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教育范文10篇

宪法教育范文篇1

一、宪法教育的涵义

1.宪法教育的涵义。长期以来，关于建立“宪政中国”一直存在着诸多的困难，从清末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提到的“民智未开”，到后来鲁迅先生或柏杨先生不断揭露的所谓民族劣根性，都认为中国民众的素质是建立宪政制度的阻碍，这种思想影响到了后来的实干家，孙中山更多地注意了自由的消极面，常把自由比作“离心力”“、一盘散沙”“、放荡不羁”，视自由为民族和国家最危险的敌人。基于此，孙中山先生在建立中华民国后，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希望逐步建立国民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新中国建立后，在民主法治方面也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大致也是基于相同的想法。实质上“，民智未开”和所谓“民族劣根性”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长期以来宪法教育缺乏的表现，但如果把宪法教育的缺乏归结为民族的劣根性是很不妥当的。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作为美国公民在权利意识方面和美国人应该没有太大的区别，香港人对英国法律制度的适应也说明了这一点，并不是国人不能适应民主、缺乏参政议政的素质，而是缺乏这方面的教育。由于关于宪法教育的书籍和文章都比较少，因此尚未见到一个统一的定义。笔者个人认为，所谓宪法教育是指以普及宪法知识为手段，旨在培养宪法意识、树立宪法信仰的教育方式。与通常提到的普法教育方式不同，宪法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宗教式的教育，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宪法意识到宪法信仰的过渡。2.宪法教育与普法教育的区别。从1986年开始，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开展了以全体公民为教育对象的五次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即“五五”全民普法教育活动。在一个长期被儒家思想影响的、法治思想较为淡薄的国家，进行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声势浩大、时间长久的普法“补课”活动，可谓亘古未有。事实上，长期的普法教育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普法教育虽然包括对宪法意识的普及，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教育，其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目的不同：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教育目的是树立意识、培养信仰，而普法教育是一种知识性的教育。宪法教育是建立宪政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宪政制度的建立、运行和完善都必须要由人来做，这里的人既包括享有公权力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也包括公权力之外的所有民众。民众通过选举等方式参政议政是宪政制度建立和运行的基础，由民众引起的宪法诉讼、行政诉讼、媒体的监督可以暴露当下宪政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而通过司法、立法机关的工作来促成制度的完善，而作为宪政制度运作的重要参加者———政府工作人员更是不可或缺。简言之，宪政制度的运行，需要沐浴在这个制度之下的所有人的参与。而宪政的本质是由若干规则组成的一个大的国家运作的规则体系，其良性运行要以参加者尊重规则乃至自觉地遵守规则为基础。如何实现自觉地遵守规则就是宪法教育的任务。而通常意义上的普法教育，侧重法律条文的单向灌输，忽视了法律素质的养成；侧重法制教育的普及率，忽视了法治的亲历亲为。通常我们把学习法律或者从事法律工作的人称为法律人，这种做法有意无意地把法律抬高到了类似于“交响乐”的高度，而实质上，法律尤其是保证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应当是平民百姓都能看到听到的“通俗音乐”，法律知识尤其是法律素质是每个社会主义公民必须具备的素质。而我们的“五五”全民普法教育活动离培养公民法律素养，建立宪法信仰还有一定的距离。（2）手段不同：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教育必须从小做起，而普法教育是可以后期补足的。从幼儿园、小学等初级课本中的历史人物、革命先烈的事迹，到孩子们观看的卡通片中的英雄，很多都反映了一种不屈不挠、为了成功拼搏努力的精神，这种精神教育比书本中的知识教育更让人印象深刻，更能影响一个人将来的性格。因为人类是从模仿开始，在模仿中逐步建立自我的，因此，孩提时代对英雄的模仿也会在无形中学到这种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正因为这种教育从小开始渗透，其效果才会持久，甚至影响人的一生。宪法教育的目的决定了宪法教育也是这种意识方面的教育，也必须要从小做起，从娃娃抓起。这种教育的方式决定了其手段的多样性，既可以是传统的书本教育，也可以通过电视、电影等媒体渗透，其目的就是培养公民的宪法意识，建立宪法信仰。而通常意义上的普法教育表现为短期法律培训，很难在培养信仰方面发生作用。

二、中国宪法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1908年8月27日由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宪法字样的宪法文件，也就是说中国的宪法教育最早从1908年开始。但中国历史上也存在过类似于宪法教育的国民教育，而且具有悠久的历史，顽强的生命力，直接影响到今天中国的宪法教育和宪政建设。从董仲舒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开始，中国历朝历代都把儒教所倡导的“礼”作为国民教育的主要内容，通过法律制度以及各种判例逐步确立了从家族到社会一整套的管理制度，并由此产生了国民对“礼”的信仰和畏惧，最终形成了礼教传统。现在依旧流行的“官大一级压死人”、“畏官”的思想恐怕就是这种“礼”的传统的延续，这种思想与宪法教育主张的“国家是由税款支撑的，作为宪法教育的必要性分析纳税人有权监督税款的使用”等观点无疑是相悖的。五四时期是一个开启了中国宪政思想历程转轨的时代。西方宪政文化所内含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以及作为西方宪政底盘的个人主义都被“五四人”掏挖出来。他们自觉地树立科学和民主的两面大旗，并把民主升华为一种根固的信仰。但所处的特殊时代决定了五四人对民族的拯救给予了比个人更多的关注。个人主义除了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无政府主义在一些知识分子中流行外，并没有在整个国家得到重视。相反，由于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有西方的理论、思想无不与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成为富国强民的“工具”。在以自由为代表的个人主义不能立即转化被使用时，个人主义就迅速地被遗弃。严复在早期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把自由作为国家富强的工具。然而在真正将自由与中国现状联系在一起时，严复出于对国民素质的怀疑和对国家富强的急功近利，把自由分为“国群自由”和“小己自由”，逐步地把秩序放到了个人自由之上。到辛亥革命之后，严复对自由主义彻底绝望，确信“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转而追求秩序。无独有偶，与严复相比，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先生，在过多地关注了自由消极面之后，提出了“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争取国家自由的唯一办法就是牺牲个人自由，追求军队式的统一，即秩序。大概由于救亡图存者对祖国爱得太深，所以在付诸行动时难免急切，抑或是由于中国历史上一直主张“一山不容二虎”，所以缺乏妥协的精神，乃至于在此后的百年，秩序与个人主义式的自由一直没有办法共存。毕竟观念与制度是一整套的东西，即便是急切的爱国热忱也不能改变其中国化的时间段，更不可能断章取义，片面消化。缘于此，个人权利、自由在集体主义中被淡化、忽略不计，所以中国的宪法教育虽然在五四之后一直都有提及，但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重视，更没有落到实处。从1986年开始，我国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开展了以全体公民为教育对象的五次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即“五五”全民普法教育活动，一定程度上对宪法教育有所裨益。与此同时，出版了一系列的公民读本，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公民读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五普法公民读本》等，但基本上都处于实验阶段，还没有真正地落实到现实的教育中。

宪法教育范文篇2

宪政作为一种理想的政治和制度尚未形成一个普适性的概念,但其演化的历史场景却决定了,自其萌生之日起就在人类政治史上掀起了一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宪政已成为近代以来政治革命的普适性目标。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历史表明,宪政革命大多是从立宪开始。但立宪并不等于宪政,制定了形式上像模像样、内容上无所不包的宪法,并不必然地就可以建设宪政国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有一部宪法,绝大多数国家都有一个宪法文本,但只有极少数国家才有宪政主义[1](第3页)。如果说宪法是宪政的前提,那么宪政则是宪法的生命;没有宪法就谈不上宪政,而离开了宪政,宪法则成了一纸空文。因此,不管是科学文本宪法的制定、还是文明宪法理念的培植及文明宪法行为的实施的过程,与其说是宪法效力的实现过程,还不如说是宪法教育的过程,因为宪法教育的本质就是教化、传承、培植和发展宪法知识、宪政精神和宪政文化。

一、宪法教育之于宪政的理论渊源

宪法教育的原初状态为公民教育,其理念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他在5政治学6中写道:保全诸政体(宪法)的方法中,最重大的一端还是按照政体(宪法)的精神实施公民教育)))这一端也正是被当代各邦所普遍忽视的。[2](第275页)美国法学家庞德在担任中国国民政府顾问之时(1948年),针对中国明确提出了法律教育对宪政建设的重要性,他说:法律教育是法律的基本问题,而法律是宪政的基本问题。所以依我的看法首先的第一件事,也是中国建立永久的立宪政体的关键,就是要创设并维持一个组成完美而统一的法律训练体系,庶几整个的中国法律可有一种研习的传统而确保其发展,同时亦将保证稳妥、有效的司法行政,以及人民与官吏间公正的和谐关系。此一步骤,颇为重要。[3](第58页)新宪政论者则认为,政治制度本质上是实践的工具。也就是说,根据许多现行的宪政思想,设计这些制度是用来限制权力,增进大众监督和促进开明的决策。但政治制度还有一个教育的向度,这是从柏拉图开始一长串的政治理论家所主张的。随之而来的问题自然是政治制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个性?对于宪政理论家们来说,答案就是培养为适当地发挥立宪政体功能所需要的那种个性。既然如此,立宪政体的宪法就必须规定对公民进行教育。[4](第39页)上述论断从理论上确证了立宪政体需要法律,尤其是宪法;而法律,尤其是宪法的有效实施又必须需要系统而有效的法律教育,尤其是宪法教育。有宪政思潮而无宪法,宪政将难以实现,有宪法而无具有宪法精神和宪政理念的公民和具备宪法思维的法官、行政官及法律家,宪法也难以发生应有的效力。这是因为,宪法是有别于宪法条文的,宪法并不是宪法条文的简单汇集,宪法法条即便是没有宪法教育或宪法理念的培植与传授,仍不失其存在,但宪法则不然,如果它不植根于人们理念之中,尤其是现实生活之中,其将难以发挥作用。据庞德考察:古希腊时代,法条虽极繁多,但是没有法律及法律教育,此之所谓法律及对于法条解释阐发及适用的整个体系之谓。现今世界各国,具有发达的法律制度者,莫不有统一的法律教育,有发达的宪政团体者,同时也有发达的法律制度与之并肩滋长。[3](第59页)因此,欲使宪法成为普通民众和官方行动的指南,宪法不仅要成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和政府组织的规定,更重要的是要成为一种法律活的源头,使适用宪法的人以及受宪法恩惠的公民,受到良好的宪法教育,接受宪法的洗礼。

