诉讼和控告，但嫌疑人难以提供有力证据证明所遭受的侵害，加之律师在侦查阶段并没有为嫌疑人辩护的权利，并且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还可能会受到司法机关的种种“刁难”，也使得犯罪嫌疑人遭受刑讯逼供时不能及时得到有效的帮助。

(二)滥用强制措施

强制措施，是司法机关为了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各种强制性方法。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不高，人权保障观念淡薄，出现了滥用职权、非法使用强制措施、超期羁押的问题。笔者认为产生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法律规定的时问不能满足案件侦破的需要。拘传最长不得超过l2小时，经过延长的留置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8小时，嫌疑人在此时间段还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时期，完全有可能处于沉默的状态，或者故意拖延时间，也极有可能提供的真实情况不是办案人员想要的资料。侦查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得不到“有价值”的证据资料，但又不甘心就此作出结论，于是变换方式的采用不同的强制措施，以“遵守”程序的规定。

二是先入为主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存在的很多疑问或猜测，会因为办案人员思维方式和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产生不同的看法。一种经常存在的看法就是“你没有问题怎么会被抓进来?”，还有的认为按照合理的推断或假设，“案件就应该是这样的”，虽然一种强制措施的时间已经用尽，在案件没有进展的情况下，不断更换强制措施手段、超期羁押、不合规定的羁押现象也就产生了。

三是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够健全。一说到机制，往往流于发文要求，开会强调，没能将监督机制运用于事前要求，事中介入，事后监督之中，“关口”没能有效前移。在实际办理案件过程中，嫌疑人很难取得自己权利被侵犯的有力证据，有些司法人员在违反程序操作后能够在法律文书或字面上做得“无可挑剔”，就目前的监督机制可能使过程中的违规和结果上的合法得以并存。

三、完善我国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的建议

随着法治建设不断发展完善和人权观念的不断深入，我国人权保障在刑事司法领域存在的不足也亟待完善。笔者认为，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一)注重程序公正，发挥程序法对人权保障的作用

刑事诉讼法作为刑法的程序法，在人权保障、维护司法公正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对加强司法进程中的人权保障具有极大的促进和保障作用。立法机关应当改革和完善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增强诉讼程序的可操作性，切实维护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完善监督机制，加大司法监督力度

进一步推动司法监督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和社会化建设。要规范和完善司法监督机制，确保司法监督有规可依、有章可循，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要细化程序，提高可操作性，增强全社会依法监督意识，以社会的力量对权力进行监督，防止权力滥用。

(三)提高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贯彻人权保障观念

司法人员的素质直接涉及到案件的公正和效率，也影响着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能得到保障。司法机关应当定期组织系统的法律知识和业务知识培训，定期进行考核，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及时了解法律的新动态，更深刻的领会人权保障的内涵和意义。

(四)树立宪法至上的观念，深入理解人权保障的含义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其中，公民的基本权利更是人权保障的法律依据，我们要将宪法运用到实践中去，作到有法必依。刑事法律的价值构造应当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与国际公约接轨，加重人权保障在立法中的地位。

宪法修正范文篇7

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

本条立法理由：新中国成立时对待私有经济的政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即合作化运动，消灭了私有经济，实现了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到，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11届3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第一个步骤是“放开、搞活”，放开指允许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个体工商户。当时决定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属于危机对策的性质。还没有认识到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弊病，还谈不到经济体制的改革，谈不到私有经济的发展问题。92年宪法，只是反映当时的政策，承认个体经济的地位，规定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个体经济的定性：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1988年4月12日七届人大对本条的修正：

原条文：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

修改后条文：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

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本次修正的内容：在第11条原文基础上，增加第3款关于私营经济的规定。第1句：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体现了党和国家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从消灭私营经济，转变为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第2句：比照个体经济的定性，也规定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第3句：规定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及监督、管理。

本次修正的理由：改革开放政策推行的结果，个体经济发展，雇工人数增多，突破了“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概念的范围，出现一批私营企业。发生疑问：是否允许私营企业？如果允许，则要求在法律上应当给予私营企业以法律地位。本次修正，反映经济生活的要求，给予私营经济法律上地位，大体比照个体经济，仍然定性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并规定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但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有所不同，不好说“指导、帮助”，因此规定：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本次宪法修正承认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为制定有关私营经济的法律提供了宪法依据。因此，1988年6月3日国务院第七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第1条：为鼓励、引导私营企业健康发展，保障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加强监督管理，繁荣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制定本条例。

第2条：本条例所称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第3条：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私营企业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条例》第2条规定的私营企业定义：雇工八人以上。这就从法律上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作了界定。雇工不足八人，为个体经济；雇工八人以上即为私营经济。为企业设立、登记和监督、管理，确定了明确的标准。

1993年3月29日八届人大对宪法第15条的修正：

原条文：

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

修改后条文：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本次修正的内容：主要是将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根本性改变。

本次修正的理由：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效，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日渐发展，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日渐上升，引发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即关于改革开放的方向和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争论。这一争论，因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公开传达而告停止，改革开放的方向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已经确定，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一宪法修正，虽然没有涉及非公有制经济，但因为从宪法上将计划经济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体制性质的改变，就已经决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不可能仅仅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而应当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但这次宪法修正并没有对第11条进行修改，因此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的定性，未被纠正。这就为下一次宪法修正留下伏笔。

