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监督制度范文10篇

宪法监督制度范文篇1

现代国家宪法监督制度是保障宪法秩序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保证监督宪法很好地执行，维护正常的统治秩序。

1、由国家司法机关主管的宪法监督制度。是由司法机关作为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威机关。受理宪法诉讼，进行违宪审查，并作出违宪或全宪裁判。

2、由专门机关管辖的宪法监督制度。是由现行宪法设置一个宪法委员会来受理宪法争议。

3、由国家权力机关主管。由议会行使宪法解释权，解决宪法争议，由普通法院受理侵公民基本权利案件。

4、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监督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及军事机关的权力等。

总之，一个国家的宪法能否贯彻执行，以及贯彻执行的程度如何，是衡量这个国家宪法监督制度的标尺，才能使宪法在国家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生活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关键词：宪法监督监督制度

任何法律，即使是最好的法律，如果不能贯彻执行，不过是一张废纸。法律实施的监督至为重要，其中宪法实施的监督更为重要。宪法实施的监督重要意义在于宪法是一个国家民主制度的基础，法制的核心，从民主的角度而言，宪法的产生和民主紧密相连。不论英国、美国、法国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才制定宪法，确认已发生了的民主事实。宪法以民主制度为前提，它既确立民主制度，又保障民主制度。从法制的角度而言，它是一个国家各种法律和法律制度赖以制定和建立的基本依据。因此，一个国家的宪法能否贯彻执行，以及贯彻执行的程度如何，是衡量这个国家的民主和法制的标尺。此外，宪法实施监督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宪法在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宪法监督的任务是制止违宪活动，保证宪法的贯彻执行。它的内容包括对下列可能产生的违宪活动进行审查：第一、审查法律、法律性文件的合宪性。第二、审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各政党、武装力量、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全体公民行为的合宪性。第三，处理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端。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由于政治法律传统和国际因素影响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宪法监督制度。据宪法监督权威机关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美国型、俄罗斯型和法国型三种类型。

一、由国家司法机关主管

这种类型是由司法机关作为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威机关，受理宪法诉讼，进行违宪审查，并作出违宪或合宪裁判。这里又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美国型。这种类型又称“非集中型”,即授于一国之内所有司法机关均享有违宪审查权，法院根据宪法规定或宪法惯例，拥有宪法解释权和宪法监督权，审查与裁决一切法律和行政行为是否符合宪法。这种司法制度起源于美国。美国宪法第6条第2款确认宪法是“全国的最高法”，又规定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各自的职权范围以及相互之间的制衡关系。但宪法本身并未对司法审查制度作出明文规定，直到1803年在“马伯里诉国务卿麦迪逊”一案时，才开创了并且公认司法机关有违宪审查权。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查治安法官马伯里诉国务卿麦迪逊一案时，首席法官马歇尔在该案的判决中宣布：违宪的法律不是法律；阐明法律的意义是法院的职权。事实上，美国通过这个“先例”确立了联邦法院通过具体案件适用联邦宪法审查联邦法律是否有效。而在此之前，美国早已存在由州（最）高法院通过具体案件适用州宪法审查州法律是否有效的做法；而在此之后的1810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弗莱彻诉佩克案”中宣布一项州法律违反联邦宪法而无效，因为它违反了联邦宪法第1条第10款中的契约条款。又在“马丁诉亨特的承租人案”中为自己确立了一项特权：对州最高法院作出的宪法问题裁决进行审查。

美国型的宪法监督制度发端于美国，以后主要在前英国领地的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国以及战后受美国政治制度影响较大的日本等国实行。欧洲有些国家如瑞士、挪威、丹麦、瑞典等也采用美国制。

（二）奥地利型。奥地利在1920年建立宪法法院，在世界各国中率先确立了专门机构监督模式。这种类型又称为“集中型”即司法审查权限授于特设的司法机关，也就是普通法院之外设立专门的宪法法院来受理宪法诉讼案。其原型最早见之于1920年10月颁布的奥地利宪法，是基于宪法学者汉斯盖尔逊的提案而创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续用宪法法院进行宪法诉讼。宪法法院不同于普通法院，它不审理普通民刑事案件，而是专门审查违宪诉讼案件的法院。奥地利型主要流行欧洲大陆国家如西班牙、德国、意大利等国。

二、由专门机关管辖

这种类型又称法国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和过程在欧洲大陆国家中最具有代表性。其革命声势最为浩大，也最为彻底。同时，在革命之前，思想上的准备也最为完备。其中，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著作在普及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孟德斯鸠于1748年发表的《论法的精神》一书，在法国及欧洲轰动一时，被资产阶级称为“理想的法典”；卢梭于1755年发表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于1762年发表的《社会契约论》在法国及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政治理论基础。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即议会内阁制在欧洲大陆国家最为典型，作为立法机关的国民议会的权力非常醒目。这部宪法虽然规定国王有较大的权力，但同时规定：“在法国，没有比法律权力更高的权力；国王只能根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并且只能根据法律才得加以服从”；国王在即位时，应在国民议会向国会宣誓，要忠于法律和宪法。在以后所制定的共和宪法中都体现了这一基本精神。

由于历史传统与法律意识上的原因，法国一直否定司法审判，从1791年宪法、1799宪法、1852宪法、1946年宪法，一直到1958年宪法，都不授予法官有审查立法合宪性的职权。而现行宪法设置一个宪法委员会，来受理宪法争议。该委员会由共和国总统及九名委员组成，这九名中三名是由总统、三名是由国民议会议长、三名是由参议院议长任命。此外，历届前任总统均为终身当然委员，委员会主席由共和国总统任命。在裁决时，如双方票数相等，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审理总统和议员选举中的诉讼案件以及对法律合宪性的监督。这种监督用以下方法进行，即凡属组织法和议会两院的规章，不论是否有争议，在正式颁布实施以前，总统或者两院议长必须递交宪法委员会裁决其合法性。委员会在一个月内，或者根据紧急情况在八天之内必须作出裁决。委员会非公开审议，以多数表决制定裁决。由于宪法委员会不是司法机关，不进行口头审问和进行判决，凡属议会立法，只有在发生争议或有疑问时，并经上述法定人员提出，宪法委员会才可以加以审查。不论组织法、议会规章还是议会立法，一经审查裁定，颁布为违反宪法的条款，便不能公布，也不得实施。由此可见，法国宪法委员会主要是为了对法律进行预防性审查而设置，而对于公民权利受侵害的案件并不受理，这样，委员会仅就防止立法权侵犯行政权方面依靠几名政治家（委员）发挥监督作用。

为了解决法律公布以后，行政行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而造成的宪法诉讼案件，法国又设置了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作为宪法诉讼机关，受理地方行政法院和专门行政法院上诉案件。当然，普通法院也可以受理那种以违宪行为侵犯基本权利的案件。但两种法院是有明确的分工的：如果官吏所犯的侵权行为不是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发生的，就在普通法院中受理，按照民法典，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并由其本人负责；如果官吏的不法行为或失职行为是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发生的，就由行政法院受案并作出裁决，由政府而不是由官吏本人负损害赔偿责任。一旦出现行政法院和普通法院之间的权限冲突，则由权限争议法院予以解决。

三、由国家权力机关主管

这种类型由议会行使宪法解释权，解决宪法争讼，由普通法院受理侵犯公民基本权利案件。这多半是承认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国家如英国、新西兰、荷兰等国实行的宪法监督与诉讼制度。英国是标榜议会主权至上的国家，议会地位优越于行政与司法部门。因此，不存在司法机关来解释宪法，审查立法合宪性问题，司法机关无权宣布某项立法为违宪。早在17世纪英国法官爱德华•柯克就说过：“关于议会的权力和管辖范围，在通过法案来制订法律方面，是绝对的，所以无论是对人或对事，都不能限制在任何界限之内。这个最高的权力机关，就年代来看，它是一个稀稀古（特）物；就地位看，它是至尊无上；就权限看，它是无所不包含。”议会由它自己进行审查，如果发生违反宪法的情况，就可以修改或废除法律。如1934年撤销失业补助条例，1939年废除煤矿法案，1937年撤销关于国防捐献法案，1937年根本修改人口法案等。但我们也要看到，这法案的被撤销或修改，都与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形势和执政党的主张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在英国也有司法审查制，它是指高等法院（王座法庭）审查行政行为、法令和下级法院的判决，可以受理因违法侵权而造成的宪法诉讼案件，并发出包括属于王权令状的人身保护状、调卷令、执行令、禁止令，以及不属于王权令状的（人身保护）宣告性判决。特别是人身保护状是针对违宪或违法的拘禁，当事人或其人可以要求法院命令，将被非法拘禁的人连同其案卷在法定时间内带到法院，迅速加以审查，裁决对当事人的拘禁是否符合正当的法律程序，认为拘禁根不符合法律程序，就下令就地释放；如认为拘禁根据充足，被拘禁者可以迅速审判。这种令状被视为和违反宪法进行斗争的重要手段，对被拘禁者的“最高救方法”。目前，人身保护令状制度不仅在英国实行，而且美国等属于普通法系的国家实行，并且在继续发展。它的运用对象不仅有被拘禁的嫌疑人、刑事被告，而且扩大到外国公民、受通辑的国际犯罪者和国内州际犯罪等。内容上也不限于不合法的拘禁、通辑，也扩大到凡违反宪法侵犯自己基本权利皆可申请保护令状。

四、对中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展望

前面谈到了世界主要国家的宪法监督制度，根本目的也是为我国宪法监督制度提供一些借鉴。

（一）我国宪法监督小史

在现行宪法颁布之前，我国颁布过三部宪法。这几部宪法关于宪法实施的规定与实际实施状况有所不同。

1954年宪法的规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撤销国务院同宪法、法律和法令相抵触的命令的职权。这个宪法颁布之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随及公布一项决议，确认所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的现行法律、法令，除同宪法相抵触的以外，一律继续有效。这项决议可以说是宪法监督文件。这些监督宪法实施的法律规范虽然比较简单，但必竟有章可循。而且当时党和国家对法制建设比较重视，宪法享有很高的权威。

1975年宪法没有关于监督宪法实施的规定。

1978年宪法恢复了监督宪法实施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解释宪法的职权。

（二）现行宪法监督制度

1982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同时，根据这部宪法的规定，我国在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方面形成了一套纵横交错的监督网，以保证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地方性法规和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等等都受到严格的合宪性审查，不至和宪法相抵触。

我国现阶段的宪法监督制度是在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和以往的宪法监督制度相比有两点显著的改进。一是增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以往的宪法监督制度中，由于全国人大不可能经常开会，监督宪法实施的工作便不能经常进行。增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方面的职权以后，即使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监督宪法实的工作仍然可以正常进行，不致中断。二是加强了对法律性文件的合宪性审查。以往的宪法监督制度中虽然也有法律性文件的合宪性审查。但不及现行宪法所规定的这样全面、系统。