二、宪法教育在培植宪法意识方面的催化价值

对于宪法教育与宪政的定位,孟德斯鸠说过:政体的性质是构成政体的东西,而政体的原则是使政体行动的东西。一个是政体本身的构造;一个是使政体运动的人类的感情。,,维持或支撑君主政体或是专制政体并不需要很多的道义。前者有法律的力量,后者有经常举着的君主的手臂,可以去管理或支持一切。但是,在一个平民政治的国家,便需要另一种动力,那就是品德[5](第19-2页)。孟德斯鸠同时指出:在共和国,教育的目的是品德[5](第29页),这种品德就是热爱法律与祖国[5](第34页)。这种爱是民主国家所特有的。只有民主国家,政府才由每个公民负责。政府和世界的万物一样,要保存它;就要爱它。因此,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在共和国里建立对法律与国家的爱。教育应该注意的就是激发这种爱。[5](第34页)共和政体是需要教育的全部力量的。[5](第34页)可见,优良的政治品德是优良的共和政体得以建立和保存的前提性条件,而宪法教育则是配置良好的政治品德的途径。因为,社会主体对宪法知识的把握和对宪法的政治认同感即宪法意识并不能天然地生成而必须借助于宪法教育来培养。首先,宪法教育是宪法内化为宪法心理的重要途径。宪法心理作为宪法意识的浅层结构,是社会主体对宪法、宪法现象的一种不系统的、随意的反映形式,属于对宪法的感性认识,是形成良好的宪法意识的引擎和原动力。这种感性认识往往是外力教化的结果,而非天然生成。宪法教育作为一种有选择的、反复进行的、前后一致的宪法信息传递过程,通过家庭、学校、大众传媒、宪法实践活动等途径定然会对社会主体产生一种无形的导向作用。因此,宪法教育对宪法心理的形成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宪法教育是强化宪法思维的有效手段。宪法思维是在宪法心理基础上对宪法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之后所产生的一种稳定的思考问题的立场和倾向,即用宪法的立场来思考问题的方式和习惯。培育宪法思维,就是要教导宪法受教育者在思考问题、决策问题、处理问题时,必须以宪法为出发点,以宪法为根据,以维护宪法权威和促进宪法价值的实现为根本目标。可见,宪法思维的本质是运用宪法,而运用的前提是必须对宪法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和把握,而宪法教育正是实现这种认识和把握的基本途径。同时,宪法思维在本质上是一种宪法习惯,而习惯的形成需要长期的培养,在这一层面上,宪法教育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再次,宪法教育是宪法思想形成和传播的推动力。宪法思想是宪法和宪法现象作为特定的客观存在在社会主体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是宪法思维的进一步延伸,是经过思维加工后所形成的系统的、理性化的宪法理论体系。它在宪法意识乃至整个宪政生活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许多伟大的思想不仅可以照亮现实的存在,而且可以照亮前进的道路。如果没有这些思想,人类生活就处于一片黑暗之中。[6](第4页)这些思想的延续和传播是人类社会得以维持的基础条件,教育的主旨恰恰就在于传承人类这种伟大的思想。理所当然,宪法教育的宗旨也在于传播和继承宪法思想,宪法思想中的民主、秩序、权利保障、权力制约思想本身就属于宪法教育的主要内容。最后,宪法教育是培育宪法道德的摇篮。宪法道德是社会主体一心向宪的政治信念,是社会主体严格按照宪法实施自己行为的心理规范,它是把宪法理性与宪法规范结合起来的心理过程,或者说在宪政建设过程中用理性来约束情感和行为动机的心理过程。其基点在于社会主体能成为一个舍身为宪的人,社会成员具备了为民请命、舍身护宪的正义感和使命感。形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政治操守,是宪法意识的最高境界。对于社会主体的这种境界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通过渐次的、不断强化的宪法教育,使宪法精神和宪法文化融化于社会成员的血脉之中。

三、宪法教育对宪法行为的导向作用

宪法行为是指公民和国家等主体依法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和权力的行为,包括公民的宪法权利行为和国家的宪法权力行为,具体而言,宪法权利行为是指公民为了满足自己的特定利益和目的,而为一定的行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宪法权力行为是国家及国家机关为特定的公共利益而为或不为定的行为。无论是公民的权利行为,还是国家的权力行为,在行为过程中都涉及到为什么为或不为这种行为,如何为或不为某种行为,为或不为某种行为会产生何种后果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都必须借助于宪法教育来完成。首先,宪法教育有助于让宪法主体清醒地认识到其行为的目的。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错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为宪法主体的公民或政府对自身行为目的认识不足,而这种不足则在于宪法教育的停滞与落后。例如,在选举过程中,很多公民会主动放弃自己的选举权或消极被动地行使自己的选举权,是因为这些公民并未认识到参加选举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参与国家、地方重大事务和决策的过程;或者虽然认识到了行使选举权的重要性,但认为自己的力量极其微弱而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的想法,都是对行使选举权的目的缺乏清醒的认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宪法教育的缺位所引起的并发症。如果通过完善的宪法教育引导公民充分认识到选举权的本质所在,现实将会发生决定性的改观。其次,宪法教育引导宪法主体预测、评价、控制自身的行为。在宪法教育过程中,宪法规范所确认的内容是宪法教育所传输的重点和核心。因此,宪法主体一旦通过宪法教育领会了宪法或宪法性法律的规定,就能够确切地掌握宪法所设定的具体行为模式,宪法主体就可以预先知晓或估计到他人将如何行为以及这样行为将会产生何种后果,从而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安排,比如行政、司法机关在立法机关的立法过程中,就可以根据宪法的实体和程序性规范,预测到立法机关在该项立法中会规定哪些内容,立法会按照何种程序进行;如果立法内容或程序违反宪法的规定,就必须提请宪法监督机关进行审查等等。另外,通过宪法教育,宪法主体能够把握宪法行为的标准和尺度,从而判断、衡量、控制自己的行为。

宪法教育范文篇3

为了确保中国共产党党员与时俱进，中央全面部署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在教育的过程中，不少党组织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交流学习的心得体会，提高思想认识，树立正确的执政观念。

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假定基础之上的。首先，政党政治承认社会主体的多元化，承认不同阶层需要通过自己的代言人，利用政党组织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其次，政党政治承认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和矛盾，各个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平台上，通过政治博弈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现代政党政治中独具特色的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排斥其他党派的存在，承认了当代政党政治的两个基本假定前提。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寻找自己所代表的阶层，然后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本阶级民众实现共同的目标。

“三个代表”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确立了自己的执政基础，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方向。“三个代表”写进宪法，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确保自己的执政基础永世长存。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其实是一种宪法教育，是在宪法的框架内重新审视执政党执政的纲领和执政的方式。宪法规定，我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作为公民抽象的人格化身，被赋予了一切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公民行使权力的政治制度，在人民代表大会，公民可以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

宪法教育范文篇4

在第三个“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到来之际，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司法部共同举办的“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座谈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xxx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加强宪法的宣传教育，树立宪法观念，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

xxx指出，坚持依法治国，执政为民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体现，十六大把“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必须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从立法、执法、司法、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等各个方面，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到实处。

xxx指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全面推进经济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正确实施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都离不开法制的保障。在立法方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440多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了960多件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8000多件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48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行政执法和司法方面，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大力推行依法行政，公正司法、行政执法、司法审判和检察的能力和水平逐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不断增强，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的水平明显提高，促进了领导方式的转变。在法制宣传教育方面，通过四个五年普法教育，全体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学法、用法、守法、护法的观念和氛围逐步形成。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宣传宪法和法律，宣传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法制教育和法制实践相结合，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xxx说，坚持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要继续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尤其要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要通过广泛的社会宣传，使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充分认识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和社会活动的基本规范，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重要的法律依据；要加强经济法制方面的宣传教育，普及市场经济相关法律知识，提高各级领导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社会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依法办事的能力，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要进一步做好对普通群众和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引起广大公民对社会法律环境的关注，熟悉法律、认知法律，提高履行法律义务、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自觉性和能力，增强参与社会管理和监督的责任感；要加大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宣传教育，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观念。行政执法人员、司法工作者受人民委托，是国家法律的直接执行者，不断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对依法治国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要通过法制宣传教育，使国家公职人员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全面提高依法办事、依法监督的能力，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

