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成分范文10篇

文学性成分范文篇1

在1960年代，当我刚涉足我们的书名简单称之为"理论"（theory）的东西时，这一术语（如此怪异，它是关于什么的理论）的含义比今天宽泛得多。在结构主义风行的时期，出现了大量不断扩展的理论--从根本上看，它们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普遍化运用--这种模式自称将适用于全部文化领域。理论指一些特殊的结构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将阐明各种各样的材料，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书写和无文字书写的社会以及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理论指具有特定的学科间性的理论：它激活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批评。

不过，尽管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目标，但在它的高潮时期，文学问题仍处于其规划的核心：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尤其是对罗曼·雅各布森（它将列维一斯特劳斯引入音位模式，这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言--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激活思想的问题。理论试图将文化对象与事件当作形形色色的"语言"要素来处理，因此，它们首先与语言的性质相关，而当文学表现为最为有意的、最反常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现语言自身的语言运作时，它就是本真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结构与功能最为明显地得到突出并显露出来的场所。如果你想了解语言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你就必须思考文学。因此，在雅各布森所界定的一系列语言功能--指涉1、表情、交际、意向、元语言、诗性，这些功能分别突出或强调语境、说话者、联结、接收者、编码与信息本身--中，正是语言的诗性功能（用雅各布森的论说）"为信息而强调了信息"（"信息"在此指说话样式本身）[1]。在众所周知的一道公式里，雅各布森说："语言的诗性功能将选择轴上的对等原则投放进了结合轴。"[2]语言的诗性功能包含了语言两大基轴的重叠。

不过，即使在每位优秀的理论家都必须谈论文学的文学性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看，理论也显然在改变文学成分的地位，至少对所有攻击理论的人来说如此。这些人指责我们贬低了文学的价值，损害了文学的声誉和特性。叙述学家以同样的热情研究巴尔扎克和Io佛莱明（IanFleming）的叙述结构。众所周知，雅各布森为说明语言的诗性功能而选用的例子是政治口号"IlikeIke"而非波德莱尔的《猫》（"Leschats"）。在"IlikeIke"这个句子中，被喜欢的对象（Ike）与喜欢的主体（I）都包含在喜欢（like）这个行动中，因此，我喜欢Ike的必然性似乎就刻写在这个语言结构中[3]。文学作为优先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损害，不过，这种研究的结果（这很重要）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文化对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成分的某种中心性。

对文学语言特殊性或文学特殊性进行理论概说的企图在早期对理论至关重要，但有时候它也并不是理论活动的焦点。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回答了文学的本性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思路接近于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最初理论研究将文学看作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不过，有关文学性的每一种界定都没能对文学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往往是在别的文化现象（从一些历史叙述、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广告口号）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文学性。另一种研究提出文学不是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而是对语言的特殊使用，然而，不管So费什的努力如何大胆（比如，他试图证明写在黑板上的语言学家的名字表可以被读作一首宗教诗），还是不能提供有关文学性的满意答案[4]。

我想上述情形有两层潜在的意思。第一：文学正如意义一样，它既是文本事实又是一种意向活动，因而既不能按照上述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也不能通过将两者综合起来的方式对文学加以充分地理论说明。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交替变换，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功地兼并另一方而成为综合框架。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特殊性的语言，我们也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语言在特定方式中的构成，但任何有关特性的说明或有关感知框架的说明最终都使我们走向另一模式。文学的品质似乎既不能还原为客观特性，也不能还原为一系列语言构造方式的结果。

我想第二层含义是：对文学性或文学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并不是要发现我们用以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以便将其适当归类的标准，相反，回答这些问题的企图最初只是引起我们对文学的某些方面的直接关注。通过谈论文学是什么，批评家们提炼了一些据说是最适当的批评方法，消除了人们对据说是文学之最基本和最特殊的那些方面（无论是将文学看作对语言的突出，还是将文学看作各语言层面的综合或文本间的结构）的忽略。问"文学是什么？"实际上关涉到应当如何研究文学的问题。比如，如果文学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语言，那么，研究它就是关注其模式而不是关注它可能表达的作者心理或它可能反映的社会构造。对文学性的追向似乎首先是探索批评方法的一些步骤。

正如我说的那样，最近，文学的性质或文学成分的性质已非理论关注的核心，简单地说，我们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显然已不是文学理论。1992年我为现代语言协会所编的《现代语言与文学学术研究导论》第二版写了一篇题名为《文学理论》的文章，此后我便离开了文学理论[6]。我忙于谈论种族、性别、身份、，被So纳泼（SteveKnapp）和WoBo米查尔斯（WalterBennMichalls）反-理论的理论之间的论争弄得糊里糊涂，忘了文学理论。我认为记住文学理论很重要：比如，叙述理论对各种类型的文本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低年级的研究生通常对基本的叙述学也了解不多（他们读了福科，但未读巴尔特或热内特，更不必说Wo布思了）。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辩认叙述视点，如何分析隐含的读者，而这恰恰是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核心，比如对被某一文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分析。

为了弥补我为现代语言协会写了那篇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之后对文学理论的忽略，我写了一本小书，名为《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这本书抛开了纳泼和米查尔斯，不仅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即题名为"文学是什么以及这一问题重要吗？"的那一章），还讨论了叙述、诗与诗学，以及身份确认、表行语言的问题。由此，我着手将文学成分保留在理论之中，我希望它留在那儿。

不过，Jo基勒瑞（JohnGuillory）以《后-理论之后的文学》为题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将"后-理论"看作一种假定"宏大理论"死亡之后的理论，正如"后-理论"这一短语所示。如果你想了解这说法的具体出处，可见1982年由纳泼和米查尔斯写的一篇文章《抵抗理论》[7]。现在很多人都忘了这篇文章，它曾说理论论辩毫无结果，因此，理论毫无用处，应该结束。正如很多评论者所言，对理论的这种抵制性论说显然是理论的一种现象，它引发了很多枝蔓横生的回应，而这些回应本身也是理论的一些现象，因此，在我看来，这种状况就是"后-理论"：由理论之死的诸问题激活的一些理论讨论。

如果这是我们的参照点，那么，尤为令人吃惊的是（我承认，对我来说它是某种恶意快感的来源）近年来传统理论研究之最纯粹的例子，即对文学性质的理论研究恰恰是理论之死的鼓吹者之一纳泼写的一本书，该书名为《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限度》。这本书重新提出了传统的文学理论问题："有一种不同于别的思想和写作模式的特殊的文学性话语吗？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来维护这样一种直觉：一部文学作品说出了用别的方式说不出的东西？"纳泼的著作对这些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答从而令人惊讶。与大多数同类研究相比，纳泼的研究在哲学的意义上更为严谨，应该说，它更为明智地没有以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些答案结束了这些追问）而告终--诸如文学是一个既定社会所赋予意义的东西--纳泼的追问以这样的结论结束：的确存在着一种文学的特性。的确，文学做特殊的事。

然而，纳泼是在不同的标题下处理和提炼传统的答案。在这篇反理论的文章中，他同意这一看法：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赋予它的意义（任何别的意图都缺乏内在的凝聚性）。他不是经由考察一部文学作品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类别（不存在这种类别），而是通过考察他所谓的"文学兴趣"来研究文学的特性。既然他承认我们对文学语言的兴趣超过了我们猜度文学语言的作者想用语言表达什么的兴趣，那可得的多余之物将被称之为别的什么，一种受洗之后的"文学兴趣"。

文学性成分的特性不在文学语言的特殊种类性之中。纳泼说："我开始注意到，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有关文学语言的论述而加以维护的东西，却可以将其作为对某种表述的论述而加以维护，这种表述激发了某种兴趣"。文学是一种"使人们对表述本身感兴趣的语言表述；这种语言表述之能引起人们对其本身的兴趣,是通过对情感及其指涉物的别的价值进行具体个别的描述来达到的；它的描述方式是：将其指涉物插入与表述本身的特定语言叙述结构一体不可分的新的脚本"。对这种表述本身的特殊结构至关重要的是被别的理论体系称之为文学话语的自指层面与结构层面的同构，不过，纳泼将此说成是包含着不同层面的类似结构的关系：作者写诗这件事似于诗中发生的事吗？纳泼说："这类重现--在此仿佛外在于作品的问题也出现在作品内部--结果使一种解释的难题成了文学兴趣之源"。当我们说解释的难题不仅成为兴趣之源，而且能引起对某种类似结构（这些类似结构的个别性和复杂性给作品以特有的文学地位）的兴趣时，我们正在谈论文学兴趣。

一个例子--这是我举的例子，而非纳泼举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十分简明--是K·弗洛斯特的两行诗《奥秘坐着》：

奥秘坐着

我们跳着园舞并猜想

而奥秘坐在中间并明白。[9]

"诗人在此正在说什么或做什么？"当这一问题转换成这位诗人或这首诗正在做什么和这首诗内部的者-"我们"和"奥秘"正在做什么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人们可以说，这一解释的难题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兴趣的来源。这首诗将我们舞蹈并猜想与奥秘坐着并明白对立起来。我们可以问这首诗对这种对立或存在状态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这首诗是对人类行为之徒劳的嘲笑呢？抑或我们可以将舞蹈的公共猜想与阴郁确定的了知对立起来？不过为了探究这首诗所呈现的这些对立，人们必须问这首诗本身是否在舞蹈并猜想或者它是否坐着并知道。这首诗本身是以猜想或知道的方式存在吗？

答案有点复杂。的确，这首诗似乎有知道的意思，但作为一种动词结构，它可能不同于人类的猜想行为吗？如果我们追问这首诗中知的情形，我们能发现的是：被猜想为知的主体即奥秘是由一种修辞或猜想生产的，这种猜想使奥秘由被"知"的客体变为知的主体。奥秘是人们知或不知的某物。在此，诗将奥秘大写并拟人化了，此外，还通过换喻将它从被知的位置转换到知的位置。因此，这个知者被表述成了由一种修饰性猜想或假定所生产的东西，这种猜想或假定使知的对象（某种奥秘）成了知的主体（这一奥秘）。该诗说奥秘知道但却表明奥秘是一种修饰性猜想所做的表行言述的产物。

纳泼打算将文学兴趣放在的类比上，那么，他会在此说什么呢？

他的主张也许是：文学兴趣内在于弗洛斯特在诗中的行为和被表述的诸种行为的关系之中。弗洛斯特了知或猜想，跳着园舞或坐在中间，这有什么不同？要决定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很难，这一困难是由将诗中"我们"的行为和奥秘的行为之关系分门别类的困难所表明的吗？我认为这首诗也许为纳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虽然当他坚持我们应关注有关作者的之类比时，他会让我们问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而不是诗在做什么。我不相信这是有意的，更不用说是必要的。问诗人或诗正在做什么以及与诗中所做的什么之间的关系，比关注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以及它与诗中行为的关系可能更恰当，更有效。不过，这可能是另一个问题。我认为文学性的难题因纳泼的阐说更加尖锐化了。纳泼指出：就我们对文本的兴趣超过我们对猜度作者意图的兴趣而言，文本具有文学趣味。

纳泼力图借助这一术语重新解释通常被用来说明文学性之特征的结构复杂性。于是，他着手论辩道，虽然文学的确具有在当前被人们通常从一般政治立场出发（作为某种不合法的高高在上的精英话语）加以否定的特殊性，但它并无文学维护者通常所要求它的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因此，其如他在与米查尔斯合著的那篇反理论的文章中所言，他希望在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继续刺激每一个人。

不过，对留在理论中的人而言，也许几乎没有人会被以下结论所震惊与激怒，这一结论便是文学并不必然具有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为先锋的破坏性和解放性价值辩护总是要遭到要求文学规范化和正常化的主张的反对，对此我们也很清楚。然而不管怎么说，纳泼这一例子都明确说明了什么是当前思考文学理论的趋势，尽管他采用了非同寻常的传统方式。这一趋势便是：为文学要素及其特殊性辩护既相关到的表现又相关到另类性的约定，而不是将其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问题或意义中断的潜在可能性联系起来[10]。

纳泼的观点是：文学描述（它以类比的方式突出了对的复杂描述）并未告诉我们如何行动，而是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的评价倾向是什么，并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倾向中的复杂关系（也许是矛盾关系）的意识。他举的例子是Co阿克博（ChinuaAchebe）的《事物之崩溃》。在这部作品中，对伊博传统文化的殖民干涉既被描写成一种野蛮的侵略行为，也被描写成对极端不正当的伊博风俗（贬低妇女、遗弃双胞胎，如果有神谕则杀死收养的儿童）的反应。对读者而言，小说可能使他们原有的一系列价值产生冲突。纳泼写道：阅读这本小说，"一个女权主义的反殖民主义者可能发现她对宗教式风俗的反感远胜于她维护本土文化的冲动（或相反）（100-101）。"如果文学有助于使我们成为自觉的者，它的做法是：提高具体描述使其高于简化原则，以便使价值与原则间的潜在冲突得以呈现。洛克（Lock）将自由主体之自由说成是一种悬置决断的可能性，纳泼引用洛克的有关论述来仔细测试可选择的对象和它们的价值，他的结论是：文学趣味为自由之运作提供了范本。他提醒说："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趣味会使某人作为较好的。"（他不相信自觉的是较好的。）不过，文学趣味的确会给出一种有关什么是较好的，什么是较差的的超常经验。（103）

包含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与文学理论称之为"具体的一般"的东西紧密相关，这是一种将个别性和普遍性合而为一的特殊结构，这种结构（比如）能使哈姆莱特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实体之人：哈姆莱特既具体体现在个别细节中，又以实在之人所不具有的方式带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的自我就是既要在由自己特定的过去所决定的具体情境中观察自己，又要想一想对某人来说在我的情境中他会做什么，他会因此作出什么样的对某种类型（我只是这种类型可能的例子之一）来说可能的选择，由此出发来考虑可选择的行动路线。由于真正理想的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结合--被决定的特殊个别之我可以有效地选择任何成为者的道路--，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正如纳泼指出的那样，遇到文学趣味"应该感到像看见了实际本身的理想条件"（140）。

这些观点多少解释了俗常的直觉：文学经验与判断有关。正如有的人常常说的那样，文学提供了一种健美体操，一种以方式进行的操练。[11]纳泼明确否定文学兴趣使某人成为较好的，但他的著作是新近理论中之一般趋势的标志：将文学特殊的品性置于者的表现和文学读者被带入的他者状态的关系中，而不是置于语言的特殊品质或对语言的特殊构造之中。我想，这样的文学效果有赖于文学中特殊的范例结构。

一部文学作品不只是用作例证的轶事或单纯的例子，虽然拥有细节并描述得很精彩的秩事成了文学性之条件的一部分。文学描述有较大的自主性，因此尽管有关举例说明什么的问题可能被悬置起来，但同时这一问题又与文学描述所具有的意义有关。正因为如此，所以多年来人们常常被引向去谈论文学的普遍性。文学作品的结构是这样的：它让文学作品告诉我们有关人的一般状况比让它们详细说明其阐述的较为狭窄的范畴要容易。哈姆莱特只是一个王子，或者只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或者只是一个好反省的年轻人，或者只是一个其父亲在荒谬的情境中死去的人吗？如果说，以上的回答都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对读者来说较容易的是不回答，默默地接受一种可能的普遍性。小说、诗歌、戏剧，在其各自的情境中都倾向于揭示它们力图举例说明的东西，但同时，它们也邀请读者进入叙述者的意识和进入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例证的角色的意识以及困境之中。

对文学与身份问题的关系而言，例子结构十分重要，而身份问题对当论又十分关键。自我是天生的抑或是被造成的，对它应从个体方面思考还是应从社会方面加以思考？文学总是与这些问题相关，文学作品提供了身份如何形成的大量潜在的范例。有关于身份在根本上是由出生决定的叙述：由牧羊人养大的国王的儿子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一个国王，并当其身份被发现之后他合法地成了国王。在另一些叙述中，人物随其命运的变化而变化：他们通过可能出错但却有力的识别而获得身份；或者在人生苦难中发现的个人品质成了确立身份的基础。

当前，文学研究领域中对种族、性别、性的理论研究迅速扩张，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也许是：对有关身份构成诸要素的功能所进行的复杂的政治社会性解说而言，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如，我想到了Eo塞奇威克[EveSedgwick]和Jo巴特勒[JndithButler]对Wo戴瑟[WillaDather]小说中交叉性别识别的讨论--社会学家梦想不到的解说。）[12]

请考虑这一潜在的问题：主体的身份是既予的某物呢还是被构成的某物。在文学中不仅这两种情况都有，而且常常在常见的情节中向我们展示出复杂的纠葛。正如我们所说，在常见的情节中，人物不是经由了知他们过去的事情，而是通过他们变成其后转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天性"的东西的行为而"发现"他们是谁。对最近的理论而言，这种结构（在此你必须成为按推侧你已然所是的存在）是作为自相矛盾的东西或阿泼瑞亚（aporia）而出现的，但它始终在叙述中起作用。西方小说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存在着在与世界相遇中涌现出来的自我，这种自我（从读者的角度看）又被作为使自我产生的行为之基础。西方小说以此方式强化了一种本质的自我内涵，人物的基本身份是作为行为的结果，作为与世界斗争的结果而呈现的，不过，这种身份转而又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基础，甚至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原因。这不是我们在有关本质主义的理论论争中正在与此斗争的东西吗？

可以说，大量新近的理论都企图整理那通常暗示了文学在谈论身份问题时出现的悖论。文学作品以特殊的方式描写个体，因此，有关身份的斗争是在个体内部以及个体与群体间进行的斗争：人物反抗或遵守社会规范与期待的斗争。然而，在一些理论著述中，有关社会身份的论争倾向于关注群体身份：成为女人，成为男人，成为男同性恋，成为男人是怎么回事？因此，在文学探索和批评或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紧张。文学描述的力量基于其对个别性和范例说明性的特殊综合：读者读到的是有关哈姆莱特王子、简·爱或哈克贝尼·芬的具体描写，通过这些人物而假定这些人物的困难具有典范性。然而，何谓范例性？小说并无回答，正是批评家或理论家必须面对范例性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这个人物是哪一群人或哪个阶级的范例：哈姆莱特的状况具有普遍性吗？简·爱的困境在女性中具有普遍性吗？

因此，与小说中微妙复杂的探究相比，有关身份的理论研究似乎是简约的，小说可以通过个别事例的展示并同时凭借潜在的概括力量（也许我们都是俄狄浦斯、哈姆莱特、爱玛·包法利或J·斯达克斯[JanieStarks]）来有技巧的处理要求概括的难题。正因为如此，对文学范例性结构的理论思考，不仅对思考身份和问题十分重要，对任何将文学的特殊性与文学关涉到的问题联系起来的企图（正如在纳斯鲍曼[Nussbaum]和纳泼的研究中那样）都十分重要。