虽然如此，这次修改宪法，将第15条规定原文“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九十年代的蓬勃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因为，说到底，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与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是矛盾的，相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私营经济是个“异己分子”。而私营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却不存在这种矛盾。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其本质仍然是市场经济。相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私营经济决不是“异己分子”，而是“自己人”。质言之，私营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可见，这一次宪法修正，为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九十年代的大发展，奠定了经济体制上的基础。

1999你3月15日九届人大对宪法第11条的修正：

原条文：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

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修改后条文：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本次修正的内容：将原条文对个体经济（第1、2款）和私营经济（第3款）的分别规定，合并为两款；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并列，并且增加“非公有制经济”的概括性概念。第1款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2款规

定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法权益的保护和监督管理。

本次修正的理由：宪法修正案对第11条的修改，直接导源于九十年代非公有制经济的极大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1/3.特别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和地区，非公有经济所占比重更高，例如，广东的深圳、东莞等地，浙江的温州等地，非公有制经济所在比重当在99％以上。可见，到九十年代后期，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发展、壮大，再也不能够说是什么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而且非公有制经济根本就不是什么“补充”，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公有制经济之外的经济形式，不仅是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还有合伙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向社会招股和发行股票的股份公司等。这些经济形式是原条文的私营经济概念所不能涵盖的，也要求在宪法上给予正名，并规定其平等的法律地位。考虑到非公有制的经济形式多种多样，难以做到一一列举而不发生遗漏，因此，这次宪法修正，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之上，提出了一个新概念：非公有制经济。

特别要指出的是，非公有制经济，是上位概念，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合资经济、股份经济等等是下位概念。并且，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是并列的两个相对应的概念。非公有制经济概念的提出和在宪法上规定，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刚开始的模着石头过河，经过二十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奠基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两种经济成分之上的市场经济。

可见，这次宪法修正，明确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及其重大的法律意义。这就是，从宪法上规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具有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的法律地位。为此后国家制定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

2004年3月14日宪法修正案对第11条的修改：

原条文：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修改后条文：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这次修正的内容：宪法第11条第1款未作任何改动，只是修改第2款。第一句：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第二句：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这次修正的理由：在1999年修改第11条第1款，明确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使非公有制经济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获得长足的发展。2002年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强，特别是在一般性竞争领域，非公有制经济已经超过70％；截至2002年底，个体、私营企业注册资本总额已达2.85万亿元；2002年个体、私营企业新增注册资本金6900亿元，比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多2600亿元；个体、私营企业上交税金，已占全部税收的43％；在地方经济和县域经济中，经济发展和税收，主要依靠非公有制经济。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就业的主渠道，据劳动部2002年对66个城市的调查，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中的65%，是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实现再就业。可见，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以上可见，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小康目标的实现，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因此，中共十六大三中全会《决定》充分肯定“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3月4日，总书记在政协民建、工商联联组会上强调指出：“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是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但是，应当看到，由于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是依靠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为根据，而是以政策作为根据，主要靠政策手段而不是法律调整。还没有建成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因此，在非公有制经济获得极大发展的同时，也还存在许多问题，阻碍和限制了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在企业设立登记、税负、取得贷款、企业上市等方面，存在不平等待遇，导致发生“挂靠”现象，及因“挂靠”诱发侵占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的严重问题，以及一些地方存在的地下钱庄、高利贷等问题。

由于未及时制定完善的民法典建立健全财产归属关系的法律规则，加之在执法司法中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未得到妥善、公正的保护，导致一些私营企业主心存疑虑，难以消除。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往往停止扩大再生产，甚至把资金转移到国外或者用于挥霍浪费。要真正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激发其扩大再生产的热情和积极性，就一定要在宪法上规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的法律保护，并以此为根据，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对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平等保护。

宪法修正范文篇8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把我们在实践中取得并证明是成熟的重要认识和基本经验写入宪法，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经过这次修改，我国的宪法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国情、更加反映时代精神，更加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要求，将更好地发挥国家根本法的作用。

如何深刻领会宪法修正案的精神实质，进一步确保宪法在本区域内的贯彻实施，我认为要抓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立即掀起全民学宪高潮，把握修正案的主要内容，提高宪法意识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一切政党和所有公民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这次对宪法所作的修改，都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和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须把组织和带领全民学宪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采取丰富多样的学习方式，重点学习好宪法修正案，把握主要内容，领会精神实质，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意识，促进宪法的实施。我认为在学习宪法，特别是学习宪法修正案中要把握几个重点：

一是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指导地位的重要意义。必须让全民充分认识，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丰富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为推动“三个代表”思想，通过法律形式转变为全国人民的伟大实践，提供了法律基础。

二是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地把“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写入了宪法。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完整地构建了未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体系，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将发挥指导作用。把“三个文明”及其相互关系写入宪法，是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具体体现。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表明了我们党执政方式和治国之道进一步走向成熟。

三是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在统一战线表述中增加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重要意义。这一表述，有利于更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全面地凝聚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应该包括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符合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要求，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他们中的广大人员，接受党的领导，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他们手中的财富，大多是通过合法经营和自己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因此，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一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把他们纳入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必将增加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力量与积极因素，使更多的社会力量，凝聚在党的周围，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四是全面准确地领会把握党和国家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政策，毫不动摇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宪法修正案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把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以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基本方针确定下来，这对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排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障碍，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特别要指出的是，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以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先后4次对宪法部分内容作了修改。其中对宪法第十一条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规定进行了3次修改。这说明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地位愈益重要。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们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不断深化。