（三）、我国宪法监督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要看到，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程度的违宪现象仍然存在，宪法监督制度还存在许多不完备的地方，宪法监督有待进一步专业化、制度化、法律化。

1、缺乏专任的宪法监督机关。虽然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负责监督宪法实施的专门机关，但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不是专任宪法监督实施的专任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按照宪法规定，全国人大的职权有15项之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有21项之多。宪法监督只是这些职权中的一项职权。在全国的宪法监督体制中，相对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来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宪法监督专门机关。但就它们的法律地位和职权来说，并不是专任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关。在它们的辅助性机构中，包括法律委员会，也不是专任宪法监督的。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也不是只有在处理违宪问题的情况下才成立的。因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宪法监督的专门机关，但不是专任机关。专门机关要求它们主持宪法监督和全权处理违宪问题，而非专任机关又使它们不能集中时间和精力来专注于宪法监督工作。由于上述原因，致使目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2、缺乏完善的宪法监督程序及机关规定。现行宪法虽然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但这种监督权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如何具体行使、程序如何，宪法都未作出具体规定。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对违宪审查程序作了一定的补充和完善，这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提高宪法的权威，保证宪法的有效实施，具有极大的积极作用。但从宪法监督的实践角度来看，我国的宪法监督程序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3、监督内容不全面，监督方式相对单一，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我国宪法序言和宪法第5条虽然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第62和67条虽然也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具体监督内容来看，主要是侧重于对法律、法规的合宪性监督，而对其他具体行为的合宪性监督则不够明确具体；并且这种监督只是侧重于对国家机关的监督，而对“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和各企业事业组织”等其他宪法主体特别是执政党的监督则缺乏明确的规定。

4、违宪制裁措施的制裁性或惩罚性不够强，使得宪法监督还缺乏应有的严肃性和强制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宪法监督的权威。从制裁角度来说，无论是撤销违宪法律、法规，还是不批准违宪法律、法规，都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制裁性。虽然罢免具有一定的制裁性，但它本身不是一项专门的违宪制裁措施，因而在对违宪责任者的制裁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

（四）对中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展望

我国现阶段的宪法监督虽然具有以下优点：符合国家体制，便于发挥党的领导作用，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

前面提到，现代国家的宪法监督制度的发展趋势是主管机关专门化和法律规范具体化的趋势，考虑到我国的政治、文化的国情，可以作以下展望：在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设立宪法委员会，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最高监督权，由宪法委员会进行各种具体的监督宪法实施活动。宪法委员会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产生，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宪法实施工作，具有法定的职权，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并向它们报告工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撤销其不适当的裁决。这样就能保持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体系监督宪法实施的符合国家体制的优点，更能使监督宪法实施工作落到实处。在设立宪法委员会的同时，还须制定专门法规，详细规定委员会的组成、职权范围、行使职权的方式和程序以及委员会的责任等问题，使它能够依法进行活动，从而使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宪法学》主编许崇德

2、《宪法学》主编郭学德

3、《中国法制史》主编郭学德

4、《法学基础理论》主编郭学德汪俊英

5、《走法治必由之路——论宪法和法律监督的制度化》比较法研究陈云生1997

宪法监督制度范文篇2

宪法监督制度

宪法规定，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组织法还具体规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之一就是“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交付的被认为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命令、指示和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和规章，提出报告”。

从实施情况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对备案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法规进行审查工作。但由于没有建立专司宪法监督的机构，宪法监督实际上没有很好开展起来。（1）宪法监督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切违宪行为进行纠正和制裁的强制行为。违宪是一种国家行为，特指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违反宪法和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的职务行为违反宪法。宪法监督的内容主要包括审查有关国家机关的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纠正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违反宪法的职务行为。（2）建立专司宪法监督的专门机构。许多同志建议建立宪法监督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开展违宪审查工作，提出对违宪行为的处理意见，以议案的形式报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建立这一机构既符合我国国家体制，又保证了违宪审查工作的经常性。（3）建立和完善宪法监督的程序。我国实施宪法监督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审查规范性文件。对此立法法作了一些规定。二是受理违宪控告。在这方面还没有法律规定，需要对谁可以提出违宪控告、谁受理和承办违宪控告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执法检查制度

多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为了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逐步建立了对法律实施的检查监督制度。执法检查成为人大法律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一监督制度，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1）执法检查的主体是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也可以单独安排执法检查，协助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法律监督。有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同“一府两院”搞联合执法检查，混淆了监督的主体和对象，是不妥当的。人大执法检查的对象是执法机关，主要检查监督法律实施主管机关的执法工作，督促“一府两院”及时解决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2）检查要有重点，如可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某些法律执行中存在比较多的问题，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来确定检点。

（3）力避形式主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力求掌握第一手材料，把执法检查的过程变成体察民情、反映民意的过程。

（4）要把听取和审议执法检查报告正式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并认真行使审议权，必要时可以提出质询案或作出有关决议。

（5）完善审议反馈制度。执法检查报告和常委会的审议意见应及时转交法律实施主管机关。有关机关改进执法的情况和效果要在规定期限内向常委会作出反馈。

（6）对检查中发现的重大违宪违法案件，可以组织深入调查，必要时可以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根据调查结果作出严肃处理。

（7）同其他监督形式相结合。如把执法检查、实行执法责任制、开展执法评议三者结合起来，把执法检查同舆论监督结合起来。

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的制度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或专题汇报，是国家权力机关开展工作监督的基本形式。这一制度，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1）常委会听取工作报告，要从程序上作一些具体规定。如规定提前把报告稿送给代表、委员，不能临会才发；规定有关部门负责人不仅在会上作报告，还要到会面对面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规定工作报告未被批准要作出适当处置等。

（2）建立工作报告审议反馈制度，切实改变“会上议一议，会后无声息”的状况。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听取和审议专题报告后，向有关机关提出“审议意见书”的做法值得总结和推广。目前“审议意见书”或“审议意见”存在着整理不规范、报送无程序、办理不得力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通过法定程序，使“审议意见书”这一形式走向规范化、法律化。

审查和批准计划、预算制度

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进行工作监督的重要内容。国家权力机关的计划、预算监督，虽然有一些法律规定，但实施中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1）提前介入，对计划、预算的编制工作进行监督。

（2）在人代会上，变笼统的全面审查为切实的重点审查，并可考虑建立计划、预算修正案制度。

（3）加强计划、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建立和健全经常性经济监督制度。主要是进一步规范对计划、预算部分调整和变更的审查和批准；重视和加强审计监督；建立健全各项经常性监督制度。

受理申诉、控告、检举制度

法律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人大可以受理人民群众对“一府两院”及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

受理对法院、检察院所处理的重大典型案件的申诉、控告、检举，通常叫作个案监督。

一是要坚持集体行使职权的原则。委员长会议、主任会议负责处理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专门委员会可以协助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监督工作。它们可以承办人大及其常委会交付的个案监督的具体事宜，但不能代替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处置权和决定权。

第二，要坚持事后监督的原则。但如果程序严重违法，如严重超期办案、超期羁押、越权办案，不及时监督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的，人大也可以采用适当方式进行监督。

第三，要对个案监督的范围作出规定和界定。

询问和质询制度

“询问”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知情权”，对被询问者是一种带督促性质的监督。“质询”从表面上看也是行使知情权，实践中多是对不适当行为（包括违法失职行为）提出质询案，对被质询者是一种责成纠正不适当行为的性质。法律对这两种监督手段都作了程序规定。还可以考虑，对任何启动质询程序，哪些问题可以质询，质询答复不满意如何处置等，再进一步作出具体规定。

特定问题调查制度

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和地方组织法对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特定问

题调查委员会的程序在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中都没有具体规定，在现实中不便操作。

因此，参照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关于全国人大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程序，建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委员长会议或者1/5以上的常委会组成人员联名，可以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全体会议决定。

罢免和撤职制度

“罢免”和“撤职”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处置权的主要方式，是人大监督手段中最严厉的一种。

1982年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及地方组织法除了规定罢免对象外，还初步规定了提出罢免案的程序。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就对提出罢免案的主体、罢免的对象和提出罢免案的程序都作了具体规定。

按照地方组织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可以撤消本级人民政府个别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副州长、副县长、副区长和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的职务。但对撤职的程序未作出规定，实践中不便操作。为了加强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建议参照人大代表提出罢免案的程序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议案的程序，对地方人大常委会提出撤职案的程序作出具体规定。

近年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原则和精神，勇于实践，大胆探索，在监督工作方面创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形式。

工作评议组织代表评议“一府两院”的工作，简称工作评议或者代表评议。

述职评议从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在工作评议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由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工作人员的述职报告。现在全国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普遍开展了述职评议。

部门执法责任制由人大常委会组织和推动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明确自己主要执行的法律、法规，并通过一系列制度保证执法责任到位。

宪法监督制度范文篇3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现代法治国家和社会中具有至上性和权威性。其主要内容是通过规定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责任来调整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精神实质是通过规范国家权力,来维护公民的尊严和保障人权。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保证宪法的真正贯彻和落实,而宪法监督制度是保障宪法实施的重要环节。宪法监督对于切实保证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保障宪法和法律的贯彻落实,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我国在宪法监督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由于缺乏具体的执行措施和制度,可操作性较差,其作用远未充分发挥出来。因而研究和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宪法监督的概念及意义

宪法监督是指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保证宪法得以真正实施而进行的监督法律制度和活动的总称。宪法监督在内涵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宪法监督,是指由宪法明文规定的或由国家认可的特定机关实行的宪法监督,在监督对象上偏重于立法机关的活动以及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它具有最高性、专有性、强制性等特点。广义的宪法监督,是指除了专职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政党、人民团体、群众组织或公民个人对宪法实施的监督。本文取狭义的宪法监督之义,这也和新宪法的有关规定相一致。任何法律,即使是最好的法律,如果不能贯彻执行,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因此法律实施至关重要。其中,宪法的实施更为重要,宪法的实施离不开宪法监督,宪法监督的目的是制止违宪活动,保证宪法的贯彻执行。它的内容包括:第一,审查法律、法规的合宪性;第二,审查一切国家机关、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以及全体公民行为的合宪性;第三,审查与国家机关行为合宪性相联系的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对上述行为权限争议和法规的审查,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宪法监督制度的重要意义在于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基础,是法制的核心[1]。从民主的角度而言,宪法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其产生和发展与民主密不可分。宪法以民主制度为前提,它既确认民主制度,又保障民主制度。从法制的角度而言,它是一个国家建立法律体系和制定各部门法的基本依据。因此,一个国家的宪法能否得到贯彻,以及贯彻的程度如何,是衡量这个国家民主和法制的标尺。