对理论来说，如果文学性成分的作用是对的范例性表达，那么，由于文学作品为理论论争提供了杠杆，文学性成分可以是理论中的来源。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巴特勒的《安提戈涅的要求》[14]在这部著作中，文学的作用被说得十分复杂且过份确定（因而也难以确定）。众所周知，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安提戈涅提出了自认合法的要求（确切地说，这种要求是该剧接受史上的主要议题），因此，安提戈涅具有潜在范例性和关涉的文学描述。比如，Lo艾里咖瑞（LuceIrigaray）曾认为，安提戈涅可以为生活在今天的很多女孩和妇女提供自我确认的标准。不过巴特勒简洁的书名暗示安提戈涅--描述或文本--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如果在有关心理分析和政治学之间的关系的持久论争（这些论争关注如何在理论上述说亲属关系和家庭结构的问题）中，巴特勒运用安提戈涅的言行，这不仅因为安提戈涅这一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范例性的，更在于由安提戈涅的形象生发出一种从黑格尔到拉康到艾里咖瑞的有力的解释传统，这一传统已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关系概念以及家庭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我们可以问：如果在突出范例性问题时，心理分析以安提戈涅而非俄狄浦斯为其出发点，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巴特勒写道：

"注意这一情形是十分有趣的：安提戈涅结束了俄狄浦斯式的戏剧，她不能为俄狄浦斯式的戏剧提供异性相爱的结局，这可能为那种以安提戈涅为出发点的心理分析理论暗示方向……她拒绝做为海蒙（Haimon）活下去而必须做的事，她拒绝成为母亲和妻子，她那摇摆不定的性别使共和国震惊，她拥抱了作为其洞房的死亡，由此她破坏了异性相爱的习俗。"（《讲演三》）

安提戈涅的例子为西方文化已经采用的概念化路线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过，更重要的是，有关安提戈涅的解释已经强化了有关亲属关系及其与政治结构关联的话语，这一话语在今日仍有其影响。正如巴特勒指出的那样，"她的行为既违反了性准则，也违反了亲属关系准则，尽管黑格尔传统将她的命运读作这种违规必然失败和毁灭的确定无疑的标志，但仍有另一种解读的可能，即她这一形象揭露了亲属关系的文化偶然性，只是为重新书写作为不变必然之偶然性提供了可重复的契机。"（《讲演一》）巴特勒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将安提戈涅的形象引述为一个作出某种选择或提出一些要求的者。他仔细阅读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安提戈涅》，以便暴露一些理论家阅读的简单，这些理论家将亲属关系（作为一种"自然关系"结构）与国家对立起来，将亲属关系理想化为一种可理解的结构性领域，因此而确立了某些可理解且合法化的亲属关系形式。将某种家庭结构假定为先于或外在于政治的东西并使之合法化的理想化做法利用了安提戈涅的故事，不过，当其这样做时，它已经否定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对其可理解性之专断的挑战。如果黑格尔注意到今日之语言揭示了安放在安提戈涅这个范例上的概念装置的不稳定性，转而注意她的行为而非言论，也许是另一情形。正是求助于这部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巴特勒以那些在今日企图建立另类家庭结构者的名义（比如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可以组成家庭）介入，在对据称是原始父亲和母亲的象征地位的精神分析理论、文化理论和政治理论中，这些人的行为被理想化了。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对神话和图腾崇拜的结构主义研究中强调：由于神话"有助于思考"，因此它乃是文化的中心。巴特勒用《安提戈涅》谈到亲属关系模式和政治模式的合法性时表明：文学较有利于思考，因为它的语言为批判用它来维持的结构提供了有力的资源，因此也为批判它协助巴博冷德（Bublend）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有力的资源。

到此，我已经讨论了新近理论对文学性成分的理论论述所采用的一些思路，由此我接近了理论中的文学性成分。不过，人们也可以争辩说在理论中文学性成分的状况已经由理论的对象变成了理论本身的品质：在美国我们称之为"理论"--毕竟，这是一种美国发明--的东西在别的地方是宽泛的现代思想运动，这种运动将工具理性与经验科学看作"另类"，这个"另类"的其他名子是：狭义的实用经济学、装框逻辑，具体化逻辑与具体化理性，总体化的技术效率逻辑，在场形而上学的二元逻辑等等[15]。如果理论是以普遍化的思想方式对文学的剥离，那会怎么样呢？众所周知，弗洛依德说，诗人们早在他之前就存在了，他试图创立一种揭示文学洞见的科学，在今天，一些评论他的人差不多已成功地将他抛回到一种失败的科学家和成功的故事讲述者的位置。更概括地说，人们可以说，就思想试图超越熟悉已知和可算计之物而言，它与文学同类，至少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效果同类。

有关这一点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哲学文本已经变成了古典意义上的文学性的东西，即像诗一样，它们不能被释义：释义即会丢掉根本的东西。当然，人们通常会说到德里达这方面的情形，但是，在此我们看看阿多诺，一个通常不被认为与文学有关的哲学家，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首先不得不对哲学进行二度创作，而不是将其简化为一些范畴。哲学的道路必须凭借它自身的力量以及与它可能具有的任何标准的磨擦而不断更新。关键的是在哲学中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某一主题或某一命题；是文本结构，而不是由单向度心灵操持的归纳与演绎。因此，从根本上看，哲学是不可解释的。如果哲学是可解释的，它将是多余的；大多数哲学可以被解释这一事实与真正的哲学对立。"[16]

这是一种设想哲学的文学方式--哲学被设想为一种获得文学效果的写作。这并不是说对哲学文本的评注不必要，而是说对这些文本也必须从修辞的角度进行阅读和对此作语境分析，正如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惯常所做的那样，因此，文学性成分已进入了理论。

就理论是一种力图谈论非同一性、变化、另类、不确定性或超出工具理性之外的另类事物而言，它表明自己具有后-启蒙诗的文学血统。阿多诺在《起码的道德：来自被损坏的生活的沉思》中，有一段谈及思想任务的名言，将文学的目的和理论的目的合在一起。

"必须形成脱离这个世界的眼光，从而凭借它与世界的断裂和裂缝，将这个世界显示为它在救世主的光芒中所显出的贫乏和扭曲。思想独有的任务是：获得这种不带任何意愿和暴力、完全来自其与对象直接接触的眼光。这是最简单的事，因为这一情形急切地吁求这种知识，的确，一旦正面地看待彻底的否定性，它就会勾勒出其对立面的镜像。不过，要获得这种眼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它先行假定了一个脱离生存世界（哪怕是一发之隔）的立足点，而我们很清楚，任何可能的知识都必须首先从存在的事物中强取（如果它必须被认识的话），不仅如此，这些知识还因此打上了它力图摆脱的歪曲和贫乏的印记。思想愈是情绪冲动地为了无条件地思想而否定它的条件性，它愈是无意识地、愈是如此不幸地被交给了这个世界。甚至为了思之可能它必须最终领悟到思之不可能。不过，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17]

这一设想的文学性显示在这个困难的结句之中：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正如在文学中那样，思想要有另类性。不过，我们将不再在救赎的幽灵出没的道路上冒险，而以另一种方式谈论文学性成分的弥漫。

在有关文学兴趣的讨论中，纳泼说：新历史主义卷入了文学兴趣从文学作品本身向在历史场境中把握的文学作品的转移：结果，事实上，作为文学兴趣之对象的新的结构是文本与语境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当然，语境即更多的文本）。文学兴趣不来自于形式与意义的复杂关系，或者作品所言和作品所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是来自于，比如，它激发并介入其中的颠复与遏制的辩证法。大量新历史主义者解释的含混性源于这一事实：他们的目的不是判定（比如说）"某种戏剧在某种特定时期是某君主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果呢还是原因"，而是阐明一种像文学作品一样复杂的相互依存结构。纳泼写道："关键是看戏剧（它处于与国家难以界定的关系之中）如何（对那些关注权力关系的人）变成了与国家相互暗示的东西"。（104）文学兴趣的对象--被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学结构而加以探究的东西--是处于某假定语境中的作品。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探究不是以对历史的解说为其目标，而是以对某种历史性对象的阐说为目标，这展示了文学兴趣的结构。

Do辛普森（David辛普森）在最近的一本著述《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这本书（应该说明的是）以一种批判和抱怨的态度争辩说：并非像一些保守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文学被忽略和被放逐到了大学的边缘。

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了别的样子。辛普森力图说明很多学者和学科为了描述世界而甘愿接受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术语。他指出历史著述曾认为自己已摆脱了人文性和文学性，然而现在故事讲述回到了历史著述的中心（辛普森谈到了"故事讲述的流行病"），他概说了这一现象的方方面面，在历史、哲学、女性主义和人类学中，对秩事和自传的求助，对"详细描述"和"乡土知识"的推崇，以及对"谈话"或修辞的使用。当前的知识采用了文学形式，这便是人文学科的变化。正如辛普森解释的那样，对具体性和历史特殊性的追求并不是新式经验主义的一部分，而是吁求文学特殊性之价值，吁求具有文学话语特性的个别中一般在场的表现。比如，Co吉尔滋（CliffordGeertz）的《乡土知识》并没有导致经验主义的统治，而是显示了全部知识要求的不完备性和不稳定性，它吁求以现实的生气勃勃替代经验主义的统治。文学性成分统治着。

不过，辛普森问："当一些最敏锐的当代状况评论家（他引述F·詹姆逊和J·基勒瑞）正在描述一种远离文学成分的动向，而这一动向对后观代状况具有急迫的决定性时，我如何能提出这一看法。"[18]（詹姆逊说：文学被电视所取代是一种后现代状况的信号，J·基勒瑞说：在人文学术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最特殊要素的文学已不再是文化中心），由于这些人是辛普森的朋友和同路人，因此，他礼貌地回答："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他们看到了全副武装的文化现象）。但从根本上看，他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的确，正如我们通常所说，如果文学是那种明知自己是虚构的话语，那么，就理论已告知诸学科其结构所具有的虚构性和须经再度创造才能实现而言，似乎存在着大量支持辛普森有关诸学科状况之说明的东西。就诸学科话语已经关注到自身的位置、境遇及其规划与结构性而言，它们有了文学性成份。

如果文学性成分如辛普森所说的那样已高奏凯歌（对他来说，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那么也许是重新给文学中的文学性成分以基础的时候了，也许是回到实际的文学作品以便察看后现代状况是否的确是可以从文学操作中推知的东西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可能的：重给文学的文学性成分的基础也许有一个批评的限度，因为我们对文学作品所了知的事情之一是：它们有能力拒绝或胜过期望它们说的东西。辛普森相当明确地宣称：理论的遗留物是文学性成分。如果事实如此，完全有更多的理由为了批判地考察文学性成分而回到文学作品，而对文学性成分的批判性考察已历史地成了文学的任务之一。

注释：

[1]罗曼·雅各布森：《封闭陈述：语言学与诗学》（ClosingStatement:LinguisticsandPoetics），见《语言风格》(StyleinLanguage)托马斯·谢贝俄克编(ed.ThomasSebeok),Cambrige,MA：MITPress，1960，p35。有关结构主义时期的理论讨论，见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及其文学研究》（StructuralistPoetics:Structuralism,LinguisticsandtheStudyofLiterature）Ithaca，CornellUniversity,1974。

[2]雅各布森：op.cit,P358.

[3]雅各布森：op.cit,P357。

[4]S·费什(StanleyFish)：《如何确认你看到的一首诗》(HowtoRecognizeaPoemWhenYouSeeOne)，见《有这种文本吗？》(IsthereaTextinThisClass?)Cambri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0,p322-327。关于文学性问题的一般性讨论，见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论》（LiterayTheory:anIntroduction）Minneapolic：UniversityofMinnesota，1983,p1-12；以及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LiteraryTheory:AVeryIntroduction),Oxford:OxfordUniversity，1997,p18-42。

[5]参见W·瑞(WilliamRay)：《文学意义：从现象学到解构》（LiteraryMeaning:FormPhenomenologytoDeconstruction）,Oxford,Blackwell,1984.

[6]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LiteraryTheory)，见《现代语言与文学学术研究导论》(IntroductiontoScholarshipinModernLanguagesandLiteratures)，J·吉巴尔迪编（ed.JosephGibaldi）,NewYork: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1992,p201-235。

[7]S·纳泼(StevenKnnapp)、W·B·米查尔斯(WlterBennMichaels)：《抵制理论》(AgainstTheory)，见《批评探索》第8卷(CriticalInquiry8),1982,p723-742。

[8]S·纳泼：《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限度》(LiteraryInterest:ThelimitsofAnti-Formalism)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3,扉页。更多的参考见该书。

[9]R·弗洛斯特(RobertFrost)：《诗全集》（ThecompletePoems）,NewYork：Holt，Rinehart，1958,p495。

[10]文学与另类性的关系是一个大的话题，我不能在此展开。关于这一问题之敏锐而有启发性的探究见D·阿特瑞治（DerekAttridge）：《革新、文学、伦理学：与另类的关系》（Innovation,Literature,Ethics:RelatingtoOther），见PMLA，114.1,January1999，p20-31。有关这一话题的著述值得重视。L·布来尔（LawrenceBnell）在《伦理学的追求》（InPursuitofEthics）一文中对这一话题的某些方面作了概说,见PMLA，114.1,January1999,p7-19。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灵魂：有关另类的发明》(Psyche:InventionsoftheOther)，C·泼特尔（CatherinePorter）翻译，见L·瓦特斯（LindsayWaters）和W·戈滋（WladGodzich编《阅读德·曼的阅读》（ReadingDeManReading）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da，1989，以及D·阿特瑞治：《文学形式与政治命令：J·M·科滋<黑铁时代>中的另类性》（LiteraryFormandtheDemandsofPolitics:OthernessinJ.M.Coetzee’sAgeofIron），见G·Levine编《美学与意识形态》（AestheticsandIdeology）NewBrunswick：RutgersUniversityPress，1999,p243-263。

[11]对传统观点的最新表达是M·纳斯鲍曼（MarthaNussbaum）的《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PoeticJustice:TheLiteraryImaginationandPublicLife）Boston:BeaconPress,1995，这本书宣称文学可以使我们注意到另类的状况因而是十分特殊的。她强调文学描述可以使我们演习正义的者，因为文学想象，或更明确地说，文学描述以及那种将文学想象具体化的描述可以使读者设身处地地进入另一种生活状况，并将判断置于对他人之经验与状况的丰富而全面理解的基础之上。不过，纳斯鲍曼的论述说明了支持下述观点的困难：文学描述使我们成为较好的，因为她不怀好意地攻击了另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这些理论家敢于提倡不同于她所信奉的改良的女性主义的东西，她对这些理论家的攻击明显地显示出不可能对另类的状况有一种丰富而全面的理解。

[12]参见E·K·塞奇威克(EveKosovskySedgwick)：《穿越性别，穿越性：W·卡瑟与另类》(AcrossGender,AcrossSexuality:WillaCatherandOthers)，见《南大西洋季刊》(SouthAtlanticQuarterly88:1)Winter1989），p53-72；J·巴特勒(JudithButler)《危险的穿越：W·卡瑟的男性名字》(DangerousCrossing:WillaCather’sMasculineNames)，见《相关的身体：论有关"性"的松散限定》(BodiesThatMatter:OntheDiscursiveLimitsof"Sex")（NewYork：Roatledge，1993，PP.143-66.

[13]比如，看D·弗斯（DianaFuss）：《基本言说》（EssentiallySpeaking）NewYork：Routledge，1989，通过对身份所具有的行为性内涵的理论阐述，而对这个阿泼瑞亚（Aporia）的最有力且最有影响的探索是J·巴特勒的《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复》（GenderTrouble:FeminismandtheSubversionofIdentity）,NewYork：Routledge，1990,与《相关的身体：论有关"性"的松散限定》,NewYork：Routledge，1993.

[14]《安提戈涅的要求》(Antigone’sClaim),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0，这三个讲演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基督教的Gauss讲座之一，康乃尔大学的使者讲座之一，1998年加利福利亚大学厄湾分校的威勒克文学讲座之一。

[15]这些概括中的一部分，以及以下来自阿多诺的引文，得益于（目前已在Montana大学的）R·博克（RobertBaker）有名的博士论文《诗性形式，诗性虚构以及无节制放肆的方式：20世纪的发明》（PoeticForm,PoeticFiction,andtheWayofExtravagance:Twentieth-CenturyInventions）,CornellUniversity，1997。

[16]阿多诺：《否定辩证法》(NegativeDialectics)，E·B·阿斯滕（E。B。Ashton）译，NewYork：ContinuumBooks，1973，P.33.

文学性成分范文篇2

不过，尽管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目标，但在它的高潮时期，文学问题仍处于其规划的核心：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尤其是对罗曼·雅各布森（它将列维一斯特劳斯引入音位模式，这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言--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激活思想的问题。理论试图将文化对象与事件当作形形色色的"语言"要素来处理，因此，它们首先与语言的性质相关，而当文学表现为最为有意的、最反常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现语言自身的语言运作时，它就是本真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结构与功能最为明显地得到突出并显露出来的场所。如果你想了解语言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你就必须思考文学。因此，在雅各布森所界定的一系列语言功能--指涉1、表情、交际、意向、元语言、诗性，这些功能分别突出或强调语境、说话者、联结、接收者、编码与信息本身--中，正是语言的诗性功能（用雅各布森的论说）"为信息而强调了信息"（"信息"在此指说话样式本身）[1]。在众所周知的一道公式里，雅各布森说："语言的诗性功能将选择轴上的对等原则投放进了结合轴。"[2];语言的诗性功能包含了语言两大基轴的重叠。

不过，即使在每位优秀的理论家都必须谈论文学的文学性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看，理论也显然在改变文学成分的地位，至少对所有攻击理论的人来说如此。这些人指责我们贬低了文学的价值，损害了文学的声誉和特性。叙述学家以同样的热情研究巴尔扎克和Io佛莱明（IanFleming）的叙述结构。众所周知，雅各布森为说明语言的诗性功能而选用的例子是政治口号"IlikeIke"而非波德莱尔的《猫》（"Leschats"）。在"IlikeIke"这个句子中，被喜欢的对象（Ike）与喜欢的主体（I）都包含在喜欢（like）这个行动中，因此，我喜欢Ike的必然性似乎就刻写在这个语言结构中[3]。文学作为优先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损害，不过，这种研究的结果（这很重要）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文化对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成分的某种中心性。

对文学语言特殊性或文学特殊性进行理论概说的企图在早期对理论至关重要，但有时候它也并不是理论活动的焦点。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回答了文学的本性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思路接近于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最初理论研究将文学看作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不过，有关文学性的每一种界定都没能对文学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往往是在别的文化现象（从一些历史叙述、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广告口号）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文学性。另一种研究提出文学不是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而是对语言的特殊使用，然而，不管So费什的努力如何大胆（比如，他试图证明写在黑板上的语言学家的名字表可以被读作一首宗教诗），还是不能提供有关文学性的满意答案[4]。

我想上述情形有两层潜在的意思。第一：文学正如意义一样，它既是文本事实又是一种意向活动，因而既不能按照上述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也不能通过将两者综合起来的方式对文学加以充分地理论说明。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交替变换，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功地兼并另一方而成为综合框架。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特殊性的语言，我们也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语言在特定方式中的构成，但任何有关特性的说明或有关感知框架的说明最终都使我们走向另一模式。文学的品质似乎既不能还原为客观特性，也不能还原为一系列语言构造方式的结果。

我想第二层含义是：对文学性或文学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并不是要发现我们用以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以便将其适当归类的标准，相反，回答这些问题的企图最初只是引起我们对文学的某些方面的直接关注。通过谈论文学是什么，批评家们提炼了一些据说是最适当的批评方法，消除了人们对据说是文学之最基本和最特殊的那些方面（无论是将文学看作对语言的突出，还是将文学看作各语言层面的综合或文本间的结构）的忽略。问"文学是什么？"实际上关涉到应当如何研究文学的问题。比如，如果文学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语言，那么，研究它就是关注其模式而不是关注它可能表达的作者心理或它可能反映的社会构造。对文学性的追向似乎首先是探索批评方法的一些步骤。