五是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的科学内涵，正确处理私有财产保护和公共利益需要的关系。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体现了保护、制约和补偿的三原则，用财产权代替了原有的所有权。这是非常重要的转变，解决了原宪法保护范畴不明确和保护力度较弱等问题。

六是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科学内涵，依法维护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不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建设民主政治，保障公民人权，本来就是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应有之义，这次将他们写入宪法，表明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层把以人为本作为国家的价值观，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国家对人权问题越来越重视，保障人权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宪法和宪法修正案的精神实质，我们的认识就更加深刻，就能在思想上进一步明确：在前进的征途上，我们始终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样，我们就能同心同德，万众一心，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二、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推动宪法在全社会的贯彻实施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以这次宪法修改为契机，迅速掀起全民的学宪高潮，这对于进一步动员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们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推动宪法在我市的贯彻实施。

（一）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等组织，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贯彻实施宪法的重大意义，增强宪法意识，自觉遵守和维护宪法，并同违反宪法、法律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作斗争。有什么样的认识，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在学习中，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进一步学习贯彻实施宪法，对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具有重大意义；进一步学习贯彻实施宪法，对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大意义；进一步学习和贯彻实施宪法，对推动社会主义政冶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进一步学习贯彻实施宪法，对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具有重大意义。只有充分认识了这些重大意义，学法才有自觉性，执法才有原则性，护法才有坚韧性，普法才有持久性。

（二）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宪法贯彻实施工作的领导。首先各级党委要把学习宪法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研究制定学习宪法的具体计划，并付诸实施。其次，要把市、县级领导干部集中一段时间进行学习。把学习宪法与干部培训结合起来，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同“四五”普法结合起来，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结合起来，同推动各地区、各部门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第三，加强督促检查，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三）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进一步研究制定有关措施，推动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比如，可以组织选任干部进行宪法知识考试，组织公民进行宪法知识竞赛，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加强个案监督，对违宪行为进行纠正等等。建议全国人大以宪法修正案为基础，修改现有的法律法规和出台新的子法子规；有立法权的省、市、自治区（县）也要以宪法修正案为镜子对照检查过去出台的法律是否符合修改后的宪法精神，以维护宪法作为母法的特殊和不可侵犯的地位。

（四）各级政府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履行职责，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各级政府是贯彻实施宪法的重要主体，不折不扣地执行宪法的各项规定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和任务。各级政府要把学习贯彻宪法与做好政府工作结合起来，加强实施宪法的各项具体制度建设。如，加快改革土地征收征用制度，大力引导和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推进现代产权制度建设，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以及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

宪法修正范文篇9

摘要:民事诉讼“开始”、“过程”和“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一体化为“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体现了民事诉讼的“道德性”要求。具有普遍认同的道德基础的民事诉讼,才真正具有正当性。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正应当遵行现代宪法原理和正当程序保障。

关键词:宪法/民事诉讼/正当性/正当程序

如今,国际社会和诸多国家正积极致力于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事业,尤其注重从现代宪法原理的角度来构建现代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并要求在司法实务中予以严格遵行。

本文根据现代宪法原理,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考察和阐释现代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的内涵及其保障原理,试图为我国修正《民事诉讼法》及司法改革提供参考意见。在本文中,笔者从“正当性”出发,就民事诉讼正当程序及其保障原理展开讨论。

“正当性”(legitimacy)的基本内涵是:某事物具有被相关人员或社会成员认同、信任、接受或支持的属性。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化意味着“纠纷的解决或审判在整体上为当事人以及社会上一般人所承认、接受和信任的性质及其制度性过程”。[1]

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在于界说民事诉讼在开始、过程和结果方面具有能被当事人、社会上一般人承认、接受和信任的性质或属性,而其正当化在于界说运用何种方法和程序使民事诉讼的开始、过程和结果能被当事人、社会上一般人承认、接受和信任。

满足或符合正当性要求的诉讼程序,就是“正当程序”(dueprocess)。正当的诉讼程序之法制化,则是具有正当性的诉讼法。依据这样品质的诉讼法进行诉讼,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诉讼的正当性,正所谓“法律是正当化的准则”。

先前一些学者的视角关注的是民事诉讼“过程”、“结果”的正当性及“过程”的程序保障。笔者认为,由于民事诉讼程序均由开始、过程(续行)和结束三个阶段构成,因此,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应当包括:(1)“开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2)“过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3)“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

一、关于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

(一)民事司法救济权与民事诉讼正当程序

为保障和实现司法公正,必须确立和维护司法的消极性,即“不告不理”原则。另一方面,只要当事人按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向法院提起诉讼或申请执行的,法院就应当受理而“不得非法拒绝司法”,即“有告即理”原则。

因此,关于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及其保障原理,主要是从程序上充分保障当事人行使民事司法救济权。所谓民事司法救济权,或称民事司法请求权,主要是指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受害者或者纠纷主体)享有获得诉讼保护或司法救济的权利。