宪法教育范文篇5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宪法学习宣传兴起高潮。自宪法修正案颁布实施以来，在省委的领导下，全省各级各部门把宪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摆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核心位置，迅速在全社会兴起学习宣传教育高潮。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等几大班子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报告会、研讨会等多种形式，原原本本认真学习宪法，为全省学习宣传宪法活动作出表率。全省各级各部门集中开展悬挂宪法宣传标语挂图、设置宪法宣传专栏等活动，精心设计安排宪法读深入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宣传教育文/王良本发放、宪法宣誓仪式、宪法学习交流报告会、宪法宣传品牌“四个一”活动，推出宪法进机关、进学校、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单位、进军营、进网络、进新型社会组织、进特殊工作领域“十进”模式，启动网上宪法法律知识竞赛活动，全省注册参赛人数突破602万人，创全国省级层面主题普法教育活动参赛人数历史之最。自宪法修正案通过以来，全省开展千人以上规模宣传教育活动7万余场次，培训普法骨干5万多人，通过网站、微信、微博等“互联网+普法平台”推送各类宪法宣传信息1000余万条。二是制定政策出台条例，夯实法治宣传教育的制度措施。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紧密结合普法实际，出台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为法治宣传教育提供制度保障。省委深改办审议通过，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和省普法办公室等联合出台《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把学法档案纳入干部人事档案统一管理，在全国首次将法治知识纳入全省党员干部德廉和党风党纪知识学习测试内容。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七五”普法决议、2016—2020年依法治省规划和《山东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将“增强全民法治观念”纳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明确“谁执法谁普法、谁主管谁负责”责任和检查考核、经费保障、责任追究等具体措施，使普法由“软任务”变成“硬指标”。省委宣传部、政法委、新闻出版广电、法院、检察院、普法办等部门联合出台加强媒体公益普法宣传、法治文化建设、以案释法工作等6个意见，推进普法责任制落实。三是突出重点，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效明显。突出关键少数和关键群体，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把宪法法律列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内容，使学习宪法法律成为领导干部的必修课，普遍落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宪法宣誓制度，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抓住青少年这个“关键群体”，深化法治进校园活动，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青少年法治教育格局。坚持精准普法，围绕加强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战略、扶贫攻坚、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组织开展“国家安全日”“平安行•你我他”、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等各类专题法治宣传教育1000余场次，公民宪法意识、法治意识明显增强。注重法治实践，深入开展法治创建活动，全省有6个市、135个县（市、区）荣获全国法治创建先进单位，175个村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总体数量居全国前列。严格依法立法，牢固树立依法立法理念，严守立法权限，严格做到不与上位法相抵触，切实把握地方立法的“红线”和“底线”。从1980年至今，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400余件地方性法规、决定和批准设区的市500余件地方性法规、决定，为推进法治山东和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法制保障。四是弘扬文化传统，法治文化建设取得新突破。全省各地认真学习贯彻视察山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弘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普法宣传全过程，以齐鲁传统优秀文化为依托，推进传承红色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与法治文化相融合，做好法德共进、法德结合文章，厚植法治素养，积极实施法治文化阵地拓展、精品创作、活动惠民、品牌创建、媒体传播和理论创新“六大工程”，打造了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曲阜政德教育基地、沂蒙精神教育基地、胶东党性教育基地等，创作出青岛微电影《韶华叹》、莱芜梆子《儿行千里》、反腐专题片《永不停歇的征程》等优秀剧目，创建了烟台“法德共进”、日照“法德一体”等特色普法品牌。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系统性社会工程。

下一步，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宣传教育应着重强化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要从讲政治高度强化普法教育责任落实。强调，“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在全党全社会深入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宪法意识。”各级各部门要按照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学习宣传贯彻宪法法律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形成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化、规范化。健全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用法制度；持续实施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和德廉法考试制度，将学法用法及考试成绩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考核提拔的重要依据；严格落实宪法宣誓制度，增强领导干部忠于宪法、尊崇宪法、维护宪法意识，提升依法决策、依法办事能力；切实抓好领导干部学习培训，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等教育部门将宪法法律学习列入培训计划，开设与其职业特点相对应的法律课程。完善考核考评机制。加大普法、依法治理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的“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定性指标考核中权重，制定科学完备的量化考核指标体系，研究制定“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考核指标体系和以法治、德治、自治为重点的乡镇、村（社区）法治创建指标体系。二要突出抓好重点群体法治宣传教育。要抓好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要结合青少年身心特点，编写统一法治教材教案，制订具体教学计划；配齐配强法治校长（法治辅导员），充实配备法治教育专业师资队伍；学校要加强与司法机关协作，通过以案释法，用鲜活事例上好法治宣传教育课；公安、文化执法、网管等部门结合各自职责，加强对网吧、游戏厅、娱乐、纹身场所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管，强化行业自律，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要抓好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法治宣传教育。各普法成员单位要重点下沉到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依托律师、人民调解员、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员、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群体，根据农村特点和农民需求，采取“量体裁衣”式普法，增强普法效果。要抓好企业管理人员法治宣传教育。加强对企业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依法纳税、诚信守法、保障企业职工合法权益等专项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其依法经营、诚信经营意识。要抓好社区矫正人员的法治宣传教育。各职能部门要积极研究制定社区矫正监管、法治教育、矫正期满效果评估等工作标准和规范，确保社区矫正人员法治教育落实到位、质量到位、效果到位，为他们成为合格公民重返社会打下坚实基础。三要创新形式载体，增强普法学法用法实效。要根据普法对象的特点，分区域、分行业、分节点，开展“订单式”精准普法。要把普法工作纳入县、乡、村三级网格化服务管理，充分发挥网格管理员贴近人民群众的优势，宣传宪法法律和政策法规，让文本上的宪法法律在基层在群众中“学起来”“热起来”“活起来”“用起来”。要加快推广实施“法律顾问全覆盖”工程，切实做好“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重点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土地流转、乡村旅游等法律政策进行送法下乡、送法上门，使每一个农民成为法律上的明白人。要继续推进“互联网+法治宣传”行动,依托网站、微信、微博、客户端等大众传播平台，搭建全民普法阵地，形成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互动式”普法。要打造法治文化精品，提升法治文化产品的思想品格和艺术品位，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宣传、文化及媒体等部门单位要深入挖掘齐鲁传统优秀文化中法德共治元素并赋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内涵，培育法治文化精品，形成“一市一品牌、一县一特色、部门有特点、行业有亮点”的山东法治文化格局。四要加强对学习宣传贯彻宪法和普法工作的监督检查。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轨道，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宪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要切实履行法定职责，通过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开展执法检查、视察、专题调研等形式，确保宪法法律得到正确实施；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依法全面开展对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合法性审查，维护宪法权威和国家法制统一。

作者:王良 单位: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宪法教育范文篇6

新宪政主义者认为：“政治制度本质上是实践的工具。也就是说，根据许多现行的宪政思想，设计这些制度是用来限制权力，增进大众监督和促进开明的决策。但政治制度还有一个教育的向度。”[3]依法行政的过程，实际上是实施宪法、法律的过程，同时也是实践政治制度的过程，因而其教育作用不言自明。

（一）依法行政的过程就是宪法意识培育的过程

美国学者埃尔曼认为：“在社会不断发展变化之后，受法律影响的人类利害关系将会逐渐变得更加广泛。通过社会公共机构，法律系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将渐渐克服其分散状态，最终结果是统一性、一致性、普遍性成为现代法律文化的特征。”[4]观念形态的法律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或行为模式，普遍性使法律文化成为影响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的生活和法律越来越紧密，人们越来越依赖法律，逐渐地人们就会接受法律，并相信法律。除非人们信赖法律，除非他们赋予法律以普遍性和终极的意义。人们不会衷心拥戴一种法律，除非对他们来说，这种法律代表着某种更高的、神圣的真理。如果在人们看来，有一种法律与他们信仰的某种超验实体相悖，他们就会抛弃它。[5]宪政是指“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应如何组织其国家及其政治生活的规范性思想，其精髓在于以宪法和法律来规范政府的产生、更替及其权力的行使，藉以防止人民的人权受到政权的侵害，并进而确保政权的行使能符合人民的利益。”[6]依法行政本身就是宪政的产物，宪政与其说是一种权力的制度建构，不如说是维护公民权利与自由的终极价值观念。依法行政正好说明政府是按宪法与法律的规制行政，这正是宪政所设计的基本价值之所在。宪政建设需要存在一个作为背景的、大众化的、为公众接受的限制政府权力的观念作为条件，需要人们相信这些限权观念应该得到贯彻实施。法律产生实效的前提是社会文化对法律统治的接受。宪政的实现，必须以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为前提，同时，也取决于公共权力机构对它的接受程度。公共权力机关依法行政正好说明他们接受了限权的思想，这正是宪政的要求与期冀。依法行政说明政府的行政行为符合宪法与法律的规制，服从并受到了宪法与法律的约束。长期下去，就会自发生长一种权力受限的宪政文化与行政文化。

密尔说过：“任何政府形式所具有的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促进人们本身的美德和智慧。”[7]政府依法行政，目的是保证公民权利的实现，而公民权利的实现，就会树立社会正义观念，树立公民的权利保障意识，这样不仅增进了公民的宪政观念，而且培养了公民的宪法意识。

（二）依法行政的过程就是宪法信仰的坚定过程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本质上在于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权利，而人民权利的维护与实现，有赖于政府权力的正当行使。坚持依法行政，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执政为民的基本准则。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因此，国家行政机关是否坚持依法行政，直接关系到人民权利能否实现。从行政权力作用的范围来看，政府工作几乎涉及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涉及到公民生老病死等各个方面，政府能不能依法行政直接关系到宪法与法律的实施效果，直接影响宪法与法律的尊严与权威。

宪法与法律是以人民权利的保障为出发点与归宿的。依法行政的政府，就会高度关注社会发展与公民的全面发展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需求，切实实现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权力型政府”向“责任型政府”转变，真正建立起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使政府真正成为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公民合法权益的维护者。

依法行政的宪政理念源自西方，它是西方宪政文化在我国的衍生与再生，这样，依法行政的宪政理念在我国有一个同化的过程。因为“法律是文化的一种，如果没有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一种文化是不可能轻易移植到另一种文化里面去的。”[8]世界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民族的独特风格与精神面貌，并积淀和渗透于本民族的法律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之中，从而形成人们对宪法与法律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态度。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权力本位”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有深远的影响。在社会力量还不足够强大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变革大多是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进行的。著名学者林毓生在分析中国与西方传统时认为，社会中一般存在两种权威，政治权威与精神权威：在西方，政教分离、基督教世俗化之后，原来的教会权威化人社会，演变为社会与政府对立。政府的行为要由社会来监督。政治行为外面的基础，不能由政治行为本身产生。“相反地，中国历来政治的权威与功能非常庞大，它要管理而且指导社会，不像西方政治在’政教分离’的传统之下，成为社会中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共识往往是要由政治力量促成，社会反而不太能发挥力量。”[9]在中国，这种政府主导在带来许多便利的同时，也提出了如何处理政治权威与法律权威的关系问题：假如政府权威不因宪政与法治的推进而转化，反而因此而支配法律，那么，就不可能实现宪政，也不可能实现依法行政。对于宪政与法治来说，权威必须在宪法与法律之下，必须服从宪法与法律，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制约，政府的权力当然也要受到制约。

