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发展范文10篇

宪法发展范文篇1

（一）前国家阶段———生存型宪法的出现

在国家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阶段，由于生产力极不发达，生存是人类的首要问题。对此马克思曾有过这样的描述“：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③为了生存，人类先后组成了氏族、部落等共同体组织。在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无高低贵贱之分，必须互相协助，共同决策，共同劳作，平均分配劳动果实，共同抵御外侵。在这个时期，没有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分，所有人的私事都被当做公共事务来看待，否则这个人的生存便成问题。这就是最原始的民主形态，而要使这些原始的民主制度持续发生作用就要依靠图腾崇拜、仪式习惯、乡规民约、德高望重老者的道德影响力等最原始的宪法规范。这时的宪法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本共同体内的成员能够活着，并且能够不被其他部族奴役的“有尊严”的活着。因此，这时期的宪法是生存型宪法。

（二）国家阶段———生存型宪法的否定之否定与实现型宪法的端倪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日益发达，阶级开始出现，国家随之产生。由此，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浑然一体的状态被打破。少数衣食无忧并且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或被推举，或自告奋勇出来专门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绝大多数人继续从事日常生产劳作，逐渐产生了代表公共利益的“权力”和代表私人利益的“权利”之分。因此，笔者把国家阶段的宪法分为权力型宪法、权利型宪法和平衡型宪法。

1.权力型宪法———生存型宪法的异化

人们让少数精英出来专门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本意仍是能够更好的生存。因为如果有人能够帮他们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那么他们便可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生产劳作上，以使自己的生存更有保障。然而，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哪怕是政治精英也是如此。逐渐地，王位的禅让制被自私的君主改成了继承制，原来代表公共利益的“权力”，逐渐成了代表君主自己或统治集团利益的“权力”，权力开始异化。异化了的权力由于掌握着国家军队、监狱等暴力资源，使民众的“权利”日益被侵蚀，原来为满足自己生存之需的生产劳作成了供养统治阶级的义务。权力的异化是本质，其表象为异化了的官僚体制，它以集权、独裁和个人崇拜为基本特征；国家权力机构乃至整个社会组织机构也因此逐渐脱离公民利益，并走向与之对立的局面。人们正是在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中，感受到了官僚的关键性作用，官僚们便被给予了几乎是上帝般的尊敬。人们感到，假如没有官僚的存在，做任何事情都会变得支离破碎，人们甚至会挨饿。因此，在中世纪，头头们总是被认为是一种上帝所需求的秩序的代表；即便在现代社会，官僚的作用仍没有失去上帝式的荣耀，因为他们对于全体公民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④权力的异化必然导致这个时期宪法的异化：宪法的形成不再是人们共同协商的结果，反而是君主的命令或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协商妥协的结果；宪法的目的不再是满足共同体内所有人生存之需，反而是满足君主或统治阶级特权之需。当然，笔者这样说并不是指这个阶段的宪法完全没有满足民众生存之需的规范，只是这样的规范不再是主流，这样的规范只是为维护统治阶级需要的相对稳定的统治秩序。笔者将这一阶段的宪法称之为权力型宪法，它是生存型宪法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异化现象，宪法由人类实现自治的手段异化为统治人类的手段。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的宪法均属此类。

2.权利型宪法———生存型宪法的回归

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天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后，这种反抗就跳出了私下抱怨和小规模抵抗的范畴，最终酿成了资产阶级大革命。尤其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对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的传播，重新点燃了人们自治理想的希望之火，于是“有限政府”的理念随之诞生。这种理念强调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要求政府足够重视公民生存权利并把政府定位于“守夜人”的角色。于是重新塑造异化了的政府官僚体制成了时代的主题“，一种有限的、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法治化的政府图式便在这种行动中被塑造了出来”。⑤上述变化为生存型宪法的回归提供了价值支撑和实证支持。笔者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宪法的剥削本质，但它对人权保障的强调力度之大、对权力限制的制度设计之精是前所未有的，这都为人有尊严的活着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笔者将这一阶段的宪法称之为权利型宪法不仅仅是为了与上文中的权力型宪法相区分，更主要的是它确实是以保障人权为其核心理念的。实践证明：在权利型宪法的保障下，人类的生存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胜过历史上任一时期；宪法至上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宪法融入人们的生活，成为人类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之一，人类离自治理想的实现越来越近。尽管如此，权利型宪法还不能归入到实现型宪法之中，它只是生存型宪法的回归，因为：其一，人类生活中的“劳动异化”等阻碍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因素还很严重；其二，人类不可能只依靠松散的个体实现全面自由发展，权利型宪法过度排斥政府权力的做法不利于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实现。

3.平衡型宪法———实现型宪法的端倪

从理论上讲，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越是趋于平衡，公民的全面自由发展越是有可能实现。因为越是在这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中“，权利”和“权力”的相互制约的效果越好，权利不致滥用，权力不易变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工作绩效将主要来自于其对公民权利的维护和促进，而公民将愈发习惯并支持政府的的相关作为。“他们对这种权力越是经常耳濡目染，这种权力就越加深入地进入那些感人心弦、动人情感的事物中，因而获得社会的尊重和爱慕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凡是难得打动一个人情感的事情，通常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小。一直远离公民又为公民看不到的政府，难以指望引起公民的情感；相反，权力越是通过人类情感自然流露的那些渠道运转，借助于暴力和可怕的强制方法的需要就越少。”⑥这种由于平衡而互动，由互动而双赢的状态有利于公民的全面自由发展。从历史发展的实践来看，当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阶段以后，排除政府干预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产生了垄断、贫富差距、经济危机等一系列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公民的生存状态经历了短暂的辉煌后又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于是人们又开始认识到政府的重要性，希望政府权力的介入能够解决上述危机。宪法也随之进入到现代宪法阶段，现代宪法与近代宪法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对福利制度的肯定与推崇。福利制度就是通过政府的积极介入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促进公民的全面自由发展。之后，关于国家权力介入的力度与深度虽有争论，但各国宪法对福利制度的肯定态度一直未变。现代宪法一改近代宪法将权利和权力视为对立物的做法，更加注重二者的结合与互动，在限制权力的同时，又给予其更多的能动空间。这样就使现代宪法既不同于古代时期“权力过大”的宪法，也不同于近代“权利过大”的宪法，使其更接近于权利与权力“平衡型”的宪法。由于对政府能动作用的肯定，相比于前两者，平衡型宪法更有利于公民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实现型宪法的端倪。

（三）后国家阶段———实现型宪法的发展

平衡型宪法只是实现型宪法的开端，并不能代表实现型宪法的终极形态，因为它只为公民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还没有变成现实。那么，在未来宪法将如何发展？笔者还没有能力做出精确的预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宪法将沿着实现型宪法的道路继续前进。马克思曾经预言，国家终将消亡，人类将得到极大解放。实现型宪法将伴随着国家消亡的过程不断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将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将伴随着波折，甚至反复，但大方向是前进的。

宪法发展范文篇2

一、前言

一国的社会思想文化滋养一国的宪法制度。在浩瀚的社会思想文化中,那些影响宪法的形成、发展及其实践并稳定地发挥着影响功能的思想文化构成了宪法思想的主体内容¹。属于价值层面的宪法思想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中每个人的价值倾向和行为,来达到对包括宪法在内的各种社会规范或法律规范的选择以及社会政治实践活动的影响。现实中任何宪法的制定与修正,都应该适应或反映一定的社会思想文化,从而使宪法理念获得人们的普遍承认并转换为比较一致的社会行为。否则,宪法建设如果疏离于人们基本认同的社会思想文化,那么人们对宪法的信仰将无论如何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的宪法也就难以持久。宪法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种制度是深植于西方思想文化土壤中的,它本身又是西方历史长期演生的一种复杂的思想文化形态,体现着西方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观念,蕴涵着他们对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关系的理解。但这种制度一旦被引入中国,就要受到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特殊性的锻造,并要与之相适应º。中国1912年的5临时约法6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该法所明确的价值准则是西方宪法或其宪政所宣示的内容,故无法与根深蒂固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相融合,忽视了中西方社会思想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从而失去了构成宪法制度所必要的环境支撑和理性基础。可见,宪法思想是宪法之魂,宪法是宪法思想的规则化,而宪法实践则是宪法思想和宪法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展现。对于国家、组织和个人的社会政治活动,宪法思想既可通过宪法以制度的路径和形式(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加以规范,也可以文化和理念渗透到人们的心理和行为选择中来体现出影响。当今中国面临着大量的社会问题,其中许多与宪法有关,需要从宪法角度进行探讨与研究,对此就必须弄清影响宪法制度及其建设的社会思想文化,即宪法思想。宪法思想可以说提供了一种必要的认识问题的平台,这种在更高的层面上将历史的和社会的思想文化内涵与宪政的普遍性原理相结合而构建的认识平台,是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之源。所以正视宪法思想,是为了以新的视角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层次的解释,以此来更好地寻求解决问题的理论与现实对策。今天中国已步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同样,宪法建设也进入一个寻求与注重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的新阶段。不同社会思想文化在多元化比较中体现出各自独特的价值。发展中的中国宪法应该反映和吸纳那些具有合理价值内核的思想文化精髓,特别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成熟的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古今中外多种宪法思想通过复杂的互动过程,形成了未来中国宪法发展的演变基础。宪法思想的发展必然带来宪法制度的相应调整和宪法实践的进步。

二、中国古代宪法思想

近代宪法形成于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而宪法思想的萌芽早在古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就已存在,体现在西方宪法中的思想文化基础根源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理论中,后在近代的洛克、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人的理论中得以形成和完善,主要有人性自然论、人民主权论、法治论、分权论和道德法律论等。中国宪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也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过程。中国古代没有近、现代出现的宪法,但存在影响近、现代宪法形成及其内容的思想文化基础。一国的宪法思想不可能脱离于一国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而凭空产生。把脉中国宪法思想,可看到它是根源于中国儒家学说的鼻祖孔子和孟子»,并在历代儒家弟子的理论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同时也体现在中国近代、当代的康有为、孙中山、、邓小平等人的理论和思想中。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宪法思想的发展具有继承性,也带有明显的时代性。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在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许多传统的、主流的思想文化逐渐汇入了中国悠久的宪法思想河流中,并沉淀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些思想文化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概括起来,主要有:1.人性社会化论。中国自古以来就以人的社会属性而不是自然属性来说明人性,并以此来判断人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及其政治属性。这种思想可追溯至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孟子在孔子人性论基础上,认为人天生是善良的,之所以现实中存在着那么多的丑恶现象,是因为有些人追求利益而失去善性所造成的,并把善与利看成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根本标志。孔孟人性论为其以后的许多封建学者,如西汉时期的董仲舒、唐朝时期的韩愈、南宋时期的朱熹所继承和发展。值得指出的是,孔孟人性论同样对康有为、等人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2.集权论。在民主和集权的选择中,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和思想者大多偏向于集权,甚至包括古代中国的法家。按照法家的君主救世说,专制君主制是人类历史发展所必然。儒家总的说来倾向于集权,如孔子认为君主天生是臣民的主人,他拥有臣民就像拥有房屋和土地等私人财产一样。一些儒家学者不光自己提倡集权,而且还提出多种方略为统治者强化集权出谋划策。例如,儒家人物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统治其他各家,使儒家的仁义礼乐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在历史上,中国从秦朝开始就建立起千年的封建中央专制集权制度。3.人治论。同集权论思想相同,中国传统的思想主张人治。人治论直接与中国古代的封建专制制度相联系,并为之服务,如儒家认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孔子的君主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等论述都是人治思想的体现。儒家学者董仲舒通过其天人感应理论竭力主张人治。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事断于法,贵公弃私,似乎反对人治,但事实上很多法家学者也清楚表明,法律为统治者所制定,是统治者手中的工具。4.政治道德化论。中国传统的思想是将政治道德化,在两者之间画等号。这种思想可追溯至周朝统治者的以德辅天思想。孔子推崇德政,认为统治者的德政能使其处于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受到臣民的拥护。孟子也非常强调对臣民进行道德教化。董仲舒主张为政当以德化,以德为政,固守其德,这才能统治好国家。实际上孔孟的德政是把国家命运维系于明君身上,并要求臣民守德尊上,这又与人治思想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历史上提倡德治,将政治道德化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很多,诸如唐朝的李世民、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夫之和清朝的顾炎武等。从今天看,上述中国许多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论述和主张实际上涉及到人性与国家和法律的关系、民主与集权的关系、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政治与道德的关系等问题。他们的论述和主张,事实上已经成为长期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民的心理和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论述和主张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宪法思想并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三、中国近代宪法思想