正如我说的那样，最近，文学的性质或文学成分的性质已非理论关注的核心，简单地说，我们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显然已不是文学理论。1992年我为现代语言协会所编的《现代语言与文学学术研究导论》第二版写了一篇题名为《文学理论》的文章，此后我便离开了文学理论[6]。我忙于谈论种族、性别、身份、，被So纳泼（SteveKnapp）和WoBo米查尔斯（WalterBennMichalls）反-理论的理论之间的论争弄得糊里糊涂，忘了文学理论。我认为记住文学理论很重要：比如，叙述理论对各种类型的文本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低年级的研究生通常对基本的叙述学也了解不多（他们读了福科，但未读巴尔特或热内特，更不必说Wo布思了）。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辩认叙述视点，如何分析隐含的读者，而这恰恰是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核心，比如对被某一文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分析。

为了弥补我为现代语言协会写了那篇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之后对文学理论的忽略，我写了一本小书，名为《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这本书抛开了纳泼和米查尔斯，不仅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即题名为"文学是什么以及这一问题重要吗？"的那一章），还讨论了叙述、诗与诗学，以及身份确认、表行语言的问题。由此，我着手将文学成分保留在理论之中，我希望它留在那儿。

不过，Jo基勒瑞（JohnGuillory）以《后-理论之后的文学》为题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将"后-理论"看作一种假定"宏大理论"死亡之后的理论，正如"后-理论"这一短语所示。如果你想了解这说法的具体出处，可见1982年由纳泼和米查尔斯写的一篇文章《抵抗理论》[7]。现在很多人都忘了这篇文章，它曾说理论论辩毫无结果，因此，理论毫无用处，应该结束。正如很多评论者所言，对理论的这种抵制性论说显然是理论的一种现象，它引发了很多枝蔓横生的回应，而这些回应本身也是理论的一些现象，因此，在我看来，这种状况就是"后-理论"：由理论之死的诸问题激活的一些理论讨论。

如果这是我们的参照点，那么，尤为令人吃惊的是（我承认，对我来说它是某种恶意快感的来源）近年来传统理论研究之最纯粹的例子，即对文学性质的理论研究恰恰是理论之死的鼓吹者之一纳泼写的一本书，该书名为《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限度》。这本书重新提出了传统的文学理论问题："有一种不同于别的思想和写作模式的特殊的文学性话语吗？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来维护这样一种直觉：一部文学作品说出了用别的方式说不出的东西？"纳泼的著作对这些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答从而令人惊讶。与大多数同类研究相比，纳泼的研究在哲学的意义上更为严谨，应该说，它更为明智地没有以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些答案结束了这些追问）而告终--诸如文学是一个既定社会所赋予意义的东西--纳泼的追问以这样的结论结束：的确存在着一种文学的特性。的确，文学做特殊的事。

然而，纳泼是在不同的标题下处理和提炼传统的答案。在这篇反理论的文章中，他同意这一看法：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赋予它的意义（任何别的意图都缺乏内在的凝聚性）。他不是经由考察一部文学作品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类别（不存在这种类别），而是通过考察他所谓的"文学兴趣"来研究文学的特性。既然他承认我们对文学语言的兴趣超过了我们猜度文学语言的作者想用语言表达什么的兴趣，那可得的多余之物将被称之为别的什么，一种受洗之后的"文学兴趣"。

文学性成分的特性不在文学语言的特殊种类性之中。纳泼说："我开始注意到，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有关文学语言的论述而加以维护的东西，却可以将其作为对某种表述的论述而加以维护，这种表述激发了某种兴趣"。文学是一种"使人们对表述本身感兴趣的语言表述；这种语言表述之能引起人们对其本身的兴趣,是通过对情感及其指涉物的别的价值进行具体个别的描述来达到的；它的描述方式是：将其指涉物插入与表述本身的特定语言叙述结构一体不可分的新的脚本"。对这种表述本身的特殊结构至关重要的是被别的理论体系称之为文学话语的自指层面与结构层面的同构，不过，纳泼将此说成是包含着不同层面的类似结构的关系：作者写诗这件事似于诗中发生的事吗？纳泼说："这类重现--在此仿佛外在于作品的问题也出现在作品内部--结果使一种解释的难题成了文学兴趣之源"。当我们说解释的难题不仅成为兴趣之源，而且能引起对某种类似结构（这些类似结构的个别性和复杂性给作品以特有的文学地位）的兴趣时，我们正在谈论文学兴趣。

一个例子--这是我举的例子，而非纳泼举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十分简明--是K·弗洛斯特的两行诗《奥秘坐着》：

奥秘坐着

我们跳着园舞并猜想

而奥秘坐在中间并明白。[9]

"诗人在此正在说什么或做什么？"当这一问题转换成这位诗人或这首诗正在做什么和这首诗内部的者-"我们"和"奥秘"正在做什么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人们可以说，这一解释的难题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兴趣的来源。这首诗将我们舞蹈并猜想与奥秘坐着并明白对立起来。我们可以问这首诗对这种对立或存在状态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这首诗是对人类行为之徒劳的嘲笑呢？抑或我们可以将舞蹈的公共猜想与阴郁确定的了知对立起来？不过为了探究这首诗所呈现的这些对立，人们必须问这首诗本身是否在舞蹈并猜想或者它是否坐着并知道。这首诗本身是以猜想或知道的方式存在吗？

答案有点复杂。的确，这首诗似乎有知道的意思，但作为一种动词结构，它可能不同于人类的猜想行为吗？如果我们追问这首诗中知的情形，我们能发现的是：被猜想为知的主体即奥秘是由一种修辞或猜想生产的，这种猜想使奥秘由被"知"的客体变为知的主体。奥秘是人们知或不知的某物。在此，诗将奥秘大写并拟人化了，此外，还通过换喻将它从被知的位置转换到知的位置。因此，这个知者被表述成了由一种修饰性猜想或假定所生产的东西，这种猜想或假定使知的对象（某种奥秘）成了知的主体（这一奥秘）。该诗说奥秘知道但却表明奥秘是一种修饰性猜想所做的表行言述的产物。

纳泼打算将文学兴趣放在的类比上，那么，他会在此说什么呢？

他的主张也许是：文学兴趣内在于弗洛斯特在诗中的行为和被表述的诸种行为的关系之中。弗洛斯特了知或猜想，跳着园舞或坐在中间，这有什么不同？要决定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很难，这一困难是由将诗中"我们"的行为和奥秘的行为之关系分门别类的困难所表明的吗？我认为这首诗也许为纳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虽然当他坚持我们应关注有关作者的之类比时，他会让我们问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而不是诗在做什么。我不相信这是有意的，更不用说是必要的。问诗人或诗正在做什么以及与诗中所做的什么之间的关系，比关注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以及它与诗中行为的关系可能更恰当，更有效。不过，这可能是另一个问题。我认为文学性的难题因纳泼的阐说更加尖锐化了。纳泼指出：就我们对文本的兴趣超过我们对猜度作者意图的兴趣而言，文本具有文学趣味。

纳泼力图借助这一术语重新解释通常被用来说明文学性之特征的结构复杂性。于是，他着手论辩道，虽然文学的确具有在当前被人们通常从一般政治立场出发（作为某种不合法的高高在上的精英话语）加以否定的特殊性，但它并无文学维护者通常所要求它的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因此，其如他在与米查尔斯合著的那篇反理论的文章中所言，他希望在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继续刺激每一个人。

不过，对留在理论中的人而言，也许几乎没有人会被以下结论所震惊与激怒，这一结论便是文学并不必然具有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为先锋的破坏性和解放性价值辩护总是要遭到要求文学规范化和正常化的主张的反对，对此我们也很清楚。然而不管怎么说，纳泼这一例子都明确说明了什么是当前思考文学理论的趋势，尽管他采用了非同寻常的传统方式。这一趋势便是：为文学要素及其特殊性辩护既相关到的表现又相关到另类性的约定，而不是将其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问题或意义中断的潜在可能性联系起来[10]。

纳泼的观点是：文学描述（它以类比的方式突出了对的复杂描述）并未告诉我们如何行动，而是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的评价倾向是什么，并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倾向中的复杂关系（也许是矛盾关系）的意识。他举的例子是Co阿克博（ChinuaAchebe）的《事物之崩溃》。在这部作品中，对伊博传统文化的殖民干涉既被描写成一种野蛮的侵略行为，也被描写成对极端不正当的伊博风俗（贬低妇女、遗弃双胞胎，如果有神谕则杀死收养的儿童）的反应。对读者而言，小说可能使他们原有的一系列价值产生冲突。纳泼写道：阅读这本小说，"一个女权主义的反殖民主义者可能发现她对宗教式风俗的反感远胜于她维护本土文化的冲动（或相反）（100-101）。"如果文学有助于使我们成为自觉的者，它的做法是：提高具体描述使其高于简化原则，以便使价值与原则间的潜在冲突得以呈现。洛克（Lock）将自由主体之自由说成是一种悬置决断的可能性，纳泼引用洛克的有关论述来仔细测试可选择的对象和它们的价值，他的结论是：文学趣味为自由之运作提供了范本。他提醒说："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趣味会使某人作为较好的。"（他不相信自觉的是较好的?怼＃┎还难兜娜坊岣鲆恢钟泄厥裁词墙虾玫模裁词墙喜畹牡某＞椤＃?03）

包含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与文学理论称之为"具体的一般"的东西紧密相关，这是一种将个别性和普遍性合而为一的特殊结构，这种结构（比如）能使哈姆莱特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实体之人：哈姆莱特既具体体现在个别细节中，又以实在之人所不具有的方式带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的自我就是既要在由自己特定的过去所决定的具体情境中观察自己，又要想一想对某人来说在我的情境中他会做什么，他会因此作出什么样的对某种类型（我只是这种类型可能的例子之一）来说可能的选择，由此出发来考虑可选择的行动路线。由于真正理想的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结合--被决定的特殊个别之我可以有效地选择任何成为者的道路--，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正如纳泼指出的那样，遇到文学趣味"应该感到像看见了实际本身的理想条件"（140）。

这些观点多少解释了俗常的直觉：文学经验与判断有关。正如有的人常常说的那样，文学提供了一种健美体操，一种以方式进行的操练。[11]纳泼明确否定文学兴趣使某人成为较好的，但他的著作是新近理论中之一般趋势的标志：将文学特殊的品性置于者的表现和文学读者被带入的他者状态的关系中，而不是置于语言的特殊品质或对语言的特殊构造之中。我想，这样的文学效果有赖于文学中特殊的范例结构。

一部文学作品不只是用作例证的轶事或单纯的例子，虽然拥有细节并描述得很精彩的秩事成了文学性之条件的一部分。文学描述有较大的自主性，因此尽管有关举例说明什么的问题可能被悬置起来，但同时这一问题又与文学描述所具有的意义有关。正因为如此，所以多年来人们常常被引向去谈论文学的普遍性。文学作品的结构是这样的：它让文学作品告诉我们有关人的一般状况比让它们详细说明其阐述的较为狭窄的范畴要容易。哈姆莱特只是一个王子，或者只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或者只是一个好反省的年轻人，或者只是一个其父亲在荒谬的情境中死去的人吗？如果说，以上的回答都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对读者来说较容易的是不回答，默默地接受一种可能的普遍性。小说、诗歌、戏剧，在其各自的情境中都倾向于揭示它们力图举例说明的东西，但同时，它们也邀请读者进入叙述者的意识和进入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例证的角色的意识以及困境之中。

对文学与身份问题的关系而言，例子结构十分重要，而身份问题对当论又十分关键。自我是天生的抑或是被造成的，对它应从个体方面思考还是应从社会方面加以思考？文学总是与这些问题相关，文学作品提供了身份如何形成的大量潜在的范例。有关于身份在根本上是由出生决定的叙述：由牧羊人养大的国王的儿子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一个国王，并当其身份被发现之后他合法地成了国王。在另一些叙述中，人物随其命运的变化而变化：他们通过可能出错但却有力的识别而获得身份；或者在人生苦难中发现的个人品质成了确立身份的基础。

当前，文学研究领域中对种族、性别、性的理论研究迅速扩张，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也许是：对有关身份构成诸要素的功能所进行的复杂的政治社会性解说而言，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如，我想到了Eo塞奇威克[EveSedgwick]和Jo巴特勒[JndithButler]对Wo戴瑟[WillaDather]小说中交叉性别识别的讨论--社会学家梦想不到的解说。）[12]

请考虑这一潜在的问题：主体的身份是既予的某物呢还是被构成的某物。在文学中不仅这两种情况都有，而且常常在常见的情节中向我们展示出复杂的纠葛。正如我们所说，在常见的情节中，人物不是经由了知他们过去的事情，而是通过他们变成其后转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天性"的东西的行为而"发现"他们是谁。对最近的理论而言，这种结构（在此你必须成为按推侧你已然所是的存在）是作为自相矛盾的东西或阿泼瑞亚（aporia）而出现的，但它始终在叙述中起作用。西方小说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存在着在与世界相遇中涌现出来的自我，这种自我（从读者的角度看）又被作为使自我产生的行为之基础。西方小说以此方式强化了一种本质的自我内涵，人物的基本身份是作为行为的结果，作为与世界斗争的结果而呈现的，不过，这种身份转而又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基础，甚至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原因。这不是我们在有关本质主义的理论论争中正在与此斗争的东西吗？

可以说，大量新近的理论都企图整理那通常暗示了文学在谈论身份问题时出现的悖论。文学作品以特殊的方式描写个体，因此，有关身份的斗争是在个体内部以及个体与群体间进行的斗争：人物反抗或遵守社会规范与期待的斗争。然而，在一些理论著述中，有关社会身份的论争倾向于关注群体身份：成为女人，成为男人，成为男同性恋，成为男人是怎么回事？因此，在文学探索和批评或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紧张。文学描述的力量基于其对个别性和范例说明性的特殊综合：读者读到的是有关哈姆莱特王子、简·爱或哈克贝尼·芬的具体描写，通过这些人物而假定这些人物的困难具有典范性。然而，何谓范例性？小说并无回答，正是批评家或理论家必须面对范例性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这个人物是哪一群人或哪个阶级的范例：哈姆莱特的状况具有普遍性吗？简·爱的困境在女性中具有普遍性吗？

因此，与小说中微妙复杂的探究相比，有关身份的理论研究似乎是简约的，小说可以通过个别事例的展示并同时凭借潜在的概括力量（也许我们都是俄狄浦斯、哈姆莱特、爱玛·包法利或J·斯达克斯[JanieStarks]）来有技巧的处理要求概括的难题。正因为如此，对文学范例性结构的理论思考，不仅对思考身份和问题十分重要，对任何将文学的特殊性与文学关涉到的问题联系起来的企图（正如在纳斯鲍曼[Nussbaum]和纳泼的研究中那样）都十分重要。

对理论来说，如果文学性成分的作用是对的范例性表达，那么，由于文学作品为理论论争提供了杠杆，文学性成分可以是理论中的来源。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巴特勒的《安提戈涅的要求》[14]在这部著作中，文学的作用被说得十分复杂且过份确定（因而也难以确定）。众所周知，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安提戈涅提出了自认合法的要求（确切地说，这种要求是该剧接受史上的主要议题），因此，安提戈涅具有潜在范例性和关涉的文学描述。比如，Lo艾里咖瑞（LuceIrigaray）曾认为，安提戈涅可以为生活在今天的很多女孩和妇女提供自我确认的标准。不过巴特勒简洁的书名暗示安提戈涅--描述或文本--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如果在有关心理分析和政治学之间的关系的持久论争（这些论争关注如何在理论上述说亲属关系和家庭结构的问题）中，巴特勒运用安提戈涅的言行，这不仅因为安提戈涅这一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范例性的，更在于由安提戈涅的形象生发出一种从黑格尔到拉康到艾里咖瑞的有力的解释传统，这一传统已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关系概念以及家庭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我们可以问：如果在突出范例性问题时，心理分析以安提戈涅而非俄狄浦斯为其出发点，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巴特勒写道：

"注意这一情形是十分有趣的：安提戈涅结束了俄狄浦斯式的戏剧，她不能为俄狄浦斯式的戏剧提供异性相爱的结局，这可能为那种以安提戈涅为出发点的心理分析理论暗示方向……她拒绝做为海蒙（Haimon）活下去而必须做的事，她拒绝成为母亲和妻子，她那摇摆不定的性别使共和国震惊，她拥抱了作为其洞房的死亡，由此她破坏了异性相爱的习俗。"（《讲演三》）

安提戈涅的例子为西方文化已经采用的概念化路线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过，更重要的是，有关安提戈涅的解释已经强化了有关亲属关系及其与政治结构关联的话语，这一话语在今日仍有其影响。正如巴特勒指出的那样，"她的行为既违反了性准则，也违反了亲属关系准则，尽管黑格尔传统将她的命运读作这种违规必然失败和毁灭的确定无疑的标志，但仍有另一种解读的可能，即她这一形象揭露了亲属关系的文化偶然性，只是为重新书写作为不变必然之偶然性提供了可重复的契机。"（《讲演一》）巴特勒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将安提戈涅的形象引述为一个作出某种选择或提出一些要求的者。他仔细阅读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安提戈涅》，以便暴露一些理论家阅读的简单，这些理论家将亲属关系（作为一种"自然关系"结构）与国家对立起来，将亲属关系理想化为一种可理解的结构性领域，因此而确立了某些可理解且合法化的亲属关系形式。将某种家庭结构假定为先于或外在于政治的东西并使之合法化的理想化做法利用了安提戈涅的故事，不过，当其这样做时，它已经否定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对其可理解性之专断的挑战。如果黑格尔注意到今日之语言揭示了安放在安提戈涅这个范例上的概念装置的不稳定性，转而注意她的行为而非言论，也许是另一情形。正是求助于这部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巴特勒以那些在今日企图建立另类家庭结构者的名义（比如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可以组成家庭）介入，在对据称是原始父亲和母亲的象征地位的精神分析理论、文化理论和政治理论中，这些人的行为被理想化了。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对神话和图腾崇拜的结构主义研究中强调：由于神话"有助于思考"，因此它乃是文化的中心。巴特勒用《安提戈涅》谈到亲属关系模式和政治模式的合法性时表明：文学较有利于思考，因为它的语言为批判用它来维持的结构提供了有力的资源，因此也为批判它协助巴博冷德（Bublend）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有力的资源。

到此，我已经讨论了新近理论对文学性成分的理论论述所采用的一些思路，由此我接近了理论中的文学性成分。不过，人们也可以争辩说在理论中文学性成分的状况已经由理论的对象变成了理论本身的品质：在美国我们称之为"理论"--毕竟，这是一种美国发明--的东西在别的地方是宽泛的现代思想运动，这种运动将工具理性与经验科学看作"另类"，这个"另类"的其他名子是：狭义的实用经济学、装框逻辑，具体化逻辑与具体化理性，总体化的技术效率逻辑，在场形而上学的二元逻辑等等[15]。如果理论是以普遍化的思想方式对文学的剥离，那会怎么样呢？众所周知，弗洛依德说，诗人们早在他之前就存在了，他试图创立一种揭示文学洞见的科学，在今天，一些评论他的人差不多已成功地将他抛回到一种失败的科学家和成功的故事讲述者的位置。更概括地说，人们可以说，就思想试图超越熟悉已知和可算计之物而言，它与文学同类，至少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效果同类。