政府既是宪法的教育者，又是宪法的受教育者。宪法教育本身是通过教育者（政府）以其自身（受教育者）的活动对受教育者（公民）有目的地引导来完成的。哈耶克断言“进步的程序有如次序：新知识、新发现及其效益，仅能徐徐传布、徐徐展开。多人之愿望，有待于极少数人之新知，方能实现。极少数人开创新的可能性，并非自开始即为社会一般人士所习所知，故亦无从分享其利益。”[10]这说明宪政文明的传播源于社会，靠得是极少数的社会精英。在我们看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是这样的“精英”，他们具有较高的文明素质，他们依法行政，就能传播一种宪政理念，久而久之，这种理念就会传播于社会。广大公民慢慢就会认识到：“宪法不是政府的命令，而是人民组成政府的法令。”[11]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遵守宪法与法律的自觉性，维护宪法与法律的主动性，在实践中，将宪法权威的心理认同和信仰理念传播给每一个社会成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示范作用，将使全体公民从内心坚定地信仰宪法。宪法权威与宪法至上是宪法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而这种服从与威望是靠内心的信服与遵从为最后决定力量的。法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曾指出：“法律固有的优点，远不如一个民族信服并遵守法律的精神重要。”[12]世界各国的宪政实践表明，一个国家的宪政精神越强，公民越信仰宪法，宪政实施的效果就好；反之亦然。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政府越是依法行政，公民就会越相信宪法与法律，公民的宪法信仰就越坚定，社会就会越安宁，公民的生活就会越美好。

（三）依法行政的实践过程就是宪法教育的过程

有学者认为，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应当做到以下几点：“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13]依法行政的出发点，是规范政府权力，归宿是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法治政府就是按宪法与法律规定运作的政府，严格依法办事的政府。法治政府不仅要求公民遵守宪法与法律，而且自己更是带头遵守宪法与法律。法治政府在依法行政过程中，建立的信息公开透明制度，如，社会公示、听证制度，使广大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一方面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同时也增强了公民的宪法意识。这种公示、听证的过程本身也是对公民进行宪法教育与宪法性法律规范教育的过程。依法行政的政府应该是负责任的政府。如政府官员问责制度，实际上一方面是依法行政的表现，同时也使公民认识到政府的责任是有限的，政府高官犯错、失职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样也就能增进公民的责任意识，更能激发公民监督宪法实施，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激情；政府在依法行政时如果能够高效，尽量方便行政相对人，也会使公民认识到政府是服务型的政府，政府是臣服于人民的政府。

依法行政的过程不仅是政府依法执行职务的过程，同时也是训练公民政治素质，培养公民政治品格，训练公民宪政理念，接受宪法与宪法性法律规范法律教育的过程。

二、宪法教育是依法行政的思想理论基础

所谓宪法教育是通过宪法知识的传授、培育公民宪法意识、孕育公民宪法精神、坚定公民宪法信仰、养成公民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行为习惯与教育实践活动。各国由政府行使行政权，现已成为宪法惯例。政府成为宪法的受教育者，是因为国家只是一个抽象的实体，政府是国家的物化形式，是国家权力的载体，政府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政府行使国家行政权借助于在政府的特定的工作人员来行使行政权。而行政权及行政权如何行使都是由宪法及法律规定的。而“法律不是由自然理性所决定的，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14]宪法作为法律之母，其精义奥妙、精深，政府中的工作人员不接受专门宪法教育实在难以掌握其真谛。

（一）宪法教育能使政府正确认识权力的来源

在形式上，政府的权力来自宪法的规定，宪法似乎扮演了权力源头的角色；在实质上，近代宪政理论一致承认，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雅典的各种政治机构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雅典的所有官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必须对所有公民负责。雅典最早就通过权力分立来控制权力。“古代雅典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稳定、有效的民主政治的国家，并且值得赞扬的是，它开创了一种通过制衡的方式控制权力的制度结构。”[15]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称“国家”为共和国，同时也对国家与“人民”（公民）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国家是人民的事务。但是，人民并不是任何一种方式联系到一起的人的集合，而是在协议共同尊重正义的基础上大规模的人民的联合体和谋求共同利益的伙伴。”[16]国家是人民共同的事务，国家是属于人民的，那么政府的权力源于人民。由全体人民制定的法律高于一切，政府官员的权力来自于法律，他必须依据法律行事。“因为法律统治长官，所以长官统治人民。可以正确的说：长官的权力来自法律，而法律是沉默的长官。”[17]宪政的基本原则：权力来自人民并以法律为基础，在古罗马西塞罗处已找到了注脚。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大宪章》是贵族联合其他阶层臣民与国王斗争和妥协后形成的。这份文件确认了贵族、僧侣等根据习惯法所享有的特权，并对国王的王权做出了相应的限制。《大宪章》奠定了英国宪政的基础。洛克根据其社会契约论，确立了权力分立的思想，认为如果行政机关滥用职权，“这是与人民为敌，人民有权恢复立法机关，使它重新行使权力，对于滥用职权的强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强力对付强力。”[18]“社会契约论”彻底否定了“君权神授论”使“人民主权”成为国家权力的合法基础。宪法不过是基于人民同意表达公众利益并建立国家权力形式和结构的契约。后来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第5规定：“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具有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的官员是人民的人，对人民负责任。”法国1964年宪法（即法国现行宪法）第3条规定：“国家主权属于法国国民全体。任何一部分人或任何个人不得擅自行使国家主权。”我国现行《宪法》第2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只有通过宪法教育，才能使政府明白其权力来源于人民。才能使政府在行政时对具体掌握与行使权力的人进行约束，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养成宪法思维——限权思维习惯，以宪法的思维来决策与思考国家与人民的重大问题，真正做到依法行政。

（二）宪法教育促进政府积极行政

宪政的历史实践决定了行政权必须臣服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也决定了依法行政是法治的最低要求。作为依法行政的基础性目标，控制行政权贯穿于行政法的全部领域，并具体化为一个个的基本原则。在中国行政法学界，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被视为行政法的主要原则。[19]法治对行政的滥用进行的严格限制，是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宪政主义而设计的，它为近现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消除权力专断作出过巨大贡献。历史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进入“行政国家时代”。[20]今天，西方社会已进入福利国家的观念时代。福利国家的观念影响了宪法的权利类型，一种被称为社会权的权利纳入了宪法基本权利体系之中，在行政领域，大量的给付行政行为出现。在现时代，依法行政的重心已由行政权的限制转变为保障行政权的有效性行使。换言之，由过去消极依法行政变为积极的依法行政。为了确保社会秩序之维护、创造符合人之尊严的经济社会生活条件，实现权力的有效性，必须将一部分立法权从笨重迟疑的立法机关转移至反应敏捷的行政机关，而对行政权进行严格限制的观念，也应当与行政权行使的效率观念和原则相协调。[21]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宪法对行政权力予以限制的同时，通过各种途径保证政府权力的有效行使。“设计出一整套的理想图景，使民主政府既是制约的又是能动进取的——也就是说，既能积极促进社会福利，与此同时，又不限于仅仅在其组织得最好的公民之间分配利益的专制之中。”[22]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伴随中国剧烈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发展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包括：人与自然的冲突——生态危机；人自身心灵的冲突——精神危机；人与人的冲突——整合危机；人与社会的冲突——社会危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冲突——发展危机；党群干群的冲突——合法性危机。[23]在社会矛盾与冲突日益加剧的复杂社会，我们的政府及政府官员，只有积极行政，才能化解矛盾与危机，为建构和谐社会做出贡献。在以人为本的今天，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宪法教育与宪法性法律规范教育，尽快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与法律意识，促使他们严格依法行使权力，充分尊重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是十分紧迫的任务。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不容乐观：由于政府官员在行政时的消极失职，从2004年4月到2005年8月，全国有包括省级干部在内的200多名官员，在重大安全事故中受到追究。[24]2008年9月14日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因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引咎辞职；2008年9月22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因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引咎辞职。两位高官引咎辞职，再一次说明以人民利益为重，积极行使权力，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人类发展的历程始终在追求自由的生活与自身价值的实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民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人们的自由意识、自主观念不断增强，对利益追求的心态日趋强烈，因此利益的冲突也更加激烈。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与崇尚自由的生活状态本身无可厚非。“但由于资源的稀缺，能够满足各社会主体的各类需求的资源总体上说毕竟是有限的。于是，为了改进自身的生活条件和生存质量，在各社会主体之间往往会发生既顽强的固守自己的既得利益，又极力地恣意谋求扩大自己的利益占有和支配总量。如果失去必要的控制，社会就将陷入无序和纷争之中，最终使全社会各社会主体的根本利益受到损伤，并导致其生存质量下降。”[25]以人为本的宪法观，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使人过上更加优良的生活。在这样一种利益冲突随时发生的社会，政府一方面要依法行政，另一方面要积极地行政，以便最大限度的改善人民的生活，让人民富足安康。因而，中庸、妥协、宽容、平衡再加上积极行政的宪政理念十分重要，这样的理念也只有宪法教育才能做到。黑格尔曾说：“无知者是不自由的。”“自由是要知识和意志的无穷训练，才可以找出和获得的。”[26]宪法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努力从知识和意志，从学问和品行里找到一种满足和自由既权利。”[27]通过宪法教育，使政府尊重人的尊严与价值，在自由和谐的社会环境中“政府和人民懂得用建设性的心态而不是破坏的心态，通过合作的方式而不是对抗的方式，来解决彼此的分歧和矛盾，谋求各自利益的最优化，最大化和最可持续化。”[28]