二、我国宪法监督的成就及不足

(一)我国宪法监督的成就

我国新宪法总结和汲取了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宪法监督制度的经验和教训,并对保障宪法实施做出了新规定,使宪法保障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明确宣布了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和最高的法律效力。新宪法在序言中庄严地宣布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2.规定了宪法修改的严格程序。新宪法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或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这种规定有利于保证宪法的稳定性和正确性。3.扩大了宪法监督机关的范围。与前几部宪法相比,除全国人大外,增加了它的常委会来行使这项职权。这有利于宪法监督工作的经常性。4.建立了逐级监督和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体系。宪法规定:(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不适当的决议;(2)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并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3)国务院有权改变或撤销各部委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或规章,并有权改变或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4)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大常委会的不适当的决议;(5)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并有权撤销下一级人大的不适当的决议;(6)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7)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省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5.对宪法实施保障采用事先审查和事后审查相结合的办法。事先审查,是指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尚未正式公布实施以前,由有权机关对其是否合宪进行的审查。事后审查,是指在规范性文件生效的情况下,因宪法纠纷而对法律进行的合宪性审查。

(二)我国宪法监督的不足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与前几部宪法相比较,我国新宪法在宪法监督制度上有了突破性进步,从而促进了宪法的实施。但在实际生活中,违宪行为时有发生,宪法的贯彻落实远不尽如人意。主要是因为宪法监督体系不完善,宪法监督制度不完备,还需进一步专业化、制度化、法律化。这种不完备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监督机关上看,我国宪法把监督宪法的权力交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全国人大每年召开一次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且每次会议时间有限,需审议议案很多,不可能集中精力和时间从事监督宪法实施的问题。因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具备经常性的监督。而目前我国制定的法律和法规较多,大多需要进行合宪性审查,加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由于传统观念影响和自身素质局限,违宪行为时有发生。2.从对宪法监督的实施过程看,新宪法虽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但这种监督权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如何行使、程序如何,宪法都未作具体规定,其他法律也未规定。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违宪法规审查权的范围、程序,宪法和法律亦未作具体规定,全国人大对国家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监督权,具体有哪些监督范围,监督程序如何,宪法和法律亦无明文规定。制度的不完备,使宪法监督制度不能真正贯彻落实,甚至形同虚设。3.从党和宪法监督的关系来看,由于当前宪法监督体制还不完善,许多违宪问题大部分是依党的政策或内部解决,而不是依靠宪制。4.宪法监督和宪法解释关系密切,然而宪法解释相当薄弱。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解释权。加上宪法本身的原则性规定,往往会引起人们的误解,更需宪法解释。但宪法实行几十年来,宪法方面的解释很少,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不利于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和适应性,不利于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总之,宪法监督制度的不完备是导致宪法监督不力的主要原因,这势必造成违宪审查制度被搁置一边。宪法至上是法治的灵魂,宪法贯彻程度是检验一个国家法治状况的标尺。鉴于此,我们必须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汲取外国有益的先进经验,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三、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构想

(一)建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宪法委员会,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设和人大常委会平行的另一个常设机构。1.宪法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于宪法监督工作的高度专业性和技术性,宪法委员会的委员们应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在联邦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出任宪法法院的法官须是担任过或正在担任法官、律师或法学教授的名副其实的法律专家[2]。鉴于我国现实,虽不能保证全部委员都是法律修养较高的人,但至少应使法律专家的人数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宪法委员会的总人数应是单数,因考虑到其组成人员的法律修养,其组成人员应有权威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委员人选的来源不必都从人大代表中产生。2.宪法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对法律、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包括政策在内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进行合宪性审查,撤销或更改和宪法相抵触的部分,从而建立一个完整、协调、和谐一致的法律体系。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2)裁决有关国家机关的权限争议,主要是中央各机关之间、中央与地方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3)对党政机关及其组成人员的严重越权行为进行监督和制裁,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这是目前宪法监督的重心所在。(4)解释宪法。宪法委员会应从现实需要出发,根据宪制的原则和精神,并结合党的政策,对宪法进行解释,其解释具有法律效力。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宪法委员会也应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进行宪法监督。对和宪法相违背的条款,应进行严密论证,表明态度,并写成工作报告交全国人大讨论通过。该报告一旦通过,即发生法律效力,所作结论应予执行。3.关于宪法委员会。考虑到我国面积较大,中央的宪法委员会也没有处理地方的所有违宪行为的能力和条件,且我国宪法中有关于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有保障宪法和法律在本地实施的职权,因而除在中央设立之外,可在州、市以上地方全国人大下设宪法委员会,负责监督本地方宪法法律实施的义务,但它不具有宪法解释权。它所作的违宪审查决定不是终审决定,如果被宣布违宪的机关或个人不服,还可以向上一级宪法委员会上诉。上一级宪法委员会对此审查后,可作出维持原决定或重新裁定。上级宪法委员会的裁定是最后裁定,具有法律效力,应当执行。4.宪法委员会行使职权的方式。各国宪法多规定专门机关行使职权时采取公开审议、多数决定,只服从宪法的原则。我国宪法委员会也应学习借鉴这些有效的方法,在违宪审查时,采取事先审查和事后审查相结合的方式。这有利于取长补短,保证宪法监督的有效性,从而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

(二)制定有关宪法监督的法律,使监督宪法实施的法律规范化、制度化,从而使宪法监督有章可循。这种法律包括专门机关的组成、职权、行使职权的方式及提起宪法诉讼的主体等内容。

宪法监督制度范文篇4

关键词:宪法;监督制度;实施机制;人大监督

近年来，关于宪法实施的研究逐渐增多，这不仅仅是因为宪法的实施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实现，还因为其实施的效果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国家的法制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但是，现阶段，人们对于宪法实施的途径以及相关的监督制度的认识还不够明确，而相关的理论研究也还不够成熟，基于此本文针对宪法实施途径及监督制度的研究进行了分析。

一、宪法实施的相关概念

（一）宪法实施的内涵。宪法实施是法律实施的一种具体形式。而法律实施不仅是为了发挥法律的作用，实现法律的目的，还包括展示法律的价值。也就是说，宪法实施是发挥宪法作用，实现依宪治国，树立宪法权威的重要途径。具体来说，首先，宪法实施是指宪法条文的直接实施，“将抽象的宪法规范与具体的宪法事件相联系,也必然是将宪法规范应用于具体的宪法事件”，而要想做好直接实施，做好监督机制和程序的健全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宪法实施要从基本国情以及制度背景出发，体现出“中国特色”，从这一层面来看，宪法实施的效果是通过宪法审查立法合宪性的直接适用来实现的，是根据我国具体的国情，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以及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的健全而优化的。最后，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宪法监督。宪法监督也是宪法实施的重要保障，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二）宪法实施的内容。相对于法律实施，宪法实施具有着鲜明的特殊性。从实施目的上来看，宪法实施更加注重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所谓公民的基本权利就是指区别于法律权利的，决定公民地位的权利。与此同时，基本权利也是公民一般法律权利产生的重要依据。以履行国家保护义务为基础，才能推动基本权利的实现，也就是说，在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主要表现在国家义务方面。而从宪法实施的途径来看，通常情况下，宪法的实施需要通过宪法遵守、宪法解释、宪法监督以及宪法修改等多种途径来进行。简单说，宪法的实施可以分为宪法适用和宪法遵守两个部分。其中，制度的实行是关键，宪法监督是重点。而如果把宪法实施分为直接实施和间接实施，也就是说，把间接实施也纳入到宪法实施之中，宪法实施与法律实施的差异就会大大降低。（三）宪法实施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宪法的完善，在宪法实施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现阶段，宪法实施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需要正确认识党的领导与宪法实施之间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保证。而宪法实施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样需要坚持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也同样需要遵守宪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实施要求。所以说，党的领导方式以及工作制度的优化升级，不仅可以起到维护党的领导地位的作用，还可以增强党依宪执政的效果，推动宪法的实施。其次，强化宪法实施的理论依据同样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宪法实施要从我国的国情以及政治体制出发，才能更为精准地进行我国宪法实施制度的描述以及定位，促进宪法实施的中国化。最后，还要注意宪法实施制度的创新，提高宪法实施的实效性，及时地总结宪法实施的不足，第一时间进行完善。

二、宪法实施的途径

（一）巩固思想基础。现阶段，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起步较晚，相关研究也较为薄弱，但是发展迅速，研究方法也日益科学。但是要想更好地进行宪法的实施，还需要注重全民宪法观念的培养，进一步地巩固思想基础。首先，要注意领导干部法制观念的强化。宪法是由领导干部来贯彻实施的，只有各级领导干部从宪法出发，树立起鲜明的、正确的社会主义法制观，依法进行工作业务的办理，树立起宪法实施的榜样。其次，要加强广大人民群众法制观念的培养。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宪法得以更好地实施的根本，而宪法所代表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说，宪法实施务必需要让人民群众认识到切身利益与根本利益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得人民群众认识到宪法实施的重要性，进而自觉地维护宪法的尊严，推动宪法的实施。最后，还要进一步地加强有关宪法的理论研究，提高宪法思想意识的科学性，从而促进宪法实施的高效与可持续。（二）完善法律体系。完善法律体系是宪法实施的重要基础。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重要的法律指导意义。要想进一步推动宪法的顺利实施，不仅需要宪法自身的完善优化，还需要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制度，从而提高宪法实施的可操作性与规范性。具体来说，首先，要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从宪法特点出发，以宪法的纲领性与原则性，进一步健全宪法立法，完善职权程序法律，推动宪法的实施。其次，要建立起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实现法律制度的体系化，提高法律内容的完整性，要涉及到人民群众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宪法的实施提供重要的指导。最后，还要注意从宪法宣誓制度出发，进一步地挖掘宪法的潜在功能，避免宪法实施的滥用。运用宪法宣誓制度进行宪法政治功能的加强通常会造成复合重叠的现象发生，而宪法的实施是需要承载多数人的价值追求，所以要进一步地发掘宪法的潜在功能。（三）加强宪法解释。加强宪法解释是宪法实施的必要举措。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如果缺乏有效的宪法解释，宪法就很难灵活地进行运用，也无法更好地发挥出宪法实施的价值。可以说，宪法是在解释中实施发展的。具体来说，对于宪法所进行的解释，首先，可以推动宪法更为准确地适用，其次，良好的宪法解释可以为宪法提供更为完备的补充，从而推动宪法的完善以及实施内容覆盖面的扩充。再次，通过宪法解释，可以促进宪法的与时俱进，推动宪法内容的时代性，从而推动宪法的完善。最后，通过宪法解释还可以起到维护宪法最高效力的作用，从而更为准确地判断出相关行为以及规定的违宪行为。而要想加强宪法解释，促进宪法实施的技术完善性，还要注意从宪法的基本内容出发，与时代、实施目标以及发展需求等相结合，进行相关解释的设定，提高解释的准确性与详尽性，进而推动宪法的实施。（四）做好政治保障。做好政治保障是宪法实施的有力保证。党的领导是宪法实施的重要环节，也是宪法实施的政治保障。首先，要做好党的领导与人民意志以及依法执政的有机统一，从而维护宪法的实施。其次，要进一步地明确宪法内容方面对于政党工作职能范围的规定，为党的领导提供重要的指导，推动党的领导有效性、科学性的提升。再次，还要注意政治组织方面的保障，加强相关机关的监督活动，例如，《宪法》在第62条以及第67条中所提到的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负责监督宪法实施的相关规定，不仅明确了宪法监督的主体，还提到了有关监督的内容。对于宪法实施的监督是政治保障得以建立运作的重要基础与前提，是宪法实施的动态保障。随着时代的发展，以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宪法实施的监督已成必然，这不仅仅是国外先进制度借鉴的成果，更是我国当前国情、政治体制以及平衡权利的需求。