从19世纪中叶到2世纪上半叶,伴随着中国封建制度走向灭亡和西方列强的侵入,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十分尖锐,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拯救和振兴中国的历史关头,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特别在对传统封建思想文化的批驳中,中国近代的宪法思想形成了。其主要体现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思想论述中,比较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提倡人民主权论思想。以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推崇流行于西方的以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为基础的民主,并提议在中国建立议会制度和君主立宪制度。如谭嗣同认为:有所谓民主者,能为大公至正。所以他主张废君主,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康有为认为,中国最理想的政体是仿照西方的君主立宪。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主张更西方化,建议用自由民主思想代替儒家学说,用资产阶级共和国代替封建专制政府,把人民的权力还给人民,完全公平合理。二是提倡分权论思想。康有为认为的君主立宪是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最有代表性的是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这也是他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其核心是把政权和治权分开,由人民掌握政权,政府实施治权。人民的政权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等四权。政府实施治权,采用五权分立制度,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监察权相互独立、相互制约。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是一种中国式的近代革命民主主义的宪法学说。由于中国近代宪法思想不是在中国历史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过程中自我形成的,而是学习和引荐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因此从本质上讲它体现的是西方宪法思想。同时,它也不像中国古代宪法思想那样有自己比较完整的体系,且缺乏历史的和阶级的基础,因此就难以得到自近代以来中国主流社会的广泛认同,并最终难有作为。不过,中国近代宪法思想是与封建思想文化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它促使人们不断反省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这对中国现代宪法思想的形成是有利的。

四、中国现代宪法思想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中国现代宪法思想开始出现。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现代宪法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它既是全新的和革命的,也是历史的和继承的,并且随着时展它又是开放的和进步的。概况而言,具有革命性和发展性的中国现代宪法思想主要是:1.阶级论。这是中国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等人提出的新的人性观论,这一思想的形成既受孔孟人性社会论的影响,也是等人对马克思人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理解和解释。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人在阶级社会中的社会存在主要指人的社会生产关系,而这种人的社会生产关系实质上是阶级关系,且正是这种阶级关系决定了人性。同时他又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上,没有所谓人类的爱与恨,只有阶级的爱与恨,而每一个人的爱恨是由其阶级性所决定。从这点看,又否定了孔孟的人性善的理论,并将该理论批判成不切实际的、抽象的理论。但他自己又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比孔孟人性善理论更加社会化、更加狭窄的人性观念。这种新的人性论既是中国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等人在孔孟人性社会论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对马克思人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解释。他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人在阶级社会中的社会存在主要指人的社会生产关系,而这种人的社会生产关系实质上是阶级关系,且正是这种阶级关系决定了人性。在这个观念基础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建立了他的阶级斗争理论。新中国的宪法无论在政党制度、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意识形态还是公民权利上都体现出阶级论思想。使用阶级概念是社会主义宪法的一个特色。2.人民民主论。中国共产党人对主权和民主的看法不同于西方的人民主权论¼,认为权力应该属于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国家应该是人民的国家,民主应该是真正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这种理论最初出现在陈独秀、等人的有关论述中。等马克思主义者提倡建立以绝大多数人为基础,为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制度,认为这才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民主和国家。1954年1月7日在杭州的中国宪法起草工作会议上,首先提出了起草的指导思想:我们社会主义宪法,一要坚持人民民主原则,二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的主流思想理论进一步发扬了等人的人民民主思想。3.民主集中制论。与人民民主论相联系,新中国宪法在对国家权力的划分上及运作上采用了与西方分权论思想不同的民主集中制思想。这种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将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理论来自于巴黎公社的实践。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家权力具有不可分割性,所以我国在实践中建立以人民代表机关作为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具体体现在国家权力机关和人民的关系、国家权力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几个方面。4.法治论。与人治论相对立的法治论,是现代民主国家普遍适用的宪法思想。中国现代宪法同样强调法治思想。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指引下所产生的新型的法治理论,它认为法律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不仅保障公民的权利,而且还为公民行使各种合法权利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不过,中国历史上本来就缺乏法治传统,人们重视权威与人治,所以在中国法治建设必然要历经艰难。真正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的,是邓小平总结了国内与国际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思想和方针。在邓小平思想的影响下,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13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法治思想第一次这样明确地直接写进了中国宪法。中国现行宪法,即82宪法是中国在刚刚结束十年动乱和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初制定的。尽管82宪法被广泛认为是新中国最稳定和最好的一部宪法,但也不能否认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而且许多宪法条款在现实生活中还没有得到全面的细化和落实。究其原因,难脱当今中国社会实际有影响力的宪法思想之制约。我们认为,在当今中国社会实际有较大影响力的宪法思想并不是中国现代宪法思想,而是中国传统的古代宪法思想。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古代宪法思想本来就根基很厚,底蕴很深。邓小平曾说过: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传统法制传统很少,也正因此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太困难、太复杂。当然,强盛的中国古代宪法思想并不是说没有积极的一面,比如在大一统的中国传统小农社会中,孔孟的德治思想一直就被奉为是治国安邦之良策。今天中国领导人也提倡德治思想,虽然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把德治归于思想建设和精神文明范畴,但在强调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的意义上与中国传统的思想不能说不存在联系。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数次政治运动,变相地实施、宣扬了封建集权思想和人治思想。1954宪法制定之后不几年,从1957年反右开始,人治思想就抬头了并愈演愈烈。结果是人治的传统和习惯在集权体制配合下迅速就把宪法的约束抛在脑后。现在我们把依法治国写进了宪法,但上世纪8年代之前在中国很难说有法治的概念,而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权威和人治而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即使现在人治论思想依然繁衍,像国家权力党内化和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神秘化现象仍十分严重。我们的行文和思维模式乃至事业的发展、问题的解决和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人们对领导的寄托胜似对法律和制度的信任。而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宪法思想从整体上看尚处在初级和不平衡发展状态中。首先,有些宪法思想还未完全形成(如法治论),有些还暂时体现在宪法条文或理论层面中,尚未完全作用于中国社会实践。企望它们完全取代和消除中国传统的宪法思想来支配人们的行为选择还不现实。其次,一些现代宪法思想还不成熟,在一定程度上还包含着一些扎根于中国社会土壤的传统宪法思想因素,尚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比如,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仍带有一定的集权论思想,在实践中如果民主尚缺乏完善的或被真正落实的选举制度和监督制度等法律措施作保障,如果集中依靠少数领导人手中的政治权力,则民主集中制往往演变成为集权制。个人高度集权就会产生家长制作风,就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再次,不同现代宪法思想的发展及其在实践中的指导作用也不平衡。比如在突出强调阶级论的同时,人民民主论和法治论则相对薄弱。突出表现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与宪法权威的关系、党同人大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很好的理顺,在事实上的强权政府下,人民代表大会难以体现出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和权力。总之,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实际发挥着直接或间接影响力的宪法思想是复杂和多元的。国家、组织和个人所做出的某一选择往往是多种宪法思想共同影响的结果,有时难免还会在多种宪法思想中做出游离不定甚至是矛盾的选择½。

五、未来中国宪法思想的发展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不会停止,加入WTO之后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互动效应也会趋于明显。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古代宪法思想的影响会相对减弱,西方某些宪法思想的影响力可能会增大¾,而未来中国宪法思想最大的发展应该是形成于2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现代宪法思想保持与时俱进,并在吸收和融合一切有合理价值的宪法思想同时不断成熟、完善和发扬光大。现代宪法思想的发展变化具体表现在:1.阶级论的影响会弱化。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旋律的历史背景下,继续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作为指导思想来构建宪法制度将与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及其要求发生背离。党的十六大并没有否定党的阶级性和阶级基础,然而,它在继承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注重先进性的基础上,更加鲜明地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党和政府的奋斗目标走进或贴近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即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目标,保证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反映未来中国社会更趋人性化,而阶级论则会不断弱化。法学家张友渔23年曾在一次宪法学术研讨会上说,有人提出将来修宪一定会使三个代表思想入宪,平心而论,如果能用三个代表取代当前宪法中阶级斗争的提法,确实是一种进步。总之,阶级论的弱化势必会对未来中国政治架构的改革与完善产生积极的至关重要的影响。2.民主集中制论会进一步深化,特别是权力间的制衡与监督将会突出。国家机关之间的分权和制衡关系是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在批判西方分权论宪法思想和体制的同时,往往忽略了这点,实际上中国宪法所规定的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中心所建立的一府两院制度就包含着国家机关之间的分权和制衡关系。与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是,我们的分权是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前提下治理权的分工,不是主权的分裂;我们的制衡和监督来源于人民对国家机关的监督而这种监督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得以实现,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是民主集中制下的上级对下级的单向监督,而不是西方的分权监督。可见,中国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比西方更需要和更有利于立法机关实施监督职能或采取用于监督目的的各种措施,问题是目前这些宪法规定在相当程度上还更多地停留在宪法和理论层面上,如何在成文法中予以细化和实践上全面落实将是未来思考的重点,而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宪政中的一些合理的成熟的做法或许值得我们借鉴。3.法治论将明显地朝两极化方向发展:充分反映和保障人民权利与限制政府行为。这体现出现代法治的真正内涵:法治是服务于人民利益的机制,是要保障人民通过法律的途径有效地监督政府的各种行为,尤其是行使国家权力的合宪性和合法性。以法治国已写进了宪法,但整个宪法体系和法治制度的构建离现代法治的要求相差甚远。所以中国未来法治思想的发展和法治建设的重点将围绕在如何建立一部真正处在最高法律地位的良好宪法和建立一套运转有序的更好地维护公民权益的宪政体制上。4.人民民主论思想将进一步深入。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和思想进一步会从宪法和理论中走向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人民对属于自己的权利的要求会更加主动和具体,这反映在广大人民群众的主权意识、权益意识、纳税人意识和参政意识的不断成熟和增强。同样这种变化会对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产生积极影响,过去那种将党与人民等同起来和党直接管理国家、代替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和做法会逐渐得到修正。

宪法发展范文篇3

五四宪法的制定处于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立即制定宪法。后来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大陆上的军事行动结束，西藏和平解放，祖国大陆空前统一；土地制度的改革基本完成；人民已经组织起来；抗美援朝的胜利增加了我国的独立地位；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增加了我国的综合国力。这时，举行全国选举、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的条件成熟了。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决定，成立以为主席、由、宋庆龄等33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启动制宪工作。1954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宪法起草小组由主持，在杭州西湖草拟宪法初稿，这个稿子经北京五百多名高级干部和全国八千多人讨论，易稿二十来次，于3月23日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作为起草工作的基础。经过81天的辛勤工作，开了七次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形成了宪法草案，并于6月14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向全民公布。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进行了3个月，共征得意见118万条。据此，又开了两次宪法起草委员会全

体会议及一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进行反复讨论修改，于9月15日向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草案经会议全体代表热烈讨论，最后于9月20日用无记名方式投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五四宪法的产生过程为我国后来的修宪工作提供了经验。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包括同各派和党外人士的协商与合作。由全国人大发挥制宪会议的职能，也反映了中国政制的特色。当然，首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并非单纯是制宪会议。这次会议除制宪外，还完成了诸如通过预算、组织政府并进行了一般性立法等多项工作。

五四宪法的基本内容

关于宪法的指导原则，在1954年6月14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指出：“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9月15日，他于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在宣布“制定宪法”是此次会议任务的同时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个时候，虽然在理论上还没有系统地总结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可是从的上述言论来看，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即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五四宪法的四项指导原则，乃是十分明显的事情。

五四宪法的基本内容：（一）序言确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宣布：“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序言还规定实现总任务的三个条件是：统一战线、民族团结和同全世界人民的联合。（二）总纲规定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规定我国主要有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并规定国营经济是领导力量，保证其优先发展；规定保护公民的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和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等。（三）第二章国家机构，分别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机关的性质、地位、组成、职权和工作程序。（四）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规定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居住和迁徙自由、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保护；享有劳动权，休息权，物质帮助权，受教育权，进行科研、文艺创作等文化活动的自由，享有监督控告权；规定对于妇女、青年、儿童及国外华侨等的权利保护。还规定了公民必须履行的若干项基本义务。（五）宪法第四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徽、首都。

五四宪法除序言外，共有106个条文，内容丰富，符合国情。它即总结了近一百多年来以及建国5年来的历史经验，又为我国走向社会主义指明了道路，规定了切实可行的重大措施，所以是一部好宪法。