（三）宪法教育促进政府真正依法行政

宪法教育是培养宪法意识，树立宪法信仰的重要途径。孟德斯鸠曾指出：“在共和国教育的目的就是品德”[29]“这种品德就是热爱法律与祖国……这种爱是民主国家所特有的。只有民主国家，政府才由每个公民负责。政府和世界的万物一样，要保存它；就要爱它。因此，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共和国里建立对法律与国家的爱。教育应该注意的就是激发这种爱。”[30]优良的政治品德是优良的共和政体得以建立和保存的前提条件，而宪法教育则是培养良好政治品德的途径。通过宪法教育，既可培养国家工作人员的政治品德——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又可以训练法律技能，具有宪政思维与法律知识。马克思主义认为：“对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根本是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惟一领域，因为行为就是我为之要求生存权利，要求实现权利的惟一东西，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现行法的支配。”[31]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法律行为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居于主导性的地位。国家机关依法行政的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是指为特定的公共利益与普遍的公共利益为或不为的行为。国家机关依法行政的行为，在行为过程中都涉及到为什么行为或不为什么行为；都涉及到为或不为某种行为会产生何种法律后果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都必须借助宪法教育和宪法性法律规范的教育来完成。

在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过程中，会发生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错位，其根本的原因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自身行为的目的及行为的后果认识不足。宪法教育能够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领会宪法或宪法性法律的规定，能够确切掌握宪法所设定的具体行为模式，能够事先知晓或预测到行政行为将会产生的后果，从而对自已行为做出合理的安排。宪法教育对行政行为能提供一个尺度。“教育肯定地说是一种尺度，个人或民族没有这个尺度就不可能知道自身的价值或分量。”[32]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在依法行政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先后制定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2004年3月，国务院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政府行为越来越透明，政府的信息越来越多地对公众公开；减少了行政许可，可避免对公民在社会、经济、私人生活的过度干预，转变政府职能表现为政府积极为公民服务；政府的行政行为出错，公民可通过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进行权利救济。在行政管理领域，尽管行政机关在尊重与保障人权方面有很大的改善，但从目前人民法律审理的“民告官”的案件情况来看，行政机关在依法行政方面的状况还是令人担忧的。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人民法院判决行政机关的败诉的案件占全部案件的31．2％。[33]“我们每一代人必须从我们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换言之，历史总是以惊人的相似重现，只有少数人能从历史中吸收教训。”[34]宪法教育就是要使我们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从根本上认识其权力来源于人民，所拥有的权力必须根据既定的、通行的法律来行使。“政府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为了谋利就有权利去开设或经营的店铺，而完全是一种信托，人们给他这种信托，也可以随时收回。政府本身并不拥有权利，只有义务。”[35]

国家权力的人民性决定了政府必须为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为增进人民福祉而倾尽全力；权力的扩张性与腐蚀性决定了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因此，“要保证政府的权力受到控制，以便政府的权力行使不致损毁政府权力有意促进的价值。”[36]宪法通过规范国家权力，从而成为抑制国家权力的消极因素与弘扬国家权力的积极因子的利器。

宪法教育之于依法行政，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政府依法行政增进社会与人民福祉，创建美好的社会生活。

注释：[1]、郝铁川著：《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2]（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3]（美）斯蒂芬·L·埃尔金等：《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周叶谦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页。

[4]（美）埃尔曼著：《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页。

[5]（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90页。

[6]陈弘毅：《论立宪主义》，载《视角》（中文版）2002年第3期。

[7]（英）J·S·密尔著：《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页。

[8]（美）M·A·格伦顿等著：《比较法律传统序论》，潘汉典译，载《法学译丛》1987年第2期。

[9]林毓生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94—95页。

[10]转引自黄春兴：《我最喜欢读的书》，载《南方周末》2004年4月8日。

[11]（美）潘恩著：《潘恩选集》，马清槐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0页。

[12]（法）贡斯当著：《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66页。

[13]曹康泰：《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14]（美）P·诺内特等著：《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1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3页。

[16]转引自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17]同注[16]，丛日云书，第295页。

[18]（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0—91页。

[19]秦前红、叶海波：《社会主义宪政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0—311页。

[20]（英）威廉·韦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

[21]前注[19]，秦前红等书，第316—317页。

[22]前注[3]，斯蒂芬·L·埃尔金等书，第1页。

[23]秦宣：《超越危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殊背景分析》，载《学习与实践》2006年第11期。

[24]蔡定剑：《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宪政发展》，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25]李道军著：《法的应然与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

[26]转引自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7页。

[27]前注[26]，马啸原书，第297页。

[28]江国华著：《宪法哲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68页。

[29]前注[2]，孟德斯鸠书，第29页。

[30]前注[2]，孟德斯鸠书，第34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17页。

[32]（英）詹姆士·哈灵顿著：《大洋国》，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04页。

[33]胡锦光：《论以人为本的“人”》，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1期。

[34]（美）戴维·赫尔德著：《民主的模式》，李少军等译，台北桂冠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35]（美）潘恩著：《潘恩选集》，马清槐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页。

[36]（英）M·J·C·维尔著：《宪政与分权》，苏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页。

宪法教育范文篇7

1、教育的政治中立

有关教育的政治中立，日本《教育基本法》第6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的学校教员服务于国民全体，必须自觉自身的使命，努力实现其职责。”同法第8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的学校，不准从事支持或反对特定政党的政治教育及其他政治活动。”同法第10条第1款也规定：“教育不应服从不当的支配，应该对国民全体直接负责。”从立法过程和立法意图来看，本条关注的主要是“教育权的独立”问题，其中包括①教育应该免受政治的或官僚的支配，独立对国民负责；②学术自由必须在教育上得到尊重；③教育行政必须在前两项条件下为实现教育的目的进行必要的各种条件的整备。[2]为了确保义务教育的政治中立，根据《教育基本法》的精神，还制定有《关于确保义务教育诸学校教育政治中立的临时措施法》，规定禁止教唆或煽动支持特定政党等的教育，对违反者科以相应的刑罚，目的在于使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免受党派势力的不当影响和支配。因此，以所谓国家民族的名义，强行灌输一党一派的片面错误的观点，在国民主权的市民社会里是不能允许的行为。这里强调的是受教育者自由权的侧面，即提供和实施教育的一方在教育过程中不能有企图“支配”受教育者的意图或行为。这是日本战后自由主义教育观在教育法制方面的具体体现，是对战前单方面灌输“忠君爱国”观念的军国主义教育观的彻底否定。除此之外，教育机能的独立性也要求教育免受行政权及政治上的不当干涉。

2、教育自由与学术自由

教育自由是指教育免受国家权力的干涉。从享有教育自由的主体来看，通常包括父母家庭教育及选择学校的自由、教师教育的自由、受教育者学习的自由、国民执笔教科书及出版的自由、国民设立私立学校的自由、私立学校教育的自由等。虽然作为社会权之一的受教育权的实现需要国家履行相应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有权介入教育的所有方面，如决定教育的内容等。关于宪法上教师的教育自由的根据，虽然存在不同见解，但主要依据的是宪法第13条、第23条和第26条。《日本国宪法》第13条规定：“所有国民作为个人受到尊重。有关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之国民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祉，在立法与其他国策上，有必要予以最大的尊重。”尽管《日本国宪法》中没有关于“教育自由”的明文规定，但作为“一般的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一部分”，教育自由与个人隐私权等一样，得到宪法上的广泛保障。此外，将教育自由的根据求之于《日本国宪法》第23条有关学术自由的规定，是建立在对“学术自由仅限于大学的教授自由（Lehrfreiheit）”这种一般见解的批判基础之上的，认为小学教师和大学教师一样，也享有学术自由。下级教育机关被限制“教授自由（Lehrfreiheit）”只能从作为受教育者的儿童学生的学习权得到说明，就是说作为下级教育机关的教师，不能不考虑教育对象的智力水平，灌输学生不能判断和接受的教学内容。而大学层面上的教育自由则直接表现为学术自由，与思想。良心的自由、信教自由、表达自由同样属于精神自由的范畴，是指个人的学术研究活动及其成果的发表免受公权力的干涉。大学自治作为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除了教师。校长在人事上、设施管理上以及学生管理上的自治，还包括在实现研究教育作用上的自治、预算管理上的自治等。自治的主体通常以教授会为中心，至于学生是否应该作为自治主体参加大学的管理运营，则应该由各大学自主决定。[3]另外，也有观点不承认“教育自由”是“学术自由”的延伸，强调必须区分“教授自由（Lehrfreiheit）”和“教育自由”的概念，认为教育自由是为了满足宪法第26条规定的“受教育权”（学习权）的要求而存在，与作为绝对自由的“学术自由”不同，需要考虑其“自由”的妥当性。[4]

与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相关的典型案例有“东京大学人民剧团事件”（最高法院昭和38年5月22日大法庭判决）。本案涉及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学生集会的正当性问题。本案判决认为日本宪法第23条有关“学术自由”的条款包括“学术研究的自由与其研究成果发表的自由”，“为了保障大学的学术自由，传统上承认大学的自治”，“因为大学作为学术中心，以深入探究真理，教授研究专门的学问和技艺为本质，直接意味着教授及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的发表、教授研究成果的自由以及使这些得以保障的自治……。”在本案中，日本最高法院认为“学生的集会不是真的为了学术研究或其成果的发表，其行为相当于实际社会中的政治的、社会的活动时，不享有大学保有的特别的学术自由和自治。”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如何判断“政治的、社会的活动”与“学术的研究、发表”的区别是困难的，如果这种判断不是由大学自身行使，而是由警察行使，势必造成警察权的滥用，从而侵害大学的自治。[5]

与“东京大学人民剧团事件”一案相似，“爱知大学事件”（名古屋高等法院昭和45年8月25日判决）涉及到大学自治与警察权运用的冲突问题。本案判决认为：“大学自治的核心要求是为了作为学术中心维持旺盛的真理探求的愿望，能够深入研究教授专门的学术，保持自由且创造性的专心研究的气氛和与之相适应的校园环境和条件，因此需要极力排除与此互不相容的来自外部的干涉。特别是凭借权力的干涉，阻碍学园自由探求真理风气的可能性最大，结果将导致自由研究本身的萎缩。”“因现行犯及其他通常的犯罪搜查而行使警察权，既使作为大学因其不属治外法权也没有能够拒绝的根据。但是，虽说是为了犯罪搜查，而有无进入校内的必要性如果任由警察方单方面的（主观的）认定，结果将因此有可能导致实质上的大学自主性的丧失。因而，除非有紧急及其他不得已的理由，警察官介入大学校内，有法官所发令状的情况另当别论，一般原则上应该在大学方许诺或了解基础上进行。”[6]