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监督制度

（一）相关文件内容的违宪审查。根据宪法的相关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进行相关违宪命令、规定、决议以及法规的撤销，从而进行宪法监督。这不仅仅是因为国家机关与全国人民的法律制约性，也是因为党政的指导与影响。所以说，要想确保宪法的实施，首先，就要保证党的政策在民主精神上与宪法的一致性，从而使得党的政策方针推动宪法的实施。其次，要保证党的指导与宪法相关原则的统一性，这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党宪法实施监督的重要依据。最后，还要认识到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党以及社会组织宪法监督方式与国家机关监督的差异性，从而推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监督制度的更好运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对相关文件内容的违宪审查，可以为宪法的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从而以此为基础推动宪法的实施与发展。（二）对国家机关的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主要是指人大对最高行政机关人员是否遵循宪法进行相关义务职责履行的一系列监督与管理。通常情况下，对于最高行政机关的监督会涉及政府的职能履行状况、越权失职行为以及部门之间的干涉等方面。而要想强化对国家机关的监督，首先，要加强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督促立法制度的完善，提高人大代表的素质，密切代表与立法的关系，从而督促人民代表大会的针对性立法。做好人大与常委会、国务院以及地方的配合，从而推动相应的立法完善。其次，人民代表大会要做好与其他机关的配合，从而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地进行对国家机关的监督，推动宪法实施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最后，还要关注相关干部工作的流程与规范性，从而进行国家机关监督的细化，进而提高监督的深入性。（三）侵害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监督与制裁。人民代表大会还有对侵害公民基本政治权利行为进行监督与制裁的权利。违宪行为需要以国家或组织直接违反宪法的行为为基础进行考量。而要想进一步地进行侵害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监督与制裁，首先，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立法违宪审查制度的完善，为人民代表大会违宪行为的审查，监督职能的发挥提供重要的参考。例如，在每年的立法工作专题汇报的过程中进行相关的违宪审查，从而由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相应的决定。其次，加强对国务院以及地方立法违宪审查制度的优化，将所有有权进行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法规违规审查的主体平等对待，建立健全的监督宪法实施的时效制度，以时间的限制来推动违宪的审查。再次，要加强对宪法实施主体具体行为的违规审查，做好监督宪法实施以及监督法律实施的有机融合，从而提高监督管理的效率，促进监督机制的优化，在维护宪法权威的同时，推动宪法的实施。最后，还要注意特定个人违宪审查制度的完善，不仅要考察个人的违法违规行为，还要注重其遵守以及维护宪法的情况。

四、结论

宪法监督制度范文篇5

一、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建立

综观我国宪法发展的历史，中国的宪法监督和解释制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1954年宪法规定为代表。根据1954年宪法，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法律”以及“撤销国务院的同宪法、法律和法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虽然1954年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但却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法律解释权，此处“解释法律”权应理解为立法解释。实践中，当时的立法解释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宪法解释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行使立法解释权对宪法中的存疑问题作出了解释和回答。因此，从宪法规定精神和内容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均行使宪法实施的监督权。因此，可以说1954年宪法确立了以立法解释为表现形式的宪法监督制度。但是该部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宪法解释制度，未形成一个很完善的宪法监督体系。

第二个阶段以1978年宪法规定为代表。1978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以及“改变或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不适当的决议”。由此可以看出，在宪法解释问题上，1978年宪法明确建立了宪法解释制度，比1954年宪法有所进步。但1978年宪法只是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改变或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不适当的决议”，而没有像1954年宪法那样明确提及“同宪法……相抵触”，且针对的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决议”而非1954年宪法规定的“国务院的违宪法令和命令”。因此，可以说1978年宪法建立了以宪法解释为表现形式的宪法监督制度，但没有将宪法解释和宪法监督这两个职能分开，实际上也是没法行使这一权力。

第三个阶段以1982年宪法规定为代表。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有权“解释法律”：“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1982年宪法通过宪法解释权制度与违宪法规等的撤销制度相结合的方式，已经形成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度。但是1982年宪法仍然没有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违反宪法的法律的撤销与审查问题。因此，中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仍然还不健全。宪法监督制度首先应当包括违宪立法审查权和撤销权。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违宪问题，在现行宪法监督制度下是难以解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两个机构监督宪法的实施，但这两个机构没有办法监督其本身。在宪法之下的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和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这两个层次，都没有被监督。所以，严格来讲，宪法监督制度在我国实际上并未真正建立起来。

二、我国宪法监督的现状

我国现行宪法在总结我国宪法监督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发展需要，同时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宪法监督的有益做法，对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作出了新的规定，使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现行宪法对宪法监督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明确宣布了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序言最后一段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二）规定了宪法监督的总的原则。第5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三）明确了宪法监督机关，扩大了宪法监督机关的范围。现行宪法第62条和第67条分别规定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从而明确了我国的宪法监督机关。现行宪法增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同为宪法监督机关的规定，弥补了前几部宪法只规定全国人大为宪法监督机关所造成的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宪法监督机关缺位的不足，使宪法监督活动更具经常性和规范性。不仅如此，现行宪法第70条和第71条还规定了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协助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功能。

（四）建立了逐级监督和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体系。现行宪法规定：（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2）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3）国务院有权改变和撤销各部委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4）县以上地方各级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5）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大的不适当的决议；（6）县级以上的地方各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此外，我国现行宪法还规定，省、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省或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五）规定了事先审查和事后审查相结合的监督方法。现行宪法规定的“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省或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批准后生效”和“备案”显然是一种事先审查的监督方法。现行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撤销”显然是一种事后审查的监督方法。

三、我国宪法监督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要看到，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程度的违宪现象仍然存在，宪法监督制度还存在许多不完备的地方，宪法监督有待进一步专业化、制度化、法律化。

（一）缺乏专任的宪法监督机关。虽然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负责监督宪法实施的专门机关，但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不是专任宪法监督实施的专任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按照宪法规定，全国人大的职权有15项之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有21项之多。宪法监督只是这些职权中的一项职权。在全国的宪法监督体制中，相对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来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宪法监督专门机关。但就它们的法律地位和职权来说，并不是专任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关。在它们的辅助性机构中，包括法律委员会，也不是专任宪法监督的。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也不是只有在处理违宪问题的情况下才成立的。因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宪法监督的专门机关，但不是专任机关。专门机关要求它们主持宪法监督和全权处理违宪问题，而非专任机关又使它们不能集中时间和精力来专注于宪法监督工作。由于上述原因，致使目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二）缺乏完善的宪法监督程序及相关规定。现行宪法虽然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但这种监督权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如何具体行使、程序如何，宪法都未作出具体规定。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对违宪审查程序作了一定的补充和完善，这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提高宪法的权威，保证宪法的有效实施，具有极大的积极作用。但从宪法监督的实践角度来看，我国的宪法监督程序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监督内容不全面，监督方式相对单一，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我国宪法序言和宪法第5条虽然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第62和67条虽然也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之一是“监督宪法的实施”，但就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具体监督内容来看，主要是侧重于对法律、法规的合宪性监督，而对其他具体行为的合宪性监督则不够明确具体；并且这种监督只是侧重于对国家机关的监督，而对“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和各企业事业组织”等其他宪法主体特别是执政党的监督则缺乏明确的规定。

（四）违宪制裁措施的制裁性或惩罚性不够强，使得宪法监督还缺乏应有的严肃性和强制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宪法监督的权威。从制裁角度来说，无论是撤销违宪法律、法规，还是不批准违宪法律、法规，都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制裁性。虽然罢免具有一定的制裁性，但它本身不是一项专门的违宪制裁措施，因而在对违宪责任者的制裁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

（五）立法机关进行宪法监督的制度实质上是排除了法律的违宪及其审查，因而是一种不完全的宪法监督制度。在立法机关审查制下，法律的合宪性，主要是通过立法机关对法律的立、改、废来保证的。在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和监督中，实际上也是将法律违宪的可能性排除在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实际上只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进行合宪性审查，并不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在当今世界宪法监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中，法律的合宪性已成为宪法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现行宪法也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因此，法律违宪的可能性及其补救措施，理当在为完善我国法律监督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我国，大量的立法工作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承担的，而由其来裁决自己通过的法律违反宪法，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在现行的宪法监督体制下，通过增设宪法监督的专门委员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违宪性审查，却难以解决法律的合宪性审查问题。

四、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理论思考

为了提高宪法的权威，保证现行宪法的全面贯彻实施，必须进一步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目前，我们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建立专任的宪法监督机关，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监督职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宪法确定的我国宪法监督机关。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最根本的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化最高权力机关的宪法监督职能。为此，可考虑在全国人大现有的体制内建立一个专门负责宪法监督的机关-宪法委员会。宪法委员会与目前存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一样，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宪法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研究宪法实施的状况，并就宪法实施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法律、行政性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进行初步审查，确定其是否与宪法或法律相一致，并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正式的报告意见；监督国务院及其所属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活动是否符合宪法；裁决有关国家机关的权限争议，主要是中央国家机关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争议；解释宪法，等等。宪法委员会这一专任宪法监督机关的建立，将会进一步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职能，使其能够更好地发挥宪法监督的作用。

（二）制定有关宪法监督的法律，使宪法监督实施进一步规范化、法律化。为了使宪法监督活动具有权威和有效实施，必须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有关宪法监督的具体法律，如《监督法》、《政党法》等，对宪法监督专门机关的组成、职权、行使职权的方式和监督内容、监督程序等进行规定，从而使宪法监督有章可循。