有关这一点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哲学文本已经变成了古典意义上的文学性的东西，即像诗一样，它们不能被释义：释义即会丢掉根本的东西。当然，人们通常会说到德里达这方面的情形，但是，在此我们看看阿多诺，一个通常不被认为与文学有关的哲学家，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首先不得不对哲学进行二度创作，而不是将其简化为一些范畴。哲学的道路必须凭借它自身的力量以及与它可能具有的任何标准的磨擦而不断更新。关键的是在哲学中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某一主题或某一命题；是文本结构，而不是由单向度心灵操持的归纳与演绎。因此，从根本上看，哲学是不可解释的。如果哲学是可解释的，它将是多余的；大多数哲学可以被解释这一事实与真正的哲学对立。"[16]

这是一种设想哲学的文学方式--哲学被设想为一种获得文学效果的写作。这并不是说对哲学文本的评注不必要，而是说对这些文本也必须从修辞的角度进行阅读和对此作语境分析，正如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惯常所做的那样，因此，文学性成分已进入了理论。

就理论是一种力图谈论非同一性、变化、另类、不确定性或超出工具理性之外的另类事物而言，它表明自己具有后-启蒙诗的文学血统。阿多诺在《起码的道德：来自被损坏的生活的沉思》中，有一段谈及思想任务的名言，将文学的目的和理论的目的合在一起。

"必须形成脱离这个世界的眼光，从而凭借它与世界的断裂和裂缝，将这个世界显示为它在救世主的光芒中所显出的贫乏和扭曲。思想独有的任务是：获得这种不带任何意愿和暴力、完全来自其与对象直接接触的眼光。这是最简单的事，因为这一情形急切地吁求这种知识，的确，一旦正面地看待彻底的否定性，它就会勾勒出其对立面的镜像。不过，要获得这种眼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它先行假定了一个脱离生存世界（哪怕是一发之隔）的立足点，而我们很清楚，任何可能的知识都必须首先从存在的事物中强取（如果它必须被认识的话），不仅如此，这些知识还因此打上了它力图摆脱的歪曲和贫乏的印记。思想愈是情绪冲动地为了无条件地思想而否定它的条件性，它愈是无意识地、愈是如此不幸地被交给了这个世界。甚至为了思之可能它必须最终领悟到思之不可能。不过，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17]

这一设想的文学性显示在这个困难的结句之中：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正如在文学中那样，思想要有另类性。不过，我们将不再在救赎的幽灵出没的道路上冒险，而以另一种方式谈论文学性成分的弥漫。

在有关文学兴趣的讨论中，纳泼说：新历史主义卷入了文学兴趣从文学作品本身向在历史场境中把握的文学作品的转移：结果，事实上，作为文学兴趣之对象的新的结构是文本与语境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当然，语境即更多的文本）。文学兴趣不来自于形式与意义的复杂关系，或者作品所言和作品所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是来自于，比如，它激发并介入其中的颠复与遏制的辩证法。大量新历史主义者解释的含混性源于这一事实：他们的目的不是判定（比如说）"某种戏剧在某种特定时期是某君主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果呢还是原因"，而是阐明一种像文学作品一样复杂的相互依存结构。纳泼写道："关键是看戏剧（它处于与国家难以界定的关系之中）如何（对那些关注权力关系的人）变成了与国家相互暗示的东西"。（104）文学兴趣的对象--被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学结构而加以探究的东西--是处于某假定语境中的作品。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探究不是以对历史的解说为其目标，而是以对某种历史性对象的阐说为目标，这展示了文学兴趣的结构。

Do辛普森（David辛普森）在最近的一本著述《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这本书（应该说明的是）以一种批判和抱怨的态度争辩说：并非像一些保守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文学被忽略和被放逐到了大学的边缘。

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了别的样子。辛普森力图说明很多学者和学科为了描述世界而甘愿接受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术语。他指出历史著述曾认为自己已摆脱了人文性和文学性，然而现在故事讲述回到了历史著述的中心（辛普森谈到了"故事讲述的流行病"），他概说了这一现象的方方面面，在历史、哲学、女性主义和人类学中，对秩事和自传的求助，对"详细描述"和"乡土知识"的推崇，以及对"谈话"或修辞的使用。当前的知识采用了文学形式，这便是人文学科的变化。正如辛普森解释的那样，对具体性和历史特殊性的追求并不是新式经验主义的一部分，而是吁求文学特殊性之价值，吁求具有文学话语特性的个别中一般在场的表现。比如，Co吉尔滋（CliffordGeertz）的《乡土知识》并没有导致经验主义的统治，而是显示了全部知识要求的不完备性和不稳定性，它吁求以现实的生气勃勃替代经验主义的统治。文学性成分统治着。

不过，辛普森问："当一些最敏锐的当代状况评论家（他引述F·詹姆逊和J·基勒瑞）正在描述一种远离文学成分的动向，而这一动向对后观代状况具有急迫的决定性时，我如何能提出这一看法。"[18]（詹姆逊说：文学被电视所取代是一种后现代状况的信号，J·基勒瑞说：在人文学术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最特殊要素的文学已不再是文化中心），由于这些人是辛普森的朋友和同路人，因此，他礼貌地回答："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他们看到了全副武装的文化现象）。但从根本上看，他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的确，正如我们通常所说，如果文学是那种明知自己是虚构的话语，那么，就理论已告知诸学科其结构所具有的虚构性和须经再度创造才能实现而言，似乎存在着大量支持辛普森有关诸学科状况之说明的东西。就诸学科话语已经关注到自身的位置、境遇及其规划与结构性而言，它们有了文学性成份。

如果文学性成分如辛普森所说的那样已高奏凯歌（对他来说，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那么也许是重新给文学中的文学性成分以基础的时候了，也许是回到实际的文学作品以便察看后现代状况是否的确是可以从文学操作中推知的东西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可能的：重给文学的文学性成分的基础也许有一个批评的限度，因为我们对文学作品所了知的事情之一是：它们有能力拒绝或胜过期望它们说的东西。辛普森相当明确地宣称：理论的遗留物是文学性成分。如果事实如此，完全有更多的理由为了批判地考察文学性成分而回到文学作品，而对文学性成分的批判性考察已历史地成了文学的任务之一。

注释：

[1]罗曼·雅各布森：《封闭陈述：语言学与诗学》（ClosingStatement:LinguisticsandPoetics），见《语言风格》(StyleinLanguage)托马斯·谢贝俄克编(ed.ThomasSebeok),Cambrige,MA：MITPress，1960，p35。有关结构主义时期的理论讨论，见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及其文学研究》（StructuralistPoetics:Structuralism,LinguisticsandtheStudyofLiterature）Ithaca，CornellUniversity,1974。

[2]雅各布森：op.cit,P358.

[3]雅各布森：op.cit,P357。

[4]S·费什(StanleyFish)：《如何确认你看到的一首诗》(HowtoRecognizeaPoemWhenYouSeeOne)，见《有这种文本吗？》(IsthereaTextinThisClass?)Cambri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0,p322-327。关于文学性问题的一般性讨论，见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论》（LiterayTheory:anIntroduction）Minneapolic：UniversityofMinnesota，1983,p1-12；以及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LiteraryTheory:AVeryIntroduction),Oxford:OxfordUniversity，1997,p18-42。

[5]参见W·瑞(WilliamRay)：《文学意义：从现象学到解构》（LiteraryMeaning:FormPhenomenologytoDeconstruction）,Oxford,Blackwell,1984.

[6]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LiteraryTheory)，见《现代语言与文学学术研究导论》(IntroductiontoScholarshipinModernLanguagesandLiteratures)，J·吉巴尔迪编（ed.JosephGibaldi）,NewYork: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1992,p201-235。

[7]S·纳泼(StevenKnnapp)、W·B·米查尔斯(WlterBennMichaels)：《抵制理论》(AgainstTheory)，见《批评探索》第8卷(CriticalInquiry8),1982,p723-742。

[8]S·纳泼：《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限度》(LiteraryInterest:ThelimitsofAnti-Formalism)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3,扉页。更多的参考见该书。

[9]R·弗洛斯特(RobertFrost)：《诗全集》（ThecompletePoems）,NewYork：Holt，Rinehart，1958,p495。

[10]文学与另类性的关系是一个大的话题，我不能在此展开。关于这一问题之敏锐而有启发性的探究见D·阿特瑞治（DerekAttridge）：《革新、文学、伦理学：与另类的关系》（Innovation,Literature,Ethics:RelatingtoOther），见PMLA，114.1,January1999，p20-31。有关这一话题的著述值得重视。L·布来尔（LawrenceBnell）在《伦理学的追求》（InPursuitofEthics）一文中对这一话题的某些方面作了概说,见PMLA，114.1,January1999,p7-19。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灵魂：有关另类的发明》(Psyche:InventionsoftheOther)，C·泼特尔（CatherinePorter）翻译，见L·瓦特斯（LindsayWaters）和W·戈滋（WladGodzich编《阅读德·曼的阅读》（ReadingDeManReading）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da，1989，以及D·阿特瑞治：《文学形式与政治命令：J·M·科滋<黑铁时代>中的另类性》（LiteraryFormandtheDemandsofPolitics:OthernessinJ.M.Coetzee’sAgeofIron），见G·Levine编《美学与意识形态》（AestheticsandIdeology）NewBrunswick：RutgersUniversityPress，1999,p243-263。

[11]对传统观点的最新表达是M·纳斯鲍曼（MarthaNussbaum）的《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PoeticJustice:TheLiteraryImaginationandPublicLife）Boston:BeaconPress,1995，这本书宣称文学可以使我们注意到另类的状况因而是十分特殊的。她强调文学描述可以使我们演习正义的者，因为文学想象，或更明确地说，文学描述以及那种将文学想象具体化的描述可以使读者设身处地地进入另一种生活状况，并将判断置于对他人之经验与状况的丰富而全面理解的基础之上。不过，纳斯鲍曼的论述说明了支持下述观点的困难：文学描述使我们成为较好的，因为她不怀好意地攻击了另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这些理论家敢于提倡不同于她所信奉的改良的女性主义的东西，她对这些理论家的攻击明显地显示出不可能对另类的状况有一种丰富而全面的理解。

[12]参见E·K·塞奇威克(EveKosovskySedgwick)：《穿越性别，穿越性：W·卡瑟与另类》(AcrossGender,AcrossSexuality:WillaCatherandOthers)，见《南大西洋季刊》(SouthAtlanticQuarterly88:1)Winter1989），p53-72；J·巴特勒(JudithButler)《危险的穿越：W·卡瑟的男性名字》(DangerousCrossing:WillaCather’sMasculineNames)，见《相关的身体：论有关"性"的松散限定》(BodiesThatMatter:OntheDiscursiveLimitsof"Sex")（NewYork：Roatledge，1993，PP.143-66.

[13]比如，看D·弗斯（DianaFuss）：《基本言说》（EssentiallySpeaking）NewYork：Routledge，1989，通过对身份所具有的行为性内涵的理论阐述，而对这个阿泼瑞亚（Aporia）的最有力且最有影响的探索是J·巴特勒的《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复》（GenderTrouble:FeminismandtheSubversionofIdentity）,NewYork：Routledge，1990,与《相关的身体：论有关"性"的松散限定》,NewYork：Routledge，1993.

[14]《安提戈涅的要求》(Antigone’sClaim),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0，这三个讲演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基督教的Gauss讲座之一，康乃尔大学的使者讲座之一，1998年加利福利亚大学厄湾分校的威勒克文学讲座之一。

[15]这些概括中的一部分，以及以下来自阿多诺的引文，得益于（目前已在Montana大学的）R·博克（RobertBaker）有名的博士论文《诗性形式，诗性虚构以及无节制放肆的方式：20世纪的发明》（PoeticForm,PoeticFiction,andtheWayofExtravagance:Twentieth-CenturyInventions）,CornellUniversity，1997。

[16]阿多诺：《否定辩证法》(NegativeDialectics)，E·B·阿斯滕（E。B。Ashton）译，NewYork：ContinuumBooks，1973，P.33.

文学性成分范文篇3

在1960年代，当我刚涉足我们的书名简单称之为"理论"（theory）的东西时，这一术语（如此怪异，它是关于什么的理论）的含义比今天宽泛得多。在结构主义风行的时期，出现了大量不断扩展的理论--从根本上看，它们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普遍化运用--这种模式自称将适用于全部文化领域。理论指一些特殊的结构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将阐明各种各样的材料，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书写和无文字书写的社会以及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理论指具有特定的学科间性的理论：它激活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批评论文。

不过，尽管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目标，但在它的高潮时期，文学问题仍处于其规划的核心：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尤其是对罗曼·雅各布森（它将列维一斯特劳斯引入音位模式，这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言--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激活思想的问题。理论试图将文化对象与事件当作形形色色的"语言"要素来处理，因此，它们首先与语言的性质相关，而当文学表现为最为有意的、最反常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现语言自身的语言运作时，它就是本真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结构与功能最为明显地得到突出并显露出来的场所。如果你想了解语言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你就必须思考文学。因此，在雅各布森所界定的一系列语言功能--指涉1、表情、交际、意向、元语言、诗性，这些功能分别突出或强调语境、说话者、联结、接收者、编码与信息本身--中，正是语言的诗性功能（用雅各布森的论说）"为信息而强调了信息"（"信息"在此指说话样式本身）[1]。在众所周知的一道公式里，雅各布森说："语言的诗性功能将选择轴上的对等原则投放进了结合轴。"[2]语言的诗性功能包含了语言两大基轴的重叠。

不过，即使在每位优秀的理论家都必须谈论文学的文学性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看，理论也显然在改变文学成分的地位，至少对所有攻击理论的人来说如此。这些人指责我们贬低了文学的价值，损害了文学的声誉和特性。叙述学家以同样的热情研究巴尔扎克和Io佛莱明（IanFleming）的叙述结构。众所周知，雅各布森为说明语言的诗性功能而选用的例子是政治口号"IlikeIke"而非波德莱尔的《猫》（"Leschats"）。在"IlikeIke"这个句子中，被喜欢的对象（Ike）与喜欢的主体（I）都包含在喜欢（like）这个行动中，因此，我喜欢Ike的必然性似乎就刻写在这个语言结构中[3]。文学作为优先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损害，不过，这种研究的结果（这很重要）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文化对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成分的某种中心性。

对文学语言特殊性或文学特殊性进行理论概说的企图在早期对理论至关重要，但有时候它也并不是理论活动的焦点。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回答了文学的本性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思路接近于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最初理论研究将文学看作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不过，有关文学性的每一种界定都没能对文学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往往是在别的文化现象（从一些历史叙述、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广告口号）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文学性。另一种研究提出文学不是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而是对语言的特殊使用，然而，不管So费什的努力如何大胆（比如，他试图证明写在黑板上的语言学家的名字表可以被读作一首宗教诗），还是不能提供有关文学性的满意答案[4]。

我想上述情形有两层潜在的意思。第一：文学正如意义一样，它既是文本事实又是一种意向活动，因而既不能按照上述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也不能通过将两者综合起来的方式对文学加以充分地理论说明。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交替变换，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功地兼并另一方而成为综合框架。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特殊性的语言，我们也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语言在特定方式中的构成，但任何有关特性的说明或有关感知框架的说明最终都使我们走向另一模式。文学的品质似乎既不能还原为客观特性，也不能还原为一系列语言构造方式的结果。

我想第二层含义是：对文学性或文学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并不是要发现我们用以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以便将其适当归类的标准，相反，回答这些问题的企图最初只是引起我们对文学的某些方面的直接关注。通过谈论文学是什么，批评家们提炼了一些据说是最适当的批评方法，消除了人们对据说是文学之最基本和最特殊的那些方面（无论是将文学看作对语言的突出，还是将文学看作各语言层面的综合或文本间的结构）的忽略。问"文学是什么？"实际上关涉到应当如何研究文学的问题。比如，如果文学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语言，那么，研究它就是关注其模式而不是关注它可能表达的作者心理或它可能反映的社会构造。对文学性的追向似乎首先是探索批评方法的一些步骤。

正如我说的那样，最近，文学的性质或文学成分的性质已非理论关注的核心，简单地说，我们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显然已不是文学理论。1992年我为现代语言协会所编的《现代语言与文学学术研究导论》第二版写了一篇题名为《文学理论》的文章，此后我便离开了文学理论[6]。我忙于谈论种族、性别、身份、，被So纳泼（SteveKnapp）和WoBo米查尔斯（WalterBennMichalls）反-理论的理论之间的论争弄得糊里糊涂，忘了文学理论。我认为记住文学理论很重要：比如，叙述理论对各种类型的文本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低年级的研究生通常对基本的叙述学也了解不多（他们读了福科，但未读巴尔特或热内特，更不必说Wo布思了）。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辩认叙述视点，如何分析隐含的读者，而这恰恰是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核心，比如对被某一文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分析。

为了弥补我为现代语言协会写了那篇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之后对文学理论的忽略，我写了一本小书，名为《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这本书抛开了纳泼和米查尔斯，不仅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即题名为"文学是什么以及这一问题重要吗？"的那一章），还讨论了叙述、诗与诗学，以及身份确认、表行语言的问题。由此，我着手将文学成分保留在理论之中，我希望它留在那儿。

不过，Jo基勒瑞（JohnGuillory）以《后-理论之后的文学》为题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将"后-理论"看作一种假定"宏大理论"死亡之后的理论，正如"后-理论"这一短语所示。如果你想了解这说法的具体出处，可见1982年由纳泼和米查尔斯写的一篇文章《抵抗理论》[7]。现在很多人都忘了这篇文章，它曾说理论论辩毫无结果，因此，理论毫无用处，应该结束。正如很多评论者所言，对理论的这种抵制性论说显然是理论的一种现象，它引发了很多枝蔓横生的回应，而这些回应本身也是理论的一些现象，因此，在我看来，这种状况就是"后-理论"：由理论之死的诸问题激活的一些理论讨论。

如果这是我们的参照点，那么，尤为令人吃惊的是（我承认，对我来说它是某种恶意快感的来源）近年来传统理论研究之最纯粹的例子，即对文学性质的理论研究恰恰是理论之死的鼓吹者之一纳泼写的一本书，该书名为《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限度》。这本书重新提出了传统的文学理论问题："有一种不同于别的思想和写作模式的特殊的文学性话语吗？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来维护这样一种直觉：一部文学作品说出了用别的方式说不出的东西？"纳泼的著作对这些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答从而令人惊讶。与大多数同类研究相比，纳泼的研究在哲学的意义上更为严谨，应该说，它更为明智地没有以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些答案结束了这些追问）而告终--诸如文学是一个既定社会所赋予意义的东西--纳泼的追问以这样的结论结束：的确存在着一种文学的特性。的确，文学做特殊的事。