五四宪法的深远影响

五四宪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过去，中华民族长期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

黑暗统治之下，广大人民过着非常痛苦的日子。虽然曾有许多先进人物为了救中国，努力寻找真理，但他们学习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模式。例如，19世纪末康梁变法，企图在保持封建主义的前提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又如，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虽然推倒了清王朝，但孙中山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其政治理想是“五权宪法”。事实证明，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因此他们的努力，很快就失败了。至于北洋军阀和之流以制宪为幌子，行专制统治之实，更使中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掌握了政权、成为国家主人之后，才有可能制定真正的人民自己的宪法。五四宪法的诞生，正是实现了中国人民百年来的心愿。

五四宪法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和宪政制度的先河。首先是道路问题，曾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指出：“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五四宪法的道路就是我国始终坚持着的社会主义道路。

宪法发展范文篇4

一、发展权是宪法人权的新发展

1．发展权对个人权利原则的发展。传统的宪法人权观都是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导向，以个人主义原则为基础，孤立、单个地对待个人权利。发展权并不否认个人主义法律价值观合理的一面，同时也侧重于“人”作为社会集合体的普遍存在的价值，其基点在个人，又不惟个人，还包括人按照特定方式结合而成的民族和国家等集体。

2．发展权对宪法人权内容的拓展。发展权涵盖了传统人权的部分价值内容，是在生命及由此产生的人格权、人身自由权等权利形式上的拓展与提升，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广泛发展，是一项旨在增进、延伸和强化所有传统人权的基本人权。

3．发展权对宪法人权普遍实现的推动。发展权作为人权体系中的一项基本人权，对于全人类人权的普遍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功能。理论上，发展权以其自身具有的超越于其他人权的价值优势和复合性人权的要素，极大地丰富了人权的形式、内容和功能。发展权法律制度的安排立基于权利义务关系，每个“人”都有权利从他人和社会获得合法的发展利益，充分享有免于他人对自身发展权利施以妨碍和侵犯的消极自由和能动自主地谋求发展的积极自由。实践上，发展权能够不断地消减发展差距与发展障碍，保护人权平等，增进社会正义，推动社会的发展与人类进步。

二、宪法对发展权的意义或功能

宪法作为一国根本法和最高法，集中表达了统治集团的政治主张和理想，对发展权具有宣示、规范和保障之功能。1．宣示功能。发展权入宪，意味着宪法在制度上对发展权的确认，这种确认是国家向国内、国际社会明确认可发展权的态度的宣示。就国内而言，因为宪法只是纲领法或原则法，其相关规定往往通过专门法进行细化，所以，宪法对发展权的规定为立法机关制定专门的发展权保护法案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发展权入宪也是向司法机关和政府单位表明了发展权受法律保护的态度。就国际而言，现代社会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之间互相联系又相互制约的社会，发展权人宪是向国际社会传达本国政治集团关于发展权态度的重要渠道，也是决心要承担保护发展权义务的表示。

2．规范功能。任何一种道德权利要转化为法律上的权利，一个关键性的跳跃式环节就是必须经过宪法，只有宪法进行了规范，才能使之落实为具体法律上的权利，最终成为一项实有权利。发展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不少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宪法的规范形式对发展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一是在制宪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出发展权的经济意义，通过发展国家经济促进实现人民的发展主张。二是不少的国家在着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在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中，强调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发展权利。3．保障功能。将新的人权形式纳入保护之列是当代宪法的一个突出特点，各国宪法对发展权的保障主要是从国家、政府作为义务主体的角度，对其应当或必须采取的保证发展权实现的制度、措施和手段做出规定，这些规定形成了一个客观的保障体制。(1)控制公共权力，并对它与发展权利关系给予宪法定位。(2)制定旨在增进发展自由与发展机会的发展规划或发展计划，实施保障发展权得以实现的具体措施。(3)对非法侵害提供救济。(4)制定发展权保障制度，成立发展权保障机构。

三、发展权的宪法规范

发展权是一项年轻的权利，其人权法制化尚处于不成熟、不发达的进化阶段，各国宪法对它做出及时反映并制定相应的规定，是宪法发展的一大进步，同时，也为丰富与完善发展权法律制度尤其是宪法权利保障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

世界上没有统一的人权法律规范模式，不同的国家主要取决于该国人权理论与历史传统。在探寻发展权宪法规范的合理方式时，一方面要考虑各国宪法规范人权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法律体制，另一方面要积极借鉴现有的宪法规范的经验，总结带有共通性、合理性的内容。

宪法发展范文篇5

现代西方国家往往自称为法治国0,即以法治为其治国的目标和模式。而其法治的核心是依宪治国,将纸上的宪法0通畅地实施于社会的全部,成为现实的宪法0。实现这一环节需要诸多法律制度予以支持,其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制度就是宪法监督制度。西方国家宪法监督制度起源早,发展快,相对发达,基本完备,已是西方国家法治的支柱制度之一。本文通过对西方国家宪法监督制度的综合考证,力图为建设具有我国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提供模式参考。西方国家宪法监督制度出现于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产生之后,而非与宪法同生俱来。在西方国家中,法律适用过程是复杂而相互矛盾的,规范性文件汗牛充栋,所谓宪法至上的原则受到侵袭和破坏,不常符合宪法、法律的相互抵触的法院判决为数甚多,这一切都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设立权威的监督机关对宪法实施进行经常性的审查,确保资产阶级的民主秩序。如是观,宪法监督是在有了宪法事实之后应运而生的。而宪法监督制度和方式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也并非产生于同一时期。尽管其经济性质和阶级本质相同,但每个国家宪法监督制度的确立和发展都有各自的思想观念,现实的需要,历史习惯,传统的衍化,以及外来因素的影响等。因而,西方国家宪法监督制度也就形形色色,不是单一的模式,其渊源与发展也不尽相同。宪法监督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历经两个运行阶段。第一个时期是十八、十九世纪,为违宪审查的初生和发展,已形成了立法审查和司法审查制度(后者被称为分权式,即美国模式)。第二个时期是二十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是宪法监督的确立和完备阶段,又新建了专门机关审查制(亦称为集权式,奥地利式,凯尔森式)。至此,当代西方国家的三种宪法监督模式得以确定下来。此外,西方有的学者认为一些欧洲国家(如瑞士)采纳了混合制0,这种制度不仅把宪法监督权赋予专门法院,而且允许普通法院漠视与宪法相冲突的法律。这恐怕不足为证,根据瑞士联邦宪法规定,参议院、联邦议院共同管辖各州宪法与领土的保障,执行联邦宪法、保障各州宪法,执行联邦义务的措施,对联邦行政及联邦司法的最高监督,关于联邦各机关之间职权的争议,等(第八十五条)。所以,瑞士更应归属于立法机构监督制。宪法监督制度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已是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构成,其地位愈加突出和显要,且具有强化的趋势。从其产生、发展及现行的宪法监督制度加以考证,可以归纳总结出普遍表现的共性和各具风格的特性。

一、宪法监督机构的特定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各西方国家大都采用最高国家立法机关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作审查违宪、监督宪法实施的机构,他们认为这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天然特权,其理论基础是人民主权论,议会代表人民,其立法权是至高无上的,它能指定和解释宪法并监督宪法的实施,只有立法机关独占这一权力,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则只能望其项背,不能分享使用。英国为其代表者。部分国家采用司法审查制,由全体司法机关进行违宪审查,其理论是司法机关是适用、解释法律的机关,拥有的只是审查违宪的权力,并非拥有立法权。如果立法机关表现在法律上的意志和人民代表表现在宪法上的意志相抵触,法官只能遵守人民的意志而不受议会意志的约束。因此,司法机关当然可以解释法律和宪法,审查违宪的法律、法规和命令。以美国最具典型。少数国家采用宪法法院监督制,将宪法监督权保留给一个专门的机关。这是一种政治代表机关,有人另称之为准法院监督。西方国家宪法学者认为,必须设置特别的机关以判断和决定违反宪法的法律和其他行为无效,这是由区别宪法制定权和普通立法权所产生的当然的结果。而可以担当此任的机关不是法院,而必须为政治代表机关。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改立法机关监督制为司法审查或宪法法院监督制,特别是宪法监督机构专门化,得到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而且,有继续演进的趋势,除已有的奥地利、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外,结束了延续达300多年殖民统治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设立了宪法法院;九十年代分化的国家,如俄罗斯,根据1993年12月12日全民公决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也设立了宪法法院。不管采用的方式如何,宪法规定或由宪法惯例创制,赋予或建立特定机构监督宪法实施是共同的。

二、宪法监督机构地位和权威的独特性

基于宪法为国家最高法的认同,西方国家确认宪法监督机构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在采用立法机关监督制的国家里,立法机关是西方国家的代议机关,大都由人民选举产生,拥有广泛的立法权、财政权和对政府的监督权。如英国没有成文宪法,没有5人权宣言6,也没有司法部和最高法院,上议院本身就是英国的最高司法机构,有权重审高等法院审理过的各种案件。尽管当今西方国家政府的行政权在不断扩大,导致立法权削弱,地位有所下降,但在理论上立法机关仍是最高的国家机关,并在实践中具有较高的权威和地位。采用司法机关审查制的国家,大都采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或类似的制度,被描述为最少危险的部门0的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之一,法院应当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国家行政机关的干涉,因此,法院也具有相当的权威。当然,西方也有学者认为,授予法院司法审查权将会使他们随心所欲地拼组任何形式的政府,对于司法权没有明确划分的界限,似乎这一权力象无边无际的大海一样。事实上,在美国,最高法院在其二百年的历史中,的确取得了无可争议的国家独立仲裁人的声誉,它实际上是国家的第四种权力0。专设宪法监督机构,如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宪法法庭、仲裁法院等,是现代西方国家强化宪法监督的产物,它作为与议会、政府、法院近似并列的独立机构,占据十分突出的地位。法国宪法委员会曾被称为不过是行政特权的看家犬0,但在最近几十年中日益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在执政的多数派和反对派之间起了调停的作用,并在议会和政府间保持平衡。在德国,根据宪法法院本身的裁决,宪法法院限制其他宪法机关的权力并分配权力给它们,,宪法法院是具有权能的,合法的-宪法保卫者.0。(5联邦德国政府与政治6第85页)宪法监督机关的高度权威直接体现在它的违宪裁决的效力。被宣布为违宪的法律,便失去效力,不再适用;关于国家机关权限、中央与地方权限等等争议的裁决,都应予以执行。在美国,宪法判决原则上只对有关案件有效,但由于美国是实行判例法的国家,法律经法院宣告违宪无效,对其它的以及后来的法院具有遵循先例的约束力,所以,最高法院宣布某项法律违宪,等于是行使绝对否决权。意大利,宪法法院宣布法律或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的某项规定为违反宪法时,则该项规定从判决公布的第二天起即失效。法国被宣布为违反宪法的条款不得公布,也不得执行,有关法律事实上就成为死法。

三、宪法监督机构人员构成的高标准和任命的严格化

西方国家对宪法监督机构组成人员都有很高的条件要求,并有严格的任命程序,如资历、产生程序、人数、任职期限等。立法机关监督制,其组成人员大都由公民普选的议员组成议会;司法机关监督制,则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任命的法官组成法院,除非有失职行为遭到国会的弹劾,否则,一般都终身任职。可见其产生十分严格,地位比较突出。宪法法院则各国不一,在内部结构和人员名额、法官任命程序、有资格接受任命的人员、任职期限等都不尽相同。宪法法院的法官组成属于政治性任命,法官不是终身制,这与美国的联邦法院也有重大区别。意大利的宪法法院由法官15人组成,其中总统任命五人,议会任命五人,最高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任命五人,任期9年,不得连选连任。这些法官的人选必须是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大学法学教授和具有20年辩护龄的律师。法国宪法委员会由9人组成,总统任命3人,国民议会议长任命3人,参议院议长任命3人,委员任期9年,不得连任,每三年更换13,此外,历届前总统为当然终身成员,不过,1962年以来已没有哪位前任总统在该委员会内任职。宪法委员会主席由总统任命。奥地利宪法法院由14名法官、6名副法官构成,总统根据政府提名8人,国民议会推荐3人,联邦议会推荐3人任命,成员必须是法官、高级官员、法学与政治学教授。宪法监督机构的组成人员必须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深厚的法学理论知识。有的国家实行任职限期制,或者是只任一届,不得连选连任,或者是具有任职的年龄极限,如奥地利,比利时均为70岁,德国为68岁。有的国家还有法官入选的年龄起限,如德国宪法法院的法官,比利时仲裁法院的法官须年满40岁。为了保证法官的公正和独立,各国基本都规定了不相容的原则,即宪法法院法官不得兼任部长和议员等职务。可见,要求他们的资历颇高,条件非常严格。当然,只有那些最富于统治经验、极端忠于统治阶级利益的人才能充任。如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中曾有一位前总统(塔夫脱)。法国宪法委员会中有一位后来当了政府总理和总统(蓬皮杜)。以严格、复杂的方式产生的宪法法院不仅能够在政治体制中保持其崇高地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制作权威的和客观的判决的保障。