（三）在现有的国家体制内，建立有限的宪法诉讼制度。宪法诉讼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非法的或不当的侵害后，能向有关机关申诉，消除侵害，并请求给予救济的诉讼制度。宪法诉讼与同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有密切的关系，但又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宪法权利通常能成为民法、刑法、行政法所保护的对象。但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往往是不完备的，而且法律也不可能完全囊括和体现宪法的全部权利，总会有一些宪法权利得不到部门法的具体保护，这样就在公民权利的法律保护方面留下了空白。这些空白如果不给予填补，法律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就是不全面的。我国的现行宪法相对来说比较简括和原则，我国的法律也还谈不上达到了完备无缺的程度。因此，建立相应的宪法诉讼制度是必要的。当然，由于宪法的特殊性质和作用，宪法诉讼应是一种特殊的诉讼。这种宪法诉讼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即凡是有部门法具体保护的权利，一律由部门法加以保护。这就是宪法诉讼的有限性。但是当穷尽部门法而对宪法规定的权利无法给予救济和保护时，就可以通过宪法诉讼来加以解决。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是增强宪法权威、完善宪法监督制度不可缺少的环节。

宪法监督制度范文篇6

关键词：宪法监督模式理论基础法律传统历史际遇司法体制

一、差异性的存在

宪法监督模式是宪法监督理念的制度化，是宪法监督中各要素在具体组合和运行时所呈现出的不同范式。宪法监督理念要付诸实践，必须依赖一定的制度，现代国家对宪法监督的具体制度都有这样那样的不尽相同的安排，这些现实中的宪法监督制度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和观察角度，可以形成各自不同的宪法监督模式。如根据宪法监督权力的集中程度，可将宪法监督分为集中型(或集权型、奥地利型)和分散型(或分权型、美国型)两大模式，这种分法最先由意大利宪法学家莫罗·卡佩莱蒂(Mawr~)Coppelletti)提出…：根据宪法监督权限范围的大小，宪法监督模式又可分为全职式、多职式和少职式三种类型，这种划分方法是由我国学者杜钢建先提出来的；而最为流行的划分方法，是按照监督主体的不同对宪法监督模式进行分类，这种划分方法又具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三分法，将宪法监督模式分为立法机关监督型、司法机关监督型和专门机关监督型；另一类是四分法，即将三分法中的专门机关监督型再细分为宪法法院监督型和宪法委员会监督型。本文出于差别性研究的需要，采纳四分法之说。

(一)立法机关监督模式。这种模式又可分为两种具体的模式，即英国模式和前苏联模式。英国模式基于立法机关的至上性，认为立法权不受其他任何机关的限制。英国从未有任何一部法律对违宪审查问题作过规定，实践中一旦有了违宪问题，也只能通过议会自己来解决，议会可以制定和修改包括宪法性法律在内的任何法律文件，通过日常的立法活动以及积极的法律修改、法律调节活动，忠实地维护宪法的尊严，保持宪法各项基本原则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前苏联模式强调人民代表机关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与司法只不过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由权力机关产生并对其报告工作，不允许有高踞其上或与之平行的机关存在，因此在前苏联的宪法监督制度中，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宪法监督权。

(二)司法机关监督模式。该模式滥觞于l803年美国首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孙一案中的判决，故亦可称之为美国模式、马歇尔模式。该模式的特征是由司法机关即普通法院负责(一般是联邦最高法院)违宪审查。由于其司法性极强，与普通的司法管辖无本质区别，同等地存在于整个司法系殊对待。其监督的提起一般是来自具体案件中3"-事人的违宪审查请求，监督的方式也就只能是事后审查，而没有纯抽象的就法论法的事前审查。所以美国模式下的宪法监督，人们在习惯上称之为司法审查。该模式在拉美国家、英联邦国家、北欧及希腊、瑞士、日本等国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

(三)宪法委员会监督模式。这是法国在第四共和国时期确立并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特有模式，故又称之为法国模式。第四共和国宪法委员会的法文为comiteconstitutionne1，它几乎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机构，主要职能并非违宪审查，而是对议会两院的意见分歧进行协调，充当和事佬的角色。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委员会的法文为conseilconslitutionne1，从字面上看又可译为“宪法评议会”，还有人译为“宪政院”。当然，第五共和国委员会的变化决非停留在文字游戏上，而是在职权上进行了实质性的扩展，使之成为一个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宪法监督机构，兼政治性与司法性于一身。

一方面，积极地对政治问题作出判断(如裁决有关选举事项、确认总统因故不能行使职权、在总统采取重大行动时接受总统的咨询等)，不像美国模式那样回避政治问题(如在最经典的马伯里诉麦迪孙一案中，大法官便是借助于程序性违宪的裁决驳回诉求，回避了从实体上正面回答尖锐的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它在裁决选举争议时采取的程序规则与普通法院的无异但它只进行抽象的事前审查，且内容范围较窄，有违宪请求权的主体也有限。

(四)宪法法院监督模式该模式由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提出，并于l920年发轫于奥地利，后被欧洲大陆的绝大多数国家所普遍采用，故又称之为凯尔森模式、奥地利模式或欧洲模式。宪法法院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是一个专设的裁决宪法争端的监督机关。这与法国模式相似，但它与法国模式还是有较大的差异，引入了美国模式的许多做法．具有较强的司法性，如在监督原则上坚持公开原则；在管辖范围上不仅进行抽象的违宪审查，还进行附带的具体审查或民间的宪法诉愿审查；在监督方式上，不仅有事前审查，而且有事后审查；在监督内容上，所有的法律文件都能得到一视同仁的审查而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则只进行秘密的抽象的事前的和歧视性的审查，具有较强的政治性。

各国对宪法监督模式的不同选择，决非纸上谈兵的结果，而是与各国宪政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主客观因素休戚相关，主要涉及到法律理论、法律传统、历史际遇和司法体制等方面的原因。

二、模式差异与理论基础

法律理论虽然不具有客观物质的决定力量，但其作为一种思想理论的实际存在，对人们的行为选择、价值取向起到深层次的遥控作用。也为宪法监督模式的构建提供理性的前提或准备有力的思想武器美国模式的理论基础来自三权分立原则，美国宪法之父汉密尔顿指出，美国要实行三权分立的宪政，三权之间的权力分配就要尽可能平衡，但实际上司法机构在三权中最弱，“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而只有判断”。所以由它来监督宪法是最合适的，对宪法造成损害的可能性也最小。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正是通过这种理论创立了普通法院宪法监督模式，一开司法审查之先河法国宪法的理论基础虽然也是源自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但法国在权力分立的旨趣上却与孟德斯鸩的初衷相去甚远，即法国的权力分立不是为了使三大权力相互制衡，而是为使三大权力绝对分离，尤其是司法权不得干涉行政权和立法权，l790年8月，法国制宪会议通过的一项法律中规定：“司法职能今后将永远与行政职能分离。普通法院法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行政机构行使职权，也不得对执行职务的行政官进行查询，查者应受罚”13可见，三权分立这个原创于法国人的理论在本国革命伊始就受到形而上学的理解，未得到充分贯彻，倒是被远隔重洋的美国人奉为圭臬，并且一开始就把握得十分到位英国模式的选择主要是接受了“议会至上”原理，认为议会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几乎也是万能的因而违宪审查当然就是议会的众多权能之一。

这一原理在英国l8世纪宪法名家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的《英国法释义>(又译作《英法解诂》)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一个多世纪以后的戴雪对之推崇有加，认为“在今日视之，

其所持论已成经典”，戴雪在其《英宪精义)一书中还摘了一段精彩的原文。现转引部分如下：

巴力门的权力所至，诚有如柯克(SirEdwardCoke)所云，不但是卓越，而且是绝对。惟其如是，他的管辖权当不能受制于何人何事……倘若专就地位观察，他是至尊无上；倘若专就权限观察，他是无所不包含复载。故切实言之，巴力门对一切法律可以创造，可以批准，可以扩张，可以收缩，可以裁减，可以撤回，可以再立，又可以诠释。

可见，英国模式的价值基础是议会至上原则。两个多世纪前精通英国宪法的政论家狄龙(I)e—Llme)曾发出过一句流传甚广的精警语：“除了将男人变成女人、女人变成男人外，巴力门无一事不能为。这是英国法家所共同主张的基本原理。”_前苏联模式的理论基础是议行合一，议行合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过程中确立起来的一项政权组织原则。所谓议行合一，就是代议权、执行权合而为一，或代议机关、执行机关合而为一。“苏联的苏维埃制度，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都被认为是‘议行合一’制”。议行合一原则体现民主集中制的精神。按照这一原则，人民代表机关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在同一级国家机构内，人民代表机关地位至高无上。行政、审判、检察等机关之间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相互间的制约关系。但在与人民代表机关的关系上，只能受其监督，并向其报告工作，对其负责。

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代表机关比实行议会至上原则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地位更高：首先，人民代表机关的性质是国家权力机关，而议会的性质只是立法机关；其次，人民代表机关产生其他所有的国家机关，而议会除产生政府内阁外，并不能产生其他国家机关，如元首、法院等；复次，人民代表机关真正反映民意，可以绝对地对其他国家机关实施监督，其他国家机关则不能反向监督。而根据西方的分权学说，议会有权监督政府，政府也可以制约议会，如在议会对内阁表示不信任或拒绝通过信任案的情况下，内阁可以通过国家元首解散议会，重新进行选举，重新选举的意义在于，当议会与内阁的意见难以调和时，通过选举的方式询问民意，可见议会的意志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

奥地利模式直接受到规范论者凯尔森的法学思想的影响，凯尔森提出了法律规范的等级性理论，他认为，国家作为人格化的法律秩序，不是一个相互对等的、在同一个平面上的诸法规的体现，而是一个不同层次诸法规的等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个规范的效力为另一个规范所决定，后者的产生又为一个更高的规范所决定，这一回归(regre~s)必然以一个“基本规范”为终点。所谓基本规范，就是“一个不能从更高规范中引出其效力的规范"。通过各级规范的层层回归，我们会发现，只有宪法的效力不能产生于任何更高的法律规范，宪法就是基本规范，是其他一切规范产生的最高法律来源。

这种严格的法律规范的等级之分，使得宪法与普通法律被当然地区别开来，进而要求将宪法的适用与普通法律的适用也区别开来，这就为在普通法院之外再设立宪法法院提供了理论基础。凯尔森在他亲自主持l920年奥地利宪法的制定时，将自己的法学思想贯彻到立宪之中，使得这部宪法成为最早确立宪法法院制度的法典。

三、模式差异与法律传统

在移植任何性质的法律制度时，都不得忽视传统这个有着深刻作用的因素。法律传统的外延极其宽泛，包含很多的东西，这里仅就西方两大法系的影响作一简要分析法系(1egalfamily)是法的一种分类，其根据是法的历史传统、表现形式和司法审判方式。宪法监督模式一般都与特定的法系相关联。笼统地讲，普通法院宪法监督模式适合于荚美法系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宪法法院监督模式则适合于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意大利、韩国等)。