与教育的政治中立和教师的教育自由一样，教师教育权限的独立也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受教育者的学习权，教师作为学校教师集体成员具有的独立的教育权，虽然不能说没有个人权利的一面，但基本上是作为法人组织中被承认的职务权限，是应该称为“教育权限”的东西。这种学校教师教育权的独立有宪法第23条“学术自由”的精神作后盾，也是保障

宪法第26条规定的“受教育权”的重要环节。[7]有关“教师的教育权”的问题，应该在“国民的教育权”和“国家的教育权”的脉络中寻求其宪法上的根据。如果说父母的教育权带有宪法以前的自然权的属性，在实体法上表现为《民法》第820条规定的亲权者的监护、教育的权利和义务，那么教师享有的教育权就应该是基于父母的“信托”而对受教育者的“学习权”的满足，而国家在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所拥有的决定教育内容以外的“外部权限”也应该基于国民的意愿，也就是说“国家的教育权”必须以“国民的教育权”为基础，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8]

3、“国民的教育权”与“国家的教育权”

有关教育的主体的问题，有所谓“国民的教育权”与“国家的教育权”的说法。日本战后占主导地位的“国民的教育权”理论建立在对战前教育的国家统制的批判基础之上，是国民对自己作为教育主体的自觉，在主张排除国家权力对教育内容的干涉这一点上，与教育的自由紧密相关。[9]日本最高法院在“旭川学力调查事件”（最高法院昭和51年5月21日大法庭判决）中虽然排斥“国民的教育权”与“国家的教育权”两种互相对立的立场，认为“国民的教育权”说与“国家的教育权”说都是“极端片面”的，但明确表示：“有碍自由独立人格成长的国家介入，如强制实行将错误的知识、片面的观念灌输给儿童之类的教育，从宪法26条、13条的规定来看也是不允许的。”本案涉及教育权论争的另一焦点是教师的自由、自主性问题。不应忽视的是本判决不是以教育“统一化”的要求，而是以“教育机会均等化”作为限制普通教育阶段教育自由的根据。在价值观念上应属无懈可击。除此之外，本案判决不仅确认了父母在学校以外的家庭教育及选择学校方面的自由，承认了私立学校在一定限度内教育的自由及其教师教授的自由，而且认为国家在被认为必要且适当的范围内，具有决定教育内容的权限。这种结论显然是在排除了两种极端见解之后，折中了“国民的教育权”说与“国家的教育权”说的基础之上得出的结论。[10]

有关国家是否可以决定教育内容的问题当然也包含在教育权的范畴之内，典型案例有“教科书检定--家永诉讼”（东京地方法院昭和45年7月17日判决）。本案涉及文部省对家永三郎教授执笔的高校用教科书《新日本史》的检定是否违宪违法的问题。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认为：“与子女的受教育权相对应，肩负教育子女责任的是以双亲为中心的国民全体”，“这样的国民教育的责任作为与所谓的国家教育权相对的概念，称为国民教育的自由。”虽说国家为了帮助国民实现自身的教育责任负有充实教育条件的责任，但“基本上不允许介入教育内容”。国民的教育责任通过接受其信托的教师得以实现，而教师的教育自由也在宪法上得到保障。因此，“国家对教师单方面将教科书的使用作为义务……在教科书的选择上限制教师的干预，或将学习指导要领也事无巨细当作具有法的拘束力的东西，强制于现场的教师的做法，对照上述教育的自由是不妥当的。”关于教科书检定制度的是非问题，判决认为“教科书检定中的审查应该限于教科书的误记、误植及其他客观明显的错误、教科书的制书及其他有关教科书的技术事项以及教科书的内容是否在教育课程的大纲基准范围内，审查超越上述限度，涉及到教科书的叙述内容的妥当与否时，检定则违反教育基本法10条。”[11]

4、作为社会权的受教育权

《日本国宪法》第26条规定：“①所有国民，按照法律规定，根据其能力均有受教育之权利。②所有国民，按照法律规定，都有使其保护子女接受普通教育的义务。义务教育无偿。”这里包括教育的机会均等和义务教育两项内容。与此相关，《教育基本法》第3条第1款规定：“所有国民必须均有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受教育的机会，不因人种、信条、性别、社会身份、经济地位或门第在教育上有差别。”教育机会的均等也是《日本国宪法》第13条“幸福追求权”以及第14条“法律下的平等”的规定在国民教育方面的具体体现。国家通过《学校教育法》、《私立学校法》、《社会教育法》等完善教育制度，通过《日本育英会法》建立奖学制度。

有关义务教育的问题，《教育基本法》第4条规定：“①国民有义务让其保护的子女接受九年普通义务教育。②有关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设置的学校的义务教育，不征收学费。”由此看来，义务教育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受教育者的保护者（包括亲权者和监护人）应尽的义务，其二是国家所应承担的义务。关于保护者“就学义务”的履行步骤、特殊情况下的推迟、免除，《学校教育法》第22条、第23条、第39条有相应的规定。同法第91条还规定了违反就学义务所应承担的惩罚。《学校教育法》第6条但书规定：“国立或公立的小学及中学或以此为准的盲聋学校及护养学校的义务教育不能征收学费。”同法第25条还规定：“对于认为因经济理由就学困难的学龄儿童的保护者，市町村必须给予必要的援助。”此外，《生活保护法》第13条、第32条也对“教育扶助”的对象、内容和方法作了具体规定。有关义务教育的立法还包括《义务教育费国库负担法》、《义务教育诸学校设施费国库负担法》、《有关就学困难的儿童及学生就学奖励国家援助的法律》、《有关义务教育诸学校教科用图书无偿措施的法律》、《关于确保为维持学校教育水平向上的义务教育诸学校教育职员人材的特别措施法》等。国家在义务教育方面所应承担的义务，除了确立合理的教育制度和设施以外，还要兼顾在此过程中如何保护受教育者的权利和如何遵循“教育自由”的原则。[12]

关于上述义务教育无偿规定的法律性质和具体范围，虽然学界存在不同意见，但《日本国宪法》第26条第2款“义务教育无偿”的规定必须理解为是有关国民具体权利的保障，构成国民“幸福追求权”的重要环节，至于“无偿”的范围，理论上存在“无偿范围法定说”、“学费无偿说”以及“一切无偿说”.[13]日本最高法院在“教科书费用国库负担请求事件”（最高法院昭和39年2月26日大法庭判决）判决中采用“学费无偿说”，认为“宪法中义务教育无偿的规定，不能理解为规定除了学费，连教科书、学习用品及其他教育所必需的一切费用也无偿。”“本来……国家有关保护者教科书等费用的负担也尽量考虑并努力减轻是理想的状态，但那是在考虑了国家财政等状况后，作为立法政策问题应该解决的事情，应该说不是宪法前述条款所规定的范围。”这一判决在某种程度上确认了《日本国宪法》第26条第2款、《教育基本法》第4条第2款以及《学校教育法》第6条但书部分有关义务教育无偿规定的具体范围，即义务教育的“无偿”是指“学费无偿”。

参考文献：

[1]有斐阁《新法律学辞典》（第三版）载有“教育权”与“受教育权”两个不同的词条，本文对“教育权”与“受教育权”的认识以此为据。当然也有不同意见，认为教育权本身涵盖了受教育权的内容，或受教育权本身包含教育权的内容。前者如永井宪一编：《教育权》（日本国宪法8，三省堂，1977），中村睦男：《教育权》，《社会权的解释》（有斐阁，1983）均涉及受教育权的问题。另外，很多日本宪法学著作在有关社会权的部分涉及“受教育权”，而在有关精神自由的部分涉及“学术自由”的问题。也有观点认为“受教育权”本身既包括“自由权”的侧面，也包括“生存权”的侧面，如佐藤功：《日本国宪法概说》（学阳书房，1987），第247页。

[2]永井宪一：《教育法学的展开和课题》（学阳书房，1984），第46页。

[3]佐藤幸治：《宪法》（有斐阁，1981），第348-349页。

[4]中村睦男：《教育权》，《社会权的解释》（有斐阁，1983），第132-133页。有关“教育自由”与“学术自由”的关系，也可参见种谷春洋：《学术自由》，芦部信喜编《宪法Ⅱ人权（1）》（有斐阁，1978）第3编第3章，第388-393页。

[5]《宪法判例百选Ⅰ》，别册《法学家》No.68（有斐阁，1980），第96-97页。

[6]《宪法判例百选Ⅰ》，别册《法学家》No.68（有斐阁，1980），第98页。

[7]中村睦男：《教育权》，《社会权的解释》（有斐阁，1983），第134页。

[8]奥平康弘：《受教育权》，芦部信喜编《宪法Ⅲ人权（2）》（有斐阁，1981）第7编第2章，第411-425页。有关父母的教育权和教育自由的关系，也可参见今桥盛胜《父母的教育权与教育的自由》，《教育法与法社会学》（三省堂，1983）第三章。

[9]永井宪一编：《教育权》（日本国宪法8，三省堂，1977），第43页。有关“国民的教育权”理论在战后日本的发生、发展及相关内容参阅本书第二章《“国民的教育权”的理论》。