四、宪法监督机构的权利行使方式多样化

立法机关监督制,其职权不仅可以解释宪法的含义和内容,而且有审查法律是否合宪的权力,如英国、瑞士及二战前的法国,基本上采取事先审查和事后审查并用,即抽象性审查或原则审查的方式。司法机关监督制,其职权为通过审理诉讼案件审查法律是否合宪,同时也是所谓寓解释于审判之中,而且有依照它所解释的宪法来审查立法、行政和其他国家机关的行为,以及下级法院的判决是否有效的权力,可以对上述的行为作出是否符合宪法的裁决。采用附带性审查,又称具体性审查,即只有在初审或上诉审的案件中,当事人就某项法律、法令的合宪性问题提出异议,法院才能在具体判决中对有关法律、法令的违宪问题作出裁决。在美国,从1789年到1980年所通过的85,000件法律文件中,被宣布为违宪的联邦和各州的文件达1077件,其中联邦法律127件,各州法律950件。战后时期,由于行政机关施加压力的结果,尽管这个时期的立法活动有了很大的加强,但最高法院的棱角0钝化了,也有所顺从。不过,从1943年到1980年被宣布违宪的法律也有45件。专门机关监督制的,其职权主要是审查法律、法规和某些行为的合宪性,如法国、意大利等,多采用预防性审查和宪法控诉方式审查。法国,从1974年到1981年,经宪法委员会审查的法律占全部法律的28%,而1981年到1986年间经宪法委员会审查的法律则占全部法律的50%。联邦德国宪法法院从1951年建立至1990年底,宣布同期由联邦议院通过的4298件法案中的198项联邦法律无效或违宪,因此,联邦宪法法院已使所有联邦法律的4.6%变为无效。意大利宪法法院在其30年(1956年起)作出了大约3000起裁决,其中有600起是关于废除有争议的法规的。也有对制定的新宪法进行审查,如南非,1994年,南非举行了包括所有种族的全民大选之后,南非各政党制定了一部临时宪法,同时选举产生了制宪议会,以制定一部新宪法。制宪会议于1996年5月8日通过新的永久性宪法,同时终止实施临时宪法。9月5日,宪法法院以该宪法在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劳资关系等八个方面存在缺陷为由驳回了这部永久性宪法。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各反对党派就修改新宪法进行了广泛的协商,终于在10月8日通过了修改后的国家永久性宪法。不过,西方各国宪法监督机构的监督范围尽管很广,但对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或政治活动的干预都小心翼翼,极少涉足。

宪法发展范文篇6

摘要：通过对宪法诞生的讨论，对宪法哲学建构的解读，以及对宪法成长中功能和目的演变的描述，探析了宪法生长的环境和过程，并对中国宪法未来的宪政之路的完善提出了看法。

一、宪法的诞生：国家经验的总结

近代以来，人类逐渐开始以民族国家作为群体组织生活的基本单位，从而取代了早先以朝代国家为基本生活单位的生存格式。在其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人类“每经历一段苦难深重的生活，都要通过宪法来确定为消除苦难所需要的新的政治及社会的基本形态，从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正如主席所说：“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这种情形如今似乎正在不断地超越国家秩序的界限，地区性的联盟和世界范围的联合国也都在努力寻求制定一部属于自己的宪章或宪法。在此意义上，宪法无非是人们对以往历史阶段的生活经验，尤其是国家层面上的经验所进行的批判性总结，以期新的政权少犯些错误，统治得更长久。因此，可以说宪法正是随国家的诞生和更迭而理所当然地诞生和更迭的。

对于由陌生人组成的人类公共社会来说，宪法无疑是重要的，甚至是必需的。原因首先在于宪法是一个国家内最高的和最有权力的政治阶层所做的决策活动的结果，它构成了一个国家公法的核心；其次在于宪法蕴含了任何人都应当信仰的基本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最后在于宪法提供了国家组织、运行的概括性范式。毕竟对一个国家来说，依凭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而自觉孕育出的宪法才是能在这个国家真正发挥作用，并且能让这个国家以此为荣的有着无尽生命力的宪法。宪法中的任何舶来品，即便本身所包含的理念和制度设计看上去很美，但由于历史土壤和现实基础不同(甚至存在着天壤之别)，往往会因移植前的营养不良和移植后的水土不服，而在宪政的过程中变得暗淡无光或是面目全非。

基于此，公法学者所关注的宪法应当是视野上更为宽广的宪法，而不应只关注现代意义上(18世纪以后)的宪法。也就是说，对宪法有关概念的理解始终要立足于人类社会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一旦我们认识到，宪法的本质其实是在总结前朝治国经验的基础上，用以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工具，那么在任何时候就不能再武断地说封建社会(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其实定义得并不准确，而封建二字本身也并不代表落后)没有宪法，只不过它们的宪法还没能发展到如今我们所拥有的宪法的层次。

由此，笔者认为宪法不应是狭义的，更不会把民主政治和限制政府权力作为自己的本质。换句话说，民主政治和限制政府权力只是手段，服务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它们充其量只能作为宪法内容的一个方而(且并不永远是必要的)，而不可能是宪法本身。其次，分权本身是与法治相伴的。当我们连人治和法治各自的优劣和作用还不能真正弄懂时，根本不可能对分权的意义做出准确评判。因此，分权并不必然导致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更不代表对民主权利的保障。

应当指出的是，与中国宪法学者关注宪法的实质意义不同，西方学者更多地关注宪法的形式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给宪法下一个实质性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宪法的内涵太广了)。在我看来，宪法这个词仅仅是对一种政治现象或统治事实的法律表示。为此，对宪法的理解应当从理念、制度、文本三个层次依次展开。

二、宪法的培育：需要一种有助于宪法生长的哲学

按照哲学界的分析，回归现实生活世界是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大转向。胡塞尔在其后期著作中所提出的带有神秘色彩的“生活世界”的概念开启了转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之门，许多哲学家随后群起呼应，追随这种思想倾向和理论旨趣，从不同角度提出和阐释了与之类似的概念和思想。

然而，遗憾的是，法学并不享有这种豁免权。对现实生活世界根基的遗忘成了中国法学自身最致命的缺陷，宪法学的研究也自然深受其害。这一缺陷日甚一日地将宪法学置于一种飘忽不定、高高在上的境地中国的宪法学要想摆脱这种窘境，获得健康的生长，在我看来，就必须努力克服三个障碍，即概念化的思维模式、理想主义化的研究范式、政治化的实践方式。

(一)概念化的思维模式

尽管中国法学界对欧洲的概念法学一直抱有～种警惕和批判的态度。但目前来看，概念法学所含纳的概念化的思维模式仍然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中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思维模式。概念化的思维模式所隐含的一个假定前提是，法学家可以通过逻辑的、语言的、历史的分析建立起一个相对自足的法律概念体系，并借助这个概念体系来观察、思考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法律问题。其根本特点是从概念出发，观察、分析和思考现实问题，以概念为中心来批判、规制和约束现实生活。尽管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概念的提炼和概念体系的梳理都是学科成长和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但是一旦把既有概念作为绝对真理和最高评判标准，单靠既有概念来观察、解释和批判现实生活世界，却很少反过来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来检视、批判和扬弃既有概念，那么该学科就只能在自己所建立的概念世界中兜圈予，而不能走向现实生活世界。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对该学科失去兴趣中困宪法学研究就不自觉地犯了这种错误。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大量概念不是自创的本土概念，而是移植的西方宪法学概念。这些概念源于西方人的生活和法律实践，反映着西方人的法律经验和价值观念，即便中西方的法律生活有相通之处，可毕竟存在不小的差异，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些概念到中国之后的实用性。这种简单的“拿来主义”所造成的结果通常是，越研究越觉得标榜民主、平等、法治、分权、权利本位的西方法律是良善的象征，而以专制、特权、人治、集权、义务本位为标签的中国法律完全是罪恶的代表。创造了几千年灿烂文明史而屡次让西方人折服的中国人，居然一直被罪恶的法律所控制，这样的结论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接受。倘若真是如此，笔者宁愿接受这种法律的控制，因为至少比起现在，笔者在西方人面前会更有尊严。

(二)理想主义化的研究范式

中国宪法学研究范式所蕴含的强烈的理想主义旨趣和追求也是妨碍中国宪法学走向现实生活世界的精神羁绊。这种理想主义化的研究范式与概念化的思维模式结合在一起，表现为学者们致力于，甚至是迷恋于建构或营造各种宪法的至善价值和理想图景，并且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宪政建设的目标就是实现这些价值和图景，而全然不顾民众是否需要、是否认可、是否欢迎。

从法制废墟中走出来的宪法学者们面对法治新时代的到来，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按照自己的臆想去建构宪政模式，用引自西方的法治社会、人权保障、权力制约这些词语去煽动人们的热情，却很少真正关注中国普通民众在如今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被允许得到什么，而什么又是民众最关心的。在这里笔者只能说，今日民主最关心的不是抽象的法治社会而是实在的收入不是空洞的人权保障而是现实的就业、入学和就医，不是泛泛而谈的权力制约而是眼前的贪官何时锒铛入狱。

(三)政治化的实践方式

宪法的理论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被扭曲为跟着党和政府的政治走，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研究转变为对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阐释、论证、歌颂和弘扬。很多学者甚至习惯性地认为凡是政治上重要的在学术上也一定重要，并不停地贡献出自己的“应景之作”并以此为荣。笔者这样说，当然不是反对大家关注和研究党和政府所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更不是主张学术研究的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恰恰相反，党和政府的政治实践乃是国人社会生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学者理应关注这些政治实践并认真对待。

综上，为了获得一种有助于宪法生长的宪法哲学，在构建时必须消除不利于宪法成长的障碍，弄清培育什么样的宪法以及如何培育。目前，应当培育的是关注现实生活世界，研究现实问题能够给民众直接带来实惠的宪法，也只有这样的宪法才能茁壮成长，而不再只足一个外强中干的摆设。因而，目前所需要建构的宪法哲学也自然是一种归现实牛活世界的宪法哲学。

三、宪法的成长：功能与目的的演变

通常意义上，宪法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古代宪法、近代宪法和现代宪法三个阶段。在西方最早谈论宪法且影响较大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卫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根据法律的作用和性质，将古希腊各城邦的法律分为两类：一类为普通法律，另一类为宪法，即规定围家机灭的组织权限的法律。

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是宪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旨在限制国王权力，保障教会、领主的特权和骑士、市民的某些利益。但必须指出的是，“限制王权”的最大受益者是贵族而不是全体公民。宪法一词的内涵发生巨变，则是在l7、18世纪欧洲立宪主义思潮产生巨大影响以后，特别是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断发展中，近代意义上的宪法才最终形成。公务员之家

如今，宪法进入到现代宪法阶段。宪法发生了质的飞跃，其内在价值不断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张，逐渐将宪法的功能发挥到极至。此时的宪法不仅是规范意义上的法律文件，更重要的是构成了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与价值秩序。“限制政府权力”也已不再是现代宪法的首要精神，而蜕变为实现人权的一种必要手段。现代宪法的内容虽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说到底就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立和统一。

同样重要的是，宪法不仅仅是把国家权力控制起来，而且要保证国家机构的合理权力分配，使得中央和地方都能按照自身的特长和需要管理国家事务，且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都在宪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内相互合作、彼此制衡。尽管如此，合理权力配置的最终目的也是使公民的权力和自由能够获得更加充分和有效的保障。