根据所解决或处理的案件,可将民事诉讼程序划分为民事审判程序(民事争讼程序、民事非讼程序)和民事执行程序。[2]与此相应,民事司法救济权包括:(1)民事诉权。当事人行使此权(即起诉)所启动的是民事争讼程序。(2)非讼程序申请权。当事人行使此权所启动的是民事非讼程序。(3)执行申请权。当事人行使此权所启动的是民事执行程序。

民事司法救济权是一种法定请求权。如果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而得不到充分及时保护,就不成其为权利。因此,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的同时,也赋予公民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拥有平等司法救济权。在法律效力层次上,司法救济权与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是相同的。

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保障是指,在公民或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后,能够平等和便利地获得民事诉讼救济。这就要求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要件(起诉要件、非讼程序申请要件、执行申请要件)不得过分严格,以方便当事人获得诉讼救济。只要符合法定的起诉要件、非讼程序申请要件或执行申请要件,法院就得及时受理当事人的起诉或申请。

就起诉要件而言,我国现行民事起诉条件包含了一些诉讼要件,如当事人适格等。在法院立案或受理阶段,对包含实体内容的当事人适格等诉讼要件,双方当事人之间无法展开辩论,往往需到法庭言词辩论终结时才能判断其是否具备。以此类诉讼要件为起诉要件,使得我国现行起诉要件过于严格而成为“起诉难”和妨碍当事人行使诉权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因素。[3]

现在,我国许多人士主张,提高当事人进入法院的“门槛”(主要是指提高“起诉要件”),防止大量“无需诉讼解决”的案件涌入法院,以减轻法院的负担。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治理”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保民”。把当事人进入法院的门槛抬得过高,实际上是把需要诉讼保护的公民挡在法院的“门外”。以民事诉讼来“保民”(解决民事纠纷、保护民事权益),应该像“治水”一样去“疏导”而不是“堵塞”,这既是国家治理之道,也是民事诉讼之理。[4]

(二)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

根据当今通行的权利理论,与“(正当)请求”相对应的是“职责”,比如司法机构负担受理当事人司法救济请求的职责。在请求权的场合,被请求方负有特定的义务或职责来满足权利请求。如果无人担负这类义务或职责,请求权实际上形同虚设。在现代权利主导的公法关系中,公民享有请求国家或国家机关履行其职责的权利,比如要求给予公平对待、请求司法救济、要求公平审判、要求维持治安秩序等,相应地,国家或国家机关承担的是必须履行的而不是可选择的、以体恤为特征的职责。[5]

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具有保护公民之责,即承担着在公民的权利遭受侵害时给予充分及时保护的职责,或者说国家(或法院)负有“不得非法拒绝司法”的义务或职责。司法救济权作为公民(或当事人)请求国家(或法院)给予司法救济的请求权,体现了公民(或当事人)与国家(或法院)之间存在着公法上且为宪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目前,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主要体现在民事诉权的宪法化上。笔者认为,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还应当包括非讼程序申请权和执行申请权的宪法化。限于篇幅,下文主要阐释民事诉权的宪法化问题。

诉权的宪法化是现代宪政发展的趋势之一,而且日益呈现出普遍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开始重视维护和尊重人权,诸多人权公约将诉权或司法救济权确定为基本人权(详见下文)。与此同时,诸多国家的宪法直接或间接地肯定司法救济权为“宪法基本权”。比如,《日本国宪法》第32条规定:任何人在法院接受审判的权利不得剥夺。《意大利宪法》第24条规定:任何人为保护其权利和合法利益,皆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美国联邦宪法》第3条规定了可由联邦法院审判的案件或争议的三个条件,只要某个案件或争议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就可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从而间接规定了公民的司法救济权。

宪法学界多肯定诉权或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基本权地位。我国宪法理论一般认为,诉权是公民在权利和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或妨碍时,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6]有宪法学者将诉权视为“司法上的受益权”,即公民的生命财产自由如遇侵害,则可行使诉权请求司法保护。还有学者认为,诉权是消极的司法受益权,即诉权是公民请求法院保护而非增加其权益的权利,仅为消极的避免侵害的权利。在日本,人们将本国宪法第32条所规定的权利称为“接受裁判的权利”,并将此项权利列入公民所享有的“国务请求权与参政权”,强调此项权利对应的义务是法院“不得非法拒绝审判”。[7]

诉讼法学界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待诉权或司法救济权问题,始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灾难进行反省的德国的司法行为请求说。此说主张,诉权是公民请求国家司法机关依照实体法和诉讼法进行审判的权利,现代法治国家原理要求宪法保障任何人均可向法院请求司法保护。[8]受德国司法行为请求说的影响,日本学界根据本国宪法第32条,提出了“宪法诉权说”,将宪法上“接受裁判的权利”与诉权相结合以促使诉权再生,从而在宪法与诉讼法的联结点上成功地建构起宪法诉权理论。[9]

我国诉讼法学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当事人享有诉权的法律根据首先是宪法,诉权是宪法赋予公民所享有的请求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宪法和法律在赋予公民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的同时,也赋予公民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寻求诉讼救济的权利,所以诉权是一种宪法意义上的救济权。[10]

(三)民事司法救济权与民事纠纷解决选择权

在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体系中,以调解、仲裁等非诉讼方式(ADR)来解决民事纠纷,是否侵害纠纷主体或当事人的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呢?