[10]有关该案件的详细分析请见《宪法判例百选Ⅱ》，别册《法学家》No.69（有斐阁，1980），第234-235页。

[11]《宪法判例百选Ⅰ》，别册《法学家》No.68（有斐阁，1980），第102-103页。

宪法教育范文篇8

[关键词]高校；宪法教育；实践教学设计

法治首先是宪法之治,宪法教育是法治教育的核心和关键[1]。高校宪法教育是指针对大学生所开展的以了解和掌握宪法法律知识为主要内容，以培养大学生宪法意识、提升其宪法素养为目标的教育活动。大学生是青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在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中，加强对大学生宪法意识的培育，形成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精神的价值认同，无论从个体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而言，都具有重大价值。通过宪法教育活动，大学生掌握了一定的宪法知识，能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有深刻理解，具有高度自觉的宪法意志和信仰；能够正确行使公民基本权利和履行公民基本义务，将宪法规定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遵宪守宪，用宪法维护个人正当权益，也有利于其监督国家公权力，从而使整个社会逐步形成良好的宪法实施氛围。“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是对大学生进行宪法教育的主要渠道，在本课宪法教育的过程中加强实践教学，对于增强宪法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校宪法教育实践教学设计的重要意义

高校宪法教育实践教学就是将宪法教育的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等相结合，通过实践教学活动，帮助大学生对各种关联宪法的现实问题、现象进行分析，获得相关经验与领悟，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实践教学环节，才能切实提升教学的实效性。

（一）有助于提高大学生对于宪法法律行为的判断抉择能力

宪法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大学生由于自身阅历经验的有限，在辨别是非能力上尚有欠缺，很有可能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价值观的影响，甚至还会出现违法犯罪现象。高校宪法教育的宗旨就是要为社会培养更多具有宪法素养的高素质公民，在未来的社会生活具有更多的宪法上的自觉、自主意识，能用理性眼光来看待各种社会现象，抵御各种不良社会风气的侵蚀，增强用宪法进行自我保护的能力，积极维护自身的宪法权利，敢于同邪恶作斗争。

（二）有助于大学生树立宪法至上意识

宪法教育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对个体来说，宪法法律品质的形成必须要经过意识和其行为实践之间长期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方可养成。“思想道德与法治”课面对的是正处在树立理想信念、形成是非观念、培育个人心性关键时期的大学一年级新生，课程的实践教学活动是他们认识自我、了解社会的重要途径。在实践中让大学生接触和体验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探究真实的宪法、法律问题，运用所学理论说明问题，助其明辨是非善恶、完善自我宪法修养，形成正确的法律观、人生观、价值观。这种良好的个人品性的形成与发展，仅靠教师单一的课堂讲授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要通过组织学生广泛参与和体验现实社会生活，以更宽广的维度观察理解社会现实，提高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达到知与行的统一。

（三）有助于培育大学生的主体意识与创新精神

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宪法教育的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是绝对主体，以灌输、命令式的课堂讲授方式进行教学。这种单纯的理论说教不仅消解了课程的实效性、趣味性，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能动性，他们学习的热情与积极性都会受到抑制[2]。实践教学的方式则很好地突破了这种束缚，它既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也可以走出课堂、进入社会，集多种形式于一身，从而充分调动学生自主思维的积极性，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和影响，更好地促进教学双方主体作用的发挥，实现师生间的良性互动。宪法教育实践教学也有利于大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当今时代对于人才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不仅需要有扎实的专业功底，还要有良好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实践教学一改传统教学局限于课堂上的缺陷，让学生参与宪法实践活动，使他们从真实的社会中感受宪法，学会做人做事，对于调动学生学习宪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提高其团队协作能力都大有裨益。

二、高校宪法教育实践教学设计的原则

首先，必须遵循双向主体性原则。实践教学的目的是通过组织学生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宪法实践活动，使其将所学的宪法法律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培养与提升其运用马克思主义宪法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思政课中传统的师生关系是单向度的主客体关系，这样的模式使得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无法充分发挥。要使实践教学活动高效进行，教师与学生之间要建立“双主体”关系。教师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对宪法教育实践活动的整体性把握及对学生的引导与激励，而学生的主体性则表现为充分发挥大学生的积极性，应用所学宪法、法律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践问题，形成相应的实践成果，提升其教学参与度。因此，要从教学目标、内容、方法等方面强化宪法教育实践教学的主体性设计。其次，应与学生专业特点相结合，把握实效性原则。实践活动的主题应突出不同专业学生的特点，充分利用各类专业的文化资源，结合学生心理特点、文化层次和思想意识，找准切入点，设计相应的主题活动，助力学生培养良好的职业精神、宪法素养和社会责任感。此外，应加强对宪法实践活动的专题化、模块化设计，以使教学目标更加明确，更加贴合大学生实际需求，提升教学的系统性、吸引力。最后，应充分利用新技术与工具，坚持将传统模式与新媒体、网络平台相结合的原则。新媒体为“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宪法教育实践教学提供了新的方式方法，它既体现了新时代的新要求，也符合“00后”大学生的生活习惯，更能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教师应积极把握新媒体与实践教学的契合点，多维度、全方位、深层次运用新媒体技术、工具，整合各类宪法实践教学资源。

三、高校宪法教育实践教学设计的实施策略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中的宪法理论知识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因而各类实践教学环节应紧扣教材中宪法部分的核心内容，找到运行机制，并围绕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与提升其综合素养来设计、组织。

（一）建立立体化的宪法教育实践教学模式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中宪法教育实践教学是课堂教学内容与形式的外化和延伸。它通过组织学生直接参与宪法和法律的实践活动，将教材理论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紧密结合，从而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良好教学效果。1.课堂实践教学宪法教育课堂实践教学的形式主要包括线下实体课堂教学和线上课堂教学两种。在实体课堂的实践教学模式中，教师应强调宪法理论知识与实践方法的结合，紧密围绕社会现实和学生思想实际，在理论教学中渗透实践教学的理念与方法，综合运用调查问卷式、互动式、讨论式、视频影像式、辨论式、情景模拟式、角色互换式等多种方法和手段来辅助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将宪法理论课堂实践化，提高教学实效性。如：搜集整理宪法方面的影像资源，在教学过程中精选剪辑出来的案例、实例的小视频，使学生能通过视觉效果获得最直观的信息，受到心灵上的震撼。例如，给学生播放我国首例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庭审视频，启发其从宪法学视角思考“人格尊严”等宪法权利相关问题；播放姓名权之罗彩霞案、赵C案等典型案例视频，引导其探讨公民行使权利的界限、法官审理案件如何更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等问题。又如，将师生角色互换，学生们分组对宪法内容进行专题研讨，围绕主题，形成讲课方案，确定主讲人，全组同学合力收集资料，借助图片、音视频制作PPT。例如，可以从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每年主办评选的“中国十大宪法事例”中精选具有代表性的宪法事例，从人身自由权、隐私权、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大学生应如何正确行使宪法基本权利、履行宪法基本义务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教师根据每组表现，设立激励机制，既能锻炼学生与他人分工协作的能力、课件制作的能力、上台讲课的勇气、口头表达能力，又极大地提升了宪法课堂的教学效率。教师还可以采取角色模拟式实践教学法，根据内容设定情景，由学生扮演其中的角色，按角色需要去表演、思考和活动；由同学就剧中人物阐述观点、看法，帮助他们学会自己分析、思考问题，并引导其更为明确自身所肩负的对他人、对社会的宪法、法律责任。例如，组织学生模拟公职人员的宪法宣誓仪式，同学们左手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右手举拳,共同进行宪法宣誓。在模拟仪式的场景中，学习和领悟宪法精髓，提升对宪法文化的感知与体悟，增强对宪法的尊崇与信仰。线上课堂实践教学是充分运用互联网、多媒体和数字信息技术的优势而搭建的宪法实践教学平台，也是宪法实践教学的创新模式。它以互联网为依托，以网上丰富的教学资源为保障，从而实现资源的充分整合和有效利用。比如教师可以按照宪法部分的教学大纲和教学章节把宪法教学资源进行板块化、栏目化设置：教材知识点回顾、案例材料汇编、实践成果展示等等。它既能满足教师的教学需求，也能为学生的自学或进行实践策划、体验提供多样化的资源。此外，教师还可以利用线上实践教学平台，及时跟进宪法方面的社会热点焦点，组织学生发起讨论，和学生实时互动交流；可以现场直播，随时与学生沟通，掌握学生实践活动的进展情况等。线上实践教学平台使师生之间的交流打破了时空限制，教师能及时了解学生的动态及活动进展，学生随时能得到老师的指导，从而使宪法教学实效性得到极大提升。2.校园实践教学校园实践教学就是充分利用校园文化的熏陶，通过一系列的校内宪法活动对大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宪法教育，它是课堂实践教学的延伸和补充，可以进一步提高“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宪法教育实践教学的效果。校园实践教学可以采取多种具体形式来组织实现。如结合“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宪法教育的特点和教学内容，要求学生完成宪法主题的校园调查，由各小组自主策划、设计、组织，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进行问卷调研等活动，并提供调研报告作为考核的参考指标之一；以宪法日及宪法相关庆典活动等为契机，与学校团委、学工部等部门合作，组织宪法主题征文活动、法治竞赛等宪法教育相关活动。3.校外实践教学校外社会实践教学模式是课堂教学和校内实践教学的提升和检验，它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可以采用符合“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宪法教育教学目标要求的参观考察等多种具体形式，鼓励学生走进社会，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如：可以利用武汉本地丰富的红色历史资源，组织大学生到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进行参观考察，将真实的社会与历史生动、鲜活地呈现于学生面前，让学生更了解党的历史故事和在当下取得的新成就，在此过程中增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意识，凝聚宪法共识，还可以把校外宪法实践教学与假期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如：组织学生到企业、事业单位、农村进行宪法宣传、社会调查等活动，使大学生能从多方面多角度接触社会，丰富学生的宪法体验，塑造宪法精神，养成宪法自觉[3]。