四、中国宪法的未来：宪政之路的完善

宪法发展范文篇7

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必然以保障人权为其根本价值追求，一套体现宪政精神的法律制度必须以保障人权为其核心命题和最终归宿。我国当代宪法的发展过程同样体现出了人权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并且经由观念的发展、个案的推动和文本的修改，使这一精神和要求不断得到彰显。但是宪法原则必须化为具体行动才会结出现实的果实，29年4月13日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9-21年）》正是这一要求的体现。借此机会，梳理我国宪法中人权规范的发展演变，并揭示其特点与发展趋势，对构建独具特色的人权行动纲领或许具有理论上的价值。

一、宪法价值的法理诠释

从近代以来，人自身的价值得到承认和尊重，人是根本、是目的这一价值判断成为共识，并进而决定了确保人自身价值实现的人权的根本性地位。按照康德的理论，人不应该把他人作为手段而应该把他人同时也作为目的，否则就是一种不正义的表现。正义就是“一种最基本的、与人的存在相一致的正义，是一种尊重原则基础上的正义”。①在每一个人都是以目的而不是手段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有资格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提出自己的正当利益要求和基于这种正当要求而行动的自由，这也就是在正义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体提供了能够获得发展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种正义存在，如果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是不平等的，只能是另一个人的手段时，就使得一个人事实上已经丧失了人的尊严和地位，不再是社会上受尊重的主体，成为了他人完全的奴隶。因此，人权是以对他人的尊重为伦理前提的，人权是一种目的性利益，它是以“人是目的”作为自身的伦理核心的，所以人权不得放弃、也不得转让，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分配、交换和赠与。但是，人权在被写进宪法之前仅是一种道德权利，只具有使人们对各种事物产生思想上和观念上的正当性批判的功能，但随着人权入宪，人权从应有权利进入了法定权利状态。正如米尔恩所言，“人权是道德权利，不是政治权利。……任何一项人权只有在特定场合下的解释对它提出要求时，才能成为一项政治权利。”②为什么人权不能仅仅停留在应有权利阶段而必须被写进宪法呢？首先，从人权外在表现形式来看，人权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主要表现为道德主张，在形式上不够公开和明确，而人权入宪之后则使其具有明确性、公开性和一致性等特点，使原来裸露的权利加上了一层法的外膜，从而具有了法律的优点。这些优点就是富勒所说的法的内在道德性，即一般性、公开性、可预期、明确、无内在矛盾、可遵循、稳定性、同一性等特点。③其次，从人权保障机制来看，人权在入宪以前主要是靠人们的内在信念、道德感和社会评价方式加以维护，而人权入宪后在实现过程中有专门机关加以保障和维护。所以，仅停留在口头上和道德主张上，也即仅把人权看作应有权利是不够的，人权要想获得真正的实现就必须成为法定权利，走进宪法。可以说，“尊重原则”使主体找到了人权存在的伦理基础和存在的正当性，而要进一步使主体真正获得人的地位和尊严就必然要求人权从应然权利形态进入法定权利形态，从而达到人权可以现实化的要求。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对人权的尊重和维护。但基于人权的重要性，宪法作为其保障机制究竟能否承担起这一期待，则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说宪法权威是怎样构建的，它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才能够支撑起人权保障的重担。我们认为，宪法权威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其一，宪法自身的法律属性。即通常所说的宪法的几个重要特点，包括制宪程序的异常复杂，宪法的规范性、稳定性、根本性和最高权威性等。其二，权力的多元分配。“宪法权威关乎宪法的生命，而真正的权威决不单是规范意义上的，因为规范中的权威也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被扫除干净；真正的权威也不单是道义上的，因为观念的冲突也会使权威发生分裂和消解。宪法的权威还必须存在于一种合适的政治结构中，或者说，一种合理的政治结构是宪法权威的基本保障。”④的确，宪法不应当是一堆华丽辞藻的堆砌，它应当通过政治权力的多元分配而建立一套确立与维持人权保障的政治结构。所以，宪法通过对政治行为和政府活动进行有效控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规则来确立自己的权威，并进而实现对人权的根本保障。其三，国家与社会的两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两分是近代社会的基本形态，并为宪法权威的建构奠定了社会基础。宪法则沟通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居于二者之上并保持着二者的平衡，从而具有了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其四，宪法自身的正当性。宪法本身不仅仅是一纸规范，更是人民权利的宪章，通过确认不可让渡的人权来体现其理性，也即民主让渡不能违背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与精神。宪法通过规定和保障基本权利获得了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又反过来论证了其权威性，二者相辅相成。总之，人权保障体现了宪法的终极价值，是宪法的全部意义所在。宪法的保障则是人权最直接有效的保障形式，没有其保障，人权就不可能转化为公民的法定权利，它将永远停留于一种无国家强制力的道德诉求或主张，停留于习惯的运作状态。同时，人权本身作为一种道德标准又对宪法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该制约作用正是宪法权威的依据，也是道德意义上服从宪法的依据。我国宪法的正当性同样是从人权保障条款中获得的，虽然直到24年，人权一词才正式进入宪法文本，但是此前的宪法文本同样体现着人权保障的精神。撇开1975年和1978年宪法不论，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中不乏对公民（人民）基本权利的规定，虽然没有使用人权这一字眼，但这些规定仍然是人权精神在宪法文本中的体现。虽然在改革开放前，这些规定并不具有实践上的价值，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逐渐显现出蓬勃的生机。

二、从思想到规范的转化

人权，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有关自然权利或道德权利的法律概念，更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性问题，而总是与特定时期的社会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西方思想史上许多重要的人权理念、人权原则也都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孕育产生并显示出其巨大的制度性意义的，人权的基本原理也由此受到了思想家们相当精彩而深刻的解构与论证，其思想观点和研究成果对相关国家的政策选择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世界宪法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先有了人权思想，然后才有了宪法文本对人权的宣示，我国也不例外。要在我国宪法文化中追溯人权概念的源头，需从民权概念谈起。民权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日本，有主权在民的含义。此概念进入中国语境是基于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历史现实的需要，以民主理念为基础吸收中西政治思想而融合生成的一个综合性概念。中国的民权话语有其独特的内涵，所指的不是不受侵犯的个人权利，而是一种公共参与的权利。以民权概念来表达人权和民主的诉求或许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民主一词很敏感，而人权概念所要突出的是个人，这又与传统文化偏重集体、排斥个人的理念格格不入。民权概念更容易为当时的情势所接纳，因此，民权概念与人权概念还是有着较大的差别。而对于近代意义上人权概念及其特质进行阐释的，最早要属严复。严复以天赋人权观念对抗君权神圣理念，宣扬“人人生而平等，人人各得自由”，“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⑤可见，严复宣扬的人权是天赋的、不可转让和分割的，神圣不可侵犯。在自然状态下，人人自由平等。在这一点上他不仅与改良派走到了一起，并且和新兴的革命派达成了一致。此外，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也热情地宣扬天赋人权思想，然而无论是严复的自由观念，还是康梁的天赋人权思想，以及谭嗣同等的“仁学”主张，都在表达着一种工具主义理念。其中偏重于对“民”的重视，而少有对“人”的关注。而真正实现从民权到人权概念转变的，主要是在五四时期。五四时期，人权作为独立之人格、平等之权利、自由之思想被提出来，体现了对个体价值的张扬与崇信。在这里，人权意味着“要独立自由之人格，要平等自由之人权”。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迎来了人权建设的春天，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初期，“人权”概念曾经是一个禁区。然而虽然没有援用“人权”概念，但是新中国的立法还是明确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1954年宪法就比较全面地确认了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⑥后，1978年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部分规定，并且在思想界出现了第一次人权研究的热潮。1982年宪法对中国公民的权利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不过对一些具体的权利规定和在“人权”概念方面仍显得有些滞后。1988年前后，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4周年以及法国大革命和法国《人权宣言》发表2周年，中国又开展了关于人权的讨论，被认为是第二次人权研究的高潮。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人权讨论的第三次热潮并持续至今。这次理论讨论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991年11月1日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公布的第一份以人权为主题的官方文件。白皮书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一是突破了“左”的传统观念和禁区，将人权称为“伟大的名词”，强调实现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是“中国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崇高目标”，“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从而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正面肯定了人权概念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地位，理直气壮地举起了人权旗帜；二是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以“生存权是中国人民的首要人权”等基本观点为线索，鲜明地树立起中国的人权观，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人权的真实情况，回答了国内外普遍关心的问题。此后，人权成为中国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主题，每年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在阐述对外政策时，都要阐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自此人权问题不再是一个禁区，学者们也积极地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权理论与实践的发展。2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可谓中国民主宪政和人权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人权观念的误解、禁区到理直气壮的发展人权理论，再到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特别是宪法上人权保障条款的诞生，不仅直接折射了人权观念在我国的解放和发展，更标志着人权保障制度在我国的跨越。29年4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9-21年）》。这是中国第一次制定的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两年中国政府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这份文件涉及到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权利等具体的人权内容，其中民生问题尤为突出。虽然民生不同于民主，也不是一项具体的权利，却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改善民生也是人权制度的现实追求，因此把民生问题作为重点加以强调，有利于促进民众生存状态的改善。同时，这份文件的，表明人权概念不再仅仅是一个法律原则和社会理想，更是一项具体的行动目标，从而使人权保障工作变得更加具体和有的放矢。

三、从宪法原则到法律体系构建

人权保障不仅依赖于宪法的原则性规定，还需要部门法加以具体化。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根据宪法上有关基本权利的规定，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和有关法律的决定、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这些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直接或间接地保障了公民的权利。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民事、刑事、经济、行政和诉讼等基本法律为核心，以各个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为内容的法律框架，初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人权保障法律体系。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首先是通过宪法加以确立的，我国曾对现行宪法作过几次修改，重点是增加了人权保障的内容，宪法中对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文化权、社会权和个人权利、集体权利等主要人权都作了明确规定。特别是24年修宪，不但直接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同时增加了保障公民权利的几项重要规定，包括依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人权入宪，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由政府的政策上升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一项原则，不仅完善了中国人权的宪法保障，同时也为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新图景。这必然将带动我国整个人权保障法律体系的发展、充实与完善，同时也将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在宪法之外，民法通则中关于民事权利的规定，劳动法关于劳动者权利的规定，专利法和著作权法中关于保护专利权和著作权的规定，游行示威法中关于游行示威的规定，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和国家赔偿法中关于当事人权利、行政复议和国家赔偿的规定，教育法中关于公民受教育权的规定，社会保险法中关于生育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规定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均是中国人民享有的权利内容。国家还特别重视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的权利的尊重和保障，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分别对老年人、妇女和残疾人的权利作了明确规定，是对老年人、妇女和残疾人这一特殊群体人权的尊重和保障。监狱法中关于犯罪人权利的种种规定，是对罪犯基本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正因为宪法和这些部门法律都明确规定了公民应当享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宪法和这些部门法律、法规构成了中国人权法律体系，标志着中国人权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我国人权保障法律体系的突出特点是以人为本，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系列法律，如《居民身份证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行政许可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都体现了以人为本、尊重与保障人权的价值理念。随着人权入宪，必然进一步带动有关人权保障法律的修改和完善。我国的人权保障法律体系中还包括已经批准和加入的国际人权法。自198年，我国先后批准或加入了2多个国际人权公约。例如《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约》等。1997年中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1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3年我国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提交了履行这个公约的首份履约报告。这表明了我国全面推进人权事业的信心和决心，表明中国已经融入世界人权保障事业的潮流，正在努力扩大和加强保障人权的范围与力度。

宪法发展范文篇8

“行政法是一种导致文明生活的力量，是国家的金质纽带”[1]“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而行政法则是宪法的实施。行政法是宪法的一部分，并且是宪法的动态部分。没有行政法，宪法每每是一些空洞、僵死的纲领和一般原则，至少不能全部地见诸实施。反之，没有宪法作为基础，则行政法无从产生，至多不过是一大堆零乱的细则，而缺乏指导思想。”[2]可见，研究宪法、宪政不能不研究行政法。

我国现代行政法和整个现代法制一样，是从1978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我国是一个受封建统治时间很长的国家，在历史上没有什么法制传统，现代法制观念是19世纪末才开始从西方传入我国扎下根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制建设曾一度受到重视，但后来又逐渐受到干扰，直至“”遭受彻底破坏。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的极“左”错误路线，重新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从此，我国的法制建设才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所以，我国真正比较集中致力于法制建设的时间实际上才十几年，这是研究我国法制状况必须特别注意的一个时间概念，如果没有这个时间概念，而完全以西方的眼光来看待我国的法制建设状况，就很难得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如前所述，行政法与宪法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因此，行政法的发展必然会对宪法产生直接的影响。本文试图就我国现代行政法的发展状况以及对宪法的影响作些探讨。