英美法系国家有着悠久的判例法传统，遵循“先例约束原则”，普通法院的判决不仅对本案有效，而且判决中所依据或体现的原则还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这恰好同违宪审查对于裁决的普遍性要求相一致。在实行普通法院监督模式的国家，法官造法是一个普遍认同的事实，法官的创造性是判例法永不枯竭的源泉。宪法监督与普通的司法管辖并无根本区别，一切争议，无论性质如何都以同样的程序和方式由同一法院裁决，不会因为某一案件中可能存在违宪问题而特殊对待。这使得在宪法争议案件中，普通法院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宪法和法律，可以作出必要的解释，宣布法律无效。

欧洲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传统深厚，普通法院的法官对于成文法具有极强依赖性，只能墨守成规，不能从具体案件中得出什么新的规则，立法者通常享有崇高的威信，并制定浩繁而严密的法律条文供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援用，法官的唯一任务是司法，无权造法，更不具有更改法律的权力，这就决定了大陆法系国家普通法院的法官没有足够的心理；位备，经验积累和资格条件向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发起挑战。而且，大陆法系传统中不存在“先例约束原则”，普通法院的判决只有个案效力，不具有普遍效力，如果由普通法院进行违宪审查，势必会产生传统方面的障碍，因此，有必要成立专门的宪法法院，在赋予其违宪审查权的同时，赋予其判决的普遍效力。

当然，法系对于模式选择的影响也非绝对的，如日本这个大陆法系国家自二战以后一直实行普通法院监督模式，至今尚未发现有什么明显尴尬的事件，更无迹象表明其必然会崩溃。但正如前面所言，这是有历史成因的，近些年来，日本也有学者针对最高法院存在的判决数量少、不敢对权力进行批判、缺乏正面处理问题的勇气等问题提出批评，进而主张革故鼎新，建立宪法法院。

另外，英国这个普通法系传统的发祥地，也是最早确立司法独立的国家，(1701年英国《王位继承法>初步确立了法院独立原则，规定了法官终身制)，却没有实行普通法院监督的模式，而是一直实行议会监督模式，原因何在?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影响模式选择的因素——历史际遇。

四、模式差异与历史际遇

英国确立议会监督宪法的模式，与英国议会至上的历史际遇休戚相关。这里至少有三个问题可谈。其一，关于“长期巴力门”。英国1641年的议会在历史上通常被称为长期巴力(IngParliament)。

当时，议会与司徒雅王室争权，起初双方互有胜负，后来议会大胜，王室大败。议会下院(HouseofCom—mons)便以法案废除了君主享有的解散议会的特权，规定议会的永久性不轮换，并且至少每3年自行集会一次，这次斗争的意义在于一方面限制了君主专制，另一方面正式确立了议会权威。其二，关于“七年巴力门法案”。英国议会1694年规定每3年选举一次，据此，1717年将是改选年。但是l7l6年，英王与内阁为了防止雅各党人上台，遂请议会通过一项七年巴力门法案，将大选期限由三年一次改为七年一次。这项法案如果发生在美国．正如戴雪所言，“必被视为违宪，决不能有法律效力”．但在英国它却顶着反对党的违宪呼声而最终获得通过，并且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宪法习惯。此项法案在实质上强调了一种理念：即议会本身“决不是选民的人，亦不是选举团的委办会，反之，他在法律上有国家的主权立法的权力”，“如果不明此旨，我们将不免轻视他向来所有立法的至尊性；如果轻视此项至尊性，我们将不能见及七年巴力门法案的宪法重心”。其三，英王与议会的关系。英国皇嗣的法统问题在《王位继承法》通过之前一直没有一个确定的解决方法，适至该法案通过以后，“如许重大问题的措置遂得定实此项法案已刊载于威廉第三代档案第十二及第十三册第二章；依据此法英王实受巴力门拥戴而登大位。故在此际嗣君对于王位的继承权只赖巴力门的一宗法案决定”，由议会来决定王位继承问题，又解证了议会权力至上性的生动史实。

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嫁接美国模式纷纷以失败告终，这也跟欧洲大陆国家的法院与议会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不同的历史际遇及其形成的效应有关。

欧洲的法院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是封建王权的堡垒，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法院凭借登记权(即法令只有经法院登记才有效)阻挠资产阶级政权实行新法律，为资产阶级所深恶痛绝，而议会在推翻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功勋卓著…。由于法国革命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排除了司法审查的可能，法国先后进行了五次宪法变革，有时行政权占统治地位，有时议会至上，最后才为半总统制，半议会制国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宪法监督模式，这种在曲折而复杂的历史际遇中形成的模式是法国所特有的，很难直接为别国仿效。

美国普通法院违宪审查模式的诞生也有着独特的历史际遇与深刻的政治背景。它直接渊源于马伯里诉麦迪孙一案的判例。当时美国第二届总统亚当斯在离任之前火速提名了一批联邦党人出任新调整的法官职位，这些人选在共和党人杰斐逊就任总统前两天获得由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批准，次日，亚当斯正式签署了这些法官的委任状，并着手下发给法官本人，因而这些法官被称为“午夜法官”。但由于交通和通讯的不便，仍有几位法官的委任状未能送出，其中就有马伯里。杰斐逊上台后十分厌恶“午夜法官”，命令国务卿麦迪逊停发尚未发出的委任状。

于是，马伯里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最高法院对国务卿麦迪逊下达强制令，强令其向马伯里等人发出委任状。杰斐逊认为从宪法理论上讲最高法院无权对政府下达这种强制今，因此他指示麦迪逊拒绝出庭。这样一来，时任首法官的马歇尔就被推到党派之争、权力角逐的峰头浪尖上。他深深知道，即使最高法院下达强制令，麦迪逊也未必执行，更为严重的是会导致一场宪法危机。而在一旁静观其变的国会，手握弹劾权，时刻准备着对可能作出不当裁决的大法官进行弹劾。经过慎重的思考，马歇尔采取了避实就虚的分析方法，从实体上和程序上回避了马伯里的请求，尤其是在程序上，他认为，马伯里提出请求所依据的《1789年司法法》第l3条违反了宪法第3条关于最高法院管辖权的规定，构成违宪，是无效的，因而驳回了马伯里的诉求。该判例的直接意义在于解决了政治斗争中的尖锐矛盾，马歇尔也得以明哲保身。但马歇尔始料不及的是，他居然在有意无意之中成了普通法院宪法监督模式的始作俑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层意义越来越深远。

五、模式差异与司法体制

司法体制的界定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凡是与司法活动有关或对司法活动有影响的机关都属探讨之列，我国的传统说法是公、检、法三家，也有人提出公、检、法、司四家，有人提出只宜限于检、法两家。但近年来，倾向于法院一家的呼声日渐高潮。本文由于主要不是讨论我国目前的宪法监督模式，因而也就不必在此问题上纠缠下去。在这里，为了使分析的视角更加清晰，我们权且将司法体制理解为法院的体制。法院的体制包括宏观上的法院组织体系和微观上的法官任职方式。

(一)关于法院的组织体系。普通法院宪法监督

模式通常适用于具有单一性司法制度的国家，宪法法院监督模式则适合于具有多重性司法系统的国家在典型的普通法系国家美国，司法权统一由司法机关行使，其中，联邦最高法院享有违宪审查和解释宪法的最终权力。它既能保证宪法实施的统一性，又能通过多层级的审判体制保证宪法裁决的准确性。在美国没有特别的专门的“宪法诉讼”程序，违宪审查一般存在于普通的民事、刑事或商事等诉讼中。但在实行宪法法院监督模式的国家，通常先对诉讼门类进行划分，分为民事、商事、行政、社会、刑事等，然后再由不同的法院按不同的程序去处理，当发现关于宪法问题的诉讼时，就由专门的宪法法院负责审理，普通法院一概不得涉猎，它们至多把有关宪法问题的争议提交宪法法院，而无权对宪法争议作出实质性的裁决。

(二)法官的任职方式。任职方式包括法官的产生方式、素质要求、角色扮演等内容

实行普通法院宪法监督模式的国家，法官必须具备违宪审查的必要条件。法官由行政首脑提名、议会批准而产生，他们一般持有律师资格证书，从事过各式各样的职业(主要包括公务员、律师、法学教师、社会工作者等)，具有丰富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法律的经验，享有特殊的身份保障，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一经任命，即终身任职。在普通法院型模式下，法官扮演着独立自主的角色，基本上可以免除政治压力，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被总统提名而进入最高法院以后，即不再受包括总统在内的任何人的牵制，恰如哈里·杜鲁门总统所言：“最高法院的人事安排这种事简直没法。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把一个人送到最高法院，他就不是你的朋友了我敢肯定这一点”。

宪法监督制度范文篇7

一、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建立

综观我国宪法发展的历史，中国的宪法监督和解释制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1954年宪法规定为代表。根据1954年宪法，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法律”以及“撤销国务院的同宪法、法律和法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虽然1954年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但却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法律解释权，此处“解释法律”权应理解为立法解释。实践中，当时的立法解释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宪法解释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行使立法解释权对宪法中的存疑问题作出了解释和回答。因此，从宪法规定精神和内容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均行使宪法实施的监督权。因此，可以说1954年宪法确立了以立法解释为表现形式的宪法监督制度。但是该部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宪法解释制度，未形成一个很完善的宪法监督体系。

第二个阶段以1978年宪法规定为代表。1978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以及“改变或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不适当的决议”。由此可以看出，在宪法解释问题上，1978年宪法明确建立了宪法解释制度，比1954年宪法有所进步。但1978年宪法只是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改变或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不适当的决议”，而没有像1954年宪法那样明确提及“同宪法……相抵触”，且针对的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决议”而非1954年宪法规定的“国务院的违宪法令和命令”。因此，可以说1978年宪法建立了以宪法解释为表现形式的宪法监督制度，但没有将宪法解释和宪法监督这两个职能分开，实际上也是没法行使这一权力。

第三个阶段以1982年宪法规定为代表。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有权“解释法律”；“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1982年宪法通过宪法解释权制度与违宪法规等的撤销制度相结合的方式，已经形成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度。但是1982年宪法仍然没有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违反宪法的法律的撤销与审查问题。因此，中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仍然还不健全。宪法监督制度首先应当包括违宪立法审查权和撤销权。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违宪问题，在现行宪法监督制度下是难以解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两个机构监督宪法的实施，但这两个机构没有办法监督其本身。在宪法之下的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和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这两个层次，都没有被监督。所以，严格来讲，宪法监督制度在我国实际上并未真正建立起来。