（二）建立完善、科学的评估体系与保障体系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宪法教育实践教学需要教师具备深厚的法律理论功底、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承担比理论讲授更多的责任。此外，它还是涉及师生之间、课堂上下、校园内外的系统工作，需要相应的组织管理机构保障实践教学的正常开展，推动其朝着更加规范化的方向发展。首先，对学生的考核既要注重对其参与宪法实践活动全过程表现的考核，又要注重对其参加实践活动后实际收获情况的考核。考核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学生出勤记录、宪法实践日记记录、宪法调查报告或总结的完成情况、学生在宪法实践活动中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和取得的实际效果、团队精神与合作状况、创新精神等。可以建立任课教师考核、同学互评、学生自评“三位一体”的多元化评价体系，三者评分加权处理后作为学生参与宪法实践教学的最后得分。同时，要加大宪法实践教学考核分值所占“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成绩总分的比重，激发学生的热情，提高他们对宪法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与参与的自觉性。其次，对教师的考评可以针对宪法实践教学实施的过程进行全程化考核。订立严格标准，对照具体的完成指标来进行。主要指标包括：实施宪法实践教学的态度是否积极、实践教学计划是否完备、理论联系实际是否紧密、是否能对学生的实践活动进行有效指导等。对教师的激励机制方面，高校可从制度上予以保障，健全奖惩制度并切实执行，对宪法实践教学实际效果优秀的教师进行精神和物质的双向奖励，使教师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宪法教育实践教学中产生更大的工作动力。宪法实践教学若仅由任课教师各自在授课班级内实施，则学生覆盖面小，实践教学效果会参差不齐，因此可以通过建立更为完善的保障体系，来确保实践教学的高效开展。特别是制度保障，以规章制度来强化宪法实践育人功能。《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中明确提出，学校要加强对教师的法治教育培训，配齐配强法治课教师、法治辅导员队伍，完善法治副校长制度，健全青少年参与法治实践机制[4]。通过自上而下的领导、全体专任教师的协作、充足的经费和课时保障，加上广大学生的密切配合，宪法实践教学的系统工程就能顺利完成，也就切实提升了宪法教学的实效性。“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中宪法教育的着眼点是帮助学生形成和发展良好的宪法品质，这是知、情、信、行等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反复内化和外化的动态过程。因此，我们的教学必须要以宪法基本理论和知识为依据，以学生实践性和创造性的主题活动为形式，通过组织引导学生有目地地参与课内外、线上线下、校园内外的各种实践活动，体验现实生活，身体力行，才能把宪法、法律认知转化为宪法和法律实践，达到知与行的统一。

参考文献：

[1]张阳.开展以宪法教育为核心的高校法治教育论析[J].思想理论教育，2021(11)：94-98.

[2]李红玲.当代大学生法治思维培育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9．

[3]刘广登，王琦.基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视角的大学生宪法教育[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24）：62-63.

宪法教育范文篇9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为主题，在全县教育系统各项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中，加强宪法和宪法修正案学习宣传教育，采用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普及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切实增强教育系统干部员工和广大师生的宪法意识和法治意识，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建设和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障。

二、总体要求

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学懂原文、悟透原理；同时，在遵循系统性、连贯性基础上，注重全面准确领会和把握这次宪法修正案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深刻理解宪法修正案确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调整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容，完善了依法治国和宪法实施举措，充实了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内容，修改了国家主席任职方面的有关规定，增加监察委员会的各项规定。通过开展主题宪法宣传实践活动，使教育系统干部员工熟悉掌握宪法知识，自觉遵守、维护和运用宪法，使青少年普遍掌握基本的宪法知识，从小树立宪法意识，养成尊法守法习惯。

三、主要安排

（一）深入推进教育行政部门宪法学习教育

1.举办一场宪法知识讲座。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要把宪法纳入中心组学习内容，举办一次中心组宪法学习讲座，增强宪法观念，使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宪法宣传教育。

2.开辟一个宪法知识宣传专栏。注重利用现代传播手段面向教育系统干部员工和广大师生及时、准确地传播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

3.参与一次宪法宣誓活动。本次宪法修改把宪法宣誓制度写进宪法，是推进宪法实施的重要举措。要把落实宪法宣誓制度作为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宪法教育的重要途径，以宪法宣誓为契机，重温宪法各项规定，切实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正确履行法定职责。

（二）深入推进学校宪法教育活动

1.参与一次宪法知识竞赛。参加省司法厅、省普法办举办的全省“百万网民学法律”学习宪法知识专场竞赛活动，各校要切实加强活动的组织领导，广泛发动本校师生积极参与，以赛促学，不断提升青少年学生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

2.开展一次宪法晨读活动。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组织开展宪法晨读、开学散学典礼、主题班会等多种形式的宪法教育和法治教育。组织师生观看第三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系列电视节目等宪法宣传教育活动。引导青少年从小掌握宪法知识，树立宪法意识、养成尊法守法习惯。

3.召开一次“宪法在我心中”的主题班会。以课件、颂读等多种形式，让学生了解把握宪法修正案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让法治文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加强中小学生的宪法意识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

4.举行一次特别升旗仪式。认真开展好第五个国家宪法日宣传活动，12月4日举行特别升国旗仪式，让师生了解宪法关于国旗的规定。并以此为契机，组织一系列宣传学习活动，帮助师生进一步明确自身权利和义务，将宪法信仰植根于内心，积极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5.上好一堂宪法教育课。校长或法治副校长为学生讲授一次宪法教育课，从我国宪法历史沿革、修改宪法的原因和意义、宪法的基本内容和原则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讲解，让青少年建立对宪法的法律地位和权威的初步认知。

6.建设一批宪法主题宣传阵地。把宪法教育纳入依法治教重要内容，推动建设一批突出宪法特色的法治文化阵地（教室）。利用微信公众号、校园广播、宣传栏等形式向广大师生介绍宪法知识，营造宪法教育氛围。

7.参与一项国家宪法主题活动。积极参加国家宪法宣传公益广告大赛、微视频大赛、优秀宪法教育课件征集等活动。以赛促学，增强学生尊崇宪法、遵守宪法、捍卫宪法意识，坚定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

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在上述活动基础上，采取其他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引导青少年学生掌握宪法法律知识，树立宪法法律意识，进一步培养青少年对宪法的认同和尊崇。

四、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要把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同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紧密结合起来；要把宪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纳入“七五”普法及中期检要内容,同时作为“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考核指标，要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研究制定宪法学习宣传教育计划或方案，精心组织，狠抓落实。

宪法教育范文篇10

关键词:国家宪法日;宣传教育;意义;特点

2018年12月4日是我国第五个国家宪法日，12月2日至12月8日也是第一个“宪法宣传周”。重点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时间长度的明确扩展，在为进一步强化公民宪法意识、提高宪法认同、增强公民尊崇、学习、遵守、运用宪法的自觉，维护宪法权威。

一、我国国家宪法日的由来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1］维护法治权威，首先就是要维护宪法权威。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将12月4日确定为国家宪法日。1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通过立法的形式将其确定下来。1982年12月4日是现行宪法正式实施之日，在“全国法制宣传日”的基础上设立“国家宪法日”并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回应了法律界由来已久的呼声，这不仅是增加一个纪念日，也不单是增加一个仪式，更使这一天成为全民的宪法“教育日、普及日、深化日。”宪法日设立五年来，分别以“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中国”、“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学习贯彻党的精神，维护宪法权威”以及“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为主题。可以看出，宪法宣传教育牢牢把握住政治站位，紧紧贴合当年新提出的或重要的国家战略理念，强调维护宪法权威，注重弘扬宪法精神，并力求让宪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横向比较，宪法日并非我国独创。挪威的宪法日定在5月17日，波兰宪法日是5月3日，丹麦宪法日是6月5日，墨西哥宪法日是每年2月5日，俄罗斯宪法日是每年12月12日。宪法日当天，设立各国多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宪法之于立宪国家运行的重要性也能在其中有所体会。

二、设立国家宪法日的意义

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可以这样说，法治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社会大众的真诚拥护和信仰之中。然宪法大不同于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实体法或是诉讼法等程序法，宪法提供的是统领之原则而非具体用以判决的规则，所规定的都带有“根本性”的色彩。实践中，宪法的利用率远没有部门法高，甚至不可能直接利用宪法条文作出判决，以至于人们对于宪法有一种“闲法”的评价［2］，又或是存有一种“违法可怕，违宪并不可怕”的错误观念。徒法不足以自行，每个人的出生、上学、成年、工作、结婚、买房、退休，都离不开宪法，宪法无时无刻不在守护着我们。设立宪法日并开展宪法宣传周活动，号召并要求尊崇、学习、遵守、维护、运用宪法，就是要破除现有误区，并在此中探索宪法宣传的生动形式，向广大社会群众普及宪法知识，进一步强化公民内心对宪法的认同感，提升宪法的群众基础，更好发挥宪法作用，进而推动全面依法治国。

三、宪法宣传教育应有之特点

强调，要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唯有随时而动，宪法宣传教育才能跨过时代关。一是拓宽受众广度。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的宣传教育自然应普及至全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对此，普法办在每年关于组织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要求抓住“关键少数”，以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带头学习实践，发挥示范作用;同时积极推动宪法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络。既要求国家公职人员积极主动学习带动引领，又注重推动宪法走进普通民众、走进日常生活，培养青少年对于宪法的认同和尊崇，同时加强对外讲好中国宪法故事。全方位、多层次把握宪法宣传教育的受众。二是扩展时间长度。国家宪法日扩展到宪法宣传周，从11月下旬至12月下旬持续不断开展宪法重点性宣传教育，并在全年不间断性开展宪法学习以及知识竞赛等活动，扩展时间长度。三是注重提高学习深度。宪法不是高高在上的“闲法”，要对此有深刻体会，则须从我们自己做起，认真对待宪法，在创新宣传教育形式中深化宪法意识，提高学习深度。2018年12月2日，首届宪法宣传周开启之际，全国各地400多个城市组织开展了律师的集体宣誓活动，近十万律师参加了集体宣誓［4］;司法部举行首届开放日活动，让他人“提问题、提建议”［5］;同时组织开展年度法治人物评选等等。更重要的是，在公正司法中以案释法，以“法施于人，虽小必慎”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司法案件，在纠正冤错中增强百姓法治信心，这也是最好的宪法宣传教育。

［参考文献］

［1］表述来源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

［2］马建红．感受宪法的存在［N］．北京青年报，2018－12－2(2)．

［3］在第五个国家宪法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Z］．新华社，2018－12－4．

［4］宪法宣传周启动，各地组织律师向宪法庄严宣誓［Z］．司法部，2018－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