笔者认为,若纠纷主体或当事人自愿选择非诉讼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则不构成对其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之侵害。因为一个理性的和谐社会应当向其成员提供多种民事纠纷解决方式,让纠纷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按照自身利益的需求,选择相应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即纠纷主体或当事人享有民事纠纷解决选择权。

若法律强制规定纠纷主体必须采用非诉讼方式(“强制ADR”)来解决纠纷,则需有充足的合理根据。比如,对婚姻纠纷、亲权纠纷等人事纠纷,以调解为诉讼审判的必经程序;其正当根据在于调解能够不伤和气地解决纠纷,能够维护纠纷主体之间的关系和睦、感情融洽。“强制ADR”仅限于“适用”的强制,并非指纠纷主体必须接受“强制ADR”处理的结果,纠纷主体不服处理结果的则可请求诉讼救济,所以不构成对纠纷主体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之侵害。

具有既判力的ADR结果(比如仲裁调解书、法院调解书、仲裁裁决书等),若其程序或实体存在重大违法或显著错误的,则纠纷主体还应能够获得诉讼救济。比如,我国《仲裁法》允许当事人请求法院撤销仲裁裁决书,若法院同意撤销的,则纠纷主体可就原纠纷起诉(或申请仲裁);《民事诉讼法》允许当事人请求法院按照民事再审程序撤销违反合法原则或自愿原则的法院调解书。

二、关于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程序

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保障仅是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第一方面的内容。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第二方面的内容是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程序保障,包括审判过程的正当程序和执行过程的正当程序。当事人合法行使民事司法救济权进入诉讼程序后,在诉讼过程中还应当能够获得充分的正当程序保障,即获得公正方面的程序保障和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分别对应于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率两个基本程序价值。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是,当事人获得公正和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属于程序性人权、宪法基本权或者程序基本权的范畴。

(一)程序公正与程序效率

1·程序公正

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首先体现为程序公正及其制度化。在现代民事诉讼正当程序中,程序公正的标准或要求主要有法官中立、当事人平等、程序参与、程序公开、程序比例等。(1)法官中立。法官中立是指法官与自己正在审判和执行的案件及其当事人等没有利害关系。保证法官中立的程序制度是回避制度。维护法官中立,旨在消除法官偏私对其审判和执行的影响,保证法官能够公平地对待各方当事人。(2)当事人平等。当事人平等是指当事人具有平等的诉讼地位,主要表现为: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和承担平等的诉讼义务;对于当事人相同的诉讼行为,应当适用相同的诉讼法规范并产生相同的诉讼法效果。①诉讼当事人平等是公平审判的先决条件之一。(3)程序参与。根据程序参与原则,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享有程序参与权,相应地,禁止法院“突袭裁判”。程序参与权大体上包括接受程序通知权(即诉讼知情权)和诉讼听审权(或称听审请求权)等。接受程序通知权的主要内容是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及时充分了解诉讼程序进行情况。诉讼听审权的主要内容是受到诉讼结果影响的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提出程序请求、主张事实、提供证据和进行辩论。(4)程序公开。程序公开包括审判公开和执行公开,以及对当事人的公开和对社会的公开。笔者主张,对当事人的公开可纳入当事人程序参与的范畴。正当程序既是一种公开的程序,又是一种能够保守国家秘密、当事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程序。(5)合乎比例。比例原则要求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均衡,实际上是公平正义观念的一种体现,其主要内容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必须具有客观的对称性。在民事诉讼中,比例原则体现为禁止国家机关制定或采取过度的制度或措施,并且在实现民事诉讼目的之前提下,要求法院司法行为对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程序公正的价值均须制度化,比如将法官中立制度化为回避制度。不仅如此,违反程序公正价值及相应程序规则制度的,即诉讼程序上有重大违法的,往往成为上诉理由或再审理由。比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再审理由包括: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等等。

2·程序效率

在保证诉讼公正的前提下,程序效率或诉讼效率追求的是及时进行诉讼、节约诉讼成本。诉讼成本被喻为生产正义的成本,是指国家法院、当事人和证人等诉讼参与人进行民事诉讼所耗费的财产、劳力和时间等,包括货币成本和非货币成本。

正当程序保障包括:(1)诉讼公正或慎重判决、慎重执行方面的程序保障;(2)诉讼效率或及时判决、及时执行方面的程序保障。就后者而言,从当事人角度来说,属于当事人程序利益的范畴。当事人程序利益既包括如审级利益等程序利益,又包括节约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假设某个案件按照正当程序及时审判,所付出的诉讼成本是10万元,而迟延审判所付出的诉讼成本却是12万元,那么,因为迟延审判多付出了2万元的诉讼成本,其中包括当事人多付出的诉讼成本和国家多付出的审判资源等,从而在事实上既侵害了当事人的财产权,又浪费了全民所有的审判资源。

因此,缺乏效率的民事诉讼程序是不合理的,尤其是面对着现代社会中“权利救济大众化”的要求和趋势,缺少成本意识的民事诉讼或司法制度更容易产生功能不全的弊病。[11]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典中规定了促进或提高诉讼效率方面的要求。比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法院应为民事诉讼公正并迅速地进行而努力;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以诚实信用为之。我国澳门地区《民事诉讼法》第8条第1款也规定:在主导或参与诉讼程序方面,司法官、诉讼人及当事人应相互合作,以便迅速、有效及合理解决争议。