我国现代行政法发展的三个阶段

根据宪法确立的立法体制，我国的法律体系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部委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从1979年到1997年3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经制定了311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已经制定了740多个行政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或批准了4800多个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区共制定了300来个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或者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共制定了28000个规章。在这些法律、法规、规章中，行政法占绝大多数，刑事、民事在数量上只占少数，特别是行政法规、规章基本上都属于行政法范畴。

在众多的行政法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中，起主导性作用的是法律，它决定着行政法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当然有时法规、规章会先行一步，为法律的出台起试点和积累经验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还是法律带动法规、规章的发展。因此，要考察这十多年行政法发展的轨迹，从法律入手，可能是一种比较容易并且更有效的途径。

回顾十多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行政法方面的立法情况，可以发现有两次明显的转折，从而可把我国现代行政立法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986年民法通则的通过使我国现行行政立法发生了一次转折，结束了现代行政立法的第一个阶段而走上第二个阶段；而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通过是我国现代行政立法的第二次转折，从而走上了第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1986年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刚刚从“”的恶梦中醒来，国家满目疮夷，百废待兴，法制的王国更是一片荒芜的沙漠，为了使在“”中被砸烂的各级国家政权组织和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尽快得到恢复，国家在立法方面需要优先考虑的是尽快制定出一系列有关国家政权组织方面的法律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急需的法律，同时，尽快根据新的形势制定一部适应新时期需要的新宪法。因此，在这一时期，对行政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立法，一是1982年新宪法的颁布，二是制定了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组织法。[3]同时，也制定了一批有关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因此，在这一阶段，我国的行政立法主要是有关行政机关组织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侧重行政机关的重建和对行政权的确认与维护。

在这一阶段，行政法学界几乎比较一致地认为行政法是“管理法”，[4]这除了当时我国的法学，特别是行政法学受苏联较深的影响外，大概与这一时期的我国行政立法偏重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不无关系。

第二阶段1986年-1989年

1986年我国的行政立法发生了一个重要转折。

这一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民法通则》。民法通则的通过，标志着我国在刑事、民事方面都已有了相应的基本法律，相应在行政方面的立法就显得比较薄弱和滞后。因此，在民法通则通过后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即邀请有关法理、宪法、行政法方面的专家就我国的法律体系以及如何加强行政立法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并于1986年10月成立了由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有关专家参加的“行政立法研究组”，以加强行政立法的研究。在如何加强行政立法的研究讨论中，当时曾有一种意见要求按照民法和刑法的立法模式，[5]制定行政法典或者行政基本法。但经过研究，多数学者和立法机关都感到行政法的内容十分庞杂，各国都没有制定行政法典的先例，我国更没有制定行政法典的条件。而行政法相对于刑法和民法，公认的共同规则也比较少，所以制定一部行政基本法的条件也不成熟，同时，也没有实际紧迫性。后来，又有意见建议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6]这种意见相对比较具有可行性和实际的紧迫性，但在当时，我国的国家机构正在进行改革，行政机关的工作也远没有规范化，理论界也还未能提供比较系统、成熟的立法意见可供参考，因此，立法机关感到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的条件还不成熟。经反复研究，最后决定按照民法分则的做法，采取“分批零售”的办法，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当时，考虑到刑事诉讼、民事诉讼都有相应的法律，而规范“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只在民事诉讼法（试行）中规定一款，即第3条第2款：“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但实际上，行政案件在管辖、举证责任、诉讼程序等方面都无法完全按照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规定办，因此，急需尽快制定单独的行政诉讼法。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行政诉讼法终于在1989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获得通过。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是这个阶段行政立法的主要成果，反映了我国行政立法在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即从过去注重对行政权的确认和维护，开始同时转向注意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以图通过行政诉讼促进行政机关秉公办事，减少失误。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是中国行政法发展的里程碑，也是中国法制建设发展的里程碑。行政诉讼法“这种一反传统的诉讼形式表明中国人对人自身的认识的改变”，它教会老百姓“自己把自己当人看，即培养他们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克服几千年来遗留的奴性。它要摧毁由来已久的奴才心理结构，建立以个人人格、个人主观自由为基础的民族心理结构。”“在诉讼中公与私，权力与权利发生了对峙，于是才真正有了行政法与宪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民主宪政的肇端”。[7]

随着行政诉讼法的制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行政法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法，而且还是一种保障公民权利、控制行政权的“控权法”，[8]因此，在这一阶段，“控

权论”开始在我国行政法学界成为主流思想。

第三个阶段1989年以来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又将我国的行政立法引向更深层次，即从注重对公民权益的事后救济开始转向对行政行为的过程的控制，从行政程序上为公民权益提供保障。

行政诉讼法要求具体行政行为不仅必须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还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法院可以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所以，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施行，要求尽快加强行政程序的立法。因此，从1989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即开始研究加强行政程序方面的立法，将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列入了立法工作日程。经过几年努力，行政处罚法于1996年4月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行政复议法于1991年国务院先颁布了条例，目前正在加紧研究修改，可望在近期内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行政许可法也已着手研究起草。同时，还准备研究起草行政强制措施法、行政收费法等有关行政程序方面的法律。如果这批法律全部出台，可以说由行政组织法、行政管理法、行政程序法和行政救济法构成的我国行政法体系可望基本形成，并在条件成熟时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

程序是民主的保证。没有程序的保证，民主的原则和理想往往只是空泛的口号。因此，建设切实可行的程序保证，是当今世界民主发展的重要特征。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发展，标志着我国行政立法完成了从对公权的重建和保护-到对私权提供事后救济-到直接对公权的行使进行控制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随着行政程序立法的发展，一些行政法学者开始对“管理论”和“控权论”进行反思，进而提出了“平衡论”，[9]从而在行政法学界再次引起了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的热烈讨论，成为当前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

我国现行行政立法的几个特点

以上是十几年来我国行政法发展所走过的大致过程，这个过程反映了一些什么特点呢？从中有些什么经验可以总结呢？根据笔者的观察，以为有以下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1.循序渐进，优先致力于基本制度建设。任何一座高楼大厦都是从一砖一瓦开始的，首先完成基本结构，然后才是内装修。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也是如此，必须从基础开始，先构筑起基本框架，然后才逐步加以完善。西方的法律制度是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而成为今天这样的，并不是完成于朝夕之间。我国真正集中精力致力于法制建设的时间才十多年，因此，不可能要求我国的法律都制定得十分周全、细密、完善。那样不仅使应该制定的法律会因细枝末节的分岐而无法及时出台，而且还可能无法适应全国如此广大而复杂的实际情况。因此，现实的选择只能是优先致力于基本制度建设，先把国家法制的基本框架建设起来，然后再逐步加以补充和完善。因此，我国的行政法一般都比较原则，虽然因此经常受到国内外一些人的批评，但客观地说，在现阶段这不失为一种理智的、现实的选择，其积极作用恐怕远大于其消极作用。当然，这只是法制建设起步阶段的一种立法模式选择，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制定更加周全、细密、完善的法律，是今后立法模式的必然选择，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朝着这个模式转变。

2.实事求是，首先从切实可行做起。立法是为了执行，不是为了让人看的。因此，法律规定的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对行政权的制约要切实可行，有些提议或立法建议虽然是好的，但一时做不到，宁可不做规定，也不能因实行不了而使之徒具虚文。如果法律的规定长期得不到认真的执行，逐渐的就会在老百姓心目中失去权威。因此，立法决不能搞浮夸，不能搞，只能顺势利导，水到渠成。比如，在行政诉讼法制定过程中，曾有一种意见[10]主张法院受理行政诉讼的范围应包括所有行政行为，不仅应包括所有具体行为，还要包括抽象行政行为。但这个要求超越了我国现行的宪法体制，[11]而且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从来没有“民告官”传统的国家来讲，显然是不现实的，缺乏可行性。最后，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受理行政诉讼的范围限于行政机关对公民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造成侵害的具体行政行为。

3.公正与效率兼顾，既注意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又注意对行政效率的保障。中国在历史上没有法制的传统，“官本位”、“国家本位”的观念根深蒂固，行政机关天生占尽优势，老百姓天生处于弱势，在经济利益、思想观念上总也摆脱不掉对行政机关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行政立法不能不更多地注意对行政权的控制和制约，以避免行政机关对公民权利的任意侵害。同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市场经济很不发达，社会自我调整、自我管理机制很不完善，国家管理的事务非常广泛的情况下，行政立法又不能不考虑对行政效率的必要保障。如果没有必要的行政管理效率，要使中国形成一个有序的社会，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与保障行政效率不可偏一，是中国行政立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比如行政处罚法，为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规定行政机关在对公民进行处罚时，必须遵循告知、申辩程序，对公民处以较重的行政处罚时，还应当举行听证，等等。为了保障行政效率，行政处罚法规定对比较简单的行政处罚，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对听证只限于较重的行政处罚，等等。

4.博采众长，既注意学习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又注意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法律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虽然由于各国的历史传统、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别，但法律的许多价值要求却是共同的，许多规则是可以通用的。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差异在不断缩小。世界正不断朝着相互融合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如果局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拒绝学习别国的先进经验，迟早会被这个世界所摒弃。我国历来是个富有包容精神的国家，虽然有过一段闭关自锁的历史，但总的来说中华民族是乐于学习的民族，是乐于接受先进东西的。因此，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国的行政立法也呈现出越来越乐于学习外国有益经验的趋势。立法机关在制定每一部法律时都要研究别国的做法，努力学人所长，为我所用。比如，今年4月刚通过的行政处罚法就大胆地引进了西方的听证制度，而这个制度在不久以前还经常被人斥之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同时，我国的行政立法也十分注意同我国实际结合，并不盲目照抄照搬别国的做法。比如，在引进听证制度的时候，又加以必要的限制，只限于处以较重的行政处罚，避免因听证过多而影响行政效率。

我国现代行政法的发展对宪法的影响

如前所述，行政法与宪法密不可分。因此，行政法的发展必然会对宪法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诚然，正面与负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价值评价，不同的价值标准，对同一问题会作出截然相反的评价。有些则是个“度”的问题，在一定“度”内是正面的，超过一定的“度”就是负面的。因此，有必要先对什么是正面影响，什么是负面影响作一澄清。本文所说正面的影响，是指有利于促进宪法的实施、宪法观念的传播和普及、宪法确定的社会目标的实现和宪法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而负面的影响则相反。

根据笔者的观察，我国现代行政法的发展对宪法的正面影响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行政法的发展使抽象、文本的宪法成了现实、具体的宪法。宪法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要把宣言变成现实，必须还要有可供实际操作的法律。行政法就是宪法的操作法。例如，长期以来，不少学者批评我国宪法实施所存在问题，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宪法条文并不能直接被引用，[12]以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我国的行政法的发展及其具体适用，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这一缺陷。又例如，行政法关于行政机关的组织、职权、程序等，关于公民的陈述、申辩和听证、起诉以及获得行政赔偿的权利等，无不是宪法有关规定的具体化。如果没有行政法对宪法条文的具体化，宪法就只能停留在文本上而无法成为公民权利的现实保障。比如，宪法第41条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但在国家赔偿法制定以前，公民的求偿权只是条文上的，只有在国家赔偿法颁布施行以后，公民的这一权利才有了实际的法律保障。因此，行政法的发展无疑是可以促进宪法的实施的。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行政法的发展程度标志着宪法的实施程度。因此可以说，行政法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宪政的现状和趋势。

第二，行政法的发展注释和发展了宪法。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使相对稳定的宪法逐渐显得僵化和保守。为了使宪法适应新的情况，对宪法进行解释，赋予新的含义，是宪法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13]根据宪法规定，我国的立法机关同时也是宪法的解释机关。因此，在实践中我国的宪法解释主要不是通过“解释”进行解释的，而可视作是通过立法进行解释的。行政立法在解释宪法和发展宪法上，由于其与宪法的特殊关系，有着其他法律部门不能比拟的贡献。行政立法解释宪法和发展宪法的具体案例很多，下面仅举其中两例，以供参考。

例一：宪法规定，国务院编制和执行国家预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14]“国家预算”是否包括地方预算？在1994年以前，历年由国务院编制经全国人大批准的预算是包括地方预算的。但省级人民代表大会也要审批本级财政预算，这就造成了同一级预算由上下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重复审批，使预算审批的法律关系很不清楚。特别是从1994年起，国家进行税制和财政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税制以后，如果“国家预算”还包括地方预算，就更不合适了。因此，1994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预算法规定，国务院编制中央预算、决算草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批准中央预算和中央预算的执行情况，[15]不再批准地方预算。这样，预算法就将宪法规定的应由国务院编制、全国人大审查和批准的“国家预算”解释为“中央预算”。