二、几种宪法监督制度模式

综观世界各国，尤其是现代宪政国家，关于宪法监督制度的确立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其一是由立法机关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模式。此种宪法监督制度以英国为代表。英国实行“议会至上”的宪政体制，内阁和法院由议会产生并对其负责，议会可以制定、修改和废止任何法律，包括各种宪法性文件；任何一部法律如果违宪，议会有权修正或废止。这种监督模式的最大的优点在于它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从而保证了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得以更有效地贯彻和执行。不过这种模式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其实质是立法机关自己审查自己，失去了违宪审查的真正意义，达不到违宪审查的效果。

其二是由司法机关即法院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模式。首创这种体制的是美国，其直接渊源是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这一判例，由最高法院通过对法律的违宪性审查来监督宪法的实施。法院行使宪法监督权模式的优点在于法院通过违宪审查权的行使，有效地制约了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保证了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争议往往在处理具体案件中表现出来，使宪法得到了经常性的贯彻与监督，强化了宪法至上的观念。但司法活动本身也难保证是绝对客观中立的过程，法官选择与操作的过程中，其主观任意性决定法官要准确表达立宪者的意图是不可能的，因而该种模式也并不十分完善。

其三是由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模式。法国是实行这种体制的典型。法国现行宪法规定成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监督共和国选举”，“各组织法在公布前，议会两院的规章在施行前，都必须提交宪法委员会，宪法委员会应就其是否符合宪法作出裁决”。这一制度兼具了议会审查和普通法院审查的优点，保障了违宪审查权的统一，既避免了立法机关自己审查自己的尴尬，又可防止司法机关的主观任意性。但其缺点在于宪法委员会是政治机关，政治倾向性强，很难保证客观公正的监督。

其四是由宪法法院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模式。这种模式起源于奥地利。宪法法院职权通常包括：解释宪法；裁决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审查各种法律、法规、法令的合宪性；审理或监督审理高级官员包括总统的弹劾案；审查公民个人提起的宪法诉讼等等。这一制度兼具了议会审查和普通法院审查的优点，保障了违宪审查权的统一。其缺点仍然在于主观性较强，易受政党的政策影响。

三、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

世界各国宪法监督制度对树立宪法的权威和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对保障民主、法治与人权，维护国家政治与社会的稳定，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其具体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是，在我国建立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必须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因此必须坚持立足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来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具体而言，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宪法监督制度范文篇8

”任何权力都应当是有限制的、受到制约的，这是近代宪政的基本精神。自1954年我国颁布施行第一部宪法到1982年颁布施实第四部宪法，我国宪法监督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宪法监督的有益做法，对宪法监督制度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自1982年后，全国人大又先后四次对宪法监督制度作了修改和补充，使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一、我国现阶段宪法对宪法监督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

(一)监督的最高性。宪法的最高性是指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从地位看，宪法是法律体系的核心和基础；从内容看，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从法律效力看，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二)监督的原则性。这是指对宪法监督规定的比较原则，即只规定了宪法监督的总原则。宪法第5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三)监督的经常性和规范性。明确了宪法监督机关，扩大了宪法监督机关的范围。宪法第62条和第67条分别规定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从而明确了我国的宪法监督机关。现行宪法增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同为宪法监督机关的规定，弥补了前几部宪法只规定全国人大为宪法监督机关所造成的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宪法监督机关缺位的不足，使宪法监督活动更具经常性和规范性。

二、我国现行宪法确立的宪法监督制度的辨析

从宪法监督制度本身追求的价值目标来看，我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没有突破权力的桎梏，仍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我国实行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没有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宪法监督制度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完善。针对这种状况，有学者提出在不改变现行宪法监督体制的基础上，增加设立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委员会”，辅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实行宪法监督。

(一)无专任的监督机关。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负责监督宪法实施的专门机关，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不是专任宪法监督实施的专任机关。按照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职权有15项之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有21项之多。宪法监督只是这些职权中的一项职权。由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身兼立法与监督二职，一般说来，它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通过的法律是合宪的、周全的，否则也就不会颁行了。这必然造成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会重视对自己颁布法律进行的监督。

(二)无相关的程序规定。由于现行宪法缺乏完善的监督程序及相关规定，虽然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但这种监督权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如何具体行使、程序如何，宪法都未做出具体规定。我国是一个重视实体而轻视程序的国家，反映在宪法监督制度建设上来，就是有关宪法监督的主体规定较为健全，而关于宪法监督运行的程序的规定比较少。

(一)无专任的监督机关。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负责监督宪法实施的专门机关，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不是专任宪法监督实施的专任机关。按照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职权有15项之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有21项之多。宪法监督只是这些职权中的一项职权。由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身兼立法与监督二职，一般说来，它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通过的法律是合宪的、周全的，否则也就不会颁行了。这必然造成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会重视对自己颁布法律进行的监督。

(二)无相关的程序规定。由于现行宪法缺乏完善的监督程序及相关规定，虽然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但这种监督权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如何具体行使、程序如何，宪法都未做出具体规定。我国是一个重视实体而轻视程序的国家，反映在宪法监督制度建设上来，就是有关宪法监督的主体规定较为健全，而关于宪法监督运行的程序的规定比较少。

(三)无明确的监督对象。通过什么方式来实施宪法监督，由于现行宪法监督的内容不全面，监督方式也相对单一，局限性较大，还没有根据宪法监督的特性来建立一套或者几套比较成形的体系，导致监督的对象不明确不具体。我国宪法序言和宪法第5条虽然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三、宪法的核心精神是权力制约

为了实现宪政提高宪法的权威，废除推倒现行的制度实行西方的权力划分体制显而是不现实的，既要坚持宪法监督制度的基本理念，又要立足中国国情。前者要求最终采用何种模式，能够使侵犯人权的现象得到及时的纠正与制裁，使宪法真正起到维护公民权利的作用。后者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只能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能提供的制度框架内设计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二是所设计的宪法监督制度必须符合我国的法律制度特色，实现与相关的法律制度配套、衔接。

(一)立法上制定监督法律。制定“监督法”等相关宪法监督的法律，以明确其具体职责及工作程序，使宪法监督实施进一步规范化、法律化。在近几届全国人大的历次会议上，有不少全国人大代表曾提出制定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议案。

(二)设立专门机构。也就是建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及违宪审查机关，从而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监督职能。国外实施宪法监督的机构，有普通法院、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等。我国不是三权分立的体制，最高人民法院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最高人民法院不能同时是宪法监督机关。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不能在全国人大之外、之上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

宪法监督制度范文篇9

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四任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率先以判例的形式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迈出了以“制度化的限制”来实现“宪法政治秩序的基本功能”的第一步。德国十九世纪的宪法学权威罗伯特•冯•莫尔对马歇尔所开创的这种法院有权审查立法的美国模式激赏有加,认为马歇尔在MarburyV•Madison一案中对宪法所做的大胆阐释使宪法实践步入正规,进而使最高法院在实质意义上成为宪法法院。论及美国宪法域外影响时,路易斯•亨金总是津津乐道于美国宪法司法审查的成功。法院在维护宪法约束中的作用被看作是美国宪政的标志,并被看作是稳定美国各项制度和保障个人权利的手段。无论是旧国家、新国家,都力图模仿美国的司法制度及其宪政功能。甚至信奉议会至上的国家也被迫效仿或接近美国的模式。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在其不同类型的宪政体制中承袭、发展了不同类型的宪法监督制度。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64个国家建立了普通法院型宪法监督制度,40个国家建立了宪法监督制度,还有一些国家采取了由议会监督宪法实施的模式。在我国,建国后不久,就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即“五四宪法”,初步确立了以立法解释为表现形式的宪法监督制度。但这部宪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只规定了立法解释制度,却没有规定宪法解释制度,严重制约了宪法监督制度作用的发挥。1975年宪法根本没有规定宪法监督制度,之后的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建立了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主体,以宪法解释为表现形式的宪法监督制度,从此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宪政建设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一、我国宪法监督的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宪法监督的含义有不同的认识,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但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宪法监督是由宪法授权或宪法惯例认可的专门机关,以一定的方式进行合宪审查,取缔违宪行为,追究违宪责任,从而保障宪法实施的一种宪法制度。在监督对象上偏重对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以及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所实施的监督。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当代中国宪法监督的内容和范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审查法律、法规和其他政府文件是否违背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和撤消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和行政命令,撤消同宪法相抵触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这也被称为“违宪审查制度”,它是一个国家宪法监督制度的核心内容,是保证一个国家的法律贯彻实施的一项重要制度。2、全国人大以宪法监督的名义,监督国家机关组成人员和一切国家公职人员是否合法履行职责,并纠正他们的违宪行为和追究他们的违宪责任。3、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各级人民政府、各级国家司法机关,都有权力监督并纠正一切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的行为或者保护公民的人权不受侵犯。我国现行的宪法监督制度是一种有别于西方一些国家普通法院型和宪法法院型宪法监督制度的特殊的监督制度,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从整体上看,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发展呈现出曲折性和进步性的特征。首先,现行宪法确立了宪法的最高性和制裁性,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和撤消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和行政命令,撤消同宪法相抵触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同建国以来的任何一部宪法相比,都更为全面。其次,宪法监督主体的多层次性,我国的宪法监督主体由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专门机构——各专门委员会三个层次有机结合、各司其职、统一行使宪法监督权的结构。这种结构,可充分利用全国人大在宪法监督方面的权威性、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宪法监督方面的专业性以及专门委员会在宪法监督方面的准确性,具有一定的特色和优势。再次,宪法监督的政治性,尽管宪法规定要追究一切违宪行为,但宪法的其他规定没有表明这种追究的法律性。这主要是由于宪法监督权力的实施者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而不是由全国人大产生的司法机关或专门机关;同时,在现实的监督中,是由人大监督法院,而不是法院监督人大,法院也无权对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进行审查。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宪法监督其性质是政治性的。最后,宪法监督方式的多样性,从我国现行宪法规定来看,既有事前审查方式,如宪法第11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能生效;也有事后审查方式,如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大可改变或撤消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等。监督方式呈现出多样性。