在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设计方面,应当体现降低诉讼成本或提高程序效率的价值或理念。摘其要者说明如下:(1)建构公正的诉讼程序。按照公正程序进行审判,当事人能够获得正当性,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上诉或再审,从而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这体现了诉讼公正与程序效率之间的一致性。(2)根据案件的性质和繁简而设置相应的繁简程序。根据正当程序保障原理和诉讼费用相当性原理,对于诉讼标的较大或案情较复杂的案件,适用比较慎重的程序来解决,而对于诉讼标的较小或案情较简单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来解决。(3)设置合理的起诉要件、上诉要件、诉讼要件、执行申请要件等。这些要件若不具备,则驳回诉讼或终结程序,从而避免无益的诉讼或执行,以节约诉讼成本或执行成本。(4)建构合理的诉的合并和诉的变更制度。诉的合并制度为在一个诉讼程序中解决多个纠纷或者多个主体之间的纠纷,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诉的变更制度既能使纠纷得到适当和充分解决,又可降低诉讼成本。(5)规定法官促进诉讼的职责和当事人促进诉讼的义务。对法官迟延诉讼的,当事人应当拥有异议的权利。对当事人拖延诉讼的,可能产生“失权”的后果,并且对方当事人应当拥有异议权,法官也应当及时予以制止并责令其矫正。

3·公正保障与效率保障之间的关系

公正方面的程序保障与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是相统一的。如上所述,按照公正程序审判能够提高程序效率,缺乏效率的诉讼程序也是不合理的;同时,只有符合公正与效率要求的诉讼程序,才是正当程序。培根曾言:“(法官)不公平的判断使审判变苦,迟延不决则使之变酸。”[12]

诉讼迟延和成本高昂,会使当事人抛弃诉讼救济,转向其他救济途径。诉讼迟延也会使证据消失,比如物证会腐败消散,当事人及证人记忆会淡忘等,以至于无法证明案件事实,不能实现正义。法谚“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是指应当及时实现正义,迟延实现的正义是残缺的正义甚至是非正义。在现实中,“迟到的正义”不能及时保护当事人(特别是弱者)的合法权益,其后果如莎士比亚所云:“待到草儿青青,马已饿死。”因此,迟延的权利保护等于拒绝权利保护。

但是,程序公正与程序效率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偏重慎重的程序和多审级的程序,在满足诉讼公正的同时,往往要付出更多的诉讼成本。偏重简捷的程序,在满足程序效率的同时,可能有失诉讼公正。法律和诉讼的最高价值是公正,应在维护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前提下追求诉讼效率。因此,一般说来,对于诉讼标的额越大案情越复杂的案件,当事人和国家就越愿意适用公正程序保障比较充分的诉讼程序,由此得到正确判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对于诉讼标的较小、案情较简单的案件,则更应强调经济性的解决。

(二)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

在诉权的宪法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有些人士将诉权等同于接受裁判的权利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多数观点认为,接受裁判的权利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是内涵更丰富的权利,除了包含诉权的内容之外,还包含诉讼当事人享有的获得公正和及时审判的权利,即诉讼当事人有权获得依法设立、有管辖权、独立、公正的法院的公正、及时审判。

诉权(包括民事诉权、行政诉权和刑事诉权及宪法诉权)和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世界贸易组织诸协议中均有明确的规定。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诸协议等国际条约的规定,各成员应采取的措施包括制定及时、有效的救济程序以“阻止侵权,或有效遏制进一步侵权”,这些程序的执行应依公平合理的原则,且“不应是毫无必要的烦琐、费时,也不应受不合理的时限及无保证的延迟的约束”。

值得一提的是,提高诉讼效率或促进诉讼也为《欧洲人权公约》和《非洲人权宪章》等国际条约所肯定。同时,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将其作为宪法上的要求及正当程序和法治原理的内容。比如,《西班牙宪法》第24条明文规定了促进诉讼原则;德国把促进诉讼视为法治国家原理的一项要求;日本根据其宪法第32条从司法救济权的宪法保障角度来理解当事人要求促进诉讼的权利;美国则从正当程序的角度来促进诉讼。尽管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但是从我国宪法有关法院及诉讼制度的规定,以及我国已加入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这些事实,均可看出我国宪法事实上是肯定并积极维护公民(或当事人)的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

笔者一直主张,我国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从而突显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的宪法性地位和价值。把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提升为宪法基本权利,将促使法院通过履行其司法职责来有效实现国家“保民”之责。

三、关于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程序民事诉讼正当程序

保障第三方面的内容是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主要是保障实体公正与实现诉讼目的,与此相关的是维护诉讼结果或者确定判决的既判力。

(一)保障实体公正与实现诉讼目的

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首先体现为法院判决结果的正当性,其主要内容和要求是充分保障实体公正(实体价值)与实现诉讼目的。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是评价和判断民事诉讼程序在实现民事诉讼目的方面是否有用或是否有效的标准。

民事诉讼价值包括程序价值和实体价值。程序价值包括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率等。实体价值主要体现为实体公正。通常所谓的诉讼公正或司法公正,实际上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所谓实体公正,通常是指法院裁判结果的公正和执行名义内容的完成,主要体现为法院判决认定事实真实、适用法律正确及权利人实现了法院裁判所确定的权利,其中特别强调和遵守相似案件应作相似处理的公正标准。