然而，纳泼是在不同的标题下处理和提炼传统的答案。在这篇反理论的文章中，他同意这一看法：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赋予它的意义（任何别的意图都缺乏内在的凝聚性）。他不是经由考察一部文学作品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类别（不存在这种类别），而是通过考察他所谓的"文学兴趣"来研究文学的特性。既然他承认我们对文学语言的兴趣超过了我们猜度文学语言的作者想用语言表达什么的兴趣，那可得的多余之物将被称之为别的什么，一种受洗之后的"文学兴趣"。

文学性成分的特性不在文学语言的特殊种类性之中。纳泼说："我开始注意到，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有关文学语言的论述而加以维护的东西，却可以将其作为对某种表述的论述而加以维护，这种表述激发了某种兴趣"。文学是一种"使人们对表述本身感兴趣的语言表述；这种语言表述之能引起人们对其本身的兴趣,是通过对情感及其指涉物的别的价值进行具体个别的描述来达到的；它的描述方式是：将其指涉物插入与表述本身的特定语言叙述结构一体不可分的新的脚本"。对这种表述本身的特殊结构至关重要的是被别的理论体系称之为文学话语的自指层面与结构层面的同构，不过，纳泼将此说成是包含着不同层面的类似结构的关系：作者写诗这件事似于诗中发生的事吗？纳泼说："这类重现--在此仿佛外在于作品的问题也出现在作品内部--结果使一种解释的难题成了文学兴趣之源"。当我们说解释的难题不仅成为兴趣之源，而且能引起对某种类似结构（这些类似结构的个别性和复杂性给作品以特有的文学地位）的兴趣时，我们正在谈论文学兴趣。

一个例子--这是我举的例子，而非纳泼举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十分简明--是K·弗洛斯特的两行诗《奥秘坐着》：

奥秘坐着

我们跳着园舞并猜想

而奥秘坐在中间并明白。[9]

"诗人在此正在说什么或做什么？"当这一问题转换成这位诗人或这首诗正在做什么和这首诗内部的者-"我们"和"奥秘"正在做什么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人们可以说，这一解释的难题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兴趣的来源。这首诗将我们舞蹈并猜想与奥秘坐着并明白对立起来。我们可以问这首诗对这种对立或存在状态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这首诗是对人类行为之徒劳的嘲笑呢？抑或我们可以将舞蹈的公共猜想与阴郁确定的了知对立起来？不过为了探究这首诗所呈现的这些对立，人们必须问这首诗本身是否在舞蹈并猜想或者它是否坐着并知道。这首诗本身是以猜想或知道的方式存在吗？

答案有点复杂。的确，这首诗似乎有知道的意思，但作为一种动词结构，它可能不同于人类的猜想行为吗？如果我们追问这首诗中知的情形，我们能发现的是：被猜想为知的主体即奥秘是由一种修辞或猜想生产的，这种猜想使奥秘由被"知"的客体变为知的主体。奥秘是人们知或不知的某物。在此，诗将奥秘大写并拟人化了，此外，还通过换喻将它从被知的位置转换到知的位置。因此，这个知者被表述成了由一种修饰性猜想或假定所生产的东西，这种猜想或假定使知的对象（某种奥秘）成了知的主体（这一奥秘）。该诗说奥秘知道但却表明奥秘是一种修饰性猜想所做的表行言述的产物。

纳泼打算将文学兴趣放在的类比上，那么，他会在此说什么呢？

他的主张也许是：文学兴趣内在于弗洛斯特在诗中的行为和被表述的诸种行为的关系之中。弗洛斯特了知或猜想，跳着园舞或坐在中间，这有什么不同？要决定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很难，这一困难是由将诗中"我们"的行为和奥秘的行为之关系分门别类的困难所表明的吗？我认为这首诗也许为纳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虽然当他坚持我们应关注有关作者的之类比时，他会让我们问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而不是诗在做什么。我不相信这是有意的，更不用说是必要的。问诗人或诗正在做什么以及与诗中所做的什么之间的关系，比关注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以及它与诗中行为的关系可能更恰当，更有效。不过，这可能是另一个问题。我认为文学性的难题因纳泼的阐说更加尖锐化了。纳泼指出：就我们对文本的兴趣超过我们对猜度作者意图的兴趣而言，文本具有文学趣味。

纳泼力图借助这一术语重新解释通常被用来说明文学性之特征的结构复杂性。于是，他着手论辩道，虽然文学的确具有在当前被人们通常从一般政治立场出发（作为某种不合法的高高在上的精英话语）加以否定的特殊性，但它并无文学维护者通常所要求它的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因此，其如他在与米查尔斯合著的那篇反理论的文章中所言，他希望在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继续刺激每一个人。

不过，对留在理论中的人而言，也许几乎没有人会被以下结论所震惊与激怒，这一结论便是文学并不必然具有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为先锋的破坏性和解放性价值辩护总是要遭到要求文学规范化和正常化的主张的反对，对此我们也很清楚。然而不管怎么说，纳泼这一例子都明确说明了什么是当前思考文学理论的趋势，尽管他采用了非同寻常的传统方式。这一趋势便是：为文学要素及其特殊性辩护既相关到的表现又相关到另类性的约定，而不是将其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问题或意义中断的潜在可能性联系起来[10]。纳泼的观点是：文学描述（它以类比的方式突出了对的复杂描述）并未告诉我们如何行动，而是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的评价倾向是什么，并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倾向中的复杂关系（也许是矛盾关系）的意识。他举的例子是Co阿克博（ChinuaAchebe）的《事物之崩溃》。在这部作品中，对伊博传统文化的殖民干涉既被描写成一种野蛮的侵略行为，也被描写成对极端不正当的伊博风俗（贬低妇女、遗弃双胞胎，如果有神谕则杀死收养的儿童）的反应。对读者而言，小说可能使他们原有的一系列价值产生冲突。纳泼写道：阅读这本小说，"一个女权主义的反殖民主义者可能发现她对宗教式风俗的反感远胜于她维护本土文化的冲动（或相反）（100-101）。"如果文学有助于使我们成为自觉的者，它的做法是：提高具体描述使其高于简化原则，以便使价值与原则间的潜在冲突得以呈现。洛克（Lock）将自由主体之自由说成是一种悬置决断的可能性，纳泼引用洛克的有关论述来仔细测试可选择的对象和它们的价值，他的结论是：文学趣味为自由之运作提供了范本。他提醒说："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趣味会使某人作为较好的。"（他不相信自觉的是较好的。）不过，文学趣味的确会给出一种有关什么是较好的，什么是较差的的超常经验。（103）

包含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与文学理论称之为"具体的一般"的东西紧密相关，这是一种将个别性和普遍性合而为一的特殊结构，这种结构（比如）能使哈姆莱特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实体之人：哈姆莱特既具体体现在个别细节中，又以实在之人所不具有的方式带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的自我就是既要在由自己特定的过去所决定的具体情境中观察自己，又要想一想对某人来说在我的情境中他会做什么，他会因此作出什么样的对某种类型（我只是这种类型可能的例子之一）来说可能的选择，由此出发来考虑可选择的行动路线。由于真正理想的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结合--被决定的特殊个别之我可以有效地选择任何成为者的道路--，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正如纳泼指出的那样，遇到文学趣味"应该感到像看见了实际本身的理想条件"（140）。

这些观点多少解释了俗常的直觉：文学经验与判断有关。正如有的人常常说的那样，文学提供了一种健美体操，一种以方式进行的操练。[11]纳泼明确否定文学兴趣使某人成为较好的，但他的著作是新近理论中之一般趋势的标志：将文学特殊的品性置于者的表现和文学读者被带入的他者状态的关系中，而不是置于语言的特殊品质或对语言的特殊构造之中。我想，这样的文学效果有赖于文学中特殊的范例结构。

一部文学作品不只是用作例证的轶事或单纯的例子，虽然拥有细节并描述得很精彩的秩事成了文学性之条件的一部分。文学描述有较大的自主性，因此尽管有关举例说明什么的问题可能被悬置起来，但同时这一问题又与文学描述所具有的意义有关。正因为如此，所以多年来人们常常被引向去谈论文学的普遍性。文学作品的结构是这样的：它让文学作品告诉我们有关人的一般状况比让它们详细说明其阐述的较为狭窄的范畴要容易。哈姆莱特只是一个王子，或者只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或者只是一个好反省的年轻人，或者只是一个其父亲在荒谬的情境中死去的人吗？如果说，以上的回答都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对读者来说较容易的是不回答，默默地接受一种可能的普遍性。小说、诗歌、戏剧，在其各自的情境中都倾向于揭示它们力图举例说明的东西，但同时，它们也邀请读者进入叙述者的意识和进入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例证的角色的意识以及困境之中。

对文学与身份问题的关系而言，例子结构十分重要，而身份问题对当论又十分关键。自我是天生的抑或是被造成的，对它应从个体方面思考还是应从社会方面加以思考？文学总是与这些问题相关，文学作品提供了身份如何形成的大量潜在的范例。有关于身份在根本上是由出生决定的叙述：由牧羊人养大的国王的儿子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一个国王，并当其身份被发现之后他合法地成了国王。在另一些叙述中，人物随其命运的变化而变化：他们通过可能出错但却有力的识别而获得身份；或者在人生苦难中发现的个人品质成了确立身份的基础。

当前，文学研究领域中对种族、性别、性的理论研究迅速扩张，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也许是：对有关身份构成诸要素的功能所进行的复杂的政治社会性解说而言，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如，我想到了Eo塞奇威克[EveSedgwick]和Jo巴特勒[JndithButler]对Wo戴瑟[WillaDather]小说中交叉性别识别的讨论--社会学家梦想不到的解说。）[12]

请考虑这一潜在的问题：主体的身份是既予的某物呢还是被构成的某物。在文学中不仅这两种情况都有，而且常常在常见的情节中向我们展示出复杂的纠葛。正如我们所说，在常见的情节中，人物不是经由了知他们过去的事情，而是通过他们变成其后转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天性"的东西的行为而"发现"他们是谁。对最近的理论而言，这种结构（在此你必须成为按推侧你已然所是的存在）是作为自相矛盾的东西或阿泼瑞亚（aporia）而出现的，但它始终在叙述中起作用。西方小说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存在着在与世界相遇中涌现出来的自我，这种自我（从读者的角度看）又被作为使自我产生的行为之基础。西方小说以此方式强化了一种本质的自我内涵，人物的基本身份是作为行为的结果，作为与世界斗争的结果而呈现的，不过，这种身份转而又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基础，甚至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原因。这不是我们在有关本质主义的理论论争中正在与此斗争的东西吗？

可以说，大量新近的理论都企图整理那通常暗示了文学在谈论身份问题时出现的悖论。文学作品以特殊的方式描写个体，因此，有关身份的斗争是在个体内部以及个体与群体间进行的斗争：人物反抗或遵守社会规范与期待的斗争。然而，在一些理论著述中，有关社会身份的论争倾向于关注群体身份：成为女人，成为男人，成为男同性恋，成为男人是怎么回事？因此，在文学探索和批评或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紧张。文学描述的力量基于其对个别性和范例说明性的特殊综合：读者读到的是有关哈姆莱特王子、简·爱或哈克贝尼·芬的具体描写，通过这些人物而假定这些人物的困难具有典范性。然而，何谓范例性？小说并无回答，正是批评家或理论家必须面对范例性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这个人物是哪一群人或哪个阶级的范例：哈姆莱特的状况具有普遍性吗？简·爱的困境在女性中具有普遍性吗？

因此，与小说中微妙复杂的探究相比，有关身份的理论研究似乎是简约的，小说可以通过个别事例的展示并同时凭借潜在的概括力量（也许我们都是俄狄浦斯、哈姆莱特、爱玛·包法利或J·斯达克斯[JanieStarks]）来有技巧的处理要求概括的难题。正因为如此，对文学范例性结构的理论思考，不仅对思考身份和问题十分重要，对任何将文学的特殊性与文学关涉到的问题联系起来的企图（正如在纳斯鲍曼[Nussbaum]和纳泼的研究中那样）都十分重要。

对理论来说，如果文学性成分的作用是对的范例性表达，那么，由于文学作品为理论论争提供了杠杆，文学性成分可以是理论中的来源。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巴特勒的《安提戈涅的要求》[14]在这部著作中，文学的作用被说得十分复杂且过份确定（因而也难以确定）。众所周知，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安提戈涅提出了自认合法的要求（确切地说，这种要求是该剧接受史上的主要议题），因此，安提戈涅具有潜在范例性和关涉的文学描述。比如，Lo艾里咖瑞（LuceIrigaray）曾认为，安提戈涅可以为生活在今天的很多女孩和妇女提供自我确认的标准。不过巴特勒简洁的书名暗示安提戈涅--描述或文本--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如果在有关心理分析和政治学之间的关系的持久论争（这些论争关注如何在理论上述说亲属关系和家庭结构的问题）中，巴特勒运用安提戈涅的言行，这不仅因为安提戈涅这一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范例性的，更在于由安提戈涅的形象生发出一种从黑格尔到拉康到艾里咖瑞的有力的解释传统，这一传统已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关系概念以及家庭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我们可以问：如果在突出范例性问题时，心理分析以安提戈涅而非俄狄浦斯为其出发点，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巴特勒写道：

"注意这一情形是十分有趣的：安提戈涅结束了俄狄浦斯式的戏剧，她不能为俄狄浦斯式的戏剧提供异性相爱的结局，这可能为那种以安提戈涅为出发点的心理分析理论暗示方向……她拒绝做为海蒙（Haimon）活下去而必须做的事，她拒绝成为母亲和妻子，她那摇摆不定的性别使共和国震惊，她拥抱了作为其洞房的死亡，由此她破坏了异性相爱的习俗。"（《讲演三》）

安提戈涅的例子为西方文化已经采用的概念化路线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过，更重要的是，有关安提戈涅的解释已经强化了有关亲属关系及其与政治结构关联的话语，这一话语在今日仍有其影响。正如巴特勒指出的那样，"她的行为既违反了性准则，也违反了亲属关系准则，尽管黑格尔传统将她的命运读作这种违规必然失败和毁灭的确定无疑的标志，但仍有另一种解读的可能，即她这一形象揭露了亲属关系的文化偶然性，只是为重新书写作为不变必然之偶然性提供了可重复的契机。"（《讲演一》）巴特勒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将安提戈涅的形象引述为一个作出某种选择或提出一些要求的者。他仔细阅读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安提戈涅》，以便暴露一些理论家阅读的简单，这些理论家将亲属关系（作为一种"自然关系"结构）与国家对立起来，将亲属关系理想化为一种可理解的结构性领域，因此而确立了某些可理解且合法化的亲属关系形式。将某种家庭结构假定为先于或外在于政治的东西并使之合法化的理想化做法利用了安提戈涅的故事，不过，当其这样做时，它已经否定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对其可理解性之专断的挑战。如果黑格尔注意到今日之语言揭示了安放在安提戈涅这个范例上的概念装置的不稳定性，转而注意她的行为而非言论，也许是另一情形。正是求助于这部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巴特勒以那些在今日企图建立另类家庭结构者的名义（比如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可以组成家庭）介入，在对据称是原始父亲和母亲的象征地位的精神分析理论、文化理论和政治理论中，这些人的行为被理想化了。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对神话和图腾崇拜的结构主义研究中强调：由于神话"有助于思考"，因此它乃是文化的中心。巴特勒用《安提戈涅》谈到亲属关系模式和政治模式的合法性时表明：文学较有利于思考，因为它的语言为批判用它来维持的结构提供了有力的资源，因此也为批判它协助巴博冷德（Bublend）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有力的资源。

到此，我已经讨论了新近理论对文学性成分的理论论述所采用的一些思路，由此我接近了理论中的文学性成分。不过，人们也可以争辩说在理论中文学性成分的状况已经由理论的对象变成了理论本身的品质：在美国我们称之为"理论"--毕竟，这是一种美国发明--的东西在别的地方是宽泛的现代思想运动，这种运动将工具理性与经验科学看作"另类"，这个"另类"的其他名子是：狭义的实用经济学、装框逻辑，具体化逻辑与具体化理性，总体化的技术效率逻辑，在场形而上学的二元逻辑等等[15]。如果理论是以普遍化的思想方式对文学的剥离，那会怎么样呢？众所周知，弗洛依德说，诗人们早在他之前就存在了，他试图创立一种揭示文学洞见的科学，在今天，一些评论他的人差不多已成功地将他抛回到一种失败的科学家和成功的故事讲述者的位置。更概括地说，人们可以说，就思想试图超越熟悉已知和可算计之物而言，它与文学同类，至少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效果同类。

有关这一点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哲学文本已经变成了古典意义上的文学性的东西，即像诗一样，它们不能被释义：释义即会丢掉根本的东西。当然，人们通常会说到德里达这方面的情形，但是，在此我们看看阿多诺，一个通常不被认为与文学有关的哲学家，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首先不得不对哲学进行二度创作，而不是将其简化为一些范畴。哲学的道路必须凭借它自身的力量以及与它可能具有的任何标准的磨擦而不断更新。关键的是在哲学中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某一主题或某一命题；是文本结构，而不是由单向度心灵操持的归纳与演绎。因此，从根本上看，哲学是不可解释的。如果哲学是可解释的，它将是多余的；大多数哲学可以被解释这一事实与真正的哲学对立。"[16]

这是一种设想哲学的文学方式--哲学被设想为一种获得文学效果的写作。这并不是说对哲学文本的评注不必要，而是说对这些文本也必须从修辞的角度进行阅读和对此作语境分析，正如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惯常所做的那样，因此，文学性成分已进入了理论。

就理论是一种力图谈论非同一性、变化、另类、不确定性或超出工具理性之外的另类事物而言，它表明自己具有后-启蒙诗的文学血统。阿多诺在《起码的道德：来自被损坏的生活的沉思》中，有一段谈及思想任务的名言，将文学的目的和理论的目的合在一起。

"必须形成脱离这个世界的眼光，从而凭借它与世界的断裂和裂缝，将这个世界显示为它在救世主的光芒中所显出的贫乏和扭曲。思想独有的任务是：获得这种不带任何意愿和暴力、完全来自其与对象直接接触的眼光。这是最简单的事，因为这一情形急切地吁求这种知识，的确，一旦正面地看待彻底的否定性，它就会勾勒出其对立面的镜像。不过，要获得这种眼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它先行假定了一个脱离生存世界（哪怕是一发之隔）的立足点，而我们很清楚，任何可能的知识都必须首先从存在的事物中强取（如果它必须被认识的话），不仅如此，这些知识还因此打上了它力图摆脱的歪曲和贫乏的印记。思想愈是情绪冲动地为了无条件地思想而否定它的条件性，它愈是无意识地、愈是如此不幸地被交给了这个世界。甚至为了思之可能它必须最终领悟到思之不可能。不过，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17]

这一设想的文学性显示在这个困难的结句之中：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正如在文学中那样，思想要有另类性。不过，我们将不再在救赎的幽灵出没的道路上冒险，而以另一种方式谈论文学性成分的弥漫。