二、宪法监督中的主要问题

我国目前的宪法监督制度虽然从纵向方面来看,具有历史进步性,比以往任何一部宪法都更为全面、可行,但是,仍然存在着不少缺陷和不足,突出表现为宪法监督不力,阻碍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宪法监督缺乏专门性。尽管我国宪法监督主体具有多层次性,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各专门委员会三个层次有机结合、各司其职、统一行使宪法监督权的结构,但由于宪法监督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在客观上要求设立专门的机关负责处理违宪事务,而目前我们还缺乏这样一个专门的机关来负责宪法监督工作。就全国人大而言,代表人数众多,每年只召开一次全体会议,会期只有两个星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求全体代表坐下来审查和讨论一个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法律法规的合宪性问题,并做出准确、恰当的判断,是不现实的。且代表素质参差不齐,也无法保证对法律法规合宪性审查的准确、全面;其次,由于宪法赋予全国人大的职能有15项之多,每次全国人大会议需要处理许多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审理许多议案,因此,无暇顾及宪法实施的监督工作。所以,虽然全国人大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能,但从实际情况看,无法有效地履行这一职责。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履行宪法监督职责方面,具有很多优点,其组成人员较少,一般都富有政治经验和法律知识,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便于召集,易于审查,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全国人大的不足。尽管如此,但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人员有近200人,仍不便于讨论宪法监督问题,且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能亦达21项,即使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经济建设、政治改革、民主与法制建设等方面的立法任务极其繁重、艰巨,因此,仍不能满足宪法监督实践的需要。从各专门委员会的情况来看,他们在法律草案的拟订过程中作了大量的事前审查工作,在避免法律违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专门委员会的地位和性质,他们无权自行审查法律违宪事宜,只能是由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将有关违宪法律法规的审查交付他们时,他们才能依据宪法进行审查,因此,他们不可能积极主动地审查法律,完成宪法监督的重任。2、宪法监督缺乏连续性。宪法监督的连续性是指处理违宪问题要及时、有效。但从我国现行宪法监督的制度来看,宪法监督不够连贯、及时、有效。主要表现为:全国人大每年只举行一次会议,会期很短,而违宪问题却是经常的、不定期的,无法保证违宪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同样由于会期很短,也无法处理随时可能出现的违宪问题;各专门委员会虽为常设性工作机关,但由于不能主动提出审查,又缺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闭会期间的提起和受理程序规定,因此同样不能对违宪问题进行连续性审查。3、宪法监督缺乏可操作性。尽管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了宪法的制裁性以及制裁措施,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程序规定和可行的监督标准,宪法监督工作实际上无法有效地进行,操作价值缺失。这是由于:宪法监督程序是宪法监督的载体,是连接宪法监督机关和社会现实的桥梁和纽带;仅有实体没有程序,宪法监督制度不能得以实现。宪法监督的实体解决监督的主题是谁、监督的原则是什么、处理的规则如何确定等问题,而程序解决怎样进行监督、怎样落实实体的设计等。宪法的操作价值指“宪法规范中对现实社会关系予以调整的部分应尽量明确具体,而且宪法规范整体应以操作性为指导。”宪法自称权威与实际权威并非是一回事。应该认识到,“宪法规定与社会实际的政治力量对比一致的,就有权威不一致的,就没有权威。”当宪法条文中列入实际上不需要也不可能做到的条文是毫无意义的。我国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原因之一就是其法律效力最高,约束力、强制力最强,但假如出现违宪不如违法处罚严重,宪法规范中制裁性规范无法落实等现象,宪法的所谓权威只是纸上权威,无威慑力。4、宪法监督缺乏准确性。一般人们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立法机关,他们的每一项立法活动都属于解释宪法的行为,因而他们最了解制定法律者的意图。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最具有准确性。但在实际情况中,代议机关对于自己通过的法律一般持肯定态度,即使发现违宪情况,也不愿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从实际情况看,自己监督自己的宪法监督模式,其准确性和有效性都是有限的。

三、建立宪法监督委员会——用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

从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现状来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我国目前的多层次立法,使违宪立法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有必要加强宪法监督检查,维护宪法的权威。那么,应建立什么样的宪法监督机关呢?我国学术界提出了许多可行性建议。宪法监督作为现代国家监督体系中一种最具有根本性的监督制度,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自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率先以判例的形式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迈出了制度化的一步后,已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较为成功的、完备的宪法监督制度。我国宪法监督机构的建立,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但正如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所讲的“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应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首先美国式的由普通司法机关进行违宪审查的制度与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不符合,法国式的独立于立法机关以外的专门违宪审查机构的制度,尽管可行,但它是以三权分立的理论为基础的,显然,也不适用于我国民主集中制的政权组织原则,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它只受人民的监督不受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因此,也不适用于我国。目前,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来看,采用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制度,是符合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组织形式的。我国现行宪法已经确立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专门委员会相结合的宪法监督主体制度,现阶段可行而必要的方案是在全国人大之下增设一个宪法监督机构——宪法监督委员会,专门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宪法监督委员会由全国人大选举或任命产生,并立于或者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专门宪法监督机构,待日后条件成熟时再设立独立的宪法监督机构。关于宪法监督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应考虑由业务素质强、政治素质高的法学家、政治学方面的专家或资深的法律工作者担任(必须是全国人大代表),这样能够了解立法意图,有利于保证宪法监督的准确性;其次,宪法监督人员应由人民选举产生,能够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增强宪法监督的权威性。为保证宪法监督工作的有效进行,宪法监督委员会必须具备以下职责和权力:一是事前审查权,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和通过的基本法律以及民族自治区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合宪性审查,以维护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和尊严,保持国家法制体系的统一;二是事后审查权,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授权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院,或者授权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是否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提出审查意见;对国务院裁决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同行政法规相抵触,省级地方性法规同国务院部门规章之间有矛盾的地方,提出审查意见;对中央一级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提出处理意见;对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行政、决议、决定、命令、措施;地方各级人大、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决议、命令等进行审查;三是违宪议案审查权,对中央一级国家机关的重大政策和决策是否违宪,提出审查意见;四是宪法解释权;五是特别调查权;六是提案权;七是咨询权等。宪法监督委员会应该采取何种程序呢?可以考虑采用司法性质的程序。任何案件上诉到宪法监督委员会之后,只有经宪法监督委员会初步审查,以多数票同意予以立案以后,才加以审理。这样可以保证审理的案件具有典型性,涉及的问题具有全局性,使宪法监督委员会的作用得到良好的发挥。如果宪法监督委员会不予立案,就意味着驳回当事人的上诉,该案的原判决是终审判决,立即生效。立案后,宪法监督委员会主席召集各成员开庭审理案件,他们只审理法律问题,不审理事实问题。案件判决以多数票作出,,必须公开发表,而且每位成员的意见均应分别包括在判决之中,以符合公开性的要求。案件的判决不得上诉,应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并对一切国家机关,包括各级法院,均具有约束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能撤销该判决,只可对其有关宪法条款的解释予以重新解释,该解释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总体来讲,宪法监督委员会的权力主要是建议性的,最终的决定权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同时,还应考虑建立省级宪法监督委员会,以保证宪法监督的准确性,克服目前地方宪法监督工作薄弱的状况。

宪法监督制度范文篇10

关键词：宪政宪法监督依法治国法治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任何权力都应当是有限制的、受到制约的，这是近代宪政的基本精神。自1954年我国颁布施行第一部宪法到1982年颁布施实第四部宪法，我国宪法监督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宪法监督的有益做法，对宪法监督制度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自1982年后，全国人大又先后四次对宪法监督制度作了修改和补充，使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一、我国现阶段宪法对宪法监督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

(一)监督的最高性。宪法的最高性是指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从地位看，宪法是法律体系的核心和基础；从内容看，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从法律效力看，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二)监督的原则性。这是指对宪法监督规定的比较原则，即只规定了宪法监督的总原则。宪法第5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三)监督的经常性和规范性。明确了宪法监督机关，扩大了宪法监督机关的范围。宪法第62条和第67条分别规定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从而明确了我国的宪法监督机关。现行宪法增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同为宪法监督机关的规定，弥补了前几部宪法只规定全国人大为宪法监督机关所造成的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宪法监督机关缺位的不足，使宪法监督活动更具经常性和规范性。

二、我国现行宪法确立的宪法监督制度的辨析

从宪法监督制度本身追求的价值目标来看，我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没有突破权力的桎梏，仍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我国实行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没有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宪法监督制度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完善。针对这种状况，有学者提出在不改变现行宪法监督体制的基础上，增加设立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委员会”，辅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实行宪法监督。

(一)无专任的监督机关。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负责监督宪法实施的专门机关，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不是专任宪法监督实施的专任机关。按照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职权有15项之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有21项之多。宪法监督只是这些职权中的一项职权。由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身兼立法与监督二职，一般说来，它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通过的法律是合宪的、周全的，否则也就不会颁行了。这必然造成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会重视对自己颁布法律进行的监督。

(二)无相关的程序规定。由于现行宪法缺乏完善的监督程序及相关规定，虽然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但这种监督权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如何具体行使、程序如何，宪法都未做出具体规定。我国是一个重视实体而轻视程序的国家，反映在宪法监督制度建设上来，就是有关宪法监督的主体规定较为健全，而关于宪法监督运行的程序的规定比较少。

(一)无专任的监督机关。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负责监督宪法实施的专门机关，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不是专任宪法监督实施的专任机关。按照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职权有15项之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有21项之多。宪法监督只是这些职权中的一项职权。由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身兼立法与监督二职，一般说来，它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通过的法律是合宪的、周全的，否则也就不会颁行了。这必然造成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会重视对自己颁布法律进行的监督。

(二)无相关的程序规定。由于现行宪法缺乏完善的监督程序及相关规定，虽然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但这种监督权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如何具体行使、程序如何，宪法都未做出具体规定。我国是一个重视实体而轻视程序的国家，反映在宪法监督制度建设上来，就是有关宪法监督的主体规定较为健全，而关于宪法监督运行的程序的规定比较少。

(三)无明确的监督对象。通过什么方式来实施宪法监督，由于现行宪法监督的内容不全面，监督方式也相对单一，局限性较大，还没有根据宪法监督的特性来建立一套或者几套比较成形的体系，导致监督的对象不明确不具体。我国宪法序言和宪法第5条虽然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三、宪法的核心精神是权力制约

为了实现宪政提高宪法的权威，废除推倒现行的制度实行西方的权力划分体制显而是不现实的，既要坚持宪法监督制度的基本理念，又要立足中国国情。前者要求最终采用何种模式，能够使侵犯人权的现象得到及时的纠正与制裁，使宪法真正起到维护公民权利的作用。后者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只能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能提供的制度框架内设计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二是所设计的宪法监督制度必须符合我国的法律制度特色，实现与相关的法律制度配套、衔接。

(一)立法上制定监督法律。制定“监督法”等相关宪法监督的法律，以明确其具体职责及工作程序，使宪法监督实施进一步规范化、法律化。在近几届全国人大的历次会议上，有不少全国人大代表曾提出制定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议案。

(二)设立专门机构。也就是建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及违宪审查机关，从而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监督职能。国外实施宪法监督的机构，有普通法院、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等。我国不是三权分立的体制，最高人民法院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最高人民法院不能同时是宪法监督机关。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不能在全国人大之外、之上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