民事诉讼的实体价值或实体公正体现了民事诉讼价值与民事诉讼目的之间的关联性,即在民事诉讼正当程序中,通过维护实体价值来实现民事诉讼目的。宪法是确立民事诉讼(法)目的之根本法律依据。宪法保障公民享有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民事诉讼目的则在于极力保障宪法所确立的法目的之实现,或者说民事诉讼目的应限于宪法所确立的目的之框架内。

因此,民事诉讼目的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1)对当事人而言,保护民事权益、解决民事纠纷是其运用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2)对国家而言,国家具有保护公民之责,

所以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首先应当遵从当事人的诉讼目的,至于保护民事权益、解决民事纠纷以外的目的(维护法律秩序、促成民事实体法发展、确定公共政策、推动社会改革等),则多由国家来考虑。民事诉讼实体价值的独立性主要体现为实体价值有其独立的内容及相应的评价标准。

民事诉讼实体价值是否实现,诉讼结果是否具有正当性,其评价标准主要是实体法标准。法院判决所依据的案件事实是否真实,适用实体法规范是否正确,若撇开实体法标准则无法作出合理评价和正确判断。此外,实体价值的评价标准还来自于实体法以外的社会评价体系,如情理、道德、传统、宗教、社会效果等。

一般说来,正当程序能够赋予诉讼结果以正当性,符合程序价值的诉讼程序能够产生符合实体价值的诉讼结果。在正当程序充分保障下,或者在遵行程序价值的诉讼中,当事人能够平等和充分地陈述诉讼请求、主张事实、提供证据和进行辩论,从而最大限度地再现案件真实。与诉讼过程和诉讼结果的一体性相适应,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之间也是相辅相成共同实现。在正当程序中,践行直接言词审理原则,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直接对话并相互说服,诉讼法与实体法相互作用,共同决定法院判决的内容或结果。现实是,体现程序价值的正当程序并不必然能够实现民事诉讼的实体价值。民事诉讼中充满了诸多价值之间的冲突,如谋求真实与追求效率之间的冲突、追求实体真实与维护程序公正之间的冲突等。譬如,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超出举证期限所提供的证据、违反法定程序收集到的证据,因其具有非法因素,纵有关联性和真实性,原则上也不被采用。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发生冲突时,就需要权衡利弊作出选择。

考虑到诉讼程序和诉讼过程的独立价值和诉讼安定[13]的要求,考虑到在获得实体公正的概率上正当程序远高于非正当程序,所以不应为了追求个案实体价值而放弃程序价值。以放弃程序价值为代价换得个案实体公正,是否符合“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衡标准,不无疑问,因为“人类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程序保障的历史”。强调和维护正当程序的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任意之治的分野”。

因维护程序价值而过分牺牲个案实体公正,这样的程序设计是否合理正当也值得怀疑。因此,需要根据具体案情作出合理选择。比如,虽然原则上不采用原告无正当理由超出举证期限所提供的证据,但是若该证据是本案唯一的或重要的证据,不采用则无法查明案件事实,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将得不到保护,此时就应当采用该证据(当然,原告还应当负担因迟延提供证据所产生的诉讼费用)。

(二)维护确定判决的既判力

在民事诉讼中,经过正当程序审理所获得的诉讼结果、实体价值和诉讼目的尚需通过确定力或者既判力来巩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定力或者既判力程序原则也属于正当程序保障的范畴。

有关具体案件的诉讼程序或诉讼行为不能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须得有个终结点,即“判决确定之时”(亦即判决不得上诉之时)。法院判决处于不得通过上诉来变更或撤销的状态,叫做判决的确定,此时的判决即确定判决,我国称之为生效判决。由于维护确定判决既判力具有充足根据和重大意义[14],所以法治国家原理要求充分维护确定判决的既判力,即以维护既判力为原则性要求,严格规定其适用例外(即严格的再审)。以维护判决既判力来实现诉讼和法律安定性的做法,在现代法治社会具有普遍意义。一般说来,相对于破坏法律和诉讼的权威性和安定性而言,在具体案件上忍受错误判决的危害要小得多,所以维护既判力成为法律原则。

维护既判力不应绝对排除对个案正义的追求,虽然在原则上要求维护诉讼的安定性和判决的既判力。因此,在维护既判力原则之下可以设定合理的法定例外,即对于确定判决可以通过再审程序和其他法定程序途径(如当事人异议之诉、第三人异议之诉等)予以撤销或变更,给当事人和第三人最后一次诉讼救济的机会,以维护其实体权益,同时也可实现判决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在现代法治社会,当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时,当事人能够平等和便利地进入诉讼程序,经过正当程序的审理,得到正当的诉讼结果,并能得到执行。因此,民事诉讼具有正当性则意味着当事人的民事司法救济权与诉讼价值、诉讼目的之共同实现。

民事诉讼是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相辅相成、共同作用的领域。在此领域,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充分对话和相互说服,然后法官利用判决将对话的结果或说服的内容固定下来并表达出来。正因为法院判决是在正当程序中当事人与法院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其才具有正当的法律效力,即“通过程序的正当化”。[15]可见,过程与结果的一体性是民事诉讼的本性。