在有关文学兴趣的讨论中，纳泼说：新历史主义卷入了文学兴趣从文学作品本身向在历史场境中把握的文学作品的转移：结果，事实上，作为文学兴趣之对象的新的结构是文本与语境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当然，语境即更多的文本）。文学兴趣不来自于形式与意义的复杂关系，或者作品所言和作品所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是来自于，比如，它激发并介入其中的颠复与遏制的辩证法。大量新历史主义者解释的含混性源于这一事实：他们的目的不是判定（比如说）"某种戏剧在某种特定时期是某君主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果呢还是原因"，而是阐明一种像文学作品一样复杂的相互依存结构。纳泼写道："关键是看戏剧（它处于与国家难以界定的关系之中）如何（对那些关注权力关系的人）变成了与国家相互暗示的东西"。（104）文学兴趣的对象--被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学结构而加以探究的东西--是处于某假定语境中的作品。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探究不是以对历史的解说为其目标，而是以对某种历史性对象的阐说为目标，这展示了文学兴趣的结构。

Do辛普森（David辛普森）在最近的一本著述《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这本书（应该说明的是）以一种批判和抱怨的态度争辩说：并非像一些保守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文学被忽略和被放逐到了大学的边缘。

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了别的样子。辛普森力图说明很多学者和学科为了描述世界而甘愿接受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术语。他指出历史著述曾认为自己已摆脱了人文性和文学性，然而现在故事讲述回到了历史著述的中心（辛普森谈到了"故事讲述的流行病"），他概说了这一现象的方方面面，在历史、哲学、女性主义和人类学中，对秩事和自传的求助，对"详细描述"和"乡土知识"的推崇，以及对"谈话"或修辞的使用。当前的知识采用了文学形式，这便是人文学科的变化。正如辛普森解释的那样，对具体性和历史特殊性的追求并不是新式经验主义的一部分，而是吁求文学特殊性之价值，吁求具有文学话语特性的个别中一般在场的表现。比如，Co吉尔滋（CliffordGeertz）的《乡土知识》并没有导致经验主义的统治，而是显示了全部知识要求的不完备性和不稳定性，它吁求以现实的生气勃勃替代经验主义的统治。文学性成分统治着。

不过，辛普森问："当一些最敏锐的当代状况评论家（他引述F·詹姆逊和J·基勒瑞）正在描述一种远离文学成分的动向，而这一动向对后观代状况具有急迫的决定性时，我如何能提出这一看法。"[18]（詹姆逊说：文学被电视所取代是一种后现代状况的信号，J·基勒瑞说：在人文学术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最特殊要素的文学已不再是文化中心），由于这些人是辛普森的朋友和同路人，因此，他礼貌地回答："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他们看到了全副武装的文化现象）。但从根本上看，他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的确，正如我们通常所说，如果文学是那种明知自己是虚构的话语，那么，就理论已告知诸学科其结构所具有的虚构性和须经再度创造才能实现而言，似乎存在着大量支持辛普森有关诸学科状况之说明的东西。就诸学科话语已经关注到自身的位置、境遇及其规划与结构性而言，它们有了文学性成份。

如果文学性成分如辛普森所说的那样已高奏凯歌（对他来说，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那么也许是重新给文学中的文学性成分以基础的时候了，也许是回到实际的文学作品以便察看后现代状况是否的确是可以从文学操作中推知的东西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可能的：重给文学的文学性成分的基础也许有一个批评的限度，因为我们对文学作品所了知的事情之一是：它们有能力拒绝或胜过期望它们说的东西。辛普森相当明确地宣称：理论的遗留物是文学性成分。如果事实如此，完全有更多的理由为了批判地考察文学性成分而回到文学作品，而对文学性成分的批判性考察已历史地成了文学的任务之一。

注释：

[1]罗曼·雅各布森：《封闭陈述：语言学与诗学》（ClosingStatement:LinguisticsandPoetics），见《语言风格》(StyleinLanguage)托马斯·谢贝俄克编(ed.ThomasSebeok),Cambrige,MA：MITPress，1960，p35。有关结构主义时期的理论讨论，见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及其文学研究》（StructuralistPoetics:Structuralism,LinguisticsandtheStudyofLiterature）Ithaca，CornellUniversity,1974。

[2]雅各布森：op.cit,P358.

[3]雅各布森：op.cit,P357。

[4]S·费什(StanleyFish)：《如何确认你看到的一首诗》(HowtoRecognizeaPoemWhenYouSeeOne)，见《有这种文本吗？》(IsthereaTextinThisClass?)Cambri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0,p322-327。关于文学性问题的一般性讨论，见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论》（LiterayTheory:anIntroduction）Minneapolic：UniversityofMinnesota，1983,p1-12；以及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LiteraryTheory:AVeryIntroduction),Oxford:OxfordUniversity，1997,p18-42。

[5]参见W·瑞(WilliamRay)：《文学意义：从现象学到解构》（LiteraryMeaning:FormPhenomenologytoDeconstruction）,Oxford,Blackwell,1984.

[6]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LiteraryTheory)，见《现代语言与文学学术研究导论》(IntroductiontoScholarshipinModernLanguagesandLiteratures)，J·吉巴尔迪编（ed.JosephGibaldi）,NewYork: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1992,p201-235。

[7]S·纳泼(StevenKnnapp)、W·B·米查尔斯(WlterBennMichaels)：《抵制理论》(AgainstTheory)，见《批评探索》第8卷(CriticalInquiry8),1982,p723-742。

[8]S·纳泼：《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限度》(LiteraryInterest:ThelimitsofAnti-Formalism)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3,扉页。更多的参考见该书。

[9]R·弗洛斯特(RobertFrost)：《诗全集》（ThecompletePoems）,NewYork：Holt，Rinehart，1958,p495。

[10]文学与另类性的关系是一个大的话题，我不能在此展开。关于这一问题之敏锐而有启发性的探究见D·阿特瑞治（DerekAttridge）：《革新、文学、伦理学：与另类的关系》（Innovation,Literature,Ethics:RelatingtoOther），见PMLA，114.1,January1999，p20-31。有关这一话题的著述值得重视。L·布来尔（LawrenceBnell）在《伦理学的追求》（InPursuitofEthics）一文中对这一话题的某些方面作了概说,见PMLA，114.1,January1999,p7-19。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灵魂：有关另类的发明》(Psyche:InventionsoftheOther)，C·泼特尔（CatherinePorter）翻译，见L·瓦特斯（LindsayWaters）和W·戈滋（WladGodzich编《阅读德·曼的阅读》（ReadingDeManReading）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da，1989，以及D·阿特瑞治：《文学形式与政治命令：J·M·科滋<黑铁时代>中的另类性》（LiteraryFormandtheDemandsofPolitics:OthernessinJ.M.Coetzee’sAgeofIron），见G·Levine编《美学与意识形态》（AestheticsandIdeology）NewBrunswick：RutgersUniversityPress，1999,p243-263。

[11]对传统观点的最新表达是M·纳斯鲍曼（MarthaNussbaum）的《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PoeticJustice:TheLiteraryImaginationandPublicLife）Boston:BeaconPress,1995，这本书宣称文学可以使我们注意到另类的状况因而是十分特殊的。她强调文学描述可以使我们演习正义的者，因为文学想象，或更明确地说，文学描述以及那种将文学想象具体化的描述可以使读者设身处地地进入另一种生活状况，并将判断置于对他人之经验与状况的丰富而全面理解的基础之上。不过，纳斯鲍曼的论述说明了支持下述观点的困难：文学描述使我们成为较好的，因为她不怀好意地攻击了另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这些理论家敢于提倡不同于她所信奉的改良的女性主义的东西，她对这些理论家的攻击明显地显示出不可能对另类的状况有一种丰富而全面的理解。

[12]参见E·K·塞奇威克(EveKosovskySedgwick)：《穿越性别，穿越性：W·卡瑟与另类》(AcrossGender,AcrossSexuality:WillaCatherandOthers)，见《南大西洋季刊》(SouthAtlanticQuarterly88:1)Winter1989），p53-72；J·巴特勒(JudithButler)《危险的穿越：W·卡瑟的男性名字》(DangerousCrossing:WillaCather’sMasculineNames)，见《相关的身体：论有关"性"的松散限定》(BodiesThatMatter:OntheDiscursiveLimitsof"Sex")（NewYork：Roatledge，1993，PP.143-66.

[13]比如，看D·弗斯（DianaFuss）：《基本言说》（EssentiallySpeaking）NewYork：Routledge，1989，通过对身份所具有的行为性内涵的理论阐述，而对这个阿泼瑞亚（Aporia）的最有力且最有影响的探索是J·巴特勒的《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复》（GenderTrouble:FeminismandtheSubversionofIdentity）,NewYork：Routledge，1990,与《相关的身体：论有关"性"的松散限定》,NewYork：Routledge，1993.

[14]《安提戈涅的要求》(Antigone’sClaim),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0，这三个讲演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基督教的Gauss讲座之一，康乃尔大学的使者讲座之一，1998年加利福利亚大学厄湾分校的威勒克文学讲座之一。

[15]这些概括中的一部分，以及以下来自阿多诺的引文，得益于（目前已在Montana大学的）R·博克（RobertBaker）有名的博士论文《诗性形式，诗性虚构以及无节制放肆的方式：20世纪的发明》（PoeticForm,PoeticFiction,andtheWayofExtravagance:Twentieth-CenturyInventions）,CornellUniversity，1997。

[16]阿多诺：《否定辩证法》(NegativeDialectics)，E·B·阿斯滕（E。B。Ashton）译，NewYork：ContinuumBooks，1973，P.33.

文学性成分范文篇4

通常情况下，历史学家会对此感到不快，这似乎也是“自古而然”的。新编历史剧的流行，更使历史学家的愤怒到了“于今为烈”的地步。最早的“新编历史剧”《戏说乾隆》令国人耳一新，历史学家颇有雅量；《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随后登场，一石激起千层浪。以纪昀（晓岚）为主人公的两大部“历史剧”（《风流才子纪晓岚》和《铁齿铜牙纪晓岚》），改写了历史上主管《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赫赫有名的学者形象，导致了某些历史学家的切齿之恨。

随之而来的，是对历史剧的严厉指责和苛刻要求，甚至大有必欲除之而后快之势。对历史剧的指责包括：胡编乱造，随意臆造，迎合低级趣味，背离历史的真实，模糊历史的真相……对历史剧的要求包括：不仅要注重艺术真实，还要注重历史真实，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以便“艺术地再现历史”……只有“忠于历史”，“回归历史”，认可“基本史实”，注重历史的发展趋向，与历史保持一致，才是历史剧脱离苦海的惟一出路。

我们应该承认，历史剧的确存在着“关公战秦琼”、“罗成戏貂蝉”、“张飞杀岳飞”、“宋版《康熙字典》”、“我孝庄皇太后”之类的细节失真（即硬伤）。但是说到“背离历史的真实”和“模糊历史的真相”，说到“忠于历史”和“回归历史”，我们则不得不问：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的真实？什么是历史的真相？我们是如何获知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真相的？历史本身是否包含着艺术性，即包含着修辞性和文学性（形象性、想象性、虚假性）？如何理解这种修辞性和艺术性？一句话，历史是真实的吗？

在谈及历史与历史剧的关系时，我们一方面承认它们之间的联系，一方面把历史与历史剧严格区分开来。我们认为历史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历史剧属于艺术创作的领域；认为历史体现的是历史真实，历史剧体现的是艺术真实；因此历史是客观存在，历史剧是艺术想象的产物。其实这种区分是靠不住的。何以知之？

首先，我们似乎应该区分两种不同的“历史”：一种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historic），一种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historical）；前者才是客观的，后者则是被主观化了的。在英文中，“thehistoric”（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与“thehistorical”（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两者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明确的。前者指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人物或事件，后者是对前者的记载或“反映”。比如说到“古建筑”时必须使用“ahistoricbuilding”，而非“ahistoricalbuilding”；说到“历史剧”时必须使用“ahistoricalplay”，而非“ahistoricplay”——“ahistoricplay”这种说法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

作为朴素的唯实论者，我们相信，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historic）与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historical）之间的关系是“被反映者”和“反映者”的关系。这是不错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我们是通过“反映者”来认识“被反映者”的，我们也只有通过“反映者”才能认识到“被反映者”，这无异于以“反映者”征服“被反映者”。离开了“反映者”，我们就无从认识、理解和把握“被反映者”。我们触及的只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historical），而无从触及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historic）。即使我们今天看到的“古建筑”（historicbuilding），也几经风雨，几经粉饰，与原物大异其趣，不再是纯粹的古建筑了。虽然“今月曾经照古人”，毕竟今天的月亮不再是古代的月亮。月亮尚且如何，何况建筑物呢？

我们不妨把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historic）称作历史（history），把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historical）称为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以把两者严格区分开来。在此我们要讨论的是：历史编纂与历史剧是否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历史编纂是否只具有客观性而不具有艺术性？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历史编纂究竟包括多少种类型？据我们所知，历史编纂至少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实证性的历史编纂，它注重数据，强调实证，倾心于语言的明晰性、意义的明确性、逻辑的一致性，以“科学”自诩；一种是叙事意义的历史编纂，即所谓的叙事性的历史编纂（narrativehistoriography），与“科学”的僭妄相比，修辞性和文学性乃其本源之所在，它也坦然地承认这一点，并得意于这一点。实证性的历史编纂是分析性而非描述性的，它关心的是环境而不是人，着眼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因果性，关注“长时段”（longuedurée）的转换和巨大社会结构的变迁；叙事性的历史编纂是描述性而非分析性的，它注意的是人而不是环境，关心的是人的情感和命运。西方的历史编纂传统一直是叙事性的，然而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实证主义的勃兴，史学的科学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人们越来越多地要把历史编纂转化为一门严密的科学，甚至要以“总体史”代替“事件史”，以便探寻历史深层结构的变迁。此后，历史著作开始充斥大量的图表、公式。即使如此，它还是难以掩盖其修辞性和文学性之踪迹。

在这方面，海登•怀特（HaydenWhite）所述甚为详尽精辟。海登•怀特认为，即便是实证性的历史编纂，也无法掩盖其修辞性和文学性，尽管千余年以来它一直都在极力摆脱自己与修辞性和文学性的干系。别的且不说，它是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书面话语，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决定其特性——具有修辞性和文学性。

修辞性和文学性的核心在于隐喻（metaphor）。隐喻是一种想象性的理解方式，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把握此类事物的文化行为。历史话语体现的并非逻辑性关系，而是隐喻性关系。历史编纂包含了艺术性的成分，因此不能忽视历史话语的隐喻之维。“一组事件转换成一个系列，系列又转换成序列，序列转换成编年史，编年史转换成叙事作品，我认为，这些行为更有益于理解成比喻性的，而非逻辑－演绎性的。此外，我把事件构成的故事和可能用来解释这些事件的任何形式论证之间的关系，当作是由逻辑－演绎和比喻－修辞的要素构成的组合。这样，一方面是历史话语和科学话语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历史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类同……”（海登•怀特，《叙事与诗性的历史》，《中国学术》，第17期。又见《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尽管修辞性和文学性会造成信息失真，甚至引发逻辑矛盾，但它会使过去“产生意义”，否则历史就会变得不可理喻。总是有人认为历史是对往昔事件所做的完全真实的记载，所谓“史笔如铁”是也，其实并非如此。首先，对于往昔事件的记载常常伴随着必不可少的解释（包括事件的起因、过程与结果），夹杂着编纂者自己的想象，而意义也源于此，这种解释或这种意义就是修辞性和文学性的。

意义的另一个来源是语言，因为只有借助于语言符号，才能赋予过去的事物以意义。语言以想象和概念将描述的对象固定下来，想象的方式和概念的数量又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描述的对象被固定的途径可谓多矣。语言本身并没有提供一个标准，告诉大家什么是“正确”的用法，什么是“不正确”的用法。传统的历史编纂大师深谙此道，并能灵活地掌控之。

至于叙事性的历史编纂，其修辞性和文学性更是自不待言。西方叙事性的历史编纂，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代表作《历史》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史诗，而不是枯燥乏味的战争编年史。相传他在奥林匹亚朗诵他的著作时，把当时青春年少的修昔底德感动得泪水涟涟。近年来这种历史编纂传统得以复兴，实乃学界之幸。

比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魏斐德（FredericWakeman,Jr.），就极力肯定叙事性的历史编纂。他的历史著作以叙事为主导，当然也包含少量的理论分析。在他看来，叙事借助其故事和细节，能够发挥阐释之功能，而理论概括是无法穷尽历史现象的具体性的。人们是通过生动的形象而不是枯燥的理论来把握历史踪迹的，理论充其量也只是辅助性的。我们不难发现，叙事性的历史编纂与历史小说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因为叙事性的历史编纂也需要借助于想象把零散的事件连缀成完整的故事。在那里，事实与幻想、史实与虚构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魏斐德的《伟大的事业：中国17世纪满人对帝国秩序的重建》（TheGreatEnterprise：TheManchuReconstructionofImperialOrderinSeventeenthCenturyChina）就是照此原则写成的，读来引人入胜。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Spence）和孔飞力（PhilipA.Kuhn）的大量历史著作，包括已经译成中文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史景迁）、《王氏之死：大人物背后的小人物的命运》（史景迁）、《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孔飞力），以及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也都是这样写成的，读起来同样魅力无穷。

我们完全可以说，其实这种叙事性的历史编纂，我们也是“古已有之”的。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对于各色人等、各种事件的精彩记录，源于其生花之笔，读来令人赏心悦目，而忘乎其历史精确性。比如司马迁在叙述“鸿门宴”时，写到樊哙闯入，“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史记•项羽本纪》）不仅有悖于史实，而且有悖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描写垓下之围时，说项羽只剩下二十八骑，发出了“天亡我，非战之罪”的感慨。虽然为数千汉骑围困，项羽毫不屈服，“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但稍后不久，项羽又对乌江亭长说过“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也就是说，项羽最后的二十八骑也已被汉军歼灭。既然如此，“非战之罪”、“吾为公取彼一将”之语，是如何记录下来，又是如何历经两百年后传到司马迁那里的？

即使在自称最为严密的社会科学中，虚构也是无所不在的。虚构是一种想象性构造，是一种“仿佛”式的描述，“或然性”（或者干脆“莫须有”）是它最大的特点。海登•怀特提到了边沁的“虚构观”（conceptionoffiction），提到了欧文•巴菲尔德（OwenBarfield）的论文《诗歌措辞与法律虚拟》（PoeticDictionandLegalFiction），以便告诉我们，即使在严密的法律话语中也是允许虚构的：所谓“法律虚拟”，指在法律事务上为权宜计在无真实依据情况下所做的假定，这个假定被认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比如“法人”就是一种虚构，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

文学性成分范文篇5

关键词：织体；钢琴伴奏；意象

一、在艺术歌曲的歌词创作上

我们不仅可以在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化中吸取；也可以重新创作富于时代气息的文学形式，诗词的形式既可以是古典的押韵，也可以是白话文性质的散文体。在内容上首先必须注重的作品较高的文学性，这样才能保证作品的意蕴，只有这样才能给予听众艺术享受，继而获得不同于纯文学的诗意和艺术教化功能。总体上来说，诗词的选择范围是有很大的空间的，凡属歌颂人类，真善美的，引导人民群众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向上，惩恶扬善的：“能表达美好的、健康的情绪，积极向上的、都应作为优秀词作者所努力追求的。需要强调的是，艺术歌曲的歌词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群众歌曲的歌词，要重点在艺术性上、文学性上去努力，把艺术歌曲的歌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载体来创作，要让艺术歌曲歌词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意境都能促使作曲者在每一个乐音上得到微妙的表达；使艺术歌曲的歌词既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即诗词的诗意体现，更要努力做到歌词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要使艺术歌曲的歌词的生命力和文学性不因某一时代、某一事件的变化而失去它长久的艺术价值。”