例二：根据我国的宪法规定，法院没有司法审查权，但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汉斌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中对这一规定的解释是：“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规章，法院要参照审理，对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原则精神的规章，法院可以有灵活处理的余地。”这实际上就赋予了法院对规章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力，从而成功地建立起了我国的有限的司法审查制度，成为通过行政立法发展宪法的成功案例。

第三，行政法的发展使人权、民主、法治、依法行政等现代宪法、宪政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人权、民主、法治、依法行政等宪法、宪政观念是近代才从西方传入我国的，在这以前，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宪法、宪政为何物，不懂什么叫民主、法治、依法行政。这些观念在经过与我国传统的“礼治”、“仁政”观念的长期较量后虽然获得了国人的认可，但要真正在我国人民的脑子中扎下根来，还需要再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凡一个厉行宪政的发展中国家，制定一部写在纸上的宪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比较容易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真正把宪法写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宪政才有了可靠的、坚实的基础。行政法是活的宪法，具体化的宪法，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宪法，是宪法的普及本。因此，行政法的发展，一般来说，对宪法的宣传、公民宪法意识的培养，可以作出积极的贡献。

第四，行政法的发展对宪法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要求，从而为宪法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供了契机。行政法虽然具有对宪法的发展功能，但它毕竟是从属于宪法，受制于宪法，只能在宪法允许的空间内发展。超出这个空间就会因得不到宪法所能给予的最大限度的支持而失去合法性。因此，行政法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与宪法的适应问题，并不是都可以依靠自身得到解决的，在许多情况下，必须通过宪法的自身发展和完善才能解决。由于行政法比宪法更加追紧社会变革步伐，对社会发展更加敏感，使之有可能不断为宪法的发展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要求，对宪法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促进和催化的作用。就目前来讲，行政法的发展至少向宪法提出了以下两个重要问题要求解答：一是关于司法审查问题，一是关于司法独立问题。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6]实践证明，以司法权制约行政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因为司法权与行政权同属执行权，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源（包括智力资源）、物质资源、法律资源等可供利用，可以经常地、有效地对行政权进行制约，这是立法权力机关所不能比拟的。但我国宪法的强行权、弱司法构架，却使司法权无法有效地发挥对行政权的制约作用。

首先，由于没有司法审查权，使法院往往无法独立地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总是可以拿出各种各样的规定（法规、规章、内部文件等）来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有依据的。由于法院没有司法审查权，法院如果认为行政机关所依据的规定不合法，则必须提请有关机关对该规定是否合法问题作出决定。而有关机关又往往还得跟该规定的制定机关进行协商，其结果往往是久拖不决，最后不是不了了之，就是和稀泥，不但使司法效率、行政效率都受到严重影响，也使法制的权威受到严重破坏。行政诉讼法虽然赋予了法院以有限的司法审查权，但由于很“有限”，其作用也十分有限。

其次，由于司法不能真正独立，使法院无法做到不受干扰地对行政案件进行审判。1982年宪法将1954年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改为：“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使那些以组织名义出现的个别人干预法院依法审判有了合法依据，而宪法规定地方法院按照行政区划设立，法院财政开支由当地政府拨款，人事由地方管理，又使我国的地方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部门，没有足够的权威资源能够承担制约政府职能。

但行政法的发展，依法行政原则的确立，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公民必然会将更多的行政案件诉求到法院。要求法院主张公正，维护法律的威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司法权威得不到相应的加强，公民的合法要求总是得不到司法机关的支持，那么，依法行政的基础就可能被动摇。因此，行政法的发展要求宪法对司法审查权和司法独立问题重新进行检讨，要求宪法重新检讨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要求赋予司法权以足够的权威以制约过于强大的行政权，从而使公民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确实有效的保障，特别是正在强调要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的今天，这方面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赋予法院以司法审查权和司法独立是不可避免的事。为将来宪法的修改和补充提供了理论、社会舆论和领导上心理上的准备。

以上是行政法的发展对宪法所产生的正面影响。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其正面的影响，也就可能会有负面影响，关键是如何尽可能地充分发挥其正面影响，而将其负面影响限制在最小的程度。而要将其负面影响限制在最小程度，首先必须对其可能和已经产生的负面影响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的认识。根据笔者观察，行政法的发展对宪法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或者叫挑战，很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反映，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第一，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一般都规定得比较原则、灵活，这是宪法既能保持相对稳定，又能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所必需的，是宪法具有较强生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行政法具有对宪法进行解释、具体化和定型化的功能。一般来说，是可以促进宪法的实施和发展的，但如果对行政法过分迷信，使行政法过分膨胀，也可能适得其反，反而影响了宪法的实施，束缚了宪法的发展。

首先，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仍在进行之中，不管是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都还远未建立起成熟的制度，还处在转轨过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过早地将宪法的规定定型化，可能会使宪法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广阔空间，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和公民权利、自由方面，如果过分依赖行政法，很可能会使宪法规定的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想，被过分膨胀的行政法所扼杀，公民的权利、自由被行政法所限制甚至剥夺。比如，现在有关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特别是规章的行政干预色彩仍很浓重，行政管理层次过多，环节过多，而且多一层管理又往往还要多一关许可，多一道收费，多一次处罚，这样一种管理体制是否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就很值得研究。因此，对行政法的发展在欣喜其为宪法的实施和发展提供了契机的同时，要防止出现宪法赋权、行政法限权、剥夺权利的情况。另外，对有些宪法规定是由行政法加以定型化更好呢，还是通过具体案件逐步积累一些规则更好一些？也是一个值得很好研究的课题。我国是个没有多少法制传统的国家，要在我国建立起法治社会，更多依赖成文法是必要的。但毕竟法治更多的是一种传统，需要时间的积累，成文法的作用总是有限的，更不是万能的。对成文法采取虚无主义和过分的迷信，都是有害的。所以，在短时间内制定过多的成文法是否有益，是否都能使社会所接收、消化，是否都有利于社会发展而不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在经过了十多年的快速立法后，很有必要冷静下来进行一些反思。总之，宪法作为国家的一部根本大法，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不应轻率地对宪法的规定制定具体法律使之定型化，特别是对一些还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的规定，更不应匆忙加以定型化，而应当为宪法的进一步发展留下空间，让我国改革的步伐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即使必须制定具体法律的，在立法时也应特别注意为宪法的发展，为改革留下余地，决不能将宪法变成僵死的条文，使改革变得困难重重，甚至将符合宪法规定的改革置于违法境地。

其次，对宪法进行具体化和解释性立法是一把两面剑。怀有真诚的宪政理想，对宪法的精神实质有准确的把握，对人权、民主、法治有崇高的信仰，则对宪法的具体化和解释性立法可以促进宪法的完善和发展，否则，则会对宪法起削弱甚至破坏作用。虽然到目前为止，作为宪法解释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未曾宣布过哪部行政法律、（注：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法律的制定机关，又是宪法的解释机关，因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自己制定的法律违宪，理论上很难成立。由于没有可供操作的程序，实际也做不到。另外，全国人大常委会更不可能宣布有制宪权的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违宪。对这样的一种宪法监督机制，现已有不少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要求设立宪法委员会，专职负责对宪法的监督事宜，包括可以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提出审查意见。）法规违背了宪法规定，但也确有一些行政法律、法规是否完全符合宪法精神，很值得研究。特别是通过行政立法扩大自己的权限而使宪法确定的权力平衡机制改样的倾向，已经有所表现，比如，我国宪法只规定国务院可以制定行政法规，没有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制定法规，这恐怕不是制宪者的不经意中的疏忽。但今年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国防法却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军事法规，[17]这是否完全符合宪法，就很值得讨论。又如，国务院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关于设立出版单位的规定是否与宪法的有关规定完全相符，[18]也很值得评点。因此，对宪法进行具体化和解释性的立法应当十分慎重，必须经过更加充分的研究论证才行。

第二，由于行政法比之于宪法，具有更贴近实际、更加追紧社会的发展脚步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因此，行政法的充分发展在促进宪法实施的同时，随着宪法确认的各项原则已经逐渐渗入到行政法的各项具体规定之中，行政法越来越成为人们保护自己权利的直接武器时，渐渐地人们是否将会只知有行政法而不知有宪法？宪法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在没有宪法的年代，人权、民主、法治的原则总是每每被漠视、遗忘、践踏。而当宪法确认的原则已经被行政法所肯定，变成行政法的各项具体规定时，宪法是否还会被人们经常挂在嘴边？宪法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否将会变得不那么举足轻重？记得有一位宪法学者曾经说过：“行政法存在，宪法消亡”，或许这并不是一句不经意的断言。也许宪法的充分实施本身就是意味着宪法的消亡，行政法的发展只不过是这个过程的见证而已。

记得在1982年宪法刚颁布后的几年，人们对宪法总是怀着一种尊重的感情，感到它是自己权利的保障，但现在似乎人们已经不那么经常讲宪法了，似乎宪法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行政法发展了，它给人们带来了更加具体、实在的保障。而宪法由于不能作为执法机关的执法依据，人们不能提起宪法诉讼，它不能成为人们保护自己权利的直接武器，因此，逐渐地人们就觉得宪法离他们的现实生活是一个很遥远的东西，对他们的现实生活缺乏实实在在的、具体的影响。进而，人们对宪法的关心也不如对某个具体法律那样热切，对宪法规定了些什么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渐渐地对宪法的有无也感到不那么重要了。而行政法却是实实在在的，是对人们的现实生活起着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影响的东西。谁触犯它就被执法机关追究。因此，人们对行政法的关心程度远胜于对宪法的关心。比如，自1982年宪法颁布以后，1988年和1993年曾先后两次对宪法进行了修改，但在修改前后，都没有太多的人去关心它究竟为什么要修改，修改了些什么。因为不管它是否修改，修改了些什么，对人们的实际生活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影响，而每一部行政法的制定实施，特别是那些直接涉及公民的权利义务的行政法，如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的制定实施，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形成一股股宣传和学习的热潮。

也许“宪法消亡，行政法存在”本身并无所谓好或坏，只要行政法仍然蕴含着人权、民主、法治的理想，没有宪法又有何妨。但如果真的宪法不再被人认为是不可缺少的，行政法失去了宪法的指引，是否还会继续为人权、民主、法治尽力而不被魔鬼所引诱，则很难预测。因此，对行政法的发展在肯定其对宪法的发展和完善具有积极的作用的同时，对其可能产生的功高盖主，或者可能摆脱宪法的约束，试图偏离甚至脱离宪法而独行的倾向，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的认识。在对行政法进行宣传的时候，不能只谈行政法而不谈宪法，必须注意宣传行政法与宪法的紧密关系，必须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使行政法始终沿着宪法指引的轨道发展。

参考文献

[1]见陈端洪：《对峙-从行政诉讼看我国的宪政出路》，《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第7页。

[2]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5页。

[3]1995年修订并重新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简称《地方组织法》。

[4]即认为，“行政法，是一切行政管理法规的总称。”见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1页。“行政法是一切行政组织和管理法规的总称”，见张焕光等：《行政法基本知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版。

[5]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有关加强行政立法的座谈会上，不少学者主张这一意见。

[6]见江必新、周卫平：《行政程序法刍议》，《中国法学》1988年第6期，第21－26页。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的有关加强行政立法的座谈会上，也有不少学者主张制定一部完整的行政程序法。

[7]见陈端洪：《对崎-从行政诉讼法看我国的宪政出路》，《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第1、5、7页。

[8]即认为：“行政法从性质上讲是对行政活动加以规范，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的法。”见张尚族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第695页。

[9]这一观点主要是由北京大学罗豪才教授和他的一批研究生们提出的，主要文章有：（1）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2）沈岿：《试析现代行政法的精义-平衡》，《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3）王锡梓：《再论现代行政法法的平衡精神》，《法商研究》1995年第2期。（4）罗豪才谈《行政法性质的反思与概念的重构》，《中外法学》1995年第3期。（5）罗豪才、沈岿：《平衡论：对现代行政法的一种本质思考-再谈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中外法学》1996年第4期。（6）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的范畴》，《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7）王锡梓、沈岿：《行政法理论基础再探讨》，《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批评的文章主要有：（1）杨解君：《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若干观点的评析》，《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2）晨曦：《“平衡论”的困境》，《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