总之,民事诉讼“开始”、“过程”和“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一体化为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体现了民事诉讼的道德性要求。具有普遍认同的道德基础的民事诉讼,才真正具有正当性。因此,建立民事诉讼正当程序或者赋予当事人充分的正当程序保障,应该成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理念。

注释:

[1]王亚新:《民事诉讼与发现真实》,载《清华法律评论》,第1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2]邵明:《民事诉讼法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3-24

[3]邵明:《民事诉讼法理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06-209

[4]邵明:《透析民事诉讼的正当性》,载《法制日报》,2008—06—29。

[5]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672-675

宪法修正范文篇10

一、这次修宪是实现依法治国的一个重大进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历史转折点，我国社会从此开始转型，并经历了从人治到法治的一个渐进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即提出：要改变把领导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的说话就叫作“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跟着改变的状况，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实际上标志着我国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这是我党从教训中总结中建立的依法治国的根本性理论基础。

第二阶段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是从人治到法治，从领导人说了算到民主化法律化说了算，使我国在依法治国、建立民主法治的基础上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

第三阶段是党的十六大以后，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反复指明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核心是以宪治国，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进一步树立宪法意识和宪法权威。这又是一个从人治到法治转变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进步。

第四阶段是这次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修宪。除了吸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写入宪法序言，在条文上，增加了一些很重要的内容。如完善土地征用制度，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写上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条文的修改与老百姓有着密切关系，反映了人民的共同心愿，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这些修改使人权保护从党的方针政策层面上升到根本大法的层面。以人为本的精神和条文是这次修宪的最突出的特点，人民高兴，世界瞩目，标志着依法治国的又一重大进展。

二、以宪治国首先要全面把握宪法的基本内容和宪法的基本精神

以法治国的核心是以宪治国。以宪法治国就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而贯彻实施宪法首先要全面正确的把握宪法的基本内容。通过学习我认为宪法的基本精神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抓住宪法的本质，确立宪法的最高无上的权威。

宪法的本质是什么？肖扬（中国首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论宪法的权威》一文中作了明确而透彻的简述。他说：“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是诸法之首，在百法之上，是所有社会成员的最高行为准则”。可见宪法的本质就是国家的总章程，是国家的根本法、最高法，是法律的法律。

因此以法治国根本上讲就是以宪法治国，在贯彻落实宪法时必须牢牢把握这个权威，贯彻在具体的立法活动之中，凡是符合的宪法的具体法、具体规章就立、就办，一切不符合的就反对、就抵制、就放弃，这是一条根本原则。

（二）处理好党的领导关系，把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宪法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它是执政的最高行为准则，必须坚持依法办事。同时必须看到宪法是在党的领导下和广泛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制定的，反映了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正如同志指出的，党在领导制定宪法和修宪后，就“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各级党委、政府都要模范地执行宪法和法律，防止和纠正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干扰执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三）明确宪法的根本目的，坚持以人为本。

宪法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宪法的直接目的是限制政府权力。这里政府指的是广义的政府，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机关。通过制宪来限制国家的国家权力、政府的权力，在宪法面前国家权力是有限的，政府是有限的政府。

宪法的根本目的则是坚持以人为本，保护个人权利。宪法是“一张写满人民权利的纸。”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

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就是通过规定国家权力的界限和组织方式来实现对人民权利的制度化保障，从这一根本点来说，宪法的核心就是约束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这两个方面，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互配合而不可偏废。这才是真正的宪法精神，宪政精神。

（四）必须健全宪法保障制度、确保宪法的实施。

宪法的贯彻实施，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对那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行为，谁来纠正？用什么办法来纠正？宪法已作出法律规定，那就是执行宪法的监督机制。通过监督机制的实施来确保宪法的全面贯彻实施。

监督机制、监督程序由谁来办，那就是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人大来立法、释法、监督确保宪法实施，确保宪法的权威，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从一定意义上讲人大的立法、督法做得好不好是贯彻实施宪法的关键环节。作为我们在人大工作的同志，深感光荣和责任之重大。

三、全面贯彻实施宪法，重要的首先的问题是提高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模范地遵守宪法

由于中国缺乏民主法治的社会传统，全面贯彻宪法，树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需要全体党员、政府官员特别是领导

干部模范带头提高宪法意识，严格按宪法办事。

首先，领导干部应具有基本的宪法知识。领导干部崇尚宪法，严格执法，维护宪法，做执行宪法的模范，必须要学法、懂法。没有必要的宪法知识就不可能带好头。通过学习宪法，对自己进行自我超越的修练，从以情代法、以权代法、以言代法、以规代法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通过学习宪法，进行思维方式的修练，确立一切用法去研究分析问题，用法的程序去处理问题，用法度去衡量评价问题；通过学习宪法，对领导群体进行法的修练，把领导群体修练成为一个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坚强群体。

其次，提高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强化立法、执法和法律监督的宪政过程，完善政府权力的制约机制和公民权利的救济机制。

在立法方面，要按宪法是法律的法律、母法的原则出发，在制定其它法律、法规、规章等下位法时，必须以宪法为依据。不得违宪，否则归于无效，不然就要犯错误甚至犯罪。惠东收费放私就是一个例子。

在执法方面，宪法规定了执法机关的组织与职权，规定了执法机关的活动原则，界定了执法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正当性与适当性评判标准。执法机关的权力来自宪法的授权，权力运行必须规范，防止权力的异化、腐化，从而导致违宪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