二、旋律创作

艺术歌曲限于形式，它不同于歌剧咏叹调以及戏曲唱段，所以旋律的创作尤为重要。意大利著名歌剧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曾说‘一部歌剧里有‘听众喜闻乐见的朗朗上口的旋律’就离成功不远了。因此，在作曲家群体里的某种共识——除了借鉴中外艺术歌曲创作技术上的做法外，在旋律创作时要进尽量放弃类似于器乐创作技法的复杂性、表现手段的多重性、辩证的在织体上做出改变；在旋律的写作上既要保持中国古典音乐文化的特色，又可适度运用世界当代新的创作理念。比如后期就有作曲家戏曲十二音作曲法，这种创新就比较新颖，在近些年也有一些学院派的年轻曲作者做一些实验性质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显示出新的特点，比如有了美国简约主义音乐的特点，重复较多，缺少变化，也比较平淡，不适合表达音乐情绪的对比，但这种实验性质的作曲技术的作品仅是学院派的小范围内；在表现人物的手法上节奏和旋律的规律性，建立稳定的脉动运行，音乐和诗词的长度相等，能够预期的乐句结构，歌曲开始部分建立固定的速度和伴奏，选了通常较短，在听觉上有对称的组成部分，使用易于辨识的倒影、回应和模仿手法。所以对于旋律创作，努力创作出民欢迎的，而不是为了获奖而去的并且适应中国音乐前进的发展趋势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即艺术歌曲的旋律在可听性的基础上，深挖艺术性。并且做到艺术性、时代性和旋律性的辩证统一。这就需要，我们对艺术歌曲的创作史进行细心的不断分析总结，在前人在艺术歌曲创作方面的基础上，吸取历史的，文学的，技术的实践成果，进一步锐意创新，开创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新局面。

三、伴奏创作

不可否认的是，钢琴伴奏在艺术歌曲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首先能够起到营造气氛的功能；有时候是对诗词意向的模仿；更多地是传达一种行走的感觉；有时它与诗歌是一种对话回应的功能。对于这一点，在欧洲古典艺术歌曲史上有很多可供我国文艺创作者参考的地方，例如意大利巴洛克时期的通奏低音形式，舒伯特的在其艺术歌曲创作中的成熟伴奏理念，勃拉姆斯艺术歌曲中的肢体写法，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比较成熟的欧洲古典艺术歌曲钢琴伴奏的构思，不仅需要伴奏织体和音响对声乐织体给予和音、节拍节奏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通过伴奏中音响写意、织体的奇妙配合、等多种写法提示旋律，优秀的歌曲诠释者借此不仅渲染气氛而且烘托意境，继而令观众得到一个文学诗意与音乐诗意的美妙结合，这种体会与歌剧院里咏叹调的剧场性效果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它是一种更加私密的倾诉。我国的歌曲创作史显示了我国艺术工作者的创作历程有借鉴欧洲先进经验的成分，但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文化伴奏。比如在伴奏织体的构思上，一能够处理好民族风格与西洋素材之间的平衡，西洋技法比如，通奏低音，琶音处理都与民族调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做到歌曲旋律与伴奏织体的辩证协调即满足了艺术家的二度创作，也照顾到了人民的文化生活需要。

四、结语

回顾中国艺术创作走过的历程，在无数音乐前辈们的辛勤努力下，结合中国的实际，在中西音乐的交融中，为我们开创了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道路，奠定了中国艺术歌曲的基本风格；综观中国艺术歌曲发展的今天，我们在老一辈音乐家开辟的道路上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但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也在不断的汲取教训，在新一代音乐工作者的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努力中，使中国的艺术歌曲在继续提高的道路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开创了中国艺术歌曲多元化的新局面；展望中国艺术歌曲的明天，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策略、毛浙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新文艺创作、文艺方针，等历代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引导和指导下。中国文艺工作者，在新的时代，新的小康社会的背景，新的文化要求下，对于艺术歌曲的创作，通过旋律的创作深化、伴奏的的创作构思的辩证思考，一定会使艺术歌曲创作的事业更加兴盛，迎来下一个创作繁荣时期，使我们祖国的音乐事业更加全面和完美，继而使艺术歌曲的创作史在整个音乐发展过程中更加丰满，如同我国其他众多音乐体裁创作一样。

作者:张灿毅 单位:聊城大学音乐学院

参考文献：

[1]梁茂春.中国当代音乐[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

[2]孙继南，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

[3]上海音乐出版社编.音乐欣赏手册[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

[4]徐希茅.歌曲分析与写作[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7.

[5]储声虹主编.中国优秀艺术歌曲集[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文学性成分范文篇6

关键词：音乐想象;他律性;钢琴教学

汉斯立克曾经在《论音乐的美》中指出：“音乐的确有这样或那样的声音，它能窃窃私语，也能做出暴风雨或沙沙的声音，但只是我们自己的心情把爱憎带了进去。”①作为西方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奠基者，汉斯立克虽然旗帜鲜明地强调情感表现，反对音乐的他律说，但却在思想界确立了自律论与他律论并存的局面，丰富了西方音乐审美思想宝库，也使后世用更加慎重的姿态思考音乐中的他律问题，使其更加有机地融入音乐实践中来。在钢琴音乐教学实践中，他律性音乐审美思想同样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钢琴音乐表演作为音乐二度创作活动，既要注意到钢琴音乐中有不受听者想象力影响而独立存在的客观成分，又要注意到创作者曾经为其赋予了一定的艺术内涵，这些在钢琴音乐的二度创作过程中更大程度地引导着表演者的听觉想象。后者作为钢琴音乐的他律性因素存在，为教师在钢琴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的音乐想象提供了重要的教学启示，即重视作品本身蕴含的艺术内涵在激发学生二度创作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如果有效运用，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提升课堂内涵、丰富学生听觉感受的发酵剂。一般来说，钢琴音乐中的他律性内容主要通过两方面的内容来体现。第一是通过创作者勾勒的视觉形象和画面激发听者的听觉想象；第二是通过对所要表达的内容情节和过程的描摹推动听者的听觉想象。前者偏重绘画性内容，后者偏重文学性内容。

一、视觉形象的听觉再造：绘画性内容为听觉想象提供动力

虽然绘画与音乐看起来是两种难以相互关联的艺术形式，但在日常的艺术语汇运用过程中，经常能够看到用绘画中的“色彩”语汇来描述音乐活动的现象，也能够看到用音乐中的“节奏”概念来比附绘画中的画面层次等方面的内容。可见，在艺术基本学理层面两者具有某种内在的相关性，借助人类具有联觉效应的心理体验，艺术的各个领域被联通起来，这就使得各个艺术门类有了相互对话和交融的潜力。如在很多经典钢琴音乐作品中，都包含了丰富的绘画性内容，这就使得绘画性内容作为钢琴音乐作品中的重要他律性因素，对激发听者的音乐想象提供了助力，也是钢琴教学中不可忽视的方面。被称为“音乐界绘画大师”的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深受印象派画家的影响，经常从印象派画作的光色变幻中汲取创作灵感，并以“素描、花纹”等视觉语汇命名自己的音乐作品，创作了很多具有绘画意象的钢琴音乐作品。《雨中花园》正是这样一首作品，它出自德彪西钢琴作品《版画集》，描绘了卢森堡公园中由濛濛细雨到雨过天晴的自然变幻过程，并被作曲家本人称为一次自然界的精神旅行。面对这样一首充满画面感的钢琴作品，借助绘画性内容激发学生的听觉想象无疑是提升表演者二度创作能力的极好途径。如作品的音乐音响未曾保持在一个高度，随着音乐时间进程的推进，高低错落地描绘出一条条灵动、立体的旋律线条，这些抽象的乐音线条虽然难以让人准确地感知到某种具体的视觉形象，但却更加接近印象派绘画的艺术诉求，在教学中适当融入此类的提示将有助于学生对韵律生动的雨中情境产生动态想象。再如作品第37-42小节主要起到过渡作用（见谱例1），左手由p力度开始，旋律音先渐强而后收拢，可以先提示学生结合雨中花园的主题，凭借自己的听觉感受来描绘画面，如果学生感受能力偏弱教师再做提示，如将p力度的渐强和收拢的过程与一片树叶在风雨中忽起忽落的情状相互比附，以象征性提示的方式使音响和画面相互融合，从而更好地激发听者的听觉想象。谱例1：除了运用音乐与绘画在线条和造型方面的共性来激发学生的音乐想象，音乐色彩的音响呈现也是将其与绘画色彩相互勾连的重要手段。《雨中花园》的27-30小节在#F大调上运用法国儿歌《宝宝催眠曲》的旋律渲染平和凝聚的音乐色调，此后又转到#f小调，而从75小节开始在#C大调上采用另一首法国儿歌的旋律表现明亮的音乐色彩。这种调式上的转变渲染了一幅由平静安宁向清新透亮转变的色彩画面，好像雨后初晴的花园里，人们满怀期待的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以启发性的方式将这一幅雨后初歇的画面展现在学生心中，无疑有助于帮助他们更好地感知作品中音乐色彩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表达的内心体验，并在既有音乐色调基础上展开音乐想象。穆索尔斯基的钢琴套曲《图画展览会》也是这样一部与绘画场景相融合并且具有丰富意蕴的音乐作品。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俄罗斯画家加特曼19世纪中期创作的十幅画作，这位画家虽然在当时没有什么名气，但那些充满了创作者丰富阅历和社会态度的绘画作品却深深吸引了作曲家穆索尔斯基，两位艺术家虽然属于不同的艺术领域，但在艺术风格、思想风格和哲学关怀上却达成了默契。穆索尔斯基在参观完纪念加特曼遗作展览会后一气呵成完成了钢琴套曲《图画展览会》，他用音乐形象塑造的方式在时间行进的动态过程中诠释了自己对画作的理解。面对这样一部内涵丰富的钢琴音乐作品，如何借绘画性内容来激发学生的音效想象，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二度创作，这是摆在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绘画性内容作为音乐作品的重要他律性内容存在，但是两种艺术形式间存在表达形式上的差异，穆索尔斯基也并没有按照画作的本源来刻板地描绘作品，而是在时间线索的动态展开过程中用音乐艺术的方式丰富了画作的艺术表达，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仍然要注重由音乐入手激发学生的音乐想象。如作品常用模拟人声和物品声音的方式来描绘某些场景，比如《利莫日市场》是加特曼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出访法国时所做，描绘了维也纳小镇集市的热闹场景，与俄罗斯压抑的农奴制社会天壤之别。在乐曲的第二部分（12-26小节），作曲家将调性专至D大调，以鲜明的节奏，高低声部同向运动的音乐走向，模拟人声和集市中嘈杂热闹的生活景象。在教学过程中如果较好地结合音乐表现来激发学生对此的理解和想象，相信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还有经典篇章《两个犹太人》，是通过音响色彩暗示视觉场景的典型例证。《两个犹太人》是穆索尔斯基将加特曼两幅不相干的肖像画合二为一创作的标题作品，作品开始就以“f”、“sf”等强有力的音乐表情象征一个肥胖、傲慢、粗暴的犹太富人，而第9小节开始音乐突然走弱，高声部连续重复的三连音以及低声部音阶的持续下行，都致力于塑造一个瘦弱、畏缩、可怜的犹太穷人形象。一轻一重、一强一弱，两组鲜明对比的乐音被穆索尔斯基有机地融入一部作品之中，他创造性地对绘画作品的主题内涵进行音乐重组，表达作曲家对犹太民族坎坷命运的同情，也体现了俄罗斯民族善思、沉豫的性格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如果将这种通过音响色彩暗示视觉场景的创作方法传递给学生，必然有助于帮助他们对作品展开进一步的音乐想象。综上，很多钢琴音乐作品都以绘画性元素作为创作动力，事实上，很多视觉画面听者是难以从单纯的音响中获得的，确实需要借助上述这些视觉意象激发听者想象来完成。近代实验美学的众多研究结果也证明，“纯粹的音乐嗜好是极稀罕的，许多人欢喜音乐，都不是因为欣赏声音的和谐，而是因为欢喜它所唤起的视觉的意象。”②巴黎大学的Delacroix教授就曾经对音乐与视觉意象之间的关系进行过心理实验，实验对象描述了音乐所唤起的视觉联想，“听瓦格纳的《林间微响》时我很明显地看见一丛青绿的橡树和棕榈，橡树高低如普通的橡树，棕榈有时高达三四米。……我隐约听见橡树的最高枝有一只夜莺在歌唱。……我想那只夜莺是黄色夹黑色，但是我并没有看见它。”③可见，视觉意象对于引发听者的听觉体验，丰富欣赏者的心灵有着重要的触发效应。这也是视觉内涵作为他律性内容存在于钢琴音乐作品中的价值所在，在某种程度上为钢琴音乐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的艺术感受力、想象力提供了经验借鉴。

二、在钢琴教学中运用他律性内容激发学生音乐想象需要注意的问题

虽然他律性内容有助于激发学生的音乐想象，但是仍然要求教师遵循音乐和教育的规律，采用适当的方式方法牵引教学活动的展开。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尊重音乐的自律性内容以及学生自身音乐想象的展开。以上述提到的穆索尔斯基钢琴套曲《图画展览会》中的《两个犹太人》为例，虽然作品通过不同的音响色彩暗示了肥胖傲慢的富人和瘦弱可怜的穷人两个对比鲜明的视觉形象，但是象征富人的强有力的音乐表情有时听起来太过沉重，也会有学生将其理解为代表穷人艰难度日的视觉形态；而象征穷人的音乐表情有时听起来给人轻快的感觉，也很容易跟富人一掷千金的潇洒情状相结合。产生这种听觉的错位也是正常的情况，因为音乐具有自律性特征，也就是不需要依靠外部阐释，音乐音响自身就蕴含了某种非社会意义上的情感内涵，每个人对它都很熟悉，比如舒缓的音乐令大家放松，紧张的音乐一般不会让人感到轻松，这种基本情绪多数人都能感觉到。即使是这类以绘画性内容为题材创作的音乐作品，其中也存在由音乐的自律性因素带来的解读的多样性，因为人的感知能力存在差别，这也是音响的丰富性使然。再如在分析舒曼的钢琴套曲《克莱斯勒偶记》时，学生也可能会对舒曼和霍夫曼的人生境遇产生共鸣，或是提出不尽相同的理解，但这应该被鼓励，因为任何绘画性和文学性的内涵都只是开启听者音乐想象、提升听者音乐审美能力的钥匙，而不是标准答案。另外，在音乐审美领域，历来存在他律与自律两种论说，他律论者认为音乐的美在于对情感和思想内容的表现，而自律论者认为，音乐的美必然存在于它自身的形式之中，情感和思想只是偶然出现的。近代实验美学的研究者之一剑桥大学马尧斯（C.S.Myers）就曾经通过听觉实验，将音乐审美者划分为主观类、联想类、客观类和性格类四大类型，他认为在这四大类中性格类最高，因为他们更加注重声音的起承转合并在此过程中进行较为纯粹的性格体验；而主观类和联想类最低，他们更多注重音乐所引起的联想，而忽略音乐形式本身，从而在艺术与生活之间没有保持适当的距离，审美程度较性格类较低。本文虽然着重探讨钢琴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音乐想象的他律性因素，但必须承认他律的有限性，以及它在提升听者欣赏力和审美能力方面的局限性。因此，教师要注意在运用钢琴音乐的他律性内容激发学生音乐想象的同时，还要尊重音乐的自律性内容和学生自身音乐审美能力提升的要求，适当使用，点到为止，以审美为最高诉求，因为开启人的心智、提高学生的欣赏力才是钢琴教学的终极目标。

三、文学内涵的听觉重塑：文学性内容为音乐想象提供依据

文学性成分范文篇7

关键词：中学语文；教育逆境；解读；解决对策

中学语文学科在学生真个学习生涯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其承接小学语文课程，联系大学语文学科，可以说中学语文是整个语文学科教学的基础，同时也是学生依靠这门学科掌握和理解其他学科的重要基础，对学生今后发展将会产生深远影响。进入新世纪，我们步入到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竞争更加激烈，学习好语文既是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又是培养学生形成良好沟通交流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由于中学语文学科被本身所具备的人文性和文学性，在培养思想道德和智力发展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做好中学语文教育工作对学生今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现阶段，中学语文教育工作开展中面临很多逆境，需要我们深入分析这些逆境，比及时采取措施将其解决，促进中学语文教育更好发展。

1中学语文教育的逆境解读

1．1功利观念严重影响到中学语文学科的发展：目前，在社会群体中，有不少人和学生家长都认为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识字，当出现汉字之后能够读下来，读得懂，会写字即可，学习其他学科才是学生今后发展关键。这种观点其实是对中学语文学科的一种偏见和一种忽视，是完全错误的一种理念。这些人根本没有全面认识到语文学科所具备真正功能和作用。语文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更是一门综合性很高的学科，其内容往往涵盖了古今中外与的历史、文化、地理和自然科学，学习好语文会对一个个体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同时在语文学科中包含了我国人民发展过程中所形成悠久历史文化，学习好语文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此外，学习好中学语文才能为学习好其他学科奠定坚实基础。

1．2学生对学习中学语文的积极性不高：语文学科本身是富有活力的，在中学语文体系中有着生动形象有趣的内容，直接面对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人和社会现实，由于中学语文具有显著文学性和人文性，按说其中的故事、典故和曲折的情节会显著吸引学生注意力，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语文是多数中学生比较反感的学科，有的学生一上课就感觉昏昏欲睡，觉得教师讲解的内容寡淡乏味，在课堂上根本不愿意听教师讲解。还有不少学生在思想方面存在认知错误，他们认为学习语文就是识字，认识几个汉字就行了。还有不少学生认为教师讲解的内容没用，听不听都一样，在课下语文作为写不写也都一样。在社会功利性观念影响下，很多学生都十分功利，他们认为自己在语文考试中拿不了多少分数，分数多也就多几分，少也少不了多少，根本没有必要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不如将学习语文的时间用来学习英语、数学、理、化、生等学科，这些学科提分较快。在这种情形之下，语文课程不收学生欢迎，语文学科的重要性逐渐淡化，不利于学生全面素质提升。

2解决对策分析

2．1语文教育要转变观念：语文作为应试教育中的一个必考学科，历来受到社会和学校的广泛关注、高度重视，而出题者为使高考学生的成绩能拉开距离而费尽心机，各种奇特的思维训练、分析题让千百万考生跟着几个人设置的框框转。语文改革一定要让学生走出分析、考究、思维训练的迷宫，避免那些僵化学生思维的所谓标准化试题，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和运用语言，决不能让学生整天围绕这些东西转，真正掌握，要在实践中慢慢体会。

2．2创新教师的教法：真正废止“灌输式”就成为改革与优化教法的关键。一是要坚决摒弃依靠讲授法和作业法“包打天下”的习惯，加强现代化教学方法和手段的运用，使教法生动有趣、灵活多变，富有科学与艺术的魅力；二是要调整师生角色，最大限度的减少教师对语文教学活动过程的主宰成分，还学生以学习主人的地位。