[10]见韦宗、阿江：《行政诉讼立法要论》，《中国法学》1988年第6期，第15页。

[11]这涉及到法院是否有司法审查权问题，关于这一点，详见本文第29页注①。

[12]宪法不能作为法院判案的依据源自1955年7月最高法院给新疆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引用宪法作论罪科刑依据的批复”（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第120页。这一批复一直沿用至今。但近些年来，不断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如李曙光、苗连营：《宪法应成为法院判案的直接依据》，载1989年5月22日《理论信息报》；刘连泰：《我国宪法规范在审判中直接适用的实证分析与评述》，《法学研究》第18卷第6期，在有关研讨会上，也常可听到这种批评。在我国法院没有宪法审查权的情况下，最高法院作此答复是明智的。如果法院直接引用宪法条文，就不可避免要涉及对其所引用的宪法条文的解释问题，这就会使法院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

[13]郭道晖在《宪法的演变与修改》一文中列举了7种宪法演变形式，其中第三种就是“因立法导致宪法演变”，见《宪法比较研究文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2卷第80页。

[14]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5项，第62条第10项。

[15]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12、14条。

[1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11月第1版，上册，第154页。

宪法发展范文篇9

宪法是根本大法，经济法的发展需要依靠宪法。在大力发展经济同时，要注重经济法的完善，经济法的完善需要依据宪法为基础，经济法是保障经济高速发展的法律基础，经济法促进了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宪法规定了经济法的规范要求，实现法律的整体功能。经济法是解决经济问题法律，要根据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结合宪法制定一个科学的法律，让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经济法在经济实践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要针对问题，以我国宪法为基础，进行科学的进行经济法完善，以适应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经济法要取得较大发展，就必须充分重视其宪法基础，从中汲取营养并获得支撑。同时，推进宪法的全面实施，也必须重视经济法的发展，因为宪法的许多原则规定，都需经济法来加以落实;如果经济法的发展不充分，就会影响宪法目标的实现。事实上，经济法的发展，既是宪法规定的要求，又是宪法发展的要求，它对宪法的发展同样具有推动作用。经济法在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也对宪法的发展提出新要求，宪法是根本大法，但也不是不变的，根据社会的发展需要，也是在不断完善与发展，为其它法律提供基础保障。

二、经济法的发展对宪法发展的推动

(一)经济法的发展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宪法的内容，进而推进宪法的发展法律是一种约束，也是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保护作用。宪法是根本大法，宪法也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与发展。现在是全球经济高速发展时代，经济纠纷是一种常态，必须要用经济法去解决实际问题。经济高速发展，出现的问题也是层出不穷，经济法必须发展与完善，用来适应经济问题的出现，对企业的发展起到法律保护。经济法在修改完善的过程中，要不断进行修改，要考虑经济全球化发展需要，有时候可能需要跟宪法出现不一致情况下，有必要的时候需要进行宪法修改，这样有助于经济发展，提高中国企业的知名度，因此经济法的发展与完善，进而推进宪法的发展，为宪法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二)经济法的发展对宪法发展的推动，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显现我国宪法简单明了，只是一个总则，对其它法律约束较少，经济法的发展与完善对宪法影响不大，宪法改动很少。但在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条文很明确，比如在美国，经济法的改变，必须修改宪法，要就违背宪法的条例，经济法的改变对宪法的影响是很大的，同时促进了宪法的发展。

三、经济法与宪法在发展中的协调

(一)宪法与经济法所共有的“经济性”，是两者能够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宪法与经济法都涉及经济领域中的法律条文，这是二者的共性。随着宪法中经济性规范与日俱增，宪法的“经济性”日益凸显。经济宪法的不断丰富，体现了时代需要和发展要求，而且从发展趋势上看，经济宪法可能仍会与日俱增。要落实和体现这些经济宪法，就必须大力推进经济法的发展。反之，如果一国的经济法不能得到实质的发展，则不仅其宪法的规定不能落实，而且还可能在实质上损害其经济发展。事实上，各主要国家都曾经或正在努力构建较为完备、发达的经济法制度，这对于推进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经济发展促进国家其它领域发展，宪法是各个领域的基本大法，提供法律支持。(二)宪法与经济法所共有的“规范性”，为两者的协调发展提供了规则基础经济法制定是依据宪法的法律条文，其“规范性”是一致的，这是二者协调发展提供了规则基础，也就是其形式是一样的，经济法在修改过程中，促进了宪法的发展，反之，经济法的修改与完善需要遵循宪法，就是二者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共同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作者:王磊 单位:哈尔滨传媒学院

［参考文献］

［1］侯作前．论财政税收法研究中的宪法之维［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5(05)．

［2］周刚志，冯理．论中国财政宪法的实施:条款、机制及评估［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05)．

［3］苗连营．纳税人和国家关系的宪法建构［J］．法学，2015(10)．

宪法发展范文篇10

关键词：宪法发展刑法目的生成

刑法的目的，就规范意义而言，是指在社会力量的作用或影响下，国家制定和适用刑法，积极追求刑法的某些特定功能、作用和价值所期望达到的理想结果；它也应是不同层级目的的总和。前者更侧重于狭义上的刑法目的；后者（目的总和）却是广义上的刑法目的。但是，刑法目的不是无缘无故地生成（产生和形成），而是具有其特定的生成基础。现代刑法目的的生成根基大致有三：一是宪法性根基，它指刑法目的在生成过程中根植于宪法中的基础，包括宪法目的、价值观以及宪法条文，当然包括宪法修正案的有关内容。二是客体性基础，即可能被择定为刑法目的内容的那些对象，如刑法（客观）功能、作用和价值等。三是社会性基础，它指刑法目的生成过程中，刑法目的主体在追求与选择客体性目标以及反馈宪法性根基时，起制约作用的各种社会性背景。本文仅探讨宪法发展与刑法目的的产生和形成。

一、宪法发展对刑法目的生成的导引和制约

宪法是变化发展的。从世界宪法史看，宪法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革命宪法”，二是“改革宪法”，三是“宪政宪法”。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并强调发扬民主，加强法制，意味着中国宪法在经历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曲折后开始从“革命宪法”向“改革宪法”转变。现在，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应高瞻远瞩，继续推进宪法改革，逐步完成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的历史性转变。因此，我国刑法的制定从以“改革宪法”为根据将向以“宪政宪法”为依据转变。宪法基础在变革，由此生成的刑法目的也须随之变化发展。这是刑法目的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否则，不与发展中的宪法性根基相适应，必将破坏宪法之为根本法、母法的尊严，乃至破坏法治。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发展的）宪法性根基对刑法目的生成的指导及制约作用。为更深刻地研讨这一问题，这里有必要涉入宪政改革及宪政建设的理论领域。

（一）宪政与宪政宪法

给宪政下一个完整定义的努力近乎徒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中外学界在宪政概念的整体上有较大差异，它们主要表现在宪政的目的、核心和精神等方面。我们认为，宪政是出于对约束与限制公共权力而出现的一种消极性的政治结构体制，它与民主之间有着深层的、彼此消解的扩力，整合它们间的矛盾、平衡其价值冲突是确立民主宪政国家的关键。宪法及其价值观如自由、公正、民主和法治等构成了宪政的基础因子。宪法及民主是宪政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法治是宪政的制度框架与结构，自由、人权和公正是宪政的主要目标。当然，一定意义上民主和法治也略带宪政目的的色彩。

宪政宪法，是以宪政为主要特征的宪法。“宪政宪法”出现于革命或改革已基本完成并确立宪政体制和法治原则之后。这时不仅有宪法，而且有宪政；不仅有法律，而且有法治。宪法真正享有最高法律权威，国家和社会管理的一切活动，都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一切权力危机，皆为宪法的危机。一切重大改革，皆是合宪的改革。惟有如此，宪法方可成为定国安邦与长治久安的基石。

（二）指导并制约刑法目的生成的宪政基础

指导和制约刑法目的生成的宪政基础，本文特指我国的宪政改革与宪法修改甚至“宪政宪法”。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是国家一切法律所由产生的“母法”。一般认为，法律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即使强调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但它也是发展的。既然我们处在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转变的历史时期，知晓当前宪法必须改革的基本内容已是当务之急。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宪法改革应着眼于通过加强对权力的规范、监督和制约，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宪法改革应当围绕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公民权利。”可喜的是，今年3月我国宪法修正案已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确定为一项宪法原则。这是中国人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迈向法治和宪政时代的一大历史性进步，而且这也为立法和司法机关在面对不同利益的权衡时能够做出有利于保护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解释和推理提供了宪法依据。此外，学界通常认为，应参照中国已经签署或批准的国际人权公约，对现行宪法已有的权利体系做必要的补充、修改。同时，应集中考虑解决《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中国法律的协调问题。譬如，在人身权利方面，研究如何从立法角度改革劳动教养制度、收容教养制度和刑事诉讼中的人身权利保护制度等。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宪法权利的救济应当通过宪法改革加以改变。因此，在我国宪法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转变过程中，随着宪法权利救济机制的日益完善，宪法（包括宪法目的及价值观）对刑法目的和刑法规范生成的导引、约束与钳制作用将不断加强。亦即，以上宪政改革以及宪法修改乃至“宪政宪法”的最终形成，将是指导和制约我国刑法目的生成的重要的宪政基础。

（三）发展中的宪法性根基对刑法目的生成的导引和制约机理

如前文已述，宪法性根基包括宪法目的、价值观以及宪法条文。有学者认为，任何国家的宪法都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宪德”，即不可以也不应当直接在法院里适用的伦理和政治的原则、纲领和惯例，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二是“宪律”，即可以并应当在法院里适用的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若依此划分，则“宪德”涉及“宪法条文化”的宪法目的、宪法价值观及其非“宪律”的条文，而“宪律”只能是除“宪德”外的一些宪法条文而已。宪法目的、价值观及其宪法条文（含“宪德”、“宪律”）对刑法目的的指导和制约，其机理主要表现在：

我国宪法所确认的法价值观-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等，是宪法条文的内在精髓与基本理念，而刑法规范的制定与适用，必须遵循宪法原则及规范，同时蕴涵其对宪法目的、价值观的追随。换言之，宪法根本法的地位，首先体现于它的导向功能，即刑法目的及刑法规范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应当顺应宪法（目的、价值观及条文）的指引，而不得与之抵触；其次，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才是表现为宪法（目的、价值观及条文）的最高约制力。这种约制力又反过来保障其导向功能的发挥。当然，宪法约制力的强弱依赖违宪审查机制的完备程度。当下我国违宪审查机制不健全，宪法的约制力较弱，它的导引力也因之大大降低。由于宪法的生命在于运用，即如果宪法不能被运用到生活中去，那么就注定不会有人在乎它，它就永远只能停留在纸上，而非刻在“公民的心中”，因此，为了避免宪法导引力的缺损，重要的步骤是，实行宪法变革，尤其是违宪审查机制应及早完备。

总之，不论刑事立法者还是（广义）司法者的刑法目的，都应合乎宪法目的、宪法价值理念及其条文精髓的基本要求。惟有如此，方可使刑法目的及其生成具有宪政意义的合宪性。

二、构建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

由于宪政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并且宪政文明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更重要的是，建设“宪政中国”势在必然，因此，惟有立足于宪政基础上应然建构的刑法目的，才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既有前瞻性又有合理性。

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主要是充分保障人权和自由，同时追求在国家政治权力有限收缩条件下的秩序与安全。宪政意义上的刑法目的，应是符合“宪政宪法”的目的。保障人权和自由是宪政及“宪政宪法”目的之基本内容和要求。通常认为，刑法的合宪性问题以往没有受到重视，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宪法观念没有真正树立起来，宪法规范被虚置；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刑法观念中缺乏受宪法制约的意识，即简单地把刑法视为惩治犯罪、打击敌人的工具，而没有提及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因此，构建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必然要求我们真正树立宪法观念，增强宪法制约的意识，加强人权的保障等等。另外，“限政”基础上的秩序与安全作为宪政意义的刑法目的，也是“宪政宪法”目的的重要内容，而国家政治权力有限收缩，正是宪政目的的基本要求。虽然宪法的限制作用，是在双重意义上理解的，即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但因为宪法对刑法的限制是在特定时期发挥刑法制裁力、防止刑法被滥用以及尽量扩大公民权利与自由的积极保障，所以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是根本，“限政”基础上的秩序与安全因此也是“宪政宪法”目的影响刑法目的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