2．3改革学生的学法：学生学习语文的方法基本上还是被动的听讲、记笔记、硬背、做书面作业，自主、探索、创造性学习的意味太少，紧密联系生活应用的理解、吸收、表达、交流的活动太少，这样的学习必然寡味低效。优化学法的关键是，学生要能够根据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和自己的特点，选用生动有趣、科学高效的学习过程和活动方式。

2．4建设高素质的中学语文教师队伍：确保高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招录优生，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是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系统工程中最基础的工程，也是最艰难的工程。当前急需根据高素质教师的要求，修订培养目标，优化课程结构，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实施在职语文教师素质终身提高制度，人类社会已进入终身教育时代，教育者更应该终身接受教育，语文教育改革也要求教师不断提高素质。因此，国家要实施终身教育制度，最好首先实施语文教师素质终身提高制度，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充分有力的保证。

作者:张丽 单位:辽宁省铁岭县莲花第二初级中学

参考文献：

［1］赵乔翔．论中学语文教育改革必须突破的难点［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4）．

［2］吴小春，崔小玲．简论中学语文教育基本定位和创新的融合［J］．无线互联科技．2011（01）．

［3］吴小春，崔小玲．简论中学语文教育基本定位和创新的融合［J］．文学教育（中）．2011（08）．

［4］李斌，李仕华．“一仍旧贯”和“空论浮议”———20世纪30年代中学语文教育的两个倾向［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4）．

文学性成分范文篇8

一、唐诗的文学性

(一)诗歌的语言之美

唐诗的文学性是毋庸置疑的，唐诗不仅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重要遗产，而且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重要文化。在语言上，唐诗的歌词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和观念，其语言或轻快或深沉，都代表着我国古代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感。而在语言上，唐诗的词也是比较新颖独特，别具一格的。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看似通俗简单的语言，却洋溢着李白这位大诗人的张狂和自信。

我国古代诗歌的语言美，还表现在语言的凝练上。我国唐代的诗歌在语言的表现上是极为凝练的，诗人们为了追求语言的精确和简练，也是苦苦思索，不断地探索和追求才达到的。为达到字字珠玑的境界，古代的诗人呕心沥血。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贾岛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等都是古人炼字的明证。唐代的如柳宗元的作品《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诗人以寥寥的20字，描绘出了一个幽静的环境。在“千山”“万径”的寥廓空旷之中画一“蓑笠翁”，在“绝”“灭”的死寂冰冷之中着一“钓”字，使全诗境中有人，静中有动。

这种通过语言的简洁却达到诗意的丰富内涵的诗歌，在唐诗中比比皆是。

(二)诗歌的意境之美

不论是古代的诗歌，还是当代的诗歌，能否给人感受到深刻的意境，是评判诗歌是否是好诗的一个重要标准。唐诗在意境上的独特和韵味，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唐诗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之高，也是因为唐诗的意境独特，深刻且耐人寻味，唐诗的这种意境，与现代意义上的歌曲的意境相似，都有着美且优雅的意味。唐诗虽然短小精悍，但是在意境上却是以简单凝练的语言表达出了诗人丰富的感情以及所描写景物的深远意境。白居易的《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这首诗通过一系列的物来表现出秋夜江边的迷人景色。残阳将要落去，还留有一半在水中，这种宁静美好的景色使人感到悠然舒适，而江水也表现出半江红艳艳的，看上去非常美好。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夜深了，露珠像珍珠一样挂在江边的草丛树木上，一弯月亮，高高的悬挂着。这种如画一般的宁静意境，使人深深地感到大自然的美好，内心变得安静和悠然。

二、唐诗本身就具有音乐特性

在唐诗中有着音乐的特性是很普遍的，而音乐进入唐诗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古代的诗人们有很多不仅是诗人，更是当时的音乐家，对音乐有着一定的造诣和修为。他们探讨音乐，甚至亲自去表演乐曲演唱等。据不完全统计，在唐代流传下来的五万余首诗歌中，有近两千首的内容都与音乐有关。

许多著名诗人不仅仅是文学大家，同时也对音乐很有研究，精通音律善于作曲。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等唐诗名家，都写下了大量与音乐有关的诗篇。

唐诗有着规律的节奏，唐诗的这个规律使它与音乐是极为相通的。在音乐中，也要讲究一定的节奏和韵律感。而唐诗本身就拥有着节奏感。唐诗在句式上是整齐的，读起来的时候就好似在唱歌，而古代的诗歌，在当时所在的环境中，也不是像现代的说法“读诗”，而是“吟诗”，其中就有唱的成分在其中。

唐诗的节奏与它的韵律和平仄是分不开的。唐诗的韵味之美使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音乐美感。而唐诗的平仄，是唐诗读起来和好听的一个关键。唐诗，尤其是律诗，在平仄上是相当讲究的。宫商角徵羽，这种古代音乐的表现方式，与唐诗的结合，押韵是指在韵文的创作中，在某些句子的最后一个字，都使用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使之相互呼应，以便在朗诵或咏唱时，产生铿锵和谐感。声律是中国古代文学家据汉字单音节的特点，以宫、商、角、徵、羽分韵，以五声配字音。对偶是将字数相等、结构相同或相似的两个词组或句子成对地排列起来的修辞法。在唐诗中，正是由于在押韵、声律、对偶等方面都很讲究，使得诗句有规律地高低起伏、长短变化，音节组合整齐，节奏对称，平仄交错，读起来朗朗上口，极富节奏感，吟诗如同高歌，很有音乐美。

三、唐诗在艺术歌曲中音乐文学特征的展现

(一)取材唐诗的语言

取材是诗人在创作诗歌的时候对客观事物的选取，从而确定要描写的内容。对于诗歌来说，诗歌的素材是极为重要的，唐诗在我国现代歌曲中的表现之一，就是唐诗的语言是现代歌曲的取材。如李白的诗歌《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首李白的七言绝句，是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作品。

甚至被后代人称为七绝之冠，在这首诗歌中，用词简练却又意境深远。早上诗人离开白帝城。江流湍急，甚至夸张到一日千里的地步。而在小舟之上，听到河岸上的猿的叫声，但是却没有等到看到岸上的猿，小舟却已经轻快地跨越了重重山川。这首诗，无论是立意，还是语言和意境，都有着很强的画面感和音乐感，仿佛是一首跳动的音符。这首诗歌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从意境上出发，都是可以进行谱曲后演唱。作曲家秦西炫根据这首诗歌的意境，配之轻快的音乐，使诗歌的那种单纯却又明媚的语言和意境显得更加鲜明和生动。另如李商隐的《相见难》:“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首诗歌无论是韵律上，还是语言上都非常优美，这首诗被著名的曲家马思聪、何占豪采用，分别作了两首《相见难》。

(二)结合唐诗的韵律

唐诗作为诗歌，是有着一定韵律的，诗词的韵律是中国诗人们长期积累的艺术结晶。唐诗进入现代的歌曲创造，本身就是文学性和音乐性相互结合的表现，而唐诗作为歌词，其韵律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在唐诗作为歌词上，五律和七律是其中最常选用的诗歌，因为五律或者七律，比较容易谱曲入词。唐诗的平仄和韵律，使诗歌本身就有一种节奏的美感，而将这种诗歌的节奏美感应用在艺术歌曲中，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的节奏感相互结合起来，使唐诗在演唱的时候显得更加跌宕起伏，富有韵味。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首诗歌属于平声韵，但是却并没有用到五律的那种方式，而是一种不局限于平仄的诗歌，但是，分为二三句式读起来却是朗朗上口，而将之谱曲进行演唱，更是可以很好地演绎出这种节奏的美感。而在唐诗的韵律和气势上，李白的《将进酒》是其中比较有着气势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首诗歌在音韵和节奏上都显得铿锵有力，开头的两句就显得很有气势，读起来使人觉得如同黄河之水从天而降的感觉，雷霆万钧不可阻挡，而第二句则立马转向有点悲观情绪的“高堂明镜悲白发”，有种节奏逐渐降低，变缓的感觉。在这首诗歌中，全诗气运流畅飞动，一气呵成，正如严羽评点“李集”时所说:“一往豪情，使人不能字句赏摘，盖他人作诗用笔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喷即是，此其所长。”

(三)运用唐诗的意境

意象和意境都是唐诗中极为重要的内容。诗人通过一些意象来表达一种意境，而中国古代无论是对于诗歌，还是中国画，都是非常强调意境的。在唐诗里，意境的那种悠远被广泛地展现和使用。杜牧的《山行》，也是众多被选入歌曲中的一首，“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在这首诗中，远山小路的斜，而居住的人几乎到了白云飘浮的地方，显示出山的高远，石头小路的绵长。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深远山上，却有着二月花一般红艳的枫叶，诗人情不自禁地停下车子，然后慢慢地欣赏这美丽的景致。

在这首诗歌中，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轻缓舒适和美好，在诗歌中缓慢地展现了出来。曲作家罗忠荣《秋之歌》中采用了这首杜牧的诗歌，用徐缓的音乐和清澈的音调，来表现这首诗歌中的意境，将听众带到一个令人沉醉的世外桃源般的美景之中。

四、结语

文学性成分范文篇9

一、唐诗的文学性

(一)诗歌的语言之美

唐诗的文学性是毋庸置疑的，唐诗不仅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重要遗产，而且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重要文化。在语言上，唐诗的歌词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和观念，其语言或轻快或深沉，都代表着我国古代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感。而在语言上，唐诗的词也是比较新颖独特，别具一格的。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看似通俗简单的语言，却洋溢着李白这位大诗人的张狂和自信。我国古代诗歌的语言美，还表现在语言的凝练上。我国唐代的诗歌在语言的表现上是极为凝练的，诗人们为了追求语言的精确和简练，也是苦苦思索，不断地探索和追求才达到的。为达到字字珠玑的境界，古代的诗人呕心沥血。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贾岛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等都是古人炼字的明证。唐代的如柳宗元的作品《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诗人以寥寥的20字，描绘出了一个幽静的环境。在“千山”“万径”的寥廓空旷之中画一“蓑笠翁”，在“绝”“灭”的死寂冰冷之中着一“钓”字，使全诗境中有人，静中有动。这种通过语言的简洁却达到诗意的丰富内涵的诗歌，在唐诗中比比皆是。

(二)诗歌的意境之美

不论是古代的诗歌，还是当代的诗歌，能否给人感受到深刻的意境，是评判诗歌是否是好诗的一个重要标准。唐诗在意境上的独特和韵味，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唐诗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之高，也是因为唐诗的意境独特，深刻且耐人寻味，唐诗的这种意境，与现代意义上的歌曲的意境相似，都有着美且优雅的意味。唐诗虽然短小精悍，但是在意境上却是以简单凝练的语言表达出了诗人丰富的感情以及所描写景物的深远意境。白居易的《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这首诗通过一系列的物来表现出秋夜江边的迷人景色。残阳将要落去，还留有一半在水中，这种宁静美好的景色使人感到悠然舒适，而江水也表现出半江红艳艳的，看上去非常美好。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夜深了，露珠像珍珠一样挂在江边的草丛树木上，一弯月亮，高高的悬挂着。这种如画一般的宁静意境，使人深深地感到大自然的美好，内心变得安静和悠然。二、唐诗本身就具有音乐特性在唐诗中有着音乐的特性是很普遍的，而音乐进入唐诗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古代的诗人们有很多不仅是诗人，更是当时的音乐家，对音乐有着一定的造诣和修为。他们探讨音乐，甚至亲自去表演乐曲演唱等。据不完全统计，在唐代流传下来的五万余首诗歌中，有近两千首的内容都与音乐有关。许多著名诗人不仅仅是文学大家，同时也对音乐很有研究，精通音律善于作曲。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等唐诗名家，都写下了大量与音乐有关的诗篇。唐诗有着规律的节奏，唐诗的这个规律使它与音乐是极为相通的。在音乐中，也要讲究一定的节奏和韵律感。而唐诗本身就拥有着节奏感。唐诗在句式上是整齐的，读起来的时候就好似在唱歌，而古代的诗歌，在当时所在的环境中，也不是像现代的说法“读诗”，而是“吟诗”，其中就有唱的成分在其中。唐诗的节奏与它的韵律和平仄是分不开的。唐诗的韵味之美使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音乐美感。而唐诗的平仄，是唐诗读起来和好听的一个关键。唐诗，尤其是律诗，在平仄上是相当讲究的。宫商角徵羽，这种古代音乐的表现方式，与唐诗的结合，押韵是指在韵文的创作中，在某些句子的最后一个字，都使用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使之相互呼应，以便在朗诵或咏唱时，产生铿锵和谐感。声律是中国古代文学家据汉字单音节的特点，以宫、商、角、徵、羽分韵，以五声配字音。对偶是将字数相等、结构相同或相似的两个词组或句子成对地排列起来的修辞法。在唐诗中，正是由于在押韵、声律、对偶等方面都很讲究，使得诗句有规律地高低起伏、长短变化，音节组合整齐，节奏对称，平仄交错，读起来朗朗上口，极富节奏感，吟诗如同高歌，很有音乐美。

三、唐诗在艺术歌曲中音乐文学特征的展现

(一)取材唐诗的语言

取材是诗人在创作诗歌的时候对客观事物的选取，从而确定要描写的内容。对于诗歌来说，诗歌的素材是极为重要的，唐诗在我国现代歌曲中的表现之一，就是唐诗的语言是现代歌曲的取材。如李白的诗歌《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首李白的七言绝句，是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作品。甚至被后代人称为七绝之冠，在这首诗歌中，用词简练却又意境深远。早上诗人离开白帝城。江流湍急，甚至夸张到一日千里的地步。而在小舟之上，听到河岸上的猿的叫声，但是却没有等到看到岸上的猿，小舟却已经轻快地跨越了重重山川。这首诗，无论是立意，还是语言和意境，都有着很强的画面感和音乐感，仿佛是一首跳动的音符。这首诗歌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从意境上出发，都是可以进行谱曲后演唱。作曲家秦西炫根据这首诗歌的意境，配之轻快的音乐，使诗歌的那种单纯却又明媚的语言和意境显得更加鲜明和生动。另如李商隐的《相见难》:“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首诗歌无论是韵律上，还是语言上都非常优美，这首诗被著名的曲家马思聪、何占豪采用，分别作了两首《相见难》。

(二)结合唐诗的韵律

唐诗作为诗歌，是有着一定韵律的，诗词的韵律是中国诗人们长期积累的艺术结晶。唐诗进入现代的歌曲创造，本身就是文学性和音乐性相互结合的表现，而唐诗作为歌词，其韵律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在唐诗作为歌词上，五律和七律是其中最常选用的诗歌，因为五律或者七律，比较容易谱曲入词。唐诗的平仄和韵律，使诗歌本身就有一种节奏的美感，而将这种诗歌的节奏美感应用在艺术歌曲中，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的节奏感相互结合起来，使唐诗在演唱的时候显得更加跌宕起伏，富有韵味。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诗歌属于平声韵，但是却并没有用到五律的那种方式，而是一种不局限于平仄的诗歌，但是，分为二三句式读起来却是朗朗上口，而将之谱曲进行演唱，更是可以很好地演绎出这种节奏的美感。而在唐诗的韵律和气势上，李白的《将进酒》是其中比较有着气势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首诗歌在音韵和节奏上都显得铿锵有力，开头的两句就显得很有气势，读起来使人觉得如同黄河之水从天而降的感觉，雷霆万钧不可阻挡，而第二句则立马转向有点悲观情绪的“高堂明镜悲白发”，有种节奏逐渐降低，变缓的感觉。在这首诗歌中，全诗气运流畅飞动，一气呵成，正如严羽评点“李集”时所说:“一往豪情，使人不能字句赏摘，盖他人作诗用笔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喷即是，此其所长。”

(三)运用唐诗的意境

意象和意境都是唐诗中极为重要的内容。诗人通过一些意象来表达一种意境，而中国古代无论是对于诗歌，还是中国画，都是非常强调意境的。在唐诗里，意境的那种悠远被广泛地展现和使用。杜牧的《山行》，也是众多被选入歌曲中的一首，“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在这首诗中，远山小路的斜，而居住的人几乎到了白云飘浮的地方，显示出山的高远，石头小路的绵长。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深远山上，却有着二月花一般红艳的枫叶，诗人情不自禁地停下车子，然后慢慢地欣赏这美丽的景致。在这首诗歌中，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轻缓舒适和美好，在诗歌中缓慢地展现了出来。曲作家罗忠荣《秋之歌》中采用了这首杜牧的诗歌，用徐缓的音乐和清澈的音调，来表现这首诗歌中的意境，将听众带到一个令人沉醉的世外桃源般的美景之中。

文学性成分范文篇10

20世纪60年代由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巨大影响，一些法国学者将结构语言学的理论方法运用到对社会和文化的现象研究上，尽管没有形成一个学派，但都贴上了结构主义的标签，并由此产生了现代文化研究。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布鲁姆在其《西方正典———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一书中明确表达了他对当代流行的批评理论持反对态度，并且将女性主义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拉康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批评、符号学等视为“憎恨学派”，在布鲁姆看来这些流派特别重视文学作品中的社会文化问题，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加入了文化研究的成分，这些颠覆了以往的文学经典，同时他还反对大众文化对文学经典的侵蚀，强调关注文学作品本身，重申文学的审美功能，尤其是对作品本身语言风格的阐释。他将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对立起来，不免有些过激。《文学理论入门》一书中将文化研究界定为“理论的范式作为理论指导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并指出文化研究内在受着两种力量的驱使，即复苏通俗文化的欲望和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他认为文学与文化研究不一定要存在矛盾，反过来将文学作为某种文化实践加以研究，把文学作品与其他论述联系起来，文学研究会更有所收获。在他看来文化研究不是摧毁了文学经典，而在某种意义上说造就了文学经典，新的阅读方法和研究角度给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

在书中的第三章作者针对文学和文化研究分两点进行了阐述。第一要明确的是什么是文学经典。诚然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被历来学者“冷落”的作品被挑选出来，作为某个分析流派认为的经典，和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本?琼森，作品以讽刺见长，戏剧《福尔蓬奈》就被作为研究詹姆士一世统治的经典文本。那么传统的文学标准是不是不再适用？重新映入人们视野的作品是不是具有同《哈姆雷特》、《浮士德》这样的“杰出文学价值”？还是因为具有某种文化研究领域的表征呢？我们知道作家创作出来一部作品，对于他来说仅仅是一个文本，并不是文学艺术品，只有经过印刷传播、传递给读者、经过鉴赏分析才能具有艺术价值，整个过程才算作是文学活动，这样才使得一部作品具有成为经典的可能性。这就是说文学作品是意向性客体，既包括了作者创作时的文本，又包括了读者对它的再创造、研究者对它深刻的挖掘，它本身具有丰富性和不定性，这也就难以框定出一个标准来评判什么是经典，什么不是经典。只能说哪些作品具有“与众不同的错综性”使作品获得独立的生命价值，永远拥有读者。第二个争论在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以布鲁姆为代表的一派学者执著审美理想及其批评实践，重申文学的审美功能，关注作品的文学性，以“对抗性批评”来贬低大众文化和文学研究。尽管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他忽视了文学的社会性和其本身蕴含的巨大阐释空间。在卡勒看来，文化研究对文学所做的解读实践，提供了新的解读方法，阐释了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和美学价值，尤其是对于社会约定俗成的被列为“经典”的作品的重新解读，使其获得了更多的意义阐释空间，更加经久不衰。

二、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